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体（共12篇）
行为主体 篇1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分析, “经济人”假设是其分析的基石。但现实经济活动中, 市场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 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信用问题, 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这里运用市场主体、自律主体、行为主体三个层面提出了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一、市场主体的合理构建
在市场经济格局中, 大众、企业和政府是参与经济运行的三大经济主体。经济主体行为变迁与宏观经济调控, 就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笔者引用余斌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四点研究结论, 可以旁证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经济主体的和谐上对我们的指导意义:首先, 消费预期稳定, 消费行为渐趋合理化。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稳定, 政府同时加快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各地区先后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 中央和地方增加了“低保”预算支出, 大大减轻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居民预期产生的负面影响, 消费行为渐趋合理。
其次, 居民收入水平已接近消费需求快速扩张的“门槛”, 以住房和汽车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 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带动消费需求的持续快速扩张。
再次, 消费领域的进一步拓展, 为消费需求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近年来, 以文化、教育、旅游、娱乐、体育和医疗保健支出为主的非商品性消费, 在城乡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随着温饱问题的完全解决和小康建设的推进, 这种发展趋势会日益明显。
上述消费主体研究, 它包含了这样两个层面。一是在经济运行机制重塑方面, 实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原则下, 用市场机制对原有计划机制的主要置换, 真正确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导地位;二是在经济主体角色转换方面, 国家将由经济活动的运动员转任裁判员, 企业则逐步从政府的附属地位走出来, 成为市场主体。如果说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中, 经济体制转变的标志, 是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话, 那么, 经济行为方式根本转变的目标就是经济自律。
二、市场主体的自律精神
在市场诸多主体中, 行为主体, 比如“职业管理”, 可以健全企业主体与员工劳动主体的社会职业劳动体系, 可以提高企业的整体水准, 使其自觉形成一个介于政府管制框架和社会监督氛围之间的职业体系以尽可能减少来自市场的不合理压力。主体自律行为是建立在企业个体、员工、产业的合理体系, 而不是简单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和理解上, 在实践中具有职业主体性、行业普适性和现实强制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当然也就要求企业同时必须成为职业自律主体。在市场主体发育方面,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竞争能力问题了, 而是市场主体的组织行为严重缺失。缺少市场主体的组织性自律, 无行规行矩, 企业难免竞相压价, 无序竞争, 一旦经济出现景气指标, 哪个行业有利可图, 大家蜂拥而上, 地方政府再推波助澜, 难免过热。而缺乏行业自律, 政府面对众多分散的企业进行调控, 按下葫芦浮起瓢, 顾此失彼。
三、行为主体的风险体系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运行实现了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型, 市场发挥了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并初步实现了国内经济运行市场化、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一体化, 但是, 目前的市场机制还不成熟、不完善, 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还有改善的空间。其核心问题就是市场的集聚化与行业的板块化, 在选择资源配置的机制和取径都是不同的。
以宁波纺织服装行业再造为例, 大量的中小企业迅速崛起, 催生了以雅戈尔、维科、杉杉、罗蒙为龙头的规模扩张模式成为地方产业集聚的市场主体。但是, 随着规模扩张, 产业集聚开始带动地方经济板块形成, 这些龙头企业迅速介入地方板块, 在地方发展的社会资源上占有优先地位, 于是, 企业开始在地方机制下占领各种地方资源。这种占有开始使得企业具有了社会权利的形态, 股份制, 开始成为这种形态的一种机制, 将所有制社会化, 宁波的纺织服装行业再造开始启动社会机制, 政府, 已经介入到这种机制中去, 甚至决定了企业的资源分配份额。
这种机制创新体现在股份制后的行业化发展机制。负责的企业已经转变了自己的角色, 他们认识到自己从最大的盈利者转为最大的占有者, 那么, 这种占有就使得行业分化与国际接轨, 开发新产品。行业的驱动使得企业冲破资本垄断的私有制, 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实际上是经济运行的组织化、自治化程度如何提高的问题。从美英日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行业经验, 以及中国迄今为止的政府与各行业企业之间关系的变化来看, 行业实施的手段、方式和机制的变化反映了同类交易者所在行业的组织程度和结构的变化, 反映了由交易者、行业协会和政府之间作用关系构成的行业治理结构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刘光明:经济活动伦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3～24页
[2]余斌:我国经济结构出现四大变化.决策与信息, 2002年12月
行为主体 篇2
一、受理机构认受性不同，<公司资料（状况）证明书>的认受性大于<商业登记证/证册证书的查证/鉴定证明>因为<公司资料（状况）证明书>更加全面说明香港公司的主体现在的状况包括在新一年都周年申报前的一切变更情况，而<商业登记证/证册证书的查证/鉴定证明>只是说明登记证/证册证书的真实有效性。
二、证明的格式、内容及附件不同，一般<公司资料（状况）证明书>会包含注册证书商业登记证成立表格周年申报表董事；秘书；注册地址变更通知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而<商业登记证/证册证书的查证/鉴定证明>只包含注册证书商业登记证。因而在办理有关香港公司主体资格证明时，应该清楚了解所办理的事情及受理机关的要求。
在香港，香港政府没有专业设立公证处，所指的公证有三种：
（1）在香港本地使用的香港律师公证；
（2）在大陆使用的中国委托人公证；
（3）到世界各国使用的国际公证。
因此根据文件适用地区的不同，办理不同类型的公证。
香港公司主体资格在香港以外的地区使用时会分三种情况：
一：海牙认证
1.拿到海牙公约组织成员国使用，则只需要先由香港国际公证人公证，然后送交香港高等法院认证（也叫加签），即可使用；
二、非海外认证且使用国在香港有领事馆
2.拿到非海牙公约组织成员国使用，需要先由香港国际公证人公证，然后送交香港高等法院认证，最后拿到使用国驻香港领事馆认证；
三、非海牙认证且使用国在香港无领事馆
将香港高院加签后的文件送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认证，然后送该国驻北京大使馆认证。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内地设计港澳主体的纠纷按照涉外纠纷处理，所以香港主体若在内地打官司的话，委托律师的行为、香港地区获取的证据缉获的证据的行为本身都要经过一定的机关进行公证认证，对此，有些香港律师事务所自身是可以做上述公正认证的业务的，而且该公证认证也是要收取费用。
煤炭行业行为主体的契约关系分析 篇3
关键词：煤炭行业；行为主体；契约关系
中图分类号：F416-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2-0017-06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思路
对导致煤炭行业频频发生的安全事故原因，企业界及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给予了不同的解释。但由于矿难涉及到利益主体行为的复杂性以及事故原因表现的多样性，这种分析大多局限于简单的原因列举，缺少有效的理论支持，不利于探寻导致矿难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当事人行为的基本权衡依据——契约束本文“契约束”是指行为人选择行为的约束，涉及范围比较宽泛，既包括资源禀赋的约束，也包括个人思维方式与理性预期的约束。不同的当事人会有不同的契约束，当事人的交易行为受到这种契约束的影响，不同的契约束会产生不同的交易行为。契约束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不过，它是依附于交易而存在的，离开了交易，契约束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所以说，它是产生不同交易行为的权衡依据，是以建立交易契约关系、让渡权利和分配收益为目的的。
首先，我们建立目前煤炭行业中行为主体之间形成的契约链条关系图，如图1所示：
为了便于分析问题，我们需要对现实中的这种复杂的契约链条关系进行适当的抽象和简化。当前我国的煤炭企业主要包括四类：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地方国有煤炭企业、乡镇集体煤炭企业和私营煤炭企业。从契约关系的角度，本着契约关系相似的归为一类的原则，我们可以把上述四种煤炭企业类型抽象和简化为两类：国有煤炭企业和非国有煤炭企业。由于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相关的契约关系和地方国有煤炭企业相关的契约关系具有相似性，都具有国有企业的一般特征，煤炭企业矿主都是国家（统治者）通过科层制度委托代理实现的，都受政府（统治者）的直接影响，因而把二者统称为“国有煤炭企业”。由于乡镇集体企业相关的契约关系与私营煤炭企业相关的契约关系具有相似性，都是通过地方政府部门的审批而建立的，经营活动都直接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影响，因而把二者统称为“非国有煤炭企业”。国有煤炭企业与非国有煤炭企业的矿工发生的契约关系极为相似，按照现实中实际契约关系的特点，把两类矿工抽象为一类，即都是缺失交换权利的矿工。这种抽象和简化并不失其代表性，也不会影响企业相关契约关系的分析和最终结论。
基于以上对煤炭企业类型的抽象和简化，我们建立了简化的契约关系图，如图2所示：
在图2所示的契约链条中，主要涉及到五方当事人，即政府、国有煤炭企业矿主、地方政府官员、乡镇集体或私营煤炭企业矿主及矿工。其中，地方政府官员是指能对行业进行经济管制，具有经营审批权，与煤矿企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工商局、环保局、税务局、监管会、安检局等政府官员。这
五方当事人是煤炭行业运行的主体，他们基于本身面临契约束的权衡，选择自己的交易行为，形成了一定的契约关系。煤炭行业的一切发展和存在的一切问题都与这种契约关系有关。通过利用契约理论的研究方法，对煤炭行业中的契约关系进行梳理分析，我们认为，当前煤炭行业中存在三类不和谐的契约关系：国有煤炭企业的不对等契约关系、非国有煤炭企业的不正当契约关系和煤炭工人交换权利缺失的契约关系。在图2中的代码①、②和③分别代表煤炭行业契约链中的三类不和谐的契约关系：①代表国有煤炭企业不对等的契约关系，②代表非国有煤炭企业不正当的契约关系，③代表煤炭工人交换权利缺失的契约关系。
二、国有煤炭企业不对等的契约关系
煤炭资源具有公有产权的性质，它是通过国有产权实现的，行使国有产权的主体在逻辑上只能是抽象意义上的统治者——国家政府。公有产权或国有产权的特别规定性，决定了产权委托人的团体性质。它通过委托代理关系，把国有资产委托给指定的代理人经营，形成了国有煤炭行业。这里的委托人是一种集团委托，而且集团委托人（抽象统治者代表——政府）与代理人（国有煤炭企业矿主）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上下级关系，也就是说集团委托下的代理关系具有潜在的强制性，这就决定了委托方具有完全的谈判控制权。国有煤炭企业主不仅具有行政编制，而且还具有经营煤炭企业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于是，国有煤炭企业就出现了二级集团委托，具有异质性人力资本的代理人多任务的代理模式。利用标准契约原则去审视，从契约关系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这种代理模式归结为双向的不对等契约关系，即传统的不对等契约关系和反向的不对等契约关系。
1-传统的不对等契约关系及其形成原因
这里之所以称其为“传统的不对等契约关系”，是因为这种契约关系存在着传统的行政干预和行政强制。它不同于克莱因笔下的“不公平契约”按照克莱茵的观点，契约中表现出来的明文条款通常是针对和限制弱小一方的，由此造成了契约中形式上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形成了所谓的不公平契约。这种不公平契约也是由缔约各方的谈判地位、自身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不对等造成的。在契约中弱小的一方似乎更多地受到限制，因此，显示出一种不公平性。这是一种表面的不公平，市场机制把契约的不公平转化成了履约的公平性。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不公平契约导致了违约惩罚的公平性。它的存在有利于防止欺诈，减少履约成本，但区别在于不公平契约是在平等自愿的条件下达成的，而不存在契约以外的强制。，因为国有煤炭企业中存在着契约以外的强制。综合起来，这种传统的不对等契约关系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产权制度上的高度侵权与人力资本的“锁定效应”
国有企业与经典企业在契约安排上存在明显的差别。经典企业的契约关系是一种市场化的平等交易关系，表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有进入和退出自由、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使用方向和途径由各自所有者自主决定、人力资本的报酬由双方交易决定等方面。而国有企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契约关系是一种非交易和不对等的长期契约关系，这种关系由物质资本实行了单边的规制，从产权角度来讲，是一种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高度侵权行为，是物质资本所有者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产权侵害。公有经济中任何劳动者的流动与受益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国有企业及其企业家人力资本处于服从和被支配地位，政府部门和官员不仅对企业和人力资本有公开的指挥和支配权，还有隐性的指挥和支配权。国有企业里的人力资本受到政治体制结构的影响，使得人力资本的产权是残缺的：它不能直接排他性地获得自己所创造的剩余；不能自由地处置自己的人力资本；不能自由地进入或退出或改变人力资产的使用方式和方向，即产生了人力资本的“锁定效应”。因此，在完全物质资本所有权与基本的人力资本所有权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情况下，政府作为委托人自然能完全控制与代理人的合约谈判。
按照Haddock模型，只要满足交易成本为正（表明现实经济世界）、存在纵向的阶梯结构（表明政府拥有比企业更为优越的谈判地位）和处于这种阶梯结构中的不同经济主体有着不同的目标函数、不同的偏好甚至不同的意识形态（表明政府拥有不同于企业的产权利益）等条件，不管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是否发生，处于阶梯上一级的政府都会侵害企业的私人产权，从而产生了不对等的、失衡的产权结构。在国有煤炭企业里，煤炭资源是国家垄断，政府在事前、事中、事后的契约谈判中具有的天然权威谈判优势，以及企业矿主人力资本对于物质资本具有的依附性，都会引发政府侵害企业私人产权的问题，导致产权结构失衡，进而形成传统的不对等的契约关系。
