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新契机（精选3篇）
次贷危机新契机 篇1
为挽救911事件后衰退的经济, 美国政府采取了连续降息等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并迟迟不肯收紧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 的确在2003-2004年期间, 扩张型经济政策及活跃的房地产市场为美国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但也带来了泡沫。次贷危机在07年发生, 并于08年继续恶化, 而针对资产证券化主要动因监管资本套利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也本应在07年底全面实行。
但由于美联储认为新协议只适用大型综合性银行, 且在美国银行业的强力要求下, 新协议在美国获准推迟到09年全面执行。此举招致欧盟银行的不满, 认为美国获得额外的准备时间不利于公平竞争, 有损于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而事实证明美国此举对欧盟的影响远远不止恶化了银行业的竞争环境。
有学者认为, 如果在2003年就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危机或可避免。但实际上, 从新协议的资产证券化框架看来, 即使全面执行了新协议, 资产证券化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得到解决。在此, 笔者在次贷危机视角下, 重新审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对其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进行再反思。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的主要特点
2006年6月, 国际清算银行正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稿完全版》 (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 , 并计划在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内部正式实施新协议。新协议明确规定了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 并将其列入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 要求银行必须对资产证券化暴露风险持有资本。
(一) 新协议提出确定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资本时, 必须以经济内涵为依据, 而不能只看法律形式
这项规定适应了资产证券化形式多样、层出不穷的发展趋势, 从实务出发, 在国际范围内有较好操作性, 同时又赋予了监管当局相当大的灵活性, 有利于形成相对公平的竞争与发展环境。除了信用风险的计量外, 从操作风险、市场纪律、监督检查、信息披露方面, 也做出了改善。比如说, 新协议规定, 一旦发现银行向资产证券化提供了隐性支持, 银行将被要求持有与未证券化的标的资产水平相当的资本要求, 并要将自己被发现提供非合同形式支持的情况和因之而产生的后果向外披露。这样做的目的, 是要求银行持有与其信用风险相称的资本。
此外, 新协议还明确了对资产证券化风险资本直接扣减的计量方法。新协议将资产证券化监管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运作流程、信用评级、风险识别及控制做了明确规定, 力图构造全面的银行风险监管体系。
(二) 新协议对比旧协议而言, 在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方面敏感度更高, 能更有效地约束监管资本套利行为, 有利于引导银行稳健经营
新框架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中引入了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同样内部评级法 (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 IRB) 。采用IRB法的目的是希望能更准确地反映资本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银行采用该方法, 可将自己估算的借款人违约概率 (P D) 、违约损失率 (L G D) 和违约风险暴露 (E A D) 等估计值转换成对应的风险加权资产, 并依此计算出监管部分规定的最低资本。
IRB的风险计量基本理念是通过一个一年内的概率密度函数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 来表示信用风险敞口组合的可能损失, 它的风险权重模型实质上是建立在单一系统性风险因子假设基础上的条件违约概率。内部评级法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单一风险因子假设, 假设系统性风险是决定条件违约概率的唯一要素;二是组合不变性, 监管资本要求不因组合的改变而改变。新协议的这种内部评级法的优点在于以损失的概率密度函数为基础, 将资本金与置信水平联系起来, 确保在给定的置信水平下为抵御风险而保持一定数量的资本金, 并将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要求统一起来 (如图1所示) , 加强了风险敏感度, 针对旧协议监管中突出的监管资本套利问题做出了改善。
(三) 在风险计量方法上有较高的灵活性, 引入了激励相容监管的概念
新协议同时允许使用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 推动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和应用, 鼓励有条件的银行加快实施内部评级法, 采用“激励相容监管”的方式, 运用在资产证券化风险和监管资本要求的评估中, 有利于加速银行风险计量技术的发展。
二、次贷危机中执行新协议后可被缓解的问题
(一) 新协议有助于严格贷款审查机制
次贷危机源头, 是金融机构在统一贷款审查标准的情况下, 为争抢客户、扩充信贷规模而降低信贷标准, 发放了大量贷款给信用等级低、没有足够偿还能力的购房者。在美国, 对按揭贷款条件的监控分散在各州,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监管的职能。在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 联邦储备委员会除了使用长期利率的调控手段之外, 不能更有效地调控和规范金融机构的放款和证券化行为。
实施新资本协议可以促使银行规范业务流程, 严格信贷审批标准。旧资本协议只在形式上关注风险资产的计算, 缺乏对内部管理流程和风险标准的审查;新协议对于贷款的风险敏感度更高, 可以通过三个支柱的联合作用, 从源头上防止金融机构在未受监管状态下肆意降低信贷标准, 发放大量没有偿还能力保障的贷款。
(二) 新协议对于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评估更为准确
