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偏好（精选6篇）
公共偏好 篇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就, 它调动了地方政府1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1,2]但是也导致地方政府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公共物品的供给。[3]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居民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愈加迫切,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型政府的定位越来越不合时宜。 显然,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地方政府现时定位的重大缺陷,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来推动地方政府实现转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中国地方政府转型之路依然艰辛。 这一点从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统计数据便可看出,2截至2009年, 经济事务支出在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已下降 为28.25%, 远远低于2006年的36.85%,但是与大部分经合组织 (OECD) 国家15%左右的比例对比,我国地方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支出仍显偏高。 从社会性支出比重的角度来看,中国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在2004—2009年的6年间有了显著的增加,由2005年的22.82%增加到了2009年的43.02%,但与绝大多数OECD国家动辄超过50% 的比例相比, 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性支出方面的比重依然偏低。
一般而言, 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都存在着财政支出偏好, 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 Oates和Schwab、Taylor、Keen和Marchand、Qian和Roland指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的系统性扭曲,出现政府支出结构无效率, 基础设施过度供给, 直接消费的公共物品则供给不足,造成地区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福利的净损失。[4,5,6,7]然而,这一观点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所确定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不同于西方国家。确切地说,是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不同于西方国家, 即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所关心的是居民的选票, 而我国官员则主要考虑通过政绩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进而获得晋升。 国内不少学者对此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 周飞舟从制度上分析了集权化的行政体制本身会内生出“锦标赛”机制。[8]周黎安、杨宝剑、姚洋等、徐现祥等、王贤彬等、陈钊等基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特征,提出了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他们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所面临的政治激励,认为这些官员间存在的以GDP增长率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是他们追求经济增长的主要政治动力,政府会因此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向经济发展,而非公共服务。[9,10,11,12,13,14,15,16]因此,在这种政治激励的指引下,地方政府必定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公共服务,导致政府支出结构出现扭曲。Li和Zhou、乔坤元利用相关数据证明了省级领导人的晋升概率随着其辖区的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增大, 即晋升锦标赛模式在中国确实存在。[17,18]张军等、方红生和张军、傅勇也都获得了地方政府偏好经济性支出而忽视社会性支出的经验证据。[19,20,3]
不可否认,政治晋升锦标赛对中国地方政府官员间的竞争机制做出了一个有益的探索,也获得了部分经验证据支持,但是该机制并不能全面地解释地方政府的偏好。 首先,锦标赛机制要求中央政府在评价地方政府的政绩方面有可供选择的能够准确度量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然而受考核指标的可操作性及可对比性的限制,中央政府在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时候只能将GDP增长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这就意味着在锦标赛机制下,除GDP外,其他支出责任都会被地方政府所忽视。 显然,这种观点过于绝对。 陶然等也对晋升锦标赛制度提出了批评, 认为地方领导人的选拔标准实际上是多元化的,而非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并且经济的考核会导致数据的扭曲。[21]其次,晋升锦标赛强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绩效的(GDP增长率除外)考核指标面临着量化难题,并没有进一步考虑中央政府的考核力度与指标量化程度之间的关系;显然,随着中央政府对某些指标考核力度的加大,会提高相关考核指标的准确度,即相关考核指标的方差会因考核力度的加大而降低,这也可能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相应的影响。
本文认为,诚然GDP增长率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良好指标, 使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一定会忽视公共服务。 其原因在 于虽然公 共服务方 面的考核 指标相对 于GDP增长率难以量化和测度 ,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加大对相关指标的考核力度,这些指标测量误差程度会降低,准确度会提升,从而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 因此,本文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在中央政府增加对某项公共支出的考核力度的情形下,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否会发生变化,是否还如锦标赛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继续忽视公共服务支出? 如果考核力度不同,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对地方政府支出偏好的影响又会怎样?鉴于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着转型的现实要求,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模型分析
