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程效力（共4篇）
章程效力 篇1
一、引言
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2020年) 》提出建立大学章程之后, “以大学章程为支点,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从而撬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已经成为教育主管部门从纷纭复杂的头绪中理出的改革新思路。”[1]转变政府职能, 落实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实现大学自治, 赋予大学生机与活力, 进而实现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是大学章程建设的归宿和落脚点。而大学自治关键在于“治”, 也就是在于大学章程能否被广泛地接受、认可并能够切实有效地实施。所以, 大学章程的效力问题至关重要。
二、影响大学章程效力发挥的因素
1. 法律地位不明确, 法律效力无法保证
影响大学章程效力发挥的因素有很多种, 但最重要的是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周光礼、熊丙奇等人提出要建立大学章程必须首先解决其法律效力问题。否则必将会出现建立与执行的脱节, 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局面, 使得大学章程最终沦为摆设。
我们认为, 外部制度和内部制度共同构成了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章程作为承上启下连接内外制度的纽带具有重要作用, 理应作为大学治理的基本法而存在。作为大学治理的基本法, 一经生效, 任何相关单位和团体、个人都应该严格遵守章程的规定。同时, 作为大学治理的基本法, 大学章程应该具有法的规范性、权威性、强制性、现实性和可诉性等特征[2]。可是在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体系中, 关于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在大学管理中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从已成文的章程看也都缺少明确的法律渊源。大学章程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地位在高等教育管理中也没有确立。我国大学章程的合法性因其法律渊源的不明确而受到质疑, 进而导致法律效力受到削弱, 在章程的实施过程中存在引起法律纠纷的隐患。
2. 大学章程文本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不足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章程建设现在仍处于起步阶段, 在探索中前行。所以很多人对大学章程建设的重要性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 在执行上更是力不从心。为了响应国家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 很多学校启动了大学章程的制定工作, 但是从已经制定并公布的大学章程来看, 应付检查的多于扎实研究建设的, 而且章程的文本建设整体质量不高, 规范性、科学性不足。甚至于有些章程没有运用法律语言而出现口语化表述, 不仅格式不规范, 而且整体语义表达不准确、不清晰, 语序混乱容易引起歧义, 导致理解操作困难。另外, 有些大学章程内容空泛, 对核心问题的规定过于笼统和抽象、可操作性不强。还有些章程存在形式统一刻板、个性特色缺失等问题, 所有这些因素都将阻碍大学章程的顺利有效实施。
3. 大学章程制定、修改程序不完善, 程序性规定较少
国内学者陈立鹏、湛中乐、李听欣等相继指出, 我国现有的大学章程, 制定和修改程序都或多或少存在遗漏和不足, 有些章程更是缺乏程序性规定。目前的章程大部分条款是围绕学校管理的实体规则展开, 有关权力的行使程序触及较少, 有些章程也只是在结束部分或者附则条款中简略涉及修改程序, 其中也多存在法治层面的瑕疵, 或者有些干脆没有程序性规定。如果大学章程的制定和修改、执行不具有合理、合法的程序规则, 就不具备应有的法律效力。
4. 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
由于我国大学章程建设起步较晚, 对章程实施还没有形成一套专门的监督保障体系, 使大学章程的运行经常出现处理过程透明度差、随意性强等问题, 并导致章程的执行效果与章程的设计初衷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 甚至于背道而驰。第一, 缺乏独立的监督机构。目前我国高校主要的监督机构是纪检监察机构, 而该机构与自身所在的高等院校具有直接行政隶属关系, 机构和人员都由学校设立和任命, 况且其主要职能在于防控腐败, 规范学校教育管理, 其职能与大学章程的作用或有重叠或存在职能盲区, 不能发挥监督大学章程有效实施的职能。第二, 较为单一的监督途径。在我国, 政府几乎垄断了高等教育的办学权, 高等教育对政府过度依赖, 政府对高校有绝对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民间团体和机构很难涉足高等教育领域, 更谈不上对高校进行一定的监督和管理。
三、发挥大学章程效力的对策
1. 明确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是大学章程建设的首要条件
世界上很多国家大学章程都是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颁布, 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所以我国大学章程也应该参照国外的成功经验, 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 赋予大学章程以法律属性, 落实办学自主权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只有在法制化轨道内运行的大学章程才具备强制性, 才能够排除诸多干扰, 有力解决政府行政命令和学校依章办学的冲突, 协调学校内外部关系等, 进而保证大学章程独立、安稳运行。客观来看, 大学章程提请地方人大表决并通过应该是目前最合适、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是我国高校数量繁多, 各高校章程建设的进度和力度不一, 全国统一比较困难也不科学。针对每个高校所处地方的区域特点, 使大学章程快速启动并高效推行的最大可能性就是由地方权力机关进行审议通过。如果由地方政府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颁布来获得法律效力, 其权威性较之权力机关审议逊色不少。但即使如此也比目前大部分学校采用的学校自主制定, 教育部门审核备案的模式更具有法律性。作为对应的政府部门, 也应该设立专门机构或者对应机构, 配合各学校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 推动大学章程建设持续深入推进, 保证大学征程的法制化进程。
