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难在公平(共6篇)
高考改革难在公平 篇1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强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以促进公平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浙江省作为首批试点省份之一,其高考改革方案严格贯彻了这一要求,并在招生公平内涵上做了进一步探索:将招生公平从“考生之间的公平”拓展为“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
一、招生公平的认识盲区
招生公平通常也称为“高考公平”,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热议焦点。其内涵最普遍的理解是“基于考试成绩的公平”,或者说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有学者从个体权利、国家治理、考试技术和社会影响四个层面阐述高考公平的内涵范畴,指出高考公平必须体现考生在考试权利上的公平。同时,更多的研究聚焦招生不公平现象。概括而言,研究认为属于招生不公平的现象主要有5类:一是违纪舞弊产生的不公平;二是考生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公平;第三类是招生计划分配不均导致的不公平;第四类是高考加分政策的争议,认为高考加分政策严重破坏了公平;第五类是点名招生,俗称“点招”。
总结上述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对招生公平的正向阐述,还是对不公平现象的反向论说,其视角都是研究“考生之间”的公平,即考生之间的竞争的公平性。而考生与高校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公平问题,则成为招生公平认识的一个盲区。
考试招生制度在形式上是教育领域一种调整、管理学校招收新生活动的制度,但从社会、从国家治理层面看,考试招生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利益分配制度。招生关系就是制度在调整招生录取各方主体行为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关系主体的利益及其实现方式在制度上表现为其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而在社会生活中,利益的表现形式对不同主体而言则是不同的。如考生寻求的直接利益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实质利益是隐藏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背后的社会地位、就业、事业发展等隐性利益。同样,高校也在寻求他们的利益,最直接的是生源,实质利益是因生源而产生的更多学费收入、节约教学成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赢得社会声望、吸引更多的财政投入或更多的社会捐助等利益。这些利益的载体,即招生关系客体,作为中介将招生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联系起来。大家最为关注的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招生计划即入学机会的物化)这一招生关系客体,却长期忽视另一重要客体,即考生。招生关系主体,无论是高校还是考生,都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社会利益分配的实质,决定了参与招生活动的各方主体都存在一种公平分配利益的基本诉求,改革必须以公平为首要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深度的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因此,招生公平的内涵不能仅局限于考生之间的公平,而应涵盖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
将招生公平局限于考生之间的公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一,在理论研究上导致了对招生关系及主体的研究的薄弱。任何一种制度,其核心都是关于各方主体权利义务的分配。明确制度所调节的关系及其主体的地位,是析理、评判、改革、设计任何一种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主张一方的权利,必同时承担对另一方的义务,这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点。
第二,在实践中导致了考生权益保护的薄弱。由于未将考生与高校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公平问题纳入视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及实践长期将焦点聚集在考生之间的竞争上,导致实践中只是对考生之间的权益分配进行细化和改变,制度因而“精细化”“极端化”。但从宏观上考生作为一个整体,与高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未得到有效改变。当前的改革实践与研究,似乎有一种倾向,即把对高校违规行为的打击视为保护考生权益的核心举措。事实上,遵纪守法是一种普遍义务,而不是对等义务,是制度执行问题,而不是制度设计问题。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重点要解决的,恰恰是制度设计问题。
第三,有把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引向歧路的危险。将招生公平局限于考生之间的公平,导致了当前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中的“绝对公平论”倾向,导致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人才选拔的科学性和考试招生公平性上的割裂乃至对立,对考生公平的保障,成了限制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关键原因,从而导致改革实践中分数作用被无限放大、路越走越窄。另一方面,由于在呼吁高校自主权的同时忽视扩大考生的权利对抗,高校招生自主权逐渐有演变成高校招生“特权”的风险。
二、促进招生关系主体间的公平:浙江方案的改革举措
(一)浙江高考改革方案系列改革举措
制度并不直接分配利益,而是通过调整关系主体间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间接实现利益分配。着眼于促进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调整主体间利益分配格局,浙江高考改革方案规定了系列改革举措。
1. 考试科目自选。
即取消文理分科,实行部分科目选考。改革方案考试科目实行“3+3”模式,即必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3门,选考科目3门,由学生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7门设有加试题的高中学考科目中,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理论上讲,考生有35种组合选择。与此相适应,高校须分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要求,考生所选的3门科目中,至少1门符合拟报考学校专业的要求。实行选考后,不再分文、理科。形象地说,现行高考实行的是套餐制,只提供两种选择,非文即理;方案则是自助餐,考生自主选择3门科目进行组合。
2. 多次考试机会。
除语文、数学只提供1次考试机会,在每年6月全国统一规定时间高考之外,外语和所有选考科目均每年安排2次考试,考生根据本人学习情况,自主选择考试时间,每科最多可以报考2次,并自主选择其中一次成绩计入高考总分。现行高考听力和技术有2次考试机会,占总分值的比例为本科4%,专科约24%。改革后,多次考试的科目占总分值的60%,占总科目数的2/3。
3. 取消招生批次。
长期以来,招生录取工作实行“学校分批、考生分段”的办法,即将所有高校分为若干批,前一批次高校招生录取结束,再开始下一批次高校的录取。与学校分批录取相对应,每一批次会划定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只有分数线上考生才能报考该批次高校。改革方案规定,取消录取批次,所有高校的所有专业均同批录取。
4. 实行单层制志愿。
我国统一高考招生长期实行双层制志愿,即将志愿分为院校志愿和专业志愿,考生在填报时,先选定院校志愿,再从志愿院校所设专业中选定专业志愿。改革方案实行“专业(类)+学校”单层制志愿,即考生每个志愿均需明确表示其报考的具体某所院校的某个专业(类)。考生各个志愿之间是独立的关系,如考生第一志愿报考A院校的X专业(类),第二志愿可报考B院校的Y专业(类)。
5. 平行投档到专业。
在双层制志愿下,录取投档实际上是分为两个环节,首先是省级招办根据各院校的招生计划总数,将考生平行投档到院校,投档时,省级招办投档只看考生院校志愿,而不看(无法看)考生的专业志愿;院校接收到考生档案后,再根据本校各专业计划数,将考生投档至具体专业。实行单层制志愿后,两个环节合并为一个,即由省级招办按考生志愿将其直接投档至具体院校的某个具体专业(类),院校不再对考生进行分专业投档。
(二)改革措施促进了主体之间的公平
上述改革措施的核心,是通过扩大招生关系主体的选择性,促进主体之间的公平。
1. 进一步促进了考生之间的平等竞争。
首先,变指定科目为选考科目,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偏科”考生的权益。选拔标准实质上是利益分配标准。在按文理分科指定考试科目的前提下,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总分面前人人平等”,要求考生每门科目必须平衡发展,只要有几门、甚至是一门科目“短板”,也就是所谓的“偏科”,就意味着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的失利。实行选考后,“偏科”考生可以避短扬长,与各科均衡发展的考生同台竞争。
其次,多次考试机会降低了一次性考试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使考试结果更加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保障了一次考试发挥失常学生的权益。