事实上,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 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决定财政支出的自由度, 而政治集权深深影响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 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定位, 塑造了地方政府行为特征。 在这种分权契约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地方政府不再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而是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成为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代理人,承担发展经济和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等职能,中央政府则通过人事控制和绩效考核来影响地方政府。 Holmstrom和Milgrom认为,当代理人面对多项任务时,如果有的任务考核指标无法测度,那么代理人将会在这些任务上投入更少的努力,而将更多的努力投入到可以测度的任务上。[22]基于他们的研究,本文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在面临多任务时的模型,并考虑了中央政府考核力度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影响。
在Holmstrom和Milgrom的模型框架下, 本文假设地方政府面临着两种任务1和2。 地方政府的努力向量为e=e(e1,e2),e1、e2分别为两项任务上所做的努力;努力的期望收益分别为B1(e1)、B2(e2), 期望收益向量为B=B(e)=B(e1,e2); 努力的成本向量为C=C(e)=C(e1,e2),C1(e1)、C2(e2)分别为两种努力的成本,这意味着Cij=0,i≠j。 中央政府通过观测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向量y(y1,y2)=u(e1,e2)+ε 来决定地方党政主要官员是否获得晋升,其中,y1=u(e1)+ε1、 y2=u(e2)+ε2,ε1、ε2为随机冲击,它们服从正态随机分布,其均值为0,协方差矩阵为△。 再假定中央政府是风险中性的,地方政府是风险规避的,且其效用函数是不变风险规避效用函数。 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数为线性的条件下,其收益函数s(y)=α+β1y1+β2y2= α+βTy,地方政府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其中,α+βTy为地方政府的期望收益,ρ 为地方政府的绝对风险规避系数,1 /2ρβT△β 为风险成本。 通过对e1,e2求导,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条件:
中央政府的期望收益为:
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体收益最大化, 即中央政府是为了最大化社会总体的确定性等价收入:
max TCE=B(e1,e2)-1/2ρβT△β-C(e1,e2)(4) 由(2)式可得:
由(2)式可得:
式(5)决定了e是 β 的函数,即e=e(βT)。 对式 (5)求导得到:
为了简单起见,假设两种任务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则,
利用式(5)和式(6),并最大化委托人的目标函数式(4)可以得到,
其中
极端地,当有一项工作不可观测时,在该项工作上的激励程度将会趋于零,而可观测到的那项工作将会具有强激励。 即,假定 σ22→+∞,则:
进一步假设,中央政府在两项任务绩效上的考核努力为a1、a2,则 σ12、σ22分别为a1、a1的函数,且满足。 中央政府对不同任务的考核力度也会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强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
从本文的模型可以看出,在地方政府面临着多任务时,地方政府的选择行为不仅会受到任务指标可测性程度的影响,还会受到中央政府考核力度的影响。 首先,可测性程度高的指标会给地方政府带来强激励,进而导致地方政府把过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该项任务上去;相反,对于指标可测性程度较低的任务,其激励程度也较低,地方政府因此会降低在这上面的精力和资源投入。 其次,由(11)式可知,随着中央政府对某项任务的考核力度增大(a1增大),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该项任务上的激励强度会增强(β1也变大)。
三、实证分析
(一)提出假设
随着中央政府对公共服务重要性认识的加深, 中央政府加大了民生相关方面的重视力度和投入。 假设地方政府所承担的任务1是提供公共服务1, 任务2是提供公共服务2。 而不同的公共服务之间也存在着考核指标可测性问题,那么,那些中央政府加大考核力度的公共服务种类的指标的可测性就会相对增强(其指标的方差会大幅下降),从而会增加在该项目上的激励,地方政府也会相应地将比较多的财力和资源投入到这些项目上来。 即(11)式所示,随着中央政府加强任务1的指标考核的的力度(a1增大),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1的激励也会增强(β1也增大)。 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设如下:在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央地契约关系下,地方政府对于不同的公共服务的供给会有所差别。 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 对于中央加大考核力度的项目,地方政府会增加在其资源和财力上的投入力度,而对于那些考核力度不大的公共服务,则不具有相似的影响。
以上假设与晋升锦标赛相比, 锦标赛理论认为, 中央将GDP增长率作为考核指标是无奈之举, 因为其他指标由于可测性较差,无法作为政绩考核的有效依据。 不过,本文认为中央有许多指标可供考核,尤其是在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的今天,与民生相关的考核指标体系早已被纳入到了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之中, 尽管他们的考核难度较大, 但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操作性,这与中央的考核力度有关。
(二)指标选取与研究设计
