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市公立医院

锦州市公立医院（精选11篇）

锦州市公立医院 篇1

一、杭州市公立医院改革概况

根据浙江省统一部署,杭州市的公立医院改革于2014年4月全面启动。本次医改是以“群众得实惠、医院得发展、政府得民心”为宗旨,以“基建投入靠财政、运行补偿靠医保”为主要模式构建相关的财政补偿机制。

从政策执行两年情况看,首先,药品实施“零差价”销售,确实给大部分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根据近日杭州市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市级医院药品收入占医疗收入比例(不含饮片)为41.49%,较改革前下降了12.31个百分点。其次,基本医疗保险按调整后的医药价格执行,医保补贴标准、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截至2015年底,浙江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投入年均增长33%;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400元,相比2014年人均提高了70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40元,并实现了覆盖全省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络。再次,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直接补贴力度逐步加大。2013-2016年杭州市公布的卫生事业经费中,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贴虽然在占比上各年间有所增减,但总量确实在逐年增加。2015年及2016年财政对公立医院拨款预算均超过了当年医疗卫生预算支出的65%,其中(西医)综合性医院占比在26%-30%,中医(民族)医院占比稳定在11%。

可以说,本次医改给所有公立医院都既带来了巨大的日常经营挑战,又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对公立中医院来说,由于发展模式与其他综合性医院略有差别,其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具有不同的行业特点。

二、医改后公立中医院经营面临的主要挑战

首先,取消药品差价后,公立中医院经营面临的困难暂时加大。主要原因在于公立中医院收入来源多以内科为主,药品收入及其产生的药品结余是医院获取经营成本补偿的主要途径,而调价幅度高的医疗技术服务项目在中医医院收入中的占比项目偏小。因此,当前统一的医疗收费价格调整和财政补助,尚无法弥补公立中医院取消药品差价形成的收入缺口。

其次,多元化办医、多点执业让中医医疗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新医改政策鼓励多元化办医、多点执业,要求构建分级诊疗体系,这些政策的实施都会对公立中医院的经营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最新出台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十三五期间,政府计划大力发展完善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网络,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中医馆、国医堂等中医总额好服务区。”因此,随着省、市大医院的不断扩张,社会办医、外资纷纷进入医疗市场,开展部分中医服务所受到的场所限制较少,使得公立中医院在发展中需要面对更加复杂、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再次,公立中医院也面临门诊、住院均费控制,中药饮片贴均费用控制等制度约束。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医改的新变化,将面临收入滞涨、业绩下滑的风险。

三、对医改后公立中医院经营管理的几点建议

(1)抓住国家“十三五”期间给中医药事业提供的发展机遇,推广中医特色医疗,制定差异化发展目标。从杭州市出台的医改政策可以看出,国家级、省级名老中医门诊诊查费较改革前有大幅度增加,中药饮片保留了差价,有利于公立中医院的发展。

(2)做好医联体合作,挖掘优质病源。虽然“分级诊疗”的实施会让部分原属于公立中医院的病源到社区就诊,但也为公立中医院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往解决疑难杂症方向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双向转诊”也同样为公立中医院带来新的优质病源。

(3)深化公立中医院内部改革,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公立中医院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位”的同时,必须加强内部运营管理,合理控制药占比以及高值耗材的使用,提升经营效益。深入各科室开展部门经济分析,进一步加快信息系统建设,提高管理效率,为公立中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1]孙亚玲,金欣,邱晓毅等.公立中医院综合改革中补偿机制的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3,(12):68-71.

[2]高兵.新医改对医院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对策[J].财经界(学术版),2014,(6):179-180.

锦州市公立医院 篇2

根据《2014池州市贵池区县级公立医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规定，经2014年6月19日体检，现将体检结果人员公告如下：

一、体检合格人员名单：

（一）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临床（男）：郭城、夏崟、包雄飞、夏天峰

临床（女）：钱文娟、陈小雪、姚唯一

儿科：章铭

心电图：章富君、高华良

影像技术：江秀凤

麻醉科：王娟、徐智慧

检验科：吴正华

总务科：罗翔

财务科：赵丽芳

护理：李洁、万丽珍、焦庆秀、丁贵真、汪燕、陈世娟、马阳、何芳、徐林

（二）池州市中医院

五官科：赵凤娟

皮肤科：张琪

外科：赵玉琳

心电图：陈凤

影像：汪根应、陈磊

护理：葛文、王腊娥、徐思桦、金慧、洪华、戴琴、汪岚、杨宇、高琦、徐玉洁、王银、王亚玲、郑梦君、査秀婷、戴美玲、张美辰、巩芳芳、钱学娟、吴柳娟、顾德荣、汪志娟、郭丹丹、陈超群、谈珍珍、石慧霞、彭莹、汪锦秀

二、建议参加复检人员名单：

准考证号：20140203，专业：口腔

准考证号：20140229，专业：影像技术

准考证号：20141021，专业：护理

准考证号：20142423，专业：护理

准考证号：20142908，专业：护理

请以上人员于（空腹）携带身份证、准考证于2014年6月27日7:30前到池州市秋浦西路原区委大院集中参加复检。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池州市贵池区医管办

2014年6月

20日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 篇3

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难题有望从2014年开始寻求解决。

5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以下简称《工作任务》)，提出以公立医院改革为重点，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

“医改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

启动于2009年的新一轮医疗改革，距今已经5年多了，但看病贵、看病难的矛盾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距离公众对新医改的预期，还有很大差距。新医改仍在路上。因此，这份附有具体时间表的《工作任务》，或许能让人嗅到一些改革的新动向和新举措。

医改最为薄弱之处

新医改5年来，老百姓对医改是否成功，是否产生了效果，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是否更容易了，花费是否更少了，医疗保险的报销等是否更便利了等等。实际情况怎样呢?

看病还是很难。2009年以来，一方面，国家投入8700亿元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在部分地区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但是，社区可用的药品很少，社区医生缺乏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公立医院不断扩张人满为患，医患冲突时有发生。

看病还是很贵。2011年以来我国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达到总人口的90％以上，职工医保缴费和居民医保补贴在不断增加。但个人医疗卫生支出仍占全国总支出的34％以上(应当小于20％)，药品占医疗费用的40％以上(国际标准为15％)，检查项目和医用耗材占比越来越高。一系列数据显示，确实存在着过度医疗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医院饱受诟病，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主要由公立医院提供，无论是看病贵还是看病难，最核心的“药方”，其实都是公立医院改革。当前，公立医院改革主要局限于县级医院，其实公众关注更多的还是大医院的改革能否推进。一方面，公立医院资源分配过度集中，例如北京早就是“全国看病中心”；另一方面，基层医院更多精力仍放在搞基建盖房子上，不能满足公众日益提高的医疗需求。公立医院改革，至今仍是医改最为薄弱之处。

经历多次的改革尝试后，当前我国医改的核心问题已逐步聚焦到促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上面。当前公立医院仍旧存在着诸如医院规划布局不合理、公益性不强、管理制度不健全、就医秩序不规范以及综合改革不配套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百姓不满意，就很难谈得上医改的成功。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上到下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了推进公立医院规划布局调整、建立科学补偿机制、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建立和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等八项内容。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八项具体的工作内容，实际上也正是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正是以上这些内容的工作在多年来迟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所以百姓对医改工作感受不是那么明显，甚至产生了医改停滞不前的“错觉”。

根据《工作任务》，今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均政府补助标准提高40元，达到320元；个人缴费同步新增20元。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达到70％以上和75％左右，进一步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之间的差距。

《工作任务》还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这也是公立医院改革最该着力之处。

这方面，媒体多有报道的“港式医院”经验或许值得借鉴：取消事业编制；不给不负责任、没有追求的庸医提供岗位；给有医德、有医术、有追求的医生提供更好的福利薪酬；对医务人员收回扣、拿红包等实行一票否决零容忍；用预约制让医院不再像车站般拥挤；用先看全科后看专科避免有病乱投医；用全科门诊打包收费，避免大处方、大检查等等。

新医改能够取得多大成效，，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立医院特别是大医院的改革进程。《工作任务》中提出的“推动公立医院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或是全新的开始。

医疗收入难撑公立医院公益性

然而，在现行回归公益性的医改政策下，公立医院正处于合理运营和公益性服务的矛盾困境之中。

上海市委党校金阳撰文表示，公立医院在新医改中面临的困境在于：

整体支出水平面临着巨大的刚性增长压力，医疗服务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人、财、物”耗费支出，均与医院的医疗业务量有直接的正向关联，伴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以及社会公用事业成本的持续升高，而不可避免出现增长。

而收入主要来源于药品、医疗收入和财政补助收入。新医改政策对药品收入进行了严格限制，随着回归公益性的要求，药品加成率进一步降低，药品收入逐渐减少并有可能取消；财政补助收入水平比例却仍偏小并且严重不足，新医改后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总额持续增加，但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财政补助收入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也仅从2009年的5.99％提高到了2011年的8.52％。

依据“结余=收入－支出”这个基本的经济运营等式，医院的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医改政策实施后，公立医院收支结余普遍大幅缩减，结余为负的亏损状况时有发生，并有趋于常态的趋势。

困境中的公立医院敏锐地发现：等式中剩下的唯一现行政策没有限制的因素就是医疗收入。随之应运而生的措施就是：提高医务人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分解住院，增加返诊等多种途径来增加医疗业务量；大量提供如检查、化验和特需等盈利诊疗项目等。这样，公立医院似乎既保证了自身的持续发展，又满足了现行公益性考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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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条现实中的“脱困之路”，对于广大病人群体和医务工作人员来说，公益性回归的效果却大打折扣：大幅提高医务工作强度和劳动时间，严重增加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压力与负担，由此必然影响医疗服务质量和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以检养医”的新问题，严重违背了公益性中提供医疗卫生服务适宜性的要求。

这就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完善新医改以来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的一系列政策，公立医院改革并不是简单选择“公益”或者“生存”的道路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受到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资金短缺等多方面的约束，这就注定了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改革是逐渐完善、逐步推进的过程。我们须在实践中找到一条引导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性的破局之路。

金阳提出的建议是：一、完善公益性考核指标体系。增加对盈利诊疗项目如检查、化验、特需收入的控制指标，增加对短时间内的重复挂号、分解出院、返诊率等情况的监控指标，清除考核盲点，尽快建立一套统一的、可量化的、可以多角度描述和测量的考核体系，进而纠正公立医院违背公益性要求的具体医疗行为。

二、完善财政补偿机制。财政应当出资给予公立医院既可弥补亏损，又不影响其提高效率的积极性的合理补偿。

三、完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机制。目前医疗收费标准统一由省、市、自治区物价部门、财政部门会同卫生主管部门制定，医疗收费标准政策性很强、医院只能被动执行。而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远远落后于市场价格的升速，今后应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及时调整。价格政策调整后，针对“看病贵”问题，对价格政策的补偿除了财政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方式就是通过医保对亏损性的服务提供补助，让医疗保险来吸收价格提升带来的费用增长，使患者自己支付的费用水平保持不变。

四、完善医院内部绩效考核制度。应当围绕医院岗位工作量、医疗质量、病人满意度、病种难易度、科研教学质量、成本和医疗费用控制等核心要素，建立医院内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杜绝将药品、检查等收入与科室和医务人员个人收入分配挂钩，从个人激励方面纠正医务人员的逐利行为，确定医务人员合理的工资薪酬水平，从而进一步控制公立医院人员经费的不正常增长，优化卫生资源的配置。提高公立医院自身发展潜力和实力，为公益性实现奠定内部基础。

期待“中国式办法”破题

在上一轮医改被明确认定“不成功”之后，新医改在启动之初曾经陷入过所谓的“模式”之争，有“英国模式”，有“美国模式”，还有“德国模式”。但无论照搬哪种模式，都不一定符合国情。这次，《工作任务》特别强调“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说明我们接下去要做的，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全新探索。

何谓破解医改难题的“中国式办法”?《工作任务》共分6大方面31项改革任务，总结起来，就是要“深入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其中约半数围绕公立医院改革，包括医疗服务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的检查、治疗费；简化医生多点执业审批程序，推进医生人事薪酬支付改革和社保社会化。

在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工作任务》指出，把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重中之重，并启动实施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新增700个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县市，使试点的数量覆盖逾50％县市，覆盖5亿农村人口。同时，会扩大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研究制订有关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今年每个省份都要有1个改革试点城市。

“每干人医疗床位数达到4张，当地公立医院规模不得再扩大。”《工作任务》中明确要求“推进医疗机构规划布局调整”，限制公立医院扩张。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工作任务》提出“积极推动社会办医”，并且明确重点解决社会办医在准入、人才、土地、投融资、服务能力等方面政策落实不到位和支持不足的问题。

此前，国家医改目标提出，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床位，应达到总量的20％。但因缺乏具体调控标准和支持政策，公立医院，特别是公立大医院不断盖楼扩张。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认为，政府明确支持社会资本办医是好事，但是没有解决社会资本办医，“医生从哪里来”的问题。“社会资本办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资金，而是医疗资源的问题。”

