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理论分析（共12篇）
基本理论分析 篇1
一、时频分析的基本概念
分析和处理平稳信号的最常用也是最主要的方法是Fourier分析, Fourier变换是传统信号分析中最重要的数学工具。Fourier变换建立了信号时域与频域之间变换的关系, 而Fourier反变换则建立了一种能使信号从频域变到时域的路径, 而且频域时域变换是一一对应的。
我们可以从频域和时域来分析一个信号。基于Fourier变换解释了信号在频域的特征, Fourier变换是一种全局变换。在整体上, 将信号分解为不同的频率分量, 即对信号的表征完全在频域, 这种表征同信号的时域形式是相对独立的, 即两者不能同时联合描述信号。为了分析和处理非平稳信号, 我们使用时间和频率的的联合函数来表示信号, 这种方法称为信号的时频表示或者联合时频分析, 其基本思想是设计时间和频率的联台函数, 用它同时描述信号在不同时间和频率的能量密度和强度。假设存在这样一个分布Wx (t, ω) , 就可以计算在某一特定时间的频率的密度, 求在某一确定的频率和时间范围内的能量百分比, 计算该分布的整体和局部的各阶矩等等。在信号处理中, 信号一般可以分为两类:确定性信号和随机信号。而随机信号又分为平稳和非平稳信号。平稳信号常用的处理方法是频域分析法, 这种方法通常采用建立信号x (t) 与其频谱X (f) 之间的一一映射关系, 调整傅立叶变换与傅立叶反变换之间存在的整体和全局的变化, 即频谱只能是从整体信号的时域表示得到的, 其时域表示只能从整体信号的频谱获得的, 信号的平稳或非平稳主要是根据信号的统计量特征来衡量的。因此, 传统的傅立叶变换无法反映非平稳信号统计量的时间变化特征。
二、短时傅里叶变换
短时傅立叶变换 (窗口傅立叶变换) 是用一个很窄的窗函数取出信号, 对其求傅立叶变换, 假定信号在这个时窗内是平稳的, 得到该时窗内的频率, 并过滤掉了窗函数以外的信号频谱, 确定频率在特定的时间内是存在的, 然后沿着信号移动窗函数, 得到信号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这样就得到了时频分布。可知, 短时傅立叶变换的定义为:
它的功率谱为:
这种变换是线性的, 而且满足叠加原理。换言之, 如果s (t) 是几个信号分量的线性组合, 那么各个信号分量的时频线性组合可以得到s (t) 的时频表示:
线性由于不会产生交叉项干扰, 所以是区分多分量信号的希望的性质, 而且小波变换也是线性时频变换。傅立叶变换可以分别从信号的时域和频域观察信号, 但却不能把二者联合起来描述信号。因为信号的时域中不包含任何频域信息;而频域中不包含时域信息。同时短时傅立叶变换概念直接, 算法简单, 已经成为研究非平稳信号十分有力的工具, 在信号瞬时频率的估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并且是其它时频分析的基础。但是它存在两个问题:对窗函数的长度选择与窗函数的选择问题。为了得到更好的频域效果, 因为窗函数的长度与频谱图的频率分辨率密切相关, 因此信号的观察时间必须比较长。当信号变化很快时, 反应频率与时间变化的关系将会受到影响;然而, 当窗函数很短时, 对于特定的窗函数来说, 将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对比其他方法来说, 短时傅立叶变换 (STFT) 虽然有着分辨率不高等明显缺陷, 但由于其算法简单, 实现容易,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非平稳信号分析标准和有力的工具, 而且不会产生多信号交叉干扰项, 同时我们采用短时傅里叶变换算法估计瞬时频率对于频率分集和频率编码脉冲信号来说会更加方便。
三、Wigner-Ville分布
从本质上说, 短时傅里叶变换和小波变换都是线性时频表示, 它不能描述信号的瞬时功率谱密度, 进行时频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确定一种时频分析函数, 使其能够确定在时间t及频率f处信号的那部分能量。Cohen类双线性表示的本质就是在时频平面中分布信号的能量, 其中WignerVille (WVD) 就是常用的一种时频分布。WVD是一种二次型变换, 具有许多优良的性质, 但当分析多频率成分的信时, 由于是二次型变换, 不可避免地出现交叉项干扰, 这是它的缺点。最初, Wigner利用量子力学提出了这种分布:
上式中, s (t) 出现两次, 所以称其为双线性表示。
用信号的频谱定义的这种分布为:
由于Wigner-Ville分布在时域与频域的定义形式基本相同, 因此, 对于在时频讨论的问题在频域也同样适用。此外, Wigner-Ville分布对于不同时间采用同样的加权, 因此它是完全非局部化。为了在特定时间得到Wigner-Ville分布, 我们要把几段信号加起来, 这几段信号是由过去某一时间的信号乘上未来某一时间的信号的乘积组成, 所取时间的过去时间与未来时间相等。Wigner-Ville分布相等的权衡远处时间与近处时间。
Wigner-Ville分布为:
其中
将其称为互Wigner分布 (cross Wigner Distribution) 。WVD有许多优良的性质, 时频聚焦好, 比线形时频有较高分辨率。
由于Wigner变换的双线性特性, 在分布中引入交叉项, 使得从分布中提起有用信息的过程变得复杂。自项和交叉项会有多种组合形式, 交叉项不仅能对自项进行干扰, 还能出现在自项的地方。然而WVD虽存在交叉项, 但不存在窗函数或母小波的选取问题, 而且其时频聚焦性好, 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四、总结
通过对时频分析理论的研究, 介绍了线性时频表示、双线性时频表示等时频分析方法, 论述了各种时频方法的优缺点, 使得我们更加准确而且形象的了解了信号的变化。
基本理论分析 篇2
财务与会计的甄别-基于现代财务基本理论的分析
财务与会计是两个既有着密切关系又有着截然区别的经济范畴.从相互融合的.状态中理顺两者的关系,尤其是两者的区别,对建立和完善我国财务与会计的工作体系和学科体系将有着重大的理论与实际意义.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作 者：贺正强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会计学院 刊 名：金融经济（理论版） 英文刊名：FINANCE & ECONOMY 年，卷(期)： “”(1) 分类号：F2 关键词：强化理论的基本原理 篇3
强化理论的激励原理
斯金纳认为，激励涉及到以下两种反射过程：S（刺激）→R（反应）和R（反应）→S（刺激）。从而补充和丰富了此前心理学家提出的行为反应模式。
所有的行为主义者都注重刺激与反应的关系。在斯金纳之前，人们一般看到的是“刺激→反应”模式，也就是关注那些引发行为的刺激。这种刺激能使行为者产生反应，所以具有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不一定有效。因为这种模式是先有刺激，后有行为，行为者得到刺激不见得会产生相应行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拿了钱的鬼不见得会去推磨。这种模式下，刺激对其后的行为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而且具有被动性。所以，在现实中依据这种模式进行的激励，往往不尽人意。很多管理者都会遇到这种困境。例如，不发奖金不干活，但发了奖金不见得就有积极性；没钱的时候觉得有了钱就一切好办，有了钱才发现钱也不是万能的。
鉴于上述激励模式的缺陷，斯金纳提出了“反应→刺激”模式，也就是关注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带来的刺激，由此而形成了他的强化理论，这正是斯金纳对管理学贡献最大的地方。按照这一模式，激励不能局限于行为前的刺激，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行为后的结果。换句话说，激励来自于行为后果的强化。某种行为出现后，如果会带来具有强化这种行为的后果，反复持续，就能使行为与强化之间形成很强的相倚关系，这样，管理者就可以通过强化来调节这种行为。管理者可以调节强化物的种类、频率、强度，但归根到底，激励作用是由被管理者的自身行为产生的，从而使强化对后续行为形成有效制约，而且具有主动性。例如，能不能拿到奖金，不是由头儿说了算，而是由自己的行为决定的。管理者的作用，不在于直接给被管理者提供刺激，而在于调整行为与强化物之间的相倚关系。
斯金纳认为，即使对“反应→刺激”模式而言，也需要区分外部环境的强化和行为本身的强化。一般来说，在行为发生后的强化有两种：一种是强化的内在相倚性；另一种是强化的外在相倚性。所谓强化的内在相倚性，是指行为本身的结果所产生的强化效应；所谓强化的外在相倚性，是指行为发生后来自外部的强化效应。比如，一个研发人员，他的某种新发现会使自己沉浸于这种发现之中，甚至为之探根究底而废寝忘食，这里表现出的是内在相倚性。而这种研发人员的行为，也会得到上司的表扬或者同事的赞许，没有这种行为就得不到相应的表扬和赞许，这里表现出的是外在相倚性。在管理活动中，这两种相倚性所形成的激励都应该予以重视。
斯金纳之前的激励，往往着眼于对激励对象提供刺激物，甚至会对刺激物的大小多少斤斤计较，但是，却不太重视刺激物与激励对象行为后果的关联。这样，很容易使激励失效，或者使激励的作用扭曲。这种所谓激励，不能有效地建立强化的外在相倚性，更谈不上形成强化的内在相倚性。所谓外在相倚性，强调的不是刺激物本身，而是刺激物与行为后果的联系。如果外在刺激与行为后果没有关联或关联度不大，那么，这种外在刺激就不能促成有效的后续行为。例如，人们往往重视报酬的高低，但如果报酬与当事人的努力没有多少关联，不论报酬的高与低，都无法起到激励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的高报酬，会使当事人对付酬者形成感恩心理或依赖心理，但不能调动积极性。更常见的情况是，管理者由于激励措施不当，会建立起错误的外在相倚性。例如，以完成定额作为付酬依据，这样，完成定额与得到报酬的外在相倚性建立了，然而这种相倚性却割断了工作质量与报酬的联系，员工的后续行为就很有可能只管数量不管质量。再进一步，如果把质量与报酬也关联起来，这样，外在相倚性不再发生偏差，但是假设没有内在相倚性，员工依然有可能仅仅追求表面的质量而忽视内在的质量。所以，还需要有员工自己对质量的认可程度和追求力度，形成内在相倚性。外在的赞许和期盼的目光，都会对内在相倚性的形成起到或大或小的作用。管理者最需要警惕的是，本意是为了建立符合管理者意图的外在相倚性，但采取的刺激手段却破坏了或妨碍了与其匹配的内在相倚性。在现实中，有些管理者采取的刺激手段，往往会鼓励弄虚作假、蒙混过关，就同这种相倚性的不匹配现象有关。
强化物及其分类
强化作用离不开强化物。所谓强化物（reinforcer）不一定是实物，也可以是行为、表情等等。只要在某种行为之后，这种行为本身或者由它带来的后果可以刺激该行为的再次出现，就属于强化物。强化物在塑造人们的行为上有着极大作用。
一般来说，强化有两种：正强化和负强化。通过某种强化物，能使管理者期望的行为发生概率增大，行为者受到这种强化物的激励，其积极性会得到提高，这就是正强化。反过来，通过某种强化物，能使管理者期望的行为发生概率减小，行为者受到这种强化物的激励，其积极性会消退甚至丧失，这就是负强化。由此出发，斯金纳把强化物分为两种：正强化物（positive reinforcers）和负强化物（negative reinforcers）。
对正强化物的效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层面是某一行为如果会带来行为者的愉快和满足，如给予食物、金钱、赞誉和关爱等，行为者就会倾向于重复该行为；另一个层面是某一行为如果能减少和消除行为者的不快和厌恶，如减少噪声、严寒、酷热、电击和责骂等，行为者也会倾向于重复该行为。
与此类似，对负强化物的效用照样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惩罚性强化物和消退性强化物。惩罚性强化物是指会给行为者带来不快的东西，能使行为者的行为倾向减弱；消退性强化物是指减少或取消令行为者愉快的东西，也能使行为者倾向于终止或避免重复该行为。