1. 财政分权度的度量。 对财政分权进行度量是经济学领域内一个研究热点,众多的学者对财政分权给出了自己的度量。 比如,林毅夫和刘志强、张晏和龚六堂,乔宝云、徐永胜等。[1,2,23,24]其中,张晏和龚六堂以及徐永胜和乔宝云详细讨论了财政分权的度量方法,[2,23]张晏和龚六堂在考虑了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后提出了六种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 徐永胜和乔宝云则通过公理化推演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财政分权指标。 本文对财政分权的指标的选取主要是依据张晏和龚六堂的研究, 选取的指标主要是“省级人均财政支出与中央人均财政支出的比”和“省级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分别用“fd_average”和“fd_aggregate”来表示。 之所以选取这两个指标作为财政分权度的度量,首先是因为本文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而非财政收入;其次,只选取一个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并不能充分保证本文结论的可信度,因此,采用多个财政分权指标进行回归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及可信度。 数据来源主要是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2. 因变量的选取。 地方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障支出, 即前文所说的社会性支出。 其中,有关教育的度量指标是 “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用“expend_edu”来表示;有关医疗的度量指标是 “ 一般预算 支出中用 于医疗的 比重 ”, 用 “expend_med”来表示 ;有关社会保障的度量指标是 “ 一般预算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比重”,用“expend_sec”来表示。 经济发展、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数据主要来源与《中国统计年鉴》,而教育相关的数据则来源于《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表 (2007-2013)》。 由于国家在2007年对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有所调整,导致有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数据2007年前与2007年(含)后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因此,这三项的数据区间均为2007—2013年。 而经济发展的数据区间为2004—2013年。
3. 控制变量的选取。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选取地方人均GDP的对数来衡量,用“lngdp”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而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因素,故这里选取地方实 际利用外 资总额的 对数为衡 量指标 , 用 “lnfdi”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此外人口结构对教育、 医疗和社会保障也有重要影响,本文选取各地区的老年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用“old”来表示,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
此外,本文所有指标均剔除了西藏的数据。
(三)模型设计与实证结果
1. 模型设计。 本文主要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方法来对由第二部分引申出来的假设做实证检验。 F检验和Hausman检验分别拒绝了混合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选取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的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Expenditureit=αi+βitFDit+γitXit+εit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α、β、γ 表示常数项和相关的回归系数,ε 为随机扰动项。 Expenditure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地方政府的各项支出;FD为财政分权变量;X为控制变量。
2. 实证结果 。 本文利用stata12对社会性支出中不同的项目分别进行了最小二乘的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两个分权度量指标与教育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地方政府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两方面的投入比例。 对于医疗支出的回归显示,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强能够增加医疗支出,但其影响并不显著,而当以“地方一般预算支出/中央一般预算支出”作为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再次进行回归时发现,财政分权显著增加了医疗支出在一般预算支出中的比重,这一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基本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已经建立,中央从契约关系上加强了有关医疗项目的考核力度, 提高了医疗相关考核指标精确度,进而导致对地方政府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的激励强度有所加强,地方政府也因此加大了在医疗方面的支出。
注:统计数字在括号中,*p<0.1,**p<0.05,***p<0.01。
控制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的年龄结构对各项支出的影响均不显著;而作为衡量地区间竞争程度的地方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额的lnfdi对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却能够显著降低教育支出,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流入本地区是以牺牲教育支出为代价的,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地方政府将教育经费挪用至吸引外资方面,这也是造成教育支出达到GDP的4%的目标迟迟无法实现的原因之一。
四、结论
晋升锦标赛理论指出,GDP增长率之所以成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的主要指标甚至是唯一的指标,是因为没有其他指标能够更加准确地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 然而晋升锦标赛理论的这一论断并不完善。 本文的研究可以作为晋升锦标赛理论的一个补充,来对其面临的批评作出一个简单的回应。
本文以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为特点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契约关系为出发点,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之间存在 着一种委 托代理关 系 , 据此在Holmstrom和Milgrom的研究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说明了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在这种契约关系下,会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向那些相对能够准确度量和中央考核力度大的任务上,比如医疗。 在各项社会性支出中,也存在着结构性差异。 具体而言,财政分权对于教育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对于医疗支出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央从契约关系上加强了有关医疗项目的考核力度,提高了医疗相关考核指标精确度,进而导致对地方政府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的激励强度有所加强,地方政府也因此加大了在医疗方面的支出。
