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分析工具（精选10篇）
理论分析工具 篇1
手工会计时代, 会计工具 (狭义的) 是纸、笔、算盘等用于会计核算的硬件的总称。计算机会计时代, 会计工具 (狭义的) 是磁介质、计算机、软件程序等用于会计信息处理的硬、软件的总称。由此可见, 无论是手工会计还是计算机会计, 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都离不开会计工具。
会计工具是硬件, 而相应的记账方法是软件, 硬件与软件要配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先进的记账方法必须与先进的计算机会计工具相配合, 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记账方法能否适应计算机时代会计工具发展的要求, 关系到会计工具的作用能否正常发挥。如今, 会计工具已从算盘发展到计算机, 计算技术已从手工计算发展到电子计算, 这是一次会计工具的大变革。会计工具在发生变革的同时, 也需要记账方法随之变革。
一、会计工具变革引起记账方法变革
人们对于会计工具变革引起记账方法变革的认识, 是随着计算机在会计领域的深入应用产生的。计算机及其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将变革会计核算方法及整个理论体系, 包括变革现行会计的记账方法——复式记账法。但这个问题不曾被会计界足够地重视, 致使一些业内人士没有意识到传统手工会计的记账方法也会因此产生巨大的变革。甚至有人认为复式记账法仍然适用于计算机时代的会计处理, 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这种认识很可能与现在计算机会计依然沿用手工会计的记账方法有关。复式记账法适用于手工会计操作的记账方法阶段, 到了计算机会计操作阶段, 记账方法应该有一次大的变革。
会计工具变革引起记账方法变革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很多人已逐渐认识到会计工具变革会引起记账方法变革, 这一认识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当今会计工具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 记账方法也必然会发生相应变革。但是会计工具变革引起记账方法的变革, 并不会随会计工具的变革而自动引发, 还需要会计界努力研究, 尽快提出适用于计算机会计的记账方法。记账方法, 从单式到复式, 又从复式到三式, 再到将要提出的适用计算机会计的记账方法, 这是一个记账方法变革的过程。目前的记账方法正处在变革中, 随之亦将引起会计基本理论的变革。
二、记账方法变革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
1. 当今记账方法变革的必要性。
现在的会计记账, 基本上是根据原始凭证编制会计分录, 再将会计分录输入计算机, 接下来就由计算机进行处理。但在计算机进行处理之前的会计工作实质上就是进行复式记账, 均由手工操作完成。至今还没有计算机能胜任根据原始凭证编制会计分录 (除了自动生成特定的会计记账凭证之外) 的工作。原因在于, 从原始凭证到会计分录内含了复式记账, 计算机无法自动完成所有根据原始凭证编制会计分录的工作。这说明复式记账法已不适用于计算机会计记账。再者, 现行价值法会计本身已不适应计算机会计向多元化信息处理发展的要求。由此可见, 复式记账法已不便于计算机会计进一步高度、自动地进行经济事项处理, 也不便于实现业务和账务处理一体化。所以, 为了使计算机会计能更深入地发展, 必须变革现今的记账方法———复式记账法。
2. 记账方法变革必然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
从会计基本理论来看, 会计记账方法是在会计实践中总结创立的一种记录、处理经济事项的方法, 它是会计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 记账方法变革必然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这一变革也是会计界需要解决的难题:一是要变革会计记账方法, 二是要变革相应的会计基本理论。两种变革大都是同时的, 这是记账方法变革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的内在要求。当前, 会计技术与计算机及其信息技术已融为一体, 记账方法只有体现信息技术特征, 才能更好地适应计算机会计处理经济事项的需要。另外, 会计基本理论也需要变革, 以更好地反映计算机会计的本质。这些都证实了记账方法变革必然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
三、会计工具变革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的必然性
1. 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会计基本理论变革产生根本性作用。
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整个社会经济技术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会计工作的客观环境, 对会计基本理论的变革产生了根本性的作用。目前, 人们对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对会计基本理论的作用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会计工具发生了巨大变革, 会计工具变革引起记账方法变革, 而记账方法是会计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变革必然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简言之, 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会计工具变革, 进而必然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来看, 会计工具是客观存在的, 会计基本理论是人们对会计客观存在的认识。存在决定意识, 会计工具决定会计基本理论。综上可知, 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会计基本理论变革产生根本性的作用。
2. 会计工具变革已经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
当今计算机会计工具已经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致使记账方法发生变革: (1) 1969年美国会计学教授乔治·索特提出的事项法会计打破了原有的复式记账法。 (2)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前会计学会会长井尻雄士教授提出“三式簿记”, 突破了复式记账法。 (3) 1982年, 美国密切根州大学教授麦卡锡提出REA会计模型, 其主要思想是对企业的重要资源、事件、参与者及其相互关系建模, 把企业的一切与经营事件 (财务的与非财务的) 相关的内容, 按其原本的语义而不是人为加工的复式记录的形式输入数据库集中存储。 (4)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REA会计模型的基础上又发展了更加全面的REAL会计模型。REAL会计模型是表示企业中资源、事件、参与者、地点等相互关系的模型, 它是众多会计新模式中理论最完善、研究最深入、变革最彻底的会计创新模式。这里 (1) 、 (2) 、 (3) 、 (4) 的会计记账方法均是以计算机会计工具为前提的, 并且均已彻底地摒弃了复式记账法, 从而已经彻底地变革了会计基本理论。由此可见, 会计工具变革已经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
3. 会计基本理论变革的必然性。
由上文可知, 会计工具变革已经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在传统会计工具变革为计算机会计工具之时, 必然要变革传统会计基本理论为计算机会计基本理论, 从而使计算机会计工具与其基本理论相互促进发展。面对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现代经济社会, 大量信息的收集、储存、加工、传输等, 也都要求对传统会计基本理论进行变革, 包括会计要素等的变革, 以便能更进一步地促进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应该看到, 当今会计基本理论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方面, 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 不断地融入会计工具之中;另一方面, 传统会计基本理论需要不断地更新、变革, 并且其研究成果需要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总之, 会计工具变革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是必然的, 但会计工具变革的前提是创新会计基本理论, 以使这一变革早日实现。
摘要：当今处理会计信息的会计工具已发生了巨大变革, 复式记账法与计算机会计时代的会计工具越来越不相适应。会计工具变革要求记账方法变革, 而记账方法的变革必然引起会计基本理论变革。
关键词：会计工具,记账方法,会计基本理论,变革
参考文献
[1].许永斌.现代信息技术与会计方法创新.中国会计电算化, 2000;7
[2].罗明, 张忠能.基于Real模型的会计信息系统.计算机工程, 2005;8
[3].王永生.会计记账自动化应淘汰复式记账法.财会月刊 (会计) , 2007;12
创新驱动需要更多理论工具 篇2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创新驱动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如果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那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对经济管理理论工作者而言，适应时代要求，就需要实时跟踪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准确把握学科前沿，为全面改革开放和推进创新驱动提供理论工具。
不久前，经济管理出版社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国内重点大学各个学科中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担任各学科报告的主编，组织出版了这套《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系列丛书。该系列将按年度撰写出版，成为系统研究的年度连续出版物。
在我看来，这套系列丛书的内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前沿性。系列报告要体现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最新前沿动态，包括各学术领域内的最新理论观点和方法、热点问题及重大理论创新。第二，系统性。系列报告将囊括学科发展的所有范畴和领域。一方面，学科覆盖具有全面性，包括本年度不同学科的科研成果、理论发展、科研队伍的建设，以及某学科发展过程中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就各学科而言，还将涉及该学科下的各个二级学科，既包括学科的传统范畴，也包括新兴领域。第三，权威性。系列报告将由各个学科内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主编，组织本领域内一流的专家、学者进行撰写，无疑将是各学科内的权威学术研究。第四，文献性。系列丛书不仅系统总结和评价了每年各个学科的发展历程，还将提炼各学科学术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及重要学术成果，因此具有工具书式的资料性，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系列报告的研究和出版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支持和肯定，特将本系列报告丛书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这里面包含了几大类，上百个学科，它是一项基础工作，没有那么多好看的噱头，但意义重大。
外部性理论下的环境管理工具分析 篇3
关键词：外部性,环境管理工具,局限性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日益扩大,现有的物质资源和环境条件将无以为继和无力承担。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总是希望把环境污染和开发资源的成本转移给他人或者搭他人治理和修复环境资源的便车,外部性便成为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源。在环境保护领域中,解决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性,不可能靠市场自发解决,政府对此必须起到主导作用,而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则是避免“政府失灵”的必要条件”(宋国君等,2008)。完善的环境管理体制作为一种通行、有效的手段,具有改善环境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效应。要建立美丽中国,优化环境管理手段是必然选择。
二、外部性理论及对环境管理的分析
(一)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源于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缺陷的认识。1910年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首次提出“外部不经济性”理论,随后,其学生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该理论,提出外部性理论。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讨论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的“工业组织”时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他认为,“我们可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可见,内部经济主要来自于企业由于规模扩大从更细的分工和专业化、管理的改善等因素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外部经济则是指受益于其他企业而导致的效率的提高。从上可以看出,马歇尔当时并没有提及外部不经济概念,庇古1920年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系统分析了外部性问题,提出了私人边际成本、社会边际成本、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等概念,并以此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建立了外部性理论。按照庇古的理论,当一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一种外在影响时,即存在外部性,并且这种外在影响很难通过市场机制得以纠正。庇古认为,外部性的存在使资源配置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出面对负外部性的产生者进行征税,或者对正外部性的产生者给予一定的补贴,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相应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从而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由以上外部性定义可以看出外部性呈现如下特征:(1)外部性是经济活动中的一种溢出效应,在受影响者看来,这种溢出效应不是自愿接受的,而是由对方强加的。(2)这种经济活动对他人的影响反映在市场运行机制之外。
(二)外部性对环境管理的分析
从外部性视角分析环境问题,企业的环境行为具有外部性特征。因为环境资源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总是希望把环境污染和开发资源的成本转移给他人或者搭他人治理和修复环境资源的便车,负外部性便成为导致环境、生态恶化的根源。
由于污染者承担成本远小于社会承担的成本,环境污染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日积月累的环境污染终将会超过环境的耐受值。与此相反,环境保护则表现为很强的正外部性,保护者获得的收益远小于社会获得的收益,只单纯依靠自身利益驱动的保护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环境保护。因此,在环保领域,解决负外部性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无法依靠市场自发解决,政府在这一过程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而完善的管理体制则是避免“政府失灵”的决定条件。
三、外部性理论下的环境管理工具
按照外部性理论,纠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采取措施有效地消除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偏差,则资源配置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外部性理论为各国的环境管理提供了依据,20世纪50至70年代,世界各国在环境管理方面实施的以强制性制度形式参与环境治理的手段都是基于外部性理论。主要管制工具包括了颁布环境法律法规、政府部门的目标责任制、环境规制方法体系以及其他形式的规章等工具。
(一)环境规制法律体系
环境规制法律体系主要是指借助于国家权力确认环境规制主体的权、责、利的范围,法律体系对环境规制的作用主要通过环境执法体现其强制力和权威。
