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果史（共8篇）
效果史 篇1
如何培养学生学史的兴趣呢?近几年来, 笔者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和多媒体教学手段, 培养学生的学史兴趣, 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1. 抓住好奇心理, 明确学习历史目的。
刚进入初一的学生, 对新的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 总会有一种好奇心理。因此, 老师在开课前首先提一些让学生感兴趣的问题, 例如, 你们想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了人类吗?你们想知道天安门、万里长城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吗?……诸如此类, 这样既引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又创设了热烈的课堂气氛。然后向学生介绍历史的含义, 讲清历史事件的内容及历史发展规律, 这样既明确学习的目的及其重要意义, 又提高了学习历史的兴趣, 更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2. 指导学法, 变繁为简, 化难为易。
学生对历史学习虽感到有兴趣, 但学起来却又感到很繁杂, 在理解和掌握知识上有困难, 这时, 教师必须正确指导学法。有了学法就等于有了打开大门的锁匙, 就能变繁为简, 化难为易, 就能进一步提高其学习兴趣, 提高教学效果。方法一, 根据课本目录, 归纳章节内部知识结构, 使学生明确所要学习的内容和要掌握的知识, 理清历史线索和基本规律, 抓住重点, 做到心中有数, 学起来就觉得容易多了。方法二, 课堂上认真处理好教材、用活教材, 指导学生学会分析、归纳历史问题。学习每个章节, 都要指导他们理清历史线索、历史特征, 指导学生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所涉及史实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及结果和影响等方面, 进行分析、归纳, 把零散知识集中起来, 甚至列成表格, 以便理解和掌握, 达到化难为易的目的, 从而提高学习效果。方法三, 课后指导学生把所学过的零碎内容进行整理、归类, 使课堂知识和课外练习以及查找到的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样就能使知识有效地记忆和巩固起来。总之, 通过多种方法, 能使学生对历史学科想学、爱学、会学, 学有兴趣, 学有所得。
3. 互动探究, 活跃课堂气氛, 提高教学效果。
常规教学中, 往往是教师讲, 学生听, 以教师讲授为主, 学生处于被动式学习, 课堂气氛显得死气沉沉。因此, 课堂教学中要重视探究性学习, 让学生参与, 让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 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 共同分析探讨, 共同解决问题, 而决不能把学生多种见解说成“乱说话”。通过互动探讨、合作、交流, 课堂气氛就会活跃起来了, 学习的兴趣就更浓厚了, 教学效果自然更好。
4. 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多媒体教学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 它能把教学内容生动地反映出来, 能把传统教学中摸不着、看不见的历史事件显示出来, 使学生能直观地理解和接受。例如, 在讲授我国半坡人的社会状况时, 指导学生观赏有关半穴居房屋的课件, 提供原始氛围, 使学生对当时的历史风貌产生丰富的遐想, 他们不仅得到了美的享受而且直观了解了半坡远古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又如, 在学习《六王毕, 四海一》时, 向学生展示“秦始皇兵马俑”图片, 展示秦长城和明长城图片等等, 使学生对秦的统一过程以及巩固统一的措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使枯燥无味的单纯讲读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活泼, 提高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在上述基础上,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史兴趣, 教师还应因势利导, 针对学过的每个章节内容, 及时引导学生到图书室、电脑室查找相关资料并组织交流活动。这样, 既充实了教学内容, 又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东西。这样学生学史的兴趣和热情以及探究精神、创新意识都能不断提高, 教学效果无疑也得到了提高。
文化对话史的一大史证 篇2
首先，从形制上来说，新出土的景教石刻很有特色。经幢上男女两组“飞天”形象别有意味，罗炤教授指出：“此二尊‘飞天’的形象与龙门石窟的唐代佛教飞天几乎完全相同。”“但它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是否属于基督教的天使”还有待确定。同时，“以往我们只能看到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额上雕刻的十字架及其下部莲座和两旁的祥云、花朵，虽然雕刻精致，但整幅图案较小，莲座和祥云的中国味较浓。洛阳经幢上的图像场面大，形象多，雕刻工艺精细，形象之庄重与线条之飞动浑然一体，而且整幅图案不仅具有中国艺术风格，其中的祥云还融合了波斯和粟特艺术的成分。”罗炤教授认为新出土的经幢让我们领略到更加丰富的景教美术形式和内容。荣新江教授从唐代基督教艺术的角度，指出经幢上的十字架应该仔细分析，“它其实跟景教碑上的十字架，还有敦煌卷的藏文写卷里面的十字架和克什米尔时代篆刻的十字架，都很有相比性”。
新疆大学少数民族研究基地主任牛汝极教授补充说：“景教采用经幢的形式，以前没有发现过，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由于经幢是佛教的传统，因此这个石刻反映出景教和佛教的融合情况。”
其次，从历史意义上来说，景教经幢作为考古文献，也是对景教史料的极好补充。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的魏若望教授从宏观的角度指出了景教经幢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意义。“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大部分的西方学者还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假造的，是一个为了宣传自己的骗局，但现在出土的这个文物，说明这不是一个骗局。《景教碑》的石膏模本有四个，分别存在巴黎，梵蒂冈、美国和日本，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碑文，所以这次出土文物，对于碑文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景教历史文献中，除景教碑文之外，还有七篇文献，分别是：《序听迷诗所(诃)经》《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大圣通真归法赞》《志玄安乐经》《三威蒙度赞》《尊经》。早在1992年，林悟殊教授、荣新江教授就发表了《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指出，传统认为是敦煌出土的两篇景教写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即两篇著名的“小岛文书”，乃为今人伪造的假敦煌写本。但是洛阳出土的景教经幢的出现却证明了在唐代的确有《宣元至本经》。荣新江教授也认为洛阳出土文物与敦煌写本可以互相印证。罗炤先生也的确做了这个工作，他将敦煌藏经洞所出的典籍《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简称《敦煌本》)与洛阳景教经幡上的经文(简称《洛阳本》)合校，“看到了此经的概貌，可以知晓《宣元至本经》大约7/9的文字和后4/9的大体内容。特别宝贵的是，《洛阳本》让我们认识了《宣元至本经》结尾部分的基本特征。”
罗炤先生还认为，《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是《景教碑》作者景净所造的景教伪经。林悟殊在《唐代景教再研究》一书中也曾如此推测，认为此经很可能是景净“模仿汉译佛经自撰的”，非翻译所得。但当时资料有限，未敢确言。随着洛阳经幢的出土，我们看到《宣元至本经》的概貌，罗炤教授便在林教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宣元至本经》是景净所造的伪经。他指出，景净伪造经文的初衷是与其传播基督教的思想相统一的。“对于世代居住中国、汉化程度很深、不懂叙利亚、波斯和粟特文景教经典的外籍景教信徒来说，此经也有利于他们承传、巩固其家族的传统信仰。”而且，我们在敦煌的《尊经》中可以看到，它是位列第二的景教经典。洛阳的景教徒甚至把它刻在石幢上，树立于墓前。罗炤教授认为：“这都说明了《宣元至本经》在唐朝景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景净伪造此经的愿望圆满地实现了。”
