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NGO

农村NGO（共7篇）

农村NGO 篇1

一、农村NGO发展的新时代背景———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4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的目标，标志着我国的治国理念发生了根本转折和重大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由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扩展为包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着力建设和谐社会”是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目标之一。2005年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元年。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作为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路径，或者说是突破口，笔者认为主要取决于农村的政治社会稳定。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维护农村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决策。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其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新农村的建设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线路图”，其中明确指出，要将以城建为主的投资方向转变为更加重视农村社区建设，重视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作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除了遍布中国农村的基层政府外，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即农村NGO(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新的时代背景为中国农村NGO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笔者认为，除了良好的外部宏观政策环境提供的发展平台之外，农村NGO在中国能够得到较快发展是由农村公共服务的供需两方面共同决定。

二、农村NGO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公共服务供给功能

农村NGO的发展是由其内在特征所产生的公共服务供给决定的。

首先，非政府组织与民众联系密切，是联系国家和市场的重要中介纽带，而且非政府组织拥有一套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能较好地表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有助于社会整合和社会的稳定，并使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或解决，而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由于其广泛性和复杂性，仅仅依靠基层政权机关是无法得到良好解决，农村NGO的发展，为农村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另一个有效的途径，成为农民向上传递话语权的组织代表，达到维护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利益的目的;

其次，非政府组织的一系列活动能够提高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是公民展现自身价值的重要舞台。中国农村社会仍然具有部分典型的小农社会文化，在政治上表现为农民政治主体意识的缺失。长期的封建伦理纲常塑造了农民的依附人格，君主权威压抑了他们的主体意识，而个体一旦丧失了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在政治生活领域就表现为惯于寻求和依附权威。迄今为止，作为文化传统的承载者，在传统色彩浓厚的乡村，农民往往无法摆脱作为权势力量的从属者的自我心理定位，缺乏行使民主权利的主动性，而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主动地影响或控制社会制度。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农民仍然不愿意关心和参与政治，抱着“老百姓只要吃饱穿暖就行了，其他的用不着我们管，也管不了”的心态，逆来顺受，听之任之。农村NGO的发展，调动了农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有利于农村民主氛围的营造，从而为中国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夯实基础。

最后，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非政府组织将在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和基本需要满足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农民作为我国公民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却由于国家政策和利益，在获得国民待遇方面处于不平等地位，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从政治层面来看，农民缺乏表达及参与政治的有效渠道,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声音太小，难以通过决策机制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支持。从经济层面来看，广大农民不具有占有国有资源的机会，也无力争取这种垄断资源，相反国家却一直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向农业过度索取，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使得中国农民占有经济资源的能力很弱，经济基础的薄弱使他们很难具有真正的“话语权”。从社会层面来看,城市人口的需要被优先满足。比如,在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资源分配上,农村人口得到的非常有限,远远不能满足9亿农村人口的需求。

三、农村NGO发展的重要性———满足后税费时代基层公共服务需求

(一)农村民主政治生态环境仍需改善

国内农村民主自治进程很不平衡，在许多地方，农村家族势力、地痞流氓及乡镇部分领导形成的小利益集团，对农村民主选举、村务公开进行干扰，采用各种办法来扼杀农村民主政治。

2004年7月8日，《南方周末》报道了陕西省铜川耀州区方巷口村一位“教授村官”所遭受的血腥报复。东南大学退休高工，竞选上了家乡的村委会主任，但从一开始，他就遇到了来自竞争对手的麻烦，连支持他的村民也受到恐吓。区、镇干部也不支持他，不给他发放任职资格证书，并对财务交接设置障碍。他每天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麻烦上，过去一年多，他差不多遭受了这一生的全部打骂，最后连父母的坟也被人挖掉。

通过这个农村民主进程中的一个标本，我们不难发现，农村的小利益集团的存在抑制了农村民主的发展。农村的民主生态环境亟需改善，而仅仅靠农村基层政权机关提供公共服务是不可能促使这个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大力发展农村NGO，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调动农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扼杀小利益集团存在的基础。

(二)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收支矛盾导致公共管理功能暂时性缺失

2006年，我国全部取消农业税，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进一步减少乡镇政府的收入，导致基层政权机关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暂时性功能缺失。

对于农业为主的地区和中西部贫困地区来说，地税和国税收入所占比重是很低的，而农业税占了很大的比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专家介绍，在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县区，农业税一般占当地财政收入的30%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70%—80%。减免农业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断了乡镇的财源。虽然中央加大了国家转移支付，但据有关资料，按照2004年统计的全国39000多个乡镇计算，每个乡镇每年的财政资金缺口达到308万元左右。

面对农村财政收支的严重不平衡，地方政府已开始采取种种措施积极应对，进行乡镇机构改革，精简人员，重新定位基层政权机关的职能。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些问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乡镇干部7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抓农业税。农业税减免后，基层干部在思想上存在些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失去了约束农民的“把柄”，管理农村、农民的支点没有了，农村工作难以展开;基层干部存在信任危机，一方面，上级机关和领导对他们不信任，把权力都收上去了，另一方面，群众也不买账，权威感和优越感丧失，财力萎缩了，组织动员能力下降了，基层干部失去了号召。从基层干部的思想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基层干部的思想转型并没有完成。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存在“官本位”的思想，认为乡镇政府职能就是行政管理，而忽视了向农民提供公共物品的公共服务功能。思想的转型需要时间，而这段时间所造成的公共服务的真空需要农村NGO来发挥积极的作用加以补充，避免因服务暂时的缺失而造成农村社会的不稳定。

2. 许多地方政府都采取了精简机构的措施来应对后税费时代乡镇机构的运行问题，将大量的事业性、公益性的职能剥离出了行政机构，而这部分的功能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起着很大的作用。那么，在事业性事务剥离后，事业单位尚未完全建立之前，怎样保障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的持续稳定，这也需要农村NGO的发展来进行弥补。

