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劳动模型（共7篇）
有效劳动模型 篇1
引 言
21世纪人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重要, 人力资本被国内外众多的经济学家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 人力资本被视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要素和“引擎”。由于它的收益递增性, 人力资本被普遍认为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哈罗德 (R.Harrod) 和多马 (E·D·Domar) 分别创立, 而后索洛 (Sollow) 提出含技术进步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加以补充, 但在这些理论模型中并没有强调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 (W·Schultz) 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 认为人力资本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贝克尔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人力资本, 他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 对人力资本的性质、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以卢卡斯 (R·Lucas) 和罗默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以技术进步内生化为特征把人力资本纳入模型之中, 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运用更加微观的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自己的观点, 胡永远 (2003) 、钱枫 (2006) , 谢心灵 (2002) 等认为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显著为正, 但贡献率较小;钱枫 (2006) 、陈文静 (2005) 等认为物质资本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份额很小;杨建仁 (2003) 、陶静 (2006) 认为人力资本的溢出对非劳动资源的效率改进越大,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越明显;胡永远 (2003) 还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不存在显著相关, 人力资本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董烨然、黄晶 (2004) 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低于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缺乏规模经济性, 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较大。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福建的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省, 福建如此快速的增长自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但是, 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定性分析, 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发展的定性分析, 或宏观层面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 即使有些学者进行了实证分析, 也只是简单地计算影响因素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 忽略了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基于以上考虑, 笔者利用统计资料测算了1978～2006年福建省的人力资本水平, 分析了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与引导关系, 并通过建立了生产函数有效劳动模型来计算1978～2006年期间福建省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 指标选取和测算①
1.1 产出总量的计算
本文选择福建省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②指标来衡量福建省产出水平, 并统一换算成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各年产出水平, 以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1.2 物质资本投入量的估计
资本投入量=固定资本存量+流动资本, 其中流动资本用存货增加这一指标反映。由于固定资本存量和存货增加这两部分数据不能直接取得, 所以要先对他们进行测算。
1.2.1 固定资本存量的计算
由于资料的限制和数据的可得性, 假设福建省固定资本在1952年全部形成, 而且1952年固定资本存量相当于当年GDP的3倍, 约合1978年价格的199.11亿元③。则1978年固定资产存量计算公式为:
1979～2006年的固定资本存量可用如下逆推模型推算:
KCt=KCt-1 (1-δt-1) +ft
其中, KCt表示第t年固定资本存量;KCt-1表示第t-1年固定资本存量;δt-1为第t-1年的资本折旧率。我们假设其折旧率1978～1989年取δ为5%;1990年 (包括1990年) 后取δ为5.5%;ft为第t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额。
1.2.2 存货增加的计算
根据1978～2006年存货增加价格指数④ (1952=100) 和存货增加⑤ (现价) 来计算以1978年价计算的存货增加额, 以消除各年价格不同而造成的影响。
1.2.3 资本存量的计算
利用上面所得到的福建省历年固定资产存量以及当年的存货增加, 就可以得到历年的资本投入量Kt。
1.3 人力资本存量的估计
本文采用受教育年限法来核算福建省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 (1) 将劳动力即从业人员按学历层次分为5类:文盲和半文盲、小学 (包括普通小学、成人小学教育) 、初中 (包括普通初中、职业初中、初中级技工、工读学校、成人初中) 、高中 (包括普通高中、中等专业技术、职业高中、高中技工教育、成人中等技术教育、成人高中) 、大学专科及以上。 (2) 根据我国教育的实际学年情况, 将5类学历层次的受教育年限分别限定为2年、6年、9年、12年和15年。为了克服数据方面的困难, 各年的人力资本存量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Ht=ht×Lt
其中, ht表示第t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反映人力资本水平;Lt表示第t年的从业人员数, Ht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
2 均衡关系与引导关系分析
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源泉与根本动力, 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 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这里我们将主要考察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引导关系。
为了检验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首先须对这2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我们先对GDP和H做对数变换, 变换后的序列记为lnGDP和lnH。表1为利用Eviews 5.1对时间序列lnGDP和lnH进行P-P单位根检验的结果。
表1的结果表明,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 lnGDP和lnH序列都是具有单位根的时间序列, 因此可对二者进行协整检验, 以考察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注:DX为X的一阶差分;t为趋势项;c为截距项;n为滞后变量阶数
注:“*”号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结果显著
表2为利用Eviews 5.1对lnGDP与lnH之间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 对于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迹统计量为37.71446, 大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 因此拒绝原假设, 认为两个序列之间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关系。而对于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下, 迹统计量为0.876143, 小于5%的临界值, 无法拒绝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从而得出时间序列lnGDP与lnH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最大特征值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结论。
由于lnGDP与lnH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因此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引导关系。为此我们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3为利用Eviews 5.1对lnGDP与lnH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从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人力资本存量不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 即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促进了GDP增长;而对于GDP增长不是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 P值为0.8109, 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原假设。由此我们认为福建省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将会促进福建省经济的增长, 而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的促进人力资本的提高。这表明福建省的教育投入不足, 这些教育投入并没有引起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
3 福建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估计
随着新经济增长模型的出现和应用, 人力资本存量H逐渐的取代了劳动力投入L, 从而就出现了另一类生产函数关系模型, 即有效劳动模型:
YT=AtKαtH
模型中, Yt、Kt、Ht、均为时间t的函数;Ht是人力资本存量。该模型内生地引入了劳动的人力资本水平因素, 充分考虑了人力资本具有的生产要素功能特性。式中, α、β分别表示资本投入边际产出弹性系数和人力资本边际产出弹性系数, 即产出中资本所占份额和人力资本所占份额。
将 (1) 式两边取对数得到如下线性模型:
lnYt=lnAt+αlnKt+βlnHt (2)
由于技术进步At是时变且不可观测的, 故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对 (2) 式进行估计, 这里假定状态变量At服从如下状态方程:
lnAt=γ+θlnAt-1+vt (3)
根据前面得到的福建省1978～2006年的GDP、资本存量K和人力资本存量H的数据, 对 (2) 、 (3) 式进行估计, 得到福建省经济增长模型为:
lnGDPt=lnAt+0.680lnKt+0.895lnHt
(16.614) (8.402)
lnAt=-0.690+0.738lnAt-1
(-8.469) (57.932)
从模型分析中可看出, 福建省GDP、资本存量K和人力资本存量H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有效劳动模型较好地描述。在有效劳动模型中, 资本存量产出弹性α=0.680, 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β=0.895, α+β>1, 说明福建省经济规模报酬递增。
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 我们可以测算人力资本存量的平均贡献份额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
要素贡献份额= (要素增长率×要素产出弹性) (4)
要素贡献率= (要素增长率×要素产出弹性) /产出增长率×100% (5)
表4为利用有效劳动模型结果进行测算的福建省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表4可看出, 在增长率方面, 福建省从1978～2006年这29年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12.67%, 人力资本存量 的平均增长率为4.62%, 高于2.65%的从业人员数量 的增长率, 这主要得益于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78年的4.75年提高到2006年的8.09年。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为11.50%, 明显高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在贡献份额方面, 物质资本存量K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高于人力资本存量, 1978～2006年间, 福建省资本平均贡献份额为7.94%, 高于4.14%的人力资本贡献份额。在贡献率方面, 1978～2006年间福建省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率则为32.67%, 而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率几乎是人力资本贡献率的两倍, 达到了62.66%, 这说明福建的经济主要靠物质资本拉动。人力资本虽然对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 但其物质资本增长率明显高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 由此可见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侧重于物质资本投入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前文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 福建省的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长期均衡的趋势;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但经济增长不会自动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2) 福建省经济规模报酬递增;对福建省的经济与各生产要素的平均增长率以及各生产要素的平均贡献份额与平均贡献率的测算结果表明, 在过去的近30年间, 福建省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两位数;物质资本的贡献份额和贡献率几乎是人力资本贡献份额和贡献率的两倍。这说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拉动, 福建的经济增长属于主要取决于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的“粗放型”增长。