第三,平行投档到专业进一步保障了具有学科特长或专业意向明确的考生的权益。假设某高校有A、B两个招生专业,其中A专业有单科成绩要求。在平行投档到院校的规则下,省级招生办按学校总计划投档,结果可能是所有考生或多于B专业计划数的考生单科成绩不符合A专业的要求,而符合B专业要求的考生数量已超过B专业计划数,这样,实际上是单科不符合条件的考生阻碍了符合条件考生利益的实现,导致符合要求的考生将在尚有计划的情况下失去录取机会。实行平行投档到专业后,省级招办直接按A专业的计划投送符合要求的考生,确保符合条件考生按学校的规则得到录取机会。
2. 着力构建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平台。
首先,取消批次意味着取消原先批次在前的高校优先选择权。在分批录取规则下,前一批次高校录取结束后,才能开始后一批次高校的投档录取。因此,批次的设置,实际上是招生录取优先权的配置。在师资、设备等办法条件未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只要提升录取批次,其投档线就可以大幅提升[1]。此外,批次还带来大量的额外利益,如社会知名度、高校排名考核等等。可以说:批次制度使批次在前的学校赢在了起跑线上。取消批次之后,原批次在前的高校将失去优先选才的权利,所有高校同时开展招生录取工作,平等接受考生选择。
第二,单层制志愿与平行投档到专业(类)相结合,构建了不同类型、不同特色高校之间平等竞争的平台。在双层制志愿下,招生单位是学校,专业是学校内部招生单位。单层制志愿下,招生单位细化为学校的各专业(类)。假设甲学校有A、B两个专业,乙学校有C、D两个专业同时招生,如果某考生的真实意愿依次是甲学校A专业、乙学校C专业、乙学校D专业、甲学校B专业。双层制志愿下,该考生须先选定院校志愿,因最向往甲学校A专业,而以甲学校为第一院校志愿,这样,他的志愿就确定为:
(1)第一学校志愿:甲学校第一专业志愿:A专业
第二专业志愿:B专业
(2)第二学校志愿:乙学校第一专业志愿:C专业
第二专业志愿:D专业
投档时,该考生进入甲学校,但A专业分数不够,于是就被B专业录取。显然,双层制志愿不仅提高了甲学校B专业被优先填报的机率,也赋予了该专业优先录取考生的机会。在实践中就产生了热门专业带动冷门专业的现象。有些医科、财经等热门学校,其非热门专业可以十几年无第一专业志愿考生,但照样能足额录取到与热门专业成绩水平接近的考生。而在单层制志愿下,该考生志愿可以表现为:第一志愿———甲学校A专业;第二志愿———乙学校C专业;第三志愿———乙学校D专业;第四志愿———甲学校B专业。那些总体实力或知名度较弱学校的特色专业因此获得展现特色、吸引优质生源的平台。显然,单层制志愿更好地保障了学校之间平等竞争的权益。
3. 建立起考生与高校之间对等选择平台,促进考生与高校之间的平等。
从单独招生转为统一招生,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即考生自愿报考,学校评价录取。但在报考录取程序上发生了重要改变:
单独招生中,由高校发布招生简章,考生自愿报考若干所高校,这些高校经过测评,分别告知考生是否录取以及录取在什么专业,考生在接到所有结果后,再作出自己的最终决定(见图1)。考生与高校的选择是双向互动的,可以称为是“双向选择型”程序。
由于单独招生中考生档案(表现为考生个人的申请材料)可以同时提供给其所报考的各所学校,其中一所学校的录取结果并不影响另一所学校的录取结果,因此也可以将其称为“并联型”程序。如果用图2描述,这一特征呈现更加明显。
单独招生考试录取程序的最主要特征,一是考生可以同时与多所学校互动;二是录取程序终结于考生,由考生在掌握全部信息后,综合权衡后自主作出最终决定。
实行统一招生后,主要有两种投档办法,一种是“传统志愿”,一种是近年来推广的“平行志愿”(平行志愿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投档办法改革,而不是志愿改革[2])。两种投档办法主要程序是相同的,即:考生填报志愿后,省级招办按其学校志愿投档到其中一所学校;学校按进档考生专业志愿进行二次投档,确定录取专业(或不录取)(见图3)。
省级招办投档时,考生档案在一次投档中只能提供给一所高校,只有在前一志愿高校不录取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是否投档到下一志愿高校;考生只有填报志愿这一次选择机会。因此,可以将其称为“串联型”(见图4,黑框环节内含二次投档程序)。
与单独招生相比较,统一招生投档录取程序最主要的特征,一是考生档案一次只能投档给一所高校;二是实行两次投档,即省级招办按院校志愿投档和高校按专业志愿投档;三是录取程序终结于高校。
程序上的变化,引发考生与学校两类主体之间的地位变化,主要体现在决策信息与承担风险上:
在单独招生中,考生通过报考行为先作出“预选择”,再收集所有高校的录取决定后,在最充分的信息的基础上从容作出最后决定。而高校在录取时,并不确定考生是否最终选择本校,可能为录取最优考生而放弃次优考生,一旦最优考生最终选择他校,高校就可能面临生源不足的风险。因此,这是一种“考生主动型”程序。
在统一招生中,因为只有填报志愿这一次选择机会,因此考生必须在不能准确地预知拟报考学校的生源冷热状况的情况下,作出带有冒险性的志愿决策。在随后的录取中,他可能因成绩没有达到报考学校的投档线,从而成为“死档”;由于双层制志愿,达到学校投档线后,还会在二次投档环节中面临“专业落榜”或是被高校调剂录取到非志愿专业。而高校在二次投档中,已从本应与考生平等的招生关系主体升级成为一个管理主体,掌握了充足的决策信息,并可灵活避免风险:如果所有专业生源数量充足,则可以坚持按原计划录取,多余考生直接退档;如果生源不平衡,则可以通过调整专业计划,或对考生进行调剂录取。其录取的所有考生不会有流失的风险。因此,这是一种“高校主动型”程序。
改革方案通过单层制志愿和平行投档到专业(类)的组合措施,将投档程序改为省级招办直接将考生投档到具体学校的具体专业(类),取消了高校对进档考生进行二次投档的环节,从而对考生与高校相互地位进行了平衡(见图5)。
首先,取消二次投档后,使高校从管理主体重新回归到与考生平等的招生关系主体。第二,有效消除了考生在二次投档中面临的“专业落榜”风险。第三,考生志愿对其真实意愿的表达更加准确,高校不再有对考生调剂录取的权利,确保了高校的每一个录取结果都符合考生的明确志愿。第四,将高校行使自主权的时间从投档后改为考生填报志愿前,要求高校必须事先明确本校各专业的录取规则,杜绝了高校事先含糊表述、进档后灵活调整的空间,确保考生有平等“对抗”高校招生自主权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因考生与高校处于平等的对等选择地位,这一程序可以称为是“对等选择型”程序。
4. 减少国家对利益分配的直接干预。
在考试科目上,允许考生自选考试科目,国家不再统一限定;在录取时间上,取消录取批次,国家不再以行政审批手段人为安排高校录取顺序,高校平等竞争,同时接受考生选择;在投档中,国家根据考生志愿和高校各专业(类)事先明确的规则投档,而不再要求考生先选学校后选专业。改革后,国家在招生录取中只扮演两种角色,一是提供专业化的考试服务和录取系统平台,二是监督纠正违规行为。改革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不再对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进行直接干预,转而通过考生和高校之间的对等选择、考生与考生之间及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实现利益分配的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三、改革预期目标和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通过促进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浙江改革方案对考生招生制度利益分配格局进行了新的调整,将引导教育发展生态的多样性,从而实现考试招生制度公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1.为考生个性化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改革方案为考生提供了“考其所长”的平台,也为考生提供了自主决定“学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的灵活机制,考生在招生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得到了保障。因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这一效应将会引导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就开展生涯规划,按个人特质和发展目标选学,从而使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理念得到落实。
2.为高校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制度驱动。改革方案将“高考指挥棒”指向了高等教育。取消录取批次后,国家不再对高等教育进行“重点”“普通”“三本”、高职高专之类的人为等级划分,民办学校、高职院校将与其他高校同台竞争。同时,实行单层制志愿并平行投档到专业(类)将使招生竞争单位从学校细化为专业(类),各类学校可以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开展特色化的教学改革来提高招生竞争实力。可以明确地预见,在方案实行一段时间后,一些民办学校、高职院校比部分原先批次在前的公办学校、本科学校更受欢迎、一些专门学校的特色专业投档线超过综合大学的一些弱势专业,同一学校不同专业分差拉大,学校发展从追求“大而全”转而追求“小而精”,不再盲目新设专业,并对现有专业进行“优胜劣汰”、升级改造,等等,都将成为新常态,高等教育将因接受“市场竞争”考验而更有活力。
3.促进各类“排名”考核体系的科学化。当前建立在“投档线”基础上的各类排名考核体系,都将因投档录取办法的改变而将无法执行,促使管理部门、研究部门摒弃简单地以学校分数线论英雄的排名考核办法,转而从学科特色、办学成果等软实力角度进行评价。在财政投入、大型课题招标、社会捐助等方面,“学校霸权”也将让位于专业实力。体现在招生录取上,争“状元”之类的现象将明显淡化。
作为试点,改革方案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未来的发展方向,预计会主要围绕3条主线展开:
一是进一步加强对招生关系主体及其权益保障的研究。改革方案只是对促进招生关系主体间的公平进行了探索,但还需要更多的理论支撑和深化。
二是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扩大考生、高校的选择性。如考试科目上,考生的选择权将会进一步加大,不再限定在3门,可以选更多,也可以选更少。