四、农村NGO的发展方向

2005年10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做了一项关于“乡村治理与乡镇改革”的调查，调查对象是长期从事农村研究、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学者。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普遍实行村民自治，农村的治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新的治理模式。06年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治理模式如何创新，乡镇政府改革如何推进，农村NGO在乡村治理中的职能如何定位等，都成为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在这次会议中，大多数专家学者对目前的乡村治理和现行的乡镇体制是不满意的，高达80.9%，值得注意的是，选择非常不满意的学者不在少数，共九人，达到14.2%，而满意度高的第九、十项无人选择。而农村NGO的发展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一个组成部分，学者们的观点也印证了中国农村NGO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专家学者们把发展和改革视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们最为关注的农民负担问题，已经被专家排在了最末位。从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的数据中心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重点的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认为当前农村工作重点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占到74.6%，是加快乡镇政府改革的占到61.9%，是保障体系完善的占到52.8%。是维护稳定

化解农村矛盾的占到50.8%。可以看到，农村NGO的发展有相当大的空间，无论是从农业经济的发展，还是农村社会的稳定以及农村文化的改善，他们都可以充分发挥本组织特有的“第三部门”的优势，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在优先发展哪些农村NGO的问题上，14种农村NGO(包括合作医疗站、专业协会、村民议事会、农民合作社、外出务工组织、乡村经济联合社、信用合作社等)都有专家学者填选。其中，超过50%的专家学者填选的应急需发展的农村NGO有4种，依次是：合作医疗站、各专业协会、村民议事会和农民合作社。这些组织是农村社会现阶段急需的公共服务组织，是后税费时代农村NGO着力发展的方向，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基层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功能性不足急需农村NGO的补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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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品牌之战 篇2

中国NGO组织通常有两种诞生路径, 其一是伴随政府职能转型、事业单位改革等, 由政府部门主动组建甚至运作, 挂靠在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社会组织, 用于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分流人员等目的, 这是“自上而下”的NGO;其二是由公民基于社会需求发起, 相对独立运作的NGO, 是“自下而上”的NGO, 又称草根NGO。

大多数中国人对NGO的认识, 始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它们踊跃奔赴灾区, 积极实施救助, 为社会各界所关注。近10年来, NGO成长的步伐也开始加快, 每年以约10%的速度递增。从1998年到2009年, 我国NGO数量增长了近100倍。截至2009年底, 全国依法登记的NGO组织约43.1万个, 其中社会团体23.87万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19.04万个, 基金会1843个。此外, 在各级民政部门备案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4万多个, 城市社区组织有20万多个。目前, 中国的NGO在扶贫、环保、维权、教育、助残等众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中国NGO的发展, 以及大环境的变化, 媒体对各类NGO也加强了关注, 报道其公益项目的热情也逐渐高涨。这既得益于社会整体慈善氛围的提升, 也归功于NGO对自身传播管理的重视。

不过, NGO的问题同样存在。很多有作为的NGO组织, 公众对其并无认知, 甚至有的NGO因为没有名气, 而导致资金来源缺乏。事实上, NGO对自身的宣传与推广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因为这不仅是名气问题, 还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因此, 学会如何塑造品牌, 提升公信力, 增加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是他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国内NGO传播:缺少专业合作

中国目前大多数的NGO组织, 还停留在踏踏实实做事的层面。中国传统的NGO在公益项目活动中, 往往能想到的仅是媒体传播。珍·古道尔 (北京) 环境文化交流中心副总干事蒋俨说, 他们有一批铁杆媒体, 这些媒体人员自身对环保的热爱, 使得他们积极去报道那些公益项目。

国内的NGO组织往往都能调动媒体的公益热情, 不断利用各种活动让媒体对NGO产生认同。毫无疑问, 媒体宣传有助于NGO塑造品牌形象, 但仅仅靠媒体显然不够。

智扬公关顾问机构总裁谢骏说, 很多NGO把公共关系看成是一种包装和炒作。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他们应该看到, 一个组织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土壤, 组织的“内心世界”是要通过信息来承载并向外传达的。而信息的表述存在着一些艺术和技术的方式。NGO组织要根据媒体、受众的接受心理去设计它, 精准地传递组织所要表述的东西。

事实上, 在发达国家, 传播已经成为这些NGO组织机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中国的NGO组织能够将公共关系理念运用起来, 对其品牌的塑造将是很有益的。在这方面, 国内有些NGO组织, 开始进行了初步尝试。比如, 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公共关系部, 并经常聘请公共关系专家帮他们开展具体活动。

1024首席执行官童紫静说, 国内NGO应该加大与公关公司的合作。公关公司专业的策划和服务, 有助于NGO塑造形象, 让公众了解他们, 从而带领更多人参与公益事业。

国外NGO传播:创造社会议题

在国外, NGO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群体, 在运作、推广方面比较完善。很多NGO都会制定传播营销的方案、战略和行动计划。

灵思传播机构副总裁钱为家告诉记者, 国外NGO在传播上, 通常都是通过对本身的价值理念, 特别是独特的社会议题的掌握, 比如贫穷、环境、家暴等, 来提升其在社会和民众中的影响力。

“一个好的NGO的创立者其实就是一个好的企业家, 他有自己的核心利益, 即公益组织的核心价值。他们特别擅长去挖掘一些独特的社会议题以及这些议题背后的社会价值, 并用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或创新的服务模式去争取舆论、媒体、企业家、政府这些重要的组织团体的关注和支持。”钱为家说, 有了支持, 他们就能落实方案, 扩大对社会大众的传播和影响, 然后进一步扩大、整合潜在的企业、政府等相关资源。他们也会总结特定年度的社会贡献, 彰显价值, 形成更好的整合资源的基础。

据了解, 国外的NGO很多是企业家在主管, 很多NGO募款的主管可能来自企业的营销部门, 甚至公关公司资源整合部门的经理人。

在国外, 媒体或公关公司只是公益组织合作资源的一部分, 大部分整合营销的资源都掌握在公益组织自己的团队中。他们很少利用商业广告, 因为这违背捐款者价值实现的承诺。

