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全面进步

社会全面进步（精选11篇）

社会全面进步 篇1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化人口优势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障。然而, 当前农村人口的薄弱状况和开发进程存在着诸多困难和矛盾, 有必要加以认真分析和解决。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的规模、水平和程度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 仍然存在素质差、教育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等问题。

1.农村人口受教育和培训程度低

我国农村中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 4.8亿农村劳动力中, 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 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 大专以上只有0.5%。1975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11.7年;荷兰农民大部分是高级中等专业农校毕业水平, 而且每年还有将近20%的从业农民进入各类职业教育学校, 接受专业性的继续教育;德国的农业劳动力中有54%受过至少3年的职业培训。

2.农村人口身体素质差

农村人口身体素质差与农村医疗、保健和营养关系密切, 总体来看, 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保健投入还是大大落后于实际需要, 办医形式以及农村人口的健康保障制度受到较大影响, 农村公共预防保健服务薄弱, 卫生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差。一是在农村, 特别是贫困地区, 一些重点传染病、地方病发病率还很高, 严重危害着农村居民的健康。二是农村卫生投入不足, 农村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服务难以保证, 一些地区农村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的改善幅度比较缓慢, 城乡居民健康差距还在扩大。三是农村高素质卫生技术人才匮乏。四是目前的农村合作医疗面临许多困难, 不少农民靠自费医疗, 以致许多家庭靠变卖家产和借债来支付医疗费。

3.农村人口就业压力大

受农村人口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素质的影响, 我国农村人口就业压力仍然较大, 主要原因有:一是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 难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由于国际国内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 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滑落,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吸纳能力受到限制。三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制约, 城乡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四是农村人口资源质量、结构与非农产业的要求存在矛盾。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 文化水平低, 专业技能差, 劳动力就业受到限制。

4.缺乏系统的农村人口资源开发计划和组织体系

尽管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农村人口的教育培训力度, 但是, 目前农村人口资源的开发还是缺乏统一认识, 缺乏对人品资源开发的全面研究, 不少地方政府更是缺乏紧迫感、主动性和自觉性。目前, 我国迫切需要抓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规划工作和组织领导, 按照市场原则、服务原则、法制原则和创新原则, 使农村人口资源开发基本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使人口资源结构更加优化, 人口资源效益更能得到有效发挥。同时, 要为农村人口资源开发提供制度保障, 加快建立有利于农村人口资源开发的管理机制, 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人口资源开发法规体系, 建立有效的农村人口资源开发管理监督保障体系, 加大农村人口资源的投入力度、培训力度, 完善农村人力资源的评价选拔机制, 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1.建立和完善农村人口资源管理体系

一是转变观念, 把优先开发、转化人口优势作为基本战略。转化人口优势,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农村人口资源开发的重要性, 加强领导, 制定方针、政策, 管理工作, 努力营造良好环境。二是建立和完善农村人口资源管理体系, 建立一种有效的管理制度。从乡镇到各区 (市) 县和市级相关部门都要建立农村人口的开发、管理、使用体系, 严格按照相关法规, 配套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条例。

2.加强教育和培训

一是进一步重视教育的战略地位, 切实转变教育观念。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切实转变教育观念, 加强各级、各部门对教育工作的统筹领导。二是完善地方法规, 实现依法治教。我国要从实际出发;用立法的方式, 把教育的中长期发展目标保护起来, 连续实施。三是加大教育投入。除了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外, 还要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并依靠政策扶持, 对投资教育产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四是优化教师结构, 提高教师素质, 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结构优化、相对稳定、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五是大力调整教育结构,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积极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框架。六是强化培训, 尤其是加强对农村人口的培训, 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向它行业转移的能力。

3.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

一是尽快出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划和方案。目前,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是靠农民自发进行, 呈现出盲目、分散和无序状态。因此, 必须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之中, 制定切实可行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实行有计划、有目标和有步骤地转移。二是加强农村职业培训, 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三是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将农民流动进城就业和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及小城镇建设相结合, 并在政策上予以必要的支持, 保持流动就业农民原有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 发展壮大乡镇企业, 加快农民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步伐。四是最大限度实现农业内部充分就业, 以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为契机, 积极拓展农村就业空间。五是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我国境外劳务收入仅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5%左右, 在国际劳务市场所占比重很小, 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 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六是抓好外出民工回乡创业工作。各地应在土地使用、税费征收、资金扶持等政策上进行鼓励和扶持, 以良好的投资环境, 鼓励外出民工回乡创业。

4.建立和健全农村基本保障体系和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

在健全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和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基础上, 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合农村不同地区的各种保障形式, 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保障需求。一是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工作, 加强农村疾病预防控制。二是推进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社会化农村卫生服务网络, 提高农村卫生人员素质, 促进农村药品供应网络建设。三是加大农村卫生投入力度, 合理安排农村公共卫生经费、农村卫生机构经费和建设资金, 加强农村卫生经费管理。四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对全体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五是依法加强农村医药卫生和药品监管。六是加强对农村卫生工作的领导, 落实有关部门责任。七是建立由政府和农民共同出资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要进一步发展农村敬老院, 进一步完善“五保”供养制度。

5.制定长期稳定的农村人口政策

一是继续坚持党政一把手总负责、亲自抓,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继续巩固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三为主”建设成果, 把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摆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二是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网络。坚持“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 有关部门齐抓共管, 综合治理”的原则, 稳定低生育水平, 继续倡导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三是落实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和优惠政策。通过发展经济和提高劳动者文化水平, 增强育龄夫妇计划生育的自觉性。研究制定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父母养老保障的有关政策, 切实落实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各种奖励优惠措施。四是切实保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投入。要把计划生育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确保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稳定增长。同时要建立多渠道的筹资体制, 鼓励民间捐资、社会募捐和国际捐赠。五是加强计划生育服务能力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卫生技术服务资源, 尽量共享现有人员和设备, 巩固和发展服务网络, 改善服务条件。建立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信息网, 及时准确地掌握妇女节育生育状况, 提高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水平。

总之, 只有建立以政府为主导, 农民为主体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人口资源开发体系, 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 才能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动农村的三个文明建设。

社会全面进步 篇2

——沙湾县良种场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沙湾县良种场于1960年建场，前身为“沙湾县试验农场”，1962年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报国务院备案，更名为“沙湾县良种繁育场”（简称良种场），属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良种场自建场以来就以繁育小麦提纯复壮为主，繁育玉米单交、双交种，曾远销山西、陕西、甘肃等省。进入八十年代繁育棉花新陆早原种、“三圃田”等，每年为县种子站提供原种30-40吨，到了九十年代达到50-60吨棉种，沙湾县基本形成以种子加工、种子公司经营的良种繁育供应体系，良种场种子繁育保证全县种子供应，对沙湾县二十多年来的棉花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1998年，为改变良种场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县人民政府以沙政发（1998）193号文件《关于良种场、县宾馆划属企业的通知》自1999年元月1日起，改制为企业单位。