（2）国有煤炭企业资产投资的高度专用性
国有煤炭行业中的厂房、机械设备等投资，都是由国家出资，在国有企业中都以专用性投资存在。根据专用性投资理论，对于这些专用性投资，为了防止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保证投资收益，国家获得租金收益最大化，政府就会寻求方法来保护这些专用性投资，这样，政府自然就会利用本身的国家机器的性质，利用暴力机构和行政命令，来实现对国家专用性投资的控制。传统的不对等契约关系，也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专用性投资而产生的。
（3）历史上“赶超战略”遗留下来的行为“惯性”
在经济领域有竞争就有垄断，垄断者有可能剥夺非垄断者的部分甚至大部分产权，使垄断者的权利集或权力空间远大于非垄断者，从而使垄断者获利。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使落后的经济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中国政府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投资周期长、收效慢、利润低，在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资本稀缺的条件下，无法采用市场机制和交易性契约关系实现资源向重工业优先配置，国家必须采用非市场机制和非交易性契约关系，压低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的价格，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和赶超战略的实现。传统不对等契约正是应国家这一目标的要求而产生的。煤炭行业也正是因为响应了国家这种“赶超战略”，导致煤炭价格扭曲，至今影响着煤炭行业的改革与发展。
2-反向的不对等契约关系及其形成原因
反向不对等契约关系是指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反向作用，是由人力资本特点所决定的谈判主动性及其事实上对企业控制权的作用而形成的不对等契约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家精神的“关闭”、企业经营者的努力程度的随意性、企业经营者必须完成政府每项任务的边际成本的不可观察性、企业经营者对每项任务的精力和时间边际投入及其比例的不可观察性。
（1）企业家精神的“关闭”或经营者人力资本利用不足导致的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产生
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当于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或“俱乐部产品”，归国家或全体公民所有，每个公民对任何一家国有企业的产权事实上不具有任何有价值的控制权和几乎为零的所有权，国有企业收益的剩余索取权属于它所隶属的由行政权力分配的部门或组织。因此，国有企业事实上的控制权必然要交付给代理人（国有企业经营者），或最终委托给代理人的代理人。基于此，人们意识到，对控制权的控制就无异于对所有权的控制。但问题是，由此衍生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分配严重不对称：经理人没有任何法律契约承认的所有权，但却拥有事实上的对所有权接近全部的控制权。高度集中的国有企业意味着经理人和员工只是作为要素生产者参与分配，在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或实施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内部人控制的企业的最优博弈策略就是隐藏企业利润或提高工资和福利成本来侵蚀剩余索取权。可见，全资或高度控股国有企业的治理不外乎是一厢情愿的成本高昂的商业活动。即便不计算成本且能够实现事无巨细的控制权监督，其内部人的最优博弈策略也就会是减少努力程度以及人为地关闭经理人的企业家精神，从而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
（2）多任务代理人的任务间“套利”行为
国有企业代理人的效用函数自变量是多元的，不仅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而且也有追求非货币收入的动力。在存在着自然风险和监督难度很大的情况下，代理人会根据自己的风险态度，权衡各个任务之间的成本关系，权衡自己面临的“契约束”，做出套利行为，从而使得委托人的激励机制处于被动。
三、非国有煤炭企业不正当契约关系
非国有煤炭企业包括乡镇集体煤炭企业和私营煤炭企业，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要通过地方政府的审批获得采矿权和经营权，其安全生产投入受到当地政府的管理和监督，也就是说，当地政府是矿业安全管理和监督的直接实施者，特定的政府组织成员往往担当政府监督者角色。政府官员和企业矿主作为行为主体，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函数和偏好，都在努力追求各自效用的最大化。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契约束，并凭借着各自的契约束进行博弈。这种博弈有二种方式：一是通过讨价还价签订的正式（非人情式）契约；二是通过各种关系或能力形成的非正式（人情式）契约。第一种方式是合法的，也受到法律的保护。而第二种方式则可区分为二种情况：一种是对企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正当的关系网络资本，另一种就是不正当的契约关系。这种不正当契约关系，在煤炭行业里显得异常的突出，造成的后果也异常的严重。
1-不正当契约关系的含义
不正当契约关系是指通过非正当手段建立起来的不合法的契约关系。实际上就是指非法的官商关系即官商勾结、寻租腐败行为。
2-不正当契约关系形成的原因
在煤炭行业中官商之间的不正当契约关系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原因是：
首先，地方政府官员凭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采矿权、经营审批权，凭借着对经营资格、安全生产投入的监督和管理权，实现个人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目标。在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条件下，存在着政府官员“主动创租”现象，即政府选择私营或集体煤炭企业矿主的标准，并不是考虑矿主是否具备足够的“企业家精神”、是否具有抵御风险、控制风险的市场竞争力，而主要看寻租集体或个人是否能够很好地理解政府官员“主动创租”的意图，看寻租集体或个人向官员“进贡”的满意度及对官员的忠诚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意经营煤炭企业的集体或个人，为了获得经营权和采矿权，会采取各种方式贿赂掌握各种许可证的官员，有时候还能获得很多特殊的优惠条件，以较为合算的价格或条件与政府签订正式契约。由于这些贿赂行为的利益回报相当丰厚，使得很多集体或个人产生了竞争性的寻租动机，使许可证的发放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从而导致这种寻租腐败行为逐步升级。这种寻租腐败行为造成的恶果是：在行贿受贿行为存在被发现可能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必然要承担政治风险。为了避免这种政治风险，政府官员就可能接受利益集团的要挟，致使契约双方的权力分配关系发生变化，即政府官员的相对权力下降，矿主的相对权力增加，政府官员由“主动创租”变成了“被动创租”，严重弱化了对煤矿企业不正当经营行为的监督和管理，这也是不正当契约关系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其次，私营或者乡镇集体煤炭企业为了保护正式契约后的专用性投资不受到行政权力或政策的威胁，需要进一步强化行贿行为，也进一步恶化了这种不正当契约关系。当煤炭企业获得采矿权和经营权后，就需要进行大量的专用性投资（开采矿藏场地的投资、固定资产机械设备的投资等），以便正常组织生产。而且，在现行煤炭行业管理体制下，各类许可证的发放部门，都可以不满足许可证要求或者以不响应国家能源战略政策为由，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强制企业停产整顿。基于此，私营或者集体企业矿主，为了保证其专用性投资的收益流不受行政力量和政策的影响，保障收益流的通畅，惟一的选择就是去寻求政治庇护，与政府官员形成利益联盟，在政府官员的保护伞下，实现企业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矿主与政府官员的联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如前所述，通过行贿使政府官员承担政治风险；二是通过以权力入股的“干股”或以名义资金投入的“官股”形式。这种形式是让管制部门的政府官员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拥有一定股权，使他们在事实上接受贿赂而不需要提供现金，从而使其成为企业的“内部人”，同时让官员们承担一部分项目风险，以降低他们在日后进行掠夺的动力。在企业不存在安全生产风险问题情况下，通过这种“干股”或“官股”的“捆绑”作用，将外在性内部化，会省去“再寻租”的成本，冲破政府管制部门设置的寻租障碍，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企业存在安全生产风险情况下，“干股”或“官股”所形成的官商勾结也为那些根本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本应该停产整顿的煤矿企业从事非法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制度激励。这种激励也使得多数煤矿企业在加强安全设备投入、改善工人作业条件方面态度消极。正是在“干股”或“官股”形式下，官员与矿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得到好处的政府官员实际上充当了一些矿主的保护伞，政府官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对存在重大隐患应该停产整顿的煤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甚至有些地方政府管不了煤矿企业主，从而导致安全事故频频发生。
最后，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扭曲人力资本”的锁定效应扭曲人力资本的锁定效应指由于长期的行贿受贿活动，使得人们认识到权力的含金量之大以及与政府官员搞好利益联盟的作用之大，忽视了人力资本积累，偏重于培养如何通过权力发财或如何提高非法“外交”的能力，形成了扭曲的人力资本。这种资本一旦形成，就有了相对固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将其应用到任何领域，都会着重强调形式主义和投机行为，忽略务实生产精神。，使得不正当契约关系在社会的每个领域、每个环节、每个层面都有体现，严重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处世观和价值观。这种“扭曲的人力资本”增加了政治性的管理型交易成本，会“挤出”生产成本的投入，即政治性的管理型交易成本部分代替了生产成本。
四、煤炭行业工人工作安全交换权利缺失的契约关系
1-矿工工作安全交换权利的概念与内涵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包括劳动力）转换成另一组商品。在转换中，它能够获得的各种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可以成为其拥有另一组商品的交换权利。所以，矿工工作安全的交换权力是指矿工在从业工作过程中，运用自己的劳动力换取货币收入和工作安全所有组合所构成的集合。如果一名矿工的权利交换中不包括足够的工作安全的组合，那么该矿工就面临着工作安全水平低下的现实。矿工交换自己劳动力以换取货币收入与工作安全时有不同种组合，如图3所示：
其中的一种组合为a量的货币收入与b量的工作安全，所以矿工在主观上有自己的选择，即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矿工可用自己的劳动力换取较多的货币收入和较低水平的工作安全，也可以换取较高水平的工作安全和较少的货币收入量的组合。同样，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雇主故意隐瞒工作的危险性及当前同行业的工资率等，雇主在主观上也有无数种选择。如果矿工工作安全交换权力完整，则雇主要么为矿工提供满意的工作安全水平，要么为减少工作安全水平而对矿工进行货币补偿。但是如果矿工工作安全的交换权力缺失，雇主就会尽可能地把等收入曲线向左移动，如从AB移至CD位置，直至矿工无法忍受为止。表面上看矿工的货币收入不变，而工作安全水平从b下降到c。因此，矿工的总收入水平（货币收入+工作安全）也呈下降态势。当前煤炭行业的矿难频发的最直接原因就是矿工工作安全交换权利的缺失。
2-形成缺失交换权利契约关系的原因
（1）矿工劳动力资本的同质性
从事煤炭开采的工人属于低素质人群，大部分是农民工或者是无任何专业技能的下岗工人。劳动力资本具有同质性，这种具有同质性的劳动力，在人力资本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优势，从而使得当其用这种劳动力资本交换其他权利（获得报酬权、安全生产权等）时，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2）对于处于低消费层次的矿工来讲，工作安全这种商品仍是奢侈品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高层次需求的实现是以低层次需求的实现为基础的。矿工的经济基础薄弱，生存要求强烈，需求往往处于最低层次。在矿工的生理需求还未得到完全满足的情况下，当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更多倾向于选择货币收入而忽视甚至放弃对安全的需求。即使有部分人意识到工作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由于争取工作安全需要支付很高的交易成本，甚至在谈判中可能失去工作，对这个具有同质性的弱势群体而言，支付高成本去消费工作安全这一奢侈品是难以得到广泛认同的。因而，我国目前煤炭行业劳动者具有的低素质、偏好于获得货币收入和没有能力关注自己工作安全等特殊性，使煤炭行业矿工的交换权利的缺失显得更为严重。
（3）当前同质性劳动力的市场供给过剩，且在短时期内这种供需状况不会有大的改变
截止到2005年初，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1-2亿，由于文化素质程度和技术水平低，这些农民工都构成潜在的矿工供给。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其他行业体力劳动岗位锐减，这也会增加潜在的矿工供给。这些大量增加的劳动力供给，使矿工市场长期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这也是为什么煤炭行业事故屡屡发生，但愿意从事矿工工作的劳动力并不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4）矿工缺乏“话语权”，无组织性
矿工的“话语权”也就是矿工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权力。单个矿工在买方市场中，谈判能力是极其有限的，甚至没有和矿主谈判的机会。矿主具有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仅凭借这两点，就可以完全剥夺只具有同质性劳动力资本、素质较低和缺乏组织性的矿工“话语权”，从而使其交换权利严重缺失。
（5）监督管理力度不够
由于政府官员与矿主之间的不正当契约关系，使得二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政府官员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充当了矿主的“话语权”支撑或保护伞，这就使得监督管理的力度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制定了很多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提高弱势群体合法收入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在执行中往往由于受到政府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以及矿主的利益“捆绑”而大打折扣，最终使矿工的交换权利得不到保护，合法权益受到肆无忌弹的损害。
五、小 结