他认为现在社会办医最主要的问题是，医生流动不起来。“在现行的体制下，一流的公立医院医生愿去社会办医的医院的情况，并不是很多。”他解释，目前绝大多数医生的身份是体制内的。“无论是刚刚毕业的，还是正在工作的医生，对这个身份比较在意。”因此，他认为，要流动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次《工作任务》公布后，一如往常，于网络上迅速掀起舆论热议，其中，言辞激烈者不少。一些“拍砖”、“不领情”的声音，让人看到曾经的不成功给百姓带来的失望和不信任感。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决策者，百姓受这一难题困扰已久，必须得到解决，而且时间相当紧迫，不能只是修修补补。

本次各项重点工作任务的公布，列出了具体分工和进度安排的时间表，一些工作将在今年6月底完成，多数则集中在今年12月底，不少任务都有具体量化的数字指标。从承诺到兑现，从设想到落地，一个可操作性更强、紧迫感和压力感更大的改革进程，被晒在公众视线下接受集体检阅，相信会大大挤压、削弱相关部门的某些敷衍与拖延。

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在我国，一张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已经织就。不过，这张网够不够密实、够不够牢靠，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与完善，这张冈将如何持续下去，也是决策者面对的另一个考验。

(本刊综合《第一财经日报》、《上海金融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道)

锦州市公立医院 篇4

一、改革的主要内容

本轮杭州市级公立医院的综合改革将“公平可及”“群众受益”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行药品(不含中药饮片)零差率销售和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严格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保障医疗质量安全;改革探索构建分级诊疗体系,引导市级医院优质资源下沉,逐步建立社区首诊、双向转诊机制;健全医务人员薪酬体系和晋升体制;最终实现群众得实惠、医院得发展、政府得民心的综合改革目标。

二、改革的措施和成效

(一)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实行零差率销售,转变了市级公立医院成本补偿机制

药品(中药饮片除外)零差率销售是从真正意义上改变公立医院成本补偿机制的重要手段,改革后公立医院的补偿渠道由医疗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政府补助三个渠道基本变成医疗服务收费、政府补助两个渠道。为确保医改的顺利实施,降低对市级公立医院日常经营的影响,价格改革前,卫生、物价、财政等各部门都做了大量的测算和宣传工作,医院和医保系统均顺利完成升级。

价格改革后,财政部门对医疗服务的供需双方都加大了投入力度:一方面,提高参保人员的财政补助标准(见表1),同步调整医保政策,基本医疗保险按调整后的医药服务价格执行,尽量降低价格调整产生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主要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和增加政府直接投入(见表2)来补偿市级公立医院减少的药品收入,使之综合补偿率达到92%,其余8%由医院通过提高管理水平自行消化。

(单位:元/人)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杭州市卫计委发布数据,其中2015年医疗卫生财政补贴数据为预算数,决算数尚未公布。

(二)适当上调医疗服务价格,体现了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

在“以药补医”机制下,公立医院的医药服务价格、价值长期背离,药品价格虚高、医务人员技术服务价格偏低,价值扭曲现象严重。因此,杭州市市级公立医院在执行药品零差率销售的同时,对体现本地医疗技术特色的服务价格予以适当上调,主要涉及四个类别:诊查、护理、治疗及手术项目(见表3)。以上服务价格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初步扭转了价值扭曲现象,提高了医护工作者的积极性。

(三)医改后市级公立医院日常业务保持平稳,收支结构有所变化

本轮医改后,市级公立医院的日常业务保持稳定,但医疗支出的增长幅度高于医疗收入的增长幅度,收支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从收入结构看,医改后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而非药品医疗服务收入的比重上升。以杭州市四家业务量最大的市级公立医院为例,医改后一年医疗收入(含药品)46.99亿元,较改革前一年增长了9.69%;其中,药品收入下降了14.62%,而不含药品的医疗服务收入增长了38.56%,两项收入占医疗收入的比重次序发生显著变化,药品收入不再是医院的最大收入来源(见表4)。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杭州市4家业务量最大的市级综合性公立医院。

从支出结构看,药品支出比重下降,人员经费支出、卫生材料支出的比重有所上升。同样以上述四家医院为例,医改后一年医疗支出47.83亿元,较改革前一年增长了14.23%;其中药品支出下降了3.67%,卫生材料支出增长了27.61%,人员经费支出增长了37.76%。虽然2015年的医疗支出中,药品支出的占比依然居首,但已明显下降,预计未来人员经费支出将成为市级公立医院最大的支出项目(见表5)。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杭州市4家业务量最大的市级综合性公立医院。

(四)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群众就医负担有所减轻

取消的西、成药品差价占原药价的15%左右,病人配药的花费大幅下降,加上医保等部门加强了对医药费用的审核监管,虽然部分医疗服务价格有所上调,但病人的就医成本没有大幅增加,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得到有效控制。2016年初杭州市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市级公立医院的门急诊人均费用和住院人均费用都持续下降,确实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减轻了就医费用负担。其中,2014年作为医改第一年(当年4月实施),门诊人均费用和住院人均费用同比分别下降了0.24%和1.55%,而2015年同比分别继续下降了2.31%、1.83%(见表6)。

(五)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逐步构建分级诊疗体系

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医务人员下基层的“双下沉”工作以及“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可以让病人在基层卫生机构享受到大医院的医疗服务,进一步减轻大型公立医院的门诊压力;同时也为市级公立医院带来新的优质病源,医护人员有更多时间用于解决疑难杂症、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从上述4家医院改革后的门诊、住院工作量看,医改当年和医改后一年门急诊人次同比分别下降了2.48%、0.14%,出院人次则同比分别增长了11.93%、4.53%(见表7)。与此同时,主城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急诊总量却明显上升,仅2015年门急诊量就增长了6.94%,社区签约病人的就诊率达到61.09%。由此可见,随着优质资源下沉、分级诊疗的逐步推进,对病源起到了一定的分流作用,市级公立医院的门诊压力有所减轻,而住院工作量有所增加。

(单位:万)

(六)依托智慧医疗优化诊疗流程,提高管理效率、改善病人就诊体验

作为一项利用信息化技术开展的便民服务,智慧医疗的推进大大减少了病人的候诊时间。截至2016年初,全市已有超过500万人开通了智慧医疗服务,市级医院诊间平均结算率超过了70%,24小时自助挂号机平均使用率超过了82%,每个病人在医院内就医的时间至少缩短了1小时,大大改善了就诊体验。

综上所述,随着综合医疗改革的深入推进,公立医院原先扭曲的成本补偿机制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医护人员的劳务技术价值得到重视。同时,新的医疗技术、医疗项目获得鼓励和保护,传统特色医疗服务项目也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市级公立医院应适应医改带来的新变化,紧紧围绕国家医改的目标,努力调整结构,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在医改后释放更大的活力。

参考文献

[1]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杭州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EB/OL].杭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2015-06-25.

县医院公立医院医改工作总结 篇5

2015年公立医院改革工作总结

2015年医院在县卫计局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狠抓优质窗口服务活动、便民惠民措施、抗菌药物专项整治、药品零差价销售、加强学科建设等公立医院改革相关工作，有效缓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难题。2015年推进医改工作主要做法及措施如下：

一、落实便民惠民措施，优化就医环境。

在住院部投入10余万元为部分病房、职工办公室等加装了空调，改善了诊疗环境；改建了住院部和门诊厕所配套设施，增设了不锈钢防滑扶手和衣钩；每个病区及门诊大厅安装了电能热水炉，保证了患者24小时有开水供应及使用。

二、取消药品加成，让利于民。

2012年，县人民医院被省卫生厅确定为首批取消以药补医试点医院、第二批综合改革试点医院。2012年10月1日零时起，正式实施了取消以药补医实施方案，所有药品均按进价销售，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于2013年2月16日起按照市发改局下发了关于取消“以药补医”价格补偿标准的通知要求，对住院诊查费、护理费、床位费进行了调价，分别是在其现有标准基础上调增8元/床日、7元/护理床日、5元/床日，调增的费用纳入医保、新农合统筹范围，未增加患者负担。2013年10月1日按照我市《关于印发四川省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经费补偿办法的通知》(X发改价格〔2013〕116号)要求实行了新的收费调整（之前的调价恢复到2012年收费标准），调整项目及标准为：

门、急诊诊查费分别为8元、10元／次（上调6元）； 住院诊查费为14元／次（上调9元）；

3、Ⅰ、Ⅱ、Ⅲ级护理费22元、18元、14元／日（上调9元）；

4、专家门诊诊查费副主任医师诊查费9元／次、主任医师诊查费11元／次、门（急）诊留观诊查费13元／次(都上调6元)。

调增的费用纳入医保、新农合统筹范围，未增加患者负担。

2014年1月-12月累计取消加成的药品（品规）数826种，占医院药品（品规）总数比例100%，通过取消药品加成让利群众约536.52万元。

2015年1月-11月累计取消加成的药品（品规）数874种，占医院药品（品规）总数比例100%，通过取消药品加成让利群众约495.51万元，（从2012年起至今累计让利1728万元）2015年取消加成后的财政落实补助金额为85.40万元，占年度取消药品加成额的17.23%。

三、加大人才引进和设备投入力度，细化科室，不断增强医院核心竞争力。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2015年引进医疗技术人员31人，其中护理人员16人、医师8人、医技药学、影像）及其他人员7人。以上引进的人才不仅缓解了当前医院专业技术人员的不足，而且为今后医院的发展储备了人才，使专科人才梯队初步形成。

近4年来，我院平均每年投资近800多万元，用于购买医疗设备及基础设施建设。在医疗设备方面，2012年投入约400万元，2013年投入约892万元，2014年投入约456万元，2015年投入约450万元，主要购置有100万元以上设备5台，50万元以上设备7台，20万元以上设备26台，满足了临床辅助检查需要，为临床医务工作者提供了可靠的诊疗手段。2015年投资260余万元改造修建了新生儿室、血透室、内科、神经科。改造后血透室的于2015年10月21日正式运行，拥有业务用房260余平方米，设置有5个透析单元，配备有德国贝朗血液透析机五台等专科设备，并拥有先进的ME4血液透析制水处理系统。6个人组成的专科医护团队，均先后在省、市三级医院完成专科进修深造，可开展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液灌流、高通量透析等血液净化治疗，每日最高可接诊病人15人次。国际先进水平的医疗设备及高素质的医护队伍将很好地完成急性肾衰竭、尿毒症、急性药物或毒物中毒、败血症、高钾血症等疾病的救治。

儿科新生儿室于2015年9月20日正式投入使用，拥有业务用房400余平方米，住院床位20张，设置接诊室、探视间、普通病房（感染病房、非感染病房）、抢救病房、隔离病房、治疗室、沐浴室、配奶间、储物间等区域；配备有婴儿T组合复苏器、氧浓度混合仪、氧浓度监测仪、蓝光治疗仪、小儿无创呼吸机、新生儿辐射抢救台、新生儿培养箱、新生儿专用心电监护仪、微量注射泵等专科设备。其中T组合复苏器、氧浓度混合仪在攀西地区处于领先水平。11个人组成的专科医护团队，能够较好地完成新生儿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症的救治工作，在新生儿重度窒息抢救、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早产儿、极低出生体重儿的诊疗护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利用CPAP治疗新生儿肺透明膜病及呼吸暂停技术、小儿机械通气呼吸道管理技术非常成熟，将对新生儿实行24小时无陪护治疗与护理管理，保障了医疗安全。目前新生儿科（室）、血液透析科（室）已申报并积极创建四川省县级重点学科。

四、认真开展抗菌药物专项整治行动。

（一）加强抗菌药物管理，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

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方面，按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制定了我院《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实施细则》，对抗菌药物严格实行分级管理。落实抗菌药物管理责任制，院长是抗菌药物管理第一责任人，科室主任是本科室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第一责任人。院长与临床科室负责人分别签订抗菌药物合理应用责任状，根据各临床科室不同专业特点，科学地设定抗菌药物应用控制指标。科室抗菌药物使用及指标完成情况与科室绩效挂钩。通过抗菌药物专项整治工作，2015年1-10月我院抗菌药物使用指标为：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约为57.8%、使用强度约

56、I类切口手术预防使用率约为19.8%、门诊抗菌药物处方比例约为19.2%、急诊抗菌药物处方比例约为37%、限制类抗菌药物送检率约为64.6%、特殊类抗菌药物送检率100%。因受原医院网络系统的制约，无法进行科室抗菌药物使用强度统计，我院除抗菌药物使用强度不达标外，其他指标均达标。

（二）加强药物使用动态监测和处方点评工作。

加强医院用药特别是抗菌药物用药的动态监测和预警工作，我院每月对医院使用金额前十位药品、抗菌药物使用数量和金额前十位的药品分别进行院、科、医生三级排位。对用药量异常的重点药物实行重点监测，对用药量异常的科室及医生找科主任及用药异常医生进行诫勉谈话。每月对药物使用动态监测使用金额前六位的医生实行积分考核，与科室和个人的绩效挂钩。成立了处方点评小组，药剂科每月组织人员对医院门诊处方和住院医嘱进行点评，对不合理用药行为干预，处方点评结果纳入医院质量考核。通过药物动态监测及处方点评工作有效干预，医院合理用药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三）加强费用控制，降低患者药品费用。

依据临床科室的专业特点及医院科室药品费用统计分析情况，设定门诊人均处方药费及住院科室人均药品费用标准，纳入医院绩效考核，每月对临床科室药品费用进行考核，与科室主任管理津贴和科室绩效工资挂钩。通过药品费用控制，我院2015年门诊和住院人均药品费用比去年同期相比有了很大的降低，门诊人均药品费用降低14.2%，住院人均药品费用降低2.1%。

