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分析（共12篇）
理论分析 篇1
摘要：《边城》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 小说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影响了一代代湘西人、中国人, 不仅启迪了读者的心智, 还震撼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本文透过《边城》的理论分析, 从而进一步了解《边城》的美学价值及其思想内涵, 引发人们的深层次思考。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神性,守望
一、《边城》的“灵魂”——神性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 是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当今社会总以乡土小说来给沈从文作小说风格上的定位, 把沈从文誉为凤凰之子, 把《边城》作为湘西的“清明上河图”, 以求得沈从文和湘西的联系, 以及文脉和地域的统一。无疑, 沈从文作品乡土特色根植于故乡的风土人情, 沈从文的性格气质亦由沅湘江水以水性影响。
然而不仅仅如此简单, 沈从文以及作品与湘西这地域并非简略相连。两者在更高层次上或者说本质上沟通, 靠的是神性, 在沈从文美学观点中, “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 这是一种具有泛神论色彩的美学观念。他认为“我过于爱有生一切。……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而美即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 它就是‘可以显出那种圣境’的‘神’”。“神”、“爱”与“美”三者一体, 因此沈从文认为的神性就是最高的人性, 而神性又带上了宗教色彩, 包含了那种来自原初生命形式的礼赞, 对美没有修饰的膜拜。如果没有这种宗教特质作为沈从文和其作品《边城》的精神支撑, 沈从文和湘西、苗民、沅江的关系就没有了水与乳交融, 《边城》的美学价值亦失去了它的特性和永恒性, 就没有了灵魂, 也正因为这一点, 沈从文在同时代其他作家中得以显现, 并且拥有了独特的作品, 独特的人生。
《边城》行文的基调基本上为沈从文对湘西社会的诗性表达, 《边城》中描绘的湘西不单单是个地域概念, 更是一个文化概念, 湘西作为楚文化所泽被的文化继承体, 在精神实质上和楚文化一脉相传。楚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带上更多的神秘色彩, 本身重巫、祀的传统, 对各种图腾的崇拜, 又有屈原《九章》、《九歌》等浪漫抒情宗教诗的影响, 使得湘西神性的宗教色彩对民族的气质, 民族的文化传统上兼有浓厚的向心力和神秘性。沈从文作为一个地道的湘西人, 从小耳濡目染, 这强大的童年记忆和特殊血质又使沈从文的宗教特质和神性信仰上生有先天的接受优势。青年时代的沈从文从军的特殊经历在沈心中留下的烙印又是沈思维偏向宗教的强大力量。沈从文从军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在他青年时期具有极强的冲击力, 看到太多的生与死, 正义与邪恶的含混, 崇高和低卑的含混等等。生命是如此脆弱, 生死之间相连的只是一线, 那就是命运, 当生命不能自控, 而把它付诸命运, 这本身的命运是多么的凄惨。
沈从文的记忆和经历使他比较容易地接受了当时西学东渐的一些和自己心灵相诒的理论, 而这些理论又进一步锐化沈从文固有的个性和气质。个性和学说的交互, 促进生命神性对沈从文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成熟和形成惯性。可以说此时, 沈从文的思想和个性已经定型, 其特征就是崇尚生命, 崇尚人性, 崇尚神性。这在《边城》里边有很明显的反映, 沈从文的思想和作品得到源与流的统一。
二、《边城》中的“守望精神”
有人说作者像陶渊明一样, 为国人构筑了那一个时代的“世外桃源”, 可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 内忧外患, 《边城》所构建的“世外桃源”最终幻灭了。然而, 在这部作品里, 一切都是那样的富含蕴味。纵然是最后爷爷的那份无奈的绝望, 以及简朴的葬礼也富含水乡阴柔之美。在这里我们体味到一种难以割舍的守望情结, 无论是在爷爷、翠翠身上还是作者本人身上, 都隐隐的令人感到那份情结自始至终于心头萦绕难以拂去, 并且千百年来, 这种乡土情怀都归于一种对乡土虔诚的守望精神。
1、爷爷一生的守望
爷爷一生都在这片乡土里守望。他五十多年没有离开过这片湘西水乡, 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白塔、渡船、黄狗以及翠翠构成他全部的生活。老人前生守候渡船及女儿而后生守候渡船及外孙女,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和寄托。他的活动圈子十分有限, 偶尔到镇上沽酒购物以及找老朋友喝酒。这种守望是寂寞的, 于是在夕阳落山时分和翠翠一起将这种孤寂投在天上的云。一丝惆怅也许遍布周身。为翠翠找到一个美好的归宿成了他的一个也许是唯一的梦想。心里这份隐隐的奢望支撑着他, 而当这种梦想由于诸多因素最终破灭的时候, 他便没有了精神支柱, 因为精神的死亡直接摧毁了他, 并且彻底绝望。再也没有时间去重新构筑那个美丽的梦了, 便在那个风雨之夜溘然长逝。读者在这里体味到的是一份薄薄的悲凉。这个在五十年中不知渡过多少人的老人, 最终却没有人为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摆一次渡, 让他有个美好的归宿, 他一生的守望最终是一片暴风雨之后的凄凉。
2、翠翠的守望
翠翠是作者对自然美的一个化身。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作者心中对那片魂牵梦绕的乡土深深眷恋之情。翠翠的结局是悲凉的。那份还没有展开的爱情因为种种因素早早的破灭了。留给读者的是无尽的忧伤和失落。翠翠的天真纯洁表现为她的毫无心机的、超出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爱情之中。她对二老的感情是一直处于少女期的朦胧状态, 她对二老的微妙印象以及将自己的情感在心里深深埋藏, 不轻易外露。在这份美丽的忧愁境况下, 由于人的、社会的各种因素。致使朦胧的爱情尚未展开便破灭了, 更谈不上情人之间的花前月下那种缠绵。爷爷去世了。白塔倒塌了, 心中的二老出走了,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 也许‘明天’回来。”给人留下无限的牵挂和期盼。翠翠依然同黄狗来侍弄渡船, 一边看守着祖父的坟山。翠翠的这份守望是无奈的和凄凉的, 她别无选择, 这也是一种情结, 对祖父、白塔、渡船以及那片山水的难舍情结。只有守望才是她唯一的并且心安的出路。她的守望究竟有什么意义以及何种归宿, 也许是令许多读者掩卷长思的问题。
3、作者的守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上海的现实是帝国主义列强肆虐横行。置身于其间的作者身在都市却心系心中那块人类童年时期的湘西神土。以湘西的“梦”与上海的“真”进行美丑对照, 从而凸现乡土的和谐之美。湘西也是作者一生守候的一个情结。作者的文学充满了湘西精神, 他倾心建造特异的“湘西世界”。用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 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 即城市文明对乡村的入侵。在作者的湘西系列作品中, 乡村的生命形式是美丽的, 同时也是略带一丝淡淡的无奈和忧伤的。原始的生命形态在在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构筑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形式。“湘西”是作者一生守望的乡土。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 这是他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我只想建筑希腊小庙”,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三、结语
一部如诗般的作品多年以来一直缓缓的于人们心底流淌, 并且将这片乡土于人们心目中留下难以拂去的印记, 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深爱故土远游他乡的游子们在心中也一直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终生有一种守望。并且将这种守望一直延续下去, 这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传统的生命之脉所在。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
[2]沈从文.爱与美[M].北岳出版社, 2002.[2]沈从文.爱与美[M].北岳出版社, 2002.
[3]刘涵之.沈从文乡土文学精神论[M].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3]刘涵之.沈从文乡土文学精神论[M].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
理论分析 篇2
1、它的产生意味着电影理论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结构主义将电影的本文看作是一个相对自主的系统，不依赖于外界客体世界而存在。后结构主义从某种意义上重新将其看作是一个相对开放的领域。将整个世界和社会看作是一个语言的泛本文系统。从而实现了 语言本文的系统自足系统-世界泛本文系统的沟通。
把电影的叙事语言看成是世界与社会的符号的编码的结果。
2、它是电影符号学在70年代后的一个直接的发展。
3、电影第二符号学的理论实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双重模式。
一、从弗洛伊德到拉康
——精神分析学基本模式和结构化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无意识理论：弗洛伊德恢复了周围人的意识本身存在的东西。把人的意识看成是二层的结构。理性的意识和深层的无意识。意识部分遵从现实原则；无意识部分遵循快乐原则。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提出了人格理论：本我（相当于深层无意识，人的本能存在，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自我（文明社会中建立起来，控制和压抑不符合现实原则的本能冲动。不过终极目标是满足或者维护本我。）、超我（相对理想化的自我，站在人的特殊角度而言。体现伟宗教的、艺术的、道德的这一类理想化的自我，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人类独有的一个层次。有时候表现对本我的维护，可以有时候也会表现出对本我的损害。）。弗洛伊德释梦的理论：现实中受到压抑的本我需要表述出来，在水睡眠当中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处于休眠的状态。梦！出于一种无意识的运动。它的工作方法是：移植、凝缩、装饰、具象化、潜在欲望的图像实现。还包括：想象、幻想、幻觉、白日梦。拉康：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结合。拉康把无意识语言化：拉康认为无意识是语言赋予欲望以结构的结果。梦，是无意识的符号。会根据一定的语法规则来组合成一定的句子、本文，也就是编码成句子、本文。语法规则（结构法则）正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梦的基本工作方式。这些法则和一般语言形成意义的法则是一样的。
拉康提出镜像阶段的理论：他认为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是没有主体的，六到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处于一个镜像阶段。这个时候婴儿已经能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形象并且认识自己，同时会对自己进行一个认同，从而产生“我”的意念。这样一个人的主体得以建立。这样一个过程被称之为一次同化的过程。这个理论对于电影的意义：最重要关键词：看！看的是——影像，一个在反射平面上呈现的一个影像。于是：１、对人的视觉经验的强调。将主体确立引向观看（影像）的视觉层面。２、对“影像”的确定。反射呈现，却极其相似于真实，兼具可认识的、主观的、幻觉的。
二、关于观影主体的理论：
代表人物：麦茨，代表作《想象的能指》，书中首先提出了电影与梦之间的关系。
电影与梦：梦是一个无意识运行的产物。观看电影的主体和做梦主体在麦茨看来是一致的。电影与梦都对应着一个画面，他们的过程一致。他们是对人的本能无意识欲望的满足。麦茨认为：电影是从欲望中产生。电影的原则也就类似于梦的原则。根据拉康的理论有人作了补充：拉康理论中婴儿面对着镜像相当于电影中的主体面对着银幕。婴儿会对镜像做出从惊讶到认同的转变，观影主体在黑暗中也是如此，惊讶，然后对影像认同，从而确立主体。确立之后，主体会由被动转为能动。影片中角色的体验会在观影者的欲望满足中的得到转映与认同。在此基础上，麦茨继续提出来，电影的表述（语言）结构与人的无意识结构非常的类似。具有相同的机制，他们的符号都是影像，都是虚幻的。因此相似性，电影才（最）更加容易感染观众。电影就是一种看，也就是所谓的“单向的看”。现实中双向的看是不可以完全袒露无意识的，而在单向的看的过程中人的无意识可以完全的袒露出来。这是满足无意识的一种看，也称作为窥视。这是观众和电影的能指的关系—一种窥视的状态！呈现为一种电影窥淫癖的状态。麦茨对电影机构的一个具体的表述：麦茨所谓的电影机构指的是电影放到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图景之中进行表述。麦茨认为由三部分的电影机器组成：
1、外部机器。电影作为一个工业存在形成的一个整个的生产体系。这个部分的全部意义在于保证它的产品被内部机器所接受。
2、内部机器。观众的审美心理，动机、目的，观众无意识运动的欲求。
3、第三机器。有关电影的批评和理论观念。
博德里对麦茨的第二符号学理论的补充：当观众注视着银幕的时候好象婴儿注视着镜子，但是开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观看者有一个视觉功能的优势。观众能够迅速的产生一种影像的认同。
