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润性腺癌

浸润性腺癌（精选8篇）

浸润性腺癌 篇1

局灶性磨玻璃密度病灶是原位癌、肺泡出血、腺癌、纤维化、不典型腺瘤样增生等多种疾病均可能出现的一种CT表现, 不同类型以及不同病程的患者其CT表现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1]。该研究旨在分析多排螺旋CT对浸润性肺腺癌与浸润前病变的CT鉴别诊断, 特整群收集该院2012年2月—2014年2月收治的135例浸润性肺腺癌和浸润前病变患者进行了研究分析,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整群收集该院2012年2月—2014年2月收治的135例浸润性肺腺癌和浸润前病变患者病例资料, 其中有80例为浸润性腺癌及浸润性腺癌变异型, 其中男27例, 女53例, 年龄24~83岁, 平均年龄 (51.34±24.17) 岁;有20例为微浸润性腺癌, 其中男8例, 女12例, 年龄23~81岁, 平均年龄 (50.24±24.66) 岁, 另外35例为浸润前病变, 其中男15例, 女20例, 年龄20~82岁, 平均年龄 (51.63±24.63) 岁。术后病理诊断有79例为浸润性腺癌, 有46例患者为高分化腺癌, 16例患者为高-中分化腺癌, 15例患者为中分化腺癌, 另外2例为中低分化腺癌;有20例为微浸润性腺癌, 1例浸润性腺癌变异型。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实施多排螺旋CT扫描检查, 使用的仪器为GE64排螺旋CT, 检查时患者保持仰卧, 横断面扫描, 扫描范围确定依据定位扫描成像, 本次扫描范围主要为肺尖至肺底的全部区域, 严格按照仪器使用规范操作, 并预先调整各项参数:螺旋扫描, 曝光条件:120 k V, 150 m A;重建层厚:1 mm;矩阵:512×512;扫描图像观察:肺窗 (窗宽:1 500~2 000 HU;窗位:-450~-600 HU) ;纵隔窗 (窗宽:250~350 HU;窗位:30~50 HU) , 完成图像扫描后将扫描图像上传至工作站进行后序处理。

1.3 统计方法

运用SPSS.18.0统计软件加以分析, 使用χ2检验统计计数资料,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 结果

2.1 病灶CT征象表现

研究结果显示, 患者的病灶形态包:有76个表现为不规则形, 另外59个表现为圆形类圆形;本组患者的病灶边缘情况为:有89个为分叶, 另外46个为毛刺;患者的病灶内部结构:有38个为空泡征, 有35个为支气管征;邻近结构:有49个为血管集束, 65个为胸膜凹陷, 另外21个为血管增粗, 见表1。

2.2 肺腺癌分离与病灶直径的相互关系分析

病灶≤10 mm下, 浸润腺癌与浸润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034, P<0.05) , 11~20 mm下, 浸润腺癌与浸润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085, P<0.05) , 21 mm~30 m下, 浸润腺癌与浸润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382, P<0.05) 。浸润性腺癌与浸润前病变在CT征象以及病灶直径方面通过χ2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5) , 见表2。浸润前病变在纯磨玻璃结节中大约占据了66.78%, 混合性密度磨玻璃结节在浸润性腺癌中的比例为91.67%;病灶直径最小为浸润前, 最大为浸润性腺癌, 并呈现递增的势态发展。

3 讨论

癌组织有腺样分化特点其实就是下奶的组织形态学特点, 癌细胞形成分化成熟的腺泡状、管桩或者有柱状细胞内衬的乳头状结构, 或者伴有粘液分泌是其主要表现。如果腺癌患者的分化程度很高, 那么上述分化特征则更加显著;相反如果腺癌患者的分化程度不高, 那么上述分化特征则并不显著, 一般表现为实性区, 细胞内有黏液, 仅仅表现为小灶性腺样结构。腺癌是临床上的常见肺癌种类, 并在非吸烟人群也具有很高的发生率, 采取有效的诊断措施积极诊断非常重要[2]。同时, 腺癌有包含了不典型腺瘤样增生、浸润性腺癌变异型、原位腺癌、浸润性腺癌、微浸润腺癌等多种类型, 这就需要在诊断上通过相应的措施进行细化, 准确的鉴别诊断各种类型[3]。临床表明, CT诊断能够比较准确的诊断出肺部磨玻璃密度含量, 从病理角度上分析, 磨玻璃密度主要是由于肺泡腔的不完全填充、正常呼吸状态、肺间质增厚、肺泡部分萎陷、水肿、肿瘤性增生、纤维化等因素导致, 一般情况下, 周围型肺腺癌CT主要表现为局灶性磨玻璃密度病灶, 局灶性磨玻璃密度病灶实性成分越高, 浸润性腺癌的几率也就越大[4,5]。

国际肺癌研究学会 (IASLC) 联合美国胸科协会 (ATS) 、欧洲呼吸协会 (ERS) 等国际肺癌研究机构, 2011年提出IASLC/ATS/ERS多学科肺腺癌分类, 其中包括:不典型腺瘤样增生 (腺癌癌前病变) 、原位腺癌、微浸润腺癌、浸润性腺癌、浸润性腺癌变异性, 细化了病理形态、预后关系, 提出了和临床治疗、判断、预后等有显著相关的亚型分类, 本文的分类与该分类相似, 对浸润性肺腺癌与浸润前病变的鉴别诊断有一定指导作用。

浸润前病变主要有原位癌和不典型腺瘤样增生, 不典型腺瘤样增生主要分布于中央肺泡区, 沿着肺泡壁或者围绕呼吸性支气管上皮细胞局限性轻中度不典型增生, 通畅情况下病灶直径在5 mm以内, 组织学表现为肺泡壁衬覆间断的单层扁皮状细胞, CT主要表现为p GGO与其病理改变相关[6,7]。从该研究结果来看, 浸润前病变和浸润性肺腺癌的实性部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浸润前病变在纯磨玻璃结节中大约占据了66.78%, 混合性密度磨玻璃结节在浸润性腺癌中的比例为91.67%;病灶直径最小为浸润前, 最大为浸润性腺癌, 并呈现递增的势态发展 (P<0.05) , 该研究结果与相关研究报道结果相似[8]。在这个阶段呼吸性支气管和肺泡壁上皮厚度增加, 病灶并没有出现完全实变。因为肺泡壁和支气管厚度增加, 导致内分泌物排除受到阻碍或者出现萎陷, 最终让病灶CT表现为部分实变。在这个阶段, 局灶性磨玻璃密度病灶的毛刺、空泡和分叶征以及胸膜凹陷等表现并不显著。原位腺癌是指病灶直径不超过3 cm, 并且没有胸膜侵犯、间质浸润和脉管瘤栓的支气管肺泡癌。原位癌可以分成非黏液型和黏液型两种, 而最常见的则是非黏液性, 非黏液性原位癌病灶主要表现为肺泡间隔增宽伴纤维化。通过该研究亦可以看出, 多排螺旋CT能够比较准确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浸润性肺腺癌与浸润前病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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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侯准, 韩砆石, 孙希文.螺旋CT对浸润性肺腺癌与浸润前病变的CT鉴别诊断[J].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 2014 (4) :329-333.

