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保护

地方保护（通用12篇）

地方保护 篇1

经济体制改革前人们一般称之为地方主义、部门主义、本位主义, 意指为了地方利益而强化地方政治或军事势力, 形成与中央相抗衡的地方帮派。而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地方保护则是指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维护其辖区内各主体利益的各种保护行为。

1 地方保护严重现象

1.1 政府和被保护的企业

政府对当地一些较有实力的企业进行重点扶持、保护, 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并对外地同类行业产品的进入予以限制甚至禁止, 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伞下, 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生产, 实现更多的利润。随着利润的增加, 企业缴纳的税也增多, 地方政府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1.2 地方经济

企业的进步使投资需求增加, 有利于刺激当地经济的有效需求, 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如1999年、2000年, 西峡政府改造、新修了若干条道路, 减少了运输成本, 改善了投资环境。由此可见, 地方保护主义的确使地方经济在短期内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2 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端

政府对企业的保护, 使企业处于一种垄断地位, 垄断了资源配置的权力。外地商品不许进入, 消费者只能在当地供给的品种中去挑选, 失去了对外地商品的选择机会。一般而言, 外地商品之所以被当地排挤, 正是因为有较强的竞争力, 它们或在价格上, 或在质量、品种上超过了当地供给的商品。禁止外地原料的进入, 也直接损害了当地使用原料单位的利益。不论是在当地市场或在外地市场, 当地产品将因成本的上升而降低竞争力, 结果是减少市场份额, 影响当地的经济增长。 地方保护在短期内能够使地方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但却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因为地区间既存在竞争关系, 又有合作关系。一方面, 地区间通过开放市场, 使生产要素在自由流动中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 地方保护主义虽然在短时间内保护了一点地方利益, 但从长期来看, 地方保护主义其实是保护落后。比如说企业排污, 虽然短期内企业利润增加了, 但将来治理污染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种苦果还得由地方来吃。又比如妨碍企业间的重组, 其实是使地方企业不能获得更快、更健康的发展机会, 那么企业也终将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包袱。

3 地方保护问题的解决措施

3.1 统筹兼顾, 协调发展

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必须统筹安排, 兼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各方面, 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要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①加强城市住宅、社区及文化设施综合规划建设, 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及精神需求。②充分考虑水资源对城市发展的承受能力, 高度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和节约使用。

3.2 加快法制建设步伐

①抓紧制定和完善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法律法规。②抓紧清理、废除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带有地方保护、行业垄断色彩且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行政性法规与规章。③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建立与完善不受地方政府随意干涉的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治理体制。④加强法制宣传力度。地方各级政府领导要认真学习法律知识, 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 做到依法行政。

3.3 充分发挥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行政的职能

各级市场监督行政执法部门要将整治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列入当前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重点。加大国有经济改革力度, 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实现国有资产授权委托经营。

3.4 健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机制

当前应在中央设立一个专门监督地方政府官员的机构, 使中央对地方行政官员和普通行政人员有监督权, 对地方政府官员不执行中央命令者, 中央应有相应方法予以惩治。一旦出现地方保护行为, 一定要追究地方政府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使地方保护行为得到根本上的控制。

参考文献

毛寿龙.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地方保护 篇2

田先红

近日，笔者赴鄂西某地农村调研，发现当地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较为严重，其不仅给各级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压力，而且给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套上了一个沉重的枷锁。

据了解，地方保护主义在当地已持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地方保护政策所覆盖的内容主要包括香烟和酒。之所以将烟酒作为重点保护对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烟酒企业是纳税大户，构成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

其二，当地毗邻另一重要烟酒大省，使得其烟酒销售市场面临着极大威胁。有鉴于此，当地地方政府对本地烟酒产业进行重点关照，人为设置了流通壁垒，严格控制外地烟酒在本地的销售。相关保护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对烟酒销售点的监控。当地烟酒公司和相关执法部门时常定期不定期地对烟酒销售点进行检查，一旦发现有销售点售卖外地烟酒，就立即进行查处，不仅没收所有在售外地烟酒，而且要对“情节严重者”进行罚款。第二，建立从高层地方政府到村组基层组织的本地烟酒销售网络。在当地，高层地方政府每年都会制订本烟酒销售指标计划，然后将所定指标计划通过行政渠道进行层层分解，逐级下压。最后，所有指标就落实到基层组织头上，连目前仅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艰难维持运转的村级组织也未能幸免。

当笔者在湖镇李村调研时，该村村组干部向我们多次抱怨地方保护主义之弊病。据了解，湖镇的烟酒保护政策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体系。这体现在：首先，在销售指标分配方面。目前，湖镇每年所承担的烟草销售量在7000件左右，为了完成这一销售额，镇政府给每个村（社区）和镇直单位都分配了销售指标，并根据工作力度和销售情况对各村和单位的销售指标进行调整。2009年，李村分配的销售指标是251件，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60件。其二，定期的烟酒销售情况通报制度。在湖镇，每年镇政府都会定期对全镇各村、各单位的烟酒销售情况进行通报。其目的主要在于“表扬先进，鼓励后进”，对烟草销售工作不力的村及村干部进行督促，形成一种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局面，以足额甚至超额完成烟酒销售任务。其三，烟酒强买强卖制度。除了给每个村和单位分配固定的销售指标外，镇政府还要求村干部个人必须购买一定数额的烟酒，甚至连村民小组长也分配有强买强卖指标。在李村，2011年每个村民小组长除了必须完成5件当地某酒类生产企业的白酒外，还必须自己掏钱购买该酒类生产企业的一件酒。其中，分配销售任务的酒类价格为200元/件，强卖酒价格为100元/件。强卖酒的消费金额直接从小组长的工资里面扣减。其四，严格的奖惩制度。对于最先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烟酒销售任务的村和单位，镇政府每年都会给予一定额度的奖励，而对于那些没有完成烟酒销售任务或者排名比较靠后的村和单位，则采取扣减村级转移支付款或者主职干部工资的措施进行惩罚。据2009年湖镇镇政府关于烟草销售工作的决定，当年“按照每掉销一个百分点扣减工作经费42元的方案结账”，共有12个村被扣减工作经费总额为4017元。

在这一严密的地方保护制度体系下，各级政府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工作压力。尤其是位于最底层的村组干部，更是被这一地方保护政策所累。他们不仅要完成上级交付的各类达标检查任务，为农民提供纠纷调解、水利灌溉等公共服务，而且要担负着沉重的烟酒销售任务，繁重的工作压力常常让他们感到焦头烂额。另外，税费改革及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收入来源大大减少，且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仅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勉强维持运转，而沉重的烟酒销售任务更加使得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一些村组干部抱怨说，上面分配的烟酒在当地而言往往都是属于层次比较高的产品，这些产品在农村地区销路不好，缺乏市场，难以销售出去，因此，烟酒销售工作面临很大困难。为了完成销售任务，他们不

得不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找关系、通路子进行销售。这一工作牵扯了村组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调研时，众多村组干部都对农村基层工作产生厌烦情绪，表示干基层工作“没意思”、“不想干了”。常此以往，必将影响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后备力量的培养。

在市场经济已经在中国发展30多年的今天，地方保护主义依然根深蒂固，着实需要我们好好反思。地方保护主义富了一方财政，却破坏了市场经济基本法则，加重了基层负担，最终祸害了百姓！

保护本土文化，开发地方文献 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地方文献；保护；开发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进步，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国强。”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从美不胜收的歌舞音乐到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从千姿百态的建筑到绚丽缤纷的服饰艺术，万流奔涌，共同汇聚成中华文化的壮阔江海，极大地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又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服务。

一、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全球化使我们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严峻挑战。受经济全球化和消费型文化的冲击，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加快流失，许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处于濒危状态。作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组织机构之一的公共图书馆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笔者拟结合工作实际，谈一谈对地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工作的粗浅看法。

二、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应加强地方文献资源建设。

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的业务工作。对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程度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衡量图书馆工作质量好坏的一项重要标准。

（一）地方文献及其收集范围：地方文献是一种重要的文献信息资源，它指记录有地方知识的一切载体，它包括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风俗、特产、人物、名胜古迹等，它是了解与研究地方状况的重要文献依据的知识宝库。

（二）在各级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的收藏应以以下几个部分为主：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志（文史资料、地方志）、名碑、拓片、名人字画、家谱等，特别应以地方史志为主。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共有37个民族，是个少数民族居多的县级市，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伊宁市图书馆现有总藏书18万多，其中的地方文献1万多册，古籍3千多册，基本都是少数民族古籍。同时，此项工作在领导的重视下，还在加大力度。

三、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重要性

（一）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图书馆加大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力度。由于地方文献又被称为地方的“资政要览”、地区性的“百科全书”。各地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二）特色与个性是图书馆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而地方文献则是一馆构成特色馆藏、独特资源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因而，图书馆要加大对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力度，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为当地的教学、科研和编史修志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能为本地区的教学、科研、修志等提供丰富的资料。出于地方志纂修、地方剧目的编写、地方人物的研究及资料整理等目的的人员以及地方史研究人员等经常到图书馆来借阅资料。因而，图书馆要加大对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力度，从多种渠道收集、有效加工地方文献资源，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为当地的教学、科研和编史修志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地方文献开发利用工作的现状