人看电影：为了寻求一个像梦的幻觉的能指
三、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
１、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站在结构主义立场重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l 是社会个体和生存的真实状况间的想象性关系的表现：不是世界本身
l 是社会中的物质力量，体现为群体和机构的实践：包括宗教、家庭、学校、工会、媒介、通俗文化……政府……
l 意识形态的具体运行表现为：所有的意识形态总是把个体询唤（质询、召唤）为主体。确保人们生活在相同的想象性关系中。把个体安置在社会框架之中。例如：等级社会中：有权的人和无权的人；民主社会中：公民；消费社会中：消费者。２、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
《电影手册》——科莫里的文章《可见的机器》：电影是一个再现系统。
电影是主导意识形态的表达：表面上：复制现实生活，实际上是根据意识形态虚构生活。即便是复制，生活本身也是占优势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科莫里认为：电影与主导意识形态存在共谋关系。电影的意识形态表达的策略。主要还是针对西方国家，因为主要还是通过票房和市场来实现。把意识形态的设想贯穿电影本身的结构中去。３、电影的“缝合系统”理论：让·乌达尔（法），丹尼尔·达扬（美）表达着意识形态；同时表达中掩饰这一作用
决定于两个因素：电影的技术因素、电影的语言因素 集中体现在电影镜头的最基本组接方法上：
例如：正反拍：
1、A朝右看、2、B向左看、3、A的特写
定位理论比较分析 篇3
关键词：定位；营销观念；STP
1. 里斯和特劳特的定位理论简述。
定位这个词是由两位广告经理艾尔·里斯和杰克·特劳特提出而后流行的。他们把定位看成是对现有产品的创造性实践。其定义如下：“定位要从一个产品开始。那产品可能是一种商品、一项服务、一个机构，甚至是一个人，也许就是你自己。但是，定位不是你对产品要做的事。换句话说，你要在预期客户头脑里给产品定位。所以说，把这个概念称作‘产品定位’是不正确的，好像你在对产品本身做什么似的。定位并不是不包含变化在内。它也要变。不过，那只是名称上的变化，产品的价格和包装事实上都丝毫未变。变化基本上是表面上的，旨在确保产品在预期客户头脑里占据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地位。”
2. 对里斯和特劳特的定位理论的分析。
里斯和特劳特的核心理论与主张是：企业应该为自己的产品在顾客头脑中创造位置，争取“第一”。这里“第一”可以理解为企业在某行业取得领导者地位，也可以理解为企业的产品在某些有价值的属性上取得第一。
该理论隐含的逻辑是：企业通过营销传播手段（主要指广告）作用于顾客的头脑，争取使企业的产品在顾客的头脑中拥有“第一”的位置，从而促进企业产品的销售。因此，一个企业若要更好地销售本企业的产品，那么它必须要做的是针对潜在的顾客定位。
里斯和特劳特研究的出发点是人们的大脑，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传播手段作用于人们的大脑，促进企业产品的销售。他们认为“现在的公司太多，产品太多，市场上的噪音太多。”（这里，“噪音”主要是指广告），而人们的头脑是“过分简单的头脑”，“普通人的大脑已经是一块满得滴水的海绵，只有挤掉已有的内容才能吸收新的信息。然而，我们却还在往那块过分饱和的海绵里灌输更多的信息。”因此，企业可以采用以下对策：（1）要持续地做广告，从而在消费者心目中加强和提高自己现在的定位。如果长期不做广告的话，本企业产品信息将在顾客头脑中被其他企业产品信息排挤掉。（2）进入人们头脑的捷径是争当第一。而且，“人们的头脑会形成一种产品阶梯。例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RC可乐或赫茨/阿维斯/天然。名列第二的公司业务量只是名列第一的公司的业务量的一半，名列第三的公司业务量往往是名列第二的公司的一半。”（3）如果顾客的头脑中已经有几个品牌，跟随者必须在人们的头脑中找到一个没被别人占领的空当或空子。（4）如果顾客的头脑中已经没有什么空子可钻，企业就得通过给竞争对手重新定位来创造一个空子。（5）将本企业产品品牌与该行业中的知名品牌联系在一起，这样顾客就容易记住本企业的产品。
3. 对里斯和特劳特的定位理论的评价。
里斯和特劳特的营销哲学是对传统产品观念的否定。产品观念认为，消费者喜欢高质量、多功能和某些具有特色的产品。在产品导向的组织里，管理当局总是致力于生产优质产品，并不断地改进产品，使之日臻完善。许多经理迷恋上了自己的产品，以至于没有意识到其市场可能不那么迎合时尚，使之市场正在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为避免这种倾向，里斯和特劳特认为，企业应该将其原有的“由内而外的思维方式”转换为“由外而内的思维方式”。在推出一项新产品之前，企业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市场上有没有这类产品，预期顾客头脑中有没有空子，而不是从企业自身的角度出发，填补企业本身产品生产的空当。
但是，里斯和特劳特认为，定位是企业对预期客户要做的事，并不是对产品要做的事，定位不是不包含变化在内，它也要变，不过那只是名称上的变化，产品的价格和包装事实上都丝毫未变。变化基本上是表面上的……
为什么表面上的变化能够对顾客的心理产生作用呢？因为，“你看到的是你想看的东西”。里斯和特劳特通过举例给出了论证。假设拿出两幅抽象画来，一幅签上普通人的名字，一幅签上毕加索的名字，然后请一般的人发表意见，结果不会出乎你的意料。又假设把普通的酒倒进百年佳酿的空瓶里，让非专业人士品尝，有多少人尝得出来呢？“人类的大脑不仅拒绝接受与现有知识或经验不符的信息，他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或经验来处理这些信息。”
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对外宣称本企业产品具有顾客向往的某种属性，只要顾客相信了，企业的产品在顾客头脑中就拥有一个理想的位置了。即使产品不具备该属性，顾客也觉察不出来。
里斯和特劳特的定位理论更侧重于帮助企业将现有的产品推销给顾客，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推销观念。企业按照这种方法定位是有风险的。主要表现在：（1）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处理企业产品信息的能力已经明显提高。（2）一旦消费者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他们不但会拒绝使用与实际不符的产品，而且会拒绝同一企业的所有产品，并且将受骗的信息很快地散布出去。
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里斯和特劳特是将市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他们已经意识到，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对产品有高价的需求，也有低价的需求。但是，他们不能进一步指出，市场中哪些顾客对产品有高价的需求，那些顾客对产品有低价的需求，需求的量有多大。而且，他们的做法也不是侧重于满足需求，而是侧重于将产品的广告与顾客的需求结合起来，以便引起顾客的注意。该理论在指导企业定位方面会出现的问题是，企业不知道市场需求的差异源自何处，也难掌握这些差异或者对不足量的需求实施差异化。
二、菲利普·科特勒对定位理论的发展
菲利普·科特勒批判地继承了里斯和特劳特的定位理论，他对定位定义如下：“定位就是对公司的产品进行设计，从而能在目标顾客心目中占有一个独特的、有价值的位置的行动。”本人认为菲利普·科特勒对定位理论的发展，至少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
1. 从推销观念到营销观念的提升。
将里斯和特劳特对定位所下的定义与菲利普·科特勒对定位所下的定义作一个比较，你会发现，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是否要对产品进行设计。（这里，对产品进行设计，主要是指对产品进行差异化方面的设计。）因为两者营销哲学不一样，所以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
里斯和特劳特理论的重点在于怎样将企业现有的产品如何推销出去。他们主要选用做广告的方法，为了使广告更能让顾客记住，企业的广告最好要和顾客的需求相联系，通常的做法是宣称企业的产品具有顾客向往的属性，从而在顾客的头脑中获得理想的位置。因为顾客没有足够的知识或经验来处理产品信息，所以，企业不需要对产品进行设计。
菲利普·科特勒的定位理论是建立在顾客满意的基础之上的。他强调企业应该致力于满足市场需求，但是不同的目标市场有不同的需求，要满足这些不同的需求，企业应该实施差异化战略。可选的差异化战略有：（1）产品差异化；（2）服务差异化；（3）人员差异化；（4）渠道差异化；（5）形象差异化。通过实施差异化战略，企业向目标市场顾客让度较高价值的利益，从而使他们满意，与此同时公司也将获利。
我们可以看出，菲利普·科特勒的定位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差异化和传播公司的定位。
2. 完整的STP定位方法的提出。
里斯和特劳特基本上是将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他们虽然能够感觉到市场需求的差异，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来自何处，他们也不想对产品进行设计以满足这些差异化的需求，他们所作的营销努力（主要指广告）基本上是面向整个市场的。
菲利普·科特勒的差异化战略是建立在目标市场已经选定的基础之上的。那么，目标市场如何选定？菲利普·科特勒给出了系统的市场细分的方法和在此基础上选定目标市场的方法。
STP定位方法的提出，使得企业能够明确市场上目前有哪些不同的需求，这些不同的需求来自什么样的顾客，顾客群的规模有多大，更进一步地明确这些顾客群需求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企业能够集中力量对目标顾客群发动营销攻势，从而更好地满足目标顾客群的需求。
市场上的需求虽然具有多样性，但是企业不可能一一加以满足，更可能的是，企业选择一些达到一定规模，使企业能够盈利、企业能够进入的市场。这些都属于细分市场或目标市场选择的范畴。没有STP作为基础，企业的定位很难在实际工作中展开。
三、里斯和特劳特的定位理论与菲利普·科特勒的定位理论的比较
1. 两种理论的相同点。（1）都强调用营销传播的手段作用于顾客的心理。（2）都更加适用于小企业与行业领袖的竞争，都强调小企业与大企业竞争应避开直接的竞争。里斯和特劳特认为跟随者必须在人们头脑中找到一个没有被别人占领的空子；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小企业应该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差异化。（3）都提倡企业采用“由外而内”的思维方式，即先考虑顾客需求和竞争者在市场上的表现，再考虑企业自身做什么的问题。
2. 两种理论的不同点。（1）营销哲学的差别。（2）由营销哲学的差别派生的定位的内涵的差别，区别的焦点在于是否要对产品进行设计。（3）在定位方法上，里斯和特劳特强调在预期顾客头脑中创造空位；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了STP的定位方法。（4）在营销传播方面，里斯和特劳特强调诉求的连续、一致，“最为重要的是，成功的定位要始终如一，必须坚持数十年如一日。” 菲利普·科特勒强调定位的真实，认为公司必须避免4种定位错误：定位过低、定位过高、定位混乱、定位怀疑，强调把公司所作的差异化努力真实地传达给目标顾客。
参考文献：
1．（美）艾·里斯，杰克·特劳特著．王恩冕，于少尉译．定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美）杰克·特劳特，史蒂夫·瑞维金著．李正拴，贾纪芳译．新定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美）菲利普·科特勒著．梅汝何，梅清豪，张桁译．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控制（第九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仇向洋，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司马方，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
理论分析 篇4
一、平台商业模式理论基础
(一) 平台本质阐释——市场演化进程
对于平台的解释, 只有回归到经济学范畴, 才能从科学角度形成更为客观的认识, 为深入研究平台组织及其商业模式演化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对市场的研究和分析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基础, 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则推进了关于市场组织形式和企业组织形式的讨论, 而平台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更表现为市场具化的过程, 是存在于现实和虚拟空间的交易场所, 它通过收取恰当的交易费用, 促进双边和多边的客户完成交易, 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从市场演化的逻辑出发, 能够进一步得到关于平台本质性认知, 在市场处于“自然”和“自发”组织状态时, 资源配置机制依靠的是“看不见的手”, 这时市场组织以“隐形市场”为存在方式。而平台出现, 使得市场本身具有了“人的经济意志”, 并具备了更为具体的组织结构特征, 这标志着市场发展进入到更为高级的阶段, 以“显性市场”为存在方式。
(二) 平台组织结构分析——组织理论的启发
结合组织理论, 可将平台组织结构分为三个不同层级:用户层、规则层和数据层。它们之间结构特征变化决定着组织内部变革, 从而影响其目标、效率、运行机制和生命周期等。各种在平台上产生的交易信息都能够在用户层进行积累;平台规则层通过平台组织技术性和管理性规则形成的管理机制和流程, 一方面维持组织正常功能运转, 另一方面搭建起用户层和数据层之间的桥梁, 协调层级间关系;数据层负责处理和解构源自参与层, 并经规则层规范后的标准化信息, 通过各类数据处理技术形成数据结构, 并按照组织目标组合为不同经济价值的大数据, 提升平台组织价值。