新资本协议规定, 采用IRB法的银行必须对公司、主权、银行暴露中的每一借款人评级或零售暴露中的每一暴露池估计违约风险, 且为避免过于乐观, 银行必须对估值留有余地。在分析违约损失时, 银行必须考虑借款人的风险和抵押品风险或抵押品提供方风险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 估计违约损失率必须在历史清偿率的基础上, 而不是只依赖于抵押品估计的市值。在理想状态下, 数据观察期至少应涵盖一个完整经济周期, 至少不应少于7年。对于抵押品用来作为风险缓释工具的特定贷款, 银行必须建立连续的 (或者是及时的或者是偶然的) 监控过程。
此外, 新协议对隐形支持等将导致破产隔离被削弱, 产生剩余风险的情况下的风险计量与信息披露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三) 新协议有助于改善过分依赖评级机构的状况
次贷危机暴露出资产证券化定价过于依赖评级机构的弱点。由于评级机构过去一直以来的良好表现, 美国银行在进行证券化的过程中, 过分依赖评级机构而忽略了自身的风险评估职能。在《巴塞尔资本协议II》中, 明确规定银行必须对资产证券化暴露风险持有资本, 新框架在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中引入了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同样的内部评级法, 将资产证券化监管作为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运作流程、信用评级、风险识别及控制做了明确规定, 力图构建全面银行风险监管体系。
(四) 新协议有助于限制资本套利, 加强银行风险监管
监管资本套利无疑是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动因之一, 银行通过证券化释放资本, 通过发行M B S、C D O等衍生工具将资产转移, 进一步扩张信贷规模, 而这些贷款的风险则通过证券化在金融体系内分配、积累和放大。新协议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将有助于限制资本套利行为, 更准确地计量风险, 加强银行风险监管。
(五) 新协议对风险缓释技术运用计量范围更广泛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 信用风险交易市场流动性提高且日趋复杂, 象CDO, CDS等风险缓释工具层出不穷, 在次贷危机中, 多种风险缓释工具被运用, 这些衍生工具所产生的剩余风险如不能被准确计量与披露, 将导致风险被积累与遮盖。在新的信用风险缓释技术的框架中, 新协议试图转向更大范围的信用风险缓释技术。新协议提出了信用风险缓释技术的一组方法和更广泛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 力求平衡简单易行与风险敏感度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次贷危机中即使实行新协议仍未能解决的问题
次贷危机一方面显示出全面执行巴塞尔协议的需求, 一方面也暴露出巴塞尔协议对于资产证券化监管的缺陷, 研究次贷危机资产证券化风险扩散的过程, 并从中揭示出巴塞尔协议的有待继续完善之处, 将对巴塞尔协议将来进一步的修订、完善以及如何建立资产证券化国际监管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一) 资产管理动因仍将导致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扩散
在新协议全面实施后, 过去作为资产证券化主要动因的监管套利动机将被弱化, 而重构资产负债表使利率、期限进行灵活匹配、提高资本运行效率将成为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动机。合成资产证券化产品是一种表内对冲方式, 能在维持既有银行信贷关系的同时, 为银行资本管理及业务调整提供灵活手段, 从而达到分散各类风险及提高资本收益率的目的。显然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产品更符合商业银行进行资产管理的需求。而众所周知, 合成型衍生产品作为一种杠杆工具, 能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
(二) 新协议对系统性风险及突发性风险考虑不足
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中, 以信用风险的监管为核心并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纳入框架之内, 基本涵盖了对常规性风险的计量, 其风险计量模型基于历史违约率和损失率, 适合一般情况下的风险监管。但次贷危机说明, 根据经济繁荣时期的历史数据进行模型计算对产品的实际风险估算往往是偏低的, 而衰退时期风险的波动程度往往会超出预期。特别是对于金融创新工具而言, 由于创新工具存续时间短, 历史违约率和损失率可能不足涵盖一个经济周期, 而风险的充分计量其考虑的历史数据应至少在一个经济周期之上。而且, 由于象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种风险池资产同质性极高的证券化产品, 产品的风险相关性很强, 当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或突发性事件时, 产品之间的高相关性将引起风险共振, 导致风险被放大。
(三) 执行新协议仍难以控制衍生产品的风险破坏力
新协议虽然将衍生品纳入到监管范围之中, 但其监管仍然不足。由于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层出不穷, 未能一概纳进监管范畴, 而这些产品大多是场外交易, 设计复杂, 再加上表外资产的风险隐蔽特性, 一旦发生问题, 同类产品交易马上萎缩, 发生突发性流动性缺失情况, 价格大幅下跌。巴塞尔委员会在08年2月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的挑战》报告中也指出许多银行对流动性风险缺乏关注, 没有进行相关的压力测试并制订相关的融资计划。再加上衍生产品往往具有高杠杆性, 具有风险放大的功能。在次贷危机中, 衍生品的运用使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计量更加困难与复杂, 银行通过结构性安排将风险进行转移, 而又通过隐性支持或购买这些产品重新承担风险, 如没有不断适应金融创新环境的计量标准与监管规则, 将难以约束银行这种扩大风险的行为。
(四) 新协议对次贷危机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道德风险并无解决办法
在次贷危机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由于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本质使银行将贷款出售后便可将风险完全转移, 致使银行放松贷款审查。并且由于次贷证券化过程参与机构众多、链条拉得过长, 使投资者与原始资产之间远远隔离, 再加上结构化产品设计复杂, 非专业投资者难以了解其风险, 这其中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问题在新协议资产证券化框架下并没有相应的监管措施。
(五) 新协议对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的关注仍明显不足