鉴于上述结论, 本文认为:
在政府层面上, 必须将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 优化教育结构, 提高教育投入的回报率, 增加人力资本储备来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和存量;加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力度, 特别是“基础教育”和“再教育”方面的投人, 借此来持续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除着力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的投人外, 更应加强对科研机构和人员的培育和支持, 为高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人才基础;大力发展成人教育, 同时, 应建立广覆盖、多层次的培训网络, 加快构筑终身教育体系, 发展职业教育, 从而能够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进而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社会与企业层面上, 政府应采取优惠措施鼓励民间有志之士利用民间闲散资金开展民间或者企业投资办学, 拓宽办学渠道。企业应加强与学校特别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联系与合作。企业或个人通过设立教育基金, 为各级学校捐资, 在各级学校设立奖学金等做法, 弥补教育经费缺口, 也为企业储备人才。企业和学校应该改善高层次人才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 充分合理的利用当地人才。如完善竞争奖优的人才使用机制, 健全催人奋发的薪酬分配机制, 建立持久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 改善他们的科研和生活条件, 以此保证对现有人力资本加以充分有效的利用, 并在社会上和企业内部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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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宇, 焦建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J].管理科学, 2005, (2)
有效劳动模型 篇2
当前, 劳动者在就业、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劳动安全及休息休假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常常受到侵害, 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与公正。因此, 科学确定劳动关系的目标价值取向, 并制定切实可行的策略, 引导劳动关系健康发展, 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确定劳动关系的目标价值取向———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
劳动关系的目标价值取向, 即各级政府、社会组织、用人单位及个体等在面对或处理劳动关系中的问题、矛盾或冲突时所应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 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本文认为, 劳动关系的目标价值, 取向就是“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体面劳动”这一概念于1999年6月的国际劳工大会上被首次提出, 指在自由、公正、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 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工作机会的权利。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这一战略目标, 并结合我国劳动法关于劳动者权益的规定, 将劳动者体面劳动的具体内容界定如下:第一, 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 包括劳动报酬权、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休息休假权、社会保障权等;第二, 为劳动者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机会, 包括平等就业、就业与再就业服务等;第三, 为劳动者提供广泛而有效的社会保护, 包括法律指导与援助、劳动者帮助计划、劳动争议调解、劳动关系监督管理等;第四, 促进劳动者、用人单位及政府三方合作, 加强社会对话, 包括三方协商机制、民主参与等;第五, 促进劳动者的发展, 包括职业培训、职业发展等。
二、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劳动关系目标价值取向的层次结构模型
将劳动关系的目标价值取向层次确定为目标层 (A) ———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准则层及措施层 (M) , 其中准则层又分为维度层 (B) 、因素层 (C) 和指标层 (D) 。
1.明确目标层
劳动关系目标价值层次结构的目标层即为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
2.建立准则层
劳动关系目标价值层次结构的维度层为: (1) 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 (其下设因素层包括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休息休假、社会保障) ; (2) 劳动者就业保障 (其下设因素层包括平等就业、就业与再就业服务) ; (3) 劳动者社会保护 (其下设因素层包括法律援助、劳动者帮助计划或称人文关怀计划、劳动争议调解、劳动关系监督管理等) ; (4) 社会对话 (其下设因素层包括三方协商机制、民主参与) ; (5) 劳动者发展 (其下设因素层包括职业培训、职业发展) 。
确定了劳动关系目标价值层次结构的维度层和因素层后, 再初步设定指标层。并运用德尔菲法和隶属度分析法进行指标筛选。之后要进行相关分析, 删除相关系数大于0.6的一对指标中的一个, 最终建立起劳动关系目标价值取向的层次结构的指标层 (如表所示) 。
3.确定权重
前文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目标价值的层次结构, 接下来是确定各层级各个元素的权重。
(1) 构建判断矩阵并赋值。判断矩阵是运用德尔菲法, 由各位专家采用19标度法, 将下级元素相对于上级元素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建而成。
(2) 层次单排序与一致性检验。层次单排序是确定各元素对上级元素影响程度的过程。
举例说明:专家A对维度层权重赋值, 得到矩阵如下:
因此, 矩阵B的一致性可以接受。根据专家A的赋值, 得到五个维度层元素的权重分别为:0.4875、0.2277、0.1418、0.0874、0.0556。
同理, 通过矩阵运算, 得出各个层次对应的层次单权重和层次总权重。根据各专家的评判矩阵计算权重, 然后计算出通过一致性检验的权重的算数平均数, 得到一级指标的权重。然后再分别计算出因素层、指标层各元素的权重。最终结果如表所示。
(3) 指标权重的合成。某元素权重乘以其所在上一层元素的权重, 即得到该元素的合成权重值。合成权重如表所示。
参考文献
有效劳动模型 篇3
我国第一产业生产率的提高, 使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增加, 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又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因此, 我国现在处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急速转移的特殊时期, 引发了大量问题。为了及时并且深入的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原因分析, 以便促进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 科学推进城镇化进程, 从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根据我国具体国情,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劳动力转移变得活跃起来。我国人口基数大, 增长速度快, 人多地少, 使农村积压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对于这一现象, 大量的国内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然而仅从定性上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缺少数据的证明, 将会使得结论缺少信服力, 有可能与实际情况产生背离。因此, 本文以中国1979到2010年为例, 进行定量分析, 结合具体数据找寻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
二、变量选择及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2010年统计年鉴。年鉴中没有直接的劳动力转移数据, 综合相关文献, 利用陆学艺 (2004) 的计算方法来计算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计算公式如下:
结合相关的研究理论,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生产率比值X 1。以往的研究认为第一产业生产率, 及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影响, 不难理解一产业生产率越高劳动力从农村输出越多, 而二三产业占比越大, 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也越大。本文考虑实际数据的合理性, 将这两个因素合理地用二三产业生产率比值代替。计算公式如下:
2) 城乡收入差距X2。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 每个人都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 虽然这一理论有其片面性, 但可以想见, 城乡收入差距显然会吸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计算公式如下:
3) 城市劳动力缺口X 3。计算公式如下:
故, 设定模型为:
三、政策因素的虚拟变量的引入
中国经济在1992年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大陆的经济开始迅猛发展, 劳动力需求开始大幅增加, 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这里应有一个转折点。再者, 从98年金融危机结束后, 中国大陆的明显经济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商前来投资办厂, 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从1998年开始, 中国大陆开始取消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 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有条件实现。为此, 结合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散点图, 通过实际的试验, 在模型中加入了1D、2D两个虚拟变量, 形式如下:
加入虚拟变量后得到模型:
经过ADF单位根检验、残差序列的协整检验, 模型不存在伪回归。
四、模型检验
从经济意义上看, 城乡收入差距2X、生产率比值1X以及城市劳动力缺口3X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正向影响;虚拟变量1D、2D的回归系数为正值, 与现实相符合。由回归结果, 模型整体的拟合程度很好, 各变量的系数由t检验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用ARCH方法检验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再使用滞后2阶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检, 模型也不存在自相关, 通过了计量经济学检验。模型是有效的。
至此, 将最终模型写成分段形式:
五、模型解释
由最终模型, 城乡收入差距每增加1千元, 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2672万人, 生产率比值提高一个单位, 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1257.773万人。而城市劳动力缺口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从1978年至1991年, 城市劳动力缺口增加1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0.279万人。从1992年至1997年, 城市劳动力缺口增加1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0.581万人。从1998年至今, 城市劳动力缺口增加一个单位, 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0.581万人。不难看出, 政策的改革减小了转移成本, 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弥补城市劳动力缺口更为容易。
六、结语及建议
分析可知, 城乡收入差距, 生产率比值, 城市劳动力缺口在综合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城市劳动力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影响比较显著。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会使更多的农民想要转移到城市, 因此一定程度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然而过大的差距也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可能会出现没有足够的人从事农业生产的现象, 导致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为了避免过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在提高二三产业生产率的同时也应同时提高第一产业的生产率, 进而全面而稳定地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1992年市场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城市劳动力缺口在1992年以后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大于1992年以前, 基本上是之前的两倍, 说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给我们的启示是可以通过合理确立新制度来调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以便于我们实现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让城市化进程更加的合理有效,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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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枫.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 2007 (01) .
