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体偏好（共6篇）
行为主体偏好 篇1
1 研究文献综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及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团队合作方式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组织模式,成员共同分享团队利润,但由于成员行为以及个体绩效的不可观测性、契约的不完备性以及众多的信息不对称,在团队合作中较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1],比如一些成员不付出努力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即“搭便车”现象,这对团队凝聚力和团队绩效均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减少“搭便车”行为、提高团队工作效率,成为团队合作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
目前针对团队合作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多数研究均将团队成员视为“理性经济人”,即相信个体具有理性决策能力并受自利动机的激励来最大可能地实现预定目标。实验经济学,特别是个体行为博弈实验中发现的大量亲社会性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理论通常无法解释,比如最后通牒博弈中响应者的拒绝分配方案行为[2]、独裁者实验中的给予行为[3]、礼物交换博弈中的互惠行为[4]等,这些实验所得结论无一不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挑战,实验结果表明“经济人”自利假设与现实情况下人的真实行为决策并不完全一致。由此可知,对于团队合作问题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将成员视为理性“经济人”,而需要从人类行为偏好与有限理性角度出发,才能更加有效地指导实践[5]。
团队合作中的成员在关心自身物质收益的同时,也会关心他人的利益与行为动机[6,7],即具有社会偏好。互惠偏好作为一类典型的社会偏好,描述的是当别人对你友善时你也对别人友善,当别人对你不善时你也对别人不善。在互惠偏好影响下,团队成员会根据其他成员的动机(比如合作共赢、“搭便车”等)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由此可知,互惠偏好对于团队成员的策略选择以及团队合作的绩效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些学者研究了互惠偏好对主体行为选择以及组织绩效的影响。Hosoda等[8]的研究表明,最优的订货策略无法实现供应链整体绩效的最优,而成员间的互惠偏好却能够有效降低库存水平,互惠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牛鞭效应”。Ge等[9]构建了用于描述供应商互惠偏好的网络决策演化模型,发现供应链整体绩效因此偏好而得到改观。Ge等[10]将互惠偏好引入到供应链的战略行为研究中,认为成员的不同偏好会对协调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韩姣杰等[11]分别针对完全理性条件下和互惠条件下代理人的行为选择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互惠偏好对团队合作和团队绩效的促进作用并非具有绝对性,但对利润分享的激励效果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蒲勇健等[12]认为管理者的互惠性偏好会对员工的最优策略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契约的激励效果。韩姣杰等[13]的研究表明,在互惠偏好的影响下利润分享对于团队成员合作努力并无明显影响。李秉祥等[14]研究表明,股东对经理采取监督策略的强弱与经理的管理防御水平呈现出正比关系,即当股东对经理采取弱监督策略时,互惠型经理因互惠公平效用的增加而选择较低的管理防御水平;相反,强监督策略则对应较高的管理防御水平。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针对相关问题均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且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以往研究较少考虑团队成员的异质性;较为忽视不同情景下成员群体在互动过程中策略选择的稳定状态以及向这种稳定状态的动态收敛过程;缺乏对成员互惠行为选择的影响机理分析。基于此,本文在假设团队成员具有互惠偏好行为的基础上,运用演化博弈的思想,建立互惠偏好影响下成员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成员行为选择的演化稳定策略。这对于厘清成员互惠行为的产生与演化机理、杜绝和防范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提高团队绩效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团队合作演化模型
2.1 模型假设
假设1:假设团队中有N个成员,均为风险中性。为便于分析,将成员分为两类,分别记为成员1和成员2。
假设2:假设成员i(i=1,2…,N)的努力分为产出努力ei和互惠努力hi;团队成员努力成本函数如式(1)所示,其中ρ(0≤ρ≤1)为2种努力间的冲突系数。
假设3:成员具有2种策略可以选择,及互惠合作(hi≠0)和非互惠合作(hi=0)。设成员1与成员2中分别有x(0≤x≤1)和y(0≤y≤1)比例的人选择互惠合作,以及分别有(1-x)和(1-y)比例的人选择非互惠合作。
假设4:成员的产出由其自己的努力产出和他人的帮助努力共同决定,即πi=αei+(1-α)hj。借鉴文献[15],团队产出(π)如式(2)所示。其中:α和1-α(0<α≤1)分别为成员自身的产出努力和其他成员的互惠努力对团队产出的影响系数;β(0≤β≤1)为成员合作的溢出效用系数,即成员的合作会对团队产出产生潜在的影响,有协同作用而产生的超额收益。
假设5:团队成员的收入由固定工资和团队产出的绩效工资共同组成。成员i的收入函数为Si=ai+riπ,其中:ai(ai≥0)为成员i的固定工资收入;ri(0≤ri≤1)为团队绩效的利润分享系数。(2)式满足。
假设6:若成员i和j均具有互惠偏好,则设hj=λhi,其中λ为成员的互惠偏好程度。为了便于分析,假设成员的互惠偏好程度相同,当λ=0时为成员i完全利己;λ=1时为成员i完全利他。
2.2 模型构建
假设团队成员均为风险中性者,因此成员的期望效用即为成员的期望收益,成员i的效用函数为Ui=Si-Ci。成员1和成员2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根据演化博弈理论,博弈方的行为选择可以依据前人的经验、学习和模仿他人的行为。团队成员都有基本的经验判断能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后,他们会发现不同策略带来的收益差别,从而改变其策略。这就意味着博弈方的成员比例x和y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据Malthusian动态方程,采用某策略成员比例的增长率等于它的相对适应度,即只要采取的某一策略的个体适应度大于群体的平均适应度,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择该策略的成员数量就会增长。设G1为成员1的博弈支付矩阵,即:
其中:
则成员1选择互惠合作(h1≠0)策略的效用为:
成员1选择非互惠合作(h1=0)策略的效用为:
可知成员1群体的平均效用为:
所以成员1群体选择互惠合作策略的动态复制方程为:
同理,设G2为成员2的博弈支付矩阵,则:
其中:
所以成员2群体选择互惠合作策略的动态复制方程为:
2.3 模型求解
对于成员1,令F(x)=0,得到可能的演化稳定策略为x1*=0和x2*=1。
当y=y*时(当且仅当0y*1成立),F(x)=0始终成立,所以x1*=0和x2*=1均是稳定状态。当y<y*时,x1*=0是稳定状态;当y>y*时,x2*=1是稳定状态。因为0≤y≤1,所以当y*<0时,y>y*始终成立,所以x2*=1是稳定状态;当y*>1时,y<y*始终成立,所以x1*=0是稳定状态。
同理,对于成员2,令F(y)=0,可得可能的演化稳定策略为y1*=0和y2*=1。
当x=x*时(当且仅当0≤x*≤1成立),F(y)=0始终成立,所以y1*=0和y2*=1均是稳定状态。当x<x*时,y1*=0是稳定状态;当x>x*时,y2*=1是稳定状态。
3 模型分析
命题1:团队成员选择互惠合作的比例x和y与成员的互惠努力对团队产出的贡献度(1-α)及团队利润分享系数r成正比,与成员的产出努力对团队产出的贡献度α及成员产出努力和互惠努力的冲突系数ρ成反比。
将y*分别对(1-α)、r1、α、ρ求偏导,可得:同理,将x*分别对(1-α)、r1、α、ρ求偏导,可得:
由上式可知,当团队成员的互惠努力对团队产出的影响系数和团队利润分享系数越小,或成员的产出努力对团队产出的影响系数和成员产出努力与互惠努力的冲突系数越大时,x*和y*越小。团队成员间复制动态关系如图1所示。当x<x*,y<y*时,x=0和y=0是团队成员的演化均衡结果,则成员1、2同时选择非互惠合作的概率p(x=0,y=0)=x*y*;当x*和y*越小时,成员1、2同时选择非互惠合作的概率越小,如图1(a)所示。所以降低x*和y*有利于降低团队成员非互惠合作行为的传染度。
