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行为偏好

网络行为偏好（共7篇）

网络行为偏好 篇1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已逐渐成为大学生生活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不是很成熟,自控能力也比较差,很容易沉迷于网络而不能自拔。网络给大学生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已经引起了高校、社会以及家长广泛关注。由于大学生上网目的的不同,大学生的网上活动形成了不同的网络行为的偏好。根据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使用某项功能时间长短为依据,可以将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偏好分成网络交往偏好、网络游戏偏好、网络信息获得偏好三种类型。理性地看待网络给大学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影响,深入剖析大学生种种网络行为背后的动机与目的,提出规范和引导大学生网络行为的策略与途径,对加强高校的网络建设和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

1 大学生网络行为特征分析

1.1 网络道德意识淡薄

大学生的思维独立,勇于创新、善于表现自己,他们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平台来展现自己。但是大学生在自我控制、人际交往沟通、应对挫折等方面是有所欠缺的。而网络极具开放性以及传播的广泛性,这大大满足了大学生的很多需求。但是网络信息量很大,信息来源不确定,信息的事实不确定,对于自制力不高,辨别能力比较差的大学生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很多大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不良信息,在思想上、在生活上、在道德上与信仰逐渐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这些网络行为使大学生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受到极大破坏,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及社会交往。大学生在网络上不守法和不道德的行为状况令人堪忧,这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2 网络成瘾

现在的大学生在入学时就几乎都给配备了电脑,随之而来,很多学生不上课时都呆在宿舍里玩电脑。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大学生上网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搜索相关学习资料等一些对自己学业有帮助的信息,以开阔视野,扩大知识,帮助完成自己的学业。另外还有一部分同学上网主要就是聊天、发朋友圈、玩网络游戏、发表评论等等。一些同学不能合理安排自己的上网时间,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外其余时间几乎都花在网上,久而久之产生与现实人际交往淡漠,偏执甚至人格分裂障碍。由于过长时间沉迷于网络,对网络之外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少部分同学对网络的迷恋以及网络上的不良行为等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1.3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在网络时代,作为天子骄子的大学生他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了,对网络产生了较强的依赖性,而他们的网络行为往往也表现的较为幼稚和非理性的。网络资源是相当的丰富的,网络提供的信息量很大,对于大学生而言较难有效鉴别这些信息并且合理处理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案列,比如一些大学生在网络上肆意散布和传播不实消息或造谣惑众,最终受到法律的追究,而对自己本身声誉造成极大的损害。这正是大学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表现。与此同时,学生对网络信息进行随意的转发和评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

2 大学生网络行为引导策略

2.1 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充分运用网络手段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由此可见,政府层面非常重视和关注高等学校的网络文化建设。政府应该根据大学生群体的特点同时遵循网络文化的特点来制定相关的政策,引导学生合理的用网。与此同时政府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相应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让大学生守法和懂法,能够自觉运用法律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努力建设一个文明而理性的网络环境,在网上发表健康的声音、理性的声音,建设性的声音。

2.2 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网络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对于大学生而言是非常有帮助的。大学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专业方面的知识和一些比较前沿的信息,这就要求学生学会如何利用好网络。教会学生如何科学用网、合理用网,就显得很重要了。高校可以通过网络教育的形式让学生学会合理利用网络,充分发挥网络的工具作用。应该教育学生学会分辨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毕竟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学会分辨网络世界中各种来源信息的真假善恶,学会如何充分利用网络上的学习资料进行学习和开展研究,而不是沉迷网络,成为网络游戏和网络聊天的工具。与此同时,教育大学生的培养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避免上当受害,增强大学生的明辨是非能力和网络防范意识。

2.3 大学生应该合理规划学习与生活

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网络对大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在网络世界,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可以找到更多的精彩,这或许是现实社会不可比的。学生生活压力大,他们可以在网络上谩骂、倾诉来缓解压力。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优越感,但他们在网络游戏中扮演各种角色,找到存在感。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能力差,但在网络聊天可以得到满足。以上原因学生沉迷于网络。大学阶段对大学生而言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经历。大学生首先谣树立切实可行的目标,分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来实施。合理规划学习和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认真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和增强业务能力,提高职业素养,完成大学阶段所应该完成的学业,并为之付出努力,而不是沉迷于网络。

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网络在给人们带来各种方便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网络问题。比如说部分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聊天交友、随意转发信息、随意发表评论还有网络黑客、网络抄袭等等。面对这种种行为失范和出现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我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可以看到我们应该积极和大学生进行沟通,去了解和理解当代大学生,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教育引导他们合理、正确利用互联网。使互联网成为他们学习、生活、娱乐、休闲的好帮手。

参考文献

[1]刘继红,孙新建,陈莹.大学生网络行为特点调查分析[J].高教探索,2007(3):119.

[2]王玉娥,代金平.青少年网络行为导向探析: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性视角[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3):68-72.

[3]莎日娜.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网络行为的特征分析及教育引导[J].纺织服装教育,2013(4):165-166.

[4]吴玲.隐性教育视角下大学生网络行为引导对策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3):257-258.

[5]谷保平.高职大学生网络行为偏好特征及疏导对策研究[J].实践方法,2015(2):71-72.

网络行为偏好 篇2

一、医学院校“90后”大学生网络使用现状分析

本次研究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1,2], 共发放问卷613份, 收回605份, 有效问卷600份, 问卷从网络依赖程度、行为偏好两个维度进行评价, 研究了网络行为偏好及依赖程度在性别、专业间的差异[3,4]。

1. 网络行为偏好及依赖程度在性别方面的差异。

首先, 调查结果表明, 网络使用行为偏好在性别方面存在差异, 主要集中在游戏、购物、信息获取、学习等方面。男生网络使用行为偏好的数据:游戏 (21.11%) 、购物 (5.53%) 、钻研计算机技术 (4.52%) 、浏览下载信息 (17.09%) ;女生网络使用行为偏好数据:游戏 (3.25%) 、购物 (15.58%) 、钻研计算机技术 (0.65%) 、浏览下载信息 (24.68%)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 男生相对女生缺乏有效信息的获取意识, 在学习及社交生活中更容易形成落差感, 且不善于有效的心理沟通与疏导。因此, 男生较女生更容易依赖网络寻求情绪舒缓, 在网络中寻求成就感。

其次, 对网络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差异分析, 结果显示“90后”大学生网络依赖程度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网络使用时间每天六小时及以上的男生 (18.39%) 比例明显高于女生 (1.61%) , 利用空余时间的上网的男生比例 (70.79%) 低于女生 (84.13%) , 并且仅有33.68%的男生能对上网时间进行控制, 表明男生对于网络的使用具有更强的依赖性与盲目性, 也体现出男生在大学中生活模式单一并缺乏有效的时间管理意识。分析表明这可能是由于男女生的心理年龄及结构差异造成的, 大部分男生相对女生心智缺乏有效感知, 主要反映在学习及生活中男生相对女生缺乏心理沟通与疏导能力, 进而对网络及其衍生物表现出了更强的依赖性。调查还发现当远离网络时, 男生 (13.79%) 表示会很焦躁, 远超过女生 (1.61%) , 该部分男生对网络依赖的表现呈现网络成瘾者的特征。调查表明, 男生 (51.96%) 认为网络成瘾的原因是由于自我约束力差, 且缺乏更高的学习主动性与目标性。“90后”大学生对网络依赖程度在性别方面的差异表明男生相对女生对网络的依赖更需要外界的制约与引导, 需要引起大学思政工作者的关注。

2. 网络行为偏好及依赖程度在专业间的差异。

每日上网时间数据显示, 医学专业学生 (36.36%) 上网时间达3小时及以上的低于非医学专业 (48.62%) , 反映出非医学专业比医学专业学生的网络使用率更高, 其中非医学专业学生 (10.90%) 上网游戏比例高于医学专业 (7.83%) , 学生网络使用时间的增多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脱离现实, 在虚拟平台寻求较为自我的空间定位, 渴望获得独立与认可的行为偏好, 此种行为偏好与其对未来社会角色的不可预知性判断存在内在联系;医学专业学生 (27.05%) 上网聊天的比例高于非医学专业 (23.87%) , 试通过网络聊天来缓解社会、家庭、学习给予的高要求压力, 这也客观反映出医学、非医学专业大学生行为偏好受其学习性质和今后工作性质的影响, 而“90后”医学与非医学专业大学生在上网方式﹑上网互动对象等项目方面并无明显差异。