对正强化物与负强化物的区分，不能想当然，而要以其效果确定。比如，限制一个孩子获得某种玩具的欲望，其效果很可能是极大地激发了这个孩子获得这种玩具的行为。现实中某些东西，越禁止反而越流行，实际上这种禁止就起着正强化作用。而不恰当地对某种行为进行言过其实的赞扬，很有可能引起反感而削弱这种行为，赞扬起的是负强化作用。有时候官方树立的先进模范反而收不到正面效果，就是这种机制。一个部下过于明显地逢迎上司，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上司的反感。这些，都是值得激励研究注意的。更有意思的是，有些表面上截然相反的强化物，其强化作用却高度一致。如果对赌博进行强化分析，就不难发现，不论是输是赢，都会起到强烈的正强化作用。赢了，会刺激赌徒继续；输了，还会刺激赌徒继续。所以，单靠赌博本身的输赢，很难消退赌博行为。公司经营中，有些人偏爱投机方式，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投机方式不论后果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产生类似赌博的正强化效应。
从强化物效用的大小和重要程度来讲，还可以进一步将强化物划分为初级强化物和条件强化物。初级强化物对有机体来说，往往是无条件的，它能满足人和动物的基本生理需要，如食物、水、安全、温暖、性等。条件强化物需要通过初级强化物才能产生作用。任何一个中性刺激物，如果与初级强化物反复联合，它就能使自身获得强化物性质。它是初级强化物的附属品。例如金钱，对小孩它不是强化物，但当小孩知道钱能换糖时，它就能对儿童的行为产生强化效果。在这个例子中，糖果就是初级强化物，而金钱则是条件强化物，金钱的强化作用是由于与糖果的结合才获得的。作为管理者应该注意，初级强化物是最基本的，然而条件强化物是最常用的。二者的匹配和结合方式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强化物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非理性的，斯金纳把这种强化行为称为“迷信”（superstition），也称为“非相倚强化”。在斯金纳的实验中，假如把给白鼠喂食的方式改为不是按压杠杆引发，而是每隔15秒固定送食一次，那么，白鼠在首次喂食之前的偶然动作就会形成“迷信”。如果白鼠正在作揖，它就会在此后不断作揖以求得食物；如果白鼠正在嗅通气孔，它则会不断嗅通气孔以求得食物。人类这种情况也十分多见，比如，天旱引发的祈雨行为，某个运动员对某种动作、某种服饰与获胜之间的看法以及由此而采取的行为等等，都属于迷信。迷信只有在多次无效的情形下，才会逐渐产生操作性消退。但是，只要有偶然性存在，迷信就不能彻底根除。
要使正负强化能达到各自预期的效果，对强化物的恰当选择是很重要的。一般而言，在使用强化理论之前，首先要弄清是要对行为进行正强化还是进行负强化，然后针对行为者的特点选择恰当的强化物。在选择时，并不是强化物的数量越多越好。斯金纳认为，由于强化物的数量与对行为的强化效果不一定成正比例，真正的强化物也可能被误用，因此，合理安排强化措施，比单一追求强化物数量更为重要。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强化物的合理配置问题。为此，斯金纳设计了“强化表”，对强化物合理安排做出了有益尝试。对于现实中的管理者来说，更为重要的不是照搬斯金纳的强化表，而是参照和借鉴斯金纳的思路，根据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考虑各种特定的环境因素，对强化物的选择、搭配和使用作出符合理性的科学安排。
EVA指标基本理论分析及评价 篇4
一、EVA的内涵
EVA是经济增加值 (Economic Value Added) 的英文缩写, 它是由美国思腾斯特公司 (Stern Stewart&Co) 于1989年提出的一种全新的企业价值评价指标, 数值为税后净营业利润 (Net Operating Profit After Tax, 以下简称NOPAT) 减去所用资本的成本而得。
税后营业利润=净利润+利息支出
资本总额=债务资本+权益资本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单位债务资本成本×债务比重+单位权益资本成本×权益比重
二、EVA的本质特征
为了更好地阐释EVA理论体系, 学者们通常用评价指标 (Measurement) 、管理体系 (Management) 、激励制度 (Motivation) 及理念体系 (Mindset) 四个方面来概括EVA的实质, 即4M。由于EVA将权益资本成本纳入绩效评估的统一框架中, 无疑使得EVA能更加准确地度量企业的经济利润, 可以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作出准确恰当的评价。同时在计算EVA的过程中, 会对部分传统会计核算指标进行调整, 使其尽量与企业经济真实状况相吻合。所以EVA是一种客观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的有效工具。
三、EVA指标与传统绩效评价指标的比较
1、传统绩效评价指标的局限性分析
传统的企业绩效评价是以财务报表上直接获取的数据或根据报表上数据进行简单计算得出的财务比率作为指标对企业经营业绩进行评价, 如销售额、净利润 (NI) 、每股收益 (EPS) 、每股净资产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CFO) 、资产收益率 (ROA) 、净资产收益率 (ROE) 、投资回报率 (ROI) 等。这些指标是当前企业经营绩效评价中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它们的优点是计算简便、使用方便, 但它们作为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 净利润指标的局限性。净利润指标主要局限性在于:一是净利润只确认和计量收入和成本, 而忽视了权益资本的投入。这种不计权益资本的现象会使企业管理者形成“资本免费”的错觉, 进而不计成本、随心所欲地使用权益资本。同样, 净利润指标忽略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会使得公司管理者忽视资本经营的重要性。二是会计人员依据谨慎性原则, 会计算各种准备金, 将研发和广告费用的费用化等, 这些都会减少净利润的值。但这些并不是企业业绩下降的反映, 反而可能是企业发展的征兆, 因此其具有一定误导性。
(2) 投资报酬率 (ROI) 的局限性。投资报酬率 (ROI) , 也称投资收益率, 又称投资利润率, 是指投资收益占投资成本的比率。投资报酬率反映投资的收益能力, 其计算公式为:
该指标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一个标准界限。如, 假设某公司的全部资本成本为8%, 其下属A、B两个公司分别采用6%与10%作为投资依据, 其比较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 采用ROI方法, B公司放弃了投资报酬率在8%~10%之间 (大于资本成本8%) 能增加股东收益的项目;而A公司却选择了投资报酬率在6%~8% (小于资本成本8%) 损害股东权益的项目;若采用全部资本成本就可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
同样, 作为传统指标中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财务指标和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分析的出发点的权益报酬率 (ROE) , 一个潜在重大缺陷是收益率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可能并不一致。根据投资法则, 投资的预期回报必须高于资本成本。但其单纯追求预期回报最大化而没有考虑资本成本的投资决策, 并不能保证投资的净现值大于零。
(3) 每股收益 (EPS) 的局限性。EPS一直以来都被投资者视为良好的业绩评价指标披露于上市公司的年报中, 因为它可以反映普通股的获利水平。其计算公式如下:
EPS作为业绩评价指标和净利润一样存在缺陷, 没有完整核算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者投资企业的目的在于追求无风险利率回报水平上的风险溢价, 如果企业不对其股本成本进行核算, 衡量出的并非企业全部风险, 就会淡化企业对自身风险管理的动机, 反而以市场价格的波动来吸引投资者。同时EPS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成长过程, 如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在其进行战略投资阶段, 往往会出现经营亏损, 然而这并不意味企业经营业绩很差。
从以上分析可知, 传统的绩效评价指标都可能误导投资决策, 片面强调利润最大与财务指标最大化, 容易造成经营者为追求短期效益而牺牲企业长期利益的短视行为, 并且可能导致企业管理当局不重视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人才开发, 不利于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 从而与企业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基本目标相背离。
2、EVA绩效评价指标的比较优势
EVA指标最大的特点是从股东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企业的利润, 全面考虑投入资本的成本。因而EVA指标比以上经营业绩评价指标有更多的优点。
(1) EVA指标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EVA指标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要考虑所有投入资本的回报。当企业的收益大于全部资本的成本时, 经营者才真正为企业增加了价值, 为股东创造了财富。同时在对EVA进行计算前要对一些重要的会计报表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 一方面消除了稳健性原则引起的会计数据不合理的现象, 减少了管理者平滑利润、管理盈余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对研究费用、商誉等的调整, 消除了管理者对这类投资的顾虑。从这两方面可以看出, EVA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经营业绩。
(2) EVA指标有利于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体系的协调和统一。EVA指标除了能弥补传统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不足外, 还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不仅可以用于业绩评价, 也可以用于资本预算、收购定价、激励性补偿计划等几乎公司财务的所有方面。采用EVA则目标只有一个, 即如何提高EVA, 这样就有利于企业管理体系的统一和协调。
(3) EVA是股东衡量利润的方法, 可使公司管理者的决策与股东财富目标一致。EVA的真正价值, 在于公司可以把它作为财务管理体系的基础。根据《投资者报》对2009年1545家A股上市公司管理能力所进行的统计与分析, 结果发现在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合计实现净利润3445亿元, 但创造的EVA只有3332亿元。而839家EVA值为负值的公司合计净利润亏损为883亿元, 但毁灭的经济增加值却是1617亿元。统计结果还发现有超过29%的公司虽然创造了利润, 但实际上却毁灭了经济增加值。这就是传统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仅考虑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 而未将权益成本考虑在内所造成的。创造利润但并不创造价值。虽然净利润为正, 但却减少了企业价值。
课程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理念 篇5
世界在瞬息万变中把我们带人了21世纪，我国的基础教育发展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