资产证券化由于其结构复杂、市场对象范围广的特征, 要求对其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应给予更多关注。但虽然新协议引入了全面风险管理的概念, 但在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方面明显关注不够。在计量方法中, 根本没有涉及到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说明。众所周知, 证券化产品因为其交易结构的复杂性、交易市场的灵活性、交易手段的多样性必然会面临更大的市场波动, 会需要更多的操作流程, 因此其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丝毫不亚于基础信贷资产的风险程度, 基于此, 对资产证券化的全面风险管理流程设计将是巴塞尔委员会日后的一大课题。
四、对于巴塞尔协议进一步修订的建议
如前所述, 新协议仍然有着许多内在缺陷, 仍有继续改进的必要。新资本协议一定要顺应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充分吸取本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 不断做出适应性调整, 从而提高资本监管的有效性。笔者认为, 巴塞尔资本协议在进一步修订时, 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 应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力度。
新协议分别针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作出了规定, 主要针对的是信用风险, 而并未对系统性风险作出处理的要求。而系统性风险的监控往往需要与国家监管当局及央行进行配合。虽然新协议在内部评级法风险参数的数据要求上较之旧协议更严格, 但从次贷危机看来, 当风险定价模型所仰仗的数据年限不足时, 由于证券化工具的市场范围比信贷二级市场更为广泛, 其产品之间相关系数更大, 造成的系统风险更大。
因此, 新协议在进一步修订时, 应吸取次贷危机中风险计量模型在数据年限选取上的错误, 对数据选取与风险参数做出更审慎的要求, 不仅须考虑跨至少一个经济周期以上的违约率与损失率的数据, 还需考虑基础资产违约率及损失率与证券化产品及其杠杆性衍生品的相关性。
(二) 风险计量的模型与方法仍应继续改进
在次贷危机中受到最大损失的正是进行风险管理的“专业户”——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 毋庸置疑这些金融机构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风险管理人才, 操作着最高级的风险计量模型, 但正如某些专家所指出的, 包括IRB等风险计量模型都缺乏对突发性事件、经济周期的极端情况等的分析。
标准普尔、穆迪等评级机构有着百年良好表现记录, 却无法探察到次贷风波, 而其对次级MBS的评级证明明显高估。因此, 新协议在进一步修订时, 应继续提高模型的风险敏感性, 增加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等方法, 使风险计量系统更具有前瞻性。
此外, 由于次贷后资本监管套利动机的弱化将导致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产品相对比例上升, 而C D S等场外衍生品的交易中, 交易对手风险突出, 巴塞尔委员会应敦促大型金融机构设立大额衍生产品交易对手成熟度标准, 并进行压力测试, 控制场外衍生品合同的对手风险。
(三) 将更广泛的衍生工具纳入风险监管范围
衍生工具并未减少金融市场整体风险, 并且衍生资产的杠杆作用将风险放大, 增加了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银行通过证券化将资产负债表风险转移出去, 然后又作为结构性产品投资者承担这些产品新的风险, 导致总体风险上升。为此, 新资本协议应更加重视金融创新带来的创新风险, 制定新的计量标准和监管规则, 控制杠杆度, 加大违规惩罚力度, 将衍生工具产生的衍生风险一并纳入金融监管视野。
(四) 信息披露须进一步加强。
次贷危机表明, MBS、ABS等作为场外交易的产品, 当银行、SPV、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信息透明度不足时, 各市场参与者对其风险的评估往往过高地依赖于评级机构, 而评级机构受雇于SPV的矛盾内部机制往往造成评级高估的结果, 误导了投资者。当危机发生时, 评级机构突然调低评级, 突然的流动性缺失又导致价格波动幅度加大。因此, 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是协议进一步改进的必然要求。巴塞尔委员已宣布将于2009年发布第三支柱的详细指引, 要求商业银行增加披露内容。
(五) 继续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
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年9月出台了《流动性风险的稳健管理与监督准则》, 对原银行机构流动性管理的稳健操作进行了根本性调整, 但在这方面仍应进一步加强。除了传统的重新定价风险等问题外, 还应关注其他系列的流动性风险问题, 特别是紧急性的流动性风险, 敦促银行定期进行压力测试, 制订紧急流动性风险下的融资计划等。
(六) 将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纳入资产证券化化框架, 实现全面风险管理
巴塞尔资本协议进一步改善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虽然在监督检查与市场纪律两大支柱中对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做出了有关规定, 但在资产证券化框架中并未对这两种风险的关注有所体现。而对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相对于其他资产业务更高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 委员会应考虑将其纳入资产证券化框架中考虑, 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规定, 体现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
综上所述, 随着衍生工具与信息技术的发展, 混业经营成为主流, 银行监管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巴塞尔委员会应顺应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 不断与各国监管当局协调, 继续完善《巴塞尔资本协议》, 提高监管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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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玉喜, 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中的监管资本套利研究, 当代财经, 2008, 4
次贷危机新契机 篇2
一、金融危机下的网上支付发展优势明显
我国是一个以现金为主的社会, 作为电子商务的交易手段———网上支付, 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 便以其便捷、高效的特点受到了众多网民的使用, 2008年网上支付交易额达2743亿元, 相比2007年的976亿元增速高达181%, 已经连续四年同比增长超过100%。据艾瑞网预测,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网上支付交易额将超过5000亿元, 发展势头依然迅猛,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影响是资金链条供应不畅, 消费者信心受挫, 民众需求下降。
