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源性心律失常（共8篇）
药源性心律失常 篇1
药源性心律失常非常隐匿,但是普遍存在,危重症患者经常遇到药源性心律失常,加强鉴别这种副作用可改善这类患者的预后。本文就药源性心律失常的危险因素、引起药源性心律失常的可能药物及预防策略综述如下。
1 药源性心律失常的危险因素
药源性心律失常的危险因素可分为可纠正和不可纠正2种。不可纠正危险因素首要的是潜在心脏疾病。长期心力衰竭(心衰)引起的心脏扩张可导致异常的自律性,缺血心肌组织的无氧代谢会升高静息膜电位而导致异常冲动传导。正常传导系统发生解剖学改变,有离子通道多态性,或先天性长QT综合征(LQTS)的患者,同样具有较高的心律失常风险。有心律失常病史的患者使用某些药物时心律失常复发的风险也会增加。因此,识别发生药源性心律失常高危患者非常重要,这样就可采取措施使可以更改的危险因素最小化。
由于电解质在心脏组织去极化的产生和传播中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保证患者的电解质处于生理参数范围是很重要的。
对危重症患者的治疗常改变药代动力学,增加药源性心律失常的风险。经肾或肝的清除率降低会提高某些药物或其代谢产物的血浆浓度,这对治疗指数窄的药物特别重要。肾脏替代治疗过程中的药代动力学的研究存在许多未知领域,透析患者的药物可靠剂量仍不清楚[1,2,3,4,5,6,7,8,9,10,11,12,13]。
2 可能引起药源性心率失常的药物
2.1 使QT间期延长的药物
多种药物与QT间期延长及随后发生的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torsade de pointes,TdP)有关。药物导致LQTS的主要机制为特定的钾离子通道的阻滞,即延迟整流钾通道中的快速成分(IKr),从而最终使复极化延长[14];其他机制包括内向钠流增大或细胞表面功能性通道表达减少[15],诱发TdP的药物通常非均匀地延迟心室复极化,从而使多处返折形成。
药物诱发TdP的危险因素包括:低血钾、严重的低血镁、心动过缓、最近从房颤转变过来(特别是使用延长QT间期的药物)、心衰、地高辛、高药物浓度、快速输入使QT间期延长的药物、基线QT延长、女性、LQTS以及离子通道的多态性[16]。目前60种以上的药物可能与QT延长和TdP相关,包括:通常被认为有TdP风险的药物(表1);延长QT间期和/或在某些报道中与Td P有关但是缺乏确实证据的药物(表2);以及只在某些情况下(如先天性LQTS,药物过量,药物相互作用)有引起TdP和/或延长QT风险的药物(参见http://www.qtdrugs.org/)。值得注意的是Ia类抗心律失常药(特别是奎尼丁)和Ⅲ类抗心律失常药导致Td P是众所周知的,而Ib类和Ic类抗心律失常药则很少引起TdP。胺碘酮尽管能延长QT间期,但是在使用者中引起TdP的概率小于1%,而其他Ⅲ类抗心律失常药引起TdP的概率为2%～4%。
MOLOKHIA等[17]在评估药物所致LQTS的患病率时发现以1年为基础,每百万人口中有7.8～14.8人可以在发生药源性LQTS(定义为TdP,QT延长以及服用药物三者的组合)后幸存到达医院。然而,考虑到很多患者在院外发生停搏不能幸存到达医院,而且大部分药物副作用并没被报道,药源性LQTS真实的发病率很难确定。FREEMAN等[18]评估了危重症患者中使QT间期延长的药物时发现2.9%的患者在ICU住院期间约53.1%的时间里曾使用使QT间期延长的药物,使用1种以上延长QT间期药物的1 139例(18.6%)患者,与只使用1种延长QT间期药物的患者(n=4 986)相比较,前者死亡率增高,在ICU中停留时间绝对地延长。
TdP的紧急处理包括直流电心脏复律电击以及静脉使用镁剂,如果TdP经常复发,可通过步行或持续输入异丙肾上腺素来增加心率至105～120次/min。对于患者禁止使用进一步延长复极化所需时间的药物如普鲁卡因酰胺,TdP经过紧急处理后,需要停止使用延长QT间期的药物以及纠正潜在的电解质紊乱(低血钾、低血镁、低血钙)。对于难治的或高危的患者,可考虑放置永久性起搏器和/或植入式除颤器。
注:最后由QTdrugs.org咨询委员会于2008/3/25/更新
注:最后由QTdrugs.org咨询委员会于2009/4/15/更新
为了避免TdP的发生,需对接受可能延长QT间期药物治疗的患者密切监控。正常QT间期的上限通常为450 ms,但是其长度受心率与性别的影响,必须使用Bazett公式(QTc B=QT/√RR)或者Fridericia公式(QTc F=QT/3√RR)来校正心率对QT间期的影响,按照延长的QT间期而修改治疗的决定必须依照患者个体化原则。也有人提议不用绝对的QTc阈值,而是测定用药前后QTc的差值,如差值超过60 ms则修改治疗方案[19]。
2.2 抗心律失常药物
抗心律失常药亦可致心律失常,其实际发病率不清,因为很难确定接受抗心律失常药治疗时发生的心律失常是由于此药物诱发还是药物治疗失败,但是心律失常已在几个临床试验中被识别。
心律失常抑制试验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试验,它将1 498例患者随机分为恩卡胺、氟卡尼、莫雷西嗪(所有Ic类抗心律失常药)和安慰剂组来防止心肌梗死(心梗)后的突然死亡。这个试验由于因心律失常所致的死亡率提高(治疗组5.7%与安慰剂组2.2%,P=0004)以及非心律失常的心脏原因增加(治疗组2.2%与安慰剂组0.7%,P=0.01)而很早停止[20]。此外meta分析也显示使用Ia类药,特别是奎尼丁会增加患者的死亡率。
Ic类抗心律失常药阻断钠通道并实质上减慢心室内的传导,在心律失常抑制试验中,心梗后患者使用Ic类药物减慢了传导可能导致折返性环路延期,从而使发生折返性室速成为可能。因此,Ic类药绝不应该用于有基础冠心病的患者。Ia类药也使传导减慢,但比Ic类药程度小,它们也会使复极化延长,从而使Ia类药更易于导致由触发激动或EAD(如TdP)造成的心律失常。Ib类药物如利多卡因和慢心律,对异常或损坏的心肌细胞发挥其抗心律失常作用更有选择性,而且未发现与心律失常相关。
Ⅲ类药物,胺碘酮、索他洛尔致心律失常效应较弱。研究表明胺碘酮对心梗后患者死亡率的影响是中性或有益。Ⅲ类药阻断钾通道,导致复极化延长,这类药物有诱发TdP的潜能,可见于索他洛尔和多菲利特,但是极少见于胺碘酮。
2.3 强心药物
多巴酚丁胺和米力农都是通过提高细胞内c AMP水平而提高心肌收缩力,多巴酚丁胺是通过β肾上腺素能受体介导的腺苷酸环化酶激活来使c AMP生成增加,米力农是通过抑制磷酸二酯酶来防止c AMP在细胞内的酶促降解,c AMP使肌浆网释放的钙增加,通过钙对肌动蛋白-肌球蛋白结构的影响来增加心肌收缩力。细胞内钙的增加与这些药物诱发房性和室性心律失常的潜能相关[21]。
多巴酚丁胺的剂量大于5μg/(kg·min)时更易导致心律失常,而对氧气的运输量和血流动力学的效益甚微[22,23,24,25]。多巴酚丁胺能提高窦房结的自律性,缩短心室不应期,提高传导速度,这些都可能导致心律失常,多巴酚丁胺被报道导致暴露人群中0.9%发生室性心律失常、0.9%发生室上性心律失常[26]。