五、大力推行单病种和临床路径管理。

医院于2010年开始在10个临床科室中陆续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工作，目前所有临床科室已经实现全覆盖，包括股骨干骨折、椎间盘突出症等20个病种。2015年1－11月进入临床路径管理的病种共计1205例，完成1012例，完成率84%。2014年开始推进单病种质量管理工作，逐步完善，到目前为止推进11个单病种，今年8-10月份共计314例。通过环节管理和质量控制，使我院诊疗行为进一步规范，平均住院日控制在7.04天。

六、积极落实分级诊疗工作。

2014年逐步开展双向转诊工作，医院成立了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由业务副院长、副书记和院长助理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医务科，由院长助理兼任办公室主任，医务科科长、医保办主任和医务科副科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具体事宜。完善了双向转诊相关制度、流程，制定了相应考核细则。先后与14家乡镇卫生院和5家上级对口医院签订双向转诊协议，规范转诊。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义诊，网络等方式加强分级诊疗宣传工作。建立以双向转诊QQ群为工作平台的联络方式，实现与部分乡镇卫生院网络床旁视频会诊。通过邀请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来我院参加教学培训，和下派我院专业人员到乡镇卫生院指导等方式提升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通过近一年双转工作的开展，2015年1-11月我院双向转诊患者共计2470人次，其中转上级1549人次、转下级505人次、下级转入398人次、上级转入18人次。转诊流程逐步规范，实现了预约转诊，下转患者数逐步增加，上转率得到较好控制。所有下转患者实行转诊医生全程追踪。

七、开展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情况。

按“牵手强基层”对口支援合作协议内容，对全县5个乡镇卫生院开展帮抚工作。院领导亲自带领专家、业务骨干深入到对口支援的5个乡镇卫生院，就医院管理、分级诊疗、护理管理、医疗文件书写、行政后勤管理等方面对口帮扶。已派出17名中高级医务人员深入各乡镇卫生院开展对口帮扶活动。指导卫生院开展新技术5项、开展了教学查房、业务培训等工作。我院多次派出相关职能部门及科室人员到受援医院进行指导，为医院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在创建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和国家级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工作中，多次到受援卫生院进行指导；医院信息化系统建设时对很多项目的操作不熟悉，通过到我院现场学习和手把手指导操作，使职工在短时间内熟悉了新信息化系统的操作。帮助完善健全医院管理制度，如：《十三项核心制度》《医疗纠纷防范制度》等相关制度；共同协助各乡镇完成了辖区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工作，让老年人了解自身身体状况，并针对疾病给予建议，受到当地老百姓好评。

免费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持，2015年已免费接收乡镇卫生院业务人员进修人数17人次。免费培训县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11个，乡镇卫生院981人次参加。

八、探索公立医院院长年薪制实施方案。长期以来，我县公立医院院长的薪酬采用以专业技术职称级别套薪，每月发放薪酬的分配方式，这种薪酬方式对公立医院院长缺乏有效的考核激励约束机制，导致部分医院院长改革创新意识不强，未从社会与政府的角度管理医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县医改工作的全面深入。结合当前医改目标，为强化县级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及院长代表政府对医院的管理职责，坚持正确的办院宗旨，节约医疗成本及管理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更好的推动我县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为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服务，县医改办在7月下发了《XX县公立医院院长年薪制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决定建立公立医院院长激励考核机制，实行公立医院院长年薪制。目前正在积极探索中。

（八）信息化建设。

2014年底我院启动了新一轮的信息化建设，预算850万，其中硬件330万（包括机房建设），软件520万。信息化项目于2015年2月完成了立项，并于8月完成了招标。为了加快推动信息化的建设，我院于2015年8月成立了信息科，负责落实医院信息化的建设和运维工作，并成立了以院长为主任，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医院信息管理委员会”，负责整个医院信息化的领导工作。

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的重点，也是改革的难点。截止目前，我们虽然在新一轮医改当中做了一些工作，但距目标任务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目前医院正在努力制定新的绩效考核制度，希望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实行更加全面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医改要求，建立和完善以医院管理和电子病历为重点信息化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医院医疗质量控制、药物合理使用、医疗费用控制等方面的监管。积极探索进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和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制定岗位设置实施方案和竞聘上岗实施方案。希望通过不断努力，进一步加大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力度和进程，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完成各项医改任务，为医院的振兴与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充分发挥和实现我院在区域医疗卫生工作中所承担的各项职能，为促进我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公立医院“去编”之忧 篇6

编制改革是大势所趋，但“单纯去编不如不去”。

7月底，人社部发布消息，将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公立医院“无编”时代或将到来。

随着医改不断深化，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医疗服务结构、管理模式等已发生变化，传统的编制管理难以适应医院发展，而编制管理下僵化的人事和薪酬制度也已成为医生多点执业、医院管办分开的绊脚石。

因此，在不少地区，公立医院去编制改革已破局。例如，山东、安徽、福建等省正在试行编制备案制，北京提出将逐步收回公立医院编制，深圳则提出全面取消公立医院编制管理。

然而，“‘去编不是单一的改革，需要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系统改革的配套。”镇江市卫计委主任林枫表示，单纯去编制不如不去。

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公立医院“去编”牵一发动全身，改革后政府责任怎么履行、医院公益性如何保持、编制内外人员待遇如何确定、医生队伍如何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和争议必须尽早谋划应对。

编制改革是大趋势

“目前，编制管理已经成为束缚医疗服务行业发展的‘壳。”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他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但在编制管理下的公立医院难以对医护人员形成有效激励和监管，因此难以满足需求。

国内公立医院是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编制是其岗位设置、核定收支和财政给予补助的依据。政府通过核定医院编制并根据在编人员数量进行财政拨款，监管和保障其发展。而编外人员则享受不到国家财政的“庇护”。

据了解，现行医院编制制度起源于1978年，原卫生部发布《综合医院组织编制原则试行草案》，确定了按床位定人的基本原则。例如，300张床位以下的综合医院病床数与工作人员比例为1：1.3～1.4，300～500张床位的比例为1：1.4～1.5，500张床位以上的按1：1.6～1.7。此外，该草案对公立医院的基本任务、机构设置、病床分配比例、人员编制、工作量及人员配备都做了详细规定。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医疗服务需求快速释放，原有的配置满足不了需求，所以很多医院扩大规模、增加床位，但人员编制量却没有根据配置标准随之增加。”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人力研究室主任张光鹏表示，床位规模与人员编制总量配置比例不断下降，核编数量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张光鹏提供的调研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范围内，城市公立医院超编32%，县级公立医院超编25%;床位编制比仅1：0.9，床位实际人员比为1：1.19，远低于1978年规定的标准。

张光鹏认为，除了编制数量不足，目前编制管理还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用编自主权不够，公立医院即便有空余编制，如果要使用依然需要报批，程序繁琐;二是不能按照医院具体需求进行招聘，因为编制内人员的录用都由人事主管部门统一招聘，往往考虑学历、报名比例、考试比例、面试比例等通用要求，而基层卫生机构、医院小科室的应聘人员较少，经常难以满足这些要求，导致招不到人;三是有编制和没编制的人员在工作稳定性、基础工资、养老保障、职称评定等待遇方面差别很大，而且公立医院岗位设置一般基于编制人数核定，这导致各级岗位职数尤其是高级岗位职数与实际人数不匹配，挫伤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

在林枫看来，目前编制内外人员的矛盾才刚刚显现，主要原因在于医院大量引进临聘人员是从2006年开始的，这部分人员职称刚到中级，后面的职称聘用矛盾会愈发突出。

此外，由于编制有限，财政拨款无法再增加，尤其到县级医院层面，财政拨款存在不到位的现象，政府对公立医院的保障作用并不大。

“政府对医院的经费保障不够，管得却很宽，影响医院良性发展，不如取消编制，给予医院充分自主权。”安徽阜阳市阜南县人民医院院长陈雷表示。

目前，业内人士大多认同，公立医院应取消事业单位编制，将医生群体由“单位人”解放为“职业人”，但保留事业单位性质。但对于去编制后，政府办医责任如何落实、原编制内外人员的待遇怎样确定等问题，目前尚未有共识，地方试点举措也各有不同。

“单纯去编不如不去”

“如果事业单位政策不做相应调整，去编制只是改变医生事业身份，可能会造成混乱，不如不去。”林枫认为，去编制的本质是改革编制背后的一系列捆绑政策，包括财政投入、医务人员聘用、岗位设置、收入分配及退休养老等政策。

首先，财政投入政策需要明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责任包括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政策性亏损补贴投入等7个方面。

“目前编制是各级财政部门拟定财政预算和核拨经费的主要依据。”张光鹏介绍，编外人员的经费则一般来源于公立医院业务收入。

取消编制后，医院担心财政拨款能否到位，医院运行如何保障？对此，政府需要探索新的办法履行办医责任。

王震认为，财政投入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进行保障，但政府购买服务不应局限于公立医院，而应将范围扩至整个医疗行业，“不论姓公姓私，只要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就应该给予扶持。”

例如，在去编试点改革中，深圳提出，将按人定补的财政投入方式转变为按事定补，根据医院的基本医疗服务数量、手术难度、病床周转率、转诊量、科研水平、满意度及行政岗位与医疗医护岗位比等指标核定补助经费，并根据考评结果进行动态调整。

其次，去编后公立医院和医务人员监管问题。受访专家表示，用人自主权交给医院后，政府一方面依然需要核定用人总量和工资总额;另一方面，需制定和完善医院绩效考核办法。医院自身也需要制定详细的医务人员专业技术绩效考核体系和标准。

第三，去编后医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至关重要。

“岗位设置根据现有编制量还是核定人员总量来定？新进人员签订事业单位的聘用合同还是企业的劳动合同？薪酬体系按照事业薪酬体系还是企业薪酬体系走？”林枫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尽快明确和解决。

在他看来，如果要去编制，公立医院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政策必须调整，比如岗位设置根据核定人员总量定，编制内外均有岗位;新人招聘应该签订企业的劳动合同;工资标准按照绩效来评定，而不应根据事业档案工资制度定。

“最为关键最为矛盾还是养老保险问题。”林枫说。

一直以来，医院在编人员是事业单位养老轨道，临聘人员进入的是企业养老轨道，而从现行标准来看，企业养老保险比同年资事业单位工作的编制人员退休金要低得多。

目前，养老并轨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具体实施中多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让编制内外逐步统一，去编制化障碍大大减小。”王震表示。

但在林枫看来，不少地区的养老并轨改革中所谓的“新人新办法”实行并不彻底，新人其实不是“新办法”，而是“中办法”。据了解，目前不少地区医院新进人员养老保险金依然是交到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中，而不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表面看来是为了让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平稳过渡，实际上产生了很多新矛盾。”林枫说。

有专家更直白地表示，这样做是因为事业单位养老金抚养比越来越高，收支不平衡矛盾突出，所以通过企业新增人员的缴费弥补亏空。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不能平衡的问题，应该由财政来解决。新人缴费应该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中，这才是彻底的改革。”林枫表示，老人保留编，等到老人退休、辞退之后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而新人不进编，未来将实现全员合同聘任制。

此外，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过渡期间，同样存在同院同岗不同待遇，如何调动新人积极性、有效管理老人，依然考验决策者智慧。

去编难以承受之重

不少地区将去编制改革作为推动公立医院改革的发力点，而编制备案制成为改革首选方案。

例如，江苏省探索推行审批管理和备案管理相结合，安徽省保留现有审批编制的前提下设立备案编制，山东、湖南、福建等省则在核定人员总量前提下实行备案制管理。各地均提出，“备案制人员在岗位聘用、收入分配、职称评定、工资福利、养老保险、进修培训、考核奖励等方面与原事业编制人员同等对待”，并表示“在人员控制总量下，公立医院自主用人”。

福建三明市卫计委副主任于修芹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福建编制备案制在具体落实中，医院先向编办和人社局打报告，根据医院床位数、服务量等因素确定需要的医护人员总数，总数经过审批后，医院可在总数范围内进行自主招聘、定岗，之后向上述部门备案即可。

张光鹏认为，作为去编制的过渡手段，编制备案制应遵循四大原则：一是科学核定总量，不论编制取消与否，政府依然需要根据服务需求调控医疗行业用人总量;二是保障医院用人自主权;三是落实岗位管理;四是突出同岗同待遇，同工同酬。

与编制备案制相比，深圳的改革更为彻底，根据《深圳市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深圳市公立医院将不再实行编制管理，取消行政级别，实行全员合同制管理。

有观点认为，去编制让医务人员从“单位人”变为“职业人”，将鼓励医生多点执业、自由执业，进而促进社会办医和医疗资源下沉，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和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

但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简单去编制可能难以承受上述预期。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去编制之后，基层或落后地区的优秀人才会往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基层和落后地区缺人的情况短期可能还会加剧。”张光鹏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这不代表落后地区的编制就不能松绑，相反，去编制应该全国一盘棋。对于区域不平衡问题，政府可通过一些行政手段改善基层环境、提高待遇，留住人才。