[3]邢彦粉.肺腺癌浸润前病变的多层螺旋CT征象分析[D].苏州:苏州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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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性腺癌 篇2

【关键词】乳腺浸润性小叶癌；病理特点；诊断准确率

【中图分类号】R737.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4）22-0103-02

浸润性乳腺癌是乳腺癌的主要类型。癌细胞已穿破乳腺导管或小叶腺泡的基底膜并侵入间质。乳腺浸润性小叶癌（Invasive lobucar of the breast，ILC）发病率占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的5%～15%。其中20%乳腺浸润性小叶癌患者可累及双侧乳腺[1]。肿瘤界限不清、质韧、切面灰白色。镜下典型特征为单行癌细胞呈线状浸润于纤维间质中。癌细胞小，胞质较少，核大小较一致，核仁不明显，分裂象少见。乳腺浸润性小叶癌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IDC）在临床组织学、临床特点、风险因素、基因因素等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2]。笔者对40例ILC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进行总结分析，详细报道如下。

【摘要】目的：总结分析乳腺浸润性小叶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方法：选择40例乳腺浸润性小叶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临床病理资料，总结乳腺浸润性小叶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彩超表现、TNM分期特点等。结果： ILC患者中30～49岁年龄段发病率最高，达到45.00%，60%ILC患者未绝经，90.00%患者查体可触及肿物，多数患者淋巴结无转移或少量转移。镜检结果表明癌细胞较小、粘附性较差、胞质少、嗜酸性，常有胞质内小空泡，部分还存在印戒细胞样，核仁不明显、核分裂象较少，癌细胞呈散状分布，部分呈单行串珠状或围绕残留导管呈靶环状或同心圆浸润。结论：乳腺浸润性小叶癌多发于绝经前，两侧乳腺均可发病，临床应用查体多数可触及肿块，彩超扫描、钼靶片等联合诊断准确率更高。

【关键词】乳腺浸润性小叶癌；病理特点；诊断准确率

【中图分类号】R737.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4）22-0103-02

浸润性乳腺癌是乳腺癌的主要类型。癌细胞已穿破乳腺导管或小叶腺泡的基底膜并侵入间质。乳腺浸润性小叶癌（Invasive lobucar of the breast，ILC）发病率占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的5%～15%。其中20%乳腺浸润性小叶癌患者可累及双侧乳腺[1]。肿瘤界限不清、质韧、切面灰白色。镜下典型特征为单行癌细胞呈线状浸润于纤维间质中。癌细胞小，胞质较少，核大小较一致，核仁不明显，分裂象少见。乳腺浸润性小叶癌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IDC）在临床组织学、临床特点、风险因素、基因因素等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2]。笔者对40例ILC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进行总结分析，详细报道如下。

【摘要】目的：总结分析乳腺浸润性小叶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方法：选择40例乳腺浸润性小叶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临床病理资料，总结乳腺浸润性小叶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彩超表现、TNM分期特点等。结果： ILC患者中30～49岁年龄段发病率最高，达到45.00%，60%ILC患者未绝经，90.00%患者查体可触及肿物，多数患者淋巴结无转移或少量转移。镜检结果表明癌细胞较小、粘附性较差、胞质少、嗜酸性，常有胞质内小空泡，部分还存在印戒细胞样，核仁不明显、核分裂象较少，癌细胞呈散状分布，部分呈单行串珠状或围绕残留导管呈靶环状或同心圆浸润。结论：乳腺浸润性小叶癌多发于绝经前，两侧乳腺均可发病，临床应用查体多数可触及肿块，彩超扫描、钼靶片等联合诊断准确率更高。

【关键词】乳腺浸润性小叶癌；病理特点；诊断准确率

【中图分类号】R737.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4）22-0103-02

浸润性腺癌 篇3

关键词：mi R-125b,浸润性乳腺癌,病因学,治疗方法

浸润性乳腺癌作为肿瘤中控制水平最高的癌症之一, 其发生与发展符合慢性疾病特征。在其发生过程中, 肿瘤易感的乳腺细胞, 通过特殊的表观遗传学通路, 引发肿瘤祖细胞的形成, 成为乳腺癌发生的始动因素, 甚至决定了乳腺癌的分子亚型[1]。而这个过程除了涉及到众多原癌基因的激活和肿瘤抑制基因的突变和/或失活, 更涉及肿瘤微环境中micro RNA的爆发式改变。近年来, 随着放化疗、内分泌治疗和靶向治疗等治疗方式的不断改善, 患者的长期生存率有了显著提高。未来最具有发展潜能的当属靶向治疗, 而寻找有效的治疗靶点已成为当前研究重点。最新研究发现, 存在非编码蛋白的micro RNA对乳腺癌具有与编码蛋白基因同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micro RNA基因网络的形式精细的调节肿瘤的发生与进展, 并有望提供新的肿瘤治疗策略, 现已成为肿瘤分子方向研究的新热点。

micro RNA是真核生物中经Dicer酶加工后形成的小分子RNA, 具备高度的保守性、时序性和组织特异性。它在不同的生物体中普遍存在, 并以单拷贝、多拷贝和基因簇等多种形式存在于基因组中, 与肿瘤的发生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以往主流研究认为, 成熟micro RNA与其他蛋白质一起组成RNA诱导的沉默复合体 (RNA-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 RISC) , 以完全或部分互补的方式结合到靶基因信使RNA (m RNA) 的3’端非翻译区 (3’UTR) , 并沉默基因的表达;或者以锚定并降解靶m RNA的方式阻遏基因的表达。但研究证实, mi RNA的作用不仅仅止于阻遏, 激活靶m RNA的表达也是micro R-NA的常见功能, 而其机制不甚明了。关于micro R-NA的研究发现, 至少1/3的蛋白质编码基因受到micro RNA的调控, 其调控几乎贯穿细胞生命整个进程, 包括分化、增殖、代谢及凋亡。因此, 一个mi-cro RNA就可以作用于成百上千个靶点, 引起蛋白质合成的广泛改变, 全方位、高效能、多方向的调控基因的表达, 从而诱发或扼制肿瘤的发生或发展。

mi R-125b作为浸润性乳腺癌中最常见的表达失调的micro RNA之一, 最早由学者IORIO等发现, 浸润性导管癌内mi R-125b存在表达下调。近十年的研究更证实, 其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诊断、预后及药物抗性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mi R-125b在浸润性乳腺癌的体细胞和各类浸润性乳腺癌细胞系中均存在异常表达, 但乳腺癌分子亚型及病理组织亚型之间并未发现其明显差异, 本文将就mi R-125b与浸润性乳腺癌这一整体病理类型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mi R-125b在浸润性乳腺癌中的表达

mi R-125b存在两个前体:has-mi R-125b-1由染色体11q23转录而来, 其编码基因位于一个外显子区;has-mi R-125b-2由染色体21q21转录而来, 其编码基因位于一个内含子区。mi R-125b在肿瘤中的表达是一个双面派的代表。实体瘤中多充当抑癌基因角色, 呈现下调[2,3,4];而血液系统肿瘤中多充当促癌基因角色, 呈现上调[5]。