与多巴酚丁胺不同,米力农并不通过激活β肾上腺素能受体增加心肌收缩力,但是在OP-TIME-CHF试验中,951例急性加重的收缩性心力衰竭的患者被随机分为48 h输注米力农和安慰剂组。在米力农组有4.6%的患者有新发的房性心律失常,而安慰剂组发生率为1.5%[27]。在另一个关于心脏手术的研究中,手术过程中使用米力农与手术后房颤发生风险加倍有关[28]。在米力农的2、3期临床试验中,室上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被报道为3.8%,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为12.0%。在发生室性心律失常的患者中,室性异位激动占8.5%,非持续的室性心动过速为2.8%,持续的室性心动过速为1.0%,室颤则为0.2%。
2.4 地高辛
地高辛抑制Na-K ATP酶泵,使心肌细胞内钙浓度升高,从而减慢窦房结传导,导致心脏自律性增高,如果达到中毒水平则可诱发多种心律失常。地高辛中毒可以诱发任何类型的心律失常,但以室性早搏去极化为形式的异位搏动是相对常见的,任何程度的传导阻滞也可发生,有房颤史的患者有可能心电图上表现出的是持续的房颤伴有传导阻滞和房室结逸搏[29]。其他地高辛中毒特征性的心律失常包括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伴有传导阻滞,快速性交界性节律以及双向性室性心动过速。
地高辛中毒的危险因素包括药代动力学改变,特别是肾功能障碍和药物相互作用,以及电解质失衡,尤其是低血钾、低血镁和低血钙。抗地高辛片段/地高辛免疫抗原结合片断的发展使地高辛中毒的处理彻底改革,并且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接受地高辛免疫抗原结合片断治疗的患者,大约80%会对治疗完全反应,而另外有10%对治疗有部分反应[30]。
2.5 引起电解质失衡的药物
有几种电解质是心肌细胞电传导的启动与传播中的一部分。因此,改变这些电解质的血浓度的药物有间接导致心律失常的可能。表3列出了可能导致选择性电解质失衡的药物。
2.6 麻醉剂
已经知道吸入性麻醉药(如氟烷、恩氟烷、异氟烷、七氟烷和氯仿)可以使心肌对儿茶酚胺变得敏感。吸入性麻醉剂和α或β受体激动剂被认为可分别导致细胞内钙处理异常和钠通道传导抑制,然而这两类药物的抑制效应具有可加性[31]。在动物模型中,七氟烷、氟烷和异氟烷被证实能阻断IKs流(但对IKr抑制不明显),并可能减少复极储备[11]。有报道指出健康人中使用恩氟烷、异氟烷、氟烷和七氟烷可致心室复极化延长,QTc间期延长(30～70 ms)。对于手术中心律失常的发病率,全身麻醉的多中心研究发现,接受全身麻醉的17 201例患者中有70.2%的患者发生了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或心律不齐,术中出现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并需要干预的发生率是1.6%[32]。
2.7 支气管扩张药
由于β2肾上腺能受体激动剂的β激动特性,人们推理吸入性支气管扩张药可能使患者发生快速性心律失常的危险增加。在一份荟萃分析中,单剂量的β2受体激动剂使心率平均增加约9次/min,在持续时间更长的试验中,分析的结论是β2受体激动剂的使用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有关,但是并没有个别的试验能检测到风险的增加[31]。然而,6 112例患者随机分为沙美特罗、氟地松以及两种药合用或安慰剂组,但是也没能显示出它们在心血管死亡率、心血管相关的副作用或总体死亡率中有任何差别[32]。鉴于β2受体激动支气管扩张药似乎能增加基础心率,在有潜在的快速性心律失常的患者,此药物则有可能加重这种节律。
2.8 几种导致缓慢性心律失常的药物
有几种用于危重症患者的药物能导致缓慢性心律失常。β受体阻断剂和钙通道阻断剂常被用来减慢心率,胺碘酮也具有β受体和钙通道阻断的性能。可乐定是有时被忽略的导致心动过缓的药物,有报道指出可乐定与心动过缓有关[33]。右美托咪定是一种新型的结构与可乐定类似的镇静剂,临床试验中5%以上患者发生心动过缓。因此对于高度心脏传导阻滞的患者尽量避免使用。处理时应首先停用该药物,可使用β肾上腺能激动剂,比如多巴酚丁胺、多巴胺或异丙肾上腺素。胰高血糖素已用于一些β受体阻滞剂使用过量的患者,高胰岛素血症/正常血糖疗法已在钙通道阻断剂过量的动物模型中证实能改善血流动力学,提高生存率。对于无效患者,应考虑起搏治疗。
3 药源性心律失常预防策略
预防药源性心律失常最重要的是临床医生认识到易感的危险因素,患者和/或药物的适当选择以及患者处于心律失常风险时的充分监测。应密切监测QTc延长风险的患者电解质、心电图,如果需要应及时纠正。对于使用可致心律失常药物的患者常常需要评估肾功能与肝功能,如果需要应调整合适的药物剂量。
4 总结
本文描述了药源性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和危险因素,并突出了通常使用的被报道会导致心律失常的药物。临床医生要意识到发生药源性心律失常的危险因素,至少应该做到每天审查每一例患者的用药情况,在肝肾功能损坏以及药物间药代动力学或药效动力学出现相互作用时作出相应的调整。理想的情况是实施由药剂师监测的2级自动警报。尽管药源性心律失常发生得较隐匿,加强鉴别和筛查这种副作用可能改善这类患者的预防、治疗、安全以及结局。
警惕药源性矛盾 篇2
抗心绞痛药物诱发心绞痛冠心病是当今最常见的内科疾病，心绞痛则为其首发症状。β受体阻滞剂、钙拮抗剂和硝酸酯类是常用的治疗药物，近年因应用不当诱发心绞痛的报道日渐增多。如长期使用普奈洛尔可使β受体的反馈性增加，突然停药时可骤增交感神经的张力，对β受体的刺激出现超敏反应，由此诱发、加重心绞痛。心痛定可反射性增强交感神经兴奋，加快窦性心律而增加心肌耗氧量，诱发心绞痛；卡托普利可使冠脉血流减少10％左右，因而加重原有的心肌缺血；硝酸甘油作为冠心病最经典的治疗药物，用量过大时可导致冠脉盗血现象，使缺血区心肌供血进一步减少，形成继发心绞痛。
降血压药物致血压升高苯妥拉明本身有舒张血管作用，同时对心脏有拟交感活性，低剂量时能兴奋血管α2受体，使血压升高；大剂量应用美托乐尔可相对提高α肾上腺素受体活性，使血压反常性升高，每日用量以不超过150毫克为宜。
抗溃疡药物诱发或加重溃疡病较为常见的药物为西米替丁。国内已有3例典型报道：其一为某胃溃疡患者，服药4周后致胃内新溃疡灶形成；另两位患者还引起了原溃疡病灶的穿孔。究其形成原因，可能系西米替丁抑制胃酸分泌后胃内pH升高，继发了其他细菌感染所致。
利尿剂导致水肿氢氯噻嗪应用后可因血钠降低而刺激醛固酮分泌，引起保钠多于排钠，水肿因之加重。速尿亦有此弊。