有效劳动模型 篇4
刘易斯(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存在供给弹性无穷大的剩余劳动力,以不变的工资水平为现代部门提供无限数量的劳动力资源。尽管刘易斯并没有直接提出农业存在隐蔽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观点,但他实际上隐含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
拉尼斯-费(1961)利用边际产出、制度工资等范式发展了刘易斯模型中隐蔽失业和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他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为零,这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拉费称其为“多余劳动力”;第二个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大于零但小于平均产出量(或制度工资),劳动力转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这些劳动力以隐蔽失业的形式存在,拉费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这些过剩劳动力统称为“伪装失业者”;第三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甚至超过平均产量,农业劳动力工资不再等于制度工资,农业部门完全商业化,剩余劳动力转移全部完成,不再存在“伪装失业者”。
舒尔茨(1964)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评了刘易斯的零值边际劳动学说和隐蔽失业观点。舒尔茨认为,刘易斯的错误在于没有考虑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如果考虑到季节性,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则并不为零,不存在农业隐蔽失业现象。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舒尔茨利用印度1978—1979年流行性感冒对其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并不为零,不存在所谓的“隐蔽失业”。
为了统一刘易斯和舒尔茨在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隐蔽失业问题上的相反观点,森(1966)提出了“每人边际产品”和“每人每小时边际产品”的概念。王检贵(2005)将这两个概念提炼成农业劳动力弹性工作负荷模型。根据王检贵模型,当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时,要维持农业总产出不变,只能依靠提高农业留守人员的工作负荷,王检贵将这部分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提高留守人员的工作负荷,则农业总产出不得不减少,这部分抽走的劳动力称为“隐蔽失业者”。
纵观上述学者对隐蔽失业问题的观点,可以看出都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刘易斯和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社会是否存在隐蔽失业的观点完全相反;拉—费三阶段模型所指的边际产出是“每人的边际产出”,这正是舒尔茨批判刘易斯的症结所在;森和王检贵没有将季节性特征变量明确纳入进去。可见,前人对农业隐蔽失业研究的缺点在于,他们要么是从劳动时间或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出发,要么是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据此,本文在总结众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拟从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双重视角建立一个农业季节性隐蔽失业模型,试弥补众学者在该问题上的缺陷。
二、模型的假定和图形基础
(一)假定
1. 假定农业劳动时间的边际产出大于0,且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2. 当农业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小于平均产出时,假定农业劳动时间获得的收入等于平均产品。这个收入称为“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它不是由市场力量而是由习惯和道德因素决定的,且具有变化的粘性特征。
3. 与工业生产过程不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将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的替代空间。
4. 假定农业产出、农业劳动生产率为相互独立的外生变量,农业产出由市场需求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技术的单一函数。
(二)模型构建的图形基础
图1为农业总产出曲线图,横轴代表全体农业劳动者在一年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总劳动投入时间,T+为其最大值,纵轴表示农业总产出。曲线f(Q)和h(Q)代表农业总产出函数,切线t1和t2的斜率表示切点处的边际产出。根据假定(1),有f′(Q)>0,f″(Q)<0。
图2为农业等产量曲线图,横轴表示农业社会一年中人均劳动时间,N+为其最大值(N+的理论值为365天×8小时/人),纵轴表示投入的农业劳动力数量。Q(TA)是一条双曲线段,表示当农业总投入时间为TA时,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劳动投入时间的不同组合会得到一个相等的产量QA,它是一条等产量曲线,也是一条等总劳动投入时间曲线。同样,我们可以得到一系列其他等产量曲线。
图3为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横轴表示人均劳动时间,纵轴表示农业总产量。图2中水平线P1A1B1表示,当农业的劳动力投入数量为P1时,不同的人均劳动投入时间和不同的农业总产出存在各种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关系可通过图3中的曲线Q(P1)表示出来。Q(P1)曲线是图2中P1A1B1的一个映射,反映的是同一种经济关系,是一条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同样笔者可以画出一系列其他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它们分别反映各种不同人口数量下的农业产出情况。
图4为平均产出线和边际产出线图,横轴表示人均劳动时间,纵轴表示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根据假定(1)和平均产出的含义,应存在一条从左至右不断下降的边际产量曲线和水平的平均产出线。
三、模型的建立和结论
(一)隐蔽失业和总剩余劳动时间的定义及其转移阶段划分
给定如下定义:
定义1农业隐蔽失业和总剩余劳动时间:隐蔽失业是指总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小于其平均产出时存在的失业;总剩余劳动时间是指在维持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可通过延长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而替代的总劳动时间。
图4中,根据假定(2),在D0的右端,尽管MP<AP,但农业劳动时间同样要获取“固定制度工资”,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存在(N+—N-)单位的剩余劳动时间,总剩余劳动时间为Tts=PM×(N+—N-)。此时,如果人均投入劳动时间从N+减少到N-,则农业总产出将从QM减少到QA的水平。但由于这时的边际产出小于“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则Tts数量的总劳动时间处于隐蔽失业状态,D0点右边阶段存在隐蔽失业与劳动时间总剩余。在D0的左端,AP<MP,总劳动时间的减少会引起农产品供给量的下降,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将获取一个与工业劳动力相等的市场工资,农业生产转入商业化阶段,D0点是商业化转折点。D0点左边阶段的隐蔽失业消失,农业劳动力开始商业化。据此,笔者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的大小比较关系是区分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存在与否的标志,也是划分其转移阶段和商业化阶段的标志。当MP<AP时,存在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当AP<MP时,则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
(二)隐蔽失业的分类、结构和衡量
定义2绝对隐蔽失业者和相对隐蔽失业者:绝对隐蔽失业者是指,可通过延长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确保农业产出不会受到影响而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那部分劳动力;相对隐蔽失业者是指,即使将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延长到理论最大值,农业产出也将受到影响而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那部分劳动力。
假定目前的农业总产出量为QB,等产量线段BMB1与Q(P1)和N+MM共同相交于点B1(图3中假设三点共同相交于一点是合理的,因为QBB1必定与某条等人口产量曲线相交于它的最高点),BM和B1是两个特殊的点。BM表示如果有PM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则要得到QB的农业总产出,需要的人均最少劳动时间为N0;B1表示要得到同样多的农业总产出,如果投入的人均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值N+,则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从PM下降到P1。这表明农业劳动力数和人均劳动时间存在替代关系,它使数量为(PM-P1)的劳动力投入减少效应可通过数量为(N+-N0)的人均劳动时间投入延长效应而得到补偿,从而确保农业产出不会受到影响。数量为(PM-P1)的隐蔽失业就是绝对隐蔽失业,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看,它的边际产出为0,数量的减少对农业产出没有影响,可以也应该彻底转移。当(PM-P1)数量的绝对隐蔽失业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去后,剩下(P1-P0)数量的劳动者滞留在农业中,它的劳动时间边际产出MPB小于其平均产出AP,仍处于隐蔽失业状态。与绝对隐蔽失业不同,这部分劳动力的减少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P1-P0)数量的劳动者就是相对隐蔽失业者,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看,它的边际产出不为0,为了确保农业产出不受影响,相对隐蔽失业不能转移,农业商业化进程受到阻碍。由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2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业产出水平决定了绝对隐蔽失业和相对隐蔽失业的大小和内部组成结构。绝对隐蔽失业的消除不会影响农业产出,可彻底转移;相对隐蔽失业的减少会引起农业产出下降,从而使相对隐蔽失业转移受到阻碍,无法向绝对隐蔽失业顺利转移。
(三)季节性和非季节性隐蔽失业的区分和衡量