良种场党委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加大创新力度，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积极探索在国营农场开展党的建设有效实现形式，提升了全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基本情况

良种场位于沙柳公路距沙湾县城18公里处，东临尚户地乡、南傍金沟河镇、西依大泉乡、北接农八师144团，南有312国道、乌奎高速公路及北疆铁路，北有呼榆公路，沙柳公路贯穿全场，交通十分便利。场总人口为1270人。常住人口1046人，由汉、哈、维、蒙、藏、土家族等六个民族组成。全场308户，汉族964人，284户,少数民族82人，24户。场辖二个分场、一个试验站、一个卫生所。面积5.3万亩,其中播种面积2.7万亩。全场5个党支部，现有党员48人。全场参加社会养老统筹429人，其中：退休职工153人，在职职工127人。

2009年全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5425万元，较2008年增长10.4%，其中，一产达到1683万元，增长10.6%；二产达到3632万元，增长10.2%;三产达到110万元，增长10%。职工农户人均纯收入达8691元，增长5%。完成固定资产投入1302万元。

2010年，良种场党委、管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和自治区七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及县委十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坚持“压棉、稳粮、兴畜、强林”的方针，紧紧围绕场情实际，积极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场完成总播面积26100亩，其中：棉花8500亩、小麦5500亩、油葵3000亩、红花2900 亩、玉米2700亩、新栽改良枸杞2500亩、饲草料800亩、甜菜500亩、蔬菜300亩、黄豆200亩、小杂粮200亩。推行高新节水滴灌8800余亩。

二、总结三十年来的成绩，认清形势，切实增强率先发展、科学发展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过去的三十年来，场党委、管委始终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多种突发性灾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培植特色产业，增加农牧民收入为主线，积极优化产业结构，实施“稳粮、压棉、强畜、扩林”方针，努力打造三个万亩基地建设(1万亩高新节水滴灌建设工程、1万亩枸杞种植规模和品种更换、1万亩优质小麦繁育基地)。突出发展优质高产棉、特禽养殖、特色林果三大支柱产业，实施“科技兴场”战略，坚持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实现了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场集体经济得以壮大，职工群众收入稳步增加，全场社会安定，政治稳定、经济全面发展。顺利完成了三十年来确定的各阶段的主要任务，为“十一五”期间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一)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小康社会建设实现新的跨越。三十年来期间，全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2009年达到5425万元；三次产业比重由2005年的60.8：36.3：2.9调整为45：45：10；企业收入达90余万元；到2009年末，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8691元，年均增长5%。全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

（二）场经济结构调整更趋合理，农业产业化经营迈出新步伐。

（1）按照“压棉、稳粮、兴畜、强林”方针，突出发展优质高产棉、畜牧养殖、特色林果三大支柱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加大以膜下滴灌为主的配套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压缩棉花种植面积，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积极发展番茄、红花等经济作物。推进万亩枸杞基地建设，加快品种更新改造步伐，引进投资实施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以枸杞鸡、肉羊、生猪养殖为重点，加大养殖小区建设力度，配套相关优惠政策，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突出发展畜牧业。

（2）完善农村各项管理制度，切实为职工群众减负增收。近几年来场进一步补充完善了《良种场管水办法》、《义务工管理办法》、《场务民主管理议事卡》、《良种场土地台账》、《良种场场规民约》、《新建高标准抗震安居工程优惠补助》等各项规章制度，使良种场各项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正规化、秩序化、档案化。近三年来共补助人畜饮水费用30余万元；减免职工土地管理4万余元；高标准住房补助10万余元；畜牧棚圈补助8万余元。合计52万余元，人均减负510元。（3）畜牧业发展呈现新特点。2009年末，全场牲畜存栏达到15000头，其中：牛500头，羊5000只，猪9500头，家禽:枸杞鸡5000只，肉鸡20000只。2010年成立良种场康利源枸杞鸡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企业+合作社”运行模式，与一方天投资公司合作，目前已投入资金60余万元建成占地5000余平米，年出栏10万只枸杞鸡养殖场一所。

（4）依靠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三位一体”战略。制定优惠政策，促进林业发展。近年来，良种场党委紧紧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历史机遇，依托退耕还林优惠政策，突出发展经济林。结合农业用水紧缺，耕地盐碱度高，低产田多的现状，实施以枸杞为主的万亩生态林建设，大力推进特色林果业发展。2004年 “红良园”牌枸杞，精包装枸杞鸡荣获了上海国际林业博览会“绿色环保奖”，精包装枸杞鸡2006年通过国家肉类食品质量检疫。2010年全场枸杞种植面积达8000余亩，并向国家农业部绿色办申报“红良园”绿色枸杞食品认证。

（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加，场容场貌发生新变化。为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环境。认真落实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人居环境得到全面改善。三年来共投资180余万元,建成一二分场职工文化活动中心，新建高标准文化广场一座，配齐配套各类健身器材。投入资金150万元，实施了7.5公里道路砂石硬化和5.6公里道路沥青硬 化工程。累计完成职工抗震安居房 80余户，旧房改造19户。投入150余万元完成全场安全饮水工程。

（四）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新层次。坚持科教先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普及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全场科技贡献率达47%；累计完成教育投入20余万元，全场小学和初中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分别达到99.8%、94.9%，基本普及高中教育；改善场卫生所的设施，新建卫生院，全面推行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制度，有效解决了职工看病难问题，全场合作医疗参合率达100%；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为9.87‰、9.49‰；电脑普及率由2002年每百人0台提高到2010年的每百人部6台；全场广播电视实施“村村通”工程,覆盖率达98%。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为加快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深入，近年来良种场机关、良种场二分场、一分场创建县级文明分场均已通过验收；层层落实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范措施，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顺利通过“四五、五五普法”验收；开展创建安全电力设施保护模范场工作，荣获县级保护电力设施模范场。

实施文明场创建行动，塑造社会新风。以“道德规范进万家”活动为载体，建立和完善场规民约，开展五好家庭、文明职工、文明分场争创活动，提高职工群众道德素质。以 移风易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为主题，倡导文明新风来端正民风。采取不同的形式，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丰富职工群众文化生活，繁荣农场文化事业，为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经济的发展营造了优良环境。

（五）群众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和谐社会建设呈现新气象。全面开展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工作，2003年7月1日彻底解决了123名退休职工和135名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2004年7月1日解决了退休职工的医疗保险问题；城镇低保实现应保尽保，共16户；2004年7月1日 解决了原五七队非国有身份38人的养老保险问题；建立扶贫帮困长效机制，实施对口帮扶，干部职工三十年累计捐款近5万元，看病就医、子女上学、住房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全面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深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强民族团结，严历打击“三股势力”、“法轮功”等邪教活动及各类刑事犯罪，社会保持长期稳定。

