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偏好（精选10篇）
媒体偏好 篇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方式正飞速发展。但是,大部分的网络资源学习主要依靠学生自主学习,没有提供良好的个性化学习方式和环境。媒体偏好程度是个性化教学的重要依据,因此如何对媒体偏好进行合理的分析非常重要。学生对媒体的偏好行为都存储在网络后台,利用FCM (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对媒体偏好进行合理的分析,把分析的结果作为个性化学习的依据,可以更好地促进个性化网络学习。
1 学生媒体偏好模型
网络媒体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传播信息的文化载体。网络媒体融合了文字、图片、动画、音频和视频等方式,打破了传统媒体的限制。鉴于网络学习的特点,在组织学生学习材料时选用了文字、图片、动画、音频和视频5种媒体方式,如图1所示。
媒体偏好主要反映了学生在网络学习中比较常用的媒体方式,了解学生的此项个性特征可以帮助系统选择更加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根据各种媒体形式的选择次数判断学生的媒体偏好。该模块在设计上有3种方式:①学生首次登录学习系统时,需要注册个人的一些基本信息,从中选择自己喜欢的学习方式。②显式询问学生的喜好方式,在进行学习前可以让学生选择媒体方式,让学生在其感兴趣的学习环境下进行学习。③当学生没有选择媒体方式时,系统将会通过以往跟踪的学生的选择,自动分析学生常用的获取知识的媒体方式。教育理论中认为,学习风格从生理角度分析可将学习者分为视觉型、听觉型和触觉型3类(如图2所示)。鉴于网络学习环境的特点和网络媒体形式的限制,在分析学生的媒体偏好和其学习效果的基础上,将学生对信息的不同加工方式分成视觉型、听觉型和传统型3类。视觉型的学生通过影像资料的方式学习效果明显,听觉型的学生通过听讲座等形式的学习方式学习效果显著,而传统型的学生习惯于传统的授课方式,以书本为主的学习方式学习效果较好。
确定需要考查的属性包括阅读文本内容的次数、阅读图片内容的次数、阅读音频内容的次数、阅读动画内容的次数及阅读视频内容的次数。次数的多与少比较难用确定的标准区分,因此在分析学生的媒体偏好时,需对数据进行前期的处理,将学生访问各种媒体方式的次数转化为访问该种媒体次数在访问媒体总次数中的比例。上述属性值根据学习者特征数据库的学生学习过程信息记录表中选择媒体的动作来获取。我们可以通过聚类技术将学生聚类,了解学生的媒体偏好,教师将更有效地针对各个学生的不同偏好组织教学内容与方式,帮助学生选择对其最有利的媒体形式,有时学生并不清楚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学生,选择哪些媒体形式能提高学习效果。例如:当某视觉型的学生在一段时间内主要选择以文字为主的学习方式,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绩,长期下去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系统帮其分析原因,提示在学习中多采用视频、动画等偏于视觉方面的媒体形式,针对于该学生的教学材料的组织上应以视觉形式为主。
2 FCM (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
通过聚类技术处理系统提取的学习者特征,辅助构建学生模型,可以让教师制定适合该学生的学习策略,做出正确的学习导航,同时可通过聚类技术建立一种辅助的学习方法,给学习者及时提供学习信息及有价值的信息,可以规避不必要的弯路。在传统的划分中,选用聚类算法辅助构建学生模型往往是根据一个给定的阈值进行归类。例如,在媒体偏好模型中,传统的方法可能将访问音频的比例大于0.4的学生归类为偏好听觉型学生,而实际上访问音频的比例为0.39的学生与0.4的学生没有很大的区别,这样的方法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聚类是计算机系统按照被考察对象的内部或者外部特征,按照一定的要求(如类别的数量限制,同类对象的亲近程度等)将相近、相似或者相同特征的对象聚合在一起的过程。这样的特点能更客观地将学生分类,选择聚类算法辅助构建学生模型的方法是可行的。网络教育面对的数据有可能是一个教育系统的,也有可能是不同教育系统的,这就要求算法具有良好的伸缩性,时间复杂度要低。
FCM是由硬c-均值算法推广而来,与硬c-均值算法类似,要先定义目标函数,目的是对给定的c个候选类进行度量,最优的类就是使目标函数达到局部最小值的类,而2者的区别在于目标函数的构造稍有不同。对于硬划分来讲,通常目标函数为总体组内的误差平方和,定义如下:
求(1)(2)中:c为所划分的类型数,n为样本数,a表示第j个样本属于第i类的程度,当第j个样本与第i类的聚类中心的距离最短时,aij=1,否则aij=0;uj表示第j个样本向量;vi表示第i类的聚类中心。
类似于硬均值划分,模糊C均值算法的目标函数定义如下:
求(3)中:m是加权指数。其控制着隶属度aij的模糊程度,当m→0,αik,t→1/c,当m→+1,αik,t→1 or 0,即此时接近于硬c-均值算法。对于m值的选择,Bezdek提出m的取值范围在[1.5 2.5]。这里要求如下:
模糊C均值的目的是使得公式(1)～(3)的目标函数Jm(a,v)达到最小值。
3 FCM在网络学习中学生媒体偏好模型应用
3.1 具体步骤
(1)数据采集。
在学习者特征数据库中提取对当前构造的学生模型有意义的特征信息。学生模型的信息记录主要包括学生的基本信息、学生个性特征信息、学生的学习信息记录、学生学习过程信息记录及学生知识域的记录。从数据库中提取重要的学生数据构成聚类分析的数据矩阵。每一个学生模型需要什么属性的数据要进行选择。
(2)数据预处理。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初始化处理,解决初始数据的量纲问题,使所取样本的各个指标具有相同的量纲或数量级。比较各属性对于聚类结果的重要程度。
(3)聚类分析。
通过FCM聚类分析方法对学生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把性格相似或行为相近的学生聚为一簇。
(4)结果分析。
对结果进行分析,并给出学习者学习的建议。
3.2 实验仿真
实验的目的是实现学生在网络学习中的媒体偏好类型。学生媒体偏好的属性包括文本、图片、动画、音频和视频,学生访问某媒体形式越多,则对该种形式的媒体越偏好。从学生的个性特征数据库中提取这些属性值,构成30个样本作为输入数据。将每个学生选择各项媒体的次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处理方式为将各项媒体的次数除以各项媒体次数之和,即将原采集到的媒体访问次数转化为媒体访问的比例(见表1)。
聚类分析数据集采用层次聚类,类之间的距离比较稳定的离差平方和方法,所得冰柱图如图3所示。
通过观察冰柱图可知,分成3类是最佳选择。而从冰柱图也可以得出所有样本具体属于哪一类。根据媒体偏好模型的特点,一个学生可能不只偏爱一种媒体。对样本数据再次进行模糊C均值聚类,分为3类,得到3类的聚类中心(见表2)。而每个样本都有属于哪个类的隶属度。例如,样本8对应3类的隶属度分别为0.891 0、0.043 1、0.065 9,明显更倾向于第一类;样本18对应3类的隶属度分别为0.410 1、0.339 1、0.250 8,没有明显的倾向,如果按照其最大隶属度归为第一类,则明显与事实有偏差。类似的样本还有很多。
通过模糊C聚类分析,教师就可以知道每个学生更倾向于哪种媒体方式,根据学生知觉通道的不同偏爱,呈现不同形式的学习内容,例如向视觉偏爱者推荐流媒体文件、图表文件、实验演示文件、视频文件、动画文件;向听觉偏爱者推荐流媒体文件、音频文件。但是,阅读某项媒体多的同学也不一定就适应这种学习方式,须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效果。如果学习效率不佳,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媒体偏好提醒一下,换一种媒体方式学习效果可能会变好。
摘要：媒体偏好指学生在网络资源学习中对媒体的喜好程度,从媒体偏好中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对媒体喜好的个性特征,从而帮助网络系统选择更加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以便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文章利用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FCM)对媒体偏好进行计算,得到合理的结果,从而为网络资源学习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依据。
关键词：媒体偏好,FCM,个性化学习
参考文献
[1]李晓黎.基于向量机和无监督聚类相结合的中文网页分类器[J].计算机学报,2001(1):62-68.
[2]杨卉,王陆,冯红.在智能教学系统中两层动态学生模型的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05(1):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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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红宇,刘庆江.中文自动分类在搜索引擎中的应用研究[J].计算机科学,2008,35(5):292-297.
[5]M.Ankerst.OPTICS:Ordering Points to Identify Clustering Structure. Proceedings of the ACM SIGMOD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Data[M].Philadelphia:ACM Press,1999:49-60.
[6]黄鑫,李长云,金可音.偏好关系的表示和收缩[J].计算机工程, 2010(7),164-166.