许多企业在谋求既能节约成本、提升销售量, 又能快速回笼资金的经营、销售模式以拓展生存空间, 网上支付的优势和价值便在金融危机中凸显。它不仅可以极大地提升资金周转效率, 提供更加先进的支付手段, 其自身安全、便捷、低成本的特点也逐渐受到企业和网民的认同, 使网上银行、B2B、B2C、C2C的交易额不断上升。
(二)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消费者传统支付观念
的改变, 网上支付已经成为传统支付的强有力补充, 逐渐发展成为年轻一代主流的支付方式, 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金融危机蔓延时期, 人们的工作、生活压力有所加大, 消费会相对压缩, 网上支付则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并节省开支和精力。
(三) 从第三方支付看, 网上支付的快速发展,
得益于第三方支付在支付渠道、支付应用领域和服务安全方面的不断完善和创新, 越来越贴近普通用户的生活需求。
(四) 从支付企业的支付产品本身来看, 支付方
式更趋丰富, 支付服务更加周到, 产品创新需求也在日益加大, 支付的行业化和专业化服务迹象已经出现, 未来一些支付服务提供商很可能成为行业性的专业支付平台, 针对不同的行业领域提供不同的专业支付产品。
(五) 信用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国家加大了对网上支付相关法律和政策支持, 对失信行为有所约束, 《征信法》的制定促进了网上支付的发展, 也影响了网上支付行业的发展模式。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网上支付模式开始出现, 例如具备担保功能的第三方支付网关, 通过提升自身的担保功能和技术来解决客户网上支付交易中的诚信问题。
二、阻碍网上支付发展的风险问题
网上支付在我国正处于行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还面临着行业监管、支付安全、市场培育、产品创新等诸多方面的压力和风险, 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 缺乏宏观政策法律层面的风险界定
由于我国相关的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不够完善, 一些问题和风险也随之暴露出来。将要颁布的《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虽然对涉及的包括第三方支付服务等在内的多种电子支付服务的准入条件、业务规范等问题作出较为全面的规定, 但是, 由于《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属于行政规章, 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属于法律的《商业银行法》。而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只有商业银行才被许可从事金融服务中的清算结算业务, 这样就制约了网上支付发展的合法化。
(二) 业务风险和金融风险日益突出
1. 从安全角度来看, 安全与方便不可兼得
尽管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电子支付的安全性, 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消除客户对于交易安全性的顾虑。
2. 网上支付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资金流的增加, 一些原本并不明显的潜在风险逐渐被放大
具体包括: (1) 第三方支付平台对于吸收的沉淀资金管理运用不当可能导致的偿付风险和金融风险等; (2) 违法犯罪分子利用网上交易和支付的相对分离特点进行洗钱、赌博和套取资金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 (3) 一些网上支付运营商的服务涉及电子货币的发行, 对现行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的问题。
3. 银行与支付企业的竞争风险日益凸显
在目前第三方支付的产业链上, 既有第三方支付企业之间为争夺商户和用户所展开的竞争, 也有各大银行的网上银行服务不断改进和提高后形成的竞争, 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的竞争也日益凸显。虽然多数银行乐于为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提供网关接口, 但是现阶段银行在关于与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的利益分配的问题上仍然有较强的控制权。
三、网上支付发展趋势展望
市场开拓永远都是分层次的, 网上支付的每一次发展, 都体现着商品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监管体系;网上支付服务提供商如何运用自有资源开拓市场, 合理整合资源、抵御风险, 更好地为网民服务, 才是网上支付发展的意义所在。客观地讲, 中国网上支付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 逐步加强监管力度, 在发展中促规范
应及早建立牌照发放制度、正式出台《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等指导性政策;消除法律之间隔阂;将网上支付行业列入政策允许并鼓励发展的范围;对内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连锁风险, 尤其防止网上支付不规范行为对现有金融体系的侵蚀。目前这个时期, 也是建立监管体系, 规范市场行为的最佳时机。
(二) 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 加大网上
支付市场资源整合, 降低行业风险系数, 直接拉动网上支付的应用市场增长
1. 随着网上支付市场的发展, 支付行业市场资源整合的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 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的发展受到同业间及银行业的竞争, 因此往往打出低价策略, 毛利很低。不少缺乏资金支撑的支付公司出现了运营上的窘境, 支付公司不同于银行等其他公司, 一旦出现经营不善, 企业破产, 那么商户和消费者的钱将血本无归。所以进行资源整合, 有效防范和化解此类风险, 是保证公众信心, 推动网上支付发展的关键。
2. 建设在线安全的支付平台。
既要在平台运行过程中实施业务监督, 有效控制信息安全风险, 同时又要做好平台建设后的信息安全的风险评估。
3. 建立风险控制机制。
对于大额支付和小额支付应该采取不同的授权机制;运行过程中的实时监控和预警也是在线支付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手段。
4. 尽快建立建全全国统一的诚信、认证体系,
提高网民对网上支付优势的认知度, 以及在多个行业深入应用, 使网上支付用户比例呈上升趋势。
(三) 提高产品创新水平和服务质量, 加快发展, 早日步入金融服务E时代