二、解决“90后”大学生网络行为偏好及依赖程度问题的途径

以上对“90后”大学生网络行为偏好及依赖程度状况的分析表明学生存在对上网目的、具体网络行为不明确和自我约束力不强问题。当今“90后”大学生作为学生向社会过渡的特殊群体, 担负向社会传播新思想、新技术的职责, 而近年来由于学业、就业等各种压力,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网络空间寻找寄托, 而一旦成瘾, 就将加重其学业不良及社会适应问题。

1. 学校应加强网络建设, 实行规范管理。

由于网络已深入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 医学生上网不仅关系到学校的管理制度, 而且涉及很多法律问题。医学院校应根据学校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思想, 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 使学生上网做到有章可循, 促进大学生科学上网[5], 从制度上给予学生规范, 使其网络行为受到约束而非如调查者 (13%) 所言的随性而为, 发挥网络真正的能效。

2.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引导健康网络行为。

正如调查结果显示:15%的受调查者表示上网玩游戏是其团队关系满足了爱与归属的需要, 7%的受调查者表示没有一个能交流内心想法的朋友;24%的受调查者表示上网主要目的就是使用聊天工具, 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学生存在情感孤独与孤寂感, 使他们欲在网络上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因此, 学校应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好现实生活与虚拟世界间的关系。各院校尽早制定并实施干预措施, 团队辅导与个人干预相结合, 提高学生对网络成瘾的危害意识, 加强学生个体在团体活动中个人价值的提升, 降低网络成瘾比例[8]。

3. 加强网络使用教育, 强化学生自控力。

虽然网络对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也存在正面影响, 即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大学生的社交焦虑程度, 但大学生存在的某些人格特质也造成其对网络成瘾[7]。65%的受调查者坦言自我约束力是造成网络成瘾的重要因素, 因此学校应加强学生的自我约束力的培养。41%的受调查者认为自我认知是解除网瘾的关键[6], 因此学校应发挥思想教育和指导优势, 使学生认识到网络成瘾的危害, 杜绝网络成瘾现象出现。另外, 38%的受调查者认为丰富精神生活可有效解除网瘾, 7%的受调查者表示除了上网外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 因此学校应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 引导学生培养兴趣爱好, 丰富精神生活。

三、结语

通过此次调查研究表明, 面对“90后”大学生网络依赖及偏好问题, 只有学校、团体、个人各自发挥效能, 必能使网络的使用步上正途。当学生做到他律与自律的统一, 在道德教育中加强自我修养, 形成对网络道德的正确认识, 增强网络道德判断力, 自觉抵制不良信息, 避免网络成瘾.必将促进自身健康发展[7]。

参考文献

[1]黄璐, 王爱云, 杨梅.关于网络调查问卷设计的分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1, 26, (3) :13-15.

[2]周世杰, 唐志红, 彭阳.青少年网络行为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 (5) :455-458.

[3]冯聪, 凌霄.大学生网络使用行为偏好与网络成瘾行为的关系.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报, 2005, 15, (2) :39-40.

[4]易海燕, 陈锦, 杜晚新.中学生网络依赖程度、内容偏好及社会性发展的研究.中国特殊教育, 2006, (11) :69-73.

[5]刘宪亮, 郭继志, 尹文强, 吕晓丽, 陈祥华.关于医学生网络成瘾的法律与伦理问题研究.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4, 17, (3) :25-26.

[6]林绚晖, 阎巩固.大学生上网行为及网络成瘾探讨.中国卫生心理杂志, 2001, 15, (4) :281-283.

网络行为偏好 篇3

自阿里巴巴联合天弘基金推出余额宝以来,理财话题和理财行为迅速在民间成为热点,随着各类宝宝类产品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推动了老百姓主动理财的热情。为了解居民家庭的理财行为以及风险偏好和风险态度,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

一、风险与风险偏好理论回顾

Knigh.F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指出风险是指那些涉及已知概率或可能性形式出现的随机问题,对于同一个具有不确定结果的事物,每个经济主体对待风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风险态度是基于对偏离目标的正面或负面的不确定性所选择的一种心智状态以及所选择的回应方式。

风险偏好是彩票选择、资产评估、合约与保险等标准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Daniel Bernoulli,1738;Kenneth Arrow,1965)。风险偏好其实是个体对于未来不确定风险的容忍度大小以及对待风险的态度表现。解决风险决策问题的一个著名理论模型是“预期效用理论”。该模型由Von Neumann等(1944)和Savage(1954)等人,在继续18世纪数学家D.Bernoulli对“圣彼得堡悖论”(St.PetersburggParadox)的解答基础上并进行严格的公理化阐述而形成的。该模型的基础内涵是,在风险情境下的最终结果的效用水平是通过决策主体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的加权估价后获得的,决策者谋求的是加权估价后所形成的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假设一个人面对一个有两种可能结果的彩票:p(0<p<1)概率获得财富x,(1-p)的概率获得财富y,那么,预期效用值记作:

这个模型建立在效用U对应着不同的财富的假设基础上,通过一些实证调查发现人们的效用函数是凹形的,即是风险规避行为。风险规避者需要得到很大的回报才愿意参与赌博。另外,也存在对风险中性或更偏好风险的人。据此,根据风险偏好程度的不同,可以将风险偏好分成三种类型。

一是风险厌恶,在面对损失、获利或是既不损失又不获利的可能结果时,人们对可能损失的规避程度。金融和经济学上将风险厌恶定义为投资者不愿意接受公平博弈,也就是在期望值相同的确定支付和不确定支付之间,他们更偏好确定性的收益。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具有很强的损失规避性,内心会自动降低获利发生的可能性,而更加看重和惧怕损失发生的概率,尤其注重对风险的规避。

二是风险中性,对于投资者来说,风险无所谓高低。面对不确定性,他们对风险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对风险不会产生特别的偏好或特别的厌恶,只按照预期收益率来投资,不对风险资产要求任何风险补偿。

三是风险偏好,在期望值相同的确定支付和不确定支付之间,投资者更偏好不确定性的收益。风险偏好型的投资者,往往会为了追逐投资的高回报,而主动去承担相应的风险。

Hall,Jones(1999)认为企业、个人在进行投资决策选择时,受到企业和个人风险偏好类型的影响。Cho(2011)发现越偏好风险的男性创业者和男性工资获得者收入越低,女性工资获得者收入越高,风险态度对女性创业者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个体越厌恶风险,要求的风险溢价水平越高(Hvide等,2014;Berkhout等,2010)。Hvide等(2014)利用股市参与和个人负债情况代理风险偏好,发现股市参与者相对非参与者更可能创办公司。陈其进(2015)认为风险偏好对个体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大于农民工。

在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上,Lisa(2010)发现,人的情感状态会影响风险感知和风险选择,处于愉悦情感状态的投资决策者倾向于追逐较大的风险,反之则规避风险选择(Cacioppo等,1999;Peters等,2000)。而女性比男性更厌恶风险基本达成共识(Palsson,1996;Bajtelsmit等,1996;Jianakoplos等,1998;李实等,2014)。在婚姻状况方面,Riley等(1992)根据SIPP的调查数据发现已婚妇女比单身女性更厌恶风险。但是,Bajtelsmit(1999)根据1994年HRS的调查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年龄方面,一般认为风险规避系数在生命周期内是递增的。一个人越年轻,具有更低的风险规避系数(Morin等,1983;Bajtelsmit,1999)。但Riley等(1992)和Bellante等(2004)则认为不同年龄段风险态度的表现是不一样的,退休前风险规避系数随年龄增大而递减,退休后则相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Jianakoplos等(1998)、简必希等(2013)认为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厌恶风险。雷晓燕等(2010)、马莉莉等(2011)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财富水平、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和是否抚养小孩都是影响投资者风险偏好的重要因素。不同群体风险偏好的表现有差异。

二、问卷调查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设计的问卷主要包括被调查对象的概况和居民理财行为两个部分。问卷发放的方式是采取随机发放的方式,选择某市四个区人流比较大的地方如购物广场、休闲场所、公园、广场、医院等地方进行随机调查。总共发放问卷350份,实际回收344份,有效问卷335份,问卷的发放和回收集中在2014年6月。我们主要通过excel对问卷信息进行录入、统计和处理,以描述某市居民家庭理财行为的概况。

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对某市居民家庭的理财行为进行了描述,得到了当前人们理财行为和风险偏好的数据。本报告将对居民投资理财行为的现状进行描述,反映人们理财态度和风险偏好,为投资者风险偏好水平提供自评,为金融机构发行理财产品提供参考,为监管机构完善投资理财产品信息披露制度和投资者教育政策提供基本依据。