虽然关于mi R-125b在各型浸润性乳腺癌细胞中的表达被一致的认为是下调的[2,6,7], 但学界对其担任何种角色仍有争论。大部分报道考虑mi R-125b在浸润性乳腺癌中充当抑癌基因角色。因为浸润性乳腺癌在体细胞及肿瘤细胞系中mi R-125b普遍呈现低表达, 而经mi R-125b转染后的乳腺癌细胞贴壁生长能力下降, 增殖及迁移能力下降[2,7], 膜流动性亦将受损[6]。这一过程最早被认为主要由mi R-125b下调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家族成员erb B-2和erb B-3基因的表达所实现。少数学者却反驳, mi R-125b高表达于基底肌上皮细胞而低表达于导管的腔上皮细胞[8], 组织中mi R-125b的下调可能是由于肿瘤组织肌上皮细胞成分的丢失, 而非肿瘤细胞本身。与此同时, 基于浸润性乳腺癌的循环血mi R-125b的研究发现, mi R-125b可能实为致癌基因。mi R-125b可以增强肿瘤细胞在不利条件下的细胞抵抗力, 是耐药机制 (如紫杉醇[9,10]和氟尿嘧啶[11]) 产生的原因, 更是肿瘤复发和转移的机制。例如在5-Fu低应答的浸润性乳腺癌患者循环血中, 上调mi R-125b的表达, 将使相应肿瘤细胞群中, 增殖细胞比例上升而凋亡细胞比例下降。

这种矛盾的结果可能确实存在。因micro RNA的内在靶点过于复杂多变, 既可以诱发亦可以阻遏肿瘤的发生发展, 其最终担任何种角色取决于调节的总合, 即净效应。而细胞类型与细胞表型决定了净效应的产生。事实上, mi R-125b的表达与浸润性乳腺癌的关系并未被完全明晰, 需要更细致而深入的机制研究才能理清其复杂的生物学效应。

2 mi R-125b与蛋白

micro RNA作为肿瘤中异常表达显著的群体, 主要在转录后水平调控着m RNA的表达。众多肿瘤相关的蛋白质在这个过程中接受micro RNA的调控, 并起着调节肿瘤的营养和血管供应, 诱发免疫逃避, 改变肿瘤的微环境等作用。作为较早在浸润性乳腺癌中证实异常表达的分子, mi R-125b与一些明确参与肿瘤细胞增殖、转移相关的蛋白质的关系是近年研究热点。

附膜蛋白 (membrane protein, MUC1) 参与上皮更新与分化, 维持上皮完整性, 是一种重要的肿瘤学标志物, 在90%的浸润性乳腺癌患者中存在异常高表达。研究发现, MUC1中3'UTR端存在可锚定mi R-125b的种子序列, 浸润性乳腺癌中MUC1的高表达大部分归因于mi R-125b的下调。而通过外源性mi R-125b的引入将使ZR-75-1乳腺癌细胞系中肿瘤蛋白MUC1表达下调, 其顺铂治疗的DNA损伤性凋亡反应比例也将提高[12]。

细胞因子在肿瘤免疫微环境中发挥着双向调节作用, 参与着肿瘤免疫应答的每一步骤。红细胞生成素 (erythropoietin, EPO) 即为一种糖蛋白型细胞因子。EPO及其受体 (erythropoietin receptor, EPOR) 控制着骨髓红系祖细胞生长、增生、分化和成熟, 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应用于肿瘤相关性贫血的治疗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然而临床试验证实, 因其在体内作用的多效性, 应用红细胞生成素刺激剂 (erythropoiesissstimulating agents, ESA) 将增加肿瘤患者的死亡率。在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的肿瘤细胞中, EPO-EPOR是显著上调的, 以旁分泌的形式维持肿瘤细胞的增殖, 启动细胞的自我更新[13], 并引起曲妥珠单抗和他莫昔芬耐药性形成。最新实验发现, 乳腺癌中下调的mi R-125b可以刺激EPO及EPOR的表达, 与此同时, EPO-EPOR和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Ⅱ (humann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II, erb B-2) 被认为充当mi R-125b的竞争性内源RNA (ce RNA) , 以竞争性结合micro RNA的方式共同控制着乳腺癌的发生[14]。

谷氨酰胺基肽酶 (glutamine aminopeptidase, ENPEP) , 蛋白激酶 (protein kinaseα, CK2-α) , 细胞周期素 (cyclin, CCNJ) , 多效表皮生长因子样蛋白9 (multi effect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like pro-tein 9, MEGF9) 的成熟m RNA被证实均为mi R-125b的直接靶点。体外实验证实, mi R-125b可以通过调节以上蛋白, 诱导细胞增殖停滞于G2/M期并降低锚定非依赖性细胞增长率。恢复mi R-125b的表达或者敲除编码以上蛋白的基因是一种潜在的乳腺癌治疗方法[15]。

事实上, 不仅仅在乳腺癌, mi R-125b与众多细胞因子或者肿瘤蛋白的密切的关系, 在许多重要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均被发现。而该类关系, 有望在乳腺癌中得到印证。如mi R-125b在B淋巴细胞发生中心通过锚定干扰素调节因子4 (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4, IRF4) 抑制B淋巴细胞的分化[16], 参与炎症与肿瘤的双重调节。mi R-125b在单核细胞中, 负性调节肿瘤坏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 , 间接允许了肿瘤的免疫逃逸。mi R-125b在肝癌中的低表达导致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 (vascular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 VEGF-A) 表达的抑制[17], 可能是肝癌发生的重要机制等。

3 mi R-125b与基因

micro RNA的受控基因纷繁复杂, mi R-125b这一处在炎症与肿瘤交界枢纽的调控者可能有无法估量的靶基因[18]。至今为止, 大约30余种靶基因被证实涉及mi R-125b的调控。而在乳腺癌中获得证实的靶基因却屈指可数。

2007年美国学者就证实, mi R-125b可以通过靶向抑制erb B-2和erb B-3基因的表达, 起到抑制肿瘤细胞贴壁依赖性生长、移行和浸润的能力[2]。其后, 土耳其学者利用erb B-2非依赖性细胞系MCF-7种证明mi R-125b可以通过沉默ARID3B基因的表达, 起到抑制肿瘤细胞运动及转移的能力[19]。ETS1这一原癌基因也是mi R-125b的直接靶点, 通过对这一原癌基因的调控, mi R-125b以肿瘤抑制物的身份在体外细胞系抑制细胞的增殖, 诱导细胞周期阻滞于G1期;在体内抑制肿瘤的发生[20]。挪威学者发现BMPR1B基因中一个位点的C/T等位置换, 将使mi R-125b获得一个结合位点, 从而诱导乳腺癌的发生, 预示着疾病的不良预后[21]。中国学者发现, 在多种乳腺癌细胞系中, mi R-125b靶向抑制BAK1基因的表达, 赋予乳腺癌细胞紫杉醇的耐药性[10]。除此之外, 在乳腺癌细胞系MCF-7和MDA-MB-231中证实, mi R-125b可以通过介导STARD13 (DLC2) 基因诱导乳腺癌的远处转移[22]。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基因突变 (ataxia telangiectasia-mutat-ed gene, ATM) 患者获得乳腺癌风险增加, 在此基础上证实TNFSF4基因是mi R-125b的靶基因, 并介导了该类携带ATM基因突变患者获得乳腺癌的病理过程[23]。