近年来，各省、市、县图书馆在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还是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地方文献的使用意识淡薄，宣传报导过少：图书馆多年来传统的“重藏轻用”观念，在地方文献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不少图书馆地方文献往往宝藏自珍，对外宣传报道过少，难以发挥其社会效能。

（二）馆藏资源不够丰富：地方文献载体多样，范围广泛，因此馆藏文献的开发利用，必须要有雄厚的文献资源为前提，否则难以开发出系统的高质量的文献信息产品。

（三）开发形式单一，技术手段落后，标准不规范：对文献资料的加工处理，信息产品质量不高，利用率低；文献开发存在着随意性、盲目性及标准化、规范化不统一。

（四）忽略开发利用工作：随着地方文献品种和数量的急剧增加，由于人力和其他方面因素所限，致使许多地方文献资源仍然埋藏在书库里，特别是有实用价值的旧报纸、旧杂志，许多成了“死书”。

（五）缺乏开发文献信息的高素质人才：文献开发需要高素质的专业队伍，具有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具备历史知识、社会科学知识；要有判断文献价值及真伪度的能力；要具备自编检索工具及专门知识的专家型人才。人才的匮乏，已经极大地抑制了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开发工作的开展。从文献学角度看，地方文献开发是二次或三次文献的生产过程。深层次的文献加工和研究往往使得地方文献能发挥很大的社会影响。

五、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措施

收集文献的目的是有效地加以开发利用。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加大宣传力度，普及地方文献知识，图书馆要利用各种场合对地方文献进行宣传，可以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台、社会公益广告等媒介对地方文献进行宣传报道，可定期举办专题书展，为人找书。例如伊宁市图书馆利用“全国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全民读书月” 等活动举办地方文献知识宣传、地方文献展览等活动，积极宣传地方文献和地方文献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还举办了本市作家的著作及生平事迹展览、伊犁历史名人资料展览，使当地群众更了解本土作家和历史名人事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二）争取当地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支持。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就利用地方文献资源及时为市领导、两会等决策提供依据，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并明文规定地方文献由图书馆负责搜集，要求市内各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编印出版的图书、论文集、杂志、地方志、地方名录、地图、报纸，以及未正式出版而汇编成册的重要会议文献，各种内部参考资料都应向图书馆提供样本，优先保证其入藏，建立了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从此乌市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三）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素质：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地方文献工作的优劣，因此馆领导要严把素质关。还可以通过聘请一些专业老师上门对地方文献工作人员进行短期培训。

（四）上门访求，广寻博收：公共图书馆应加强对地方文献的采集工作。要舍得花精力和经费，保证地方文献能够及时得到补充。另外专题文献搜集与一般地方文献搜集相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地方文献均应搜集，尤其是对珍贵资料。尤其要注意搜集本地区革命斗争史方面的文献资料。

（五）加强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计算机在图书馆得到广泛应用的时代，根据各馆的情况和特点，建立起标准化的数据库。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发研制某一专题的题录或全文数据库。

（六）加强馆际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各馆有各馆藏书特点，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读者需求，就是加强馆际间的协作，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图书馆应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充分认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地改进服务方式，开拓服务新领域，充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使公共图书馆在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闵伟轩. 深刻认识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紧迫性.中国民族报。2012-06-19

[2]金沛林.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保护与振兴地方锡剧的思考 篇4

一、锡剧面临主要困境所在

锡剧是无锡地力戏, 语言用的是无锡方言, 地力特色较浓, 这就造成了它发展的局限性。无锡方言较难懂, 使得出了当地外, 难以在外地广泛传播。纵然念字部分慢时靠猜测, 多数人勉强听懂, 但速度一快, 就比较吃力了。语言对锡剧来讲是主要的, 语言局限使得他只能在苏、锡、常一带流行, 难以真正走向全国。从锡剧的流派唱腔来看, 王彬彬先生创造的“彬彬腔”, 可以说几乎成了锡剧的代名词;此后, 还没有出现第二种风格完全不同的流派, 从这个情况来看, 不能不让我们担忧。从发展角度看, 第一代只有继承没有创新;从影响力来讲, 没有推出影响深远的新剧目。没有创新, 锡剧发展就没有生命力, 久之就淡出了主流社会的视线, 逐渐从城市滑向农村。在计划经济时代, 从属性上看, 我国文艺团体有“宣传队伍”和“文化经营企业”的双重性标志;从体制来看, 剧团属于“事业单位”, 演职员工的工资、费用由财政支付, 和机关一样, 旱涝是保收的。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形势的变化, 剧团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 这从一定程度上演职了剧团人员的发展空间。

二、保护与振兴地方锡剧之策

(一) 对著名艺术家流派唱腔资料进行抢救、整理和保存。流派唱腔具有“传承性”。各种不同流派唱腔的形成, 对于一个剧种来讲, 是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从观众集聚来看, 戏曲观众的集聚大多是由一个著名表演艺术家, 加上一种独特的流派唱腔, 通过一定方式逐步凝结成群体的。从长远来看, 这是当务之急的一项工作。值得欣慰的是, 作为锡剧艺术发源地的常州、无锡, 在前几年当地文化部门就把这一工作内容纳入了议事日程, 并不断付之实施, 从成效来看, 也是显著的。

(二) 让锡剧回归乡土和民间, 使锡剧生产“随行就市”。锡剧是苏南地方剧种, 也是一门大众艺术, 是一种中华民族文化。从渊源来看, 它本是由食州和无锡乡村农民传唱的山歌, 后来慢慢发展, 逐步与道情、唱春和宣卷相融合而形成的滩簧, 发展到后来, 经过常州文戏、常锡文戏等几个阶段的演化改进。从锡剧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 锡剧的根脉和代谢机制都源于民间和乡土。从20世纪80-90年代以来, 我们明显看到, 锡剧的剧目创作、舞台表演等方面都有日渐雅化的趋势。从这点上来讲, 让锡剧艺术表现形式的革新, 一定程度上失去可资借鉴的力量。所以, 千方百计让锡剧回归民间和乡土, 让锡剧剧目的生产“随行就市”, 十分必要。

(三) 精心指导, 悉心组织, 抓好年青一代锡剧教育。现在的中老年人一般都怀着一份对戏剧的特殊感情, 尤其是对京剧现代戏, 其中原因也许很多, 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当他们时处青少年的时候, 也正是“样板戏”火热上演的时候。当年, 文艺百花一片凋零, 只有样板戏”独占独行。于是乎, 饥不择食, “样板戏”成了他们的主流文娱生活内容。尽管‘样板戏”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但却不同程度地培养和建立了他们对戏剧的感情, 他们把在‘样板戏”中的戏剧体验, 用于欣赏比“样板戏”更精彩的其他戏剧, 其审美愉悦就自不待言了。

三、结论

李默然说过一句话 :“只有赢得观众, 戏剧才能发展”。这个论断, 无疑是千真万确的。作为地方戏剧——锡剧, 没有广大观众的青睐、支持与欣赏, 也是没有出路的。因此, 可以这样说, 苏南地区的基本观众群是支撑、促进锡剧事业不断发展的依托和基石, 是保护与发展地方锡剧的希望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应当突出重围, 保护和振兴锡剧, 让这一江南民间剧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敖海清.对地方戏剧的思考[J].中国传统文化, 2010.

[2]舒文献.浅谈江苏地方喜剧的传承[J].江苏文艺, 2011.

[3]蒋仁良.锡剧流派与锡剧振兴[J].上海戏剧, 1990.

地方茶文化保护与开发建议论文 篇5

一、南京茶文化保护与开发现状

(一)南京茶文化遗产挖掘有待加深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重要软实力和灵魂，茶文化就是这个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南京宣传普及本市茶文化，发展茶文化旅游和养生，大力发展茶叶加工种植。但是，这与南京所蕴含的茶文化资源的总量还相差甚远。主要体现在南京茶文化研究投入不足，茶文化在加速发展现代文化产业中的推动作用有限等。

(二)南京茶文化的青年人普及度较低

课题组针对30岁以下年轻人的调查发现：40%的年轻人不知道雨花茶是南京的城市品牌，67%没有饮茶的习惯，80%首选饮料是咖啡、矿泉水等，45%没有去过茶馆，甚至是一些农学专业的大学生也没有茶文化的概念，他们没有意识到茶文化在南京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南京青年群体普遍缺乏对茶文化的意识，这严重制约了南京茶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三)南京茶文化开发过于商业化，忽视文化传承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茶已经远远超出文化的范畴，茶已经成为获得利润的商品，如茶叶市场、茶旅游、茶养生、茶保健、茶馆等。每年茶叶上市期，南京都会出现以次充好、以陈充新、无地理标志的假雨花茶的.现象。雨花茶已经申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不少茶商将浙皖等地生产的茶叶运来南京，鱼目混珠牟取暴利。同时，监管不到位也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一些以茶为主线的南京旅游市场也借着茶养生、保健的名义大肆推销和误导游客，这制约了南京茶文化的保护和开发。