论经济增长偏好和出口偏好 篇2
[关键词] 经济增长偏好 出口偏好 可持续发展
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理论界普遍已形成两大偏好，即经济增长偏好和出口偏好。在决策者和研究者看来，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较快，表明经济发展呈现出好的发展态势，否则，就表明经济运行出了问题，政府应设法扭转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下滑的局面。笔者认为，判断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好与坏，应根据国内的实际状况予以确定，特别应依据国内需求、资源和环境的状况而确定，不宜简单依据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快慢而决定。
一、经济增长偏好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学者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表明社会的生产潜力已被充分利用，社会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经济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闲置的社会资源增多时，则表明经济运行不佳，政府宜干预经济，促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而言，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通常认为政府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收入政策调节需求结构，增大弱势群体的收入，增加其消费需求；通过产业政策调节供给结构，压缩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中高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尽管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影响有所扩大，但纵观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明显占据上风，在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居于统治地位。要求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地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差距尽可能缩小的经济主张是否很正确呢？笔者认为，上述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未充分考虑需求的科学性。就人类的需要而言，可以说其需求具有无限性，然而，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决定了人类的需求不可能无限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扩张。就人类的生产能力而言，其能力呈现出由低向高转化的趋势，但受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无限性的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性的发展。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而言，人口的扩张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人类的需要受资源、环境的制约，只有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将人类的需要尽可能地定位于科学化的目标，才会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分析经济增长，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潜力，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要看人类的需要是否科学。当人们的社会需要普遍处于科学合理的范围，而人类也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而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资源也能支撑经济更快地发展，环境对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承载能力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运用宏观经济杠杆，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其二，未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可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当代人宜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如果当代人不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对自己的需要不进行科学化定位，满足自己的需求耗用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这种发展模式属于非理性发展模式，建立在这种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发展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在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如果可再生资源闲置率较高，这时，政府应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措施，促进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可再生资源已被充分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资源已耗用较多，社会生产设施、能力又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我认为此时政府尽可能不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实际经济的增长，而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理性看待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缺口，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社会需求科学化和社会资源利用科学化的水平之上。其三、未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评价人类的生活质量不能仅看人类拥有多少物质产品和服务，还必须考察环境的质量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社会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缺口，社会的生产设施、能力存在一定数量的闲置，而空气、水的质量严重降低，况且耕地沙化严重，沙漠不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就不宜再大量运用宏观经济杠杆缩小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此时就不是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而应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全面、合理地评价生活质量，使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不宜简单强调启动宏观调节措施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而应在社会需求科学化、资源利用科学化、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谐化的基础上启动宏观调节杠杆，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理性化、科学化和可持续化的基础之上。
二、出口增长偏好
理论界和决策者普遍认为，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增长速度快，本国贸易顺差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有利，否则，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为促进本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很多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笔者认为，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一系列正效应，但并非全是正效应，评价出口增长与贸易顺差增多的效果应视国际金融环境和各国的国内环境决定，笼统地讲出口增长快、贸易顺差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偏颇之处。
从国际贸易看，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之所以会发生，一是互通有无，二是各国发挥本国的生产和资源优势。人们常坚持的看法是，出口增长有利于增加本国的产出，有利于促进本国的就业，等等。笔者认为，在出口问题上，也应充分考虑本国的资源特点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如果一国的出口增长建立在充分利用本国的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之上，并且出口的增长并未危及本国的生态环境，那么，在用于贸易结算的国际货币币值坚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出该国出口增长越快，贸易顺差越多越好的看法。但当一国的出口增长更多地是建立在大量耗用本国的不可再生资源、本国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糟的基础之上时，我们却很难得出该国出口增长越快、贸易顺差越多对该国经济发展越有利的看法。不可再生资源愈用愈少，在替代性能源的开发技术尚未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稀缺程度的上升，其价格在总体上呈逐步上升趋势。在不可再生性资源价格偏低时大量出口，而在其以后价格高涨时可供出口的数量却不断减少，这种出口战略从长远看很不经济，对这个国家的后代人来说，也很不公平。
出口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国内人民的生活境况，但当随着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而国内的生态环境质量越来越糟时，我们认为出口导向就没有建立在可持续性发展战略之上，这种出口导向必然难以持久，建立在这种出口导向基础之上的出口增长并非越快越好。笔者认为，发展对外贸易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是多向别人出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最关键的是为了改善国内人的福利水平。当一国的出口增长越来越快，该国所获得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该国人民的物质条件明显改善，城乡的空气越来越混浊，饮用水质量越来越差，沙漠不断扩张，沙尘暴肆虐的范围不断扩大，肆虐的次数不断增多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出口增长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因为空气、水、土地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基础，当一个国家的人们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基础面临的危胁不断增多时，这个国家的人民从出口中获得的福利价值就会不断贬值。因此，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讲出口越多越好，不应笼统地讲贸易顺差越多越好，只有将出口和贸易顺差建立在充分兼顾生产环境的承载能力，兼顾合理利用资源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出口和顺差导向才具有可持续性，这样的出口和顺差增长才越快越好。