尽管本文研究的重点对象是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好,但由于省级以下政府与其上级政府也存在着相似的契约关系,因此本文的结论对于省级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好也会有很强的解释力。 当然,本文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 首先,本文的模型中没有考虑不同任务之间存在相关性; 其次,本文模型没有考虑不同任务存在互补或者替代关系时,会对激励的强度产生何种影响,从而如何塑造地方政府的行为。 这些不足之处也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
摘要：尽管晋升锦标赛理论在解释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好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也面临不少批评。作为对锦标赛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本文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契约关系为出发点,在Holmstrom和Milgrom(1991)的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说明地方政府在这种契约关系下,可能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向那些能够相对准确度量和中央考核力度大的任务上面去。这一趋势会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加而得到加强。
关键词：晋升锦标赛,财政分权,政治集权,财政支出偏好
性偏好障碍 篇2
而具有性偏好障碍的患者却大相径庭，其性欲十分离奇，性心理呈病态表现，他们的表现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他们对正常的性交并不感兴趣，而只青睐于离奇的性偏好。有些患者把性对象象征化，如把异性身体的某一部分或异性的衣物作为性爱对象，以这些目标替代了完整的异性个体，如恋物症，常以偷女性乳罩、内裤或剪女性发辫等为乐。然后在背地里对偷来的衣服产生性欲冲动，通过手淫以求性感的满足。还有些人把求偶行为目的化，比如把表达对异性爱慕之情的求偶行为作为发泄性欲的目的，如露阴症，他们喜欢躲在阴暗处或林间小路上，突然向走过的女孩或青年妇女暴露阴茎，不论对方不理睬、惊恐或叫骂，他们都会感到满足，而没有进一步的非礼举动，总是匆匆溜走。这种行为与流氓或其他性犯罪分子的区别在于，流氓会与受害者纠缠不清，往往有进一步的伤害女方的举动。
所以说性偏好障碍患者往往表现出种种其目的不是指向异性完整个体和正常性行为的替代的性满足方式，分别表现为性对象的异常和性行为方式的异常。他们的特点不在于异常的性行为和追求有多么古怪，即偏离常态有多远，而在于正常性行为的缺乏。患者从不谋求与异性发生肉体关系，这也是他们与真正的流氓行为和色狼的根本区别。因此，只要一个人存在正常的性行为要求和表现，不论他还有什么奇特的嗜好，就应认为他的性心理是正常的，就算不上变态性行为。而那些从不追求正常的性关系，把性对象象征化或把性行为目的化的人就属于性心理障碍中的性偏好障碍，或称性欲倒错。
性偏好障碍不是精神病，因为他们除了取得性满足的方式偏离正常外，其情感、理智、智能等其他方面均表现正常，只是性心理不正常而已，他们往往在特定情境下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现在，我们的社会已开始认识到这些人的异常性行为与性犯罪有所区别，他们虽然负有一定的行为责任，但他们是病人而非罪犯。
除了上述的恋物症和露阴症外，性偏好障碍还有以下几种表现类型：
异装症：从穿异性服装、模仿异性动作的过程中得到性满足。
窥淫症：爱偷看异性裸体或性交场面。
淫语症：专门以下流猥亵的语言辱骂女性，多通过电话进行。
摩擦症：又称挨擦症，在拥挤的场合时以生殖器在异性身体上摩擦，以求获得性的满足。
恋童症：成年男子对成年女性不感兴趣却只对未成熟儿童感兴趣，往往给孩子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
施虐症与受虐症：以肉体虐待取代正常的性行为，在摧残对方或体验痛楚中获得性的满足，这两种人往往结成伴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许多患者还交替充当这两种角色。施虐症的暴力程度和范围有很大差别，但往往已失去性的意味。施虐症患者可能在生活中遭受过挫折或欺凌，或遭受过异性的拒绝和侮辱，因而形成报复与反抗的心理，或系自卑感的过度补偿，以此反常行为作为性欲的发泄和表现男性的优越感；而受虐症则多见于女性，它可能是害怕遗弃的恐惧心理的变态表现，也可能是内疚或罪恶感的自责自罚的表现。
公共偏好 篇3
关键词：网络社交,交往行为,社会环境
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网络技术的发展应用,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日常生活领域,网络都时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与认知。网络的发展不仅促使了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而以网络社交软件为基础的网络社交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网络社交与社会性网络即SNS密切相关,SNS的产生和发展又与“六度分隔理论”密切相关,该理论由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创立。按照六度分隔理论,个体的社交圈会经由放大而成为大型网络。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瓦特教授开展了“小世界研究计划”,验证了“六度分隔”不仅在物理世界,而且在虚拟世界同样适用。后来有人根据这种理论,创立了面向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服务,进行网络社交拓展,这就是所谓的SNS网络。[1]网络社交的流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网络化社会生活空间,对当代人类的日常生活社交行为与思考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
一、文献综述
关于社交网络的研究是随着近几年互联网和网络社交软件的迅速普及发展而开始起步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研究的数量与质量。目前关于网络社交的研究关注重点在于网络环境下的社交行为与人际关系,尤以网络社交对现实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居多,而关于周围社会环境影响网络社交偏好水平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一)关于网络社交
网络社交是一种以文本、虚拟图像为主要交流符号,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信息沟通的交往方式。[3]网络社交的原理是前文所述的“六度分隔理论”,其本身具有三大基本特征:匿名性、失同步性、便捷性,其分别有利于减弱自我意识、更好地印象管理、保持互动双方的自我表露。[4]而网络社交偏好是一种个体差异的认知结构,是个体主观上的、相对于传统面对面社交的一种交流方式上的倾向性选择。相对于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人们会感到网络社交中人际关系更加安全、更加有效、更加自信。[5]