锦州市公立医院 篇7

一、政府与公立医院财务关系的非行政化

对于绝大多数公立医院来说, 其主要收入来源不是也不应该是政府投入。对于一般公立医院提供的某些医疗卫生服务 (例如传染病、精神病、职业病诊治等) , 甚至对某些特殊地区 (山区、边远地区) 或特殊类型的公立医疗机构 (即传染病院、精神病院、职业病院等) , 政府的确应该加大投入比重以使其正常运行。但是, 无论对一般的公立医院还是特殊的公立医院, 政府投入的主要方式应该是购买服务, 而不是行政事业拨款。政府购买服务的理据, 应该是弥补市场不足、矫正市场失灵。根据这一理据, 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入重点应该是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以及各类市场不愿提供也无法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 (例如公共卫生服务、传染病诊治、精神病诊治、职业病诊治等等) 。在全国推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 政府不应该继续延续事业单位的旧体制, 以行政事业费的方式直接补贴公立医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补供方不应成为新医改中政府与公立医院财务关系的主流, 而应该成为改革的对象。所谓改革, 意味着新机制的建立, 即“建机制”。

新的机制就是补需方, 即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新增投入的重点应该是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所有公立医院与所有民营医院一样, 都要通过自身竞争实力的提高, 获得医疗保险定点资格。公立医院的绝大多数收入应该来源于医保机构的支付以及患者的自付。高州市人民医院在高州市医疗服务领域中占有主导位置, 获得医保定点资格自然不在话下。但值得注意的是, 该医院50%左右的住院患者来自外地, 而直接来自于当地医保机构的支付不足其总收入的30%。很显然, 就高州市人民医院而言, 无论是医保定点资格的获得, 还是对患者的吸引力, 同各地普遍流行的行政化偏袒和“呵护”无关。

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 如果财政增加的医疗卫生投入主要用于补需方, 即用于补贴城乡居民医保, 让医保机构和参保者能够在定点医疗机构的选定上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从而促进医疗服务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 一个全新的医疗服务机制就会建立起来。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农村和边远地区, 需要政府直接投资兴办公立医疗机构之外, 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公立医院则应该通过提高医术、提高质量、改善服务、降低收费等一系列公平竞争手段, 来争取更多的患者, 从而获得更多的跟着患者走的医保资金。换言之, 财政补需方比补供方公平得多, 也有效率得多。这种向民生领域的投入打破了原有行政化的体制, 建立了全新的公共财政机制, 向公立医院施加了很大竞争压力。相反, 在行政化体制中, 公立医院只要同政府部门尤其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搞好关系就可以高枕无忧, 补供方就会变成“养供方”, “以病人为中心”就会变成“以领导为中心”。

简言之, 在补供方的情况下, 尤其是在政府补贴占据公立医院总收入的比重较大时, 公立医院不可避免地会眼睛朝上, 只要让行政主管部门满意就能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补贴;而在补需方的情况下, 医院只有让患者满意才能挣到足够多的收入。毫无疑问,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两种机制孰优孰劣显而易见。认识到这一点并无困难, 所需要的只是有关政府部门摈弃部门利益, 转变行政理念。唯有如此, 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的“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落到实处。

目前流行一种貌似有道理实则经不起推敲的说法, 那就是通过政府直接补贴来保障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高州市人民医院的实践证明了这一说法不成立。从表1来看, 在高州市人民医院的收入来源中, 政府投入所占的比重极低, 在过去的三年内最多一年也就是0.3%, 其中一部分钱是省卫生厅支持该院建设传染科的专项经费, 另一部分钱是省政府及省卫生厅在该院召开全省现场会的会议补贴。政府对于高州市人民医院的投入水平, 即便与8.5%左右全国平均水平 (见表2) 相比, 也是极低的, 近乎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 这种情形并非是近年来的特殊现象, 而是自1990年以来延续下来的。这就是说, 高州市人民医院同全国大多数公立医院一样, 其主要收入来源都是医疗服务和药品销售。这期间, 尽管政府投入水平超低, 但对高州市人民医院的改革与发展, 对其公益性的实现, 没有丝毫负面影响。相比之下, 尽管全国各地很多公立医院, 尤其是那些处在大中城市、行政级别较高的公立医院, 获得了相对较高水平的政府投入, 但却没有什么迹象 (更谈不上证据) 表明这些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超过了高州市人民医院。

如果一个地处山区的县医院能够在不用政府投入的情况下获得长足发展, 并且还办成了收费低廉的“平民医院”、“百姓医院”, 那些地处大中城市的公立医院为何非要国家增加投入呢?很多人一定要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与政府投入水平的高低挂起钩来, 道理何在?近年来, 即便政府没有增加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 但来自医保机构的支付越来越多, 公立医院的收入实际上也稳步增长 (见表2) , 为什么公立医院的改革与发展举步维艰呢?

当然, 一个医院, 无论是公立的还是民营的, 若要长期持续经营下去, 其收入必须弥补其成本, 并且略有结余。而且, 这种结余主要应该靠医疗服务而不是靠卖药来获得。表3和表4显示, 全国公立医院总体来看都略有结余, 而高州市人民医院的结余率相对较高。进一步分析显示, 高州市人民医院在医疗服务的成本控制上非常努力, 也非常得力, 因此其医疗服务是有结余的, 而在药品销售上则基本上没有结余。与此相对照, 全国公立医院大多数是在医疗服务上收不抵支, 于是只能靠药品出售来贴补,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以药补医”。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 都必须能够支付有足够吸引力的薪水才能留住好的医务人员, 因此在其医疗服务上有所结余, 或者说医疗服务能“赚钱”, 恰恰是医院财务状况健康的具体体现之一。只有这样, 医院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为民众提供性价比高的医药服务;也唯有如此, 医院的公益性才能落到实处。如果医疗服务没有结余, 那么医院就要被迫“以药补医”, 就会罔顾“是药三分毒”的基本常识, 想方设法让患者多吃药、吃贵药, 致使公益性荡然无存。

资料来源:高州市人民医院年度财务统计汇报表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008年, 第93页;2009年, 第93页;2010年, 第94页。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公立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长期依靠财政补贴, 本身是没有道理的, 其所获得的公益性也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 财政资金最终还是来自老百姓, 来自纳税人, 如果公立医院的相当一大部分收入来自财政, 最终的支付者还是老百姓, 如此获得的所谓公益性并不比最终的支付者来自医保机构更加“公益”, 如果公立医院既从政府财政获得高额补贴, 又从医保机构那里获得高额支付, 那就更没有道理了;另一方面, 如果医院的收入相当一部分来自财政, 其管理层的主要精力将用于让行政主管部门和领导满意, 患者满意就不会成为其首要考量因素。就大多数公立医院而言, 唯有增加政府投入, 公立医院才能实现公益性, 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对于这一点, 高州市人民医院院长钟焕清看得很明白, 说得也很透彻:“我们医院不需要一分财政补贴。财政若有钱, 应该主要投入医保, 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医术、质量和服务挣到这份钱。”这才是一个负责任、有信心、敢担当的公立医院院长应有的信念。

更为重要的是, 将公益性等同于政府增加投入, 将公益性与市场机制割裂开来, 这种极为流行的观念在高州模式面前不攻自破。高州市人民医院的实践表明:“市场竞争可以更好地促进公立医院实现公益性。我们的医院通过市场竞争, 达到了让老百姓少花钱、看大病的目的。因此, 我们认为市场竞争与公益性并不矛盾。国家的钱不应该直接投给公立医院, 而是应投入医保和合作医疗, 保重病、大病, 让病人自己选择去哪家医院看病。这样, 医院的积极性会大大调动起来, 医院之间就会通过充分竞争来提高技术和服务水平、降低价格, 让病人能够少花钱治好病, 从而赢得病人。如此一来, 病人的就医费用就会降低。而赢得病人的医院, 就从病人的手中间接地获得了国家的投入。国家投入的资金, 既救助了病人, 又间接地支持了医院的发展, 发挥了更大效能, 使群众看病更加方便了, 这正符合新医改的目标。”这段话原封不动地引自高州市人民医院的汇报材料, 成为高州市人民医院管理层的坚定信念。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 高州市其他公立医院也开始不再以争取更多的政府直接投入来谋求自身发展, 公立医疗机构改革与发展的新机制正在形成。

资料来源:高州市人民医院年度财务统计汇报表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008年, 第93页;2009年, 第93页。

二、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的非行政化

在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中, 最为重要的是院长的任命机制。好的院长必须经由医院员工选择, 而不是由行政部门任命。在现行行政化的事业单位体制中, 公立医院院长均由政府任命。

然而, 这种行政化的体制, 在高州市有所突破。钟焕清担任高州市人民医院院长就是员工选举的结果。高州市人民医院走到今天, 与钟焕清本人的思想、品德、素质和能力直接相关。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调研这家医院并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指出:医院不是行政单位, 医院院长不能由政府任命。有了政府的干预, 医院的改革与发展工作就很难推进。特别是在伴随着政府换届医院院长总是被更替的情形下, 医院院长的主要心思不会放在医院的改革与发展上。在行政化的体制下, 医院院长殚精竭虑需要考虑的, 自然不是如何降低成本, 为百姓减轻负担, 而将是如何搞“形象工程”, 确保自己现有的位置, 甚至获得晋升。尤其是当医院院长与行政级别挂钩的情形下, 医院院长关注自身行政级别的情形也就自然而然。一旦政府用人失当, 公立医院内部又缺乏适当的治理结构, 权力制衡机制必然缺失, 医院管理层大权独揽之后, 还会出现“黑幕购药”、“关系用人”、“腐败用钱”等现象, 医药成本就会迅速上升, 病人负担就会随之加重, 公益性就会荡然无存。对此, 任玉岭建议, 医院院长应由医院职代会直接选举, 职代会有权弹劾和罢免不称职的院长。

就公立医院的改革, 新医改方案明确提出了“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原则, 并且指出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落实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 即“建立和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 明确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责权, 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 有责任、有激励、有约束、有竞争、有活力的机制”。建立和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的第一要务就是行政脱钩, 即公立医疗机构与行政部门脱离行政隶属关系, 彻底改变卫生行政部门既当医疗服务全行业监管者 (即裁判员) 又当公立医疗机构领队或教练员这种混乱的制度安排。在行政脱钩之后, 理事会制度是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理事会由医院的所有重要利益相关者代表 (包括投资方、医护人员、消费者或社区代表等) 组成。政府出资者, 当然可以派理事进入公立医院的理事会;但更为重要的是, 医院的所有员工 (尤其是医生、护士、药剂师等) 应该在理事会中拥有相当比例的代表。医院的员工理事应该由医院全体职工选举产生, 医院的职工代表大会以及工会在这一民主治理过程中应该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 在全国各地的试点过程中, “理事会+院长负责制”成为公立医院组织和制度变革的方向。但是, 在许多地方, 公立医院的理事会主要由政府各部门的现任领导组成, 俨然成为“政府联席会议”;而部门领导一换, 公立医院的理事会也就不免要折腾一番。而理事会制度中最为核心的内容, 即公立医院员工的代表性, 在很多地方的试点中没有得到重视, 甚至完全被忽视。与此同时, 很多地方由于改革不顺利, 都在抱怨医生、护士和药剂师们对公立医院改革缺乏积极性。试问:如果缺乏参与的渠道以及参与的游戏规则, 医务人员如何能对公立医院的改革产生积极性?

目前, 高州市人民医院尚没有建立理事会制度, 但是高州市却在这家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中率先探索了医院职工选举院长的新制度。这项探索正是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

三、公立医院人事管理制度的非行政化

医院的职工数量、结构和用工期限取决于其业务需要, 这又取决于其开展的业务种类、结构、水平和服务的患者数量。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差异性的变量, 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言, 它只能也应该由医院的管理层来判断和确定;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某种僵化的规则确定医院职工编制的做法, 显然不可能符合医院的实际需要。它只能造成医院需要的人才因为缺乏编制无法引入, 而医院并不需要的人员因为占据了编制而不能辞退的局面。

高州市人民医院在这方面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按照行政级别, 高州市人民医院现有的1400余名职工, 已经大大超过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编制。然而, 正是这1400多名员工, 在服务高州城乡居民之余, 还满足了来自全国23个省、38个县市以及某些境外患者的医疗需求。如果高州市依然严格执行事业单位体制中人事编制管理制度, 高州市人民医院绝对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发展。因此, 在很大程度上, 高州市人民医院不仅是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典范, 而且也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典范。

薪酬制度是任何现代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现代组织, 公立医院也应该有权自主地确定职工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目前, 在全国各地流行一种做法:由卫生行政部门出面, 在作为其行政下级的公立医疗机构中开展所谓“绩效工资制”, 试图通过在计划经济时期屡试屡败的“评劳模、选先进、发奖金”的方式, 来调动公立医疗机构职工 (尤其是医护人员) 的积极性。这岂非执迷不悟?