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特征,如稻谷的最长允许收割时间跨度不能超过N*天。当存在季节性限制时,人均最大投入时间从原来的365天×8小时缩短为现在的N*天×8小时。这种变化可通过在图形2中做一条新的人均最大投入劳动时间限制线N*M*表示出来。N*M*表明,在季节性约束下,要得到QB的农业产出,投入的最小农业劳动力数为P2,而不是P1。图形3中的Q(P2)是与最低农业劳动力数P2相对应的等人口产量曲线,Q(P2)与BMB1相交于B2,与B2对应的人均劳动投入时间为N*。根据假定(3),当农业总产出量为QB时,Q(P2)曲线以下的等人口产量曲线将变成虚线。即只要农业劳动力数小于P2,该农业社会的产量就会受到劳动力不足的威胁。为了分析季节性特征给隐蔽失业和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有如下定义:
定义3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指,即使考虑季节性约束的存在,把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也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那部分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指,如果考虑季节性约束的存在,把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那部分隐蔽失业;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指不是由于季节性特征的原因而导致的隐蔽失业。
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绝对过剩,而季节性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从大小来看,(PM-P2)是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P2-P1)是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P1-P0)是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其中(P2-P1)数量的失业在这里具有特殊性,当不存在季节性约束时,它是绝对隐蔽失业,当有季节性约束时,它变成了相对隐蔽失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农业生产没有季节性限制(事实上不可能),则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将全部向绝对隐蔽失业转化。在这里,(P2-P1)数量的失业具有相对和绝对隐蔽失业的双重身份,二者在某种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为了保证某种季节农产品的生产不受影响,要留用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可通过延长这些农业留用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确保农业总产出不受影响。据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3农业隐蔽失业人口数等于季节性绝对、季节性相对(或非季节性绝对)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之和。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和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可相互转化,季节性特征的强弱决定了二者相互转化的范围。
(四)劳动生产率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
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f(Q)往上移动到新的位置h(Q)(见图1),边际产出曲线从MP0移动到MP1的位置(见图4)。根据假定(2),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快于工资增长速度,就可以认为“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不变。这样,在h(Q)上必存在一点A*,有MPA*=AW成立。根据假定(1),点A*的位置一定在点A的右上方。即商业化产出线从Q(A)会向上移动到Q(A*),点A0则上移到A0*。Q(P0*)是与A0*相对应的新的隐蔽失业临界等人口产出线。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Q(P0)上移到Q(P0′)(注意:P0=P0′)。图1中A*点一定在A点的右上方,意味着图3中点AM′一定在AM的左下方,从而点A0′一定介于A0和A0*之间,这种位置关系表明,有P0*>P0=P0′成立。
现在分析劳动生产率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根据假定(4),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由市场需求决定的农业产出仍为QB,但Q(P1)会上升,且被新的等人口产量线Q(P1′)所代替。显然,有P1>P1′成立,即(PM-P1′)>(PM-P1)成立。(PM-P1)和(PM-P1′)分别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前后的绝对隐蔽失业人数。此外,劳动生产率提高前后的相对隐蔽人数分别为(P1-P0)和(P1′-P0*)。由于P1>P1′且P0*>P0,必有(P1-P0)>(P1′-P0*)成立。同时有(PM-P0)>(PM-P0*)成立。据此有如下结论:
结论4在农业产出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会引起隐蔽失业数和相对隐蔽失业数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引起绝对隐蔽失业数发生相同方向的变化。
(五)农业产出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
如果农产品需求外生变化导致农产品增加,则农产品等产量线段会往上移动且变短,这相当于农业劳动力和人均劳动力投入时间两个变量相互替代空间的缩小。根据定义2和结论2,绝对隐蔽失业人口数将下降,而相对隐蔽失业数会增加,隐蔽失业总数不变。特别是,当农业总产出为QM时,等产量线段会缩短成为一个点,绝对隐蔽失业完全消失,隐蔽失业人口全部变为相对隐蔽失业人口;当农业总产出为商业化产量时,等产量线段达到最大值,相对隐蔽失业完全消失,隐蔽失业人口全部转变为绝对隐蔽失业人口。于是我们有如下结论:
结论5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减少)导致农业绝对隐蔽失业人数减少(增加)和相对隐蔽失业人数增加(减少)。
四、模型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笔者建立的隐蔽失业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表现在:
第一,统一了刘易斯的零边际生产力观点和舒尔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刘易斯模型暗含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而舒尔茨明确提出农业劳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两种理论观点看似根本对立,但我们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统一起来。模型假定劳动时间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这与舒尔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相一致。同时,模型中等产量线段表明,可以通过延长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年均投入劳动时间,释放一部分劳动力来维持农业总产出不变。这意味着农业生产中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而这正是刘易斯的零边际生产力观点。
第二,批判了舒尔茨的非隐蔽失业学说。舒尔茨从农业季节性特征出发,认为农业生产中不存在隐蔽失业现象。笔者的模型同样从农业的季节性特征出发,得出了农业中存在隐蔽失业现象的不同结论。定义3和结论3表明,即使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农业生产中仍然存在季节性绝对和相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可以向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转化。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一种绝对过剩,相当于刘易斯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可见,笔者的模型与刘易斯的观点相一致,得出了一个与舒尔茨完全相反的结论,是对舒尔茨非隐蔽失业观点的批判或发展。
第三,继承和发展了拉尼斯-费的隐蔽失业思想。笔者的模型从分析范式、研究视角和逻辑结论继承和发展了拉尼斯-费的隐蔽失业思想。拉尼斯-费利用农业总产出曲线、边际产出、平均产出、固定制度工资和农业剩余等范式,从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划分为农业劳动力绝对剩余、隐蔽失业和农业劳动商业化三个不同的阶段,并分析了劳动生产率、人口和资金积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结果。视角的局限使该模型同样暗含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边际产出为0的假定,并招致其他学者的非难。而笔者的模型继承了拉尼斯-费模型中的大部分分析范式,并将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放大到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双重视角,研究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除了分析范式的相似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外,从结论看,笔者同样认为隐蔽失业的转移存在短缺点和商业化点两个关键点,存在绝对隐蔽失业、相对隐蔽失业和隐蔽失业彻底消除三个阶段。尤其是分析了季节性特征对隐蔽失业产生的影响,明确将隐蔽失业划分为季节性绝对、季节性相对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数量依存和相互转化关系,这是对拉尼斯-费模型的一个较大发展。
除了上述的理论意义之外,笔者的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关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隐蔽失业压力的化解。结论4告诉我们: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会使商业化产量向现实产量不断逼近,相对隐蔽失业数会不断减少甚至消失,最终实现农业商业化。这为传统农业将不断向现代农业转化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和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加大绝对隐蔽失业者的就业压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消化不断增加的绝对隐蔽失业者,现代农业建设将受到阻碍。
第二,关于农产品贸易和隐蔽失业的减少。结论5告诉我们,当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产品需求量增加且人口总数和农业生产技术不变时,隐蔽失业人数会相应减少。因此,为了减轻我国农村人口的就业压力,我们应该提高农产品的有效需求,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扩大农产品出口量。