二、南京茶文化保护与开发建议

，杭州西湖旁边近百家高端会所在政府的引导下，转型为“开心茶馆”。以前一桌酒席数千上万元转变为18元一杯的龙井茶，8元的茶食、15元起步的菜肴等。作为茶文化资源也较为丰富的浙江，已经开始逐渐淡化经济因素，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因此，南京茶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放也应该驶入快车道。

(一)政府引导建设综合性大型茶企

江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产茶大省，但是目前还不是产茶强省。江苏目前也只有碧螺春能够在全国占有一定份额。南京雨花茶虽然已经成为国家地理保护标志，但是雨花茶在全国甚至江苏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凸显。南京现有的茶企一般都是中小企业，茶企呈现“小散乱”的特点。这表现为企业规模小，具有万亩茶园面积的几乎为零，同时分散经营、布局不够合理，没有形成强大影响力。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的作用，采取整合功能、科学布局的方式，引导建立一批集茶种植、加工、销售、旅游、养生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茶企。

(二)加强南京茶文化的普及

茶文化的传承核心点在于普及和认同。目前南京中小学的文化素质教育中，涉及南京茶文化的屈指可数。我们一方面高呼要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但另一方面作为具有重要历史底蕴的南京茶文化资源却无形流失。政府应努力在南京中小学增加南京茶文化的学习兴趣课。采取学校在一些茶厂设立科普基地，带领青少年学生走进茶园、茶馆、茶企，使他们领略茶道、茶史、茶香，增强他们对南京茶文化的了解和兴趣。

(三)优化南京“茶旅”市场

“茶旅”是一种新兴的旅游项目，游客们在旅游中需要的是远离喧嚣的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他们要在茶旅中体验自然风光、感受文化魅力、得到精神享受，是一种集休闲、学习、养生为一体的高雅的文化活动。目前，南京“茶旅”线路比较单一，内容比较枯燥，且商业化较为严重，这是南京“茶旅”市场需求不旺盛的重要因素。南京“茶旅”市场的开发是一项集学习、娱乐、餐饮、住宿、观赏、体验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政府要从基础设施建设、茶文化的挖掘、品种的丰富、风俗人情、专业人才培养等角度科学规划南京“茶旅”市场。

(四)实施品牌战略，做强“雨花茶”城市名片

雨花茶最初是因盛产于南京雨花台山丘一带而得名。雨花茶不能称得上是历史名茶，但自1958年创制以来，因其制作工艺、色泽、口感而不断为社会所认可。同时，雨花茶寓意深刻。它“形如松针、翠绿挺拔”，它的研制表达了对“忠贞不屈、万古长青”的革命烈士的崇敬与怀念。月，雨花茶成为南京市第一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成为南京市的一张城市名片，但是雨花茶的此项殊荣并没有充分发挥它所应该有的城市品牌影响力。20，《南京市城市名片》一书正式出版发行，雨花茶名列其中，这对于宣传雨花茶起到很好的作用。然而，“南京市茶叶协会会长陈盛峰表示，雨花茶制作技艺比龙井、碧螺春更复杂，如今却面临着无人传承的尴尬境地”。我们应该在深刻挖掘南京深厚茶文化底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媒体和网络等的宣传力度，增加雨花茶这张南京城市名片的厚重感。

三、结语

地方戏曲的保护与创新发展研究 篇6

关键词：地方戏曲 徐州 柳琴戏 生存 发展

一、柳琴戏的发展及生存现状

柳琴戏起源于清乾隆年间，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根基，流行于徐州地区。1953年，徐州拉魂腔正式命名为柳琴戏。其形成具有三种说法：一源于山东临沂的柳子戏、花鼓以及民间小调等；二源于苏北的太平歌和猎户腔；三源于山东枣庄、藤县一代流行的锣鼓冲子、花鼓、四句腔等。柳琴戏具有清丽优雅的戏风，具有独特的唱腔，属于“拉魂腔”，与山东的柳腔、茂腔、江苏的淮海戏等是姊妹剧种，具有相同的历史渊源。由于受流传地区语言声腔等的影响，柳琴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追忆徐州柳琴戏的历史发展，柳琴戏最早流行于苏、鲁等广大地区。建国后，柳琴戏的演出范围得到了拓宽，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逐渐扩大到了上海、青岛、西安等地区。建国之初，徐州市先后成了两个柳琴戏剧团，一时称盛，涌现出了许多优秀剧目。1954年9月，在华东地区戏曲观摩中，柳琴戏三个传统剧目获得了好评。1957年，在江苏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活动中，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大戏《状元打更》和《张郎与丁香》荣获了剧本、演出等多项奖励。1976年，徐州地区县级剧团相继恢复了建制。1980年，《大燕和小燕》被拍成电影，同年，柳琴戏艺术后继有人了，徐州和睢宁县恢复和建立了戏曲学校。1995年、1997年，柳琴戏两次赴奥地利演出。2006年柳琴戏第一批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是，目前从全国地方戏曲发展态势来看，柳琴戏同样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境遇。徐州地区剧团中唯独江苏省柳琴剧团的演出活动相对比较频繁，只有省级剧团的牌子被社会认可，而新沂柳琴剧团、睢宁柳琴剧团、邳州柳琴剧团演出活动不多。其次，在一台演出中，柳琴戏曲节目的比重少，权重比例失衡，导致戏曲演员和乐队成员自谋出路，柳琴戏现阶段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在传统剧目的保留和演出上，柳琴戏也相当不景气。一方面，一些创作人员改投耗费精力少、见效快的影视剧本创作，柳琴戏剧本创作人才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窘况。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一部分喜爱传统剧目的老年观众相继故去，并且戏票价格的上涨也导致观众锐减。在演出安排上，具有明显的时间段，演出活动相对偏少。

二、地方戏曲保护和创新的发展内容

1.不同主体和阶段的保护、创新发展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提出来的新命题，为了使我国传统文化不受西方文化的挤压，针对其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发展浪潮中，为避免传统文化遭受到破坏，国家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并且还采取了抢救和保护第一的措施。显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地方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文化政策。这种保护是通过政府干预的形式对传统文化给予扶持，其主要是各级行政部门。也就是说通过政策保护，重视传统文化的生存现状。而对于传统戏曲工作者来说，工作目标是谋生存谋发展，不应该是被保护。因此，艺术家的任务是创新发展，政府的任务是保护。政府无力代替艺术家实现艺术上的传承和创新，艺术家不能代替政府行使保护自己的任务。两者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良性发展。

2.内容和效果的保护、创新

在地方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作为公权力的政府部门，是保护政策的制定者，是宏观上的领导者和掌控者，政府部分要为保护对象创造一定的生存环境，分门别类的给予保护对象以政策扶持。在物质上，对于柳琴戏这样一些濒临灭绝的保护对象，要给予最低的生存保障，在“输血”的同时，要帮助其“造血”。如：对于柳琴戏这种地方戏曲，有条件的城市在政府给予剧团一定财政补贴的同时，还要保证市一级柳琴戏剧团继续给予财政补贴，帮助其和大型企业“联姻”。同时，政府还要协助柳琴戏团体建设高素质的后备艺术人才队伍，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大学开办柳琴戏专业。另外，政府还将重点艺术家纳入传承人才管理中，要给予一定资金支持，从而使徐州柳琴戏得到更好地保护。对于文艺团体和戏曲艺术家来说，政府是“活”下来的基础，但是其只是提供了必要的生存条件，能不能“活的好，活的久”，则要靠自身的努力。如：通过艺术人才的培养，主动开发演出市场，提高表演和演唱水平等等。当然每一位有抱负的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是一种更高层面的创新，如，探索、创新柳琴戏本身的形式和内容等，政府部门是无法完成这种创新任务的。也就是说，艺术家的创新发展才能使传统地方戏曲“活”得好，政府保护才能使传统地方戏曲“活”下来。

3.保护下的创新

在新中国前30年发展中，地方戏曲在政府的保护下，创新的成果十分显著，如：建国后，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柳琴戏的演出范围从徐州市及东海等十多县，扩展到了上海、青岛、西安等地区，演出范围大为拓宽，1947年前后，王兆兴等人的戏班进入了山东济南大观园演出，徐茂戏班定点在徐州市演出。建国之初，徐州聚集了十几个柳琴戏班，先后成了两个柳琴戏剧团，一时涌现出了许多优秀剧目。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地方戏曲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强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保护没有创新发展是不行的。徐州的柳琴戏，源于清乾隆年间，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根基，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并且这种演唱形式深受老百姓喜爱，且简单易学，从出土的大量汉画像石可以看出，早在2000多年前，徐州就盛行歌舞、杂技等表演形式，这说明民俗活动的艺术表演形式风行。而自清代开始，柳琴戏、梆子戏等颇为流行，在大量关于柳琴戏的谚语中，都透露着人们对柳琴戏的喜爱，成了影响很广的民间戏曲品种。