早在186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个《工业发展环境法》,该法对制碱工艺所产生的毒气进行有效的控制。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各个国家逐渐认识到加强环境保护工作迫在眉睫,环境法在这一阶段迅速发展。日本于1967年通过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69年,美国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等,随后发达国家很快配套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重视用法律手段推动环境保护和资源的综合利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就提出努力改革生产工艺以实现不生产或者少生产废气、废水、废渣;198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的若干规定》,对企业的资源综合利用活动规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1989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该法规定了环境法律基本制度。1996年国务院又发布《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所有新建、扩建、改建的技术改造项目,采用能耗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1997年国家环保局又发布了《关于推行清洁生产的若干意见》,规定地方环保部门需将清洁生产纳入已有的环境管理政策。1998年国务院发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要求工业建设项目要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是专门规范企业清洁生产的法律规范。2015年1月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实施,新环保法对违法破坏环境的行为加重了处罚力度,对罚款采取按日累计不设上限、对污染违法者增加了限制人身的行政拘留措施,还赋予了环保监管部门查封扣押排污设施的权力。
(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即通过建立责任制的形式将各级政府行政领导人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权利、义务等固定下来,实现对各级政府负责人的管控与追责,增加其保护环境的压力和动力。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是我国政府为实现环境保护而创立的一项制度。我国1996年发布《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明确目标,实行环境质量行政领导负责制”,国家正式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政策列入“九五”期间的环保考核目标,并将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到各省市,各省市再层层分解,最终分到各排污单位。2013年《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三审稿中对我国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有了明确规定。2014年4月通过环保法修订案,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负责人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内容,作为对其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在国家层面建立健全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的同时,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的重视程度也日渐加强,如上海市已经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出台了“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规定”。国际上,“20世纪90年代,欧洲两次可持续城市大会后,地方环境举措国际理事会欧洲区理事提出了生态预算。生态预算吸收了政府预算和企业预算理论研究成果,转变预算管理对象,为生态环境管理服务”(徐莉萍等,2010)。自创立以来,生态预算在欧洲的地方政府展开了试用并取得了成功,如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市将生态预算作为永久程序一直实行至今。到2006年,生态预算逐渐开始向亚洲地区推广,印度的贡土尔已成功完成了生态预算的一个周期。
(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指在某一地区进行可能会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工程建设之前,对其活动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充分调查、预测和评价,据此提出预防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对策并制定相应解决方案。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1969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首先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制度,规定对人类环境质量有重大影响的每一项行动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目前该制度已在全球建立并普及。如法国规定除城市规划必须作环境影响评价外,以建设城市、工业、开发资源为目的的造地项目,超过占地面积三千平方米或投资金额六百万法郎的有关项目都需要进行环境评价。瑞典也出台制度规定,对于产生污染的任何项目都须事先获得批准,同时对其中使用较大不动产的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1973年我国首先提出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1981年发布的《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专门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内容和程序作了规定。后在1986年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对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内容、管理权限和责任等做出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198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第13条规定:“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做出评价。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1998年国务院颁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进一步提高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立法规格。2003年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程序、评价的内容、评价结论的法律地位及规划编制和审批部门的职责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强调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必须取得相应资质、对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四)排污许可证制度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指对于任何需要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都必须事先向环保部门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各单位只有通过环保部门批准并获得排污许可证后才能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制度。
美国是最早建立排污许可制度的国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颁布的《清洁水法》规定任何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必须获得排污许可证并遵守相关规定的排放限制标准和污染排放时间表。英国根据工业污染物排放的情况,决定不同工业活动是否需要进行申请许可证,同时确定英国环保局和地方机构为许可证体系的监管方。欧盟2010年通过了《工业排放指令》,搭建了一套完整的排污许可体系。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始也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最初在上海等城市进行了排污许可证制度试点,1989年排污许可证制度作为环境管理的制度正式实施,2015年《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全国范围推行。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包括排放工业废气或排放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污单位、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等排污单位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根据办法规定,需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取得许可证:污染物排放方式、去向等需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功能区划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环保主管部门批复或备案,拥有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防治污染设备或污染物处理能力等。此外,重点排污单位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并保证其正常运行等。
四、外部性理论下环境管理工具的局限性分析
外部性理论下的规制体系,在各个国家的环境管理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尚存在着诸多缺陷。
(一)政府负担高昂的制度成本
制度成本是为实现环境管理而发生的一系列费用。体现为政府支付的制度管理和运行成本,不仅包含政府设立专门部门指定和实施有关政策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等发生的行政成本,还包含着为实施环境制度所引起的制度实施和执行成本、信息成本、奖惩成本。环境规制使政府负担高昂的制度成本。据统计,欧盟的直接环境开支目前每年大约占欧盟800亿欧元预算的7%。美国在1991年环保局估计清理尾箱场地的成本总计是7 520亿美元。美国国家每年将超过1 000亿的资金用于污染消除和控制支出,在2000年末环境治理费用达1 700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2.6%。同样,我国在环境层面的支出金额也数目惊人,2009年我国中央财政安排300亿元资金作为节能减排支出。2014年公共财政投入中的环保决算为2 033.03亿元,其撬动社会资金量已经逐渐高于文化体育传媒业绩医疗卫生支出。2015年,山东省级财政合计发放生态补偿资金11 290万元。
为了在环境规制中降低制度成本,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率,从政府的角度就是要制订完备的环境规制政策,增强环境规制政策的精确度,明确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减少企业签约合同时的讨价还价机会和降低政府对企业的监督成本。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降低制度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利用市场的方式。因此,政府在健全环境政策的基础上,在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上,不断完善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工具,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调节企业自主的选择行为,达到降低制度成本的目的。
(二)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制度政策棚架
地方政府会对国家规定的正式规制手段从自身利益角度进行理解并执行,尤其在影响地方政府GDP等考核业绩因素时,地方政府就会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待相关的环境法律法规,“修正”并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制度安排(张秋,2009)。一方面是财政分权制度中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制度政策棚架。目前实行的分税制强化了中央财权,省级、市级政府又层层分税,强化各自的财权,而极不对称的支出重担却落在了基层。在如此重担之下,地方政府纷纷以做大经济规模为取向,高强度的开发土地、资源以获取效益,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便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是政绩考核制度中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制度政策棚架。制度决定了人们利益实现方式选择的成本与收益。现阶段的政绩考核制度是一种经济目标为主导的压力型考核制度。在这种考核制度下,政府的主要任务被理解为发展经济,各级政府官员普遍把GDP高速增长作为唯一的绩效目标,而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则不甚关心。地方政府虽作为环境保护的主体,但由于和当地企业利益的趋同,对企业污染行为的规制逐渐演变为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取缔,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在地方自然成了“软约束”。
针对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制度政策棚架,我国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和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职责的激励机制。首先,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和财权,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其次,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增加环保指标,调动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职责的积极性。最后,完善监督问责制度,加强外部监督、事前监督,约束地方政府的“经济人”动机。
(三)环境规制降低企业积极性
我国目前的环境管理制度和体系还不完善,并不利于国家有效地控制企业的环境污染,对企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仅使其成本增加,而且使其生产率也有所降低,无形中加重了企业的经济负担(王玉振等,2012)。企业接受环境规制,自然要为环境行为分配一些企业资源,例如更多的工作量、加大资金投入等来降低污染,这从企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解垩(2008)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认为环境政策的实施使企业治污投资增加,而技术进步却不是很明显,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利于企业发展。
对于环境规制带来的企业资源占用和成本上升,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造成了负担,发达国家在颁布环境政策后,政府会对企业进行引导或补助以降低企业环境成本,而我国这方面有所欠缺。为了减少环境成本,政府应加强与企业间的沟通与协作。政府在制订法规之初,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企业参与决策,新政策出台后,政府应与企业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积极向企业提供信息及指导,同时追踪了解政策合理性及有效性等。在达到环境保护要求的同时,力求企业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对于在环保层面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实施补贴、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使企业对环境政策的应对态度更积极。
参考文献
[1]宋国君,金书秦.基于外部性理论的中国环境管理体制设计[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2).
[2]徐莉萍,王雄武.生态预算模式在中国的价值实现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2).
[3]张秋.环境治理制度的逆向选择与矫正[J].华南师范法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4]王玉振,徐震.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中国环境管理,2012,(5).