因此,为了促进团队成员进行互惠合作,降低成员非互惠合作行为在团队中的扩散,可以提高成员互惠努力对团队产出的影响系数和团队成员的利润分享系数,或者是降低成员产出努力对团队产出的影响系数和成员产出努力与互惠努力之间的冲突系数。
命题2:团队成员的互惠偏好程度对成员行为选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将y*对λ求偏导,可得:
当成员2选择非互惠合作时,成员1分别选择互惠合作和非互惠合作的效用差值的边际收益为:
效用差值的边际成本为:
当ΔS1>ΔC1时,当ΔS1<ΔC1时,当ΔS1=ΔC1时,。
可知提高团队成员的互惠偏好程度并不一定能够促进成员间的互惠合作。当ΔS1>ΔC1时,y*与λ成正比,λ越大,y*越大,成员间非互惠合作行为的传染度越大,成员越倾向于采取非互惠合作行为,这会对团队产出绩效产生不利的影响;当ΔS1<ΔC1时,y*与λ成反比,λ越大,y*越小,成员间非互惠合作行为的传染度越小,成员就越倾向于采取互惠合作行为,此时将有利于提高团队产出绩效;当ΔS1=ΔC1时,y*与λ不相关,提高或降低成员间的互惠偏好程度都不会影响成员的行为选择,此时团队管理者就无法通过影响团队成员的互惠偏好程度来调整成员合作行为选择的传染度,而必须通过寻找其他方法来促使更多的成员选择互惠合作。
命题3:当ΔC1≤ΔS1时,互惠合作是成员行为演化的稳定策略。
ΔS1=r1[(1-α)h1+βe1h1]。当ΔC1≤ΔS1时,可以得到y*≤0,此时x1*=1是稳定状态。同理可得当ΔC1≤ΔS2[U1(h1=0,h2≠0)-U1(h1=0,h2=0)]时,x*≤0,此时y1*=1是稳定状态。所以,成员1和成员2之间的动态关系如图1(b)、如图1(c)所示。
当对方成员选择非互惠合作时,只要成员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成员的行为演化结果是互惠合作。因为团队成员彼此互惠合作的收益大于成员彼此不互惠合作的收益,所以当对方成员选择非互惠合作最糟糕的情形下,成员给予互惠合作获得的收益为最高收益,因此成员一定会选择互惠合作。
命题4:当ΔC1≥ΔS1[U1(h1≠0,h2≠0)-U1(h1=0,h2≠0)]时,非互惠合作是成员的演化稳定策略。
当成员2选择互惠合作时,成员1分别选择互惠合作和非互惠合作的效用差值的边际收益为:
效用差值的边际成本为:
当ΔC1≥ΔS1时,有y*≥1,所以此时x1*=0是稳定状态。同理可得当ΔC2[U2(h1≠0,h2≠0)-U2(h1≠0,h2=0)]≥ΔS2[U2(h1≠0,h2≠0)-U2(h1≠0,h2=0)]时,x*≥1,则y*1=0是稳定状态。
这说明团队成员是具有理性的,如果成员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那么即使其他成员选择互惠合作,此时成员也会选择非互惠合作。这也说明成员虽然是有限理性的、具有互惠偏好,其行为也可能会受到周围人员行为选择的影响,此时成员选择非互惠合作不但不用付出互惠成本,反而由于其他成员给予的互惠帮助而获得额外的收益。
命题5:ΔC1=h12/2+ρe1h1,当ΔS1[U1(h1≠0,h2=0)-U1(h1=0,h2=0)]≤ΔC1≤ΔS1[U1(h1≠0,h2≠0)-U1(h1=0,h2≠0)],成员的行为选择具有较高的“传染性”。当ΔS1[U1(h1≠0,h2=0)-U1(h1=0,h2=0)]≤ΔC1≤ΔS1[U1(h1≠0,h2≠0)-U1(h1=0,h2≠0)]时,可得0≤y*≤1,则x1*=0,x2*=1都是演化稳定策略。同理当ΔS2[U2(h1=0,h2≠0)-U2(h1=0,h2=0)]≤ΔC2≤ΔS2[U2(h1≠0,h2≠0)-U1(h1≠0,h2=0)]时,可得0≤x*≤1,则y1*=0,y2*=1都是演化稳定策略。此时,成员1和成员2的动态复制过程如图1所示。
当成员2选择互惠合作时,ΔC1≤ΔS1[U1(h1≠0,h2≠0)-U1(h1≠0,h2=0)],可得S1(h1≠0,h2≠0)-(e12+h12)/2-ρe1h1≥S1(h1=0,h2≠0)-e12/2,即成员1选择互惠合作的期望收益大于非互惠合作时的期望收益。当成员2选择非互惠合作时,ΔS1[U1(h1≠0,h2=0)-U1(h1=0,h2=0)]≤ΔC1,可得S1(h1≠0,h2=0)-(e12+h12)/2-ρe1h1≤S1(h1=0,h2=0)-e12/2,即成员1选择互惠合作的期望收益小于非互惠合作时的期望收益。
由此可知,在成员的边际成本大于非互惠合作时的边际收益且小于互惠合作时的边际收益的情形下,成员可能会选择互惠合作,也可能选择非互惠合作,其行为选择会受到周围其他成员行为选择的影响。当团队中选择非互惠合作的主体越多时,成员就会更倾向于选择非互惠合作;反之,当团队中选择互惠合作的主体越多时,成员就会选择互惠合作。从而可知,团队成员的行为选择会受到周围人员行为选择的影响,当团队中其他成员改变行为策略时,成员的行为选择也会受到影响。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有限理性中的团队合作问题,建立了互惠偏好条件下的团队合作模型,分析了互惠偏好下团队成员行为选择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促进团队成员进行互惠合作、提高团队绩效提供了以下的结论和策略建议:
(1)为了避免团队中非互惠主义思想的蔓延,促使更多的成员选择互惠合作,项目管理者应该在团队中建立一种团结、友爱、互助的团队氛围,鼓励成员积极、主动、自觉地为其他成员提供互惠帮助,帮助成员做好产出努力和互惠努力的合理安排,避免引起两种努力间的冲突,努力提高团队成员互惠努力对团队产出的贡献度,降低成员产出努力对团队产出的贡献度,通过保证成员选择互惠合作和非互惠合作的效用差值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来促使成员都能够选择互惠合作;同时,提高团队成员利润分享系数作为一种物质激励手段,也能够激励更多的成员选择互惠合作,从而提高团队产出绩效。
(2)提高成员的互惠偏好程度并不是保证成员选择互惠合作的有效措施。成员的互惠偏好程度对成员行为选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应该分情况进行讨论。当ΔS1[U1(h1≠0,h2=0)-U1(h1=0,h2=0)]>ΔC1时,成员的互惠偏好程度越小,成员间非互惠合作行为的传染度越小,成员越倾向于选择互惠合作;当ΔS1[U1(h1≠0,h2=0)-U1(h1=0,h2=0)]<ΔC1时,成员的互惠偏好程度越大,成员间非互惠合作行为的传染度越小,成员越倾向于采取互惠合作;当ΔS1[U1(h1≠0,h2=0)-U1(h1=0,h2=0)]=ΔC1时,成员的互惠偏好程度和成员的行为选择不相关,提高或降低成员的互惠偏好程度都不会影响到成员的行为选择,也就不会对团队产出绩效产生任何影响,此时,团队管理者就应该积极寻求其他策略方法来激励成员选择互惠合作,提高团队的产出绩效。
(3)成员虽然是有限理性的,具有互惠偏好,但其行为可能会受到周围人员行为选择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成员就不会盲目跟从其他成员的选择。这个限度就是当成员的边际收入要大于边际成本。因此,为了鼓励团队成员选择互惠合作,提高团队产出绩效,可以通过提高成员努力对团队产出的贡献度、成员合作的益溢出效应和利润分享系数等措施提高成员的收入,或者通过降低成员产出努力与互惠努力间的冲突等方式降低成员的产出成本。
(4)团队成员是有限理性的,其行为选择往往会受到周围人员行为选择的影响。当ΔS1[U1(h1≠0,h2=0)-U1(h1=0,h2=0)]≤ΔC1≤ΔS1[U1(h1≠0,h2≠0)-U1(h1=0,h2≠0)]时,团队中选择互惠合作的人员越多时,成员就会选择互惠合作;反之,成员就会选择非互惠合作。当其他成员的行为选择策略不同时,成员也会选择不同的策略。这就要求团队管理者构建一个积极向上的团队组织,对团队中积极主动帮助他人的人员进行表彰,给予一定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奖励,在团队中积极宣扬他们的无私贡献与帮助,从而激发更多的人员拥有互惠意识、选择互惠合作,提高团队产出绩效。
本文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假设团队成员的互惠偏好是相同的,并没有深入分析成员的互惠偏好差异对团队绩效的影响;而且团队成员的互惠偏好程度难以度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完善。
浅析审计主体的风险偏好 篇2
关键词：审计主体,风险偏好,策略
任何审计都具有三个基本要素, 即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和审计授权或委托人。审计主体, 是指审计行为的执行者, 即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 具体到社会审计就是指会计师事务所与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与注册会计师虽然同为审计主体, 但是对待有风险的业务时偏好是有差异的。
一、审计主体之间的分歧
所有群体都有自己的群体目标, 不论它是由组织规定的, 还是自己制定的。没有群体目标的群体是不存在的。群体目标影响着群体职业行为的方向、强度、持续时间等。凡是群体必有其独特的行为规范, 这种规范或有明文规定, 或是约定俗成。