（六）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显著。三十年来，树立大招商、大引进、大开放、大发展的思想，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积极“走出去、请进来”，取得的成果有完成棉花原种加工厂技改工作100万元，争取自治区国土资源厅《3000亩渔池复垦项目》120万元、争取国家补助资金茂林渠20万元，引进个体老板开发土地10000亩，共计50000余万元的投入资金。

（七）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取得新成效。良种场党委下属五个支部：机关支部、一分场支部、二分场支部、老年党支部、沙龙棉业分公司党支部，共有党员48名，其中女党员9名，具有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党员占54%。远程教育接收站点二个，一、二分场党支部“三室一场”配套完善，占地面积740平方米。坚持把党建工作放在全场经济发展大局中来谋划，找准党建工作服务经济建设的切入点，使党建工作渗透、融合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把“三级”联创作为我场党建工作的总抓手，作为凝聚人心、提升人气，促进良种场发展的牵头揽总工程和建立基层政治工作新机制等，全场上下形成了“场、分场联创”、党政联动、齐抓共管的局面。目前，全场分场党支部全部达到“五好党支部”标准，一、二分场先后被命名为“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单位”。积极相应配套出台了《良种场筹工筹劳管理制度》等到民主管理制度。二分场充分发挥“场务民主管理议事卡”制度的作用，60余户职工群众自筹资金完成了1300亩滴灌工程，选出了七位群众代表，通过议事卡充分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一是实施场党政领导联点包分场制度。为动员、整合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基层组织建设，确保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全场抽调10名干部分包分场，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强大人力支援。首先，班子领导分包联系2个单位，帮助分场理清工作思路，解决实际困难，检查 工作进展情况，督促包单位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其次，要求分包领导从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对所包分场工作给予全方位支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与分场两委班子共同制定工作规划，理清工作思路，选好工作重点，找准基层组织建设的突破口，积极帮助所在分场解决实际问题，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基层组织建设的强大合力。落实督促、检查和指导，严格考评奖惩，把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作为培养、锻炼、考察干部的有效途径，充分调动分包单位、下派分场队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八）社会维稳工作扎实有效。“7·5”事件发生以来，我们始终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制定严密的维稳工作措施。一是统一思想认识。通过开展爱国歌曲大合唱、民族团结先进事迹报告会、“双语”学习大比武等宣传教育活动，坚决把广大党员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中央、自治区对新疆社会稳定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上来，把行动落实到区地县三级党委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上来。二是严格管控措施。全面落实“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实行党委、管委领导成员包村、工作队员和村干部包组包户，开展访居民家庭、访流动人口、访重点人员、访弱势群体的走访活动。三是加强值班巡逻和群众信访工作。实行机关干部、分场“两委”成员集中办公、轮流坐班制度；组建民兵应急分队在重点路 段区域设置了治安卡口，加强过往车辆、流动人员的盘查，24小时不间断对交通要道、电力设施、饮水源、油气管线等重要目标进行重点保护；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包案领导亲自落实包掌握情况、包解决问题、包教育转化、包稳控管理、包依法处置的“五包”措施，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信访问题，努力做到息诉罢访、案结事了。

三、努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科学发展，造福于民 第三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来，我场立足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立足对场情及存在问题的深入把握，场党委对进一步科学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对2010年乃至今后更长一个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做了全面安排部署。

一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实现新突破。推进万亩枸杞基地建设，加快品种更新改造步伐，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支持，加快枸杞油、枸杞茶、枸杞酒系列产品的开发；以承包、租凭、转让等多种方式，盘活集体枸杞林地，延长产业链。以枸杞鸡、奶牛、生猪养殖为重点，加大养殖小区建设力度，配套相关优惠政策，成立养鸡专业合作社、枸杞种植协会，充分发挥“两新”组织引领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能力。

二是在新技术推广上实现新突破。着力抓好以高新节水滴灌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制定膜下滴灌实施方案，协调信用社贷款，做好群众宣传动员工作。与科研院所合作，聘请 专家、技术人员担任本场技术指导员，大力普及推广先进适用种养殖技术。

三是在新农村建设上实现新突破。进一步完善村庄整体规划，合理布局养殖区、居民区、商业区；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配套村庄道路，搞好村庄和农田植树造林，强力推进抗震安居、沼气入户工程，进一步推动高标准住宅小区建设，绿化、美化、净化环境，着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四是在民生改善上实现新突破。大力开展富民工程，通过引进人才、技术资金，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配套扶持政策等各种途径，帮助职工群众致富增收。加大科技培训普及工作力度，提高职工群众致富增收本领。深入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培育新型职工群众。加强社会事业建设，让各族群众职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五是在基层组织建设上实现新突破。进一步深化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抓好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增强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理顺管理体制机制，规范强化机关、分场管理，实施绩效考核办法，提高工作效能，管好用好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坚持推行“一线工作法”。基层党员干部能真正扑下身子主动深入到田间地头、农户家中了解掌握职工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广泛宣传引导职工农户掌握市场信息、学习高新节水滴灌等现代农业新技术。

多年来，在中央和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大力推动下，在县 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历届领导班子和广大职工群众的共同努力，良种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职工群众生产生活得到了全面改善，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场容场貌发生巨大变化。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离开不团结稳定的社会大局。2010年我们又引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胜利召开，在这新的历史机遇的引领下，我们将进一步抢抓机遇，科学发展，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中，我们坚信，良种场的明天会更好！

发掘潜能,全面进步 篇3

某天，数学课堂。我们进行到“全等三角形的性质”这一节课，在概念引入的环节让同学们互相讨论，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不少同学没有很好的参与。有的小组8个人，就两位同学在热烈的讨论，其他同学各忙各的，有的同学坐着埋头看课本，没有参与其中；有几个同学还无所事事，甚至还在搞小动作……

之后我又留心的观察了几节课，并跟其他学科老师交流，发现这种情况在所有学科几乎是普遍存在的，都说在讨论的时候会有同学们的参与度不够，成绩好的同学讨论的不亦乐乎，成绩差的却在那默默无声。由此，我不禁有了疑惑：班级的学习气氛还是很好的，为什么在课堂讨论的时候，却是这样一番各自为政，差别明显的景象？

【问题的症结】

针对这个问题，我找了几个表现不一的同学分别谈话，想进一步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课堂讨论的。几个同学里，有一个是我的数学课代表小金，他成绩不错，讨论的时候也挺热烈。小金说：“老师，我觉得讨论很有趣啊，每次讨论的时候都很兴奋，我同组的几个同学都没我理解的好，我把他们驳倒或者说服的时候觉得很有成就感。”有一个是小王，平时讨论的时候多数看他在翻看课本，不怎么和同学讨论。小王说：“我觉得课本上都写清楚了，没什么好讨论的啊。而且，同学们都是没学过这些知识的，谁知道讨论的对不对呢，还是等老师讲比较好。”另外一位同学小比，平时学习挺努力，但成绩却不见起色，比较内向自卑。他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讨论，别人都能发现问题，我却发现不了，所以想到时候听别的同学讲。”

