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效应分析（精选12篇）
理论效应分析 篇1
一、引言
传统经济学假设在市场上, 消费者作出购买决策时候都是“完全理性的”, 消费者追求的满足程度的最大化。经济人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 由于具有完全理性, 经济人才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 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 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作出最优抉择。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 (Chester I.Barnard) 认为, 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 而是只具有有限的决策能力和选择能力。他从“有限理性”的原则出发对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认识进行了修正, 并在1938年出版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作了详细阐述。决策理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 (Harbert A.Simen) 继承并发展了巴纳德关于人的决策能力有限性的思想, 在1947年出版的《管理行为》中对“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单独一个人的行为, 不可能达到任何较高程度的理性。由于他所必须寻找的备选方案如此纷繁, 他为评价这些方案所需的信息如此之多, 因此, 即使近似的客观理性, 也令人难以置信。”西蒙认为, “完全理性”的人不存在, 人的行为动机是“愿意理性, 但只能有限地做到”。他指出, 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备选方案, 外部环境是不确定的、复杂的, 信息是不完全的, 人的认识能力和计算能力是有限的, 经济行为者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中, 因而, 人是有限理性的。现实中消费者追求的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适度效用。MIT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行为经济学家Dan Ariely教授, 在他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 (可预见的非理性) 》书中, Dan Ariely通过对人们的拖沓习惯、如何给物品定价、怎样接受痛苦以及美女对男子大脑的影响等行为的研究, 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所有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所做决策时是不理性的, 至少也是有限理性的。但实际情况是, 人们坚信自己是理性或有限理性的, 在做决策选择过程中, 也会采用理性的推理, 可糟糕的是, 由于诱导效应等因素的影响, 人们最终会做出非理性的决策结果, 使自己无法获得最大利益。当然, 这些非理性行为是可以预测到的, 原因是人们的非理性行为可以事先经由精心设计的“诱导效应”等因素而被控制。所谓诱导效应 (decoyeffect) 是指营销人员将一个精心设计的诱导产品项引入到消费选择产品集中, 吸引某细分市场的消费者改变最初的选择, 而选择高价格的目标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社在其网站上给出如广告 (表1) 。丹教授设计了一个实验, 让麻省理工学院的100名MBA学生作选择, 84%的人选择了电子版+打印版套餐, 16%的人选择了电子版。因为他们全都看到了定套餐相对于单独定印刷版的优势, 事实上是, 单定印刷版作为诱饵, 影响了我们的购买决策。既然印刷版一项没有人作出选择, 那么如果把印刷版这一项去掉, 结果还是一样吗?重做实验后发现, 结果完全不一样, 68%的人选择了电子版, 32%的人选择了电子版+印刷版套餐, 但第一次实验很明显的是, 中间印刷版一项根本没有人选择, 去掉这一项常理认为不会对第二次实验结果有影响, 但实际情况是明显很明显, 因为诱饵的存在, 使得消费者作的购买决策绝非理性, 这就是诱导效应。实际上, 该实验也证实了另外一种诱导效应形式的存在, 即选择集内某方案出乎意料的退出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 当消费者所偏爱的方案被证实无法获得后, 剩余方案的选择份额, 与一开始就告知消费者该方案无法获得的情形相比, 仍然存在显著差异。诱导效应的实质是通过增加不对称信息把决策者置于有限理性的情境下, 使其对最初的选择产生背离, 产生不理性的决策行为。
二、诱导效应理论研究回顾
(一) 国外研究
假定市场上现有不同品牌的同类产品A和B两种, 其市场份额占有量分别为60%和40%, 当引入一种新的可替代产品C之后, 传统理论认为C产品会分别从A、B两种产品的市场占有量上各分一份, 从而导致A、B产品的市场占有量都相应的有所下降, 但Huber, Payne, ﹠Puto等人对此深表怀疑, 并在1982年的the 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杂志上最先提出“诱导效应”。他们研究表明, 由于诱导产品C的引入, 可能使A、B两种产品的一种, 其市场占有量比产品C未加入之前还要大, 另外一种占有量相应地迅速下降。Huber, Payne, ﹠Puto等人最初把诱导产品概括为“不对称优势替代品ADE (Asymmetrically Dominated Alternatives) ”, ADE指一个属性占优势, 而另外一个属性不占优势的产品, 把ADE引入待选择产品集中, 可以导致与ADE具有同样属性优势的产品增加了被消费者选择的可能性, 从而出现与当时流行的选择模型假定不相符的结果。Huber, Payne, ﹠Puto以15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设计实验, 要求对汽车, 餐馆, 啤酒, 彩票, 电影和电视六类产品做出选择, 每一类产品分别具有目标产品Target、竞争产品competitor和诱导产品decoy三个不同品牌, 每种产品定义只有两种属性, 目标产品和竞争产品各有一个产品属性优于对方, 实验结果表明, 诱导效应存在, 使得在原有选择集内新增一个较差的产品方案, 会增加占优产品方案的份额。Huber, J.提出了ADE现象, 但是并没有对该现象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之后的研究工作中, 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得以发展来解释ADE现象:、一种理论是基于维度衡量“dimensionalweighting”的原理, 主要是提出“偏激厌恶Extremeness Aversion”模型, 由于人们看重损失胜于看重收益, 这种损失厌恶 (lossaversion) 会扩展到情境中各方案间的优劣势比较, 由于折衷方案和其他方案比较劣势最小, 因此人们会由于对极端的厌恶而喜欢折衷方案。但厌恶极端只表现在一些特定的属性, 在价格这样的属性上却不能发生影响。该模型主要特点是, 使用局部比较代替了全局比较, 同时假设消费者具有厌恶损失的心理, 经过有限理性的推理步骤, 从数学上解释了ADE现象:另一种理论主要基于增殖价值“addedvalue”原理, 该理论来源于增殖价值方法。对于决策人而言, 是增加了购买动机而不是增加了维度意义上的价值, Simonson使用公正“justifiability”术语去解释ADE现象, 从而推断诱导产品的引入, 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公正”的购买目标产品的理由。同时该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待选问题的结构影响决策人的决策过程乃至决策结果。上述两种理论的解释, Simonson都参与了工作, 从时间关系上看, Simonson应该更倾向于前一种理论解释。Dan Ariely在1995年重新设计了三个实验, 将ADE现象基础理论、维度衡量理论和增殖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并提供了选择行为的理解更一般的框架。
(二) 国内研究
国内有关消费者“诱导效应”方面的研究, 截止至2010年底, 清华同方CNKI数据库上只有两篇方面的论文, 杨亮、储玖琳选取旅游资源相似的两个旅游目的地西安和洛阳, 分别设计出3种体验价值差异不大的旅游路线。由旅游路线组成两类问卷, 并采用单一测试模型抽样调查。通过对调查结果检验, 证明了在国内背景下, 诱导效应的确对游客旅游路线选择有显著影响。孙洪杰、周庭锐主要研究工作为消费者基于选择集的情境效应的综述, 对基于选择集的情境效应 (尤其是吸引效应和折衷效应) 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分析、总结和展望。
三、诱导效应机理及应用启示
(一) 诱导效应的机理
在设置的情境中, 选择项目的不同主要体现为产品属性的差异, 如潜在消费者对产品选择, 往往会考虑在多个属性之间比较, 为简化问题的需要, 同样也假设备选产品只有两个属性:体验价值和价格费用。其诱导效应原理如下:假设A'和B'为诱导产品, A和B为备选产品。相对于B产品而言, A产品体验价值低, 价格也低;若假定B产品为目标项, 体验价值高, 价格高;此时加入B'产品为诱导项, 特点是高价格低体验价值。只有A、B两个选项时, 潜在的消费者会根据其消费水平在A和B之间选择。增加诱导产品B'以后, 其高价低质性使B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从而增加了对B产品选择的可能性。B'项的出现并不是为了扩大决策者的选择范围, 而是诱使决策者倾向于目标项B。同理, 如果假定A产品为目标项, 体验价值低, 价格低;此时加入诱导产品A', 其特点是与A产品同样低的体验价值反而价格较高, A产品的低价高质性使其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从而增加了对A产品选择的可能性。按照古典决策理论, 消费者有能力选择最佳的产品。但事实并非如此, 消费者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尽管他们总是期望能达到价值最大化, 但会受到认知能力局限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复杂性等方面的影响。如 (图1) 所示, 只有A、B两个产品选项时, 潜在的消费者未必知晓上述两种属性中那种是至关重要的, 因而一般会根据其个体对两种属性的偏好, 在A和B之间做出选择。但现实的市场情境下, 商品琳琅满目、品类繁多, 只要存在有诱导产品, 如 (图1) 中的A'和B', 消费者容易受其影响, 非理性的、被动的选择目标产品A或者B, 而这样的非理性是完全在预先被设计好了的, 从而可预测的、可控制的非理性。这一点对于消费者而言非常可怕, 对于产品生产企业而言是利好, 因为从这个角度而言, 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对企业来说是“可控的”, 却不增加或者增加很少的企业成本。但也未必完全利好, 因为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下, 企业还受其他竞争企业产品产生的诱导效应影响。决策者面对复杂问题难以决断时候总是倾向于简化问题, 习惯于把多属性、多维度的产品比较问常简化、投影到一个维度上然后去作选择。或者经常把需要全局考虑的问题由于个人的偏好而简单化为局部情境下去解决问题。诱导产品的引入, 会改变消费者对原来两种产品属性的偏好次序。而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消费者的偏好是既定的, 消费者对某方案的偏好不会受到其他方案加入的影响。而诱导效应的研究颠覆了这一传统理论, 学者们发现消费者偏好往往不是既定的, 而是现场性的、适应性的、习得的、易变的和可操控的, 容易受到情境的影响。在现有的选择集内加入一个新的方案, 会对原有方案的偏好产生系统性影响。需要指出的是, 按照诱导理论的原理, 诱导产品的设置时间, 应该是在消费者实际决策发生之前, 设置一次诱导产品即可实现诱导效应。Tao Zhang等采用计算机多主体建模的方法模拟“诱导效应”现象, 但其在Netlogo模拟实现中, 每次迭代前后都重新设定一个新的诱导产品, 即该论文实际上实现的是多次添加诱导产品才得到的“诱导效应”结果。
(二) 诱导效应应用启示
诱导效应对于企业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可以设置特定诱导情境使消费者选择利润更高的产品, 从而在不增加成本或增加很小成本的情况下提高企业收入。诱导效应在新产品导入、产品淘汰、定位策略、产品品类、产品陈列等方面具有非常大的实践价值, 企业可以通过品类组合、陈列布置、利用诱导产品参照来设计诱导效应, 以提升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在此引用Huber, J在其论文给出的例子来说明: (1) 某服装店销售2种分别售价为100$和150$的驼毛夹克, 后者价格较高销量不大, 该服装店引入并展示了售价为250$的新驼毛夹克;新夹克并没有卖出, 但售价150$的驼毛夹克的销量却增加了。 (2) 某旅行社主营的一条国内线路费用为500$, 新加入一条需花费2500$的欧洲游线路;后者售票量很少, 但是它的引入可以增加国内游线路的销量。 (3) 某汽车销售商正在卖一种耗油量较高的车但销量很少, 但如果在陈列大厅中, 把该车放在耗油量更大的高马力性能车旁边, 会降低耗油量这一产品属性维度的影响。同时, 在新产品导入时, 应注意到与市场上现有的其他竞争性企业的同类产品相比, 是否产生了对本企业自身不利的诱导效应。可以设定下列市场情景:超市里已有A企业售价分别为5￥和10￥的两种牙膏产品, 与A企业竞争实力相当 (忽略品牌的因素) 的B企业为迅速抢占市场采用低价策略, 同样也推出两种牙膏, 售价分别为2￥和6￥, 同样也进入该超级市场放入同样的售物架上的相邻的位置上, 结果可能事与愿违, B企业并未增加旗下产品销量, 反而会增加A企业5￥牙膏产品的销量。对于电子商务企业来说, 目前网络购物商城中普遍使用推荐代理RA和比较代理CM, 即在网络消费者做出实际购买决策之前, 首先由网络软件代理自动向消费者推荐可供选择与比较的产品列表, 在RA和CM中很容易应用“诱导效用”理论, 但应当适当地采用, 企业在实际营销活动过程中, 设置诱导情境要注意道德尺度。任何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都不会仅将赢利作为唯一目标。
四、结论
本文从消费者决策理论“可预见的非理性”观点入手, 介绍了“诱导效应”相关背景知识, 从最早提出“诱导效应”的Huber, J等的研究开始对“诱导效应”相关研究作了总结, 并给出了“诱导效应”机理的解释和企业应用“诱导效应”的意义。目前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于仅从诱导产品的两个单调属性所描述的方案构成的选择集这一简单情况入手, 验证了诱导效应的显著性。多属性方案选择集的诱导效应很少得到研究;另外从个体延伸到组织等复杂的购买情境下的诱导效应很少得到关注和研究。下一步研究拟采用计算机多主体建模技术, 设计诱导产品的多属性和多消费主体条件下, 模拟更复杂情况下的“诱导效应”现象。另外, 消费者在网络购买情境下的“诱导效应”特殊现象与问题, 如“诱导效应”在RA和CM网络购物智能代理中的应用问题, 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巴纳德著, 孙耀君等译:《经理人员的职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西蒙著, 杨砾等译:《管理行为》,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3]杨亮、储玖琳:《诱导效应对游客旅游路线选择的影响研究》,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0年第3期。
[4]孙洪杰、周庭锐:《消费者基于选择集的情境效应》, 《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6期。
[5]Dan Ariely.Predictably Irrational, New York:HarperCollins, 2008.
[6]Huber, J., Payne, J.W., &Puto, C.Adding Asymmetrically Dominated Alternatives:Violations of Regularity and the Similarity Hypothesi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2.
[7]Tao Zhang, David Zhang.Agent-based Simulation of Consumer Purchase Decision-making and the Decoy Effec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7.
[8]Gerald H·ubl, Valerie Trifts.Consumer Decision Making in Online Shopping Environments:The Effects of Interactive Decision Aids, Marketing Science, 2000.