媒体偏好 篇3
随着我国人口政策由“一胎”到逐步放开“二胎”以及“剩男”“剩女”状况的出现, 反映我国性别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对于性别偏好的分析符合当下讨论的热点, 也有助于为人口政策发展方向提供一定参考意见。
生育意愿在不同的学者来说其研究的范围有所不同, 而受到较多学者认可的是三个方面的定义, 即包括希望生育的子女数目、生育时间和性别偏好。 (顾宝昌, 2011) 。
相对于意愿生育子女数目的快速下降, 性别偏好的弱化则相对缓慢。 (李嘉岩, 2003;郑真真, 2004;) 而在对男孩的偏好中, 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数量的限制因而加剧了人们的偏好。从总体情况来看, 人们最为普遍的理想是生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郑真真, 2004;王军、王广州, 2013) 。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复杂多样性的, 包括个人的人口特征:性别、年龄、教育背景, 社会性特征:收入、户籍、流动经历。 (莫丽霞, 2005;李波平, 向华丽, 2010) 此外笔者认为可以纳入房产变量, 因为目前房价高涨, 这个压力自然会延伸到生育行为中。此外可以从市场能力和政治权力两个方面将之操作为社会分层变量, 这方面参考了刘欣等 (2006) 的分类标准, 尝试着纳入社会分层的变量来解释生育意愿。
因变量性别偏好, 笔者构造了一个新的变量, 即对男孩的需求度=意愿生育儿子的数量/意愿生育孩子的数量, 该变量可以反映出对男孩和女孩的性别偏好。
二、数据与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抽取的10%的数据。将样本进行限定后, 有804个样本。其中男女比例较为均衡, 男性占48.38%。75%的人群47岁及以下, 属于生育的高峰人群。农村户口占54.55%。教育情况为, 小学及以下水平26.12%, 初中34.08%, 高中20.02%, 大学及以上19.87%。社会阶层分布为私营企业主和自雇者为3.35%, 政治精英3.75%, 市场管理精英6.63%, 雇工职员83.38%。
对男孩的需求度为一个取值为0到1的连续变量, 因此笔者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研究方法也是从个人人口特征为基础开始建立一个基本模型, 之后逐步加入变量建立各非嵌套模型。笔者将与Y关系不显著的模型删除, 由此也可剔除对因变量影响不显著的自变量, 逐步找到最优的模型。
注:*为在0.05的水平下显著, **为在0.01的水平下显著
模型1为基本模型, 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相对于小学以下学历的人来说, 预期初中水平的人性别偏好减少0.056个单位, 高中减少0.084个单位, 大学及以上减少0.038。学历确实会对性别偏好的减弱有一定影响。初中水平和高中水平的变量对男孩需要度的影响各自都在0.05水平下显著。此外, 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 会使得男孩需求度增加0.55, 该变量也在0.05水平下显著。
模型2中, 加入的农村户口, 其对男孩需求度影响并不显著, 且进行F检验后, P=0.83, 则证明模型2并未比模型1优越。
模型3我们加入了社会阶层变量, 其中私营企业主、小业主变量在0.05水平下显著, 且此时男性的显著性水平提高到了99%。在对模型1和模型3进行F检验后发现, P=0.01, 因此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说明模型3比模型1更优越。具体分析模型3中变量系数:与模型1的共享变量中, 其对Y的影响大致不变。此外,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我们发现相对于雇员职员阶层而言, 私营企业主、小业主的男孩需求度会减少0.134;政治精英会减少0.058;市场管理精英减少0.021。证明较高的社会阶层有助于削减人们的性别偏好。
在模型3显著优于模型1的情况下, 最终将采用模型3对性别偏好进行预测。
三、讨论
“一男一女”的性别结构对人们而言也是最为理想的, 有408个人持有这样的愿望 (本文总样本为804个) 。此外, 对男孩的需求度均值为0.53, 略高于女孩, 证明传统男孩偏好仍然存在, 但已不强烈。
具体分析影响性别偏好的原因中, 如今更多可以文化层面进行讨论。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子女的经济回报的预期已经很少。因此性别结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意义。随着学历的升高, 人们的男孩偏好会减少, 对高学历人群而言, 儿子和女儿所带来的精神意义并没有什么差异。但是相对女性而言, 男性偏好更重, 这可能是由于男性身上延续香火的压力更大的缘故。此外, 低社会阶层的性别偏好高于其他较高的社会阶层, 也可以从阶层文化层面去寻求解释。
然而本文的研究有一个较大的局限性, 即样本数量太少。这导致很多影响因素的分析看起来不显著。城乡差异也是学者指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但是在本研究中依然不显著。因此我们不排除在扩大样本数量后, 本研究中不显著的因素会有显著的影响。
而未来的研究我们可以对房产、社会阶层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挖掘。本文中房产的影响有所体现, 但是影响却不明显, 我们可以从是否生育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房产的作用机制。此外社会阶层的生育意愿差异主要体现在了性别上, 其中的作用机制是否是文化层面的原因也有待讨论。
参考文献
[1]顾宝昌主持, 2011, 《生育意愿、生育行动和生育水平》, 《人口研究》, 第2期
[2]王军、王广州, 2013, 《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估计》, 《人口研究》, 第4期
[3]郑真真, 2004, 《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第5期
[4]李嘉岩, 2003, 《北京市独生子女生育意愿调查》, 《中国人口科学》, 第4期
[5]莫丽霞, 2005, 《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性别偏好研究》, 《人口研究》, 第2期
[6]李波平、向华丽, 2010, 《不同代际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人口与经济》, 第3期
[7]庄渝霞, 2008, 《不同代别农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厦门市912位农村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 《社会》, 第1期
跟着偏好走 篇4
所谓“消费需求”和“顾客价值”，通俗点讲，就是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消费者的选择偏好。在某种程度上，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是相对客观的购买能力，而消费者的选择偏好是相对主观的价值倾向。
中国自古有云“民以食为天”，因此，中国食品行业的消费需求毫无疑问具有比其他行业更强的“刚性”增长特征：统计资料显示近10年食品领域的各个细分品类年平均行业规模增速都在15%以上。但是，具体到某一细分品类或者某一品牌产品而言，其带给消费者的价值感和满意度，即所谓的“顾客价值”却具有极明显的动态特征。
首先，消费者对某一产品的认知和偏好会随着时间和企业营销行为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例如从岭南一带的中药汤剂走向全国的凉茶产品，其略带苦涩的中药味本是北方消费者的接受障碍和推广难点，但随着加多宝公司在火锅店的宣传教育和消费者对“预防上火饮料”的认知加深，淡淡的药香味逐步演变成凉茶产品的标志和特色之一。其次，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和消费偏好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消费者总会不断追寻更健康、更新颖、更个性化的产品。
正是因为食品领域这种顾客价值动态性突出的特点，决定了优秀食品企业对于消费者认知和价值偏好——即顾客价值的关注度要远高于其他行业。像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样的“洋饮料”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得益于这些公司每年都会通过大量的公关活动、形象代言和品牌宣传影响消费者对其产品的价值偏好；而卡夫、达能、雀巢、乐天、纽崔莱等外资品牌，无一不是通过产品更新和广告诉求影响顾客价值认知的高手。
盲目“性价比”
相对于外资品牌更看重“顾客价值”而言，本土食品企业更多强调利用产品的“性价比”优势通过区域市场精耕细作获得规模增长和竞争优势。客观来讲，中国几乎十倍于美国的零售终端数量和传统渠道占比超过95%的事实，也确实使本土企业具有通过深度分销深耕三四级市场获得规模增长的有利条件。
需要指出，这种“性价比”优势往往是消费者想买但暂时买不到或买不起的产品所引发的消费需求。随着优势品牌的渠道建设和区域布局逐步完善，这种“性价比”优势就会慢慢丧失。娃哈哈的非常可乐从一开始的快速增长到后期逐年衰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某知名企业家的名言一语中的：没有所谓专门供农村人消费的产品，农村人想消费的就是城里人的产品。
更重要的是“性价比”优势必须有个前提：消费者具有对同类型产品的更高顾客价值认知，如果缺乏一个消费者认可的领导产品，“性价比”优势也就无从谈起。中国是传统美食大国，各地均不乏质优价廉的美味传统食品，它们却难以走向全国市场，反而是蛋挞、巧克力派等舶来品成为包装食品企业追捧的热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劣品驱逐良品
毫无疑问，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希望买到更健康、更营养、更有品位产品的消费需求是清晰和持续的，但如何能真正使企业产品更具“顾客价值”却是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核心问题。
近期在对加工罐头食品和速冻有机蔬菜的若干企业调研咨询中，几位企业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问题，其出口国外的产品在种植、加工、微生物处理和食品添加等环节均具有极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并广受海外公司的欢迎，可就是无法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感慨消费不理性、监管不得力的同时，真正值得中国企业反思的是，为什么不能使好的产品真正具有顾客价值从而摆脱恶性价格竞争的局面呢？
归根结底，多数企业的错误在于将营销简单理解为销售的策略或招数，表面上花样繁多实质上缺乏持续成长的市场空间和顾客价值基础。中国企业必须树立发现、创造和实现顾客价值的正确营销观念，真正把顾客价值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市场力量，通过营销方式持续不断地向消费者传递价值，持续帮助或支持消费者改善生活理念、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从而在顾客价值的动态迁移中占据有利地位实现竞争优势。（观点探讨请联系作者：lizh@hengcapital.com）