第三，景教经幢的宗教价值其实是与其历史意义纠缠在一起的。关于景教在华的信徒，经幢含有非常重要的提示。此经幢是不完全规整的八棱(面)石柱。第一面雕刻“祝曰”和“清净阿罗诃清净大威力 清净(下残)”两行文字；第二至第四面及第五面第1行雕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以下简称《宣元至本经》)；第5面第2行至第八面雕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简称《经幢记》)，《经幢记》中提到景僧清素弟兄与从兄少诚、舅氏安少连及义叔上都左龙武军散将某某等人，于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八日于洛阳县感德乡买地，为其亡妣“安国安氏太夫人”修建茔墓。与此同时，又于墓所神道旁侧树此幢石。并记载了主持并参与、见证此事的景教神职人员：“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俗姓米”氏、“威仪大德玄庆——俗姓米”氏、“九阶大德志通——俗姓康”氏。由于自东汉至唐朝的惯例，中亚、西亚的来华胡人，均以本国汉字国名的第一个字为姓。罗炤先生认为，我们可以知道“法和玄应与玄庆本人或祖籍是米国人，志通本人或祖籍是康国人。”从历史上来看，康、安、米、曹、石、何等国是粟特人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建立的城邦。荣新江教授补充道：“长安的景教徒基本上是以粟特人为主。”“洛阳的景教徒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景教教士的俗姓一一刻在具有神圣意义的经幢上?西安的《景教碑》上也有众多景僧的题名，但没有一位标注他的俗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罗炤先生提出来的疑问目前还没有答案。
同时，景净伪造经典的事实所反映出的唐朝景教的自主性历史时期正好可以与八百多年后再次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耶稣会的传教事业相比照。耶稣会的传教虽然得到罗马教廷的大力支持，但却受到教廷的严格监督。不必说伪造经典，即使是耶稣会士在传教事业中的某些技术性的变通和几个重要译名方面的处理，都遭到梵蒂冈的严厉谴责和处罚。
罗炤教授不仅提出许多启发性的研究意见，还大胆对《宣元至本经》中“匠帝”与“上帝”的译名作了比较。他认为，匠帝之名更加接近于《圣经·旧约》中希伯来语JHVH(神)的本义。
效果史 篇3
一、《经济学说史》课程的特点
1. 历史跨度大, 涉及人物多
《经济学说史》课程内容涵盖了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至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说止的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年代跨过几十个世纪, 涉及众多的经济学派和经济学家。
2. 经济理论繁杂
《经济学说史》课程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理论为主要学习内容。其中包括重商主义学派、重农主义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边际效用学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多个不同的经济学派, 经济理论繁杂。
3. 历史性强、阶级性突出
经济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和演变的, 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说, 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某种反映, 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特征。所以, 经济学说是具有历史性的。
自从奴隶社会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社会, 在阶级社会里, 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对立的不同阶级。由于经济学说研究的对象直接涉及到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 所以, 在阶级社会中, 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理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二、提高《经济学说史》课程教学效果的建议
1. 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第一, 编制“经济学分段表”, 梳理教学内容。目前我国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不少,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篇幅大, 内容庞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陷入大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 搞不清先后, 分不清主次, 辨不明重点, 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 在课堂教学中,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 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梳理, 通过编制“经济学分段表”, 把重要人物、重要观点、重要事件纳入其中, 使学生对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笔者把经济学说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古典经济学阶段, 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 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 以及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第二阶段是古典经济学阶段, 包括从18世纪下半期亚当斯密经济学, 经过19世纪初期李嘉图和萨伊等人的经济学, 直到19世纪中期的约翰.穆勒的经济学, 他们是产业革命前夕到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和初期发展阶段,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第三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学阶段, 包括始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边际革命, 到该世纪90年代出现的马歇尔经济学, 这种经济学的支配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第四阶段是当代经济学阶段,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 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开始。
第二, 遵循“以一为主, 联系背景, 平行兼顾”原则, 介绍经济学派。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历史中, 经济学派层出不穷, 这些经济学派存续时间长短不一, 影响力大小不同, 代表人物众寡悬殊。但事实证明, 无论哪个学派, 其各个成员的观点虽基本一致, 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 必须遵循“以一为主, 联系背景, 平行兼顾”的原则, 才能使学生对这一学派全面了解并且印象深刻, 记忆持久。所谓“以一为主”就是找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 对他的经济学说作重点介绍;“联系背景”就是在认识这一经济学派的时候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平行兼顾”就是在了解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兼顾介绍其他经济学家的学说, 并把它们与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说比较着讲, 对他们的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关系进行分析。