课程改革是我国基础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次课程改革不再是简单地更换一套教材，而是我们与新课程的共同构建。这就需要我们切实转换课程理念，因为理念是行为的先导。只有实现了课程理念的转换、提升，我们才能更好的转变课程行为，实现课程创新，为顺利实施新课程奠定良好基础。
(一)从强调整齐划一到注重学生的个性与创新
我国的基础教育实行的是国家统一的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结构、内容、方式、评价、教学计划、大纲、教材等方面强调统一性、计划性。我国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这种高度统一的课程体系和模式无法适应不同地区教育的发展和不同素质学生发展的需要;同时，课程的严格统一，导致教师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划一的，忽视了学生作为一个个单独个体的差异，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他们丧失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及创新精神。
1988年，教育部颁发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设想用四到五年的时间编写四种类型的教材，以改变过分强调共性的课程状况。于是，就形成了人们常说的“八套半”教材，丰富了中小学的课程内容。与此同时，选修课程、活动课程、微型课程、环境课程等课程形式逐步发展起来，着力于贴近学生的个性，为学生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其中有些课程经过进一步发展具有了校本课程的意义。
学生是发展的主体，差异是教育的资源。学生心理和生理上的差异不是课程实施的障碍，而是可供利用的课程资源。发展学生的个性与创新精神既是个体成长的需要，也是未来社会对建设人才的需求。社会的发展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人，更需要具有健全人格、健康个性的社会公民。这是课程改革、学生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辩证统一。有人说，个性与创新是21世纪的“通行证”，我们就要通过这次课程改革，把这张“通行证”交到每一位学生手中。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指出：为保障和促进课程适应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还特别强调“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区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这是一次课程理念的极大提升，赋予了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体现了对学生这一活生生的人的极大尊重。
(二)从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关注的不是学生的实际生活世界，课程目标的设计不能满足学生的现实生活需要，课程内容设计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实际，生硬地把它分为各系统的知识门类，肢解了学生的生活世界，致使课堂成了扼杀学生个性和创新的场所，学生在其中无法领略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失却了生命活力。在这种“教育围城”中长大的学生，自然经不起生活的风雨，缺乏生活和生存的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已转化为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如何共同生存，社会发展也越来越注重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服务。课程也应从生产世界和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关注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关注人的价值、意义，让学生体验生命、体验世界的丰富。
学生在课堂中获得的多是间接经验，正是这些经验使人类历史得以延续，使人类文明得以传承。但以间接经验为主与人类的一般认识过程是相悖的，学生获得知识既不是从生活和生产中来，也不在完成后回到实践中去，他们的认识因缺乏真正的体验往往就成了无本之木。
教育的外延等同于生活。我们的课程要从课堂向生活的世界回归，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上要贴近学生的生活世界，关注学生活生生的生活经验，把课堂学习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把课堂生活置于社会生活中，让学生与世界对话，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获得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得到完善的发展。
课程向生活回归并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制，而是课程在另一种意义上的积极建构，是赋予课程更深刻的内涵。进入课程的生活不是琐碎零散、毫无意义的，而是经过提炼和加工，有着特定意义的课程化了的生活，是具有教育意义的生活。
(三)从分析向综合发展
分析和综合是思维的两种墓本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两种方式。这两种认识方式引发了课程中一对永恒的矛盾――分化与综合。我国古代的“礼、乐、射、御、书、数”、柏拉图的“七艺”都是分科课程，现代的学科课程也主要是一种分科课程。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中，分科课程也是主流。学科分化是为了便于学习和研究，但许多年来，学科分化越来越细，知识被搞得支离破碎，各学科间缺少了应有的横向联系，形成了不敢越雷池一步、孤军奋战的局面。
课程需要有“门类”和“系统”，但更要注重课程之间的综合。随着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兴起，人们已越来越重视知识的综合。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多学科性的，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才能解决，决非一门学科所能应付。更何况，人类的知识体系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可以说，没有哪一门课程的知识能与别的课程知识截然分开。
世界各国在综合课程实施方面的做法不一。韩国在小学一二年级开设“我们是一年级学生”的课程，把国语和社会综合为正确生活，自然与一些非自然的内容综合为智力生活，音、体、美综合为愉快生活，强调课程内容实质性的综合，强调课堂教学中的灵活把握。澳大利亚则将课程分为八大学习领域，加强了学科间的联系，使相关知识技能形成“块状”，培养学生综合应用多学科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强调相关学科教师间的联系与合作，实施“问题教育”，为学生提供广阔的知识背景，促进学生深入认识事物。
在这次课程改革中，综合实践活动成为必修的国家课程，这预示着我国课程综合化的趋势。在初步的实践中，一些学校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内容体系，探索出了一套操作性强的活动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有一部分学校和教师对此认识不够，把综合实践活动看做几门课程的简单拼加，使之成了一盘“大杂烩”。我们要避免这种倾向，要着力淡化学科间的界限，对有内在联系的学科进行有机整合，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机重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而非形式上的.、僵化机械的综合。
四、从固守“知识本位”到倡导学生主动学习
以斯宾塞为代表的以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近代课程体系明确表达了将课程看做知识的倾向。夸美纽斯更是以泛智主义的思想编制了百科全书式的课程，以期把所有的知识教给学生。发展到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学课程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固守“知识本位”的倾向。
重视系统知识的传授一直是我国课程发展的传统。因此，教师固守课程即学科的观念，无限夸大知识的价值，致使知识教育过度，课堂教学出现了“满堂灌”的现象，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的灌输。
这种知识本位的课程观突出的表现就是“双基论”，认为只要掌握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课程就取得了成功。总的说来，我国的课程较为关注课程的静态结果，强调学生被动接受学习，缺乏学生自身对课程的主动建构。
我们正处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如果死记硬背，恐怕穷极一生都无法完成对所有知识的记忆。因此，新的课程观更强调学习能力的培养，提倡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参与，通过主动构建理解课程，以反思性和创造性实践来探索人生意义。
现代课程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充分参与、发展和改善生活质量而作出的决策，是一种继续学习、终身受用的能力。这就要求主动学习成为核心，以使课程适应社会变化。学生只有主动地参与学习，才能真正培养能力。为此，要大力破除“教师中心说”，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让学生自己去研究、去发现，实现主动成长。教师要当好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和引导者，营造宽松和谐的氛围，弘扬学生的主体性，激励学生主动成长。
五、从“甄别选拔”到“育人为本”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考试与评价联系起来，看到的是考试成绩和升学率。考试固然可以为我们提供量化的信息，但它不能涵盖被评价对象的全部，据此作出的评价是不全面的。这种以选拔与甄别为目的的评价，其实是在以一把尺子评价一切，以一个标准衡量所有的学生，其最终结果是鉴定质量、区别优劣、选拔淘汰。
现代教学评价要求评价要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之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因此，现代教育评价重视定性与定量评价、外部与内部评价、绝对与相对评价结合起来，通过评价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教与学的质量。一些国家教育评价的重大变革也启示我们，在实际的课程与教学中，要把新的理念运用到评价中去，由传统的“甄别选拔”转变为“育人为本”。
(一)评价要公平，公正、面向全体
教师要了解、分析每个学生，肯定其主流，发现其闪光点，在指出不足的基础上，使学生树立获得发展的信心和勇气，指明发展的方向。要通过评价形成激励作用，让每个学生都获得充分发展，大面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要通过评价对课程产生更大的调控作用，为学生提供发展需要的各种信息和条件。