媒体偏好 篇5
关键词：网络社交,交往行为,社会环境
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网络技术的发展应用,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日常生活领域,网络都时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与认知。网络的发展不仅促使了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而以网络社交软件为基础的网络社交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网络社交与社会性网络即SNS密切相关,SNS的产生和发展又与“六度分隔理论”密切相关,该理论由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创立。按照六度分隔理论,个体的社交圈会经由放大而成为大型网络。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瓦特教授开展了“小世界研究计划”,验证了“六度分隔”不仅在物理世界,而且在虚拟世界同样适用。后来有人根据这种理论,创立了面向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服务,进行网络社交拓展,这就是所谓的SNS网络。[1]网络社交的流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网络化社会生活空间,对当代人类的日常生活社交行为与思考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
一、文献综述
关于社交网络的研究是随着近几年互联网和网络社交软件的迅速普及发展而开始起步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研究的数量与质量。目前关于网络社交的研究关注重点在于网络环境下的社交行为与人际关系,尤以网络社交对现实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居多,而关于周围社会环境影响网络社交偏好水平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一)关于网络社交
网络社交是一种以文本、虚拟图像为主要交流符号,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信息沟通的交往方式。[3]网络社交的原理是前文所述的“六度分隔理论”,其本身具有三大基本特征:匿名性、失同步性、便捷性,其分别有利于减弱自我意识、更好地印象管理、保持互动双方的自我表露。[4]而网络社交偏好是一种个体差异的认知结构,是个体主观上的、相对于传统面对面社交的一种交流方式上的倾向性选择。相对于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人们会感到网络社交中人际关系更加安全、更加有效、更加自信。[5]
网络社交因其操作便捷、内容简洁、信息共享等特点,使得交往时空拓展、交往对象多样、交往内容丰富、交往行为直接、交往关系平等、交往意识自主,带领人们进入了即时、互动、高速的新时代,并打破了传统交往方式的种种约束,从而实现了跨空间和身份的交往,拓宽了人们交友的渠道,满足了个体的心理、情感需求。[6]根据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弱关系下的社会交往更有利于不同信息的交流,易于成为信息流动的主要渠道。[7]而网络社交兼具时空压缩性与延伸性、匿名性等特点,因此非常适合弱关系的建立与发展。[8]
(二)关于社会环境影响作用
人类个体具有社会性与群体性,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周围人的压力,并依据周边环境和人群行为而选择自身的行为,个体社会化过程总是会受到或需要接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且通过模仿学习、认知加工、角色扮演、主观认同等过程将其接受的东西内在化。[9]米德的“镜中我”理论指出,个体总是依据对他人行动与认知的推测而行动。[10]班杜拉认为,如果人们观察到周围人有特别举动,那么他们也会有此倾向,并且这种自学能力是与生俱来的。[11]个体社会化过程总是会受到或需要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进而可以推测,个体偏好受周围环境影响,个体的网络社交偏好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属团队的他人。[12]国内也有学者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周围社会环境与网络社交偏好的相关关系,并给出了较为精确的相关系数。宋姜通过提出假设到数据分析验证的方式,指出网络社交偏好受周围人群影响:个体周围人群网络社交普及程度越高,其就越有可能偏好于网络社交。[13]
相应地,社交网络技术的发展进步也影响着社交网络平台,从而影响着人们的网络,甚至是现实社交行为。随着网络社交工具的发展创新,网络使用的便利,碎片化的社交状态也随之明显,同时也引发了诸如现实交往淡化、社交焦虑症、高科技焦虑症等不良影响。[14]这也即是下文要提到的网络社交与现实人际交往的关系之一。
(三)关于网络社交偏好与现实人际交往
关于网络社交与现实人际交往之间有很多研究内容。比如在社交焦虑的研究上,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交有助于降低社交焦虑水平,即网络社交比现实社交存在更低的心理压力和社交焦虑水平。[4,15]但有学者通过社交焦虑量表式问卷调查的方式,证实了现实社交焦虑水平与网络社交时间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6],亦即说明,社交焦虑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随着网络社交的频繁而产生的。
不少研究者认为网络社交对现实人际关系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即所谓的“跷跷板”效应,二者一般无法兼顾。网络社交的发展容易造成人们对人际交往角色的错位和人格分裂,造成现实社交的心理障碍与网络社交依赖性[9,17],网络社交对象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也极易引发现实生活交往中的信任危机和道德失范。[6,18]关于网络社交依赖,有研究者认为其与网络社交使用者的主观认知相关,即对网络社交及其真实性认同度越高,依赖性也就越大[19],也有研究者对其进行严厉批判,认为网络依赖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是缺乏担当精神的表现。[20]
但也有学者指出,网络社交实际上是现实人际交往的一种补充,未必一定会产生上述所谓的“跷跷板效应”。有研究者发现,性格外向程度与网络社交偏好呈正相关关系[2],外向者总会在社交网络中保持最新状态并积极与他人保持联系,而性格封闭者相对于外向者而言,更倾向于减少网络社交的频率,会即使在网络上也难觅其影[17],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实人际与网络人际的高度重合性造成的,即网络社交是“强关系”与“弱关系”并存的世界,并且往往是熟人占据网络社交的主导地位。[21]也有研究者指出,网络社交对现实社交的影响性质因人而异,一些群体认为网络社交增加了其与周围特定人群的交往时间,增进了实际情感,而另一些群体则持相反观点。[22]而社交补偿理论认为,对于一些社交焦虑水平较高、不善现实交际的个体而言,网络社交为其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交流平台,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和解决手段,同时他们也更倾向于采用网络社交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20,23]
二、总结与评价
首先,目前关于网络社交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环境下的社交行为与人际关系,尤以网络社交对现实生活中大学生或青少年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居多,同时也有不少积极意义的研究,而关于非青少年网络社交人际关系和周围社会环境影响网络社交偏好水平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因此这方面是今后研究中需要特别侧重的,可以结合相关个体行为理论和环境作用理论加以研究。
其次,从综述中可以看出,目前研究者关于网络社交的研究主要定位于定量分析,即通过量表式问卷数据的SPSS或SAS数据分析,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及相关性水平,而质性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很少涉及。但实际操作中,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往往在信度和效度上均不如参与观察和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式,因为被调查者一般倾向于回避或虚报网络社交中的不良行为。由此今后在网络社交的质性研究方面可以做一些积极性探索。
再者,目前关于网络社交的研究主要是就事论事,仅仅将研究目光放在网络社交使用者之上,探讨网络社交对其使用者的影响,而关于网络社交通过其使用者来影响其周围个体的研究则几乎没有,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涉足的领域。
媒体偏好 篇6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 居民的家庭理财意识不断增强, 但各地区的理财文化及消费者偏好均存在较大不同。国内外关于银行理财产品的研究文献颇为丰富, 多数研究讨论市场、风险、销售等总体概况分析领域 (张辉, 2008;谷秀娟, 门彦顺, 2009;李志强, 赖劲宇, 2010) , 但关注客户个体理财行为的研究较少, 尤其是对于客户的理财产品选择行为的关注不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大陆居民收入持续稳步增加, 理财产品的种类也日益丰富和完善, 以满足日渐多元化的客户需求。受年龄增长、退休等因素的影响, 居民的收入会相应减少, 其对理财产品的偏好及选择也会随之变化, 如可能更偏好同时配送现金和股息的股票型理财产品 (John&Alok, 2006) 。可见, 当收入发生变化, 加之受个人因素、外部市场等内外部因素影响时, 银行理财客户对理财产品的选择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
陈彤和王积田 (2010) 对中国大陆理财客户的研究发现, 他们大多不具备冒险精神, 理财产品的选择以保守型的储蓄、房产及保险为主。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印度尼西亚, 其民众理财心理需求偏好因两种特质而有不同的选择, 一类为具有较强的投资风险承受度者, 能经常投资及接受高风险产品, 勇于尝试及学习各式的理财经验;另一类为安全的投资者, 只能投资低风险的产品并且较少交易, 理财偏好停留在保守商品, 理财经验有限 (Endang, 2011) 。此两种极端特质的产生, 可能源于对现有财产的悲观或乐观发展趋势判断, 悲观者理财选择倾向以『保值、保障』为主, 反之, 乐观者则相信经济环境会持续好转, 故理财选择以把握时机的『投机』为多, 倾向追求最大利润为原则。另外, 从历史理财观来看, 中国大陆的理财客户普遍倾向勤俭节约的保守型为主, 但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渐趋开放, 私人也可能为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或支配者之一 (华金秋, 2002) 。又随着整体经济成长, 使高资产客户 (HNWI,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也呈正相关成长, 大陆高资产客户大致区分三种理财类型, 保守型、稳健型和积极型。其资产构成以房地产、股票、基金、另类投资和债劵及现金存款为主, 并大都喜欢持有房地产、股票及现金存款, 对离岸资产的关注程度也较高 (王小平, 2011) 。