除了浸润性乳腺癌, 在众多实体瘤的研究中, 也发现了mi R-125b的靶基因。在肝癌中, 抗凋亡蛋白Bcl-2, 原癌基因LIN28B2, 胎盘生长因子PGF和潜在的原癌基因SIRT7均为mi R-125b的靶基因, 共同参与着肝癌细胞的增殖、转移和凋亡过程。在前列腺癌中, mi R-125b靶向核受体辅助抑制因子2 (nu-clear receptor co repressor 2, NCOR2) 基因[24], 参与雄激素通路抑制肿瘤的进程;同时, mi R-125b介导CDKN2A (P14) 基因的表达, 参与P53基因依赖及非依赖的肿瘤细胞凋亡过程[25]。在膀胱癌中, mi R-125b则靶向抑制原癌基因E2F3[26], 充当抑癌基因的角色。

micro RNA因其时序性和组织特异性, 在病理生理过程中展示着相悖的作用, mi R-125b亦是如此。关于mi R-125b研究所涉及的靶基因中, 明确为促癌作用的有:BAK1、p14、ST18和TP53;明确为抑癌作用的有:BCL2、BCL2L2、E2F3、E2F2、erb B-2、erb B-3、FGFR2、MCL1、SIRT7、Smoothened和STST3。除此之外, mi R-125b还涉及心血管疾病、炎症反应或自身免疫系统疾病、阿兹海默、结核等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

4 mi R-125b的甲基化

甲基化是重要的表观遗传学机制, 而RNA甲基化被普遍认为是转录后修饰的一种基本方式。mi RNA的甲基化通常意味着mi RNA的下调, 其甲基化程度影响着肿瘤相关基因的表达。众多实体瘤中证实, mi R-125b的甲基化参与肿瘤的发生及进展。对比无瘤细胞系, mi R-125b在肝癌细胞系中呈现高度甲基化, 而甲基化抑制剂5-氮-2′脱氧胞苷可以显著上调mi R-125b的表达, 并降低肝癌细胞增殖、非贴壁依赖性生长、迁移和血管生成的能力[27]。在前列腺癌、肺癌中, mi R-125b的甲基化与作为转录“开关”的肿瘤细胞启动子Cp G岛的甲基化成正相关。表观遗传学的改变被认为是浸润性乳腺癌体细胞的突变的始动因素[1], 如果以上两种机制可以在乳腺癌中得到证实, 将有利于解释众多肿瘤的发生, 并有望用于预测肿瘤的进展及疾病的预后。

在著名的赫拉细胞系中发现, t RNA甲基转移酶NSun2可以使原始mi R-125b (pri-mi R-125b) , 前体mi R-125b (pre-mi R-125b) 及成熟mi R-125b (mi R-125b) 获得甲基化。其甲基化程度抑制mi R-125b的成熟过程的每一步骤, 并抑制mi R-125b形成RISC, 最终阻遏mi R-125b在沉默基因表达中的能力[28]。基于NSun2与mi R-125b共同涉及肿瘤的发生[29]这一事实, NSun2-mi R-125b调节轴无疑在肿瘤的病理过程占有一席之地。关于浸润性乳腺癌组织的研究证实, 其mi R-125b处在高甲基化状态, 并以抑癌基因角色参与促癌基因ETS1[20]的调节, 起着在体外抑制肿瘤增殖、诱导细胞周期停滞于G1期;体内抑制肿瘤发生的作用。mi R-125b高甲基化状态, 是其呈现低表达的重要原因之一。

5 mi R-125b与耐药性

近年来众多micro RNA被报道参与浸润性乳腺癌细胞耐药性的形成。关于mi R-125b与浸润性乳腺癌耐药性的研究虽并不多见, 但一致的认为其具备成为耐药性的生物标志甚至靶向药物[2,7,10]的前途。体内外实验均发现, mi R-125b的表达与化疗诱导的凋亡及增殖抑制呈显著性负相关, 降低mi R-125b的表达可以恢复肿瘤细胞对化疗的应答反应。E2F3[11]和BAK1[10]基因均被认为参与到mi R-125b介导的乳腺癌细胞耐药性的形成过程中。甚至猜想mi R-125b可以通过调节乳腺癌干细胞中的侧群细胞, 赋予其化疗耐药性表型, 并逐步积累使其最终获得耐药性[30]。

肿瘤细胞耐药机制复杂, 目前存在如下认识:药物摄取减少;泵出性耐药 (由ATP结合盒转运蛋白介导) ;肿瘤细胞本改变药物性能 (如DNA损伤修复, 产生药物失活酶, 肿瘤细胞药物诱导性凋亡抵抗等) 。目前在肿瘤细胞中已经证明, mi R-125b参与泵出性耐药和肿瘤细胞药物诱导性凋亡抵抗事件。

泵出性耐药是肿瘤细胞产生耐药性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机制, 它通过ATP结合盒 (ATP binding cas-sette, ABC) 转运蛋白介导, 使已摄入细胞内的药物排出细胞, 维持胞内药物浓度低于能够杀伤细胞的阈值。肝癌细胞的普遍化疗耐药性被认为与ABC转运蛋白的高表达有关。ABC家族成员ABCC4是mi R-125b的直接靶点[31], 参与细胞对药物吸收、分布及释放。上调其表达可以恢复或提高肿瘤细胞的化疗敏感性。

化疗药物通过干扰核酸的形成或影响DNA的结构诱导的肿瘤细胞凋亡, 故凋亡抵抗成为肿瘤耐药性发生发展中尤为关键的一环。mi R-125b通过与凋亡相关基因相互作用, 调控着肿瘤细胞耐药性的形成。在胃癌多药耐药细胞株SGC7901/VCR中mi R-125b呈低表达;而上调mi R-125b的表达, 可以通过抑制抗凋亡蛋白BCL2和MCL1显著增加细胞对化疗药物诱导的凋亡[32]。以上耐药机制有望在浸润性乳腺癌中得到证实。

6 mi R-125b与乳腺癌的临床展望

浸润性腺癌 篇4

1材料与方法

1. 1临床资料收集我院2011年5月至2013年11月间手术切除的年龄≤40岁及≥60岁的乳腺癌组织标本120例。 其中年龄≥60岁者64例,为老年组,年龄60 ~ 77岁,平均( 66. 13 ± 5. 59) 岁; 年龄≤40岁者56例,为年轻组,年龄24 ~ 40岁,平均( 35. 75 ± 4. 12) 岁。所有病例均经病理学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行免疫组化检测时均未经放化疗治疗。

1. 2实验方法所有病例标本均经10% 的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常规石蜡包埋,连续4 μm切片,采用EnvisionTM二步法对手术标本进行雌激素受体( estrogen receptor,ER) 、孕激素受体( progesterone receptor,PR)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HER-2 ) 、Ki-67的免疫组化检测。ER、 PR、HER-2、Ki-67单克隆抗体购自福州迈新公司。乳腺癌分子免疫表型见表1。

1. 3结果判定ER和PR阳性判断标准: 阳性部位定位于细胞核,每张切片着色细胞数< 10% 为( - ) ,≥10% 为( + ) 。 HER-2阳性判断标准: 细胞膜棕黄染色为阳性。无细胞染色为( - ) ; 任何比例的浸润癌细胞呈现微弱、不完整的细胞膜着色为( + ) ; > 10% 的浸润癌细胞呈现弱至中等强度、完整但不均匀的细胞膜棕黄色着色,或< 30% 的浸润性癌细胞呈现强且完整的细胞膜棕褐着色为( + + ) ; > 30% 的浸润癌细胞呈现强的、完整的细胞膜棕褐色着色为( + + + ) 。