了解了这些同学的看法之后，可以看出来，不少同学并没有从活动的过程中得到我们所期望他们得到的东西，比如：自主学习，自主思考，积极主动，与人交流，互相帮助等等，他们仍然局限在之前的学习模式中，没有获得进步。学习优秀的同学有着固有的优越感，没有去想在新的学习模式中，如何更加主动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发展自己；学习一般的同学则缺乏积极性，或多或少的有点消极，自卑的情绪。这样不同的心态，导致了课堂讨论时同学们不同的表现，这根本无法达到活动单导学 “引导同学在活动中自主，合作学习”的目的。

【问题的解决】

了解到这些想法之后，我就在课堂上注重了针对不同表现的同学采取不同的鼓励方式，从而对基础不同的同学有差别性的进行鼓励。根据划分学习小组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个“积分制”的鼓励办法。具体内容就是：每个小组大家成绩不一样，在讨论结束以后，都会有些环节需要同学来展示他们的讨论结果，或者提出他们的疑问。在这个环节，如果小组的发言人是成绩优秀或者发言积极的同学，就给他们小组积1分；如果这位同学平时成绩普通或者平时不喜欢发言，就给小组积2分；同样，如果是一位成绩不好，平时不发言的同学代表小组发言，就给小组积3分。到了周末，各小组累加积分，优胜组会获得每人一个数学本的奖励。这个办法一出台，就被同学们热情的接纳，第一节课气氛就大不一样，上课发言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因为将每个小组作为一个竞赛单位，小组内很明显的多了一种凝聚力，每个同学都想自己的小组多发言，多得分，课堂氛围变得十分活跃，大家争先恐后，跃跃欲试。

有个同学小高，上课极少发言，性格也比较内向。一天上课的时候，讨论环节即将结束，准备让同学交流结果，我就发现他们组的同学都在鼓励他，让他替小组发言，不时听到 “你肯定行的”“我们支持你”“为了我们小组啊”这样的话，小高则满脸通红，一副局促的样子。轮到他们组发言的时候，小高站了起来，仍然是很紧张，其他同学一脸期待的看着他……等小高鼓足勇气发言完毕坐下，我问：“说的好不好啊？”他们小组的同学高喊： “好！”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使我对这个小组印象非常深刻，也对小高的自我突破感到高兴。在此之后，小高上课发言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人也开朗了许多。这种同学间的鼓励，集体荣誉的驱使，比单纯的强迫更能使一个同学积极的参与学习，激发他们的主动性。

积分制实行两周后，基本上所有同学都能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课堂气氛也变得非常活跃。同学之间在讨论和发言的时候充满了善意的辩论和争执，每个人都很积极。像之前提到的小金，在后期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小老师的角色，有时甚至主动要求到黑板讲题，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在前面讲题时，提问同学：“会的同学，请把你们的小手举起来！”引来同学们一阵大笑，因为这是我平时讲课活跃气氛时常说的一句话，现在被“小金老师”给用的活灵活现。我就发现小金已经由同学们眼中那个高傲，冷漠的人变成了一个热心的小老师，他经常在自习时间把同学有疑问的题目在黑板上给大家讲解，甚至对于属于他自己的“课堂”气氛也开始懂得控制，作为他个人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当然像小金这样的小老师，在我的班上举不甚数。

随着课堂气氛的不断活跃，像小金这样敢于突破自己，到讲台上展示自己的人越来越多。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成绩好的同学只愿意挑战比较有难度的问题，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而大部分同学虽然也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展现自己，却只去尝试那些浅显易懂的问题，遇到难题了，也只是观望，寄希望于他人。于是，在一次课堂上，当我提出的一道难题，还是那几个成绩较好的同学举手时，我说：“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先缓一缓，不会的同学请再多点思考，看看有没有思路；如果确实不会，那么会的同学就可以带徒弟啦，把自己的思路跟同学交流，讲解，看哪个小组能够全体解决这个问题，小组之内所有同学全部解答出来的给予小组10分奖励。”一时间，又是课堂气氛的大爆发，同学们很自觉的结成了帮扶对子，在积极解决问题。而这节课之后，我们班也一下子多了十几个“师傅”，经常主动把自己的思路与同学探讨，而其他“徒弟”也暗暗较劲，要跟自己的“师傅”一决高下。整个班级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甚至连课间都能够看到同学们围在一起讨论问题的身影。

经过一段时间的引导，原来课堂上那种沉闷，散乱的学习气氛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积极，互助的自主学习风气。有老师听完我的课跟我开玩笑说：“你学生讲的比你都要好了！”

【反思】

著名教育家波利亚曾说：“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由自己去发现的，因为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易掌握其中的内在规律、性质和联系。”数学学习过程充满着观察、实验、模拟、推断等探索性与挑战性活动，所以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学好数学的关键。而活动单导学正是指以“活动单”为媒介引导学生在“活动”中自主，合作学习，实现教学目标的过程。对于学生养成敢想、敢说、敢问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主动探究科学真理的内在素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 篇4

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内涵

1、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

人的全面发展最本质上来说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 包括人的智力和体力得到充分统一的发展以及人的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得到多方面的发展。也就是说能够充分发展人的各种潜能, 完整丰富人的个性, 充分发挥出人的本质力量。

2、人的全面发展的表现形式

本文所考察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形式主要从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来说明。

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特征, 所以人的全面发展最首要的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情况按照不同的形式进行划分有不同方面的发展, 比如按照主体来划分, 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分为个体劳动能力发展、群体劳动能力发展以及全人来劳动能力的发展;按照所反映的形式有潜能的发展和现实能力的发展;从生理上来看, 可以分为人的智力的发展和人的体力的发展等等, 而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求人的劳动能力在各个层面上都得到发展, 而且不断促使潜能向现实能力的转换。

3、社会进步的含义

社会进步是指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合乎规律的前进运动, 其表现形式是生产方式的更新和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包括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以及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 这也是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具有综合性, 生产关系的性质、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等等都是衡量标准, 而衡量社会进步最根本的标准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1、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前提

人的需求和欲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潜在力量, 正是人们有没有满足的需求和欲望, 才激发出人们不断改变现状, 进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为了实现人们物质方面的需求, 人们不断更新生产方式和手段, 从而经济建设不断发展;人们为了满足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探索各方面的文化活动, 从而精神文明不断提升, 文化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人们为了满足政治方面的欲望, 不断探索, 从而促进了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人的需求可以划分为五个层次:生理和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宿的需要、尊重和自尊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 可见人的需求是不断向上发展的, 只有满足了人不断变化发展的需求,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也会不断进步。

2、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性的全面发展, 这样形成的人力资源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拥有一定数量的人力资源是进行社会生产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被企业所用, 且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体力等的总称。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要促进经济的发展, 就必须要提高劳动力的各方面的素质、能力和创造性, 而这些素质、能力和创造性的提高正好符合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社会发展中经济的发展、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政治文明的进步, 都是人的全面发展所带来的能动性发挥的动力作用。