公关公司与NGO:想说爱你不容易

与国外相比, 国内NGO明显带有中国特色。在国内, 政府对公益慈善发挥着主导作用, 真正有实力的NGO大都是有政府背景或半官方色彩的, 没有官方背景的传统国际定义的NGO大部分生存是比较困难的, 有些甚至连资质也没有。

钱为家说, 这种现状决定了他们很少有资源会去找专业公关公司合作。公关公司的客户更少有意愿去跟这些没有资质的NGO合作。

当然, NGO与公关公司并非没有合作的契合点。万博宣伟高级顾问毛旭之告诉记者, 国际公关公司为NGO提供的服务通常是战略层面的咨询和建议, 比如帮助NGO指明一个大的发展方向, 哪些资源可以利用, 帮助他们做自我分析、社会分析和媒体分析。

公关公司作为企业客户与NGO之间的桥梁, 或者直接作为公益的一份子参与NGO的公益项目, 是公关公司与NGO的合作中比较常见的方式。海天网联公关顾问有限公司总裁周元晖表示, 企业越来越需要通过体现社会责任的公益项目来提升品牌形象, NGO组织也需要企业对它的公益项目进行物质等各方面的资助, 以及利用企业现有的传播平台, 进行公益品牌的整合传播, 这样就真正实现了资源整合, 双方价值就能实现最大化。

“所以, 与NGO合作对接的公关项目, 才是真正最环保、最节能减排的绿色活动。让我们公关人一起努力, 争取与NGO组织有更多的合作, 这也是我们每个公关人的社会责任, 让品德成就品牌。”周元晖说。

NGO传播之困:人力物力匮乏

在西方国家, 政府都有相关的政策法规, 规定户外广告牌有多少用于公益组织的传播,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NGO可以获得公益广告的支持等。而在国内, 对“公益广告”没有明确的定义, 对于媒体是否预留公益广告的版面, 也没有进行足够的社会监督。媒体往往会把最优质的宣传资源放在最有商业价值的地方, 因此公益组织在传播载体的选择方面, 不能像商业机构那样, 根据捐赠人的捐赠规律做非常精准传播。这就造成了国内公益组织传播的困境。

中国扶贫基金会品牌处处长丁亚冬认为, 有两方面原因使公益组织传播面临困难。一方面是人力的缺乏。优秀的策划人才市场价值高, 而公益组织的收入偏低, 难以招聘到优秀的传播人才, 直接影响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是财力的短缺。由于捐赠人对公益组织聘请专业的公关机构以及对倡导型项目的认可度都很低, 直接影响了公益组织可动用资源的多寡。

公益组织与其他商业机构不同, 传播方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丁亚冬表示, 一方面, 公众对于公益组织的期待非常高, 在目前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的情况下, 公益组织需要有足够的自律, 明确使命和宗旨。另一方面, 公益组织也需要具备一些应对危机的技巧, 媒体的报道往往因为传播需要, 而带有其批评或问责色彩, 因此公益组织需要及时、全面地披露信息, 并形成常态化的制度。始终保持对公众和社会的透明度, 这是预防和应对危机最重要的工作。但是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也有其自身的专业性, 如何正确、有效地披露信息, 才能避免造成媒体和公众的误解, 也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国外镜鉴:立法、技术、NGO 篇3

立法:德国明晰“各方责任”

"相关部门的政策是无奈之举, ”一位关注此事进展的不具名律师对本刊记者表示, “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 相关部门只能用‘谁收费, 谁负责’的方式对自己开刀。”该律师认为相关部门的“基本原则”无法解决“基本问题”——收费方是利益获得者, 怎么向“利益”负责?“工信部表示‘积极配合将扫黄打非行动抓出成效’, 配合谁, 怎么配合?这些都有待法规给出明确解释”。

“在责任不明晰的情况下, 八部委联合执法难度不小, 这种消耗大量社会资源的行动成本过高。”他表示, “法律定义的模糊会导致实际操作中‘逻辑繁多’, 从而降低可行性。”对此, 他举例说, “在国外, 如果成人网站是合法开办, 那么它违法的唯一‘逻辑’就是给未成年人提供服务。”——在美国, 有关互联网立法的出发点是把儿童和成人分开, 严禁儿童在网上接触只有成人才能接触的内容。

而据记者了解, “责任明晰”在德国也通过立法予以实现, 该国规定:服务提供者根据一般法律对自己提供的内容负责;若提供的是他人的内容, 服务提供者只有在了解这些内容、在技术上有可能阻止其传播的情况下对内容负责;他人提供的内容, 在服务提供者的途径中传播, 服务提供者不对其内容负责。德国的做法明确了互联网内容传播过程中各个环节、各个机构的责任和义务, 为监管和查处“提供便利”。

技术:日韩推广“实名制”

国外运营商怎么与SP实现双赢又“不惹众怒”——北京电信家庭事业部相关人士认为这在欧美或许是一个伪命题, SP过多是东亚特色, “在欧美, SP很少、WAP网站也很少。具体到中国, 短信资费较语音低是导致SP‘红火’的主要原因”。在国内, SP大多依靠短信和图铃下载“发家致富”, “从这个角度说, 在欧美, 更多的技术限制往往只覆盖‘传统’互联网, 而在日韩, 解决手机和WAP‘涉黄’的手段主要是实名制。”

资料显示, 从2000年开始, 日本新入网的预付费手机用户要向运营商提供真实的个人信息。用户依据协议获得预付费手机。“对于不符合年龄段的用户, 不管你是否花钱, 其强大的用户管理和内容管理平台不可能让你访问到色情服务。”某电信业资深人士对记者表示。