三是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将会进一步深化。强化综合素质评价在招生录取中的作用,将打破目前考试招生中利益分配向纸笔考试成绩、文化知识成绩更高的考生群体分配的格局,从而保障其他考生群体的利益,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为实现此目标,综合素质评价将在科学性、公平性、方便性等方面作进一步探索。
摘要:当前大部分研究将招生公平窄化为“考生之间的公平”,这是认识上的盲区,在积极意义上应关注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浙江高考改革方案促进招生公平的内涵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促进了考生之间的平等竞争,二是着力构建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平台,三是建立起考生与高校之间对等选择平台,促进考生与高校之间的平等,四是减少国家对利益分配的直接干预。
关键词:高考,招生公平,招生关系主体
参考文献
[1]应朝帅.高校统一招生制度规则体系的公平性审视——基于招生关系主体平行的视角[J].中国考试,2012(5).
[2]应朝帅.深化平行志愿改革的对策研究[J].中国考试,2011(1).
高考改革难在公平 篇2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11月28日做客中新网谈“异地高考”,他近两年曾三次向国务院、教育部递交“异地高考”建议书。 中新网记者 张龙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今日做客中新网解读“异地高考”话题。张千帆其间表示,并不赞成废除高考,“高考可能还是目前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一种制度,我们就是要让它变得怎么样更加公平。”
张千帆认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根本路径是推进高招制度改革,“我们的考试和招生制度要改革,但是怎么改没有想好。症结在分省指标制度和现行分省命题,直接造成了随迁子女高考难问题。不改变根本性制度,光是改变考试方式,不改变录取标准,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的。”
“有些措施也未见得可以实施,”张千帆称,“比如有人提出要废除高考,废除高考怎么办?搞推荐,这样的措施如果真的`实施,可能造成的现象比现在还更加糟糕。”
异地高考,难在哪里? 篇3
近期不断的利好消息,让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但户口不在本地的家长和孩子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不为户籍所累,在当地参加高考。
2月29日,山东省出台相关政策,率先突破户籍限制,从2014年起将允许非户籍考生在山东参加高考。
虽然此举在政策上的突破显著,不过但凡是了解或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清楚:山东省历年高考门槛都很高,其一本重点分数线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同样考600分,在北京可以念北京大学,但是在山东连山东大学也念不了。”一位高三学生说。
显然,山东省提供的“便利性”在“分数”面前有些吸引力不足。于是,人们期盼的目光锁定了北京、上海等拥有大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同时分数线较低的大城市。
3月5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态,自去年1月起,教育部就在各地展开对异地高考的方案调研工作,现在到了最后一个时期。教育部很快就会出台一个总的文件,同时鼓励各地积极推进,出台自己的高考方案,方案公布时间会在10个月之内, “不一定山东最早(实施)”。
袁贵仁表示,异地高考不意味着完全开放,而是存在“条件准入”:一方面要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家长满足在当地工作等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随后也表示,各地要在年底前出台有关允许“异地高考”的时间表,但“最后实现年限”由当地政府决定。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异地高考,难点何在·
难点一:谁有资格·
两会现场,虽然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袁贵仁还是耐心地向大家纠正了一个概念上的错误。他表示,大家说的“异地高考”,其实是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所謂的异地高考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不在这个地方上学却在这里参加高考。而我们要解决的是进城务工子女的高考问题,指的是父母在这里务工,达到一定年限,孩子在这里上学能够就地高考。”
谁家的孩子将符合这一标准·“一定年限”是几年·政策出台后,会不会像北京车市、楼市“限购令”一样,还有其他的附加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异地高考是社会教育公平最重要的一环,它意味着农民工子弟可以在城市里高考了,现在高考受户籍制度管理太严,其实是用户籍制度保证了城市孩子的特权,早晚要开放,只是各个城市处于自我保护的心态,不一定很快接受。“这意味着以前享受特权的人就要损失一些,要失去一些优势。”朱清时说。至于准入门槛的设置,朱清时认为还是有必要的,“不能够像春运大迁移一样都拥到城市去考试”。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教授王玉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待异地高考不能“一刀切”,不同的地区、城市,根据不同的人员、孩子、教育资源状况,要有不同的解决办法,“比如你在当地工作多少年,纳税情况怎么样,孩子教育情况如何,地方应设不同的‘台阶’,北京、上海‘台阶’可以高一些,但一律不解决是不对的。”
王玉凤认为,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非户籍孩子的人口数量、当地的教育资源数量进行设定,“如果放开,能有多少人要参加高考,会占用多少高中教育资源的空缺·会给城市带来多大问题·这都需要地方政府好好调研。”
她还建议,从国家层面上出台指导意见,这样各地才会按要求拿出解决异地高考的办法,“最初的口子可以开得小一些,然后逐步放开。”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她认同考生可以在异地高考的政策,对于“资格”问题,她建议可以规定一定年限,比如初中、高中都在本市就读的学生,或者再“严厉”一些,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在本市就读的学生。
各地将怎样制定规则,还是一个未知数。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坦承,有关异地高考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其他省份的问题都不是很大。
难点二:谁给录取指标·
如果实行异地高考,是占用户籍地的指标还是高考所在地的指标·这也是政策设计者和各省市执行者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如果真的实行异地高考,设计操作会很复杂,这是对招生资源的重新分配。”这意味着高校的招生指标等都要重新分配。如果异地高考考生由考试所在地录取,就必然挤占了当地考生的名额;但如果该考生回到原籍录取,又可能因考卷不同、无法排名而产生新的不公平,诸如此类。
对此问题,朱清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如果真的下定决心,教育部完全可以重新分配教育指标,全国考生一视同仁,统一分配指标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表示,异地高考牵涉的利益很复杂,这不是教育部一家就能解决的问题。教育部门需要和方方面面协调,一方面是看给各地的名额怎么改变,一方面是看能否在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难点三:新高考移民·
异地高考,是否会带来新一批的高考移民·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伍中信认为,开展异地高考,总体上有利于教育公平,但也会产生一些难以操作的问题。目前的高考是很多地方自己命题、标准不一,导致非农民工人口产生随机流动,带来新的不公平;高考移民合法了,对录取分数线低的地区带来冲击,怎么办·
伍中信表示,异地高考对正在艰难推进的素质教育也会产生冲击。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如中部一些省份,但不能因此说京、沪生源考生的总体综合素质要差一些。异地高考可能会“驱动”中部地区的“中等生”成为西部地区的高考移民,这些考生再以“优等生”的分数考上京沪名校。而北京、上海地区因为推行素质教育,结果是高考分数不如“高考移民”,这会逼迫那些重视素质教育的地区转而为了升学率去重视应试教育。
难点四:户籍改革能否联动·
朱清时表示,若异地高考真的要实施,首先还是要解决户口问题,取消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差异,如果农村城市户口一视同仁,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异地高考的难度,不是1~2年能解决的问题,10~20年都是乐观的估计。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李逸平表示,要真正实现异地高考,恐怕还要和户籍制度改革联系起来。李逸平强调,实现异地高考需要系统设计,包括入学模式、户籍制度、初高中阶段教学大纲等通盘考虑,但关键点还是户籍制度改变问题,“上海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但要在教育部的指导下进行。”
吴启迪表示,从教育部门看,考生在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技术上没问题。但当地的利益就不是教育部能管得了的了,要把各种因素进行仔细分析,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单一。她透露,现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专门研究考试问题,今后还有可能成立一个国务院层面的委员会来协调这些事情。她也强调了户籍制度改革对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应太慢。