高州市一位政府官员说得很好:“通过行政部门的绩效考评来保障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是一个神话”。无论是中国的历史经验还是公共管理和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分析都表明, 由一个组织之外的政府行政部门来确定医务人员工资水平和工资结构, 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政府行政机构既没有持久的能力也没有可持续的积极性准确地考核分布在不同医疗机构之中众多医务人员的真实绩效, 因此也就不可能制定出与绩效高度正相关从而能够激励医务人员努力工作的薪酬标准和薪酬结构。如果由政府行政机构来确定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 他们只能按照一些可观察、可核查的标准, 比如学历、工作年限、职称来确定工资水平和工资差异。这种薪酬水平及其结构与医务人员的绩效 (亦即实际工作努力程度和贡献) 相关性不大, 无法有效激励医务人员努力工作, 而且经常会导致负激励和偏激励:既然不管你工作努力与否、贡献是大是小, 在既定的学历、职称、工作年限下拿既定的收入, 又何必努力工作, 这就是负激励;既然收入高低取决于比如职称而不是工作努力程度和贡献大小,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最优选择就不是多作贡献, 而是想方设法拿到更高的职称, 而职称高低又取决于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 那就多发论文并努力与主管部门和领导搞好关系, 这就是偏激励。凡是在事业单位包括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工作过的人, 对这一套薪酬制度及其激励效果再熟悉不过了。

高州市人民医院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 正是因为该医院完全自主地确定员工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 建立了一套符合当地和本院实情的收入分配制度或者说薪酬激励制度。目前, 该院63个临床科室全部实行年薪制, 进行动态评定, 在收入分配上体现出向高技术、高责任、高风险岗位倾斜。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 高州市人民医院员工工资水平达到了当地公务员的3倍, 医疗骨干的年收入水平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 和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水平持平。在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方面, 该院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激励措施, 比如修建了占地3.9万平方米、拥有住房300多套、每套面积150-200平方米的大型专家村, 无偿分给主治医生以上的医疗骨干居住。所有符合条件而又有需求的本院医务人员按照标准都可以获得其中一套住房, 只需要交8万元押金就可以无偿居住。若离开本医院, 医院全额退还8万元押金, 同时收回住房。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高州市人民医院在选用人才上注重实效, 选任那些养得起、留得住、培养得好的人才, 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实际上, 包括钟焕清院长在内的医院骨干和其他医务人员并没有高学历, 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只是赤脚医生出身。钟院长本是赤脚医生, 读过社来社去的两年医学院。他们通过不断地在职学习培训、到大医院进修、外请专家来院传帮带的办法, 掌握各种先进的诊疗技术和手术治疗方法。在业务技术的选择上, 他们完全面向市场需求, 选择当地和周边数量众多的病症开展业务培训, 如心脏手术、肿瘤手术等, 由此获得让患者满意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质量。

四、公立医院市场准入与发展的非行政化

高州市人民医院在这方面同样是一个经典案例。作为一家县级二甲医院, 按照相关政府部门确定的标准, 其病床数不应该超过数百张。而高州市人民医院现有病床2360张, 仍不能满足需要, 许多科室在走廊加满了床位, 实际病床数达到2800张左右。

这里涉及到公立医院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究竟应该由市场还是行政部门来决定医院的规模和技术水平?由政府行政部门确定公立医院行政级别是没有必要的, 由政府行政部门来评定技术级别更是不合时宜的。高州市人民医院的实践证明, 县级医院需要大发展而且也能够大发展。正如任玉岭所建议的, 鉴于中国县一级人口较多, 对医疗需求较大, 不应该以行政化的方式限定县医院的级别和定位, 更不应该对县医院的发展设置行政化的禁区。为了方便城乡居民就近看病, 尽可能避免大病和重病患者长途跋涉和奔波, 应该放手让县医院发展。例如, 心血管病患者需要手术的有400万人以上, 而目前能进行手术的却不到1%。如果按照规定只有省以上医院才能做心脏手术, 同时省级医院住院费用高昂, 广大农民就只能面对“看病难、看病贵”而空发悲叹。高州市人民医院开展心脏手术业务并且在规模和技术上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是“违反”行政规定闯“禁区”的结果。该院的实践表明, 政府行政部门人为限定医院技术级别的做法应该废除, 设定县级医院业务种类禁区的做法也应该废除。

针对医疗服务项目市场准入的监管, 关键是建立医疗服务质量的规范, 只要符合规范者就可以开业, 与开业者所处地点、所拥有的行政级别毫无关系。从业者是否符合规范, 应该由专业技术性组织加以认定, 而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授权特定的专业技术性组织加以认定。这才是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 也是众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共同呼声。在行政化的体制中, 依据区域卫生规划和行政级别来确定市场准入的做法, 尽管为卫生行政部门所钟爱, 但正是公立医院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阻碍之一。

正如高州市人民医院的总结材料中所讲的:“医院管理的专业性很强, 管理者既要懂管理, 也要精通专业技术, 还要了解当地的医疗需求。政府对医院, 要有一个宽松的政策, 尽量减少干预, 让医院根据本身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模, 唯有如此, 医院才能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政府的宽松政策, 比资金投入更为重要, 也更为迫切!”

高州市人民医院的上述做法如果能够在全国推广开来, 意义深远。一方面, 绝大多数病人可以留在当地就医, 方便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另一方面, 能够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 降低医疗保险的财务风险, 提高城乡参保者的补偿水平。

如果政府担心全社会或者某局部地区出现医疗资源供给过度的情况, 可以通过定期公布现有医疗资源存量和分布的办法, 给予现有的医疗机构和潜在的投资者以提醒。但是, 到底需要多少医疗资源, 最终还是由市场来决定, 由具体的医院管理者和投资者来判断。政府行政部门没有能力作出正确判断。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基于某些考量, 政府热衷于在某些公立医院增加投入, 盖楼买设备, 但最终却形成门可罗雀的局面。极为普遍的是, 即便事后来看政府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但却没有任何人为此负责。如果推进公立医院的法人化, 让其理事会负责战略管理, 一旦其理事会以及院长在发展方向的选定上出现错误, 那么理事会自然会作出调整, 在战略上作出错误决策的主要负责人将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实际上, 通过理事会制度主导公立医院的战略决策, 远比通过行政化的体制更具有灵活性, 更容易调整。

五、结论:坚持管办分开和去行政化是高州模式可持续可复制的关键

当公立医院改革在全国的试点均由于所谓“政府补偿政策不落实”而步履蹒跚甚至一筹莫展的时候, “高州模式”提示所有人, 公立医院改革同“政府补偿”的多寡没有关系。把政府财政当成聚宝盆, 靠政府财政投入堆起来的“改革”, 恰恰不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打破束缚手脚的旧体制, 让各类医院在市场竞争中提升竞争力, 这样的改革才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

“高州模式”的典型特征或者说经验, 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公立医院要管办分开, 走向非行政化。

行文至此, 前文问题的答案也就显而易见了:管办分开了, 高州模式完全可以持续, 也完全可以复制, 公立医院的改革马上可以在全国推展;管办不分开, 高州市人民医院就只能是公立医院的一个异数、一个个案, 难以复制。

值得指出的是, 正是因为茂名市和高州市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卫生主管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僵化的行政管理做法, 给高州市人民医院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其用工自主权、收入分配自主权、自我发展自主权, 并在其法人治理结构的形成上 (尤其是在院长的遴选上) 尊重医院职工的民主权利, 才使得该医院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 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我们期待, 当地各级政府继续秉承这一做法, 给予其他公立医院同样的自由空间。我们相信, 唯有如此, “高州模式”才能持续, 才能复制。

锦州市公立医院 篇8

来高州市人民医院参观的一些专家都带着惊诧、震撼和感动对该院创造的奇迹发出啧啧赞叹!他们用五个想不到表达和概括了这所医院创造的奇迹:

一是想不到一个偏僻的山区医院,竟然吸引了全国23个省、港澳以及国外的病人前来就医。2002年至今短短8年,医院开放病床从500张猛增到2360张,但床位依然不够用,很多患者还在走廊加床。

二是想不到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级医院,近几年没有政府的资金投入,没有向银行贷款,却购进了这么多世界先进的大型医疗设备,建起了高层建筑群,基础建设这么好,骨干福利这么好,可以与珠江三角州媲美。

三是想不到一个山区县医院,竟然能开展这么多高难度手术,其中不少是省内和国内率先开展。特别是年心脏手术量,连续12年在广东省排第二、全国排前十名。

四是想不到一个日住院病人达2300人的医院,员工只有1300多人,而各项任务却完成得这么好,病人满意率这么高。

五是想不到一个交通不便,缺乏政府拨款的医院竟然能留得住这么多优秀人才。

而这些“想不到”确实是中国医疗改革过程中,这所地处偏僻粤西地区的县级医院用他们纯朴而高尚的探索、奉献、敬业精神和适合国情、民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廉洁、严谨、创新的管理理念和运行机制创造出的中国大地上医疗卫生改革的奇迹!

记者带着探寻奥秘,寻找答案的心情走进高州市人民医院。与钟焕清院长的一席访谈终于找到了答案。钟院长说:我们医院拥有一个团结、坚强、精业务、善管理的领导班子,拥有一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创新不止、团队作战、无私奉献的高州市人民医院人的精神。

广东省卫生厅调研组在对高州市人民医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一家山区医院,短短几年时间里能够吸引海内外病人关注,并自我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档次,其中关键一环是以钟焕清为院长的领导班子引领了科学发展、把握了前进方向,切实提高了执行力。钟焕清院长是一位懂政治、有技术、懂经营、善管理的优秀院长,正是由于他率领的领导班子敢抓敢管,卓有成效才会有医院的创新发展。奇迹的诞生源于大爱、勇气、智慧和执行力!

适合国情,创新发展的

“高州模式”

——让群众看病不难也不贵

高州市人民医院地处粤西经济落后的山区,是一所县级医院。近年来,以钟焕清院长为首的院领导班子率领全院增强创新能力,降低医疗费用,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价廉的医疗服务吸引了全国23个省(自治区)和美国、印尼、坦桑尼亚等国家的病人前来就医,年住院量达6.06万人次、门诊量78.67万人次、手术量1.76万例,平均每一出院病人总费用仅约5000元,被国务院纠风办誉为“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好医院”。

该医院占地10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23万平方米;在职员工1300多人,中级、高级职称资格医务人员390人。拥有飞利浦1.5T磁共振、64排螺旋CT、四维彩色B超、双板DR数字化X线摄影系统、高能直线加速器等先进设备500多台(套),资产总值8.5亿元。开放病床2360张,临床科室63个,心血管外科、脑血管内科、肿瘤内科为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常规开展心脏手术,脑干肿瘤切除术,食道癌、肺癌根治术,肝癌、胰腺癌等高难度手术。广泛开展胸腔镜、腹腔镜、宫腔镜等微创手术,以外科带动内科发展,形成多个优势专科,齐头并进。尤其是心血管外科,在技术上取得了2项国内第一,4项华南和省内第一;2009年心脏手术量1801例,居广东省第二、全国前十名。

创新文化理念,营造和谐共同体

高州以农业为主,经济欠发达政府对医院的资金投入心有余但力不足。医院如果只是“等、靠、要”,可能是“死路”一条。所以,在群众要看得好病、看得起病的需求下,医院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在医院文化上统一服务理念,形成合力,使员工懂得高州人民医院必须办成老百姓的医院、走平价惠民的路子。

该院十几年如一日进行宣传引导,倡导扎根山区、服务人民的风气。自编《高州医院报》,在全院科室的每天交班时读院训和“八荣八耻”。经过长期潜移默化的熏陶,员工逐渐形成了思想合力:“我们是大山农民的儿女,农民看病手术时往往要把家里一头牛、几头猪卖掉,所以我们要在父老乡亲有限的经济能力下,为他们治好病,为他们服务,为他们着想。”

在实践探索中,该院找到了有效缓解群众看病就医难问题的基本方向:在医院层面建立患者、医院、政府三方共赢的和谐共同体,就是群众能看好病、医院能持续发展、政府能减轻负担,实现群众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医院把山区儿女对乡亲父老的朴实情感上升为服务百姓的共识,并转化成让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实际行动。

创新技术优势,让群众看得好病

病人就医首选技术,而技术掌握在人才手中。为了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医疗人才,该院建立“三化”机制,在激励人才成长的过程中,不断促进医疗技术的提高。

一是人才实用化,避免了过分追求高端人才带来的成本压力,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医院在用人上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只唯德能,认为在重点科室掌握了高新技术的是人才,在一般科室掌握了适宜技术的也是人才,只要满足了病人就医需求的都是人才。

二是全员学习化,营造浓厚的求知进步氛围,有利于人才队伍稳定发展。每年有计划选送员工外出进修,并提供带薪水、全额学费资助等优厚待遇,激励其努力学习。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医院紧密合作,聘请各个专业的著名专家前来传、帮、带。各科室每月都举行科内学习交流会,由资深医生护士轮流主讲专科新进展及心得体会,形成学习制度化、工作学习化的风气。

三是人才激励化,主要是分配激励和事业激励。分配上,向高技术、高责任、高风险的岗位倾斜,实行年薪制,医疗骨干的收入基本达到珠三角地区同行的水平。事业上,对于愿意扎根山区、服务技能过硬、医疗质量良好、病人满意度高的人才,不拘一格提拔、重用。

治好病是硬道理,技术是核心竞争力。只有不断提升技术,吸引更多病人,才能充分发挥医院的资源效应,使医院进入良性发展循环。也只有发展技术,才能降低当地群众外出就医的成本、让群众看病不难。高州人民医院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做大做强心外科。通过“三化”机制,该院培育出大批优秀人才,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心外科首先实现了从小做大、从弱做强:不停跳冠状动脉搭桥术等新技术率先在广东及华南地区开展;2006年至2007年,参与有关心脏病手术研究的国家“十一五”科技项目3项;2009年完成心脏手术1801例,居广东第二、全国前十名。心脏手术中,患者年龄最小的才出生12天,年龄最大的达83岁,手术成功率达98.9%。目前该科每天住院病人多达300人,再加上心内科的病人100多人,相当于一个心脏病专科医院的规模。世界著名心外科专家、德国柏林心脏中心翁瑜国院长,来院讲学时感慨地说:“一所山区县级医院能够开展这么多高难度、复杂性的心脏手术,规模之大,辐射之广,在中国同级医院中绝无仅有!”