第三, 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 对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作出客观评价。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总是跟经济学家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 一定的历史条件赋予当时的经济学家进行理论研究的任务, 也为他们的经济学说打上历史的烙印。因此, 我们在评价经济学说时, 要运用历史分析法, 把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考察, 才能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而运用经济分析法则要求我们在评价每一个历史人物或他的经济思想时要跟他的社会经济根源联系起来。另外, 由于经济学说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因此, 在评价经济学说时, 还要运用阶级分析法, 要看他是代表什么阶级说话的, 在这个阶级的立场上, 他的理论有没有合理的地方。综合地运用这三种方法, 才能对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作出客观的评价。
2.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第一, 课前学习法。布置学生在课前将各个经济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重大相关历史事件进行查阅、分析、提出问题, 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提问和概括。课前学习法在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的同时, 也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第二, 课堂辩论法。结合经济学产生发展过程中一些理论冲突和学派争论方面的重大问题, 如经济学的前提假定, 20世纪30年代“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问题进行课堂辩论,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辨能力。
第三, 比较教学法。《经济学说史》课程中有许多知识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 针对这个情况, 在教学中应该采用比较教学法, 对这些知识进行比较, 分析其异同并抓住重点内容。如在学习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时, 教师应该在对英国、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进行介绍的基础上, 对两个国家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点进行比较, 明确异同点, 使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重要理论的演变过程和特点。其他的知识点如斯密绝对成本学说和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萨伊定律和凯恩斯定律等的比较都能够提高教学效果。
3. 运用现代教学手段
第一,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搜集大量相关图片资料, 增强上课的直观性。本课程纵贯几千年, 涉及到众多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 通过利用图片搜索网站搜集大量的经济学家照片和相关图片资料, 在课程上进行展示, 使学生对经济学家们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增强上课的趣味性。
第二, 课堂现场链接经济思想史网站和新闻网站, 现场点评和讨论, 加深学生对学习《经济学说史》课程意义的理解。如在评价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贡献时, 现场链接到“民意测验显示:马克思是英国最受尊敬的哲人”的新闻网站;在讲授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时, 现场链接到“人口增长涌现重大社会问题”的评述文章并进行课堂讨论, 使学生深刻体会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三, 借助影像资料, 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学习《经济学说史》课程的目的, 不仅在于让学生了解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过程、经济理论构建的逻辑过程, 而且在于让学生了解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联系。特别是本科阶段的学生, 应增加其对经济理论的感性认识。借助影像资料, 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个目的。如讲授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分析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所采取的相关政策时, 可先播放“罗斯福新政”视频, 让学生们了解凯恩斯理论和政策产生的大背景, 然后进行理论体系的阐述, 接下来再让学生们观看中央经济频道的“直击华尔街金融风暴”, 分析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现实运用。
4.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经济学说史》课程学习难度大, 单从教材内容看实用性不强, 这种实用性和难度反差较大的课程很难引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因此, 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教师应努力增强课程内容的实用功能,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避免空洞的说教和枯燥无味的讲述。如在讲述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时, 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在讲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时, 联系我国外贸的实际;在讲述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时, 联系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均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学生克服学习困难的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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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孟熙, 郭建青.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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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智华.“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建设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22)
效果史 篇4
做口述史研究的也许会先跑档案馆或图书馆,因为那里是有灯光的地方。他也可能先找寻著名历史人物的后代,那些已经故去的著名人物乃是历史长河上行舟的刻痕。但是,除非做口述史的有一点运气,他用这两个方法所做的搜寻未必会给他带来实质性的结果。《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下称《耳语者》)的作者费格斯(Orlando Figes)是一个有“运气”的人,他在书的后记中说,要不是因为运气,他根本不可能写成这本书。但是,不管他的运气多好,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肯花心思寻找的人,他照样做不成他想要做的口述史。