支付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竞争, 一方面是产品的竞争, 一方面是服务的竞争。应以积极创新、开拓进取的发展方式, 提高已有应用行业的渗透率并继续开发新的应用领域, 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接受并且使用网上支付;同时应抓好服务, 这不仅包括标准化产品的服务、也包括定制化产品的服务, 不仅是指合作之前和合作之时支付企业提供的服务, 也延升至合作之后支付企业所提供的一整套客户服务。
次贷危机新契机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负效应,县域经济,新契机
1 金融危机对我国县域经济产生的负效应
1.1 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投资和消费三大需求的负面影响
多年的世界贸易结构显示, 世界上最终需求量的很大比例是由美国的国内消费拉动的, 美国是最大的商品输入国, 是带动欧洲、日本以及中国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 (1) 严重打击了美国人的投资和消费信心, 国内需求全面萎缩, 经济衰退趋势明显, 商品进口需求锐减, 直接影响全球贸易增长。中国出口商品约40%销往美国和欧洲市场,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必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2) 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全球经济运行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 导致许多企业效益普遍下滑, 影响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国内、外经济研究机构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都普遍下调, 这无疑对我国企业的投资决策也造成负面影响。 (3) 受国外需求下降以及从紧货币政策影响, 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中小加工企业倒闭增多, 减弱了部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 导致对未来收入的增长预期的不乐观估计, 消费心理和现实经济状况双重因素都促使人们作出缩减消费支出的决策。
1.2 金融危机导致我国中西部地区一部分农民工失业返乡
外部需求萎缩对我国三大需求:出口、投资和消费产生的影响, 导致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外向型中小加工企业倒闭, 使一部分农民工失去工作返乡。我国有很多省 (市) 如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四川、陕西和重庆每年都有大量的劳务输出, 农民工劳务收入为本省GDP的贡献率很大, 有的省高达10%以上 (1000亿元) 。全国不少贫困县域的农民工劳务收入超过其它产业的收入, 成为县域的主要经济来源。金融危机导致农民工失业返乡, 无疑给中西部地区一些县域的经济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1.3 金融危机导致我国沿海地区一部分乡镇外向型中小加工企业倒闭
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乡镇的外向型中小加工企业, 由于其产品处于产业链的末端, 特别一些劳动密集型、浪费资源、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的产品, 如鞋帽、服装、纺织品、玩具等, 本身的利润空间就很小, 不具有抗击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风险的能力。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 产品需入国为了自身的利益, 贸易保护主义或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抬头, 外向型乡镇企业产品的出口受到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 企业难逃倒闭的厄运。金融危机导致一部分乡镇中小加工企业倒闭, 无疑给沿海地区一些县域的经济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2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2.1 全国部分省 (区、市)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2.1.1 数据指标与分析方法的确定
我们选取24个省 (区、市) , 在每个省 (区、市) 内随机抽取6个县域 (市、区) 共144个单位为研究对象, 根据《××省 (区、市) 统计局年鉴2008》公布的2007年的数据资料, 依据科学性、合理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力求较全面、真实地反映所确定的各县 (市、区) 的综合经济实力。选取能反映各县 (市、区) 综合经济实力的l0项统计指标, 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 并用变量xi, i=1、2、…、10表示:GDPx1、人均GDPx2、GDP增长率x3、地方财政收入x4、人均地方财政收入x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6、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7、农民人均纯收入x8、非农产业比重x9、城镇化水平x10。这l0项指标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包括经济总量指标、人均指标、结构指标) , 可持续发展指标 (包括速度指标、后劲指标) 和社会发展指标等方面反映县 (市、区) 的综合经济实力。其中指标x1、x4、x6为经济总量指标;x2、x5、x8为人均指标;x3为速度指标;x7为后劲指标;x9是工业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之和, 工业占GDP比重为结构指标,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社会发展指标;x10为城镇化水平, 其值越大反映县域城镇化、社会发展水平越高。
为了克服多项统计指标间信息交叉重叠, 避免指标体系产生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 以及人为确定指标权重系数形成的主观片面性, 运用因子分析法把确定的变量进行分组, 分组依据是表示指标的变量间相关性的大小, 同组变量的相关性较高, 不同组变量的相关性较小, 力图用较少个数的公共因子 (即选取累积主因子旋转载荷方差比大于80%的因子) 的线性组合与特定因子之和来表达原来观测的每个变量。既解释了原始变量间的相关性, 又降低了指标体系的维数。