“目前看来, 中国推动预付费用户‘实名制’难度不小, 运营商的销售渠道过于凌乱是主要原因。”前述北京电信相关人士表示。

NGO:协同参与

法律法规以及技术手段的完善一定不会一蹴而就, 四川大学社会学系杜姓教授认为, NGO (非政府组织) 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具体到NGO如何参与?他举例, 在英国, 某些NGO义务承担了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工作。它们开通网络热线, 鼓励举报涉及儿童色情、种族仇恨和其它非法内容的网址;制定并落实行业规则;鼓励运营商商自愿对网站内容进行分级和过滤;进行网络安全教育。

关注留守儿童与NGO 篇4

NGO英文是“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亦称第三部门。指在特定的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它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极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NGO迅速成长起来，成为社会力量中新的一级。

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萨拉蒙教授将NGO概括为5个特性：组织性 (form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性 (nongovernmental) 、非营利性 (nonprofits-distributing) 、自治性 (self-governing) 和志愿性 (voluntary) (Salamon, 1994) 。美国学者迈克·赫德森则将NGO划为公域和私域以外的第三部门。他认为第三部门中所有团体应该是从根本上为了社会目的而存在，而非实现营利的目标；必须独立于国家；将他们全部的经济节余重新投入到提供的服务中去或用于团体的自身建设。国内学者赵黎青则在公益性和志愿性的基础上强调了服务对象的边缘性、资源获得的非强制性和组织体制的网络性。

从东西方学者的代表性观点可以看出，NGO有着不同于政府组织的行政逻辑和市场逻辑的自身逻辑和独特气质：与政府机构相比照，其组织形式不是行政指令式的自上而下的，而强调独立运作，权力流动是双向甚至多向的；与企业组织相比，又具有志愿性和非营利性的特质。

2 关于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或一方在外打工，将子女留在原籍，由单亲监护或完全委托他人监护的，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儿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原有的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面临考验。从另一方面来说，以我国城乡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和规定却剥夺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同公平享有这些公共服务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留守儿童”问题。

全国现在有1.2亿进城务工农民，他们的子女在义务教育年龄段的约为2 000万。其中超过1 000万留在老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家庭、学校、社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3 留守儿童的教育现状

(1）缺乏有效介入导致的学习问题。由于父母有一方或双方都在外打工，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是有所缺失的。单亲监护人相对于双亲来说，更多地忙于家事与农活，往往无暇关注子女的学习；隔代监护人年岁大，精力有限，文盲率高，对留守儿童的学习爱莫能助；而他人监护认为他们只要负责好留守儿童的生活即可，以至于带来很多留守儿童学习上问题。

(2）缺乏及时引导导致的观念偏差与行为问题。主要表现为： (1) “新读书无用论”。部分留守儿童看到父母没有什么文化，照样天南海北地经商、打工、赚钱，便认为学好学坏、学与不学、有文化没文化都无所谓；同时有些父母在言论中也向子女提到过不上学就外出打工的想法，在高年龄段已有部分留守儿童外出打工。 (2) 低定位。留守儿童对个人以后的生活定位表现出两个相对明显的特征，即无方向或低定位。 (3) 令人担忧的行为偏差。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对留守儿童的行为难以进行监督，现有监护人对他们的监护又不严，部分留守儿童在行为上的偏差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约束，许多留守儿童有抽烟、酗酒、赌博、小偷小摸等不良行为，有的甚至拉帮结派，与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混在一起。更有些留守儿童触犯法律，特别是有些无学上、无事做、无监管的新“三无”们。

(3）缺乏亲情抚慰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父母在外打工，学习生活中的烦恼和冲突都需要独自面对，缺少与亲人交流沟通的平台，缺乏正确的渠道来释放压力等等，这些导致了留守儿童的自卑心理，导致了他们对学校生活缺乏兴趣，导致了他们的敏感、脆弱、孤僻和消极。他们把幼小的心封闭起来，很少对人倾诉。

4 NGO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援助

NGO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援助基本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是直接给予资金，这是NGO在教育援助中最直接的方式。NGO是一种资金援助机制，最主要的形式是基金会。基金会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给钱，如资助型基金会。它们通过项目形式对留守儿童给予资金帮助。比如在公立学校出资设立教育基金，对留守儿童进行帮扶或者奖励。另一类是做事，即运作型基金会，如自己创办小学校，为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提供就学机会。案例一中的苗岭小学就是属于这一类型。

其次，除了资金上的援助，NGO也在技术、信息、服务方面给留守儿童于援助。比如教师协会到留守儿童所在的山村举办讲学支援活动，青年志愿者组织给留守儿童进行图书捐助活动，北京的一耽学堂组织大学生等进入一些留守儿童聚集的中小学带读传统文化。案例二中的爱在蓝天下志愿者协会也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在小学校里成立“留守儿童之家”，每个周末给孩子们上美育课，给孩子和进行心理辅导，他们的行为属于NGO为留守儿童服务的一种。

最后，NGO还在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援助中还发挥了积极的理念援助的作用。NGO在自身行动中的探索，对教育理念、教育模式进行独立的思考和探讨，都对教育援助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NGO要体现独立的治理理念，其在对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更应该发挥出独立社会力量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的筹集渠道或者服务的直接来源。

留守儿童聚集地通常是中国农村的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通常有着特殊的现实情况或者少数民族文化传统。NGO对于这些留守儿童的教育援助能够超越传统学校教育的模式，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民族传统文化，贴近他们的生活习俗，创新教育理念和方式，给予留守儿童最适合实用的教育援助。案例一中的苗岭小学，就是依据苗族文化传统这个特定具体的背景，更为灵活地设置课程，开展学校教育和文化活动。志愿者们是来自周边地区的苗族同胞，与留守儿童们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一开始就有了极高的亲切感认同感，他们可以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沟通交流，也可以教给孩子们自己民族的传统手工秀和山歌。这些超出与课本之外的知识技能，对于苗族山寨里的孩子们将来的生活也许更有实际的用途，然而，这些恰是公立小学不能教给他们的。