(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
教育部副部长 杜玉波
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朱清时
异地高考是社会教育公平最重要的一环,它意味着农民工子弟可以在城市里高考了,现在高考受户籍制度管理太严,其实是用户籍制度保证了城市子女的特权,早晚要开放,只是各个城市处于自我保护的心态,不一定很快接受。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王玉凤
对待异地高考不能“一刀切”,不同的地区、城市,根据不同的人员、孩子、教育资源状况,要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地方应设不同的“台阶”,北京、上海“台阶”可以高一些,但一律不解决是不对的。
全国人大代表、
教育部原副部长 吴启迪
异地高考牵涉的利益很复杂,这不是教育部一家就能解决的问题。教育部门需要和方方面面协调,一方面是看给各地的名额怎么改变,一方面是看能否在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高考改革难在公平 篇4
关键词:高考改革,教育资源,公平公正
国务院常务会议于2010年5月7日审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提出高等学校普通本科招生的改革方针将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 并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实行分层次择优录取、高校自主招生等, 从而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可以看出《纲要》中的高考改革部分侧重于解决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一次考试定终生的问题, 意图在突破统一高考、打破一考定终生的现行模式。但是, 高考改革的顺利推进, 必须首先解决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 否则, 难见成效。
一、公平公正是高考改革的首要追求
受教育权是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也是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最低的权利。而且, 教育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自由流动, 从而矫正社会的不公、实现社会的平等和正义, 受教育权本身即蕴含的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等宪政理念。
《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人认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指的是公民在适用法律和遵守法律上一律平等, 即法律实施上的平等和守法上的平等, 而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如果对宪法这样理解的话, 那就意味着只要制度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做到一视同仁就符合了宪法的要求, 而不需要考量制度本身是否符合公平的精神。很明显, 上述解释有悖于平等、公平等基本的宪法原则。
但目前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讨论, 首先涉及的恰恰就是制度本身的公正性问题, 亦即是人们在制度上应不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第2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 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36条第1款规定, “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由此可见,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仅包括法律实施上的平等和守法上的平等, 还包括“立法上的平等”。“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和“受教育权”的法律规定可转换出“平等受教育权”的语意, 即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然而,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我们对受教育权的认识, 往往偏重其在人才培养、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方面的功利性价值, 而其作为基本人权的本真意义及其社会功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受教育权所蕴含的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等宪政理念未能得到充分彰显的情况下, 也就很难指望人们会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及其运作中基于宪法的精神去追寻教育公平的实现。
高考之所以要改革, 一个最主要、最重要的原因是, 为了让高考公平, 让公民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高考是选拔性考试, 首要价值取向是科学、公平、公正。换言之, 高考成为了社会育人、量人、选人的重要机制, 成为社会机遇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同时, 高考作为底层社会阶层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其改革的成功与否, 事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必须慎之又慎。
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影响高考公平的根本症结
我国因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尚未高度发展, 优质教育资源不可能被绝大部分人充分拥有, 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普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这就注定了高考的激烈竞争将会长期存在。
高考的竞争, 首先表现为对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 本质上是对较高社会地位、较多社会资源的争夺。由于这种竞争关系到考生个人及其家庭乃至后代的利益, 为了从竞争中胜出, 考生不得不“无所不用其极”, 如此, 搭建公平的竞争平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社会, “重人情、讲关系”是这个社会传统文化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我国的法制建设时间不长、不健全, 监督机制不完善, 太多的人为因素导致教育资源的严重分配不均。
教育资源分享中的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结果, 但其制度成本的承担者大多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特别是现行高考制度下的高考地区特权与城乡差别等人为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 已经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文明进步, 正在摧毁神圣的高考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严重有悖公平。
所以一切围绕高考的改革, 必须首先解决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教育资源公平分配是本, 其他诸如高考改革等都是标。解决不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任何有关高考的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一切教育不公的前提和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让不同地区的学生、不同身份的学生, 在受教育的一开始就处于不公的起跑线上。相比教育资源优势的学生, 教育资源劣势的学生, 起跑的时候就差了一大截, 再怎么变化, 都无法改变竞赛不公的事实。而我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首要体现为教育特权——高考的地区特权与城乡差别, 其本质就是教育资源不公。资源的不公, 无形中扩大和催化了制度的弊端, 久而久之, 就成为一种公开存在的不合理、世人无可奈何的不公平。
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在广义上国家的任何公权力机构不得对公民给予没有正当理由的区别对待。但是现行的招生体系即违反了宪法平等的原则。
最简单的事实是, 各个高校在决定各省的生源比例时, 都在为照顾本地考生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站得住的理由。无论是地方高校, 还是部属院校, 每一所高校的招生方案都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翻本。在高校录取方面, 发达地区明显比其他地区具有较大的“优势”, 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教育不公——不仅是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还有享受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 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 在北京能上重点的, 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等现象早已见怪不怪。2006年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提出“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这样响亮的口号, 但时至今日, 中国政法大学在北京的招生数量也只是略有减少。