(二)评价耍关怀学生的成长
评价要帮助学生缩小相互之间的差距，促使他们在各自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和发展。而不是制造等级，扩大差距，强化选优功能。评价要关怀学生的成长，设身处地地分析情况，理解和体谅学生，真诚地帮助学生。教师要成为学生的合作伙伴，通过积极评价，提升学生的价值，使评价成为一种关怀的手段、良好的课程与教学发展行为。
(三)评价耍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
多少成功人士在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时，都对老师的赏识、宽容心存感激，称之改变了自己的一生。确实，评价有着巨大的潜能，它能开拓出世界上最丰富的宝藏。我们要让学生参与进来，通过主体参与的评价，促进自我意识的成熟和主体精神的觉醒，让学生认识自我，了解自我，把握自我发展的方向，增强发展信心，形成发展内动力。
(四)要实施全方位的评价
书本知识是学生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评价不应仅对学生获得的书本知识进行检验，而应把大量的社会知识、生活知识的获得纳入评价的范围。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育人，评价还应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行评价，使学生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防止学生畸形发展。此外，还应重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评价，改变我国学生习惯于“纸上谈兵”的弊端。
六、从传统内敛走向国际理解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通讯的日益发达，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正向我们走来，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在缩短，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在发展，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个人类社会将成为一个“地球村”，各个国家、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其中一员。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人正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课题。我国已成功加入了WTO，将与世界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和对话，探讨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南北差异、人口问题等，学会国际尊重，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创造性……成为我国走向进步的基本素质和前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4年通过的《宣言》及《为和平、人权和民主的教育综合行动纲领》，标志着“多元主义教育价值观”理论与政策上的确立，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精神，其本质就是国际性和民主性的内在统一。这―理念已在许多国家的课程中体现。如韩国提出要塑造面向21世纪的“新韩国人形象”，在基础教育课程上，安排了世界历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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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课程，以增强学生的国际观念。再如日本，在原社会科学目标“培养民主和平国家和民主和平社会的成员所必备的公民基本素质”中，加入了“生存于国际社会中”作为“成员”的定语。
我国的课程同样要在世界的大背景下展开，要积极鼓励国际合作，使课程成为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我们把多元的世界呈现在学生面前，就是要帮助学生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使学生在与课程的共同生成中走向世界，放眼全球。但共同发展与走向全球并不是对民族性的舍弃。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性是国际性的基础，我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教育资源是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走向国际理解还需对外国文化进行积极的批判和筛选、加工，吸收其精华，赋予其新的文化意蕴。
摄影艺术鉴赏基本理论 篇6
（1）艺术鉴赏的概念
摄影艺术鉴赏是人们对摄影艺术形象感受、理解和评判的过程。人们在鉴赏中的思维活动、情感活动一般都从摄影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出发，实现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认识飞跃，既要受到摄影艺术作品的形象、内容的制约，又要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社会生活经验、艺术观念和艺术兴趣对摄影的艺术形象加以补充和丰富。
（2）摄影艺术鉴赏的性质
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摄影艺术鉴赏是摄影艺术发挥社会作用的重要环节。摄影创作和摄影艺术的鉴赏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前者为后者提供对象，后者则是发挥摄影创作社会作用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其次，摄影艺术鉴赏是人们观赏摄影艺术作品时特有一种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的重要特点在于，一方面是摄影艺术本身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把观赏者带到一个特定的艺术境界，激发起观赏者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感情的波涛﹔另一方面，观赏者又会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经验，来理解或解释摄影艺术中的艺术形象，有时甚至以自己的经验与认识去丰富和补充作品里的艺术形象和思想内涵。
摄影艺术鉴赏具有某种艺术再创造的性质，而这种再创造是每一个鉴赏者头脑中进行的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同时又是一种认识活动。作为摄影鉴赏对象的摄影艺术，它既是摄影家认识生活的成果，也是鉴赏者再认识的对象。不过这种认识活动是具有它自己的特殊性的，那就是观赏者通过对摄影艺术的感受、想象、体验、理解与欣赏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精神活动来正确地认识摄影艺术。这便是摄影艺术鉴赏的基本性质。
（3）摄影艺术鉴赏的作用
摄影艺术鉴赏的作用是摄影艺术理论和摄影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只从摄影艺术具体的鉴赏出发，来谈谈摄影艺术鉴赏的作用。
①扩大知识领域。通过古今中外摄影艺术的鉴赏，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异国风情、遨游世界、漫步历史，极大的扩大知识的领域。
②陶冶情操。鉴赏者通过对摄影艺术的鉴赏而提高认识、受到教育的过程，这不同于纯粹抽象的理论教育或某种带有强制性的法纪教育。这种欣赏的过程就是对人们的思想情操陶冶的过程。
③提高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按照美的原则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反过来又是对人们起着美的教育作用，从而提高人们鉴赏艺术的能力。多看、多分析中外有代表性的优秀摄影作品，是提高摄影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
二、摄影艺术鉴赏中的精神活动过程
摄影艺术鉴赏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大休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审美感知
审美感知是在感性知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事物影响视觉和听觉等感官，如色美以感目、音乐美以感耳、意美以感心。摄影艺术鉴赏一般将摄影作品从整体结构上分为外层面和内层面，即外部形式结构和内在情感意蕴两个层面。
（2）审美认知
优秀的摄影艺术作品，一般在总体形式结构背后隐含着极为丰富的情感、思想意识、某种政治观点、某种意味等精神性的内涵，亦即意蕴美。特定的意蕴美透过意象集中体现出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作品主题内容。摄影艺术作品的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相互渗透、相互交织，从而达到艺术上的统一。然而摄影艺术鉴赏者不能只停留于表面形象的感觉，而应对摄影作品做进一步的探知，从而激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也就是从审美感觉跃入审美认知的过程，心理活动和精神振奋随即开始新的高潮。
（3）审美心理
审美心象是超越感知和认知的审美阶段，在具有整体性的审美鉴赏观照中实现。摄影艺术审美心象的构成，要求摄影艺术鉴赏者借助再创造的想象力、联想力和感情移入，进入艺术的境界之中，才能构成摄影艺术鉴赏者的心境和摄影作品的艺术意象相统一、相复合的心象。审美心象的形成是摄影艺术鉴赏活动进入审美高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审美心象必定还会带有鉴赏者个人的想象色彩、情感色彩、幻觉色彩或錯觉色彩。
（4）心境共鸣
心境共鸣是人类独具的高尚情操的集中表现，也是审美主体在鉴赏的再创造性活动中所得到的精神报偿。这是摄影艺术鉴赏活动中精神活动的最后阶段，它包含着先前阶段的复合经验特点，从大体上可以区分三种要素:情绪要素——审美冲动和审美兴奋；二是再创造活动要素——从审美感知到审美心象，构成一个整体的审美对象；三是接受要素——对业已提示的“质和谐结构”的知觉，这其中通过“有意味的形式”达到整体的完整形象。凡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摄影作品，一般都具有形式意味的潜能，当鉴赏者的审美注意习惯了敏锐的辨别、体验和认识它的形式，而在这种形式背后隐藏的各种感情价值同它们引起的感情经验融合起来的时候，它不仅在鉴赏者的心中创造了共鸣的环境，唤起了“瞬息生活”的第一种情感反应，同时也唤起了“审美观照”对“质和谐结构”的第二种情感反应。
对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认识的分析 篇7