理论效应分析 篇2
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繁荣。“破窗理论”不仅仅在社会管理中有所应用，而且也被用在了现代企业管理中。
2、蝴蝶效应
什么是蝴蝶效应？1979年12月，洛伦兹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他的演讲和结论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所谓“蝴蝶效应”之说就不胫而走，名声远扬了。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蝴蝶效应”反映了混沌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系统的长期行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经典动力学的传统观点认为：系统的长期行为对初始条件是不敏感的，即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对未来状态所造成的差别也是很微小的。可混沌理论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混沌理论认为在混沌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用在西方流传的一首民谣对此作形象的说明。这首民谣说：
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
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马蹄铁上一个钉子是否会丢失，本是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但其“长期”效应却是一个帝国存与亡的根本差别。这就是军事和政治领域中的所谓“蝴蝶效应”，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确实能够造成这样的恶果。一些看似极微小的事情，却有可能造成集体内部的分崩离析，一定要防微杜渐，否则，悔之晚矣。
3、近因效应
最近、最后的印象，往往是最强烈的，可以冲淡在此之前产生的各种因素，这就是近因效应。有这样一个例子：面试过程中，主考官告诉考生可以走了，可当考生要离开考场时，主考官又叫住他，对他说，你已回答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评委觉得不怎么样，你对此怎么看？其实，考官做出这么一种设置，是对毕业生的最后一考，想借此考察一下应聘者的心理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如果这一道题回答得精彩，大可弥补此前面试中的缺憾；如果回答得不好，可能会由于这最后的关键性试题而使应聘者前功尽弃。
4、青蛙效应
从前有一则水煮青蛙的寓言：如果把一只青蛙放在沸水中，它便会纵身而出；如果把一只青蛙放进温水中，它会感到舒舒服服的。然后你再慢慢升温，即使升至摄氏80°，青蛙也仍然会若无其事地待在那水里。随着温度的继续上升至90°-100°时，青蛙就会变得越来越虚弱，在此情况下，青蛙已经失去自我脱险的能力了，直至把它煮熟为止。在 环境变化，而对缓慢、渐进的环境变化却不能及时做出感应。这就是一种“青蛙效应”。
“青蛙效应”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逸。”
6、鲶鱼效应
西班牙人爱吃沙丁鱼，但沙丁鱼很娇贵，极不适应离开大海后的环境。用不了多久就会死掉。为延长它的活命期，当地渔民想出了一个办法，将几条沙丁鱼的天敌鲶鱼放在运输容器里。为了躲避天敌的吞食，沙丁鱼在有限的空间里快速游动，反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经济学上讲的鲶鱼效应。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下去，惧者必然会比其他人更用功，而越用功，跑的就越快.7、晕轮效应(光环效应)
晕轮原指月亮被光环笼罩时产生的模糊不清的现象。晕轮效应是一种普通存在的心理现象，即对一个人进行评价时，往往会因对他的某一品质特征的强烈、清晰的感知，而掩盖了其他方面的品质。
8、木桶效应
在管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木桶理论”，是指用一个木桶来装水，如果组成木桶的木板参差不齐，那么它能盛下的水的容量不是由这个木桶中最长的木板来决定的，而是由这个木桶中最短的木板决定的，所以它又被称为“短板效应”。由此可见，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短板”的长度决定其整体发展程度。正如，一件产品质量的高低，取决于那个品质最次的零部件，而不是取决于那个品质最好的零部件；一个组织的整体素质高低，不是取决于这个组织的最优秀分子的素质，而是取决于这个组织中最一般分子的素质一样。„„此种现象在管理学中通常被称为“木桶效应”。
9、马太效应
《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3 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道：“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在这种体验当中包含着热爱.理解.尊重.关心.信赖.爱护以及较高的人际期望.在学校教育当中,老师不仅仅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而且还应该是学生心理上的依赖者与指导者.教育实践也充分表明:如果老师喜欢某些学生,对他们抱有较高的期望,给他们设定较高的标准与学习目标,并经常对他们进行鼓励.关注与更多的个别辅导,这些学生将会以较积极的态度对待学习,将会更加自信.自强,将会更加努力更加勤奋,一般都会取得老师所期望的显著的提高与进步.这实际上是老师对学生的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 ,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与潜力, 使学生受到鼓舞与激励并对自己产生了自信心,从而产生了学习的动力.这一点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体会.假使有一天某人称赞你穿的衣服很漂亮,你就会自我感觉良好,信心十足,心情舒畅,对人也热情起来,工作也会觉得得心应手.这就是“罗森塔尔效应”的刺激作用.相反,在教学中如果老师不喜欢或忽视甚至歧视某些学生,对这些学生降低标准或不抱任何期望甚至放弃他们任其放任自流的话,对他们的关注少了,对他们的辅导少了，久而久之,这些学生会从老师的言谈举止与表情中感受到老师的“偏心”与冷漠,从而产生与老师之间的误会与隔阂,对学习更加消极,更加灰心丧气,对老师更加反感,逐渐放弃这一学科的学习.正如《圣经》上的这句话，富有的还要给予，没有的还要剥夺。越有的就越有，越没有的就越没有。这句话应该给我们为人师者以警示:我们在教学中绝对不要放弃某些学生,在授课与个别辅导中要尽量兼顾好生与差生,要对学生多鼓励,要重视“罗森塔尔效应”的作用.一、群体去个性化效应：隐者无忌
个体淹没在群体中，会减弱集体对其的约束力，为个体从事反常行为创造了可能。
■消极的方面：个人淹没在集体中，责任淡漠，纪律意识淡漠。避免的办法就是
1、抓典型（法不责众：很多人违反纪律，批评全体是没有用的，要抓典型；赞宽则滥：赞美太多人就失去了效果，赞扬也要善于抓典型）。
2、责任阳光化（让学生清楚规矩是什么，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将自己的职责至于集体的监督之下，把责任公开化，这样就能利用集体的力量来监督责任的履行。比如安排值日生，并写下来全班通报名字。
■积极的方面：当然对犯错误的同学也可以利用这一效应，让他们在安全的，没有被曝光的可能前提下改正错误。
二、边际递减效应：过犹不及
得到同样的东西随着次数的增加，越到最后，效应就越小。边际递减效应提醒我们，在教育时，要了解学生的需要，不要使表扬和惩罚反复太多，这样就会减弱效应。
三、名人效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名人效应会影响一个人对事情的判断。班主任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在班级管理上要充分利用被大家普遍喜欢的同学的效应来达到管理目的，或者班主任可以请科任老师或者学校领导或者家长代表来赞扬班级的的明显变化，以此增强学生的自豪感，从而增强班级向心力。
四、课堂管理的80-15-5法则：
在课堂中，有80%的学生很少违法规则，15%的学生会周期违反规则，5%的学生经常违反规则。优秀的课堂管理者是维持80%学生的兴趣，控制15%学生对课堂的负面影响，不忽视5%的学生。课堂干预原则是不中断正常教学、最小干预、幽默化解、解题巧妙化解等。（眼神、手势、幽默、巧妙）
五、登门槛效应：得寸进尺
当个体接受了一个小的要求后，就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在教育学生尤其是后进生时，要先提出小的，容易实现的目标，等他完成后及时表扬强化，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这样逐步推进，循序渐进，逐步用表扬强化巩固，教育就能有好的效果。培养学生习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与连锁塑造类似，也就是要实现大的目标，分解为小的目标，小步子逐步实现。
六、下门槛效应: 弃尺得寸
如果对某人提出一个大的、难以做到的要求被拒绝后，接着就提一个小一点的要求，那么他由于拒绝了 过程中，特别是那些不受欢迎的学生的教育中，可以让他们多主动为班级服务，去帮助别人，从而得到同学的好感。班主任对学生关心，关爱，也会赢得同学的喜欢
九、自己人效应：教师要成为学生的朋友
人们一般都喜欢与自己有共同点的人，比如籍贯、姓氏、爱好、性格、观点。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利用合适的方式把自己当做学生的自己人，而不要高高在上，可以保持和学生的距离，要做学生的朋友。
十、马太效应：教育要公平
“蓄水池”理论的衡山新效应 篇3
“一个池子蓄水”——
优化储备机制，充分挖掘土地潜力
土地储备是政府高度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重要手段，是一个蓄水的“池子”。衡山县加大储备工作力度，强化储备职能，采取了统一归口管理、多渠道融资、保障群众权益、转化储备成果等措施。
细化归口管理职责。2011年，衡山县重新成立了“土地储备与经营委员会”，由县人民政府县长任主任，常务副县长、分管副县长任副主任，提高了“储委会”规格，扩大了职能，特别强调做好“土地经营”这篇文章。县国土资源局负责土地储备总体运作，县城乡投、工交投公司负责组织实施县政府指定作为业主的建设项目运作，县经济开发区负责园区内工业项目的土地运作，县财政局负责土地储备资金筹措、土地前期开发的审核、土地价款收入等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县规划局依法做好储备土地的规划控制等相关工作。
构建储备融资平台。土地储备资金主要来源于县财政拨款及融资两个方面。县城乡投、工交投两个融资平台通过与政策性银行、国有投资公司对接，已先后为县城建设募集资金0.9亿元。土地储备中心及经济开发区主要通过财政拨款实现：一方面，土地组织出让后，由财政在土地出让价款中返还土地储备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土地储备基金，将土地出让收益的40%再投入到土地储备。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现阶段征地拆迁是社会矛盾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衡山县采取了提高补偿标准、合理安置、失地参保等措施，现在征地补偿平均达到了5万元/亩，大大超过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湘政发【2009】43号）所规定的补偿标准；对拆迁户除了进行合理补偿以外，还进行商铺安置；对于失地农民，符合参保条件的，做到了应保尽保。到目前为止，衡山县已有32个自然组，约1500个失地农民参加了社保，做到了失地不失业，生计有着落。
转化成果服务民生。对于确定的廉租房、经济适应房及以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用地，国土资源部门优先在土地储备计划、年度用地计划中予以保证。目前衡山县有廉租房及霞流冲煤矿、贯塘茶场、紫巾山林场棚户区改造等几个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其所使用的土地共计2.74公顷已全部供应到位，衡山县财政从出让金中划拨413万元用于安居工程建设。
“一个龙头放水”——
规范出让程序，尽力彰显土地价值
为促进节约集约用地，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衡山县将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政府基金预算管理，收入全部缴入地方国库，不以各种名义和形式减免出让收入，对土地出让管理程序、预决算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确保规范土地出让收支管理政策落实。
联动协作，设立专户促“公正”。衡山县成立了国有土地、矿产资源使用权出让领导小组，涵盖国土、财政、审计、纪委等部门，以集体会审的形式确保出让依法依规，形成了国土、财政、审计、纪委四部门环环相扣、相互制约又密切配合的协作机制。同时，成立“衡山县国土收入征管办公室”，负责全县土地收入征收、管理工作。
提高比率，市场配置促“公平”。针对竞得人长期拖欠价款的现象，衡山县把土地出让保证金提高到50%。通过实践证明，提高保证金比率既有利于全额收缴出让金，也打击了一部分通过低保证金的便利，随意投标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径。根据地块位置、类型等情况，灵活性选择土地出让形式，对地理位置优、竞争性较强的地块采取公开招标、拍卖形式出让，对地理位置偏、竞争性较弱的地块采取公开挂牌形式出让，力求资源配置最优化，着力凸显土地价值。自2010年以来，衡山县共公开出让土地55宗，总面积68.86公顷，成交价款1.99亿元。其中，公开招标、拍卖出让土地36宗，挂牌出让17宗，改变用途2宗。
信息透明，及时发布促“公开”。利用网络覆盖面广、接触人群多的特点，及时把宗地出让信息发布在“中国土地市场网”、省市县国土资源门户网站上，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公布信息。宗地出让成交后，将土地面积、出让单价、竞得人等内容及时告知当地群众与竞投标方。
“多管齐下清淤”——
强化批后监管，全面提升土地效益
土地公开出让后，受竞得方主客观因素影响，能否及时足额收缴土地出让金，以及如何确保投资强度是最关键的问题。衡山县为进一步提高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平，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有效应对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后监管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保障了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的合理需求。
强化用地合同管理。进一步健全完善土地履约保证金制度，在土地划拨或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按划拨或出让土地总价款的3%收取履约保证金，根据用地单位履约情况，扣除或退还履约保证金。对不完全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不交地、不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土地出让后交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个月；延期交款3个月以内的按每日3‰收取滞纳金，超过3个月收回土地使用权。
打击擅自改变容积率行为。近几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开发项目也逐步增多，虽然大部分开发商能够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开发建设，但也有个别的通过调整容积率等违规行为获得非法利益。为了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衡山县组织对近年来的房地开发项目进行彻底清查，对于擅自改变容积率的行为进行查处，补交土地出让金，并引入楼面地价来管理改变容积率的行为。
严格处置闲置土地。對因土地使用者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满2年的，依法无偿收回；土地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收取土地闲置费。对因规划调整等不可归于用地者的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通过协商和合理补偿，采取改变用途、等价置换、纳入政府储备或安排临时使用等途径及时处置、充分利用。
规范处置改变土地用途行为。对于城市规划确定需要改变用途的土地，在确定其价值的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由县政府行使优先购买权，回购土地使用权，然后通过挂牌或拍卖的方式公开出让调整后的土地使用权，进一步凸现土地价值。近年来成功出让2宗改变用途的土地，实现土地收益1539万元。
建立评价竞买人诚信制度。加强对土地开发利用情况的收集和梳理，特别是房地产企业开发利用诚信档案，对房地产企业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闲置土地、囤地炒地，以及不履行土地使用合同及开工申报等行为的计入档案，作为竞买资格审查的依据，两年内不得参与其他土地使用的出让活动。
（作者单位：衡山县国土资源局）
理论效应分析 篇4
水资源的短缺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是资源性水短缺, 即可利用的水资源难以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用水的需求。二是水质性水短缺, 即水质由于污染不能达到饮用、灌溉和工业用水需求。三是设施性水短缺, 即尽管水资源相对丰富, 但没有相应的集水与供水设施, 难以满足用水需求。〔1〕这三种水短缺在我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我国北方以资源性水短缺最为显著, 同时存在水质性水短缺和设施性水短缺, 南方地区则以水质性水短缺为主, 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设施性水短缺问题不容忽视。
以资源性水短缺为例, 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严重。按照联合国组织衡量水资源短缺程度的标准:人均水资源在500m3以下的为极度缺水状态, 500m3~1000m3的为重度缺水状态, 1000m3~2000m3为中度缺水状态, 2000m3~3000m3为轻度缺水状态。根据这一标准判断, 我国总体上处于中度缺水状态, 很多省份处于极度缺水状态。
资源的稀缺性所导致的产权界定收益大于其界定成本是产权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水权和水权交易制度是产权制度在水资源领域的应用和延伸, 其产生的重要原因是水资源的稀缺性。如果稀缺的资源被置于公共领域, 人们就会竞争性地使用它, 用以增近个人利益。这样, 资源的可得性就会降至社会理性水平之下, 建立产权制度排除非产权主体的使用, 将促使产权主体对资源使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理性核算, 如果产权可以出售给出价更高或者使用效率更高的主体, 则社会福利将会得以增进。〔2〕
当前水资源危机正蔓延, 并从水资源数量短缺和质量恶化逐步上升为生态危机和政治危机。如何寻求积极有效同时切实可行的缓解水资源危机的途径成为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缓解水资源短缺的现状, 不仅要注重工程技术手段增加水资源供给, 而且更需要分析水资源的需求因素, 要正视水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使用的制度原因。通过制度创新激励各用水主体节约用水, 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水权交易制度正是在水资源稀缺性不断加剧导致水资源相对价格不断提高和社会习惯、文化传统的变迁以及水资源计量和管理的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水权制度安排。
从古至今, 中国就是一个水权公有的社会, 国家对水资源的政治权利被充分强调, 水资源的私人收益被置于公共利益之中, 私人财产意义上的水权被长期忽略。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对水资源私人财产权的需求日益增加。在新的背景下, 仅仅强调水资源的公权性质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提高用水效率、优化水资源配置、吸引水利投资和调解水事冲突的作用。必须要充分强调各种利益团体关于水资源的财产权利, 即要充分强调 “水权”并允许其进行交易。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坚持水资源国家所有的前提下, 推进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界定具有排他性的水资源产权, 实行水资源使用权交易制度, 即可交易水权制度。目前,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或准备实施可交易水权制度。可交易水权制度反映了世界水资源管理的新趋势。
二、水权交易正效应的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于水权交易经济正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早。P.HoldenandM.Thobani认为大多数国家拥有水资源和水利设施, 政府官员决定水权的分配、如何使用水和如何收取水费等内容。但大量证据表明, 行政手段进行水资源的配置导致了水资源的大量浪费, 在水资源的供应和使用上造成了大规模的无效率。他们认为可交易水权制度可以提高用水户参与水资源配置和投资决策的程度, 可以根据水资源需求的变化快速改变水资源配置, 可以刺激投资和就业。R.J.Grimble对水资源短缺问题进行了论述, 认为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改进效率, 提高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Wurbs等认为, 由于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水短缺问题, 以及污染和环境对水的需求等因素, 可交易水权将成为水权分配制度的重要选择。〔3〕