二、平台商业模式的演化分析
(一) 平台商业模式定义
在一般理论分析中, 影响平台组织商业模式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在平台组织发展不同阶段, 平台商业模式也会相应做出调整和变化。Armstrong和Hagel将对平台分类和其商业模式研究结合起来, 指出平台组织差异化程度, 会直接影响到平台商业模式。孟丁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 以平台组织的竞争战略视角分析平台商业模式。
平台组织长期发展战略, 必须以现有组织结构为框架, 在运行过程中发挥商业模式创新优势, 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盈利能力, 这是平台组织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关键所在。通过回归平台的“市场属性”, 能更好地理解平台商业模式, 在任何一本经典经济学著作中, 都能准确找出关于“市场属性”的讨论, 其中要素、利益和规则恰好构成市场理论的研究基石。无论是处于哪一种阶段和类型的平台组织, 都会经历或正在经历着要素流交换、利益流交换和规则流交换这三大由低到高的阶段。这种将演化过程纳入到平台商业模式分析之中, 是本文的一种新的尝试。本文定义的平台商业模式是指:在市场具化过程中, 平台基于现代信息技术, 通过要素流、信息流与规则流促使平台各参与方完成交易并控制的全过程, 最终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平台商业模式演化, 关键是如何通过制度规则与现代科技, 实现对平台各利益相关者交易过程的控制。
(二) 平台商业模式的构建
根据平台商业模式定义, 一个完整平台商业模式结构包括以下四个部分:明确的价值主张, 多方的利益关联者, 控制交易的盈利方式和稳定的组织结构。
一是平台商业模式的价值主张——市场交易的联结。平台价值主张的内核, 无疑是作为商品的平台自身对匹配交易供求关系和提高交易效率的追求。因此, 平台组织设计和运营的目标, 最直接地体现为对整个平台组织的参与方、业务流程和数据信息的有效整合。简单而言, 平台价值主张, 就是平台组织要成为什么样的中介组织, 能够为平台各参与方提供什么样的市场。而平台的使用价值, 就是其作为市场具化的形态, 如何被设计和发挥市场功能的具体方式。所以平台的价值主张, 最终需要通过平台组织结构和规则体现出来。
二是平台商业模式的多元利益结构——各类利益相关者。传统商业模式理解, 都将目标组织视为单一供给方, 然后分析其产业链的上游合作伙伴和下游目标客户, 这显然无法解释平台组织的商业模式特征。因此, 本文将供给和需求方放在一个维度上分析, 通过平台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整合参与平台组织的各类主体, 具体可分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和内部利益相关者两类。其中, 外部利益相关者一般为平台间接参与方, 包括监管方、相关合作伙伴等;内部利益相关者一般为平台的直接参与方, 包括平台运营方、供给方和需求方, 不同平台参与方之间利益诉求的差别构成了平台的利润来源。
三是平台商业模式的盈利结构——对交易过程的控制。围绕平台盈利结构对交易过程的解释可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和交易有关的内容。交易内容就是交易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种类, 对于平台各个参与方而言, 参与平台交易的直接动机就是实现各自价值, 这也是平台商业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交易信息对称与不对称的充分利用, 交易内容满足平台相关利益者各种需求, 而需求偏好的显示则可通过与交易有关的行为、信息等因素体现出来, 这些信息又可以通过适当数据处理完成。因此, 可以推论出, 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满足最终必须通过平台组织的信息搜集、匹配和交易才能实现。在这一过程中, 平台盈利能力体现为对交易过程的控制能力。第二是交易规则, 既然平台的本质属性就是“市场”, 那么市场所遵循平等、自愿和公开等规则也适用平台组织。尽管在平台商业模式中, 平台组织根据发展战略和阶段会制定不同的交易策略和规则, 例如对平台某一方实施补贴或免费政策, 但是, 从整体上看, 任何成功的平台商业模式都必须遵循符合市场属性的基本交易原则。
四是平台商业模式的组织结构——层级式组织载体。层级式的结构能为平台的商业模式提供稳定组织载体, 由用户层产生原始信息, 在平台组织上完成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类交易活动行为, 并以信息形式进入到规则层;规则层作用是对原始信息按照各类规则进行规范, 经过匹配、调整和衍生等过程形成数据结构, 一方面直接对参与层进行反馈;另一方面将其输送到数据层进行解构, 最终以大数据的应用方式呈现出来, 进一步反馈回流到参与层, 并渗透和影响平台的各类主体, 实现对平台交易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对于一个成熟平台商业模式, 庞大而广泛的用户层, 包括双边或多边用户的需求, 是平台组织能够持续发展的动力;而运转良好的平台规则层, 在维持平台公信力同时, 更为平台组织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制度保证;负责数据与信息处理的数据层, 则为平台组织不断扩张建立关键流畅的信息交流渠道。因此, 无论平台商业模式如何演化, 都需要平台组织提供稳定的层级结构关系。
(三) 平台商业模式演化的理论解释
一是平台商业模式分类与演化。初始平台迫于激烈竞争演化出各类功能和形态, 并根据竞争压力的变化而调整, 以不同演化形式推进平台发展升级。平台商业模式演化重点就在于分析平台方盈利能力的实现、转变和升级过程, 其核心价值主张是从对要素流控制发展到对信息流控制, 进而发展到对规则流控制。因此, 平台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平台方的盈利能力发生改变, 最终带来平台商业模式演化。所以, 一个成功的平台商业模式必然是通过对要素流、信息流、规则流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掌握和控制来实现其最终的盈利。平台商业模式可以具体分为要素流商业模式、信息流商业模式和规则流商业模式。当然, 一个成功的平台组织也许包含着这三种平台商业模式的不同组合形式, 但是其根本成功一定是以某一种基本的平台商业模式为出发点, 从而建立巨大竞争优势。
二是平台商业模式演化特征。平台商业模式的演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 并一直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组织制度的变革紧密结合。以要素流模式为主的传统的零售业态,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蓬勃发展起来, 在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之下, 商品数量和种类的丰富, 促进了商业的分工水平, 新型商业中介组织不断涌现, 强化了消费者对消费和休闲的需求, 从而为超级市场和大型商业百货等平台的要素流商业模式出现奠定基础。自信息革命以来, 围绕计算机技术、互联网 (包括移动互联网) 技术的爆炸式创新, 新兴产业自出现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平台烙印。信息作为商品和服务的范围不断延伸扩展, 在逐渐取代传统要素流同时, 对传统平台组织及其商业模式进行着改造和升级, 以适应新科技革命要求。随着越来越多实体商业业态和电子商务深入结合, 带来了要素流和信息流两种不同商业模式之间竞争、合作和融合的演化过程。然而, 平台的信息流商业模式并不是演化终点, 信息流和要素流商业模式最终会演化为规则流商业模式。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的概念和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加速, 获取信息的成本不断下降, 处理和应用信息成本却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 大量信息聚集于单一平台之上, 会带来平台对信息的垄断, 进而形成平台对信息控制的“私权利”, 而平台规模不断扩大会使这种“私权利”上升为平台某种“公权力”。因此, 平台商业模式会在已经发展成熟的信息流模式上演化为规则流模式, 通过制定参与规则, 来协调平台上多边客户及利益相关者的经济行为。
(四) 平台商业模式演化过程
任何一个平台组织的发展, 都存在要素流、信息流、规则流之间的变化和选择。具体确定某一种类型, 只是观察是何种模式在平台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 对平台盈利的持续增长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不同发展阶段, 平台商业模式会呈现不同结构特征。
一是初级阶段:平台要素流商业模式。平台的要素流商业模式既是一种最基本模式, 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模式, 更是自市场和平台产生时就有的模式。这种商业模式发展, 与商品本身包含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紧密相关, 同时也与市场供给双方的力量相关。也就是说这类平台商业模式发展, 往往会以价格战略和市场垄断为最终导向。在现实平台组织中, 大型连锁超市对小超市生存空间的挤压, 对供货方实行“进场费”策略, 甚至对消费者实行价格欺诈都是此类平台商业模式的一种极端体现。同时在互联网的电商领域也大量引入了要素流商业模式, 由京东挑起的与当当、以及苏宁之间“电商混战”都是平台要素流商业模式在互联网技术下一种变相和升级。
二是中级阶段:平台信息流商业模式。信息流商业模式是平台商业模式演化的中级阶段, 在这个阶段, 平台基本摆脱了以要素流为主导的模式, 开始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基础上, 通过信息搜集、传递、获取和挖掘过程搭建平台组织。信息流商业模式一般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电商, 电商从本质上分析, 就是平台在信息流平台商业模式的一种成功应用。通过互联网技术, 实现供给需求信息在交易的多方, 包括买方、卖方、平台方、物流方的高效流通, 降低交易各个环节的交易成本, 最终促成交易的完成。在这种理想状态下, 平台方作为最有力的信息控制者, 通过大量的交易完成, 能够实现平台自身的盈利。
三是高级阶段:平台规则流商业模式。规则流商业模式是平台商业模式演化高级阶段。以规则流交换作为其平台基本盈利的一种模式, 这也是现阶段平台商业模式发展的最高阶段——平台公权力的派生, 平台通过巨大的商业利益汇聚了各种社会力量, 各种社会力量间的利益博弈派生出了新的规则, 最终平台的持续发展和运营就会衍生出公权力, 以脸书、推特为代表的社交平台的出现, 从表面上看, 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社交娱乐方式, 如果站在平台经济的高度看, 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社交规则, 国际上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包括埃及、叙利亚的政治变革以及“棱镜门”事件) 都是源自于此类社交平台对社会交往规则和社会公权力的改变而最终出现的。以平台组织发展的阶段划分为依据, 要素流是平台商业模式的起点, 是最初级、最传统的形态。与要素流不同, 信息流商业模式不再围绕实体商品进行运营, 而是注重平台上信息价值的重要性, 充分意识到平台本身具有汇集多边客户信息的功能, 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扩大参与方规模, 不断激发和创造出新需求。提供有价值的、有限制的信息是此类商业模式的核心, 控制信息不对称获取收入是此类商业模式的盈利来源。规则流是当前较为典型的平台商业模式, 其价值主张既不是要素商品, 也不是信息服务, 而是提供一种市场权力或市场规则, 平台参与方按照平台“意志”进行交易。而规则流的生成方式直接影响平台参与方行为方式和决策判断, 而平台方则通过规则制定, 控制参与方的交易形成平台收益。
平台在市场具化过程中通过要素流、信息流与规则流促使平台各参与方完成交易, 实现最终盈利的全过程。这三种类型平台商业模式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 而是呈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互补、融合关系。未来平台商业模式的演化, 会形成以要素流商业模式为基础, 信息流商业模式为主导, 规则流商业模式为目标的发展和演化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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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晋.平台竞争战略[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7]王琴.基于价值网络重构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 2011.
理论分析 篇5
国际贸易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比较分析
国际贸易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某种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理论乃从宏观层面上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阐述.当然,这两种理论之间有一定的甚至是很紧密的`联系,但不能把国际贸易理论简单地当作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宏观部分,充其量能够称得上是对外投资理论的早期探索,应该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为经济发展所用.