无论在档案室还是在档案馆, 其实际的档案管理活动总是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 档案界历来都是主要从过程的角度来认识和区分档案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 使档案管理工作总体划分为若干个相互连接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环节和部分。当然, 由于档案管理工作本身的复杂性, 其过程和其中的环节不可能像工厂的生产流水线那样严格和绝对化, 各环节之间只是相对而言, 而且相互之间往往会有顺序及内容上的部分颠倒或交叉。颠倒或交叉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另外, 有两个部分严格讲起来并不是过程中的环节或阶段。所以, 人们往往又从一个静态的平面角度将其称为内容。这就是目前在档案界已被广泛接受并达成共识的八项内容。为便于直观地从过程角度和空间上进行总体把握, 档案工作的八项内容可用图表示如下:
图中竖虚线有边的八个方框即档案管理工作的八项内容:收集, 即通过接收和搜集、征集手段将应保管的档案收拢集中到档案机构 (室或馆) 中来;整理, 即采用一系列方法使档案有序化, 建立档案实体的管理与存放秩序;保管, 即对已按秩序存入库房中的档案进行日常保管, 旨在“维护秩序、保护实体”;编目与检索, 已建立检索工具体系并实施查找、检索, 为提供利用和编研搭桥, 提供“钥匙”;提供利用, 即将档案具体提供给社会各界或本单位各部门利用, 以实现档案价值, 发挥其作用;编研, 即对档案内容进行编辑、研究、出版, 主动提供利用, 开发档案信息资源。这六项内容基本上构成一个过程。而鉴定则不完全是一个过程中的环节, 它要解决的是档案存毁以及怎样存怎样毁的重大问题, 但却渗透在几个环节中;统计与登记则根本就不是一个环节, 因为它不仅对档案进行统计、登记, 而且还对档案管理活动本身以及档案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统计、登记, 在各环节以及档案行政管理工作中均有体现。另外, 图中横虚线上下两部分工作内容的性质、动机、目标等明显不同, 实际上分别构成了档案管理工作的两大方面。
二、档案管理的两大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实体与内容, 手段与目的
这种理论认识的自身依据是档案作为一种具有原始记录特性的信息物, 其本身具有内容信息和固化形体这样两个方面, 而且其固化形体恰恰是体现档案本质特性 (原始记录性) 的重要因素, 有其独特的价值 (而图书、情报、资料的根本价值则主要体现在内容信息上, 其形体究竟怎样并不具有根本意义) 。当然, 实际的档案总是内容与形体统一为一个实体, 不可能将二者真正分离开。但在管理实践中, 人们却可以采取转换形体的间接方式, 将档案的信息内容从其实体中抽取、分离出来, 去供人利用出版、公布或制作成检索工具, 而并不伤害档案实体内容与形式的完整统一性。这样, 档案的管理工作实际上就按其具体的目的、动机和指向不同而自然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或部分。一部分工作显然是指向实体意义上的档案, 其工作目的和动机是使档案实体有序化或不受伤害, 这部分工作即实体管理工作;而另一部分工作则专门指向档案的内容信息, 其目的和动机是使档案的内容信息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实现价值, 这部分工作即内容信息的开发利用工作。从上面的图示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属实体管理工作;档案的编目与检索、提供利用、编研属内容信息的开发利用工作;而鉴定则是通过鉴定档案内容信息的有用性 (即价值) , 而决定档案实体的存毁问题, 二者的性质兼而有之, 归入实体管理和内容管理都有道理也都不完全有道理。因此笔者在图中将其放在二者之间并被区分二者的界线分为两半。统计与登记也是二者性质兼而有之, 因为它既统计实体 (如档案数量) 方面, 又统计内容 (如利用效果、编研成果等) 方面。所以也只能被分界线分为两半。另外统计所涉及的面还包括档案管理活动本身及档案事业的若干方面 (如机构、人员、设备等) 。这两方面的工作虽共同构成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总体, 但二者在目的和功能上明显不同且相互之间具有互相依存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借用一对哲学范畴来说, 基本上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即实体管理是手段, 内容信息的开发利用是目的。当然, 严格说来, 二者均应为手段, 而“档案的内容信息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发挥了作用、实现了价值”才是目的。但内容信息的开发利用工作虽然是直接为这一最终目的服务的, 而实体管理工作离这一最终目的距离较远, 因此也可近似地将内容信息的开发利用看作是目的, 而将实体管理看作是手段。从档案管理工作的整体来看, 内容信息的开发利用这一目的性工作显然具有主导性意义, 体现着档案管理工作的宗旨与方向。但实体管理却具有基础意义, 因为目的只有通过手段才能实现。离开卓有成效的实体管理, 内容信息的开发利用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从工作实践的角度看, 档案管理也只能先从实体管理入手。实体管理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具有决定性的基础作用。这也是我国档案界曾在理论上将档案工作分为“基础工作”和“利用工作”两部分并进而提出“以利用为纲”的著名工作方针的内在根源。
将档案管理分为实体管理与内容信息的开发利用这一理论认识, 不仅可以使人们对档案管理工作的总体认识更精确、更深入, 使人们能够从手段与目的的理论高度去更好地从事管理实践, 它还有一个独特的理论功能, 可以从理论上解释档案管理方法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即档案管理在实体管理方面和内容信息的开发利用方面, 采用的基本管理方法并不相同。实体管理与内容信息的开发利用分别遵循着两种不同的管理原则。这种现象在图书、情报、资料等相近工作领域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三、档案管理的基本方法
当然, 这两种不同层次上的有序化的具体目的明显不同, 实体有序化的目的主要在于方便管理, 即方便对档案实体的存放、保护及日常管理 (保管) ;而内容信息有序化的目的则主要在于方便利用, 即方便人们对档案内容的查找 (检索) 和具体使用。
分类在档案管理的诸多方法中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 它实质上也是人类社会所有管理活动乃至认识活动的基本方法。但由于档案内容、形式、来源、时间等方面的复杂多样性和人们认识、把握事物角度、目的上的复杂性, 致使具体的分法 (即如何分, 从什么角度按什么标准分) 也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状态。管理实践中所具体采用的分法从理论上讲当然也可以多种多样。这就势必导致人们在具体分法的采用问题上产生分歧甚至出现混乱。而档案管理总体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又不允许人们在具体分法上出现完全各行其是的混乱状态, 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统一。这就是档案界历史上和现时中在分法问题上争论不休的深刻根源。由于分类在档案管理方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 所以, 关于分法的研究、争论就成为档案管理理论和原则研究中的核心性问题, 各种分法上的不同主张、观点实际上也就成了区分判定各种理论流派、各种管理原则的标志。说得笼统一点, 档案管理理论上的所有能称得上“重大”的分歧和争论, 大都是围绕分类方法展开的, 至少与分法有密切关系。一般所说的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 (具体管理方法意义上的原则, 而不是宏观管理体制意义上的工作性原则如“档案工作基本原则”) 也都是以分法的理论论证 (理论) 和相应结论 (原则) 为其基本内容。
摘要：本文的任务是对档案管理这一工作活动作一番理性认识, 形成某些必要的共识性结论, 作为探讨管理理论与原则问题的前提与基础。
关键词：档案管理,基本理论,认识分析
参考文献
[1]赵丽丽.对档案工作的几点认识[J].吕梁教育学院学报, 2011 (03) .
基本理论分析 篇8
1.1 房地产估价的概念
房地产估价是指以房地产作为估价对象, 由专业的估价人员, 根据估价原则, 以特定的估价目的为出发点, 运用科学的估价方法, 采用正规的估价流程, 分析影响估价对象的价格因素, 最后对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价值进行评估和判定[1]。
1.2 房地产估价原则
房地产的估价原则是指根据房地产价格的形成和波动的客观规律, 总结、提炼出的进行房地产估价工作所需遵守的法规和标准。主要包括合法性原则、最高最佳使用原则、替代原则以及估价时点原则。独立、公正、客观则是房地产估价的最高行为准则。
1.3 房地产估价基本流程
因为房地产涉及的内容复杂、估价作业量大, 并且估价结果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可以把房地产估价流程大概分为:估价准备阶段、估价实施阶段、估价完成阶段这三个阶段[2]。
2 房地产估价方法
2.1 比较法
(1) 比较法概念及理论依据。比较法是比较估价对象和与估价时点相近的已交易类似房地产, 修正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 从而计算估价对象价格[3]。
(2) 比较法的适用范围及条件。比较法适用于普通商品房、高级公寓、写字楼、别墅、商场、一般工业厂房等一些具有交易性的房地产。对于一些特殊的、很少会进行交易的房地产则不宜用比较法进行估价。
2.2 成本法
(1) 成本法原理。即求取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重建价格或者重置价格, 从中扣除折旧的部分, 以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1]。
(2) 成本法估价的操作步骤。首先搜集房地产相关资料, 例如开发构造的成本、税费、利润等;其次计算重新构建的价格;接着对建筑物进行折旧计算;最后按照成本法求取出计算价格。
2.3 收益法
收益法的对象为一些具有收益性质或者具有潜在收益性质的房地产。对于一些具有公益性质的建筑物, 则不适合使用此方法。例如学校、政府办公楼以及寺庙等等。
收益法的步骤主要有:第一, 计算出房地产的收益总和;第二, 计算出房地产的总共的费用;第三, 利用总收益减去总费用计算出纯收益;第四, 确定资本化率。
2.4 三大基本估价方法的比较
通过比较分析, 我们对三种估价方法从多个方面进行系统描述, 用表1表示。
本文从理论思路、适用范围、估价公式等方面对三种方法做出了比较, 分别总结了每种方法的优缺点, 对房地产估价行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哲.基于GIS和BP神经网络的房地产估价系统的研究[J].江西理工大学, 2011.
[2]薛洪江.北京房地产价格评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基本理论分析 篇9
一、政府部门间关系的多元理论
（一）科层组织理论
在韦伯模式的影响下，政府部门经常需要凭借层级将组织的各部分对接起来。受到“促进官僚化”（在整体环境稳定的前提下）与“促进分权化”（在整体环境复杂性的前提下）两个因素变动的影响，组织需要处理不同环境中组织间关系问题。一般而言，科层制理论认为若不寻求强制的手段或提供共享目标，将难以设计出促进协调行为发生的机制。科层制理论着重在组织功能的设计来解决内部的组织间关系问题，因此研究重视如何配合任务需要重组组织的功能，即成为本途径对于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的焦点。