会计师事务所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群体的合作机构。合作不是基于利他, 而是利益主体认识到如果他们有确定相关的目标, 自利需要伙伴;合作性的工作能把自利整合为实现相关目标的联盟, 而竞争性工作能把自利掀起一场为争输赢的斗争。在合作的情景下, 利益主体把其他利益群体的活动视为其正外部条件, 而在竞争的情景下, 利益主体则视其他活动为其负外部条件。虽然在自利动机方面,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都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 当利益实现时, 双方均是受益者。但是, 目前的利益分配制度, 使得这些实现的利益在进行二次分配时, 出现很大的不平衡, 导致双方的利益倾向产生分歧, 从而影响到二者的风险偏好产生差异。
二、审计主体风险反应的偏好差异
(一) 利益差异
目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两种分配体制:提成制或年薪制。在提成制下, 劳务成本是按收入的一定比例支付的, 是变动成本, 不影响边际贡献率, 对其剩余收益影响不大, 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 作为会计师事务所, 无论多低的收费, 都会有一定的利益。对具体的执业会计师, 虽然只要参加业务就可以有收入, 但是提成的比例很低, 大部分的业务收入由机构享有, 这样的利益机制下作为个体的注册会计师的风险偏好是相对保守的;而在年薪制下, 作为会计师事务所而言, 固定成本的压力, 使其不得不冒险, 而固定的劳务支出在收入增长时加大了边际贡献, 利益空间的追求使得机构的风险偏好更加激进, 而个体注册会计师的收益与业务收入不挂钩, 则更无冒险的动力, 相对提成制更为保守。由此可见, 在同样的风险面前, 由于利益的差异, 二者对风险的态度存在着分歧。
(二) 成本差异
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是一个高脑力、高体力的职业, 一项业务的最直接成本, 就是注册会计师的劳动成本。竞争的压力使得注册会计师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和收费的限制下很好地完成审计任务, 在面临双重压力的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是不情愿承接风险大的业务的, 但注册会计师在对成本进行考虑时, 往往只考虑自身的成本支出和可能的项目收入, 而不去考虑事务所为维系生存所必须的一些固定支出压力, 因此, 对业务的风险偏好, 相对于事务所而言更为保守。作为事务所, 其成本支出主要是:展业支出、劳务支出、税金支出、其他固定支出 (如租金、办公设备折旧等) , 还有预计的风险成本。其中, 展业支出、项目工资、税金支出是最主要的支出, 但这三部分都是变动成本, 没有收入, 就没有这三项支出, 而有了收入, 由于这三部分的支付比例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只要有收入, 经营毛利率是稳定的, 一般情况而言形成的毛利足以弥补其他的固定成本, 这种成本结构与其他企业是不一样的。而没有业务收入时, 虽然不支付变动成本, 但是固定成本的负担是不可忽视的。如果事务所采取的是年薪制, 更容易加大事务所的固定成本压力, 因此, 面对业务出现时, 作为事务所, 千方百计的要拿到手, 风险评价的尺度在对其自身成本的压力下不自觉地放得很宽, 这样的成本差异使得其风险偏好一般是激进的。此外, 事务所的另外的一个无形成本压力就是资质的维护成本, 资质是准入资格的评价标准中最重要的, 而最能量化的指标之一就是收入指标, 作为事务所的经营者, 不得不考虑这个因素, 失去了资质, 就等于失去了市场, 生存失败的压力远大于审计失败的压力。
(三) 风险差异
从对人产生影响的条件和过程看, 有两种基本的风险类型:一种是一般活动过程中因不确定性存在的风险, 称作普通风险:另一种情况是,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 有人明知所采取的行动存在发生不幸后果的可能性, 但仍要按照自己的选择继续做下去, 这是因为其中存在的某种利益与机会使他认为值得去冒险, 尽管人们和社会对冒险行为的褒贬不一, 正如赌博与投机,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 还不得不把这类行动归结为人类与生俱来的那种进取心, 这种在投机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称作投机风险。显然, 回避普通风险和追逐投机风险, 是风险活动中行为人的两类最重要的心理特征。但是从根本上说, 凡风险, 无论是普通风险还是投机风险, 都包含着人们为了某种目标利益而甘愿接受的那种来自于潜在损失的威胁, 当然人们总是想把这种威胁对自身的可能危害降至最低。在这样的意义上, 回避普通风险和追逐投机风险, 本质上都是趋利避害的行为, 因此, 应当把它们算做基于同一目的而对风险持不同偏好的心理特征。
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而言, 所面临的风险就是出现审计失败时可能受到的处罚。从监管的角度和力度来看, 对财务造假完善的处罚对象体系应该包括企业、企业所有者、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个人, 就《注册会计师法》而言, 一个重要的缺失是它没有明确将事务所所有者纳入处罚对象, 由此, 尽管事务所已经脱钩改制成为个人所有, 但是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普遍采用有限责任制, 大多数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的注册资金只有几十万元, 因此, 由事务所承担的有限责任实在不足以引起事务所所有者对其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的质量和风险引起重视。在面临审计失败时, 签字的法人和另外一名执业会计师所承担的责任一样, 虽然违规对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都有相当的机会成本, 但是, 双方的违规收益相去甚远, 因此, 不可避免产生风险偏好差异。在回避普通风险方面, 二者的偏好是接近的, 而在追逐投机风险方面, 注册会计师则要相对保守。
从上面分析可知,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个人, 作为审计风险活动的参与主体, 其行为无疑具有代表性。二者的风险处理行为都有双重性, 一方面, 他们都有规避风险的心理特性, 这指对普通风险的回避, 另一方面, 他们又都有主动承担、甚至追逐风险的心理特性, 这是对投机风险的承担甚至追求。回避普通风险, 反映了人在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要上, 即较多地体现为自然人的需要上, 本质上是倾向于从众与组织心理的。而主动承担甚至追逐投机风险, 反映了人在试图获得尊重和实现自我等方面的需要上, 更多的体现为社会人的需要上, 本质上是倾向于进取的和富于挑战性的。
三、消除审计主体之间风险偏好的策略
同为审计主体, 如果不能从利益和风险构成一个和谐的共同体, 这样的偏好差异甚至会导致严重的审计失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结果, 需采取一些措施消除审计主体的风险偏好。
(一) 从组织结构上提倡合伙制, 推行合伙文化
近几年来, 有关业内人士对推行合伙制的呼声很高, 合伙制被认为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最佳组织形式, 在这种组织形式下, 审计风险的落实对象是合伙人 (事务所管理者) 和注册会计师, 执业者与所有者统一, 有利于约束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倾向, 从而使“履行责任的权利与补偿风险的利益”相统一。
(二) 建立有效的审计激励机制
会计师审计个体职业行为的核心问题是审计激励理论。激励是指一个有机体在追求某些既定目标时所表现出的愿望程度, 它含有激发动机、鼓励行为、形成动力之意。激励可以促使人们为追求组织目标而做出最大努力, 由此形成激励理论。熟悉的帕雷托标准认为:如果从一种社会状态到另一种社会状态的变化, 使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增加, 而同时又没有使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减少, 那么这种变化就是好的, 就是可取的, 就是社会所希望的。对每一个审计行为个体进行激励, 便有利于促使其实现自己积极的行为目标, 以消除会计师事务所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的利益不均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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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arc W.Anthony.z.Farming and cooperation in public games:an experiment with interior solution[M].Economics letters, 1999.