第三,关于季节性和非季节性隐蔽失业的结构分析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结论3告诉我们,季节性和非季节性隐蔽失业存在一定的结构和数量关系。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的转移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加快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鼓励他们“离土又离乡”。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的转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因此,我们不能采取“离土又离乡”的方式将这部分劳动力彻底转移出去,但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毕竟是一种失业,工作负荷不足,具有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如鼓励兼业)熨平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者的空闲和工作时间差距。
摘要：基于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双重视角构建隐蔽失业模型,分析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出变化对各种隐蔽失业结构和数量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模型得出的结论与刘易斯理论一致,而与舒尔茨理论相反,政府可据此制定相关政策。
关键词：劳动力数量,劳动时间,隐蔽失业,绝对隐蔽失业,相对隐蔽失业,季节性隐蔽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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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劳动模型 篇5
《劳动合同法》实施初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从学界到企业都有不同的声音。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新劳动合同法让劳动者懒惰化,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会搞垮中国经济[1],而董保华等认为该劳动合同法会影响企业经营、经济发展、劳动者就业,对企业和劳动者而言皆无利处等。反之,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该劳动合同法不仅不会使劳动者懒惰化,反而会让企业更具有市场竞争力,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等[2,3]。而企业则纷纷采取措施以规避之,比如,深圳华为公司轰动全国的先“主动辞职”再“竞业上岗”事件,沃尔玛中国大幅度裁员事件等。针对企业的这一情况,国家最高法院拟起草规定,7类规避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这样,就从法律角度上进一步维护了劳动者的权益,防止用人单位在用完劳动者的黄金年龄段后将其辞退以及用人单位采取各种反常行为使劳动者遭受损失,从而使劳动者掌握了续订合同意愿的主动权[4]。然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员工是否会继续努力工作,工作过程中员工的行为是否会发生改变,这个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人们在对某一行为的预期回报下,由于受到认知偏差、成本差异和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会选择不同的行为[5]。本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员工行为转变的数学模型,对员工的行为转变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
2 劳动合同法下企业与员工的博弈策略分析
在劳动合同法下,企业与劳动者的博弈环境发生很大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当员工在企业工作过一定期限之后,在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中开始占据有利地位,即在员工达到合同法规定的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条件的情况下,员工如果具有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意向,企业只有选择签订而无其他选择。企业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劳动者在博弈过程中有两种选择,一是依赖于“铁饭碗”,出现“怠工”现象;二是选择继续努力工作。所以,可以将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者分为“怠工者”和“努力工作者”。在这样情况下,企业在签订合同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一是与劳动者提前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是不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样,劳动者也有两种策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和不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合同。则企业与劳动者博弈策略的博弈树分析如图1所示。
注:1为劳动者,2为用人单位
假设企业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之后,出现员工“磨洋工”、“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等消极怠工现象,而企业却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缺乏完善的激励与惩罚制度,只能听之任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经济人”,努力工作的员工也会因为“同酬不同工”而逐渐产生懒惰思想,出现怠工现象,这样,努力工作者的人数就会有所下降,对企业造成较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员工没有按照企业的管理意图选择努力工作,反而向相反的方向转变,这说明企业的管理制度是无效的,企业要加强制度的强度,使员工选择良性行为,向努力工作地方向转变[6]。反之,如果企业的各项措施都很完善,在一个完善的制度环境下,多数员工才会感到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及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必要性。即使在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有一定数量的怠工者,在这些制度的促使下,也会逐渐开始努力工作,而原来就努力工作的劳动者也会更加努力工作。这样,已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中努力工作的劳动者人数会持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员工按照企业的管理意图选择了继续努力工作,并使不努力员工向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的方向转变,这说明企业的制度是十分有效的[6]。
3 员工努力程度改变的数学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对管理制度不完善的企业来说,一旦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努力工作的员工就可能会逐渐开始懒惰,出现“怠工”现象;对制度完善的企业来说,一旦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努力工作的员工也会逐渐努力工作。即,在企业制度无效时,员工会选择不努力工作这种行为;在企业制度有效时,员工会选择努力工作这种行为。根据不同的影响因素,本文分以下2种情况讨论:
3.1 假设员工的行为转变速度只与当前努力员工人数有关
单位时间内员工从努力工作转变为不努力工作的人数为
对式(1)积分为
得
从而得到员工由努力工作向不努力工作转变的速度模型为
其中,y为努力工作的员工数;t为员工转变的时间;特别地,t=0时,c=y,即常数c表示的物理意义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努力工作的员工数;k为员工转变的难易程度及企业努力工作员工数量有关的系数,且-1≤k≤0;
特别地,假设努力员工人数y=900,一半数量的努力工作的员工转变为不努力工作的员工需要2个月的时间,可以计算得k=-0.51n2≈-0.35。运用数学软件MAPLE可以画出式(4)图形,这就是在努力工作员工数量影响下员工向不努力工作转变的模型曲线,如图2所示。
通过图2可以看出,由于努力工作员工人数较多,受其影响,在工作初期,员工转变的数量较多,随着努力工作员工的人数的减少,员工的转变速度逐渐减慢,直到全部员工选择不努力工作。
单位时间内员工从不努力工作向努力工作转变的人数为
对式(5)进行积分,
得
从而得到员工由不努力工作向努力工作转变的速度模型
其中,G为与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员工总人数;特别地,t=0时,,由此可见系数的物理意义;k为员工转变的难易程度及企业努力工作员工数量有关的系数,且
特别地,假设企业总员工人数G=1 000,一半数量的不努力工作的员工转变为努力工作的员工需要2个月的时间,可以计算得k=0.51n2≈0.35。运用数学软件MAPLE可以画出式(8)图形,这就是在不努力员工数量影响下员工向努力工作转变的模型曲线,如图3所示。
通过图3可以看出,在工作初期,由于不努力工作员工人数较多,受其影响,员工的转变速度较快,随着不努力员工人数的减少,转变速度逐渐缓慢,直至全部员工选择努力工作。
本文中,影响系数k的因素主要是员工工作所付出的成本和获得的奖励。假设不努力工作的员工以较低成本p获得较低的收入r,而努力工作的员工则以较高成本mp(m叟1)获得收入nr,则
其中,q为员工对工作成本与收入比例的敏感性。
d表示当不努力工作的员工的收入比努力工作员工的收入多出d时,影响系数k趋于无穷,此时,努力员工大幅度地转变为不努力工作员工。
3.2 假设员工的行为转变速度既受努力员工人数影响,又受不努力工作的员工人数影响
单位时间内员工向不努力转变的人数
对式(10)进行积分,
得
从而得出员工转变的速度模型
其中,k1为努力工作员工人数对员工行为转变速度的影响系数;即k1表示的是,当前努力工作的员工越多,则单位时间内向不努力转变的人数越多,转变速度越快,因此,它反映了当前努力工作的员工数量对转变速度的基数影响;k2为不努力工作员工人数对员工行为转变的影响系数;即k2表示的是,当前不努力工作的员工越多,则单位时间内向不努力转变的人数越多,转变速度越快,因此,它反映了当前不努力工作的员工数量对努力工作员工向不努力工作转变的不良拉动作用。
特别地,1/3的努力工作地员工转变为不努力工作的员工需要2个月的时间,2/3的努力工作地员工转变为不努力工作的员工需要6个月的时间,可以计算出k1=-0.213,k2=0.028。运用数学软件MAPLE可以画出式(13)的图形,这就是在努力和不努力工作员工数量的共同影响下员工向不努力工作转变的模型曲线,如图4所示。
通过图4可以看出,员工在向不努力工作转变过程中,转变速度先快后慢。虽然受到不努力员工的不良行为的拉动影响,但由于努力工作员工的基数作用远大于不努力工作员工不良行为的拉动作用,所以可以看出相对于图1,员工向不努力转变的速度较减慢。
单位时间内员工向努力转变的人数
对式(10)进行积分,
得
从而得出员工转变的速度模型
其中,k3为努力工作员工人数对员工行为转变速度的影响系数,即k3表示的是,当前努力工作的员工越多,则单位时间内向努力转变的人数越多,转变速度越快,因此,它反映了当前努力工作的员工数量对不努力工作员工向努力工作员工转变的良性拉动作用;k4为不努力工作员工人数对员工行为转变的影响系数,即k4表示的是,当前不努力工作的员工越多,则单位时间内向努力转变的人数越多,转变速度越快,因此,它反映了当前不努力工作的员工数量向努力工作转变速度的基数影响。