三、某市居民家庭投资理财行为现状

(一)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

从被调查者的基本个人和家庭信息来看,被调查者有54%是来自城镇,46%来自农村。从被调查对象的学历来看,中小学及以下学历占2%,高中及以下学历占22%,大专大学学历占65%,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11%,被调查者学历偏高。

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有79%的家庭没有金融行业从业者,绝大部分的理财行为没有专业渠道的指导。从收入水平来看,被调查者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集中在2000-8000元,城镇居民家庭月平均收入绝大部分在五千以上,农村家庭月平均收入则普遍低于五千。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17%的人从来没有阶段性理财行为,52%的人偶尔有阶段性理财行为,31%的人有阶段性理财行为。

从被调查者的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可以看出大部分家庭都有过理财行为。且学历越高,投资理财行为越多。

从表1可知,学历越高,有阶段性理财行为的家庭越多。具体数据如下:研究生学历的人群中,有阶段性投资理财行为的占到40%,大学大专的人群中,有阶段性理财行为的占到32%,但是高中及以下学历和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群中,有阶段性理财型的分别占到24%和14%。反之,无阶段性投资理财行为则随着学历的升高而减少。由此可见,知识对理财行为具有明显影响。

(二)居民家庭的投资理财行为

在对于各个家庭中投资理财产品的选择上,我们通过数据统计得出,各种投资理财产品在居民生活中的普及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存款、保险、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基金信托、股票、房地产、债券、黄金外汇和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如图1)。存款是绝大多数人投资理财的首要选择,这主要是因为它风险最低,对于相关理财知识的要求不高,是投资理财产品中最基础的。其他各种理财产品的选择,随着风险的增大,被选择的概率就随之降低,这符合我国大多数人的比较保守的理财观念。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大多数人都比较注重理财产品的组合,将投资资金分散于不同的理财产品上,但还是符合风险越大,投资越少的规律。

我们再对投资理财的资金投入规模进行了调查,近半数被调查者的投资理财规模占收入的10%—20%,而10%以下的和20%—50%的都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将收入的50%用于投资理财的仅仅占了不到百分之三。这说明这主要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居民家庭的投资理财行为偏于持保守,以存款为主要的投资理财渠道。

然后,我们针对居民家庭投资理财的投资目的进行分析,由图2可以得出:有26%的人的投资目的是货币价值,主要想让货币保值增值;有44%的人的投资目的是为了子女教育,有15%的人投资目的是为了退休养老,有9%的人的投资目的是为了防止意外疾病,剩余6%的属于因为别的而投资。子女教育成为居民家庭投资理财的最主要目的,原因是子女教育的支出在家庭支出里面一般占住了重要地位,居民投资的动机主要为了满足子女教育支出的需要。

对于投资理财的回报率的情况可了解调查对象在投资理财方面对收益的态度,从图2可以看出:有6%的人期待的年回报率在2%-4%之间,有31%的人期待的年回报率在5%-8%之间,有36%的人期待的年回报率在8%-15%之间,有27%的人则期待年回报率在20%以上。

我们还分析了居民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如图3,大部分是选择资金不够和缺乏投资理财的知识,还有少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好的投资渠道,因而造成有想法的家庭不敢去尝试投资理财。说明我市居民家庭的投资理财行为还是偏于保守,需要有足够多的资金,才会有较多的理财行为。

四、居民家庭投资理财的风险偏好

(一)风险偏好的基本统计

对于居民投资理财的风险偏好我们进行了以下的调查并进行统计分析:

我们对调查对象进行最大可能承担的损失风险调查,由以上的图表可以得出:最大可承担的损失超过50%的人数占3%,最大可承担的损失在25%-50%的人数占24%,而有36%的人数选择5%-25%,26%的人数选择了可承担的损失不超过5%,还有11%的人数选择难以承担任何损失。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呈厚右尾的正态分布,风险承受能力偏低的居多。

我们对不同风险设置不同收益,低概率匹配高收益,高概率匹配低收益。如图可以看出,有25%的人选择得到1000元现钞,有41%的人选择有50%的机会获得4000元,有20%的人选择有20%的机会获得10000元,有14%人选择有5%的机会获得100000元。绝大部分人选择了中等概率的收益,与前面的可接受的最大损失选择一致,说明被调查者的答题是认真的,进一步确认了被调查者投资理财的风险偏好的中性化趋势。

(二)年龄与风险偏好的关系

不同的年龄阶段,对风险的偏好和承受能力不一样。

从表2可知,能接受投资损失比例超过25%的人群以中青年人为主,该阶段人群,年轻,胆子大,接受新鲜理财工具的程度高,愿意承担较大的风险。但这部分人往往资金实力有限。

表3显示可以承受5-25%比例损失的人群多以中年人为主。该阶段人群,大部分是70后和80后,愿意承担的风险大小居中。这部分人群在社会上是中流砥柱,有繁重的工作压力和承担一家老小生活的压力,没有很多的时间投资理财,也不会接受较高风险的投资理财,讲究稳重。

图6综合显示了年龄和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能承受50%以上的损失的人群集中在年轻人,50岁以上的人无人选择这一项。20-29岁的年轻人35%以上能承受25%以上的损失,25%能承受5%-25%的损失。30-39岁的年轻人有60%能承受5%-50%的损失。40-49岁的中年人能有35%承受5-25%的损失,32%承受5%以下的损失。50-59岁的被调查者超过50%选择5%-25%的损失,32%的人选择5%以下的损失。6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人数少,他们主要选择5-25%的损失。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加,承担损失的比例变小。图2.5右边的图显示每个年龄阶段对承担损失的比例的分配,基本上都呈正态分布,选择5-25%的损失的人数最多,显示被调查者对损失比例的折中态度,愿意承担中等损失比例的人最多。20-29岁和30-39岁的年轻人的损失线偏左,更偏好风险。40-49和50-59的中年人损失线偏右,更愿意规避风险。

(三)学历与风险偏好的关系

图7显示了学历与风险偏好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研究生学历的人群愿意承担高比例的损失,偏好高风险;小学及以下的人群只愿意承担较低比例的损失,偏好低风险;中等学历的人群偏好中等风险。

(四)家庭收入与风险偏好的关系

图8显示了家庭收入与风险偏好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收入阶层都较多的选择了5-25%的损失比例,希望承担中等程度的风险。家庭月平均收入越低,越不愿承担较大比例的损失。家庭月平均收入高的家庭也是偏好中等及以下比例的投资损失。

(五)职业性质与风险偏好的关系

图9显示了职业性质与风险偏好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职业人群的风险偏好。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愿意承担较高损失的比例最多,离休人员愿意承担较低损失的比例最多。企事业单位以及待业人员愿意较多的愿意承担中等程度的风险,其他人员在风险偏好的各个层级上比例相当。总之,职业越稳定可靠,愿意承受的风险越大。

三、居民家庭投资理财的时间偏好

在考察被调查对象在收益上是否愿意等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38%的人选择不等待,这个月得到1700元,有62%的人则选择等待下个月得到1900元。说明大部分的人希望通过等待换取更高收益,偏好更长时间获得更高收益。

四、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调查结果,我们认为某市居民家庭投资理财行为较为保守,有阶段性投资理财行为的比例不高,风险偏好中性。由于受制于资金规模和保守的投资理财观念,目前的投资理财方式还是比较单一,对投资理财需求比较旺盛,愿意等待获得更多的收益。

从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上看,学历、年龄、职业性质、家庭收入等对风险偏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学历越高、年龄越小、职业越稳定、家庭收入越大,家庭投资理财越偏好高风险。

从调查中我们发现,居民家庭投资理财遇到的主要困难是资金和投资理财知识的缺乏。一方面反映居民家庭的闲置资金不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被调查者的投资理财态度,比较谨慎,害怕自己的信息和知识不够导致资金的损失。假如承诺一个较高收益率的投资理财项目,绝大部分人愿意投资等待。对于大部分的普通居民,他们并不是金融专业人士,对于风险的识别、衡量和评估存在很多缺陷,容易跟风,抱团取暖。这种盲目的羊群行为,使得无知的老百姓容易成为地下钱庄跑路、P2P平台倒闭等等最大的受害者。

居民家庭自身加强理论学习,转变投资观念居民家庭自身应加强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的学习,转变盲目跟风、投机取巧的非理性投资观念,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进行理性、科学的投资理财。