网络社交因其操作便捷、内容简洁、信息共享等特点,使得交往时空拓展、交往对象多样、交往内容丰富、交往行为直接、交往关系平等、交往意识自主,带领人们进入了即时、互动、高速的新时代,并打破了传统交往方式的种种约束,从而实现了跨空间和身份的交往,拓宽了人们交友的渠道,满足了个体的心理、情感需求。[6]根据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弱关系下的社会交往更有利于不同信息的交流,易于成为信息流动的主要渠道。[7]而网络社交兼具时空压缩性与延伸性、匿名性等特点,因此非常适合弱关系的建立与发展。[8]
(二)关于社会环境影响作用
人类个体具有社会性与群体性,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周围人的压力,并依据周边环境和人群行为而选择自身的行为,个体社会化过程总是会受到或需要接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且通过模仿学习、认知加工、角色扮演、主观认同等过程将其接受的东西内在化。[9]米德的“镜中我”理论指出,个体总是依据对他人行动与认知的推测而行动。[10]班杜拉认为,如果人们观察到周围人有特别举动,那么他们也会有此倾向,并且这种自学能力是与生俱来的。[11]个体社会化过程总是会受到或需要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进而可以推测,个体偏好受周围环境影响,个体的网络社交偏好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属团队的他人。[12]国内也有学者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周围社会环境与网络社交偏好的相关关系,并给出了较为精确的相关系数。宋姜通过提出假设到数据分析验证的方式,指出网络社交偏好受周围人群影响:个体周围人群网络社交普及程度越高,其就越有可能偏好于网络社交。[13]
相应地,社交网络技术的发展进步也影响着社交网络平台,从而影响着人们的网络,甚至是现实社交行为。随着网络社交工具的发展创新,网络使用的便利,碎片化的社交状态也随之明显,同时也引发了诸如现实交往淡化、社交焦虑症、高科技焦虑症等不良影响。[14]这也即是下文要提到的网络社交与现实人际交往的关系之一。
(三)关于网络社交偏好与现实人际交往
关于网络社交与现实人际交往之间有很多研究内容。比如在社交焦虑的研究上,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交有助于降低社交焦虑水平,即网络社交比现实社交存在更低的心理压力和社交焦虑水平。[4,15]但有学者通过社交焦虑量表式问卷调查的方式,证实了现实社交焦虑水平与网络社交时间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6],亦即说明,社交焦虑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随着网络社交的频繁而产生的。
不少研究者认为网络社交对现实人际关系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即所谓的“跷跷板”效应,二者一般无法兼顾。网络社交的发展容易造成人们对人际交往角色的错位和人格分裂,造成现实社交的心理障碍与网络社交依赖性[9,17],网络社交对象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也极易引发现实生活交往中的信任危机和道德失范。[6,18]关于网络社交依赖,有研究者认为其与网络社交使用者的主观认知相关,即对网络社交及其真实性认同度越高,依赖性也就越大[19],也有研究者对其进行严厉批判,认为网络依赖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是缺乏担当精神的表现。[20]
但也有学者指出,网络社交实际上是现实人际交往的一种补充,未必一定会产生上述所谓的“跷跷板效应”。有研究者发现,性格外向程度与网络社交偏好呈正相关关系[2],外向者总会在社交网络中保持最新状态并积极与他人保持联系,而性格封闭者相对于外向者而言,更倾向于减少网络社交的频率,会即使在网络上也难觅其影[17],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实人际与网络人际的高度重合性造成的,即网络社交是“强关系”与“弱关系”并存的世界,并且往往是熟人占据网络社交的主导地位。[21]也有研究者指出,网络社交对现实社交的影响性质因人而异,一些群体认为网络社交增加了其与周围特定人群的交往时间,增进了实际情感,而另一些群体则持相反观点。[22]而社交补偿理论认为,对于一些社交焦虑水平较高、不善现实交际的个体而言,网络社交为其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交流平台,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和解决手段,同时他们也更倾向于采用网络社交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20,23]
二、总结与评价
首先,目前关于网络社交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环境下的社交行为与人际关系,尤以网络社交对现实生活中大学生或青少年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居多,同时也有不少积极意义的研究,而关于非青少年网络社交人际关系和周围社会环境影响网络社交偏好水平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因此这方面是今后研究中需要特别侧重的,可以结合相关个体行为理论和环境作用理论加以研究。
其次,从综述中可以看出,目前研究者关于网络社交的研究主要定位于定量分析,即通过量表式问卷数据的SPSS或SAS数据分析,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及相关性水平,而质性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很少涉及。但实际操作中,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往往在信度和效度上均不如参与观察和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式,因为被调查者一般倾向于回避或虚报网络社交中的不良行为。由此今后在网络社交的质性研究方面可以做一些积极性探索。
再者,目前关于网络社交的研究主要是就事论事,仅仅将研究目光放在网络社交使用者之上,探讨网络社交对其使用者的影响,而关于网络社交通过其使用者来影响其周围个体的研究则几乎没有,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涉足的领域。
差生的风险偏好 篇4
那天有人抱怨,现在这世道,怎么好学生都成了雇员,差学生都成了老板!
大家分析,多数好学生成绩好,路子顺,大部分进了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梯队,可是差学生呢,进不了这些最稳妥的地方,自然要去跟别人一番厮杀,几个回合下来,就成了不怕风浪的大鱼,没有不敢闯的大海。你问问那些好学生,有几个是习水性的?
人在安全的状态下趋于保守,相反,在变数比较多的情况下更愿意一搏。不信?做一个实验:
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元,B是可能赢2000元也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大部分人选A,在面临获得时,我们往往小心翼翼,不愿意冒险。
还是两个选择,A是你肯定输1000元,B是可能输2000元也可能什么都不输。现在大部分人选择B,在面对损失时,我们却有风险偏好,成了冒险家。
这就是卡尼曼的“前景理论”告诉我们的道理。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买了一只股票,正在上涨,不少人急不可耐地想卖出,起码现在有赢利;但是,如果正在下跌,多数人愿意冒一下险,期待有一天会咸鱼翻生。这就是常说的“止赢容易,止损难”,也是股票被套牢的最大原因。
一旦上位必求安稳
还想起考试。时间充裕时,你会细致地算好每一道题,争取不出错;可是快到点时,你可能不会再想到什么对错,干脆蒙一个答案,反正有可能是对的,管他呢!