2. 提高文本建设水平
大学章程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 不仅仅是对制度的表述, 更是对高校治理结构的重新梳理, 并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长久地贯彻执行, 而且必须严肃慎重地对待。开展必要的法律学习和讲座, 提高参与大学章程起草人员相应的法律认知水平尤为重要。同时, 起草委员会应该聘请法律专家、学者对起草工作进行协助。章程起草过程也需要广泛征求意见, 充分论证, 并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 保证章程内容的科学性。另外, 参考较为成熟的国外一些大学的章程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总之, 大学章程作为一个规范性文件, 必然需要一个反复斟酌、千锤百炼的过程, 只有提高了大学章程文本的建设水平, 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执行力, 达到应有的效果。
3. 规范大学章程的制定程序
程序是实体权利的保护屏障。我国著名法学专家季卫东教授认为: “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 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3]合法的程序是合法的大学章程的有力保障。“民主的可贵之处尤其表现在程序的正义上。”[4]作为一所大学内具有最高效力的治理文件, 大学章程的制定应当参照法的制定程序。“制定程序体现了各利益主体在审议和表决大学章程过程中, 对各种利益诉求的协调和公开博弈的复杂过程, 制定程序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大学章程的合法性和实施效度。”[5]
参考法学理论、立法法的规定, 立足我国的实践, 大学章程的制定程序应该包括: 起草、审议、表决和通过、审核和公布。不仅大学的章程的制定要遵照此程序, 其修改也要严格参照法的制定修改程序进行, 并将程序性内容作为章程的重要内容写入并执行。具体而言, 首先应成立由一线教师、学生、校友、校外知名人士、法律专家等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章程制定工作启动伊始, 高校就应该通过设立专题网页、专用电子邮箱、校园意见回收箱等方式, 全面接收师生员工的建议和意见。在起草过程中, 要采用听证会、研讨会、向全校公布章程草案等方式听取各方意见。章程草案完成后, 交由主管部门 ( 教育部、教育厅等) 的政策法规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审查通过就可以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和表决。然后考虑提交人大会议批准 ( 教育部直属高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省属高校、民办院校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则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
4. 完善独立的监督机制, 保障章程的有效实施
实现大学自治, 规范高等教育管理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终极目标, 但是大学章程的建立只是为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证, 最终还是需要大学章程的有效实施。大学章程用以保障的公平、正义、各种权利义务的实现, 依赖于独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首先, 必须具备独立的监督主体。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 需要有制度规范的相关利益主体充分参与, 尤其是广大教师和学生。《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特别提出, 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参与学校相关事项的民主决策, 就是为逐步建立的民主监督机制提供的制度保障。各高校应该站在学校持续发展的角度, 充分重视并扩大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参与民主决策、实施监督的权利, 使制度在阳光下运行。另外, 旁听制度、校友会、家委会等制度也可以考虑, 因为现代高等教育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社会并与社会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相关的利益主体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建立多种渠道拓宽监督主体的范围, 也是完善监督机制的有效途径。最后, 建立问责制度并确保问责制度的执行力。问责制度对权力拥有者、行使者具有警示和约束的作用, 要切实保证问责制度的执行力, 使权力拥有者不敢轻易越位和随意出轨, 让一切都在大学章程的有效管辖内运行。
摘要：大学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载体被广泛研究, 各高校也相继制定了一些大学章程, 但是大学章程效力的真正发挥还在于实施。分析影响大学章程效力的要素,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是大学章程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大学章程,法律效力,现代大学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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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家德.大学章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3, (1) :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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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佑启.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5]易高峰.近十年国内大学章程研究的热点——知识图谱的新视角[J].复旦教育论坛, 2013, (5) :33-38.