衍生金融工具计量基础分析 篇4
衍生金融工具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金融市场上推出的全新的金融业务；另一类是在 传统的金融业务的基础上通过改造后的创新。尽管衍生金融工具种类繁多，彼此的性质差别 很大，但它们仍有某些基本的共性：它一开始就赋予一方在潜在有利条件下与另一方交换金 融资产的权利，或者在潜在不利条件下与另一方交换金融资产的义务；由于交换条款是在衍 生金融工具形成时确认的，随着金融市场价格的变化，那些条款对双方都有可能出现有利的 一面或不利的一面。
衍生金融工具的特点
衍生金融工具是确定交易双方在未来某个时间对某项金融商品所拥有的权利和所承担义 务的合同，在交易成立时，它即形成某个企业的一项金融资产，并同时形成另一个企业的一 项金融负债。衍生金融工具所代表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具有高度的风险性、价值等特征。
1、具有虚拟性
衍生金融工具独立于实物运动之外，却能给衍生金融工具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衍生金 融工具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是代表着权力和义务的一纸契约。具有虚拟性特征的衍生金融工 具脱离了实物交易过程，独立于实物交易之外。例如，期货市场上进行期货交易，有90％以 上并没有实物交割，而是通过对已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反方向交易，进行差价结算。
2、 价值受制于基本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是由基本金融工具派生出来，不能独立存在。因此衍生金融工具本身并不 具有价值，其价值是从基本工具的价值中衍生出来的，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相应的基本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是以基础工具的价格为基础，交易时不必缴清相当于相关资产的全部价值的 资金，只要缴纳一定比例的押金或保证金，便可进行交易，市场的参与者只需动用少量资金 即可控制资金量巨大的交易合约。因此，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具有“杠杆效应”，如果实际的 变动趋势与投资者预测的一致，就可获得丰厚的收益；但是一旦预测有误，便可能出现巨额 亏损，使投资者受到严重损失，甚至危及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
3、构造灵活复杂
衍生金融工具在设计和创新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既可以通过对基本金融工具和衍生金 融工具的组合，又可以将各种衍生工具再进行组合，还可以根据各种参与者所要求时间、杠 杆比率、风险等级，价格等参数重新予以设计。衍生金融工具如对期权、互换的理解和运作 本来已经不易，再加上采用各种组合技术，使得衍生金融工具更为纷繁复杂、导致大量金融 衍生的新产品难为一般投资者所理解，难以明确风险所在，更不容易正确运用。
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基础分析
1、历史成本及公允价值
计量是在资产负债表或损益表中决定已确认报表项目的货币金额的过程，它实际上涉及 两个问题：一是确定计量尺度，就是确定采用的计量基础。会计计量应真实地反映被计量对 象的价值，以便于相关信息使用者预测和决策的需要。在现行实务中，财务报表以名义的货 币单位为计量尺度，即货币购买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流动不予调整。在衍生金融工具 会计中仍以名义的货币单位为计量尺度。关于计量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历史成本、现行 成本、可变现净值、贴现值、现行市价和公允价值等。衍生金融工具作为一种高风险的避险 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数衍生金融工具是人们对未来利率、汇率等因素的发展变化所做 的主观预期，其发展结果可能是利得，也可能是损失。对于这种不确定性，应采用何种计量 模式进行计量，如何计量，不仅影响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入账，而且也影响着衍生金融工具 在会计报表中的信息披露。
传统会计理论中，会计计量是建立在历史成本基础之上的，历史成本是资产实际发生的 成本，反映了资产或负债交易时的历史记录，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按照这一原则，进行会 计计量时只能依据已经发生的成本，而不是可能发生的成本，同时各报表项目按历史成本入 账后，一般不得随意调整账面价值，以保持信息的可比性。但是，从决策有用性来看，历史 成本仅能提供过去的信息，并不能反映现时价值，因此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业绩。历史成本的取得也存在问题。衍生金融工具初始投资很少或者为零，在未来结算，有 的衍生金融工具，如远期合约、互换等，在企业签订合约时，并不需要付出代价，历史成本 为零；参与期货交易需缴纳的保证金，不是进入合约的代价，也不是历史成本。其签约时的 初始净投资（历史成本）并不能反映它的价值和风险情况，由于其价格波动很大，历史成本 难以追踪市场价值变动情况，因而，历史成本的可靠性和相关性都受到了很大影响，用它来 计量衍生金融工具是不适宜的。
鉴于此，需运用另外一种原则来代替历史成本以计量衍生金融工具，即公允价值（Fair Value）。它是指熟悉情况并自愿的交易双方，在公平交易的基础上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结 算的金额。公允价值的优点，在于可以提供比传统的历史成本更相关、更易理解的信息。这 体现在：（1）可以使目前和潛在的投资人、债权人等外部的信息使用者对于企业的财务状 况以及经营成果有一个更真实的了解，衍生金融工具价值的变化能及时确认和反映，以便于 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2）可以使企业管理层这一内部信息使用者更有效率地评价企业的 投资和筹资决策的效果,有利于正确考核企业经营者的业绩,进行风险管理。（3）可以更真 实地反映企业资产的变动情况，能更好地揭示受托资源的使用和保持情况，维护不同产权主 体的利益。如可以在财务报表上报告那些没有初始成本的衍生金融工具（如利率互换）。美 国FASB在SFAS133中也认为：“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是衍生工具惟一相 关的计量属性"。此外，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资本、金融市场高度 发达，网络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职业水平的不断提高， 也为公允价值的使用提供了社会条件。
能否找到一种既恰当又便于理解、计算的具体估价方法是决定公允价值计量优劣的关键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千种的衍生金融工具中，只有一小部分具有发达的市场，广泛的流通 ，其它大部分都是为少数客户专门设计，适合于特定的目的，不具广泛流通性。对这部分衍 生金融工具来说，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是公允价值的最佳途径。而对有发达市场的衍生金融 工具来说，市场为公允价值提供了最好的参考。
2、我国可采用的计量模式
我国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沿袭了国际会计准则第25号《投资会计》的处理方法，即按持 有衍生金融工具的目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1）若企业持有某项金融工具是出于 长期考虑，准备持有至到期日，应按历史长期成本计量，以后一般不再调整账面记录；到期 时，账面价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损益。（2）若企业持有金融工具的目是为了出 售或准备出售，则应按公允价值予以陈报，其价值的变化或记入当期损益，或记入所有者权 益部分。因此，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出现了历史成本与现行公允价值并存的局面。对于初始 确认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契约开始生效时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契约生效后的金融资 产和金融负债的计量基础要视企业管理当局的持有目的和意图来进行：（1）如果企业打算 将金融工具长期持有或持有至到期日，按初始确认时的公允价值计量，无需处理其后因公允 价值变动而形成的损益。但下列情况除外：第一，当企业有证据证明所持有的资产可能遭到 损失时，可按预计收回金额的贴现值重新计量，由此形成的差额损失全部计入当期损益；第 二，企业所持有的资产属于非定期或者不是按定期收回的资产，且重估价值跌至初始价值以 下时，可以对账面价值进行调整，差额计入当期损益。（2）当企业是为了保值目的而持有 金融工具时，按报表日的公允价值或现行市价进行计量。因公允价值或现行市价变动所形成 的损益，在损益得到确认时才计入损益表。如果所保值的对象是未来交易，则将因公允价值 或现行市价变动所形成的损益予以递延。（3）若企业不打算长期持有至到期日，或者不是 为了保值而持有衍生金融工具，则按其在报表日的公允价值或现行市价进行计量，因公允价 值或现行市价的变动所形成的损益计入当期损益。
理论分析工具 篇5
一、衍生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理论的影响
衍生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会计要素、会计确认、会计计量和会计报告等4个方面的影响。
1. 衍生金融工具对会计要素理论的影响
衍生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要素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资产和负债的定义上, 现行会计理论中的资产是指由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现行会计理论中的负债是指由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由定义可知, 资产和负债都必须是由过去发生的交易和事项产生。衍生金融工具的特点之一就是契约所体现的交易在现时并未发生, 而是在将来某一时点发生, 并且这项交易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显然, 按照传统会计概念,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资产、负债的范畴。
但是, 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和交易比重的扩大, 若不将衍生金融工具作为资产或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进行列示而仍只作为表外项目进行反映, 必将无法正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也无法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求。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对传统以过去交易或事项为基础的会计要素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有可能引发对会计其他要素以及一系列财务会计基本概念的改变。目前FASB颁布的SFAS 133“衍生金融工具和避险活动会计”认为“资产的实质在于资产所代表的未来经济利益”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SFAS 133扩展了资产定义的内涵和外延, 并使得会计恒等式也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 新的会计恒等式为:资产+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负债+衍生金融工具负债+所有者权益。式中, 资产为传统意义的资产, 负债为传统意义上的负债;衍生金融资产为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产生的未来取得一定经济利益的权利, 衍生金融负债为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的牺牲或承担的义务。
2. 衍生金融工具对会计确认理论的影响
会计确认是指将财务会计数据记入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的过程。主要包含“应否”、“作为何种要素”、“何时”和“多少金额”等4个方面的问题。衍生金融工具对会计确认理论的影响因会计要素的不同而略有不同。衍生金融工具对资产、负债要素确认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这两个要素的定义上, 而对收入、费用要素确认理论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两个原则上。传统会计在确认资产和负债等会计要素时, 强调由过去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形成, 并以交易发生的时间为确认标准, 确认次数只有一次。而衍生金融工具由于从合同的签订到完成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因而还可能存在“再次确认”和“终止确认”等问题, 也就是确认的次数不止一次。同时, 传统会计中的权责发生制和收入实现制也是以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为核算基础, 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不予反映。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在订立合约时, 虽然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已基本确定, 但交易并未实际发生, 而且可能到期时也不会发生, 如期权交易中到期选择不执行。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权利与义务没有实际发生, 收入也没有实际形成, 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 衍生金融工具所产生的收入和费用都不应确认。然而衍生金融工具给企业带来的收入和费用与经营其他资产带来的收入和费用一样都是真金白银, 不确认或没有正确的确认都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
3. 衍生金融工具对现行会计计量理论的影响