不久前遇见我的一个中学老师。十几年前教课那会儿,意气风发,什么都敢讲,什么都敢说,简直跟学生一条心,跟学校对着干。现在的他,好像戴了一个面具,什么话都挑不出毛病,却再也没有精彩可言。大家背后一嘀咕,原来几年前他升了教务主任,顿时释然。
其实道理都一样,安全状态容易让人放松,多考虑平稳;非常状态下却让人变得莽撞,多考虑代价。留心一下,你会发现,一无所有的时候,往往最率性最本真,当身上背负了资历和职务时,却变成了套子里的人。
一无所有时,跌倒的成本不大,无非是从头再来,但也有胜算的可能,那时你的眼光是盯着胜算那一面的;身家丰厚时,就算一个小失误,都可能让你损失惨重,这时你的眼光是盯着跌倒那一面的。
我们的内心就是这样指导着我们的行事。
我的那位老师,据说自从升了官,就再也不考虑教学之事,和他留在一个中学的同学说,现在老师的人生信条就是“安安生生走完下半生”。
一位我敬佩的官员,在小城市时意气风发,做过不少惊世骇俗的大事,到了另一个省的省会城市,反而没了动静,让喜欢他的人觉得挺失落的。
别让感觉骗了你
其实,风险也没那么可怕,敢于揭开风险外衣的人,会看到里面蕴藏的机遇。差生理论不正证明了这一点吗?还有,那些总是一帆风顺的,你看到有几个闯出一番事业的?那些家境无比优越的,你看到有多少能撑出一片天的?那些到了高位从此缴械投降的,你看到有几个能再创辉煌的?
很多事情,不是你跌不起跟头,而是你把自己想脆弱了。要知道,不出错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不过是个中庸之道罢了;偶尔出错也并不是什么要命的大事,相反可能会让你在人们心中显得更可爱,尤其是你成了公众人物之后。所谓的风险,不过是你内心设定的,所以,你把它夸大了,其实它可能几率很小;所谓的获得,其实也没你想的那么值得去巩固,其实它可能也很小。
基金持股偏好研究 篇5
我国证券基金投资业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步, 首先出现的是封闭式基金, 然后才出现了开放式基金。1998年3月27日, “基金开元”和“基金开泰”两只封闭式基金的发布, 拉开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序幕;2000年10月《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颁布;2001年9月, 我国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诞生, 标志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8月, 第一只以债券投资为主的开放式基金——南方宝元债券基金成立;2003年3月, 系列基金诞生, 随后的避险保本型基金和准货币型基金也都相继问世。随着ETF基金的出现, 国内投资市场对基金的关注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如何在证券市场成千上万的投资品种中挑选投资对象是所有投资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也是投资成败的关键。而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具有不同的投资偏好, 这种投资偏好必然反映在股票的某种属性上, 因此我们便可以从投资者所持有的股票特性来考察其投资偏好。因为封闭式基金不具备广泛的市场意义, 所以本文以中国开放式基金为重点研究对象, 主要分析开放式基金在投资方面的偏好。通过整理相关文献, 找出与基金持股有关的因素, 然后通过回归的方法验证这些因素在基金持股过程中是否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中本文主要研究的因素包括:单个股票的月度市场风险溢价、市盈率、市净率、股票总市值、每股净资产以及上市时间长度 (以月为单位) 。开放式基金持股票好的研究, 一方面有利于找出现有开放式基金持股是否存在着规律性, 其操作分割上是否具备一致性;从而为单个投资人或者券商提供一个相关参考依据。另一方面, 有利于对基金持股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作出一个公平的判断;验证基金的投资是否遵循了市场的规律。
2 数据来源与参数说明
现有文献关于基金持股偏好多集中于对开放式基金的研究。其主要研究因素主要集中于对上市公司的毛利率、每股经营性现金流和换手率。并且尤其倾向于持有毛利率、每股经营性现金流和换手率都相对较高的上市公司。
有关文献资料认为, 偏股型基金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同质性。从回归结果看, 在实际运作中无论是成长型基金、价值型基金还是混合型基金, 都重点考察了流通盘和每股收益两个指标, 并且都偏好大流通盘和高每股收益的股票。反映出目前我国尽管基金名称林林总总, 招募说明书中声称投资风格各异, 但实际上操作风格、持股偏好都非常相似。其次开放式基金更注重股票的流动性。开放式基金随时面临赎回的压力, 因此必然更加关注股票的流动性风险。最后, 从操作风格上看, 开放式基金更趋谨慎。开放式基金注重对上市公司质地的考察, 重点关注了毛利率和经营性现金流。从财务角度看, 毛利率体现了公司产品的深加工程度, 反映了公司对产品售价下降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承受能力;而每股经营性现金流则体现了公司每股收益的“含金量”。对这两个指标的重视, 反映出开放式基金在选择股票时更注重对基本面的研究, 并且倾向于选择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相对较小的上市公司。