通过对煤炭行业行为主体契约链中的各个环节契约关系的特点及产生原因的分析，我们从更深层次认识了煤炭行业中的契约关系脉络，即国有煤炭企业双向的不对等契约关系、非国有煤炭企业的不正当契约关系和煤炭工人交换权利缺失的契约关系，从而初步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契约关系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既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煤炭行业中现存的制度性问题的分析工具，也可以为今后迅速找到煤炭行业安全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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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体 篇4
一、审计市场的行为主体分析
审计市场的行为主体包括审计服务的供给者、需求者和监管者, 其中审计服务的需求者又可以分为最终需求者和代理需求者两类。我们在这里主要对审计服务的需求者和供给者进行分析。
1. 审计服务的需求者。与一般的商品、服务市场不同的是, 审计市场中的需求者包括两类:
(1) 最终需求者。最终需求者是指审计服务的最终使用者, 即真正需要根据审计结果判断被审计单位披露的信息的可靠程度的各利益相关者。审计服务是在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情况下, 为了满足资源提供者监督经营管理者履行受托经济责任情况的要求而产生的。资源提供者对经营管理者所提供的经营活动信息的可靠性存在质疑, 从而需要审计服务对此提供合理的保证。在现代经济生活中, 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及人们对审计服务的需求会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普遍。从一般意义上说, 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就是资本市场中现实或潜在的资金提供者 (包括投资者和债权人) 。
(2) 代理需求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当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众多、分布较广时, 他们单独提出审计服务需求是不现实的, 这就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其根本利益的机构代为提出审计服务需求。以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为例, 由于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众多、构成复杂, 并且分布极为分散, 因此通常由公司股东大会代为提出审计服务需求。为了将前面提到的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与这里的“代言人”区分开来, 笔者将这里的“代言人”称为“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
由此看来, 在由审计委托人、审计人、被审计人构成的现实审计关系中, 审计委托人 (即审计服务的购买者) 可能是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 也可能是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尽管从表面上看两者都存在对审计服务的正当需求, 但是事实上真正有动机和能力购买审计服务、创造审计需求的只是最终需求者, 代理需求者只不过充当了在市场中传递需求的角色。
2. 审计服务的供给者。
审计服务的供给者是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与一般商品、服务的供给者有所不同, 审计服务的供给者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 有关监管机构也对其执业行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约束。
在这种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取向就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注册会计师既是理性经济人, 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 又要承担保护公众利益的责任, 需要接受社会公众的道德评判。因此, 他们总是在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不断寻求平衡。要使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就要同时运用市场调节手段和道德熏陶手段对其加以引导。当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前一种手段形成的激励和约束是基础性的, 后一种手段形成的激励和约束则是一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二、审计市场行为主体的博弈关系分析
在审计市场的运行过程中, 除了审计服务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两类主体参与, 还需要有相关监管部门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干预, 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供给者、需求者和监管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竞争, 构成了多种相互交错、相互关联的博弈关系。
1. 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和代理需求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前已述及, 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和代理需求者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最终需求者希望代理需求者能够真正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 使自己的真实审计需求不偏不倚、及时地传递到审计市场中。这自然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什么是最终需求者的真实审计需求呢?如前所述, 在现实资本市场中, 审计服务对相关信息可靠性的保障程度越大, 就越有利于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本市场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有其内在必然性, 也就是说, 最终需求者的真实审计需求是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那么, 具体到处于特定制度背景下的我国, 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的真实审计需求是否也是如此呢?这就需要先认清谁是我国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
从总体上看, 我国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是社会公众。认清了这一点,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发生重大审计失败案件时, 反应最为激烈、最痛心疾首的总是社会公众了。作为资本市场委托代理链条上的终极委托人, 其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需要借助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来监督代理人的行为, 这一点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并无不同。换言之, 我国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同样希望代理需求者将其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准确地传递到审计市场中。
当然, 代理需求者是否能够和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最终需求者的意愿购买高质量审计服务, 取决于其与最终需求者在对审计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否具有和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利益一致性。在双方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博弈中, 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是购买何种质量水平 (“高”还是“低”) 的审计服务;而最终需求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则将针对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采取行动。从理论上讲, 最终需求者的策略选择是对代理需求者进行何种奖惩, 包括是否继续委托该代理需求者等。但遗憾的是, 最终需求者与代理需求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作为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方, 最终需求者显然处于信息劣势, 属于“不完全信息博弈方”, 再加上评价审计质量相当困难, 因此最终需求者想要准确获知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并非易事, 从而其针对代理需求者采取的制衡措施的有效性不强。
由此可见, 能否消除各种干扰审计市场正常运行的不利因素, 使最终需求者对审计服务的真实需求准确传递到市场中, 关键取决于代理需求者能否真正代表最终需求者的根本利益, 而这显然与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密切相关。
2. 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与监管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作为审计服务的现实购买方, 代理需求者从自身利益出发, 有可能忠实地表达最终需求者的真实意愿, 购买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也有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审计服务。审计市场中的监管者虽然不会针对代理需求者的需求倾向和购买特征做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 但是其会通过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代理需求者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 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适当的处罚。
因此, 在代理需求者与监管者形成的博弈关系中, 代理需求者的可选策略是违规或不违规。针对其不同的策略选择, 监管者则将有针对性地采取进一步行动。
我们可以看出, 能否有效地规范代理需求者的行为, 关键在于能否通过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代理需求者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约束。这显然与代理需求者的违规风险大小以及违规处罚力度密切相关。
3. 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在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与供给者形成的博弈关系中, 代理需求者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代理需求者的可选策略是购买何种质量水平 (“高”还是“低”) 的审计服务并支付多少审计费用。供给者则将针对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做出“接受”或“拒绝”的行为选择。值得注意的是, 相比之下, 代理需求者的行为特征对供给者的策略选择及其受益情况的影响是主要的, 而供给者的行为特征对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及其受益情况的影响是次要的, 这是由审计市场的需求导向型特征决定的。
不难看出, 鉴于审计服务的现实购买方即代理需求者能制约审计服务供给者的行为, 因此供给者的行为是否遵循审计市场的效率原则,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代理需求者的需求特征;而供给者对代理需求者的行为不具有约束作用, 因此代理需求者的行为是否遵循审计市场的效率原则不是供给者可以左右的。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对审计服务质量的评价相当困难, 因此审计服务的购买方在评价拟购买审计服务的质量时, 必须借助一些质量指示信号, 如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声誉等。而这些质量指示信号能否真实、客观地反映审计服务的质量, 直接关系到审计服务购买方的购买策略能否顺利实施。这就要求审计市场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保证审计质量显示机制的有效性。
4. 审计服务的供给者与监管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除了受制于审计市场的需求特征, 审计服务供给者的策略选择还要受监管者的监督。监管者虽然不会针对供给者具体提供何种质量水平的审计服务做出强制性规定, 但会通过制定一系列法规制度对其行为做出必要的限制, 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适当的处罚。因此, 在供给者与监管者形成的博弈关系中, 供给者的可选策略是违规或不违规, 而监管者则将针对供给者的不同策略选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由此可见, 能否有效地规范供给者的行为, 使其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不会扰乱市场秩序, 关键在于能否通过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其形成强大的威慑力。这显然与供给者的违规风险大小和违规处罚力度密切相关。
我们要使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得到应有的重视, 并有效地引导审计服务的供给者最大限度地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以满足资本市场对可靠会计信息的需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优质”会计师事务所才能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从而维护审计市场秩序, 最大限度地促进审计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
【注】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我国审计市场信息传递机制有效性研究” (项目编号:H07ZD0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审计市场的行为主体包括审计服务的供给者、需求者和监管者。本文对我国审计市场的行为主体及其博弈关系进行了分析, 以期为我国审计市场的良性运行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审计市场,博弈关系,供给者,需求者,监管者
参考文献
[1].樊纲.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房巧玲.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及其衡量观.财会月刊 (会计) , 2005;8
行为主体 篇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要求，特此将建设工程各个参建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进行公示，借以提高各方的质量意识，从而促进工程质量的提高。