1. 4统计学分析数据经SPSS 13. 0统计软件包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 P <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老年组与年轻组的肿瘤大小、腋窝有无淋巴结转移比较肿瘤大小以最大直径为准,老年组>2 cm者占32.8%(21/64),年轻组占50%(28/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2)。老年组有淋巴结转移者27例(42.2%),年轻组为27例(48.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2.2 2组的ER、PR阳性表达率比较老年组ER阳性表达率为67.2%(43/64),PR阳性表达率为56.3%(36/64),年轻组ER阳性表达率为69.6%(39/56),PR阳性表达率为58.9%(33/56),2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2. 3 2组的分子分型比较2组均以管腔型为主,但各型分布不一,在老年组管腔A型占34. 4% ( 22/64) 、管腔B型占35. 9% ( 23 /64 ) 、HER-2过表达型占21. 9% ( 14 /64) 、三阴型占7. 8% ( 5 /64 ) ; 年轻组各型的比例分别为32. 1% ( 18/ 56 ) 、37. 5% ( 21 /56 ) 、14. 3% ( 8 /56 ) 、 16. 1% ( 9 /56) ,2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3讨论

老年患者是特殊人群,有其独特的生物学特点。老年人各脏器功能逐渐退化, 往往伴有多种内科疾病,使得治疗受到诸多限制,同时对自身健康状况关注不足, 缺乏自我检查和定期普查的常识,延误诊断导致就诊时病期较晚,影响治疗。但是由于老年人乳腺组织退化,皮肤松弛,出现包块易被发现,如能早期积极治疗,效果较好。重视老年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是提高患者生存率、改善生活质量的关键。

乳腺癌在临床上和病理学中的表现是多样化的,其主要的特征有肿瘤大小、腋窝淋巴结转移、激素受体情况等。文献报道, 青年组肿瘤直径多为2. 0 ~ 5. 0 cm,而老年组肿瘤直径多≤2. 0 cm［6-7］。其原因可能是老年人乳腺组织疏松,肿块小易被发现,分期较早。本研究老年组肿瘤直径> 2 cm的占32. 8% ,明显低于年轻组的50. 0% ( 28 /56) ,与文献报道一致。腋窝淋巴结转移情况是影响乳腺癌预后的重要的独立因素［8］。本文中老年乳腺癌的腋窝淋巴结转移率为42.2%(27/64),年轻组为48.2%(27/56),年轻组要高于老年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张继运等[6]研究结果一致。这些迹象都表明老年乳腺癌发展相对较缓慢,预后也要好于年轻者。有研究表明,老年乳腺癌患者ER、PR表达比年轻组高,因此采用内分泌治疗预后较好[9]。本研究老年乳腺癌患者ER表达的阳性率为67.2%,PR表达的阳性率为56.3%,但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张继运等[6]研究老年乳腺癌ER表达比年轻组高,2组间PR表达无差异,出现不一致可能与乳腺癌样本来自不同地区有关。

乳腺癌的分子分型与乳腺癌的疾病转归、患者预后和治疗反应密切相关,个体化治疗将成为乳腺癌治疗的发展方向,以生物学差异为划分依据的乳腺癌分子分型对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本研究中的老年组4型所占的比例分别为管腔A型34.4%、管腔B型35.9%、HER-2过表达型21.9%、三阴型7.8%;年轻组分别为32.1%、37.5%、14.3%、16.1%,均以管腔型为主,三阴型相对较少,但2组分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陈欣等[10]研究显示老年乳腺癌组也是管腔型为主,但管腔A型(65.7%)比管腔B型(7.6%)明显多,HER-2过表达最少(7.6%),三阴型占14.0%,与本研究中的各型所占比例稍有不同,这可能是该研究病例为≥65岁老年乳腺癌患者,而本研究老年组病例为≥60岁患者的原因,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研究,并统一样本分组标准。本研究中三阴型比例最少,而且老年组三阴性癌的比例明显要低于年轻组,而三阴癌是乳腺癌所有分子亚型中预后最差的亚型［11］。由此可以预测多数老年浸润性乳腺癌的预后要好于年轻患者。

浸润性腺癌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2012年1月-2013年1月收治的乳头结构肺腺癌患者60例, 其中男35例, 女25例, 年龄39~71岁, 平均年龄 (53.68±1.37) 岁。经相关CT仪器对患者进行医学检查, 结果表明, 患者的肺部肿块边缘部分呈现出极不规则的形状, 且存在着部分分叶及毛刺, 毛刺长度各不相等。

1.2 方法

首先, 采用10%的福尔马林对标本实行固定操作, 并对患者身体中肿瘤的具体大小进行明确记录, 将其大小作为依据, 对已病变的组织块进行提取操作, 组织块的数量为3~7个。之后用石蜡对组织块实行包埋工作, 并完成相应的切片染色工作。依照相应的组织分型操作守则对病症的具体特点进行整体化的分析考量, 并对具体的成分比例进行科学记录[1]。

2 结果

60例患者临床表现多为频繁咳嗽、血痰、胸痛且肺部存在占位病变。对其进行了3~62个月 (平均22.3个月) 随访。在随访过程中, 运用CT、MRI等设备对患者病症的转移状况进行科学判定。结果表明, 在随访期中, 60例患者均存在多发肺内转移, 且病症发现较晚, 因此预后状况不佳, 淋巴结细胞也出现了部分转移情况。

3 讨论

3.1 临床具体表现

微乳头结构肺腺癌患者的年龄范围通常为23~83岁, 主要的患病人群为中老年人, 在男女性别上尚不存在差异。确诊前通常不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临床表现, 只在常规体检中发现肺部器官存在着结节情况, 或是出现频繁咳嗽、胸痛的症状, 部分患者表现为转移灶症状, 在就诊后发现病症。部分医学研究结果表明, 肺腺癌在不吸烟的人群中更为常见, 但此观点尚未得到其余学者的认同。20%左右的患者在正式实施手术前, 其癌胚抗原的指数会逐步升高, 而此指数又与患者在术后的具体生存时长存在着直接关联。相关的影像学分析结果表明, 大部分肿瘤病症通常位于肺的周边, 具体表现为结节型的肿块, 且类型多为胸膜型。

3.2 组织学特点

临床上肺腺癌表现出的形态特征主要分为两种:真性乳头和微性乳头。这两种主要区别为是否存在纤维血管轴心结构。微乳头肺腺癌的病理表现存在着乳头状的结构, 且其边缘均呈现出毛刺状, 在中央部分的血管轴心较为缺乏。微乳头的生长方向通常为由内而外, 简单来说便是患者肿瘤病症的底层部分细胞出现倒转情况。利用电镜仪器设备可以看出, 患者的上皮巢细胞表面组织存在着较多的微绒毛。有医疗学者在经过相关分析研究后将此肺腺癌分为两种类型:经典式及变异式。经典式主要是指微乳头簇不存在一定的纤维血管轴心, 且在纤维间隙中集聚;而变异式则是指大量的微乳头簇全部集聚于肿瘤细胞腔中, 且肺泡癌的癌细胞开始呈现出突起的趋势逐步成为微状乳头。