抗心律失常药物致心律失常近年发现，所有的抗心律失常药物均有可能使原有病情加重或诱发新的、更重的心律失常。其致病机制较为复杂，发生率可达10％以上，有时甚至可导致死亡。最常见的有胺碘酮、普罗帕酮、洋地黄类、维拉帕米、β受体阻滞剂等，多发生在用量过大、疗程过长或不合理联合应用时。如胺碘酮联合奎尼丁时可引发室性心动过速，与普罗帕酮合用能从血浆蛋白中置换出地高辛，诱发严重的心律失常。
平喘药物的潜在致喘性 少数人吸入异丙肾上腺素气雾剂治疗哮喘时可致病情反常性加重；氨茶碱用量过大时，除能引起消化道症状外，亦可使哮喘加重。肾上腺糖皮质激素亦然。
抗过敏药物的致过敏反应苯海拉明、扑尔敏在用于荨麻疹、血清病等过敏疾病时，可使某些人产生过敏反应，轻者与上述症状相似，偶可呈过敏性休克，重者甚至有生命危险。肾上腺糖皮质激素亦有上述弊病。
解热镇痛药物引起药物热阿司匹林、保泰松、安乃近、消炎痛等常用的解热镇痛药物可引起发热、疼痛，临床宜加注意。
镇静药品的反常兴奋反应氯丙嗪、地西泮用于治疗精神病时，可致严重的激惹发作，尤其使偏执观念和攻击倾向加剧；鲁米那用于失眠时偶可导致兴奋不安、哭闹无常等反常症状。
浅谈药源性咳嗽 篇3
1药源性咳嗽的发病机制
引起药源性咳嗽的可能机制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药物在肺组织的高浓度摄取和活性代谢产物在肺部聚积导致的肺局部毒性反应;②药物在肺部的急、慢性过敏反应;③药物引起炎性介质在肺部蓄积导致的咳嗽。毒性反应和过敏反应常同时存在于一种药物的发病机制中, 引起肺炎、肺间质病变、肺水肿等肺损害。
1.1 药物的毒性反应
即药物或其代谢产物在血管内皮和肺泡上皮沉着, 引起弥漫性损害;或与致敏淋巴细胞反应, 引起各种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释放, 产生肺组织损害。肺泡受损伤的同时, 细胞外基质反复破坏、修复、重建和沉积, 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增殖, 导致肺组织结构的改变。临床早期表现为间质性肺炎的特点, 晚期常发生肺间质纤维化。这种类型的肺损害常与患者长期使用该药物有关, 如呋喃妥因、博来霉素等。
1.2 药物的过敏反应
这多与患者的过敏体质有关, 主要为III型和IV型变态反应。即药物或其代谢产物与作为载体的蛋白结合, 形成半抗原-载体复合物, 激活肺泡巨噬细胞, 急性期表现为肉芽肿性间质肺炎, 累及细支气管, 慢性期表现为弥漫性肺间质纤维化, 可发展为肺气肿和蜂窝肺。病变部位主要为嗜酸粒细胞浸润。这种类型的肺损害个体差异大, 常与药理作用、药物用量及用药时间无关, 可发生于用药后数小时, 大多发生在7～10 d。这类药物包括青霉素类、红霉素类、呋喃妥因等抗菌药及甲氨蝶呤、氯丙嗪等药。
1.3 药物引起的炎性介质在肺部蓄积
如ACEI可促使激肽类蓄积而引起咳嗽。
2引起咳嗽的主要药物
引起咳嗽的药物较多, 主要有以下13类:①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②抗心律失常药, 如胺碘酮、普鲁卡因酰胺、丙吡胺等;③降压利尿剂, 如氢氯噻嗪、美加明等;④β受体阻滞剂, 如普萘洛尔;⑤抗菌药, 如呋喃妥因、磺胺类、青霉素、红霉素、对氨基水杨酸、四环素类、喹诺酮类、利福平、异烟肼、吡喹酮等;⑥抗肿瘤药及免疫抑制剂, 如细胞毒药 (博来霉素、丝裂霉素等) 、烷化剂 (白消安、环磷酰胺、卡氮芥等) 、长春花碱、抗代谢类药 (甲氨碟呤、阿糖胞苷、硫唑嘌呤) ;⑦抗凝血药, 如肝素、华法林等;⑧麻醉药, 如利多卡因、芬太尼等;⑨金制剂;⑩抗癫痫药, 如卡马西平; (11) 抗过敏药, 如色甘酸钠; (12) 抗精神失常药, 如氯丙嗪、氟哌啶醇、阿米替林等; (13) 中药制剂, 如万年青、乌龙散等。
3 ACEI引起的咳嗽
ACEI目前有20余种, 广泛用于临床。在抗高血压药物的使用中, ACEI约占30%。ACEI诱发咳嗽的概率为1%～52%, 一般报道在40%左右, 占慢性咳嗽病因的1%～3%, 停药后可缓解。服用不同类型的ACEI发生咳嗽的概率也不相同。
目前, 在国内常用的ACEI有卡托普利、依那普利、贝那普利、福辛普利、赖诺普利、喹那普利、西拉普利、培保普利、咪达普利、雷米普利等。
3.1 临床表现
ACEI所致咳嗽的主要临床表现为阵发性干咳, 或伴有少许白痰的咳嗽, 最早可出现在服药后1 d, 但多出现在服药后1周左右, 伴有咽部发干, 或胸骨上切迹后的痒感, 多在夜间或平卧位时加重, 影响睡眠, 部分患者接触下颈的侧面或前面时咳嗽加重。气哽和呕吐是咳嗽时最多发的伴随症状, 此外, 由于剧烈咳嗽, 还会出现尿失禁。咳嗽的发生较隐袭, 大部分患者回忆咳嗽发生在服药之后, 也有少部分患者的咳嗽是发生在一次上呼吸道感染后, 其他症状消失了而咳嗽持续存在。女性和不吸烟者服用ACEI后更容易引起咳嗽。临床检查、X线胸片和肺功能检查时多无异常发现。
Reisin将ACEI引起持续咳嗽超过2个月的, 分为5种类型:①停药后咳嗽消失者;②未停药而咳嗽持续存在;③未停药, 也未进行咳嗽治疗, 咳嗽在3～8个月后自然缓解;④咳嗽为间断发作;⑤继续用药, 咳嗽明显减轻, 但未消失。
3.2 治疗措施
ACEI引起的咳嗽在停药后咳嗽可逐渐减轻, 一般4周内可恢复正常, 不需要药物治疗。如果咳嗽症状较严重, 口服吲哚美辛、舒林酸、吡考他胺、硫酸亚铁、氨茶碱或吸入糖皮质激素、色苷酸钠都可以明显减轻症状。在不停ACEI的情况下加用异丙嗪12.5～25 mg/d也可缓解咳嗽。
4胺碘酮引起的咳嗽
胺碘酮用于抗心律失常已有30余年, 近10余年来在抗心律失常治疗中的地位逐渐确立, 约占抗心律失常药物处方的1/3, 胺碘酮引起肺毒性的发生率为5～10%, 随着患者年龄增大、用药量增大或疗程延长, 肺毒性的发生率增高。
4.1 临床表现
胺碘酮所致的肺毒性多为肺间质病变, 典型的变化为肺泡炎和肺间质纤维化, 也有少数表现为细支气管炎。最早期的表现是剧烈的干咳, 随着病情进展可出现发热、乏力、体重下降、胸痛、呼吸困难、呼吸衰竭甚至死亡。大多数患者在病变部位可闻及高调爆裂音, 偶有胸膜摩擦音。X线胸片早期表现为局部或弥漫性的浸润, 以后逐渐出现肺纹理增重甚至网格样改变。胸部CT有助于发现胺碘酮肺毒性的早期肺间质增厚。肺功能显示一氧化碳弥散功能下降, 血气分析可以出现低氧血症。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怀疑为胺碘酮的肺毒性:①有长期服用胺碘酮病史, 剂量大;②出现干咳、呼吸困难;③X线胸片出现新的肺浸润而不能用其他原因解释;④停药后症状减轻, X线胸片表现好转。
4.2 治疗措施
发现胺碘酮引起的肺毒性后, 轻度者可以减少剂量, 并监控肺部情况, 重度者须立即停药。症状明显者, 或需要持续使用胺碘酮的患者, 可以联合日服糖皮质激素来缓解不良反应。症状轻微者不需要激素治疗。目前临床主张使用小剂量维持, 以降低肺毒性的发生率。
5其他药物引发的咳嗽