作 者：孙宏霞 王学鸿 作者单位：云南财贸经济研究院,云南省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云南,昆明,650221刊 名：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年，卷(期)：19(1)分类号：F740关键词：国际贸易 对外直接投资 比较优势 理论 寡占 折衷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 篇6
关键词：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多模态教学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递和表达成为一个多种模态参与的过程，此后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得到国内诸多学者的关注。20 世纪 90 年代，语言学家把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延深到教学领域，多模态教学出现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主要介绍了多模态的发展历程，国内外学者对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阐述以及将多模态教学法应用于英语课堂的积极作用。
一、多模态话语分析提出背景及发展
索绪尔对语言符号学的建立和对符号学的展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一些观点不符合现代社会对语言以及理解的要求，他认为语言单位和结构是语言系统固有的特性，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语音和意义没有必要关联。索绪尔曾说“语言是社会事实”，但是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韩礼德提出的“语言是社会符号”理论主张在社会语境中解释语言，认为人们在日常的语言交换过程中，实现社会结构的认同，肯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建立和传达共享的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韩里德；1978）。所以，语言既表达意义，也积极将社会结构和系统符号化。
语言的这种双重功能使意义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符号即模态，语言表达的符号多样化也就是多模态化的表现。多模态话语分析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在本文中模态是指人类通过感官跟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方式。近年来不少国外学者从韩里德的社会符号学出发，把语言的社会符号特性扩展到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模态的交际手段上，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奥图尔、克拉申和勒文对照功能语法中的三大纯理功能理论建立了对图像进行多模态语篇分析的理论框架；勒文从音乐和声音角度进行语篇的解析；马丁尼克对动作进行了研究；马丁尼克和斯汀琳从空间设计探讨了话语表达符号。
二、多模态话语分析概念界定
国内外比较权威的关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阐述也比较多，比如伯恩森认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模态组成的意义表达组成多模态表达。豪尔诺威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获取信息或者与他人进行交流时都离不开多模态。在于他人进行交流时，主要运用语言，同时手势、眼神、肢体动作都参与了话语意义地表达，这是一个多种模态参与交流活动的过程。对这种活动进行分析则运用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
豪尔诺威从七个相互关联的视角分析研究多模态话语。第一，研究不同模态的优点与缺点，找出不同模态之间的差异性；第二，研究分析不同模态之间的相似性；第三，分析不同模态之间的关系，研究各种模态在话语所处地位，是否有主次之分，是否存在互补关系，是否存在强化或弱化关系；第四，研究实现不同模态表达的方式；第五，不同模态及不同模态的相互作用的感知的解析，如有些语言学研究过程中使用眼跟踪器和词句协议。第六，对会话的模态的复制，研究强调多模态产品的应用不以感知作为终结点；某个多模态成果获得的信息可以在另一个场合重建和讨论。第七，多模态之间的互动，我们作为个体与他人互动时或采用多模态系统时，使用言语、手势、体语、面部表情，接近或凝视的场景。
张德禄认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在话语交际过程中，话语意义通常是由非语言因素体现的，说话人的语言内容与说话人的眼神、动作、说话的语气等非语言因素相结合，能理解说话人的真实表达意义。非语言因素还包括伴语言特征，身体特征以及非身体特征。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运用PPT配合教师的讲解进行教学，这是一种典型地运用听视觉两种模态进行教学，教学涉及到听音频文件、看视频动画、幻灯片出现伴随声音等多种模态的过程。语言学家就这种交际方式产生的话语进行分析就是多模态话语分析。
朱永生从两条识别多模态的标准来定义多模态话语分析。标准一是看涉及的模态的种类，这是语言学界普遍认可的标准。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模态的话语进行交流交际叫做多模态话语。第二个标准是看涉及了多少符号系统。有些话语虽然只涉及一种模态， 但包含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系统（朱永生，2007）。
顾曰国认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是对人类通过感官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方式的分析。用单个感官进行互动的叫单模态，用两个的叫双模态，三个或以上的叫多模态。用这个定义看，正常人之间的互动都是多模态的，对话语进行分析就是多模态话语分析”（顾曰国，2007）。
综上所述，多模态话语分析是指运用多种感觉，对语言、文字、图像、动作、声音等多种符号和手段进行话语交际分析的现象。
三、多模态英语课堂教学的作用
多模态英语课堂教学有利于学生学会运用多种媒体和信息资源，拓宽学习渠道，形成具有个性的学习方法和风格。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渐成熟，使得多模态话语分析指导下的课堂更加的科学合理，实际课堂的教学效果得到提高。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许多一线教师在践行课程理念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使英语课堂教学效果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例如，教师通过建立知识树的形式使零散的知识系统化、形象化，可以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能力。通过知识树结构图学生能很容易就理解指示代词以及指示代词之间的各种用法，也可以提倡学生自己画这种形象的树形图，利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学习，使学生在学习枯燥语法的同时发现一些乐趣。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分析 篇7
公共池塘资源与一组类似的概念相关, 例如commons, common property, 它们意义相近, 有时可能通用, 但各自又拥有自己的独特的确定性。如果用两个维度 (可排它性、可衰减性) 来衡量物品, 物品可以被分为私人物品, 公共物品, 俱乐部物品和公共池塘物品, 公共池塘物品是指不可排它, 同时具有可衰减的性质 (使用后数量会减少) 的物品。
公共池塘资源, 它既不同于纯粹的公益物品 (不可排他, 共同享用) , 也不同于可以排他、个人享用的私益物品, 同时也有别于收费物品 (Toll Goods) 或者俱乐部物品 (Club goods) (可以排他, 共同享用) , 它是难以排他但是共同享用的。
正如奥斯特罗姆教授所言:“公共池塘资源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在这种资源环境中, 理性的个人可能导致资源使用拥挤或者资源退化的问题。”
2 公共池塘制度的设计
“通过自主组织来治理和管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与私益物品占用者的问题相似, 所面临的另一些问题与提供公益物品占用者的问题相似。”因此, 在政府和市场之外, 应该还有一种可能的模型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问题, 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从博弈的角度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 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 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的控制, 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
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分析的框架就是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 要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集体行动问题, 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1) 新制度的供给问题; (2) 可信承诺问题; (3) 相互监督问题。而且必须突破现有的集体行动分析只着眼于操作层次的分析, 区分长期影响使用公共池塘资源时的行为和结果的三个层次的规则:“占用、提供、监督和强制实施的过程发生在操作层次;政策决策的制定、管理和评判的过程发生在集体选择层次;宪法决策的规划设计、治理、评判和修改发生在宪法层次。”对这三个层次的规则而言, “一个层次的行动规则的变更, 是在较高层次上的一套固定规则中发生的。因此提高了根据规则行事的个人之间相互预期的稳定性。”
对于长期存续的自主治理的公共池塘制度的设计原则,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提出了八点:
(1) 清晰界定边界。公共池塘资源本身的边界必须予以明确规定, 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界定。
(2) 使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资源单位数量的占用规则, 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和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
(3) 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
(4) 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 或是对占用者负有责任的人, 或者占用者本身。
(5) 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定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者他们两者的分级制裁 (制裁的程度取决于违规的内容和严重性) 。
(6) 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够迅速通过成本低廉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与官员之间的冲突。
(7) 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力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
(8) 分权制企业。在一个多层次的分权制企业中, 对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加以组织。
对于这八条设计原则, 只有制度安排基本符合这些原则时, 这些制度才有可能是强有力的, 否则, 有可能这种制度就是脆弱的。因此, 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 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解决公共事物问题的制度设计, 突破传统的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束缚, 在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的政策选择中, 自主治理的制度设计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 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 它为我们提供的一种集体行动的新理论, 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型为我们的实践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3 公共池塘资源管理的制度因素
3.1 制度分析框架下的群体特征对合作的影响
影响困境中个体的获取行为的群体因素主要有:
(1) 群体的大小。当有更多的人卷入困境时, 合作的水平会降低。
(2) 困境的报酬结构。即对资源使用最少的给予奖励, 对使用最多的进行惩罚, 这两种方法都显著地减少了资源的消耗率, 惩罚在减少个体需求和增加供应率方面比奖励更为有效。
(3) 困境中的交流。关于决策制定的交流在促进合作方面是有效的。 (4) 行为可辨识性。如果其他人可以观察到一个人的个人行为选择, 则可以促进合作。 (5) 群体认同感。如果困境中的人们有着强烈的群体认同感的话, 它们会对行为后果负责, 并倾向于合作行为。
3.2 个体特性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个体特性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主要因素有:
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发展进程综述
林志弟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自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以后, 西方各经济学派均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修正, 并提出各学派所认为的菲利普斯曲线形状, 总结了八个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不同论述, 并作简要的概述。
关键词: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失业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 (2010) 03-0024-02
0前言
菲利普斯曲线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于1958年提出的。他研究了英国1861-1957年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 得出这样的结论: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的变化率之间是负相关的。当失业率降低时, 货币工资增长率会上升;反之, 则下降。低失业率总是与高货币工资增长率联系在一起的。菲利普斯曲线一经发现就很快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热点, 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等经济学派对菲利普斯曲线都进行修正并进行了相关的论述。虽然菲利普斯曲线备受争议, 但它对于解释经济波动以及阐述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对二十世纪以来各经济学派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研
(1) 个体自我约束。如果个体认为自我约束对维持共享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是必要的话, 人们便可能合作; (2) 不确定性。人们对资源大小、增长以及最优集体获取越不确定, 倾向于获取该资源的人就越多。主体的环境不确定性越高, 越倾向于多获取资源; (3) 对他人行为的预期。如果一个人预料大多数人将会合作, 他更可能采取合作, 反之他会选择背叛; (4) 信任。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就越乐于合作; (5) 社会价值取向。研究表明社会价值取向影响社会困境中主体的行为, 合作者更喜欢最大化自己和他人的总体收益; (6) 个性因素。外向和随和的个性因素影响获取行为, 在可耗竭资源条件下, 高外向性和低随和性的人明显倾向于获取更多资源; (7) 个人责任感。当困境所涉及的人越多时, 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就越小, 就越不可能正视其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8) 道德。如果人们预先讨论过合作的道德和背叛的不道德的话, 人们就越倾向于合作。 (9) 财富异质性。一个人与群体中其他人的财富差距会给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3.3 外部力的影响
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的增加通常会对CPRs的管理带来负面影响, 当公路将地方经济与更大的市场连接起来的时候, 资源占用者可能开发更多资源进人市场获利。当新的市场参与者获准进人某一CPRs时, 他们可能会寻求与政府参与者结盟以努力将公地私有化或保护其权利的首要地位。在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转轨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真空环境下同时存在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为机会主义行为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由于权力分配的关系, 关于制度变革的信息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一些人甚至以其他人为牺牲品而获利, 既得利益集团会阻碍有利于大多数人但有害于其自身的政策的实施, 政府官僚的权力滥用常究结果进行综述, 下面将列出各经济学派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结果。
1新古典综合学派传统菲利普斯曲线
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深入研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数量关系, 从不同侧面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修改。其中最著名的修改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做出的。他们利用美国的数据分析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得出这样的结果:通货膨胀率越高, 失业率就越低。即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二者是负相关的, 在图上表现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该理论假设前提为市场非出清, 货币工资刚性。该学派提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很好地常被忽略。
4 研究的局限性及发展的方向
影响公共池塘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各种因素, 其所起的作用强烈依赖于一系列要素所构成的背景空间, 以及一些调解性因素, 而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还是十分有限的。Elster在研究基层正义 (local justice) 时, 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复杂且凌乱的研究题目, 以至于不可能界定出一系列要件来创建有关基层正义的理论。他为此开出了药方:与其在“理论”和“描述”之间进行取舍, 还不如多关注-分析-界定“机制”, 或者说“可鉴别的因果模式” (identifiable causal patterns) 。奥斯特罗姆在对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述评时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政治系统是被以极其复杂的形式被组织起来的, 我们很难判定某一自变量总是和因变量呈正相关或负相关。
虽然学者们界定出了影响自然资源治理和可持续利用的众多变量, 但他们对于哪些变量起了关键作用, 甚至是这些因素是否起了作用, 起正向还是反向作用, 意见并不一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这类研究多倾向于“案例”式分析有关。由于采取了“案例”式研究的范式, 所以不同研究之间在研究设计、抽样技术、数据采集方式等方面各异, 由此造成缺乏统一的、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来系统地检验研究发现, 以及比较研究假定与背景的关联关系, 或者仔细地辨析出与成功的治理相关的历史和背景因素。
摘要：公共池塘资源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 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奥斯特罗姆提出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制度理论, 阐述了公共池塘制度的设计, 分析了影响自主治理合作的可能性因素, 并探讨了目前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公共资源,制度,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胡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制度分析[D].西安:西北大学, 2002.