心外科的建设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带动了全院的发展,特别是麻醉、急救和重症监护等相关技术的进步,促使头盆环牵引矫治重度脊柱侧弯畸形,脑干、垂体肿瘤切除,射频消融治疗严重心律失常等高难度技术常规开展起来,基本满足了本地和周边群众就近治好病,特别是治大病、治重病的需求,从而降低了他们出远门求医的经济负担,缓解了看病难的问题。

创新成本控制,让群众看得起病

医疗服务价格的高低,不仅受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同时也受医院医疗成本的影响。高州群众收入水平偏低,医院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在医院层面上控制医疗物资的采购成本,并主动降低医疗价格,让利于民,切实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

药品网上采购,降低药物成本。一是药品网上招标。医院所需的全部药品都在省的统一网上平台集中采购,医院班子从不决定哪种药品进入医院,不参与选药。每次采购时,由群众代表从医院专家库中,随时抽取30人组成临时采购小组,采购完毕后小组立即解散;再有采购,重新抽取新的小组。二是药品库存限额管理。医院药品库存总额仅为购进总额的0.015%,降低了库存成本。2009年医院全部西药中,进口的仅占4.5%,35元以下的针剂占针剂总量的80%。三是有效、廉价使用药物。为了合理用药,减轻患者负担,一方面要求医生在保障疗效的前提下,能用简单的药就不用复杂的药、能用便宜的药就不用昂贵的药、能用国产的药就不用进口的药。另一方面制定严格的临床科室药物收入比例控制线,定期检查,向全院通报;对于比例超标的,严肃处理。

设备耗材公开招标,降低使用成本。大型设备进行全国公开招标采购。临床急用的器械耗材,公开竞价购买,把产品牌子、型号、规格和价钱在住院楼大厅和网上公示7天。期间如有提出同一产品同一质量更低价格的,就按最低价的购买。通过阳光采购,既保证了采购的廉洁性,又“砍掉”了采购的虚高价格。2002年至2009年,共节约采购成本2.2亿元,全部让利给病人,大大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主动让利于民,降低医疗收费。医院不能脱离老百姓的经济状况,单纯由医疗质量、医疗规范来决定医疗收费水平。否则高昂的医疗费用,只会把广大患者拒绝在医院门外。因此,在医疗成本得到有效控制的基础上,医院主动降低医疗收费,并通过互联网、媒体、院内宣传栏等途径公示。大型高档设备偏低收费,1.5T磁共振从2005年投入使用起一直只收680元/部位。单病种、高难手术限价收费,如白内障手术1300元/眼,先天性心脏病房(室)缺损修补术5000元/例,风湿心瓣膜置换2.5万元/例,冠状动脉搭桥术3.5万元/例……这些收费仅占省城医院同类项目收费水平的一半或者更低。开展阳光工程,减免医疗费。百岁老人白内障手术医疗费全免、90岁以上的减免80%,减免对象不受地域限制,至今已为1万多名老年盲者减免200多万手术费。医院还开展下乡义诊活动,送医送药上门,免费为边远乡村群众治病。

创新服务模式,让群众舒心治病

为了诚心听取群众的反馈意见,让群众安心、开心看病,高州人民医院开展以“三不准、三严禁、三公开”为载体的“星级服务”,把病人当作亲人对待,医患之间建立了浓厚的情谊。

坚持不准收病人的红包礼物,不准赴病人的宴请娱乐,不准分病人的贫富贵贱。“三不准”公布于媒体,做成铜牌立于每个病区的通道。无法当场拒绝的红包,员工就把现金都交作病人的住院押金,并把押金单还给病人。

坚持严禁滥用药,严禁滥检查,严禁滥收费。成立以退休返聘的专家为主的医疗质量控制专家组,独立于各科室的利益之外,严肃查处“三滥”行为。每天专家组随机到各科室抽查,每周院长带队进行全院性大查房,每月召开一次全院性医疗质量点评督查会。

坚持公开医院班子成员的手机,公开医院的投诉热线2条,公开科室负责人和主管医生、护士的手机。

服务的好坏,通过医院服务督导组每天的暗访、医院领导经常的明访、社会监督员不定期的随访,主要是由病人说了算。考评结果以医护人员佩戴1至5颗星胸牌为体现,星数多少与奖金、晋升和评先挂钩。2星以下的,离岗接受再培训,职称低聘一级。通过星级服务,真诚地关爱病人逐渐成为了全院员工的自觉行动,深受病人称赞。

主要成效

通过理念教育、成本控制、人才培养和服务模式四大方面的创新,高州市人民医院有效地降低了病人就医的费用,取得了群众、医院、政府“三满意”的和谐局面。

花小钱治大病、治好病,群众满意。2002年~2009年,医院平均药品收入只占医院总收入的35%,平均每一出院病人的总费用仅约5000元,广大群众对医院的满意度达99.3%。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医院满意。从2001年~2009年,年住院病人从2.31万人次增加到6.06万人次,增长162%;年手术量从0.75万例增加到1.76万例,增长135%;年门诊量从45.14万人次增加到78.67万人次,增长74.3%;年总收入从1.2亿元增加到4.8亿元,翻了3倍;资产总值从2.1亿元增加到8.5亿元,增长305%;医院成为一所上规模、上档次的大型综合性医院,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百佳医院、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政府满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今年全国人大广东团分组讨论时说:“高州市人民医院创造‘平价’奇迹,‘高州模式’值得学习。”去年7月,广东省纪委把该院的先进事迹拍成专题片《天使情怀》,作为全省纪律教育的唯一正面先进典型,供全省事业机关单位及共产党员学习。2008年2月,国务院纠风办在《纠风工作动态》上刊发文章,向全国推介高州市人民医院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经验和做法。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曾在全省政务公开电视电话会议上说:“如果全省很多公共企事业单位都能做到像高州市人民医院一样,那么很多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中共广东省委政策室的《研究报告》指出:“高州市人民医院作为一所山区县级医院,业务量、医疗水平已经接近省级重点医院的规模与水平。加上收费较低,又能治好病,是成功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典范。”2006年12月22日,广东省卫生厅在该院召开了“广东省加强医院管理、降低医疗费用现场会”,向全省推广高州人民医院“以科学管理为核心,以降低医疗成本为手段,以发挥人才效应为动力,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降低医疗费用,缓解了山区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经验做法。

从“高州模式”

探讨中国医疗改革

医疗卫生事业事关民生。医改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卫生投入的严重不足,是长期存在的焦点问题。据卫生部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卫生部门综合医院的财政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投资不足,补偿机制的不完善,从客观上导致了医院内部运行机制出现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有所淡化,一定程度上使得医疗费用不断攀升,医疗费用支出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既是老百姓的沉重负担,也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和卫生行业的社会形象。医改就是要探讨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

公立医院是政府为整个社会和医疗服务体系构建的“安全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医院在这种矛盾中,如何有所作为,为缓解并最终解决矛盾作出贡献,是医院社会责任的体现。

高州市人民医院依据自身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医院发展的客观实际,创新医院发展模式,实施低成本、低价格、高效益、节约型发展战略,探索出适宜的可操作的路径,走适宜化发展道路,成功实现了医院跨越式大发展,达到了政府、百姓和医务人员都满意的多赢目标,为寻求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有效路径,为实现医院的社会责任,作出了有益探索和成功实践,为我国医疗改革之路的探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高州人民医院的经验昭示我们,医院在完成医改大业中应该也能够有所作为!

从“高州模式”,引发我们对中国医改做出实事求是的思考。

思考之一:政府可以改变投资方向,将资金直接投入到医保,通过让病人自由选择医院,以建立医院良性竞争机制,更有效地体现医疗的公益性。

“高州模式”的成功经验之一在于,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医院,只是给了医院宽松的政策。但是该院通过自己科学、严谨、到位的管理,依靠有特色、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依然取得了大跨越式的发展,不仅生存发展没有问题,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据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钟焕清院长,在全国人大会议广东代表团的讨论中建议:公共卫生的保障,按新医改的方向进行。而县级医院以上,应该走市场竞争的道路。政府不要把支持医疗事业发展的资金直接拨到医院去,而是直接划拨到医疗保险金中,让医院和医院之间作为市场主体进行竞争,让竞争来提高技术服务水平,让竞争来降低医疗费用,让病人自主选择服务好又收费相对较低的医院。而医院通过医疗服务去争取到医疗保险金,医院通过良好的服务就会获得应得的回报。这样建立一种良性的医疗市场竞争机制,就会给整个医疗市场带来生机和活力,避免了由于制度和机制的原因养懒人,而且由于资金大量投入到了医保,还可以更大限度和更大范围地提高全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更好地体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他认为,医疗卫生市场化和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并不矛盾,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可以科学地利用市场机制,通过医疗卫生市场的良性竞争更好地实现公益性。在这里,制度的导向和宏观调控与良性竞争机制的设计十分重要。

此外,政府的投入应该是保大病、重病。看病难和贵,主要体现在群众看大病难、看大病贵。因此政府投入的巨额资金,应该用来保大病和重病,治疗大病全免费。而门诊由患者自费,因为看感冒之类的小病不贵,一般人都能负担得起。

思考之二:从源头上遏制和解决看病贵的关键问题需要政府和医院的共同努力。

“高州模式”的经验之二是,通过医院设计的严格的管理制度并加以有效落实,可以一定程度控制医疗物资流通领域的不正之风,降低医疗成本。高州人民医院是通过严格而阳光的物资采购制度和把住设备和用药等环节来降低成本,减轻患者负担。毕竟医院能做到的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降低医疗成本,而真正强有力而有效地解决看病贵问题还需要政府在制度设计和管理上加大力度,控制器械、物资和药品等领域的高价位。钟焕清院长建议:对一些进口或者国产的医疗产品,包括一次性耗材,国家应该进行限价,他举例说,用于脊椎治疗的钢板,国产的只要300元,但进口的却要3万到5万元。价格之差,天壤之别!必须从国家层面进行限价。目前药品由于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原因价格高筑,而医院的医生出于个人利益驱使在用药上存在开大处方问题,医院管理者所能做到的是从医院管理上阻止医生滥开药和开大处方。而政府则应该从药品生产、流通领域抓住问题的关键,从源头上治理,这样才更有利于看病贵问题的解决。

思考之三:县级以上医院要走市场化管理道路。

“高州模式”经验之三是医院通过自身发展战略和对人、财、物管理的创新,创造了医院管理的奇迹。说明医院管理者有能力管理好医院自己的事情。新医改方案中关于医院的人事管理和工资奖金分配的微观制度设计用心良苦,然而,让医疗改革回归市场化管理,是必须走的道路。医院内部的管理,包括人事、分配,应该由医院说了算。因为只有医院管理者自己才真正懂得医院内部运行中人力资源管理和如何灵活有效地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把权力交给医院才会有医院管理者创新管理的空间。才会有医院之间通过自身创造性的管理创造品牌效应,从而带来医疗市场的竞争活力。政府的职责是要保证公立医院遵循公益性,并明确“公益性”的标准进行监管,制定严格规范的管理条例和奖惩措施。

思考之四:技术准入可以尝试打破行政限制。

“高州模式”经验之四是,打破传统的行政划分限制,依据自己的技术特色实力的打造和发挥,创造了技术和质量管理的奇迹。高州市人民医院虽然在行政划分上只是二级医院,但他们在一些技术强项上,赶上和超过了一些三级医院,不仅手术的病人数量超过了一些三级医院,居全省第二,全国第十,质量上也取得了连续4年没出医疗事故的好成绩。

县级医院是整个医疗卫生服务的中坚力量,其服务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包括广大的农村人口。因此,政府要加大对县级医院扶持的力度,同时,在政策上政府要大力激励县医院提高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让群众就近能够治好大病、重病,这一方面减轻了群众出远门求医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大医院“看病难”的问题。县医院也要发展适宜技术,政府只要制定公平的技术准入标准,用标准衡量和严把开展相关技术项目的准入关口,而不是用医院的级别来代替标准管控技术准入。否则,基层医院永远是“大病治不好”,广大基层群众看大病就医难的问题就难以解决。

民营医院发展与公立医院危机 篇9

上下求索的医疗改革中, 引人注目的有两个领域:大型公立医院的版图扩张及民营医院推进式发展。显然公立医院占有得天独厚的发展良机, 国企的垂青, 民信力的青睐, 资金的雄厚, 人才的引进都已成为公立医院足可以走向医疗帝国的使动因素, 而相比之下, 民营医院则根据自身特点悉数取经, 整合有力资源, 逢迎政策需要, 已经悄无声息的展开医疗蛋糕的分羮追逐。在逐鹿中原中, 实力的对比并不是决定最终称王的鞭策之术, 而浑然不察, 则会导致横空黑马, 失城弃地, 终于未然。兵法云:“生死之道, 不可不察”, 医疗的存亡不可在不察中偏废, 不可在无知中暗度, 不可在亡羊后补牢。