三、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现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只有实现了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才能够满足, 人民素质才能得到提高, 才能够为社会中的人提供物质基础, 保障社会成员拥有充裕的物质生活。只有当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基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 才真正谈的上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加快社会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 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基础。

四、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得知,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存在相互促进、不断发展的辨证关系, 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而社会的进步又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社会氛围和政治保证。在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 要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加快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更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同时将人的全面发展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中来。

摘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来的, 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存在辨证统一的关系, 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 而社会的发展进步本质上就是为了人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本文就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1]王钰、唐召云:《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7年第2期。

[2]金鑫:《“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必须相辅相成——江泽民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新贡献》, 《宁夏党校学报》, 2002年5月。

科技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篇5

评委、各位观众、对方辩友：

大家好，首先我方请大家注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全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家肯定要问了，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全面发展”是一不可分割的名词性短语，只要科技对其有促进作用，就可以说科技进步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而将此概念偷换成全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则是说科技必须在全部的方面上都起了促进作用才可。（请评委及各位观众监督，对方辩友注意，不要偷换概念！）

下面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我方观点:

1．科技进步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

何谓科技，科技指的是科学技术，世上一切非自然生成的物质均是科技产物，大到摩天大楼，小到一根银针，远到航天飞机，近到隐形眼镜，这些都是科技。科技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我们的衣食住行。是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多姿多彩、舒心如意，也是科技使我们能最大程度的了解世界，开拓眼界。因为有了科技，我们比古人寿命更长，房子更安全，食物更卫生，生活更便捷等等。正因为无处不在的科技，人类的方方面面都在发展，所以科学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科技能帮助人全面发展

科技是人创造的，如何去使用它是由人的意识去主观控制的。人是否要全面发展是一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的决定权在人手中，当人决定要全面发展时，科技可以大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要人愿意科技可以帮助人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更全面的知识，帮助人在全面发展之路上走的更远。

3．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的目标

不可否认，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达到全面发展，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人的全面发展是个目标，我们可以无限趋近它却永远达不到它，更何况我们远未无限趋近它。从古到今都无人能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就像数学求极限一样，只能无限接近而无法达到。

4．我们要发展的全面是有选择的全面

我们暂且不论人的本性到底是善是恶，我们可以看到人永远有阴暗面和光明面，我们全面发展的目的一定是最大程度的削减阴暗面，发扬光明面，所以全面发展本身就存在限制，是全面发展的局限性，而非是科技抑制了人的全面发展。如果对方辩友只是看到科技进步使人们丢失的一部分，而没有看到其使人们得到的更多的发展的话，我方认为对方有以偏概全的错误。所以我们以之为目标的全面发展一定是有选择的全面发展，而科技无疑可以促进这一全面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 篇6

一、领导重视，健全机构

石林县委、政府重视勤工俭学，把勤工俭学列为全县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县教育局设立了勤工俭学办公室，由局长亲自挂帅对口指导，专职干部专门负责全县中小学的勤工俭学管理工作。各学校成立了由校长为组长、总务主任为副组长、基地或后勤管理人员为组员的勤工俭学协调领导小组。

二、强化管理，措施有力

为加强学校内部管理，美化育人环境，努力实现校园“净起来，绿起来，美起来，亮起来”的目标，我们走校园经济与绿化、美化相结合的路子，充分利用校内的空闲地，种上蔬菜，既保证了学校食堂的蔬菜供应，又美化了校园。一大批学校校园瓜果飘香，鲜花长开，到处生机盎然，整个教育教学活动过程浸润在美的陶冶之中。县领导、县教育局领导经常深入到学校进行调研，及时掌握勤工俭学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帮助学校制定发展思路、找准项目、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切实解决学校发展中的困难。

为推进石林县勤工俭学的全面发展，教育局要求学校做到“三个纳入”，即把勤工俭学纳入学校重要议事日程，把勤工俭学活动的开展业绩作为总务部门后勤人员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把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工作列入年终目标责任管理考核内容，做到发展有规划，管理有制度。各学校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勤工俭学发展的实施方案，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和目标，学校还结合实际，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要求，把勤工俭学收支单列，专人管理。勤工俭学收入主要用于补助困难学生、改善职工福利,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据统计，2006年勤工俭学收入，补助困难学生6105人，26.97万元，补助教职工福利待遇20.77万元，改善办学条件137.93万元。

为调动学校发展勤工俭学的积极性，促进全县勤工俭学工作健康、持续开展，县教育局每年从县教育专款中安排一定资金，设立基金专户，用于学校勤工俭学的发展和表彰对勤工俭学作出突出贡献的学校和个人。

三、抓出成效，育人、创收并举

经过近几年全县教职员工的扎实工作，石林县勤工俭学工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形成了“典型引路、百花齐放”的发展势头，多次受到国家、省、市、县的表彰，2003年、2004年、2005年连续3年被昆明教育局评为“勤工俭学工作目标管理先进县”，2004年昆明市在石林县举办了“昆明市勤工俭学现场会”，并多次迎接教育部门领导的观摩、指导，培育出了板桥镇中学、西街口镇中学、路美邑镇中学、路美邑镇阿怒山小学、西待口镇威黑小学、鹿阜镇阿乌小学等一批勤工俭学示范学校。

板桥镇中学勤工俭学基地创建于1996年，占地80亩，经过多方面筹资，共投入130万余元，建成了农科技示范基地。目前，已初具规模并产生效益。该校基地有“六园”（“六园”即葡萄园、麻竹园、佛手园、油桃园、甜柿园和李子园）、“三区”（新品种果木栽培区、无公害绿色蔬菜栽培区和养殖区）。栽有果树20多个品种3000余株，有实验品种10余个，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实验场所。农科技示范基地年产值在10万元以上，其中，水果约7万元，养殖、种植3万余元。蔬菜、肉类已基本达到自给自足。基地不但为师生提供了安全、绿色的食品，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资助了困难学生，提高了教师的福利待遇，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西街口镇中学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意识淡薄。1998年学校创办了“农科教学生态示范基地”，有钢架大棚4个640平方米，猪厩135.4平方米，鱼塘2.12亩，露天蔬菜栽培区4.12亩。基地分成6个区域：经济林育苗区0.78亩，优质果树栽培区2.8亩，高科技农作物1.5亩，常规蔬菜栽培区4.5亩，科学养殖区3.42亩，教职工示作区2.2亩。该校在普通教育中渗透职业教育，学生通过基地进行实践，科技意识得到增强，应用农业科技的能力得到提高。校园绿化美化相当有特色，流水潺潺，绿树成荫，鲜花常开，到处生机盎然，教育教学活动浸润在美的陶冶之中。教师福利得到改善，教师留住了，困难学生的问题解决了，巩固了“普九”成果。