提供投资理财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应该对客户进行风险测度,细化理财咨询服务,可根据客户的收入、对金融产品的需求等情况,提供适合客户自身需要的组合理财产品投资渠道,满足客户个性化的投资理财需要。

政府相关主管机构应该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特征进行相应的风险教育,了解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学历等特征的投资者对投资理财的需求和知识,针对性的进行风险教育和投资理财知识的传播,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和监管,为居民家庭营造良好的投资理财环境。

摘要：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了居民家庭投资理财行为的现状,并分析了居民家庭特征与风险偏好的关系。结论显示居民家庭投资理财行为较为保守,有阶段性投资理财行为的比例不高,风险偏好中性。学历越高、年龄越小、职业越稳定、家庭收入越高,居民家庭投资理财越偏好高风险。

网络行为偏好 篇4

1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现状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融资方式一般是内部融资大于外部融资，符合啄食顺序假说。而我国的现状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融资顺序刚好相悖，普遍热衷于公开发行股票(IPO)、过度使用配股方式和额度、随意增发股票等方式融资。我国的上市公司融资顺序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和内部融资。而我国上市公司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者的共同约束下，上市公司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因此，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外部融资是上市公司融资的主要方式。由于我国法律不够完备、证券市场还不够成熟、公司的监管机制还不完善等原因, 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普遍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现状主要表现为：

1.1 上市公司恶意融资

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上，股东选择公司管理层的严格制度使得公司管理层为了本身利益，本着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的去市场上融资，而不是为了融资而去融资;即使融资，也要将资金的成本、风险与资金收益进行综合考虑，以选择最适合公司利益的融资方式。我们将这种融资行为称之为“善意”融资行为。

1.2 上市公司获利能力低下，不能有效地使用内部融资渠道

这里的内部融资主要包括公司的盈利和向员工集资。公司盈利能力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投资者的回报率，而且关系到公司的原始资金积累状况，进而影响到公司的投资计划所需用的大笔资金。而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下，根本无法积累足够的原始资金。员工对员工集资持抵触态度，公司将很难从员工那里筹集到资金。

1.3 上市公司比较偏向股权融资

在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选择股权融资偏重，主要是股权融资成本不高，地方政府给予太多的政策照顾以及税收优惠照顾，这些都大大降低了股权融资成本，而且上市公司给予中小股东的分红偏低，甚至不分配，股权融资没有增加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不需限期还本付息，这些宽松的环境，都使得上市公司愿意选择股权融资。

2 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因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有极强的融资偏好，而造成这些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2.1 控制权收益

控制权收益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是拥有控制权的股东通过对控制权的行使而占有的全部价值之和, 包括关联交易、资金占用、资金担保、过度报酬和在职消费等。一些研究资料表明，由于公司实际上由拥有控制权的所有者控制，对于这些股东来说，为了获得高额的收益，必须聘请公司管理人员，而控股股东和公司管理人员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问题。控股股东可能利用自己在获取公司信息和控制企业决策方面的优势，通过上市公司担保交易、关联交易、窃取公司的投资机会或者迫使公司投资于亏损但却有利于控股股东的投资项目等方式获取控制权私利。

2.2 管理层的短视行为

由于公司管理层没有或只有很少量的股票，分红对管理层的激励作用不明显，而股东考核管理层的主要指标是公司资产的多少和规模的大小，使得管理层做出很多短视行为，如经常选择股权融资，避免债券融资。

(1)市场的投机性过强，导致公司管理层不会受到股东的硬约束，而经常面临分红派息的压力。

我国股票市场目前仍存在严重的关联交易、大机构操纵市场、恶性炒作等现象，致使市场波动性过大，投机性过强。无论是个人散户还是机构大户，往往怀着赌博的心理进行短线投机活动。在这种充满浓厚投机气氛的市场中，上市公司的价格与价值发生背离，相当多的股票价格不再以公司的经营业绩为基准，而且以股价和股票现价总值为标准评估企业经营状况的国际通行做法也在我国完全行不通，甚至出现一些劣质企业股价高于绩优股，ST股票受到追捧的异常现象。这就更加剧了我国上市公司重股权融资，轻债券融资。

(2)公司管理层不愿意承担债务违约和企业破产的风险。

西方资本结构理论认为，经理的个人价值必须通过它的经理职位才能得以发挥，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上。理由是：公司一旦破产，经理就会失去担任经理享有的各种好处。由于公司破产风险与举债的关系是呈正相关的，而经理的报酬包括货币性收入和非货币性收入(控制权收益)，如果采用举债融资，将导致公司破产概率增加，则经理的非货币性收入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债务融资需要还本付息，它可能使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大量减少。

2.3 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

资本市场是企业筹资的场所，企业筹资方式的选择很大程度受资本市场条件的限制。通过分析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衡。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规模很大，发展速度较快;而企业债券市场规模过小，发展相当滞后。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对企业债券发行限制条件太多(如对发行规模、额度、利率、时间等方面都实施限制)，企业觉得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筹资难度大、筹集金额少、筹资成本高、风险高。这些都使企业不愿发行企业债券，而企业债券市场规模偏小，使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前景不看好，因此，投资者对投资证券市场缺乏参与动力。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落后、规模小、交易不活跃导致了企业债券融资渠道不畅。

3 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负面影响

3.1 影响上市公司的资本使用效率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偏好股权融资，使公司的资本使用效率低下，从很多公司的年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多上市公司都把募集到的资金投入到自己根本不太熟悉、和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不相干的项目中，随着项目的大环境变化，又轻易地转向其他投资项目中，这样不计成本、没有明确方向的投资使得公司的投资效率低下，回报率严重偏低。

3.2 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

投资者参与股市，提供资金，是希望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而上市公司募集到的资金没有用于招股说明书上的投资项目或用于该投资项目而收益太低，使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偏低，从而使其信心下降，甚至对其长期投资积极性也有重大影响，而且上市公司使用配股没有给公司带来预期的收益，使其整体收益水平低下，进而影响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3.3 影响公司治理水平

对上市公司真正负责的是股东，而股东要想获利，必须选拔一班优秀的管理团队，并对他们实施真正有效地监督和约束机制以及激励机制，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严重影响公司的治理水平，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严重、激励机制不适宜，导致公司管理层严重偏向股权融资，进而导致治理结构不合理，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

4 改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倾向的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改善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问题，我们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4.1 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定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不长，各种法律制度、规定不够完善，故应进一步严格股票发行的核准制度。在我国, 股票发行是一种稀缺资源, 为了保证稀缺的资源能产生最大的效益,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首先，必须严格股票发行的准入门槛, 以便让最有条件、最有发展前途的上市公司筹集到发展所需的资金。其次, 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 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可靠性。第三, 加强对股权融资使用效益的监督检查, 防止上市公司盲目融资、盲目投资, 浪费资源。

4.2 增加内部融资渠道和内部融资所占比例

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大量使用股权融资，使得该项融资所占比例过高，这样对上市公司发展不利，而且也会使公司融资渠道变得单一，无法使用杠杆效应获利，不利上市公司健康发展。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状态，增加内部融资占公司融资的比例，如增加留存收益，向公司员工集资等，主动调整资本结构，降低总体资本成本。

4.3 鼓励发展债券市场

我国债券市场规模还比较小，而股票市场已经极具规模，这不是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的表现，我们应该加大发展债券市场的力度，如支持可转换债券等，使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都能够健康的发展，为资金需求者提供完善的融资市场，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

4.4 提高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

研究与开发活动对于增强企业竞争力, 促使企业持续快速发展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因此，技术创新、提高技术水平是上市公司创建竞争优势, 实现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应大力引进高技术人才，更新机器设备，提高生产率，与高校展开合作，使高校的理论成果能够更好地转化为产品或服务，进而提高企业研发能力。还要加大科研资金的投入，形成上市公司持续发展的良好循环。

参考文献

[1]谷曙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研究[J].河海大学商学院, 2004, (3) .

[2]沈艳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问题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 2003, (5) .

[3]杨洋.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问题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 2007.

