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叙事

香港叙事（共3篇）

香港叙事 篇1

列斐伏尔在对于空间的研究中, 强调社会、历史和空间三元辩证统一, 空间不仅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 同时又是各种社会实践的空间性前提。因而在思考空间问题时, 必须从历史阶段、社会关系、生活实践、意识形态、文化思想等方面加以综合考量。合拍片的叙事空间作为一种表意符号, 引导我们对影像符号进行视觉化和精神化的消费, 即在获得浅层次的感官愉悦的基础上进而挖掘深层次的空间意象、权力实践和文化意蕴。合拍片的叙事空间一方面从空间实践“家”的层面揭示了CEPA前后港人从寻根到现在扎根的身份认同之路;另一方面通过表征空间的权力关系折射由本土、殖民地和祖国三维空间到CEPA之后家国一体趋势的转变之路。

一、身份认同:从寻根到扎根

空间实践是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社会、历史三元辩证法的核心观念之一, 它包含生产和再生产, 以及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场所和空间特性。它既是人类各种物质实践活动和行为本身, 又包括这种活动和行为的结果, 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中生产实践或者生产关系。“家”作为社会基本形态, 家的组合与变迁、团圆与破裂都是一种空间性的社会实践。家的空间形态和家的社会建构本身就具有多重解读和表征意义, 在电影中用家的空间意象和社会功能映射现实和确认身份一直是香港电影常用的手法。CEPA前的香港电影和之后的合拍片正是通过家的具体空间形象或者抽象的文化象征, 体现了港人从归家前焦虑不安地寻根到回家之后安家乐业地扎根的身份追寻。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比较, CEPA前十年的香港电影, 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有明显的差别。不同于前者从原本漂泊无家的身份突然被告知有家并且需要寻家的身份断裂, 后者几乎不再热衷于寻母、寻根而是在接受有家的既定事实基础上转向了建构以家庭为载体的回归后的身份危机。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没有归家的喜悦和兴奋, 更多的是前期遗留的焦虑和身份过渡的不安。

银河映像这一阶段出品的几部作品集中表达了对香港自身命运的忧虑, 其中以《恐怖鸡》最具代表性。闯入香港的内地人为了自己一家的团聚而相继破坏了两个香港家庭、杀害了四名香港人, 破坏的手段极其恐怖与残忍。港人的家因内地人的强制入侵而家破人亡, 暗示回归后内地威胁的加深以及香港无力掌控自身的命运。除此之外林岭东的《目露凶光》也以家庭危机隐喻香港前途的迷茫。在影片中面临经济危机的家庭失去了往日的安定和和谐, 家庭的精神价值受到严峻的考验, 家人之间原本亲密的关系也便成了互相猜忌。影片的英文名称为Victim (受害人) , 那么让家庭受到伤害的根本原因也正是香港前路未知的症结。

CEPA之前另一种身份表述的倾向则体现了香港归家之后的不安, 特别表现为香港对于家内部的新身份和新地位的期待。陈果的《细路祥》和《香港有个好莱坞》, 都描述了内地人来港后给香港人及其家庭引起的变动, 然而这种变动影响的也只是港人, 因为内地人最后不会留在香港, 他们或被遣送回大陆或将香港视为中转港转去他方。而在张婉婷的《北京的乐与路》中, 香港歌手来到北京感受的是边缘空间下的摇滚文化, 有趣的是在家庭权力的核心空间却偏偏与边缘文化接触。而且在得到北京摇滚乐以“穷”为特色的回答后, 香港歌手告诉北京摇滚青年“香港没有摇滚乐”。随着香港对内地依赖性的增强和传统文化在香港的长久影响, 不仅是音乐, 香港本身也在试图为自己在国家经济、权力空间中重新定位。