重点高校生源本地化表明现行的高校录取制度存在事实上的就学机会不平等, 实质上是存在教育特权。
高校的“偏爱”以及教育政策上的倾斜只是一个表象因素, 根子在于, 北京、上海等地区拥有着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雄厚而优良的教育资源, 高校林立, 名校众多, 这就使得北京、上海等地区的高考生有了更多、更大的自主选择余地。从而直接导致了高校录取分数线长期划定相对较低。而其他地区的考生则缺乏北京、上海等地区考生这样的机会, 在“一窝蜂奔北大清华而来”的背景下, 名校在北京以外地区的录取分数线岂能不“水涨船高”?
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 其实是教育资源不公平投放而产生的“不公正果子”, 与高考制度本身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越是名校, 获得的财政投入和社会资助就越多, 这让整个社会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区的少数名校手中——这种错位的资源投放如果不加以改变, 高考特权根本就无从破除, 高考改革更无从谈起。就算是利用招生制度或者是行政举措强制进行“打压”, 也只能是摁下葫芦飘起来, 治标不治本。
《纲要》提出高等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将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分层次择优录取、高校自主招生等。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旨在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各门学科最基本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从而对学生从德智体美劳等的全面发展情况进行考评。但一个学生德智体美劳的综合成绩, 更多的取决于学生所在学校、所在地区教育条件优劣与否, 教育条件不好, 综合素质就难以提高。举个例子, 有些农村学校连单双杠都没有, 怎么让他们的体育成绩好?有些农村学校的音乐、美术课基本的教学工具都没有, 怎么让他们提高“美学”?有些农村学校连智力开发最基本的教学设备都没有, 怎么让他们提高智力?而相反, 城市学生, 家庭条件好, 教育资源发达, 从小就可以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综合素质评价自然要好于农村学生。这样一来, 在综合素质评价上, 城市学生好于农村学生、大城市学生好于小城市学生。
以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的招生为例, 两校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 仅为17.8%, 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两校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则显示, 在全中国8~9亿农民中, 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再以复旦大学为例, 2006年, 该校录取的298名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上海各重点高中, 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所占比例很低。而同样进行自主招生的上海交通大学录取的300名幸运儿中, 无一人不是重点高中学生。
改变一考定终生, 在高考中增加学分测试和综合评价, 这改变了唯分数论, 但对于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 却又加大了高考的不公。因为, 唯分数论, 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 学生还可以通过勤奋弥补;但综合素质评价, 这可不是靠智力和勤奋就能提高的, 匮乏的教育资源带给他们的是雪上加霜, 使其在高考竞争面前更处于弱势。
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而言, 难以确证哪一个阶层的子女更聪明、更具有努力的意愿并最终获得成功, 家庭背景的影响当然是直接而深刻的, 但家庭背景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 它必然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被有意无意地放大或缩小。迄今, 已有15省区公布高考改革方案, 但基本与农村考生无关, 其背后的教育不公和权利劣势等因素明显可见。笔者以为, “农村学生”似乎成了一种符号, 承受着孤岛的代价。种种迹象显示, 我们必须对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农村孩子命运进行理性观照, 对农村孩子无法享受公平教育资源和机会进行冷静审视。教育差距的表现, 也是社会阶层差距鸿沟的表征。
高考一考定终生不好, 高考增加学分测试和综合评价不利于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学生——也不好, 高考为何难随众愿?根本原因, 在于我国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一切教育不公的前提和基础。教育平等权的部分落空, 招生名额资源分配的不合理, 已影响到社会公平的实现, 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高考改革必须以解决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为基点
所以, 一切围绕高考, 甚至一切事关教育的改革, 都必须解决让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 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受教育者享有平等的权益。
首先, 政府必须基于“公正”原则, 大力推行体制改革, 要补充和完善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有关高等教育公平的条款;取消现行高考制度人为地设置户籍鸿沟, 实行以学籍为主户籍为附的高考报名资格审查制度, 从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的户籍樊篱, 缩小城乡差别。保障公民享有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平等”, 使那些勤奋学习了十多年的学子不会因为家庭背景、民族、地域等原因而失去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 重塑高考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其次, 在目前各省高考自主命题的前提下, 各高校 (特别是重点大学) 招生录取指标应当根据各省份的考生人口基数按比例分配。并且高等教育资源要遵循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原则, 向高等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考生倾斜, 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均衡化, 从而保证所有的考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有相等的录取机会, 激发每个公民奋发向上追求知识追求自身发展建功立业的热情和信心,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一切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废除那些不合理的政策制度, 给国民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 让国民更多的享有公平和正义。
当今中国, 已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 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贫富差距扩大, 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等社会不公问题日益明显, 业已引发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各样的矛盾层出不穷, 中国的发展已面临关键的临界点。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继续深化改革, 形成社会阶层之间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 努力构建一个公正、和谐、稳定的社会。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 教育公平的观念才会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并成为社会秩序维新与演变的强大动因。
在公民接受教育的问题上, 必须要保证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结果的公平。特别是起点的公平, 要保证所有的考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有相等的录取机会, 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 才能激发每个公民奋发向上追求自身发展建功立业的热情和信心, 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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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金元, 汪龙.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纵览[J].教育学术月刊, 2009, (03) :94-97.