4.科学保护、理性创新

目前，对于地方戏曲来说，创新和保护是政府部门和大多数戏曲艺术工作者的共识，本文认为只有科学的保护、理性的创新才能促进地方戏曲的健康发展。科学保护包含物化保护、对重点戏曲人才和重要艺术流派的保护、分门别类对地方戏曲给予资金和政策扶持三种。而理性创新应该体现在戏曲艺术发展的高度上，注意防止不顾传统戏曲本质和灵魂的庸俗化“创新”上。如：利用现代影像技术对柳琴戏的表演进行全程录像录音，建立柳琴戏博物馆，制作完备的戏曲教学研究资料等。地方戏曲不像建筑、书法等，它的特性是动态的，现代人无法根据记载去模仿、再现。而现代音像技术的出现能够为动态的柳琴戏表演的物化提供可能，对柳琴戏的保护意义是历史性的。另外，在前些年，柳琴戏虽然培养了一批传承人，比较重视唱法的传承，在这种情况下，使柳琴戏唱法得到了保护性挖掘和传承，能够调动戏曲艺术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能够促进地方戏曲的保护和发展。由此可见，经过广大戏曲人的努力，在“非遗”保护背景下的地方戏曲，必然会走出一条科学保护和理性创新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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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地方戏曲保护与创新发展的具体措施

戏剧的衰落是世界性的现象，但是我国戏曲的现状令人费解。如：澳大利亚的人口只有300万的悉尼，其歌剧院内年演出场次多达3000场，上座率非常高。由此可见，并不是“居室文化”的冲击才导致的戏曲衰落。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1.音乐缺乏时代感。2.形式、内容陈旧，新剧目少，表演风格与艺术韵味一成不变，得不到青年人的认可；3.多元化娱乐文化的冲击；4.服装道具陈旧，演员队伍老化，缺少财力的支持，这些因素严重的阻碍了创作演出队伍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为了保护、创新发展柳琴戏，使柳琴戏得到可持续发展，可以从以下几点具体措施做起：

1.提高柳琴戏的创作、表演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柳琴戏在剧目创作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成功的创作了《喝面叶》《状元打更》《大燕和小燕》等剧目。在演员培养上，出现了相瑞先、姚秀云、王平均等优秀演员。而目前阶段中，在表演艺术上，还没有哪位演员能够超过这些优秀人才，因此，柳琴戏应该用一定的名人效应来拉动地方戏曲的发展和振兴，着力推出一代有地区影响乃至全国知名的优秀演员，人才的培养成了柳琴戏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使柳琴戏具有较好的发展方向，才能改变柳琴戏生存状况。并且在表演形式上，要对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形式进行改观，减少陈腐的套路；在演出内容上，要使用新手段进行创新，内容要鲜活生动，努力去追求一种灵活多变的表演形式。

2.增强财政投入和扶持力度，与时俱进

为了最大化地调动和发挥有成就、有影响戏曲人才的积极性，要进一步商榷和完善国家的财政投入，并使财政拨款应用到位。对于一代老艺人，应该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来保护，不可机械地按照国家法定年龄退休，硬性的使其离开舞台，要延长他们的舞台艺术生命。另外，由于欣赏兴趣和水平的提高，对于新一代观众来说，不管在表演内容还是表演形式上，都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大胆创新和探索，在传统戏曲艺术基本属性不变的前体下，以迎合和满足当代新观众的审美情趣为主，培养地方戏曲的人文环境。

3.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保护好“文化生态”

保护和创新过程中，以徐州地区“文化生态”为背景的柳琴戏，要时刻关注和注重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陶冶大众的文化情怀，无时无刻不与该地区的百姓生活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徐州老百姓喜欢大口嚼着红烧羊肉，喝着辣汤，然后再唱上一段柳琴戏，怎么能让老百姓不喜爱柳琴戏呢？地方戏曲是中国戏曲的“活化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戏曲要不断革新，兼收并蓄，以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为宗旨，树立“文化整合”的理念，才能获得更好的成功。

参考文献：

[1]李春颖.论柳琴戏的原声腔源 [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9，（12）.

[2]人民日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访谈[J].2011，（06）.

[3]钦媛，杨梦娜.关于传统地方戏曲传承与发展的思考[J].宿州学院学报. 2016，（06）.

地方保护 篇7

关键词：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价格法

地方市场分割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物, 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和维持当地利益而割裂与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行为。国内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利益, 通过行政管制手段, 限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或本地资源流向外地 (银温泉、才宛如, 2001) 。地方保护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分割是一种人为的资源扭曲, 不利于全国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国内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 围绕市场分割的程度、成因及其治理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市场分割的程度和趋势

自从Young (2000) 的研究以来, 中国国内市场是趋于整合还是趋于分割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 很多学者都参与了这场争论。Young (2000) 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势和地区保护主义影响进行了研究。最后的结论是, 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了巩固既得利益, 违背了资源配置的规律, 人为地扭曲了地方经济, 而原有的扭曲又造成了进一步的扭曲, 最终改革非但没有促进国内市场的整合, 反而加剧了区域市场的分割。与Young的结论相对应, 法国经济学家Poncet发现, 1997年中国国内省际间贸易商品平均关税超过了同期欧盟成员之间的关税, 并且, 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其他省产品的21倍。Poncet得出的结论支持了Young关于中国国内市场分割正在加剧的观点。

而国内大多数文献的发现是, 中国的确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但是从趋势上来看, 中国的国内市场正在日益走向整合 (Naughton, 1999;白重恩等, 2004;李善同等, 2004;Fan and Wei, 2006;桂琦寒等, 2006;赵奇伟等, 2009) , 这些证据挑战了Young (2000) 和Poncet (2002) 有关中国国内市场分割正在加剧的观点。

为什么不同经济学家对中国国内市场分割的变化趋势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 由于国内市场分割程度的经验研究需要有反映各省之间经济往来联系的数据, 而这方面的数据一般是根据需要估计或根本获取不到, 导致不同研究的数据来源和估计不同, 从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结论也大相径庭。另一方面, 地方保护程度难以直接度量, 因为地方保护并非采取对跨地区贸易征收关税或者发放许可证的形式, 而更多采用的是隐性壁垒的形式。而隐性壁垒程度的测量更没有统一和固定标准, 这也可能导致不同经济学家的结论相差甚远。

二、国内市场分割的成因

市场分割的成因大体分两类:一类是由于交通运输、商品特性 (易腐) 等而形成的自然分割;另一类是由于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而形成的市场分割。目前学术界对市场分割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方保护主义。关于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 不同的学者看法不同。

林毅夫和刘培林 (2003) 的看法是, 中国目前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的赶超战略的后果。在计划体制下, 中央政府曾保护实施赶超战略的企业免于国际竞争的影响, 在改革后的分权体制下, 这种保护则演变为各省保护当地企业免于国际和国内其他省份竞争的行为。Young (2000) 认为地区性保护政策是地区差距拉大的关键, 因为地区性的市场保护会使本地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但是, 地区市场分割和保护政策本身也是一个内生的结果, 地区分割政策是发展战略作用之下形成的。陆铭、陈钊和严冀 (2004) 认为, 改革以来财政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是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深层次原因。

上述研究的相同之处在于, 都认为地方保护与当地政府的发展战略有关。其他学者则从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当地经济利益的角度展开研究。白重恩等人 (2004) 认为, 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建立跨地区竞争壁垒获得利益, 因此倾向于保护国有企业和高利税率的企业, 于是他们用国有企业和高利税率企业的比重来衡量地方保护的力度。Poncet (2005) 则依据地方政府追逐经济效益最大化, 寻求经济社会稳定的目标, 从对地方保护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分析就业压力 (失业率) 、地方政府自治力 (财政支出) 和政府消费对市场整合的影响。平新乔 (2004) 认为, 在中国, 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控制和对产业实施控制与保护, 其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物质利益:哪里生产要素 (主要是劳动) 的边际生产率高, 则政府就有动力对该产业实施控制。这是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

三、国内市场分割的表现形式

总的看来, 可以将地方保护和地区市场分割分成两种形式或阶段 (陈甬军, 1994;银温泉、才婉茹, 2001) :一是硬性、显性的保护和分割形式。主要是资源原材料争夺型的分割, 最著名的是为此进行的各种大战, 如“煤炭大战”、“棉花大战”、“苎麻大战”、“蚕茧大战”等。还有要素流动的阻碍型分割, 如各地对人口流动的限制, 对跨区作业的农机进行的阻挠;破坏市场型分割, 如设卡收费、限制外来商品等。二是软硬兼施型。随着中央的各种限制措施的出台, 各地的地方保护形式也逐渐随之而变, 由硬的显性的分割形式过渡到软硬兼施型并且以软的隐性形式为主, 包括各种隐蔽的技术壁垒和行政性措施如多头检验、重复检验、超严执法、甚至是百般刁难。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代表是中国汽车行业的地方分割, 如2008年西安市