1 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同时存在体制问题

民营与公立本是两种企业所有制的抽象解说, 与生产关系的象征含义,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两种形式已经成为对立竞争, 并驾齐驱的生死存亡两方。市场经济, 耳熟能详, 不为陌生, 就其含义, 以供需双方为调节基础, 参与竞争主体在调节中自行决策, 成王败寇。占据市场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医疗不再是简单社会与政府的公益事业, 而是在逐步市场化, 他不再扮演政府机构的角色, 而已成为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产物。它的外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病源市场化。生病是不可预料的, 无可测得性, 但在一定时期, 一定地域范围及人群, 他的数量是基本恒定不变的, 简单说, 患者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固定, 也就是病源市场固定, 患者依据致病因素可简单分为意外性致病及自身老化性致病, 在意外性致病中, 打架、交通伤、食物中毒等群体事件居多, 暂时将这一部分定为随机数量, 而自身老化性疾病, 如内科常见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居多, 同样也将这一部分定为恒定数量, 两者之和就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范围及人群的患者总量, 这个总量是一个波动的相对恒量, 不会影响总体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这个波动的恒量相对于医院这个参与竞争的主体就是病源的市场。如今的病源市场已经不是自主选择的市场, 而是相互争夺的市场, 民营与公立正在进行市场化争夺, 而除此之外, 市场的平衡调节功能已经逐渐失去作用。 (2) 医院市场化。医院相对构成医疗市场的需方, 而现在的需方市场出现医院较多, 病源较少的局面, 这就造成医院争夺病源的结局。一线城市的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相济共存, 二线及三线城市仍然以公立医院为主导地位, 公立医院在一线城市仍占据优势地位, 确切说是公立医院中的三级医院起主导作用, 但民营医院有发展上升的趋势, 数量与规模均有上升趋势, 这主要因医疗市场的改变, 如前所述, 他们不再满足于专科类发展, 而是要向公立医院发起挑战, 这种争夺医疗市场的结局会使不适应已经市场化的医疗格局中的公立医院处于不利地位, 如果无视这种改变, 结局会造成国家的公立医院投入损失, 民营医院从建立自己的市场开始, 逐步扩大市场, 而公立医院却至今难以适应这种变化, 尽管有些公立医院已经开始意识到并开始行动, 但至今医院市场化已经不可否认的形成。 (3) 医护人员市场化。在公立与民营的博弈中, 产生了一个急需思辩解读的产物, 就是医护人员的市场化, 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更高利润或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医院作为医护人员的载体将医护人员市场化, 让市场决定其自身价值, 由市场的需方自主决定医护人员的选择。而医护人员则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商品, 可以购买, 这其中也不乏医护人员的学历学位、职称、技能、论文数量等多项参考指标的竞争, 这些因素构成了医护人员明码标价的内在质量, 医院根据自身需要而决定应该购买的劳动力。这样就由一级市场构成的市场竞争变成了次级市场的多项竞争, 医护人员已经明显成为市场中的一部分。 (4) 还有一点需要关注, 这就是药品市场及医疗器械的市场化, 这个市场相对于医护人员的市场化则更为复杂, 它所体现的不再是公平竞争, 竞标上岗而是黑金驱使、权利寻租;不再是质量生存、价格合理而是渠道为王、营销制胜;不再是本国需要、民族企业而是进口增值, 依附较强。国家在2010年对大部分药品进行了招标入场, 结果药品的大部分都大幅度减价, 市场的药品价格趋于正常, 药品市场化已经形成多年, 近年国家对这一领域正在进行政策调整。

自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以来, 优胜劣汰的市场准则使得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各种行业纷纷加入竞争, 市场化在所难免, 十五年的市场化道路也让医疗的整个领域发生了不可逆的变迁, 他的衍变是更适合生存更适合发展的目的, 这对于今天的医疗现状无可厚非, 业已成舟, 只能既希望于并将行动向着更加有利医疗本质的市场化的方向努力前行。西方的哲学已经经过渗透在无形的改变着中国大地上每一寸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壤, 而新生的萌芽能否在风雨飘摇中成为参天之材还值得去精心浇灌, 不倦修剪, 这需要一代或者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民营与公立的竞争既是医疗市场化的结局, 也是医疗市场化的开始, 而多方面的博弈结局值得期待, 更值得去改变, 因为行动者有未来。

2 公立医院的现状

从历史上看, 今天的公立医院从改革开放后的卫生事业单位转变而来, 医院的职能也随着开放发生了变化, 2001年前医院作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主体, 以医疗的人才队伍建设好人民的卫生保障服务为主要职能, 2001年后医院逐步走向市场化, 以资金介入, 硬设备的更新换代, 国际化的交流合作为主要内容, 职能在服务人民群众的同时, 开始倾向独立自主的企业化道路发展, 职能与性质的身份转变使得公立医院逐渐市场化的竞争主体, 在发挥其自身本质职能上虽无偏废, 但市场化后的公立医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褪去了底色, 以实现市场化的盈利和生存选择为发展要务, 总体而言, 市场化后的公立医院将难以全面实行事业单位的职能。2011年5月国家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 所有事业单位全部改为招聘制, 这意味着全部公立医院都要进行招聘制选拔所需人才, 公立医院的职能再次受到挑战, 值得庆幸的是国家随后又出台了另外的一项, 在全国范围建立600所医院, 其中包括国家级300所, 省级200所, 地方级100所, 这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保留了公立医院的部分职能。职能的稳定也许是社会中的各部门本能体现, 而他的内在模式也正是这个稳定的复合体。就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而言, 公立三甲级医院林立繁多, 呈现大专科大综合模式, 大专科指专业性领域突出, 大综合指三甲级医院的综合实力水平, 内外科兼容, 如宣武医院以神内科为专科, 天坛医院以神外科为专科, 安贞医院以心血管外科为专科, 肿瘤中有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协和肿瘤医院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同仁以眼科为专科, 而二线城市则以一个大型综合医院辐射广大的地域范围, 以大综合为模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句话用在医疗的结构模式决定其自身所带来的问题同样适用, 一线城市中公立三级医院也同样存在诸多问题,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人才结构的问题, 他们不缺乏教授, 学科带头人, 而是在住院医师和进修人员等岗位上, 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代替这些需要的正式岗位, 责任划分不明确, 一旦出现医疗纠纷, 难以解决, 而对于三级医院来说不缺乏有效的人才引进, 而是人才的贮备, 除此之外公立三级医院还存在近年来突出的格局:自身版图的扩张, 设立分院, 收购一些区县的无活力的医院, 提高自身竞争力;圈地翻新, 比拼硬设备来达到竞争的目的, 还有些失去活力与竞争力的公立三级医院被民营医院收购, 这种结局较少见, 但正在衍进与改进。在一个存在诸多问题而又快速发展的行业中, 不得不忧虑他的结局与未来, 正如公立医院职能、人才、扩张或是被收购, 它的改变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因为医疗是全民健康的重要保证, 公立医院更是在保证中的中坚力量, 如果无风险危机意识, 结局真的让人隐忧。

3 民营医院现状

与公立医院相比, 民营医院则没有执行医疗事业职能的过程, 他以公司盈利的形式出现就注定他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而不是职能的完整体现, 但民营医院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公立医院的职能作用, 随着自身发展, 民营医院更多要求通过自身社会职能体现扩大影响力并获得社会认可, 被社会接受。由此看来, 民营医院的职能是随着自身的进步而逐渐体现。民营医院的发展多是靠多种手段的争夺市场, 其中不乏以大众避讳的医疗领域, 公立医院所没有开展的业务领域, 更加专科化, 与专科三级医院合作以及整编收购无活力的公立医院借鸡生蛋, 甚至是不正当的某些手段。这样的手段看似残酷, 但在夹缝中生存, 实力对比悬殊也使得市场化下的民营医院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做法, 因为市场的准则就是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 而当公立医院在无觉察的情况下, 只要时机成熟, 民营医院就会继续拓展自己的业务, 而成为更有利的竞争者, 由小专科向大综合发展, 更具竞争力, 这其中不乏以专科形式由公司模式经营而后成为行业佼佼者, 何式眼科, 已经在创业板上市, 也不乏以小综合向大综合转变的凤凰医疗集团, 还有更多在一线城市的医疗集团都在转变, 推进自己的医疗市场, 民营医院能够做到快速发展, 从管理学角度来看, 他们注重了自身的市场定位, 内部的科学管理, 而还有更重要的是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政府在一方面鼓励民间闲置资金进入医疗领域, 而民营医院也完成了与政府的社会职能的体现, 良性的互动就使民营医院快速的发展。从经济学角度看, 闲置资金进入医疗领域, 将闲置的生产力转变为了更有价值的经济体, 民营医院收购了无活力的公立医院让资源更加优化配置,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民营医院在注重自身模式发展的同时更注重内部人才的结构发展与培养。民营医院的内部人才结构, 多数以采用回聘离退休主任, 招聘应届毕业生, 这样就使得人才结构节约了成本, 当然这样的人才结构在医疗技能上水平参差不齐, 但民营医院同时也解决了应届生就业问题, 民营医院利用各种学历学位职称的不同量化人才岗位, 做到了人尽其才其用, 较公立医院的高精尖人才需要不尽相同。民营医院从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中走来, 但却会在经济发展中进行走下去, 并且越走越稳, 在市场化的竞争中会占据有利地位, 而这一点一些公立医院甚至还没有具备市场的意识, 所以民营医院的未来将会明朗。

4 公立医院无视民营医院的发展

“未雨绸缪, 居安思危”, 自古以来是发展与稳定的不变王道, 防微杜渐, 也应是稳定集团的长治之思, 然而公立医院却以自身仍为主导地位而无视民营医院的发展, 这将导致医疗结局的重大变革。历史上有两例经典事件可以说明无视弱小集团发展的结果, 一个就是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无视日本丰田汽车制造公司在逐步吞噬美国国内市场, 结果直到他们的市场已被丰田占据50%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经过改革通用汽车公司恢复了市场的占有率, 但此时的丰田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走路的孩提, 至今丰田汽车公司已经稳稳占据美国汽车市场。另一个应该是电脑巨人IBM公司, 他同样犯下了无视的错误, DELL电脑和微软公司的崛起, 直到IBM意识到他无法再占据市场, 由微软拯救了IBM, 而他却被联想收购了,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 公立医院无视民营医院的发展, 结局可想而知, 对于国家这是一种损失, 而公立医院无视民营医院的发展会有三种危害:一种就是公立医院的优势资源难以发挥作用, 造成一定的资源配置不合理, 产能过剩, 进入重复建设, 对国民经济整体及改善民生带来阻力。二是民营医院的发展壮大将进一步吞噬现有公立医院的优势资源, 民营医院本身存在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势必造成全民医疗质量的下降, 扰乱医疗市场, 甚至民族医疗素质下滑, 全民健康水平受到威胁。三是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的合作使得公立医院的诚信度与权威性下滑, 随之而来的是医药与医疗器械的倾斜, 加重了医疗市场的混乱, 这样的弊端不能单纯从单方面来改革, 应该从二者的各自特点去分析, 找到一个可行的切入点, 在一点的改革上改变整个医疗局面。

5 政策与应对

这与论题有些偏离, 但不应回避的是有问题存在, 就应适时改革解决问题, 就国内的医疗市场而言, 政府应在改革中起主要作用。任何集体的发展其实质就是人才的发展, 这一点从资本论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剩余价值中可以得到论证, 毋庸置疑, 政府应改善医护人员的待遇, 在改善医护人员的待遇同时提高医护人员的技能水平, 不仅从学历学位、职称, 更要在实践临床技能与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执行力中提高, 对于民营与公立都是一个有利的发展要素, 除此之外应该培养民族医疗设备企业与人才, 中外合资企业已经到处可见, 但应该清晰的认识到真正的民族企业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整条产业链生产的个个环节都能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并不多见, 在高科技领域还是依赖国外进口, 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方式是进步的表现, 但应反思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民族企业致力于医疗器械制造领域, 关键是缺乏这样的人才, 如果长期被国外垄断会造成民族医疗成本的增加, 而承担成本的正是国民经济, 应向日本学习, 每年都向全球进口技术, 注重对高科技人才的培养。让市场发挥自身调节功能, 政府对医疗市场宏观调节, 这对于民营和公立都是有益的, 只有政府引导医疗市场的合理发展, 医疗才能长期发展, 民营与公立才不会恶性竞争。

学习的民族令人生畏, 日本在战后能够迅速发展, 是民族学习的结果。也应向世界学习先进的经验, 借他山之石攻玉。西方的模式是值得学习的, 美国的医疗模式让医院、医生、药品与器械分离, 医院只提供住院环境与所需医疗设施, 医生只负责病情治疗, 这样患者可以自行选择医院与医生、药品与器械, 将医疗完全市场化, 当然西方已经在西方的环境中, 成熟了医疗市场, 也许一些做法还不能用在国内, 但至少值得学习。

锦州市公立医院 篇10

关键词：公立医院改革,市场,资源配置,公立医院现代产权制度,三引工程

综观全世界, 医药卫生改革都是一件难度非常大的工作。在我国, 医药卫生改革涉及许多地方、部门和个人的利益, 是一场攻坚战。

近几年, 我们 (导师和6名研究生) 对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中南的20多所三级医院进行了调研, 并且对山东、北京、上海、成都4个医院投资管理公司及其投资医院多次考察, 对上海市10多个民营医院和10余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访问调查。本文对公立医院改革阐述部分观点, 与同道共同讨论。

1 卫生改革要放在中国当下经济社会环境中考量

1.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2009年2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指出:中国改革开放, 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 最根本、最具有长远意义的是体制创新。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 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 实行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卫生改革时, 要放在中国当下经济社会环境中考量。