CEPA后十年香港的身份认同是从归家之后的不确定到如今渐趋安定的过渡历程。荣格曾经说过:“当一个人住在一所明知道在未来两星期内就会倒塌的房子里, 那么所有功能都会受到这个念头的破坏, 相反如果知道是安全的, 那么就会以一种正常和舒适的方式生活”。[1]如果说回归初期还有杜琪峰、林岭东等香港导演为港城命运担忧的余音, 那么在经历了金融危机、非典疫情等重大事件, 香港因获得来自祖国切实利益的滋养而化险为夷后, 港人的文化身份也就从归家初期的焦虑不安地寻根转变为之后安家乐业的扎根。

纵观这10年的合拍片, 这种身份认同一方面直接表现为港人或内地人和谐安定的家庭观和亲情伦理。

二、文化认同:从三维权力空间的交织到“城”与“国”的变奏

“空间的表征”是建立在空间实践之上的空间、社会、历史三元辩证的另一个核心观念。“空间的表征”是被构想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空间, 是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抽象空间, 是构成知识、权力的空间。如果说空间的实践对应的是经济基础, 那么空间的表征对应的则是上层建筑。隶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电影艺术, 必然反映经济基础, 香港内地合拍片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空间的想象, 而合拍片叙事空间下的文化认同则是将抽象的权力空间具象化。由于香港特殊的殖民历史和回归情结, CEPA前文化认同显现出对本土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殖民精英文化的不同指向;CEPA之后在本土和中国传统文化共同谱写的认同之歌中, 怀旧的本土情结已然成为副歌。由此彰显了CEPA前后从港城、中国、英宗主国三维到“城”与“国”二元变奏中家国一体的主流趋势。

(一) CEPA前文化认同:内地、港、英三维权力空间的交织

香港电影在早期萌芽时期的文化认同体现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诗言志”“文载道”的传承, 具体表现在以惩恶扬善、导人向善为主题的电影创作。30、40年代, 由于时局的动荡, 此时香港电影集中出现了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主流价值的国民抗日题材影片, 黎民伟、蔡楚光等电影工作者把电影作为个体与国家相连的工具, 凸显了强烈的家国意识。50年代开始至60年代后期, 香港电影开始了平稳的发展, 以邵氏为首的大制片厂时代也由此开始。这一时期出现了邵氏黄梅调电影、古装片和社会现实影片, 其中黄梅调电影以其绚丽迷幻的影像空间成了海外游子对国家思念的影像寄托, 而社会现实影片则以香港社会生活为故事空间, 通过倡导人与人的理解、友爱、和睦共处, 弘扬了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

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 香港的经济迅速发展, 香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大改变。香港电影的文化认同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分流, 由张彻指导的渲染侠义精神的武侠片和李小龙的彰显民族气节的动作片, 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而展现市民生活、开拓本土空间的许氏喜剧则明显带有香港本土意识。80年代至“九七”回归前, 一方面通过影像空间呈现的现代的、自信的香港都市使“我城”意识持续增强;另一方面受中英谈判而引发的身份认同的焦虑和迫切不断蔓延。香港的殖民历史为它打上西方文化的烙印, 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又受岭南文化浸染的事实让它具有中华文化的色彩, “九七”回归的情结让香港在中国内地、香港本土与英殖民宗主国构成的三度空间及其三方权力关系的抗衡中显现出“复杂多变的文化杂糅与身份迷惑”。[2]香港电影作为香港文化的代表, 像《似水流年》《省港旗兵》《表姐你好》《黄飞鸿之西域雄狮》《我是谁》《天涯海角》等影片在“九七”回归前作为体现港人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 以镜像方式反映出香港社会的文化景观和港人心态。

香港回归之后到2004年CEPA正式施行期间, 香港文化并未因回归得以摆脱长期的三维交织的抗衡, 正如香港学者朗天所言“‘后九七’的漂流是在一个根本便没有根的状态下, 面对‘必须再有根’的宗主君临意识, 走上情绪的漂流道路”。[3]像《暗花》《非常突然》《千言万语》《香港制造》《幻影特工》《玻璃之城》等影片依然笼罩着对于回归后港城命运的担忧与对宗主国文化的怀念的氛围。