大学学生会中的领导行为类型偏好 篇5

领导是组织中的领导, 组织也需要领导, 离开组织谈领导或离开领导谈组织, 都将不会有太大意义。所以, 要研究大学生干部的领导行为, 首先需对大学生、大学生干部、大学环境和学生干部们的重要活动平台———学生会进行分析。

大学生是指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其年龄一般在18～23岁之间。他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 生理和心理也已成人, 对社会、人生有了较为独立的判断思考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其主要任务是学习。其群体性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1、独立性强。

大学生追求个性和独立, 希望获得尊重和认可, 有较强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有一定的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基础, 较为理性, 不宜盲从。

2、追求平等。

他们对于平等有更为强烈的要求, 怀有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的信念, 自尊心强, 不易屈服于权威或权力。这点在同学之间表现的更为突出。

3、易于冲动。

他们富有激情, 多怀有美好的理想和信念。做事情易受感情因素影响,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事物判断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这与其年龄和阅历有关。

大学生干部是指在大学期间, 在班级、学生会、学生社团等组织担任一定职务, 履行一定职责, 发挥一定影响的大学生。由于大学生干部首先是学生, 所以其自然包含了大学生的一般特点, 但相比于一般大学生, 大学生干部也有其特殊的地方, 比如拥有更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有大局观, 工作效率高等。如果我们用领导的视角来审视大学生干部, 则大学生领导相比于其他组织中的领导也有其自身特点, 具体表现为:

1、职位 (职权) 的特殊性。大学生所能获得的职位在性质上讲, 一般是公益性或服务性的。其职位背后不存在真实的权力或权力背后没有强制力的支撑, 所以即使在职位上有等级之分, 也难有等级之实, 彼此之间平等合作的特点更加突出。

2、个人魅力的重要性。个人魅力在获取职位, 履行职责和发挥影响力方面发挥者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上述职位的特殊性, 也就要求领导者 (学生干部) 要以其自身的魅力来弥补权力不足的问题, 因而对个人魅力的要求较高。个人魅力的核心是品德, 重点是感情, 而感情中的人际关系则是重中之重。可以说, 在“小胜凭智, 大胜靠德”的情况下, 人际关系的好坏可以直接关乎其领导结果的成败。其他来源还包含有能力、阅历等。

在分析了大学生和大学生干部特点之后, 又不得不来分析大学生干部所处的环境———大学和大学生干部活动的平台———学生会的特点。大学一般被认为是或相比之下是更为自由和开放的, 具有民主、公平的精神。在这种民主的氛围下, 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学生会一般被认为是学生的自主、自发性的组织, 主要职能是服务学生, 可谓“来自于学生, 而服务于学生”。在现实中, 学生会多具有“半官方”的性质, 即要帮助所在系或院做好管理工作, 这两点使得学生会在同学中具有了一定的认可度和权威性。进入和退出学生会组织多是自由的。进入是通过竞争性的面试方式, 在退出方面没有严格要求。学生会在组织形式方面一般包括三个部分或层次, 即主席团、各部部长和干事。比如, 公共管理系学生会的主席团一般由三人组成, 经公共管理系学生代表大会选举, 所在系任命后产生, 多由大三学生担任;各部门负责人 (各部正副部长或主任) 由主席团任命, 一般由大二学生 (他们多是先在学生会做干事, 工作已满一年) 担任;学生会各部门的干事经面试进入, 一般是大一学生。一般来讲, 学生会在领导方式上, 基本是垂直领导或分级领导, 即主席领导部长, 部长领导干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主席是对学生会进行全局性领导, 包括部长和干事, 但在具体做事方面, 主席多调派部长, 和部长沟通, 部长再对干事分派任务, 和他们进行沟通。在具体事情上主席一般不直接调派干事。

二、五种核心的领导行为

依据领导行为理论, 下面将简单定义五种核心的领导者行为方式:

1、指导型领导行为。

指导型领导包括领导指示行为和使团队成员行动结构化, 以帮助他们完成工作的领导行为。领导者通常会给追随者安排任务、解释方法、阐明期望、设定目标, 并明确程序。

2、支持型领导行为。

支持型领导是一种涉及关心、接纳、尊重和促进下属成长等行为的领导方式。这些行为通过建立员工之间的协调性和凝聚力, 有助于保持工作团队的完整性。领导者通常会表现出对追随者个人感情与要求的体谅、容忍。

3、参与型领导行为。

参与型领导是让下属们以某种方式参与领导们本会独立决定的决策———通过向下属咨询或召开下属团队会议决定讨论决策事件。领导往往保留最终决策权, 但是在最后决策时领导认真考虑下属提供的信息和意见。

4、领导者的奖惩行为。

奖惩型领导行为是领导者利用奖励和惩罚措施使员工做出有益于绩效和组织目标实现的工作行为的一种领导行为。包括提供内在的和外来的利益;惩罚有害的追随者行为等方式。

5、超凡魅力领导行为。

超凡魅力是具有非凡个性、强烈自尊和对下属的参照权力的一种天赋。更准确地说, 是由领导者的特质和行为、下属的特征和情境因素相结合使领导者看起来具有超凡魅力。这些行为包括展示较高的期望、自信和能力;传达能反映追随者需求的精神目标和愿景等。

三、对学生会中大学生干部领导行为类型的不同偏好分析

依据学生会在其组织上的三个层级, 作者假设一名学生在学生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干事阶段、部长阶段和主席阶段。笔者认为, 被领导者或领导者会因为其所在的不同职位或所处的不同阶段对领导者的行为类型产生不同的偏好。

1、干事阶段与指导型领导行为偏好。

笔者认为, 在干事阶段, 干事对领导者 (一般指所在部门的正副部长或主任) 的领导行为类型偏好为指导型领导行为, 该类型的行为特点表现为领导帮助下属完成工作。因为一名干事进入学生会后对学生会还不够熟悉和了解, 对所要从事的工作没有经验, 相关专业技能没有得到发展, 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锻炼和融入。在这个过程中, 就特别希望领导者对其工作和发展进行指导, 为他们安排任务、设定目标、说明方法, 能够让他们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 从而积累经验, 并通过与领导的有效沟通, 逐渐熟悉和融入学生会。在领导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安全感, 并不断增强其信心。

2、部长阶段与支持型领导行为偏好。

经过干事阶段的锻炼, 干事们已能够掌握和熟悉各项工作, 也已较好地融入了学生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部长对主席团的领导行为类型偏好为支持型领导行为。支持型领导行为突出的特点表现为帮助下属成长。在这一阶段, 部长希望能够发挥其自主性和创造力, 对待自己的工作更多的是希望得到领导的支持而不是指导。指导行为相比之下已经居于次要地位, 不再如干事阶段那样的重要和被期望了。这时, 部长和领导 (主席) 的交流变得简单化, 有时更多地偏向私人领域。领导更加关心的是部长的个人成长和发展, 对于具体事情的关注度相应的降低了。部长们希望自己被公平对待, 成绩能够得到认可和赞许, 希望领导给予其信任, 给自己一定的发挥和施展空间, 促成自己的成长。

3、主席阶段与参与型领导行为偏好。

主席一般由优秀的部长发展而来, 负责学生会的全局性工作。此时, 主席所选择和偏好的领导行为类型为参与型领导行为。该行为类型强调的是下属的参与, 但领导保持最终决策权。主席团在做决策时, 为了获取最大量的有效信息, 收集到最多的创意和解决方案, 往往会向部长和干事们征求意见, 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从而使某件事情得以更好地完成。

4、领导的奖惩行为贯穿于这三个阶段。

奖惩手段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 对组织目标的完成和组织绩效的提高很有帮助。干事顺利地完成任务, 部长成功地组织活动, 主席做出漂亮的决策, 都希望能够得到认可和赞赏。而对他们的有效和恰当的奖励会激励他们更好地完成下一步的工作。但这里需要指出一点, 学生组织或学生会中, 奖惩行为往往是“有奖无惩”或是“易奖难惩”。这是由于学生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 层级之分往往有名无实, 职位背后没有真实的权力作支撑, 所以惩罚行为很难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惩罚渐渐变成了一种委婉而善意地指出问题之所在, 并加以勉励, 希望以后不要再犯类似错误。在笔者看来, 这种变化是合理而有益的。

四、超凡魅力型领导与学生会

笔者观察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情况, 超凡魅力型领导多存在于学生社团 (一种由学生成立的民间团体, 多从兴趣出发, 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由学生领导和管理, 名义上受团委管制, 不同于学生会的“半官方”性质) , 而非学生会。当然, 作者不排除在学生会中可能会产生超凡魅力型的领导, 但相比较于学生社团, 存在和产生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究其原因, 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社团的组织形式比学生会的组织形式更灵活多变或更为松散。

学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科层制的味道, 虽然比较弱, 但社团组织比起学生会来则更弱。

2、学生社团比学生会更易发生变革。

学生会在任务目标上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而学生社团在这方面则较差, 其所追求的目标容易发生变化, 从而引起变革。而能够引起和进行变革正是超凡魅力型领导的内在品质要求。