特别地,1/3(30人)的不努力工作的员工转变为努力工作的员工需要2个月的时间,2/3(60人)的不努力工作地员工转变为努力工作的员工需要6个月的时间,可以计算出k3=-0.0 052,k4=0.235。运用数学软件MAPLE可以画出式(17)的图形,这就是在努力和不努力工作员工数量的共同影响下员工向努力工作转变的模型曲线,如图5所示。
通过图5可以看出,员工的转变速度先快后缓。虽然受到努力员工的良性行为的拉动作用,但由于不努力员工人数的基数影响远远大于努力员工的拉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图3的转变情况,员工向努力工作转变的速度减慢。
4 结语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
第一,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员工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方向,主要取决于企业中员工所在的制度环境。在企业制度完善的环境下,由于受到不努力员工人数的基数影响以及努力工作员工的良性行为的拉动作用,员工会由不努力工作向努力工作转变;当企业制度不完善时,由于受到努力工作员工人数的基数影响以及不努力工作员工的不良行为的拉动作用,员工会变得不努力工作。
第二,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制度是影响员工行为转变方向的决定因素。因此,只有不断加强各项制度的强度,实现激励、奖惩等制度的完善,才能使企业中越来越多的员工选择努力工作,对企业的发展也更加有利。
第三,《劳动合同法》对不同的制度环境的企业,具有不同的作用。一般地说,对那些激励与惩罚制度完善的企业,会使其员工工作更加努力。而对于那些管理制度不甚完善的企业,则往往会由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签订而导致员工的工作努力程度降低,从而使企业利益受损。因此,企业只有不断加强对各项制度的完善,才能在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使企业员工依然努力工作甚至更加努力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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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劳动模型 篇6
一、问题的提出和蚁群理论模型
蚁群理论2 最早是由仿生学家提出的。仿生学家经过大量细致的观察研究发现,蚂蚁个体之间是通过一种称之为外激素(pheromone)的物质进行信息传递的。蚂蚁在运动过程中,能够在它所经过的路径上留下该种物质,而且蚂蚁在运动过程中能够感知这种物质,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运动方向。因此,由大量蚂蚁组成的蚁群的集体行为便表现出一种信息正反馈现象:某一路径上走过的蚂蚁越多,则后来者选择该路径的概率就越大。蚂蚁个体之间就是通过这种信息的交流达到搜索食物的目的(李永捷,2007)。意大利学者Dorigo,Maniezzo,Colorni等人通过模拟蚂蚁寻路的群体行为,最先提出了蚁群算法,并用于求解复杂的组合优化等问题,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将其应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国内相当文献还很鲜见,只有李永捷等在2007 年做出过初步研究。本文假设在由各种形态的劳动力组成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动态信息网络,这个信息网络是由劳动力之间的就业信息流构成的信息集合,在这其中他们根据这些信息流来选择他们的就业路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单个劳动力的信息收集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对称的,搜寻过程呈现出一种模糊、无序的特点,而且会受到来自很多歧途(干扰)因素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就业服务管理机构通过对劳动力之间搜寻信息流的控制和纠正来调整劳动力市场就业搜寻之间的无序性、模糊性,减少劳动力的无序搜寻和歧途(干扰)搜寻,通过对信息流的过滤和整理,引导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收集呈现出一种有序、真实的特点,保证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质量。
劳动力在就业市场的状态划分为3 类:潜在态劳动力(A)、准备态劳动力(B)、就业态劳动力(C)、而就业态劳动力又可以细分为稳定就业态劳动力和动荡就业态劳动力。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网络就由这3 种状态的劳动力所产生的信息交流构成,因为这三类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以及他们为整个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信息之间的不同(如图1 所示),所以他们对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网络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图1 中的潜在态劳动力(A),在本文是指农村中已具备劳动能力但尚未有出外打工想法的劳动力,他们会关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信息网络的情况,并且这些信息网络中的信息会对其以后的就业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准备态劳动力(B),是指具备劳动能力,并准备马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中准备外出打工人员,他们已经开始通过信息网络中各种搜寻途径来搜寻有就业可能性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整个信息网络产生信息交流量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就业态劳动力(C),在本方是指正在外务工和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村劳动力,他们通过先前的经验储存大量的就业信息,同时也对周围的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信息,在整个网络中他们贡献和获得信息的能力都比较强。如图2 所示,在这3 种状态的劳动力中信息网络呈现一种不断增加的趋势。
由A、B、C三类劳动力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的信息交流网络(如图2 所示):
在这个网络中他们依靠劳动就业信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网络中的劳动就业信息呈现出一种动态变化的趋势,同时劳动力也是自由流动的,所以整个网络是多变的、动态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须通过采取一定的作用手段来调整信息网络,从而减少歧途搜索的干扰,以规范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能通过真实的信息网络,经过最短的时间,通过最短的搜寻路径,支付最低的搜寻成本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使整个劳动力市场出现最优均衡。
二、蚁群理论的启示及对贵州省就业服务机构的分析
(一)基本蚁群理论的就业服务机构作用
那么,蚁群理论在劳动力转移中能起到什么借鉴意义呢?我们知道,蚁群是借助信息素来进行协作觅食的,信息素就是蚂蚁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可指导后面的蚂蚁行进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蚂蚁释放的信息素浓度跟路径的长度有关,路径越长信息素浓度越低;相反,路径越短信息素浓度越高,蚂蚁趋向于浓度高的信息素方向移动。同样,劳动力根据信息网络中的信息的强度来选择自己的就业搜寻路径,支付一定的搜寻成本。劳动力就业搜寻和蚂蚁觅食搜寻一样在开始阶段充满了不确定性,但随着搜寻过程的推演,最后根据信息素的集中而形成一条搜寻最短路径。但是,劳动力就业搜寻与蚁群觅食搜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蚁群的搜寻是自然动作的结果,它们所要经过的障碍是在信息素以外的外生网络;而劳动力就业搜寻中的障碍主要是来自信息网络以内的歧途(干扰)信息的影响,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使整个劳动力搜寻存在多条路径,而且有的歧途路径比正确路径更短,支付的成本更低,且劳动力在知识、信息、判断等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因而造成劳动力选择歧途路径的局面出现。比如妇女农民工外出就业现象。当同村某位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很快就衣锦还乡,其实是在外从事不正当的行业,如“三陪”等,不明就里的其他女青年就会受其歧途信息素的影响,受骗上当,或就此走上不正确的外出务工道路。
在民族地区,由于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习俗,人们在民族内部之间的信任与纽带更为紧密,我们通过典型调查,以贵州民族地区为例,80%以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来自于同族的亲戚、朋友、老乡的推荐,在这样一个非正式社会网络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的人情社会,更容易受到歧途信息的影响,导致农村劳动力整体转移的恶性循环。比如非正规就业典型“捡垃圾村”、和电视报道的“假货村”、“小偷帮”等等。为避免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受到误导,保证其转移的数量和质量,就业服务机构在其中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就业服务机构在整个就业搜寻过程中要尽力排除那些歧途(干扰)信息,引导劳动力选择正确的就业搜寻路径。在整个就业搜寻过程中就业服务机构所发挥的作用,首先表现在规范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为歧途(干扰)因素进入信息网络设置障碍;其次是鼓励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自由流动,但要通过一定作用降低歧途(干扰)因素的影响;同时,通过对信息的控制,减少构成歧途搜寻的信息素数量,并减少劳动力为获得正确信息的支付成本,缩短正确搜寻路径的长度。归纳起来就是在劳动力交流形成的信息网络中,就业服务机构要加入一定的作用力来加强正确信息的留存,减少歧途(干扰)因素的停留,在最优选择路径上形成正反馈机制,加强对最优路径的选择。同时,如何缩短劳动力的就业选择路径,提高劳动力就业搜寻的成功率是就业服务机构的重要工作。