26北方经济·2009年第11期

出台了一项有关出租车更新的“内部规定”, 更新出租车只能用西安本地车比亚迪F3。无独有偶, 为支持一汽集团, 一汽所在的长春市政府2009年初出台了“买一汽车优惠”的政策, 鼓励政府采购及各县 (市) 、区、开发区在购车和报废更新车辆时, 按规定标准首选一汽集团产品。对新购一汽集团产品并在长春市内落籍的用户, 免收新购汽车检验费、验证费。长春市还鼓励新增或更新出租车时首选一汽集团产品, 凡未到报废年限, 提前更新购买一汽产品的出租车用户, 可在当时市场价基础上, 按照一汽的有关规定给予一定优惠。雷明 (2005) 等人的研究也反映出国内各地区间的贸易壁垒的形式趋于隐蔽化, 这些隐蔽形式主要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部门实施。这种更加隐蔽形式的地方保护是基于地方利益而对中央政策法规的“消极执行”和“对抗”。

由于近年来中央出台了许多法规反对地方保护, 可以预料, 今后的地方保护将主要以隐性的形式存在。

四、研究方法

就目前讨论中国国内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问题的文献而言, 其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贸易流法”。陈家海 (1996) 、Naughton (1999) 、Poncet (2002) 都用该方法测算过, 其中Naughton运用25个省的省际流入量、流出量占GDP的比重进行分析, 陈家海则利用25个省1987年的投入产出表考察了一个省对其他省份的“贸易依存度”。他们的计算结果相一致, 均说明省际贸易的份额很大, 但无法反映地方保护主义的变化趋势。Poncet根据1987、1992和1997年各省投入产出表, 考察了3年省际间地区性贸易占GDP或贸易总额的比重, 研究发现该比重显著降低, 从而说明中国地方保护正逐渐加强。但“贸易流法”有其缺陷, 市场分割程度和贸易流之间的实际联系可能并不大。原因是, 贸易量不仅取决于规模、距离等引力因素, 而且取决于每个贸易伙伴产出的可替代程度。比如, 两个都生产低替代弹性商品的国家比两个都生产高替代弹性商品的国家之间可能有更多的贸易, 尽管后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可能更大。

第二类是针对“贸易流法”的缺陷, 一些学者借助于“生产法”来研究中国国内市场整合进程, 他们利用经济周期、生产效率等手段衡量区域间市场整合程度。Xu (2002) 根据各地区经济周期相关度来考察, 结果表明中国市场一体化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郑毓盛和李崇高 (2003) 计算了中国自1978-2000年间由于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造成的产出损失, 得出结论, 自1996年以来, 由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导致的产出损失持续上升, 到2000年高达20%。刘培林 (2005) 用与郑毓盛、李崇高相同的方法, 分析了2000年中国31个省21个制造业部门由于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所带来的产出损失, 只有实际产量的5%左右, 没有郑、李二人认为的那么严重。

第三类是“价格法”, 也是当前最受推崇的一种测量方法。这个方法最初源于Heckscher (1916) 的论述, 套利成本的存在在两地价格之间强加了一个不平等的约束, 增大的市场一体化程度 (低关税、减少的交通成本和其他套利成本) 可以使同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动减小。相对价格法由Engel and Rogers (1996) 最早使用, 后由Parsley and Wei (2001) 进一步丰富和扩展。在中国市场分割问题的研究上, 复旦大学的几位学者对“价格法”作了较好的介绍和应用, (桂椅寒、陈敏、陆铭、陈钊, 2006;陈敏、桂琦寒、陆铭、陈钊, 2007;陆铭、陈钊, 2009) 。在这之前, “价格法”也有所运用。喻闻和黄季琨 (1998) 、李杰和孙燕群 (2004) 采用产品价格的差异程度来考察, 得出大米市场、啤酒市场等行业的市场分割较为普遍;朱恒鹏 (2004) 也从地区和全国物价指数的差异来分析, 结果表明中国地区间市场一体化水平虽然有波动, 但总体水平基本没有变化。价格法的优点是, 无论贸易发生是否, 无论产品的可替代程度、市场规模和要素禀赋如何, 价格都能够直接地反映出市场整合程度的信息。缺点是数据处理工作相当庞大和繁琐。

第四类是除上述三种之外的其他方法。胡向婷和张璐 (2004) 、王雷 (2003) 、白重恩等 (2004) 、Young (2000) 等从产业结构是否趋同来考察;李善同等 (2004) 、“中国统一建设”课题组 (2004) 采用问卷调查法来分析地方保护主义的程度;Kumar (1994) 利用商业机构的统计数据来考察各省的市场分割程度。

五、地方保护的治理措施

研究地方保护和地区间市场分割的政策意义在于寻求治理措施, 避免各地区陷入“保护”的“囚徒困境”, 以推进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和中国整体经济的更好发展。当前, 学者对地方保护的治理主要集中于财政体制的完善 (银温泉、才婉茹, 2001;陆铭等, 2004) 、地方政府行为的规范 (银温泉、才婉茹, 2001;陆铭等, 2004;林毅夫和刘培林, 2004;李善同等, 2004) 和司法体制的改革 (钱颖一, 2003) 等方面。

陆铭、陈钊和严冀 (2004) 提出治理分割、促进分工的两个建议。第一, 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实施向落后地区倾斜的政策, 提高落后地区的收入, 促使其加入全国的分工体系。第二, 中央政府应该下决心取消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 改革投资体制, 让地方政府从产业投资中退出来。

林毅夫和刘培林 (2004) 、周黎安 (2004) 、李善同 (2004) 都认为需要对现行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进行反思和改革, 设计一项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李善同还从明确地方政府的权责范围、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等方面提出要消除地方保护的制度基础。

钱颖一 (2003) 从司法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关系来阐述地方保护治理的制度安排。认为在分权体制下, 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在所难免, 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进行司法体制的改革, 建立中央一级的司法体系来处理省际之间的事务, 是根除地方保护主义的治本性制度安排。

六、小结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当政者和学者们普遍关注的课题。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是, 关注市场分割对宏观经济的研究多, 而对具体产业、企业等微观领域的研究少;对市场分割的研究主要利用省一级的数据来分析, 而对省以下地区的市场分割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很缺乏;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文献还不多见。因此, 进一步研究市场分割对中国具体产业、企业以及省以下地区经济的影响, 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白重恩, 杜颖娟, 陶志刚, 仝月婷.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J].经济研究, 2004 (4) .

[2]李善同, 侯永志, 刘云中, 陈波.中国国内地方保护问题的调查与分析[J].经济研究, 2004 (11) .

[3]桂寒琦, 陈敏, 陆铭, 陈钊.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J].世界经济, 2006 (2) .

[4]银温泉, 才婉茹.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治理[J].经济研究, 2001 (6) .

[5]雷明, 刘敬波.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间贸易壁垒的检验性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1) .

[6]刘培林.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损失[J].中国工业经济, 2005 (4) .

[7]陈敏, 桂琦寒, 陆铭, 陈钊.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发挥规模效应?——经济开放与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 2007 (7) .

地方保护 篇8

1 产地

佳米驴主要产于米脂、佳县和绥德三县, 属役用兼肉用型驴种。由于产区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土地零散、深沟、坡度大、道路崎岖, 故佳米驴体型中等、行动灵活、适应性强。此外, 佳米驴主要以谷草为主饲, 具有食量小、耐粗饲、性情温顺、易饲养、用途广等特点, 是山区农民耕拉驮乘的最佳畜种。建国后, 通过普查、鉴定、选育, 佳米驴的质量有所提高, 数量大有发展, 先后引种发展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

2 体型外貌

佳米驴体格中等, 略呈方形, 体质结实, 结构匀称, 眼大有神, 耳薄而立;颈肩结合良, 背腰平直, 四肢端正, 关节强大, 肌腱明显, 蹄质坚实。公驴颈粗壮, 胸部宽, 富有悍威。母驴腹部稍大, 后躯发育良好。佳米驴毛为粉黑色夹杂部分白色, 因白色部分大小不同, 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黑燕皮, 全身被毛似燕子, 仅嘴头、鼻孔、眼周以及腹部为白色;一种是黑四眉, 除具有黑燕皮的特征外, 腹下的白色面积较大, 甚至扩展到四肢内侧, 胸前、额下甚至耳根处。这种驴骨骼更粗壮结实。

佳米驴体型中等, 4岁达成年。初生公驹体高达成年的64.1%, 1岁体高达成年的89.9%, 3岁时体高可达成年的97.7%。佳米驴1岁以内的生长发育最为迅速。经对成年公、母驴抽样检查测定, 成年公、母驴体高可达1.36~1.48米, 体重352千克左右。

3 生产性能

3.1 役用能力

佳米驴为挽驮兼肉用的中型驴种。佳米驴耐劳苦, 由于产区地块零散, 道路崎岖狭窄, 所以, 佳米驴在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可以适应山区耕地、拉车, 还能担负驮运、骑乘等多种役用功能, 是农民不可或缺的交通运输工具。当地人称:“佳米驴就是我们农村人的‘火车’”。据对90头驴的测定, 公驴最大挽力平均为225千克, 母驴平均为183千克, 阉驴平均为179千克。每小时平均耕地0.6亩, 驮重70千克, 行程20千克。