(二) CEPA后文化认同之路:“城”与“国”的变奏

CEPA后的合拍片几乎一夜之间清除了之前对于宗主国的恋恋不舍, 宗主国的权力空间也似乎被分解了。于是, CEPA后港人的文化认同围绕着以“城”为家与以“国”为家的纠结展开, 在“城”与“国”的变奏中, 家“国”一体渐成主流。

(1) 以“城”为家。对于本城的留念是通过以小见大的手法, 借由个体家庭的荣辱兴盛见证城市的历史变迁, 具体展现在如《每当变幻时》《老港正传》《金钱帝国》《岁月神偷》《桃姐》等具有浓厚怀旧意味的合拍片中。港人的“我城”观念可以追溯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刚刚成长发展的婴儿潮一代, 70年代的都市喜剧和80-90年代的警匪、黑社会、浪漫爱情片, 服务于香港本土的城市展现, 使得没有故土概念的这一代人萌芽出的以城为家的情感进一步得以强化。而近年来尤其是2007年回归前后, 合拍片成了香港文化对“我城”身份怀念或确认的影像载体, 用怀旧来表征身份认同。

(2) 家“国”一体。港城的怀旧情结在合拍片“城”与“国”的变奏曲中只能作为副歌出现, 而且在近几年中副歌曲式的“城”正在偃旗息鼓, 对于国家的文化精神和权力空间的高调抒写成了文化认同的新趋势。

一方面, 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于本民族文化本体的认同。《叶问》系列电影、《十月围城》和《一代宗师》几部影片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精神气节。《叶问》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武德精神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民族气概;《十月围城》赞扬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英勇献身的精神;《一代宗师》强调了中华武学传承的传统;另一方面, 合拍片叙事空间的文化意蕴正是家国一体的权力关系作用于实践的结果。首先, 早前的香港电影中绝大部分都是内地人赴港, 社会空间的流动关系是从内地指向香港。有趣的是, 如今的流向似乎逆转了, 在合拍片中流向变为从香港到内地。回归前后香港电影中出现的“大圈仔”“表哥”“表姐”“阿星”“北姑”等内地赴港人物, 常被港人将其视为娱乐消遣的对象。如果说对内地人的刻意丑化、嘲讽是当时港人出于自身经济的优越感, 那么如今合拍片中港人为了谋生而北上, 则从影像空间上反映出社会空间内权力关系的流动。两地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香港社会对祖国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合拍片通过人物的流动带动地域空间的变动, 空间转变暗示权力关系的变化。经历过金融危机、非典疫情的香港, 让港人对国家产生了信任和心理上的依赖。其次, 内地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势头有目共睹, 都市空间更是作为资本、权力对城市塑造的外在显现, 随着两地经贸、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认可度不断提升, 同时两地的经贸共融递增了港人家国一体的文化信仰。无论是香港都市还是内地城市, 大都呈现为同质化高、辨识度低的城市景观或者华丽时尚的都市意象。抽去特质的香港希望在视觉影像上与内地城市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此推动家国一体的血缘根脉。

摘要：从2004年CEPA的正式实施到2013年, 香港内地合拍片携手走过了十年的历程。目前两地合拍片的叙事空间明显地呈现为地组合地域增多、纯港空间萎缩的特点, 以及香港空间有名无实、两地空间形似神非的趋势。电影的叙事空间作为空间的一种形态必然要蕴含对于社会空间、权力关系、个人心灵空间的隐喻以及精神价值的文化思考。本文试图运用列斐伏尔的社会、历史和空间的三元辩证法, 从空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角度, 探析香港内地合拍片在叙事空间背后暗含的从寻根到扎根的身份认同以及由从中、港、英三维权力空间转变为“城”与“国”的变奏的文化认同。

关键词：合拍片,叙事空间,身份认同,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1]张燕.徐克电影中的香港意识和中国想象[J].当代电影, 2007 (01) :53.

[2]李道新.构建“两岸电影共同体”:基于产业集聚与文化认同的交互视野[J].文艺研究, 2011 (02) :95.

[3]朗天.后九七与香港电影[J].香港电影评论协会, 2003 (06) :49.

