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共6篇）

香港回归 篇1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内地重要的对外交往窗口和最大的资金来源地，香港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也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巨大潜力。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内港两地经济合作与交流全面发展，互动日益频繁，融合不断加快。尤其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署和实施，内地和香港经济合作进入了新阶段。

一、两地经济合作全面发展，各项指标大幅增长

(一)两地贸易大幅增长

内地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不将欧盟作为整体计算，香港则是目前内地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据内地海关统计，2006年，内地与香港贸易总额为1661.72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其中，内地对香港出口1553.85亿美元、自香港进口107.8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4.8%和减少11.8%。1997年-2006年10年间，两地贸易规模增长了2.27倍、内地对香港出口增长2.55倍。。

内地也是香港货物转口最大的来源地和目的地。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统计，2006年，内地通过香港转口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1262亿港元，同比增长10.4%，占当年香港转口贸易总额的91.4%。1997年-2006年的10年间，内地通过香港转口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90.0%。

（二）双向投资大幅增长

香港和内地互为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内地累计批准香港企业直接投资26.96万项、合同港资金额6031亿美元、实际使用港资2798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累计总数的45.4%、40.8%和40.8%;与1997年底相比，三项数据分别增长60.1%、1.15倍和1.53倍。另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统计，2005年，内地在港直接投资余额达12719亿港元，占境外在港直接投资余额的31.4%，比1997年增长7.93倍。

香港也是内地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内地累计在港设立非金融类企业2754家，中方累计协议投资87.49亿美元，占全国境外投资累计协议金额的11.9%;内地企业在港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净额已达399.5亿美元，占同期内地企业境外投资净额的54.5%。

（三）内地企业在港股市地位大幅上升

香港是内地企业境外上市集资的最大平台。据香港交易所统计，2006年底在港交所挂牌上市的内地企业已达367家(包括141家H股企业、90家红筹股企业和136家非H股内地民营企业，下同)，比1997年底增长2.63倍;当年集资总额3849亿港元、成交总额38793亿港元，分别比1997年增长2.37倍和1.88倍;市价总值67145亿港元，比1997年底增长11.85倍。截至2006年底，内地企业在港上市筹资金额累计已达14713亿港元。

根据香港交易所提供的资料，1997年至2006年的10年间，内地企业在香港股市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其中上市公司数量由15%上升至31%、年集资额由46%上升至73%、市价总值由16%上升至50%、年成交金额由38%上升至60%。内地企业来港上市，推动香港股市迅速发展。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在港上市，创多项世界纪录;在内地大型企业相继来港上市带动下，香港也首超纽约，成为当年仅次于伦敦的世界IPO集资规模排名第二的金融市场。内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香港股市提供了庞大的上市资源;大量内地企业来港上市，改变了过去香港股市上市企业40%为地产公司的单一结构，大大丰富了港股的投资品种，提高了香港股市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四）两地旅游交流大幅增长

内地与香港互为最大的旅游客源地。内地2001年12月取消赴港旅游配额限制，以及2003年7月开始实施内地居民赴香港“个人游”，极大地促进了内地居民的赴港旅游。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统计，2006年访港内地旅客达1359万人次，同比增长8.4%，是1997年访港内地旅客人次的5.76倍。其中内地访港“个人游”旅客达667万人次，占当年访港内地居民总人次的49.1%;而开始实施“个人游”的2003年，内地访港“个人游”旅客仅为67万人次，占当年赴港内地旅客总数的8%。目前，“个人游”已覆盖内地49个主要城市、近3亿人口。截至2006年底，以“个人游”方式访港的内地旅客累计达到1715万人次。“个人游”正成为内地居民赴港旅游的主要形式。

另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统计，2006年赴内地香港旅客达6580万人次，同比增长4.8%，是1997年访问内地香港旅客的1.95倍。

（五）两地金融合作深入发展

以CEPA为契机，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呈较快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一是香港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且业务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自2003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此项业务以来，截至2006年底，香港全部38家合资格银行均已开办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存款余额约227亿元。二是两地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的合作进展顺利。据中国银监会统计，现共有14家港资银行在内地设立了56家分行和19家代表处，截至2006年底并表资产总额293亿美元，占在华外资银行并表资产总额的28.3%;而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12家内地银行也已在港设立23家分支机构，业务发展良好。三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进一步促进了两地资金交流，密切了两地金融合作。按照有关规定，香港是目前内地投资者通过QD11投资境外的主要市场，该制度的实施及投资范围和品种的不断扩大和增加，对香港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而QFII作为中国对外开放资本市场过程中的一项过渡性措施，开辟了香港金融机构投资内地的渠道。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截至2006年底，已有6家香港金融机构获得QFII资格，获批投资额度14.75亿美元，分别占境外获得QFII资格和总投资额度的11.5%和16.3%。

二、两地经济互动日益频繁，融合不断加快

2003年6月，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简称“CEPA”) ，通过建立制度性框架，取消和减少两地贸易投资壁垒，加强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两地经济合作进入新阶段。此后，国务院先后批准建立粤港、沪港、京港合作机制，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成功启动并稳步推进，两地经济融合进一步加速。