将特征值大于l的综合指标称为主成分, 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系数, 与各县 (市、区) 的主成分的分值加权求和, 得到各县 (市、区) 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简称指数) 。以此作为依据比较、评价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指数值越大,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综合指数是相对于指标体系的, 以下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县域在不同的指标体系内 (全国或全省范围内) 取值不同。
2.1.2 数据指标的处理与县域综合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为了使指标体系更好反映县域的实际情况, 避免原始数据的不稳定性, 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假定X= (xij) 的第j列表示第j个县域的10项指标的数据列, 记为xj?j=1, 2, …, 144。
标准化后的数据列为x*j= (x*1j, …, x*ij, …, x*10j) T, 标准化的数据为:
undefined, 其中undefinedi为第i行数据的样本平均值, si为其样本标准差。数据矩阵X= (xij) 经过标准化后变为X*= (x*ij)
由表1可以看到, 第一个因子主要和地区GDP、人均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地方财政一般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载荷系数>0.7) , 载荷系数分别为0.943, 0.739, 0.870, 0.754, 0.948, 0.798;第二个因子主要和城镇化水平指标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载荷系数分别为0.914;第三个因子主要和GDP增长率有很强的正相关, 载荷系数为0.956。因此, 将第一因子命名为经济总量因子, 第二因子为社会发展因子, 第三因子为经济增量因子。
X11各县域主因子的值计算如下:
undefined
, 其中n=144,
(f1j, f2j, f3j) T为F的第j列, j=1, 2, …, 144, 表示第j个县域主因子的值:
F= (f1, f2, f3) T=BT X*,
f1j=0.211xundefined+0.118x*2j-0.093x*3j+0.190x*4j+0.133x*5j-0.223x*6j-0.170x*7j+0.139x*8j+0.044x*9j-0.109x*10j
f2j=-0.070xundefined+0.053x*2j-0.056x*3j+0.019x*4j+0.120x*5j-0.189x*6j-0.320x*7j+0.161x*8j+0.280x*9j+0.749x*10j
f3j=-0.104xundefined+0.154x*2j+0.943x*3j-0.168x*4j-0.031x*5j-0.227x*6j+0.136x*7j-0.063x*8j+0.142x*9j-0.068x*10j
以各主因子旋转载荷方差比Φ= (50.520%, 13.667%, 10.892%) 为权重系数对县域主成分f1j, f2j, f3j加权求和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λj j=1, 2, …, 144 (附表) 。
Λ= (λ1, …, λj, …, λn) =ΦF, 其中n=144,
第j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λj=Φ (f1j, f2j, f3j) T
= (50.520%, 13.667%, 10.892%) (f1j, f2j, f3j) T
=50.520%f1j+13.667%f2j+10.892%f3j, j=1, 2, …, 144
2.1.3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分析
下表显示从每个省 (区、市) 的6个县中再选取发展水平较好和较差的各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由县域综合发展水平指数我们可以发现:
①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县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东部地区的江苏江阴市、中部地区的山西永和县、西部地区的青海甘德县的指数分别为2.286131、-0.51746、-0.54172, GDP的值分别为1190.56、2.4024、0.9448亿元, 人均GDP的值分别为99541、3746、3374.29元。
②从同一个省来看县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东部地区的江苏江阴市、丰县指数分别为2.286131、-0.12597, GDP的值分别为1190.56、79.85亿元, 人均GDP的值分别为99541、7085元。
中部地区的山西河津市、永和县指数分别为0.466617、-0.51746, GDP的值分别为191.3726、2.4024亿元, 人均GDP的值分别为49566、3746元。
西部地区的青海格尔木市、甘德县的指数分别为0.798049、-0.54172, GDP的值分别为90.1989、0.9448亿元, 人均GDP的值分别为76439.75、3374.29元。
从全国来看, 东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 而且还有加剧的迹象, 这既是一个关系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 也是一个关系社会能否和谐健康发展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国县域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县域经济发展了, 可以提供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 繁荣的市场、旺盛的内需能够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对我国冲击的坚强后盾。
2.2 以一个省为例 (湖北省) 分析县域经济发展差异
湖北是我国中部地区六省之一, 是一个农业大省, 经济发展居于我国中等水平。据有关资料, 湖北省2008年GDP达到10000亿元, 进入全国13个省 (区、市) GDP过10000亿元的行列, 在中部地区处于靠前位置, 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此, 我们也建立指标体系, 根据《湖北省统计局年鉴2008》公布的2007年的数据资料, 计算76个县域单位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根据综合指数的大小将湖北县域划分成4种类型。
2.2.1 纵向看改革开放30年来湖北各个县域经济都有较大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湖北县域和全国其它县域一样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绝大部分贫困县域摆托了贫困, 实现了温饱, 还有一些县域开始走向小康。
2.2.2 横向相比县域经济的发展差距较大
(1) 省内发展较快县域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差距较大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大体上是以省会武汉市和宜昌、襄樊等地级市为核心, 晕圈式从小圈、中圈再到大圈向外渐进推动由高到低分布, 经济区位优势差异明显;其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和沿水陆交通干线指向性。