1.2 要从市场三个要素出发充分发挥市场对卫生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不等于赚钱。市场包括三个要素——人口、购买力、购买愿望, 要从这三个要素出发充分发挥市场对卫生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卫生决策者和管理者不要拒绝市场, 而是要潜心研究市场。在当今, 不能离开市场空谈改革, 对公益性事业也是如此。

2 卫生改革要遵从党的总路线

2002年11月8日, 江泽民总书记作了《中共十六大报告》, 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2003年11月14日,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指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放宽市场准入, 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2007年10月15日, 胡锦涛总书记作了《中共十七大报告》, 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凡此种种, 中央的政策很明朗, 卫生改革需要在此政策指引下发展, 不妨胆子再大一点, 步子再快一点, 选择三级医院, 作如下改革设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公立医院现代产权制度;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公立医院引进社会资本;进行绩效管理, 实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3 公立医院的三引工程

上海市卫生局官员金春林在近日撰写的《对深化上海医改的几点思考》中对“关于引入社会资金发展高端医疗服务业问题”发表了看法, 认为:上海曾专门发文吸引社会资金实行多元化办医, 但几年下来除低端的、小规模的社会办医疗机构、个人诊所有所发展外, 上海市社会办的成规模、有品牌的医疗机构凤毛麟角, 这与上海国际大都市和亚洲医学中心的地位极不般配。他认为:事实上要想真正吸引社会资金举办高端医疗服务业, 必须逐步关闭现在公立医疗机构开办的特需服务并且今后公立医院不得开展特需医疗服务, 使公立医院让出其目前占有的特需医疗服务市场, 这样才能形成吸引社会资金举办高端医疗服务业。此想法很有思考必要。

我们提出另一种思路——公立医院的三引工程。

3.1 公立医院的三引工程概念

公立医院向社会引进资金、智力、管理, 称为三引工程。引进资金, 搞建筑、购设备;引进智力, 包括人才 (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及技术;引进管理, 包括管理理念和方法。

3.2 三引工程的实质

三引工程其实质是股份制。如上所述,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中央战略决策。这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现代产权制度的一种形式。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3.3 三引工程的分配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健全绩效管理。

3.4 三引工程成功的关键

三引工程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五权: (1) 准入权, 包括引入资金的门槛, 人才、设备、技术的准入。 (2) 所有权, 投入主体多元化。 (3) 经营权, 经营主体多元化。 (4) 管理权, 管理主体一元化。 (5) 监督权, 监督主体一元化。

3.5 三引工程的效益

根据我们的研究, 90%以上的三引工程是成功的, 产生的效益是大的。其效益体现在四个方面: (1) 社会效益好。有益于患者, 患者较好地享受到优质资源, 部分缓解了看病难;有益于医院, 有助于提高水平和树立品牌。 (2) 经济效益好, 医疗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提高了绩效。 (3) 技术效益好, 设备和技术都促进了技术的发展。 (4) 员工的需求效益好, 员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得到不同的满足和提升。

4 结束语

4.1 三引工程闯出了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新路子

三引工程建立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现代产权制度的一种形式, 这是公立医院在体制改革中的嬗变。这几年的改革, 一再向人们表明:许多深层次的改革最终都需要体制的变革, 否则就会像在沙滩上建大楼。

4.2 三引工程促进医药卫生改革

3年中, 国家准备投入医药卫生改革8 500亿元 (其中中央政府支付3 318亿元) , 基层卫生服务建设不低于900亿元, 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超过650亿元, 医疗保障体系超过4 000亿元, 剩余约2 900亿元用于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鉴于此, 有4个问题值得慎重考虑: (1) 全国公立医院要正常运行, 国家到底要投入多少才行? (2) 全国公立医院要发展, 国家到底要投入多少才合适? (3) 经济欠发达地区怎么办? (4) 长期有什么打算?

《2008年世界卫生报告》审视和评估了全世界富国和穷国中卫生保健的组织、融资和提供方式。世卫组织呼吁回归基础 (初级) 卫生保健, 认为在目前, 基础 (初级) 卫生保健的观念、原则和方法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适用。

三引工程可以减少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投入, 国家可以把钱多一点用于基础 (初级) 卫生保健, 促进医药卫生改革。当然基础 (初级) 卫生保健的有关卫生机构, 也可以试行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 开展引进资金、智力、管理的三引工程, 这同样可以提高优质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

4.3 三引工程可以扩展优质医疗资源

看病难?主要是患者对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和享受难, 最主要的是一般老百姓看病难。很少看到有权、有钱、有地位和有关系的人看病有多难。

患者要求利用和享受优质医疗资源, 到大医院挂专家号, 原本无可厚非, 同时也反应人们重视健康、珍视生命, 是社会的进步。不能一味强调到基层医院看病, 就像一味强调光喝营养素, 而不让人们适当改善生活和下馆子一样。

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如实地指出了当代中国不是人人平等的无阶层社会, 而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高低差别的社会, 这也反映到医疗资源利用。

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和人们对其需求是一对矛盾, 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三引工程可以扩展优质医疗资源, 可以部分缓解看病难。上海市卫生改革除了加快基层卫生建设外, 还抓了“5+3+1”工程 (5指依托沪上5家三甲医院在需要的地方各建一分院;3指把3所非中心城区二甲医院发展为三级医院;1指把郊县一所企业医院建设成三级医院) , 这无疑是明智之举。2009年3月, 解放军总后勤部与上海市政府共同建设第二军医大学, 其中一条创新之举是上海市为第二军医大学三所附属医院再共建三所分院, 开创了军地共建的典范, 落实了胡锦涛主席关于“军民结合, 寓军于民, 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战略部署。但是上海市的优质医疗资源不仅仅是上海的, 而且是华东地区甚至是全国的, 我们认为胆子还可以大一些, 步子还可以快一些, 在社会力量的引进上还可大做文章。少数人认为上海三不缺——不缺钱、不缺人、不缺技术。那么, 真的不缺吗?服务全国的意识呢?体制机制的改革呢?拿几所三甲医院转制或建立股份制医院行吗?拿几所三甲医院的特色品牌专科建立股份制专科医院可以吗?这些都可以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朱敖荣.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09, 29 (7) :485.

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合作模式研究 篇11

关键词：公立医院,民营医院,非营利医院,营利医院,合作模式

近年来,由于民营医院在技术、人才、信誉度等方面无法与公立大医院竞争,往往门诊量小、空置床位多 , 造成医疗 资源不必 要的浪费;而公立大医院依托政府雄厚资金的投入,技术、人才、科研与管理水平等方面优势明显,且有多年的文化积淀,在老百姓心里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公立医院门诊量大,床位不够用 , 形成“看 病难、住 院难、手 术难”等“三难”问题[1]。医疗改革28年来,由于体制的限制,公立大医院与民营医院的合作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医疗领域这种公立与民营过于分明的状况,既不利于民营医院成长壮大,也不利于普通百姓从医疗服务竞争中受益[2]。

2010年11月26日,国务院向发展改革委、原卫生部、财政部、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5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国家在政策方面加大了对民营医院的扶持力度,为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合作办医提供了政策支持。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的合作按照资源整合方式可分为业务指导型、资源共享型和完全一体化合作型等3种模式。

1 业务指导型: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输出管理与技术

业务指导型合作模式的核心是公立医院以输出品牌、技术、管理等形式,充分发挥自身的品牌效应、人才和技术优势,与协作医院共同培育医疗服务市场,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医疗资源。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与平阳县长庚医院的合作就是此种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

1.1 业务指导型合作方式

平阳县长庚医院属股份制民营医院、营利性医疗机构,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是公立医院,技术实力雄厚。由两家医院合作建立的协作医院以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技术和管理为核心,以长庚医院院区为医疗基地。协作医院保留股份制不变,直接管理机构为综合管理办公室,主要由核心医院派出人员组成,双方院领导通过综合管理办公室协调沟通。核心医院负责派出一定数量各科室精干人员入驻协作医院,并定期派出一定数量的专家轮流到协作医院坐诊。双方在利益分配上按协定比例提取,合作期限也在合作协约中注明,合作期满,根据合作效果确定是否继续合作[3]。

1.2 业务指导型合作效果

1.2.1优势资源得以延伸利用。合作前 , 温州医学 院附属第 一医院的 品牌优势、 管理优势 、技术优 势、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教学优势只能在该院发挥作用,通过与平阳县长庚医院合作,优势资源得以延伸利用,扩大了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影响力。同时,平阳县长庚医院借用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优势资源,在管理、技术、人才、科研与教学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增强了自身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发展壮大了自己。

1.2.2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此合作模式提高经济效益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是扩大了规模经济效应;第二是提高了工作效率;第三是信息资源得以共享。

1.2.3社会效应也明显提高。当前,大医院存在“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等“三难”问题,通过帮扶民营医院,使其在业务、管理水平上大幅提高,能够为患者提供与大医院同等水平的医疗服务,解决“三难”等社会问题,为大医院排忧解难,为患者创造更多的就医机会,让双赢(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变成多赢(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患者和社会)。

2 资源共享型: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借床

由于公立医院住院病人较多,不能满足患者需求,医院又不能马上扩大规模,只能向民营医院借床,以缓解病人住院难、看病难的压力。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与三环肿瘤医院的合作就是这一合作模式的代表。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为当今全国最著名的公立肿瘤专科医院之一,病人来自全国各地,2000年门诊量超过20余万人次,并以超过10%的速度逐年上升,医院床位不足900张,病床使用率98%以上,病人“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为了确实解决病人就医“三难”问题 , 在北京市 卫生局的 协调下 ,2001年8月医科院肿瘤医院与民营的北京朝阳区三环医院建立了协作关系。三环医院投资1500万元,完善了医院必要的装备和物资;医科院肿瘤医院借用该院的200张病床,建立了内科3个病区,放疗科2个病区及腹部外科1个病区。由肿瘤医院派高年资主治医师以上的医师常驻三环医院担任各病区主管医师,派2名会计参与财务管理,另外派1位科室的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担任该院的副院长。经过10年的协作,目前三环肿瘤医院的病床已超过500张,病床使用率也超过了95%,远远高于民营医院平均使用率57%的水平。

3 完全一体化型: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合作模式与股份制合作模式

完全一体化合作型指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逐步结合成为一个单一实体的合作模式,包括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合作模式与股份制合作模式。

3.1 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合作模式

医院托管是指医院产权所有者将医院的经营管理权交由具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并能够承担相应经营风险的机构,明晰医院所有者、经营者债权关系,实现医院效益最大化的一种运营方式。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成都金沙医院的合作便是典型的托管模式[4,5]。根据托管协议,在委托管理期间,金沙医院把所有资产和人员团队交给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管理运营,金沙医院的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跟着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学习和工作,这样可以迅速提高金沙医院人员的管理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金沙医院的公信力也得以大大增强,进而提升了金沙医院的整体竞争能力。

公立医院的托管,有利于民营医院进一步增加投资,扩大规模,增加医疗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的看病需求。但站在中国医改这个层面上,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其意义并不仅限于两家医院所获得的资源互补 。扩大优 质医疗资 源覆盖面,让百姓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扩大有效医疗供给,是中国医改的一个重要目 标 , 公立医院 托管民营 医院,这种新的改革发展模式将为扩大医疗供给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子。

3.2 股份制合作模式

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允许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医院建设,从而股份制医院大量出现,有些是某个地方规模数一数二的人民医院与大企业合作开发,参考股份制企业的运作机制,如浙江海宁医院[6]。

4 3种模式比较分析

4.1 3种合作模式相同点比较

3种合作模式的原因基本相同,即公立医院门诊量大,床位紧张,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而民营医院门诊量小,床位有富余,造成资源浪费[7]。3种模式合作的效果也基本一样,即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合作,使优势资源得以延伸利用,可实现优势互补,且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显著提高,让双赢变多赢,对解决“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等“三难”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4.2 3种合作模式不同点比较

4.2.1合作的程度不同。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输出管理与技术的合作是浅层次合作,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借床的合作是中等层次的合作,而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和民营医院或民营资本向公立医院参股等模式的合作是深层次的合作。

4.2.2合作的紧密程度不同。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输出管理与技术的合作是松散型合作,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借床的合作是半紧密型合作,而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和民营医院或民营资本向公立医院参股等模式的合作是紧密型合作。

4.2.3民营医院享有的自主经营权也不一样。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输出管理与技术的合作模式中民营医院享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借床的合作模式中,民营医院只有有限的自主经营权,即民营医院只对借床以外的部分享有自主经营权;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和民营医院或民营资本向公立医院参股等合作模式中民营医院基本没有自主经营权。

4.2.4合作模式适用的医院也不相同。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输出管理与技术的合作模式适用于有一定规模和基础的民营医院,通过合作,可以快速提升民营医院的竞争力;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借床的合作模式适用于有大量床位闲置的民营医院;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的合作模式适用于规模较小和基础较差的民营医院;民营医院或民营资本向公立医院参股合作模式适用于新建或改制的医院。

4.2.5 3种合作模式可利用的资源也不相同。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输出管理与技术的合作模式可利用的资源为无形资产;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借床的合作模式可利用的资源既有无形资产,也有部分有形资产;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和民营医院或民营资本向公立医院参股合作模式为完全一体化合作模式,可达到有形和无形资源完全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