本文基于上述四类心理特质, 衍生出四种默认假设模式———投机型、偏投机但混合保守、偏保守但混合投机及保守型, 以湖南地区客户对理财产品的选择偏好为研究对象, 在分析当地理财客户群体属性及理财选择偏好因素的基础上, 探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客户理财行为发展模式。首先, 采用叙述偏好法进行问卷设计, 以各理财产品综合特质及其可能产生的概率为规划方向, 结合消费者偏好分析领域中常运用的多项罗吉特 (MNL) 及巢式罗吉特计量模块 (NL) 来分析湖南地区理财客户的偏好情况。此分析方式与以往的研究的差异, 在于以叙述性偏好法搭配计量统计方式, 按照属性的显著水平判断区域特质或偏好, 更为精准。
二、研究方法与假设
采用个体需求分析模式, 基于叙述性偏好法设计调查问卷, 并运用多项罗吉特 (MNL) 及巢式罗吉特 (NL) 进行理财客户群体的偏好研究, 对比不同模式下各属性 (即变量) 的显着反应水平状态, 估计湖南地区客户理财偏好的共通特质。
(一) 多项罗吉特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罗吉特模型的基本假设包括: (1) 随机效用理论; (2) 效用最大化原则, 即假定消费者为理性决策者, 当其面对备选方案时, 会选择偏好效用最大的理财产品; (3) 效用函数之随机项ε为独立且一致的Gumble分配, 即选择概率假设εiq为相同与独立服从Gumbel分配, 即基金、股票、外币、保险、定存等方案各自独立于相同出发点的分配。
假设所有的方案属于Cq, i≠j表示全部方案不可能重复, Cq为消费者q所有可选择的理财产品集合。该式代表消费者q对于i方案的偏好高于其他备选方案时, 会选择i的方案。数学表达式为
当消费者实际选择的理财产品与其衡量的效用不一致时, 效用函数可能存在不可衡量部分。因此可将效用函数区分为可衡量部分V与不可衡量ε部分, 公式表示为:
其中, εiq为效用不可衡量部分, 称为效用的随机项, 假定β为待估计参数向量, 上式可进行如下改写:
依据多项罗吉特 (MNL) 选择概率, 并以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ilhood Method) 做为模型参数估计的方法, 如 (4) 式所示:
其中, Piq为消费者q选择方案的概率。
(二) 巢式罗吉特 (nested logit model)
巢式罗吉特模型假设消费者在选择理财商品时, 会基于所欲购买商品的金额、期限、报酬率及获利概率等因素, 依个人的偏好确定理财选择。一般而言, 理财客户可选择的理财产品主要可划分为五类:基金、股票、外币、保险、定存, 但在正式决策时通常只分类为三种, 取决于巢式罗吉特模型之选择模型可利用条件概率的方式加以呈现, 如下 (5) 式:
其中, Vi表示于第一巢层选择理财类型i的效用;Pi/m表示巢层m所选择状况i之理财条件概率;Pm是巢层m之理财边际概率;Nm为在巢层里所有变量包括i及q;μm为巢层里的所有包容值 (或称关联系数) ;μ为包容值系数, 且其合理范围为0<μ<1;Γm指下巢层内方案里之所有变量。选择概率即为消费者在进行决策的巢状结构下概率, 可用 (6) 式与 (7) 式表示:
(8) 式的最大概似法之公式是对所有选择集合中的元素对组合, 将每种组合是为替选方案, 找出对数概似函数值极大之参数值。在对最大概似法估计出的所有参数进行检验时, 需预先确定参数的正负符号是否符合过去的先验知识, 并以t检验观察在某一置信水平下参数值是否达显着水平, 以此判断构建的模型效果是否显着。
LL为个体样本的概似函数;Q为观测的总样本数;fiq为观测指标值, 该值为1, 表明消费者q选择理财方案i;若为0, 表示选择其他方案。
(三) 研究假设
一般而言, 消费者对于五种商品的风险等级选择高低依序为:①股票→②基金→③外币→④保险→⑤存款。本文藉由个体问卷搜集, 搭配多项罗吉特及巢式罗吉特分析, 使产品在假定的选择情境下, 比较多项罗吉特时, 所有理财商品的选择属于同质类, 没有层次分类, 即每个选择都假定是平等独立的。但实际上, 消费者很可能已针对可能的选项内容默认分类, 故再利用巢式罗吉特模式, 即可由方案、变量及属性所分析出来有显着结果之属性, 归纳出受访者的特质及偏好, 故可能较多项罗吉特更进一步贴近受访者的真实偏好。
根据问卷特质及理财客群可能假设, 以及各产品的风险特征, 仿真四种理财商品选择偏好模式如下图1。
其中, 模拟状态分别假定为:I表示风险追高的逐利者, 偏好以获得最大收益及最大收益以外产品的投资者偏好选择;II表示保守及投机兼顾的混合偏投机理财者, 偏好风险最高及最低者 (极端) 以外的偏好选择归类;III表示保守及投机兼顾的混合偏保守理财者, 偏好货币及货币以外的理财投资偏好选择;IV表示极端保守型, 以财产保障为第一优先, 偏好不会赔钱及有可能投资损失的产品以外的选择。
三、基于叙述性偏好法的调查问卷设计
(一) 问卷结构
本研究问卷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个人投资理财行为调查, 主要是了解受访者现行的理财状况;第二部份为假设性的投资产品选择意愿调查, 通过不同行业的小众受访者进行理财访谈机制 (pre-test问卷调查) , 利用SPSS直交法设计排列, 随机产出16种组合, 挑选其中最适宜的4种模拟情境设计, 以此可了解受访者心中真实的理财想法;第三部份为受访者的基本数据, 包括受访者的背景等。经过pre-test调查后筛选, 最终得到五个方案 (基金、股票、外币、保险、定存) 及四个变量 (报酬率、获利概率、投入金额、投入期间) 的叙述性偏好组合情境设计。
(二) 基于叙述偏好法的问卷设计
(1) 叙述方案设计。由于本文研究消费者对于银行理财商品的偏好, 故方案设计为直接考虑的目前大陆常见的银行理财商品, 包括基金、股票、外币、保险与存款等。其中存款为民众理财的基本需求, 因此以其作为其他方案的比较基准。
(2) 属性与水平值。根据产品特征及预期设计的理财方案, 选择报酬率、获利概率、投入金额与投入期限等变量作为理财产品的属性。各属性的水平值通过小规模访谈的方式确定, 针对不同年龄及职业具有理财资格的客户开展开放式问卷的调查, 结合预期的产品属性类别, 将其属性与水平值在每题中皆固定, 其中存款因是比较基准, 仅考虑1种包装方式。具体设计结构如表1:
(3) 情境组合与实验设计。依据表1的理财方案, 以实验设计方式, 发展适宜的直交表, 用以排列组合问卷每题各方案应考虑的方案, 再将其平均分配于4个不同种类的问卷 (A、B、C、D) 。因此每份问卷内容编排了4个叙述偏好问题提供予受访者选择其心目中的最佳方案, 如表2所示。
(4) 理财行为与基本情况。除了叙述偏好问项设计之外, 研究内容也将受访者的理财行为与基本数据等特质纳入问卷分析, 后续可用以提高模式的解释能力及增加地区客群及客群偏好对理财行为的分析。理财行为的问题包括投资经验、投资态度、投资期限、投资目的、主要往来银行、理财信息来源、理财分配比例与交易次数等。基本情况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收入与婚姻等问题。
(三) 调查过程及样本特性分析
本文以湖南长沙地区年龄介于30-45岁间, 学历较高, 经济状况良好的优质人士为主要问卷对象, 探讨其对理财商品 (基金/股票/外币/保险/定存) 的偏好特征。调查期间为2011年12月-2012年1月, 随机发放四种不同的问卷, 其商品包装的主要差异在于包装商品的报酬率、获利概率、投入金额与投入期间, 最后获取有效分析问卷数179份, 整体有效问卷数在90%以上。根据回收问卷分析受访者叙述方案选择与样本数据特征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看出, 受访者男性数量多于女性1.5倍, 年龄多为30-39岁, 家庭年收入以50-200万元人民币为主。受访者不论何种性别、教育及行业都偏好股票。在受访者对于产品损失的态度方面, 股票的损失是最让人感到焦虑的, 尤其损失达投资时的10-20%, 最让人焦虑。当基金的损失达20%以上时, 焦虑感会明显浮现。保险、定存与投资损失的关联较小, 不易产生焦虑感。
四、偏好模式分析
(一) 数据描述
为了解受访客户对不同理财产品包装属性的感受, 搜集了179份完整问卷, 每份问卷设计了4项叙述偏好题, 可得716笔分析资料, 据此构建多项 (MNL) 及巢式罗吉特 (NL) 模型, 以分析客户理财偏好及营销特征, 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模型结果, 多项罗吉特考虑了25个解释变量, 而巢式罗吉特则考虑了26个解释变量, 整体模型解释绩效ρ2各为0.349及0.351, 透过本模型利用巢式罗吉特的特质进行分析, 为锁定特定客群, 并进一步归纳客群可能的行为模式, 客群理财偏好模式的精准度可提升到35.1%;下面根据问卷变量与模型的关系, 对包装方案、包装属性、社会经济及人口统计特性与理财状况等变量分别说明。
(1) 包装方案。本文探讨的理财商品包括基金、股票、外币、保险与定存等五大产品, 据此作为模型设定的方案常数, 经客户行为分析后, 湖南理财者偏好将财富运用的产品包装归类区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类为定存、第二类为外币、第三类则为基金/股票/保险 (货币以外的理财选择) 。
(2) 包装属性。大陆的理财者对于“赔”的强烈感受大于“赚”的。“赔”的系数的呈现负值, 并且t值反应大于“赚”的状况, 即表示当投资损失达某一程度时, 投资人负面情绪反应程度会被更加放大。
(3) 社会经济及人口统计特性。双薪家庭的理财行为偏好买基金, 在一般民营机构上班的, 则不偏好外币商品。依职业来看, 企业主及制造业偏好基金, 而军人、公务员、教师等职业则偏好存款。教育程度越低者越能接受保险, 年龄越长者越偏好存款。
(4) 理财状况。关于理财特质分析, 消费者会因为行员服务态度良好而选择某间银行为主要理财往来银行时, 则此类消费者会偏好存款商品, 也就是说, 如果消费者与行员关系良好有初步的信赖度时, 存款是很容易的入门款商品。当投资占个人收入比重越高时, 则会越加偏好股票商品。但每月理财交易次数越少者, 则越喜欢股票商品, 据此推论消费者投资股票交易时, 投资金额较其他产品交易大。
如果理财者为家庭中主要理财具一定经验的人, 会偏好股票交易。喜欢听家人/朋友推荐理财信息者, 也会偏好股票投资。投资目的若为确保资产安全性, 获得固定收益者, 就不会选择股票当作投资标的。家庭收入用于金融投资 (存款除外) 的比例越低, 越会偏好选择保险。当理财者的过往投资经验为仅有存款或债劵时, 他们对于保险也会产生喜好, 但若过往曾在股票基金外汇等理财产品有投资经验时, 他们对于基金的偏好较高。
(二) 模式构建与分析
根据巢式罗吉特所产出的参数、t值及相似性系数, 发现消费者的理财选择模式中将基金、股票及保险归纳为同一种类, 其他商品为另一类, 产出最贴近客群的显着性选择模式, 故湖南地区的理财客户群体偏好为货币及货币以外的理财选择模式, 如图2所示:
(1) 风险种类
根据多项罗吉特与巢式罗吉特的模式推论, 其相似性系数之结果与默认模式的象限III较为吻合。结合理财商品的风险状态和客户的理财心理, 产生四种预设的模拟状态, 发现最接近湖南地区的理财客群所呈现之风险类型属于投机与保守混合, 但偏向保守。据此, 可对湖南当地可能的客群属性进行推断, 进而根据其理财行为及偏好模式, 衍生规划最适当的理财商品营销包装、银行管理或主管机构监理模式。
(2) 理财偏好商品包装
上文研究显示, 湖南地区的理财客户群体属于混合偏保守型, 结合表3的关联分析及上表4偏好特征, 将理财行为及选择偏好等信息综合归纳, 如表5所示:
注:○指表偏好模式明显值;X指表偏好模式不偏好明显值。
首先, 购买理财产品的经验越丰富, 其对基金的偏好度就越降低;双薪家庭 (即稳定收入结构者) 更偏好基金, 可以考虑将基金包装成投资理财入门款商品, 并针对双薪家庭族群提供营销上诱因, 以激励其投资。同时, 银行人员的服务态度和质量有助于吸引理财客户选择定存类产品。因此, 如能针对上述两类消费者, 打造客户需求导向的整合性商品及服务 (Tuli, 2007;Sheng, 2007) , 如在客户同时投资基金和定存时, 提供手续费折扣优惠, 针对双薪家庭收入者 (即基金商品的目标潜力客户) , 提供适当的营销宣传及建议, 以更好地贴近目标客户需求, 节省银行的营销成本。
其次, 股票偏好度会随着理财投资金额占个人收入比重的提高而增大, 尤其当购买客户是家庭中主要理财交易决策者时状况更为明显, 故建议可提供金融顾问或专家建议的行态模式, 触动 (trigger) 交易决策者的投资脚步。但金融机构除了积极触动客户的理财交易行为外, 也应及时地进行风险告知义务并分析其投资的安全线, 既提升活络安全交易数量, 也能有效降低客户申诉风险。
再次, 保险的偏好者以过往投资经验不多、教育程度不高或家庭收入投资比例低者 (存款除外) 的客户为主。历史投资经验的多寡会影响客户理财行为, 缺少投资经验的客户在面临理财商品选择时, 会产生矛盾、犹豫的心态 (Kida, 2010) 。因此, 银行可提供理财套餐类商品, 搭配有利的诱因, 以影响客户对商品需求的判断, 逐步让经验缺乏的客户不断获取经验 (Sheng, 2007) 。