行为主体偏好 篇3
1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现状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融资方式一般是内部融资大于外部融资，符合啄食顺序假说。而我国的现状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融资顺序刚好相悖，普遍热衷于公开发行股票(IPO)、过度使用配股方式和额度、随意增发股票等方式融资。我国的上市公司融资顺序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和内部融资。而我国上市公司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者的共同约束下，上市公司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因此，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外部融资是上市公司融资的主要方式。由于我国法律不够完备、证券市场还不够成熟、公司的监管机制还不完善等原因, 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普遍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现状主要表现为：
1.1 上市公司恶意融资
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上，股东选择公司管理层的严格制度使得公司管理层为了本身利益，本着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的去市场上融资，而不是为了融资而去融资;即使融资，也要将资金的成本、风险与资金收益进行综合考虑，以选择最适合公司利益的融资方式。我们将这种融资行为称之为“善意”融资行为。
1.2 上市公司获利能力低下，不能有效地使用内部融资渠道
这里的内部融资主要包括公司的盈利和向员工集资。公司盈利能力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投资者的回报率，而且关系到公司的原始资金积累状况，进而影响到公司的投资计划所需用的大笔资金。而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下，根本无法积累足够的原始资金。员工对员工集资持抵触态度，公司将很难从员工那里筹集到资金。
1.3 上市公司比较偏向股权融资
在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选择股权融资偏重，主要是股权融资成本不高，地方政府给予太多的政策照顾以及税收优惠照顾，这些都大大降低了股权融资成本，而且上市公司给予中小股东的分红偏低，甚至不分配，股权融资没有增加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不需限期还本付息，这些宽松的环境，都使得上市公司愿意选择股权融资。
2 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因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有极强的融资偏好，而造成这些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2.1 控制权收益
控制权收益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是拥有控制权的股东通过对控制权的行使而占有的全部价值之和, 包括关联交易、资金占用、资金担保、过度报酬和在职消费等。一些研究资料表明，由于公司实际上由拥有控制权的所有者控制，对于这些股东来说，为了获得高额的收益，必须聘请公司管理人员，而控股股东和公司管理人员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问题。控股股东可能利用自己在获取公司信息和控制企业决策方面的优势，通过上市公司担保交易、关联交易、窃取公司的投资机会或者迫使公司投资于亏损但却有利于控股股东的投资项目等方式获取控制权私利。
2.2 管理层的短视行为
由于公司管理层没有或只有很少量的股票，分红对管理层的激励作用不明显，而股东考核管理层的主要指标是公司资产的多少和规模的大小，使得管理层做出很多短视行为，如经常选择股权融资，避免债券融资。
(1)市场的投机性过强，导致公司管理层不会受到股东的硬约束，而经常面临分红派息的压力。
我国股票市场目前仍存在严重的关联交易、大机构操纵市场、恶性炒作等现象，致使市场波动性过大，投机性过强。无论是个人散户还是机构大户，往往怀着赌博的心理进行短线投机活动。在这种充满浓厚投机气氛的市场中，上市公司的价格与价值发生背离，相当多的股票价格不再以公司的经营业绩为基准，而且以股价和股票现价总值为标准评估企业经营状况的国际通行做法也在我国完全行不通，甚至出现一些劣质企业股价高于绩优股，ST股票受到追捧的异常现象。这就更加剧了我国上市公司重股权融资，轻债券融资。
(2)公司管理层不愿意承担债务违约和企业破产的风险。
西方资本结构理论认为，经理的个人价值必须通过它的经理职位才能得以发挥，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上。理由是：公司一旦破产，经理就会失去担任经理享有的各种好处。由于公司破产风险与举债的关系是呈正相关的，而经理的报酬包括货币性收入和非货币性收入(控制权收益)，如果采用举债融资，将导致公司破产概率增加，则经理的非货币性收入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债务融资需要还本付息，它可能使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大量减少。
2.3 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
资本市场是企业筹资的场所，企业筹资方式的选择很大程度受资本市场条件的限制。通过分析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衡。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规模很大，发展速度较快;而企业债券市场规模过小，发展相当滞后。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对企业债券发行限制条件太多(如对发行规模、额度、利率、时间等方面都实施限制)，企业觉得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筹资难度大、筹集金额少、筹资成本高、风险高。这些都使企业不愿发行企业债券，而企业债券市场规模偏小，使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前景不看好，因此，投资者对投资证券市场缺乏参与动力。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落后、规模小、交易不活跃导致了企业债券融资渠道不畅。
3 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负面影响
3.1 影响上市公司的资本使用效率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偏好股权融资，使公司的资本使用效率低下，从很多公司的年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多上市公司都把募集到的资金投入到自己根本不太熟悉、和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不相干的项目中，随着项目的大环境变化，又轻易地转向其他投资项目中，这样不计成本、没有明确方向的投资使得公司的投资效率低下，回报率严重偏低。
3.2 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
投资者参与股市，提供资金，是希望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而上市公司募集到的资金没有用于招股说明书上的投资项目或用于该投资项目而收益太低，使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偏低，从而使其信心下降，甚至对其长期投资积极性也有重大影响，而且上市公司使用配股没有给公司带来预期的收益，使其整体收益水平低下，进而影响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3.3 影响公司治理水平
对上市公司真正负责的是股东，而股东要想获利，必须选拔一班优秀的管理团队，并对他们实施真正有效地监督和约束机制以及激励机制，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严重影响公司的治理水平，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严重、激励机制不适宜，导致公司管理层严重偏向股权融资，进而导致治理结构不合理，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
4 改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倾向的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改善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问题，我们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4.1 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定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不长，各种法律制度、规定不够完善，故应进一步严格股票发行的核准制度。在我国, 股票发行是一种稀缺资源, 为了保证稀缺的资源能产生最大的效益,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首先，必须严格股票发行的准入门槛, 以便让最有条件、最有发展前途的上市公司筹集到发展所需的资金。其次, 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 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可靠性。第三, 加强对股权融资使用效益的监督检查, 防止上市公司盲目融资、盲目投资, 浪费资源。
4.2 增加内部融资渠道和内部融资所占比例
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大量使用股权融资，使得该项融资所占比例过高，这样对上市公司发展不利，而且也会使公司融资渠道变得单一，无法使用杠杆效应获利，不利上市公司健康发展。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状态，增加内部融资占公司融资的比例，如增加留存收益，向公司员工集资等，主动调整资本结构，降低总体资本成本。
4.3 鼓励发展债券市场
我国债券市场规模还比较小，而股票市场已经极具规模，这不是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的表现，我们应该加大发展债券市场的力度，如支持可转换债券等，使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都能够健康的发展，为资金需求者提供完善的融资市场，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
4.4 提高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
研究与开发活动对于增强企业竞争力, 促使企业持续快速发展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因此，技术创新、提高技术水平是上市公司创建竞争优势, 实现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应大力引进高技术人才，更新机器设备，提高生产率，与高校展开合作，使高校的理论成果能够更好地转化为产品或服务，进而提高企业研发能力。还要加大科研资金的投入，形成上市公司持续发展的良好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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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艳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问题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 2003, (5) .