在传统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中, 历史成本是计量基础, 各会计要素按历史成本记账, 记账后一般不再变动, 直到相应的资产已耗用或负债已清偿为止。历史成本具有中立性、可核性和易于取得的优点。而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活动不像现行会计反映的交易行为那样在一个时点完成, 它从合约的签订到对冲, 再到交割或换回原有资产, 要经历一个过程, 在交易过程中, 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 合约不经履行, 成本就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仍按历史成本入账 (按某一时点上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价入账) , 且入账价值保持不变, 就不符合衍生金融工具价值变动的特征, 违背了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原则, 也就无法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另外衍生金融工具的价格波动比较剧烈, 在持有过程中, 其价值变化很大, 盈利时可以使企业利润成倍增长, 亏损时甚至会危及企业的生存, 而衍生金融工具从有价值到无价值或从低价值到高价值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交易, 按历史成本原则, 这种价格变动是不能反映出来的, 但结果却客观存在, 当这种变动非常大时, 就会导致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 甚至产生误导作用。由此可见, 在衍生金融工具广泛运用的今天, 历史成本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财务会计唯一的计量属性, 而应该是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并存。
4. 衍生金融工具对会计报告的影响
传统财务会计报告是对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结果的报告及其他有关要素的说明。其核心是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4张报表成为财务报告的主体。现有或潜在的信息使用者通过财务报告获取对决策有用的信息。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大多为表外业务, 交易本身无法加以体现, 人们无法从财务报表上直接了解企业所从事的金融交易以及所面临的风险, 从而使金融市场和企业自身的风险都变得更加不可捉摸。衍生金融工具对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 传统的财务报表体系已无法适应在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情况下报表使用者的需要。另一方面, 报表上的“表外注释”已不再是原先意义上的“附注说明”, 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使用现有的会计核算技术已无法有效报出并反映所有金融资产的价值。有必要在原有报表的基础上, 增加一张报表来全面系统地反映现有“表外注释”的信息, 这也是弥补传统财务报表揭示信息的局限性, 提高财务报表总体水平和层次的一个重要环节。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 对金融工具的列报和披露做了详细的规定, 使金融衍生工具表外业务表内化, 及时、充分反映企业的衍生工具业务所隐含的风险及其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二、对策及措施
金融衍生工具的蓬勃发展已突破了传统会计理论和会计原则的约束, 会计理论改革势在必行, 但理论改革还需要一定的制度环境, 因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对会计理论改革的建议
(1) 重构会计要素。建议对会计要素进行重新界定和分类。如明确地将资产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 负债分为金融负债和非金融负债。其中, 对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的定义保持不变, 而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定义, 则应当绕开“过去的交易和事项”的约束, 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利益和损失”。
(2) 重构会计确认。建议建立权责发生制和实质重于形式的双重会计确认理论。其中, 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根据权责发生制进行确认,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则按照实质重于形式进行确认。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可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分为初次确认、再次确认和终止确认3种。
(3) 重构会计计量。建议建立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并存的双重计量模式。其中, 非金融资产、非金融负债根据历史成本法进行计量, 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则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4) 重构会计报告。建议建立资产流动性强弱和风险程度大小并存的双重列示模式的会计报告体系。其中, 非金融资产、非金融负债仍按照资产的流动性强弱来进行列示, 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则按照风险程度大小进行列示。另外, 建议增加一张衍生金融工具明细表, 来披露没有进入现行报表体系的表外金融资产的财务状况。
2. 对制度环境建设的建议
为了保证上述建议能有效实施, 建议:
(1) 完善金融市场和相应的法规体系。目前, 我国金融市场建设刚刚起步, 金融市场还很不完善。完善金融市场, 有利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合作, 同时也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较好的融资平台。在完善金融市场的同时, 应加强相应的法规体系建设。如完善金融监管的相应法规建设、完善衍生金融工具核算与估价的会计制度建设等。
(2) 加强会计信息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的建设。通过加强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 可以帮助财务人员及时地了解并预测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趋势, 有利于对衍生金融工具作出合理的估价;建立快速反映机制有利于企业及时地调整财务管理战略。
(3) 加强教育, 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衍生金融工具产生时间短且性质复杂, 涉及交易量大, 风险大, 许多从业人员对此很陌生。有必要加强对会计从业人员的教育, 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判断能力, 帮助会计人员了解并把握衍生金融工具的特点和变动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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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工具 篇6
在这种决策情境中,“理性人”的假设是不适用的——当决策者选择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选项时,决策者只是考虑了自己的利益而并未考虑对方的利益。但是有研究已经表明,在社会偏好的决策中,决策者的行为并不遵从“理性人”假设,有65%的决策者选择了亲社会性的选项,实现了自我和他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研究结果在多个研究中得到了证实(Balliet&Joireman,2009)。
对社会偏好的研究与狭义自我利益假设并不一致,甚至更加复杂。本文首先回顾了社会偏好理论框架的发展。然后总结了已有社会偏好的测量方法及其优缺点,并对其进行了评价。
1 社会价值取向的框架
社会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社会价值取向提供了一种探究决策者在博弈中的不同行为表现的框架(Liebrand,1984)。如果在一个坐标系中,横坐标代表决策者的收益,纵坐标代表另一个人的收益。尽管会有无限种不同组合的结果,但是当以(50,50)为圆心,50为半径划圆,圆与横纵坐标的交点及交点与交点的中间点此8个坐标更能清晰地说明决策者与他人关联利益的组合结果。例如,在x=100,y=50的点表示决策者的利益最大化,即表示他的社会价值取向是自我中心主义;而在x=85,y=85的点表示联合收益最大化,就表示决策者的社会价值取向是亲社会性的(Liebrand,1984)。
确定个体在关联收益分配中的社会价值取向最好的方法就是观察决策者在分配博弈中的行为表现。分配博弈通常用来区分社会偏好和策略倾向。在分配博弈中,决策者不仅仅要求决策者按自己的偏好进行决策,而且要考虑自我和他人利益的分配。分配博弈在研究社会价值取向的研究中被大量使用(Van Lange,1997)。独裁者博弈就是一种分配博弈。目前有多种方法用来测量社会价值取向,包括9点三优势量表(Van Lange,1997)、利他量表和效用测验等。
2 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方法
本部分主要概述测量个体对资源分配偏好的社会价值取向的方法。主要有5个标准,前2个是心理测验问卷最常用的标准,即信度和效度。每种方法只报告相关的预测效度、一致性效度和再测效度。第3个标准即能否区分社会价值取向和策略倾向。第4个标准是在使用过程中能否有效地进行大规模测量。最后一个是此量表相对于其他量表的优势。
2.1 利他量表
利他量表最初由Sawyer设计用于测量决策者对自我和他人的利益的关注程度(Sawyer,1966)。在Sawyer的量表中,使用联合收益测量的方法估计决策者对他人利益关注的权重(w)。计算决策者利他程度的一个标准就是自我和他人共同利益结果的组合的偏好排列等级。实验中,要求被试想象与另一个学生一起参加研讨会,并且在研讨会结束后获得教授的等级评分(A,B,C)。然后要求被试对自己和另一个学生的表现分别进行九点评分。利他的指标a可以表示为:
当决策者更关注他人的利益时,就会分配给他人得到A等级选项较高的分数,而分配给他人得到C等级的结果较低的分数。在这个例子中,当a为正数时,表明亲社会取向;当a为负数时,就表明竞争取向;当a等于零时,就表明个体主义取向。Sawyer认为,w的取值范围从-1~1连续变化,表示完全竞争取向(w=-1)到个体主义取向(w=0)再到完全亲社会取向(w=1)。
利他量表是早期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积极的探索,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1)分配矩阵的计算比较复杂,经不起比较研究的检验;(2)被试者可能并不能准确地估计分配给另一个人的等级,从而可能出现有偏差的数据;(3)量表不能区别联合收益最大化的亲社会动机和不公平厌恶。
Sawyer报告的利他量表的信效度都比较低(Sawyer,1966)。直接量表测验和用等级排列法之间的相关仅仅是0.32.Sawyer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任务复杂程度的差异和在等级排列量表中等级维度比较多。
2.2 九点三优势测验
三优势量表由Kuhlman和Marshello首次用来测量分配博弈中的社会偏好(Messick&Mc Clintock,1968)。在九点三优势测验中,每道题都会出现亲社会价值取向、个体主义价值取向和竞争取向。九点三优势量表的最后得分就是数量最多的取向的数量。如果某个决策者选择了6个或更多亲社会价值取向的选项,表明此决策者的社会价值取向就属于亲社会价值取向;当选择的数量少于6个时,此决策者的社会价值取向的类型就不能确定。
尽管九点三优势测量是使用最普遍的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方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有:(1)九点三优势量表只能把被试者分为三种社会价值取向中的一种,除此之外并不能提供别的信息;(2)三优势量表并不能区分联合收益最大化和不公平厌恶;(3)九点三优势量表测量的是被试的首要偏好,被试的次要偏好无法测量。鉴于以上的优势,九点三优势量表被认为是测量社会价值取向最高效、简单的方法。
九点三优势量表的再测效度较高,在两次重复测验中,大约70%~75%被试者的社会价值趋向相同(Murphy,2011)。
2.3 效应测验
效应是对某个决策者对于在决策中的收益回报的主观估计(Thurstone,1931)。收益回报不仅仅指具体的金钱或者其他有形资源,也指一些抽象的资源的收益的衡量。决策者对于收益的主观估计取决于不同回报所涉及到的其他因素。在Thurstone的研究中,被试者需要比较两组不同的物品,例如2顶帽子、4双鞋或3顶帽子、X双鞋,X根据实验中的情况发生变化(Thurstone,1931)。
社会偏好中的联合结果被看作是捆绑的结果,即决策者的决策要考虑自我和他人的共同受益。而在具体决策的过程中会出现个体差异是因为每个个体赋予效用的主观值不同,并且对关联结果作出不同的主观判断。
在心理学中,Wyer使用联合效用来估计博弈过程中决策者的选择行为(Wyer,1969)。他把对于结果的偏好转换成效应。Wyer在1973年提出了效用的一般线性模型:
u(PS,PO)=(I·w1·PS)+[(1-I)·w2·PS]+(w3·PO).(2)式(2)中:PS为自我收益;PO代表他人的收益;w1,w2,w3为自我和他人收益分别的权重;I为指标函数。
当PS>0时,I=1;当PS≤1时,I=0.在实验中,Wyer使用21点量表测量被试者对自我和他人收益的权衡。实验中,研究者问被试者他们给自己2分给另一个人-3分的意愿程度。量表的变化范围为-10~10.得到的结果根据上面的公式计算被试者对自我的收益和他人的收益权衡的程度。对自我和他人的利益的分配表示被试者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差异。亲社会价值取向的被试者的w1和w3的值均为正,并且近似相等;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w1是正的,并且很大,而w3的值为0;竞争价值取向的w1是正的,而w3的值则是负的。
使用效用函数来估计社会偏好的方法主要是建立简单的模型来估计决策者对自我和他人收益的权衡(Loewenstein,1989)。因此,此模型并不能预先知道某个人的社会价值取向,而是通过建模推测出最佳的自我/他人收益权衡的参数。