分布在鄂西南、鄂西北、鄂东南山区的县域, 包括恩施州 (除恩施市) 、十堰市 (除丹江口市) 全部的县域, 宜昌市、黄冈市、咸宁市、襄樊市的部分山区县域和鄂东南、鄂东北部分的山区的县域, 经济发展水平处在全省的平均水平以下, 工业增加值较低, 都小于10.05%, 城镇化水平不高, 为全省的落后地区。这25个县域的人口占全省76个县域的32.89%, 而GDP却只占12.69%, 人均GDP仅仅是全部76个县域平均GDP的23.35%。下表列出的是综合指数排列在前列和后面各两个县域的10项统计指标。
(2) 与省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县域的差距更大
仙桃市在湖北省的指标系统内综合指数为0.91, 划入第一种类型, 10项指标的值也位居湖北省的前列, 曾入选第1～4届全国百强县。近几年东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很快, 与其差距加大。仙桃市与江苏省江阴市相比, 各项指标差距很大。在全国部分县的系统内, 仙桃市、江阴市综合指数分为0.1124、 2.2689, 江阴市位居前列, 划入第一种类型, 仙桃市位置靠后, 只能划入第三种类型。
从一个省来看, 县域经济的发展也不平衡, 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空间。
3 金融危机使县域经济面对严峻的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
3.1 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调控政策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契机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民生、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这些举措有别于欧美和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 它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其依据之一, 因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全国还有许多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央政府基于这一基本现实作出的决策, 有利于调整经济增长的结构, 既使县域经济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提供稳定发展经济的有力支撑和启动国内需求的强大市场, 又给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个难得的新契机。
3.2 农民工返乡为中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动力和机遇
起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工潮具有中国的特色, 他们为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0年后, 新一代的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 他们进城务工要求改变贫困走向富裕的目标更明确、吸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生产技术的能力更强、了解市场信息和抗御市场风险的意识更清晰。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他们失去工作返乡回到农村, 只要政策引导得当、创业项目和贷款有保障, 重新创业或就业都有利于县域特色产业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地方政府应认真搞好产业配套工作、做好与沿海地区的产业对接, 为他们重新创业或就业创造条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决定2009年拨出10亿元专项资金为返乡农民工再创业提供贷款。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已进入结构性短缺阶段。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对17个省20个地级市2750个村庄的劳动力进行调查, 74%的被调查对象认为, 现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 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上都是老人。这一次农民工返乡, 只要鼓励从事农业生产的政策的当, 让返乡的农民工能返乡回家务农, 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结构的调整, 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生力军。
我国在总体上进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阶段, 农村迫切需要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体制。但目前, 城乡基本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还是相当大, 发展现代农业核心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不足。中央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把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加强公共服务的配套水平放在重要位置, 这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 有利于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建设。
中西部地区县域要充分用好中央十项措施带来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 搞好农业基本设施建设, 充分利用返乡农民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实现农业产业化。中西部地区县域自身的经济得到了发展, 也为应对金融危机提供稳定的“根据地”、“战略大后方”。中西部地区的广阔的市场, 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为有效启动国内需求, 提供强大的支撑。
3.3 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为外向型中小企业带来发展的机遇