[3]杨洋.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问题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 2007.
行为主体偏好 篇4
关键词：营销努力水平,不利不公平厌恶,有利不公平厌恶
1 引言
产品需求是影响供应链成员收益的关键因素,因此供应链各成员,尤其是零售商会采取多种营销努力来扩大产品市场需求。很多学者研究了需求同时依赖于零售价格和努力水平下的契约设计。例如,Mukhopadhyay等研究了成本信息不对称下混合渠道的契约设计[1]。Kaya比较了不同契约下的采购或自己生产时的努力水平和定价决策。但是目前该方面研究大多基于决策者风险中性[2],很少考虑决策者的行为偏好。
新古典经济学有个基本假设,每个人都是利己而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具有社会偏好,人们在关注自身收益的同时也关注他人的收益,并比较是否公平,而且大量经济行为实验验证了人的行为被公平偏好等社会偏好所影响。公平偏好,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种,互惠偏好,人们不仅关心分配的结果,而且关心产生这种结果的意图[3]。第二类,收入分配偏好,人们关心分配的最终结果是否公正[4]。
英国最大的零售商Marks&Spencer,以公平的对待供应商而与之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而闻名。2006年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和《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以及商务部2008年发布《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行为规范》等文件促使供应链成员之间能够公平交易[5]。另外,很多不公平现象在供应链中存在,例如“五常大米现象”就是供应链成员间不公平导致的问题(五常大米每斤最高售价可达199元,稻农仅得不足2元,而加工成本仅0.2元),因此伤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利于供应链的长远利益。
很多学者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关注公平偏好行为,Rabin从行为人的公平意图方面来考虑[3],而Fehr和Schmidt从行为人最终分配收入是否公平来考虑[4]。阮青松和黄向晖对西方公平偏好理论进行综述[6]。Cui等研究了线性需求下公平偏好行为对渠道协调的影响[7]。Caliskan-Demirag等推广了文献[7]的线性需求的假设,研究了指数需求下具有公平偏好行为的渠道协调[8]。丁川等把供应链分为狭义的“自利”、竞争性偏好、避免不公平偏好和社会福利偏好等四种渠道,研究了渠道合作定价问题[9]。牛志勇等用实验验证了供应链渠道成员公平偏好的存在性[10]。Wu和Niederhoff研究了公平偏好行为对两级报童模型的供应链绩效的影响[11]。浦徐进等研究了具有公平偏好行为的农户对“龙头企业+农户”供应链的影响[12]。还有很多学者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引入公平偏好因素[13,14,15]。但是这些研究尚没有考虑存在营销努力因素的情形。此外,韦倩给出了纳入公平偏好的不同学科研究的共性[16]。
本文考虑一个由零售商和制造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公平偏好的零售商负责营销投资,研究其公平偏好特性对营销努力、对供应链绩效和批发价格,以及对供应链成员的博弈行为的影响。将公平偏好行为引入到营销努力依赖性需求的供应链中更符合现实,得出的结果也更符合实际情况。本文的主要创新是:一是将公平偏好行为引入到存在营销努力因素的供应链中;二是研究了公平偏好行为对供应链各成员最优决策及利润的影响,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2 模型描述
2.1 基本模型(零售商风险中性且无公平厌恶情形,模型I)
考虑一个由单零售商和单制造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且制造商为Stackelberg领导者,零售商为追随者。与文献[2]类似,假设需求受零售价格(p)和营销努力水平(e)的影响,即
其中,a是市场规模;b为零售价格敏感系数;γ表示零售商的营销努力水平对顾客需求的影响程度。为零售商营销努力水平为e时所花费的努力成本。
此时,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2.2 不公平厌恶模型
假设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行为(也称为不公平厌恶行为),借鉴Fehr和Schmidt模型[4],假设零售商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α为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也称为零售商的嫉妒偏好系数;β为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也称为零售商的同情偏好系数,且,0≤β<1。
当,且α=0或当Πm<Πr且β=0时,模型退化为零售商公平中性的情形。分别将零售商公平中性(或零售商风险中性且无不公平厌恶)、零售商不利不公平厌恶,以及有利不公平厌恶情形记为模型I,Ⅱ,Ⅲ,分别研究零售商不利不公平厌恶和有利不公平厌恶下的最优定价决策以及不公平厌恶系数对供应链定价行为的影响。
3 不公平厌恶下供应链定价决策
3.1 不利不公平厌恶(模型Ⅱ)
当时,零售商存在不利不公平厌恶,由式(4),可得
根据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由式(5)可得最优零售价格和营销努力水平分别为:
将式(6)和式(7)代入式(3)中,可得
根据式(8)中Πm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最优的批发价格为
将式(9)分别代入式(6)和式(7),可得
将式(9)、式(10)、式(11)代入式(2)和式(3),可以得到零售商和制造商的最优利润。
下面将零售商不利不公平厌恶情形与零售商公平中性情形对比。
命题1(1)零售商的最优零售价格和营销努力在模型I和Ⅱ情况下相同;
(2)制造商的批发价格关于零售商的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递减。
证明(1)由式(10)、式(11)知,零售价格和营销努力与α无关,故得证。
(2)求wⅡ*关于α的一阶导数,,即制造商的批发价格关于α递减。
命题2零售商存在不利不公平厌恶时,零售商和制造商所得利润的比值为,且有
证明由式(12)得,。而,即零售商和制造商利润的比值随着α的增大而增大。通过计算得,
从命题2看出,当零售商存在不利不公平厌恶时,零售商和制造商利润的比值随着零售商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的增大而增大,也就是说零售商的不利不公平厌恶增加了其博弈能力,且当其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非常大时,所得结论恰好与零售商Stackelberg的情形逼近。
3.2 零售商有利不公平厌恶(模型Ⅲ)
当Πm<Πr时,零售商存在有利不公平厌恶,由式(4),可以得到
在模型Ⅲ的情形下,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博弈过程与模型Ⅱ一样,由于制造商是Stackelberg领导者,零售商是追随者,因此决策顺序为制造商首先根据自己利润最大化确定自己的批发价格,而零售商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式(13))确定自己的零售价格和营销努力水平。
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可得制造商的最优批发价格、零售商的最优零售价格和营销努力水平,以及零售商和制造商的最优利润分别为:
下面将零售商有利不公平厌恶情形与零售商公平中性情形对比。为了使所得的最优值有意义,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利润函数必须满足ΠrⅢ*,ΠmⅢ*>0,可得β必须满足0≤β<1/4.