对氨基水杨酸也可以引起咳嗽。其肺部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过敏性肺炎, 多发生在用药后3周后, 刺激性咳嗽明显, 可伴有发热、流涕、流泪、喘息, 血嗜酸粒细胞增多、淋巴结肿大, X线胸片表现为肺泡炎和胸腔积液。停药后症状可缓解, 根据以上特点可以与肺结合引起的咳嗽区别。可予口服糖皮质激素改善症状。
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红霉素类、四环素类、磺胺类药物等抗菌药物也可以引起肺损伤, 发生的机制多与过敏有关, 表现为咳嗽、发热、气短、胸痛、胸腔积液、胸膜肥厚和肺间质纤维化、外周血嗜酸粒细胞增多等, 严重者可引起过敏性肺损伤或红斑狼疮样肺炎。停药后症状多可缓解, 也可以肌内注射抗过敏药物或静脉使用糖皮质激素改善症状。
摘要：了解引起咳嗽的原因包括原发于上下呼吸道的疾病, 如常见的感冒、咽喉炎、鼻窦炎、鼻后滴漏综合征、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等等, 其他系统疾病如心力衰竭、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等也可以引起咳嗽, 此外可能发生的原因还包括了药物引起的药源性咳嗽。
299例药源性血糖异常分析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通过检索中国医院数字图书馆CHKI期刊和维普资讯知识库, 并查阅原文献, 对1998～2008年收载的中英文医药卫生期刊, 以“血糖”、“糖尿病”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从中筛选药源性血糖异常的文献176篇, 共计299例。通过查找原文, 自行建立数据库, 对血糖异常的文献进行整理、分析。
1.2 文献情况
176篇文献来自131种国内外中英文医刊, 其中报道文献前3位分别为《药物不良反应杂志》18例, 占6.02%;《辽宁实用糖尿病杂志》11例, 占3.68%;《浙江临床医学》8例, 占2.68%。
2 结果
2.1 年龄与性别、血糖异常分布
299例药物引起的血糖异的患者, 年龄跨度较大, 年龄最小的只有8个月[1], 最大的为91岁[2]。男性年龄其中从8个月到91岁, 女性年龄从4岁到90岁, 其中性别不明者2例, 出现血糖异常的患者年龄集中分布在50～80岁之间;男女比例为1.2:1, 见表1。
2.2 给药方式
在52例药物引起血糖异常的病例中, 口服给药186例, 占总例数的62.21%;静脉滴注97例, 占总例数的32.44%;未注明用药途径的3例, 详见表2。
2.3 用药品种及分布
299例引起血糖异常的药物共13大类[3], 涉及药物69种, 详见表3;前3类的药物分别是:激素及其相关药物118例 (39.46%) 、抗微生物药物71例 (23.74%) 、抗肿瘤药物30例 (10.03%) ;而位居前3位的药品分别是:格列本脲52例 (17.39%) 、加替沙星49例 (16.39%) 、左旋门冬酰胺酶26例 (8.70%) 。而其中引起血糖升高的药物共有31种91例, 见表4, 使血糖降低的药物则有46种208例, 见表5。
2.4 血糖异常与以往糖尿病史的情况
在299例患者中, 有糖尿病史的134例, 没有糖尿病史的154例, 资料中未注明有或无糖尿病史的11例。原患有糖尿病史的134例患者中, 有125 (93.28%) 例致血糖降低, 只有9例致血糖升高。而70岁以上的103例老年患者中, 有63例 (61.16%) 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或多脏器功能衰竭。
2.5 药源性血糖异常致死病例
在299例药源性血糖异常的病例中, 死亡10例, 占3.34% (包括药源性血糖异常或并发症所致死的) 。涉及药物8种, 其中由降糖药导致死亡的6例 (占60.00%) , 非降糖药物致死的4例 (占40.00%) ;血糖升高致死4例、血糖降低致死6例, 详见表6。
3 讨论
3.1 年龄、性别与血糖异常的关系
由表1可知, 药物引起血糖异常的情况与年龄无关, 任何年龄均有可能发生。贾春燕等[1]报道的一位仅8个月的幼儿因使用红霉素致低血糖昏迷, 虽然该类情况较为罕见, 但应该引起注意。另外, 50～92岁年龄段的人发生血糖异常的几率较高, 共210例, 占70.23%, 而男性又比女性稍多, 与文献报道[4]相似。
3.2 给药途径与血糖异常的关系
从表2获悉, 口服给药是引起血糖异常的主要途径, 共有186例, 占62.21%, 而静脉滴注亦有97例, 占32.44%;而在致死的病例中, 口服给药就占了6例, 由此可见, 指导患者掌握正确的服药方法和剂量以及对服用降糖药物的患者进行血糖监测是很有必要的。对于注射给药的患者, 在用药时, 应加强巡视, 一旦出现血糖异常等情况, 及时采取措施并做相应的处理。另外, 尹梦欣[5]报道的静脉滴注复方氯化钠注射液致低血糖反应2例, 虽然较为少见, 但应引起注意。
3.3 药物种类与血糖异常的关系
299例引起血糖异常的药物中, 以激素及其相关药物居首位, 共118例, 占39.46%;抗微生物药物次之, 共71例, 占23.74%。而位居前3位的药品分别是:格列本脲52例 (17.39%) 、加替沙星49例 (16.39%) 、左旋门冬酰胺酶26例 (8.70%) 。299例中共有5类7种89例药物引起血糖异常 (包括血糖升高和降低) , 其中加替沙星就占了49例 (升高26例, 降低23例) 。近年来, 随着加替沙星在临床使用的增多, 有关其引起血糖异常的报道也日益增加, 加替沙星引起血糖异常的机制尚不清楚, 推测其原因可能是加替沙星使胰岛细胞中的三磷酸腺苷敏感的钾离子通道受阻, 导致胰岛素分泌紊乱而出现胰岛素异常的升高或降低 。国外报道加替沙星可引起严重高血糖[6,7,8,9];加替沙星引起糖代谢紊乱发生率较其他喹诺酮类药物高[10]。而加替沙星引起血糖改变, 对于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患者并没有显著差别。但老年人和急性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应慎用, 糖尿病患者应避免使用[7,11,12]。美国FDA、日本厚生省、加拿大药政局及SFDA先后对加替沙星发出警戒, 警惕加替沙星引起的血糖异常, 并要求生产厂家修改产品的说明书等措施, 以此来提高对加替沙星的警戒, 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而由降糖药引起血糖异常的就有113例, 并且全部致血糖降低, 详见表5, 而通过口服方式给药的就有98例。降糖药不仅能降低升高的血糖, 也能降低正常人的血糖, 引起低血糖反应。因此, 对于糖尿病患者, 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者, 在使用降糖药物时, 应从小剂量开始, 且根据病情及时调整药物的种类和剂量, 并严密监测血糖, 防止和及时处理低血糖的发生, 避免严重甚至致命的并发症出现。