在理财行为的风险方面, 年家庭收入越高者越偏好风险度较高的股票、基金等产品。投资经验和风险承受度高的客户对于股票、外币偏好度明显更高, 而风险承受度较低的客户对保险、定存有相对更高的偏好程度。投资经历超过两年以上的客户对股票的偏好程度持续增加, 并将所持有的理财产品逐渐由保险及定存移转至股票, 同时, 对于基金偏好会逐渐降低。此外, 风险承受度低的客户数量为风险承受度高的客户数量的两倍, 可见绝大部分客户都属于保守型。
湖南地区之消费者理财行为属于保守及投机兼顾的混合偏保守类型 (货币及货币以外的理财投资偏好选择) , 银行可针对此类客户群体的需求, 提供以人民币存款、外币存款、保险等风险性较低的产品营销包装模式 (bundle product) , 积极有效地引导客户树立理财理念, 积累理财经验。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显示, 湖南地区的理财客户群体属于投机与保守混合型 (偏保守型) , 其理财产品的选择主要偏好于“货币以外的理财选择”与“货币的选择”, 对于高风险的理财产品需求偏低。因此, 建议该地区银行理财产品中, 将保守型的理财产品比重维持在较大比例, 可配合目前保守型人数约占三分之二, 设定六、七成为保守型产品, 以利理财产品的监督管理及鼓励创新并行, 达到安全活跃的交易市场状态。
论公司短期盈利偏好 篇7
一、公司短期盈利偏好成因
基金经理对短期盈利的偏爱并不是很令人难以理解。事实上, 在一个代理人占主导地位的市场中是十分理性的, 他们要为自己谋取利益。但是问题是这些盈利数据并不是很适合来做公司估值。多数投资专家认为现金流贴现法是适当的评估金融资产的模型。但其认为, 评估遥远的现金流量太耗时, 费用昂贵而且只是对投机比较有用。其所拥有的关于企业运营和预期的信息比内部人要少得多。因此其倾向于重视这些关于短期表现的报告。而CEO和其他的公司高层管理者则关心他们的声誉和公司的股票价格, 因此他们也关注于公司的短期表现, 特别是利润。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无论是基金经理还是公司管理层都关注于短期表现, 而且他们之间互相影响, 使得短期盈利表现成为最为被广为接受的一个指标。
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们评估未来的不确定的现金流, 但是使用利润来估值有两个局限性因素:第一, 公司会进行盈余管理, 因为其对权责发生制下估计的数额和时间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权。第二, 利润中只含有一部分基金经理所需估值的信息。公司可以通过一些会计上的调整提高收入但并不创造价值, 也可以通过投资不足来损毁价值, 这是基金经理很难发现的。由于利润所具有的局限性, 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们不能简单地以利润作为投资的标准。为了评估企业真正的价值, 分析师应当不局限于财务报表。而应当评估企业的销售和现金流的可持续性和潜在的增长能力, 且须权衡行业发展潜力、公司的竞争地位、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战略和行为等因素。
当基金经理关注的是公司短期盈利时, 就会选择一些短期内业绩表现较好的公司, 而忽视一些虽然未来发展好但短期表现一般的公司。这样就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致无效性。那些短期盈利好的公司被认为有投资价值时, 则会拉升其短期股票的价格;反之亦然。这使得股票价格并不能合理地反映公司的真实价值。同时也造成了资金的分配不够合理、有效。
管理层对于短期盈余的偏好源于其相信基金经理更关注企业的短期盈利。而且根据企业短期财务表现对管理层进行激励的政策更加深了管理层对短期盈利的偏好。即使是股权激励政策也不会根本上改变管理层的短期行为, 因为其相信股价是受短期盈利的影响。如果管理层是为了最大化股东的利益, 那么就应当更关注于公司的长期表现。因为公司的内在价值在于其未来产生现金的能力。因此, 管理层偏好短期盈利更多的是考虑到自身的利益。
二、改善公司短期盈利偏好的对策
为了减少对于公司短期盈利表现的偏好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可采取以下措施:企业业绩报告方法、对企业管理层的激励、对基金经理的激励。
其一, 相关、透明、有效的信息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至关重要。企业应当改进其财务报表的形式与内容。这不仅可以减少其短期行为和公司的资本成本, 而且可以降低基金经理的不确定性使其对公司报告有信心。一个理想的企业业绩报告应该做到:将现金流量和权责发生制分别阐述;根据不确定性对权责发生额分类, 对每类进行最可能的估计;排除任意的与价值不相关的权责发生额;对每项的假设和风险进行详细的分析。
其二, 对管理层的激励不能仅仅停留在考核其当年的业绩是否达标, 而应当考虑到关于企业长远发展的因素。有效的激励机制能使管理层与所有者的利益趋于一致, 实现所有者追求的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设置长期激励工具就是要将管理层的企业家才能等在现期无法准确判断并量化的因素在企业的长期经营过程中尽可能得到准确的量化。以企业未来发展潜力和内在价值作为激励的基础, 更真实地体现管理层为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和其应得到的回报。以股票期权作为激励手段则应当适当延长其持有期, 使其报酬与企业利益相一致。推迟一部分公司管理层的报酬, 直到至少一些不确定性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其三, 基金经理不应过多关注于企业的短期盈利表现, 而应当从长期表现来判断其投资价值。除了可以利用现金流贴现的方法来评估企业的内在价值, 还应从行业发展潜力、企业竞争优势、竞争战略等多方面非财务因素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 得到更准确的估值。而国内根据基金经理的短期表现进行排名考核的方法更助长了其只关注企业短期盈利表现。因此, 企业应根据中长期表现来考核基金经理的业绩。合理、有效的奖励制度应包含四项内容:考核基准是三年或五年的业绩;奖金中可能包括一定比例的基金股份, 只能今后分批提取;考核基准是在同类基金中的相对表现;在市场波动时更注重投资理念和选股策略的认同, 而不是单纯的业绩表现。
参考文献
[1]Amott, Robert D and Peter L.Bernstein.What Risk Premium Is Normal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2002vol.58.no2.
[2]Barberis, Nicholas, and Richard Thaler.A Survey of Behavioral Finance.In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Amsterdam, Netherlands:Elsevier Science B.V.
[3]Stein, Jeremy C.Why Are Most Funds Open-End Competition and the Limits of Arbitrage.Working paper January2004.
风险偏好实验研究综述 篇8
风险偏好问题的相关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著名的预期效用模型(Expected Utility Model)。该模型是由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在对圣彼得堡悖论解答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的公理化阐述而形成。预期效用模型建立了VN-M预期效用函数，该函数的内涵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经济人的效用水平是通过对预期效用函数可能出现的损益结果期望加权得到的[1]。预期效用理论的优越性在于把效用函数引入到偏好模型中，证明了效用函数在最终损益空间上的存在性和期望值的大小与排序的一致性。此后，Savage在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主观预期效用理论，用主观概率代替预期效用函数中的客观概率，该模型更能体现出决策者的个体差异。
预期效用模型是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础，在风险偏好领域影响巨大，几乎扩展到经济理论的每个分支。然而，由于该模型的假设过于严格且脱离实际，在此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中，预期效用模型及其内含的个体偏好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具体可分为对公理性假设和对偏好存在假设的质疑。
2 经典理论中公理性假设的质疑及理论修正
2.1 同结果效应
实验经济学在风险偏好领域所进行的实验研究广泛采取的是彩票选择实验，这方面最早的实验是由Allais提出的。该实验创造了著名的“阿莱斯悖论”，由于阿莱斯悖论所反映的是相同结果的不一致偏好情形，因此也被称为“同结果效应”(Common Consequence Effect)，它违背了预期效用理论所谓的独立性公理，首次对预期效用理论形成了挑战。阿莱斯悖论假设决策者面临以下两对选择。
第一对为：
第二对为：
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在第一对选择中偏好X1，在第二对选择中偏好Y2。这表明，决策者并没有忽视共同的结果[2]，现实中的人们面临风险时并不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选择行为也不完全是依据概率行事，因此也就无法遵从期望效用理论关于偏好独立性、替代性等一系列公理性假定。
2.2 同比率效应
作为行为金融学(风险决策领域)的奠基人，Kahneman和Tversky在Allais彩票选择实验的基础上重新设计试验条件，通过对大学学生和大学教师进行调查和实验研究，发现如果对一组彩票中受益概率进行相同比率的变换，被试者也会产生不一致的选择，也就是“确定效应”，这违背了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替代性公理，该现象被称为“同比率效应”(Common Ratio Effect)。在其实验中，假设决策者面临以下两对选择。
第一对为：
第二对为：
实验结果表明：第一对选择中被试者偏好X1，在第二对选择中被试者偏好Y2。这表明决策者的决策并没有服从预期理论的替代性公理，违背了预期效用函数的线性特征，是预期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
与同结果效应不同，同比率效应并不总那样显著。Mac Crimmon和Larsson发现在不同的参数下，同结果效应非常稳健，在极端的支付和概率条件下尤其如此，而同比率效应相比之下没有那么稳健。
2.3 贝叶斯规则悖论
同结果效应和同比率效应的提出主要是针对VN-M预期效用模型，而针对Savage的主观预期效用，实验学家们也通过实验等方式也提出了异议。
在此方面的一系列悖论主要是针对主观预期效用函数中贝叶斯规则而提出的。贝叶斯规则是预期效用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它假定了个体理性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动态特征，即强调持续调整与学习过程。但贝叶斯统计学是建立在行为规范的理论之上，因此行为表现是否一致对贝叶斯规则在预期效用中使用的合理性有着重要意义。
事实上，人们的表现行为是很难有一致性的。Ellsberg通过以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为对象的实验发现，人们往往偏好具体清晰的事件而对模糊事件不关心，因此常常出现概率之和小于1的现象，由此提出著名的“埃尔斯伯格悖论”，和主观预期效用中的确凿性原则相悖，对贝叶斯规则中概率可加性假设提出了挑战。
2.4 理论修正
由于预期效用理论无法合理的解释以上现象，人们需要对风险条件下的偏好形式寻找更为准确的描述方式。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排序的预期效用理论、加权效用函数、前景期望效用模型等的相继出现，为预期效用理论提供了多角度的理论修正和补充。
预期效用模型的修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保留了“最大化”的内核，发展了一般化的预期效用理论，也被称为传统改进模式;另一类则是完全摒弃了预期效用的理论框架，从实证的角度，通过实验解释人的行为，发展了非期望效用理论。