高考改革难在公平 篇5
一、为什么要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
经济常识角度:
(一)理论依据:⑴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等性的内在要求,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⑵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影响社会公平,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一般不用)
(二)现实意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激发效率和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若只回答意义,要加上“理论依据”中划线部分的两点)
政治常识角度:
(一)理论依据:
党:⑴这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是贯彻“三个代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⑵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国家:⑴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是坚持对人民负责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⑵国家具有经济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安定和谐,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结合具体材料,也可能需要回答文化职能和政治职能)
(二)现实意义: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激发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二、怎样实现社会公平?
经济常识角度:
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加人民收入,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⑵坚持“效率优先,更要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进一步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
⑶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财政、税收等经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加大对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促进区域、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⑷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并贯彻落实就业政策,努力扩大就业。
⑸加强法制建设,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反对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
⑹健全法制,加强道德建设,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投入捐助慈善事业,增加第三次分配。
(以下结合材料进行选择)
政治常识角度:
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兼顾不同利益关系;(若只要求从党的角度回答,则必须考虑五个方面)
⑵政府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原则,深化体制改革,为实现公平正义提供法律和制度保证。
⑶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促进社会公平。
⑷履行经济职能。通过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推动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分配,发展社会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⑸履行社会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公共设施,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⑹履行文化职能。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和体育等事业,保障人民平等享有教育、体育、卫生等方面的权力。
⑺履行政治职能。健全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各项合法权益。(国家职能要结合材料具体选择)
专题训练:
一.选择题
1、媒体、网络披露某电力公司一名普通抄表工,年薪可达十万元,这相当于在贫困地区工作的教师数十年的收入。这种现象
①是按技术要素分配的表现 ②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③是垄断行业分配不公的表现 ④不利于从整体上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
A、②B、①②C、①③D、③④
2、现阶段,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下列对“社会公平”理解正确的是 ①指“机会公平”,即市场主体间具有平等的竞争地位 ②指“结果公平”,即强调人们收入分配的公平,防止贫富分化 ③使全体人民都能平均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④使各地区、各部门都能同步发展和同等富裕
A、①②③B、①②③④C、①②D、③④
3.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对不同行业采取了不同措施。如国家继续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而对部分住房交易全额征收营业税。对农业和房地产业采取不同措施,是政府在()
①弥补市场调节资源的缺陷②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③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④利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活动
A.①③ B.②④C.①③④D.①②④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表示,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城乡差距令人震惊。回答4~5题。
4.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反映出
A.我国出现较为严重的公平问题B.我国正逐步向城市化过渡
C.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是不适合的D.价值规律导致两极分化
5.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不断拉大要求
A.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B.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
C.提高农业在GDP中的比重D.全面提高农产品价格
6、“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理,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下列观点符合上述儒家思想的有
①以德治国②人人平等③加强法制建设④构建和谐社会
A、①②B、②③C、③④D、①④
7、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是一个实践“和谐世界”理念、建立和谐世界的历史性会议。峰会将开拓非洲和中国共同进步、繁荣的美好明天!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主张“厚德载物”,这种价值观之所以能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认同,是因为:①它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②它对人们的行为有积极的导向作用③它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④它是中华美德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③④
8、过去20年,全国法院接待处理的人民来信来访上升了近500倍。这一惊人的速度说明我国基层社会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不和谐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
①从根本上消除各种社会矛盾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注重协调各种利益关系③ 进行体制和制度创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④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③④
9、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上要求
①国家要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②国家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
③公民应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④公民应积极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
A、①②B、②③C、③④D、①③
二.材料论述题
1.在过去20余年中,中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经济总量实现跃升的同时,中国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也浮出水面,贫困阶层与弱视人群的出现和我国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这些不仅干扰着中国的社会稳定,也对经济发展本身构成了威胁。
(1)、用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分析说明建立和谐社会的意义。
(2)、用所学的经济常识,说明如何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用政治常识的相关知识说明,政府应当如何协调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创新题例】
材料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1)材料一呈现的我们党和国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认识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体现了认识论的什么道理?
(2)结合材料二,运用市场经济有关知识,谈谈你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的认识。
(3)结合两则材料,谈谈党和国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2002-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材料二:2002-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1)材料一、二显示的经济信息分别是什么?(提取信息)
(2)比较材料一、二,从中答出什么结论?从经济学看,对我们有何启示?(描述事物、运用知识、论证)
参考答案:
Dcdabdabd
1.解析:本题是一道学科内综合题,分别从哲学、经济和政治常识三个角度设问。
(1)问要注意将整体与部分的原理与材料有机结合起来。从部分影响整体:协调社会内部利益冲突,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整体影响部分:和谐社会的建立不仅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2)问要抓住题中的关键词“如何调节”,分析要全面,应从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合理的的社会分配制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利用宏观调控手段(财政、税收)减少贫困和低收入人群、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等方面进行分析。