3.3鉴别诊断及生物学行为

(1) 鉴别诊断:将浸润性微乳头状结构的肺腺癌与转移型的肿瘤进行科学具体的比较鉴别。转移型的肿瘤通常存在原发性疾病史, 在肺部存在的病灶为多发性, 且病灶的具体位置为肺下叶。对原发性及转移性的肺肿瘤疾病实行科学准确的鉴别, 最为常见的方法便是免疫组织化学。本文中的肺腺癌病症的仪器检测图像与乳腺癌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 而其不同处是对乳腺癌的明确标记通常为ER或是PR, 而对于肺腺癌则不进行标记。 (2) 生物学行为:本文的肺腺癌病症在发病期间具有极强的侵袭性, 且具有一定的转移性, 对于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2]。因此, 引发了广大医疗学者的高度关注及深入研究。曾有国外学者研究发现, 在果蝇生物体内消失的细胞中, 有部分癌基因分子会与激酶通路进行相互的作用影响, 使得肿瘤病症的浸润度急剧上升。而癌细胞中黏附分子、整合素或是凋亡调节因子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果发生部分变化, 则会使得失巢凋亡具有的抵抗性作用进一步出现, 且对于肿瘤病症的扩散及转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极易使得肿瘤细胞大面积增加。微乳头结构的肺腺癌自身具有极强的浸润性, 在一定的状况下会出现部分转移情况。另外, 在淋巴结细胞的转移过程中可能会使得肿瘤病症进一步的恶化发展, 使得其预后效果极为不良。

3.4 治疗及预后

对于此病症的具体最优治疗方式尚未得到明确, 需进行更为深入化的研究[3]。由于此病症自身具有极强的侵袭性, 因此, 如果单单采用肿瘤切除的方式对其治疗则尚显不足。还有学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发现, 在一定数量的患者中, 有一半的患者在经过手术切除治疗后, 短期内便出现复发状况, 还有另一半的患者在实行了相应的手术治疗后进行了辅助式的化疗。此病症在患病过程中能够通过血源或淋巴道完成相应的转移, 主要的转移范围为肺叶、骨以及锁骨淋巴结, 运用化疗与放疗相结合的方式能够将患者的生存时长进一步延伸化, 但大部分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依旧会死于呼吸衰竭。

有大量医学研究表明, 肺腺癌中的微乳头结构与淋巴管、静脉瘤栓有着直接性的关联, 因此存在着恶性的潜能。而且能够通过淋巴结的转移活动使得患者的病症进一步的恶化, 且出现预后不良的情况。而且与其余种类的肺腺癌相比, 患者的生存时长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摘要：目的:分析微乳头结构肺腺癌患者的具体临床病症特点。方法:选取我院2012年1月-2013年1月收治的肺腺癌患者60例, 对其具体的临床特点进行科学分析。结果:患有微乳头结构肺腺癌病症的患者, 其具体的临床表现为频繁咳嗽、胸痛且肺部存在占位现象。相应的组织学观察结果为:患者身体中的血管轴心出现部分细胞簇, 且其形状呈现为乳头状, 具体比例不等。结论:肺腺癌患者病症所呈现出的乳头状结构表明其肿瘤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转移现象, 极不利于患者身体的恢复, 且会对病症今后的实质预后效果及生存时长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微乳头结构,肺腺癌,病理特点

参考文献

[1]罗丽花, 张婉仪, 阮君.伴有浸润性微乳头结构肺腺癌的病理诊断及预后评价[J].临床医学工程, 2012, 19 (7) :1082-1084.

[2]法文, 曾郁, 杨振忠, 等.伴有浸润性微乳头状结构肺腺癌的病理诊断与预后[J].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1, 36 (4) :370-373.

浸润性腺癌 篇6

关键词：表柔比星,紫杉醇,浸润性乳腺癌,新辅助化疗

乳腺癌为女性患者多发的恶性肿瘤, 外科手术为常见的治疗方式, 由于多数患者存在转移情况, 单纯手术无法对患者进行根治, 因此, 新辅助化疗在临床中被广泛应用, 主要是在放化疗或者手术治疗前实施, 现如今已成为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 而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实施一项完整方式十分重要[1,2]。因此, 我院对表柔比星联合紫杉醇对浸润性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的观察进行分析, 见本文描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取我院100例浸润性乳腺癌患者, 收取时间在2016年2月11日~2016年10月15日, 所有患者均实施表柔比星联合紫杉醇新辅助化疗治疗, 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纳入标准: (1) 所有患者经过穿刺组织学结果确诊为浸润性乳腺癌。排除标准:不接受新辅助化疗治疗的女性患者。

观察组患者;年龄在20~40岁之间, 患者平均年龄为 (30.45±1.23) 岁。

对照组患者;年龄在21~40岁之间, 患者平均年龄为 (34.05±1.29) 岁。

两组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的各项资料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实施表柔比星联合紫杉醇新辅助化疗治疗 (第一天给予患者采用60mg表柔比星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41211) 静脉滴注, 第二天给予患者采用175 mg紫杉醇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0980170) 加25 ml葡萄糖液持续静脉输入, 第三天给予患者采用葡醛内酯加25 ml葡萄糖液静脉滴注, 21 d为一个治疗周期, 治疗后分别实施保乳手术或者改良根治术进行治疗) 。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的住院时间、住院费用进行对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分析,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的住院时间 (25.01±1.23) d、住院费用 (6584.25±165.55) 元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如表1所示。

注: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相比较, P<0.05。

3 讨论

据相关研究显示, 浸润性乳腺癌患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多数患者实施新辅助化疗, 而在化疗中实施一项有效的完整措施, 能显著提高化疗效果[3]。

我院在化疗中实施完整优质服务, 其主要包括: (1) 由于女性患者不仅仅需要忍受癌症引起的痛苦, 还需要忍受化疗所带来的折磨, 易导致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恐惧、焦虑情况, 担心新辅助化疗效果, 从而影响患者体内激素正常分泌活动, 导致机体防御功能被削弱, 因此, 护理人员应与患者进行沟通, 鼓励患者说出恐惧、焦虑因素并且倾听患者诉说, 同时给予患者实施心理干预, 告知患者化疗药物的常见表现以及不良反应, 从而使患者得到鼓励, 配合新辅助化疗。 (2) 为了预防患者在化疗过程中发生过敏反应时, 应在用药前询问患者有无过敏史, 遵医嘱给予患者输注药物, 在输注过程中对患者进行心电监护, 观察生命体征, 为了预防患者发生胃肠道反应, 在进行新辅助化疗前应告知患者胃肠道反应的影响因素以及发病机制, 在患者发作过程中, 对患者实施止吐药物进行治疗, 同时采用鼓励语言、积极暗示, 使患者情绪完全放松, 在化疗完毕后, 应在患者病房内摆放喜爱的水果, 同时鼓励患者坚持少量多餐原则[4]。

表柔比星联合紫杉醇的新辅助化疗对浸润性乳腺癌患者十分重要, 通过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实施护理措施, 不仅能减轻患者恐惧和焦虑感, 还能降低不良反应, 使患者安全渡过化疗期, 为治疗的手术治疗提供有利条件。

经研究表明, 观察组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的住院时间、住院费用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综上所述, 通过在浸润性乳腺癌患者实施表柔比星联合紫杉醇新辅助化疗治疗过程中采用优质护理, 不仅能降低患者家庭经济负担, 还能缩短患者住院时间。

参考文献

[1]刘青.系统护理对乳腺癌患者围手术期癌因性疲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12, 28 (28) :27-29.

[2]徐锦江, 孙铭, 顾立学, 等.延续护理在乳腺癌化疗患者居家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全科医学, 2012, 15 (9) :972-974.