随着我国水权交易案例的不断出现, 国内学者对水权交易的积极作用也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黄锡生、黄金平认为水资源的稀缺性和社会用水的竞争性, 使水权交易成为必要。实行水权交易能够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姚树杰、张杰认为水权交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激励水权持有者节约用水并通过水权出售获得经济补偿、促进水资源流向使用效率高的部门和调剂水资源余缺。〔4〕周玉玺、葛颜祥认为水权交易制度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水资源供求的不均衡和水权主体边际资源回报率的差异。传统的行政计划配水制度由于政府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 导致其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目标, 水权交易制度能够实现政府水资源管理的目的, 可以实现交易双方利益最大化目标, 从而达到水资源配置“三赢”的结果。〔5〕孟戈、王先甲认为水权交易从微观上可以提高参与交易的各用水户的净收益, 从宏观上可以提高有限水资源的整体使用效率。但由于水资源的流动性、易污染性和随机性等特征, 造成在水权交易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外部效应, 导致水权交易费用过高。因此政府必须制定法律, 减少水权交易的负外部效应, 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6〕
三、水权交易经济正效应的理论分析
1.水权交易与帕累托改进
若同一流域存在A、B两个用水主体, A的用水边际收益曲线为MRA, B的用水边际收益曲线为MRB, 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 MRA和MRB都呈现递减趋势。用水主体A和B可以使用的水资源总量为Q, 当用水主体A拥有Q1A的水资源初始水权时, B拥有Q-Q1A的初始水权, 此时A的用水边际收益为GQ1A, B的用水边际收益为FQ1A, FQ1A>GQ1A, 若用水主体A将一部分水权出售给用水主体B, 直至MRA=MRB, 此时水资源使用到达帕累托最优状态, A的用水数量为Q*, B的用水数量为Q-Q*。
若A和B之间不进行水权交易, 则A的用水收益为OAGQ1A围成的面积, B的用水收益为QCFQ1A围成的面积, A和B的用水总收益为上述两个面积之和。若A和B之间进行水权交易, 并直至MRA=MRB, 则A的用水收益为OAEQ*围成的面积, B的用水收益为QCEQ*围成的面积, A和B的用水总收益为两者之和。相比而言, 有水权交易后, A和B的用水收益总和增加了EFG围成的面积, 这个增加的收益就是水权交易后出现的帕累托改进 (如图1所示) 。
2.水权交易的福利效应
若同一流域存在A、B两个用水地区, 水权初始配置价格为P1, 而水资源供需均衡价格为P2。在水权初始配置价格为P1时, A地区的初始水权配置量为Q1A, B地区的初始水权配置量为Q1B。在水资源供需均衡时, 即在价格水平为P2时, A地区的水资源实际需求量为Q2A, B地区的水资源实际需求量为Q2B。A地区的初始水权配置量小于其水资源实际需求量, 即Q1A
就A地区来讲, 在水权初始配置价格为P1时, 其初始水权配置量为Q1A, 此时其消费者剩余为ND-KP1围成的面积。在水资源供需平衡时, 价格为P2, 水资源实际需求量为Q2A, 此时其消费者剩余为NMP2围成的面积。设NDCP2围成的面积为ε, DMC围成的面积为α, P2CKP1围成的面积为δ。则和均衡状态相比而言, A地区消费者剩余的净变化为△CSA= (δ-α) 。和价格水平为P2相比较, A地区生产者剩余的净变化为:△PSA= (-δ) 。
因此A地区的社会福利总变化为△WA=△CSA+△PSA= (δ-α) + (-δ) =-α。
就B地区来讲, 在水权初始配置价格为P1时, 其初始水权配置量为Q1B, 此时其消费者剩余为EJP1围成的面积。在水资源供需平衡时, 价格为P2, 水资源实际需求量为Q2B, 此时其消费者剩余为EHP2围成的面积, 即Ø。和均衡状态相比而言, B地区消费者剩余的净变化为△CSB= (γ+Ø+Ø) -Ø=γ+Ø。和价格水平为P2相比较, 其生产者剩余的净变化为△PSB=- (β+γ+Ø) 。因此B地区的社会福利总变化为△WB=△CSB+△PSB= (γ+Ø) +[- (β+γ+Ø) ]=-β。
综合上述, 在水权不可交易的情形下, 如果初始水权的配置量和地区对水资源需求量不相等, 就会存在水资源配置中的福利损失, 其总损失额为△W=△WA+△WB= (-α) + (-β) =- (α+β) 。
若地区A和地区B之间存在水权交易, B地区把多余的水量 (QB1-QB2) 按照P2的价格出售给A地区, 在没有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B地区增加的收益为△TRB= (β+γ) 。和没有水权交易相比较, 因为水权交易使B地区的福利额外增加了β。而A地区在购入B地区的水量后其福利会增加αC。水权交易使该流域社会总福利增加量为 (α+β) 。因此, 水权交易的开展, 可以有效减少无水权交易所带来的水资源配置中的社会福利损失。
四、水权交易的实践类型
根据水权的科层概念模型, 我国已经存在的水权交易分为五种类型, 这五种水权交易类型反映了中国水权结构变迁的最新进展。
第一种类型是初始水权的市场分配。通常情况下, 初始水权的分配是需要政府去完成的, 市场难以发挥作用, 但并不排除市场在初始水权中的作用。我国南水北调工程中就发挥了市场机制在初始水权分配中的作用。传统的跨流域调水基本都是国家财政投资, 地方无条件受益, 结果导致国家财政负担沉重, 同时水资源浪费现象普遍。南水北调工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实行水权与投资相挂钩的机制, 让沿线城市根据要水量分摊部分资本金, 其实质就是在初始水权分配中部分引入市场机制。需要说明的是南水北调作为一项我国重要的战略布局, 其初始水权的分配要以解决资源性缺水为依据, 并不是完全市场化分配,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市场方式。目的是为了调节水需求,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沿线各地根据出资额分配水权也主要适用于 “增量水权”的分配, 而且这一原则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
第二种类型是水银行。水银行是一种较为高级的水市场形式, 在西方国家水市场实践中较多地被采用。1991年~199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出现了严重干旱, 加州地方政府组建了水银行并作为唯一买主购买用户节约的水量, 用以调节水资源的供需平衡。“水银行”相当于一个虚拟水库, 其作用类似于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业务。较高的水权质量是“水银行”建立的前提。由于我国水权质量较低, 导致我国 “水银行”发展相对滞后。但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 “水银行”的雏形。例如北京市大兴区建立了由各村镇用水协会为单元的水银行。水银行在水权交易中起中介作用, 在具体交易过程中, 水权卖方和卖方不发生直接交易, 由水银行将富余水权份额集中进行买卖操作。
第三种类型是地方之间的水权交易。地方之间的水权交易是指地方之间由于水资源天然禀赋量、初始水权分配量、水资源耗费量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量的差异, 导致地方之间存在水资源余缺状态, 从而水资源富余地区将水量出售给短缺地区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 地方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 相应地会形成独立的权利意识, 导致上级利用行政权利调整水权的难度增大, 水权交易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动力增加。我国第一例水权交易东阳—义乌水权交易就属于地方之间的水权交易行为。此外, 2001年5~6月海河水利委员会在漳河上游进行的跨省有偿应急调水行为也属于地方之间的水权交易。所不同的是东阳-义乌水权交易属于长期水权交易, 而后者属于短期水权交易行为。
第四种类型是部门 (产业) 之间的水权交易。部门之间的水权交易是由于水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产出效率差别所导致的一种水权交易行为。目前较为普遍的是水权置换方式, 即工业部门投资于农业节水改造工程, 将农业部门节约下来的水资源运用于工业缺水项目。这种水权转换方式在内蒙古和宁夏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第五种类型是用水户之间的水权交易。关于用水户之间的水权交易主要限定在灌溉用水领域, 但由于我国农户的灌溉用水水权质量较低, 因此用水户之间的水权交易行为在我国鲜有发生。甘肃张掖民乐洪水河灌区的水票交易是我国用水户之间水权交易的一个典型案例, 也是张掖地区 “节水型社会试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掖市民乐县洪水河灌区是依托水库自行灌溉的区域。2001年10月, 灌区发送了水权证, 水权证有效期为5年, 实现了对初始水权的分配, 之后灌区内部开始出现了水权交易, 实现了水资源在用水户之间的余缺调剂。
五、水权交易经济正效应的案例验证
1.内蒙古鄂尔多斯黄河南岸灌区水权转换效益
内蒙古鄂尔多斯水权转换属于部门之间的水权交易形式。该灌区位于黄河干流内蒙古段南岸的杭锦旗与达拉特旗境内, 灌区现状灌溉面积为139.62万亩。其中引黄自流灌区面积为32万亩, 扬水灌区灌溉面积62.3万亩, 井灌区45.32万亩。现状引黄灌溉62.2万亩, 合计引黄灌溉面积94.2万亩。该灌区于2000年被水利部列入国家大型灌区, 200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批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黄河南岸引黄自流灌区现状灌溉面积32万亩区域进行水权转换节水改造一期工程, 工程于2005年开始实施, 2007年底全面完成一期工程建设。节水工程实施前, 灌区初始水权为4.1亿m3, 工程实施后, 向工业领域转换水量1.3亿m3, 农业用水2.8亿m3、退水3500万m3, 灌区灌溉用水量控制在2.45亿m3以内。节水改造和水权转换一期项目实施后, 鄂尔多斯黄河南岸灌区的渠首引水量、泄水量和用水量逐年下降。
单位：亿m3
资料来源：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黄河南岸灌区近期水权转换实施效果评估报告，鄂尔多斯水利网。
不仅如此, 鄂尔多斯水权转换中实施的渠道衬砌工程节水效果也比较明显, 根据内蒙古水文总局、水科院对水权转换项目的评估报告, 已整理出鄂绒硅电、达电四期、大饭铺电厂等七个项目的 《水平衡测试资料初步分析成果》, 结果表明渠道衬砌工程节水效果显著。
鄂尔多斯通过水权转换工程的实施, 实现了多赢目标,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一是为重大工业项目提供了用水, 支持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转换出的1.3亿m3水, 可保证14个工业项目正常生产, 每年能实现工业产值265.5亿元, 新增利税80多亿元。二是拓宽了水利工程建设融资渠道。1999年~2005年, 国家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在鄂尔多斯市黄河南岸自流灌区投入3823万元, 仅对建设灌域的分干渠衬砌12公里, 改造了部分建筑物, 治理进度缓慢, 节水效果不明显。而水权转换工程改变了长期以来依靠国家投资的模式, 拓宽了水利建设融资渠道, 3年投资近6.9亿元, 衬砌各级渠道1584.7公里, 灌区面貌得到根本性改变。三是水资源使用效率大幅度提高。渗漏损失减少, 渠系水利用系数由衬砌前的0.348提高到0.636, 灌溉水利用系数也由0.24提高到0.54;改善了渠道过水断面, 提高了输水能力, 减少了蒸发损失。四是降低了农民水费支出。按2008年农业用水价格, 南岸自流灌区每立方米水价5.3分, 转换水量1.3亿m3, 每年减少水费支出689万元。五是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渠道两侧大片积水已经消失, 灌区土壤次生盐碱化情况明显好转, 大片中低产田正在改造成为高产农田。
鉴于一期水权转换的成效, 鄂尔多斯又开展了二期水权转换工程。二期水权转换工程规划范围为鄂尔多斯市引黄灌区, 灌溉面积94.2万亩, 规划调整后总投资17.04亿元, 年节约水量1.24亿m3, 年可转换水量9960万m3, 工程于2010年3月份开工建设。2013年上半年, 完成投资5400万元, 新建扬水泵站2座, 衬砌干渠4.38公里, 支渠14.88公里, 斗渠27.58公里, 配套渠系建筑物1264座。截止2013年6月底, 累计完成投资6.77亿元, 泵站整合、渠道衬砌和建筑物改造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 喷灌、滴灌和畦田改造工程完成12%左右。
2.东阳—义乌水权交易的经济效应分析
东阳-义乌水权交易属于地方之间的水权交易。浙江省义乌市水资源短缺, 而东阳市水资源相对丰富, 两地存在水权交易的可能性。假设义乌有四种可供选择的化解其水资源短缺的方案:其一是在本市境内兴建新水库、改造扩建现有水库;其二是到邻县 (如浦江县) 买址新建水库;其三是共同投资兴建东阳到义乌引水工程;其四是购买东阳横锦水库的部分水权。四种方案的成本———收益见表2。
资料来源:周玉玺、葛颜祥:水权交易制度绩效分析。
上述四种策略而言, 策略一获取的水量较多, 但投资数额巨大, 仅工程投资一项就高达13.1亿元, 加上土地占用、移民安置和防污、治污投资, 投资数额太大;策略二不能解决义乌用水缺口, 而且水质不能得到保证;策略三由于东阳缺乏利益激励供水稳定性难以得到满足;相比较而言, 策略四 (向东阳购买水权) 是最经济的选择, 该策略所费投资可以接受, 且水质有保证, 义乌每购买1m3水权虽需付出4元的代价, 但要比自建水库减少花费6元/m3。东阳通过节水工程得到的剩余水量, 其成本不足1元/m3, 出售给义乌得到4元/m3的收益, 其净收益为3元/m3, 有利于增加东阳市的财政收入。同时东阳市还可以获得水利改造基金用于本地灌区改造, 提高农业灌溉效率, 有利于降低农业灌溉负担。
六、结语
我国水资源相对短缺, 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是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亟需解决的问题。在坚持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基础上, 积极界定水资源使用权并促进其交易是我国未来水资源管理机制改革的方向之一。水权交易的前提是初始水权的明确界定、水量的精确计量和水权交易价格的科学核算。目前, 中国水权质量相对较低、水权计量需要改进、水权交易价格的核算尚不完善。因此导致我国水权交易尚不普遍, 关于水权交易的成本—收益的研究尚不成熟。同时水权交易的效益涉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且交易过程中会存在外部性。因此对于水权交易效益的研究较为复杂。如何有效推进我国水权交易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如何科学研究水权交易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这些都是水权交易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袁志刚.中国水制度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3]Wurb R A.Texas water availability modeling system[J].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005, (04) .
[4]黄锡生, 黄金平.水权交易理论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01) .
[5]周玉玺, 葛颜祥.水权交易制度绩效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04) .
理论效应分析 篇5
关键词：“罗森塔尔效应”；期望理论；实践框架
前言
“罗森塔尔效应”由美国心理学家发现，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心理效应，该效应被用于教学中，取得了让人十分意外的成果.当前我国高校班级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应用罗森塔尔效应对班级管理的理论进行创新，并应用于实践中，能够改变现有局面，有利于高校学生的成长、发展.
1罗森塔尔效应概述
“罗森塔尔效应”也被称为“人际期望效应”或者“皮格马利翁效应”，是1968年被发现、总结出的一种社会心理效应理论.该理论的核心理念是要求教师对学生抱有更高的期望，同时使学生了解这一情况，积极投入学习中回馈教师，教师则以更高的要求、更热情的态度教导学生，形成一种良性教学循环，使学生向着教师期望的方向发展、不断接近期望的高度，直到最后实现.“罗森塔尔效应”的发现带有一定的实验性质，1968年，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L.雅各布森来到美国一所小学，从6个年级中各挑选三个班级，以测试之名随机选出一批学生，声称这批学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途，并叮嘱校长和教师保密，以便进行后续观察.尽管两位心理学家并没有要求校长和教师给予这批学生特殊照顾，但后者依然重视自己班级内“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生”，对这些学生的期望值明显提高，教导也更加用心.8个月后，罗森塔尔和L.雅各布森再次对这18个班级进行复测时，发现随机选取的那一批“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生”成绩几乎都有了明显进步，而且交际能力、求知欲也更强了，这即是“罗森塔尔效应”.
2国内外应用现状
2.1国外应用现状
“罗森塔尔效应”发现于美国，但是其应用并不是广泛的，最初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L.雅各布森的实验只是出于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而非针对教育事业.客观的说，大规模应用“罗森塔尔效应”很可能导致教育失衡，教师对个体群体的关注将可能导致对整体关注的不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森塔尔效应”的作用下，相关衍生理论得到了提出和应用，较为著名的比如翻转课堂理论.翻转课堂理论尊重了学生的个人意愿，做到了以学生为主题，突出了个人自主学习的价值，其可以认为是“罗森塔尔效应”作用之下的一种衍生理论.，美国某机构曾就翻转课堂的应用进行过一次调查，地点为美国阿拉巴马州的600多所各级学校，结果表明有76.4％的中小学应用翻转课程进行授课、80.2％高中教学应用翻转课堂模式，而应用翻转课堂的高等学府则达到93.8％.
2.2国内应用现状
理论效应分析 篇6
光纤陀螺法拉第磁光效应作为非互易性误差源，是影响光纤陀螺性能，尤其是影响光纤陀螺精度的主要原因之一。介绍了光纤陀螺的磁敏感机理，分析了光纤陀螺径向和轴向磁敏感性误差的主要来源。提出了通过在光纤陀螺原有光纤环上熔接反向扭转光纤的方法，引入比较高的圆双折射，对原有光纤环的非互易相位差进行补偿，达到抑制光纤陀螺磁敏感性误差的目的，探讨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并对补偿特征进行了仿真分析。
关键词：
光纤光学； 光纤陀螺； 法拉第效应； 光纤扭转
中图分类号： TN 253文献标志码： Adoi： 10.3969/j.issn.10055630.2016.06.009
Abstract：
Fiber optic gyroscope Faraday effect as nonreciprocity error source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iber optic gyro especially the precision of fiber optic gyro.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gnetic sensitive mechanism of fiber optic gyro and analyzes the main source of fiber optic gyro radial and axial magnetic sensitivity error. To improve the torsion of circular birefringence fiber rate coupled wave equation of twisted fiber is an evaluation of twist fiber circular birefringence.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a reverse torsion fiber method. Relatively high circular birefringence is introduced. Compensation of the original fiber ring nonreciprocal phase difference is realized so as to restrain the sensitivity error of fiber optic gyro magnetic.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ompens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tical fiber torsion compensation method are carried out.