5 NGO的教育帮扶对于留守儿童的作用

(1）拯救。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这是某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时分，一个小男孩独自赤脚走在涨潮后的海边。海岸边的水洼里，有潮水留下的小鱼在奋力挣扎。小男孩每经过一个水洼，就弯腰捡起水洼里的小鱼，把它抛向大海，小鱼又重新回到大海母亲的怀抱，快乐地摆动着尾巴游向海水深处。小男孩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捡着小鱼，这时，迎面走来的一个人对走到了小男孩的面前，他拍了拍小男孩的肩对他说，孩子，这样的小鱼有许许多多，你一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很徒劳……，小男孩看了看广阔深邃的大海，弯腰捡起一条小鱼，轻声对那个人说，我想，这条小鱼在乎。

如果说NGO的教育援助是种拯救，在中国庞大的留守儿童基数面前，还在成长中的NGO也许力量微乎其微。但是，就像小男孩每一次弯腰捡起的那条小鱼一样，对于每一个得到NGO帮助的孩子来说，知识改变命运的意义是具体而巨大的。

(2）创新。NGO在办学模式和教育理念上是有很多创新的。 (1) 传承。比起我们政府开办的公立小学，NGO更加关注民族传统的传承。苗岭小学里学到的刺绣和山歌，是属于苗族人自己的文化，作为苗族人的后代，苗族小孩要世世代代精通传承这些美好的习俗技巧，他们出门在外打工的父母没能教给他们，NGO替他们做到了。 (2) 反哺。NGO的志愿者除了是生活在千里之外的城市外乡人，还有很多是当地的“本地人”。苗岭小学的志愿者老师们就是来自周边几个县市的苗族同胞，他们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回到生养他们的苗族村寨，与父老乡亲在一起，与留守儿童们在一起，教会孩子们读书识字，教会孩子们了解外面的世界。一脉相承，对家乡的反哺，让志愿者们更加坚定了信念和决心。 (3) 互补。NGO在做的教育援助。很大程度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有效补充。NGO给予留守儿童的资金，技术，信息，服务以及全新的教育理念是在家庭，学校教育之外的，NGO到贫穷的小山村或是嘈杂脏乱的城乡接合部，给孩子们送去图书，开展美育课，心理辅导，丰富了留守孩子们的生活。留守在农村老家的孩子的孤寂的童年因为NGO的到来变得多姿多彩起来。NGO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介入，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有效地整合了社会资源。

(3）爱的教育。NGO在做教育，是崇高的公益，慈善事业，是名副其实爱的教育。在这样的人文主义，理想主义关怀下成长的孩子，会有怎样的眼睛看待他们生存的世界？当下被拯救过的这条小鱼，在获得拯救获得新生之后，将会有怎样的态度和行为去对待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呢？笔者认为答案是积极而乐观的。这或许也是NGO教育援助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6 我们的期待

留守儿童的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取得成效的同时，NGO的志愿者服务亦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在对弱势群体的介入过程中，需要更为慎重、科学的态度。

(1）更多的沟通了解。谨防NGO流动儿童教育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重叠，应与流动儿童学校、家长保持良好的沟通。如果教育援助的方式是为公立小学就读的留守儿童提供资源，信息和服务，那么NGO应对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应主动到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了解孩子们的学习情况，由此来制定他们帮扶，干预的计划；如果NGO教育援助的方式是开办学校，那么学校以其独特的地位，可以在城市化进程和留守儿童社会整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能有效地促进留守儿童与社会资源的良性整合。

(2）更完善的志愿者机制。谨防NGO弱组织性、志愿者的流动性与留守儿童教育的长期性、稳定性矛盾，应充分了解流动儿童的心理特征及需求，建立良性的志愿服务机制。城中村流动儿童是个边缘的、脆弱敏感的特殊群体，于是对志愿者产生了更严格的要求。需对NGO志愿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使得对留守儿童教育的介入须持有慎重科学的态度，需要他们具备更多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于是在挑选志愿者的过程中，也要更加谨慎，宁缺勿滥。另外在志愿者专业知识和志愿者管理方面，也期待更加完善。

(3）更有力的倡导功能。上文所阐述的NGO在资金，人员、技术、信息的方面给予留守儿童援助的功能，属于NGO的服务功能的范畴。但是，如果NGO只满足于自己资助了部分贫困学生就学的业绩，公民满足于在税收外又捐了善款的心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忽视了政府的责任，势必仍然遗留下那些没有受到关怀的儿童，对于这些个体他们的失学仍然是100%的。因而，作为公民、作为NGO，在现有情况下进行教育援助服务的过程中，还必须要有督促政府行为、影响公共政策、寻求制度性解决问题的意识，只有从根本上完成制度性的建设，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这种功能就称之为NGO的“倡导”功能。这样的功能，相对于治标服务层面的功能来说，更加的治本。

(4）更稳固的社会网络。协调好NGO的非政府性、外来性与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当地居民的关系，增进彼此合作，是NGO对留守儿童教育帮扶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本着大教育和合作的精神去发现和其他社会群体的需求也会给留守儿童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起色。我们期待能做的总结经验，做得更好。

当NGO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援助变得更加科学有效，当NGO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干预能从介入到真正的融入，我们的爱才会更有力量。

参考文献

[1]城市画报[N].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2008.11.

[2]贾西津.NGO在教育中发挥什么作用[J].人民政协报, 2009-09-01.