西待口镇威黑小学是一所寄宿制完小，地处民族贫困山区，交通条件不便。目前，勤工俭学基地已发展到30亩，种植了玉米、蔬菜、瓜果，年养猪20多头，养羊32只，养鸡45只，养兔30只。师生自己动手制作咸菜。学校每月杀猪1头，除改善师生生活外，还对市场出售，年均收入达1万余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补助困难学生，巩固了“两基”成果。勤工俭学基地被评为“省市示范基地”。

路美邑镇阿怒山小学是石林县贫困山区一所寄宿制小学，学生来自6个山区贫困村，大多数学生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学校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艰苦创业，种养并重，实现经济、社会、育人三丰收。学校每月杀猪1头，免费供师生食用。勤工俭学基地的蔬菜全部供应学校食堂。近年来还做到对特困学生实行全免，对住校学生实行只交大米，不交伙食费，学生的床单、枕巾、洗漱用具全免费供给。几年来，没有一个学生辍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鹿阜镇阿乌小学，在原附设初中班的场地上建起了养殖基地，以养殖业带动种植业的发展。现在该基地年养殖七彩山鸡200多只，皮克兰种猪20余头。附近农村的农民都争相到学校购买仔猪。勤工俭学既改善了师生的生活，又给学校增加了收入。2003年8月村委会将原村委会的6个大棚划给了学校，将近10亩良田划给学校作为勤工俭学基地，发展种植业。

学校与社会进步 篇7

我认为改革仅仅依赖法规的制定,或是惩罚的威胁,或仅仅依赖改变机械的或外在的措施,都是暂时性的、无效的。

我认为教育是达到分享社会意识的过程中的一种调节作用,而以这种社会意识为基础的个人活动的适应是社会改造的唯一可靠的方法。

我认为这个概念对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都予以应有的重视。它恰恰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它承认某种品格的形成是合理生活的唯一真正基础。它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它承认这种好的品格不是由于单纯的个人的告诫、榜样或说服所形成的,而是出于某种形式组织的或社会的生活施加于个人的影响,社会机体以学校为它的器官,决定道德的效果。

我认为在理想的学校里,我们得到了个人主义和集体组织的理想之间的调和。

因此,我认为社会对于教育的责任便是它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责任。通过法律和惩罚, 通过社会的鼓动和讨论,社会就会以一种多少有些机遇性和偶然性的方式来调整和形成它自身。但是通过教育,社会却能够明确地表达它自己的目的,能够组织它自己的方法和手段,因而明确地和有效地朝着它所希望的前进目标塑造自身。

我认为当社会一旦承认了朝着这种目标前进的可能性以及这些可能性所赋予的义务,人们便不可能去设想听任教育者随意地使用时间、注意力和金钱等资源。

我认为为了提醒社会认识到学校奋斗的目标,并唤起社会认识到给予教育者充分设备来进行其事业的必要性,坚持学校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最基本的和最有效的工具,是每个对教育事业感兴趣的人的任务。

我认为这样设想的教育是标志着人类经验中所能想象得到的科学和艺术最完善、最密切的结合。

我认为这样形成人类的各种能力并使它们适应社会事业的艺术是最崇高的艺术;能够完成这种艺术的人,便是最好的艺术家;对于这种事业,不论具有任何见识、同情、机智和行政的能力都不会是多余的。

我认为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增长了对于个人的心理结构和生长的法则的观察能力;社会科学的发展增长了我们关于正确组织个人的知识。一切科学的资源都可以为教育的目的而使用。

我认为当科学和艺术这样携手以后,支配人类行动的最高动机已经达到了,人类行为的真正动力将被激发起来,人类本性中所能达到的最好的事业便有保障了。

最后我认为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

我认为每个教师应当认识到他的职业的尊严;他是社会的公仆,专门从事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谋求正确的社会生长。

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篇8

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 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化解经济危机的力量, 除了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和坚强领导, 还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 要十分重视发掘和释放民间的经济社会能量。换言之,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 是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是压制;而所谓“新一轮解放思想”, 最需要思想解放的, 不是民间, 也不是百姓, 而是缺乏远见和担当精神的官员。

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 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 江湖与庙堂联动, 自下而上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 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1.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 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

上一个30年, 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 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 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 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 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 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报道, 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 最终得到高层认可, 推向全国, 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所以, 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 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2.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 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 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

30年前, “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 (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 “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 不知所云。但今天, 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 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 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 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方面的人员。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 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 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 私产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 都少不了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 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 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 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但是, 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 由于人员构成复杂, 价值观极不稳定, 职业流动性较大, 因而社会认可度不高, 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人士有意无意地排斥。

目前的报考公务员热, 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 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 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破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 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 改革也就越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 改革的活力可能丧失, 改革的希望可能泯灭。

因此, 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 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 拿出的四万亿, 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 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 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 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 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 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 而出重手打击, 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 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前年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 在一些地方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 造成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 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 危机已现。

因此, 要化解经济危机, 要深化改革, 要解放思想, 必得借助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 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3.新意见阶层的问世, 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 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 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 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 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 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 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 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 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 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 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 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 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 开始走向合拍。现在, 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通过网络了解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 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 一直困扰着一个13亿人的大国, 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 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 互联网的出现, 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网络来势汹汹, 铺天盖地, 无远弗届, 无孔不入, 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 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 因为它防不胜防, 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传统媒体说“不”, 但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 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而这个新意见阶层, 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

回顾这些年来, 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 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 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一路走来, 是传统体制中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 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 是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 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 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 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 中国改革的动力, 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C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 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 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 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 则急剧边缘化。

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 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 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 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 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 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 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 民怨、民愤淤积, 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 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 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 尤为可贵。事实上, 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 是封堵、漠视, 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 看作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可以调动、整合, 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 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促进社会进步 提高国民素质 篇9

一、文化与国民素质的含义及其联系

1.文化的基本含义

“文化”, 一般来说, 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含义:首先,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在这里我们特指精神方面的, 如文学、艺术等等。其次, 从考古学来说, 指同一时期, 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等。最后, 从狭义上讲, 文化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 如信仰、素质、教育、风俗等多方面的内容。

2.国民素质的基本含义

素质一词, 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含义:首先, 它是指事物的本来性质;其次, 从心理学上讲, 素质是指人的精神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最后, 素质是指人的素养, 例如人的道德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等。

3.文化与国民素质的辩证关系

文化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总和, 文化的发展与提高本民族的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都知道, 文化和素质都属于意识形态, 都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但是文化不等同于素质, 素质离不开文化, 素质是文化的沉淀。有了文化, 不一定具备良好的素质, 但是, 如果要有良好的素质, 就必须有文化。因为素质是以“先天禀赋为基础, 在后天环境和教育影响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身心组织机构及其质量水平”[1]。因此可以说, 在现代化建设中, 我们既不能脱离文化谈素质, 也不能脱离素质谈文化。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 素质是文化的沉淀, 文化与素质是辩证统一的。

二、我国台湾地区民众素质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社会文明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此, 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综观中国台湾地区多年的发展, 台湾人民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有了很大进步, 值得关注和借鉴。现举例说明。