费格斯的“运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格斯还是一个研究生,他到莫斯科去做关于苏联革命和内战的历史研究,很想能找到对这段时期有直接回忆的人。他认识了一个叫泽尼娅(Zhenia Golovnia)的女子。泽尼娅的母亲奥克沙娜对费格斯讲了一些她家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的往事,并把他介绍给十来位“出生在和平年代”,也就是一次大战之前的朋友,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费格斯拜访了她们,但他那次运气不太好。这些老太太有的在苏联内战时年纪太小,什么也记不得了,有的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仍然心有余悸,就是记得什么,也不敢深谈。费格斯没有找到他想要寻找的东西,但却在寻找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他发现,那些保留在普通人家庭中的记忆与苏联官方的历史叙述很不相同。
一九九一年,费格斯再次思考有没有在苏联做革命和内战时期口述史的可能。这一次,他的运气来了,主要是有了天时之利。一九八九年苏联政体变更之后,一下子涌现了一大批对斯大林式极权统治下生活的回忆录。费格斯下意识地感觉到,并不是能回忆的人都已经在积极回忆,许多人还在观望。他们害怕斯大林式的统治死灰复燃,找他们秋后算账。现在回想起来,九十年代初确实是可以做苏联口述史的黄金时期,随着普京时代的威权主义回潮,许多俄国人又恢复了他们沉默不语的老习惯。九十年代,那些涌现于后苏联初期的个人回忆很多谈的是人们如何受到压迫和迫害,遭受了什么惩罚,又如何平反。这些回忆很少触及人的内心深层伤害、亲人好友间的背叛和出卖、破碎的人性和人情,而恰恰是这些深层伤害,彻底而持久地塑造了斯大林式统治下人民的国民性。
又过了十年。二○○二年当费格斯再次回到他的口述史计划时,他觉得已经有点晚了。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时进入成年的那一代苏联人已经老了,这让费格斯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要通过普通家庭和个人的内心生活去了解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为《耳语者》而采访、接触的人们,平均年龄是八十岁。从二○○二年开始,到二○○七年做成《耳语者》这部口述史之前,至少有二十七位(大约占他访谈人总数的6%)已经逝去。
费格斯的口述史搜寻开始时很像是前面提到的“灯下寻物”。他寻找材料的场所是国家和公共档案馆,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有关家庭生活的私人书写,再追寻这些线索找到那些把书写材料捐献给档案馆的人们。费格斯的寻找令他非常失望,“在信件、笔记、日记、回忆录堆里的漫长寻找最终没有什么收获,书写的材料往往字迹潦草、难以阅读,就算找到了一些零零碎碎有用的东西,也很难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这些档案馆材料几乎没有一点是最后用到《耳语者》中的”。
在档案馆寻找资料的同时,费格斯也走访了一些有关系的人家,听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故事,并询问是否有私人材料可以提供给他的口述史。这些接受访谈者朋友传朋友,竟然成为费格斯研究工作最有效的方式。受访者的热情超过了费格斯的预期,他们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家庭回忆、信件、笔记和其他宝贵材料(有的想把这些材料卖给他)。费格斯的许多俄国朋友和助手更是为他联络关系和收集、整理材料,帮助他做成了一个外来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做成的事情。
他最早的那位俄国朋友泽尼娅是一位电影工作者,她不仅把自己的家庭材料提供给费格斯,而且还把她为自己电影收集的材料与费格斯分享。这些材料包括她采访前劳改营犯人和看管时收集的访谈和文件。更为重要的是,泽尼娅介绍费格斯认识了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亚历克赛是电影导演,也是著名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儿子,更是一个积极争取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社会活动家,一九九九年担任莫斯科捍卫公开透明基金会的主席。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个人往事成为《耳语者》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因为亚历克赛提供了特别详尽丰富的材料。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口述史要靠一点什么样的“运气”。找人要找得巧,找到的人不仅要知情,记得许多往事,而且还要有讲出来的意愿和能力。
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为费格斯开启了他父亲极为丰富的档案材料,许多私人材料都是从未向研究者公开过的,有的材料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家人都不知道的。这些材料给西蒙诺夫家庭成员带来了非常痛苦的回忆,因此,二○○五年十月,监管委员会决定在二○二五年之前不再开放此档案的材料。
从亚历克赛那里,费格斯还了解到亚历克赛的母亲泽尼娅·拉斯金娜(Zhenia Laskina)家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正式传记中完全不曾提及的。拉斯金娜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第二位夫人,犹太人。康斯坦丁抛弃拉斯金娜,疯狂追求女明星谢罗娃（他在“二战”时最有名的诗篇《等着我吧……》就是为她写作的),并在“二战”后斯大林反犹时期(一九四六——一九五三)对拉斯金家人的困境置之不理。亚历克赛在母亲于一九九二年去世后,写了一部回忆他父母的回忆录,收集了拉斯金娜家族的丰富材料,正是这些材料帮助费格斯从口述史
的角度为读者描述和再现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这个历史人物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耳语者和隐秘的历史
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普通苏联人在家庭中隐秘想法的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呈现一个完美的、有始有终的结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贴画那样聚零为整的揭示作用,“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残酷统治历史不同的著作：“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或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别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一方面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苏联制度有离异感,一方面又努力自我调节,在这个制度中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许多个人尽管家庭成员中有的饱受迫害,但自己仍然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入团。在对待家庭中的“人民敌人”时,普通的苏联人在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和相信他们所怕的政府之间经受了各种内心挣扎和道德煎熬。他们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统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样才能保持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那些塑造成百万人生活的是怎样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谎言、友谊和背叛,还是道德妥协和曲意迎合?”
经历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苏联,几乎没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一九二八年到他去世的一九五三年,大约有两千五百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两千五百万人中,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一九四一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两亿),平均每一点五个家庭就有一个“人民的敌人”。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和战争中丧生的人们。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伪装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现忠诚,争取按他的意志做苏联的“好公民”。