章程效力 篇2
法律效力
公司章程一经生效，即发生法律约束力。公司章程的社团规章特性，决定了公司章程的效力及于公司及股东成员，同时对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我国《公司法》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照本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
一、对公司的效力
公司章程是公司组织与行为的基本准则，公司必须遵守并执行公司章程。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对股东负有义务。因此，一旦公司侵犯股东的权利与利益，股东可以依照公司章程对公司提起诉讼。
二、对股东的效力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自治规章，每一个股东，无论是参与公司初始章程制订的股东，还是以后因认购或受让公司股份而加入公司的股东，公司章程对其均产生契约的约束力，股东必须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对公司负有义务。股东违反这一义务，公司可以依据公司章程对其提出诉讼。但应当注意的是，股东只是以股东成员身份受到公司约束，如果股东是以其他的身份与公司发生关系，则公司不能依据公司章程对股东主张权利。
三、对股东相互之间的效力
公司章程一般被视为已构成股东之间的契约关系，使股东相互之间负有义务，因此，如果一个股东的权利因另一个股东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个人义务而受到侵犯，则该股东可以依据公司章程对另一个提出权利请求。但应当注意，股东提出权利请求的依据应当是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股东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转让出资的优先购买权，而不是股东与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如果股东违反对公司的义务而使公司的利益受到侵害，则其他股东不能对股东直接提出权利请求，而只能通过公司或以公司的名义进行。
四、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效力
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监事、经理对公司负有诚信义务，因此，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公司可以依据公司章程对其提出诉讼。然而，董事、监事、经理是否对股东直接负有诚信义务，则法无定论。一般认为，董事等的义务是对公司而非直接对股东的义务。因此，在一般情形下，股东不能对董事等直接起诉。但各国立法或司法判例在确定上述一般原则的同时，也承认某些例外情形。当公司董事等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公司章程的职责使股东的利益受到直接侵害时，股东可以依据公司章程对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提出权利主张。有的国家的法律对董事、股东的某些直接责任作了规定，如日本《商法》第166条第3款中专门规定了董事对包括股东在内的第三者的责任;董事在执行其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者亦承担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董事对第三者的责任问题，也没有规定股东的代表诉讼。但《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中，为了适应境外上市的需要，与境外上市地国家的有关法律相协调，规定了股东依据公司章程对董事的直接的诉讼权利。该《必备条款》第7条还将公司章程的效力扩大至除董事、监事、经理以外的其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即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有约束力;前述人员可以依据公司章程提出与公司事宜有关的权利主张。股东可以依据公司章程起诉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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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范本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并受国家法律法规的保护。
第三条 公司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名 称：××市 有限公司。
住 所：××市 区 路 号 楼 层 室。
第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为准。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活动。
第五条 公司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对外投资，设立分公司和办事机构。
第六条 公司的营业期限为 年，自公司核准登记注册之日起计算。
第二章 股 东
第七条 公司股东共 个：
甲 方：
姓名或名称：
住 所：
执照注册号：(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
乙 方：
姓名或名称：
住 所：
执照注册号：(自然人为身份证号码)：
(注：若有多个股东照此类推)
第八条 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 有选举和被选举为公司董事、监事的权利;
(二) 根据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要求召开股东会;
(三) 对公司的经营活动和日常管理进行监督;
(四)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和质询;
(五)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有优先认缴权;
(六)公司清盘解散后，按出资比例分享剩余资产;
(七)公司侵害其合法利益时，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要求，纠正该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要求予以赔偿。
第九条 股东履行下列义务：
(一) 按规定缴纳所认出资;
(二) 以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责任;
(三) 公司经核准登记注册后，不得抽回出资;
(四) 遵守公司章程，保守公司秘密;
(五)支持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第十条 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登记日期;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名称，缴纳的出资;