2007年下半年, 针对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 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 我国企业尤其中小型外向企业面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银行贷款利率上涨、出口退税率下调、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困扰。出口产品提价的力度赶不上成本上涨的幅度, 产品在国外市场上失去了价格优势。为了应对金融危机, 2008年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央行连续三次降低利率, 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这些调控政策的出台, 使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向型中小企业可以通过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 调整产业结构、产品升级换代、积极参与产品产业链上游的国际竞争。当欧美市场萎缩时, 积极开拓俄罗斯、拉美和非洲市场, 变产品市场的单一化为市场的多元化, 能够将金融危机产生的负效应转化为发展经济的新机遇。
东莞市政府设立了1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资金, 鼓励和资助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同时斥资10亿元, 设立融资支持专项资金, 缓解重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鼓励和帮助外商投资企业创立品牌, 发展内销等。广东省致力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设置资金500亿元实现产业和劳动力的“双转移”, 即把珠江三角洲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当地二、三产业和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转移。全省还设立了28个产业转移工业园, 吸引和接收从珠江三角洲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2008年人民币对欧元、澳元分别升值20%、30%, 这对杭州萧山传统的纺织企业的冲击非常大。杭州政府一方面鼓励企业做强做大, 加大对龙头企业支持的力度;另一方面既积极解决企业周转资金的困难, 又鼓励企业去境外开辟新兴市场, 并给予费用补助。
到2008年11月, 温州产值规模过500万元以上企业的国外订单减少20.7%, 国内订单减少12.5%。政府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鼓励金融机构以信贷手段刺激经济增长, 对创新型、科技型、成长型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下浮5%至10%。市政府提出“拓市场保增长”, 把开拓市场作为突破口, 充分发挥温州产品优势、营销网络优势、温州人能吃苦敢拼搏优势, 抢占国内市场、拓展国际市场、搞活本地市场。
4 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我国应对金融危机, 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我们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由于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仅隔十年,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又席卷而来,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世界性、区域性的经济危机、金融风暴还会不断冲击我国的经济, 如何构筑一个防御体系应对干扰, 使我国经济能够健康平稳的发展是一个值得经济理论界重视的课题。人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 都会发现我们在应对几次危机的挑战时, 总是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适时提出启动国内巨大市场, 提高内部需求, 保证经济平稳增长, 有效地应对危机的冲击。由此可见, 发展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
每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都遵循经济的发展规律, 经过上升、平稳发展期。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使经济的发展处于一个较长的平稳发展时期。研究金融危机对县域经济产生的负效应, 寻找发展县域经济的新契机是非常必要的。
过去30年, 我国经济增长依靠外需, 尤其是美欧等市场的需求, 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功, 外贸增速高于GDP增速。但是金融危机的冲击, 也显现了这种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控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在不断加深, 出口企业不仅要面对订单锐减的现实, 随着部分国家和地区信用恶化, 企业还将遭遇履约风险和支付风险的负面影响。
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严重经济金融危机警示我们: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 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需要降低对美欧市场的依赖, 同时也需要逐步转换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 不仅仅是商品制造者和出口商, 也应积极发挥商品吸纳中心的作用。
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需要调整, 应积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过多地强化出口激励措施, 固然可救一时之急, 但对中国推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却是不利的, 不可为了短期目标而留下长期后患。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赖内需拉动, 其途径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种。前者是让出口减少, 后者是让内需增长快于外需增长, 而选择分母对策效果更好。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我国多年努力的目标, 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进展也不如人意。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转型创造了良机, 在贸易伙伴经济景气之际, 推动经济增长转型多半会沦为徒劳, 只有在外部危机的压力下,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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