香港叙事 篇2

十月四日，香港有点热，我们乘坐双层巴士盘山而上到达赤柱山顶。那里有一个香港惩教博物馆，今天我们就来参观它。

博物馆有两个楼层，分成了九个展览室，另外还有一个绞刑室和两个模拟囚室。

在一号展览室我看见有许多刑具，有笞刑架，曲轴，九尾鞭等等。我对曲轴很感兴趣，它和别的.刑具不一样，它不是用来打，也不是用来抽，而是让囚犯疲累的一种惩罚工具。

在五号展览室，我们看见不同时期不种类的职员制服。有冬夏之分，男女之分，制服款式威严肃穆。

在博物馆里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绞刑室。爸爸对我说：“犯人被绳结套住颈部，脚下的活板门一打开，犯人就会掉下三米深的坑。最后因为脖子拉断而死。"

香港叙事 篇3

一、研究方法

(一) 抽样与样本

1. 事件与样本选择。

2015年10月19日上午, 一个内地旅行团在领队带领下前往香港红磡民乐街购物, 一名女游客与女领队在购物问题上发生争执。同团的一名男游客在出面调停过程中, 被两名男子袭击倒地昏迷后被送往医院。在香港伊利沙伯医院留医抢救一晚后, 于20日上午10点45分不治身亡。选择这起事件是由于在占中之后, 香港与大陆的矛盾一直不断激化, 且习近平主席也在10月20~23日访问英国, 香港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 一些矛盾点便在此时间段中爆发。

2. 媒体选择。

《京华时报》是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新闻类综合性都市日报, 在国内新闻报道中具有一定独特、代表性的新闻框架。对外媒体报道China Daily是中国国家英文日报, 它作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是海外人士对中国政治、经济动态认识的重要来源。

3. 时间样本。

该事件发生在2015年10月20日, 《京华时报》报道时间为2015年10月23日, 即事件发生后3天。而《中国日报》则是在2015年10月20日, 即事件发生的当天报道。两者的报道在时间间隔上相差3天, 在处理新闻框架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4. 新闻报道样本及获取方法。

通过对大陆游客在香港被打死事件进行检索而获取《京华时报》在网络平台上的相关报道, 在《中国日报》中检索香港事件, 日期选择2015年10月20日, 通过检索数据库获得。

(二) 建构与说明

在新闻框架的研究中, 发现框架的构成差异是探索框架报道不同的基本, 报道时间、报道方式、报道体裁、报道事实性质、报道数量、新闻主观色彩、政治因素等都会对新闻文本产生巨大影响。

1. 报道时间。2015.10.20~2015.10.23, 事件发生当天以及事件发生后第三天。

2. 报道主体。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结果, 矛盾激化原因、香港人和大陆人对事件的态度、中国政府的立场。

3. 新闻事实性质。事件成因、人员伤亡、事件造成的影响、对事件态度的把握。

4. 政治因素。事件爆发在习近平访英期间、占中行动之后、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一国两制体质下的问题。

5. 报道体裁。新闻消息、新闻分析。

6. 报道方式。对事件本身事实的剖析、对事件成因的分析。

7. 新闻主观色彩。

此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事件发生地点和事件发生时间具有很大的特殊性, 事件主体双方也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二、研究发现

1.新闻报道标题。《京华时报》网络版各网站转载标题为“在港遇袭身亡游客妻子抵港认尸:我要丈夫回家”其原标题为“香港法官拒绝两嫌犯保释”, 其网络转载标题很好地运用了新闻色彩, 让读者在读报道之前就已经形成自我感情偏向, 然而《中国日报》的标题是“1.Hong Kong'forced shopping'attack sees tourist killed”这是一个典型的新闻标题, 对事件发生的地点、事件结果、原因有一个总括性的概述, 没有新闻感情色彩。对于受众来说, 从这三种不同的新闻标题中就接受了三种不同的信息量, 各自报道所产生的传播效果大不相同, 受众最终对信息的处理认知也会有很大差异。

2.新闻报道量。《京华时报》记者钟欣对整篇报道所用字数为655字, 而《中国日报》所用字数为938字。两者都是属于短篇幅报道, 可以让受众在短时间内获取有效信息。