[3]赵洁, 刘娟, 邱怀玉, 等.全程优质护理在乳腺癌手术患者中的应用及效果观察[J].齐鲁护理杂志, 2012, 18 (18) :57-59.

浸润性腺癌 篇7

关键词：乳腺肿瘤,维生素D受体,表皮因子生长受体,免疫组织化学

近年来,随着乳腺癌分子分型研究的逐渐深入,基底细胞样型浸润性乳腺癌(basal-Like invasive breast cancer,BLBC) 以表型独特、预后较差而引起广泛重视, 相关研究也较多。BLBC除手术治疗外,还可选择系统性化疗或放疗,但至目前为止,疗效不确切,因此加强对BLBC的认识有助于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法[1]。研究表明,乳腺癌细胞是维生素D的重要的靶器官,与维生素D受体(vitamin D receptor ,VDR)相关性明显[2],而表皮因子生长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在乳腺癌发生、发展及治疗中也起到重要作用[3]。我们着重研究BLBC患者VDR、EGFR的表达情况及其对BLBC治疗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本及分组

收集我院病理科保存的2000年1月—2010年12月临床手术切除的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石蜡标本264例,按BLBC诊断标准[4]分别检测筛选出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及C-erbB2蛋白阴性,基底细胞标记物CK5/6和(或) 肌上皮标记物p63、SMA、CK18中的1种或多种阳性表达的BLBC组织50例作为试验组,年龄25～73岁, 平均56.2岁。另选非BLBC组织标本54例作为对照组。

1.2 抗体和试剂

一抗鼠抗人ER、PR、C-erbB2、CK5/6、p63、CK18单克隆抗体均为工作液, 购自美国DAKO公司;兔抗人VDR、EGFR浓缩型多克隆抗体工作浓度为1:50, 购自美国Zymed公司;10%非免疫动物血清、生物素化小鼠IgG、抗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霉素卵白素及DAB显色试剂盒均购自美国DAKO公司。

1.3 HE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

选取BLBC石蜡包埋组织,常规切片,4 μm,一部分进行常规HE染色,另外部分切片行免疫组织化学(SP法),将切片固定后常规脱蜡水化, 组织抗原微波修复, 10%非免疫动物血清封闭。滴加一抗,4 ℃冰箱孵育过夜后滴加二抗, 室温下孵育20 min, 滴加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霉素卵白素, 室温下孵育20 min。各步骤间以PBS冲洗5 min, 连续3次。DAB显色, 苏木素复染, 中性树胶封片。以已知阳性片作阳性对照, 以PBS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1.4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判读

ER、PR和p63阳性染色表现为细胞核呈棕色,C-erbB2阳性为>10%细胞膜出现棕色, EGFR阳性表现为细胞胞质及胞膜表现为棕褐色,CK5/6、VDR、CK18阳性表现于细胞胞质为棕色。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进行阳性率χ2检验,并分析VDR与EGFR在BLBC中表达的相关性。检验水准α= 0. 05。

2 结果

2.1 BLBC病理形态学及免疫组织化学特征

BLBC组织形态学HE染色结果如图1A所示,具有以下特点:①多数呈现高级别浸润性导管癌形态特点, 肿瘤中央瘢痕多见,有时可见地图样或粉刺样坏死;②肿瘤具有推挤性边缘;③肿瘤有时导管结构不明显, 以实性片状分布;④肿瘤细胞显著多形性或呈合体细胞样, 界限不清, 胞质少, 核质比高, 核分裂相和细胞凋亡多见;⑤肿瘤间质极少,其间微血管肾小球样增生并有中等至多量淋巴细胞浸润。SP法检测ER、PR或Her-2为阴性表达,然后检测CK5/6、CK14或P63等基底细胞型细胞角蛋白至少1种表达为阳性。

在收集的264例乳腺癌肿瘤组织中符合上述标准的BLBC病例共有了50例。免疫组织化学检测EGFR和VDR在50例诊断明确的BLBC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发现EGFR在BLBC中主要在细胞膜和胞质中表达见图1C,而VDR主要在胞质中表达见图1D。

A为BLBC组织HE染色结果,呈典型的BLBC镜下结构;B为非BLBC组织HE染色结果;C为EGFR在BLBC组织中免疫组化结果,主要在胞膜和胞质中表达,呈棕褐色;D为阳性表达,D为VDR在BLBC组织中的表达结果,主要表达在胞质中,呈棕褐色

2.2 BLBC的VDR、EGFR的表达分析

试验组50例BLBC标本中VDR、EGFR呈阳性表达为12和41例,表达率分别是24.00%和82.00%;对照组54例组织中标本中VDR、EGFR阳性表达为24和32例,表达率分别是44.44%和59.26%。χ2检验显示,试验组VDR表达率较低,EGFR表达率较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BLBC组织中VDR与EGFR表达的相关性

相关分析发现,在50例BLBC组织中,VDR与EGFR同时表达阳性共8例,同时表达为阴性共5例,二者相关性分析显示呈负相关(r=-0.73,P<0.01)。

3 讨论

BLBC约占浸润性乳腺癌的15%, 其发病年龄较一般乳腺癌患者年轻,是一种临床预后较差的乳腺癌亚型,其基因表达模式、生物学特征及发生与发展机制还不是十分清楚。

VDR属类固醇激素/甲状腺激素受体超家族,存在于靶细胞核内, 是1,25(OH)2D3发挥生物学效应的核内受体,在本质上是一种配体依赖性的核转录因子, 在维持机体钙、磷代谢、调节细胞增殖分化等方面起重要作用。1,25(OH)2D3与肿瘤细胞核内的VDR特异性结合后, 其丝氨酸磷酸化,使VDR发生共价变构,VDR首先与9-cis-维甲酸受体(RXR)结合, 然后再激活维生素D反应因子(VDRE),在此状态下再结合配体Calcitriol后, 激活或抑制RNA多聚酶转录RNA, 实现其基因调控功能[5,6]。VDR的表达与人类癌细胞株的分化程度有关,可以作为预测癌症患者临床治疗预后的生物学指标之一。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BLBC组织中VDR的阳性表达率是24.00%, 而非BLBC组织中VDR阳性表达率是44.44%, 前者显著性低于后者(P<0.05),这表明VDR可能参与了BLBC的发生与发展,由于VDR在BLBC中表达降低或缺失,导致1,25(OH)2D3类似物很少或没有受体结合而无法作用于乳腺癌细胞,因此采用1,25(OH)2D3类似物用于治疗BLBC效果的可能不佳。

已有研究显示,VDR参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的信号转导,增加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生成,改变细胞对EGFR的敏感性或降低EGFR的表达,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生长[7]。EGFR是原癌基因C-erbB-1的表达产物, EGFR作为跨膜糖蛋白, 其分子可以分为细胞外区、跨膜区和细胞内区3个部分。当配体(如表皮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双调蛋白等)与细胞外区结合时,跨膜区发生构变, 激活细胞内区, 使其与ATP酶结合, 导致自磷酸化和转磷酸化,从而促进细胞内底物磷酸化,并产生多种信息,这些信息传入细胞核,促进细胞增殖、分化和迁移。正常水平EGFR参与正常乳腺组织生长与发育的调节,高表达则抑制凋亡和促进肿瘤内血管增生,从而促进肿瘤发生、转移和侵袭[8,9]。本试验结果表明,EGFR表达于BLBC细胞膜及细胞质中,癌组织周围间质不表达,阳性率达82.00%,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这与Shao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EGFR的高表达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可能与肿瘤的分化差及高度浸润性相关。对于进展期乳腺癌,抗雌激素治疗是一种有效的内分泌治疗选择, 但是临床实践证明对于ER(-)患者抗雌激素治疗效果差。目前,针对EGFR的靶向抑制剂如易瑞沙用于存在基地细胞浸润性改变的非小细胞肺癌临床治疗中,已取得较好疗效,且这种疗效取决于EGFR的表达程度,EGFR高表达的患者,使用易瑞沙治疗时,效果明显好于EGFR低表达者[11]。因此,此类EGFR抑制剂可能是BLBC将来较有前途的临床治疗手段。