（一）CEPA使两地经济合作进入新阶段

为提高两地经济合作水平、实现共同发展, 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确定了两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的开放措施和实施目标，并分别于2004年10月27日、2005年10月18日和2006年6月27日签署三个补充协议，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有关开放措施(CEPA第四个补充协议也将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前夕签署)。CEPA使两地经济进入更加紧密的新阶段，对两地合作和香港经济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CEPA签署和实施以来，执行进展顺利，效果显著。截至2006年底，内地累计进口享受零关税的香港原产产品累计8.7亿美元，免征关税6.2亿元人民币。截至2007年5月底，香港特区政府共签发“香港服务者提供证明书”1780份，其中半数已在内地开业。据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截至2006年底，CEPA累计为香港创造新职位约36000个。

（二）香港配合国家“十一五”规划，以积极的姿态推动两地经济融合

2006年3月全国人大10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确定，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国家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信息服务等服务性行业，保持香港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的地位。为配合“十一五”规划，香港特区政府2006年9月11日举行“‘十一五’与香港发展”经济高峰会，探讨国家“十一五”规划为香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分成“商业及贸易”、“金融服务”、“航运、物流及基础建设”、“专业服务、信息、科技及旅游”四个专题小组研究制定相应行动纲领。2007年1月15日，四个专题小组提交了有关香港在“十一五”期间的发展报告和建议的“行动纲领”，就四个领域的发展提出50项策略建议和207项行动建议。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将优先处理“行动纲领”中涉及内地有关部门的项目建议，并将把整个行动纲领交给下一届特区政府，作为其研订经济策略的重要参考文件。

（三）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稳步推进及粤港、京港、沪港合作机制的不断深化，推进了两地经济融合

1、泛珠三角区域合作（9+2合作）是香港与区域内其他省（区）优势互补、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自2004年6月正式启动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下，9+2合作进展顺利。为促进香港与9省(自治区)的交流，曾荫权先生在就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以来两年的时间里，按照其承诺，已率香港经贸代表团访问了多个省(自治区)，并重点推介香港金融服务业优势，推动香港与9省(自治区)在金融领域的合作。

2、粤港、沪港、京港合作机制的建立是中央政府进一步推动两地合作与交流的重要举措之一。

粤港、沪港、京港合作机制分别成立于2003年8月、10月和2004年9月。地缘上的天然联系决定了粤港合作范围广、程度深、交流密等特点。粤港两地政府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每年召开“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并成立19个专责小组、设立相应工作机制，研究、跟进和落实有关合作项目，务实推动经贸、环保、跨境大型基建、卫生防疫和食品安全及其它相关领域合作，成效显著。京港合作涵盖经贸、文化、教育、旅游、环保、人力资源和奥运经济7大领域。沪港合作现阶段重点涉及航空港、港口航运和物流、世博会、旅游会展、投资和商贸、教育卫生和体育事业、金融服务、专业人才8个方面。

香港回归祖国10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内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上升。10年来，香港经济逐渐走出低谷，并处于回归以来最好的时期，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前景光明。10年来两地经济的发展和融合已经证明，国家的发展是香港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动力之源，而香港也将继续在国家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相信遵循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在下一个10年将会跨上更高台阶。

香港回归 篇2

2)”当历史的时钟指在7月1日零点那一刻，游子香港终于回归母亲的怀抱，举国上下十多亿双眼睛注视鲜艳的五星红旗，向雪白的紫荆花区旗行注目礼，这是中华民族长久期盼的一个瞬间，这是永载世界史册的一个瞬间。中华儿女祈福祖**亲永远繁荣昌盛。"

3)美好对你回眸一笑，幸福无限;快乐对你回心转意，开心无限;健康施展回春之术，助你福寿无边;吉祥开始峰回路转，愿你好运连连。7.1香港回归日，祝愿你生活幸福，人生快乐，身心健康，一切好运!

4)香港回归纪念日，华夏儿女同欢庆，一国两制谱新篇，港人治港写辉煌，经济跨步大发展，祖**亲笑颜开，全国儿女齐祝愿，香港越来越繁荣，祖国统一国富强!

5)回归日，团圆时，同喜庆，同祝福，笑开颜，抹屈辱，载吉祥，共畅想，愿祖国，永昌盛，愿你我，幸福多，7月1日香港回归日，愿祖国繁荣，愿大家快乐。

6)7.1香港回归日，美好回归了，让生活幸福;快乐回归了，让人生开心;吉祥回归了，让旅途好运;平安回归了，让身心健康;浪漫回归了，让爱情甜蜜;自信回归了，让事业精彩;祝福回归了，愿你幸福快乐!

7)紫荆花开更鲜艳，香港回归路途艰。一国两制政策高，东方明珠展笑颜。港人治港见成效，社会稳定民心安。经济发展巨龙飞，科技进步世界赞。香港回归纪念日，祝香港的明天更灿烂!

8)紫荆花儿吐芬芳，香港回归大团圆，一国两制政策棒，港人治港促繁荣，科技进步大发展，经济指数一路升，两地同胞齐开颜，香港回归纪念日，祝愿香港更强盛，祖**亲更辉煌!