3.2 繁殖能力

佳米驴性成熟早、受胎率高、繁殖能力好, 终生遗传性能稳定。一般2~3岁开始配种, 每年5~7月为配种旺季, 母驴多为3年2胎, 产驹10头。公驴每次平均射精量为78.7毫升, 密度为2~3亿, 活力为0.8~0.9。

3.3 抗病能力

佳米驴对干旱和寒冷气候的适应性强, 季节性流行性感冒、呼吸道疾病很少感染, 消化器官疾病也极少, 是一种适应性、抗病力特别强的优良驴种。

4 品种保护

80年代, 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 佳米驴在当地的优势功能被机械化所取代, 其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受到限制, 农民养殖的积极性下降, 导致数量迅速减少。当地农民叹息的说:“以前家家都有驴, 而今一个乡也没有一头驴了”。1992年产地年存栏量下降到不足2万头, 即将趋向灭种迹象。为了保护这一特有的驴种, 陕西省将佳米驴列为保护畜种, 要求做好佳米驴的保种工作,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下, 经过业内专家的大力宣传, 提高了农民对佳米驴这种特有的地方品种资源的认识, 促进佳米驴养殖业的快速发展。通过大家共同努力, 佳米驴的存栏量逐年增长, 到90年代末养殖量就有了极大的回升。

5 建立繁育基地开发佳米驴产业

过去, 佳米驴是在当地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下, 人们以使役为主要用途而驯化繁育形成的优良驴种, 为当地的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服务。在农业现代化和交通运输业蓬勃发展的今天, 这种纯天然的畜力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 佳米驴的只有向畜牧业产品经济化发展。

5.1 短、平、快致富项目

驴是草食家畜, 耐粗饲, 抗病力强, 投入少, 见效快, 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新门路。佳米驴全身是宝, 驴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肉质嫩、味道鲜美的特点, 并含有其他肉类不可比拟的氨基酸、脂肪酸, 是肉类最健康的绝佳食品, 素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之美称。驴皮用途更广, 用驴皮制成的中药阿胶畅销国内外市场, 用驴皮制成皮革等生活用品, 经济价值可观。为此, 驴皮在市场价格较高、供不应求。驴肉及脏器还是生物制药和轻工业生产的好原料。可在较短时期内形成规模性的佳米驴系列产业开发。

5.2 市场潜力巨大

佳米驴养殖的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现代化畜牧业的发展, 驴肉市场一直处于求大供小的状况, 特别是佳米驴受当地特有的自然地理、独特饲草的影响, 使得其肉色泽鲜红、肌纤维精细、质嫩、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口感好, 是驴肉中的上品,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市场热销不衰。如加工成驴肉罐头、火腿、肉干等食品可增值2~3倍。

5.3 开发利用

加快开发佳米驴的商业价值, 将佳米驴从过去的农役价值向肉用化、产品化开发转型。开发畜产品应以现代生物技术手段, 杂交改良快速发展。据对8匹未经育肥的佳米驴屠宰测定, 屠宰率49.2%, 净肉率达35~38%, 瘦肉率在90%以上, 远高于其他驴种, 其开发利用前景十分广阔。

5.4 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论民事“执行难”之地方保护主义 篇9

关键词：执行难,地方保护主义,探讨

执行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实现自己权利、履行他人义务的最终方式, 也是民事诉讼中最为关键的步骤。诉讼当事人通过民事判决的执行来实现权利, 履行义务。一旦需要履行义务的一方不按照判决履行义务, 就妨害了另一方权利的实现。但在现实生活中, 民事案件“执行难”却一直困扰着人民法院。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立法不健全,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专门的民事强制执行的法律, 执行缺乏规范;现行的司法体制下法院地方化倾向严重,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暴力抗法、拒绝执行, 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法院的执行队伍素质不高。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了执行难。“执行难”成为人们对我国司法机关裁判执行状况的公认评价。

一、“执行难”的原因分析

从深层次上讲, “执行难”的原因十分复杂, 既有社会、政治、经济原因, 又有立法、司法和法院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说, 执行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当事人的原因、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等都是造成执行难的诱因。

1.立法体制方面的因素。一方面, 有关执行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执行程序过于粗疏, 执行立法严重滞后。这是造成“执行难”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我国目前尚无独立的强制执行法, 有关执行工作的具体规定散见于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和最高法所作的司法解释中。目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三编“执行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等有限的规定。而民诉法执行程序的规定仅有三十来条, 而且规定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 致使执行工作中经常无法可依, 而司法实践中很多有效的执行措施因无法律依据, 难以运用。因此, 执行立法的缺位和滞后性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事“执行难”的现状。另外, 我国目前还未建立一套有效的执行监督机制。执行工作缺乏透明度, 大多是“暗箱操作”。执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加剧了执行工作的不规范和随意性。目前, 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采用的是一切由执行员包办的形式, 由于对执行工作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执行权的滥用, 进而可能出现执行人员与被执行人相勾结, 徇私枉法, 损害执行申请人的利益, 故意造成“执行难”的现象。

2.当事人方面的因素。一方面, 当事人的诉讼风险意识及举证意识不强。在诉讼中怠于举证或不能正确行使诉讼权利。而一旦败诉或执行不能, 便认为是司法判决不公、执行不力。从被执行人看, 个别被执行人以为只有刑事判决书才有法律效力必须执行, 而民事判决书等没有强制执行力, 要靠自己自觉履行, 因而故意拖延不履行。有的被执行人对判决结果不满, 对强制执行有抵触情绪, 对法院的调查取证设置障碍, 拒绝履行相关义务, 有意躲避执行法官或隐瞒藏匿财产, 甚至出现暴力抗执、围攻殴打执行人员等事件[1]。另外, 当事人在市场交易交往中法律意识淡薄, 防范风险意识薄弱, 也为日后执行难埋下隐患。

3.执法环境方面的因素: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严重。首先, 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本地区本部门利益, 制定违法的规定及文件, 阻挠人民法院依法执行。其次, 各种途径的行政干预严重。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 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完全独立, 人民法院在依法执行过程中, 不得不请示有关机关和领导。有些党政领导干部出于各种原因, 比如因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等, 以权压法, 滥用手中权力, 非法干预法院执行工作, 尤其是那些作为地方经济支柱的企业, 大多成为重点保护对象。而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 法院对行政干预往往无可奈何, 无法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这就造成执行工作难上加难。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已成为执行工作的拦路虎。

二、执行难, 难在地方保护主义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导致的我国民事“执行难”的状况, 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也影响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的权威, 而且还将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仔细分析这些导致执行难的原因, 认真揣摩每个原因背后的深层次东西, 其实可以发现它们当中很多都和地方及部门保护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就当事人的因素造成的执行难而言, 表面看去好像和地方保护主义完全没有牵连, 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 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有的被执行人故意不执行, 有时候是他们认为自己反正有地方、有政府撑着, 所以阻挠执行的胆子就更大, 而有的虽然没有靠后台的心理, 但基于认为对方受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好处, 也可能产生拒绝执行的反抗和抵触行为。由此可见, 表面的当事人原因也是受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的。所以,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执行难, 难就难在地方保护主义。正如最高法院曾经有位领导所言:“所谓执行难, 是指有条件执行, 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执行不下去, 比如受到人情案、关系案的影响, 受到地方保护主义, 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 执行不下去, 这才叫难。”[2]

地方保护主义的构成很复杂。从历史文化看,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 人们过着“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小农经济社会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我国封建文化的基本内容———封闭的小农意识。而这种封建传统意识世代相传, 成为现在执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从经济上看, 法院的经费和地方财政挂钩, 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 地方政府为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 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及发展, 这使得他们对本地区的利益十分重视, 倍加保护, 从而形成了经济领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由于某些强制执行会触及地区的经济利益, 地方政府就对法院的强制执行横加干预。由于地方各级法院的业务经费都是由地方财政划拨的, 俗话讲“吃人嘴软”, 因此, 指望法院在执行有些裁判时, 特别是涉及到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要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不站在地方利益一边是很困难的。故在遇到本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时, 往往不便予以抵制, 有时甚至协助本地被执行人抗拒、逃避执行。从人事上看, 现在法院的人事安排受制于行政, 法院内部的人事变动也按行政的方式进行, 于是执行人员在办案时也就不得不听命于领导, 不得不听命于政府, 地方保护主义在执行中的猖獗便有了很好的根基。另外, 有时执行法院出于地方利益也会对执行案件主动不予办理或不认真办理。从而形成了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

具体考察民事执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由于执行法院的不同, 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方式也有所不同[3]。

1.对于由被执行人所在地法院执行的案件, 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执行法院本身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而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此时往往表现为拖延执行或者不予执行等。个别的可能出现对执行的申请不予受理的现象。二是执行法院在依法执行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出面干预执行。地方法院由于受诸如前述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 不得不“依法不予执行”。当然, 在实际的情况中, 这两种情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执行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时就比较勉强, 而地方政府又对执行法院施加一定的压力。这种混合最终导致案件难以执行。