综上所述,VDR与EGFR与BLBC关系密切,EGFR与VDR表达呈负相关,表明二者在BLBC发展发生中可能存在相互抑制关系,相关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VDR在BLBC中的低表达,提示BLBC患者对1,25(OH)2D3类似物治疗可能不敏感;而EGFR在BLBC中的高表达,提示其可以作为新的靶点用于治疗BLBC。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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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性腺癌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96例乳腺癌标本为我院2006年至2007年乳腺癌手术中浸润性乳腺癌的患者,年龄为24～80岁,平均50.75岁。全部用10%福尔马林液固定,常规石蜡切片,病理诊断后免疫组化检ER、PR、cerbB-2、P53基因并结合WHO的分类方法,对其临床和病理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1.2 免疫组化

免疫组化采用S-P法,设阳性和阴性对照,DAB显色,光镜观察,所用试剂均购自上海长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 阳性结果判定

ER、PR采用阳性百分比计数法,计数500个肿瘤细胞内每100个肿瘤细胞中阳性肿瘤细胞数。≥15%为阳性,阳性细胞着色部位,位于肿瘤细胞核内成均匀棕黄色颗粒,灶性及散在分布,部分病例核膜亦可着色,背景清晰。c-erbB-2阳性部位在胞膜及胞浆,P53基因阳性部位在胞核,其阳性数占10%～25%为(+);25%～50%为(++);>50%为(+++);<10%为阴性。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统计软件,χ2检验。

2 结果

2.1 ER.PR.c-erbB-2、P53基因与浸润性乳腺癌局部淋巴结转移的关系(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ER、PR在淋巴结有转移的浸润性乳腺癌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1.37%、48.23%明显低于淋巴结未转移表达率,分别为73.03%、69.7%,而c-erbB-2,P53基因则在淋巴结转移的浸润性导管癌中表达率分别为50.2%、37.65%,表达高于淋巴结未转移的表达率分别为36.93%、19.5%,P<0.05,差异具有显著性。

2.2 ER.PR.cerb-2、P53基因在浸润性乳腺癌中表达的相关性(表2)

从表2中可见ER、PR阳性时,c-erbB-2阳性率分别为33.41%,36.84%,而ER、PR阴性时,c-erbB-2阳性率分别为53.85%,45.83%,P53基因的情况与c-erbB-2相似,差异具显著性(P<0.05),呈负相关。

3 讨论

3.1 ER、PR属于核受体超家族中的甾体激素受体,对乳腺癌的生长,分化有调节作用

PR是雌激素和雄激素受体结合诱导的产物,其合成数量与雌激素受体复合体移位于细胞核内的数量成平衡关系,大多数乳腺癌呈激素依赖性。在Goldhirsch.A等[1]分析的病例中,60%～80%的原发性乳腺癌的ER阳性,其中一半以上同时表达PR。ER和PR表达有一致性。国内报道的ER、PR同步性较高,姚先莹[2～5]等的研究结果显示,ER阳性病人80%～90%同时PR阳性表达。本实验的浸润性乳腺癌病例标本为随即选材,ER阳性病人中同时有266例PR阳性,ER、PR阳性表达同步较高(58.87%),表明ER和PR表达确实有较高的一致性,其检测对判断预后,指导内分泌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研究证实,ER阳性表达的乳腺癌术后5年生存率明显高于阴性者,且术后复发和远处转移较少,对PR在乳腺癌中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报道,但也有相反的观点。

3.2 C-erbB-2/neu(HER/neu)是一种原癌基因

Neu癌基因编码P185磷酸蛋白是Ⅰ型酪氨酸激酶受体,与P53同位于第17号染色体。C-erbB-2/neu编码的跨膜生长因子受体是EGFR家族成员,c-erbB-2具有细胞内酪氨酸激酶样活性,在胚胎发育形成及上皮分化中有一定作用。在人类组织的上皮细胞中有广泛表达。C-erbB-2在人乳腺、卵巢、肺、前列腺、子宫内膜等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它同乳腺癌的生成及演进有关系,过度表达可致肿瘤的发生[2]。Hunes等[4]报道,c-erbB-2在25%～30%的乳腺癌中表达,恶性度较高的浸润性癌表达率较高,有很多报道c-erbB-2在乳腺癌的过度表达与癌的分化,组织学类型,分级及对内分泌治疗的反应和病人的预后等因素有关。淋巴结转移为乳腺癌预后的重要指标,c-erbB-2同步于淋巴结转移。本组病例有淋巴结转移者为50.2%,而无淋巴结转移的为36.93%,有淋巴结转移的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者。提示c-erbB-2为乳腺癌的预后指标之一,另外强阳性者乳腺癌组织学分级与预后关系较为肯定。在我们的研究中,c-erbB-2阳性表达Ⅰ、Ⅱ、Ⅲ级之间呈明显上升趋势[6]。P53基因是抑癌基因,分为野生型和突变型,抑癌基因P53的功能丧失是人肿瘤最常检到的变化之一,有50%的肿瘤带有P53基因突变,野生型P53基因具有抑制细胞转化的作用,而突变型P53基因具有转化细胞和协同癌基因的转化作用,有文献报道69%的乳腺癌有P53等位基因的杂和性缺失,P53突变是乳腺癌发生的早期信号,并贯穿于乳腺癌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与肿瘤大小,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不相关,无统计学意义。由于P53基因有调节肿瘤细胞生长及血管生长功能,现被选为基因治疗的靶基因[3]。

研究发现,c-erb B-2,P53基因表达的乳腺癌对三苯氧胺治疗,单独的激素治疗以及环磷酰胺,甲氨喋呤,5-Fu联合化疗产生耐受,而对泰素、阿霉素治疗变得更敏感。近年来一种针对c-erb B-2的单克隆抗体类药物赫赛汀(Herception)研制成功,它只针对c-erb B-2高表达的肿瘤细胞产生作用,可有效延长患者生存期并使其生存质量得到改善。

摘要：目的 探讨496例乳腺癌手术病例标本中ER.PR.c-erbB-2和P53基因在浸润性乳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496例浸润性乳腺癌手术标本中ER.PR.c-erbB-2.P53基因的表达。结果 浸润性乳腺癌淋巴结转移组c-erbB-2.P53基因的阳性高于未转移组,ER.PR阳性表达低于未转移组,c-erbB-2.P53基因阳性在I级。II级和III级之间呈明显上升趋势。结论 ER.PR阴性的病人伴随较高的c-rebB-2.P53基因阳性表达,在浸润性乳腺癌中预后较差。

关键词：浸润性乳腺癌,c-erbB-2基因,P53基因,ER,PR,免疫组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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