药物引起血糖异常与患者的年龄、病情、病史、药物的种类及剂量等多种因素有关。临床在选用药物时, 除了要考虑患者的病情等因素外, 还应根据药物的药效学和药动学特点, 尽可能采取个体化给药方案, 而对于老年患者, 尤其是伴有糖尿病或肾功能不全等严重疾病的患者, 应密切观察用药后的反应, 必要时应进行血糖监测, 以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确保其用药的安全、有效。
摘要：目的探讨药源性血糖异常的特点和规律, 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方法检索1998～2008年中国医院数字图书馆CNKI期刊知识库收载的中英文医药卫生期刊, 对其报道的药源性血糖异常个案进行统计与分析。结果引起血糖异常的药物种类前3位是:激素及其相关药物118例 (39.46%) 、抗微生物药物71例 (23.74%) 、抗肿瘤药物30例 (10.03%) ;而位居前3位的药品分别是:格列本脲52例 (17.39%) 、加替沙星49例 (16.39%) 左旋门冬酰胺酶26例 (8.70%) 。激素及其相关用药118例, (39.46%) 、抗微生物药物71例 (23.74%) 、抗肿瘤药30例 (10.03) ;位居前3位的药品分别是格列本脲52例 (17.39%) 、加替沙星49例 (16.39%) 、左旋门冬酰胺酶26例 (8.70%) 。结论应严格用药指征, 重视药物引起血糖异常的现象, 加强对患者血糖监测, 以减少药源性血糖异常的发生, 确保用药安全。
药源性骨质疏松与防治 篇5
1糖皮质激素类药物
糖皮质激素应用广泛, 剂量大, 是目前最常见引起药源性骨质疏松症的因素。糖皮质激素可促进蛋白质分解, 增加钙磷排泄, 减少蛋白质粘多糖的合成, 使骨基质形成障碍, 糖皮质激素还可抑制成骨细胞的活性, 具有抗维生素D活性作用;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便易出现骨质疏松, 骨小梁和成骨细胞减少, 这类药源性骨质疏松症常表现为急性或慢性腰痛或背痛, 轻微损伤可发生骨折[1]。防治措施:
1.1 一般措施
对需要长期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的人群, 鼓励戒烟, 每天运动, 限制饮酒和咖啡, 维持正常体重。
1.2 钙和维生素D
肠道钙吸收减少和肾脏钙排泄增加为糖皮质激素引起骨质疏松症的机制之一。据报道, 每日服用维生素D500U和碳酸钙1 g能避免腰椎棘突和股骨颈转子的骨丢失。研究表明, 每日应用骨化三醇0.5 mg和钙1 g可避免骨丢失。因此, 维持机体钙含量与钙平衡对预防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具有重要意义。
1.3 代替治疗
雌激素可以促进降钙素分泌, 抑制骨吸收, 促进肠钙吸收, 雌激素是预防和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的首选药物, 对降低骨折发生率具有肯定效果。
1.4 二磷酸盐
二磷酸盐摄入血液后的50%左右浓集于骨骼, 选择性地抑制破骨细胞, 二磷酸盐具有抑制破骨细胞活性, 抑制骨吸收和降低骨转换作用。阿伦酸盐5～10 mg/d, 疗程三年。
1.5 降钙素
一般认为, 降钙素可作为二线药物, 用于不能耐受二磷酸盐类或激素替代治疗的患者, 并且不推荐在糖皮质激素应用之初应用。
1.6 其他药物
氟化物, 雷洛昔芬, 依普拉封, 匹伐他汀;其中匹伐他汀可能成为治疗骨质疏松的新药物。总之, 合理应用糖皮质激素, 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和用药可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
2抗癫痫类药物
抗癫痫药物需要长期服用, 而长期服用可致低钙血症, 高碱性磷酸酶血症, 骨矿含量降低, 一般统称为抗癫痫药性骨病。导致骨质疏松最明显的是苯妥英钠, 其次为卡马西平, 而丙戊酸钠则影响少。主要防治措施:
2.1 多做户外运动, 适当光照, 注意营养。
2.2 在癫痫的治疗方面须尽可能采用单药治疗, 以减少包括骨密度下降在内的各种副作用的发生。
2.3 用药期间, 配合适量维生素D3和骨化三醇加钙制剂, 能起到良好防止骨质疏松发生的效果[2]。
3甲状腺素类药物
3.1 过量的甲状腺激素会影响正常骨代谢, 导致骨量丢失。
3.2 甲状腺素可直接作用于骨细胞, 使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活性均上升, 引起骨吸收和骨转化, 其中, 破骨细胞活性增加占主导作用。采取措施:
3.2.1 采用小剂量甲状腺素治疗, 以保持TSH浓度在正常范围内;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时, 通常采用左旋甲状腺激素将促甲状腺激素 (TSH) 水平维持在0.5～5.0 μg/ml, 从而减少骨质疏松的危险性。
3.2.2 绝经期后雌激素替代治疗可以提高骨密度。
3.2.3 维生素D加钙剂。
4肝素类药物
肝素是目前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抗凝药物, 常用于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血栓形成。肝素引起的骨质疏松主要与剂量大, 长期使用有关。
4.1 肝素降低成骨细胞对脂蛋白K1的摄取, 进而影响了对维生素K的摄入, 由此减少了全羧化基质组分的合成。
4.2 肝素可抑制股骨胶原的合成。
4.3 停药后, 肝素仍可在骨内滞留, 所以肝素诱导的骨质疏松恢复较慢。防治措施:
4.3.1 可用雌激素 (他莫昔芬) 、孕激素 (炔诺酮) 或两者合用来预防。
4.3.2 新研制的咪唑喹啉酮类效果较好。
4.3.3 亚硒酸钠、维生素C和维生素E同肝素配伍使用可抑制肝素诱导的骨质重构。
综上所述:易引起药源性骨质疏松的药物主要为糖皮质激素、抗癫痫药、甲状腺激素及肝素等;其他如肿瘤化疗, 长期应用结合磷的抗酸药, 抗促性腺激素治疗及异烟肼等均有诱发骨质疏松的可能, 都应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
摘要：目的 分析长期应用药物引起体内矿物质代谢紊乱, 导致的药源性骨质疏松并提出防治措施。方法 通过对临床上广泛使用的药物:糖皮质激素、抗癫痫药 (ADES) 、甲状腺激素、肝素所引起的骨质疏松病症进行分析, 从而提出防治措施。结果 临床广泛使用的药物糖皮质激素、抗癫痫药、甲状腺激素及肝素, 易引起药源性骨质疏松。结论 为临床用药而导致的骨质疏松提供有效的防治措施。
关键词：药源性,骨质疏松,防治
参考文献
[1]钱之玉.药物不良反应及其对策.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190-196.