建设单位是建设工程的重要责任主体。建设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不得明示或暗示设计单位或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质量。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勘察、设计单位是勘察设计质量的责任主体。勘察、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并对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工艺生产线等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设计单位应当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析，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发给其他单位的，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到形式，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
在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并准备齐全相关资料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向工程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工程参建各方如发现工程结构质量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或工程质量存在影响主要使用功能的严重问题，应在24小时内上报质量监督机构和有关部门。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行为初探 篇6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经济人
按照公共品理论，农村公共品是指为了满足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消费需求，由不同层级和性质的主体提供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各类物质或服务物品。谁为公共品出资，谁就成为了这种公共品的供给主体。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各级政府组织、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农民等类型，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职责范围和供给任务，共同构成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体系。
一、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行为特征
1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行为特征
根据社会契约论，政府是国家和公民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的产物。政府是国家政治共同体的代表，同时又是公众的代言人和公共利益的代表。
当中央政府直接提供农村公共品时，由于其远离农村和农民，并且政策往往具有“一刀切”的特性，因而供给效率并不高。此外中央政府作为宏观调控主体，既要考虑调动地方积极性，以保持经济的活力，又担心地方的投资冲动，是分权还是集权往往举棋不定。
而对地方政府来讲，GDP更多来自于城市和企业，所以地方政府如果要试图增加自身的收入，就必须以发展企业为主，这就决定了各地会把招商引资作为政府的首要工作。再从支出角度看，由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官员自身的利益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地方政府会在支出中重点安排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部分，也就是围绕经济建设来做预算，而大量有利于社会福利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项目，比如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就会被轻视。
根据财政分权理论规范的要求，乡镇政府的职能是提供乡镇范围内的公共品和服务。分税制改革直接导致了乡镇财政困难，严重制约了基层财政功能的发挥。就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作为最基层的乡镇政府在与上级政府的博弈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好的税种基本上已上收到中央及县市，留给乡镇一级的主要是散、碎、零的小税种，量少、征收困难、征收成本高。与此同时，乡镇政府却被要求承担与其财权不相称的大量事权，要提供大量本应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品。
2村级组织在公共品供给中的行为特征
不可否认的是，村级组织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方面村级组织提供了很多公共品项目。另一方面村级组织还在公共品和服务的提供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协调和管理作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农村内部的协调与管理；二是在协助地方政府工作，沟通政府与村民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在很多方面村集体并没有财物的投入，但是其沟通上下、协助管理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从总体上看，村级组织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有很多困难。村级组织的自身角色定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充当国家利益代理人，受乡镇政府委托，负责农村基层政务；另一方面又是农民利益的代理人，因而是处于国家与农民互动交汇点上的中介人。即使是村级组织有主动性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可用资金的有限性必然制约其作为。随着“后农业税时代”的来临，村级财政来源只能依靠上级政府拨款，基本上断绝了村级政权组织的隐性财政收入，村级组织提供公共品将更加举步维艰。
3农民在公共品供给中的行为特征
在农村公共品方面，农民们也总是希望以少的成本，享受较多的质优价廉的公共品。如果对公共品的成本进行分摊，农民们通常会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容易引起农民的不满，或者农民拒绝接受这样的公共品。这样的农村公共品在资金筹集上容易受到农民的抵触。在对公共品使用的过程中，农民们通常不愿意花费高额成本去消费公共品，而愿意支付较低的成本，最好是免费使用这些公共品。所以，如果公共品的使用收费过高，就会出现“搭便车”等问题。
二、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行为分析的启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省市(地)县级地方政府、乡镇基层政府和农民，其各自具有不同的目标取向，进而决定了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行为差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成熟的过程中，既不可能简单地依靠权力收放来解决问题，也不可能回归到集权的旧体制下，而是应该通过按照“激励相容、利益均衡”的原则寻求不同供给主体行为和利益的合作性。
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在“激励相容”方面，不仅可以增加地方政府参与中央政府建设新农村、供给农村公共品等决策的机会，而且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方式激励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行为。在“利益均衡”方面，中央政府应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向农村公共品极其短缺的地区予以一定程度的倾斜。
行为主体 篇7
所谓商业贿赂, 是指经营者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 为使自己在销售或购买商品或提供服务等业务活动中获得利益而采取的向交易相对人及其职员或其代理人提供或许诺提供某种利益, 从而实现交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行为中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我国刑法中没有“商业贿赂罪”这个罪名, 但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在商业活动中的贿赂行为, 刑法规定有“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对于公司、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规定有“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的规定, 经营者有商业贿赂行为的, 构成犯罪, 追究刑事责任;未构成犯罪的, 监督检查部门可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没收其违法所得。
二、建设领域商业贿赂形成原因及危害
建设领域的商业贿赂, 是指在市场交易活动中, 经营者为获取交易机会、追求经济利益而采取不正当手段收买决策方, 以达到排除其他竞争对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是由建设领域的特点决定的。
1. 建设领域工程项目的投资量大, 所以商业贿赂的数额较大。
如原南京市雨花台区城镇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张伟利用职务之便, 两年内索取贿赂款人民币324万元、美金2 500元。原南京市规划局河西处处长曹友楠利用职务之便, 三年索贿受贿共291万元。近年来, 南京市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可谓频频发生, 如何治理建设领域的商业贿赂, 成为南京市建设领域要面临的一道难题。
2. 建设领域工程项目的涉及面广, 商业贿赂的社会影响大。
一项工程, 从立项审批、规划选址、工程招投标、用工选择、材料设备选用、工程监理到竣工验收, 除了主管部门外, 还涉及财政、金融、计划、规划、设计、土地、环保、市容、人防、审计、市政、税务、公安等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部门单位, 甚至连街道也找出种种借口进行干预。可见, 工程建设涉及范围之广。其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卡壳”, 工程就难以进行下去。所以, 建设单位必须“遇庙要烧香, 见佛要磕头”, “只要关系通, 遇事可变通”。这里的“秘密”就是环环去“攻关”。“攻关”的对象就是环环掌握实权的机关工作人员。正因为建设领域工程项目的涉及面广, 所以一旦出现商业贿赂案件, 就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就是非建设领域涉及的建设项目出现了商业贿赂案件, 如高校基建处出了问题 (高校属于教育领域, 而基建处又属于建设领域) , 同样对社会影响很大。
3. 建设领域注重工程质量, 商业贿赂的后果严重。
众所周知, 工程质量是建筑企业的生命, 是在市场经济中的立身之本。建设领域特别注重工程质量, 有一整套工程质量的管理办法, 现场有一支监管队伍, 验收有一套检测标准。但是由于建材采购时, 有的材料采购人员接受了建材供应商的贿赂, 拿了价格回扣, 往往是有些建材物资以次充好, 双方得利, 造成工程质量低劣, 甚至成了“豆腐渣工程”, 后果极其严重, 不仅经济损失巨大, 还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对建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也很大。
三、建立有形建筑市场惩防体系, 从源头上治理商业贿赂
有形建筑市场,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改革大潮中应运而生, 它是国务院为了从源头治理腐败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五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在有形建筑市场建立教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是深化有形建筑市场改革的具体实践。有形建筑市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适应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 是建立建设领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重要的操作平台和载体, 也是反腐败的重要战场。经过几年的培育, 有形建筑市场对于预防建设领域的腐败现象, 促进建设领域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 经过近10年发展的有形建筑市场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落地生根, 如今已枝繁叶茂, 在促进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和建筑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有形建筑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内在要求与惩防体系的内在要求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一个健康的市场, 必然是一个“三公”原则充分得到体现的市场。有形建筑市场建设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不断实现“三公”的过程。从实践上看, 市场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性, 使市场在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通过建立惩防体系来保证“三公”的实现, 也是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二者的作用机制来看, 如果说市场是从“物”的角度建章立制来实现“三公”的话, 那么惩防体系则是从“人”的角度进行教育、管理来预防腐败。惩防体系要解决的问题更具有系统性, 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具有主动性, 这也正是有形建筑市场内在要求所期待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给有形建筑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广州有形建筑市场为例, 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工程交易量逐年大幅度增长。以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为例, 2003年全年完成招标交易总额509亿元, 2004年建设工程的交易量已达到632亿元。二是超大项目增多。仅新机场、地铁、大学城这三大项目招标交易金额就达208亿元。特别是围绕举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而进行的一系列大型工程建设项目, 成为当时有形建筑市场交易的主角。三是招标范围越来越广。已由土建施工, 扩展到各类设备、管线安装, 还有网络、材料以及相关的服务项目等, 这客观上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也增大了监控和预防市场腐败的难度。四是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加入WTO后, 建筑市场的门槛不断降低, 地区间建设队伍流动增大, 有形建筑市场“僧多粥少”的局面, 使得市场竞争的程度日趋激烈。这四个特点说明, 有形建筑市场发展迅速, 竞争激烈, 承受的压力和风险也是巨大的。这种压力和风险, 是对市场运行机制的考验, 也是对市场发展过程中预防机制的考验。这些压力和风险不是有形建筑市场本身能够独立应对的, 必须通过建立对市场运行过程中各种腐败因素和大力治理商业贿赂的有效制约和预防机制, 通过对市场主体之间、市场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制约调节来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建立惩防体系, 是有形建筑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构建惩防体系, 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主体行为