(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
出资证明书应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并由公司盖章。
第十一条 公司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名称;
(二)股东的住所;
(三)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
(四)出资证明书编号。
第三章 注册资本
第十二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元。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第十三条 股东以(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出资。
第十四条 各股东应当于公司注册登记前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股东不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或：
第十四条 公司注册资本于公司注册登记之日起两年内分期缴足，首期出资额于公司注册登记前缴付，并且不低于注册资本的50%。
股东不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五条 股东可以以非货币出资，但必须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六条 股东可以依法转让其出资。
第四章 股东会
第十七条 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十八条 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三)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四)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十)对股东转让出资作出决议;
(十一)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组织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
(十二)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
第十九条 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变更公司形式以及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
第二十条 股东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年会为定期会议，在每年的十二月召开。公司发生重大问题，经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提议，可召开临时会议。
第二十一条 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主持。
或：
第二十一条 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执行董事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执行董事指定的股东召集并主持。
第二十二条 召开股东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以书面方式或其它方式通知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出席时，可委托代理人参加。
一般情况下，经全体股东人数半数(含半数)以上，并且代表二分之一表决权的股东同意，股东会决议有效。
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过全体股东人数半数(含半数)以上，并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股东会决议方为有效。
公司违反章程对外担保效力管窥 篇3
一、民法规范的效力及其类型
在民法规范的类型方面, 国内外法学界有着多种多样的见解, 通常是通过对民法规范的划分来判断法律规范性质对公司对外担保效力的影响。
(一) 国外学者对民法规范的效力及分类认定
拉伦茨这位德国学者把民法规范划分成两类, 即任意性规定与强制性规定。在强制性规范效力方面, 因涉及到维护交易公平、社会需求的满足、第三人信赖的保护以及交易的稳定等, 所以, 在违反后通常会使得法律行为无效, 与此同时, 在德国的《一般交易条件法》当中, 提出了“半强制性规范”, 该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之间的对立关系得以缓和, 要求在一般交易条件中不能将某些任意法规范的适用排除, 或者能够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某种程度上, 才可以排除其适用;在任意性规范方面, 在具体情形下当事人可以变更或者排除, 也就是任意性规范的违反并非会造成法律行为无效。
(二) 国内学者对民法规范效力及其类型的认定
我国研究学者王轶把划分法律规范为授权第三人的法律规范、倡导性规范、任意性规范、混合型规范以及强制性规范。其中, 任意性规范的效力与德国拉伦茨观点一致, 而混合性规范与“半强制性规范”一致。授权第三人的法律规范不可以直接当成法官援引裁判的依据, 而只有第三人的特定主张, 才能够确切的得出法律行为的效力, 因而效力待定;倡导性规范是诱导或者提倡当事人采用特定的某种行为模式的一类法律规范, 当事人并非会由于违反其而遭到法律的制裁, 自己对法律行为风险加以承担便可。
在强制性规范上, 与拉伦茨教授的划分相比, 王轶教授的划分更加的细致。王轶教授区分强制性规范为禁止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禁止性规范明确要求当事人要对特定行为模式加以采取, 违反后并非一定无效;禁止性规范明确民治当事人对特定行为模式加以采取, 主要涉及到管理性禁止性规范与效力性禁止性规范。其中, 管理性禁止性规范所禁止的仅仅是特定方式或者特定地点或者特定时间或者特定人从事某类法律行为, 其目的是对特定管理秩序予以直接维护, 违反后并非是必然无效;而效力性禁止性规范则明确禁止某种特定类型的法律行为, 其目的是直接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违反后就会失去效力。所以, 世界各个国家对此均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王轶教授的观点是根据“比例原则”, 尽可能不让其转变成无效法律行为, 然而却能够防范履行行为的出现。
二、公司违反章程对外担保效力