本文选取2002年一季度到2005年四季度的所有开放式基金重仓股作为文章的研究立足点。重仓股数据主要来自于和讯基金网站所公布的每季度各基金公报。选取其中所报道的持股数目前10位股票作为重仓股。然后按季度对这个重仓股进行汇总, 并将其所占流通市值的比例作为因变量。通过研究发现, 所有重仓股汇总后, 所占其流通市值的比例大约为2%-5%, 符合重仓股的要求。单个股票的月度市场风险溢价数据, 来自于对市场月回报率数据和单个股票月回报率数据的回归得到。市场月回报率数据主要通过对每月上证指数的回报率来求得。上证指数数据来源于大智慧股票行情软件。月回报率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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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月度市场回报率作为自变量, 以月度股票回报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相应的回归系数就是单个股票的月度市场风险溢价。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Ri=α+βRm+ε
其中, Ri为月度股票i的回报率, Rm为月度市场回报率, β为单个股票的月度
贝塔值。除此之外, 关于2002年一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所有重仓股的每股收益率、
市净率、股票总市值、每股净资产数据, 均来自于大智慧股票行情软件。
3 数据选择与模型检验
3.1 自变量的确定
本文将基金所持重仓股占该股流通市值比例作为自变量, 该变量代表着在对应的季度, 样本基金重仓股所占该对应股票流通股的比重。
本文用Ki代表该观测变量,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M代表中国股票市场中开放式基金总数。可以得到如下数据:
从上面表格可以看出:
(1) 重仓股的数量是在逐年递增。
这一方是由于开放式基金数量的不断增加, 投资类型更加丰富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中国股市本身的发展所推动的。股票市场的成熟, 使得更多的具有投资潜力的股票被发现。
(2) 重仓股占该股票的流通股比例偏小。
最大平均值为2005年的0.12753。说明基金作为一个特殊的投资实体。其投资和控股的能力, 不足以操纵整个市场。市场本身的走向是居多复杂力量的综合结果。
(3) 重仓股占该股票的流通股比例逐年递增。
这说明, 机构投资者占股票市场行为主体的比重越来越大, 股票市场行为进一步趋于规范化。
3.2 因变量的选择
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都是由研究驱动的, 也即基金经理在对宏观经济、行业和公司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投资决策。在微观层面上, 基金经理十分重视股票基本面的分析, 他们分析的主要公司指标有: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现金流量、每股股息、流通股本、流通股比例和股利收益等。这些指标完全由公司自身状况决定, 与股票的市场表现无关, 因此被称之为公司特征变量。除了股票的公司特征变量外, 基金经理在制订投资决策时还考虑以下变量, 它们是市盈率、市净率、股票季度收益、股价、流通市值、换手率、β值、标准差、上市年龄等, 这些变量与股票的市场表现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因此被称为市场特征变量。通常, 基金经理在做投资决策时要综合考虑股票的公司特征和市场特征, 为了全面分析这些特征变量对基金投资决策的影响。
3.3 分析方法
本文在考虑共线性问题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构建模型, 所选取的因变量包括:包括单个股票的月度贝塔值、每股收益、市净率、股票总市值、每股净资产以及上市时间长度 (以月为单位) 。本文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方法, 分析以上自变量是否确实在开放式基金持股票偏好中期到重要作用, 同时通过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和对各因素的显著程度以及回归参数的分析。
3.4 模型建立以及回归结果
针对本文所选取的因变量和自变量, 建立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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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其中y代表重仓股被所有基金所持有的数量。β代表单个股票的月度贝塔值, EPS代表该支重仓股的每股收益, P/B代表重仓股的市净盈率, NAP代表该支重仓股的股票总市值、P代表重仓股的每股净资产, 最后M代表上市时间长度 (以月为单位) , 代表回归残差。
利用E-viewa5分析工具, 通过回归分析, 可以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Y=0.02314-0.007β+0.064EPS+0.0027P/B+0.0005135P-0.00012M+ε
(0.01017 0.003457 0.006008 0.001517 0.001277 4.17E-05)
R2=0.09715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拟合优度R2=0.09715<0.4, 说明整个回归线性回归过程并不能完全反映数据之间的真实情况。所选取的自变量, 不能完全反映因变量的变化。从方差分析的角度来看, 在F检验值为29.94279的条件下, 而统计F值数据为1.07E-32, 远远小于32.14817。这说明回归过程十分显著, 不存在异方差现象。
参考文献
论公司短期盈利偏好 篇6
一、公司短期盈利偏好成因