（二）理性选择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探讨公共问题，多着重在政府失灵的探究上。由于在分权制度下，理性自利的官僚组织在与其他行政组织的互动过程中，为维护其自我利益，将产生“冲突”与“竞争”的互动行为，使得自利行动无法产生集体的利益。自利的行动者要产生合作是非常困难的。为此，如何使自利行动者的个体理性与集体利益兼容，就成为理性选择理论对行政组织间关系研究最关切的核心议题。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行政组织为求生存，会努力扩大自己在某一政策空间中的影响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盘”。理性选择途径探讨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集体行动问题”，其焦点是行动者集体行动无法产生公共物品的问题。
（三）资源依赖理论
由于资源依赖的程度反映出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力，故而资源交换过程未必对所有参与皆是有利的。为克服资源依赖及控制必要的资源流向，组织通常会运用策略博弈导向于有利于自己的目标，而获取关键资源便是其中一种途径。所有组织都会透过各种不同策略来获取关键稀少的资源，并以权威与资金两类资源最为重要。资源依赖途径主张，所有的组织间关系包括沟通以及共同的行动，最终将完全地仰赖资源的获得。因此，有效能的组织是那些可以在相互依赖关系当中，成功获得其他组织资源的组织。
（四）网络理论
就组织间的关系而言，网络理论多将网络组织的互动关系视为一种合作或伙伴关系。关系建立的目的在于达成某种目标，其间维系合作或伙伴关系的规则成为研究分析的焦点。网络理论较不重视正式、阶层的、由上而下的权威机制。组织的相互依赖性并非简单因为权威与职位，而是将组织单位集合在一起，作为集合资源、权威、知识与科技工具的需求。协调是由网络的协商与相互调适而达成，较少依赖正式的、阶层的由上而下的权威。网络关系的参与者要基于合作互惠方式参与网络。在网络途径中，如何透过非正式权力引导与整合各专业参与者行动来达成公共目标，成为该途径处理行政组织关系问题的关键议题。
二、政府部门间关系基本协调机制
（一）多元理论与基本协调机制的内在逻辑
就官僚组织理论而言，权威的控制与指挥，似乎是协调行政组织间关系的唯一方式。现代形式的官僚组织，被隐喻为机械式的结构，假定透过层级节制的制度设计，即可以处理行政组织间关系问题。可见，科层组织理论主张建立阶层协调机制，依靠合法的强制性权威对政府部门进行协调。
理性选择理论强调组织行动者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做出聪明的策略抉择。资源依赖论则主张组织间互动隐含的权力不对等关系。尽管两种理论对互动的过程与结果持有不同看法，但两者对组织间合作的发展，根本上都是以“算计”为出发考量。这两种理论崇尚竞争、依赖与支配关系。按照这个逻辑，通过提供利益诱因，依靠市场价格和竞争，创新政府部门间交换的方式，是解决集体选择和相互依赖问题的良方。
网络理论认为，组织行为是镶嵌在特定系络中，非正式规范或情境逻辑会影响彼此关系的发展。该理论在人性论上具有利他情怀，聚集于若干社会元素，如意义、承诺、关系、期待、规范与信任等对于组织间关系的维系作用。网络理论聚焦于志愿奉献和自治自律对政府部门进行协调，引申出关系协调的网络机制。
（二）政府部门间三种基本协调机制
1. 阶层机制
在组织以“层级”进行协调下，管理者可先将整体任务仔细地拆解成几乎相互独立的部分后，再安排各专业的部门执行被预先赋予的任务，最后再透过“层级”来控制各部门的行动。唯层级节制的纯粹韦伯式管理模式，从未在公共组织内部发生过一劳永逸的作用。政府部门的阶层管理者同这些部门一样经常同时面临多项政策任务，由于能力的限制，不同阶段工作重心不同，再加上自身的政策偏好，这些阶层管理者关注每项政策的部门协调就可能“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另外，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政策间的冲突，“部门打架”现象并不罕见。“层级节制”具有局限性，仅依靠层级赋予的权威并无法充分解决政府部门间协调问题。
2. 市场机制
新古典经济理论主张存市场价格机制而非阶层中的权威指挥，才是最主要的组织间协调机制。因为透过价格可诱导组织间自愿交易，进而使社会资源分配的效用极大化。然而，“市场”须仰赖现代国家权威，方能维系其正常的运作。因为它需要国家权威所守护的法律系统，来保障市场运作所必须的私有财产权，并确保市场契约的履行，否则将会产生市场失灵的危险后果。导入阶层组织之所以能降低交易成本，主要是因为“阶层”可以让管理者重组诱因，并导入更有效率的监督，使得个别行动者愿意共同提供服务，而不再认为偷懒比较符合自我利益。
3. 网络机制
对公共部门而言，由于被服务对象拥有多重的问题需要被解决，但是受到专业分工的影响，服务的提供者往往只受到狭隘范围的专业训练，行政组织也仅提供特定领域的专业服务。在这样的情境下，提供者所构成的网络便开启了一个有效提供服务的方法，让行政组织既能有效运用资源又同时能维护可接受程度的组织及专业的自主性。网络排除了正式的阶层结构与完美的市场形式，但却又相当程度地涵盖了介于此两者间的结构。因此，网络机制的支持者认为，网络在形式上能使不同的政治资源形成起承转合的作用，可以作为正式组织的中介形式。
三、三种基本协调机制的实践运用
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以领导权威和层级为基础的官僚协调方式在我国各级政府中占据主导优势[1]。目前，政府部门协调机制中过于依赖层级对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作用，而忽视了部门间自动自发的沟通和协商。为实现政策目标，对政府部门提供诱因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堵”的诱因，主要通过制度设计、权威命令等强制性的手段迫使政府部门采取顺服行为；另一类是“疏”的诱因，主要通过政府部门间的共识、信任、非正式关系、组织的使命感以及共赢使政府部门形成自动自发的顺服行为。中国长期的集权主义传统以及官僚制的特性，偏重与在“堵”的诱因上下功夫，而忽视了“疏”的诱导机制的作用。
依靠市场机制对多个政府部门间关系进行协调，旨在通过在政府部门间政策执行过程中引入市场力量或做法，对各个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进行调整。对于流域水资源治理，该政策执行涉及不同横向政府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流域水权交易、流域政府间生态补偿、排污收费与排污权交易、污水处理设施民营化等市场机制加以协调[2]。然而，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是公共部门不可能像私人部门一样成为“自由选择”的市场主体。很难想象在多个政府部门间形成完全所谓的“市场”，依靠市场机制对多个政府部门间关系进行协调要根据政策的特性和多个政府部门在整个国家行政架构中的基本关系而定。
政府部门间网络的形成是网络协调机制得以利用的基本前提条件。在我国的政治行政情境之下，主导思想上强调理性和集权，这使政府部门间网络关系形成受到很大限制。制度建设对于政府部门间关系协调是十分重要的，但正式制度理性是有限的，具有滞后性，不能洞悉现实中的所有情势。对于正式制度缺失的地方就需要非正式的制度（非理性）的一些东西去规范。否则部门关系就落入僵化的窠臼。另外，网络协调机制需要政府部门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具备通过协商而解决彼此关系的广阔弹性空间。这一点需要政府部门享有更多的决策权力。
四、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创新图景展望
（一）阶层协调机制仍是一种主要的协调机制
尽管以层级节制和等级森严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科层体制不断受攻击和唾弃，但鉴于现实世界科层制的普遍性与持续性，可以说等级制非但没有消失，而且继续用于“描述最复杂组织如何建构其体系，以及民选官员如何考虑政府机构的责任控制问题”[3]。阶层协调机制具有足够、直接的权威性，“短平快”，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该协调机制只要自上而下的垂直协调，通过垂直协调而促进政府部门间的水平协调。对于我国现实经验来讲，权力往往集中在上层，再加上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滞后，整个国家政治行政体系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阶层权威建立起来的。尽管阶层协调机制具有很多弊端和不确定性，它还是一种主要的协调机制。
（二）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具有权变性
层级、市场与网络等三种协调机制，对于跨组织的政策执行各有不同的优势。若从协调频率的角度分析，阶层或市场协调机制有助于在单次的互动中分配资源，网络机制则在重复性与稳定性的情况下较能发挥功能[4]。不过，有其他学者抱持不同观点，认为阶层适合重复性事件的协调；网络适合单次互动事件的协调。莫里斯等人认为，传统阶层途径在施加责任与角色定义议题上表现较佳，同时在惯常与重复出现任务的绩效表现上较好。但这样的安排高度缺乏弹性，故适应与创新的能力较差，并且在多元组织的背景下，上层管理者对于其他组织的成员经常仅有有限的权威或根本没有权威，如此一来限制了他们强迫其他权威顺服的能力。网络则是高度弹性的与适应性的结构，它可以因应临时发生的不同问题而调配各种资源。网络的优点亦是其最大的缺点，因为在网络架构下缺乏清楚的责任判断标准，使得行动者的责任难以界定。可知，政府部门间三种基本协调机制的应用应具有权变性，针对具体的政策情境相机而动。
（三）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具有综合性
三种协调机制具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政策情境不断地发生变动，政府部门间的关系也不断变化，持续互动。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的应用很多情况下具有综合性。例如，网络机制容易忽视某些网络“外生变量”（如责任、权责、行政领导力等）所起的作用。固然，网络理论为研究政策过程之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概念框架，但是注重非正式关系的确立导致对等级权威的忽略，使他们对现实的解释力必将受到限制。政府部门间的关系协调既需要正式化、奖惩、正式命令，又需要契约与所有权、金钱交易、成本与利益交换，还需要资源交换、非正式化、信任与互惠、承诺、社会资本、态度、沟通、共识、相互依赖等。这样，市场、组织间网络和科层制的三维制度分析框架取代了传统市场与科层制的两极制度分析框架。
（四）网络机制是政府部门间协调机制研究和实践发展主要方向
网络组织作为一种后现代的组织形式，网络协调机制是其应有之意。网络并不是一味的排斥阶层权威，网络也需要管理，不是放任自流的。网络也并不是排斥正式的制度，这些正式制度同样是网络互动的规则。网络理论重点在于强调成员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合作共赢的，责任分担，成员间沟通和信任的达成。这种协调机制在于调动网络成员基于公共价值的自动自发行为，可以大大的减少成本，降低冲突，营造民主和谐氛围。从长远看，该机制是对政府部门间关系的协调管理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曹丽媛.西方国家中央政府部际协调机制研究及启示[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1(5).
[2]王勇.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研究——以流域水资源配置使用之负外部性治理为例[D].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3]Kettle.D.F.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the Millennium:e State of the Field[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eory,2000,10(1):28-29.