(3)问需要从政治常识的国家职能、国家机构坚持的原则等方面进行分析,但要注意细化。原则方面,依法治国要强调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司法公正,政府要严格依法行政,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负责要从密切联系群众、廉洁自律、认真对待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等方面分析。国家职能应重点从履行好经济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分析,强调促进经济发展,搞好经济调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1)①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我们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②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不断扩展、向前推移。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产物。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将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更深入、更科学、更完整的认识。③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科学理论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④理论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现阶段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是分阶段、有层次的,因此,要坚持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2)①市场经济具有法制性的特征。健全的法制是协调和处理矛盾、体现公正平等的依据和准则。有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②公平是市场交易的重要原则,只有坚持公平,才能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因此,要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④诚信是现代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精神。坚持诚实信用,有利于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主要是依靠市场的调节作用实现的。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说到底就是处理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合理科学配置、保护和利用各种资源。
(3)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政治领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②全国人大制定“十一五”规划纲要,部署今后5年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工作。体现了我国履行国家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反映了我国在党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
3.(1)①02年-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7703元提高到11759元,而且每年都在递增; 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同比增长速度总趋势在减缓,从02年同比增长13.4%到06年下降为10.4%。②02-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提高到3587元,而且每年都在递增;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速度总趋势在加快,从02年增长4.8%到06年增长7.4%。
(2)①五年内城乡居民收入年年递增,这说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②02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基础不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大高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这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剪刀差”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所造成的。
③五年内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总趋势在减缓,而同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总趋势在加快,这说明近几年来,国家关注“三农”,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制定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系列政策,使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④从总体看,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高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这告诉我们必须坚持经
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坚持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体系,优化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等
高考改革难在公平 篇6
关键词:高考改革,科学选才,促进公平
今年8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 审议了《关于全面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 经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 以国务院名义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程中迈出的重大一步, 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对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意义非同一般。
考试 (包括笔试、面试等多种形式) 是检查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方法和基本手段;通过考试招收学生的考试招生制度是教育的基本制度之一。各级各类教育都有考试和招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实施意见》所述的考试招生制度涵盖了义务教育的免试就近入学、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中职和高职的考试招生改革、普通高校的招生考试和录取体制以及拓宽社会成员终身学习通道等各个方面。因此, 可以说, 这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全面、系统的改革, 它使各级各类教育的衔接通道更加清晰, 也使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人员更加明晰自己继续学习的可能选择。
当然, 在各级各类考试招生制度中, 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制度 (以下简称高考制度) 历来最为重要、最为瞩目, 同时也是《实施意见》中的改革重点。全面改革、系统设计与重点突破相结合, 是《实施意见》的基本特点和突出优点, 也是当前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
一、高考制度的本体功能与社会功能
高考是为高校选拔新生而设置的, 高考制度的本体功能是选拔人才, 但在我国既定的社会条件下, 高考产生了一系列的衍生功能, 诸如对基础教育的引导、对中小学生的激励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升学压力, 进而促进个人社会地位变迁、经济收入增加, 促进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维护社会公正, 等等。由于社会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竞争意识的强化和公平诉求的增长, 高考所衍生的一系列社会功能及其所形成的影响不断上升。它和高考的本体功能交织在一起, 相互影响。因此, 正确处理科学选才的教育功能与促进公平的社会功能的关系, 已成为深化高考改革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基本问题。
二、对我国现行高考制度的基本分析
我国现行高考制度是在拨乱反正中恢复, 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现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个制度不仅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为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普通百姓的总体认可。多次大型社会调查, 如为纪念高考恢复30年, 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青年报联合进行的“纪念恢复高考30年大型公众调查”显示, 约95.7%的受访者对现行的高考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 同时92%的人希望对高考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1]。这反映出高考制度在选拔人才的公平性、权威性上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认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总体上看, 我国考试招生制度符合国情,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 促进教育公平、提高人才选拔水平, 适应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2]这里, 对现行高考制度的基本认识很重要, 因为它决定着我们将要实施的改革是“颠覆性的”“制度重构式”的改革, 还是“完善性的”“渐进式”的改革?在有了充分的社会调查、了解民意和中央形成基本认识的基础上, 答案是明确的。
在充分肯定现行高考制度的合理性的同时, 不可否认的是, 高考制度确实存在一些弊病。对此, 众说不一, 所言轻重差异巨大。所以, 找准问题、准确“把脉”, 形成共识十分重要。找准问题, 方能“对症下药”;凝聚共识, 才能形成合力。从各方面的意见看, 以下5个问题比较集中:
一是有违公平的事情时有发生, 有些甚至很严重。诸如屡屡发生的考试作弊、高考加分违规、自主招生违法违纪等。二是由于受历史的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尚不公平。三是招生录取体制不完善。诸如, 如何处理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之间的权力关系, 即行政管理与高校自主招生的关系, 既运用“看得见的手”保障规则公平、运转有序、节约成本, 同时又能更好地发挥高校作为招生主体的自主选才的作用?如何做到以高考成绩为主、参考学生平时表现、减少“偶然失误”的影响?如何公开公正地甄别和录取少数富有创新特质的“怪才偏才”?四是考试内容改革有待深化。要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和创新性的命题测量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以及对所学知识灵活应用的能力。这是教育测量学的一大课题。目前, 我们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够。这个问题解决好了, 既能满足高校科学选才的要求, 又能让广大群众感受到公正公平, 同时, 还能引导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五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在人民群众能否上大学问题基本解决后, 上好大学的需求更加迫切, 而现行劳动人事制度存在的弊端又加剧了这一矛盾。在既存条件下, 高考的制度设计如何引导民众的合理预期, 减轻考生压力, 成为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科学选才与促进公平之间冲突的现实表现, 矛盾错综复杂, 有些是制度问题, 有些是工作问题, 在实践中, 二者相互联系, 很难截然分开。做好完善性、渐进式的改革就是要把完善制度与加强工作结合起来。
三、坚持科学选才与促进公平有机统一的举措
袁贵仁部长多次强调, 深化高考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把解决中央关心、社会关切、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实施意见》坚持了这一原则,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努力解决群众迫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对解决上述突出问题, 实现科学选才与促进公平的有机统一提出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表述为“五大任务”, 笔者体会主要有3个方面:
1. 改革招生计划分配方式。