在一般化的预期效用理论中，主要是放松了预期效用函数的线性特征，或对独立性、无差异性公理进行重新表述，其中最为出色的2个模型是Quiggin的期待效用理论和Machina的扩展效用理论。Quiggin在期待效用中提出了等级依赖预期效用函数，通过用反“S”形概率权重函数代替客观概率，从而把结果的排序加到决策权重中，该模型在实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同样，Machina也对预期效用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Machina三角形，将原先用概率三角形表示、体现预期效用函数线性特征的无差异曲线，扩展成体现局部线性近似的扇形，并在之后的研究中解释了同结果效应和同比率效应[3]。
在非期望效用理论中，主要分为主观权重效用模型和非可加性效用模型。主观权重效用模型的概念最早是由Karmark提出的，该模型用决策权重替代线性概率，解释了同结果效应和同比率效应。与此对应的非可加性效用模型主要针对“埃尔斯伯格悖论”，如Yarri的模糊规避理论中提出的双重模型[4]和Schmeidler基于事项及其结果好坏排序而提出的CEU模型[5]。
3 经典理论中偏好存在假设的质疑
3.1 偏好反转
除了以上公理性假设的悖论，实验经济学家还在一系列的实验中发现了否定存在稳定偏好的现象，偏好反转是其中影响力较大的现象之一。偏好反转(Preference Reversal)现象是由心理学家Lichtenstein and Slovic最先发现的一种风险决策中奇怪而普遍的现象：在期望值大体相等的一对博弈中，人们往往选择概率高而损益值小的博弈，却对概率低而损益值大的博弈定高价，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与定价中表现出偏好的不一致现象[6]。
此后众多学者的实验也证实了偏好反转的存在。Mowen以新产品开发为背景考察偏好反转，并比较了个体团体决策，实验观察到了很强的偏好反转现象，而且团体比个体决策更倾向于偏好反转[7];Reilly的实验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控制，包括分小组实验、被试者可以随时发问、现金奖金等摆在被试桌前等，以保证被试理解实验任务，尽管如此，实验结果仍然表明偏好反转是一种普遍的行为现象[8]。
偏好反转产生的影响非常广泛，它几乎违背了经济学中关于偏好的所有原则。目前对于偏好反转现象有两种解释，其一是直接选择与估价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过程，因此不能用单一的偏好排序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如果偏好存在的话，那么偏好的传递性假设是错误的，而该假设却是理性偏好的一个根本性质。两种解释都说明，偏好反转现象对稳定偏好的存在提出了挑战。
3.2 框架效应
在偏好反转发现后，学者们着手研究影响风险偏好变化的因素，他们在实验中发现，个体会因情景或信息的不同表征而对同一组选项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序列，从而做出不同的选择。Kahneman和Tversky将这种由于受信息表征的影响而产生的决策偏见称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框架效应最著名的例子是Kahneman and Tversky提出的“亚洲瘟疫”问题。假定美国正在为亚洲即将爆发的一场疾病做准备，这场疾病预计会引起600人死亡。对付这种疾病有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方案A和B。
X：(采用A,200人得救;采用B,1/3概率所有人得救，2/3概率所有人都不得救)
Y：(采用A,400人死亡;采用B,1/3概率没有人死亡，2/3概率没有人得救)
实验结果显示在X中72%的人偏好A，但在Y中仅有22%偏好A[9]。这表明面对同样预期效用的确定性收益与非确定性收益时，如果行为方案强调的是收益的保证性，行为人会选择确定性收益，如果方案倾向于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行为人会选择非确定性损失，呈现一种风险追求。
证实框架效应存在的例子有很多，王重鸣在风险决策动态框架效应的研究中发现，框架效应的动态特性受任务性质、任务内容和所处情景的共同影响。庄锦英通过探讨情绪、边框对决策认知过程的影响发现，框架与情绪对认知决策的影响是独立的，这与Kahneman和Tversky的说法并不一致。总之，框架效应对人们是否具有一个定义完好且不依赖问题陈述方式的偏好，是一个有力的质疑。
4 经典理论中偏好存在假设的理论替代与修正
4.1 前景理论
为了解释偏好反转等以上现象，许多学者另辟蹊径，希望脱离预期效用理论的约束，寻找新的合适的风险偏好理论。其中影响力最大的理论是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这套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彩票选择以及偏好反转试验中出现的大量异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Kahneman and Tversky认为，人们的决策过程是一个心理过程，人们的偏好只是决策过程的反映，随着问题的改变而改变，由更高的价值所构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偏好关系。
前景理论给出了一个重要的个体风险决策模型，
即。在该模型中，期望的价值V是由价值函数V(X)与权重函数W(P)共同决定。
此外，从价值函数的创立来看，人们关心的财富是相对于中性参照点值的变化而取得的收益和损失，而不是期末的财富，而且函数的“S”型图形表明人们对于损失比收益更敏感。从权重函数的创立来看，权重函数的次确定性、次可加性等特征这说明当事人在不确定结果和确定结果之间更偏好后者。
4.2 后悔理论
对于框架效应中情景变化使得风险偏好改变的问题，众多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其中最为著名是后悔理论(Regret Theory)。后悔理论是由Loomes和Sudgen首先提出的，他们把情感和动机的因素合并到期望效用的结构中，认为人们在注重可能的结果以及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时还要考虑情感因素。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选择风险并且失败而产生的失望是选择确定收益同时失去成功机会而产生失望的两倍多[10]。因此后悔理论认为人们将选择确定收益而不会轻易去冒险，因为后者遗憾的可能性会更大，也就是说人们是后悔厌恶(Regret Aversion)的。
在后悔理论下，一个行动的效用受到另外一个行动的影响，这和传统方式下为每一个行动确定一个独立数字的方法有着本质不同，因为这时人们的无差异曲线可能会相交，导致违反传递性假设，证明独立的偏好不存在。
4.3 决策规则选择理论
Payne,Bettman和Johnson认为，人们有许多不同的决策规则，例如期望效用最大化、满意规则和字典式选择规则等。人们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要先来决策采用哪个规则，这个选择是在决策结果的合意性和进行决策所需要的认识上的代价间做一个平衡，它不仅涉及到对信息理解的思维成本、认知协调成本，还涉及到与感情、信仰、偏好、价值观相关的心理成本[11]。这和Conlisk认为的“有限理性是对经济学理性的延伸而不是偏离”是一致的。而考虑到这种心智成本在内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就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理性行为，一个稳定的、持续存在的偏好难以存在
4.4 成长偏好假说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在保留偏好存在假设的基础上解释偏好逆转等现象。Plott的成长偏好假说通过考虑个体偏好的形成过程，将人们的理性选择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通过这些阶段的反馈和学习，人们最终能意识到他人的选择会对自己产生影响。根据成长偏好假说，现有的关于个体选择的悖论可以用学习效应来解释，并通过多次实验来克服。
成长偏好假说实际上是在偏好存在假设的基础上加入了人们感受到的信息这一约束条件，它是偏好存在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在实验方面，成长偏好假说也得到了支持，在验证在市场条件下是否会产生偏好反转现象的实验中，发现在所有的环境下最初都存在偏好反转，但随着重复和刺激因素的作用偏好反转现象逐渐消失[12]。
虽然风险偏好实验研究已经日益成熟，本文认为在以下3个方面仍有着研究空间。(1)实验结论的客观条件和适用范围。由于条件限制，目前大多数实验研究的被试背景单一，虽有些实验采用MBA学员或学生与工作人员对比，而这远不及真实环境中决策主体特征的复杂程度。探讨不同个体间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地域文化等差异对风险偏好产生影响，将有助于开展对风险偏好影响因素的研究。判断哪些是主要因素及其重要性排序如何，对研究人们为何会出现诸多决策偏差，以及如何更好地避免这些偏差等有着重要意义。(2)多目标条件下风险偏好及群体风险偏好。以往实验多集中于个体风险偏好的研究，并且对风险的描述局限于实验收益的不确定性。而真实环境中普遍存在着群体决策行为，人们的决策目标也是多元化的。这方面实验的拓展将提供大量的研究机会。(3)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目前风险偏好领域的实验多集中在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关于实验结论的信度和效度如何目前还没有相关论述，对统计学方法的融合与应用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摘要：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实验方法在风险偏好领域成果丰硕,并给传统理论带来强烈冲击,因此梳理风险偏好实验研究对把握该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有重要意义。风险偏好实验方法从经典理论的公理性假设与偏好存在假设两个角度出发,分别对经典理论提出了质疑、理论替代与理论修正,实验方法在该领域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风险偏好,实验经济学,公理性假设,偏好存在假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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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AYNE J W,BETTMAN J R,JONHNSON E J.The adaptivedecision make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妻子的性偏好 篇9
妻子性要求频繁怎么办
一位结婚快3年的丈夫告诉我：“妻子自从结婚以来，对性的要求比较频繁，几乎令人感到疲于应付。不知这是否是病态，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女性性要求较频繁的原因很多，但真正由病变引起者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女性性要求频繁与精神心理状一况有关，如对丈夫过于纵情喜爱；生活环境中存在强烈的性色彩；过分迷恋性快感的体验；对性问题的注意力过于集中；认为性行为频繁是最浪漫的生活方式；怕失去对方，强烈的占有感；期望早日生个孩子等。除此之外。女子在月经后和排卵期，由于性激素的波动，性要求也会高一些。
一般来说，女性性要求稍频繁不需治疗，大多经夫妻双方协调与适应后。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果彼此性要求过分悬殊，那么，不妨让妻子做如下处理：一是尽量减少性刺激，并在此基础上规定房事的次数与日期，造成一种自我制约的形式。二是万一性欲发起，要学会立即设法转移注意力。三是入睡前用冷水浸足或用冷毛巾外敷生殖器。并排空尿液，都可明显降低性兴奋。
用手指刺激阴道好吗
一位中年男子说：“我妻子与我做爱时，很难达到性高潮，每次要求我在性交前用手指插入阴道刺激她，她才能满足，不知这种方法好不好?”