9)搜一束阳光，让祖国灿烂，集一缕清风，让国旗娇艳，奏一曲凯歌，唱响胜利的春天，发一条信息，祝愿香港回到母亲的臂弯。香港回归纪念日，祝祖国昌盛永远，你幸福美满不断。

10)百年兴衰，荣辱与共，二十载发展，卧薪尝胆。母亲的儿子，祖国的孩子，我们的同胞，同叫一声音香港你好。在你回归二十年之际，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祝愿你的明天更美好，祝愿你的发展更辉煌。

11)镰刀斧头给力，打倒了帝国主义，全民上下心齐，收回了香港土地，更有好的政策，发展经济扶持，纵观发展形势，人民最为满意。7.1香港回归纪念日，愿祖国更加迈向新天地，祝你家庭幸福更如意。

12)香港回归，圆了华人团聚的梦，连了华人远距的心，亲了华人离别的情，港人治港，生活幸福，合家欢乐，祖国繁荣。7月1日香港回归日，祝愿祖国更加昌盛，香港更加发展!

13)区旗飘飘红星闪耀，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一国两制政策特好，驱走列强取得荣耀，国家昌盛国人自豪，香港回归纪念日到，祝愿国家繁荣富强，祝好友你生活更好。

14)香港回归祖国兴，今朝实现强国梦;一扫耻辱九州荣，紫荆花开艳艳红。香江水流心中暖，东方之珠有豪情;经济繁荣大发展，美好明天更昌隆。

香港回归十五周年 篇3

《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香港：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谈到“在这个700万人的城市里，民主这个词，已经潜移默化地变成了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做了30年义工的香港人说：“梁先生也好，唐先生也好，其实谁上都一样。香港人监督政府的决心不会变。追求民主法治的路，香港人会一路坚持下去。”

曾荫权(《人民日报》专访)：回归以来，中央支持香港把经济、政治稳定下来，较以前更坚实更稳妥。当然，香港对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融资超过3.3万亿港币。我相信，“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构想，所产生的效果是互利共赢的。梁振英(新华网专访)：“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是香港的重要优势之一，蕴涵着很多机会。比如人民币国际化，香港“背靠祖国”拥有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独特优势，人民币业务将是未来香港金融中心的重要支柱之一；同时国家也可利用香港的金融业，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自由兑换。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彭清华(《新京报》专访)：“‘送大’的说法反映了香港人对中央政府‘挺港’、‘惠港’措施的赞誉之情，但这些政策措施不能简单地看作单方面的‘送礼’，它既是香港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人民日报驻全国政协记者站站长朱思雄(人民网强国论坛)：由于我在香港生活的经历和感受，我觉得精神上的自由、经济上的自由、生活上的自由，确实让我感同身受，而且应该说十周年也好、十五周年也好，这种自由保持得相当好，是“一国两制”实践的标志性的东西。

香港回归 篇4

香港的顺利回归，必将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斗志和信心。收回香港，洗雪国耻，一直是全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今天历经坎坷、饱经风雨，终于迎来了祖国明珠的回归。百年期盼，一朝梦圆，神州大地无不欢欣鼓舞，吐气扬眉。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殖民统治的结束，这对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是莫大的抚慰和鼓舞，将一举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心头150多年的一块石头。通过香港回归的过程，人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保证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通过香港的回归，人们将会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通过香港的回归，将会进一步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利于进一步在全社会弘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献身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和干劲，在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香港回归纪念日对中国有什么意义

香港回归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将是自然而然地让中华民族挺立在一座历史的高峰上，平心静气地回顾历史。成熟理智地总结经验的十分恰当的时间座标。人们将穿越时间的隧道，从150多年的民族坎坷和积极奋斗中，从每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关键的转折时刻中，去寻觅历史的足迹，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饱尝了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的记录。其中，英国殖民者通过炮舰政策。海盗行径和不平等条约割占了香港，使之成为西方世界问鼎中华和掳掠东方财富的桥头堡。因而香港的历史命运正是中华民族150多年特殊遭遇的一个生动写照。今天，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之下，香港回归祖国，百年的民族耻辱被洗刷，民族的神圣感情再次升华。这是香港回归历史意义的最基本的方面。

香港回归历史意义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它表现了中国人民长期反对强权政治的胆识和魄力。历史敎科书告诉人们：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和18《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分别割占《或强行租借》了香港岛。九龙“>九龙和新界，从而成为强权政治捆搏中国人民手脚的一条条枷锁。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近现代史也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起反抗，从不向外国列强低头让步的斗争历程。林则徐。关天培和三元里的民众，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和他们不屈不挠战斗的业绩，早已成为象征中国人性格的自然符号。而从1840年起，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跟强权政治作抗争的行动;并且，这种抗争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和不容争辩的伟大成果。人们会想起：1982年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来北京访问，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十分坦率的会谈。这一时期，正是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和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趋于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当邓小平提出中国政府将在7月1日收回香港，并用“一国两制”方案来解决香港问题时，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柴契尔闻听此言，心慌走神，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险些跌了一跤。挟马岛之战胜利余威来到北京的柴契尔夫人，在会谈开始时就抛出了“三个条约继续有效”的论调，声言中国只能收回新界，而香港岛和九龙则按条约永属英国。未料，此说被中国方面当场回绝，邓小平以坚定的口吻回答：“主权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第二年，英国政府推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再次遭到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否定。毕竟，中国不是阿根廷，中国已是一个站起来的大国，以强权政治为内涵的“阿根廷情结”在北京这里一点不起作用。