(二)贵州就业服务机构的现状及问题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可知,在贵州省全年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22 198 485 人,占63.89%;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 547 983 人,占36.11%。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到1/3 的省份中,具体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现实意义。贵州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主要依托于各市、州、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深入到农村各乡镇的称为社保所,但其职能主要在社会保障方面,对于引导最基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乡镇乃至县城就业局的力量很微弱,导致贵州省农村外出劳动力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大多是自发的转移。主要依靠社会关系、血缘关系寻求就业机会,如依靠亲戚朋友介绍外出打工。通过中介机构的有偿介绍、职业技术学校的培训转移和政府劳务输出办公室组织的集体性成规模的劳务输出所占比例较小,有组织的输出只占1/8 左右。例如,贵州省在广东就业的农民工中,除少量是通过政府部门有序输出和定点劳务扶贫外,多数是通过以老带新等方式输出的,致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化程度低、风险大、成本高,大多处于自发、无序、零散的转移状态。
根据蚁群理论,我们知道就业中介组织在劳动力转移中应该取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尤其是政府的就业服务机构,更应该行使这样一个公共的职能,避免农村劳动力自发无序转移中的干扰歧途信息的产生,而是由政府中介就业部门传播正确的、最为经济合理的信息素让准备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去跟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掌握劳动力资源、就业培训、提供就业信息到维护合法权益,都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是,政府的这种职能非常缺乏,还不能完全地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包括文化程度、年龄结构、技能特长、地域分布及转移就业的方向等。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导致农民工就业信息不畅,有组织外出的比例比较低。目前的中介服务机构从规模和管理上仍不能很好地满足贵州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一方面,县、乡、村三级具有管理和指导农村发展职能的组织和机构基本没有承担起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充分而准确的就业信息的义务,也没有发展起专门的商业性职业中介组织;另一方面,城市作为容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地区,也缺乏指导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机构和组织。在当前的行政管理框架下,城市政府只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负责,而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城市就业负责。所以,尽管进入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搜寻就业机会的困难,但大多数城市都没有建立起专门为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提供信息服务的部门。不仅如此,在城市劳动力就业出现压力时,城市政府管理部门一般要对农村流动劳动力采取排斥的做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三、基于蚁群转移的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一:民族地区非正规就业的典型——关岭县顶云乡上发卡村
关岭是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地处贵州西南部,属于安顺市管辖,黄果树大瀑布周围的不少景点都在关岭县境内。顶云乡距关岭县城六公里,因其1978 年率先以秘密形式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而闻名,也象征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启动,顶云乡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顶云乡面积81.6 平方公里;人口2.1 万,其中布依、苗、黎等民族占76.2%;辖16 村委会。虽然改革开发以来顶云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变化,但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仍有9个国家一级贫困村,2 个二级贫困村。笔者在对顶云乡的实地调研中,无意发现了一个体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典型例子。顶云乡有一个国家一级贫困村,叫上法卡村,这是一个自然寨,4 个组,360 人,几乎都是白苗族。由于这个村地处海拔较高的山头,自然资源较为贫乏,生活条件恶劣。村民以玉米为主粮,交流都是使用的苗语。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和少数民族意识的浓厚,使上发卡的村民与外界交流不多,且文化教育程度低。因为孩子不多,村里的小学教育也只办到一年级,教他们说点汉语。若要继续上学,就得走几公里山路去另外的村上,造成普遍教育程度不高。
绝大部分上发卡村民依靠有限和贫瘠的土地,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所以每年农忙结束,他们的主要劳动力就外出务工,甚至是举家外出。但由于没有文化没有技能,他们能做的,就是最低级的体力活,如在建筑工地上挖土方,当“背兜”,捡垃圾等。他们的民族意识很浓,对本村本族的信任程度表现得很明显,也就是这样,社会资本在他们转移的过程中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的大。其表现就是,他们迁移的目的地、居住和工作地几乎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贵州市郊,他们在贵州市大营坡郊外,就地找个山坡就搭起了棚子,四处分布,都是一个带一个出来的上发卡村民,相当于他们把上发卡村“搬”到了贵阳。到农忙时或有什么任务时,村干部带上一帮劳动力就回到顶云,没事了又全部跟着外出。虽然在外一天也只能挣到30-50 元工钱,但也比在家的收入高,且他们也没有其他的信息渠道、技术手艺,他们相信和依靠的,就是本村熟识的亲戚和朋友,所以,一旦有新的劳动力想外出务工,也无一例外的到了同一个地方,从事同一种低级的体力活,并造成恶性循环,形成了“漂浮在城市中的村庄”。这也是民族贫困地区非正规就业的一个典型案例。
案例二: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关岭县花江镇
提到花江镇,也许很多不熟悉贵州的人都知道,它以“花江狗肉”而闻名于全国。作为农民勤劳致富的典型,花江镇农民在同样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环境下,却创造了贵州“犹太人”的神话。
花江镇位于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西南的214国道上,距县城约25 公里,总面积158.2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9 万亩,花江镇全镇辖25 个行政村、2 个社区共252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45 290 人,其中布依、苗、黎等民族占29.7%。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9 860 人,目前从业人员28 765 人,其中外出从业人员14 100 人。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以餐饮、中草药营销和制造业工人为主。
花江原是贵阳到贵州黔西南州和广西的交通要道,正好处于中点位置,所以一般来往车辆都要停在花江进餐或住宿,造就了其饮食业的发达,花江镇的街道其实就是一条绵长的街道,沿街的上百家的门面几乎全是餐馆,而每家几乎都经营着花江狗肉,凭其秘制香浓口味而闻名。可是随着贵黄高速、关兴高速路的建成,几乎所有的客车、货车都不经过花江镇而直接上高速路了,花江镇的前途怎么办,农民刚富裕的日子怎么办,是不是又会陷入贫困,曾是让很多人担忧的问题。可本次调查的事实的确让人吃惊,花江经济不仅没有受到冲击,而且还化压力为动力,本镇上的生意不好做了,就走出去,反而还打下了全国的市场,让“花江狗肉”的名气越来越大,也让更多的花江人走了出去,共同增收。据花江镇政府介绍,不完全统计的情况下,花江人在全国各地开的“花江狗肉馆”2300 余户,从业人员约9600 人,按户均纯收入3万元保守估算,年总经营纯收入6900 万元。经营地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但主要集中在中部省市,如长沙一地,就有200 至300 家的规模。事实上,大部分经营户一年就可以赚到二十万元以上,花江镇资产上百万的农户至少有三四百户。这在贵州农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
花江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便是蚁群理论的一个现实写照。因花江狗肉秘制配方,也由于怕外乡人掌握到其独特的制作过程与方法,所以才会出现刚才所述的一帮又一帮人结伙外出。如果一个农户到外开餐馆,他不是就地招工,而一定会在花江本地带上服务人员一同前往。而寻找伙计的途径,也一定是先找亲戚,然后是利用朋友、熟人的资源,最后是找老乡。开得较大的店,一天经营收入达20 多万元,服务人员就有80 多个,最小的店也有5 个左右的服务人员,一般都是开一家店带10—20 个本地农民工外出。而这些跟着外出务工的服务人员,稍有些头脑意识的,在帮工两三年,学得技术和经验后,也会自己开馆子,然后再带一帮人出去。这就形成了“滚雪球”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良性循环。在共同形成的习俗、信任及规范下,花江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借用这样一个产业优势,以少带多,以点带面,亲邻相传的发展起来,为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转移和增收致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四、基于蚁群理论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大力发展乡镇信息化水平
虽然现在已经是网络化信息化时代,但在贵州这样的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和文化仍相对滞后,我们看到一些乡镇政府的信息化水平都很低,更谈不上普及到普通农民。笔者建议每个村都设立一个专门的信息员,他们要懂得基本的电脑知识,能利用网络资源为农民提供各种信息需求服务。比如,可以成立动态管理网络或劳动力供需信息系统,将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各部门出台的有关农村劳动力供求方面的法律政策及规定、全国各地劳务市场及人才市场的运行和供求状况提供给农民,充分运用其信息导向作用,增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民工“信息导向、按需流动”的就业意识,引导农民工合理、有序流动,让农民也享受到社会化网络时代的丰富资源。
(二)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应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投入者。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因其经济效应而受到重视,但在此处我们强调的是其对农民积累社会资本的意义。完善的道路、电力、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必然会给农民出行、与外界联系带来便利,促进农民在更广的面上进行社会交往,帮助农民维护社会关系网络,从而积累社会资本。借助现代化的社会交往媒介,农民可以突破个体在地点、身份、职业上的差异,将人际关系网络扩展到城市和非农产业领域,这必然会给农民寻求非农就业、提高工资收入带来帮助。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把公共服务延伸到农村去,改变农村的闭塞局面,为农民交流信息、参与社会活动创造物质条件,从而使农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另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任务,在建设时应注意科学规划,优先解决农民最急需的生产生活设施。