实际上，这位中年男子提出的问题并不奇怪，用手指插入阴道刺激也是性前戏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一种性行为方式。
阴茎与阴道交接仍不能满足妻子的性需求，达到性高潮，可能与其过去有手淫史，性阈较高有关。但是用手指刺激阴道既不卫生。又不能满足丈夫的性需求。如果丈夫愿意用这种方法。建议用避孕套套住手指较好。此外，可以购买一些有螺纹或表面有粒状物等特殊结构的异形安全套，性交时可以增加对阴道的刺激。
妻子为何总要求吻乳头
一位新婚丈夫对我说：“跟妻子做爱时，她总是希望我一再地亲吻、抚摸她的乳头，而对真正的性交好像不那么感兴趣。而我却急于将阴茎插入阴道性交，为此两人常常闹得不愉快，不知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其实，这对新婚夫妻的不愉快，主要是这位丈夫对女性有重要“性”价值的乳头和乳房不了解。成功的性生活。在性交前有一个相互亲昵的过程，女性所需时间长些。女性的性敏感带要比男性广，除了生殖器外，很多部位被巧妙爱抚都能引起性兴奋。其中乳头和乳房是很敏感的，尤其是乳头，当它被轻轻触摸或吸吮时，有些女性会产生极大的快感。每一个女性的性敏感带也不尽相同。上述这位新婚妻子的性敏感带可能集中在乳头。
对于丈夫来说，亲吻、抚摸妻子的乳头和乳房也能得到快感，不过这主要是受心理因素的支配，即为能给妻子带来快感，有效地表达爱意而自豪、兴奋。另外有一点必须指出，从广义上来讲。亲吻、爱抚对方的性敏感带也是一种性交的序幕，作为丈夫不要拘泥于“真正的性交”。
妻子先以手淫达到性高潮正常吗
一位男子说：“我和妻子每次性交时，她总是用手淫达到性高潮后，再与我性交。请问这是病态吗?”
很多人认为，在性生活中只有男子首先有性兴奋，由男人发动“侵占性的”性行为，只按某种他认为正常的方式进行性活动才是正常的。如果出现了超出他个人认识的性行为，他就会紧张，害怕出现性异常，其实这是不对的。现代性学研究结果表明。女性的性反应能力要强于男性，只是由于性行为方式死板或缺乏对性活动的正确认识而无法表达罢了。
谈上市公司融资偏好 篇10
一、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原因
(一) 股权融资成本较低。
融资成本是上市公司选择融资方式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中, 股权融资成本比负债融资成本要高。但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不完善, 上市公司年末何时分配股利, 怎样分配和分配多少, 公司决策者的选择性很大。因此, 我国上市公司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即不管是否获得利润都很少分配现金红利, 甚至不分配, 而是主要以非现金股利方式进行分红, 例如送股、配股等。采用非现金股利的分红方式虽然会造成股本规模的扩张, 但是只会产生少量的筹资成本, 不会对经营者造成压力。而且发行股票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 其财务风险比债权融资的财务风险要小。所以, 大部分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扩股进行融资。
(二) 债券市场发展不健全。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证券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这虽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但是也造成了股票市场日新月异和债券市场几乎停滞不前的局面。在成熟的西方资本市场中, 企业债券融资额一般为股本市场的3~10倍, 然而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的公开性和真实性与西方成熟证券市场相比还较低, 再加上股票市场的门槛不高且进出自由性强, 公司决策者更愿意通过内部信息在股市赚取更多的超额利润。据统计, 2006~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累计筹资金额达54, 425亿元, 而通过债券市场累计的筹资金额数仅为13, 762亿元, 不足股票筹资额的30%。2013年我国拥有2, 489家上市公司, 其中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债券的上市公司为494家, 占公司总数的20%。
(三) 法律法规存在缺陷。
我国的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发行债券实行了严格的监管和控制, 并设置了较高的准入资格, 但是对股票发行的约束明显宽松许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1年发布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再一次放宽了股票市场准入条件, 净资产收益率标准从10%降到6%,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门槛进一步降低。股票市场准入资格的宽松不但对股票市场自身的发展不利, 而且也会阻碍债券市场的发展, 这也是我国要大力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主要原因。
二、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造成的影响
(一) 降低资本使用整体效率。股权融资的资金来源具有不确定性, 任何投资者都可以通过股权交易市场获得企业的股权, 他们可以根据市场变化随时抛售股权, 这就导致企业的资金流动性也不稳定, 从而严重影响公司经营能力的提升。
(二) 不利于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
适度负债具有避税和财务杠杆的作用, 因为借款利息归属于财务费用, 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而普通股股息是税后扣除, 没有节税效应, 并且存在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双重纳税”问题。如果上市公司的利息率低于息税前利润率, 公司应当采用适当增加负债的策略, 使净资产收益率获得增长。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宏观经济形势良好、资产负债率偏低的情况下还是会选择进行股权融资。例如, 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相比其他版块来说资产负债率是最低的, 尤其在第一批创业板公司里, 很多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不足30%, 有的甚至在10%左右。这些公司在财务风险很小的情况下, 也依然选择发行股票, 并且采取配股、增发新股等手段形成股票价格下降的市场预期, 诱惑原股东购买增发新股, 却忽视了对债权融资的利用, 加大了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比例的失衡。
(三) 加剧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衡。
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 而融资结构是企业财权分配的基础, 对企业财务治理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股东和债权人都是与公司经营有关的利益相关者, 但是享有不同的财权。债权人更加注重对债权风险的控制, 他们与债务人签订债权债务协议时, 为了监督资金的使用去向, 督促经营者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 通常会要求协定一系列的限制性条款对债务人的行为进行约束;相反, 如果上市公司偏向选择股权融资, 虽然可以相应降低财务风险, 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股东的代理成本, 会失去或弱化债权人对公司治理的监督作用, 加剧了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平衡。
三、改善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对策
(一) 公司内部
1、优化股权结构。
当前,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导致企业形成股权融资偏好的重要因素。针对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状, 若想要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从源头上改变股权集中的现状, 优化股权结构, 需要适量减少国有股的持有量, 削减国有股在上市公司股份中的持股比例。并且可以通过兼并重组、互相参股、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多种方式分散股权结构, 从培植和发展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出发, 实现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2、完善公司治理。
想要完善公司的治理, 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 把公司代理人和股东的利益结合起来以达到完善的目的。因为这样可以促使代理人和股东的目标趋于一致, 代理人在从事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时候, 就会从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 进而使股东利益得到保障, 最终有效地降低委托人的监督成本。
(二) 外部环境
1、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
发展债券融资是改善融资偏好问题的好方法, 但是债券融资的发展与债券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 所以发展债券市场并严格监管债券融资活动, 对于改善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为解决债券市场的问题, 可以通过延展企业债券市场的准入范围, 适当宽松企业债券发行和上市的标准, 相应削减上市公司债券的融资成本, 从而改善上市公司债券融资在整个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不大的情况, 来缓解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现象。
2、加强资本市场监管。
缓解股权偏好的问题还需要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 特别是对股票市场的监管。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 形成多方位、多层次的统一, 把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结合起来, 加强对中介结构的监管, 健全信息披露机制, 防止市场上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 使市场投资者, 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的真实信息, 引导投资者了解投资风险, 从而理性地进行投资。同时, 还可以对上市公司获得发行新股、增发股票和配股资格进行严格把控, 提高审批的标准, 从监管方面避免上市公司形成过度的股权融资偏好。
参考文献
[1]颜熔荣.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成因、效应与对策.会计之友, 20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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