为了切实构建有形建筑市场惩防体系, 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主体行为, 就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 整体性原则。
一个系统最重要的性质是它的整体性。有形建筑市场惩防体系作为一个整体, 应该由四个系统组成, 即一个指挥协调顺畅有力的组织领导系统, 一个防范、约束、惩治、自律机制健全的制度系统, 一个制度规范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运行平台系统, 一个能够对市场运行实施有效监控的监督系统。
2. 惩防并举原则。
惩治和预防, 是反腐倡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要达成预防的有效性, 不仅依赖于教育、制度、监督的落实, 而且依赖于惩治的严厉。只有严厉的惩治, 才能有震撼力地警示世人, 震慑潜在的违法违规者。要紧紧抓住教育、制度、监督三个关键环节, 通过加强教育, 使参与市场的主体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通过完善制度, 使市场运行机制及权力制约机制更加科学;通过强化监督, 使腐败行为得以揭露、曝光, 在此基础上, 通过严厉惩处, 使腐败行为受到打击, 从而实现净化市场的目的。
3. 责任分解原则。
落实一个系统的责任, 没有科学的责任分解是不可能实现的。有形建筑市场惩防体系的建立, 涉及政府管理、市场服务、纪检监察以及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所有制企业等多个部门, 涉及方方面面的机制制度建设, 必须通过责任分解的方式, 使责任对象更加明确具体, 使责任更加便于落实。这也是近年来纪检监察部门在解决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上所取得的一条成功经验。
4. 相互制衡原则。
作为一个惩防体系来说, 它在体现一种相互协助以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合力的同时, 也应该体现一种相互制衡关系, 这种制衡所表现出的就是一种相互监督和相互促进。惩防体系围绕市场运行而作用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上一个环节的监督和促进, 没有这种监督和促进, 惩防体系就可能出现脱节, 失去其应有的效力。
5. 制度与技术预防结合原则。
制度具有一定的静态特征, 但市场是动态变化的。在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腐败行为日趋智能化的情况下, 制度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 甚至某些制度呈现出滞后性。在信息技术得到广泛运用的今天, 技术防腐的作用日显重要。工程交易计算机管理和专家计算机自动语音通知等系统的运用都说明, 技术防腐大有作为。只有把制度预防和技术预防紧密结合起来, 使两者的动态和静态特征相互补充, 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效能。
6. 开放创新原则。
行为主体 篇8
农地整治是人类对土地利用混乱、不合理现象进行整治、改造的过程, 也是重新配置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过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及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要求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地整治的投入, 进一步发挥农地整治综合效能和作用。截至2011年, 国土资源系统为反哺农村, 每年筹集资金近千亿元开展农地整治工作, 补充耕地不低于同期建设占用、灾害损毁和农业结构调整损失的耕地、林地、牧草地等其他农用地。“十一五”期间, 经过整治的耕地生产成本平均降低5%~15%, 产量比过去增加10%~20%, 全国提高粮食产能80多亿㎏。然而, 农地整治是一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资金占用量大的项目, 需要巨额资金支撑。目前我国农地整治的资金来源通常包括三个部分:国家、企业和个人, 特别是在农地整治中国家投资占主要份额, 大约为98%, 只有非常少的资金来源于企业或者个人。总体而言, 我国农地整治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 融资机制需要加强创新。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目前我国农地整治在资金筹措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渠道单一、结构失衡;二是投入资金规模小、效益低。主要是利益相关主体由于在自然环境、投资体制、财政体制因素等不完全信息条件约束下由于目标函数不同存在投资动态博弈行为。
基于此, 本文运用古诺—纳什均衡博弈理论, 在不完全市场信息的条件下采用动静结合法对我国农地整治投资机制及各利益相关主体投资动机进行系统分析, 诠释主体间农地整治项目投资从总体上不能达到最优的深层次原因, 并据此提出构建完善的项目投资机制思路, 对于减少投资的效率损失及寻求新的农地整治资金供应渠道, 力争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推动农地整治产业长足发展, 加快农地整治事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两级城府下的农村土地整治投资博弈
2.1 博弈产生的原因
对于两级政府而言, 在某一时刻t1, 其投资都存在两种选择, 即或者投资农业, 概率为P, 或者投资非农产业, 其概率为1-P。由于项目在不断安排, 地方政府也可以反复决策, 因此, 在下一时刻t2, 地方政府又有两种选择:农业和非农业……, 如此循环, 最终形成了多种选择策略博弈模型。假设W0、W1分别表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农地整治投资标准化效用函数;C0、C1分别表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农村土地整治投资额度;G0、G1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量;α、γ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农村土地整治投资推脱给对方以后获得的收入量占各自总支出的比例;β、θ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被迫接受对方推给自己的投资责任而被迫增加的支出占各自总支出量的比例;ε、ω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农地整治财政投资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时付出信息运行成本占各自支出总量的比例。假定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在保证自己财政农业支出需要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那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偏好可以用一个定义在财政农业支出的效应函数来表示,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要面临的社会总效用函数模型为:
这表明,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效用取决于各自推脱出去的投资支出、被迫接受对方推脱过来的农业投资责任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的产生的费用成本三者之间的对比关系, 如果前者大于后两者之和, 则社会总效用会递增, 反之则会递减。中央与地方在农地整治项目投资的相互博弈过程, 其实就是两者在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费用的同时, 将不同属性的农业投资和地区受益方面难以判断的对投资职责相互推脱给对方的过程。最终结果是在中央财政对农业项目投资比例逐渐减少的情况下, 尽可能多的将投资责任推脱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考虑到本地区的财政投资最优化, 在没有硬性条件约束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当然不愿意将过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周期长、效益低、自然和市场存在双重风险的农业方面。
3 政府和农户的农村土地整治投资博弈
3.1 农户投资行为分析
从市场角度看, 农户在很大程度也是农业投资的主体, 1990年以来,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普遍实行后, 农村集体经济职能迅速弱化, 直接导致农村集体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逐渐下降。2004年农村集体投资比例仅为16.25%, 而个人投资比例下降到4.75%。影响农户对农地整治投资的倾向, 归结起来一般受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第一, 农户收入水平及结构。高收入水平的农户在一定的资本积累之后会逐渐脱离农业, 不愿意再往比较收益水平低的农业进行投资;第二, 土地经营规模。理论上认为土地规模越大农户越趋向于增加资本投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偏大或偏小都将造成投资的不经济性;第三, 非农就业程度。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时, 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和规模都会减小;第四, 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影响农户的资本或劳动投资倾向。从投资效应上讲, 政府投资的目标收益函数是在减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使财政投资效应最大化, 而农户则是使个人收益最大化。
3.2 政府和农户的投资博弈
对于农业生产, 其也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其生产函数基本形式:
假设式中Y是总产值, Y的总产值受到K、L的影响, A (t) 是农业综合技术水平, L是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劳动力数, K是投入的资本, 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 Β是产出的弹性系数, μ随机干扰向, 且μ≤1。并假设政府或农户投资非农产业也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基本形式。从这个模型看出, 决定农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 (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根据这一生产函数, 假设农户投资的收益函数为Yf=f1 (k1, L1) +f2 (k2, L2) , 其中f1 (k1, L1) 表示农户投资收入, 假定农户对项目的投资为Kf, 而f2 (k2, L2) 则表示农户非农产业投资收入;政府的收益也是有两部分组成, 即投资农业收益f1和投资非农产业收入f2, 并将政府的收益函数表示为Yg=f (f1, f2) , 同时假定政府的农业投资为Kg。
从理论来讲, 农户或政府将资金投资于农业对对方都有利, 农户投资减轻了政府财政支农负担, 从而使政府能够将财政资金更多的投资于非农产业增加效益。只有政府和农户相互增加农业投资, 才能使收益函数最大, 一方增加而另一方不增加则会导致收益降低, 当两者都不增加农业投资时收益函数接近于零或收益不存在。故政府和农户之间农业生产投资最终有四个博弈结果 (见表1) :
由于博弈双方只要存在一方的边际投资收益率小于0或等于0, 都会存在一方投资而另一方不投资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博弈的最优解便不会存在, 并且导致投资的另一方也会逐渐减少对农业生产的投资, 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纳什均衡解 (0, 0) , 即政府和农户在农业生产投资收益的最终结果都没有收益或者收益为0, 从而使双方在没有硬性条件约束的状态下都不会主动的增加农业生产投资。这和两级政府下的农业生产投资博弈结果一样, 正是由于这样的博弈结果才导致了目前农业持续向前发展的陷阱。
4 结论与建议
4.1 完善政府职能是农村土地整治项目顺利实施的关键
农村土地资源实质上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 公共物品“外部性”的存在, 使土地资源利用最优决策水平偏离了社会最优决策水平, 这就要求政府对人们的土地利用活动发挥主导作用, 明确政府在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实施中的供给范围和职责, 特别是完善项目运营的资金管理制度, 加大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环境保护及防护林建设的力度。对一些关乎农户利益的重点领域、关键问题需要重点解决, 以实现社会范围内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4.2 从政府和农户的农业生产投资博弈结果看, 博弈的最终均衡并非是一种理想的均衡
政府在投资行为上应该采取一些激励措施, 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农村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农业产业结构现状, 激励农户主动的增加对农村土地整治投资, 提高积累和投资水平, 制定有利于农业及农村发展、向农业倾斜的财税和信贷、金融等相关政策, 完善以市场为基础, 政府财政投资为主体, 农户积极参与投资以及信贷投资等多元化投资体制, 从而实现投资博弈的帕累托改进。
4.3 积极建立完善的农户参与决策体系是农村土地整治项目顺利实施的根本保障
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关系到千家万户, 关系到农户的利益重新分配问题等, 加强农户项目的决策参与度显得尤为重要, 项目决策参与体系的完善需要贯穿于农户生产的整个过程, 需要合理规范农村基层组织、农村企业和农户三者之间的信息协调。同时积极整合农村土地整治资金, 加强对其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 尤其是要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安排, 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防止项目重复投资或投资过于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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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体 篇9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个人投资者数量远远大于机构投资者数量，而且从交易量以及换手率来看，个人投资设明显大于机构投资者。从西方证券市场发达的一些国家来看，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导致这种不合理现象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个人投资者在投资行为上存在着诸多的认知偏差。
二、我国个人投资者的认知偏差
（一）政策依赖性强
我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处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处于对经济稳定性的考虑，国家对证券市场的干预力度较大，证券市场的波动受国家政策影响比较大，很大程度影响着投资者进行股市投资的意愿以及股市交易的频繁性。比如，在利好的政策颁布时，证券市场上的资金极具上涨，交易频率明显上升。而当抑制经济的政策颁布时，却会让市场上的资金快速的退回，交易量收缩。
（二）心理偏差
我国的个人投资者在做决策时，往往轻视公司会计报表等基本面的的信息，总是过分依赖自己打听的“小道消息”，影响到对市场未来前景的理性认识。一方面依靠小道消息，部分投资者会会取得暂时的成功，使这部分投资者存在着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会使这部分投资者对未来做出较为乐观的判断。
（三）赌徒和一夜暴富心理