效应测验同样存在缺陷。首先,在不同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使用不同的函数计算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因此,不同研究得到的结果无法同时进行比较。第二,在效应测量中,决策者并不进行选择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权衡不同自我/他人收益的组合。
因为效应测验并不局限于测量社会偏好,而是只是一种测量方法,因此它的信效度的检验比较复杂。
3 讨论
社会价值取向是社会和行为学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本文详细地论述了相关研究中所用到的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方法,包括社会价值取向概念的结构及其发展以及各种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方法。社会价值取向对于更好地研究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决策者的行为有重要的意义。在真实的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最终的决策更具有亲社会性。尽管假设越简单对于模型的发展越有利,但是对于人们真实社会偏好和动机的描述能够更好地促进理论模型的发展。理论模型越注重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细节,就越能提供丰富的数据,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动机的发展规律。
社会偏好是一个具有丰富理论结构的概念,并且能够用多种方法进行测量。在社会学、认知、行为学领域,研究者们都对社会偏好有着极大的兴趣。目前来看,九点三优势测验是使用最广泛的测量社会偏好的方法,但是测量表只是提供了亲社会价值取向、自我主义价值取向两种分类的相关信息。九点三优势量表阻碍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并且使用此量表时,我们对决策者在某个情境中的收益权衡的大小不得而知。
决策者的效用不仅仅受自我收益的影响,而且受他人收益的影响的观点由来已久。Edgeworth在1881年提出此观点,并且大量地研究验证了社会偏好的重要性以及狭义自我收益论的局限性(Kanagaretnam,2009)。现在的挑战就是如何使用有效的方法测量决策者的效用,用扩展社会决策的理论确定真实情景中人们的社会偏好的能动性。
摘要：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对于社会偏好的概念已有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社会偏好的测量,不同的文献中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这为后继研究者获取一致的研究方法带来极大的不便。首先回顾了社会价值取向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发展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然后系统回顾了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相关量表及其适用条件和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社会价值取向,理论框架,测量工具,社会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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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工具 篇7
关键词：人格障碍,精神分析,克恩伯格,人格组织,心理测量
一、引言
一个人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外显行为等固有模式被简称为人格。然而, 当个体的思维、情感、行为在成年期以后显著地偏离所处的社会文化, 对社会功能造成影响和破坏, 就称为人格障碍。人格障碍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 DSM) 诊断系统中, 一直是以不同的临床症状为诊断依据, 这使得人格障碍在DSM框架下一直饱受争议, 研究者称人格障碍的分类与诊断仅仅是基于临床观察和描述, 缺乏实证依据及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因此, 以维度模型作为人格障碍研究的新范式开始涌现。
美国当代精神分析学家克恩伯格 ( Otto Friedmann Kernberg) 试图弥补DSM人格障碍诊断无理论化的不足, 在心理动力学框架下提出了人格组织 (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PO) 维度模型, 认为人格障碍临床所观察到的外显行为依据潜在的人格结构差异有不同的含义, 要充分理解人格的病理学关系, 应该检验外显行为的主观体验和潜在人格组织的关系。对人格障碍的诊断, 既应该评估外显行为, 又要考虑内在人格组织。
二、克恩伯格人格组织模型
克恩伯格人格组织理论模型包括三个维度: ( 1) 真实性检验; ( 2) 自体与客体的区分及整合 ( 身份认同) ; ( 3) 防御机制。对三个维度进行评估, 从而将人格组织划分为神经症性人格组织、边缘人格组织、精神病性人格组织, 三类人格组织在心理障碍严重程度及功能损害上依次加重。
神经症性人格组织处在三类人格组织中最健康的水平, 具备完好的现实检验力, 一致性的自体、客体表征, 成熟的防御机制。因此, 神经症性人格组织的个体没有病理性的幻觉与妄想, 能够克服“分裂”, 社会功能稳定。对自己和他人不会在“爱”与“恨”“好”与“坏”中跌荡起伏, 自己和他人的表征也能稳定一致。遭遇挫败和压力时, 能够用较成熟理性的方式应对内在的恐惧与焦虑, 生活中具备积极的娱乐精神和丰富的创造能力。
边缘人格组织的现实检验力在不遭受应激创伤的前提下, 一般能保存完好。然而自体、客体的表征却是紊乱的。因此情绪时常起伏不定, 人际关系紧张, 社会功能受损。为了保护紊乱虚弱的自我, 边缘人格组织的个体时常使用基于“分裂”的原始防御机制, 包括原始否认, 投射性认同、原始的理想化贬低化、全能感等。
精神病性人格组织意味着严重紊乱的人格结构, 包括严重受损的现实检验能力, 不连续、不稳定、紊乱的自体与客体表征, 原始的防御机制。现实检验能力的损害使得他们时常声称自己能感觉其他人认为不存在的事物, 认为自己被控制、被迫害, 或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能力。缺乏明确清晰的自我意识, 自己和他人之间的界限模糊, 对自己的经验和看法很难区分到底是源于现实世界还是源于内心的想象。因此, 他们很难应对现实压力和危机, 社会功能严重受损。
三、现有人格组织测量工具
基于克恩伯格人格组织的测量工具, 主要是自陈量表和访谈两种形式。
1. 人格组织量表 ( Inventory of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IPO)
IPO由Oldham于1985年编制, 共155题, 临床仅使用其中57题, 另外98题应用于人际关系的测量。57题包含克恩伯格人格组织模型的三个维度, 即真实性检验、身份认同、防御机制。被试对每一项目进行5点评分 ( 1 = 从不、2 = 偶尔、3 = 有时、4 = 经常、5 = 总是) 。
Lenzenweger, Clarkin等和Normandin, Sabourin等的研究中, 57题的IPO有着满意信度。然而, Lenzenweger对项目水平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仅支持克恩伯格人格组织结构中的两因素: 身份认同和防御机制, 不含真实性检验。Normandin的结论却与克恩伯格人格组织模型三维度相吻合。Smits, Vermote等的研究结论也只有两因素, 身份认同和防御机制合并成了一个因素, 另一因素为真实性检验, 量表项目从57题减少到41题 ( IPO - R) 。
因素分析结果不一致, Berghuis, Kamphuis等2009年修订出了83题荷兰IPO - NL, 含五个维度, 除原57题的临床量表三维度 ( 身份认同、防御机制, 真实性检验) , 还增加2001年Clarkin新发展的两个附加量表 ( 维度) ———攻击性、道德价值观。五个维度的结果分析得到四个因素, 分别命名为: ( 1) 病理人格共同因素 ( general personality pathology) , 含原量表中的身份认同、防御机制、道德价值观; ( 2) 真实性检验; ( 3) 攻击性; ( 4) 施虐性 ( sadistic) 。83题版本的IPO在日本学者Igarashi, Kikuchi等的测验结果中显示了与英文原版五维度的一致。经过修订, 日文版的IPO为37题 ( 临床量表24题, 附加量表13题) 。
最近, Zimmermann, Benecke等将IPO修订为仅16题的IPO - 16, Ver- reault, Sabourin等将IPO修订为20题的IPO - 20, 因素分析结果均支持身份认同、防御机制、真实性检验三维度。
IPO是最早用于评估人格组织的工具, 现有实证研究中, 各国的研究者更多地聚焦于结构效度的研究, 然而研究结论始终存在差异。
2. 人格组织诊断表 (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Diagnostic Form, PODF)
为了克服IPO临床应用的不足, Diguer, Normandin于1996年编写出了同样是基于克恩伯格人格组织理论的PODF。PODF包含16题, 每一题的描述仅“有”和“无”两个选项, 评估人格组织中身份认同、防御机制、真实性检验以及客体关系, 一共4个维度。Hébert, Diguer等在肯定PODF信度和效度的同时, 提出了改进建议, 认为需要增加神经症相关内容、评分方式改为Likert量表、调整测验项目以增加结构效度等。Gamache, Laverdièred等也认为该版本的测量结果只能筛选出精神病性人格组织和边缘人格组织, 不能根据被试反应对神经症性人格组织和正常人群体进行区分———测验分数在没有反映出身份认同紊乱和原始防御机制时, 测验结果会自然地把被试描述成自体整合和成熟的防御机制。因此, 需要增加对神经症性人格组织和正常人群进行区分的项目。
Gamache, Laverdièred等2009年将PODF作了以下几方面修订: ( 1) 新增11题测量神经症性人格组织和正常人群的项目, 其中6题测量人格的整合度、5题测量神经症性防御机制和成熟的防御机制; ( 2) 大部分的回答选项由“有”和“无”两点记分改为0 -3的四点评定 ( 0 = 没有、1 = 很少、2 = 有时、3 = 经常) ; 身份认同项目评分从 - 3到3, 从身份认同紊乱到身份的整合。另外, 对一些测量内容进行调整 ( 如防御机制) 。通过合并和删除, 新修订的PODF题目为21题, 包括身份认同、防御机制 ( 含原始、成熟防御机制) 、真实性检验、客体关系四个维度。信度方面, 除成熟防御机制维度较差外, 其他维度都大致在“好”的水平。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仅将人格组织区分为边缘———神经症性人格组织连续体 ( Borderline - neurotic con- tinuum) 和精神病性人格组织。同时效度 ( concurrent validity) 方面, 根据PODF评分和心理治疗师诊断, 除真实性检验维度“一般”, 其它维度都在“好”到“优秀”水平。另外, 聚合效度 ( Convergent validity) 、内部一致性、内部相关都在可接受范围。
2009的PODF在克恩伯格人格组织模型基础上新增了客体关系维度, 防御机制维度区分了原始防御机制和成熟防御机制两部分, 使得PODF的评估内容相对于IPO更加全面。由于克恩伯格对人格组织的划分是基于心理病理学, 使IPO用于非临床人群时无法将普通人群与病理人群区分。PODF在的最新修订中增加了正常人群的项目能较好弥IPO的不足, 然而现在有的研究较少, PODF仍需进一步完善。
3. 人格组织结构化访谈问卷 ( TheStructured Interview of PO, STIPO)
STIPO由Clarkin, Caligor等2007年编写的半开放式访谈问卷, 内容高度的结构化和标准化, 包括身份认同、防御机制、真实性检验, 客体关系质量、应对与僵化 ( Coping and rigidity) 、攻击性 ( Aggression) 、道德机能 ( Moral functioning) 。七个维度不仅评估被试外在的行为表现, 也包括内部心理特征 ( Inner world) 。
STIPO的评分包括项目评分和维度 ( 分量表) 评分两类。大部分项目评分有0、1、2三个选项 ( 0 = 没有、1 = 居中、2 = 有) 。部分项目有3分的备选项, 不同项目的3分选项标志着不同含义, 一般在被试没有正确回答, 或者回答太过肤浅外在、前后回答不一致等情况主试会评予3分。少量的项目有9分的选项, 如第1题关于工作和第36题关于亲密关系, 被试在过去5年内没有项目所描述的内容, 这些项目则全部跳过, 标记为9分。3分和9分的描述都是指被试在项目反应中质的区别, 而不是量的差异。单个项目评分结束后将会对每一维度进行加权评分, 主试先按维度将题目归类, 将其中0到2的项目计算平均分。再根据访谈过程中被试综合表现, 如一些非言语性反应、主试的临床经验判断结论等进行综合评估, 最后为每一维度评分。维度评分在1 -5分的范围 ( 1分表示没有该维度的病理现象, 5分表示非常严重) 。
Stern、Caligor等选取了原始STIPO中34题, 身份认同、防御机制、真实性检验三个维度对临床病理人群进行了信、效度的研究。通过初步的数据分析, 最后保留了31题 ( 身份认同17题、防御机制10题、真实性检验4题) 。结果显示, 访谈中原假设的理论能够清晰地结构化, 并与临床评估相一致性。身份认同和防御机制有着高度的内部一致性, 三个分量表有着可靠的评分者一致性。效度方面, 身份认同与个人的正性、负性情感相联系, 原始的防御机制与DSM轴II的B簇人格障碍密切相关。
Doering, Burgmer等将原100题的STIPO翻译为德语在精神疾病群体中施测, 得到满意的信、效度, 人格障碍群体在STIPO各分量表上都表现出了较高分数。同样的, B簇人格障碍得分更加显著。
STIPO新增加的四个维度 ( 客体关系、应对与僵化、攻击性、道德机能) 可以被看作是人格组织模型三维度的功能拓展, 使得对人格组织的评估更全面, 能更充分地评估被试的症状和表现, 克服自陈量表的社会赞许性等不足, 从而提高了评估效度。但STIPO评分过程复杂, 访谈也费时费力, 主试必须具备相应的临床医学、心理动力学等多学科的受训背景及丰富的临床经验。因此, STIPO的实际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4. 人格组织等级评定量表 ( Level of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Assessment Scale, LPO)
LPO由Pyykk? nen 2008年在克恩伯格1981年的心理动力结构性访谈的基础上修订。评估共3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各需45分钟, 为原克恩伯格1981年编制的人格组织结构化访谈, 第三个阶段需60分钟, 为被试的临床症状评估。LPO将人格组织评估结果分为七个水平: ( 1) 正常水平, 体现出整合的身份、成熟的防御机制、完整的真实性检验能力; ( 2) 轻度症状的神经症性组织, 表现出轻微的神经症症状、未见任何病理表现; ( 3) 中度症状的神经症性组织, 社会功能在主观上受到影响、没有病理表现; ( 4) 典型神经症性人格组织, 具备神经症的特质、生活受到影响; ( 5) 高水平的边缘型人格障碍, 表现出身份紊乱、不成熟的防御机制、能较好地保留社会适应性和持续的亲密关系, 以及工作能力; ( 6) 低水平的边缘型人格障碍, 不整合的身份、广泛地使用原始防御机制; ( 7) 精神病性障碍, 身份紊乱、原始防御机制、真实性检验严重受损。访谈过程由主试给分, 评分范围1 ~ 7分, 正常水平对应1分, 精神病性障碍为7分。