Keywords：
fiber optics； fiber optic gyroscope； Faraday effect； optical fiber twist
引言
光纤陀螺自问世以来便以其全固态、可靠性高、成本低、体积小、精度高等优点成为研究的热点[1]。随着光纤陀螺工程化应用的全面展开，对光纤陀螺磁光法拉第效应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光纤陀螺磁光法拉第效应是光纤陀螺的主要非互易误差源之一，特别是针对中高精度光纤陀螺受法拉第磁光效应影响较明显的问题，需要提出有效的光纤陀螺磁敏感性综合抑制方法，以减小法拉第磁光效应对光纤陀螺的
影响，提高光纤陀螺的精度。本文提出了熔接反向扭转光纤的方法来抑制光纤陀螺磁敏感性误差，并通过仿真分析了扭转补偿的效果，探讨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1光纤陀螺的磁敏感机理及其磁敏感性误差来源
在理想的圆芯单模光纤中，不存在圆双折射，因此光纤线圈中两束反向传播光波之间的法拉第相位误差为零[2]。但是这只是在光纤环理想状态下，即光在光纤环中的偏振态不发生变化时才成立。
1.1光纤陀螺的磁敏感机理
磁光法拉第效应是当线偏振光通过处于磁场作用下的透明介质时，其线偏振光的偏振角会发生旋转，产生磁场作用下的一种旋光现象。由于磁光法拉第效应，在单模光纤中磁场改变了构成入射线偏振光的左、右圆偏振光的相位，导致两束反向传播的线偏振光的偏振面产生一个夹角，使光在光纤环中传输时产生一个非互易相位差。由于这一误差无法与光纤陀螺的Sagnac效应区分，因此產生法拉第效应误差，导致光纤陀螺具有磁敏感性。
1.2磁敏感性误差来源
对于单模光纤陀螺来说，单模光纤预制棒制作过程中产生的残余应力，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扭转，进而引入了圆双折射。当在骨架上绕光纤时，光纤绕环机和陀螺骨架轴的失准几乎不可避免，这会产生进一步的扭转。扭转所致的圆双折射是导致光纤陀螺径向磁敏感性误差的根源。
对于保偏光纤陀螺而言，因为保偏光纤具有高双折射率，能够比较好地使光在光纤环传输中保持原有的偏振态，所以利用保偏光纤可以降低光纤陀螺的径向磁敏感性误差。但是，由于保偏光纤在绕环时，光纤的主轴会发生一定的旋转，这也会导致光的本征偏振模式不再是一个标准线偏振态，因此光纤陀螺的磁敏感性误差不可能为零。在轴向磁场环境下，在法拉第效应中，与光传播方向垂直的磁场垂直分量是不会形成法拉第效应的。但是由于光纤环绕制完成后存在一定的弯曲，磁场垂直分量会使弯曲光纤中与弯曲平面平行的模式具有非互易性，从而产生相位误差，误差值的大小与该模式在传播过程中有多少分量与弯曲平面平行有关[36]。在拉制光纤、绕制光纤环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引入扭转，扭转会导致与弯曲平面平行模式的分量发生变化。因此，光纤陀螺轴向磁敏感性误差也与光纤环中光纤的扭转相关，具有随机性。
nlc202309081804
光纤的扭转分布具有随机性，但是对于确定的光纤环，其扭转分布也是确定的，因而无论径向还是轴向磁敏感性误差都具有确定性，都可以尝试通过附加一个具有相反磁敏感特征的“补偿光纤环”（即用一段较短且长度在米级的光纤绕制的补偿光纤环），来抑制陀螺的磁敏感性。
下面给出光纤陀螺磁敏感性误差的数学模型。
2反向扭转抑制磁敏感性误差可行性分析
通过前述分析可知，光纤拉制和绕环过程中引入的扭转所产生的随机圆双折射，是光纤陀螺中产生法拉第径向磁敏感误差的根源，而周期性等于两层光纤总长的光纤扭转模式是产生陀螺轴向磁敏感性的根源。无论哪种效应，均与光纤的扭转有关。因此，要抑制光纤陀螺的磁相位误差，可以考虑从补偿光纤扭转量的角度出发，抑制磁敏感性误差，下面具体进行分析。
2.1光纤陀螺的磁敏感误差的补偿原理
1）补偿光纤环具有与原光纤环方向相反的磁敏感轴。
2）补偿光纤环产生的附加相位与补偿光纤长度成线性关系。
3）补偿光纤环产生的附加相位应与原光纤环磁敏感性误差相当。
如果补偿光纤的长度适中，可以适当控制光纤扭转量的大小得到所需补偿量，如图2所示。
上述讨论假设补偿光纤与敏感环光纤是同一根光纤，未考虑实际熔接工艺的实现问题。实际操作时，需先测量出光纤敏感环部分的径向磁敏感误差，然后依据该量在敏感环的尾部熔接补偿光纤。由于光纤的不同，需要考虑其光纤参数的变化，如双折射、费尔德常数等光学特性，另外熔接引起的其他反常测量特性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2.2扭转补偿光纤产生补偿量的模型
光纤扭转率呈正弦函数分布，有如下几种情况：
此时表明补偿光纤产生的相位差与正弦分布的偏置无关。
3）周期为π，即周期等于光纤环的半匝时，设τ（z）=τ0sin
此时，补偿光纤产生的相位差与光纤长度成非线性关系，用于补偿时可控性差。
〖JP3〗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扭转分布特征即扭转量的分布、大小、周期，都会导致补偿光纤产生的补偿量不同。
综合上述补偿量模型分析，可得以下结论：
1）为了能够利用较短补偿光纤产生较大的补偿量，可以采用正弦波的扭转分布。
2）当补偿光纤扭转分布选择正弦波时，必须保证分布周期为2π，这样产生的补偿量与补偿光纤长度才成线性关系。
3）当补偿光纤扭转分布呈周期为2π的正弦波时，产生的补偿量与分布的偏置无关。
3光纤扭转补偿特征的仿真分析
为了得到可控的相位补偿量以及补偿方向，必须分析补偿光纤扭转分布特征与两者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扭转补偿光纤产生的补偿量与补偿光纤长度成线性关系与否，二是补偿光纤环的磁敏感轴方向在相应的扭转分布特征下是否可以确定。下面我们围绕这两个要点进行了仿真分析。
仿真时设定光纤陀螺光源波长
1）当补偿光纤扭转率呈正弦分布，扭转率变化周期为2π，设τ（z）=10·sinzr。补偿光纤环半径r=0.05 m，光纤双折射Δβ=2 000 rad/m，磁场相对光纤环基准轴角度θ0=π/6 rad。此时补偿光纤环产生的非互易相位差与补偿光纤环匝数的关系如图3所示。图中，补偿光纤产生的相位补偿量与补偿光纤的匝数成线性关系，即当补偿光纤环半径一定时，补偿量与补偿光纤的长度也成线性关系。
补偿光纤环产生的非互易相位差与径向磁场方向的关系如图4所示。 从补偿模型看，当径向磁场方向与建模时设定的光纤环平面+x轴方向夹角为0°时，产生的磁敏感性误差最大，即产生的补偿量最大，说明此时径向磁场方向与补偿光纤环磁敏感轴方向一致。
2）当补偿光纤扭转率周期变化为T=π，即τ（x）=10·sin（2zr），此时补偿光纤环产生的非互易相位差与补偿光纤环匝数的关系会发生改变，如图5所示。
在图5中，补偿光纤产生的误差补偿量与补偿光纤长度成非线性关系，具有2π的周期性，产生的补偿量级较小。可以看出扭转分布的周期由2π变为π时，补偿量与补偿光纤长度由线性关系转为了非线性关系，这说明了扭转分布特性中2π周期性的重要性。因此在绕制补偿光纤环时，要严格保证光纤扭转周期为2π。
4结论
通过分析光纤陀螺磁敏感机理和磁敏感性误差来源，结合扭转光纤的特性，探索了一种主动抑制磁敏感性误差的方法。针对光纤陀螺原有光纤环中产生的非互易相位差，在光纤环上熔接补偿光纤，引入比较高的圆双折射，产生一个负相位误差，达到抑制光纤陀螺磁敏感性误差的目的。本文经仿真分析验证了光纤扭转补偿法的可行性，为进一步抑制径向磁敏感性误差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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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铁英）
理论效应分析 篇7
美国学者Ansoff于20世纪60年代第一个提出协同理念。协同是公司与被收购企业之间匹配关系的理想状态, 是指一个公司通过收购另一家公司, 使得公司整体业绩好于两个公司原来的业绩的总和, 即2+2>5。Sirower (1997) 认为协同效应必须放到竞争的环境中去考虑, 它应该是合并后公司整体效益的增长超过市场对目标公司及收购公司作为独立企业已有预期之和的部分。Chatterjee将协同效应划分为三种:管理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以及财务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也称为营运协同效应, 是指并购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效率方面带来的变化及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效益。营运协同效应的一个最主要来源就是规模经济。建立在营运协同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在行业中存在着规模经济, 且在并购之前, 公司的经营活动水平达不到实现规模经济的潜在要求。R觟ller (2006) 认为, 这种规模经济可分为短期规模经济与长期规模经济。一个企业, 无论规模大小, 总是会发生一些固定的支出, 这些固定支出并不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发生变化, 当公司合并后, 一些重复性的固定支出会被减少, 这是短期规模经济的体现。同时由于合并前两家公司进行生产的边际成本不同, 当公司合并后, 企业可以将边际成本高的企业生产的部分产品转移到边际成本低的企业进行生产, 这样会降低整个集团企业的生产成本。长期规模经济主要表现在当公司产量很低时, 公司只能投资技术含量较低、边际成本高的资产, 而当公司合并后, 随着产量的增加, 企业会投资技术含量高、边际成本低的资产, 这样, 降低了整个集团的成本。R觟ller认为的合并导致的规模经济影响如图 (1) 表所示。
二、航空运输企业合并经营协同效应
(一) 合并带来幅员经济与密度经济
黎群认为, 航空运输企业合并的规模经济主要表现为运输网络的幅员经济和运输密度经济。所谓运输网络幅员经济, 是指在网络上的运输密度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与运输幅员同比例扩大的运输总产出引起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现象。航空公司合并的幅员经济主要体现在:一方面, 航空公司的合并扩展了新集团的航线网络, 增加了服务的城市对数量。由于合并前两家航空公司所占领的市场和航线网络各不相同, 合并后, 新集团的航线网络便得以扩展。特别是当前许多航空公司都建立了枢纽辐射式航线结构系统, 拥有自己的航空枢纽, 对于枢纽辐射式航线结构系统而言, 当与枢纽相连的辐条数为N时, 系统内所服务的全部城市对数量为N* (N+1) /2。因而, 随着航线网络的扩展, 随着辐条数N的增加, 系统内所服务的全部城市对数量就会发生成倍的增加。这时, 航空公司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最优航线。另一方面, 航空公司的横向合并, 带来了平均航线里程的增长, 而平均航线里程越长, 单位成本越低。David以加拿大航空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大型航空公司与小型航空公司的载运率、RTK (客运、货运的收入公里) 、总成本以及RTK与总成本的比率, 结果发现, 大型航空公司在这些指标上明显优于小型航空公司。Cavest (1984) 收集了美国航空公司1976年的资料, 将这些航空公司按照规模分为大型航空公司与小型航空公司, 通过分析这些公司的RPM (收入客公里) 、平均航程、总成本等数据, 分析发现大型航空公司这一数值的均值分别是150.1亿美元、14.2亿美元、685英里, 而小型航空公司这一数值分别是15.2亿美元、2.0亿美元、197英里, 如果用总成本除以RPM客运收入, 大型和小型航空公司的这一比率分别为0.095、0.1316, 可以发现, 大型航空公司的单位成本明显低于小型航空公司, 规模经济得以体现。所谓运输密度经济是指, 当运输网络在幅员上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运输产出扩大引起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现象。当两家航空公司合并后, 在某些航线上, 合并后的新集团便拥有了合并前两家公司的客流量, 旅客载运率当然得到提升。而客座率的提高, 可以大大减少空座位的人公里数, 降低了单位成本。据Boyer (1997) 测算, 客座率每提高1%, 单位成本可降低2.64%。
(二) 买方力量增强导致购买经济
许多学者研究认为, 当公司横向合并时, 买方力量会随着规模的变大而增强, 这种买方力量的强大会迫使上游企业压低价格, 从而使购货方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以比同行价格更低的水平购买, 获得购货方的购买经济。所谓买方力量, 按照OECD (1981) 的定义, 是指购货方在产品或服务的买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 或者由于其规模或者其他特征占据优势的, 从而能够从购货方手中获取相比其他买家更多优惠条件的状态。Roman认为, 企业合并会增强买方力量, 产生购买经济, 这主要是由于:第一, 由于供货方规模大, 采购数量多, 如果购货方拒绝购买, 或威胁向别家购买, 会导致供货方存货闲置, 资金周转下降;第二, 如果供货方拒绝购货方降低价格的要求, 购货方有可能会向该行业的新入行者购买, 而新入行者的价格往往有可能比较低, 购货方与新入行者的订单, 会让新入行者在整个领域站稳脚跟;第三, 由于规模很大, 购货方会更了解供货来源渠道, 这也会让购货方有利可图同时, 购货方有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它的更有利可图的采购方法, 比如拍卖等。Fee和Thomas (2004) 研究发现, 当下游企业逐渐集中时, 购货方的经营利润存在显著下降。Snyder (1996) 通过研究发现, 购货方的合并会促使销售方之间的竞争加剧, 从而导致价格的下降。Lustgarten (1975) 和Schumacher (1991) 的研究发现, 购货方集中与供货方的利润存在显著负相关。Roman认为, 当居于下游企业的购货方规模很大, 迫使供货方给予更多折扣时, 这时供货方会向其他规模小的购货方挤压, 从而产生水床效应。Bhattacharyya和Nain (2006) 通过收集1984年至2003年的所有进行合并的公司的资料, 结果发现, 当下游企业的购货方横向合并时, 企业的购买力量显著增强, 这会影响那些依赖购货方的供货方。那些依赖下游企业生存的供货方在买方合并后的三年内, 其利润与销售价格存在显著下降。
(三) 合并导致节约共同成本费用
Arrow (1975) 认为企业横向兼并时, 由于销售网点和职能部门的合并, 降低了成本, 而纵向兼并的成本降低是通过谈判成本和交易费用的减少来实现的。R觟ller (2006) 认为, 一个企业, 无论规模大小, 总是会发生一些固定的支出, 这些固定支出并不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发生变化, 而当公司合并后, 一些重复性的固定支出会被减少。当两家航空公司合并后, 一项被节省的重要成本便是销售费用。由于两家公司共用一个品牌, 合并前两家公司都需要列支的广告开支便会被部分节省。同时, 公司的合并带来了两家公司原来各自销售网络、销售渠道的整合, 一些重复的销售网点和渠道会被减少, 销售费用得以节省。另一项被节省的成本是维修及仓储成本。航空公司的合并, 增加了机队规模, 而飞机的维修及零部件数量与机队规模成反比。有数据表明在只有一架客机单独使用时所需储备的零部件数量相当于飞机价值的50%, 而当拥有10架相同客机时所需要储备的零部件数量仅相当于飞机总价值的10%。
三、法荷航合并经营协同效应案例分析
(一) 合并后的营运能力
法国航空公司在合并前是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 (根据运载旅客量) 、全球第3大客运航空公司、全球第4大货运航空公司、全球第二大飞机维护公司, 每天可提供的航班数量达到1800个。尽管销售业绩不错, 但由于受到国内TGV的冲击, 法国航空公司在一些短程航线上失去了市场, 无奈之下, “飞得更高更远”成了法航的战略选择。而荷兰航空在合并前运营状况始终不佳, 由于受油价上涨、成本上扬、客源不足的情况影响, 荷航的财务危机日甚一日。因而, 法航与荷航的联姻, 双方一拍即合。2004年5月, 法国航空公司以8.33亿欧元 (9.9570亿美元) 获取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89%的控制权, 组成当时全球收入最大的航空公司。法荷航合并后, 新集团营运能力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 从飞往城市来看, 企业飞往的城市从合并前的189个提高到225个;第二, 从每天载运旅客人数来看, 每天载运旅客人数从43.7百万提高到64.1百万;第三, 从飞行航班来看, 每天飞行航班从合并前的1800个迅速扩张至2350个, 第四, 从营运收入来看, 由于合并前的法航的航线主要分布在欧洲、非洲以及南美, 而荷航则在北美及亚洲地区具备优势, 两家公司仅在30%的国际航线上有重叠业务, 因而, 两家公司合并后, 新集团在跨大西洋地区的营运收入提高很大, 合并前法航在北美地区的销售收入仅为1850百万欧元, 而合并后迅速增长至2939百万欧元, 增长比率为58.86%;选用了可利用客公里 (ASK) 、收入客公里 (RPK) 、客座率这三大指标来反映合并前后营运能力的变化, 如表 (1) 所示。从表 (1) 中, 可以发现:第一, 公司合并后, 新集团无论是从可利用客公里还是收入客公里来看, 都发生了显著增加。从可利用客公里 (ASK) 来看, 合并前法航的可利用客公里 (ASK) 总额为134444客公里, 其中长途97137, 占了总额的72%, 。由于航线网络的扩展, 可利用客公里增长很快, 在合并后的第一年内, 可利用客公里迅速增长至214606, 增长比率为60%, 而在合并后的第二年、第三年, 这一指标持续上涨, 到合并后的第三年, ASK达到245066客公里, 相比合并前, 增长几乎一倍。从收入客公里 (RPK) 来看, 合并前收入客公里 (RPK) 总额101644客公里, 其中长途77682, 占了总额的76%, 而在合并后的第一年, 这一指标迅速增长至168998客公里, 增长比率达到66%。第二, 长途在总的可利用客公里与收入客公里中的比重均发生了增加。合并前, 长途在企业收入客公里中的比重仅为76%, 而合并后, 这一比重上升到了80%, 显然, 法荷航合并后, 集团公司“飞得更高更远”。而飞机航程越远, 平均单位成本越低。第三, 就客座率来看, 无论是长途, 还是中短程, 合并后集团的客座率都呈逐步上升趋势, 从合并前的76%上升到合并后第三年的81%。合并后的运输密度经济优势得以体现。
单位:百万
(二) 合并后的成本费用
按照Roman等的观点, 当两家航空公司合并后, 尤其是两家大型航空公司的合并, 购货方的力量显著增强, 这时会产生购买经济。航空公司合并的购买经济主要体现在增加在购买飞机及原材料上的买方谈判力量。航空运输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在航空公司的总资产中, 固定资产占有非常大的比重, 而在固定资产总额中, 飞机又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固定资产。当两家大型航空公司合并后, 购买飞机的需求量会发生增加, 这时会增加买方的谈判力量, 从而导致企业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飞机。航空公司合并带来的另一项成本的节约便是销售费用的节约。当两家航空公司合并后, 由于两家公司共用一个品牌, 合并前两家公司都需要列支的广告开支便会被部分节省。同时, 公司的合并带来了两家公司原来各自销售网络、销售渠道的整合, 一些重复的销售网点和渠道会被减少, 这样, 整个集团的销售费用会被节省, 规模经济得以体现。表 (2) 列示了法荷航合并后各项成本占收入的比重及变化情况。从总成本占总收入中的比重来看, 法荷航的合并给集团公司带来了三大成本的节约, 其一是销售费用, 合并前, 法航的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为8.52%, 而在合并后的第一年, 这一比率下降到7.33%, 而在合并后的第二年、第三年, 这一比率继续下降, 而在合并后的第三年, 这一比率下降到了5.21%, 这与预期的合并带来的销售费用的节约预期一致。其二是企业折旧。合并前企业的折旧占销售收入的比率为9.6%, 而在合并后这一比率也持续下降, 在合并后的第三年下降到了7.72%, 由于在航空公司固定资产的折旧中, 飞机折旧占了固定资产折旧的绝大部分, 由于法荷航的合并增强了买方的购买力量, 企业购买飞机的成本得以降低, 相应折旧得以减少, 企业合并后, 采购成本确实得到了下降。其三是工资。公司合并后, 工资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也持续下降很大, 从33.06%下降到28.99%。这主要是由于公司合并后, 人员得以精简而引起的。
(三) 合并后的盈利能力
企业营运能力的提高与平均单位成本的下降, 必然导致企业的整体的盈利能力的上升。如表 (3) 所示。从盈利能力的绝对数来看, 合并前, 法航的净利润总额为93百万欧元, 销售收入为12337百万欧元, 而在合并后第一年, 法荷集团创下了净利润1710百万欧元的记录, 而销售收入在合并后的三年内却逐年升高, 到合并后的第三年达到23077百万欧元, 尽管在合并后的第二、第三年随着航空业整体形势的严峻, 净利润有所下降, 但就绝对数而言, 仍然远远高于合并前。从相对数指标而言, 合并前, 企业的权益净利率这一核心指标仅为2.3%, 资产净利率为0.72%, 而在合并后的第一年, 权益净利率上升到28.41%, 资产净利率达到7.37%, 增长10倍还多。因而, 无论相对数还是绝对数, 合并后集团的盈利能力都有非常大的提高, 协同效应得以体现。从上面的分析中, 可以发现, 航空运输企业间的横向合并确实存在经营协同效应。这种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横向合并所产生的航线网络的扩展, 由此带来的运输网络的幅员经济和运输网络的密度经济, 以及由于规模的增加形成的买方力量的强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这些都会导致企业共同成本的节约以及平均单位运输成本的下降, 从而导致企业营运能力以及盈利能力整体的成倍的提高, 经营协同效应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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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效应分析 篇8