药源性哮喘216例文献分析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数据库, 收集到1998-2008年国内医药学术期刊报道的药物致哮喘的不良反应个案报道文献, 通过查找原文, 剔出资料不全的报道, 符合要求的文献有173篇, 合计患者216例。
1.2 方法
对药物种类、诱发哮喘的频次、给药途径、患者人口学资料等有关内容进行统计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龄与性别
出现药源性哮喘的患者中, 男138例 (63.89%) , 女78例 (36.12%) , 年龄2.5～78岁。见表1。可见, 药源性哮喘的发生率男性多于女性, 年龄主要集中于40岁以上 (68.02%) , 可能与呼吸系统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有一定关系。
2.2 原患疾病
有哮喘病史者47例 (21.76%) , 有药物过敏史者12例 (5.56%) , 有其他过敏史者5例 (2.31%) 。216例药源性支气管哮喘中, 原患疾病最多的是支气管哮喘、上呼吸道感染、肺部感染、肺源性心脏病、急性扁桃体炎、一氧化碳中毒、肺脓肿、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等呼吸道疾病71例, 其次是脑梗死、急性心肌梗死、脑梗死、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高脂血症、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49例, 急性胃炎、胃肠炎、菌痢、上消化道出血等胃肠道疾病17例, 泌尿系感染、输尿管结石、肾炎等泌尿系统疾病10例,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早孕、子痫、剖宫产术等生殖系统疾病13例, 颈椎病、骨折、关节炎、软组织扭伤、脊髓损伤等骨骼系统疾病16例, 过敏性紫癜2例, 神经性头痛3例, 牙周脓肿及牙痛3例, 老年性白内障2例, 血栓栓塞性脉管炎1例, 糖尿病4例, 犬咬伤1例, 药物过敏2例, 重度贫血1例, 慢性盆腔炎1例, 低分化腺癌、直肠癌术后、结肠癌术后化疗、原发性肝癌、肺癌、肺鳞腺癌术后等11例, 右肺浸润性结核1例, 精神分裂症1例, 原患疾病不详7例。
2.3 药源性哮喘发生的时间
药源性哮喘发生最快的不足1min, 如静脉滴注多抗甲素、肌注卡介菌多糖核酸;最慢的出现于用药后6d。在用药后10min内出现哮喘症状的有67例占31.02%, 11～30min内出现哮喘症状的有58例占26.85%, 30min以后出现的有51例占23.61%, 发生于第2次用药的有22例占10.19%, 用药5d后出现症状有8例占3.70%, 其余10例出现症状时间不明。所有病例经停药、吸氧、抗过敏和对症治疗后, 大多患者在30min左右逐渐缓解。
2.4 药源性哮喘涉及的药物及分布
216例报道中涉及致哮喘药物98种, 其中西药79种 (80.61%) , 服用西药者179例 (82.87%) ;中药制剂19种 (19.39%) , 服用中药者37例 (17.13%) 。西药中抗微生物药引起的哮喘者64例 (29.63%) , 其次为心血管疾病用药 (11.11%) 和非甾体抗炎药 (9.26%) 。详见表2。
2.5 引起药源性哮喘的给药途径
调查病例中, 静脉注射给药157例 (72.69%) , 口服给药29例 (13.43%) , 肌内注射给药6例 (2.78%) , 静脉推注4例 (1.85%) , 外用1例 (0.46%) , 其他途径19例 (8.80%) 。
2.6 药源性哮喘的临床症状及预后
药物引起哮喘的症状及严重程度与该药物的种类有关。多表现为5～30min内出现咽部瘙痒、咳嗽、胸闷、气促、端坐呼吸、喘息持续状态、口唇发绀等, 伴呼吸加快、心率加快、双肺布满哮鸣音等, 且再次给药后哮喘发作时间提前。有哮喘史者, 发作较先前严重, 甚至出现哮喘持续状态, 个别出现意识丧失、小便失禁、大汗淋漓、手足厥冷, 呈濒死状态。216例药源性哮喘患者中, 139例均经立即停药、对症处理或经相应的治疗而恢复, 67例有不同程度的好转, 10例经停药治疗无好转。
3 讨 论
3.1 药源性哮喘与性别、年龄、原患疾病的关系
发生药源性哮喘的患者, 男性 (138例) 多于女性 (78例) , 且年龄主要集中于中老年阶段 (40岁以上占68.06%) 。中老年人生理功能和适应能力逐渐衰退, 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功能降低, 极易发生药品不良反应。原患疾病最多的是支气管哮喘、上呼吸道感染、肺部感染等呼吸道疾病, 可能因为导致哮喘的药物主要是抗菌药物, 而呼吸道感染使用抗菌药物的几率较大, 其次是心血管疾病, 这可能与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有一定关系。
注:括号内数字示例数
3.2 药源性哮喘与药物的关系
由表2可知, 引起药源性哮喘最多的为抗菌药物 (23.15%) , 其中青霉素类的比例最高 (8.33%) , 这与其过敏反应有关[2];此外由于头孢菌素和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在临床广泛使用, 其比例亦较高。解热镇痛药能抑制前列腺素合成, 使那些更多依赖于前列腺素的患者容易发生支气管收缩而导致哮喘。对有哮喘史和高敏体质的患者慎重使用抗生素, 一旦症状控制应及时停药, 要尽量避免多种药物同瓶滴注, 避免使用前列腺素合成抑制剂。中药引起哮喘占17.13%, 由于中药注射剂以过敏发生率较高, 故询问患者的过敏史极为重要, 对过敏性体质及老年体弱、严重心肺疾病的患者应尽量避免使用中药注射剂[3]。β受体阻滞剂和非甾体抗炎药 (NSNIDS) 引发药源性哮喘的比例较高, 这一类药物用于哮喘时要非常慎重[4]。药源性哮喘的发生与药物的给药途径、剂量、剂型、给药次数、联合用药无直接的相关性。口服、静脉给药时药源性哮喘发生率较其他给药途径大, 是与临床常用或多用这2种给药方法有关。大部分药源性肺损害症状比较轻, 时间比较短, 容易被忽视, 但可引起不必要的严重后果, 需要临床重视。
3.3 药源性哮喘的防治措施[5]