基本理论分析 篇10
但笔者在研读两本教材时,发现二者不仅在我国体育的“目的”、“任务”、“目标”的提法上存在区别,而且在思想内涵上存在主体性及人文差异。笔者经过认真分析,结合自身对我国体育思想发展的认识,认为《概论》的提法更为合乎国际惯例,限于笔者认识有限,在此提出以和编者商榷。
1 体育价值取向的主体性差异
1.1 主体性的内涵
主体性的讨论发端于哲学领域,最初从一般哲学意义上讲,“主体是指从事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客体则是指人的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对象”。[1]然而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实践”理论的丰富,人们对主、客体的辩证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这才有了主体性的争论。何谓主体性?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为善研究员等依据中外有关研究成果概括性提出:“主体性是指‘是一个主体’或‘是与主体有关的’这样一种性质,而作为一个主体的基本特征是自觉能动性,包括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等”。[2]同时,该研究提出了主体性的“客观物质前提”论,指出“人的主体性有双重的物质依托,即人自身的生命物质系统和相应的社会物质系统。由此它强调了主体的对象性本质,指出人既是能动的,同时也是受动的,受他的对象所制约的,人的存在世界是一个物因人而活、人因物而跃的活生生的世界。”[3]从上文有关主体性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理解,强调人的主体性实质上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是符合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
1.2 “依据”与“目的”的体育价值取向的主体性差异
两种版本教材在选择“确定体育目的”及其依据时,显示出在体育价值取向上的主体性差异。二者都将“社会(政治)需要、体育的特点(功能和特征)、社会发展状态”列为确定体育目的的依据。在表述方式上,《概论》将国家的“政治需求”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统归入“社会发展水平”,而《教程》则将“社会需要”以及“社会发展基本状态”分开表述。区别在于,《概论》将人们的体育需求作为确定体育目的的重要依据之一,而《教程》则选择将国家的法律法规作为另一条重要依据(表1)。
从上述区别我们可以发现,《概论》直接提出“人的体育需求”是确定体育目的的依据,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而这一点从《教程》中没有得到直接体现。不仅如此,在对“依据”内涵的理解上,两种教材也不尽相同。《教程》在选择“社会的需要”依据时,比较片面强调体育的需求的阶级性,认为“任何国家所拟定的体育目的和任务,一方面会带有一定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一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念和认识倾向”;[4]而《概论》在确定“国家的政治需求决定体育发展的性质”依据时,虽然承认“体育目的”的阶级性,但同时也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需要决定文化生活发展的方向”,从这一点来看,《概论》的体育价值取向反映了“客观物质前提论”下的主体性思想,强调的是社会本位的体育价值观与人本主义的体育价值观的和谐统一。[5]而恰恰相反,《教程》在论及“社会发展的基本状态”的依据时,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人和社会对体育的需求决定于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水平”,[6]在强调物质第一性的同时,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而从“体育法律法规”和“人们的体育需求”两条依据的区别来看,不仅显示出后者以人为本的主旨,同时,从逻辑出发,还可以发现选择“体育法律法规”的依据是缺乏科学性的,因为一个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本身就是为保障整个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的产物,它反映了一定社会或社会统治阶级的认识;同样,体育法律法规也体现的是一定社会或社会统治阶级对体育的认识及要求,一定程度上是体育目的的反映。因此,应该是先有“目的”而后有“法律”,体育法律法规应该是实现体育目的的保障而非确定体育目的的依据。
既然在确定目的依据的选择上就已经显示出主体性差异,那么其最终确定的体育目的自然不能幸免于这种差异(表2)。
从两种版本教材所确定的体育目的来看,《教程》所确定的体育的目的仍停留在“体质论”思想层面,虽然教材中也明确了“体育活动可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愉悦身心”的本质功能与特征,但同时强调“体育完全可以承担,也必须承担增强人民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社会职能”。[7]从此不难看出,《教程》所确定的“体育目的”在体育价值取向上偏重于社会本位论而忽视人的主体性。
2 体育“目的”、“任务”,“目标”提法及内涵的人文差异
2.1 人文精神的内涵
人文主义(humanism)源于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在西方文艺界所掀起的一股以反对宗教神学对人的异化、强调人的解放为目的的思潮,这种以摆脱宗教对人的异化为主要内容的人文主义思潮,后来为社会所广泛接受与传承,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范式。一些学者称之为“近代人文主义”。“近代人文主义”固然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民主进步和科学的飞跃,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近代人文主义”因其过于强调人的理性,将理性作为人的本质而逐渐遭到批判,代之而起的是 ‘非理性主义’,也叫做“现代人文主义”,“现代人文主义”更为关注人性的多样性,强调人不仅需要理性,感性也不可或缺。但“不管是近代的理性也好,现代的非理性也好,人文主义始终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它强调的是对‘人’的存在、‘人’的权利的关注。这既包括对作为整体人类的生存状况、前途命运的思索,但更多的是对作为个体‘人’的尊严与独立的关注,它包括对人的天赋权利的捍卫,以及对愚昧、强权等一切不合理现象的排斥。这就是‘人文精神’”。[8]
2.2 两种教材体育“目的”、“任务”,“目标”内涵及提法的人文差异
《教程》在第一篇第三章有专门针对“人文体育观”的论述,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也基本趋向于上文所述,并且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体育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某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体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体育实践一度忽视人民群众的需求,反对人本主义,使体育的人文精神无从谈起。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本质上决定了它具有善于吸收人类历史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的特性,这也是近三十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国体育对源自西方的现代人文精神不应该排斥,而应是吸收、扬弃。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9]这是我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原则。坚持体育的现代人文价值观,实际上就是体育领域对党的政策方针的有力贯彻,是体育工作指导思想的重要内涵。
《概论》和《教程》分别提出了我国体育的目的、任务(《概论》中称为“目标”,“目标”与“任务”在两教材中内涵指向趋近)。(见表2、3)从二者确定的“目的”的区别来看,我们发现《概论》将“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不再作为体育的目的,而将之归入“目标”层面,这是基于体育人文精神理念下的正确选择。众所周知,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竞技体育获得了飞速发展,从我国运动员奥运参赛的历程可以发现,从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15枚金牌开始,中国代表团在之后的历届奥运会上刮起了夺金旋风,2004年雅典第28届奥运会,中国军团更是创纪录夺得28枚金牌,排名首次跃居金牌旁次席,因此,有人说我国是奥运强国一点也不为过。国旗在奥运会赛场的一次次的升起,确实极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形象,鼓舞了国人的士气。这是“举国体制”创造的最大的效益。然
而,另一方面,在我国竞技体育特别是奥运战略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临另一个尴尬的现实: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连年下滑,群众体育的质量滑坡,国民体质下降。而这正应是我国体育应该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
《概论》之所以将“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淡出体育目的层面而将之归入“目的”的下一级“目标”层面,出发点正是基于对体育本质、体育人文价值观的正确理解、对我国体育“普及与提高”指导思想的正确贯彻。相反,《教程》将“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纳入我国体育的“目的”体系,体现出从思想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体育就是竞技”的旧有观念,对将“发展和提高竞技水平”当成体育本质的旧有思想仍然难以割舍。不可否认,在我国体育思想发展史上,“为人民、为国防、为国民健康服务的思想”、“(体育)是党的一项政治任务”的思想等等,在一定时期曾经成为我国体育的指导思想,并且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我国打破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封锁,树立国家形象,鼓舞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等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体育的发展终归不能脱离体育的本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一再提出以人为本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体育也应该秉承这种理念,将增进人们的身心健康、增强国民体质、提高人们的生命质量作为唯一的根本目的。反之,让“竞技体育中心论”观点继续占据我们的头脑,只会阻碍体育的健康发展。
《概论》和《教程》还有一处明显的区别,即将“任务”换成“目标”提出,其中是有一定的深意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目标”的定义是:①射击、攻击或寻求的对象。②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10]“任务”是指定担任的工作;指定担负的责任。[11]按照我们的传统文化习惯,我们通常会认为,“任务”带有一定的强制意味,有逐级下达的语言意境;而“目标”则更多地体现出协作,显得主体性稍强。在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从“社本”趋向“人本”与“社本”相结合的大环境下,用“目标”显得更为适合;并且,严格来讲,“任务”与“目标”的指向不一样,“目标”多指向结果,“任务”多指向围绕结果的活动。所以,《概论》用“目标”取代“任务”,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文精神。
3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概论》从体育的本质出发,不仅在确定“体育目的”的依据时,坚持人的“主体性”的体育价值取向,而且提出体育的“目的”、“目标”时更注重体现体育的人文精神。而《教程》在原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体育概论》的基础上,丰富了教材内容体系,对体育的概念、体育的本质、体育人文观的理论阐述在原有基础上更上了一个台阶。但在确定提出体育目标的依据时仍然受到计划时代下“社会本位论”思想惯性的影响,“主体性”意识不足;提出体育的“目的”和“任务”,仍然印刻有“竞技体育中心论”的痕迹。
古希腊是西方体育文化的发祥地,强调以人为中心是西方体育文化的基本特征,卢元镇先生在解读奥林匹克文化时,认为“古希腊人对人的个人价值的高度重视,不仅为希腊体育尤其是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12]所以,如何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方针的指引下,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正确理解体育“目的”与“目标”的内涵与实质,将是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摘要：提出体育的“目的”、“任务”和“目标”,是为了规定体育实践将要实现的结果或要达到的标准,其首要条件必须符合体育的本质,符合以人为本的现代人文精神。通过对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体育基本理论教程》以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教材《体育概论》中体育“目的”、“任务”、“目标”的提出方式及内涵的比较分析,发现二者存在较大差异,《体育概论》的提法更为合乎国际惯例,其内涵更为强调人的主体性及人文精神。
关键词：目的,任务,目标,主体性,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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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计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 篇11
谈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教学创新
会计交叉学科发展趋势的探讨
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前景与对策
推动商业会计学理论研究与创新 加强商业会计学领域交流与合作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召开
正德厚生，经世济用。2012年8月18日，中国商业会计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多名专家学者、企业高管以及《会计之友》杂志社笑雪总编参加了会议。本次大会由中国商业会计学会主办，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承办。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商业会计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及其领导机构。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张红霞主持开幕式，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伍中信教授代表承办方致欢迎词，对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还向大会赠送了书法作品（详见本期封底）。中国商业会计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关晓光作了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他从开展学术研究，交流研究成果；交流工作经验，提升管理能力；加强协作合作，扩大社会影响；保持沟通渠道，交流办会经验等方面全面总结了第六届理事会开展的主要工作，并对第六届理事会期间的财务情况，以及本次换届情况作了说明。中国商业会计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秘书长董晓柏作了章程修改的说明。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章程修改说明，选举产生了中国商业会计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209人，在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59名常务理事，选举产生了第七届理事会领导机构成员19人。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谢志华教授当选为第七届理事会会长，董晓柏当选为专职副会长，张红霞当选为秘书长，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伍中信教授等当选为副会长。大会还对中国商业会计学会2011、2012年优秀会计学会、优秀学会工作者和第六届优秀学术研究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大会主题报告由天津财经大学田昆儒教授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付磊教授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张龙平教授、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孙宝珩总会计师、天津财经大学田昆儒教授、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张微博士、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明高、北京工商大学崔学刚教授、浙江工商大学财务与会计学院院长许永斌教授为大会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他们分别以《内部控制审计的理论反思》《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框架设计》《会计服务国家宏观经济建设的几点思考》《审计委托模式变革与审计意见购买的治理》《中国CPA行业发展现状分析》《超越跨境物流壁垒中的会计控制系统》《家族控制权配置选择对上市公司价值影响机理研究》为题进行了学术交流。会议还围绕“经济稳增长时期，企业财务会计的应对之道”这一主题，进行了高峰对话。与会代表积极发言，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引起了大家的共同关注和极大兴趣。
基本理论分析 篇12