目前, 有关中国要素发展战略, 尤其是人口、资本等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引起了来自学界和政界的极大关注。对要素发展战略的选择离不开对要素积累和要素禀赋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分析。然而, 研究要素禀赋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典文献 (如Rybczynski, 1955等[1]) 主要从静态或短期的角度分析要素禀赋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缺乏从长期和全面的视角入手的相关分析。本文从理论分析和经验论证的视角分析了要素禀赋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和完全影响效应。其理论分析部分主要从既定要素禀赋下的均衡产出、要素禀赋变化的短期、长期和完全效应等方面展开, 而经验论证部分则结合中国工业部门36个子行业的历史数据验证理论部分的结论。
1 近期文献回顾
对要素禀赋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做出研究的文献始于雷布钦斯基 (Rybczynski) 的分析, 他指出, 在商品的相对价格以及商品生产的要素密集性质未发生变化的条件下, 某种要素的禀赋增加将引起密集使用该要素的行业产出增加, 而其他行业产出则降低, 这也被称为“雷布钦斯基定理”。
图1显示了雷布钦斯基定理核心逻辑, 其主要结论包括: (1) 在资源禀赋分别由
雷布钦斯基的分析主要建立在2×2×2 (两个国家、两种商品和两种要素) 、设定齐次线性函数形式以及仅有一种要素禀赋发生变化的基础上, 其追随者主要从放宽其基本假设条件以及利用国别或地区数据验证这一结论等视角展开相关分析。
对其假设条件的放宽和拓展主要从多种要素禀赋同时变化、改变生产函数形式以及改变2×2×2分析模式等方面展开。其中, Ashok Guha (1963) 指出, 即便在所有要素禀赋同时发生变化时, 雷布钦斯基定理的主要结论也同样具有适用性。他认为, 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条件下, 密集使用禀赋增加幅度相对较大要素的行业产出将增加, 而其他行业产出将降低[2]。而Wolfgang Mayer (1976) 则在构建小国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指出, 要素禀赋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取决于生产函数的性质和所有行业的要素密集性质[3]。他认为, 在其他行业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特征时, 某要素禀赋的增加将引起相对密集使用该要素的行业产出增加;而在其他行业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时, 某种要素禀赋的增加将引起相对稀缺使用该要素的行业产出增加。同时, 当其他行业面临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时, 要素禀赋的改变不会引起行业产出的变化。而吴俊、张家峰 (2008) 则通过构建包含收益递增的2×2×2国际贸易理论模型, 对雷布津斯基定理进行了修订[4], 指出要素禀赋变化与产出增长之间存在如下关系:在封闭状态下, 资本存量的增加将导致资本密集的元件产量增加, 劳动密集的农产品产量下降;并会导致元件种类数增加, 且元件种类数增长比例小于资本存量的增长比例。而在自由贸易状态下, 资本存量的增加将导致资本密集的元件产量增加, 劳动密集的农产品产量下降, 且元件种类数增加;但元件种类数增加幅度与资本存量的水平有关。
与此同时, 部分学者则从国别或地区数据等出发, 对雷布钦斯基的相关结论做出了验证, 其中, Gordon H.Hanson和Matthew J.Slaughter (1999) 等在该领域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5]。他们曾以美国为例, 分析了要素禀赋的改变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 并分析了移民以及其他要素禀赋改变对美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他们认为, 要素禀赋的改变主要是通过改变不同行业的总产出, 而并不通过改变区域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对要素禀赋改变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近期研究主要围绕拓展雷布钦斯基定理的适用领域和使用范围而展开。从作者搜集的文献来看, 目前比较流行的趋势是将雷布钦斯基的分析结论拓展到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经济发展层次。其中, 郝大江 (2009) 在将要素分为非区域性要素 (资本要素及其他要素等) 和区域性要素 (直接进入生产过程的以及黏附于资本要素转化进入生产过程等) 的基础上, 通过建立基于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相互作用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 指出在经济增长的稳态条件下, 区域性要素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6]。由此, 非均质的区域性要素禀赋决定了区域经济非平衡增长的常态性。王国新 (2010) 基于对集群要素禀赋、集群间关系和集群成长间的内在关系考察, 并结合对中国5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实践的分析, 指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R&D投入增加、工业基础以及交通信息条件等对产业集群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密度、地理接近程度以及产业重叠程度等在短期内对产业集群成长具有促进作用, 而长期则不利于产业集群的成长[7]。刘忠涛 (2010) 曾结合约束的利润函数以及超越对数函数, 以及1993～2004年宏观经济发展相关数据, 考察了制度因素、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内在关系。他指出城乡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禀赋变化将对三次产业产出及其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8]。其中, 乡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将对三次产业产出产生正向效应;资本存量增加将对第一、二产业产出及其增加值份额产生正向效应, 而对第三产业产出及其增加值份额则产生负向效应。
总的来说, 对要素禀赋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要素禀赋改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静态和短期效应。而对其长期效应和完全效应的分析, 则少有涉猎。同时, 尽管近期研究已经将相关结论拓展到了区域领域和产业领域, 但相对而言, 以三次产业发展作为分析蓝本, 仍然较为粗糙。由此, 本文拟从要素禀赋改变的短期、长期和完全效应等方面展开理论分析, 并结合中国工业部门36个主要子行业的发展实践验证上述结论。
2 理论模型
2.1 既定禀赋条件下均衡产出的数学描述
设某国 (A国) 国内仅生产两种类型商品X (资本密集型产品) 和Y (劳动密集型产品) , 且生产函数分别为
一般地说, 在均衡产出条件下将有如下结论: (1) 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要素的相对价格比, 即
如前文所述, 均衡产出条件下两部门的要素密集度将分别由
2.2 要素禀赋变化对产出的影响
一国要素禀赋是可能发生改变的, 一旦要素禀赋改变后, 将会对部门产出产生什么影响呢?本文分3步来分析该问题: (1) 短期影响分析, 即分析要素增加并不改变部门生产的要素密集条件下对产出的影响情况; (2) 长期影响分析, 即分析要素增加后改变部门生产的要素密集条件下对产出的影响情况; (3) 完全影响分析, 即分析要素增加后对部门产出的所有影响。
2.2.1 要素禀赋增加的短期影响
按照前文的相关分析, 资本或劳动的增加在短期内并不改变要素的相对价格, 即
其中, 下角标s代表短期影响;
根据前文对相关系数性质的描述, 可知
如上式 (3) , 短期内, 当KA增加, LA不变时, 则XA增加, 而YA减少;而当LA增加, KA不变时, 则YA增加, 而XA减少。由此可得出结论:短期内, 资本 (或劳动) 要素的增加, 将导致资本密集型 (或劳动密集型) 部门生产增加, 而其他部门的生产则降低[10]。
2.2.2 要素禀赋增加的长期影响
一般地说, 要素的一定增量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将引起商品生产的要素密集情况改变。那么, 长期内, 要素增加引起要素密集度情况改变后将对产出情况产生什么影响呢?
实际上, 某一要素增加对两个部门产出的长期影响将由两部分来反映: (1) 要素的增加将会引起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 (2) 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将会引起要素密集度情况的变动, 从而会引起两部门新的均衡产出的形成。即长期内要素变化对产出变化的影响将由下式 (4) 反映:
(4)
其中, l表示长期。
结合前文的相关分析, 有
由前文对相关系数的描述, 则有
行文至此, 我们就可以展开要素变化对部门产出变化的长期影响的具体分析了。此时, 要素禀赋变化后的长期均衡产出情况将分别由初始均衡产出XA和YA的全微分来表示, 如下式 (6) :
如上式 (6) , 当KA增加而LA不变时,
2.2.3 要素禀赋增加的完全影响
前文的相关分析中, 我们分别考察了要素变化在改变和不改变要素相对价格时, 对产出的影响, 这是否能得出要素增长对生产部门产出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就是其完全影响的结论呢?求均衡产出XA和YA关于资源禀赋KA和LA的一阶偏导数, 记为
由式 (7) 容易得知, ΔXA= (ΔXA) s+ (ΔXA) l;ΔYA= (ΔYA) s+ (ΔYA) l, 即要素变化对产出变化的完全影响将是要素变化对产出影响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加总。由前文的结论可知, 短期内, 资本 (或劳动) 要素的增加, 将导致资本密集型 (或劳动密集型) 部门生产增加, 而其他部门的生产则降低;而从长期来看, 资本 (或劳动) 要素的增加也会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 (或资本密集型行业) 产出增加。也即是说, 资本 (或劳动) 要素的增加将使该国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出均增加。
综上所述,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长期内, 劳动和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将引起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产出同方向变化, 而资本密集型生产部门产出则反方向变化;
结论2:在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要素同质且充分使用、不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 资本 (或劳动) 要素的增加将在短期内引起资本密集型行业 (或劳动密集型行业) 产出增加, 而在长期内也会引起劳动密集型行业 (或资本密集型行业) 的产出增加。由此, 资本或劳动要素的增加将引起全社会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出均增加。
3 经验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分析结论的现实适用性, 本文拟结合1990～2010年中国工业部门36个子行业的历史数据和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 验证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要素禀赋的变化与工业各产业总产出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需要指出的是, 之所以选择工业经济发展现实作为分析的工具, 主要考虑了工业部门的行业分类较为详细、工业部门各子行业可能涵盖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等类型以及数据的可得性等;而之所以选择1990～2010年的历史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数据, 主要原因在于后文对中国资本存量核算准确性的需要;而选择工业部门的36个子行业的原因则在于行业数据的可得性以及连续性等。
3.1 方法及数据来源
对上述结论的验证将可以从3个层次展开: (1) 界定工业部门各子行业的要素密集性质; (2) 验证资本和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与工业部门各子行业总产出之间的关系; (3) 验证资本和劳动要素禀赋的变化与工业部门各子行业总产出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当然, 这些分析必须契合对工业部门各子行业的界定以及对工业部门各子行业总产出数据、资本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要素禀赋和资本要素禀赋等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才能完成。事实上, 这些数据可以从相应的统计资料中获取。
3.1.1 工业部门子行业选择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统计口径, 中国工业部门主要包括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3个大类和煤炭开采及洗选业等39个子行业, 其中采矿业又包含煤炭开采及洗选业, 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6个子行业;制造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等30个子行业;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则主要包括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3个子行业。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等问题, 本文在分析中舍弃了其他采矿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以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3个子行业, 而保留了余下的36个行业。
3.1.2 行业总产出数据
从1990～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可以搜集到上述36个子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数据, 并以此作为行业总产出的替代指标。当然, 1990～1993年的相应子行业数据来源于各自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按各种分组的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1994～1997年的相应子行业工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1998～2003年的相应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2005～2006年的相应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统计年鉴的“按行业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而2007～2010年工业各子行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统计年鉴的“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指标”。需要指出的是, 2004年的相应数据需要从《中国统计年鉴2006》“全部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中获取。
3.1.3 资本禀赋的价格数据
对资本价格的数据处理主要是依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施行的中长期贷款利率加权处理得知。从《中国金融年鉴1991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建设银行网站中可以分别获取1989年、1990～2008年以及2008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颁行的贷款利率 (包括1年以内、1～3年期、3～5年期、5年以上等4类利率) 。对贷款利率的处理主要采取加权平均方法, 其具体做法是:若当年未颁布新的利率水平, 则以上年最后一次颁布执行的贷款利率作为本年的资本价格;若当年颁布了新的利率水平, 则以当年1月1日为基础, 计算利率存续月份 (四舍五入) , 并除以12个月作为加权权重进行加权平均, 得到当年的资本价格。值得注意的是, 加权平均过程必须注意利率当年的新利率颁布是否在当年的1月1日, 如果不是, 则在计算当年资本价格时需要包含上一年度的最后颁布的利率及其存续月份加权。
3.1.4 劳动禀赋工资数据
对劳动力工资的数据处理, 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不过, 遗憾的是, 从相应的统计资料中仅能获取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3个大类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其中, 1990～2000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1～2002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其余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 其原因在于2005年以后的相应数据经过第二次经济普查修订。
3.1.5 劳动和资本要素禀赋数据
劳动要素禀赋的资料直接以“年末总人口数”指标替代, 这一指标在1990～2010年的序列值可以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获得。资本要素禀赋的资料主要以“中国资本存量”序列替代。当然, 对中国资本存量序列的估算, 限于篇幅, 作者将另文分析。其核心思想是结合永续盘存法公式“当期实际总资本存量=上期实际资本存量× (1-资产折旧率) +本期新增实际资本存量”[11], 通过详细考察基年资本存量设定、新增资本存量序列、投资品价格指数选择、资本品折旧率选择等估算中国资本存量。当然, 基于消除基年资本存量设定对资本存量序列估算结果影响的需要, 作者仅考虑使用1990～2010年的资本存量序列估算值。
在完成对数据的相关处理过程后, 接下来, 本文将基于中国工业部门36子行业的历史数据验证本文的结论。
3.2 对中国部门36个子行业要素密集性质的判断
按照前文的分析逻辑, 对中国工业部门36个子行业的要素密集性质界定是最根本的。要素密集度根源于对商品的分析, 一般而言, 若某商品生产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比例大于另外一种商品, 则该商品为资本密集型, 而另一种商品为劳动密集型。将对商品生产的要素密集性质延伸至行业的分析, 则产生了行业的要素密集性质。对行业的要素密集性质的分析, 一般在设定所有行业所吸纳的平均资本劳动比作为标准值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某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大于 (或小于) 来判断的行业的资本 (或劳动) 密集性质。然而, 对各个行业所吸纳的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资料获得将十分困难, 而设定平均值作为判断标准的做法也值得商榷。由此, 对行业的要素密集性质的判定不得不另辟蹊径。结合已经搜集的相关数据, 本文认为雷布钦斯基定理为分析行业的要素密集性质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路径。
雷布钦斯基定理指出, 在商品生产的要素替代率尚未发生改变的前提下, 某一要素禀赋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的部门生产增加, 而其他部门的生产则下降[12]。从这一定理出发,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短期内, 资本 (或劳动) 要素禀赋的增加引起总产出增加的行业即为资本 (或劳动密集型) 行业。当然, 这里的短期是指行业生产中资本劳动比例未发生变化的时期。
基于这一结论和相应的数据, 设定1年为短期, 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如下:
ΔQit=α0i+α1iΔKt+α2iΔLt+μ1t
其中, i=1, 2, L, 36, 分别代表工业部门的36个子行业;Q为工业总产值;K、L分别为中国的资本存量和年末总人口数序列;t=1990, 1991, L, 2010, 分别为样本时间;α0、α1、α2分别为待估计参数。
依据上述公式和相关结论, 可知:对于某一行业, 如果资本要素禀赋和劳动要素禀赋的系数α1、α2中仅有一个为正值, 而另一个为负值, 则该行业为该要素密集型行业;若两个系数均为正, 则该行业为两种要素密集型行业, 且偏向于系数较大的那种要素密集型行业;如果两个系数均为负, 则该行业要素密集性质无法判断。结合1990～2010年中国工业部门的相应数据, 利用变系数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 分别得到相关待估参数的估计值及其统计性质如下表1所示。