对于药物所致的哮喘, 应立即停药, 保持呼吸道通畅, 及时吸氧、吸痰, 根据病情选用抗组胺和 (或) 支气管扩张药, 静脉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 同时进行平喘、抗过敏、抗炎及其他对症治疗, 一般初发的哮喘可逐渐缓解;哮喘发作较重或呈持续状态时, 以卧姿合适且不宜过多搬动, 避免加重缺氧窒息, 谨防以外发生;对于哮喘持续不能缓解甚至出现二氧化碳潴留、意识障碍者, 应当给予机械通气治疗。
对于药源性哮喘患者, 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接触可引起哮喘发作的药物或化学物质, 合理使用抗喘药物。有哮喘病史者避免使用前列腺素合成酶抑制剂如非甾体抗炎药, 慎用青霉素类抗生素及H2受体抑制药, 避免多药混合输注, 症状控制后立即停药。β受体兴奋药不可超量使用, 严格控制日次数和单次剂量, 防止发生不良反应。
3.4 熟悉药物的不良反应
在上述导致药源性哮喘的药物中, 部分在教科书中尚无记载, 甚至在药品说明书亦未提及, 但在临床治疗用药中却发生了不良反应, 应引起警惕与重视, 这对指导医疗、教学、科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临床医师对所用的每种药物都应做到心中有数, 注意密切观察药物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以确保用药安全、有效, 不断提高临床用药水平, 把药物的不良反应降低到最低限度。
参考文献
[1]杨瑞红, 何权瀛.药源性哮喘[J].药物不良反应杂志, 2006, 8 (1) :45-49.
[2]钱之玉.药物不良反应及其对策[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100.
[3]武斌庭, 张晓枫.中药制剂输液反应三则[J].中国中医急症, 2006, 15 (8) :922.
[4]李卫.浅谈药源性哮喘的致病药物及防治[J].中华临床内科杂志, 2004, 12 (3) :811-813.
耳毒性药物及药源性耳聋的预防 篇7
1 致药源性耳聋的药物
1.1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Am An)
本类药物都有不同程度耳毒性, 有些主要侵犯耳蜗螺旋器, 如新霉素、双氢链霉素、巴龙霉素、丁胺卡那霉素;有些主要累及前庭, 如链霉素、庆大霉素、妥布霉素。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造成耳毒性的发生率各异, 卡那霉素约10%, 庆大霉素和丁胺卡那霉素约1%~2%[1]。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造成的耳损害是不可逆的, 耳聋每呈持久性, 特别是对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婴幼儿使用应特别注意。
1.2 其它抗生素
耳毒性其它抗生素有红霉素、万古霉素、四环素、氯霉素、新生霉素等, 二甲胺四环素耳毒性发生率相当高, 表现为前庭损害致严重眩晕, 目前已很少应用。使用红霉素后可能会发生一过性耳聋, 停药或减量后约1~2周可恢复。这些药物的耳毒性和血药浓度有关, 剂量过大或用药时间过长都会造成听力损害。抗生素或消毒药做滴耳剂外用也会产生耳毒性。
1.3 袢利尿剂
袢利尿药主要有利尿酸、速尿、丁尿氨、苯比磺苯酸、氯唑噻磺胺和哌噻乙酸等。呋喃苯胺酸 (速尿) 、利尿酸等所致耳聋多为一过性, 少数呈持久性。袢利尿剂耳聋发生速度可极快, 特别是静脉快速推注时即刻出现;前庭损害相对少见, 可有眩晕及眼球震颤。袢利尿剂急性给药主要损害耳蜗血管纹, 致细胞肿胀, ATP酶活性降低及内淋巴离子浓度改变, 抑制动作电位, 此可在短期恢复, 大剂量时可致毛细胞变性, 产生迟发性耳蜗损害和持久性耳聋。
1.4 水杨酸类衍生物
水杨酸类药最常用的是阿司匹林, 以水杨酸钠耳毒反应最明显。临床应用大剂量阿司匹林可引起耳鸣、眩晕、听力下降等症状, 此与血药浓度有关。水杨酸所致耳毒性通常不严重, 及时停药多数在24~72h可完全恢复, 仅少数病人恢复迟缓或不完全。
1.5 抗疟药
抗疟药奎宁、氯喹和乙酰嘧啶等都有耳毒性, 但临床特点不同。奎宁口服后可在短期内出现听觉症状, 最初为耳鸣, 听力丧失主要发生低频区, 短期停药多数病人可恢复。氯喹可浓集于富含黑色素的血管纹理胞并致内淋巴成分异常而引起毛细管损害。临床长期大量应用抗疟药可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害。奎宁和氯喹皆可通过胎盘引起胎儿耳聋, 妊娠早期危害更著, 孕妇禁用。
1.6 抗恶性肿瘤药物
有耳毒性的抗肿瘤药物主要有铂类化合物, 如顺铂、卡铂等, 还有氮芥、6-氨基烟酰胺、长春新碱、醚索硝唑、二氯甲胺嘌呤等。这些药物引起的耳聋都是不可逆的, 且与用药量和用药时间有关。顺铂的耳毒性主要累及高频音区, 但在任一单频率区听力损失多不超过25分贝。顺铂会导致内耳血管纹严重变性, 毛细血管充血, 毛细胞损害散在耳蜗螺旋器各部, 此外顺铂可降低血管纹细胞Na+-K+-ATP酶活性, 抑制耳蜗动作电位。卡铂侧对耳蜗和前庭都有损害。氮芥亦为一耳毒药物, 特别是局部灌注给药, 则耳毒性常见, 氮芥可损害耳蜗螺旋器毛细胞致感觉神经性耳聋。米索硝唑 (misonidazole) 是一新型辐射致敏剂, 用于肿瘤放疗可提高疗效。使用后可致听力下降, 电测听示感觉神经性耳聋, 数周全部或部分恢复, 其耳毒性与年龄、性别、先前听力状态、剂量及肿瘤原发部位无关。
博来霉素全身或局部大剂量应用都有耳毒性。长春新碱可致感觉神经性耳聋。
1.7 其它
其它可能具有耳毒性的药物还有灰黄霉素、普拉洛尔 (心得宁) 、普萘洛尔、吲哚美辛、萘普生、溴隐亭、奎尼丁、利多卡因、丙基硫氧嘧啶、巴比妥类、阿托品、咖啡因、麦角碱、吗啡、普鲁卡因、士的宁等。具有耳毒性的消毒防腐剂有酒精、新洁尔灭、醋酸洗必泰、聚烯吡酮碘等。另外一些溶剂如丙二醇、氯仿、甲醇、碘仿;重金属如铅、汞、铊等亦有耳毒性。
2 药源性耳聋的预防
为预防药源性耳毒反应, 临床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 根据病人体表面积或体重慎重选择剂量, 包括用药总量和日剂量, 日剂量愈大, 用药时间愈长, 中毒机会愈多; (2) 是否联合用药,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耳毒性药物联合使用发生中毒的机率高, 如庆大霉素和速尿、庆大霉素和红霉素联合应用; (3) 给药途径:椎管内给药最危险, 其次为静脉和肌肉注射。 (4) 详细听取用药期间病人主诉, 询问是否有家族史, 注意有无耳鸣、眩晕及听力改变; (5) 用药前及期间定期测定听力; (6) 肝肾功能减退者酌情减量或延长给药间隔, 由于肾与耳毒性常为一些药物所共有或同时发生, 尤应监测肾功能; (7) 应注意先前已有感觉神经损害者对耳毒性药物更易感; (8) 应用耳毒药物过程中应避免脱水; (9) 高度耳毒性药物应进行血药浓度监测,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对高龄、儿童及肝肾功能减退等病人更有必要。