3、领导者对于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的重要程度不同。

在相同条件下, 社团中一个较差的领导人 (比如理事长) 对社团组织的伤害程度要比学生会里一个较差的领导者 (比如主席) 对学生会组织的伤害程度更大。社团对领导者的依赖度非常高, 领导者的好与坏决定了社团的兴衰成败。一个好的领导者会使整个社团成员聚集到一起, 从而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这是做社团活动所必需的条件。而在学生会中则不会有这样强烈的依存度, 并且对如社团中的凝聚力不会有那样迫切的需要, 有会使学生会组织变得更好, 没有也不会致使学生会崩溃。

4、领导者在吸引成员加入该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学生在选择加入学生社团与该社团的领导人的魅力和吸引力有强烈的正向关系, 而在选择加入学生会上, 这样的关系比较弱或没有。其实, 此点可以归并到第3点中, 单独列出以示强调。

5、社团的工作比学生会的工作更具挑战性。

社团与学生会相比, 其能够获得的支持条件较少 (比如学生会在资金上会得到所在系或院的一定程度的支持, 社团则多是自己拉的赞助) , 在相同条件下, 社团做成一件事要比学生会做成一件事更困难或需付出更多的努力。而正是由于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和刺激性, 富于冒险精神的超凡魅力型领导会更愿意选择做社团而不是加入学生会来更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华, 进一步锻炼自己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张晓峰.中西视域下的领导学要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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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卫.大学生学风状况调查及对策.青海师专学报, 2009.1.

[4]于俊如, 史佳华.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与启示.思想理论教育, 2009.1.

[5]刘巍.关于城乡大学生差异性的思考与研究.中国青年研究, 2009.1.

[6]江岩, 张体勤.社会结构化视角下的领导行为研究初探.东岳论丛, 2008.2.

[7]刘家用.群体内聚力与领导行为研究.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8.11.

网络行为偏好 篇6

一、所有者异质性的进一步探索

企业的本质是利益相关者的一种集体选择,其形成可视为两个层次的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的过程。企业所有者向企业让渡自身资源并期望通过彼此合作实现更大的价值增值分享,并通过其所拥有的控制权保障这种剩余收益的获得。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关键性要素:一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源,二是所有者达成的剩余分享权契约,三是所有者达成的控制权契约。

以往研究关注了所有者控制权的异质性,即企业中总会有一部分所有者相对于其他所有者拥有更大的最终控制权,这一部分所有者被称为控股股东或大股东,而其他所有者被称为中小股东。大股东有很大的权力和很强的动机推行有利于自己而有损于小股东的战略,通过盈余管理掠夺小股东财富,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与控股股东为了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Leuz,2003),存在控股股东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不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 (余明桂等,2006),大股东在一定程度上会借助失真的会计信息实现对小股东财富进行控制和掠夺的目的(La Porta等,1998),通常情况下,大股东会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影响会计信息进而实现自己的控制权私有收益。例如IPO、配股、增发时,大股东偏好激进的会计政策以实现提高股票价格进而侵占小股东利益的目的。大股东还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保护、挽救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因为净利润、营业收入、净资产等数额是决定是否对上市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终止上市的关键衡量指标,大股东为了保有上市资格,在亏损无法避免的年份里偏好于保守的会计政策;在其后的年份里偏好于激进的会计政策,以避免连续亏损的局面出现。

虽然在所有者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研究中,针对所有者控制权的异质性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但是另外两个关键性要素———所有者投入的资源以及达成的剩余分享权契约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分别探讨在所有者投入资源种类异质性以及分享剩余收益形式异质性下,所有者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是否存在差异。

二、所有者投入资源种类异质性下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

按照所投资源的种类,所有者可分为三类:投入财物资源的所有者、投入人力资源的所有者、投入关系资源的所有者。当然所有者可能同时投入两种或三种资源,但是其中总会有一种资源相对于其他资源更重要一些,那么所投入资源中较重要的资源属性决定了该所有者的类别。下面以投入财物资源的所有者和人力资源的所有者为例,探索投入资源种类异质性下所有者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

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达成的组织契约是财物资源拥有者和人力资源拥有者通过集体选择建立企业的典型例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的目标一致,即实现企业价值增值最大化,但二者之间有时也可能存在矛盾。风险投资家通常不会长期持有企业股权,固定的股息回报也不是其重要的利益所在,通过上市等合适的退出渠道追求资本利得最大化才是风险投资家进行投资的根本目的。但是对于风险企业家来说,每期更多的分红,更高的报酬更符合其效用函数,而且除了货币性报酬,其还享有非货币性报酬,甚至在艰难的时候选择“用脚投票”。二者经济利益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投入资源性质的不同。人力资源与财物资源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力资源对其所有者的依赖性,人力资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虽然依据组织契约的签订可以由其他主体在法权或是名义上享有,但是其他主体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像支配和使用财物资源那样支配人力资源。而且财物资源的拥有者按照组织契约向企业投入资源时,财物资源是可以观测到的;但是人力资源的拥有者按照组织契约向企业投入资源时,不论在时间、空间、数量还是方式上,都不可能被其他主体完全观测到。此外,人力资源在参与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其产出结果缺乏客观的计量标准,而且衡量人力资源的贡献时很难把它的贡献从财物资源等其他资源的贡献中剥离出来。人力资源的这些特性使得风险企业家可能会采取行动侵害风险投资家的利益,当然风险投资家也会意识到由于所投入资源的差异而可能给其带来的风险。因此,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如何设计组织契约条款就成为二者能否达成组织契约的关键所在。

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所投资源的差异导致了他们达成的组织契约中绝大部分使用可转换优先股契约,契约中很多条款属于或然条款,这些或然条款部分地依赖EBIT、利润、收入、企业净值等财务指标(见表1)。例如,若EBIT低于双方达成的数额,则风险投资家将从风险企业家手中获得投票权;如果企业净值低于某一界限,则风险投资家将获得公司3个董事会席位。这说明更高的EBIT或是更高的企业净值可以保证企业的投票权或董事会席位保留在风险企业家手中,而激进的会计政策显然符合他们的利益。通常情况下,当企业财务业绩较差时,董事会权、投票权、清算权会配置给风险投资家,他们可能完全控制企业;当企业财务业绩改善时,风险企业家可以保留或是获得更多的控制权;如果企业业绩非常好,风险投资家只保留现金流量权,同时放弃大部分控制权和清算权。因此,基于财务业绩的控制权相机配置的条款使风险企业家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够带来更多资产或收益的激进的会计政策,因为这些会计政策的选择在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当期货币性报酬的利益之外,还会使风险企业家通过牢牢掌握控制权而获得更大的控制权私利。

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所投资源的差异导致了他们达成的组织契约中还偏好于分段融资契约安排。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通过集体选择建立企业后生成的收益V(A,I,θ)可以简化地认为其取决于三个因素:企业家的努力A(即风险企业家实际投入的人力资源),风险投资家的行动I(风险投资家实际投入的财物资源)以及自然状态θ。在t=0时刻,风险投资家投入I0,风险企业家承诺投入A0,但是由于I0可以观察到,而A0不可以直接观察,所以风险投资家在t=0时刻所投入的I0只是其承诺投入财物资源中的一部分。风险投资家需要在t=0到t=1期间观察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以决定在t=1时刻是否需要继续投入I1。由于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难以直接观察,所以通常会依赖于会计信息所计量的企业的经营业绩,以间接地衡量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在t=1时刻,如果企业的经营业绩达到双方约定水平,则风险投资家会继续投入I1;如果企业的经营业绩显著超过约定水平,风险投资家还可能加大下一期投资力度;如果企业的经营业绩没有达到约定的要求,风险投资家有权拒绝下一期的投资或是在t=1时刻要求以更高的比率和更低的价格稀释风险企业家的权益份额,以此作为惩罚。分段融资在保障了风险投资家的利益时,也避免了风险企业家股权在t=0时刻的稀释过大。风险企业家愿意接受分段投资的契约安排,主要因为他们对自己拥有的能力等人力资源更了解,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既定的目标。如果既定目标得以实现,则风险企业家得到的企业所有权份额将远远大于坚持从一开始拿到全部财物资源所能得到的所有权份额。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企业经营业绩提升,企业价值增大后,等量财物资本所能换取的所有权份额将减少,分段融资使增量财物资本对风险企业家所有权份额的稀释作用降低。在分段融资的契约安排中,t=1时刻的企业经营业绩决定着风险投资家下一阶段的投资,也决定着风险企业家所有权份额的稀释作用是否能够降低。而t=1时刻的企业经营业绩离不开会计信息的支持。例如一些融资契约中规定如果企业达到预计净收入,则支付已承诺资金,其中净收入就成为了衡量业绩的标准之一。因此,风险企业家为了获得下一期的融资以及尽可能降低风险投资家对自己所有权份额的稀释,会偏好于能够带来更高收益的激进的会计政策,从而向风险投资家展现更好的企业经营业绩。