我国目前在财富占有度上两级分化比较严重，很大一部分投资者希望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而忘了自己抵御风险的能力。个人投资者大多不是为了资产的保值增值，而把投资股市当成了一个发财致富的途径。只有不断震荡的股市才能满足他们这种一夜暴富的心理。
（四）恐俱心理
我国股市中有很大一部分个体投资者属于低收入者，对于风险的抵御能力不强。当这部分个体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时，会有恐俱感，特别是在媒体或股评人士的一些鼓动或不适合自己投资策略的误导下，这种恐俱感容易导致投资者在非理性情况下做出错误的决策。
二、行为金融学的解释
行为金融学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金融学、经济学、决策学等学科理论基础上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市场主体主要是金融市场主体在市场行为中的心理特征，并以此分析投资者的心理对于其投资行为形成的影响。行为金融学将人类的一些心理学特征引入到资产定价理论中，通过对非理性心理的分析，通过对投资者行为心理决策的分析，行为金融学成功地解释了资产价格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小公司现象等一些标准金融学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中国个体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违背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但可以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找到答案。下面通过三种常见行为来看一下中国投资者非理性的程度，并尝试从中找到行为金融学的解释。
（一）交易过于频繁
我国证券市场换手率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在我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的时候，规模小，市场主体以散户为主，进入股市的目的以投机为主，可以解释为什么股票的换手率高。在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步入了机构投资者时代，但是依然存在着交易过度频繁的现象。对这种现象，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行为金融学却从投资者过度自信的角度，对市场上存在的这种交易过度频繁的现象进行了解释。
（二）处置效应
处置效应是指一般情况下，投资者更愿意不出售或延迟出售已经亏损的股票，而倾向于较早的卖掉已经盈利的股票。
例如，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开放式基金非理性赎回便是基金市场的“处置效应”的体现。当基金价值上升的时候，基金份额的赎回压力便越大。而当基金价值下降的时候，赎回的价值反而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金的优汰劣胜。成长性好的基金不断被淘汰，而前景不好的却留在市场上。
（三）羊群效应
金融市场中的羊群效应，是指个体投资者不考虑自己实际情况，盲目的跟随其他人的决策或者所谓专家和媒体的建议。比如说，某个投资者自身很容易受到多数人行为的影响，看到其他的大多数投资者都在买入或卖入某一支股票，非理性地跟随其他投资者买入，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和获得正确信息。在2007年的牛市中，投资者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加大投资，由于羊群心理，也加大投资力度，增加持有股票的数量，将大盘进一步推向高位，这是典型的买方羊群行为的体现。在2008～2009年的熊市里，大部分投资者发现周围的人在抛售股票，担心自己持有的股票价格也会大幅下挫，则采取同样的策略，大幅抛售股票，这种卖方的羊群行为反过来使得许多股票价格同时下降，进一步将大盘砸向低谷。
三、从行为金融学角度来看对证券市场的建议
行为金融学理论的特点在于阐明了其投资行为与市场理性预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投资者都是不理性的人。如何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并且将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值得广大研究者、投资者以及政府监管机构思考的。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无为而治”的传统观点必须丢弃，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监管措施帮助投资者恢复理性，从而稳定市场，达到政府监管的目标。
（一）加大信息披露违规的惩罚力度，完善我国信息披露制度
一方面，要加强内部消息流出和内幕交易的惩罚力度，增加违规者的违规成本，维护信息披露制度的秩序和权威。
另一方面，信息是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是投资者制定买卖计划的根本，及时、充分，真实的信息披露将增加市场的运行效率，提高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完善股票市场交易的制度
证券市场应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政府应该正确定位自己在证券市场的角色，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很多的制度性缺陷，弥补纠正这些缺陷离不开政府的干预。政府应该从制度、法律方面健全、规范证券市场，而不是过多地干预股价的涨跌，造成股票市场价格的大幅涨跌。
（三）加大投资者教育的力度
通过加大对投资者的教育可以增强投资者识别风险的意识，能够在思想上上克服认知偏差，起到减少过度交易、处置效应、羊群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的作用。
（四）对入市的门槛要求提高
政府应该提高股市的进入门槛，采取措施限制或者禁止那些对风险抵抗能力差的个人进入股市。例如，政府应该禁止位于某个收入水平线以下的人进入股市。如果难以鉴定透着者的收入水平，另一种方法是间接增加上述人员的交易成本，从而限制上述人员进入股市的意向，而且增加交易成本还可以限制中小投资者过度交易。比如说，可以对小额交易征收更高的交易印花税，或者鼓励对小额交易设立较高的佣金率。
摘要：最近十年,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 个人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体现在人数和交易量上, 然而个人投资者在投资行为上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 导致投资行为常常呈现非理性的倾向, 进而在影响并加剧了证券市场的震荡, 本文通过分析投资者的这种认知偏差, 并通过列举三种常见的非理性行为以及该行为相对应的金融异常现象来解释中国个人投资者非理性的倾向, 并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 给出了一些监管方面的意见以及建议。
关键词：个体投资者,非理性行为,行为金融学,监管建议
参考文献
[1]钟绍峰.浅析行为金融学与我国证券市场[J].沿海企业与科技, 2006 (03) :125-126.
行为主体 篇10
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行为主体的界定
企业内部控制是指企业为实现经营目标, 保障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确保信息真实、完整、可靠, 提高企业经营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制定与实施的相关政策与程序的过程。该理论在国外的发展经历了内部牵制、内部会计控制与内部管理控制、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内部控制风险框架五个阶段。而在我国, 内部控制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目前虽取得一定的成果, 但尚未形成非常完整与系统的研究成果, 在理论框架、形成机制、内部控制目标内容、行为主体等诸多方面与国外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尤其是内部控制行为主体方面的差异尤为突出。
内部控制行为主体是内部控制活动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 决定内部控制的性质、内容、方向和成果。国外对内部控制行为主体的界定分为三个层次, 即董事会、管理层、企业的每位员工。这种对行为主体的界定, 使得企业内部控制活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链条上的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身的职能对内部控制负责。而我国对内部控制行为主体的界定比较模糊, 加之许多企业改制后, 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的效能未能真正发挥, 内部控制责任主体不明确, 给其实施带来障碍。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和成果, 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行为主体应进行明确的界定, 明确各级行为主体的职责, 从源头与本质上解决当前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认识不足、观念落后、素质较低的现象。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行为主体可界定为:在企业实施内部控制活动中具有主动支配与影响作用的人。根据我国企业实际, 可分为三个层次, 即领导层、管理层、执行层。领导层是指企业的领导、董事会成员, 管理层主要是负责具体事务安排的人, 执行层就是普通员工, 负责内部控制各项措施、制度的认真贯彻、执行。
二、行为主体因素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失效的根本性原因
自我国学者和理论界对企业内部控制问题进行研究以来, 内部控制失效问题很受关注。经过对相关文献分析发现, 诸多对企业内部控制失效问题的原因分析研究中, 大多数人都认为人的因素, 即行为主体因素是内部控制失效的首要原因, 也是根本性原因。虽然不同的学者对行为主体因素分析采用不同的表述, 但本质却大同小异。各种表述包括:企业管理层对企业发展与内部控制不够关心, 部分会计人员素质不高;对内部控制认识不足, 岗位设置缺乏牵制性;管理层对内部控制重视不足, 人员素质相对较低;企业领导对内部控制的认识不足, 对经营者缺乏激励;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存在片面性, 行为主体素质较低;内部控制的观念落后等。
从上述研究来看, 关于内部控制行为主体因素主要集中在观念落后、认识不足、素质较低三个方面。具体表现在一些企业“人治”色彩较浓, 领导对经营活动、财务活动管理的随意性较强, 根据需要随时变更内部控制程序与过程, 而未认识到内部控制不仅是企业查错防弊和提供可靠会计信息的手段, 还是企业内部权力制衡、企业自我约束与评价的有效手段。尤其在财务方面, 造成只要领导签字, 企业就得报销, 就得支出的现象。领导者往往认为对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方面没必要进行投入, 这种观念导致企业长远发展受到影响, 风险规避能力差。管理层人员对制定的内部控制等相关政策缺乏认识, 未将其真正与企业的发展、存亡联系起来, 缺乏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学习与宣传, 认识具有片面性, 没有将内部控制制度与企业的文化建设、其他制度的协调联系起来。普通员工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甚了解, 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认为内部控制是领导层与管理层的事情, 和自己工作关系不大, 只要自己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 从心态上只是被动接受内部控制活动的计划与安排。这种缺乏大局意识、系统意识、反馈意识的行为严重影响内部控制的执行效果, 加之一些会计人员业务素质较低, 对会计信息和数据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导致企业内部控制在基层人员中形同虚设。因此, 我国企业要使内部控制发挥实效, 就必须先解决人的问题, 即先解决行为主体的问题, 从源头与根本上解决阻碍内部控制活动顺利开展的不利因素。
三、从行为主体角度防范企业内部控制失效的对策
其一, 从认识入手, 做到观念先行。认识与观念都是行动的先导。没有充分的认识与突破陈规的观念, 行动很难有突破与创新。我国企业在内部控制方面要从认识入手, 不管是领导层、管理层还是执行层, 要把企业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与企业的经营活动、风险管理, 甚至企业的存亡联系起来, 要充分认识到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必能促进企业规范发展, 对内部控制方面的投入是企业长期行为的一部分。同时, 也要认识到内部控制是企业内部权力相互牵制、保护企业资产安全与完整、防止企业人员欺诈与作弊行为的重要途径。领导层与管理层要把内部控制活动与企业的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廉政建设、作风建设等结合起来, 突破陈规, 用现代管理思想来指导企业的各项实践活动, 同时还应教育执行层的员工认识到内部控制是提高企业效能的行为, 要主动关注。
其二, 明确职责, 保证执行通畅。企业的内部控制行为主体是领导层、管理层与执行层员工, 那么就需要各层次人员根据自身的岗位特点, 明确在内部控制中的职责, 这是内部控制有效实施的关键。领导者的领导行为是一种影响力,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领导者的个人品质、行为方式、领导方式对内部控制有效实施有着重要影响。所以, 企业的领导者首先要明确自身在内部控制中的领导行为, 明确自身是内部控制的宏观决策者, 负责对管理层制定相关规章与政策;管理层人员要把握自身的特殊性, 既是对领导层的出谋划策者与政策执行者, 也是对整个内部控制活动的具体策划者, 对执行层的普通员工执行内部控制的具体组织者;执行层员工是内部控制的具体实施者和执行者, 有责任对内部控制执行中的问题及时进行反馈。所有人员都对内部控制的实施负有责任, 每一个人都要从自身角度维护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
其三, 加强沟通, 确保及时修正。沟通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控制员工的行为。企业领导者要通过沟通与管理层进行交流, 加强对员工的研究, 关心员工的心理需求, 培养员工的企业归宿感, 减少和员工之间的隔阂, 使所有员工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同时, 应加强员工的主动性教育, 培养员工主动工作、主动沟通、主动反映问题、主动解决问题的优良品质, 员工对企业的责任感进一步增强。此外, 各级人员如果发现内部控制的缺陷, 都应及时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 以确保内部控制程序得到及时修正。
其四, 不断学习, 切实提高素质。领导层与管理层人员要不断加强对管理知识的学习, 增强自身业务知识的系统性, 全面、动态地看待内部控制对企业的作用。各级人员尤其要加强对会计、财务等业务知识的学习。此外, 应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 使其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保证财务工作的质量。同时, 内部控制的开展必须培养与吸纳掌握现代企业管理和内部控制知识及技能的人才。对企业内已从事内部控制工作的人员, 要进行内部控制管理方面的培训与再教育, 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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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体 篇11
关键词:农业;水资源保护;主体行为
中图分类号:F323.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0)02-0040-05
一、农业水资源保护的主体结构与作为
(一)主体结构
从所有者角度分析,2002年修订的新《水法》第三条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池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可见,农业水资源所有者分为国家和集体两种。