斯大林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延绵不断沉默而顺从的人民”。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和暴力统治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以绝大多数人的沉默、谎言、顺从、道德妥协、曲意奉承为特色的生活秩序。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改变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并没有改变斯大林的制度。苏联社会的上空依然徘徊着斯大林的幽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匮乏、冷漠被动、恐惧隔阂、背叛、出卖、孤独无助、专制制度下的唯命是从、个人责任不清，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依然如故。这样的人民,他们的个人遭遇无法形成文字记录,更无法相互交流,只能掩埋在孤寂的心灵深处。
如何进入这种沉默、封锁、幽闭的心灵,便成为历史学家的难题。历史学家们对斯大林主义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研究总是把重点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一般“群众”运动或集体经历等“公共”方面。这样的历史研究即便涉及一些个人,往往也是作为公共领域中人,而不是作为私人生活或家庭中人。这一局限与历史学家所能接触的历史材料有直接的关系。在苏联和共产党的档案馆里,大多数的“个人材料”都是关于“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家人,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把个人材料放进公家档案一般都有功利的目的。这些材料说的是别人能够看得见的事情,摆出的则是一本正经的面孔。费格斯在口述史研究初期,在档案馆里翻阅的几千份私人材料中,能够对了解家庭和个人内心世界有用的寥寥无几。
回忆录和日记
口述史是一种记忆,一种历史追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图景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口述史。对这种口述史来说,现有的个人记忆和个人历史记叙未必能有直接的助益。费格斯着重提到了两种个人性记忆形式与口述史的关系,一种是“回忆录”,另一种是“日记”。对口述史来说,日记要比回忆录有用一些。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国际间“冷战”模式的意识形态对立影响着出自苏联人笔下的回忆录的写作形式和内容特征。一九九一年以前,在苏联出版或由档案馆收藏的回忆录,除了一九八五年后出版和新闻开放期间的一些作品之外,很少有涉及私人和家庭生活的。
一般回忆录都是以公共性“大事件”为脉络或主线结构,而私人思想和感觉只是在与这些“大事件”有直接联系时,才偶尔有机会进入回忆录叙述。因此,回忆录对许多读者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偶尔提供一些官方史所不提及或刻意隐去的“细节事实”,而这些细节事实则也是因为对“大事件”有说明作用才受重视。
移居或流亡在西方的苏联知识分子写过一些回忆录,目的往往是向世界揭露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的生活状况。从“冷战”高潮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西方读者关于斯大林统治的认识多半来自苏联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回忆叙述。这类叙述着重表现人在逆境下顽强存活和向往精神自由。这种以精神自由抵抗专制统治的道德决心在一九九一年以后则作为“民主战胜专制”的序曲而更成为许多别的回忆录所不断重复的主题。这一类回忆录往往也是跟着“大事件”在走。
三十和四十年代,很少有苏联人记日记,记日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谁被逮捕了,第一个被没收的就是私人日记,日记中的材料,流露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被解释或穿凿附会为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即使是那些记日记的人,写的也大多是流水账。在苏联时代出版的基本上全是知识分子的日记,这些日记用词谨慎,四平八稳。一九九一年以后,更多的日记浮出了水面,包括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日记,主要是通过莫斯科人民档案馆的帮助。总体来说,斯大林时代的日记非常少(当然前克格勃档案中肯定还有尚不为人所知的)。现有日记的普遍问题是“苏联式套话”。这种语言现象在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中有生动描述的“新说法”(Newspeak)。苏联制度的维持离不开它的意识形态和程式化语言。它使得绝大多数人没法在这种语言之外形成和表述思想,而这种语言中的思想和感情则可以自动地与统治权力的意志保持一致。由于绝大部分日记的“苏联腔”,“在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这么说(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信仰或时尚)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很难对日记做出解释”。
苏联国民性的心灵实录
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相当关心“苏联国民性”问题,他们从文学和私人写作文本(尤其是日记)中观察极权专制统治意识形态如何宰制和塑造普通苏联人的内心生活。他们的发现除了令人想起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还令人想起德国语文学家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中对希特勒纳粹意识形态语言的分析。费格斯在《耳语者》中所涉及的许许多多人物身上都留着“苏联国民性”的印痕。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那些原本是由外力强加的说法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常态,变成一种集体性的“苏联心态”。
《耳语者》特别关心的那种“苏联心态”不是指有些人戴上政治面具,为个人前程而争取进步,而是指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当传统的价值观和信念被中止、被压制的时候,苏联心态便占据了人的意识空间。人们接受这种心态,与其说是为了‘当苏维埃人’,还不如说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像‘富农’子女争取入党入团那样,融入苏联制度对许多人(包括斯大林统治的受害者)来说是一种生存之道。他们不能不在自己心里把怀疑和恐惧淹没在沉默之中。如果他们让怀疑和沉默在自己心里发出声音,他们就无法再活下去。”他们不仅不敢对他人说,斯大林可能错了,他们甚至对自己都不敢这么说。
生活在极权恐惧中的人们,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对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只是“不做声”,而且更是加入谎言世界,“诚心诚意”地拒绝真实。由于这种“诚心诚意”,当一个人一夜之间变成“人民的敌人”时,一家人,包括他自己,都会说服他去接受这个判决。一旦苦难失去了“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受难者便不再可能独自承担苦难而不陷于绝望和疯狂。这时候,他们自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感情和理解上全身心地投向加害者一方。费格斯提到这样一位“富农”子弟,他因家庭出身的污点而被定为“人民之敌”,流亡多年,但一辈子都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说：“相信斯大林是正义的,……这至少让我们可以接受受到的惩罚,让我们可以免除(来自内心的)恐惧。”
口述史与其说是“写”出来的,还不如说是“谈”出来的。那些流露在交谈,尤其是彼此有基本信任关系的交谈之中的内心想法很少有写在斯大林时期的日记之中的。思想的强制和思想的自我审查是一对孪生姐妹,而在意识形态上四平八稳的语言便是他们共同的“后母”。这是口述史在苏联研究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一切与人的不确定记忆打交道的历史研究一样,口述史在研究方法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像俄国这样经历过专制统治的国家,做口述史就更困难,因为长期形成的苏联心态已经变成一种几乎代代相传的国民性。人们不仅久已习惯窃窃耳语,而且他们耳语的历史事件往往更是一层迷障套着另一层迷障,变得极难用真实的尺度去衡量。