1.台湾地区的“志工”对于提高民众素质产生了重要影响

所谓“志工”,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志愿者。但台湾的志愿者与大陆志愿者又有很大的不同。首先, 大陆的志愿者主要来自于青年人, 由他们去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一些人群。但是台湾的志愿者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而且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加入。其次, 在服务的层面也与大陆有所不同。台湾的志工是没有报酬的, 或者有的话也只是一点点餐旅费。再次, 台湾的志工是非常专业的, 在台湾做志工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 才能服务于社会的各个地方。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 而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诚然, 在台湾做志工也是社会文明的象征之一。在台湾做志工是一种硬性规定:它是对学生准备升学的一种考核标准, 同时也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习惯。台湾教育部门明确规定:“准备上大学的高中生, 每学期至少要当八小时以上的志工, 如课业辅导、病房陪伴、募集善款、导游解说、回收垃圾等, 方才能取得入学资格。”而且还有不少大学也明文规定:“学生除了一方面在校期间要修满自己所学习的课程之外, 另一方面还必须在校期间要做满50个小时的志工, 才能毕业。”[2]

2.台湾地区在环境保护上也显示了人的素质重要性

台北首创了一种处理垃圾的方法, 叫做“垃圾不落地”, 也就是在街头不设有垃圾站和垃圾箱, 而是定时定点地用垃圾车来回收垃圾。市民们只需要将自家的垃圾进行分类, 即分成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而且在送到垃圾车旁时, 还要接受回收垃圾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在台北垃圾费是随袋征收的, 垃圾费按数量来计算, 产生垃圾的数量越多, 那么交的垃圾费也越多。自从台北实行这项回收垃圾的措施以后, 使得台北的大街小巷变得清洁和干净了, 同时也能充分地利用可再生资源。其实, 对于垃圾的处理问题, 不仅需要地方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 而且也需要来自于广大民众的配合。由此可见, 保护环境需要我们每个公民都要付出努力, 这对于提高民众素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然要看到, 台湾地区文化在传承上深受其源中华文化的影响, 是中华民族文化在此特定地区的体现。而当前台湾地区社会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大陆有着很大的不同, 它在社会文明方面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毕竟在提高民众素质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值得我们在社会发展中借鉴学习。

三、促进社会进步, 提高国民素质

1.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提高国民素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完善, 市场经济秩序的顺利运行,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充分发扬, 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素质提高。所以,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 我们要建立起一系列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等,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此外, 要完善法律制度, 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 培养全体公民知法、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提高国民的法律素质, 使每个公民都能够用法律来严格地要求自己, 规范自己。还要完善民主监督机制, 增强人民的民主监督的能力。所有这些的发展, 都为提高国民素质提供了政治保证。

2.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为提高国民素质提供强大的经济保证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经济的发展,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人的素质也很难得以迅速提高。因此可以说, 经济是提高人的素质的原动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之初, 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 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人们除了满足自己日常生活的吃、穿、住等方面的需求外, 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人的其他方面的发展与提高, 因而那时人们的素质都不高。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与发展, 以及生产力的提高, 使得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从而使人们能很好地发展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才能为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提供可靠的物质保证。

3.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为提高国民素质提供充分的文化保证

文化建设成为经济、政治发展的桥梁与纽带。一个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快与慢, 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今天, 中国作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在继承和发扬了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构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 以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为补充, 使得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符合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 又能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要, 不断地增强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也为国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文化保证。

4.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保证

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体。邓小平提出了“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的战略思想, 突出强调了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 发展教育事业, 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环节。现如今, 我国的教育体系正在迅速发展, 但是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教育水平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解决农村中小学学生辍学现象,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加强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与成人教育, 改善学校的不合理布局, 减少地区、城乡、民族差距,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使每一位教师都能够很快地转变旧的教育思想、方法和管理模式。要促使教育公平, 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全面发展。此外, 还要加强人的个性修养, 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加强人们的心理素质、身体素质、文明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在21世纪, 我们更应该优先发展教育, 注重培养国民的素质, 把它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与目标以及动力保证, 真正地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 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机遇, 迎接挑战,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文化与国民素质关系密切。文化建设能够促进社会进步, 提高国民素质。我国台湾地区在民众素质发展方面可为我们提供借鉴。为了促进社会进步, 提高国民素质, 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关键词：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台湾民众素质,社会进步与国民素质

参考文献

[1]田新强.论人的素质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J].法制社会, 2008, (12) .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及其社会影响 篇10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但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在工业化进程中, 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 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阶级矛盾突出;垄断组织的出现, 导致政府对经济的协调与控制能力下降, 经济秩序一片混乱。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动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是进步运动产生的原因。[1]城市化的发展,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 城市贫民不断增加, 他们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入不敷出的收入, 引发犯罪率大大增加。受拜金主义的影响, 自私自利, 个人主义思想泛滥, 追求金钱成为大多数人生活的目的, 直接导致社会道德水准下降。这些诸多的社会矛盾, 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应运而生。中西部农民运动、文官制度改革运动、共和党反叛运动、平民党运动, 这一切都为进步主义运动产生提供了条件, 揭黑幕运动为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被誉为“进步教育之父”的帕克, 在1875年创办昆西实验学校, 他根据教育要使学校适应儿童的原则, 对教材内容、教学方法等进行了改革。但他的改革仅限于教学范围,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再说一遍, 我仅仅尝试运用已经很好地形成的原理、方法或细节。我没有尝试任何经验, 也不存在任何特殊的‘昆西方法’”。[2]1894年他出版《关于教育的谈话》一书, 把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推向实践。标志着美国教育从早期超验主义向新的科学教育过度, 从对欧洲理论的依赖到更有独特性的努力转变。[2]

进步主义教育的另一位创始人杜威, 1916年出版《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 标志着美国教育进入一个新时期。他把实用主义哲学引入教育中, 成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杜威特别关注社会变革对教育的影响, 重视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前言中, 杜威明确阐明了他的思想, 他说:“本书所阐明的哲学, 把民主主义的发展和科学上的实验方法, 生物科学上的进化论思想, 以及工业的改造联系起来, 旨在指出这些发展所表明的教材和教育方法方面的变革。”[3]因此,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等紧密联系, 从社会变革对教育的要求中探索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 以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杜威认为, 学校应是社会的雏形。“当学校能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每个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 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 并授予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时, 我们将拥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的最强大的, 并且最好的保证。[4]1896年, 杜威创办“大学初等学校” (University Elementary School) , 1902年更名为“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 (Chicago University laboratory School) , 进行进步主义教育实验。

1919年3月, “进步主义教育协会” (PEA) 成立, 标志着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机构的成立和实验学校经验的进一步推广, 使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得到广泛关注, 其影响也扩大到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成型”与“拓展”, 构成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二十世纪20年代的主要发展趋势。[5]

然而, 伴随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 进步主义教育的发展方向发生了转变, “社会改良”、“合作与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 导致进步主义教育内部意见出现分歧。1955年, “进步主义教育协会”解体, 标志着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衰退。