与1993年出台的《公司法》相比可知, 2005年颁布落实的《公司法》在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问题上有着相对较大的改变, 将公司对外担保的限制放宽。在《公司法》中, 已经准许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本公司股东或者他人提供担保, 这可以说是《公司法》的最新突破。与此同时, 最新颁布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明确指出, 公司在提供担保给他人时, 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 该项规定赋予了公司按照公司章程提供对外担保的规制权能。但是, 在实际的执行中往往会遇到此类状况, 因法律条文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需要严格遵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即便是公司章程有着具体的要求对公司的对外担保, 但是却没有切实的予以遵守, 在对外担保时, 法人违反公司章程对外担保。这时, 公司是否应该承担担保责任, 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如何, 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我国法律就法人违反章程提供对外担保的行为, 曾经一直认为是毫无效力的。《民法通则》中规定, 企业法人应当在登记核准的经营范围以内进行管理经营。1993年的《公司法》规定, 公司应在具体登记的经营范围以内从事各项经营活动, 在现实中应用这些法律存在着极大的不便, 非常容易受到人们的反感和抵触。在此类情况下, 1999年出台《合同法》以后, 其不仅没有作出相应的修正对法人的越权行为, 并且提出如果违反强制性规定诸如违反行政法规、法律等, 那么合同则是无效的。根据此项规定, 曾经长期在实践中认为, 但凡是在机关等级核准的经营范围以外的活动, 均应当被确定为无效的行为。但是, 正是因为此类对公司章程经营范围的限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明显不符,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指出, 当事人如果在经营范围以外签订合同, 则人民法院不会有此而认为合同无效。该项规定重新界定了公司违反章程对外担保效力, 并且在司法时间的过程, 该项规定也成为判断公司越权行为的重要依据。
通过研究及分析其他国家的公司违反章程对外担保效力可知, 即便是在实施市场经济的今天, 各个地区及国家的公司法均非常尊重公司的意思自治, 而且经常性的将功制定章程的自主权赋予公司, 然而, 为了有效的维护交易的安全及稳定, 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 (也就是尽到应尽义务却不知事实真相的人) 的切身利益, 公司违反章程对外担保的行为被地区和国家通常认为是无效的。个别地区虽然持否定的态度对公司违反章程对外担保, 但是大部分的地区与国家均纷纷认同此类越权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 而且有些国家不存在任何直接限制在公司违反章程对外担保上。
2005年我国颁布《公司法》以后, 由此可明确的看出法律对公司对外担保确实已经转变了态度, 认可了公司对外担保能力。举例而言, 已经准许公司提供担保给他人, 甚至允许提供担保给实际控制人和本公司的股东, 这是法律条文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新突破。但是新的《公司法》中的第十六条所规定的语义较为模糊, 没有充分的肯定公司对外担保的权利。所以, 我国应当虚心的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 并且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借助于有关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比如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定, 在一般条件下, 应当承认公司在章程规定经营范围以外的对外担保, 其所签订的合同是不具备效力的。公司章程中如果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公司是否能够提供对外担保, 这便表明对公司的此类能力持肯定态度。不可否认的是, 公司章程如果明文禁止公司提供对外担保, 并且在第三者知情的状况下, 那么则认为公司并非具有提供对外担保的能力。
公司违反章程对外担保不仅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实务问题, 并且还是非常棘手的一个理论难点。我国2005年颁布的《公司法》虽然规定了公司对外担保, 然而在立法用词上有待明确, 其中所涉及到的公司担保问题尚且有着许多需要进一步划分和界定的地方。在实践过程中, 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形逐渐增多, 因而越来越难以把握公司违反章程对外担保问题。由于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形是不尽相同的, 因而对外担保的效力也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对于实践的出现的不恰当担保情况, 不过是由于担保人内部决策问题而造成外部对外担保合同效力的模糊, 这样对市场经济交易秩序的稳定与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需要予以有效的规制。就公司的担保行为而言, 我国法律提供了指导为行为主体, 但是为了防止法律适用及法律理解中的争议, 我们要持续的完善公司对外担保方面的法律法规, 明晰公司对外担保中的双方法律关系, 并且保护交易信赖与维护私法自治, 以便于平衡公司对外担保中的利益。
三、结语
总而言之, 公司违反章程对外担保问题可谓是屡见不鲜, 我国的法律法规也相继对公司违反章程对外担保行为作出了规定, 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有待完善之处, 需要我们继续探究。
参考文献
[1]王尧.论公司违反章程对外担保的效力[J].商品与质量:学术观察, 2012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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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效力 篇4
撰文---大连交通事故网张天祥律师
现实生活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是经常发生的交易行为。对这种交易 行为如何进行规制，是公司法的重大理论问题。我国现行《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至第三款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条件进行了明确地规定，而第四款又指出“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何理解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另有规定”，如何认定这种“另有规定”的法律效力？本文将以公司章程的自治性与国家法律的制约性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实务案例研究、比较立法透视以及基础理论探析，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时章程的效力进行深入说明，并最终得出结论。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让 章程效力 章程自治性 法律制约性