LPO目前在国外可查阅的文献较少, 在Valkonen, Lindfors等的研究中, 评分者信度和重测信度都较高; 效度方面, LPO与精神病性的症状、诊断、病程都有联系。
LPO为最新的人格组织评估工具, 将人格组织按功能高低划分为7个水平, 不仅区分正常水平和病理人格组织, 还分别将神经症性人格组织划分为3个水平、边缘性人格组织划分为2个水平。临床评估中, 对病理人格组织进行量的评定不仅有助于提高诊断精确度, 还能对治疗干预效果进行参照。
四、评价与展望
克恩伯格将人格组织从心理病理及功能水平的角度进行划分, 不仅包括症状评估, 还引入心理病理内在维度的视角, 弥补了DSM对人格障碍诊断无理论化的缺陷, 对神经症和精神病性疾病的患病机制也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人格组织的评估与测量, 有助于对心理障碍或精神疾病进行区分和诊断。
现有评估工具中, IPO研究资料最多, 从临床最初使用的57题, 到后来不同的简版问世。大多研究中, 信度一般能得到保证, 效度却与克恩伯格的人格组织模型存在不一致。LPO能查阅的文献最少, 由于其评估的内容最多, 临床使用最耗时, 对评估者的专业要求也更高。IPO和PODF都是自陈量表, 能迅速收集数据, 但相对于STIPO和LPO访谈来讲, 维度较少, 能收集的信息也有限。STIPO和LPO评估内容在克恩伯格人格组织三维度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拓展, 评估时不仅能根据被试的回答, 还可以整合被试即时的反应、非言语信息等进行更全面的评估。
各类人格组织评估工具在发展和修订的过程中, 也是深入发现人格组织与临床各类心理疾病内在关系的过程, 同时也验证了效度。现有研究结论中, 结构效度存在的差异最大 ( 如IPO和PODF) ———与克恩伯格人格组织的三维度不能吻合, 却又能反映出临床病理症状。尽管各类人格组织的测量结果与心理病理症状相关, 但现有研究结论中对人格组织与病理症状和诊断间的关系是模糊的, 也就是说三类人格组织的各种差异性测量特征不能与各类心理疾病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
同样是基于人格障碍诊断的理论模型, 人格“五因素”也被引入人格障碍的研究中。人格“五因素”模型认为, 人与人之间的多数差异都发生在五个领域: ( 1) 神经质 ( 或消极情绪) vs. 情绪稳定性, ( 2) 外倾 ( 或社会性) vs. 内倾, ( 3) 自觉性 ( 或自我控制) , ( 4) 对他人的同意性vs. 对抗性, ( 5) 对经历的开放性vs. 封闭性。研究显示, 这五个因素上得分极高与人格障碍之间高度相关。Laverdière采用典型相关的统计方法, 计算了PODF与NEO人格量表 ( NEO Five - Factor Inventory, NEO - FFI) 各维度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人格组织与人格五因素存现明显区别却又相互联系, 都能反映心理健康水平。也就是说, 两个用于人格障碍评估的维度模型人格理论在存在较大差异, 却又都声称能解释人格障碍病理机制和更好地理解心理机能。
理论分析工具 篇8
环境污染是最典型的外部性问题,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外部性理论应用的典型范例。由此,我们发现环境管制政策工具的演变和发展与外部性问题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与命令—控制的管制工具
化工厂排放污水对企业周围的居民产生损害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解决该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禁止或限制企业的排污行为。强制政策手段又叫命令—控制手段(Command and Control,简称CAC),它是指行政当局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直接规定活动者污染排放的允许数量及方式。就其对环境污染活动的控制方式而言,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类型。若是直接对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数量和种类进行规定,称为直接管制;若对生产投入和消费的前端过程所可能产生的污染物数量、种类进行规定,则称间接管制。
强制手段不仅能够保证实施的强制性,使每一种环境介质(空气、水等)的管理都能达到一定的标准,而且还能与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工厂或设备、生产工艺和产品等直接关联,通过各种标准为管理者提供可预见的污染削减水平。目前,我国主要使用以下几种强制手段: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制度、污染物排放标准、限期治理制度、污染严重企业的关停并转、排污申报和许可证制度、企业环境目标责任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形式(朱琦琦、吴豪,2005)。
尽管强制手段是一种在污染控制方面行之有效的工具。但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加强,环境问题的进一步突出以及政府功能定位的改变,强制手段在解决复杂的现代环境问题方面难以满足环境保护的更高要求,已暴露出愈来愈多的局限性,在我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如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一样,在传统的强制手段中,政府为了有效地控制各种类型的污染源排放,必须了解数以千计的产生污染的产品和活动的控制信息。由于所需的信息量巨大,因而耗费很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强制政策的有效性;强制手段往往缺乏灵活性和应变性,一般很难对环境状况的变化及新技术的应用做出及时反应;强制手段常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公平。政策的制定往往是“一刀切”,不考虑地区、企业的技术差异或污染物处理的边际成本差异,使政策在执行中缺乏效率,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强制手段缺乏刺激企业自觉控制污染的动力,加大了社会成本,阻碍了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由于当今的环境问题,许多是小型的分散的点污染源(如乡镇企业污染排放、居民生活污水和垃圾的处理)及其污染防治问题,政府主管机关很难借助于传统的强制手段解决这些污染问题,这一局限性为环境政策领域引入更多的经济手段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二、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的外部性理论(“庇古税”)与排污收费制度
在经济思想史上庇古首次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他通过分析边际社会纯产品与边际私人纯产品的差异来解释外部性问题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外部效应是由于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的背离造成的。当存在外部性时,市场的价格不能反映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即私人成本不能完全衡量经济效应,市场机制不能靠自身运行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要消除这种背离,就应由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具体做法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施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的部门实行奖励和津贴。庇古认为,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种政策建议后来被称为“庇古税”。
“庇古税”理论在涉及到负外部性问题的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采用的“谁受益,谁投资”的政策,环境保护领域采用的“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这些都是“庇古税”理论的具体应用。当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的排污收费制度,其理论基础也是“庇古税”。具体来讲,排污收费是由管制机构给所有产生污染的企业确定一个污染税税率,通过对每单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收费,理性的厂商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自行选择决定将污染消减到边际控制成本等于污染税率这一水平,从而使社会控制污染的总成本最小化,此时污染排放量为最优。
排污收费制度与命令—控制工具相比有以下优点:第一,在排污税准确设定的前提下,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成本计入生产决策,从而达到污染排放活动与产品产量最优化;第二,排污收费制度使企业有一定的灵活性,有动力开发利用先进的污染控制技术及其它高效率的生产工艺,以减少要缴纳的污染费用;第三,管制机构的监管成本也可以大大降低。正因为如此,排污收费制度成为国内外基本的环境管理制度之一。我国于1978年开始实施排污收费制度。目前,我国已为这项制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法规体系,制定了污水、废气、废渣、噪声、放射性等5大类100多项排污收费标准。排污收费为我国环境治理筹集了大量资金,仅2008年,全国向78.1万个排污单位征收了排污费,征收额高达243.2亿元。
用“庇古税”解决外部性问题虽然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非常困难。第一,庇古理论的前提是存在所谓的“社会福利函数”,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并能自觉按公共利益对产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然而,事实上,公共决策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在执行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寻租活动,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扭曲。第二,“庇古税”运用的前提是政府必须了解引起外部性和受它影响的所有个人的边际成本或收益,拥有与决定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相关的所有信息。但是,现实中的政府不可能拥有足够多的信息。第三,政府干预本身也要花费成本。如果政府干预的成本支出大于外部性所造成的损失,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消除外部性就不值得了。
三、以产权为基础的外部性理论与排污权交易制度
长期以来,关于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被“庇古税”理论所支配。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多次批评过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对外部性问题的不正确认识,其对庇古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损害具有相互性。人们一般将外部性视为甲对乙造成了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问题是如何制止甲。但却不知道,避免对乙损害的同时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因此,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第二,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通过双方的自愿协商,就可以产生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结果。第三,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的成本—收益的权衡比较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庇古税”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由于费用特别高而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时主体间通过科斯所倡导的自由谈判、运用市场机制往往是提高效率的制度手段。因此,选择哪种内部化的方式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关键应考虑总的效果。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市场经济国家开始积极探索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市场途径,科斯理论随之而被投入到实际应用之中。20世纪60年代中期,约翰·戴尔斯(John Dales)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理论,设计用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在厂商或个人间分配污染治理负担来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在其《污染、产权、价格》一书中,他提出了污染权这一概念,并提出用排污权交易理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思路。他认为环境是一种商品,政府是这种商品的所有者,政府把污染废物分割成一些标准单位,然后在市场上公开标价出售一定数量的“污染权”。从根本上说,排污权交易制度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的控制。实践中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以可交易的许可证为形式的。具体方式是政府机构评估出使一定区域内满足环境要求的污染物的最大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污染权(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政府可以用不同方式分配这些许可证,进行销售、出租、拍卖,并通过建立排污许可证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利能合法有偿的交易,企业和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以污染许可证为形式的污染权。实践中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相继实行了排污权交易制度,我国1987年在上海市的水源保护区、淮水源保护区试行了有限制的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目前已在上海、天津、山东、山西、江苏、河南等地开展排污权交易的试点工作。