注:*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假设检验, #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假设检验。
从表1可以看出, 如果不考虑系数的统计显著性质, 则工业部门的所有行业均呈现出资本密集型性质和特征。而考虑到系数的统计显著性质 (显著性水平给定为95%) , 则工业部门中有14个行业呈现出资本密集型特征, 这些行业分别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纺织业,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其他行业的要素密集性质则无法判断。而将显著性水平降低到90%, 也仅有14个行业呈现出资本密集型特征。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本文认为, 决定产出的要素有很多, 如果加入其他要素禀赋, 则这些行业的要素密集性质可能会得到较好的判断。事实上, 依据近期相关学者 (范巧, 2012) 的研究, 如果加入技术、知识、资源等要素禀赋, 工业部门各行业的性质将可以得到更好的判断, 但各行业总体上呈现出资本密集型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13]。
3.3 对理论分析结论的经验论证
在对工业部门36个子行业的要素密集性质做出判断之后, 接下来, 本文将围绕结论1和结论2在中国工业部门发展实践中的适用性做出经验分析。
3.3.1 结论1在工业部门的适用性验证
为了验证结论1在中国工业部门的适用性, 本文建立了如下模型:
其中, j为上文已判定为资本密集型的14个行业, ΔQj指14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增量, t=1990, 1991, L, 2010为样本年份, n=1, 2, L指滞后的期数, wj为14个行业的劳动力工资, r为资本的价格, β0和β1为待估计参数。结合前文劳动力工资、工业总产值、利率等数据以及固定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 估计资本和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与产业产出变化的长期关系, 结果如下表2所示。
注:*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假设检验, #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5%的假设检验。
如上表2, 本文分别用1年以内、1～3年、3～5年和5年以上的贷款利率作为资本的租金计算出了相应的工资利率比, 以此作为对应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相对价格的替代值。从表2的结论来看, 在选择1年以内、1～3年、3～5年的贷款利率作为资本价格时, 从第14期开始 (除第18期外) , 劳动——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比将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出成反比关系。与此同时, 在选择5年以上的贷款利率作为资本价格时, 从第14期开始, 劳动——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比也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出成反比关系。由此, 我们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经验分析结论, 即长期内劳动和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将会引起资本密集型部门产出的反方向变化。
3.3.2 结论2在工业部门的适用性论证
为了验证结论2的适用性, 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ΔQjt (n) =γ0+γ1ΔKt+γ2ΔLt+μ3t
其中, j仍为14个资本密集型行业, ΔQj指14个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增量, t=1990, 1991, L, 2010为样本年份, n=1, 2, L指滞后的期数, ΔKt和ΔLt分别指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禀赋的增加, γ0、γ1和γ2为待估计参数。结合资本存量、年末总人口数以及14个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总产出情况等数据, 并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 得到如下表3的结果。
注:*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假设检验, #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5%的假设检验。
从上表3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如果不考虑参数估计的统计性质, 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言, 在资本禀赋变化的作用期间内, 资本禀赋变化引起产出增加的期数大致有14期, 占到了总期数的82.35%, 且均集中在前12期内;同时, 劳动禀赋变化则从第16期开始引起行业总产出的增加。由此, 结论2的部分结论将可以在中国工业部门得到验证, 主要包括短期内资本增加将引起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出增加, 长期内劳动增加也将引起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出增加。当然, 如果考虑到参数估计的统计有效性, 这两个结论也将可以得到验证。毕竟资本禀赋变化显著性地引起行业产出增加的期数包括第1～4期、第6期、第7期、第10期以及16～17期, 而劳动禀赋变化显著地引起资本密集型行业产出增加的期数则包括17期。
4 结论及讨论
本文结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相关设定, 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变化对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总产出变化的可能影响, 得到了如下结论:
(1) 长期内, 某种要素的增加将引起该要素价格的下降, 则所有生产部门都将更多地使用该要素。
(2) 从短期来看, 某一要素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部门的生产增加, 而其它部门的生产则降低。
(3) 从长期来看, 某一要素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其他要素部门的产出增加。
(4) 从长期来看, 要素增加将使该国所有生产部门产出增加。
(5) 长期内, 劳动和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将引起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产出同方向变化, 而资本密集型生产部门产出则反方向变化。
与此同时, 本文还结合1990～2010年中国工业部门36个子行业的历史发展现实, 对相关结论进行验证, 结论证明, 上述部分结论可以从中国工业部门发展实践中得以验证。当然, 作者基于雷布钦斯基定理所设计的判断行业要素密集性质的方法, 对后续的相关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 本文在分析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缺憾, 主要体现在:在理论分析过程中尚未对摒弃生产函数形式、2部门 (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 、2要素 (资本和劳动) 、不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要素的同质等基本假设后的结果做出分析。而在经验分析过程中对数据的搜集和处理不够精细, 比如在对工业部门36个子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数据的处理时, 仅包含了国有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状况, 尚未涵盖规模以下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在以雷布钦斯基定理为基础分析行业的要素密集性质过程中, 将短期直接设定为1年, 这可能与雷布钦斯基定理的“商品价格以及商品生产的资本劳动比不变”假设冲突。同时, 限于篇幅, 未将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关部门纳入分析, 这使得本文的结论仅能得到部分验证。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处理, 将在本人的后续研究中加以完成。
理论效应分析 篇9
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影响股票市场的内外部因素日趋复杂, 其中外部或者内部的消极冲击对股价的影响更是多元和复杂的, 因此, 探讨各种冲击最终影响价格的传导机制, 以至于研究不利冲击到来时的资产管理策略, 逐渐成为学术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对不利事件冲击之后的股价在趋势上做出合理预测, 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一领域近年来发展迅速, 积累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冯根福、吴林江 (2001) 则比较了不同公司进行重组之后, 短期与长期的市场表现;陈工孟、高宁 (2005) 在研究市场监管有效性的过程中, 分类比较了不同的市场监管手段, 即公开谴责、警告, 罚款, 公开批评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的异同;张轶 (2009) 分析了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在更正会计报告时的市场反应。但是, 将重要的心理学定律和资本市场相结合的研究还比较少, 其中把出丑效应理论引入股价预测的研究则更是一个相对空白的领域, 笔者认为, 对于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 这种结合的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出丑效应概述
(一) 出丑效应的定义
出丑效应的本意为, 生活中虽然有不少比较完美精明的人。但是, 这种完美往往是外在的表演, 未必讨人喜欢。因为一般人与完美无缺的人交往时, 总难免因己不如人而感到惴惴不安。最讨人喜欢的是那些精明而小有缺点的人, 这些貌似完美无缺的人在不经意中犯个小错误, 则是瑕不掩瑜, 因为他显露出平凡的一面而使周围的人都感到了安全。实验表明, 人们确实对整体上优秀但是白璧微瑕的人更加青睐。
(二) 引入股票分析时的重述
将出丑效应引入股票分析的实质, 在于假设人们在审视股票时表现出和审视人相同的心理, 股票的历史表现, 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市场因素就如同一个人的容貌美丑, 性格优劣一样, 这种假设是有渊源的,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 一代大师凯恩斯在研究股票市场时即提出了著名的选美理论, 即挑选股票要保持从众心理, 挑选市场上大多数投资者青睐的“美女”。本文在引入此理论时对其意义进行了如下重述:第一, 在不同的股票受到冲击时, 优质的股票往往表现出更好的性质, 如抗跌性强, 回复到原有价格水平的时间更短等。第二, 这类股票的一些小问题, 可能使投资者认为其他优点更加真实进而增加其信心, 在随后一个时期其表现会超越曝出不利消息之前的水平。
准确地说, 其实只有第二条是和出丑效应的在心理学上的概念是完全对应的, 但是, 笔者认为相对的扩大概念对于分析和理论的拓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要求优质资产在受到冲击的窗口期就出现价格上涨是不合适的。基于此, 在今后一个时期, 当投资者的心理作用开始显现之后, 一个更高水平的收益则是可期的, 本文将第一条定义为一级出丑效应, 第二条定义为二级出丑效应。
三、出丑效应对股价的作用机制分析
(一) 基于心理学角度分析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当上市公司出现一些不利状况时, 如果这些状况是暂时的, 程度较轻并且可控的, 那么投资者并不会改变对该公司股票的“良好印象”。相反, 一些小问题会使公司的其他优势更加真实可信, 进而增进投资者信心。这一效果可能会因股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而加强, 众所周知, 股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直为人所诟病, 上市公司有充分的动机粉饰企业业绩, 隐匿不利消息来营造虚假的繁荣, 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上市公司的不信任情绪, 因此, 有些许不利消息产生的公司, 往往更能得到投资者的信任, 认为其公司管理层比较“诚实”, 所公布的数据和信息更加可信, 这是针对重述中第二条的分析。当拓展到第一条, 即不同资质的公司受到不利冲击时的表现来看, 出丑效应理论的作用在于, 由于“出丑效应”的存在, 人们对优质公司的趋于更加“包容”和“信任”的态度, 在出丑效应的作用下, 人们认识到暴露了一些问题的公司, 其宣传的优点可能更加真实, 这个良好的预期可能会抵消当期不利情况的冲击, 并且不利因素作用淡化之后使公司的股价恢复甚至超过原有的水平, 从另一个方面分析, 即使不利因素没有完全公布于众, 投资者对不利冲击的影响还是会形成预期的, 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 人们往往会高估不利冲击的影响, 当影响真正出现时, 往往不如预期的严重, 所谓的”利空出尽是利好“正是反映了这种倾向。需要注意的是, 就如同传统意义上的出丑效应一样, 出丑效应要发挥作用一定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一是公司的资质一定要好, 劣质公司受到不利冲击只会雪上加霜;二是冲击的影响必须是较轻微、暂时与可控的, 即应该是以不改变人们对上市公司的基本判断为度的。
(二) 基于交易机制与股票市场分析
从交易机制和股票市场本身来分析, 对于投资者, 特别是机构投资者, 优质绩优股与业绩一般股票的投资策略是不一样的, 总的来说, 绩优股作为价值投资的比重较高, 而普通股票的炒作氛围要高于绩优股, 这点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实证分析证实, 如图1所示。
图1中样本数据为随意选取的3支绩优股与三支ST股票近一年内换手率的情况, 通过简单的定性分析就可以看出ST股票的炒作氛围比较浓郁样本数据选择并未经过论证, 此理论较成熟, 只为作为论述本文观点的佐证, 不再详述, 在不利冲击的作用下, ST股票受到的消极影响将更加显著。
另外, 出于避险的需要, 当人们形成对不利冲击的预期的时候, 面对不确定性, 投资者往往会选择暂时离场观望, 所以在冲击实质发生, 其影响真实可期之后, 往往会发生回补。笔者认为, 在回补品种的选择上, 会体现出丑效应, 即在回补的过程中优质公司会获得更多的青睐。
(三) 基于机构投资者角度分析
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 不利事件冲击之后的股价会产生应力性的下跌, 而这时往往是基金进行建仓和补仓的时机, 形象地说, “股票A”因为小小的瑕疵而变得更“可爱”, 更能得到机构投资者的青睐, 进一步说, 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实力越来越强, 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管理策略逐渐成为左右市场的主导力量, 基金交易策略是根据市场情况制定的, 而相对应的基金的交易策略也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市场。李学峰、王兆宇 (2008) 修正了国外模型对基金绩效的描述指标和交易策略, 并且实证检验了实务中基金操作手法与假设的交易策略的一致性, 在熊市或者熊市子期, 资金管理人把资产向贝塔值较小的资产配置, 优质股票的贝塔值往往要小于普通股票。因此, 有理由假设在熊市或者熊市子期, 存在一个资产向绩优股资产配置的过程。如果把这一概念引申到冲击发生, 如果冲击是一个系统性的冲击, 那么可以将其认定为整个市场的一个短暂的下跌趋势, 那么可以利用上面的结论推断, 即会发生基金向优质资产的配置。
四、不同股票在受到不利冲击时的差异分析
(一) AR (超额收益率) 简介与计算方法
在对公司股票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进行计算时, 首先需要计算正常收益率。常见的正常收益模型包括不变收益模型、市场调整模型、市场模型以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 本文运用的是国际上最为通用的市场模型。
首先, 需要计算事件窗口期内和估计期内公司股票实际的日回报率。公式如下:
其中, rjt为公司股票在时点t实际的日回报率;pt为公司股票当日的复权后收盘价, pt-1为公司股票前日的复权后收盘价。此处采用复权后收盘价的原因是由于公司股票分割和股票分红将会对股价造成影响。因此, 需要对公司收盘价进行复权处理。本文所用复权后收盘价均直接从wind资讯数据库中获得。
其次, 计算事件窗口期内和估计期内股票市场指数的日回报率。公式如下:
其中, rmt为股票市场在时点t的日收益率;Indext为股票市场指数当日的收盘价, Indext-1为股票市场指数前日的收盘价。在指数选择方面, 本文对深证A股公司选用了深证A股指数, 对上证A股公司选用了上证A股指数。然后设置历史期和检验期, 用历史期来估计CAPM模型的参数值, 在检验期设置窗口检验超额收益率, 检验参数的方程式如下:
其中, ARjt为在事件窗口中, 股票j每日的超额收益率;Rjt为在事件窗口中, 股票j每日的实际收益率;αj为在估计期中估计出的股票j的截距项;βj为在估计期中, 估计出的股票j的斜率项;Rmt为在事件窗口中, 市场每日的实际收益率。
在计算出事件窗口内每日的超额收益率后, 还需要对其进行累加, 从而得到股价在这一窗口期内的整体表现。
(二) 实证检验
本文在wind数据库中分行业提取不同行业的股票日收益率数据, 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样本点期, 估计期和窗口期, 将这段时间标定在相应的序列上, 定性的分析冲击影响的差异, 并通过计算窗口期的累积超额收益率 (CAR) 来做一个初步的量化分析。本文考察了三个行业在受到外部冲击时的表现, 具体为钢铁行业、银行业、航运业。
(1) 钢铁行业在铁矿石价格上涨中的表现。2010年开始, 铁矿石价格开始剧烈上涨, 其中以4月13日的提价信息为重要的时间节点 (全球第四大钢铁生产商韩国浦项制铁宣布, 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就第二季度铁矿石价格达成初步协议, 同意4至6月期间的铁矿石价格为每吨100美元至105美元, 涨幅在83%至86%。新日本制铁公司等日本大型钢铁企业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等就铁矿石价格上涨达成协议, 从4月开始执行新价格。每吨铁矿石价格为105美元, 比上一年度上涨92%) 。本文以此为时间窗口始点 (时间窗口5日) 以2009年7月1日-2009年12月31日为样本期, 以2010年1月1日-2010年6月31日为估计期进行模拟, 得出如下钢铁企业的市场表现 (相对上证综合指数) 。
定义优质股票可以综合其财务指标, 盈利能力, 以及当前形势来分析, 其中是否属于优质股, 国家政策是否倾斜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这方面可以进一步做一些定量的工作。本文只从定性角度来进行分析, 行业中的排名, 按事件发生年份的每股收益率高低排名, 本文采取的测试指标为, 一级出丑效应值与二级出丑效应值, 分别定义为:
一级出丑效应值=窗口期超额收益率-前期超额收益率
二级出丑效应值=后期超额收益率-前期超额收益率
将表1得出的样本股结果按一级出丑效应值排序, 结果如表2所示。大冶特钢、新兴铸管、八一钢铁等, 都体现了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窗口期有较强的抗跌性, 在铁矿石价格上涨初期, 优质公司可以通过调高成品钢的出厂价格, 或者以扩大市场需求等方法, 消除对铁矿石成本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 在窗口期结束之后, 超额收益率又回到了较高水平46日以后为窗口期之后。
从表2中可以看出, 以本文的指标计算出来的行业内公司排名, 和以事件发生年度 (2010年) 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排名近似度也很高。据此可以发现, 根据净资产收益率排名, 盈利能力比较强的公司, 在受到外部冲击时, 都反映出了比较强的一级出丑效应, 二级出丑效应也有一定的体现, 但是不如一级出丑效应明显。
(2) 银行业在上调准备金率中的表现。央行在2010年年内6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分别在1月、2月、5月、11月 (2次) 和12月, 显示出央行对于通胀压力的忍耐程度不断减小, 虽然上调准备金率符合市场预期, 但短期对股市影响偏负面。上调准备金率影响最大的是银行业, 银行的可用资金量减少, 投资、贷款等业务也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本文以第一次2010年1月18日上调准备金率为窗口始点 (时间窗口5日) , 以2009年5月1日-2009年10月31日时间为样本期, 以2009年11月1日-2010年6月31日为估计期进行模拟。得出如下银行业 (共11家) 的市场表现 (相对上证综合指数) , 如表3所示。