在《耳语者》的材料收集过程中,费格斯发现,许多年纪大的受访者对着录音话筒说话,有明显的忐忑不安。录音本身就成为一种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因为它令人想起的是克格勃警察的采证手段。许多苏联人早已因为长期的惧怕、羞耻和忍耐而学会压抑一切痛苦的回忆。他们从来不对自己发问,很少回想往事,“让过去的过去吧”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理定势,或者自称是一种“豁达态度”。
对于许多这样的苏联人,受访和贡献他们的口述是一件令他们惊慌不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口述史并不是直接记录下受访者的口述,而是在对话、探询中问来问去地挤出来的。做口述史的历史学家在自己心里有一个方案,但却同时也随时准备根据受访者的具体叙述修改这个方案。在取得口述材料后,还需要根据可以得到的书面材料(家庭或公共档案材料)对比、核对和筛选。
不仅是历史学家得益于这种面对面的口述史交谈,受访者也同样如此。许多人在斯大林统治下都曾有不错的事业,从未想过自己在一步步上升的关键时刻曾付出过什么样的道德代价。还有的人不愿意提起那些令他们感到羞耻的往事,会在过去的可耻行为之外加上一些额外的善良动机或高尚信念说明,久而久之,自己都弄不清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对这些人,口述史采访至少给了一次重新思考过去的机会。
《耳语者》实录了苏联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内心世界,这与宏观和公开可见的历史素材有所不同。《耳语者》的基本素材来自好几百个家庭的私人材料,包括信件、日记、个人文件、回忆叙述、照片、实物。这些珍贵的材料都是人们在斯大林时期偷偷藏起来的，是口述史研究者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记忆碎片。正是由于它们的碎片性质，有许多部分都不可能纳入一本“书”或一部“著作”的人为“完整”叙述结构中去。完成《耳语者》一书本身并不是打捞这些口述史碎片的目的。保存这些历史碎片、记住它们代表的那个时代，要比写一本历史著作来得更为重要。为了尽可能保存原始的口述材料，费格斯特地建立了一个档案馆。这批口述史材料也可以在网上取得(http://www.orlandofiges.com),包括采访录音和录音文字记录，是目前关于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资料的最大实录收藏。
效果史 篇5
一、物理学史[1,2]
物理学史是科学史与人文史的美好融合, 它是研究人类对自然界各种物理规律、现象的认知史, 研究物理学的起源、发展规律、基本概念、思想发展及变革的艰辛过程。物理学就像一座科学知识的金字塔, 基础坚实且雄厚, 由力、热、光、电, 乃至相对论、量子力学、核物理、粒子物理、凝聚态物理和天体物理学, 构成了一座雄伟的“金字塔”。这个简单的比喻, 也不足以阐明物理学到底是怎样一门不断发展进步的科学, 只有通过认真详细地了解物理学发展的历史, 才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物理学的宏伟与壮观。
1.物理学有其独道的过程, 获取的知识是它的结果, 然而获取知识的过程却是充满智慧的。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 通过物理学史的进一步学习, 会使学生更加的聪慧。
2.物理学史是物理学、社会科学等多门学科融合的产物, 它概括了物理学发展进步的历史, 且与探索人类社会的经济、思想文化等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紧密相联, 所以物理学史有利于人文审美教育的开展。
3.学习物理学史, 会使学生对物理基本概念有进一步的深入理解, 同时能够感受到探索物理的乐趣, 获取真理的幸福, 承载前人身上所具备的精神美。
二、《趣味物理》选修课的教学目标
《趣味物理》选修课意在丰富学生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的了解, 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科学素养。“趣味”二字将通过教学展现物理学的丰富多彩, 物理学是集哲学、数学、实验共同生长、进步、发展的学科。
《趣味物理》是一门选修课, 此门课不能将物理学中所有的真理与奥秘一一涵盖, 但是希望这门课的开设能使学生收获到以下几点:
1.更多地了解物理学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些物理前沿问题。
2.了解物理学上的一些重要思想方法, 培养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
3.让学生产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体验理性美。
学习、欣赏、探讨物理学, 感受物理学所拥有的趣味性, 教学过程中要通过讲授与物理学有关的各种题目、有趣的故事等, 让趣味深入课堂, 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兴趣,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物理知识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加强物理学史教育有利于提高趣味物理教学效果
《趣味物理》是一门选修课, 开设此门课的目的是为了开阔学生的眼界, 激励学生主动思考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 激发学习兴趣、不断提高学习效率
在《趣味物理》授课中以趣味性和欣赏性为主, 知识性为辅。对物理学中的一些问题、观点、实验现象以及物理学家们的思想解读不求全面, 但求新颖、独特或异想天开。教学实践证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通过教学让学生感受到物理现象、实验、理论的美, 从而使学生产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进而提高学习效率。
(二) 加强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促进创新思维的发展,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讲授物理学史, 能让学生更深入了解物理知识的起源与发展。趣味物理教学通过课堂讲解与学生思考分析相结合, 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教学过程中还要组织创造性的学习活动, 去探索更简单便捷的方法, 来促进创新思维的发展。除此之外, 课外作业为课堂探讨的问题, 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
(三) 感受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美
在物理学的发展进程中, 物理学家经历了艰辛的探索与努力, 他们的付出不但展现了对美的热烈追求, 更强烈地表现出他们精神上值得称赞的种种美德。这些无疑都是能够启迪学生的智慧, 激励学生追求真理、为科学奉献的精神。
四、总结
总之, 物理学史记载了物理学的发展历程, 它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同时, 能够使学生懂得前人为追求真理不辞辛苦、乐在其中的可贵精神。它所呈现的不单纯是自然界的科学美, 也展现了人类的精神美, 所以要将这“物理美”传承下去, 更好地开展教学、发挥教育功能。
参考文献
[1]何根基, 李永辉.如何搞好文科大学物理选修课的教学[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27 (06) .
效果史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研究对象的总体
来自某监管场所2010年3月10日—6月10日新入所的全部羁押人员,全部为男性,共计172人。
1.1.2 调查问卷
本研究采用童年期虐待问卷[4]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5],童年期虐待问卷由哈尔滨医科大学张慧颖等设计,4种虐待经历,每种经历有10道题目左右,有1道答为“经常”的,即认定为此种经历为“经常”(得分为1),以此类推,有一道答为“有时”的,即认定为此种经历为“有时”(得分为2);只有全部答为“从来没有”的,认定为无(得分为3)。SCL-90是1984年由王征宇引入我国的[6],由90个项目组成,分别评定总分和9个因子分,9个因子分别表示为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每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即“从无”“轻度”“中度”“偏重”和“严重”。
1.1.3 对象入选标准及干预评价指标
根据童年期虐待问卷及心理现况初步调查后,选择有童年期虐待且SCL-90总评超过160分[7]的人群作为干预研究的对象。SCL-90,根据中国常模,判断标准为总分超过160分考虑筛选阳性。SCL-90各因子得分也是干预效果评价的指标,包括10个方面。