同样,科斯理论也存在局限性。第一,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经济体中,“科斯手段”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有的还留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有的还处于过渡经济状态,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相比差距较大。例如,在上海市苏州河的治理过程中,美国专家不断推销他们的污染权交易制度,但试行下来效果不佳。第二,自愿协商方式需要考虑交易费用问题。自愿协商是否可行,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如果交易费用高于社会净收益,那么自愿协商就失去了意义。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缺乏信用的经济社会,交易费用必然十分庞大,这样就大大限制了这种手段应用的可能,使得它不具备普遍的现实适用性。第三,自愿协商成为可能的前提是产权是明确界定的。而事实上,像环境资源这样的公共物品产权往往难以界定或者界定成本很高,从而使得自愿协商失去前提。
四、以交易费用为基础的外部性理论与自愿参与制度
科斯将外部性与产权问题相联系,认为外部性实质是产权界定不清从而阻止了主体间的交易,使其不能内部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因此,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并且交易成本为零,经济主体就会通过市场交易使外部性消除。然而,产权本身是由界定产权的成本与收益权衡决定(即产权是内生的),科斯所设定的产权是一个外生变量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对此,包括德姆塞茨和张五常等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者继续从交易费用、产权的角度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德姆塞茨认为,只要界定产权的收益大于界定的成本,产权就趋于明晰,外部性问题便不存在;反之,就会产生外部性问题。因此,外部性表面上看是产权不清晰的问题,实质是产权背后过高的交易费用阻碍了产权的清晰界定。同样,在张五常看来,外部性问题实际上是合约不完全问题。因为在很多情形下,交易成本可能非常高,导致收益和成本不能在市场上权衡,就产生了外部性问题。比如我们购买苹果时,界定苹果数量、质量等属性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较少有外部性问题。而当我们面对的是与污染企业关于空气污染问题进行谈判时,要界定空气数量、质量属性的交易费用就会提高,于是选择界定空气属性不清晰的不完全合约——这部分合约中未能界定的属性就是外部性问题。可见,外部性实质是合约界定清晰的交易费用与合约界定不清晰而引起的外部性损失之间的两难冲突问题。
因此,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一种制度,该制度能降低制定和执行环境产权的交易成本。我们知道,制度就是一种社会规则,旨在约束个人的社会行为,减少社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前面分析的解决外部性有关的政府控制制度、庇古税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都是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些正式制度一定程度上能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但是,当正式制度的交易费用非常高时,就需要非正式制度来协助发挥作用。例如排污标准是各国通行的正式制度,它能有效控制企业污染排放问题。但随着工业门类繁多,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如果每项变化都需得到监管当局的批准,这种正式制度就会因执行费用太高而无法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自愿性的环境协议、鼓励公众参与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就大有可为。自愿环境协议是指通过自愿协议的方式建立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其他组织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旨在促进企业改进其环境管理行为,改善环境质量方法。其最大的特点是非强制性,企业由以前的被动治理污染转向主动治理,节约了大量政府规制成本。同样,通过宣传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等一些非正式制度在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环境质量方面的优势也十分明显:具有环境知识和环保意识的公民会主动按照环境标准来规范自己的生活习惯,从消费领域来减少污染,如养成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等。公众对企业可以形成有力的约束,对企业给社区带来的污染进行诉讼,对污染较严重的产品进行集体抵制,从产品的需求方面控制污染的排放;公众还可以对国家在环境方面的公共职能进行监督,使政府以不断变化的公共需要作为基础来制定政策。
五、结论
随着人们对外部性认识的逐步深入,建立在外部性理论基础上的环境管制工具也相应发生变迁。20世纪70年代之前,人们对外部性的看法基本上体现为庇古理论,认为外部性的原因在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背离,并导致市场失灵。解决外部性的办法就是政府对制造负外部性企业收税,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从而将外部性内部化。随后,科斯对庇古理论进行了反思,并从产权的角度来看外部性问题。科斯认为外部性实际上是产权界定不清晰所导致的,如果产权界定清楚并能进行自由交易,那么市场自身能解决外部性问题。这样,人们解决外部性的办法就由政府走向市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对外部性的认识更加深入,外部性表面上看是产权问题(产权不能清晰界定),实质上是交易费用问题,过高的交易费用使得产权清晰界定不值得。因此,要解决外部性问题,关键是要降低交易费用。为此引入自愿环境协议、鼓励公众自愿参与环境保护等制度,可以大大降低治理环境外部性的交易费用,从而提高环境管理的效果(如图1所示)。
另外,以推动公众、企业自愿参与环境治理为基础的自愿参与制度将在环境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中叶,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环境公害泛滥,促使各国相继制定了大量以污染控制为主的法律法规,确立了以“命令和控制”为主的制度模式,有效遏制了环境继续恶化的势头。但是,管制方式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刚性强、弹性弱、治理成本高等诸多弊端,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此后,人们转向利用市场机制,如实施污染征税、施行排污权交易等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尽管这些经济手段具有灵活性和激励性等特点,但总体上实施成本较高,而且未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性,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在唱独角戏。因此,可以预期,具有较低的实施成本且能充分调动公众、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自愿参与制度将成为环境管理重要发展方向。
摘要：通过对外部性理论的发展以及环境管制政策工具的演变考察发现,环境管制政策工具演变实际上是随人们对外部性的认识深化而不断演进的。具体表现为:对外部性的认识经由私人、社会成本的背离→产权界定不清晰→交易费用过高等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相应地环境政策工具经历政府命令-控制→政府征税手段→利用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工具→自愿参与制度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外部性,交易成本,环境管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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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工具支持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 篇9
关键词：学习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工具;SNAPP
中图分类号：TP3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5）01-0025-04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学习分析日益受到教育领域的瞩目，它为全面分析教学交互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社会网络分析作为学习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领域仍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许多新兴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应运而生，SNAPP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以往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的智能性较低，需先收集后台数据并建立矩阵关系，才能得出分析结果。SNAPP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教学者数据预处理的工作量，因为它无需了解原数据细节，只需在主流LMS平台上直接操作，就可以智能化生成可视化网络交互图形，相比其他网络分析工具拥有更强的操作性。同时，SNAPP可实现对数据的实时分析，可及时发现学习者参与不平衡的现象，并针对个别群体实施干预。社会网络分析与工具的支持密不可分，优秀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会使数据的分析过程事半功倍，对社会网络工具的研究及社会网络分析，乃至整个学习分析的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随着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逐渐展开，多种分析工具也得到蓬勃发展。国外以及我国学者在对社会网络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用最多的是功能对比的方法。Huisman和Duijn从数据格式、主要功能等多个角度对比了23种主要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其中包括目前仍广泛运用的NetDraw、Netminer、UCINET、Pajek等。[1]王陆在此基础上从是否商业化和是否可视化四个维度将这些软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归类，并重点比较了Netminer、UCINET、Pajek三种工具以及实现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2] Hansen等人通过分析比较各种社会网络分析工具，指出在实践领域中，社会网络研究的开展仍存在不足的重要原因是缺乏界面友好和操作简单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3] Smith 等人指出Pajek 等多种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的操作过程较为复杂，提出简化操作以及降低数据获取的难度，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网络研究的开展。
从上述对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社会网分析工具应用的便捷性、易操作性对分析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网络分析逐渐被各个研究领域所重视，其分析工具也在飞速发展，通过对这些工具的分析，可将这些工具从难易程度上分为两类即专用工具和实践工具。
1.专用工具
专用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服务于拥有较高数据处理能力的研究者，例如Pajek、UCINet 和NetDraw 等。这一类工具为研究者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功能，如聚类分析、因子分析、派系分析等，它们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可视化，但操作较为复杂，生成图形的灵活性欠佳。此类工具适合专门领域的研究者使用，对于广大的教学实践者而言，门槛较高。
2.实践工具