从表4中可以看出, 以本文的一级出丑效应值计算出来的行业内公司排名和以事件发生年度 (2010年) 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排名近似度也很高。同样, 按着二级出丑效应值进行排序的结果也能在大体上体现二级出丑效应, 但是经常出现与之不一致的“奇点”, 结果不够稳定。
(3) 航运业在原油价格上涨中的表现。2008年, 国际油价暴涨暴跌、走势波动急剧。从2008年初以来, 国际油价出现急剧暴涨, 直到7月11日纽约市场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价格 (WTI) 盘中飙升至每桶147.27美元的历史最高价位, 较2007年底大涨超过50%。其中以1月2日的原油价格首次突破100美元为重要的时间节点, 本文以此为时间窗口始点 (时间窗口5日) , 以2007年5月1日-2007年10月31日为样本期, 以2007年11月1日-2008年6月30日为估计期进行模拟, 得出航运业的市场表现 (相对上证指数) 如表5所示。
从表5可知, 由于原油价格的上涨对航运业成本造成极大的负担, 油价在突破100美元后继续暴涨, 所以航运业在窗口期和后期的超额收益率, 仍是表现低迷, 整体都劣于上证综指 (超额收益率为负) , 但对其抗跌性以及反弹力度大小排序 (表6) 仍能够看出, 海南航空最优, 其他三家航空公司的表现都较差。在这个案例中, 一级出丑效应和二级出丑效应都有比较好的体现。
五、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发现, 在受到冲击的窗口期, 各行业基本都体现了一级出丑效应的现象, 即表现为绩优股较普通股有更强的抗跌性, 更重要的是在窗口期结束之后经常能回复正值, 能够得到一级出丑效应普遍存在的结论, 相对而言二级出丑效应比较少见, 仅有一例有所体现, 但是存在其他干扰因素, 不能将其归于出丑效应。当市场出现外部冲击时, 应首先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度量冲击的程度, 影响持续性, 是否可控和致命;二是要分析受到影响的上市公司的资质,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 可以从基本面, 形态, 题材和概念总和分析。本文采用的ROE排名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衡量指标, 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筛选。如果这两个条件都符合, 那么即使其表现较弱也不应出货, 后市可能会有极佳表现, 当然这个表现是和行业相比的, 真正的提升可能要在行业情况好转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但行业的周期性是存在并且呈统计规律的, 不可否认是这或许是一个在底部建仓的好时机。
(二) 研究展望
本文下一步的研究重点在于对外部冲击和优质公司增加定量的描述, 从而寻找到与一级效应指标和二级效应指标更加契合的排名方法, 相信通过这些研究, 可以逐渐提高尤其是二级出丑指标值排名和优质公司排名 (不局限于ROE排名) 的契合度。笔者认为外部冲击, 优质公司的指标和出丑效应大小, 这三个事件必然会呈现更深层次的统计规律, 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发现更多的符合二级出丑效应的现象, 从而使理论和模型更具现实意义。重要的是对三类定义的进一步划分, 这需要引入更多的计量工具, 来描述外在冲击的程度, 并且对公司分级, 根据分级水平来对优质公司进行量化。
参考文献
[1]陈工孟、高宁:《我国证券监管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
[2]陈国进、范长平:《我国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现象及其成因分析》, 《南开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薄壁箱梁剪力滞效应理论综述 篇10
1 剪力滞效应的产生及影响
为了说明剪力滞效应的基本概念, 先取一悬臂箱型薄臂梁为例, 在悬臂梁梁肋处施加一对集中力P, 由于翼缘板 (上下翼缘板) 存在剪切变形, 故向板内传递的剪力流要逐渐的变小。以顶板为例, 其拉应力在顶板宽范围内其分布是不均匀的, 呈现板的中间小而两边大的分布状态。很明显, 肋处的剪力流向板中传递有滞后现象, 工程界称之为“剪力滞效应”。如靠近腹板处翼板中的纵向应力大于初等梁理论的正应力, 称为“正剪力滞效应”, 反之称为“负剪力滞效应”。
为方便描述箱形梁剪力滞效应的影响程度, 工程上引入剪力滞系数λ:
它是衡量剪力滞效应大小的指标。当λ>1时, 称之为正剪力滞效应;反之为负剪力滞效应。
2 国内外对箱梁剪力滞效应的研究现状
2.1 国内外对剪力滞效应的理论研究
近20年来,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剪力滞效应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理论, 并辅以试验研究的成果, 可以部分解决实际梁桥中的问题。其中常用的方法如下。
(1) 卡曼理论。19 24年, 弗.卡曼在忽略翼缘挠曲刚度的前提下, 应用连续梁为研究对象, 逆解艾雷应力函数φ, 用最小势能原理确定各待定系数, 导出了无限宽翼缘T形连续梁的应力分布图像及其有效分布宽度的表达式, 第一个给“有效分布宽度”下了明确的定义。卡曼的这种解析法是最早涉及剪力滞的。由于分析过程复杂, 且忽略翼缘挠曲刚度, 使其在工程实际应用中受到一定限制。
(2) 弹性理论法。该法是建立在经典弹性理论的基础上的, 包括正交异性板法、折板理论、板壳理论等。
正交异性板法把肋板比拟成正交异性板, 将肋的面积假定均摊在整个板上, 然后从弹性力学的边界条件出发, 导出肋板结构的法向应力, 该法由瑞雷纳 (E.Reissner) 首先提出, 1969年, Abdel-Syade将该法应用于钢箱梁桥面板的剪力滞分析。
弹性折板理论由Goldbery和Leve等首先提出。在折板理论中假定板平面内与平面外的性能完全独立的, 板端在平面外的位移、转角与平面内横向位移都受约束, 但可自由翘曲。这些支承约束保证了上部结构的简支状态。Delne和S.V.Narasimhan等应用复式折板理论对宽箱梁的剪力滞效应进行了计算并指出:翼缘的宽跨比是影响箱梁的重要因素。
(3) 比拟杆法。比拟赶法首先应用于飞机薄板的结构设计上。最早探讨比拟杆法的是Ynoger和Hadjiargyris, 他们假定轴向荷载由纵向加劲肋承受, 而板承受剪力。1 97 7年, H.R.E v a n s提出了“比拟杆法”和“三杆比拟法”应用于剪力滞分析。比拟杆法的基本思路式基于如下3项假定: (1) 把箱梁比拟为只承受轴向力的杆件和只承受剪力的等效薄板的组合体系分析; (2) 理想化的加劲杆等于实际加劲杆面积加上邻近薄板所提供的面积; (3) 根据杆与板之间的平衡条件建立一组微分方程, 杆的数目视精度而定。
比拟杆法只需求解一个微分方程, 也能达到一定的精度, 实用性很强。1990年同济大学张士铎教授等人将三杆比拟法用到求解变截面连续梁中去。
(4) 能量变分法。能量变分法首先由Reissner于1946年提出。它的基本思想是:将梁的竖向位移和翼板剪力滞的纵向位移看作未知数, 应用最小势能原理, 建立微分方程, 从而得到应力和挠度的解。1982年, 伊利偌斯大学教授D.A.Fouth和P.C.Chang应用Reissner方法对四种悬臂箱梁进行了剪力滞效应研究, 发现了负剪力滞效。同年, 张士铎教授等人应用连续梁的叠加法, 研究了纵向预应力与箱梁自重作用下两跨等截面连续箱梁的剪力滞效应。
(5) 有限单元法。有限元法是用来分析等面箱梁剪力滞效应的通用方法。K.RMoffia和P.J.Dowhng通过有限元法对箱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其结论己被纳入现行《英国标准桥梁规范》有关箱梁剪力滞计算准则中。有限元计算精度依赖于单元网格的划分及单元模式的选择。
2.2 国内外设计规范中关于剪力滞的规定
影响剪力滞效应的因素有很多, 如宽跨比、支承条件、荷载形式、截而形状和尺寸、材料性质以及截而在跨中所处位置等, 因此, 在制定规范或准则时, 只能抓住主要矛盾偏安全取值。上面介绍了众多计算剪力滞的理论, 但这此精确分析都不便于设计部门使用, 因此很早之前, 工程人员习惯采用“翼缘有效宽度”的方法。日前, 这种方法几乎反映在各国的规范, 但在多数规范除了用若干板厚来限制翼缘板有效宽度的条文外, 还有一条用跨长的某个分数倍来限制有限宽度的规定, 例如, 前苏联规定不得超过跨度的1/3与肋宽的总和, 美国为L/3等。供设计部门的参考的主要有我国的《桥规》 (JTJ023-85) , F.史来麦尔表方法, 英国关于组合梁翼缘有效宽度的规定和德国DIN1075规范关于梁翼缘有效宽度的规定。按我国现行《桥规》关于翼缘有效宽度的规定进行的计算过于保守, 其精度远不如按F.史来麦尔《土木工程师手册》的表列系数所算得的结果, 有待改进。
摘要：本文简单介绍了剪力滞效应的产生及其影响, 并对国内外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及不足做了简单的阐述, 最后对该问题的研究前景做了一些展望。
关键词：薄壁箱梁,剪力滞
参考文献
[1]项海帆.高等桥梁结构理论[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4.
[2]刘山洪, 何广汉, 扬水贤.PPC箱梁节段模型剪滞效应的试验研究[J].桥梁建设, 2000 (3) .
[3]王忠, 彭大文.预应力对箱梁剪滞效应的影响分析[J].工程力学, 1998 (4) .
[4]罗旗帜, 吴幼明.薄壁箱梁剪力滞理论的评述和展望[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2001 (3) .
[5]张士铎.箱形桥梁剪力滞效应[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8.
[6]张士铎编著.桥梁设计理论[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杜, 1984 (7) .
产业融合的效应分析 篇11
1.创新性优化效应：产业融合促进了传统产业创新，进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发展。由于产业融合容易发生在高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产业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在客观上提高了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取代了某些传统技术、产品或服务，造成这些产业市场需求逐渐萎缩，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同时产业融合催生出的新技术融合更多的传统产业部门，改变着传统产业的生产与服务方式，促使其产品与服务结构的升级。产品与服务的不断更新换代转而又带动需求结构升级，从而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由于产业融合使得产业之间的边界模糊化，两个或多个产业之间形成了共同的技术和市场基础,使得某些产业容易改变结构的布局，敏捷地从一个产业过渡到另一产业，实现产业创新和发展。由于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与其它产业之间的广泛关联以及这些产业具有较高的产业成长性，产业融合造成的边界模糊和消失可以使其他产业转换到高新技术产业中，并经过产业融合和产业创新的连锁反映，使得一国的产业结构得以转换和升级。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化发展使一些传统产业部门由资本与劳动密集向信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相继融人传统产业部门，深刻地改变了传统产业的产业属性。传统农业部门与工业技术、信息技术的融合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农业工业化与农业信息化发展，同时也为网络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竞争性结构效应：产业融合促使市场结构在企业竞争合作关系的变动中不断趋于合理化。现行的市场结构理论认为，有限的市场容量和各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动向结合在一起，就会造成生产的集中和企业数目的减少。而在产业融合以后，市场结构会发生更复杂的变化。产业融合能够通过建立与实现产业、企业组织之间新的联系而改变竞争范围，促进更大范围的竞争。在产业融合过程中，来自其他产业的企业也会加入进来，竞争会进一步激化。在产业融合之前，属于同一产业的企业群在产业内部、企业之间处于竞争关系，从产业的严密定义看，超出产业之外就不能称为竞争关系。但是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原先有固定化业务边界与市场边界的产业部门相互交叉与渗透，使产业之间由原先非竞争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而且在此过程中还有大量来自其他产业的新参与者，使竞争程度进一步加剧。竞争激化的过程中，必然有企业倒闭和企业吸收合并等悲剧发生。在产业融合中，由于网络外部性等原因，也可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垄断。但与传统垄断相比，也已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较明显的例子，就是信息基础设施的融合。尽管TCP／IP协议与电话网中声音通信的线路交换技术截然不同，但Internet和电话通信的基础设施却同样使用物理电线和电缆。而且，随着声音和电视信号被数字化，同一网络设施可同时处理Internet、电话和电视数据。从这个角度讲，随着电信基础设施的融合，竞争趋于激烈，语音、视频和Internet服务的价格可能会更低。但另一方面，产业融合也为企业提供了扩大规模，扩展事业范围，大大促进了新产品、新服务的开发等。
产业融合新参与者进入和开辟新市场，增强了竞争性和新市场结构的塑造，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就业增加和人力资本发展等。在产业融合中发生的一系列企业合并、并购等活动塑造了新的市场结构，新市场活动反映了价值链的一个实质性变化，从简单的信息传输变成为内容的生产和包装，或提供在线服务和交易。自由化和竞争使得信息服务的传输和发送已成为日常用品，并且将其转化为低边际成本、高容量的商业活动，从而改变了当前的市场结构。
3.组织性结构效应：产业融合不仅导致了企业组织之间产权结构的重大调整，而且引发了企业组织内部结构的创新。产业融合对市场行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的组织调整策略层面上。企业购并开始从纵向购并向横向购并或混合购并演变，而技术融合的加快是企业从简单购并向复杂购并转变的主要动因之一。在交易成本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组织结构开始由纵向一体化逐渐向横向一体化、混合一体化、虚拟一体化转变。从西方经济学角度来讲，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是组织通过权衡，认为公司内部交易成本大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的结果。而横向一体化注重与外部组织的合作与共存，与外界的交易是非纯粹的市场交易。但在产业融合的情况下，要求企业有以最短的时间进入一个相关或非相关的业务市场，进行横跨行业专业经营的能力。企业为了达到快速响应，往往通过企业间的横向联合，去把握稍纵即逝的市场时机。而且技术融合使得企业不同的业务可以在同一运作平台上开展，它们相互之间可以相互互补，通过协作发挥出更大的效应。所以此时的横向一体化是企业自身资源多充利用和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以便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经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通过抓住最核心的东西，进行更大范围的业务整合，从而有利于企业整体利益的实现和竞争优势的形成。产业融合下，横向一体化成为企业外部组织结构重组的主要形式。
工业经济时代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是一种等级分明，层次繁多复杂，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的金字塔型结构，无法适应灵活多变的现代信息经济社会。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已步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互动的二元结构形态，虚拟企业将成为未来企业经营的主流模式之一。虚拟企业是基于产业融合发展中催生的一种新型的企业合作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产业融合得以拓展的重要微观组织基础。虚拟企业是运用互联网技术，联合多个企业的知识和能力，实现资源动态整合，共同创造某项产品和服务的过程，是一种网络式的价值创造共同体。虚拟企业打破了传统企业金字塔式的纵向管理模式，实行扁平化的横向管理。虚拟企业在信息网络平台上，加快了企业资源整合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企业的快速响应市场能力，新技术和产品被不断的推陈出新，从而不断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和综合性需求，达到速度经济效应。
4.竞争性能力效应：产业融合有助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产业之间的竞争其实也就是产业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竞争。产业融合使原本分立的产业价值链部分或全部实现了融合，新的价值链环节融合了两个或多个产业的价值，与原产业相比，融合型产业不仅具有更高的附加值与更大的利润空间，而且为消费者创造了更多、更方便、价值更高的产品或服务，代表了需求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的竞争力自然就会随着需求趋势向消费主流的转变而逐渐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增强使相关企业群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稀缺资源、雄厚的资本积累以及较大的发展空间，为产业的技术研发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和市场条件。产业技术研发能力的不断提高转而又积极地推动了技术融合的发展，从而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因此，产业融合与产业竞争力的发展过程具有内在的动态一致性。技术融合提供了产业融合的可能性，企业把融合过程推进到各个运作层面，从而把产业融合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5.消费性能力效应：产业融合有助于消费提升。产业融合带来的经济效应对提升消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产业融合催生了许多新产品和新服务，满足了人们收人和生活水平提高后对更高层次消费品的需求。“供给创造自身需求”定律告诉我们，产品最终需求会随着产业融合而不断得到提升。（2）产业融合促进了更多参与者进入和开辟市场，增强了市场的竞争性和新市场结构的塑造。同时，从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间整合所导致的成本(包括规模化生产成本，企业组织治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节约，使大批企业极大地增值了其价值，这最终会通过收人的增长和价格的下降促进消费。(3)产业融合需要造就一大批复合型高级人才。
资本结构公司治理效应理论综述 篇12
关键词：债务融资,公司治理,资本结构,不对称信息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快速发展, 上市公司数量和融资额迅速增长。相应地, 关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研究、特别是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受到了广大学者的重视。然而, 青木昌彦、钱颖一 (1995) 指出:“一种很天真的乐观主义想法正在流行:只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同时引入股票市场, 转轨就可以顺利实现。对于这种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教科书式的认识而提出的经济改革建议已被证明是不现实的或是过于简单的。”来自日本和欧洲的经验表明:在转轨经济公司治理改革中, 以银行为主的债务融资比股权融资能扮演一个更为现实的角色。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及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 众多学者更多的关注债务融资及其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 这将有助于促进债务融资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应用, 为我国企业更好的利用债务融资、促进企业自身持续发展和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协调发展提供帮助。自1958年M-M对资本结构进行开创性研究以来, 融资结构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该定理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推导出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无关的结论。即在资本市场完善、不存在交易成本和税收的情况下, 无论企业采用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 企业的市场价值并不受影响。因此, 该理论又称为资本结构无关理论 (Capital Structure Irrelevance Theory) 。其后的研究可以认为是对MM定理假设条件不断放宽的过程。税盾理论、破产成本理论相继被引入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之中。权衡理论认为, 当债务的破产边际成本和代理成本等于边际税盾收益时, 就产生了所谓的最佳资本结构, 此时企业价值达到最大。20世纪70年代以后, 西方学者开始从其他理论出发寻求解决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Harris&Raviv (1991) 提出了以下四种资本结构理论:以代理成本为基础的资本结构理论;以不对称信息为基础的资本结构理论;以产品市场理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资本结构理论;考虑公司控制权竞争的资本结构理论。伴随着代理成本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 研究者逐渐注意到资本结构不仅具有降低融资成本的“传统”功能, 而且还具备降低代理成本的公司治理作用。