命题3(1)零售商有利不公平厌恶下的营销努力水平和零售价格与零售商风险中性且无公平厌恶情形的值相等;
(2)制造商的批发价格随着零售商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的增大而增大;并有
证明(1)由式(15)和式(16)知,零售价格和营销努力与β无关,故得证;
(2)要保证,则有。对式(14)求关于β的一阶导数得,,并且有
命题3说明当零售商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越大,制造商的批发价格越大,因而对制造商越有利,这也是导致零售商和制造商利润比降低的原因(命题4给出)。
命题4当零售商存在有利不公平厌恶时,零售商和制造商的最优利润比值为;假设,则有g′(β)<0,且有
证明由式(17),通过计算,可得,即零售商和制造商所得利润的比值关于零售商的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递减。
命题4给出零售商和制造商所得利润的比值关于零售商的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递减,也就是说零售商的有利不公平厌恶减弱了零售商的博弈能力,且当其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非常大时,零售商所得利润几乎为零,在实际中也不可能存在。因此,零售商要尽量淡化其有利不公平厌恶,避免减弱自己的博弈能力。
4 数值算例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公平厌恶系数对供应链各成员利润的影响,本节将进行数值计算,并进行相关的分析,给出相应的管理意义。下面对模型I和模型Ⅱ,Ⅲ进行对比分析。
4.1 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对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模型ⅠVS模型Ⅱ)
假设a=40,γ=0.5,b=1,c=6和η=1,此时将零售商和制造商在模型Ⅰ和模型Ⅱ的利润进行比较(如图1,图2所示)。随着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增加,零售商的利润增加而制造商的利润减小。
4.2 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对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模型I VS模型Ⅲ)
由于0≤β<1/4,本小节假设β∈[0,0.24],蜒究参数β对零售商利润的影响。发现:零售商利润关于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衰减速度随着β的增大而加快(图3)。制造商利润随着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增大而增大(图4)。
图1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对零售商利润的影响(模型Ⅰ&Ⅱ)
图2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对制造商利润的影响(模型Ⅰ&Ⅱ)
图3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对零售商利润的影响(模型I&Ⅲ)
4.3 不公平厌恶系数对批发价格的影响(模型I,Ⅱ&Ⅲ)
假设参数a,γ,b,c和η设置同上。图5与图6分别给出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对批发价格的影响以及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对批发价格的影响。从中看出,随着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的增大,批发价格减少;而随着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的增大,批发价格也增大。图7给出,当考虑α,β∈[0,0.25],即考虑零售商的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和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在同一个区间取值时不公平厌恶系数对批发价格的影响,从中看出,有利不公平厌恶比不利不公平厌恶对批发价格的影响要大的多。
5 结论
本文研究了需求依赖于营销努力水平和零售价格下的制造商、零售商,以及供应链的最优定价问题。首先,分析了零售商不利不公平厌恶的情形,并且将其结果和零售商公平中性的情形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零售商不利不公平厌恶时的批发价格关于零售商的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递减;零售商和制造商利润的比值随着零售商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的增大而增大。其次,研究了零售商有利不公平厌恶下的零售商和制造商的最优决策,研究发现,零售商的零售价格和营销努力水平与零售商公平中性的情形类似,但是制造商的批发价格关于零售商的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且零售商和制造商所得利润的比值关于零售商的有利不公平厌恶系数递减。另外,本文还发现,零售商的不利不公平厌恶系数的增大导致零售商利润比的增加,而有利不公平厌恶导致零售商利润比下降,因此零售商可以强化其不利不公平厌恶,而淡化其有利不公平厌恶。
行为主体偏好 篇5
一、企业债券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 金融产品定价效率的高低在本质上取决于交易双方信息的对称程度, 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透明度越高, 根据风险确定的价格就越准确, 否则就会出现价格扭曲, 甚至造成大的风险。因而, 提高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就异常重要。
企业债券投资者与发行主体之间也存在的天然的信息非对称性问题。发行主体企业对于自身初始资源某赋、赢利水平、经营管理水平 (企业家才能及主观努力水平) 、战略远景、未来财富占有的波动可能性、宏观因素影响等方面都拥有私人信息 (包括企业商业秘密) , 即在债券发行事前阶段拥有信息优势。因此, 希望在发行企业债券时, 为能以低的成本, 也就是票面利率, 取得更多资金募集、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目标, 故主观上具有掩藏、隐瞒自身诸方面缺点的动机。这些被掩藏、隐瞒的缺点则成为企业的私有信息, 而不可能成为债券投资者与企业的共同知识, 这就形成事先的信息非对称。
而投资者为了对发行主体的私人信息增加了解, 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其一, 增加信息获取的投入, 如全方位的对发行企业进行调查与分析, 但是想要获取这些私人信息就得必须付出较高的成本, 而很多情况下付出成本也未必能获得充分的私人信息, 这与企业债券的信息披露制度及信用评级体系有着很大关系:
1.由于中国企业债券发行主体的特殊性, 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较少, 投资者在购买前和持有期间想要了解企业的相关信息很困难, 特别是在债券发行上市后, 企业筹集资金的运用和经营状况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讲就好像销声匿迹一样, 无从了解。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 投资者对购买企业债券缺少热情, 持有债券的信心不足。
2.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具有很大的同质性, 以企业债券为例, 发行期间的评级均为AAA, 因此, 投资者对于发行主体风险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来源也缺乏信任度, 无法根据评级结果对企业债券的个体风险作出判断。
3.由于企业债券市场利率管制的规制, 因此, 债券市场上的另一个显示发行主体风险的重要信号也被屏蔽, 同样会造成投资者的逆向选择行为, 即发行利率相同, 选择市场到期收益率最高的债券, 而收益率越高显示债券折价越高, 信用价差越大, 信用风险越高, 从而对优质的发行主体形成反向的激励效应。
二、监管主体的信息优势
而从管理体制上分析, 企业债券根据发行主体的监管主体政府部门, 通常为发改委, 央行与证监会, 他们对具有国企所有制特征与重大项目行业特征的企业债券发行主体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
首先, 从所有制特征分析, 国企发行主体的管理体制通常隶属与国务院以及地方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 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掌握了此类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免等重大决策权限, 因此对这部分企业债券发行主体的经营状况, 内部治理等方面具有更多的了解;
其次, 从行业特征分析, 从事重大项目建设投资行业的企业, 其重大项目的审批权限一般归属于发改委等部门, 并且, 企业债券募集资金要求用于特定项目建设投资领域, 不能用于其他用途, 因此, 对此类企业的重大项目与资金运用的信息获取具有便利性。
综合上述分析, 从企业债券市场参与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角度推断, 这里存在市场监管主体、发行主体、投资主体三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状况的差异关系:
1.监管主体与发行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显然会低于投资者与发行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2.监管主体与国企特征发行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显然会低于监管主体与非国企特征发行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3.监管主体与涉及重大项目投资建设行业发行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显然会低于监管主体与其他行业发行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基于上述信息不对称差异关系, 监管主体会偏好具有重大项目行业特征以及国企所有制特征的发行主体, 因此, 在企业债券市场规制设计上体现出了这种强烈的发行主体特征偏好;而投资者由于无法直接获得对发行主体信息的了解, 但是通过监管主体对于企业债券市场规制特征以及对获准发行的主体分布特征的判断, 了解到监管主体的发行主体偏好特征, 这里同样假设投资者认同监管主体同自己比较具有对发行主体的信息优势, 所以, 投资者会将监管主体的取向作为间接考察发行主体风险的途径, 对投资者而言, 发行主体的身份特征具有一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识别信用风险的信号作用。
三、信用风险表现特征
根据之前的分析, 由于投资者、监管主体与发行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状况。监管主体的基于信息优势的考量偏好于具有重大项目行业与国企两个身份特征的发行主体, 这里的偏好的发生从时间上应该是在企业债券发行之前, 即监管主体对所有企业的信用风险均没有充分了解的条件下, 即事前的甄别。首先假设这种信息优势确实存在, 并且, 在事后监管的过程中, 监管主体的规制设计的现状基于其对发行主体实际信用风险的充分了解, 而从企业债券发展历史观察, 监管主体矢志不渝的保持了对发行主体的行业与所有制偏好, 则这种事后的发行主体偏好特征实际显示了不同行业与所有制特征发行主体信用风险存在真实的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发行主体自身的违约风险上;由于利率管制削弱了债券发行定价对其信用风险的信号作用, 所以, 投资主体只能将对发行主体信用风险的考察间接基于监管主体监管行为所体现出的发行主体偏好的示范或信号作用。
其投资行为会体现出这样的特征, 即给予具有监管主体所偏好身份特征类型的发行主体较高的信用风险评价, 而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即不同特征主体发行的企业债券将具有不同的风险溢价, 即债券的信用价差具有差异。而这两个方面均显示不同身份特征的发行主体信用风险, 综合上述推论, 不同行业与所有制特征的发行主体信用风险表现存在显著差异, 这里主要指所偏好的行业与所有制特征主体间存在风险差异, 具体而言, 基于所有制的信用风险差异实际上指两类差异, 即具有国企身份的发行主体与非国企身份的发行主体之间能存在差异, 并且从预期看, 应该是国企具有更低的信用风险, 而另一类差异即均具有国企身份的发行主体之间, 由于体制内身份特征差异, 其信用风险也会不同, 具体而言, 即层级较高的主体具有较低的风险。
四、结论
本文通过信息不对称角度的分析, 得出企业债券市场发行主体偏好监管特征下企业债券市场由于监管主体具有相对的信息优势, 投资者将监管特征视为发行主体信用风险的识别信号, 因此会出现与发行主体所有制与行业特征有关的信用风险显著差异, 并且可以通过对企业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实证研究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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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体偏好 篇6
一、所有者异质性的进一步探索
企业的本质是利益相关者的一种集体选择,其形成可视为两个层次的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的过程。企业所有者向企业让渡自身资源并期望通过彼此合作实现更大的价值增值分享,并通过其所拥有的控制权保障这种剩余收益的获得。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关键性要素:一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源,二是所有者达成的剩余分享权契约,三是所有者达成的控制权契约。
以往研究关注了所有者控制权的异质性,即企业中总会有一部分所有者相对于其他所有者拥有更大的最终控制权,这一部分所有者被称为控股股东或大股东,而其他所有者被称为中小股东。大股东有很大的权力和很强的动机推行有利于自己而有损于小股东的战略,通过盈余管理掠夺小股东财富,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与控股股东为了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Leuz,2003),存在控股股东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不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 (余明桂等,2006),大股东在一定程度上会借助失真的会计信息实现对小股东财富进行控制和掠夺的目的(La Porta等,1998),通常情况下,大股东会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影响会计信息进而实现自己的控制权私有收益。例如IPO、配股、增发时,大股东偏好激进的会计政策以实现提高股票价格进而侵占小股东利益的目的。大股东还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保护、挽救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因为净利润、营业收入、净资产等数额是决定是否对上市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终止上市的关键衡量指标,大股东为了保有上市资格,在亏损无法避免的年份里偏好于保守的会计政策;在其后的年份里偏好于激进的会计政策,以避免连续亏损的局面出现。
虽然在所有者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研究中,针对所有者控制权的异质性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但是另外两个关键性要素———所有者投入的资源以及达成的剩余分享权契约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分别探讨在所有者投入资源种类异质性以及分享剩余收益形式异质性下,所有者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是否存在差异。
二、所有者投入资源种类异质性下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
按照所投资源的种类,所有者可分为三类:投入财物资源的所有者、投入人力资源的所有者、投入关系资源的所有者。当然所有者可能同时投入两种或三种资源,但是其中总会有一种资源相对于其他资源更重要一些,那么所投入资源中较重要的资源属性决定了该所有者的类别。下面以投入财物资源的所有者和人力资源的所有者为例,探索投入资源种类异质性下所有者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
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达成的组织契约是财物资源拥有者和人力资源拥有者通过集体选择建立企业的典型例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的目标一致,即实现企业价值增值最大化,但二者之间有时也可能存在矛盾。风险投资家通常不会长期持有企业股权,固定的股息回报也不是其重要的利益所在,通过上市等合适的退出渠道追求资本利得最大化才是风险投资家进行投资的根本目的。但是对于风险企业家来说,每期更多的分红,更高的报酬更符合其效用函数,而且除了货币性报酬,其还享有非货币性报酬,甚至在艰难的时候选择“用脚投票”。二者经济利益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投入资源性质的不同。人力资源与财物资源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力资源对其所有者的依赖性,人力资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虽然依据组织契约的签订可以由其他主体在法权或是名义上享有,但是其他主体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像支配和使用财物资源那样支配人力资源。而且财物资源的拥有者按照组织契约向企业投入资源时,财物资源是可以观测到的;但是人力资源的拥有者按照组织契约向企业投入资源时,不论在时间、空间、数量还是方式上,都不可能被其他主体完全观测到。此外,人力资源在参与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其产出结果缺乏客观的计量标准,而且衡量人力资源的贡献时很难把它的贡献从财物资源等其他资源的贡献中剥离出来。人力资源的这些特性使得风险企业家可能会采取行动侵害风险投资家的利益,当然风险投资家也会意识到由于所投入资源的差异而可能给其带来的风险。因此,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如何设计组织契约条款就成为二者能否达成组织契约的关键所在。
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所投资源的差异导致了他们达成的组织契约中绝大部分使用可转换优先股契约,契约中很多条款属于或然条款,这些或然条款部分地依赖EBIT、利润、收入、企业净值等财务指标(见表1)。例如,若EBIT低于双方达成的数额,则风险投资家将从风险企业家手中获得投票权;如果企业净值低于某一界限,则风险投资家将获得公司3个董事会席位。这说明更高的EBIT或是更高的企业净值可以保证企业的投票权或董事会席位保留在风险企业家手中,而激进的会计政策显然符合他们的利益。通常情况下,当企业财务业绩较差时,董事会权、投票权、清算权会配置给风险投资家,他们可能完全控制企业;当企业财务业绩改善时,风险企业家可以保留或是获得更多的控制权;如果企业业绩非常好,风险投资家只保留现金流量权,同时放弃大部分控制权和清算权。因此,基于财务业绩的控制权相机配置的条款使风险企业家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够带来更多资产或收益的激进的会计政策,因为这些会计政策的选择在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当期货币性报酬的利益之外,还会使风险企业家通过牢牢掌握控制权而获得更大的控制权私利。