从1840年到1997年这样一个极大的历史跨度，包含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丰富内容，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也占有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这15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人民不断探索，逐步走向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现代化目标的过程。因此，我们说它——香港回归——确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还包含了又一个方面的应有之义。它为中国正在从事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进入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两个大的历史主题：一是要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真正独立和自主的地位，二是要争取努力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使中国走出古老文明的困惑而跻身于世界强国的地位。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这两大主题不时地发生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民致力于解决第一个问题，即通过不懈的努力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出现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而在距离我们较近的时候，中国人民才开始进入了现代化探索和建设的新时期。而恰在这样的阶段，对于中国来讲，机遇与挑战并存;探索中有挫折，建设中有进步。更加重要的是，一个辉煌的前景已经展现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当然，香港作为一颗“东方的明珠”，无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扮演有重要的角色。当这颗“明珠”回到祖**体怀抱之时，它也就有了更加光明的明天;它也就能够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国际接轨”的极有力的环节。

除了从历史的角度，即透过历史表像看到1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之外，我们也认为香港回归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寻找黑马级香港回归藏品 篇5

今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十周年，为庆祝这一盛事，香港苏富比于6月29日举办了“世纪归程·香港回归10周年慈善拍卖”，付拍的30件作品都曾于1997年在文化部举办的“中国艺术大展·历史画和主题性创作展”中展出，均以香港回归中国为题，总估价约2000万港元。世界著名的拍卖行将拍卖焦点放到了香港回归10周年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收藏投资市场上的“香港回归热”。而从目前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集藏爱好者把目光落在了与“香港回归”有关的品种上，那么在纷繁复杂的集藏品中，究竟有哪些题材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历史题材值得关注

1997年在香港回归之际，文化部举办了“中国艺术大展·历史画和主题性创作展”，此次慈善拍卖的大部分拍品均来自该展览。其中，林永康《主权是不能谈判的》，以1982年邓小平接见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为题材，表达了中国对行使香港主权毫不退让的主张，画作传神庄重。马保中《1984年12月19日》则以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于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的场景为画面主体，以严谨的

写实手法及鲜明的笔触，将签署仪式中各人物的神情巨细无遗地表现出来，深刻地记录了这庄严的历史时刻，此作估价高达580万～680万港元。

此外，文化部于1998年委托路璋、陈国力、张志强、路昊等几位艺术家创作的《世纪大典》也在此次慈善拍卖中亮相。此三联作高3米，长接近7米，以中英两国于1997年7月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主权交接仪式为题材，细致刻画了与会的政治领袖，气势磅礴，尺幅巨大，在同类型作品中绝无仅有，估价高达380万-480万港元。

除了绘画作品之外，在其他收藏品领域，历史题材的藏品也都是藏家关注的珍品。在今年中国嘉德的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1867年香港纹银壹两，存世仅见4枚，成交价达190.4万元。1866年香港政府应英商之需，成立造币厂，专铸银币，1867年试铸计重壹两银币，币面和普通香港壹圆银币相同，刻维多利亚女王头像，背书中文“纹银壹两”，英文“壹两香港”围绕四周，年份“1867”置于下放，“银”字下有986三个数字，系指含银纯度，“纹”字下亦有TRIAL之英文小字，因造币厂开销过巨，且当时经济恶化已久，无法经营，只得关厂停铸，故未发行。此种“纹银壹两”银质样币留存至今只有4枚，1996年其中一枚拍卖的成交价为12万美元。当然钱币中还有其他一些精品也颇受关注，比如一枚1901年香港贸易银圆壹圆金质样币，存世量6枚左右，是世界珍稀钱币中最稀见者之一，在拍卖会上成交价也达到了67.2万元，而其在1982年的成交价为2万美元。

人文风情价格不俗

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及东南五口通商，广州不再是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唯一港口，上海和香港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成为西方人新的聚集地。面对变化的顾客需求和中国沿海贸易的新格局，一些画家的创作内容、方式以及画室的设立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许多人都在香港开设分店，或者干脆把画店搬到了香港或上海。其中一些反映香港风情的外销画已经成为目前投资市场上的“宠儿”。