风量测试的理论分析 篇8
关键词：系统风量,风口风量,测量方法
引言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和业主对机电系统的期望的提高, 暖通空调系统的调试显得越来越重要。风系统是暖通空调系统最为基本的系统之一, 它的调试主要是指系统和风口风量的测量、调整和平衡 (简称TAB, testing, adjusting&balancing) 。而测试作为调整和平衡的基础, 其准确性显得尤其主要。下面就系统风量和风口风量的测试方法做详细介绍。
一、风管测点位置的布置要求
风系统总风量的测试目的, 主要是校核现场安装的机组是否能够达到铭牌参数的要求, 是否满足系统的平衡前提条件。
各个规范、标准中总风量测试位置要求的略有不同, 具体如下。
(1) JGJ 177-2009《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附录E部分E.1条规定:“测量截面应选在机组的出口或入口的直管段上, 且宜距上游局部阻力部件大于或等于5倍管径 (或矩形风管的长边尺寸) , 并距下游局部阻力部件大于或等于2倍管径 (或矩形风管长边尺寸) 的位置。”
(2) DG/TJ08-802-2005,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通风与空调系统性能检测规程》4.2.4条第1款规定:“测量截面应选在气流较均匀的直管段上, 并距局部阻力管件管径上游4倍以上, 下游1.5倍以上位置……现场不具备条件的情况, 可酌情加测点。”
(3)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暖通空调·动力 (2009版) 第4.6.9条规定:“为便于系统运行前的调试和运行中的调节, 在管路的分支点前后应设置测压孔, 其距离局部构建的前、后距离分别不应小于5倍和3倍的管段直径;”
(4)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技术规程 (报批稿) 3.1.3条第1款:“测量截面应选择在气流较均匀的直管段上, 并距上游局部阻力管件4~5倍管径以上 (或矩形风管长边尺寸) , 距下游局部阻力管件2倍管径以上 (或矩形风管长边尺寸) 的位置。”
(5) 结论。由于测试方法的不同, 各个规范、标准中总风量测试位置要求的略有不同, 但一般风管测点位置都要求在气流均匀的直管段上, 距上游局部管件4~5倍管径以上, 距下游局部管件1.5~2倍管径以上。
二、风管测点的布置方法
一般常见的总风量测试测点的布置方法主要有以下4种。
1. log-Tchebycheffrule对数切比雪夫法 (ISO3966)
用切比雪夫积分法布置测点求流量时, 同样将通道等面积分割成n等分, 由切比雪夫插值点ti求得一系列相应的特征点, 在这些位置上测出其流速u, 通过积分公式就可以求得流过环形通道的流量。
采用这一方法的主要标准和规范为:GB-T14294-2008《组合式空调机组》;JGJ 177-2009《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图示为针对矩形风管和圆形风管建议的测点位置。
对圆形的风管而言, 对数切比雪夫法和对数线性法是相似的。但是对数切比雪夫法在矩形风管的测点布置上更加适合。它能够将管壁处边界层效应造成的测试和实际风量之间的误差降到最小。这种误差在使用平均断面法的时候尤其明显。
2. log-linearrule对数线性法
对数线性法是ISO3966推荐的方法之一, 它同样将管道截面分成n个等面积截面, 并假设每个截面上的速度分布的数学模型为:
A、B、C为待定的三个常数, 并认为最外缘 (即近管壁区) 相对于管壁距离的速度分布服从对数规律。
对数线性法选择特征点的原则是把各个环面上的平均速度看作是该环面上各特征点处所测得的速度的算术平均值。而整个截面上的平均速度就等于各环面平均速度的算术平均值。
对数线性测点的布置方法。为了获得具有代表性的平均风速的测点, 一般依据风管尺寸的增大而增加测点的数目。
矩形风管最少测点数的推荐值如下:
断面积小于等于2.23 m2 (24平方英尺) 的风管, 建议的最少的测点数为24个;断面积大于2.23 m2
(24平方英尺) 的风管, 最少测点的数量按下表进行增加。
如果风管的测试位置不是特别理想, 可以适当增加测试次数和测点数量的方法使得测试数据更为准确。
如果直管段较长, 管道内部气流分布均匀, 可以适当减少测点。但每个测点所在区域的最大面积不超过0.28 m2 (3平方英尺) 。
3. equal subareasrule断面平均风速法。
采用这一方法的主要标准和规范为:DG/TJ08-802-2005,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通风与空调系统性能检测规程》。
(1) 矩形断面的测点数可按等面积划分成若干个等截面积的矩形小区域, 每个小区域的边长200~250 mm, 测点布置在每个小区域的中心。考虑局部阻力的影响, 中间增加布置2点。
(2) 圆形截面测点按等面积分环, 直径每200~300 mm增加一个环, 十字布点, 中心点重复。对于直径为200 mm及以下的圆形风管, 至少分成2个环, 纵横各3点布置, 中心重复共计5点。
对于矩形和正方形的风管, 平均面积的子区的数目不少于15个, 且不多于64个。对于64个测点的风管而言, 测点中心的间距不大于150 mm (6英寸) , 距离管壁最近的测点应该是此距离的1/2。
4. 结论
(1) 从理论上分析可知三种方法中对数线性法精度最高, 尤其是在等分数较少的情况下;断面平均风速法的精度较低, 所以断面平均风速法不适用于等分数较少的情况。
(2) 切比雪夫法的精度在前二者之间。但可以看出在取相同等分数的情况下, 切比雪夫积分法的测点位置比对数线性法的测点位置更靠近管中心。对数线性法的测点离管壁太近, 这样在实体工程中不易操作。
三、风口风量的测试方法
为了对风系统进行平衡调试, 风口风量测试的准确性很重要, 但风口形式各种各样, 针对不同的风口形式需有不同的测试方法。
1. 送风口形式
送风口的种类繁多, 按送出气流形式可分为四种类型。
(1) 辐射形送风口:送出气流呈辐射状向四周扩散。如盘式散流器、片式散流器等;
(2) 轴向送风口:气流沿送风口轴线方向送出。这类风口有格栅送风口、百叶送风口, 喷口、条缝送风口等;
(3) 线形送风口:气流从狭长的线状风口送出。如长宽比很大的条缝形送风口;
(4) 面形送风口:气流从大面积的平面上均匀送出。如孔板送风口。
还有按送风口的安装位置分为顶棚送风口、侧墙送风口、窗下送风口及地面送风口等。还常常将格栅送风口、百叶送风口、条缝送风口等安装在侧墙上或风管侧壁上的送风口统称为侧送风口。
2. 各类风口的测试方法及仪器的适用性
(1) 风口的测试方法
风速计法:根据风口的尺寸, 制作辅助风管。辅助风管的截面尺寸应与风口内截面尺寸相同, 长度不小于2倍风口边长;利用辅助风管将待测风口罩住, 保证无漏风;在辅助风管出口平面上, 按测点不少于6点均匀布置测点;依据仪表的操作规程, 用风速仪测定各点风速;以风口截面平均风速乘以风口截面积计算风口风量, 风口截面平均风速为各测点风速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风量罩法:根据待测风口的尺寸、面积, 选择与风口的面积较接近的风量罩罩体, 且罩体的长边长度不得超过风口的长边长度的3倍;风口的面积不应小于罩体边界面积的15%, 选择合适的罩体后, 打开测量仪表, 检查仪表正常, 使仪表的各项设定满足使用要求;确定罩体的摆放位置来罩住风口, 风口宜位于罩体的中间位置;保证无漏风, 观察仪表的显示值, 待显示值趋于稳定后, 读取风量值, 依据读取的风量值, 考虑是否需要进行背压补偿, 当风量值≤1 500 m3/h时, 无需进行背压补偿, 所读风量值即为所测风口的风量值;当风量值>1 500 m3/h时, 使用背压补偿挡板进行背压补偿, 读取仪表显示值即为所测的风口补偿后风量值。
送风量喷嘴测量装置法:传统的送风口送风量测试装置因测试不同尺寸的封口而更换不同尺寸的集气罩时, 需要重新标定, 测量过程复杂, 而送风口送风量喷嘴测量装置则不需要标定, 操作简单, 可提高测试速度, 且测试精度高, 便于在实际工程和实验室中应用, 满足测试要求, 值得推广应用。
3. 各类风口的测试方法
(1) 当风口为格栅或网格风口时, 可用叶轮式风速仪或热球式风速仪紧贴风口平面测定风速, 当风口面积较大时, 可用定点测量法, 测点不应少于5个, 计算在风口断面的平均风速, 检测方法如图3。
a—较大矩形风口;b—较小矩形风口;c—条缝形风口;d—圆形风口。
(2) 当风口为散流器风口时, 检测方法如图4, 并对结果进行修正;或采用风量罩法、送风量喷嘴测量装置法。
(3) 当风口为条缝形风口或风口气流有偏移时, 应临时安装长度为0.5~1.0 m断面尺寸与风口相同的短管进行测定。
(4) 当风口为大面积孔板送风时, 可采用采用风量罩法、送风量喷嘴测量装置法。把孔板分成多个区域, 采用分区测量的办法。
4. 结论
在实验室和实体工程中, 风速仪法和风量罩法比较常用, 尤其在工程现场, 风速仪和风量罩便于携带, 操作方便。下文通过现场实测比较风速仪法和风量罩法的准确性。
四、现场实测数据的分析
如图所示, 某下送风口情况介绍如下:支管分别接至房间左右2个条形送风口, 每个风口处为通长的送风格栅, 长度为1 080 mm, 宽度为80 mm。风口一半为真风口, 一半为假风口, 实际测试的情况如表3。
由现场实测数据对比可知, 风量罩法与风速仪法相差11%。测试方法对风口风量的影响很大, 选择正确的测试方法是风量测试的关键。
五、结语
本文主要从理论分析方面对风系统的系统风量和风口风量的准确测量进行探讨, 介绍了系统风量和风口风量的测试方法及其特点, 正确的测点位置和测试方法是风系统测试的关键, 有利于风系统的TAB工作, 为保证空调系统正常运行和节能维护做好基础。
参考文献
[1]JGJ177-2009,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S].
[2]DG/TJ08-802-2005, 通风与空调系统性能检测规程[S].
[3]GB-T14294-2008, 组合式空调机组[S].
[4]JGJ177-2009,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S].
[5]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S].
诱导效应理论应用分析 篇9
传统经济学假设在市场上, 消费者作出购买决策时候都是“完全理性的”, 消费者追求的满足程度的最大化。经济人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 由于具有完全理性, 经济人才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 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 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作出最优抉择。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 (Chester I.Barnard) 认为, 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 而是只具有有限的决策能力和选择能力。他从“有限理性”的原则出发对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认识进行了修正, 并在1938年出版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作了详细阐述。决策理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 (Harbert A.Simen) 继承并发展了巴纳德关于人的决策能力有限性的思想, 在1947年出版的《管理行为》中对“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单独一个人的行为, 不可能达到任何较高程度的理性。由于他所必须寻找的备选方案如此纷繁, 他为评价这些方案所需的信息如此之多, 因此, 即使近似的客观理性, 也令人难以置信。”西蒙认为, “完全理性”的人不存在, 人的行为动机是“愿意理性, 但只能有限地做到”。他指出, 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备选方案, 外部环境是不确定的、复杂的, 信息是不完全的, 人的认识能力和计算能力是有限的, 经济行为者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中, 因而, 人是有限理性的。现实中消费者追求的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适度效用。MIT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行为经济学家Dan Ariely教授, 在他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 (可预见的非理性) 》书中, Dan Ariely通过对人们的拖沓习惯、如何给物品定价、怎样接受痛苦以及美女对男子大脑的影响等行为的研究, 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所有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所做决策时是不理性的, 至少也是有限理性的。但实际情况是, 人们坚信自己是理性或有限理性的, 在做决策选择过程中, 也会采用理性的推理, 可糟糕的是, 由于诱导效应等因素的影响, 人们最终会做出非理性的决策结果, 使自己无法获得最大利益。当然, 这些非理性行为是可以预测到的, 原因是人们的非理性行为可以事先经由精心设计的“诱导效应”等因素而被控制。所谓诱导效应 (decoyeffect) 是指营销人员将一个精心设计的诱导产品项引入到消费选择产品集中, 吸引某细分市场的消费者改变最初的选择, 而选择高价格的目标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社在其网站上给出如广告 (表1) 。丹教授设计了一个实验, 让麻省理工学院的100名MBA学生作选择, 84%的人选择了电子版+打印版套餐, 16%的人选择了电子版。因为他们全都看到了定套餐相对于单独定印刷版的优势, 事实上是, 单定印刷版作为诱饵, 影响了我们的购买决策。既然印刷版一项没有人作出选择, 那么如果把印刷版这一项去掉, 结果还是一样吗?重做实验后发现, 结果完全不一样, 68%的人选择了电子版, 32%的人选择了电子版+印刷版套餐, 但第一次实验很明显的是, 中间印刷版一项根本没有人选择, 去掉这一项常理认为不会对第二次实验结果有影响, 但实际情况是明显很明显, 因为诱饵的存在, 使得消费者作的购买决策绝非理性, 这就是诱导效应。实际上, 该实验也证实了另外一种诱导效应形式的存在, 即选择集内某方案出乎意料的退出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 当消费者所偏爱的方案被证实无法获得后, 剩余方案的选择份额, 与一开始就告知消费者该方案无法获得的情形相比, 仍然存在显著差异。诱导效应的实质是通过增加不对称信息把决策者置于有限理性的情境下, 使其对最初的选择产生背离, 产生不理性的决策行为。
二、诱导效应理论研究回顾
(一) 国外研究
假定市场上现有不同品牌的同类产品A和B两种, 其市场份额占有量分别为60%和40%, 当引入一种新的可替代产品C之后, 传统理论认为C产品会分别从A、B两种产品的市场占有量上各分一份, 从而导致A、B产品的市场占有量都相应的有所下降, 但Huber, Payne, ﹠Puto等人对此深表怀疑, 并在1982年的the 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杂志上最先提出“诱导效应”。他们研究表明, 由于诱导产品C的引入, 可能使A、B两种产品的一种, 其市场占有量比产品C未加入之前还要大, 另外一种占有量相应地迅速下降。Huber, Payne, ﹠Puto等人最初把诱导产品概括为“不对称优势替代品ADE (Asymmetrically Dominated Alternatives) ”, ADE指一个属性占优势, 而另外一个属性不占优势的产品, 把ADE引入待选择产品集中, 可以导致与ADE具有同样属性优势的产品增加了被消费者选择的可能性, 从而出现与当时流行的选择模型假定不相符的结果。Huber, Payne, ﹠Puto以15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设计实验, 要求对汽车, 餐馆, 啤酒, 彩票, 电影和电视六类产品做出选择, 每一类产品分别具有目标产品Target、竞争产品competitor和诱导产品decoy三个不同品牌, 每种产品定义只有两种属性, 目标产品和竞争产品各有一个产品属性优于对方, 实验结果表明, 诱导效应存在, 使得在原有选择集内新增一个较差的产品方案, 会增加占优产品方案的份额。Huber, J.提出了ADE现象, 但是并没有对该现象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之后的研究工作中, 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得以发展来解释ADE现象:、一种理论是基于维度衡量“dimensionalweighting”的原理, 主要是提出“偏激厌恶Extremeness Aversion”模型, 由于人们看重损失胜于看重收益, 这种损失厌恶 (lossaversion) 会扩展到情境中各方案间的优劣势比较, 由于折衷方案和其他方案比较劣势最小, 因此人们会由于对极端的厌恶而喜欢折衷方案。但厌恶极端只表现在一些特定的属性, 在价格这样的属性上却不能发生影响。该模型主要特点是, 使用局部比较代替了全局比较, 同时假设消费者具有厌恶损失的心理, 经过有限理性的推理步骤, 从数学上解释了ADE现象:另一种理论主要基于增殖价值“addedvalue”原理, 该理论来源于增殖价值方法。对于决策人而言, 是增加了购买动机而不是增加了维度意义上的价值, Simonson使用公正“justifiability”术语去解释ADE现象, 从而推断诱导产品的引入, 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公正”的购买目标产品的理由。同时该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待选问题的结构影响决策人的决策过程乃至决策结果。上述两种理论的解释, Simonson都参与了工作, 从时间关系上看, Simonson应该更倾向于前一种理论解释。Dan Ariely在1995年重新设计了三个实验, 将ADE现象基础理论、维度衡量理论和增殖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并提供了选择行为的理解更一般的框架。