章程是公司的宪章，是公司组织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因此可以说，章程是包含着贯穿公司始终的众多要素的基石性制度——对于公司具体的组织或行为，公司法可以原则性地进行基本要求，但不可能进行细致而充分地个别规定；如果一定要对某个公司的具体组织或行为进行特别设置，只能通过具体公司的章程来规定。
现实生活里，股权转让是有限责任公司中经常发生的交易行为。我国现行《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至第三款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条件进行了明确地规定，但其第四款又指出“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也就是说，我国公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公司章程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行为的“另有规定”——但是，这种“另有规定”的自由空间与范围究竟是多大？这种“另有规定”是否仍需要受到限制？如果需要受到限制，限制的标准或者界限是什么？笔者将通过实务案例研究、比较立法透视以及基础理论探析，从而讨论分析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规定的现实效力。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规定之现实类型
《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其中第四款：“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种规定尊重了股东的自主权，也适应了股东和公司个性化的需要。这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假设：当事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协商一致的结果不仅满足了自身需要，也使社会效益得到增加。《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使得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的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作出不同于公司法设定规则的规定并优先适用。但是，由于公司实践的复杂与当事人创造思维的丰富，公司章程中对股权转让约定的条件可能会多种多样而且形形色色，如何看待这些约定的法律效力，已经成为司法实务中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结合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归纳出如下几种情况：
（一）股权转让的禁止、变相禁止类型。
例一“甲乙丙三人成立一有限责任公司。在章程中规定，在有生之年不得将股份转让于他人。经营一段时间后，乙深受甲之压榨，故欲转让其股份于他人，却受制于公司章程“禁止转让”之规定。后乙向甲、丙二人提出转让请求，甲、丙既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又拒绝乙向他人转让股份，因而成讼。乙遂向法院主张章程中的“禁止转让”条款无效。“ 此约定，即属于禁止转让，股东无法实现对其所有的股权实体进行处分。
例二，“在由两方股东组建的公司的章程中规定，一方转让股权必须经另一方股东同意方为有效，另一方股东如不同意其转让，亦无购买其股权的义务。该类规定在股东之间形成了“既己同生，亦求共死”的关系。“此约定系变相禁止股权转让，文义上无“禁止”、“不得”等表述，但在履行过程中，一旦另一股东不同意其转让，其就无法实现股权转让之目的。
（二）股权转让的实体比例限制
例三，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参照《公司法》对股份公司股份的限制转让的规定，在章程中约定可转让股权的比例，“股东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此约定，系限制了股东自由转让全部股权的能力，仅允许其转让部分股权。限定股东仅能转让其持有的部分股权，在实践中并不少见，笔者曾根据当事人的要求，设计过一份章程，该有限责任公司得大股东为了吸引邱某担任公司高级职员，赠与其部分股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章程中，往往限制邱某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其全部股份，但可以转让其持有的10%的股份。
（三）股权转让的对象限制
例四，如某公司原为国企，后经政府批准全员改制，公司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职工出资认购公司股权，成为股东，并将股权分成两大块：职工平均股和岗位股，具体体现是，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担任公司某几个高级管理职务的员工，可以出资认购高于职工平均股的股权（即岗位股），享有这些股权所带来的表决、分红等股东权利。如这部分股东因故不再担任这些职务时，应按上一年度财务报表计算所得的股权净值，将这部分因任职而取得的股权由公司回购后转让给继任者。此约定，将股东股权的转让对象限制在“公司”，股东无法向其他人，甚至是股东转让股权。
例五，公司运营一段时间后，A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对章程第12条进行修改，增加“自然人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必须转让全部出资，由工会股东接收”的内容。该决议按公司880万元注册资本，每l万元出资额为一计票额进行表决，最终以872票同意、8票弃权而获得通过，乙某投了弃权票。上述章程修改报经工商部门备案核准。后乙离职，A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取消乙股东资格；并告知乙其股权已按章程转让给工会持股会，要求其领取转让款。乙: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并判决A公司强制转让其股权的行为无效。该案中，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对象为工会股东，即工会持股会。
这类股权转让对象的限制，一般发生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公司出于稳定内部职工的任职并给予职工股东相应的优惠待遇的目的而实施。
（四）股权转让的程序限制