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所投资源的差异导致了他们达成的组织契约中还偏好于分段融资契约安排。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通过集体选择建立企业后生成的收益V(A,I,θ)可以简化地认为其取决于三个因素:企业家的努力A(即风险企业家实际投入的人力资源),风险投资家的行动I(风险投资家实际投入的财物资源)以及自然状态θ。在t=0时刻,风险投资家投入I0,风险企业家承诺投入A0,但是由于I0可以观察到,而A0不可以直接观察,所以风险投资家在t=0时刻所投入的I0只是其承诺投入财物资源中的一部分。风险投资家需要在t=0到t=1期间观察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以决定在t=1时刻是否需要继续投入I1。由于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难以直接观察,所以通常会依赖于会计信息所计量的企业的经营业绩,以间接地衡量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在t=1时刻,如果企业的经营业绩达到双方约定水平,则风险投资家会继续投入I1;如果企业的经营业绩显著超过约定水平,风险投资家还可能加大下一期投资力度;如果企业的经营业绩没有达到约定的要求,风险投资家有权拒绝下一期的投资或是在t=1时刻要求以更高的比率和更低的价格稀释风险企业家的权益份额,以此作为惩罚。分段融资在保障了风险投资家的利益时,也避免了风险企业家股权在t=0时刻的稀释过大。风险企业家愿意接受分段投资的契约安排,主要因为他们对自己拥有的能力等人力资源更了解,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既定的目标。如果既定目标得以实现,则风险企业家得到的企业所有权份额将远远大于坚持从一开始拿到全部财物资源所能得到的所有权份额。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企业经营业绩提升,企业价值增大后,等量财物资本所能换取的所有权份额将减少,分段融资使增量财物资本对风险企业家所有权份额的稀释作用降低。在分段融资的契约安排中,t=1时刻的企业经营业绩决定着风险投资家下一阶段的投资,也决定着风险企业家所有权份额的稀释作用是否能够降低。而t=1时刻的企业经营业绩离不开会计信息的支持。例如一些融资契约中规定如果企业达到预计净收入,则支付已承诺资金,其中净收入就成为了衡量业绩的标准之一。因此,风险企业家为了获得下一期的融资以及尽可能降低风险投资家对自己所有权份额的稀释,会偏好于能够带来更高收益的激进的会计政策,从而向风险投资家展现更好的企业经营业绩。
综上所述,作为人力资源投入者的风险企业家,为了获得下一阶段的融资或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控制权,他们往往偏好于能够带来更多资产或更多收益的激进的会计政策。而作为财物资源投入者的风险投资家,对于激进的会计政策不会有强烈的偏好,他们更倾向于能够真实反映企业经济活动实质的会计政策,以便进行相应地决策。可见,当所有者投入资源种类存在异质性时,他们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偏好并不完全趋同。
三、所有者剩余收益分享形式异质性下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
按照分享剩余收益的形式,所有者可分为三类:享受“固定收益”的所有者,即每一期获得固定收益,如累计优先股股东;享受“固定收益+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即每一期除了获得固定收益外,还可以参与剩余收益的分配,如参与优先股股东;享受“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即企业剩余收益的最后分享者,如普通股股东。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享受“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即普通股股东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而对享受“固定收益”和享受“固定收益+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即优先股股东关注不够。
享受“固定收益”的所有者,其更类似于持有债券的债权人。例如作为累计优先股股东,即使发行企业没能支付股利、偿还资本或是企业清算,这部分股东对发行公司仍有强制执行的要求权。相对于享受“固定收益”的所有者,享受“固定收益+变动收益”的所有者和享受“变动收益”的所有者的利益更趋同一些,因为变动收益部分的大小要在其他利益相关者分享之后才能决定。例如参与超过固定股利率之外的股利分配的优先股更类似普通股,因为他们参与剩余的分配;可转换优先股也类似普通股,因为这类优先股能够转换为普通股权益。因此,从分享剩余收益的形式上,至少可以将优先股股东分为两类:一类是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这类优先股股东通常享有累计股利、赎回权以及资本返还的权利;另一类是持有类似普通股的优先股股东,这类优先股股东通常享有参与超过固定股利率之外的股利分配以及可以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的权利。
由于分享剩余收益形式不同会导致不同类型的所有者之间也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例如当可赎回选择权归属于发行企业的时候,普通股股东可能采取行动稀释可赎回优先股股东的资本偿还要求权,如发行新的优先股就可以稀释那些在赎回期限前没有选择赎回份额的现任优先股股东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在赎回期限前清算,现任优先股股东不会获得比新的优先股股东优先获得资本偿还的要求权。当优先股更多地具备普通股性质时,则这类优先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之间就优先股发行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要小一些。但是对于那些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而言,他们与普通股之间的冲突更大一些。
因此,相对于持有类似普通股的优先股股东而言,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更加依赖于在优先股契约中加入限制性条款,以解决与普通股股东之间预期的利益冲突。优先股契约中的限制性条款通常与会计信息紧密相连。在对再次发行优先股的限制性条款中,通常会限制三种类型优先股的发行:发行股利支付以及资本偿还优先级别更高的优先股;同等级别的优先股;拥有更高级别赎回权的优先股。这些限制条款或是绝对的,或是有条件的,而条件的设定通常以一定的财务比率为依据。经常使用的财务比率是有形资产净值/优先股面值,税后综合收益/承诺的年优先股股利等比率。除了对于再次发行优先股有限制条件外,在优先股流通期间,对于发行企业持有的优先股水平也有持续的要求,通常使用优先股面值/普通股面值比率。同时受优先股股东权利的限制,减资行为是严格禁止的,除非75%的优先股股东同意。此外,有些优先股契约中还限制债务水平,如Donald等(1993)发现有些公司要求在优先股持续期间,总负债/有形资产总额≦65%,并且这个限制条款没有附加通过优先股股东投票的豁免条款,这些主要是严格限制发行公司发行准债务以稀释优先股股东的权益。这些限制性条款所依赖的财务比率,例如有形资产净值、有形资产总额、税后综合收益等都离不开会计信息的支持。而且在优先股契约中,通常有一项通用的限制性条款,就是赋予优先股股东在优先股持有期间有权获得损益表、资产负债表以及董事会报告等会计资料,这些信息的获取可以帮助优先股股东判断基于财务比率的条款是否得到遵守。
优先股契约中限制性条款的加入,可能促使普通股股东选择能够增加收益或资产的激进的会计政策。因为激进的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提高企业满足有形资产净值/优先股面值、税后综合收益/承诺的年优先股股利等比率的限制,从而可以通过发行新的优先股稀释原优先股股东权益。此外,能够确认更多资产的激进的会计政策也可以使企业不会突破总负债/有形资产总额的最高上限的限制等条款,避免企业陷入违约的境地。因此,持有类似于普通股的优先股股东和普通股股东,更有可能从选择增加收益或资产的激进的会计政策选择中获利;而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更有可能从选择降低收益或资产的保守的会计政策中获利。然而优先股股东会预料到普通股股东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他们在优先股契约中会规定对部分会计数字进行调整,其目的是降低管理者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放松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条款。如规定有形资产净值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专利、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普通股资本为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及无形资产后的实收资本以及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税后综合收益不包括少数股东收益、非经常性收益等项目。虽然优先股股东在优先股契约中会规定一些会计数据的调整,但是由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很大,普通股股东还是可能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侵占持有类似债券的优先股股东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