基金经理对短期盈利的偏爱并不是很令人难以理解。事实上, 在一个代理人占主导地位的市场中是十分理性的, 他们要为自己谋取利益。但是问题是这些盈利数据并不是很适合来做公司估值。多数投资专家认为现金流贴现法是适当的评估金融资产的模型。但其认为, 评估遥远的现金流量太耗时, 费用昂贵而且只是对投机比较有用。其所拥有的关于企业运营和预期的信息比内部人要少得多。因此其倾向于重视这些关于短期表现的报告。而CEO和其他的公司高层管理者则关心他们的声誉和公司的股票价格, 因此他们也关注于公司的短期表现, 特别是利润。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无论是基金经理还是公司管理层都关注于短期表现, 而且他们之间互相影响, 使得短期盈利表现成为最为被广为接受的一个指标。
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们评估未来的不确定的现金流, 但是使用利润来估值有两个局限性因素:第一, 公司会进行盈余管理, 因为其对权责发生制下估计的数额和时间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权。第二, 利润中只含有一部分基金经理所需估值的信息。公司可以通过一些会计上的调整提高收入但并不创造价值, 也可以通过投资不足来损毁价值, 这是基金经理很难发现的。由于利润所具有的局限性, 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们不能简单地以利润作为投资的标准。为了评估企业真正的价值, 分析师应当不局限于财务报表。而应当评估企业的销售和现金流的可持续性和潜在的增长能力, 且须权衡行业发展潜力、公司的竞争地位、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战略和行为等因素。
当基金经理关注的是公司短期盈利时, 就会选择一些短期内业绩表现较好的公司, 而忽视一些虽然未来发展好但短期表现一般的公司。这样就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致无效性。那些短期盈利好的公司被认为有投资价值时, 则会拉升其短期股票的价格;反之亦然。这使得股票价格并不能合理地反映公司的真实价值。同时也造成了资金的分配不够合理、有效。
管理层对于短期盈余的偏好源于其相信基金经理更关注企业的短期盈利。而且根据企业短期财务表现对管理层进行激励的政策更加深了管理层对短期盈利的偏好。即使是股权激励政策也不会根本上改变管理层的短期行为, 因为其相信股价是受短期盈利的影响。如果管理层是为了最大化股东的利益, 那么就应当更关注于公司的长期表现。因为公司的内在价值在于其未来产生现金的能力。因此, 管理层偏好短期盈利更多的是考虑到自身的利益。
二、改善公司短期盈利偏好的对策
为了减少对于公司短期盈利表现的偏好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可采取以下措施:企业业绩报告方法、对企业管理层的激励、对基金经理的激励。
其一, 相关、透明、有效的信息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至关重要。企业应当改进其财务报表的形式与内容。这不仅可以减少其短期行为和公司的资本成本, 而且可以降低基金经理的不确定性使其对公司报告有信心。一个理想的企业业绩报告应该做到:将现金流量和权责发生制分别阐述;根据不确定性对权责发生额分类, 对每类进行最可能的估计;排除任意的与价值不相关的权责发生额;对每项的假设和风险进行详细的分析。
其二, 对管理层的激励不能仅仅停留在考核其当年的业绩是否达标, 而应当考虑到关于企业长远发展的因素。有效的激励机制能使管理层与所有者的利益趋于一致, 实现所有者追求的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设置长期激励工具就是要将管理层的企业家才能等在现期无法准确判断并量化的因素在企业的长期经营过程中尽可能得到准确的量化。以企业未来发展潜力和内在价值作为激励的基础, 更真实地体现管理层为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和其应得到的回报。以股票期权作为激励手段则应当适当延长其持有期, 使其报酬与企业利益相一致。推迟一部分公司管理层的报酬, 直到至少一些不确定性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其三, 基金经理不应过多关注于企业的短期盈利表现, 而应当从长期表现来判断其投资价值。除了可以利用现金流贴现的方法来评估企业的内在价值, 还应从行业发展潜力、企业竞争优势、竞争战略等多方面非财务因素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 得到更准确的估值。而国内根据基金经理的短期表现进行排名考核的方法更助长了其只关注企业短期盈利表现。因此, 企业应根据中长期表现来考核基金经理的业绩。合理、有效的奖励制度应包含四项内容:考核基准是三年或五年的业绩;奖金中可能包括一定比例的基金股份, 只能今后分批提取;考核基准是在同类基金中的相对表现;在市场波动时更注重投资理念和选股策略的认同, 而不是单纯的业绩表现。
参考文献
[1]Amott, Robert D and Peter L.Bernstein.What Risk Premium Is Normal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2002vol.58.no2.
[2]Barberis, Nicholas, and Richard Thaler.A Survey of Behavioral Finance.In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Amsterdam, Netherlands:Elsevier Science B.V.
[3]Stein, Jeremy C.Why Are Most Funds Open-End Competition and the Limits of Arbitrage.Working paper January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