2.对于由非被执行人所在地的外地法院执行的案件, 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委托执行的情形。虽然民诉法明确规定:“被执行人或者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 可以委托当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受委托人民法院自收到委托函件之日起十五日内不予执行的, 委托人民法院可以请求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受委托人民法院执行。”但在司法实践中, 有的表面配合实际却不予配合, 有的甚至明确不予配合。而在配合外地法院执行的实践中往往也有地方利益的原因。比如表现为地方利益的互换。当两地法院关系友好 (利益互换) 时, 委托执行就比较顺利。反之则地方保护主义比较明显地突显出来, 委托执行十分困难。

三、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解决执行难

1.着力完善委托执行制度。委托执行制度是我国民诉法规定的一项重要执行制度。同时它又是一把双刃剑, 搞得不好, 它就会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利用工具, 搞得好, 则能有效地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 提高执行工作效率, 节约成本。因此, 如何具体完善委托执行制度, 是我们攻克地方保护主义、化解“执行难”难题必须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2.合理实现法院执行机构的人财物独立。执行中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人事、经费受制于行政和地方, 只有改变了这种状况, 才能割掉地方保护主义的根基, 进而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3.将法院执行工作列入社会舆论监督。为了打破各种利益链条对执行工作的干预, 消除部门与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利因素, 彻底扭转执行难的局面, 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执行环境, 通过舆论监督来净化执行环境, 这是解决执行难的一个有效途径。

4.及时总结执行实践, 加快民事执行立法。这是解决民事执行难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也是当前民事执行工作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从应然的角度来看, 从长远的考虑出发, 加快相关立法, 完善缺位和滞后的制度与体制才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进而解决执行难的根本之道。当然, 在立法中需要完善的具体制度很多, 比如审执分立的问题, 比如执行机构如何设立的问题以及执行内部监督制衡的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规定。只有这些问题通过立法解决之后, 地方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才能真正地迎刃而解。

总之, “迟来的正义就是非正义”, 针对我们目前民事“执行难”的现状, 在我国现行的制度和体制框架下, 我们须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入手, 阻断导致执行难的各种原因, 从而解决执行难之难题, 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能得到及时的实现, 重塑法律的权威及人们对司法的信心!

参考文献

[1]宋洁.缓解民事“执行难”之对策[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2) .

[2]邓凯.浅议如何破解执行难问题[J].商情 (教育经济研究) , 2008, (4) .

地方保护 篇10

2008年2月, 记者从深圳市有关部门获悉, 《深圳经济特区中医药条例》草案已基本完成, 即将送深圳市人大审议。

该条例以保护、扶持、发展中医药和规范中医药管理为重点, 内容涉及设立中医药事业发展专项经费、加强中医药管理机构及中医医疗保健网络建设、重视中医药科技创新等方面。据了解, 《深圳经济特区中医药条例》被列为深圳市2008年预审议项目, 有望在本年度通过审议立法, 颁布实施。

(来源:医药经济报)

论地方政府对宜州渔鼓艺术的保护 篇11

关键词：宜州渔鼓；地方政府；保护

渔鼓作为我国古老的民间曲艺品种之一，历史悠久，可以上溯至唐代的“道情”。后来，道情为民间艺人所用，宗教内容便渐趋淡化，改唱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道情、唱歌的方式也演变为一种说唱的艺术形式，形成渔鼓的雏形。到了元代，渔鼓广为传唱，至明清时期，渔鼓已经形成了“有板有眼”的完整唱腔。从此，渔鼓便由宣扬道教出世思想的工具完全过渡为富有娱乐性、知识性的民间说唱艺术。渔鼓在国外没有流传分布，在国内则主要分布于湖南、安徽、河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省，其中，广西渔鼓分为宜州渔鼓（宜山渔鼓）、全州渔鼓和桂柳渔鼓三个流派，流行于河池、桂林及柳州三地区的城乡地区。宜州渔鼓作为桂西北渔鼓流派的一个分支，源于宜州地区民歌，是宜州地方戏剧、民歌逐渐融合演变而成的方言说唱艺术，其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生活气息、山野风味和朴实的表演风格，节奏明朗轻快、唱腔舒展流畅等鲜明特点。此外，就广西乃至全国的曲艺表演多有文静之弊，而宜州渔鼓说唱音乐伴奏水乳交融、表演方式载歌载舞的特点来看，宜州渔鼓实乃曲坛奇葩，令人钦赞，是人民群众不可多得的文化精神食粮，同时也是党和政府宣传政策的工具。宜州渔鼓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使用价值兼备，在宜州地方文化中占据十分重要地位。

一、宜州渔鼓保护现状

宜州渔鼓作为较为简单小型的曲艺品种，其传承亦较为松散，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享誉八桂。但在文革期间，包括宜州渔鼓在内的地区民族传统文化曾遭到严重破坏。八十年代后，随着我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宜州及周边市县的各界人士的努力，宜州渔鼓重获新生并陆续产生了一批精品佳作。这期间，地方政府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宜州渔鼓的保护措施，内容分为保护人、作品和文化表现形式三个方面，发现并奖励在渔鼓方面才华突出者，鼓励青少年学习这一宝贵的民族曲艺文化，利用刘三姐文化传承培训基地开展传承活动，运用多媒体手段对宜州渔鼓进行全面系统的记录，建立较为完整的数据库，妥善保存相关资料。具体工作有，首先，地方政府将宜州市文体局设为专业的管理组织，投入专项资金，开展了宜州渔鼓的普查工作，成立传承培训基地开展传承活动，举办了相关展演活动，最大程度的收集渔鼓资料将之整理编入《河池曲艺志》并刻成光碟，制作电子档案。在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也因地制宜，二零零五年四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颁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明确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等民族民间口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依法受到保护。二零零六年，宜州渔鼓列入刘三姐文化范畴并得以专项经费加以传承保护。二零零八年，宜州渔鼓被宜州市政府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二零零九年四月，宜州市文化体育局将宜州渔鼓申报为河池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制定五年计划，即从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三年止，从地方性法规、传承培训、理论研究、开发利用等方面对宜州渔鼓开展保护工作，耗资75万元全部列入财政专项并动员社会经济力量，以期取得良好的保护成效。

二、宜州渔鼓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地方政府对宜州渔鼓的保护意识比较重视，提供了相关行政法规保障，抢救式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工作，使得宜州渔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承和保护。但是由于现代化进程步伐加快和商品经济、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地方政府保护工作的某些不足，宜州渔鼓再次陷入了濒危状况，主要体现在，宜州渔鼓宣传力度不够、传承人才匮乏、开发利用成效不大等方面。

（一）宣传力度不够，认知度有待提高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速消亡的时代，如果在保护工作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加深社会各界人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溯源、艺术表现形式、价值等的宣传了解，以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进一步重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速消亡。目前地方政府在对宜州渔鼓的保护采取了有力措施，但是对于宜州渔鼓的记载和保护较多的局限于法规、文件、文献里，并没有真正走到百姓的视野当中，这与宣传方式陈旧、宣传力度不够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比较传统的宣传方式如广场宣传、媒体宣传、图片宣传、舞台宣传都很少采用，导致宜州渔鼓的知名度却不是很高，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宜州渔鼓的了解认识少之又少，甚至不知道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

（二）传承人才匮乏

受到外来文化和时下流行文化的冲击，一方面，外来文化和时下流行文化因其以商品经济基础、娱乐性强、审美多元、流行趣味浓厚，加之完备的商业运作，满足大众追求时尚和休闲生活的心理，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但是也存在缺乏内涵、经典和生命周期短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身份的标识、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各族人民世代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文化瑰宝。相比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难度较大，其道具制作工艺、编创演绎、技艺技能都必须依靠深谙其道的人才才能够完好的传承下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大程度上说是保护传承人才。宜州渔鼓的传承人呈现老龄化态势，青黄不接，缺乏对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宜州渔鼓有着浓厚兴趣的年轻人。现有的传承人当中，多是业余爱好者，很难将很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传承事业当中，特别是随着年事已高的老人相继离世，部分宜州渔鼓文化也许会濒临失传。

（三）开发利用成效不大

在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借助现代的流通营销等手段来激发其自身生机和活力，使之更紧密地融入当代生活，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不失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良好方式。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宜州渔鼓有很深的地域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保护和开发可以并行不悖。当前对宜州渔鼓的保护还停留在传统的挽救性保护层面，而开发利用的成效并不大，没有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不论是艺术展演、旅游开发，还是文化创意发展，都很少见到宜州渔鼓的影子，更别说创新、包装和营销了，这说明对宜州渔鼓的开发利用还有待加强。

三、发挥地方政府保护宜州渔鼓的主导作用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多元的，政府和社会力量如学界、商界、媒体、普通百姓都保护的主体。但是，由于社会力量缺少政策保障、缺少专门机构进行统一管理等原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也是由传统历史和具体国情区情决定的。发展文化事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对政府机构的规定，是政府的法定责任。同时，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公共管理的主体和公共利益的实现者，应当充分行使并强化文化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除了在收集整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保护机制、加大专项资金投入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外，笔者建议地方政府要对宜州渔鼓采取充分宣传以提高认知度、加强与地方高校良性互动、合理有效的进行开发利用等措施，更好的发挥地方政府保护宜州渔鼓的主导作用。