本土NGO发展现状分析 篇5

1. 本土NGO在中国发展主要现状

1.1 登记注册不多, 独立性缺乏

根据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统计数据, 截至到2007年底, 全国共有近40万个团体正式作为非政府组织登记。不过, 要注意的是, 这里讲的非政府组织同国际意义上的不一样。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包括经济利益团体以及职业团体, 有的非政府组织只有名义, 实际上还是得到国家的资助。

1.2 组织偏好关注领域, 广泛度较低

与西方同类组织发展不同,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非政治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上。区别于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与本国政府的强对峙性, 目前本土NGO的活动很注重讲求实际, 对社会公民产生实际影响。

1.3 国内资金缺乏, 海外经费支持较多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独立性还很缺乏, 其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经费缺乏。与同在国内的其他国际NGO相比, 本土NGO没有前者的财气, 而且, 它们在体制之间的空隙中求生存, 求发展, 没有广泛的舆论宣传使它们的活动不能得到更多公民的了解和支持, 因此海外本土NGO支持所占比例较大, 例如在扶贫领域,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经费有30%来自它们国外的合作伙伴。

1.4 管理专业化程度较低

由于目前法律制度的要求, NGO注册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 前来登记的NGO必须有一个政府的业务主管单位为其向民政部门担保, 而大多数政府机构由于害怕承担责任而不愿意做担保, 结果很多NGO被迫选择工商注册的形式, 甚至一些NGO根本就没有法律注册。有的NGO一旦登记成立, 政府便任其“自生自灭”, 除了统一的“年检”之外, 对NGO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发展, 几乎没有任何必要的社会评估机制和督导机制, 在现行的法规和政策上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要求。这也是导致整个NGO体系内部组织管理不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5 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目前我国本土NGO主要靠的是兼职或者志愿者, 这显然在人员配备上很难维系一个组织的正常运行。与此同时, 根据所从事的行业或者领域的要求, NGO需要有专业的人员或者理论作为指导和依托。比如管理学、医学、法学、环境学等。可是目前的体制下, 大部分NGO从业人员的素质不是很高。其中尤其以缺乏管理学知识和法学知识最为明显。

2. 本土NGO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年来, 中国社会中间层的形成, 为公众参与公共事业和充当志愿者提供了良好条件, 无论从宏观环境还是从微观环境看, 本土NGO的发展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 在面临机遇的同时, NGO的发展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

2.1 实力弱小, 难以胜任

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还是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都需要有非政府组织来承接以往由政府包揽的提供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的某些职责, 这甚至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从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最近的调查情况看, 中国现有的非政府组织还非常弱小, 能力极为不足, 还难以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责。

2.2 缺乏资金, 发展受限

全球NGO普遍存在经费匮乏的问题, 在中国则显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总的来说,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人均GDP还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另外, 政府限制NGO从事经营活动, 这使NGO的经费来源较为单一。而且, 迄今为止, 政府在鼓励个人和企业捐赠方面的措施还极为有限。

2.3 资质差异大, 制约发展

除已经登记注册的NGO外, 还有大量经单位批准成立, 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未登记团体。另外, 国内还有一些草根组织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 或不愿受业务主管单位的管理而采取了工商注册的形式, 即名义上是公司、企业, 实质上是NGO的组织。

2.4 对NGO的认识有限

大多数人对NGO的了解程度还极为有限, 再加上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NGO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一些限制。由于少数不道德团体的存在, 使得NGO的社会公信度不足, 以致NGO在国内筹款困难, 也难以招募志愿者;同时政府对NGO的政策也缺乏连贯性, 政府需要培育和发展NGO, 以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 深化改革开放的成果, 当NGO出现问题较多时, 政府对NGO的政策相对就紧, 反之则相对较松。

2.5 国际化程度不高

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NGO还非常少, 它们在响应国际社会方面也往往十分欠缺。本土NGO基本上缺乏全球化、国际化意识, 甚至把国际化、全球化仅仅看成是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 让外国产品进入国内等等。参与国际性公民社会活动多半是响应性的参与, 在国际舞台上缺乏主动性。这些限制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摘要：我国本土NGO在近年来有大力发展的趋势。社会的开放, 日益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为NGO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但在其理念得到政府认同的同时, 系统环境的构建问题又制约着它们的成长。本土NGO面临初期阶段生存与发展的许多问题。NGO自身角色的确立也影响着社会对其态度的转变。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社会,中国发展

参考文献

[1]Salomon·Laster《Defining the Nonprofit Sector——A Cross-na-tional Analysis》1997.

农村NGO 篇6

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之下, 2015年联合国确立了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明确21世纪人类发展以绿色、低碳、循环为本色。同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 各国通过《巴黎协定》, 为加速清洁技术创新、技术快速产业化和市场规模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 随着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 相关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也为中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奠定了坚固的政策基础。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 生态、环保、绿色能源和节能减排等热点话题仍旧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清洁技术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的发展时期, 然而, 由于中国目前的污染和高资源能耗等环境问题, 那些拥有可持续设计理念的创新人才迫切需要多方的支持, 通过研发出清洁技术解决方案来解决严峻的环境挑战。

创业团队的资源利用

左宇与张国庆是南京领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一个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一个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法国的研究生留学经历把两位有共同志向的年轻人带到了一起。左宇介绍, 在法国留学时他们就开始研发最新的CIGS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 “当时我们研发的CIGS薄膜电池效率已经达到21.1%, 这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我们发现国内做太阳能电池的人众多, 但基本上都是出口美欧, 真正关注国内新能源应用的人数不算太多。 我们想尽自己的力量尝试改变国内太阳能发展的传统模式, 因此就回国创业了。”

在国内, 2015年5月, 领创科技曾在众筹网发起了为秦皇岛市青龙县三星口学校众筹的三千瓦光伏电站的项目, 几个24岁的小伙子成为了这次项目的工程师。50010元的筹资额, 20块光伏电板, 使这所小学成为了秦皇岛地区第一个用上了太阳能供电的学校。每月节省下2000多元的电费, 再加上电力部门给予的光能发电等额补贴, 对这个经费紧缺的学校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资金。这也是第一个参与公益项目的欧特克清洁技术合作伙伴, 这个众筹项目中分布式太阳能电板的图纸设计, 便是领创团队借助其提供的免费开放工具实现的。

在秦皇岛办公室6个年轻人里面, 2个营销采购、2个工程设计、1个艺术设计、1套Fusion 360软件、1台3D打印机, 就设计出了卷轴式的太阳能移动电源、太阳能飞行器、西瓜虫曲面背包、太阳能路障、CIGS柔性电池等新颖奇特的各种玩意。由于其清洁、环保、物美价廉, 入驻Seeed Studio三个月内, 陆续接到了来自海外创客订购的1000多件需求订单, 也吸引了一些对CIGS柔性电池感兴趣的经销商。