综上所述,作为人力资源投入者的风险企业家,为了获得下一阶段的融资或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控制权,他们往往偏好于能够带来更多资产或更多收益的激进的会计政策。而作为财物资源投入者的风险投资家,对于激进的会计政策不会有强烈的偏好,他们更倾向于能够真实反映企业经济活动实质的会计政策,以便进行相应地决策。可见,当所有者投入资源种类存在异质性时,他们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偏好并不完全趋同。

三、所有者剩余收益分享形式异质性下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

按照分享剩余收益的形式,所有者可分为三类:享受“固定收益”的所有者,即每一期获得固定收益,如累计优先股股东;享受“固定收益+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即每一期除了获得固定收益外,还可以参与剩余收益的分配,如参与优先股股东;享受“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即企业剩余收益的最后分享者,如普通股股东。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享受“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即普通股股东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而对享受“固定收益”和享受“固定收益+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即优先股股东关注不够。

享受“固定收益”的所有者,其更类似于持有债券的债权人。例如作为累计优先股股东,即使发行企业没能支付股利、偿还资本或是企业清算,这部分股东对发行公司仍有强制执行的要求权。相对于享受“固定收益”的所有者,享受“固定收益+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和享受“变动收益”的所有者的利益更趋同一些,因为变动收益部分的大小要在其他利益相关者分享之后才能决定。例如参与超过固定股利率之外的股利分配的优先股更类似普通股,因为他们参与剩余的分配;可转换优先股也类似普通股,因为这类优先股能够转换为普通股权益。因此,从分享剩余收益的形式上,至少可以将优先股股东分为两类:一类是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这类优先股股东通常享有累计股利、赎回权以及资本返还的权利;另一类是持有类似普通股的优先股股东,这类优先股股东通常享有参与超过固定股利率之外的股利分配以及可以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的权利。

由于分享剩余收益形式不同会导致不同类型的所有者之间也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例如当可赎回选择权归属于发行企业的时候,普通股股东可能采取行动稀释可赎回优先股股东的资本偿还要求权,如发行新的优先股就可以稀释那些在赎回期限前没有选择赎回份额的现任优先股股东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在赎回期限前清算,现任优先股股东不会获得比新的优先股股东优先获得资本偿还的要求权。当优先股更多地具备普通股性质时,则这类优先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之间就优先股发行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要小一些。但是对于那些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而言,他们与普通股之间的冲突更大一些。

因此,相对于持有类似普通股的优先股股东而言,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更加依赖于在优先股契约中加入限制性条款,以解决与普通股股东之间预期的利益冲突。优先股契约中的限制性条款通常与会计信息紧密相连。在对再次发行优先股的限制性条款中,通常会限制三种类型优先股的发行:发行股利支付以及资本偿还优先级别更高的优先股;同等级别的优先股;拥有更高级别赎回权的优先股。这些限制条款或是绝对的,或是有条件的,而条件的设定通常以一定的财务比率为依据。经常使用的财务比率是有形资产净值/优先股面值,税后综合收益/承诺的年优先股股利等比率。除了对于再次发行优先股有限制条件外,在优先股流通期间,对于发行企业持有的优先股水平也有持续的要求,通常使用优先股面值/普通股面值比率。同时受优先股股东权利的限制,减资行为是严格禁止的,除非75%的优先股股东同意。此外,有些优先股契约中还限制债务水平,如Donald等(1993)发现有些公司要求在优先股持续期间,总负债/有形资产总额≦65%,并且这个限制条款没有附加通过优先股股东投票的豁免条款,这些主要是严格限制发行公司发行准债务以稀释优先股股东的权益。这些限制性条款所依赖的财务比率,例如有形资产净值、有形资产总额、税后综合收益等都离不开会计信息的支持。而且在优先股契约中,通常有一项通用的限制性条款,就是赋予优先股股东在优先股持有期间有权获得损益表、资产负债表以及董事会报告等会计资料,这些信息的获取可以帮助优先股股东判断基于财务比率的条款是否得到遵守。

优先股契约中限制性条款的加入,可能促使普通股股东选择能够增加收益或资产的激进的会计政策。因为激进的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提高企业满足有形资产净值/优先股面值、税后综合收益/承诺的年优先股股利等比率的限制,从而可以通过发行新的优先股稀释原优先股股东权益。此外,能够确认更多资产的激进的会计政策也可以使企业不会突破总负债/有形资产总额的最高上限的限制等条款,避免企业陷入违约的境地。因此,持有类似于普通股的优先股股东和普通股股东,更有可能从选择增加收益或资产的激进的会计政策选择中获利;而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更有可能从选择降低收益或资产的保守的会计政策中获利。然而优先股股东会预料到普通股股东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他们在优先股契约中会规定对部分会计数字进行调整,其目的是降低管理者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放松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条款。如规定有形资产净值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专利、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普通股资本为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及无形资产后的实收资本以及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税后综合收益不包括少数股东收益、非经常性收益等项目。虽然优先股股东在优先股契约中会规定一些会计数据的调整,但是由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很大,普通股股东还是可能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侵占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的权益。

网络行为偏好 篇7

关键词：控股股东,股权集中,股权分置改革,融资行为

一、引言

与大多数非美国家一样, 中国股权集中度偏高, 控股股东可能凭借其所拥有的控制权来操纵上市公司以谋求控制权私人收益, 从而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的股权融资偏好即是一种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许多企业过分依赖股票融资方式, 甚至把发行股票、配股、增发视为公开融资的唯一最佳途径, 形成“金融跛足”现象。而且, 当控股股东所持股份为非流通股时, 其股权价值并不直接受二级市场股价的影响。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 给沉寂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国内股市注入了活力。中国股市中限售股 (尤其是股改和融资形成的限售股) 规模巨大且释放周期短, 将带来大规模的股票供给, 对市场冲击较大, 并且今后因IPO、再融资等形成的限售股解禁压力还将不断产生和长期持续存在。本文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视角, 以京东方为例, 通过对比股改前后上市公司融资规模的变更来分析控股股东的融资偏好是否发生变更。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Vishny (LLSV, 2002) 指出, 在大多非美国家中代理问题主要不是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问题, 而是控股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问题。为追求控制权私人收益, 内部人可能会做出一些有利个人的决策, 影响公司未来收益的增加。与行业内其它公司相比, 财阀类公司投资政策与现金流的关系并不敏感。Hoshi et al. (1991) 指出, 在日本与银行有关联的公司, 其投资与流动性的敏感度较低。Shin&Park (1999) 也发现韩国财阀投资与公司现金流敏感度低于其它非财阀公司。

(二) 国内文献

国内关于控股股东融资偏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过度融资以及引发的投资效率低等方面。周健南 (2006) 、岳续华 (2007) 的模型说明了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存在导致了过度融资行为的发生。过度融资导致了大量资金闲置。沈艺峰等 (2008) 研究发现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具有较高的偏好, 且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偏好是一种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邬国梅 (2008) 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所取得的平均控制权收益约为2.26亿元, 上市公司可接受投资项目的最低收益率平均为-1.48451。投资过度行为降低了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影响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提高了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对于投资效率是否过低问题, 潘敏等 (2003) 发现, 即使不考虑信息不对称因素, 我国上市企业同股不同权、流通股比例偏低的股权制度安排也会导致股权融资下的过度投资行为发生;在同时考虑信息不对称和我国特殊股权制度安排的情况下, 与仅考虑信息不对称因素的成熟证券市场上同股同权的企业投资行为相比, 我国股权融资下过度投资发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2005年4月中国上市公司开始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当前资本市场改革进入后股权分置并逐步过渡到股份全流通阶段。廖理和张学勇 (2008) 从全流通纠正终极控股股东利益取向的角度展开研究, 因为股权分置改革从本质上降低了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进行转让的交易费用———从无法流动到可以上市自由交易, 这使控股股东在掏空之外, 另一种产权收益实现的方式———股权转让成为可能, 因此股改改善了公司治理效率。同时, 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可以有效地提升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 对控股股东的行为也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但是张学勇、廖理 (2010) 认为股权分置改革仅能显著影响非财务信息披露, 而对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并不显著。王克敏和廉鹏 (2008) 也发现大股东减持时机与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公司内部人可以利用管理者盈余预测披露时机选择交易时机, 另一方面内部人还可以改变管理者盈余预测披露的质量和频率, 为交易获利服务。因此, 虽然股权分置改革致力于改变中国股票市场自设立以来同股不同权的制度缺陷, 但是, 在中国资本市场环境里, 由于股权分置、股权高度集中及接管市场的不完善,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行为可能并不会立即改变, 偏好股权的融资行为可能也不会有显著改变。