(二) 国内研究
国内有关消费者“诱导效应”方面的研究, 截止至2010年底, 清华同方CNKI数据库上只有两篇方面的论文, 杨亮、储玖琳选取旅游资源相似的两个旅游目的地西安和洛阳, 分别设计出3种体验价值差异不大的旅游路线。由旅游路线组成两类问卷, 并采用单一测试模型抽样调查。通过对调查结果检验, 证明了在国内背景下, 诱导效应的确对游客旅游路线选择有显著影响。孙洪杰、周庭锐主要研究工作为消费者基于选择集的情境效应的综述, 对基于选择集的情境效应 (尤其是吸引效应和折衷效应) 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分析、总结和展望。
三、诱导效应机理及应用启示
(一) 诱导效应的机理
在设置的情境中, 选择项目的不同主要体现为产品属性的差异, 如潜在消费者对产品选择, 往往会考虑在多个属性之间比较, 为简化问题的需要, 同样也假设备选产品只有两个属性:体验价值和价格费用。其诱导效应原理如下:假设A'和B'为诱导产品, A和B为备选产品。相对于B产品而言, A产品体验价值低, 价格也低;若假定B产品为目标项, 体验价值高, 价格高;此时加入B'产品为诱导项, 特点是高价格低体验价值。只有A、B两个选项时, 潜在的消费者会根据其消费水平在A和B之间选择。增加诱导产品B'以后, 其高价低质性使B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从而增加了对B产品选择的可能性。B'项的出现并不是为了扩大决策者的选择范围, 而是诱使决策者倾向于目标项B。同理, 如果假定A产品为目标项, 体验价值低, 价格低;此时加入诱导产品A', 其特点是与A产品同样低的体验价值反而价格较高, A产品的低价高质性使其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从而增加了对A产品选择的可能性。按照古典决策理论, 消费者有能力选择最佳的产品。但事实并非如此, 消费者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尽管他们总是期望能达到价值最大化, 但会受到认知能力局限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复杂性等方面的影响。如 (图1) 所示, 只有A、B两个产品选项时, 潜在的消费者未必知晓上述两种属性中那种是至关重要的, 因而一般会根据其个体对两种属性的偏好, 在A和B之间做出选择。但现实的市场情境下, 商品琳琅满目、品类繁多, 只要存在有诱导产品, 如 (图1) 中的A'和B', 消费者容易受其影响, 非理性的、被动的选择目标产品A或者B, 而这样的非理性是完全在预先被设计好了的, 从而可预测的、可控制的非理性。这一点对于消费者而言非常可怕, 对于产品生产企业而言是利好, 因为从这个角度而言, 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对企业来说是“可控的”, 却不增加或者增加很少的企业成本。但也未必完全利好, 因为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下, 企业还受其他竞争企业产品产生的诱导效应影响。决策者面对复杂问题难以决断时候总是倾向于简化问题, 习惯于把多属性、多维度的产品比较问常简化、投影到一个维度上然后去作选择。或者经常把需要全局考虑的问题由于个人的偏好而简单化为局部情境下去解决问题。诱导产品的引入, 会改变消费者对原来两种产品属性的偏好次序。而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消费者的偏好是既定的, 消费者对某方案的偏好不会受到其他方案加入的影响。而诱导效应的研究颠覆了这一传统理论, 学者们发现消费者偏好往往不是既定的, 而是现场性的、适应性的、习得的、易变的和可操控的, 容易受到情境的影响。在现有的选择集内加入一个新的方案, 会对原有方案的偏好产生系统性影响。需要指出的是, 按照诱导理论的原理, 诱导产品的设置时间, 应该是在消费者实际决策发生之前, 设置一次诱导产品即可实现诱导效应。Tao Zhang等采用计算机多主体建模的方法模拟“诱导效应”现象, 但其在Netlogo模拟实现中, 每次迭代前后都重新设定一个新的诱导产品, 即该论文实际上实现的是多次添加诱导产品才得到的“诱导效应”结果。
(二) 诱导效应应用启示
诱导效应对于企业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可以设置特定诱导情境使消费者选择利润更高的产品, 从而在不增加成本或增加很小成本的情况下提高企业收入。诱导效应在新产品导入、产品淘汰、定位策略、产品品类、产品陈列等方面具有非常大的实践价值, 企业可以通过品类组合、陈列布置、利用诱导产品参照来设计诱导效应, 以提升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在此引用Huber, J在其论文给出的例子来说明: (1) 某服装店销售2种分别售价为100$和150$的驼毛夹克, 后者价格较高销量不大, 该服装店引入并展示了售价为250$的新驼毛夹克;新夹克并没有卖出, 但售价150$的驼毛夹克的销量却增加了。 (2) 某旅行社主营的一条国内线路费用为500$, 新加入一条需花费2500$的欧洲游线路;后者售票量很少, 但是它的引入可以增加国内游线路的销量。 (3) 某汽车销售商正在卖一种耗油量较高的车但销量很少, 但如果在陈列大厅中, 把该车放在耗油量更大的高马力性能车旁边, 会降低耗油量这一产品属性维度的影响。同时, 在新产品导入时, 应注意到与市场上现有的其他竞争性企业的同类产品相比, 是否产生了对本企业自身不利的诱导效应。可以设定下列市场情景:超市里已有A企业售价分别为5￥和10￥的两种牙膏产品, 与A企业竞争实力相当 (忽略品牌的因素) 的B企业为迅速抢占市场采用低价策略, 同样也推出两种牙膏, 售价分别为2￥和6￥, 同样也进入该超级市场放入同样的售物架上的相邻的位置上, 结果可能事与愿违, B企业并未增加旗下产品销量, 反而会增加A企业5￥牙膏产品的销量。对于电子商务企业来说, 目前网络购物商城中普遍使用推荐代理RA和比较代理CM, 即在网络消费者做出实际购买决策之前, 首先由网络软件代理自动向消费者推荐可供选择与比较的产品列表, 在RA和CM中很容易应用“诱导效用”理论, 但应当适当地采用, 企业在实际营销活动过程中, 设置诱导情境要注意道德尺度。任何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都不会仅将赢利作为唯一目标。
四、结论
本文从消费者决策理论“可预见的非理性”观点入手, 介绍了“诱导效应”相关背景知识, 从最早提出“诱导效应”的Huber, J等的研究开始对“诱导效应”相关研究作了总结, 并给出了“诱导效应”机理的解释和企业应用“诱导效应”的意义。目前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于仅从诱导产品的两个单调属性所描述的方案构成的选择集这一简单情况入手, 验证了诱导效应的显著性。多属性方案选择集的诱导效应很少得到研究;另外从个体延伸到组织等复杂的购买情境下的诱导效应很少得到关注和研究。下一步研究拟采用计算机多主体建模技术, 设计诱导产品的多属性和多消费主体条件下, 模拟更复杂情况下的“诱导效应”现象。另外, 消费者在网络购买情境下的“诱导效应”特殊现象与问题, 如“诱导效应”在RA和CM网络购物智能代理中的应用问题, 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巴纳德著, 孙耀君等译:《经理人员的职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西蒙著, 杨砾等译:《管理行为》,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3]杨亮、储玖琳:《诱导效应对游客旅游路线选择的影响研究》,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0年第3期。
[4]孙洪杰、周庭锐:《消费者基于选择集的情境效应》, 《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6期。
[5]Dan Ariely.Predictably Irrational, New York:HarperCollins, 2008.
[6]Huber, J., Payne, J.W., &Puto, C.Adding Asymmetrically Dominated Alternatives:Violations of Regularity and the Similarity Hypothesi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2.
[7]Tao Zhang, David Zhang.Agent-based Simulation of Consumer Purchase Decision-making and the Decoy Effec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7.
理论分析 篇10
一、主要经济周期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及理论的解释功能
(一) 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经济无危机论
市场经济无危机论在工业革命初期 , 作为工业资产阶级代表的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虔诚地相信资本主义是最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 , 在 “经济人”、最大化原则、市场出清和充分竞争等隐含假定下 , 萨伊认为:供给会创造出自己的需求 ——“萨伊定律”, 因此而得出结论是储蓄会全部用于投资 ( I = S) , 产出和就业仅受到生产能力的制约 , 即使可能出现暂时的、 局部的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危机 , 但从长期看来绝对不会发生全面过剩的危机。萨伊和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的市场制度可以解决自身的需求 , 政策主张宣扬自由放任。
市场经济无危机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生产力大力发展起着理论基础, 使资产阶级彻底摆脱封建残留势力和生产关系的束缚以及政府的经济干预。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 无危机论给了市场经济以肯定的自发运行、自我调节的作用。在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早期, 无危机论赋予其活力和生命力。但应该注意到萨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萨伊定律时, 资本主义经济中还没有出现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二) 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
“古典经济学”的正统主流思想——无危机论, 即市场能达到一般均衡, 实现充分就业。这种幻想在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萧条中破灭了。此理论无法解释大萧条现象并且在理论上提不出任何的政策见解。
1936年现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周期理论, 是从心理因素角度来论证它。心理因素包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动偏好”、“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等。凯恩斯认为在繁荣、恐慌、萧条、复苏四阶段中, “繁荣”和“恐慌”是经济周期中两个最重要的阶段。在繁荣后期。由于资本家对未来收益作乐观的预期。因而使生产成本逐渐加大或利率上涨, 投资增加。但实际上这时已出现了两种情况, 一是劳动力和资源渐趋稀缺, 价格上涨, 使资本品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大;另一种情况是, 随着生产成本增大, 资本边际效率下降, 利润逐渐降低。但由于资本家过于乐观, 仍大量投资, 而投机分子也不能对资本的未来收益作出合理的估计, 乐观过度, 购买过多, 使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经济危机后, 紧随着经济萧条阶段, 此阶段资本家对未来信心不足, 资本边际效率难以恢复, 银行家和工商界也无力控制市场, 因而投资不振, 生产萎缩, 就业不足, 商品存货积压, 经济处于不景气状态。
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把心理因素引入了经济周期模型, 但心理因素的作用是通过实物因素 (如资本) 来发挥作用的。理论上很好地解释了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危机, 它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投资的不合理、过度等, 即生产过剩产生的根源。凯恩斯经济周期的外延被相继的经济学家扩大, 使之理论功能解释功能增强。例如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从凯恩斯的储蓄——投资关系出发, 分析事前投资、事后投资、事先储蓄和事后储蓄之间的差异如何引起经济周期。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理论则分析了投资与产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引起周期性波动等。
(三) 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第一个公开打出反凯恩斯“革命”的旗号, 其现代货币数量论, 几乎重新恢复了“古典”货币数量论 (费雪方程:MV = PQ) 的权威, 即关于货币供应是外生的, 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总量经济活动系列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所导致的短期就业和产出的增加以及长期的价格抬升是由于货币实际余额效应发挥作用以及工人和企业主“货币幻觉”产生的结果。
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功能在历史的每个阶段都不能产生完全合意的解释力。因为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存在缺陷——导致政府大量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此理论的产生是为了弥补这个理论缺陷而提出的。他们反对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来选择政策和组合政策的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 而主张采用 “单一货币规则”, 而这与大量的实证结果存在矛盾。
然而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产物——中性货币政策, 即不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 并用利率来调节经济, 而是把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从现实来看, 实行这种货币政策的国家 (如澳大利亚) 物价稳定, 经济良好。因此, 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对经济危机解释功能欠佳, 但也有其实际意义。
(四) 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均衡经济周期理论)
理性预期学派的先驱者穆斯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中首先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卢卡斯是此理论的杰出代表, 他在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 试图将经济周期理论与经济均衡分析的基本理论协调起来, 也就是说经济的周期波动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行为和市场连续出清的价格机制并不矛盾。关键在于他用“理性预期”代替了弗里德曼的“适应性预期”。因为适应性预期意味着经济主体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而采取的资产组合调整存在系统的误差和较长的滞后效应, 理性预期假说则是经济主体根据已知的信息所做出的最优预期, 并且隐含地认为, 预期误差本质上是随机的。
该理论坚持货币中性论, 坚持危机具有随机性。它对经济周期的评价是并非需要干预的扰乱 , 而是经济正常增长过程的一部分。它对经济周期中的经济危机的解释功能体现在认为危机是自然产物, 无法避免。由此, 应用在政府的政策效果分析上, 认为由于经济当事人的价格预期是理性的, 如果政府改变总需求的政策是规则的, 能被公众预期到, 那么总供给曲线就随总需求的变动而变动, 从而抵消总需求对产出的影响。理性预期学派得出了规则的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政府的积极行为有可能使得预期价格朝着不利于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 从而加剧经济波动。