摘要：就危害和影响听力的药物 (主要概括为6大类) 及预防措施予以综述, 以期引起使用者的注意, 减少耳毒性药物的滥用。
关键词：药源性耳毒,听力
参考文献
38例药源性肝损害临床报告 篇8
关键词：药源性肝损害,临床报告
药物性肝损害并不少见, 但在临床上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本文分析了38例药源性肝损害的病因、临床表现及预后, 以期给临床医师提供真实数字, 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重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由药剂科牵头组织查阅我院2007年1月至2007年4月住院病历3762份, 整理出首页含有“药源性肝炎”的诊断病例38例, 男性9例, 女性29例, 年龄18~78岁, 平均年龄45岁。
1.2 药源性肝损害诊断标准
(1) 用药后3d~3个月出现肝损害表现; (2) 发病初期症状有乏力、纳差、恶心、呕吐、发热、皮疹、瘙痒、皮肤巩膜黄染等; (3) 有肝内胆汁淤积、肝实质细胞损害病理和临床征象; (4) 各型肝炎病毒标志物 (甲~庚型肝炎、EB病毒、巨细胞病毒) 均为阴性, 并排除酒精性、自身免疫性、遗传性以及肝占位性病变; (5) 偶尔再次用药后又出现肝损害。以上标准 (1) 加上 (2) ~ (5) 中任何2项即可考虑药源性肝损害[1]。
1.3 分析方法
根据病史记录患者用药时及停药后的临床表现、体征、肝功能、血液分析、病原学检查等作为本分析的统计依据, 采用百分率或构成比处理数据。
2 结果
2.1 用药情况
同期住院3762例患者中发生药源性肝炎38例, 患病率为1.01%。患者服用药物均为成人常规剂量。
2.2 药物种类
本组引起肝脏损害的药物种类较多, 本次主要统计出9类:中药所致10例, 占26.32%;抗肿瘤药8例, 占21.05%;抗结核药7例, 占18.42%;抗精神病药和减肥药各4例, 分别占10.53%;抗甲状腺功能亢进药2例, 占5.26%;抗生素、降糖药、解热镇痛药各1例, 分别占2.63%。
2.3 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
本组病例中药源性肝损害发生在用药3d~2周6例, 2~3周12例, 3~4周14例, 1~3个月6例。主要症状为乏力、纳差、腹胀等消化道症状28例, 占73.68%;黄疸15例, 占39.47%;低热4例, 占10.53%;皮肤瘙痒3例, 占7.89%;无明显症状8例, 占21.05%。肝功能损害主要表现在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 (63~1865U/L) 38例, 占100%;总胆红素升高 (28.6~324μmol/L) 15例, 占39.47%;谷氨酸转移酶升高 (62~762U/L) 34例, 占89.47%;碱性磷酸酶升高 (123~325U/L) 31例, 占81.58%。
2.4 治疗与转归
临床确诊后立即停用损肝药物, 给予休息、对症、支持治疗, 同时给予还原型谷胱甘肽、甘草酸二胺、茵栀黄等治疗。此外还要根据损肝药物的性质给予相应解毒剂。如对乙酰氨基酚中毒用N-乙酰半胱氨酸治疗, 对于淤胆者使用思美泰、糖皮质激素等。经上述处理后, 38例患者中大部分于1个月左右肝功能恢复正常。但胆汁瘀积患者恢复较慢, 约4个月左右均能恢复正常, 无1例死亡。
3 讨论
药源性肝损害是因其毒性作用或机体过敏反应而造成的肝脏不同程度的损伤[2]。本分析显示导致肝损害的药物涉及9类20多种, 覆盖临床各科用药。其中中药、抗肿瘤药、抗结核药居前3位, 与报道相符[3], 应引起临床医师注意, 必须严格掌握此类药物的适应证和疗程。本组病例分析表明, 在药物性肝损伤中, 减肥药所致者占10.53%, 居第4位。有些患者同时或相继服用多种减肥药, 减肥药乱用将会造成某种物质含量在体内过量或多种物质在代谢过程中形成新的肝毒性物质而引起肝脏病变。因此, 在服用减肥药时要严格掌握服用指征、剂量, 避免乱服减肥药。同时注意定期检测肝功能。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药不良反应少而忽视了其潜在的危险性。近年来国内外报道中草药引起的肝损伤逐渐增多, 诸如:大黄、泽泻、黄药子、苍耳子、相思子、野百合、天花粉、千里光、川楝子、贯众、艾叶、芫花、常山、藤黄等[4]。另有报道[5], 中草药肝毒性主要含有大黄芬、大黄素成分的何首乌, 含鞣质成分的五倍子、石榴皮, 含吡咯烷生物碱的千里光、野百合等。由于每种中草药化学成分复杂, 且方剂或中成药大多由数种中草药组成, 其安全性及有效性多基于经验, 缺乏大宗临床对照试验和药物毒理学实验, 其肝损害的发生率和危害性应引起临床医师的广泛重视。此外, 联合用药时要掌握用药指征, 动态检测肝功能。
参考文献
[1]Friedenberg F, Jensen G, Gujral N, et al.Serum albumin is pre-dictive of30day survival after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gastros-tomy[J].JPEN, 1997, 21:72-74.
[2]Lee WM.Assessing causality in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J].J Hepatol, 2000, 33:1003-1009.
[3]张素珍, 师水生, 刘俊, 等.药物性肝损害55例临床分析[J].临床医药实践杂志, 2005, 14 (5) :357-358.
[4]刘平.中草药的肝损伤问题[J].中华肝脏病杂志, 2004, 12 (4) :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