所谓的中国外销画，通常具备2个要素：一、由中国画师绘制而专供输出国外市场，通常是销往欧洲，后也及于美国；二、在绘制时不同程度地采用西洋绘画的技法，包括透视法、色彩晕染、形式和材料。显然，这种外销画既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画，一般说来又不同于地道的西洋画，尽管其中有些画已经洋味十足。在2006年上海嘉泰的秋拍中，19世纪早期外销画《香港维多利亚港》，估价6万～7万元，成交价则达到了9.02万元。这张描绘香港维多丽亚港的早期外销画透视准确，画面精细，正是18、19世纪西画所推崇的风格。而香港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开始，在19世纪40年代因其地理便利而大量定居，最终使有着群山环绕优良港口的维多丽亚港成为了东南亚运输的交通要冲。从此作中不仅可以看到港口繁忙的整体形象，更能通过画面中细致入微的细部描绘，而了解当时的船只、房屋乃至港口的各种历史细节，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作为目前书画拍卖市场上最耀眼的明星——吴冠中的香港题材绘画作品近年来的价格也有大幅攀升之势。在2005年北京荣宝的春拍上，他在1990年创作的《香港之夜》镜心，成交价达到了143万元。1990年的作品，正是他处于“叛逆的师承”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他离经叛道的画风，使他画的香港风情别具一格，油画画法、国画画法双管齐下，无人能比。

香港风情作为一个特殊的题材，曾经被许多画家所关注，但真正在市场上流通的确实少数，这也使得其成为了一个书画投资的热门品种。在2004年上海工美秋拍上，黄宾虹在1951年创作的《香港风景图》，估价6万～10万元，成交价则达到了35.2万元，上面的题跋为：香港深水浅水二湾，晓气空蒙中更为华滋可喜。在黄宾虹作品中，香港题材绘画几乎很难看到，这无疑是市场追捧这幅作品的重要原因。

古玩杂件看点多多

除了“正规军”之外，在艺术品投资中的一些与相关有关的边缘藏品，近年来也逐渐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在今年北京翰海的春拍中，就推出了1997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制作的纯金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此图为纯金版限量发行1997张，采用999.9足金加厚金箔制作，每张金版均印有统一编号，尺寸为34.5厘米×24.5厘米。

除了金箔地图之外，纪念笔、纪念表也都推出了与香港回归有关的藏品。在目前的收藏投资市场上，其中的一些仍然在收藏市场上大放异彩。当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进入倒计时的时候，“英雄”推出了绝版发行1997套香港回归纪念笔，在香港各界庆祝回归的酒会上，公司向香港特首董建华赠送了编号为“1997”的香港回归纪念笔，这枝纪念笔目前在收藏品交易网站上还可以经常看到。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日，《解放军报》等出版了“金箔报”，《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出版了“丝绸报”等，因其特殊的材质，成为收藏人士竞相追逐的藏品。如《文汇报》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纪念版，是中国第一张与大型日报同步印刷的全彩色丝绸版报纸。该印刷过程程序严密，共计印刷5000份，并在印刷完成后当众销毁所有印刷材料，包括制版和胶片，其中的一张样报拍出了14.2万元的高价。

如何选择大有讲究

如何选择具有收藏以及投资价值的纪念品，与选择股票一样，大牛市格局未变，但选错个股导致亏损的也不在少数。因此，面对香港回归收藏市场的大热行情不能懵然无知，有些机构签发的“发行证书、限量发行”的藏品，其保值升值功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弱，而由权威机构发行的，则会越来越强。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纪念钱币发行的时候，当年发行的金银纪念币在社会引起一阵轰动，其价格不断攀升，之后便进入数年的低落期，甚至跌破发行价，大约3年后又慢慢步入升温阶段，是值今年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香港回归”金银纪念钱币中的精制币已升值数十倍。

香港原本可提前50多年回归祖国 篇6

米字旗换成了太阳旗。在日治的3年多时间，香港沦为人间地狱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军一枪未发，即让出沈阳城。日军得寸进尺，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开始担心香港长远也会受到牵连。于是由1935年起，香港便开始展开其预算高达500万英镑的防御计划。

1937年底，当时刚上任的港督罗富国认为香港难以防守，曾建议香港列为中立的不设防城市，停止所有防御计划，但遭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反对，认为香港一定要保卫。

香港的防御计划包括香港岛及九龙多处，以及维多利亚港的东西入口，并均建立了多座重炮及口径16吋的钢炮。香港岛的山头也建立了多座碉堡。

在1937年至1941年期间，在中日战争中作为中立国的英国政府，仍然刻意维持香港的中立地位。这段时间进入香港的中国军队一律根据国际惯例，缴械后送入集中营。而香港的华人虽然也有为祖国对抗日本的战事出钱或出力，但是一切都需要在不影响英国和日本关系的前提下进行。

日本偷袭珍珠港，宣告了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就在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上的珍珠港后数小时，即当年12月8日香港时间早上8时，由酒井隆所指挥的日军第二十三军第三十八师团以工兵及步兵作先遣部队从深圳进攻香港。战事一开始，日军便出动空军轰炸前启德机场，将英军的飞机悉数摧毁，取得香港的制空权。英国海军仅有的3艘驱逐舰其中1艘也被炸沉，其余2艘则负责将英军家眷撤离，仓皇离开，撤往新加坡。