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认为, 公共产品消费过程中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搭便车行为, 从而使公共产品的自发性供给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之中。〔1〕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公共产品给自发供给行为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提出了挑战, 削弱了其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实验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 个人往往会根据别人提供公共产品的既定数量来决定自己的策略行为, 自然而然地参与到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合作之中。〔2〕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视野中或是在实验经济学的场域内, 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均与合作主体及其属性密切相关。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内生于农村社会的社会资本。〔3〕农村社区内部自发性的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资本, 其多寡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农村社区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农村的稳定发展。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有别于统一概念下的公共产品, 类似于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 既包括器物性的有形产品, 也包括无形的农村公共事务, 其供给具有明显的空间范围, 局限于一个村庄范围, 消费主体身份特征和范围易于界定,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在村民委员会、村庄内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的组织倡导下, 由村民、村民家庭按照一定的决策程序、议事方法进行的协商活动, 是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组织者之间的合作行为过程。如果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决定于主体属性, 而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是由村庄范围内的农民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农户家庭组成的, 那么,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本质上就是个体之间的合作, 与此相关的命题就是以农村社会转型为背景, 主体属性如何表征, 不同主体属性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的关系就成为了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研究的核心。
二、主体属性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的总体分析框架
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认为, 在由自利者组成的群体中, 搭便车是自利者的占优策略和普遍行为, 从而导致集体行动困境。集体行动困境是个体经济理性行为的一种必然结果, 应用于现实世界中集体行动中的非帕累托最优行为的解释。然而, 在现实的集体行动中广泛存在着个体层面的非理性行为, 存在着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公共产品自发合作行为。〔4〕针对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的不足, 实验经济学将合作主体以及合作情景纳入到其研究的框架体系内, 其研究成果表明现实的世界是一个合作的世界, 而合作的世界是由异质性的个体组成的, 个体层面的异质性决定于资源禀赋条件。〔5〕如果以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决定于个体的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为基本命题, 且供给过程中的主体为异质性, 其异质性不仅包括偏好, 而且还包括资源禀赋, 那么,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合作行为就是由具有不同社会偏好和资源禀赋的个体合作均衡。
理论上, 按照社会偏好的不同, 个体可以区分为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者、对等偏好者3 种类型, 其有典型性代表意义的合作类型就是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利己主义者与对等主义者、利他主义者与对等主义者、对等主义者与对等主义者之间的合作。显然地, 在具有不同社会偏好的个体之间的合作行为的触发机制和合作均衡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合作组合中, 利己主义者将搭利他主义者的便车, 合作行为的均衡结果将保持在初始状况;在利他主义者与对等主义者的合作中, 受利他主义者的影响, 合作均衡将会发生动态变化,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利他主义者的行为;在对等主义者与利己主义者的合作组合中, 利己主义者的行为将会导致对等主义者的不公平反应, 从而出现不合作现象;由对等主义者与对等主义者组成的合作组合将会出现多重均衡,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合作的历史与初始状况。〔6〕
资源禀赋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 既可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去刻画它, 也可以从物资资源条件、自然条件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去进行表述。改革开放后, 受制度、个体、家庭等多个因素的作用, 传统的乡村社会封闭性和均质化已被彻底打破, 以家庭为微观生产活动单元的农村社区已经明显异质化, 不同的家庭在劳动力资源、职业、收入、家庭财富等多个维度出现明显的分化。〔7〕也就是说农村社区主体之间的异质化既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也是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研究的现实背景。如果以资源禀赋结构的异质化为既定事实, 那么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就是异质性主体之间的合作与非合作行为的达成过程。如果将农村社区主体的异质性作为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研究的基本背景, 那么这种异质性不仅是一种过程, 而且也是一种结果, 其结果就表现在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上。个体层面的主体属性不仅包括了其结构性特征, 而且还包括了其心理特征。〔8〕个体层面的结构性特征是由结构性要素构成的, 包括了个体层面的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两个关键性要素。户主特征可以用户主年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三个变量来进行表征;家庭特征可以由劳动力结构、财富状况、农业收入、其它收入四个变量进行表征。主体的心理特征更多的是基于主体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相关因素和条件的一种评价, 是一个心理评价、认知、认同的过程, 在认知过程中, 既往的合作历史、合作主体行为、责任承担以及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与主体的利益关联都会影响其认知, 从而影响其合作行为, 其合作行为的产生过程如图1所示。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个动机产生和行为选择的连续统一体。虽然动机产生与行为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性, 但两者之间却是非必然的一致性关系, 也就是说有了行为动机而不一定必然会有所行为表现。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不仅涉及到合作行为的动机的产生, 而且还涉及到合作行为方式的选择, 即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的问题, 是一个两阶段的投资决策行为。在现行的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 其合作决策方式通常采取 “一事一议”的方式, 在村委会或其它组织的统一领导下, 以投工、投劳或投资的方式来完成的。因此, 投工、投劳或投资就成为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两种主要供给合作方式。
三、主体属性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
1.农户户主个人特征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
家庭是微观层面的农村社区的细胞, 在农村社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户主在传统的中国农村家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既是农村家庭的核心成员, 也是家庭资源配置的关键管理者。〔9〕农村家庭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三个变量是个体层面的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 反映了户主的个人特征。一般地, 随着农户户主年龄的增长, 其与农村社区的关联性也在不断增加, 村庄记忆会不断地累积, 受情感性因素增加的影响将会表现出对村庄更多的关心。在开放和人口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条件下, 户主随着年龄的增加, 尤其是到了一定年龄后, 其离开农村社区的机会越来越少, 且机会成本也越来越高。如果说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会改变所有社区成员的社会福利状况, 那么这种社会福利对年龄较长的户主而言更为直接和密切, 其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更容易表现出善意的合作行为。户主文化程度对其合作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明显, 一方面, 户主文化程度与其学习能力密切相关。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会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活条件, 两者均会带来生产要素收益率的改变, 户主文化程度越高, 其学习能力越强, 更容易准确地衡量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带来的机会和收益, 其是否合作就决定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类型以及提供相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将会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在开放的条件下, 户主文化程度越高, 可供其选择的各种机会越多, 选择机会的增加将会导致其收入的增加, 收入的增加相对地提高了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中采用投劳合作方式的成本, 因而越可能以出资为主的方式参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 在现行的劳动力市场中, 农民的文化程度具有能力的显示功能, 文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离开农业生产部门进入到非农生产部门从事其它收入较高的工作, 尤其是在城市的工业部门寻求到新的职业, 从而失去了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社区生活的关联, 也就是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带来的福利与其收入关系弱化, 从而导致其成本———收益函数的变化, 进而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中表现出更少的合作行为。户主身体健康是重要的人力资本, 身体健康状况越差, 其离开农业部门和农村社区生活的可能性就越小, 生活空间的选择受限决定了其生产方式将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 而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会给农业生产和生活带来便利, 因而他们的合作意愿更强, 更容易表现出合作行为;身体健康状况越差, 赚钱机会受到限制的可能性就越大, 他们对以货币形式投资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方式的敏感性越强, 更有可能以投劳的方式参与到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合作过程中。由此可见, 户主年龄与合作行为正相关;文化程度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关系不确定;身体健康状况对合作行为的预测作用不确定, 身体健康更愿意选择投劳的合作方式。
2.农户家庭特征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
家庭是由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成员组成的生产空间或生活单位。〔10〕传统的农村社区是由家庭组成的聚合体, 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从经济层面分析, 不同家庭劳动力、资金、收入结构的比重构成了一个农户家庭与另一农户家庭的区别, 反映了农户家庭的经济特征。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既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 是两种关系耦合的结果。为分析方便, 我们把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简化为一种纯的经济行为。在家庭层面, 预期家庭资金越充足、劳动力越短缺, 农户参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合作意愿越强, 且选择以出资方式参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可能性越大。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既是一个结构变量, 也反映了家庭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在关联。农业收入比重越高的农户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更容易表现出合作行为, 但对投入方式不具预测作用。近年来, 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财政补贴, 其政策目标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 保证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财政补贴政策对微观层面的农户家庭的直接影响就是从总量上增加其家庭收入, 在结构上增加其家庭收入来源渠道, 财政补贴的收入增加效应必然会影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合作行为, 财政补贴占家庭收入比重越大, 越能激发农户家庭的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合作行为, 并影响其合作方式选择。由此可见:家庭劳动力状况越充足, 越容易表现出合作行为, 更愿意选择投劳的合作方式;家庭资金状况越充足, 越容易表现出合作行为, 更愿意选择投资的合作方式;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越大, 越容易表现出合作行为, 对合作方式选择没有预测作用;财政补贴与合作行为正相关, 财政补贴越大, 家庭更容易选择投资的合作方式。
3.认知评价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
农户对现阶段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整体状况、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重要程度、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分担制度安排、政府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配套性投入的认知, 影响和制约着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如果农户认为现阶段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数量上均能够满足其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基本要求, 那么, 势必会削弱其增加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 从而导致其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被动行为。如果农民认为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 那么, 其改善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就会较为强烈, 从而表现出较高的热情, 合作行为产生的概率将会提高。如果农户认为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是地方政府, 其供给的成本应由基层政府承担, 那么, 他们将会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滋生出消极和抵触情绪, 表现出不合作行为。目前, 政府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责任承担的界限较为模糊, 这种模糊性表现在其投资主体和管理主体的角色错位。作为投资主体, 政府通常以项目的方式参与到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 在财政资金紧张和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需求面广量大的双重约束下, 地方政府往往采用财政项目拨款加自筹的方式进行。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更多为一种引导性投入和示范性投入, 它表明获得财政性资金投入的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重要性, 这种重要性也可能唤起村庄范围内的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对项目本身重要性的认知, 从而激发起其合作行为。由此可见:农户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评价与合作行为负相关, 对合作方式没有预测作用;农户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性评价与合作行为正相关, 对合作方式没有预测作用;农户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的认知与合作行为正相关, 更容易选择投劳的合作方式;农户对政府责任评价与合作行为正相关, 更容易选择投劳的合作方式。
四、结论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效率离不开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合作意愿和合作方式选择, 因此加强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属性的认识和不同的主体属性维度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 既是国家加大对农村公共财政投入的前提条件, 也是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改善的基础。本文从户主、家庭和认知三个维度表征了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基本属性, 并以经济理性为基础构建起了一个基于主体属性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合作行为和合作方式的理论框架, 相关的作用机理的正确性有待于田野调查数据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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