新闻主体与报道时间分析:《京华时报》是在事件发生后第三天才发出的新闻稿, 从新闻稿的结构中分析可知, 由于事件背后深刻复杂的政治等多方面因素, 报道者是采用法院对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判决开始对事件展开叙述的。此篇新闻稿在事件发生后第三天才展开报道有两个要素, 一是等待法院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判结果, 二是家属来港确认遗体以及对家属发言的转述, 其他方面也只是对事件的表面呈现。通过法院的判决信息, 可以让受众了解香港法院和警察对此次事件的处理方式及态度, 通过对受害者家属的描述以及她的发言可以知道受害者家属的心情, 增加了报道的情感色彩, 让受众对受害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偏向。

反观《中国日报》, 其报道时间为事件发生当天, 报道时效性很高。它首先对暴力购物进行了一个简要说明, 随后说明HKTB表达了对这次偶然事件的一种惋惜, 并且表示对暴力事件零容忍, Growing resentment作为报道叙事的继续发展标题, 说明了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矛盾激化, 并且表述:“The visitors have driven a tourism boom-but local residents blame mainlanders for pushing up prices.They also resent what they see as mainlanders'coarse behavior, such as eating on the subway and blocking pavements with oversized suitcases.”此新闻框架向受众展现了事件的起因、经过, 并且对香港和大陆的矛盾有一定报道, 这样的新闻框架建构和新闻叙事风格不像《京华时报》所表达的感情色彩那么多, 对受难者的认知和同情也较为浅薄。

3.政治因素分析。每个国家的新闻报道都会面临新闻报道框架的形成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情况。《京华时报》作为中国主流媒体, 它的报道框架未涉及香港大陆矛盾, 也未涉及此次事件所造成的影响, 只是浅显地表述了事件本身以及事件的结果, 其原因在于媒体不能煽动民众情绪, 要缓和矛盾。而《中国日报》其主要受众为海外人士, 作为国家形象的窗口, 它很简要地呈现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 并且在表达上也体现了香港属于中国且中国政府也给香港高度自由的态度。

三、研究结论分析

在新闻框架的诸多构建因素中, 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媒体定位等都属于相对不变的稳定因素, 对具体到个体的新闻叙事框架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记者的主观能动因素, 即对新闻事实的价值判断, 不同的价值判断会产生不同的角度。

四、两种叙事框架下所产生的传播效果

不同的新闻报道会产生不同的新闻效果, 以下是《京华时报》对该事件进行报道后所产生的网友评论:

——香港真是去不得了~高危旅遊!

——香港人素質低、別去了!

——一群刁民, 被洋人養過幾年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了, 該刁民的還是刁民。

同样的, 在《中国日报》对该事件进行报道后网友们的反应是这样的:

Chinese from Hong Kong are the most arrogant and selfabsorbed Chinese I know.They would get mad at me for calling them Chinese.I would rather visit Taiwan any time than Hong Kong Apparently, Hong Kong people love to visit Taiwan as well and create lots of media trouble for Taiwan and its businesses because they keep complaining or they trash up hotels because they just want to have orgies and homosexual parties in Taiwan, or at least that's what I gather from the news I read in Yahoo!Taiwan!香港人是我所认识的中国人中最傲慢和自我的。他们会因为我称呼他们为“中国人”而感到不悦。我愿意在任何时候去台湾游玩, 但是我也不愿意去香港。显然, 香港人也爱去台湾玩, 但他们往往给台湾和台湾的商业引起一堆媒体麻烦, 因为他们总是不停地抱怨或者把酒店房间搞得乌烟瘴气。这都是因为他们想在台湾纵欲或是开个同性恋趴的缘故, 这些信息都是我从台湾雅虎新闻上面浏览到的。

参考文献

[1]孙彩芹.框架理论发展35年文献综述——兼述内地框架理论发展11年的问题和建议[J].国际新闻界, 2010 (9) :18-24.

[2]在港遇袭身亡游客妻子抵港认尸:我要丈夫回家[N].京华时报, 2015-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