2 进步主义教育的思想内涵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作为进步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它从产生到衰退的六七十年中, 一直面对的是美国社会巨变中的现实问题, 这也是该运动力求解决的问题。在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中, 产生了进步主义教育思想。

2.1 教育目的观:生长与服务社会

教育目的作为人们对接受教育的一种期望, 通过接受教育使人得到应有的发展。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主张把生长作为教育的目的, 他认为教育本身并无目的, “教育就是生长, 在它自身以外, 没有别的目的。”[6]因此, 不要到教育过程以外去寻找教育目的, 外在固定的目的不能顾及儿童的兴趣和需要, 脱离社会生活, 是不切实际的。这样只能使教师和学生的工作性质变成机械的活动, 因此, 教育目的是人, 即家长和教师才有目的。

教育目的在促使人生长的同时, 还应规定一定社会培养人应达到的质量与规格。对此, 杜威认为, 教育是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 学校是社会进步与改革的基本的和有效的工具。[6]教育要为社会发展服务。杜威强调教育培养的人应有四方面的素质, 即良好的公民素质;广泛的职业素养;科学思维的方法;良好的道德品质。这些都是社会公民必需具备的素质, 教育只有培养具备这样素质的人, 才能更好的服务社会。[7]

2.2 学生与教师观:主体与指导

进步主义教育家认为, 传统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脱离社会实际、脱离儿童的生活经验, 把教师与课程看作教育的中心, 把教材内容强加给儿童, 教师按照自己的意志要求儿童, 不考虑儿童的兴趣与爱好, 这是对儿童创造能力的极大束缚。因此, 进步主义教育传承了杜威儿童中心的思想。认为从社会习俗中解放出来的人要彻底改变传统学校成人中心、教师中心、书本中心的状况, 就必须用儿童中心的学校来代替, 要强调儿童个人的自由、创造和自然的发展。学校应该成为儿童生活的场所, “在这种情况下, 儿童变成了太阳, 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4]在儿童中心学校, 儿童是活动的主体, 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去从事各种活动, 不应该由教师和现成的教材内容来规定。教师的职责是“作为集体的一个成员来选择对于儿童起作用的影响, 并帮助儿童对这些影响作出适当的反应”[6]。

进步主义教育在强调儿童中心的同时, 并不否定教师的作用。在进步主义教育原则中明确提出“教师是指导者, 而不是监工”。教师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指导学生自主获得知识上, 并教导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 而不是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正如杜威所说, 教师不应该采取“放手”的政策。教师应该成为学生师长, 应该是指导者, 即学生经验的改造者, 学生智慧的开拓者, 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2.3 课程与教学观:灵活与实用

进步主义教育反对以学科为中心来设计课程, 认为课程应该建立在儿童生活经验的基础上, 在儿童实际生活中去寻找符合儿童需要的内容, 这样的课程才能引起儿童的兴趣, 满足儿童的需要, 进而培养他们的探索与创造精神。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 应该充分考虑儿童的心理接受能力, 按照儿童心理发展的顺序来安排教材内容。受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美国中小学课程设置上更加灵活。到20世纪初, 许多进步学校完全抛弃了传统学校长期袭用的教材, 而主要由观察、游戏、故事和手工作业来组成课程。[8]

在教学上, 进步主义教育认为, 应做到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统一。教学内容是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种种事实和原理作系统的归类而组成的用于教给学生的现成的材料;教学方法就是通过对教材的加工和安排, 使之最有效地在学生心中产生印象并转化为学生的知识。如果没有教材内容, 教学方法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好的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也不能发挥作用。进步主义教育根据从经验中学习的原则, 探索总结出很多有价值的教学方法, 如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和杜威的“问题教学法”。这些方法更加实用, 它克服了过去以教师、教材为中心的弊端, 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3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社会影响

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对美国20世纪上半期的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使美国各级各类教育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二十世纪20年代, 进步主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 对世界教育产生广泛影响。

首先, 扩大了教育规模。1900年, 全美国只有少数城市有幼儿园, 到1920年, 全美国幼儿园达到8000所左右, 入园人数达到51.1万人。1900年, 美国公立中学有6000所, 到1920年达到14000多所, 中学生人数由63万增加到470多万。公立学校中入学儿童由1900年的193万, 增加到1920年的2127万。高等学校迅速增加, 使美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

其次, 改善了办学条件。农村传统的单间教室合并为较大规模的学校。中学的办学条件发生了极大变化, 标准化的体育馆、实验室等教学设施在很多学校建立起来。在进步主义教育家们的努力和倡议下, 国家教育经费预算大大增加, 美国南部学校的办学条件也得到极大改善。

第三, 改革了教学内容。1900年之前, 美国很多学校只开设拉丁文、几何、代数、历史等课程。1900年起, 地理、英国文学、文官政府等课程内容进入课堂。到1920年, 学习基础课程的学生急剧减少, 学习应用学科如:家政学、市政学、手工、打字、音乐、理财、销售等内容的人数极大增加。大学课程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化, 哈佛大学首先推行了自选课程, 其他高校仿照哈佛大学也先后设置。高校应用性课程不断增加。但高校课程改革也遭到部分人的反对, 后来对选修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 逐步实行了“主修”与“辅修”制。

二十世纪20年代, 进步主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 1919-1929年间, 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克伯屈、帕克赫斯特等人先后访问日本、中国、英国、德国、墨西哥、苏联等国, 宣传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同时, 一些国家选派留学生到美国留学, 进步主义教育著作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这些对传播进步主义教育都起到很大作用。进步主义教育的广泛传播, 对世界教育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在西欧一些国家中小学教学中广泛运用。苏联二十世纪20年代制定的统一劳动学校制度也渗透了进步主义教育思想, 进步主义教育对中国二十世纪20年代的教育改革也产生重大影响, 表现在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卡斯特计划在中国的实验热情, 也表现在中国教育家在翻译和介绍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所付出的巨大辛劳。

参考文献

[1]高芳美.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进步运动[J].世界历史, 1999 (4) :116.

[2]克雷明.学校的变革[M].单中惠等, 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4.

[3]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4]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等,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5]张斌贤.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6]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1981.

[7]吴式颖.外国现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篇11

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化解经济危机的力量,除了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和坚强领导,还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要十分重视发掘和释放民间的经济社会能量。换言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是压制;而所谓“新一轮解放思想”,最需要思想解放的,不是民间,也不是百姓,而是缺乏远见和担当精神的官员。

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江湖与庙堂联动,自下而上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1.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

上一个30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所以,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2.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

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方面的人员。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产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少不了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人士有意无意地排斥。

目前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破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改革的活力可能丧失,改革的希望可能泯灭。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拿出的四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前年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危机已现。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助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3.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通过网络了解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着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网络来势汹汹,铺天盖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传统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

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中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是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C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

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事实上,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看作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可以调动、整合,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