到12月25日，英军终于弹尽粮绝，日机撒下传单，通牒英军投降。

港督杨慕琦在撤走部军政人员后，在下午5时打着白旗率英国殖民地官员渡海亲身前往被日军占据的半岛酒店的3楼的日军总司令部投降。日军占领了英国统治100年的香港，米字旗换成太阳旗。

当日，160万香港人就这样过了一个黑色阴郁的圣诞节。自此，香港进入“3年零8个月”的日治时期。

到1942年2月20日，日军中将矶谷廉介成为了首任日治时期总督，香港正式沦为日本占领区，对香港实行极为残酷的殖民统治。

占领香港后，日军进行疯狂的报复、杀戮和掠夺。他们大规模搜捕欧籍人士。包括英国士兵、军官、政府官员、家属在内的共7000多人被囚禁于集中营中，饥饿和恶劣的卫生条件使1/5的人染上疟疾，很多人不堪病痛和折磨而死去。

在日军的占领下，香港人的尊严、人权尽失。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例：市民在街上每当见到日军，无论远近（远至街的另一端）皆须作90度鞠躬（有些还要说日语“谢谢”），否则一旦发现，即遭受拳打脚踢甚至杀身之祸。

当时香港既已沦陷，市面粮食不足，生活艰难，因此很多港人选择离港回乡。

日治期间，英国政府允许盟军轰炸香港，于是一直有盟军战机空袭香港的日军据点，但间中误中民居，造成伤亡。其中最严重一次是误中红磡一所正在上课的小学，几乎所有师生死亡。湾仔区的民居也经常被误炸炸中。然而，香港市民一般都不反对盟军轰炸。

香港各阶层人士不怕流血牺牲，以各种形式同日军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成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华籍市民的反日活动仍无间断，变成了地下活动。

经过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英勇斗争，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德国战败，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香港的日军也被迫放下武器。

在“倾斜的谈判桌”上进行的每一次收回主权的外交努力，最终成为“新的不平等”的耻辱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对轴心国共同行动的宣言，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次日，蒋介石接受同盟国的推举，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本战区的盟军共同对敌作战。

这时，香港被日寇侵占，中、英、美成为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盟国，这就为中国人民收回香港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面临着同时在欧、亚两线作战的局面，深知中国战场对牵制日本的重大作用。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向帝国主义列强据理力争，作了强硬发言，提出撤退外国军队、巡警，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等7项条件，而英法等国以这“不属和会职权范围”为借口，加以否决；在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与会的中国全权代表又重新提出此问题，但英国以所谓“防御需要”为由，拒不归还香港“新界”。

1941年6月11日，迫于当时的形势，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战后将放弃在华特权。1942年，蒋介石向英国提出了收回香港的要求，为实现这一愿望，他在访问印度期间会见了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和尼赫鲁等人，表示支持印度的独立要求，以促使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体系瓦解。蒋介石这一姿态在国内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并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同情。

面对亚洲民族主义的高涨，面对盟国的责难，英国决策者认为英国需要发表一项单方面的声明，既为过去的殖民政策进行辩解，以“教育美国舆论”，又对过去的某些作法加以修改。英国殖民地大臣克兰伯恩提出，“英国将要作出的让步都不能是单方面的，而要取决于他方的态度。”

英国殖民地部在８月中旬提出的题为《英国的远东政策》的备忘录中逐个分析了亚洲殖民地的状况，其中第一个就是香港。备忘录“承认，香港在地理上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备忘录指出，新界是香港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依靠新界供水；但新界租期有限，待中国收回新界后，港岛就要由中国政府控制的领土供水，港岛的生存和安全将因此大受挟制；且中国是个高关税国家，如果中国收回新界后在这里设置关税壁垒，港岛对英国经济上的重要性也将大大削减，因此，“维持英国主权现在对英国利益的重要性已经减少”，香港作为港口和市场能够对发展英国与中国及联合国家的关系发挥作用是战后重建计划中应予考虑的首要因素。英国外交部顾问布雷南读了备忘录后写道：“殖民地部在提出其主张时比较笼统、谨慎。据我的印象，他们的主要意思是要有条件地将香港归还中国。”

当时，远东司司长克拉克和布雷南不反对有条件归还香港的主张。但远东司次官彼得森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归还香港，主要理由是：新界剩下的租期还有55年，“这决不是微不足道的，苏伊士运河的租期却只有24年了”；英国被日本人赶出香港时丢了脸，如不能重回香港，则永远不能赢得东方的尊敬……印度事务部大臣艾默里支持彼得森的看法。他在9月10日的一次部际高级官员会议上说，他不同意殖民地部备忘录放弃香港的建议，主张对整个问题应采取的立场是：“我们什么也不放弃”，“如果建议我们放弃什么，那就应当确信，这对我们不是一种战略上的损失，我们可能放弃的东西将能用得到战略意义并不稍次的东西来加以补偿”。

此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英国在战后处理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变得愈加强硬，在香港问题上也是这样，不管此时英国政府内部有多少不同意见，没有一种意见是主张在战争期间废除在华治外法权时就考虑香港问题的。中英新约的谈判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的。

新约谈判提上日程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估计到，“中国人很可能会认为，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当然包括放弃租借地（如九龙），还可能包括归还香港”。