左宇介绍, “我们从去年到现在, 公司除了电站方面的一些尝试, 更多的是太阳能应用产品的一些推广, 包括我们还有跟美国的一家自行车公司做的智能太阳能自行车, 也是基于欧特克一些数字样机等相关设计软件设计出来的。尤其领创研发的太阳能野外炉子现在被联合国难民署所采用, 以解决户外烧水的问题, 第二批订单将会有上万套追加。而太阳能飞艇较传统飞艇可以大大提供制空时间, 用来野外勘测和灾害监测, 太阳能智能自行车可解决交通的问题, 太阳能瓦片、卷轴可以方便携带, 应用场景非常多。”

左宇的项目, 在今年的全球清洁能源大会上也吸引了气候组织的关注。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说, “今天, 用技术的手段、设计的手段以及利用市场的资源、政策的资源, 还有资本界的资源, 真正地去推动创造出中国更多新的发展动能, 去发展一个更加清洁和新型的这种经济。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企业年轻的职业人员其实应该具备相当的工具, 有更多的手段去破解一些问题, 找出自己创新创业的机会。包括左宇在内, 清洁技术的供给方从实验室中开发了很多的技术, 但这些技术的成功需要市场, 很多的清洁技术在研发出来之后走不出‘死亡谷’。我们也将带领年轻的创业者走进企业, 然后深入地去了解企业无论是技术管理以及行业发展的趋势。为其提供更多的对接机会。”

企业与NGO携手“再设计”

国家和城市要实践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必须依赖企业提供的低碳绿色技术。而如何推动清洁技术实现创新、发展和大规模应用, 则成为当下新兴清洁技术企业发展的关键。但是, 清洁技术发展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成本、技术路径, 而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一起时, 面临的最终疑问是——有没有市场?

欧特克全球企业影响力总监Jake Layes认为, 从设计源头可以锻造清洁技术。他在采访中介绍, 要通过上述计划支持那些在社会领域或者是环境领域有正面影响力的企业, 让他们能够在低碳或者环境领域创造并实现他们的方案。“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向这些企业提供软件的支持, 通过科技方面的支持以及一系列培训、提供广阔的交流分享机会, 使他们能够在这个领域获得发展。”

左宇说, “借助免费的数字化样机解决方案, 节省了开模之前的设计和制作时间和金钱成本, 我们能够更加高效地开发出突破性的产品, 并且可以在接单时根据需求随时设计, 推动了我们作为创业公司的快速发展。”

3月底, 气候组织与二维和三维设计、工程及娱乐软件的服务商欧特克在2016全球清洁技术峰会上签署合作备忘录, 并正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以共同支持在社会、环境和气候领域锐意创新的中国初创企业、创业者。据了解, 中国所有初创的清洁技术企业, 例如从事太阳能、燃料电池、生物质能、风能、潮汐能、高能效、机动性以及碳减排服务等的企业, 都将被纳入该项目的合作伙伴范围。

据了解, 气候组织是一家独立的国际非赢利机构, 致力于推动工商企业和政府部门发挥领导作用应对气候变化, 2007年进入中国, 中国移动是最早加入气候组织的三家企业之一, 中国ICT行业早在2007年的时候就意识低碳节能的重要。2007年前后, 气候组织曾发布了全球第一份智慧2020年的报告, 研究的正是ICT行业的碳足迹, 引领了智慧ICT行业。

据了解, 在智慧2020报告中指出, 整个全球ICT行业占全球整个排放的量可能占到大约2%, 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的增长, 主要集中在新兴经济体, 比如中国、印度这样大的经济体ICT产业刚刚兴起, 以及伴随出现的碳排放问题, 像大的数据中心、耗能等。但是, ICT技术在智能建筑、智能电网、智能电机、智能物流等领域的应用, 却将会贡献出至少15%的减排量。

中国制造业今天正处在一个转型升级的时期, 技术的引进和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市场发展的主流, 比如高端制造业、3D打印、智能机器人是中国市场在创新和引进方面主推的东西。随着越来越多创业型公司正逐渐从消费领域拓展到工业等相关领域, 也出现了辅以创业团队更高效节能的数字化生产研发方案的创业扶植项目。

2015年11月, 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气候组织三方共同发起的社会化设计创新机构——未来设计中心成立, 以“中国再设计”为题, 从人类对气候环境造成的影响着手, 倡导用“再设计”实现人类对环境保护的觉醒。欧特克作为软件服务商今年也融入其中。

NGO中的文化力建设 篇7

一、加强NGO文化力建设的依据

(一) 文化力在NGO中的重要性

NGO又称作“准政府组织”, 作为非营利性的非政府公共组织, 其在公共事务处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特殊性。此类组织并不是法定意义上的政府组织而却承担着诸多领域公共事务的处理。对于准政府组织的权力来源、权力的规制及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规定实际上并未做到也很难做到全面、妥善地与复杂的社会实际相对应。制度的发展是在社会实际发展下推动的, 即使所谓的先进制度也只是相对来说的, 而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 因为社会发展是时刻发生而无限变化的。“文化力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建立起来, 上下一致、共同遵守的价值体系, 与物质生产力是‘人’对‘物’的作用对比, 文化力是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发展到一定条件后‘人’对‘人’的相互作用”。其中较新生成的价值体系是被共同认可的, 其产生的合法性并未等到法律的明文肯定却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最先进的规则, 这种力量与公共治理中的自主治理联系紧密, 为实现自主治理对社会发展的支撑创造了前提。