二、当前主流经济周期理论及其对次贷危机的解释力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都在80年代兴起。两者之间既有经济理论上的分歧, 也有政策主张上的分歧, 但它们都是当前主流理论。同时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世界经济周期理论与前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认为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 而世界经济周期理论主要以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为基础。这四种经济周期理论能够称为当前主流理论的原因在于对当今经济周期有较强的解释力, 特别是对于次贷危机的解读。次贷危机是当前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 这是一场发生在美国, 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 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 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 席卷了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 可谓是一种较新形式的经济危机。第一部分的四种经济周期理论对次贷危机的解释功能较弱, 无法涉及它发生的主要的、深层的原因, 而新兴的经济周期理论—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世界经济周期理论对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有较好的解释力。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能够成为此次危机中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理论基础;反之, 现阶段各国政府政策的有效性也能够成为评价两种具有分歧的理论孰优的经验检验。
(一) 金融经济周期理论
金融经济周期是一个较新的概念, 它主要是指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 通过金融体系传导而形成的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金融经济周期实际上反映了经济波动与金融因素之间的关系, 体现了金融变量对真实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传统的周期理论认为金融因素不会对真实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强调实物因素在经济周期生成和传导中的作用。然而, 历次的货币、金融危机和此次的次贷危机证明, 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运行的影响十分显著。
该理论认为经济结构在繁荣过后的脆弱性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最早正式将金融因素引入经济周期模型的经济学家Bagehot把脆弱性归于两方面:一是经济扩张期的价格不断攀升, 几乎所有的生产商都会高估对其销售产品的需求, 从而无形中犯了一个“错误”;二是现代的金融资本和金融中介出现以后, 价格加速攀升往往诱惑人们去犯更多的“错误”。而第二点恰恰是人们带着不满情绪去评判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
信贷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将上述“错误”的产生原因归结为信息不对称下的金融市场缺陷。他指出, 经济繁荣阶段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的“债务清算”及“困境抛售”, 是生成信贷周期的重要原因。这完全符合次贷危机的原因——“过度房贷”和之后的贷款无法偿还而造成资金链断裂, 流动性不足等后果。此外, Berger和Udell认为, 由于金融市场中道德风险的存在, 资产价格通常都与其基本价值脱节, 从而产生泡沫。把次级债“打包”发行高评级的债券的行为就可以解释为道德风险的暴露以及债券价格与基础资产价值严重脱节。信贷理论认为金融冲击通过金融市场的内生机制而被放大, 而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就是许多金融机构不断发行、转手次级债券或为债券作担保, 通过金融杠杆作用和内生机制把危机放大而造成的。
信贷理论突破了信息完全对称的周期理论假设前提, 是一种有意义的创新。经过此次危机的现实检验, 理论的预示能力得到了很好的佐证, 即预示过度负债和外生冲击是经济周期的根源。
(二) 世界经济周期理论
世界经济周期就是在世界经济运行的过程中, 由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 导致世界主要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呈现同步的扩张、衰退、萧条和复苏, 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行形态, 这种运行形态会重复发生, 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经济周期运动。次贷危机中的特定因素是美国次级债在世界大范围销售以及美国所特有的世界影响力。
学者提出了世界经济周期的十个主要特征, 其中六点在次贷危机中都呈现出来, 这六个特征为: (1) 多国的产出总量和产出增长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2) 多国的消费具有正相关性, 但略低于产出的跨国相关程度; (3) 多国的投资和就业具有正相关性; (4) 和19 世纪末期相比, 近几十年所有的衰退伴随着私人固定投资的收缩, 国家间的投资同步收缩, 影响力更大; (5) 投资的收缩对世界经济衰退有重要作用, 在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复苏中, 存货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弱; (6) 国家间证券价格波动的波峰通常领先于产出的波峰, 而波谷大致同步, 国家间证券价格衰退的同步性比国家间经济衰退的同步性要强。
(三)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1982 年, 罗伯特?卢卡斯首先提出的货币意外模型陷入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双重困境, 已经被广泛地认为在当时的工业化国家是不适用的。以普雷斯科特、基德兰德等为首的一些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第二代的经济学家, 创建了实际周期理论。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将经济周期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 详细论证了供给方冲击也可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其研究成果是对经济周期看法的“革命”——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是无规则的, 因而, 无法对它作出准确甚至是较为准确的预测。此观点能够说明“创新”是引起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 而次贷危机从另一个角度可认为是金融创新的“负面”产物。
同时, 该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选择行为的结果, 是经济主体对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所做出的最优反应, 是经济运行的竞争性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现象, 政府人为地抑制波动很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确实采取的是相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美国政府现在的救市计划的政策效果有一定成效, 但还有待检验。若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成立, 经济周期在现阶段的表现是无规则的, 那么政策效果就无法评价, 即目前是市场逐渐调节经济, 还是政府大力救市挽救金融危机在起作用是难以判断的。价格弹性、市场出清、完全信息、完全市场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假设前提, 但次贷危机的种种表现形式反映出这四个假设条件与对危机原因分析的主流看法是相违背的, 所以当前各国政府采取的种种措施是背离此理论的。
(四)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
为弥补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 20 世纪80 年代几乎与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同时期一个主张政府干预的新学派出现了, 这就是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 经济波动的根源可能来自供给一方, 也可能来自需求一方。该理论经济具有重要的非瓦尔拉斯特征:价格黏性、市场不能出清、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这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假设是完全对立的。因此, 该理论认为经济活动不应当实行自由放任、政府需要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各国政府面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行为是符合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的。
三、主流经济周期理论融合化的趋势
世界经济周期的体系是复杂多样的, 每一个经济周期理论都没有绝对的覆盖解释力。但各个经济理论都在放宽自身的假设条件和扩展相关因素。例如, 新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设并且赞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所提出的造成经济波动的冲击是随机的、波动是不规则的、不可预测的;而新的实际经济周期中有许多包含了很大程度的市场失灵, 因而政府干预可能是合意的。这种融合化的趋势最大的的目的是让理论有更强的解释力, 并且构造的模型能够更好地预测经济趋势。
摘要：本文以经济周期解释功能分析为视角, 介绍了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脉络。在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全球化背景下, 传统周期理论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力不足, 而当前主流经济理论——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世界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当期的次贷危机。经济周期理论显示出融合化的趋势, 以加强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功能。
关键词：经济周期理论,发展脉络,解释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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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损规则的理论基础分析 篇11
经济效益原则
减损原则是一种激励受害方按促进经济效益的方式行为的原则。这样做，不仅是对债务人利益的维护，而且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是为了避免社会财富的减少。 减损原则的规定鼓励受害方有所作为，以使违约的浪费性后果最小化。一方面，通过普遍地否决对违约后发生之费用的赔偿，鼓励受害方停止履行，因为订购商品或服务的一方现已决定不再想要它们了，受害方于违约后继续履行在绝大多数场合即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减损原则激励受害方采取果断措施防止损失发生，因为损害发生时，受害人能最有效地控制损害的进一步扩大，成本也最小，通常也会产生有效益的结果。
诚信原则论
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一方面，这种意志要求主体有良好的行为，谓之客观诚信；另一方面，要求主体具有毋害他人的内心意识，谓之主观诚信。概言之，诚信原则就是立法者实现上述三方利益平衡的要求，目的在于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发展。诚信原则考虑的不是当事人之间是否有意志上的自由，是否将自由的精神贯穿于契约订立的始终，而仅仅从“外部”的视角来观察，寻求市场机制下的互惠互利。因为人们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交易复杂化的情况下，无论法律多么周全，合同多么严密，只要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的方法。诚信原则正是基于此，依据结果来衡平利益关系，赋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被誉为民法中的“帝王原则”。
在承认减损义务的大陆法系国家，学者通说认为减损义务的根据在于民法上的诚信原则。根据诚信原则，当事人应该相互合作，以善意方式履行义务，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得滥用权利以规避法律和合同义务。债务人应自觉地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债权人也应积极地协助债务人履行；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应当积极采取合理措施减少已经发生的损害。
信赖利益优先论
阿蒂亚认为，减损规则表明法律制度对受害方信赖利益的保护优先于对期待利益的保护。对预期损失原则所作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限制就是原告必须减轻其损失的规则。在被告违反合同时，要求原告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其利益，在其采取这些措施后，他才有权就期待利益的损失要求赔偿。信赖损失看来比预期利益的损失具有更高的优先适用性。
减损规则一般不限制对信赖某允诺而支出的费用的赔偿，而且，减损规则通常通过要求受害人停止履行或采取其他措施减轻损失而不允许其执行交易的具体条款（期待利益）。富勒在其著名论文《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中指出：在对期待利益保护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对原告丧失缔结其他合同机会进行赔偿的关注。在被告违约后，如果机会依然对原告开放着，以使其商品或者服务卖往别处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满足其需要，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由此看来，“可避免的损失”规则是对期待利益做出保护的一种限定条件，它意味着原告只有在他业已信赖该合同而错过了其他的就达到同样目的也同样有利的机会限度内才受保护。
近因和惩罚理论
这类解释体现于英美的一些判例之中，其中近因说可算是最为简单和最为直观的解释，认为减损规则是用以把违约方的责任限制于由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失，受害方未能利用机会减轻的那部分损失，无权获取赔偿，因其未能利用机会减轻损失系一介入原因，属于远因(Remoteness of Damage)，受违约与损害间的联系过于遥远，类似于侵权法中的近因和“最后清醒机会”原理，违约之受害人无权对本可以通过减轻损失而避免的损失获取赔偿。惩罚说则认为减损原则源自合同损害赔偿系设计用以赔偿受害方的损失，而非惩罚违约方，如果允许受害人继续履行并对由此产生的损失获取赔偿，其结果，在这些法院看来，无异于强加给违约方一种“罚金”。
我国学者对减损义务论述并不多，有学者认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双方都负有互相配合、相互协作、彼此照顾的义务，一方在另一方违约后不采取措施阻止损失的扩大，破坏了双方的协作关系，也不利于减少社会财富的损失和浪费，从宏观看对整个社会的利益都是有害的，所以法律规定了当事人应当负有减轻损害的义务，是维护社会利益所必需的，此种义务不仅是依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且是一种法定义务。。还有学者认为：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定义务，其产生的根据是损失的公平分配制度及风险的有效控制制度。当损害发生时，受害人是能最有效地控制这一损失扩大的人，同时，由其承担这一责任成本也最小。当他未控制这一风险的扩大时，就应将这种扩大的损失分配给他。同时，这一责任的课定也会对受害人的预防产生有效的激励，以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减损规则在当今合同法中的作用及存在价值。