从使用者角度分析,有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有各级地方政府,有各种农业企业,也有农户等。
从管理者角度分析,《水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工作。”可见,农业水资源管理者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各级管理部门。
可见,农业水资源保护主体结构是复杂的。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在农业水资源利用与管理中最为重要、最为积极的力量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集体和农户。由于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是由农户组成,按1998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农民利益的代表。因此,本文把农业水资源保护的主体结构分为三个主要层次,即宏观主体-中央政府、中观主体-地方政府、微观主体-农户。
(二)主体作为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在保护农业水资源中都具有重要的作为,他们的作为不可或缺,但由于他们的主体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职能不同,因此,他们的作为方式也不一样。
1.宏观主体-中央政府的作为。中央机关掌握核心权力,其政令具有强制性,作用是全国性的。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引导方式等对农业水资源保护都有直接影响,同时政府确立的经济发展模式、行政行为又间接影响下级政府和农户。因此,中央政府行为在保护农业水资源中处于主导地位。
中央政府的作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农业水资源保护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第二,为保护农业水资源提供援助与补贴;第三,农业水资源管理的体制与机制创建;第四,农业水资源利用的监督与检查;第五,农业水利工程建设投入。第六,激励农业水资源保护技术创新。
2.中观主体—地方政府的作为。根据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各级地方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在地方的执行机关,负责组织和管理本地区的行政事务。
地方政府的作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负责对行政区内农业水资源的管理和监督工作;第二,负责本行政区内农业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工作;第三,领导行政区内灌溉、排涝、水土保持工作;第四,组织行政区内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第五,编制行政区内农业水资源利用规划;第六,进行农业水资源保护和水利建设动员和投入。
3.微观主体-农户的作为。本文所指的农户是以婚姻、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完全或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家庭。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突破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以农户为单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农户成为我国农业生产最基本、最直接的单元,也是农业水资源利用的微观主体。
因为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因此农户是农业水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农户的作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使用节水设备与技术,集约利用农业水资源;第二,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第三,参与农业水资源管理;第四,保护农业水资源环境;第五,进行水土保持。
二、农业水资源保护主体的利益取向与行为逻辑
(一)利益取向的差别分析
“利益导向是一定的功利原则和价值标准在人的利益活动中的具体化,它指导利益主体按照历史必然性要求采取最有价值的行为方向与行为路线,规范和引导人们在利益追求中趋利避害。”[1]因此,为了更好地对保护农业水资源主体的激励,首先应分析其主体行为利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都是利益主体,他们保护农业水资源的动力,就来源于其主体利益的实现。研究农业水资源保护问题,主体利益及其实现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是可持续发展之源,也是不可持续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所在。离开了主体利益分析,可能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
1.中央政府的利益取向。中央政府的利益取向就是国家利益,它不但要考虑区域、农村、农户的利益,也要考虑全国、城市、全体人民的利益,不仅考虑经济的发展,而且要考虑到社会的稳定,中央政府是从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综合国力提高的全局的战略高度,去对待农业水资源问题,因此,中央政府保护农业水资源的利益取向是全局的。
2.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有其自身的特点:(1)权限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是执行中央政府的职能,完成中央政府的部署;另一方面享有领导地方的权利,以实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为基本内容。(2)利益取向的双重性,即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必须体现国家的整体利益要求,但同时,地方政府又要在以大局为重的前提下去争取地区利益的实现。地方政府的上述特点导致地方政府在利益取向是双重性的,既有以全局利益为取向的,又有以地方利益为取向的,这就使地方政府在保护农业水资源的行动上与中央政府可能一致,也可能出现分歧。
3.农户的利益取向。农户从事一定的经济活动要有一定的利益动机,缺乏动力机制的推动,农户对外部信号就不会或不愿作出反应。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农村经济的传统格局,农户作为农村中的基本生产单位,已经确立了农户在经济上的独立权和自主权。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发展,农户存在着尽可能增加自身利益的愿望和动机,其行为目标是效用最大化。每一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都有自己的责利观,作为微观农业投入主体的农户,其保护农业水资源的责利观显著不同于作为宏观的中央政府或中观的地方政府,对农户而言,保护农业水资源是维持生计和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因此,农户在保护农业水资源上的利益取向是个体的。
(二)行为逻辑的差别
农业水资源保护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奥尔森式的集体行动,但集体行动有时存在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因此,必须对保护农业水资源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
1.中央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在保护农业水资源上有成本也有收益。成本方面一般可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中央政府采取保护农业水资源的行动,如实施农田水利工程、进行农业水资源规划、农业水资源治理、实行水资源用途管制、制定农业水资源保护法规条例、执行农业水资源保护政策等直接支付的费用;间接成本主要是指实行农业水资源保护政策影响其他产业发展,制约某些产业发展速度,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等。中央政府在保护农业水资源方面的收益,也可分成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直接收益包括因保护农业水资源促进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增长,使粮食产量增加和食物安全;间接收益包括生态环境改善、食物安全保障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促进作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府支持率上升、社会安定。
在保护农业水资源方面的得与失面前中央政府如何决策?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l/4。农业水资源关系到农业生产基础的稳定,保护农业水资源直接关系到食物安全,食物安全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如果不保护好农业水资源,中国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就无法得到保证。因此,从理性出发,保护农业水资源是中央政府所遵循的行为逻辑,有很强的意愿。
2.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是一个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的集合体。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中央赋予了地方以相对独立的经济管理自主权,于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逐渐凸出,其隐性的经济人特性走势趋强。其中最为显著的事实是,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担当了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任,其掌握的经济决策权和可支配的资源也得到了相应的拓展。因此,在转轨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强化了地方政府经济人特性,造成了地方政府在利益上与中央博弈的可能。[2]
地方政府在保护农业水资源上同样有成本与收益的问题,成本方面既包括地方政府执行国家政策、采取农业水资源保护、兴修水利工程等行动所花费的直接成本,也包括地方政府因为保护农业水资源而限制某些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后者构成地方政府的间接成本;地方政府的收益包括生态环境改善,也包括因执行国家政策所带来的政治安全和荣誉收益,当然,执行国家政策而免受的惩罚也可列入收益之内。地方政府要博得上级政府的赏识与当地群众的拥护,在其行为的选择上必然衡量“政绩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地方政府保护农业水资源的行为取决于比较利益,对其需要进行激励与约束。
3.农户的行为逻辑。农户的特征可以用理性的经济人来概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过去人们所指责的传统农业中小农愚昧落后,经济行为缺乏理性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幼稚的文化差别论。他进而指出在考虑成本、利润及各种风险时,农民都是很会盘算的生意人。也就是说,农民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图的生产机会和资源的人。
农户作为“理性人”,他们的行为选择是由比较收益最大化决定的。农户在保护农业水资源方面的直接成本有:农田水利投入、节水保水措施、劳动力投入等;间接成本有:因为保护农业水资源的经济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影响农户其他方面的投入而减少的收入;直接收益有: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劳动力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间接收益有:由于改善水资源条件使农产品品质提高而带来的收益、水环境改善的生态效益。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会在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中进行收益比较,如果比较收益低,会将资金和劳动力由农田水利投入转向其他领域,只有在比较收益合理状态,农户才能采取保护农业水资源的行为。[3]
三、农业水资源保护主体间博弈分析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在水资源保护上,中央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政策的制订者、组织者和资金提供者,其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社会福利、公共产品供给最大化),约束条件是财政负担能力;地方政府以上级对其政绩的评价达到最优和从中央政府最大限度地取得资金为基本施政方向。[4]
中央政府在财力一定的情况下,不可能对农业水资源领域进行全额投资,而且,中央政府认为,在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后,地方政府在区域性的水资源保护上有更多的投资责任。然而,地方政府在投资权限扩大的情况下,有理由根据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这一目标函数进行投资选择,由于农业水资源投入周期长、比较利益低,因此,在地方政府的投资优先序中,也就排在了后面。现实的情况是:中央政府制定政策以调动政府政府的积极性,但地方政府往往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以“软化”中央政府的政策。这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准则是:中央政府希望在中央投入一定的情况下,通过政策激励地方政府对水资源保护投入更多;地方政府则希望中央财政投入有更多的投入,而地方政府投入的少些。
中央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往往是寄希望于政策的制定与监督。然而,由于农业水资源保护委托-代理链过长、代理层级多、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处于博弈的优势,在实际工作中地方政府往往夸大本地区农业水资源保护的需求,争取中央的投入,同时夸大地方政府的投入,争取业绩,这两方面逐级上报,逐级“加水”,使中央政府得到的信息极不对称。有些地方政府的农业水资源保护投入,是为了得到上级政府的投入而进行的“配套”,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有“智猪博弈”的特征。
(二)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
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府(尤其乡镇政府)在农业上的直接收入减少,增加了保护水资源投资的负担。有些地方政府近几年极力推崇农业水利设施与工程“市场化”解决方案,通过承包、拍卖、股份改革,实施谁用水谁付费,目的是弥补地方政府投入的不足,把本应地方政府承担的投入转嫁给了农业用水者(主要是农户)。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看也是这样,农户的用水成本普遍增加,实质上存在地方政府与农户博弈。
农户为了能争取到地方政府的投入,在博弈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保持短缺或部分短缺的策略,作为向地方政府要价的理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农户自己兴修水利而满足需要,则地方政府不会另外投资。如果农业所需要的水资源不能满足,则地方政府可能会有投资。因此,等靠是农户与地方政府博弈中的策略。因此,地方政府与农民都想让对方多投入,而自己少投入,这是他们的博弈原则。
(三)农户与农户的博弈
有很多人在分析农户与农户的关系时利用囚徒困境博弈,推导出“公地悲剧”的结论。笔者认为在保护农业水资源上农户可能“拥挤性使用”,也可能形成合作,即可能出现负和博弈或零和博弈,也能出现正和博弈,关键在于组织状况。