10月29日，薛穆向中国政府提出中英新约草案。国民政府外交部经过研究，对草案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1899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予废止”，“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

国民政府在这里只提出了1899年条约和九龙租借地问题，没有提及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和英国根据这一条约占据的九龙半岛，更没有提及1842年的《南京条约》和香港本岛，应该说国民政府考虑到问题的难度，因此提出了比较克制的要求。

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否决了发表声明的建议。他认为应答复中方：新界不属条约范围，但英国愿在战后讨论其未来问题。最后，外交部的方针是：坚决抵制中国的要求，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

11月30日，丘吉尔主持内阁会议，正式通过162（42）号决议，赞成外交大臣艾登所主张的“‘新界’，不属本次条约的讨论范围”的方针。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收到内阁通过的基本方针后，于12月14日正式通知宋子文，告之英国不同中国讨论“新界”问题，“新界”问题不属本次谈判之列。宋子文大惑不解，与薛穆争辩道：中国公众都把租借地和租界视作一类问题，在国民参政会上也提出了九龙租借地问题，中国政府认为，即将签订的条约如不能保证解决这一问题，则不能消除引起两国人民间误会的根源。

在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上态度最坚决的似乎是蒋介石。他坚持新约中要包括这一问题，否则，他宁愿不签订条约。

25日下午，宋子文、外交次长吴国桢、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外交部条法司司长王化成及驻英大使顾维钧进行商讨。王宠惠等说，蒋介石对九龙租借地问题颇为坚持，如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中英谈判可能破裂。顾维钧认为，英国说战后解决领土调整问题是有诚意的。中国可以找到体面退让的办法；而如果条约谈判失败，英国发表声明解释理由，英、美舆论自然会采取现实态度，觉得首要之事是协同作战，而不是就现在还被敌人战领的领土进行争吵，那样可能反而对中国不利。在场的人一致认为，在今后对付苏联时，与英国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大家决定把问题呈报蒋介石，并由王宠惠起草一个方案，要求英国声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意愿，并同意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之内中英开始进行谈判。蒋介石批准了这一方案，并强调，英方应该承诺归还九龙租借地。

27日上午，宋子文把蒋介石批准方案事告诉顾维钧，并嘱他立即去见薛穆。顾维钧奉命对薛穆说，中国政府不反对在新约之外解决九龙租借地问题，也不反对战后进行各种实际安排，但英国现在必须明确声明打算把该租借地归还中国，如果连这样的妥协办法英国也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将不签订条约。自然，他希望能避免这种结局。薛穆表示无能为力，说他已尽力设法提出折衷方案，如谈判破裂，不是英国的过错。

谈判眼看面临僵局。顾维钧估计英国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不会再作多少让步，并主张“即使暂时牺牲九龙，也要签署条约”。宋子文建议一起去劝说蒋介石不要在此问题上继续坚持。27日晚，顾维钧在面见蒋介石时说，英国有意表示友好，建议缔结新约，这是英国“送上门来的礼”，中国应当先收下这第一份礼，同时暗示在等着第二份礼；中国应当先签新约，同时公开讲明，希望英国战后归还九龙租借地。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他决定先不把这一立场通知英方，而让宋子文翌日再告诉薛穆，九龙租借地问题解决后才能缔约。

28日上午，宋子文再次与薛穆会谈。宋子文强调说，中方已对英国建议的换文讨论过两次，但不能接受这种解决办法，他强烈暗示情势的严重性，恳切要求英国政府重新考虑在新界问题上的立场，作出准备归还新界的表示。薛穆也感到事态严重，他相信宋子文所强调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新界问题上的感情，他担心如果英国不发表中方所要求的声明，中国真有可能拒签新约，那样，“英国可能陷入窘境，中国人在与美国人订约之后，会单方面宣布废除治外法权。即便不这样，也将出现很困难的状况”，中英“两国正在迅速改善的关系”将“严重倒退”。

在28日内阁会议之前，克拉克在给艾登的备忘录中分析谈判形势说，如果内阁会议批准指示薛穆，除了把“租借地的期限”中“期限”一词删去，英国不再作任何让步，英国可能要冒谈不成条约的风险。这对英国议会和公众都能讲得过去，因为一则新界不属治外法权范围，它是“英国领土香港的租借条件下的延伸”；二则如果英国宽宏大量，条约对中国过于有利，中国将得寸进尺，要求对治外法权范围以外的事项进行调整。他指出，达不成条约虽有若干不利之处，但“事情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由于中国的压力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让步，那么我们使自己在其他问题上经受中国的严重压力”。艾登完全同意克拉克的这一说法。

28日，艾登向内阁会议报告了谈判情况，表示不能接受中方要求，内阁会议同意这一立场。会后，艾登立即指示薛穆，除了26日电所示可将“租借地的期限”中“期限”一词删去，或改成“租借地问题”外，英国不能再作让步。他说：“我们不可能接受顾博士提出的解决办法，如果中国坚持，我们只好不签订条约。”