在现行全国统考、分省录取的体制下, 招生计划在区域、省市间的相对公平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起点。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省 (区、市) 之间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 省际间的高考录取差距较大。经过多年努力, 这一差距正在逐步缩小。2013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为76%, 最高的省市为90%, 最低的省为70%, 最低的省比全国平均值低6个百分点;而2007年, 全国平均录取率为56%, 最低的省仅为39%, 低17个百分点[3], 可见进步相当明显。当前, 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是要严格控制部属高校属地招生的比例, 合理配置分省指标。部属高校是中央投资为主建设的高校, 理应服务全国人民, 而且这些高校多是国家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地, 是考生向往、首选的高校, 更应注意公平配置生源计划, 克服招生属地化倾向。至于省域之间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 则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逐步缩小。二是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比例。目前, 从高考录取的总比例看, 农村考生与城市考生的机会大体相当。但农村考生上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高校的比例偏少。如2013年, 全国农村高考报名人数占全国报名总人数的59.5%, 录取人数占全国录取总人数的比例为58.8%, 而录取到本科院校的比例为52.2%, 第一批次录取的比例为44.8%, 录取到“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比例37%[4]。这固然与基础教育水平的差异有关, 但在兼顾高校科学选才和促进公平的原则下, 还可对录取制度作适当调整。三是要继续提高中西部地区高考总录取率。《实施意见》提出“到2017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2013年的6个百分点缩小到4个百分点以内”[5]的目标, 令人鼓舞, 这预示着高考改革将在促进教育公平上迈出新的一步。
2. 改革高考的形式和内容。
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据2013年教育统计公报显示, 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460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4.5%。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491所 (含独立学院292所) , 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170所, 高职院校1321所, 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699.83万人, 其中本科生381.43万人, 高职生318.40万人[6]。在这种情况下, 将普通本科与高职院校的考试招生相对分开, 既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校选才的基本要求, 又满足不同学业水平和性向特征的学生的需求、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实施意见》明确了这一改革方向, 高职院校将重点探索“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办法, 逐步增加以这一方法录取的学生比例, 减少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录取的学生比例。这种探索, 一定程度上可以让超过百万的学生从沉重的高考压力下解放出来。当然, 处理好两类考试的关系, 还需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考试内容对能否有效考核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水平起决定作用, 犹如一把“量才”的尺子, 其科学性决定着考试的成效。因此,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 高考内容改革是深化高考制度改革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们对高考内容的改革进行了不断的探索, 做了大量的工作, 推出了标准化考试, 主客观题并重, 命题立意由知识立意为主向能力立意为主转变, 能力考试日益受到重视。应当肯定这些探索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水平还待提高。当下, 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如一些省市出现的“命题城市化”倾向,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平选才;分省命题方式也影响着命题质量的提高。《实施意见》明确要求, 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 科学设计命题内容, 增强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 全面考察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这些都为深化高考内容改革指明了方向。
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提高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公信力, 建立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记录学生全面发展、兴趣爱好、个性特长等成长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科学选才提供了更加完整的信息, 也使公平公正的理念在高考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考试科目、分数赋值、文理不分等方面的变动, 不仅涉及考生备考, 对中学教学影响很大, 而且对高校选才、对大学教学尤其是基础课教学也会产生影响, 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更需要长时间的检测。这些改革需要先行试点, 取得成效后再逐步推开。现在, 中央选择条件比较成熟的上海市和浙江省开展试点, 并且按照“三年早知道”的原则开展工作, 说明中央对这一重大改革既是积极的, 同时也是慎重的。
3. 改革招生录取体制机制。
核心是明确权责、完善规则、强化管理, 以规则保障科学选才与促进公平的有机统一。当前, 政府首先要对群众意见集中的问题作出回应。如要认真清理和规范高考加分政策。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的高考加分政策, 其初衷是根据国家需求, 对工农干部、烈士子女、少数民族等考生给予教育补偿, 这一措施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 不同利益相关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高考加分的诉求, 从初衷来说都是良好的, 但从现实操作层面分析, 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加分项目过多。目前, 全国性加分11项, 地区性加分95项 (最多时达200多项) , 有的加分分值过大。二是加分资格造假, 骗取加分。《实施意见》针对这些现实问题, 明确规定要进一步规范高考加分项目, 合理度量加分分值, 同时要严格管理、强化监督。
招生录取运行及监管的体制机制建设, 实际上是高校招生工作的治理体系建设问题。招生录取工作涉及政府、高校、考生、中学和社会, 它们都是利益相关者, 都有利益诉求和参与治理的权力。要改变只运用行政权力或是只强调高校自主招生权力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模式, 建设各利益相关方责权对称、双向互动、运转高效、监督有力的治理关系, 以制度保障科学选才与促进公平的统一。《实施意见》从高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批次、投档方式、信息公开、考试安全、诚信制度、法规建设和违纪的查处等方面做了系统设计, 提出了相应的指导意见。这些需要在实施过程中加以细化。
高校作为招生主体要切实负起责任。科学选才的主要责任在高校。权力和责任是对称的, 在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同时就增加了相应的责任。《实施意见》对高校的招生章程、重大事项处理, 学校内外监督、回应考生申诉等都提出了要求, 尤其是对规范和完善自主招生提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要求。从明年起, 将推广试点高校在全国统一高考后安排自主招生考核, 以期减少考生负担、减少对正常教学活动的干扰而又能真正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特质的优秀学生。
四、高考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和广泛支持
高考承载着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责任, 推进高考改革需要多方面改革的协同推进和社会的广泛支持。单靠高考改革单兵独进, 很难取得大的成效;有些问题单靠教育部门也解决不了。教育中的不少问题本来就是社会矛盾的反映和转移。要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 社会各方共同为高考改革想招, 一起为高考改革发力。笔者认为, 以下3个方面很重要。
1. 加快劳动人事制度改革。
逐步改变就业过分重视“学历”乃至“校历”, 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等现象。如果一个人的就业、晋升、收入、流动等都与学历乃至校历挂钩而不重视能力, 那么高考升学的过度竞争是无法解决的;如果技能型人才的地位和收入不能得到提高, 职业教育也是不能真正发展起来的。所以, 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对高考改革、对国家教育乃至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起着基础性、引领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 加快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并且与教育制度的改革协同推进, 显得尤为重要。
2. 依法治招, 强化社会风气建设。
不正之风、腐败之气对于高考招生的侵蚀十分注目, 群众十分痛恨。当前, 中央的治腐高压态势对净化高考招生环境产生了很大的正影响, 让群众看到了希望, 感到欣慰。要走依法治招之路, 抓紧考试招生立法工作, 加强规范管理的刚性和力度。对考试招生中的腐败问题, 一定要依法查处;要更加充分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克服招生工作中的人情干扰。“网上录取”不仅大大提高了招生工作的效率、节约了招生工作的成本, 而且对克服人情干扰、抵御不正之风起了重要作用, 今后要进一步完善并拓展应用。
要大力加强诚信制度建设。无论考试、测试, 还是学生在校成长记录都离不开诚信。没有诚信制度作保障, 与高考相关的所有数据资料都不足以信, 在学生成长记录中就会出现编不完的“助人为乐”“拾金不昧”乃至“见义勇为”的故事。
3. 继续大力发展和提高高等教育。
这是解决人民群众要求上好大学问题的治本之策。当前, 人民群众“上大学难”的问题得到根本缓解, 但“上好大学难”的矛盾凸显。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 并由此引发了教育公平、招生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此, 我们要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的理念, 规划和建设国家高等教育体系, 包括进一步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以不断增长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整体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以合理配置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大学的期盼。
参考文献
[1]戴家干.从恢复高考30年大型公众调查看高考改革[EB/OL]. (2007-11-14) [2014-09-19]http://edu.people.com.cn/GB/1053/6528969.html.
[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EB/OL]. (2014-08-18) [2014-09-19]http://www.gov.cn/xinwen/2014-08/18/content_2736451.htm.
[3]1977-2013全国历年高考平均录取率一览[EB/OL]. (2014-06-04) [2014-09-19]中国教育在线.
[4]杜玉波.促进公平科学选才[EB/OL]. (2014-09-04) [2014-09-19]http://zhongyang13.com/cctv13/jiaodianfangtan/20140904/11216.html.
[5]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EB/OL]. (2014-09-03) [2014-09-19]http://www.gov.cn/xinwen/2014-09/04/content_274565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