1.无组织状态:负和博弈(零和博弈)。如果没有政府组织或农民合作组织(自我组织)的出面协调,没有规章制度,农户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可能会出现负和博弈或零和博弈。[5]因为农业水资源使用很难排他或排他的成本非常高,由于存在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差异,农民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的选择就是理性之举了。在无组织无政府的情况下,农户在保护水资源上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负和博弈,即人人都不保护,而是拥挤性使用,最后水资源短缺,人人都受损失;二是零和博弈,即保护者得不到补偿,搭便车者不付费,造成不公平。正是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阻碍了农民在保护农业水资源上的劳动和资金投入。
2.有组织状态:正和博弈。在政府或农户合作组织(自我组织)的组织安排下,农户可以在水资源的保护上达成共识、进行合作。[5]因为:第一,在农村社会中人口流动少,范围小,农民的生活局限于村庄,在村庄生产、生活和实现人生的价值,农民对村庄的预期长远,宗族组织和村庄舆论的力量强大,可以有效地边缘化不合作者,使他们在日后的生活中产生信任危机,因此不合作者很少;第二,水资源使用者的数量集中、分布相对固定,农民居住在某一特定区域,人口规模变动不大,他们之间也彼此熟悉,水资源的使用者的人数和范围边界一般都能被清晰的界定;第三,每一个农户的策略行为及其结果都是可以被长期相互观察的。农户是否遵循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也都是明确的。第四,农户使用水资源是年复一年的,是重复博弈,对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也比较清楚,会产生信息链接和共享,改变个体农民双方的策略行为,变不合作为合作,逐渐认识到合作则双赢,不合作则亏损,使农民个体产生反思和合作理性思维,认知合作博弈的重要性。因此,有组织状态农户的使用策略更接近于长期合作动态博弈,是“讨价还价”的形式,而不是像“囚徒困境”那样的非合作静态博弈。
四、农业水资源保护主体行为的激励
如何把庇古为代表的政府管理理论与以科斯为代表的市场理论结合起来解决水资源保护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问题,是研究中的重要问题。[6]因为农业水资源具有外部性和非排他性,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与管理,但农业水资源保护设施与工程建设与使用中又存在“政府失灵”,也需要市场机制的引导,因此,对农业水资源保护主体的激励需要行政与市场功能的整合与相辅相成的应用。
(一)行政激励
行政激励是指用法规、制度、政策的手段提高农业水资源保护主体的积极性。因为中央政府制定的法规、政策与执行力有积极的引导与约束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在农业水资源保护主体激励中应发挥主导地位,实施行政激励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制度,明确责任,加强监督。明确界定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在农业水资源保护中的权利和责任、指标与任务,以政策的力量提高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制度形式保证它们能够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第二,完善政绩考评体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水资源保护上的博弈很大程度源于政绩考评体系的不合理,通过建立任期目标责任,激励地方政府。第三,建立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统一政策,中央政府投资全国性的农业水资源保护工程,地方政府投资地方性的工程,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范围,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能力一致。第四,改进农业水资源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农业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管理体制。第五,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水资源保护投入机制,引导民间资本和企业资本投资,强化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采取不同的融资模式,把水利产业资金、社会资本和BOT等模式相结合,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
(二)市场激励
目前应推进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农业水权,建立农业水权市场。应推行农业水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建立水权市场,激励节水与保水的积极性。第二,农业水资源保护工程的市场化投资。推行农业水利工程产权改革,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通过股份制促进农户与政府的合作,形成多元投资局面。第三,形成合理的农业水价机制。由于我国长期农业水价没有体现资源价值属性,没有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考虑到我国农产品生产成本问题,应推行差别农业水价,在合理用水范围内实行低价制,而超量用水则实行高价制。
参考文献:
[1] 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3.
[2] 赵全军.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利益关系分析[J].行政论坛,2002(3):2-6.
[3] 高明.论自然资源集约利用与经济技术政策[J].生态经济,2006(2):33-37.
[4] 黄守宏.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基础地位[J].经济研究,1994(1):24-30.
[5]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3.
[6] S.POPKINOPKIN.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am[M].Berkeley,1979:39.
The Subject in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Agriculture and Analysis of the Logic of Its Behavior
GAO Ming1,2
(1.School of Public & Management,Fuzhou University,Fuzhou ,Fujian 350002;
2.School of Public Affair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By the high difficulty of delimita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of the water resources in agriculture and most of the water resources in agriculture belong to public resources in the bond, its trait is non-exclusiveness and expense competitiveness,it may be easy to engender crowded in use.Therefore,the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ust be collective cooperation.However,because of the variety of the subject protection,the different status and the goals,and the costs are not the same with the benefits in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so they cause the complexity constituting in the main acts motive and the logic. The thesis analyses the benefit orientation and behavior of logic respectively in the three aspects as the subject of macroeconomic-central government,meso-subject-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microcosmic subject-farmer.It also put forward some incentive measures to protect water resources in the light of China’s reality.
行为主体 篇12
一、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形成机制
(一) 企业规模扩大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剧烈, 各大企业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开始采取相应措施扩大自身规模, 并开拓自身市场发展空间。此现象的发生, 导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一方面, 企业为了扩展自身发展空间, 开始优化企业内部管理, 提高企业产品生产效率, 并加强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 为企业本身发展赢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另一方面,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其产品的生产环节也会随之变得更为复杂。因此, 其对企业生产工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若企业员工专业技术达不到企业发展的需求, 那么在企业产品生产中问题的出现将危及到企业生产的整个工作流程, 对其生产造成较大影响的同时, 也会相应影响到企业经济效益。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企业规模的扩大不仅扩大了企业发展空间, 为企业赢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其也促进了经济法主体放大效应的出现[1]。
(二) 生产链形成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其在发展过程中根据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制定了相应的生产链。由于企业生产链涉及到企业各个不同的产品生产环节, 因此若在产品生产过程中, 企业中的生产链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故障, 那么问题的产生不仅会影响到产品生产质量。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危及到各个产品生产企业经济法主体, 造成企业经济效益的降低。另外,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促使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必须与其他企业协作完成。例如, 美国某波音飞机生产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 就与几十个国家合作完成了飞机零件的生产。此种生产方式下, 就促使企业间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生产链, 因而放大效应在经济主体法中逐渐凸显出来[2]。
(三) 连锁反应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企业开始将发展重点放在市场体制的完善中, 在对此其进行完善过程中, 经济要素之间就逐渐形成了连锁反应。即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 若某项经济要素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等出现了故障, 那么其他经济要素也会因此受到波及。例如, 在某一工程建设中, 若物资成本突然提升, 那么该工程的施工效率、成本投入量等都会受到影响, 这种现象的发生就是受到了连锁反应的影响。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必须提高对连锁反应现象的关注, 并在产品生产时充分考虑经济法主体的放大效应, 以便能为企业赢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对经济法的影响
(一) 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影响
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社会本位思想是经济法的基础理论, 但是在社会本位思想中其强调在社会生产中要公共利益的保护行为放在产品生产首位。但是, 随着经济法主体放大效应的出现, 公共利益与其他利益之间紧密相连, 因此, 可以看出经济法主体行为将严重影响到经济法本位思想;第二, 人们之间经济联系紧密性的加强, 导致人们之间的经济方面开始相互依赖。因此, 若人们之间的某一个人经济出现问题时, 将严重影响到其他相关人员经济的提升。
(二) 对经济法制度建设的影响
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产生也将对经济法制度的构建产生一定影响。例如, 在经济法制度内容的制定中, 为了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有利的安全保障, 要求企业生产产品过程中, 若产品的质量出现了问题, 那么企业必须及时对该产品进行召回, 从而将产品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由于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产生导致产品生产厂家经济关系变得日益密切, 因此, 产品质量问题的出现也导致其影响范围被相应的扩大。
三、结论
综上可知,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经济法主体行为逐渐凸显出放大效应, 该现象的发生, 导致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变得日益密切, 此现象的产生在加快了企业产品生产效率的同时, 也给企业经济效益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即若企业中一方在产品生产中出现故障, 那么其负面影响将危及到与其合作的各个企业经济效益。由此可以看出, 为了提高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发挥经济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积极作用, 解决负面影响。
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逐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深入, 经济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得更为密切。在此背景下, 我国市场经济为了与外资经济协调发展, 必须大力推广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机制。本文从经济主体行为放大效应形成机制的分析入手, 并详细阐述了经济主体行为放大效应对经济法的影响, 旨在其能稳固我国市场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关键词：经济法,放大效应,机制
参考文献
[1]王宇松.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形成机制及对经济法的影响[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23 (11) :11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