30日，薛穆、宋子文再次会谈，薛穆照艾登２８日指示把英国立场告知宋子文。下午，宋子文、王宠惠、顾维钧又见蒋介石，劝他最后下决心放弃关于九龙租借地的要求。31日上午，蒋介石正式批准签署条约。中午，宋子文将此决定通知薛穆。

由于条约文本翻译颇费周折，新约签字又推迟了若干日。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与中美新约同时签订。宋子文并向薛穆提出一项照会，声明：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21日，薛穆复照称，业已将此通知转达本国政府。英国没有通过这次换文承担任何义务，作出任何承诺。可以说，中方在九龙租借地问题的谈判是完全失败了。

曾经向日军屈膝投降的大不列颠帝国又恢复了在中国这块领土的横行时期

1945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受罗斯福之命与英国决策者讨论香港问题，在途经伦敦时会见了丘吉尔，丘吉尔直截了当地向赫尔利表示，他将为香港斗争到底，他说：“除非踩过我的尸体，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版图中除掉”，大英帝国将不要求什么，也不放弃什么，“我们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旗帜下的一寸领土”。

5 月，德国战败，日本失败也已成定局。这使得英国政府更加担心香港日军向国民党军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游击队投降，于是急忙对重占香港问题进一步进行研究和部署。

7月23日，英国外交部、殖民地部、陆军部与香港计划小组举行联席席会议，研究对策。与会者认为，既然香港在中国战区之内，必须事先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方能让一个英国的民政小组附属于参加接收香港的中国军队；而在向蒋介石提出之前，有必要先征得美国的同意。

战争形势迅速发展，8月10日，日本表示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8月11日英国外交部致电薛穆，命他通过英军服务团团长赖濂仕立即设法与被日本人囚禁在港岛的前香港辅政司詹逊取得联系，授权他在被日本释放后“立即恢复英国的主权与行政”，直到英国海军到达建立军政府为止。

蒋介石显然是估计到了在香港受降问题上会有麻烦，特地于8月14日下午召见薛穆，声明“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权利”，只是希望最终能解决香港问题。这实际上是给英国吃定心丸，表示中国近期内不会提起香港问题。

按理说，抗战胜利后，正是中国收回香港的一个绝好机遇。身为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长官的蒋介石，正可派一劲旅进驻香港，接受日军投降，恢复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但是，蒋介石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反共优先，积极准备打内战。因而，这个卖国贼置中华民族利益于不顾，对帝国主义一再妥协。

蒋介石之所以对英屈服，除了反共优先的主要因素外，美国态度转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战争结束后，美国力量空前膨胀，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且美苏矛盾开始突出。美国在与苏联的抗衡中需要英国的支持，在战后的欧洲事务中也需要英国的配合，因而它不愿意因香港问题而影响美英关系。

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敕》，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杜鲁门总统向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达关于接受日军投降的第一号命令，内称：“凡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北纬16 度以北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不言而喻，香港在中国受降地区之内。

8月1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致电杜鲁门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把第一号总命令解释为意味着香港包括在‘中国境内’的说法，香港是英国领土”。

20日，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宣称，英国方面已为在香港受降采取了措施，但此事“可能还有困难”，中英两国军队正在展开一场竞赛，看谁先到香港。

接到艾德礼的电报后，杜鲁门立即与国务卿贝尔纳斯以及参谋长们进行商议，结果美国在英国压力之下不惜修改“一号命令”，同意“在受降问题上明确把香港划出中国战区”。

蒋介石原希望此事美国会给自己撑腰，不料这位美国总统竟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盛怒之下，煞有介事地于8 月21日发布命令，令驻扎在广西梧州的第二方面军的第十三军前往接收香港、九龙，并派特使通知英方：中国军队不久将调遣到港，负责接受日军投降。同时他还命令驻广东的少量部队进入“新界”，准备接收日军的武器装备，但此举立即遭到英方的拒绝。

蒋介石本来就没有把香港问题放在应有位置，也没有打算趁机收复香港，只是英国人太不给“面子”，实在令他这个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难以下台，派军队赴港只是气头上的冲动，为的是给自己加些筹码，而并非本意。没想到英国人的反应竟如此强烈，美国也随声附和，蒋介石见状又立即软了下来，被迫作出让步，于23日复电杜鲁门，表示“同意授权一位英国司令官去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并将派中、美军官各1人出席受降仪式。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授权1位英国司令官”云云，无非是作出实质性让步时一种保全面子的说法，杜鲁门自然明白，他立即回电，感谢蒋介石“体谅人的行动缓解了困难的局面”。

8月30日，英国太平洋舰队特遣舰队在夏悫少将的率领下，迅速驶进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并立即登陆，从日军手中接管了海军船坞和一些民政、军事设施，随后又从日军手中逐步接管了九龙和“新界”，完成了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军事占领，在中环皇后像广场的抗战胜利纪念碑前举行隆重的接管香港仪式。

9月1日，夏悫在香港电台正式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香港军政府，从即日起取代以詹逊为首的临时政府。米字旗又出现在香港的上空，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正式恢复。

在香港战役中向日军屈膝投降的英国人，却一跃成为“光荣”的解放者，这真是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