随着社交网络的应用范围日益壮大，社会网络分析的需求也逐渐增多，许多面向广大教育实践者的新型分析工具应运而生。此类工具不仅界面友好，操作便捷，而且功能强大，SNAPP、NodeXL、Gephi、Netminer 等就是此类工具的代表。其中，SNAPP的特点尤为突出，它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教学者数据预处理的工作量，且无需了解原数据细节，可以智能化生成可视化网络交互图形，相比其他网络分析工具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同时，SNAPP可实现对实时数据的分析，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二、SNAPP功能介绍
1.SNAPP简介
SNAPP（Social Networks Adapting Pedagogical Practice）是由澳大利亚Wollongong 大学的Shane Dawson和Lori Lockyer教授等领衔开发出来的一种开源并且基于Java的社会网络适应教学实践工具。[4]作为一个可视化的在线处理社会网络工具，可在在线讨论环境中为教育者展示学生的实时交互情况和社会关系，帮助教育者识别学生行为模式，为引导适当的干预奠定基础。利用SNAPP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可以帮助教育者快速识别交互过程中的边缘者和信息关键人，显示一个学习社区在群体中的发展程度。[5]通过SNAPP软件可实现对数据的实时分析，帮助教育者及时实施教育干预措施，并可通过对后续交互情况的分析使教育者了解干预效果。
2.功能特性
本文将SNAPP的功能特性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支持多种主流LMS和浏览器使用方便
SNAPP作为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可支持Blackboard、WebCT 和Moodle等学习管理系统，浏览器包括IE、Firefox和Safari，支持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Macintosh。[5]SNAPP是一种基于Java的开源浏览器插件，使用者可先访问官网，把链接添加到浏览器收藏夹中，在登录Moodle等主流平台后，点击连接即可使用，并获得可视化的交互图示。
（2）实时数据分析
SNAPP可实现与学习管理系统（LMS）无缝对接，它能自动化地提取学习者在在线学习中产生的数据，并生成实时交互的视觉图，生成一个更为直观的用户界面来简洁地显示出学习者的学习动态。在网络学习平台中，当有成员访问论坛并发帖时，执行SNAPP程序，则网络结构图会发生新的变化，实现数据的实时分析。
（3）SNAPP集成了NetDraw软件的核心功能
SNAPP集成了NetDraw软件的核心功能并提供各种布局算法，包括：能分析基于帖子数据的节点数;统计每个节点的总帖子数、度、入度、出度、中介中心性等;提供可见、非可见参与者的姓名;放大或缩小图像。根据交互帖子的数量过滤一些节点等。
（4）支持多种数据导出格式
SNAPP可实现在线社会网络数据可视化，可以从论坛数据中提取VNA和GraphML原始数据，从而使用专业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做进一步的分析，且无需像传统做法那样，先从平台的后台数据库中获取数据，并建立关系矩阵，才能分析数据之间的关系。
通过以上特点可以看出用户掌握SNAPP软件门槛较低，分析者无需专业的社会网络分析知识，即可快速掌握运用到网络教学实践中。且该软件兼容性强，支持各类学习管理系统，教师可在课程进程的任何时刻通过可视化交互网络动态图来了解论坛帖子回复情况，为教学人员提供可快速识别学习者学习行为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在注册LMS的时候，用户名必须是英文或数字，否则使用SNAPP最后分析出来的ID号是乱码。同时java需要更新到最新版本。
3.操作界面
SNAPP操作界面如图1所示，左侧为图形化结果，右侧为控制界面。左侧界面包括可视化属性（Visualisation）、数据（Statistics）、输出代码（Export）、帮助（Help）、信誉（Credits）五个功能。右侧的控制界面中包括可视化图形的放大（Zoom in）、缩小（Zoom out）、选择（Selection）、布局算法（Layout）、过滤器（Filter）、显示学习者信息（People）、连接（Connection）、交互连接线性（Line type）等功能。勾选相应命令前的小方框即可实现相应变化，其中，过滤器可以通过设置数据的量值对社会网络进行过滤，点击Enable Filtering即可刷新图示结果，获得新的社会网络图。
三、应用案例
本文以某大学一门网络课程为案例，旨在说明SNAPP工具的应用过程，因此，在介绍该工具的方式上以数据分析的过程为主线，并不试图对案例的交互情况进行全面分析。
1.案例介绍
本案例以大学本科生的一门网络课程为依托，对记录在Moodle平台的数据进行分析。Moodle平台是由澳大利亚Martin Dougiamas教授在2002年开发的课程管理系统，其界面模块以开放性、灵活性、互动性、共享性等优点著称。在Moodle平台上学习者的社会性交互行为主要来自论坛，因此，笔者以该群体在论坛展开交互讨论的帖子作为研究数据，采用SNAPP 1.5软件版本对其进行分析。
2.分析过程
（1）数据获取
在此次案例中，以Moodle平台共记录的135条交互数据对SNAPP的使用进行阐述。数据可直接从Moodle平台上获取，点击SNAPP1.5的连接，即可形成学习者交互整体情况社群图。
（2）整体社群图
在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时，执行SNAPP 1.5会自动生成所有参与者交互的整体网络社群图与节点信息，如图2所示。
黑色结点的大小表示在网络中活跃度的高低，黑色结点的面积越大表示在论坛上的活跃度越高。社群图可以帮助教育者了解到当前学生的交互模式，帮助教育者识别交互群体的边缘者和关键信息人，为下一步的教育干预提供可靠数据。当点击Statistics则会按发帖量由高到低的顺序显示出每个参与者发帖的数量。教师可通过访谈了解一些学生参与交互活动不积极的原因，并及时制定教学交互策略，改变交互不平衡的现象。点击“Export”则有VNA 和GraphML两种格式的原始数据输出代码，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原始数据。
（3）数据过滤
通过整体社群图分析得到了交互过程中的整体面貌，但其信息量较大、图形较复杂，如果得到更加清晰的结果可通过数据过滤来重新定制图形，从而更为清晰地了解学生的交互情况。在过滤器（Filter）中，将发表帖子数设置为大于等于9，点击Enable Filtering即可刷新图示结果，获得新的社会网络图，如图3所示，从而得到交互较积极的学习者社群图。
（4）学生个体分析
黑色的节点代表每个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交互情况，当把鼠标移到某个黑点位置时，则会出现每个学生的发帖数（Posts）、度（Degree）、点入度（In Degree）、点出度（Out Degree）、中间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 ）。度代表学生与他人交互的频繁程度，度越高表示该学生与他人交流越频繁，反之则交流程度较低。点入度表示学习者收到帖子数，点出度表示回复帖子数。学习者的点入度越高，表明该学习者在网络中的声望越高;点出度越高，说明该学习者与他人接触的能力越强。[6]中间中心度是指单独的一个行动者的控制优势，较高的中间中心度反映了较强的控制程度。[7]当把鼠标移动到其中一个点时显示如图4所示的相关信息，即可得到学习者个体相关的交互信息。
（5）讨论与小结
在上述SNAPP的使用过程中，首先呈现出学习交互活动的整体情况，然后通过数据过滤重新定制图形，对不同的学习群体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最后对学习者个体进行分析。通过对本文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社会网络分析对学习活动参与者的整体交互全貌以及个别群体细节进行描述，有助于教学者发现交互现象并及时地进行干预。第二，社会网络分析还不能够对交互活动进行全面解释、对交互过程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还需与其他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从交互质量、情感态度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笔者试图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学习者在线交互过程进行深入分析。
四、总结
大数据时代下学习分析的潜能在教育领域已逐渐彰显，社会网络分析是学习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SNAPP的出现为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新的方向，它为更广大的教育实践者降低了分析门槛，使用者可以直接从Moodle等主流LMS平台获取并分析数据，使数据分析的过程更加简单且易操作。同时，SNAPP可实现实时数据分析，为及时改善交互中存在的参与度不平衡的现象提供有力的依据，也为教师的交互活动设计以及个性化教学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1]Huisman， M./van Duijn， M.A.J.， 2005， Software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Carrington， P.J./Scott， J./Wassermann， S.， Models and Method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270-316.
[2]王陆.典型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工具及分析方法[J].中国电化教育，2009（4）：95-100.
[3]Hansen， D.， Rotman， D.， Bonsignore， E.， Milic-Frayling， N.，Rodrigues， E.， Smith， M.， & Shneiderman， B. （2009）. Do you know the way to SNA？： A process model for analyzing and visualizing social media data. U. of Maryland Tech Report： HCIL-2009-17.
[4]SNAPP.[EB/OL]http：//www.snappvis.org/.2013-05-17.
[5]Aneesha Bakharia. Social networks adapting pedagogical practice： SNAPP[EB/OL].http：//ascilite.org.au/conferences/auckland09/procs/bakharia-poster.pdf.
[6]王陆.虚拟学习社区的社会网络分析[J].中国电化教育，2009（2）：5-11.
[7]刘军.整体网络分析讲义：UCINET软件实用指南[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软件分析技术与工具 篇10
关键词：软件分析,软件测试,软件度量,内存分析,代码覆盖
1 软件开发工具简介
就像存在软件工具帮助构建软件代码一样, 也存在着工具监视软件运行时的行为。这些软件分析工具能够可视化软件执行的历史。软件分析工具有四种基本的类型。
(1) 代码覆盖:度量软件代码被执行的数量。 (2) 指令跟踪:为代码执行时发生的事件创建记录。 (3) 内存分析:跟踪代码在内存中的使用情况并识别可能的错误。 (4) 性能分析:识别性能的瓶颈和其他问题, 允许微调应用以达到更高的性能。
软件分析工具和传统调试的主要区别在于软件分析工具不需要终止应用的运行而测试它, 调试需要重复开启和终止应用来检查代码的执行从而理解应用中的控制流。调试方法在嵌入式环境中存在着问题, 在嵌入式的环境中, 系统是不能被停止的, 停止系统本身也阻碍了分析的进行, 例如控制交通运输系统的动力软件。在这样一个实时系统中, 在系统运行的时候收集信息并监视控制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只有这样, 开发者才能确保软件性能和操作设计说明得以满足。这种技术可以用来帮助确认系统在部署之后一切运行正常。
传统的调试技术在多处理器的应用环境中也显得捉襟见肘。在当今的系统中, 多线程和多任务的运行已经非常普遍, 监视每一个线程上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线程之间是如何交互的?停止某个应用是否影响了其他线程?一个理想的软件分析工具应该能够依附于运行的系统而不对它产生任何干扰。
2 使用软件分析工具的好处
2.1 加速软件开发过程
使用软件分析工具最大的好处是深入理解软件在真实环境中如何运行以及帮助开发者在软件开发过程的早期识别错误。在系统崩溃之前尽早找到并修复错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工具能够探测到那些终止系统运行后进行测试所不能发现的错误。
为了能够真正理解多线程在执行并发任务时它们之间的交互, 人们必须能够检查应用与RTOS之间的交互。监视实时的数据流有利于探测内存的问题, 并且能够使问题更加容易的得到解决, 最终的结果是加快了软件开发的过程。内存分析和指令跟踪直接影响了开发的速度。
2.2 调整最大性能
软件分析工具能够帮助确定软件性能的准确性。通过消除未使用的代码和紧密的过程环路, 代码能够调整到最大的性能, 保证整个系统性能高于每个部分的总和。性能分析的使用保证实时的要求能够得到满足。测量仪器有着明显的优势, 因为它能够识别每一个特定函数的执行情况。相反的, 抽样工具可能会忽略碰巧发生在抽样偏差以外发生的事情。
3 贯穿整个开发周期的软件分析
当选择使用哪一个软件分析工具的时候, 考虑完整的软件开发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软件分析工具能够提供软件开发周期中每一个阶段的数据。
3.1 开发阶段
当软件停止模式不可选时, 软件分析工具增强了调试器的功能。指令跟踪工具能够提供性能的度量, 与此同时还可以区分RTOS交互, 上下文转化和性能瓶颈。最有效的工具不仅能够追踪函数的执行路径, 而且能够提供函数内部清晰的视图。
在处理故障时, 软件跟踪工具是非常关键的。通常, 对于很难探测到的错误, 确定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错误是非常困难的。基于这一事实, 重新构建一个同一的环境通常是不可能的事情。系统在发生故障时的快照通常不够充分, 需要更多更完备的历史运行情况。跟踪工具揭示了一些导致故障的事件, 基于硬件的分析工具在更多类似的情况下具有优势, 因为它收集并存储了系统的跟踪数据。因此, 即使系统崩溃或发生意想不到的意外, 跟踪数据崩溃或者数据丢失的风险也会比较小。
3.2 调整阶段
软件开发出来是要运行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软件已经准备好了运行, 必须调整软件以达到最佳的性能。当度量了软件的性能并发现性能比较低下时, 软件分析工具此时显得极为重要。常用的软件分析工具的方法有两种:
(1) 仪表法。通过应用标注到特定的代码行, 这种仪表方法能够提供应用性能的准确度量。但这种方法增加了代码的数量。因此, 找到一个能紧密聚焦专门问题的工具显得非常重要。存在着一些硬件的解决方案最小化对最终代码的影响。 (2) 抽样方法。抽样方法不会改变代码的大小, 但是不能像仪表方法那样提供百分之百的准确性。抽样方法同样需要一些监视器, 这些监视器会占用系统资源, 影响它的性能和测试的准确性。
4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