1.2 方法及过程[8,9]
1.2.1 团体干预前的准备
包括心理干预团队的建立、活动频率及周期、干预主线的设计、干预场所的选址。①心理干预团队的建立:根据本次团体干预的目标(发展为目标),确定团队规模一般不应超过20人。在自愿的原则下,根据童年期虐待问卷及SCL-90心理测量结果,筛选19人进行心理咨询的对象作为干预组,按照年龄、文化程度相近进行1 ∶1配对,配对组作为参照组,共计组成19对。也就是说进行了以下条件的匹配:性别、年龄、学历、虐待史、监管场所等几个条件。②活动频率及周期: 团体干预活动频率周期一般为10次左右。根据现场情况,确定为8次。每周1次或2周1次,每次时间为2 h,总干预期为3个月。③干预的主线:据本次SCL-90心理测量各因子得分,旨在针对性地改善劳教人员的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和抑郁的程度,帮助劳教人员学会如何去信任自己和他人、促进自我认识和自我接纳、自尊自信、找到处理问题与处理冲突的可行方法,在自我心理成长的同时,带动周围劳教人员共同进步和发展。④干预场所的选址:根据团体活动场所的一般要求,选择一间宽敞、清洁,环境舒适、容易使人情绪稳定、放松的该监管场所的心理咨询中心。
1.2.2 团体干预过程
根据团体辅导设计的要求,每次团体干预,从10余名心理师中确定1名领导者,其余心理师为其助手。每次团体干预确定1个主题,采用绘画、讨论、角色扮演、观看视频短片等方式开展,活动结束前,领导者对该次团体进行总结,并指定家庭作业,最后祝福和道别。
1.2.3 日常心理教育
根据监管场所的规定,所有被羁押人员都要接受系列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定期的评估,干预组和对照组也不例外。
1.3 签署知情同意书
所有接受团体干预的羁押人员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系列心理咨询。
1.4 统计分析
调查数据经EpiDdata 3.2双人双击录入,进行质量控制,使用SPSS 13.0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主要为配对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在调查的172人中,根据判定标准,有过“经常”童年期虐待经历的为79人,占45.93%;心理测量总分阳性的为71人,占41.28%;有童年期虐待且心理测量总分阳性的,合计有42人,占24.42%。
2.2 干预组及对照组
42人全部为男性,根据年龄、学历等分布情况,进行匹配,共配成19对,条件是学历相同,在同一年龄段中。年龄<20岁、20～29岁、30～39岁,每组各2、9、8人;学历:小学和初中,每组各7和12人。
2.3 干预前SCL-90的测量结果分析
调查对象在首次团体辅导干预前,经配对t检验,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偏执、其他领域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总分、躯体化、强迫症状等剩余领域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4 干预后配对组调查
调查对象经团体辅导干预后,经配对t检验,干预组与对照组在总分、躯体化、强迫症状、忧郁、焦虑、敌对、恐怖、精神病性及其他等因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在人际关系敏感及偏执领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5 干预组干预前后各因子分
干预组经干预后,各因子得分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2.6 对照组在前后2次调查中的得分
除人际关系敏感、忧郁2个因子外,干预前后其他因子分和总分,都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7 配对组在前后2次调查中的得分差值的比较
除敌对和恐怖2个因子分没有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因子分和总分差异都有统计意义外。见表2。
3 讨论
3.1 一般调查
在调查的172人中,根据判定标准,有过“经常”童年期虐待经历的占45.93%,心理测量总分阳性的占41.28%,有童年期虐待且心理测量总分阳性的,占24.42%。此结果以及与常人比较后,可以看出,在特殊监管场所羁押人员童年期精神心理虐待发生率较高[10,11,12,13],自我症状出现异常的发生率较高[14,15]。
3.2 干预效果分析
本项目根据团体干预的原理,进行了设计和实施。结果证明对有童年期躯体情感虐待史的羁押人员进行一定的干预是需要的,也是有效的。从干预前后SCL-90结果比较可以看出,干预组总分及所有因子得分有显著性改善,而对照组相关指标改善并不明显,证明对童年期躯体情感虐待史的羁押人员进行一定的心理辅导是需要的,团体辅导对改善羁押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是有效的。
注:SCL-90—症状自评量表;组间、组内比较均采用配对t检验。
由于羁押人员的羁押时间有长有短,是否可以考察干预的持久效果,尚待下一步研究。同时,对该干预团体在未来的再罪率是否有降低或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
3.3 干预方法的应用前景分析
效果史 篇7
关键词：作业,三本,广电,中外新闻传播史
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开设《中外新闻传播史》的课程, 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 与传统的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相比, 广电专业从人才培养计划、专业课程设置和专业实训等教育教学实践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其更强调艺术性、实用性和操作性。因此, 在实际教学实践中, 广电专业的《中外新闻传播史》教学往往面临诸多难题。再加之独立学院的学生, 从总体上看大部分的学生从生源质量、学习状态等各方面都比一本或二本院校的学生要稍低一些。“在独立学院中, 大约一半的学生认为不得不学习或是为了获得文凭而学习, 学生的学习动机不强”[1]
面对如此现实, 为独立学院广电专业的学生教授理论性相对较强的《中外新闻传播史》时, 更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学合理地完成教学任务。笔者在为独立学院广电专业学生讲授《中外新闻传播史》的过程中, 经过实践教学总结得出:回归作业模式, 量化和质化学生作业, 能够明显提高教学效果。
一、回归作业模式的可行性
(一) 接受程度相对更高
基本上所有的独立院校的广电专业都选择在大一或者大二上学期开设《中外新闻传播史》。以我校为例, 我校最新的培养计划中就将本课程列为大二学生第一学期的必修课程。目前还没发现有哪所独立院校是将本课程安排在大三或者大四授课的。将本课程安排在大一或者大二上学期讲授, 主要是因为对于任何一门人文学科, 历史都是最为基本的课程之一。而这些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对于作业, 显然并不陌生, 因为他们距离高中那个“作业不离身”的阶段并不遥远。相较之下高年级的同学, 由于已经习惯大学自主、自由的学习氛围, 这个时候老师高频率的作业显然会让他们难以适从, 叛逆和反抗的情绪陡增。
(二) 完成时间更为充裕
参考各个独立学院广电专业的培养计划, 对比得出, 大部分独立学院其广电专业的学生在大一和大二阶段, 主要接受的是基础课程的学习。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课程主要安排在高年级修读。这种课程编排是完成可以理解的, 因为既要考虑到低年级学生的全面发展, 又要为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低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理论课主要有:《广电概论》《中外新闻传播史》。而公共课程诸如《英语》《政治》《计算机》和《体育》等课程反而占到其学年课程的绝大部分。而公共课一般比较少布置作业, 有的公共课一整学年都没有作业。例如, 体育课, 本身就是以增强体质、放松身心为教学目标的。另一方面, 英语、政治和体育这些公共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生从识字那会就开始与这些课程打交道。因此, 应付这些课程是游刃有余的, 基本上每个学生都或多或少养成了一套自我学习方法, 能够非常有效地应付这些课程的学习。因此, 学生是有充分时间来完成本课程作业的。
(三) 客观条件更加充分
有学者专门就近几年排名前十的独立学院图书馆网页各项数据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后得出:“被调查独立学院图书馆的纸质藏书里少则50余万册, 多则几百万册。本科在校生生均年进书量不低于4册, 符合指标的要求。”[2]不仅如此被调查独立学院各大图书馆也都提供了数据库等电子资源供学生使用。“都有万方、超星等中文数据库, 少则8种, 多的含导航或共享资源几百种”[2]除此之外, 还有种类繁多的外文数据库, “各馆普遍设有文献检索、借还、文印、读者培训及一般性咨询等基本服务。”[2]