（作者单位：长沙皇冠假日酒店）
理论分析 篇12
一、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理论基础
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最初由弗洛伊德基于其人格结构理论提出。他将人格结构分为“伊底”、“自我”和“超我”三部分。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带有浓厚的生物性色彩, 他最重视的是处于心灵最底层的“伊底”, 代表人作为生物最原始的欲望和冲动, 受“唯乐原则”控制、盲目地满足本能欲望, 没有理性。代表着人的理性的是受到社会道德规则内化的“超我”, 被“至善原则”支配。在弗洛伊德看来, “自我”是被动的、等待指令的、不具有能量的, 是“本我”与“超我”的协调者。一方面, 由于生物性决定, 受“唯乐原则”操控, 要满足“伊底”的欲望和冲动;另一方面, 又要将其纳入社会道德所接受的行为活动中。所以, 若平衡机制良好, 人就拥有健康的人格;若平衡机制失调, 就会引发心理冲突, 产生心理异常。
弗洛伊德基于人格结构理论阐释儿童游戏, 他认为“自我”的平衡机制, 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游戏中获得的。[2]笔者将其观点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游戏动机、游戏本质、游戏发生周期、游戏与工作关系、游戏在治疗中的运用。弗洛伊德奠定了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基调, 其后继者也从不同侧重点对他的游戏理论进行了继承、修正与完善。
二、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基本观点与发展线索
(一) 游戏的动机———“唯乐原则”
1. 弗洛伊德:游戏的发生受“唯乐原则”的驱使
弗洛伊德认为, 过去经典游戏理论的观点都没有突出游戏的“愉快成分”。他认为, 游戏和其他的心理事件一样, 都受“唯乐原则”的驱使。[3]“唯乐原则”体现在游戏上, 一方面表现为创造出安全、虚构的环境满足儿童在现实中不能达到的愿望。另一方面表现为“强迫重复”, 是对创伤事件的“掌握”, 发泄消极情绪。[4]例如, 儿童常常在游戏中愿意主动重现痛苦经历:扮演医生为娃娃打针, 扮演妖魔鬼怪, 等等。在此过程中, 儿童通过对痛苦经历的重现, 以积极主动的身份不断重复、演练、最终宣泄消极情绪, “掌握”痛苦经历从而获得压力的释放与安全感。所以, “掌握”也是“唯乐原则”不同形式的表现。
2. 埃里克森:“掌握”理论的积极发展———在游戏中解决发展危机
埃里克森修正弗洛伊德消极倾向的“自我”, 强调“自我”的积极主动因素。与弗洛伊德将人格发展限定在儿童期不同, 他提出“毕生发展观”, 强调来自社会的要求和自我对发展危机的解决。“掌握”理论由此发展为对人格每个发展阶段危机的解除。基于积极的“自我”, 他提出游戏可以帮助“自我”对生物性和社会因素进行协调和整合。[5]在人格发展的八大阶段, 游戏也可以帮助“自我”解决每个阶段的主要危机, 帮助儿童从一个阶段向下一阶段不断发展。例如婴儿在与父母带有游戏性的互动中获得安全感。在游戏中, 儿童可以不为自己的失败、过错负责, 从而获得成就感、自信和自主感, 克服自己的羞怯疑虑。
在人格发展阶段中, “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分析学派探讨的重点。此阶段对应埃里克森3~6岁的“主动性—内疚”危机阶段。他同意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法, 即男孩因为对母亲的爱所以对父亲表现出敌意, 女孩则因为对父亲的爱所以嫉妒母亲。[6]儿童的这种行为必然失败并引起儿童的焦虑。成人需要理解儿童的这种发展危机, 并用某种方式将其合理化, 以帮助儿童获得主动性。游戏则为儿童创造了这样一个虚构的环境, 通过对同性父母的自居的角色扮演来化解危机。在角色游戏中, 儿童逐渐获得性别角色意识。
因此, 埃里克森也格外注重学前期, 又将其称作“游戏年龄”。[7]在此阶段, 游戏作为儿童的生活方式, 是化解人格发展危机最有效、最自然的方式。积极的“自我”在游戏中获得充分机会而得以完善。
3. 蒙尼格:消极继承———游戏为攻击性驱力的宣泄提供合法途径
蒙尼格对弗洛伊德的游戏思想进行了消极的继承, 将“宣泄”局限在攻击性、破坏性驱力上。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攻击性, 游戏使这种攻击性驱力得到释放, 并处于社会允许的范围。例如, 儿童可以在游戏中撕纸、奔跑、击打玩具等, 以释放攻击性驱力。他虽然为暴力游戏找到了理论依据, 但是研究证明这种宣泄只会加强攻击性行为而不会减弱。
(二) 对游戏本质的认识———虚构性与角色游戏
1. 游戏的虚构性
有研究者将弗洛伊德的游戏理论称为20世纪虚拟论、游戏论的最大代表, 其游戏论可概括为愿望满足论和想象论:游戏是人借助想象来满足自身愿望的虚拟活动。[8]弗洛伊德认为, “游戏的儿童行为, 同一个赋予想象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 他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 或者更确切地说, 他按照使他中意的新方式, 重新安排他的天地里的一切”。[9]弗洛伊德认为, 统治儿童期的愿望就是快快长大成人, 做大人能做的事情。[10]但是由于能力不足, 还不能完全像成人一样活动。所以, 游戏从现实中抽离出一个想象的世界, 在这里, 儿童可以在想象中成为成人, 做成人的事情, 满足儿童的愿望。
2. 角色游戏
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观点主要围绕“想象”“虚构”等词, 将游戏看作是满足自身愿望的虚拟活动, 使人在游戏世界得到“伊底”与“超我”的平衡, 获得健康人格。所以, 象征性游戏、特别是角色游戏也成为精神分析学派游戏探讨的核心类型。埃里克森指出在“游戏期”, 游戏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儿童扮演独角戏或陷入白日梦, 在此过程中, 他们能够演出或梦到这一阶段的冲突并加以解决;二是寻求同伴共同游戏, 演出个人或相互之间的生命危机。[11]
精神分析学派不赞同传统心理学的观点:儿童扮演角色出于模仿本能。弗洛伊德认为, 儿童在扮演中显现了对角色的情感倾向和选择性。佩勒系统阐释了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佩勒认为儿童对角色的选择, 往往基于他们对某个人 (角色原型) 的爱、尊敬、嫉妒或愤怒的感情。[12]通过游戏, 儿童“成为”他们喜爱的成人, 通过模仿害怕的事物消除恐惧或者使自己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 从而获得快乐。
(三) 游戏发生周期———儿童期
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认为, 真正的游戏发生在儿童期。成人时期游戏被其他创造性活动代替, 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游戏。换言之, 儿童游戏是身心统一的想象活动, 而成人游戏则是纯粹的精神游戏。
同时, 埃里克森也认为儿童游戏以玩具为载体, 而成人游戏更多是关于艺术、创造与生活。埃里克森指出在青年阶段, 游戏失去了其作为一种主要发展功能的重要性, 青年意识到将游戏作为对早期生活问题的手段是幼稚的。埃里克森将幻想中的角色扮演看作是青年解决统一性的适当手段, 也是幼儿期游戏的合法延伸。[13]精神分析学派虽然注意到成人创造性活动中的游戏性, 但是仍将真正的游戏限定在儿童期。
(四) 游戏与工作的关系
弗洛伊德认为, “游戏”的对立面是“现实”而非“工作”。安娜·弗洛伊德发展了这一基本观点。她提出了六条发现线索, 其中一条是:从关注自己的身体到关注玩具, 从喜爱游戏到参加工作。[14]她阐释婴儿从玩自己和母亲的身体开始, 到过渡到客体, 到玩柔软玩具, 到开始社交活动, 最后发展至为了施行一项长期计划, 可以为了从最后的结果中获得快乐, 而忍受挫折, 能依据现实的要求在升华中获得快乐。这时, 儿童的游戏能力就发展成为工作的能力。[15]同时, 她认为游戏并不完全被工作取代, 游戏与工作相互交互着。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精神分析学派将游戏和工作看作一个发展、过渡的连续体。当人们从工作中获得快乐时, 工作中仍存在游戏性体验。
(五) 游戏在治疗中的运用
精神分析学派与学院派心理学不同, 它发端于精神病学, 建立在临床医学实践的基础上。[16]所以, 其游戏理论也带有浓厚的医学色彩, 并发展出游戏治疗。弗洛伊德首次尝试将游戏运用到小汉斯的治疗中, 此后, 安娜·弗洛伊德、克莱因、温尼科特等人将精神分析系统运用到儿童上, 发展儿童精神分析, 并与成人相区别, 将游戏运用到儿童精神治疗中, 形成了专门的游戏治疗技术。
关于游戏在治疗中的作用, 安娜·弗洛伊德、克莱因、温尼科特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都继承发展了弗洛伊德在治疗中对游戏的观点:将游戏看作是症状化行为, 并很自然地将游戏运用到他的分析中。[17]但是, 他们都只将游戏看作一种手段, 游戏自身并无任何治疗功能。与前者不同, 温尼科特对游戏的价值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第一, 他注意到游戏的本体价值———游戏不仅仅是一种手段, 游戏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所以, 他认为分析师不能只注意使用游戏内容, 还应当看到游戏中的儿童, 把游戏看成其本身, 并发明潦草画线游戏。第二, 将游戏的质量等同于创造性生活, 并突破弗洛伊德认为的创造性只属于成人的局限。温尼科特认为, 在游戏中儿童或成人才能自由地创造, 自体才能被发现和加强, 将游戏视为治疗的最终成就。[18]第三, 突破精神分析的范畴, 将游戏推入更广阔的空间———游戏属于健康。认识到游戏对儿童成长与身心发展的需要, 帮助儿童建立一种积极的社会态度。他将游戏视为一种体验, 一种创造性、时空连续性的体现, 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19]由此, 温尼科特还总结了包括全神贯注、内部真实、信任、愉快因素在内的游戏特征。
三、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对学前游戏理论建构的启示
通过在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对以“游戏”或“幼儿游戏”或“儿童游戏”为主题的相关文献查阅和分析发现, 目前学前游戏的核心问题域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游戏本体论。主要探讨游戏的定义、动机、本质、特征及游戏精神等。第二, 游戏与儿童发展。主要从儿童的身体发展、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情感发展、个性发展等领域挖掘游戏的发展价值;游戏中不同性别、年龄儿童的行为特征;游戏治疗。第三, 游戏与教学、课程的关系。主要将游戏引入教育环境, 探讨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念与实践, 包括教学游戏化、游戏与课程的融入、整合, 教学中游戏精神的体现等。第四, 游戏的组织与指导。主要探讨教育情境中成人 (家长或教师) 对儿童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第五, 游戏环境的创设。包括游戏物理环境与游戏心理环境的创设。第六, 游戏研究的历史与未来发展趋势。主要是对以往游戏研究的文献梳理与分析, 旨在发现游戏研究的未来发展走向和核心问题。
从上面框架可以看出, 学前游戏主要从心理学和教育学两大视角对儿童游戏进行分析。精神分析学派源于精神病学, 并作为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心理学派, 它对游戏的阐释主要基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所以, 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对学前游戏理论框架最大的贡献还是在儿童发展与游戏治疗上。在阐释上述两方面内容时, 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游戏本体论的相关观点。从一些分析学家的观点中也能对游戏与教学、课程的关系、游戏组织与指导、游戏环境创设作出一些理念上的启示。
(一) 游戏与儿童发展
1. 游戏的情感发展价值
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人们关注到游戏中的“情感成分”, 关注游戏对儿童情绪、情感发展的作用。一方面, 游戏可以帮助儿童释放内在驱力, 消除紧张感和焦虑。另一方面, 游戏给儿童提供安全的心理环境和“愉快性体验”, 使儿童在游戏中排除消极情绪、获得积极体验。
2. 游戏中获得健康人格
新精神分析学派发现游戏可以帮助儿童解决每个发展阶段的危机, 在游戏中, 儿童获得安全感、自主感、主动感, 从而完成每一阶段的任务, 从而形成健康人格。
3. 游戏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
经过精神分析学派的不断发展, 温尼科特突破创造性只属于成人的局限, 从游戏中的儿童身上发现了创造性, 发现了游戏的创造性发展价值。
4. 游戏治疗
游戏治疗也是精神分析学派不同于其他心理学派的最大特点之一, 它将游戏扩展到了医学临床实践中。对问题儿童和特殊儿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游戏本身就具有价值, 游戏本身就是治疗, 可以帮助儿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预见未来发展的新问题。
(二) 游戏本体论的探讨
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阐释了游戏为什么发生、游戏的特征、游戏的本质等问题。精神分析学派发现了游戏“愉快性体验”、虚构性的本质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经典游戏理论对游戏生物性本质的认识。并且, 其理论给予了儿童游戏很高的发展地位。第一, 将游戏看做儿童的内在需要, 与人格发展密不可分。第二, 将游戏看做是儿童的基本生活方式, 儿童通过游戏表达自己。第三, 发现了游戏虚构性的重要特征, 为角色游戏找到重要地位。第四, 将成人游戏与儿童游戏区分开, 虽然从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来看, 其实无论是成人的精神游戏还是儿童游戏, 从广义上都可称之为游戏。但是精神分析学派对成人游戏与儿童游戏的区分, 让人们看到儿童发展的独特需要。
(三) 其他核心问题域启示
第一, 学前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论与实践构建。虽然精神分析学派并没有阐释游戏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 但是它将游戏看做儿童的基本生存方式和儿童期最重要的活动, 重视“游戏性体验”。这个理念对学前教育建构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念与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第二, 成人在游戏中的作用与指导。在游戏治疗中, 精神分析学家提到游戏有助于成人与儿童建立情感关系, 同时成人可以通过游戏了解儿童的发展状况与问题, 并鼓励成人与儿童一起游戏。第三, 创设安全的游戏心理环境。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观点主要是基于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和临床实践上。所以, 游戏的环境创设与玩具选择只是作为游戏治疗的一个部分, 并没有系统阐述。但从其基本观点可以看出, 需要给儿童创设一个自由、稳定、安全的游戏环境, 使儿童在游戏中能够宣泄压力, 进行治疗。虽然安全的心理环境不是针对教育情境下游戏环境提出的, 但是亦产生一定启示:成人应给儿童提供安全的心理环境, 使儿童获得安全感与熟悉感, 以更好地、更富有创造性地进行游戏活动。
(四) 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局限性
第一, 精神分析学派将成人游戏与儿童游戏过分分裂开, 某种程度上仍把游戏看做问题解决的幼稚期行为, 否认了游戏对儿童毕生发展的作用。过多注重于游戏的物质化形式, 虽然注意到了游戏性精神, 但是并没有完全将此作为游戏的核心, 以致将儿童游戏与成人游戏分裂, 将游戏精神与形式剥离开来。第二, 未探讨游戏在教育中, 特别是学校教育中的作用。由于精神分析学派关注的是精神分析与治疗, 游戏也主要是在儿童发展与精神治疗的领域探讨, 未触及游戏的教育价值。
摘要：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主要阐述了游戏的动机、本质、发生周期、游戏与工作关系、游戏治疗等问题。涉及学前游戏理论中儿童与游戏发展、游戏本体论这两大核心问题域, 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游戏在学前教育中的地位、成人在游戏中的角色、游戏环境的创设方面作出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学前游戏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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