（一）多种渠道宣传宜州渔鼓文化

提高宜州渔鼓的社会认知度是保护宜州渔鼓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地方政府首先自身要将宜州渔鼓艺术提升到地方文化标示的地位，积极搭建并使其活跃在地方艺术舞台之上，同时不要忽视普及保护知识，营造保护宜州渔鼓的良好氛围。其次，要利用集市、节庆日、广场文化展演等活动，以贴近百姓生活的方式宣传宜州渔鼓。同时，充分发挥地方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作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设立专题展示中心，积极开展对宜州渔鼓的传播和展示。再次，通过网络、电视、广告等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以纪录片、图片、视频等宣传宜州渔鼓文化。最后，加强与其他地区流派渔鼓艺术团体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创作理念，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宜州渔鼓的知名度。

（二）加强与地方高校的良性互动

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除了在地方中小学中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宜州渔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还要充分利用地方高等院校丰富的人才资源和教育科研优势，大力培养喜爱、研习宜州渔鼓艺术的人才，使宜州渔鼓艺术发扬光大。地方高校开展宜州渔鼓的保护和开发工作，教师学者是骨干力量。要积极引导和鼓励教师学者投身到宜州渔鼓艺术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能够对相关文献资料归档整理和挖掘研究，尽可能将宜州渔鼓艺术编入课程大纲、教材、研究课题当中，开设宜州渔鼓为代表的民族地方曲艺艺术课程学习，或将之结合到日常教学内容当中介绍或传授给专业学生。此外，在采风、调查、调研等教学实践环节中，组织和指导艺术类、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开展宜州渔鼓艺术的实践活动，借此培养大学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和实践能力。

（三）积极做好开发利用工作

地方政府应该正确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利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宜州渔鼓合理的开发利用，可与当地旅游业、音像业、广告业等行业的开发结合起来，通过切实可行的市场运作，实现文化保护和产业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互动。以旅游业为例，随着旅游市场的需求从纯自然旅游活动向知识型文化旅游转变，重视营造文化氛围，已成为旅游开发的共识。地方政府应把宜州渔鼓的保护开发利用融入纯自然旅游活动中去，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和档次。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宜州渔鼓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积极促进文化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四、后记

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宜州渔鼓亟需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各界进一步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虽然任重道远，但是希望能如宜州渔鼓作品《喜看宜州展新颜》中所唱到“手打渔鼓放声唱，高歌一曲赞家乡。宜州明天更美好，三姐故乡展新颜”，宜州渔鼓这一桂西北民族地区的传统艺术瑰宝能散发出更璀璨的光芒。（作者单位：河池学院）

基金项目：河池学院2011年院级青年科研课题项目《宜州渔鼓研究》（2011A-H01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罗美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究——以三江侗族自治县为例[J].法制与社会. 2012（12）.

[2]尹凌.高等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探析[J].理论导刊.2009（7）.

地方保护 篇12

一、地方政府治理对投资者保护的影响

制定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并且予以执行都是通过政治体系完成的, 其中涉及的内容及执行效果完全有可能因为政治系统存在差异而体现出不同 (Black, 2001) 。我国是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 尤其在证券市场当中, 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 可能会因为地方政府的插手而失去应有的效力, 从而不能够按照强制性的要求来严格地执行规则或对违规主体进行惩罚, 使制度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约束力弱化, 尤其是一个国家的行政部门在法律部门面前表现的较为强势时, 那么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更容易表现出妥协性和弹性。 (陈共炎等, 2007) 地方企业往往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政商关系的亲密程度究竟是法律、证券监督失效情况下, 调节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积极的替代机制还是企业为谋求发展而与地方政府建立联系, 形成的一种扰乱市场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寻租行为呢? (余明桂2010、经济研究) 通过研究与地方政府建立联系的民营企业是否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以及分析这种补贴对社会效益和企业绩效为积极促进作用还是消极阻碍作用来验证政商关系的“效率观”和“寻租观”。结果表明: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建立联系是一种寻租行为, 在我国分权化制度下, 地方政府掌握着财政补贴的分配权并且有充分的动机以此来“设租”, 民营企业为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而对官员进行笼络“上贡”, 这种行为严重阻碍了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也违背了政府设立财政补贴的初衷。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当地方制度环境越差, 市场保护机制越弱, 寻租行为的动机就越强烈。即使法律制度的设计做到完善, 在执行中也可能会因为其中夹杂的政治利益而不能够保持公正客观。 (Modigliani and Perotti, 2000) 例如在国有企业当中, 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具有一定政治身份的管理者当中, 他们在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决策当中往往更为关注能否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性, 而不是以企业的价值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 (Shleifer and Vishney, 1997) 因此即使法律制度日益完善, 在具体的实施和执行过程中也往往夹杂着政治因素而导致企业效率低下。

中国的经济体制下, 政治关系总体上损害了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Cheungetal.2005) 政府在制度实施中的软约束、立法执法以及监管制度会增加政治家寻租的空间, 对投资者的利益产生负面影响。政商关系的存在也会加大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力度。因此, 政府不应该对资本市场做过多的干涉, 除了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无保留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二、地区中介机构对投资者保护的影响

投资者想要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就必须能够及时获得真实且可靠的信息。在立法和市场监管制度的要求下, 强制性的要求企业建立有效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同时, 法律和监管制度的不完备性会使信息披露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从而影响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效果。尤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转型经济国家中表现明显。代理理论认为公司内部股东、经理人存在利益博弈。其中, 经理人的控制权过大, 则会形成内部人控制, 从而对股东利益进行侵占。那么, 当公司经理人持有大部分股份即经理人与大股东重合度很高时, 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在一个或多个大股东手中时, 控股股东极有可能压缩中小股东的利益来满足私欲。

1. 发达的中介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和证券市场监管下公司的信息披露不足问题。

中介 (如媒体) 的高覆盖能够减少企业内部人控制下谋取私利的程度。 (Dyck and Zingales, 2004) 媒体或分析师等中介行业通过增强企业的透明度, 进而约束企业内部人的行为。安然公司的事件反映出财经媒体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起到了良好的补充监管作用, 并且比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更加直接有效, 往往能够在事件发生前或者发生时就被披露。对于监督公司侵占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财经媒体的公开揭露, 安然公司的财务造假可能会一直不为公众所知, 那么投资者的利益就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2. 独立的外部审计师对投资者保护产生的影响。

外部审计机构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 被认为是监督高管人员、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机制。审计人员可以通过审查公司会计报表, 然后出具合理的审计意见, 从而实现对企业控股股东兼经理人的约束。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也证实了独立审计能够有效提高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 对公司财务舞弊现象起到警示作用, 有助于公司提高融资能力, 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 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结构已是常态, 伴随产生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显得尤为突出。中小投资者作为证券市场的主体更要对其加以保护, 减少大股东通过“隧道效应”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提升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 保障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作为中介机构的审计师, 在竞争性市场上面对公司内部人实施的掏空行为应保持职业的独立性出具审计意见, 约束内部人的自利行为。否则将会遭受审计失败带来的诉讼风险及名誉损失。美国安然事件中, 作为独立审计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三、地区层面投资者保护的建议与展望

1. 加大政府财政补贴的监管力度, 力求公开透明。

政府财政补贴的拨付过程应受到严格地监管, 对于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应当给予严厉的处罚。尤其是针对与地方政府存在一定联系的民营企业, 要进一步加强决策实施过程当中的信息公开透明度。

2. 加快取消行政审批程序, 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中央推行政府职能转变, 提出要减少行政审批, 向市场放权。实施中尤其要坚决消除审批的“灰色地带”, 防止地方组织以政府的名义对企业强制服务, 强行收费等制约市场活力的行为发生, 才能够真正减轻企业负担。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干预越多, 政治家寻租腐败的空间就越大, 只有把市场该有的权利交还给市场, 才能从根源上杜绝政商合谋现象, 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使社会资源在市场化进程中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

3. 鼓励媒体行业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 多渠道, 多角度丰富信息披露过程。

随着网络大环境的开放, 现代媒体形式也更加的多样化。近年来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的普及, 大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和披露信息进行了解, 并且信息的传播速度相当惊人, 从热门微博的网络转发量就可见一斑。这一方面对上市公司形成一种潜在的监督作用, 提升公司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公司高管迫于舆论压力和对公司声誉的考虑, 会减少企业中存在的内部人侵占公司整体利益的现象。中国的市场环境中, 更应该赋予财经媒体更多揭露事实的权利。在市场信息日益频繁的过程中, 本着以事实为依据的职业素养, 在证券监管制度不能充分保障市场参与者的合法利益时, 对上市公司的舞弊行为及内幕信息进行监督和制约。

4. 保持审计师队伍的独立性, 对出具不实审计报告行为给予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