除了图书馆、阅览室、电子数据库这些高校资源外, 基本每个学生都会有个人电脑, 特别是人手一台的手机, 无论是纸质版的资料也好, 虚拟的网络资源也好, 这些容量丰富无限的资源、方便迅捷的操作, 都为学生完成作业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客观条件。当然, 对于作业的形式显然就不能因循守旧, 再传袭中学时代那种“填鸭式”的教育教学方式, 而是必须以人性化的方式来布置作业。具体方法有以下参考:
(1) 作业量要适中。毫无疑问, 光凭一个学期布置一次作业, 对于本课程的教学显然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尤其是设计教学进度的时候要考虑到布置作业的量, 既不能太多, 使学生应接不暇、身心疲惫, 那样既达不到既定的教学效果, 反而容易导致学生产生逆反心理而应付了事;同样, 作业太少又起不到巩固学习, 温故而知新的效果。以笔者经验, 按一个学期16周, 每周4个课时来计算, 一学期的作业量不得少于8次, 平均每两周一次作业。这样的强度学生和老师都能够接受。因为布置作业的同时也意味着任课老师在课后要付出相应的时间和精力来批改作业, 有时还要对作业进行适当的点评。当然, 作业布置的时间和作业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尤其是要基于教学内容, 结合学生的反馈进行及时、恰当的调整。
(2) 作业形式要多样化。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本课程的教育教学活动中, 教师必须在作业的形式上花点心思, 将作业安排得多样化、有趣化, 照顾大多数又能兼顾个别, 体现差别。本课程的作业完全可以是丰富多彩、灵活多变的。
首先, 作业的内容是无穷无尽的。小到某个新闻人物, 大到某个新闻事件, 都可以布置相应的作业。尤其是如果该新闻史事件能够与当前时事热点相联系, 那么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度会明显更高。例如, 笔者就日前发生的“21世纪网涉嫌违法事件”布置学生对中外新闻传播史上的假新闻事件进行简单介绍, 该作业就收到良好的效果。
其次, 作业的提交形式并不唯一。一是口头作业可以是简单的课堂作业。例如, 第一节课可以让学生就目录谈谈你第一感觉对中外新闻传播史中哪一部分的内容最感兴趣。二是书面作业可以是简单的论述题、案例分析, 也可以是纯粹的谈谈看法、发表感想, 因为这样更能得到学生最为直接的反馈。例如, 在课程复习阶段让学生谈谈本阶段学习中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教学内容, 并阐述理由。三是还可以是音频、视频、摄影作品、图画甚至是手工作品, 只要学生愿意动脑筋去思考、主动配合参与, 只要是具有原创性的、符合条件的作业都可以接收。笔者曾经布置过这样一份作业:请论述某一著名历史人物的办报实践及其新闻传播思想?有一位学生就以讲故事的形式, 向大家讲授了毛泽东的办报故事, 因为他将毛泽东视为偶像, 当他从《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习过程中了解到毛泽东不仅是开国元勋, 其实他的一生也是与办报实践紧密联系的, 这使得他对自己所选择的专业道理有了更深的热爱。
最后, 作业完成方式也是多样的。例如, 有学生单独完成的作业, 也可以以小组的方式来布置作业。甚至可以让学生请“外援”, 借助其他专业学生的力量来完成作业。例如, 在讲到“大众化报刊勃兴”时, 布置学生就大众化报刊所开启的报纸销售模式进行论述, 就可以让学生向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取经, 共同完成该作业。
(3) 层层把关、确保作业定时、定量完成。要确保作业能够起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把关工作是绝对不能松懈和怠慢的。因此, 教师一定要有原则, 事先就制定好各项作业完成的条件, 并且设置各项关卡, 来保障学生的作业能够定时、定量的完成。
尽管我们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积极动手实践, 但不能让学生以各种形式和借口推延, 甚至拖欠作业。这就要求老师首先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特定的内容布置相应的作业, 首先得保证该作业是学生能力范围内能够完成的。另外, 可以采取寝室监督的方式, 让寝室长担任第一道报关角色。班干部, 尤其是团支书和班长, 可以帮助老师收缴和分发作业, 也是作业的第二道关口。老师是作业的最后一道关口。但是, 任课老师还可以借助学科带头人、辅导员、学工处相关工作人员等, 来对学生进行辅助教育, 同时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把好作业的第四道关口。有些时候, 家长也可以帮助教师把好作业关。
二、小结
为了给独立学院广电专业的学生上好《中外新闻传播史》这门课, 每一位教师都会及其所能, 倾尽全力地履行自己教书育人的承诺, 而回归作业模式, 以适时、适量、适当的, 丰富多彩且灵活多变的各种作业, 一定可以帮助任课教师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更好地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相信学生有这个条件, 也有这个能力能够提交出更加叫人惊喜的作业。
参考文献
[1]刘维.独立学院学生学习动机现状及对策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 2013 (4) :22.
《故乡》的读书史 篇8
首先，作者将对中国文学与对中国教育的研究结合起来，以《故乡》如何及怎样成为教科书为核心，运用解释学的理论，叙述了中国近代文学的产生、流通、消费、再生产的过程，探讨了文学与想象的共同体之关系。在“知识阶层的《故乡》——中华民国时期Ⅰ”、“教科书中的《故乡》——中华民国时期Ⅱ”、“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时期的《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时代”等标题下，作者分四部分具体叙述、论证了《故乡》在上述不同时期被不同读者群阅读、理解的历史。虽然学界并不乏对鲁迅《故乡》的研究，但此书的研究视角与设计确实属少见。以《故乡》的读书史为线索，探讨文学与想象的共同体之关系，尤其是这种探讨旨在理解文学与新的国家、国民意识形成之关系，可谓独一无二。它不仅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洞察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文学与教育研究者进行独创性的研究开启了思路。
其次，该书考察、论证所涉及的资料极为丰富。从各章节资料的运用、注释，到书末有关《故乡》文献的一览，读者均不难发现此书所具有的资料性价值。它几乎涉及了《故乡》产生、流通、消费、再生产过程方方面面的资料，确实称得上是有关《故乡》作为教科书的全书。读者不仅可以读到《故乡》作为教材是怎样被教授的，在教师教学参考书中是如何被解释的，学者们对《故乡》教学的研究论文，以及书后思考题的设计、注释、考试题目、答案，甚至可以从作者对教科书中《故乡》一文插图变迁的考察中了解《故乡》的读书史。该书集研究性与资料性于一体，在开启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为未来可能的研究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日有些浮躁的学界，该书以如此丰富、翔实的资料叙述、分析鲁迅《故乡》的读书史，确实给人一种“不同”的感觉。
再次，该书提出的很多思考、结论，亦引人注目。例如，作者在谈到阅读鲁迅《故乡》的北大时，对二十年代北大培养的人才与日本东大培养的人才在各自国民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北大人成为文学革命、文化革命、改造当时社会的先锋；东大人是维护与建设当时日本社会的精英。这种描述倒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比较研究的课题；在谈到共同体时，作者论述了中国传统的家族共同体与民国时期北京城的四合院共同体及共和国时期单位共同体之演变，使读者思考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与文学、文化的流通及消费之关系；在考察《故乡》的读书史时，作者试图探讨《故乡》对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成长、成熟、变迁所起的作用。作者指出，由于鲁迅在塑造国民性中的特殊地位，作品《故乡》有助于共产党唤醒民众，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
当然，该书亦有很多值得商榷的论述。但这是作者对鲁迅《故乡》读书史的一种阅读。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作对错的判断，要去理解与分析。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他希望该书能够有助于中日间对各自国民性的了解，并为消除两国间的摩擦、形成两国面向二十一世纪新型国家关系的想象共同体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