二、债务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
(一) 激励
(1) 代理成本理论 (agencytheory)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在大多数企业中, 企业的投资者与管理者通常是分离的, 并由此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是指企业发行股票融资时, 企业的管理者有可能产生各种非生产性消费、采取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股东的投资政策等道德风险行为, 导致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管理者这种道德风险, 缓和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债务融资被认为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Jensen和Meckling (1976) 认为, 如果经理层持有的股票份额和公司总资产保持不变, 增加债务融资的比例, 将可以增加经理拥有的股权比例, 可以激励管理者努力工作, 减少经理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孙永祥 (2001) 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表示这种影响机制。设经理的股权融资金额为i, 其他股东的股权融资金额为j, 则通过股权融资获得的资金总额为i+j, 经理所占有的股份比例为i/ (i+j) , 假定公司的债务融资金额为c, 同时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为x, 债务利息率为y, (x, y均为百分数, 且x>y) , 则经理的股权收益为:。毫无疑问, 随着债务融资量c的增加, 经理的股权收益也趋增加, 从而有效缓解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利益矛盾。Jensen (1986) 提出了自由现金流量假说, 认为在有能力产生大量现金流量的公司中的浪费行为甚于仅能产生小量现金流量的公司。Lang, Stulz和Walking (1989) 支持了这一假说, 其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量高的公司比自由现金流量低的公司更有可能进行错误收购。Maloney, Mc Cormick和Mitchell (1993) 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债务会对改善管理决策产生积极的影响。总之, 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提供了公司发行债务的另一个理由:由于负债作为一种硬性约束, 企业必须按契约还本付息。因此, 负债能有效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 迫使管理者寻找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投资项目, 增加企业的价值。 (2) 担保模型。Grossman和Hart (1982) 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代理模型, 分析了举债经营是如何缓和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冲突的。在其模型中, 假定管理者在企业中持股比例为零或接近于零, 这时债务可被视为一种担保机制, 能够使管理者多努力工作少个人享受, 并作出更好的投资决策, 从而降低融资的代理成本。其理由是管理者的效用依赖于其经理职位, 从而依赖于企业的生存, 一旦企业破产, 经理将失去任职的一切好处。对经理来说, 要在较好的私人收益与较高的因破产而丧失所有任职好处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企业破产的可能性与负债比例正相关, 所以, 负债融资可被当作一种缓和股东和经理冲突的激励机制。 (3) 债务缓和模型。债务融资的另一个好处是保护投资者、节制经理的过度投资行为。Harris和Raviv (1990) 、Stulz (1990) 的研究表明, 即使公司破产清算对投资者来说可能更好一些, 经理也总是试图让公司继续经营下去;经理总是将尽可能多的资金用于投资, 尽管将这部分资金以股利等形式返还给投资者会更好些。而债权人在公司现金流很少的时候能接管公司, 要求公司破产清算, 这样可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抑制经理的过度投资。 (4) 声誉模型。在声誉模型中, 声誉能够缓解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Diamond (1989) 的研究指出:因为贷款方只能考察一个公司的拖欠历史, 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不拖欠负债而建立起只投资于安全项目的声誉。按期清偿的历史越长, 其信誉越好, 贷款费用就越低。历史较长、基础较好的公司发现选择安全项目可以避免丧失声誉, 资产替代问题得到了解决。Hirshleifer和Thakor (1989) 则从经理角度分析了声誉的效应。股东喜欢高收益的项目, 而经理则从成功角度出发, 选择相对安全的项目。这种行为降低了债务的代理成本。如果经理对这种声誉非常敏感, 则该公司可能会有更多的债务。
(二) 信号传递
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现代企业融资理论认为, 当企业对外融资、筹集资金进行投资时, 由于企业经营管理者在企业的生产技术、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等方面拥有正确的信息, 而外部投资者缺乏相关信息, 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投资者只能通过内部人的行为来获取有关的信息。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被认为是经营管理者的信息传递手段, 能有效地将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信息传递给外部投资者, 降低这种信息不对称, 真实反映企业市场价值, 从而避免无效率的投资。根据哈里斯和拉维夫 (1991) 的方法, 有关的信号模型分为三类: (1) 通过债务比例传递信号。Ross (1977) 首先将不对称信息理论引入资本结构的研究中, 从企业经营者破产成本角度分析了融资结构的信息传递效应。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经营者对企业的未来收益和投资风险信息有充分了解, 而投资者却难以获得。Ross认为, 企业收益分配是按照索取权的优先顺序排列的, 如果企业市场价值提高, 经营者会由此受益;如果企业破产, 经营者就会受到惩罚。由于在任何债务水平上, 低质量企业都拥有更高的边际预期破产成本, 因此低质量企业的经营者就不会仿效高质量企业进行过多的债务融资。即越是企业发展前景看好的企业, 债务融资水平就越高;越是企业发展前景看淡的企业, 债务融资水平就越低。投资者可以凭借企业债务融资比例来判断企业预期市场价值的高低, 即企业质量的高低, 从而确定自己的投资组合。这一模型的主要经验结果是, 破产概率与企业质量负相关而与负债水平正相关, 企业市场价值和债务比例正相关。Heinkel (1982) 的研究也得出了和Ross一致的结论。 (2) 通过经理持股比例传递信号。Leland和Pyle (1977) 从企业经营者风险厌恶的角度, 分析了融资结构选择的信息传递效应, 提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为了使投资项目的融资能够顺利进行, 借贷双方就必须交流信息。这种交流可以通过信号的传递来进行。例如掌握了内部信息的经理也对申请融资项目进行投资, 这就向贷方传递了一个信号, 即项目本身包含着“好消息”, 即经理进行投资的意愿本身就可以作为表示一个投资项目质量的信号。通常, 市场上的投资者认为项目质量是经理拥有股份的函数, 经理拥有股份越高, 预示着投资项目的价值越高。不仅如此, 企业举债越高, 经理持股比例越高, 预示着企业的质量越好, 企业价值也越高。因为经理大多是风险规避者, 只有当投资项目的真实收益大于其承担的风险时才会进行投资。 (3) 传递有关投资的信号。Myers和Majluf (1984) 在Ross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察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企业投资活动及融资方式的影响。研究认为在信息不对称下, 管理者 (内部人) 比投资者 (外部人) 更为了解企业收益和投资的真实情况, 外部人只能根据内部人所传递的信号来重新评价其投资策略。企业的融资结构、股利政策等都是内部人传递信号的手段。如果公司通过发行股票为新项目筹资资金, 则由于股市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 公司往往只能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发行股票, 因为新的投资者只接受这样的价格, 于是原有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失, 因而不愿意采用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但如果公司拥有自有资金, 或向市场发行低风险的债务, 则投资不足问题可以较易得到解决, 因为这两种资金筹措不会导致原有股东的利益损失。Myers (1984) 提出, 公司融资存在一种优序融资理论 (Pecking Order Theory) , 即公司存在内部自由资金的情况下, 往往先使用自有资金, 然后才会使用低风险的债务融资, 发行股票则是最后的选择。优序融资理论在美国1991年至1996年企业融资结构中得到证实。这段时期美国企业内部积累资金占资金来源总额的82.8%, 发行债券占13.7%, 发行股票仅占3.5%。
(三) 控制权争夺
(1) 融资结构对企业控制权转移的影响。现代企业理论提示了一个基本道理:企业所有权归谁所有, 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状态依存问题, 即企业所有权只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 传统意义上拥有企业所有权的股东只是“企业正常状态下的所有者”, 尽管从时间上讲, 这个正常状态占到90%以上。张维迎 (1996) 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描述了公司控制权的转移过程:令x为企业总收入, w为应该支付给工人的工资, r为对债权人的合同支付 (本金+利息) , p为股东满意的利润。假设x在0到X之间分布 (其中X是最大可能的收入) , 工人的索取权优于债权人。那么, 根据“状态依存说”:当x≥w+r+p时, 控制权掌握在经理手中;当w+r+p>x≥w+r时, 控制权掌握在股东手中;当w+r>x≥w时, 控制权掌握在债权人手中;当w>x时, 控制权掌握在工人手中。由此可见, 正是由于债务融资所引起的企业控制权的转移特征, 有效地制约了公司经营者的行为。所以, 作为融资契约的股权融资契约和债券融资契约具有不同的企业所有权配置特征, 在正常状态下, 股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当企业无力偿债、面临破产清算时, 债务人可以通过对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等方式介入企业经营, 企业控制权就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在企业完全是靠内源融资维持生存状态下, 企业控制权就可能被员工所掌握。这种控制权转移的有序进行, 依赖于股权与债权之间一定的比例构成。假如在债权为零或比例极低的企业融资结构下, 上述企业控制权的有序转移就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Aghion和Bolton (1992) 认为, 企业融资结构的选择就是控制权在不同证券持有人之间分配的选择, 最优的负债比例是在该负债水平上企业破产时控制权将从股东转移给债权人之时。这种控制权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转移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将直接影响经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经理的选择。股东的控制方式与债权人不同。股东的控制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董事会选择、监督经营者的直接控制;另一种是通过股票市场上股票的买卖、企业兼并的间接控制。债权人在企业破产时的控制方式也有两种, 一种是清算, 即把企业的资产拆开卖掉, 收益按债权的优先序列分配。清算意味着企业的解体, 同时意味着经理人职位和控制权的丧失。这是对破产企业经理人的一种严厉约束和惩戒;债权人的另一种控制方式即是对企业进行重组。在重组的情况下, 债权人往往会重新进行经理人的选择。即使少数破产企业保留了原经理人, 但债权人一般都会直接参与企业的决策活动, 导致经理人实际控制权的大量丧失。 (2) 融资方式的选择对委托投票权竞争的影响。一般而言, 在企业绝对投资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增大投资中债务融资的比例将增大经理的股权比例, 同时, 随着债务融资量的增加, 经理的股权收益也将增加。通过改变企业的融资结构, 提高负债水平, 改变经理的持股份额, 进而扩大其所占有或所能控制的股份比例, 这样, 在职经理掌握企业控制权的概率相应增大, 程度相对提高, 其在代理权之争过程中的主动性必然加强, 从而降低了更有能力的潜在竞争者获取代理权成功的可能性。Harris和Raviv (1988) 在考察了投票权的经理控制后认为, 企业负债水平的提高确实有利于在职经理在委托投票权竞争中的控制能力。同时, 由于在职经理的股权比例增加, 其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的比例也将提高, 经理偷懒和谋求私利的积极性将降低, 进而降低了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Stulz (1990) 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三、债务融资公司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
(一) 国外文献
关于债务融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可以引申为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国外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如Shah (1994) 考察了资本结构变化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 得出了股票价格随公司财务杠杆的增加而上升, 随公司财务杠杆的减少而下降的结论。Berkovitch和Israel (1996) 在分析控制权在股东、债权人与经理人之间合理配置的基础上指出:当股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企业价值与债务水平呈现负相关;当债权人拥有否决权, 企业价值与债务水平呈现正相关。Gaud、Philippe (2005) 对欧洲大量样本公司的案例数据研究表明, 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与企业业绩没有关系。面对市场压力, 企业主要依靠债务来弥补和平衡所有权结构导致的控制杠杆对企业价值带来的影响。在这方面, 企业债务有助于公司治理效应的发挥。Nini, Greg, Sufi, Amir和Smith, David C (2009) 使用美国上市公司的大量违约样本数据证明, 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起到积极作用。违约企业在这种投资和融资行为中的变化与包含严格企业决策限制在内的债务契约一致。除了契约控制之外, 债权人在幕后对公司治理施加影响。而且, 在违规后公司运营和股票价格表现有所改善, 这说明债务人的行为有利于股东。
(二) 国内文献
与国外研究文献不同, 国内关于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争议, 总的来说, 可以分为债务融资与公司价值正相关理论和负相关理论两类观点。支持第一类观点的研究有:陈小悦和李晨 (1998) 选取了1993年3月21日以前在沪市上市的30家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 通过计算各参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进行多元线形回归后得出结论:上海股市收益与负债/权益比率、公司规模负相关汪辉 (2003) 对1998年至2001年间我国深沪两市所有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和公司治理、公司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发现总体上债务融资具有加强公司治理、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作用, 同时债务融资起到了传递公司业绩的信号作用。谭昌寿 (2004) 以市净率为被解释变量, 分别以债务融资率和资产负债率为解释变量, 以沪深上市公司2000-2002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债务融资率与企业市场价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相关系数值较小,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 但治理效应还很有限。范从来、叶宗伟 (2004) 采用净资产利润率作为企业价值指标、债务融资率为解释变量,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债务融资率和公司业绩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但是相关系数较小, 即存在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的弱化现象。程光 (2009) 以托宾Q和市净率为被解释变量, 选取2003年至2005年的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债务融资率为解释变量, 对债务融资能够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效应, 且与公司市场价值正相关, 但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需要一定的改进。支持第二类观点的研究包括:杜莹和刘立国 (2002) 选取1998年上市的96家上市公司, 以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资产负债率为解释变量, 考察了债权的治理效率, 发现债权的治理效应对公司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即债权治理表现出无效性。于东智 (2003) 以2000年12月31日以前上市的1083家公司为总样本, 以1997-2000年度为研究区间, 选用负债比率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主营业务利润率和总资产利润率为被解释变量, 对债权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表现出无效性;债权治理是一项软约束, 公司的负债比例与公司绩效指标显著负相关。肖作平 (2003) 以1999年为数据窗口, 对195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与托宾Q呈显著负相关。从而得出了我国目前企业债务约束是软约束、债务在公司治理中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结论。苏启林 (2004) 采用托宾Q作为被解释变量、债务融资率作为解释变量, 对122家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大部分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不但不能降低代理成本, 反而导致了企业价值的下降。
四、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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