(二) 文化力与NGO的内在互动机制

在经济学视野中, “文化力就是各种文化因素在促进和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内在力, 也可以理解为, 人们在改造和征服自然过程中的文化力量。”NGO的运转与诸多因素相联系, 主要可分为经济力因素、政治力因素和文化力因素。物质是NGO赖以运行的基础, 强大的经济力为组织的运行提供动力, 组织行为能力的强弱与经济力密切相关。政治主张是NGO运行的方向, 政治导向深刻影响着NGO运行模式与宗旨。尽管NGO的运行与其组织文化内所涵内容趋于一致, 但在强大政治理念影响下, 组织文化的初始元素是在组织文化构成以前就已经被打上烙印, 无疑, 政治力占有重要地位。然而, 在文化力当中同样具有对经济力与政治力产生反馈影响的因素, 从发展视角来说, 文化力是文化中动态的描述概念, 文化力在组织中对成员产生的观念导向力量将对组织运行效率产生巨大影响, 这源于未被正式制度化的协调积极性。通常情况下, NGO的有效程度由其目标导向与组织运行效率决定, 令人满意的积极效果促使NGO在协调与服务中创造出合作收益而进一步增强经济基础与政治影响。

二、NGO领域文化力建设的途径

(一) 确立科学先进的文化观念

文化观念是文化力形成的基础, 影响着文化力的生成与表现。虽如此, 但应当明确的是文化力仅仅只是各种文化因素所产生的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过程中表现出的文化力量。由于力量必然带有方向性, 其相对于政治力、经济力的次要地位并不影响其在宏观层面上的影响地位。从效用角度来说这种方向性可以被理解为促进作用与阻碍作用, 这种“促进”和“阻碍”是基于是否符合客观发展规律来定义的。如果文化力的作用方向是科学的、先进的、符合客观是事物发展规律的, 那么对于NGO的发展和促使NGO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是有积极意义的;倘若文化力的作用方向是不能适应客观规律的, 那么对于NGO以及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非但不能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而会产生阻碍。每一个NGO成员的观念必将影响到其在组织中的行为决策, 科学、先进的文化观念才能够有可能折射出积极的文化力。“创立科学先进的文化观念, 关键在于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勇于创新。离开了现实基点, 未来归旨, 创新要求, 科学先进的文化观念难以确立。”在NGO中应当确立的文化观念应是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涵内容, 这是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在未来, 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不断更新, 我们仍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来确立NGO中的组织文化理念, 以先进的文化理念来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是NGO文化观念的立足点和根本所在。

(二) 全面深化观念传播体系

文化观念的传播是影响文化力强度的核心因素, 文化观念从被创立出现直到被社会成员接受并发挥出强大的文化力量要经历文化传播过程, 媒体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文化观念传播的范围和效果。在传播问题上, 体系至关重要。传播广度是构建体系时必将被重视的重要指标, 是比较容易达成的目标。然而, 观念传播的最终目的是能够深刻影响到信息接收体以实现预期效果, 信息的达到只是实现影响的前提, 能有效作用于信息接收体是文化观念传播体系的重中之重。将NGO纳入观念传播体系范围内必须着重考察NGO的组织特征以针对其独有性质全面深化观念传播体系, 在NGO的文化力建设中, 全面深化观念传播体系的重点是影响效果的深度, 充分促使文化观念经接受主体的认可进而转化为其价值观的一部分, 为文化观念转变为文化力并在实践中发挥现实作用创造前提。其体系构建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传播方式和信息手段, 使信息接收者能够对所传播观念产生敏感反应, 同样的文化传播内容以不同的承载和表达方式来传播, 效果可能产生极大差距。在信息传递问题上应当注重信息传输的质量而并非只注重观念传播的范围。要能够充分运用适合的方式和先进的传播工具, 真正对观念接收主体产生影响才是有效的信息传播。

(三) 促进文化观念转变为实践

文化观念作为意识形态必须通过实践的方式才能将其内容中所涵文化力量发挥出来。在NGO进行文化力建设中, 促进文化观念实践于人类生产、生活应当从两个主要方面来加强。首先, 作为非盈利性的第三部门, 其具有与政府部门诸多特点相似的特征, 但其却又不属于政府范畴。这一不以盈利为目的特征致使公共组织在很大程度不能够获得市场激励的, 加之NGO不属于严格的政府组织, 其所负担的使命和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没有政府部门所承担的压力大, 因为政府始终是全民监督的对象, 且随着制度的不断发展, 政府监督体系已经是相当完善。由于相关的监督途径和体系都没有达到政府监督体系的程度, 这就对NGO组织文化建设中的文化观念提出了高质量的要求。在我国当前, 与第三部门相关的法律和制度还不健全、待完善问题众多, 在此法律环境下缺少足够的制度约束和激励。因此, 旨在促进和规范NGO在公共治理中充分发挥其管理协调作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需要重点加强建设。另一方面, 文化观念本身须包含有助自身内容实践于社会的积极思想, 文化观念是通过行为者本身来实现自我认同和激励, 因此可以将这种方式视为软强化, 这种效果将产生正激励的效果而不断刺激行为主体实践被普遍认同文化观念, 文化力得以实际形成和体现。

三、总结

NGO是未来公共治理全面实现和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管理主体之一, 其领域中文化力的建设是实现组织运行效率提升的重要方面, 其组织文化力作用于现实社会所产生合作收益将大幅立提升经济体的生产力, 这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与循环机制对社会发展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和影响。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要充分借助文化力建设来牢固支撑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四位一体”的总体发展布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添砖加瓦。

摘要：在社会的快速发展形势下, 各类社会公共事务与国家经济发展日益复杂, 涉及主体众多且参与方式多种多样。NGO作为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部门, 承担着诸多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协调工作, 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本文选取公共治理视角, 以NGO领域中的文化力因素为切入点, 对其中文化力因素重要性做出客观阐述, 进一步深入剖析文化力与NGO发展的互动机制, 并对NGO领域中文化力的建设途径进行探讨, 以促进NGO在公共治理中充分发挥管理、协调作用, 进而增加合作收益产生, 推动社会与经济蓬勃发展。

关键词：NGO,文化力,公共治理,合作收益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