三、案例分析

(一) 案例公司简介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 是在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京东方A:000725.SZ) 的高科技公司。经过多年的研究开发和技术积累, 京东方已完整掌握了TFT-LCD的核心技术, 2007年专利申请已经达到296项, 其中发明专利达到了256项。京东方已发展成为中国大陆显示领域综合实力较强的高科技企业。“京东方”自上市以来共有四次增发行为 (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 , 其中股权分置改革前有1次, 股权分置改革后有3次;财务数据比较有特点。虽然财务数据并不亮眼, 但仍能保持持续融资的能力, 尤其是最近两年, 接连从股票市场上融资上亿元, 比较具有代表性。

(二) 京东方融资规模及解除限售股情况

京东方2001年至2010年间不同的融资方式和融资规模及解除限售股股数如表 (1) 、图 (1) 所示。可以看出, 京东方的融资规模从2001年至2008年都处于缓慢上升的趋势, 在2009年陡然增加, 2010年的融资规模也是居高不下。从融资频率来看, 京东方2001年IPO后直至2006年上半年都没有发生再次融资行为, 4次融资行为都集中在了2006年下半年至2010年间。

西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 企业优先偏好内部融资, 其次是债务融资, 最后才是股权融资, 即所谓的融资顺序理论 (Myers, 1984;Myers、Majluf, 1984) ;而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股权融资偏好。许多企业过分依赖股票融资方式, 甚至把发行股票、配股、增发视为公开融资的惟一最佳途径, 即所谓的“金融跛足”现象。从融资结构理论来看, 这样并不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 也不利于对经理层行为的激励和约束。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股权融资成本偏低, 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相分离以及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所导致的股票价格失真 (陈璇, 2007) 。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 旨在改变同股不同价、同价不同权、同权不同利的市场现象, 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时也希望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归为理性, 摆脱“金融跛足”现象。在2005年后京东方的融资规模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限制, 甚至更加的强势。从图 (1) 中, 可以看到横轴上的两点, 即京东方解除限售股行为的发生点, 分别在2006年11月30日和2008年12月1日;而在解禁之前, 2006年10月9日和2008年7月23日, 京东方进行了增发再融资。该结果意味着, 京东方无惧未来解禁给市场带来的股票价格下跌的预期, 也不在乎增发和解禁带来的流通股供求陡然增大的结果。可见, 公司关心的是在解除限售股之前进行增发再融资, 希望在股票价格下跌前以较高的价格融得更多的资金, 并且尽量保证融资行为的顺利实现。这又让人联想到公司内部人与管理者的行为关系———公司内部人可以利用管理者盈余预测披露时机选择交易时机同时内部人还可以改变管理者盈余预测披露的质量和频率, 为交易获利服务。这一系列行为会导致中小股东的权益受损。

资料来源:"巨潮资讯网"http://www.cngold.org/hao/c62124.html

计量单位:元

资料来源:"深证证券交易所"http://disclosure.szse.cn/m/drgg.html

(三) 融资行为对京东方财务状况的影响

京东方持续旺盛的融资行为是否给其带来了充足的经营资金, 并有较高的盈利回报?为此, 总结了京东方2001年至2010年的经营成果, 如表 (2) 所示。为了更加直观, 根据表 (2) “2001年至2010年京东方财务状况2”生成图 (2) 。可以发现:京东方的营业收入从2001年至2004年都是快速增长的, 但从2005年就开始下滑了;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的变化趋势大致一致;净利润的趋势较为平滑, 但也有波动, 特别是在2005年、2006年、2008年及2010年都是负值;现金流一直都保持着差不多的数额, 但从2007年开始迅速上涨。2005年后, 京东方除了2007年外都是亏损, 在同一时期所有者权益却呈上涨的趋势, 在这期间京东方发生了4次大规模的定向增发行为。从中可以得出, 京东方股改后的股权融资行为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自2006年开始京东方几乎每年都要巨额再融资, 直至2010年为止的5年中进行了4次以定向增发为手段的大规模再融资, 而这4次定向增发都是以TFT-LCD为主要投资项目。图 (4) 为京东方投入TFT-LCD项目的资金量与其最终业绩 (年末净利润) 的趋势比较图。可以看出, TFT-LCD项目并没有给京东方带来任何盈利甚至是亏损。从京东方定向增发对象来看, 在4次增发中出现的认购方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 由此可以看出, 在京东方背后支撑的是国有资产强大的力量。可以说, 在多数亏损的财务报告面前, 京东方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政策的“宠儿”。实际上, 正是依靠政府近7亿元的财政补助, 京东方2009年的业绩才从亏损11亿元的泥潭中爬出。而在2008年的增发中, 京东方也获得了合肥国资旗下的合肥蓝科投资有限公司和合肥鑫城国资经营公司30亿元。而本次增发, 北京国资旗下的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也承诺将以15亿元参与认购。

总结京东方上市的十年历程, 在实现盈利的6年里总共赚得14.51亿元, 但其余四年 (截止到2010年中期, 实际为三年半) 的亏损总额却高达43.66亿元。相较于融资的大手笔, 京东方的股利发放少的可怜。受制于连续巨额亏损, 自上市至今, 京东方实际分配给股东的累积红利仅为0.08元每股, 这一数据尚不如一家普通上市公司一年的分红金额。

(四) 深市企业融资规模分析

从图 (4) 可以看出, 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方式包括增发、配股和其他融资方式都没有受到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大的影响, 还是呈现出波动的平稳的趋势。IPO规模的大幅扩大主要是因为2005年至2010年间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上市。而相对的债权融资, 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公司上市、增发受限, 公司债券的推出, 债券融资额度开始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但势头远远弱于股权融资。众所周知, 上市公司进行股权融资的门槛要远远高于债权融资, 但是, 比较近十年的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总额和债权融资总额, 可以看出股权融资远远超于债权融资。图 (5) 是二者比率的变化趋势图。可以看出, 2001年至2010年, 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比率处于上涨趋势, 从2001年的0.86增至2010年的8.76并且在2007年达到最高峰, 这说明无论是股权分置改革前后, 上市公司始终偏向于股权融资, 依然违反融资顺序理论,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不完善。

综上所述:控股股东的最终目的是使得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控股股东常常利用自己的便利进行“圈钱”活动, 损害中小股东的权益。中国证券市场的股权集中给控股股东带来更多的利己机会。股权分置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股市摆脱同股不同权、同权不同价的状况, 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然而中国证券市场各项制度并不完善, 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并不健全, 大股东侵占问题依然严重, 且大股东仍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 与外部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很高, 这些导致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权益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可以看出全流通的实施对于控股股东而言, 更多地表现出利己主义行为, 而非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途径。

四、结论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的大环境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融资规模、财务状况及控股股东的限售股减持情况为依据, 分析了控股股东的融资偏好。结果显示, 虽然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 但是对于控股股东而言, 并没有改变其利己的“初衷”, 由于市场的不完善, 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控股股东利用法律规章的漏洞, 借助限售股减持行为来获取更多暴利, 损害中小股东的权益。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 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内部约束机制以及对中介机构的职业监管等, 也可以强化法律的威慑力量;同时, 继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 增强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诚信守责的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周健男:《上市公司过度股权融资:经验证据与理论解释》, 《证券市场导报》2006年第4期。

[2]岳续华:《控制权收益与股权再融资偏好》,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12期。

[3]沈艺峰、况学文、聂亚娟:《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现金持有量价值的实证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2008年第1期。

[4]邬国梅:《控制权收益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来自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经验证据》, 《当代财经》2008年第5期。

[5]潘敏, 金岩:《信息不对称、股权制度安排与上市企业过度投资》, 《金融研究》2003年第1期。

[6]张学勇、廖理:《股权分置改革——资源向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 《会计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