例六，某公司股东《公司章程》将涉及股权转让的条款制定如下：“股东的股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股、法人股股东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时，对于将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予本公司有同业竞争关系的客户的情况、或股权转让后将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的股权转让事项，必须经全体股东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股权，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股权有优先购买权。股东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权后，由本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该项约定在转让程序上设置了二重限制，其一，比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更为严格，该公司要求“必须经全体股东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二，在程序上需判断何为“股权转让后将会对公司的经营造
成重大影响的股权转让事项”，履行完该项程序后，才能实施具体的股权转让程序，究竟是按照《公司法》的程序履行，还是按照《公司章程》约定的程序履行。
（五）股权转让的价格、金额限制
例七，2006年7月28日丰鹿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议题为修改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辞职、除名、开除，根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股东会可以决定其股权由其他股东受让，股权转让价格不论公司到时盈亏状况，一律以实际认缴出资的原值结算，转让人拒收股权转让金的，受让股东可将其提存至公司。”到会8名股东签字同意修正后的公司章程，周岩投了反对票。同年8月3日丰鹿公司将修订后的章程到工商部门进行了备案。2006年9月28日，周岩起诉至大丰市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强行转让其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无效。本案中公司通过修改章程，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不论公司到时盈亏状况，一律以实际认缴出资的原值结算”。将股东的股权转让价格限定在出资原值。
例八，2005年10月，江苏省镇江市某化工集团公司的经营层及中层干部共同投资设立了一家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化工集团的股东。刘文斌为化工集团所属分公司经理，2005年11月15日在投资公司登记股东谢永超的名下出资14万元。投资协议及公司章程约定，股东退休前因被免职不担任化工集团中层干部时，必须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化工集团的主要经营者，五年内转让价为出资额加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息。2006年8月，化工集团解除了刘文斌分公司经理的聘用，化工集团董事长赵玉强即要求刘文斌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自己，但遭到刘文斌的拒绝，赵玉强遂将刘文斌告上法院。本案中公司章程约定“五年内转让价为出资额加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息”。将股东的股权转让价格限定在出资额加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息，同时限定了持股时间，即五年之内。
（六）股权转让无限制
例九，某有限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无需经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也不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出让股东和受让股东仅需要将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递交公司，即视为转让完成。公司收到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如果公司怠于行使上述义务的，出让股东和受让股东均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履行相应的义务并承担有关诉讼费用和实际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该约定，系典型的无任何限制的自由转让模式，内部股东系放弃公司法72条前三款规定的权利（知情同意权、优先购买权），只要股东与其他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公司履行告知义务，即可完成有关股权转让手续。
（七）股权转让部分权能的限制
例十，某有限公司章程约定：“为奖励对公司具有特殊贡献的高管或者技术骨干，公司控股股东可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进行赠与，但出让股东仅转让相应比例的分红权，受让股东不享有表决权和转让权以及其他股东权益。”此约定，就是将股权中的分红权能进行了转让，股权中其他的各项权能，仍然属于公司控股股东。
二、结论
结合上述章程法律性质的分析和域外法律的考察，不难看出，有限公司章程对股权对外转让是否应该限制，限制的具体范围都没有一个准确可行的判定规则。如果说自由是企业的精髓和灵魂，那么公司章程自治就是公司法的精髓和灵魂。公司法应当给公司自治留有足够的空间，这个空间应当主要由公司章程予以填充。我们虽然不会盲目乐观地相信公司章程自治的理念，但是对公司法中明确给公司章程授权的规范、确定公司章程对公司事务决定效力规范的分析研究，也确实能为我们重新认识公司及公司法的本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如美国詹姆斯·威尔逊所说：“没有自由，法律就名实俱亡，就是压迫的工具；没有法律，自由也同
样名实俱亡，就是无法无天。”，公司章程自治同样不是绝对和不受任何约束的，恰恰相反，它需要公司法的补充和修正，需要承担和公司社会责任相匹配的义务，需要在逐利过程中考虑相关利益者的权利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绝不能是绝对任意的，它不应该冲破法律的“边界”。其限制应该以合法至少不违背立法本意为前提。如果章程的约定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应当认为章程约定无效，当某些限制通过引用章程约定或法律规定，借助于程序或实体修正，从而实现公平、正义，也不宜简单认定其无效。笔者基于这样的认识，得出对前述案例的分析结论如下，案例一禁止转让约定和案例二变相禁止转让，因违反我国公司法的股权自由转让之原则一般应认定无效，但如果章程中有类似《意大利民法典》“法定退出权转让股权或退出公司”的条款可适用，也不宜认定该条款无效，而应适用该修正条款。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