(三)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专门的职业介绍中介机构
政府应专门设立并大力发展专门的农民工职业介绍中介服务机构,扩大其覆盖面,增强其服务功能,使之在有组织地转移农民工方面发挥主渠道作用。农村地处“边缘地带”,信息缺乏是他们择业的一大障碍。他们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就是劳动力市场。在目前贵州省乃至全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较低且不够规范、工作效率低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快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利用蚁群理论的启示,减少农村劳动力求职就业过程的歧途信息素的干扰,可采取树立外出务工成功案例典型的方式大力宣传,或一个村、一个镇集体先组织一小部分精干的劳动力到较发达、较好的产业就职,然后利用这些良好的信息素带动更多的本地劳动力沿着这个路径转移,从而形成自己有序良性循环。另外,对民间资本的中介机构,政府也应实行有效的监管体系和机制。
(四)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发展职业培训机构
教育、培训和健康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面,政府和农民个人都应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努力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教育是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投资方式,政府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国民教育事业,提高国家财政用于发展教育的比例,平衡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分配,促进整个社会的教育平等。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保障还在学龄阶段的农村未来劳动力的受教育权利,保证他们享受和城市学校同样的教育资源;减轻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尽快取消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户籍限制和择校费。对于已经离开学校的农村劳动力来说,职业技能培训是增加他们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从农民工市民化这一长期过程出发,长期系统的就业培训是他们在城市持续发展和沉淀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目前大多数培训是短暂且是一次性的,农民工的需求和现实的就业培训制度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少数企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对农民工进行了岗位培训,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企业盈利。真正从农民工发展的角度考虑就业培训的问题应该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之一。国家应建立和发展一套规范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根据岗位的技能要求有目的的开展培训,以使农民能够胜任复杂劳动的岗位,并可以对农民工进行基本法律知识、维权意识、基本技术等培训。提倡企业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并录用。由于健康的重要性,政府需要改善农村的公共卫生状况,增加农村的医疗资源,进一步发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看病负担,保障农民病有所医。
(五)健全农民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机制
有效劳动模型 篇7
根据谭崇台 (2008) 的定义, 知识失业是指由于受教育者的供过于求而现代部门又跳级雇用各受教育层次的毕业生, 以致在求职竞争中, 中小学毕业生往往被雇用单位拒之门外, 大学毕业生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受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较低,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率更低, 而知识、技能和专长又是相对稀缺的, 受教育者还是不免沦为失业者, 形成知识失业的状况。
而根据徐林清 (2008) 的研究, 劳动力市场分割指的是受外在因素和经济内生因素的制约, 使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运行规则的领域, 不同的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机会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 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虽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可能是多元的, 但为简化处理, 通常以二元结构对劳动市场的分割加以概括, 从而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 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两个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福利条件好, 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 即收入低、福利条件差, 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中国, 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承认。
关于知识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关系, 在众多已有文献研究中, 劳动力市场分割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赖德胜和田永坡 (2005) 以扩展的工作搜寻模型为框架, 分析了当前我国知识失业的成因, 发现知识失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造成的;靳卫东和高波 (2007) 认为, 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中, 公务员的真实收入要高于第一市场的出清工资水平, 这使得第一市场的平均工资较高, 形成了知识失业现象;杨世杰 (2009) 认为大学毕业生自愿失业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大学毕业生短期内会“理性”选择自愿失业。
由此可见, 劳动力市场分割已经成为学界认可的知识失业的重要成因之一。但是其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知识失业背后的微观作用机制, 除去以上提到的赖德胜和田永坡 (2005) 的研究外, 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以下笔者对C.Simon Fan, Oded Stark在其论文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educated unemployment”中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移民与知识性失业关系的模型进行“中国化”修正, 从微观角度分析中国由于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造成的知识性失业, 希望能做出有益的补充。
2 模型
2.1 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已有研究, 我们认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分割, 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 (1) 。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和其他因素等的限制, 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者 (本文中主要指来自落后地区即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毕业大学生) 才能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首先作出以下基本假设:
(1) 大学毕业生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和待遇的分布充分知晓。
(2) 大学毕业生的每一次搜寻都是各自独立的。
(3) 大学毕业生依据待遇水平高低来判断是否接受厂商所提供的工作机会, 一旦接受, 工作契约立即生效;若拒绝, 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没有回溯性。
(4) 大学毕业生是风险中立者, 在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 决定其是否接受工作。
同时假设大学毕业生寻找工作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 大学生毕业之后寻找工作, 一般来讲, 他们首先必然会试图获得在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 设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为W1, 找到工作的概率为P1;如果能找到工作, 则搜寻工作过程结束。否则其面临两个选择, 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 或者等待再次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
(2) 第二阶段, 当毕业生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工资为W2, 设其保留工资为Wc, 当W2>Wc时, 接受工作, 工作搜寻结束;否则继续准备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
(3) 第三阶段, 毕业生在一级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的概率为P2=P1× (1+a) (1) 。否则其在二级劳动力市场接受平均工资Wm的工作。
另外, 我们假设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服从正态分布, W2∈ (Wl, Wh) 。其累积分布函数为F, 显然密度函数, 即F在定义域内与W2严格正相关。
具体如以下分阶段工作搜寻树状图所示。
2.2 模型推导
根据假设, 我们可以得出, 第三阶段毕业生的期望工资为:
这里, 。如果设r为其主观贴现率, 其第二阶段保留工资即为
当且仅当第二阶段提供的工资满足W>Wc时, 毕业生接受工作。所以, 毕业生不接受工作, 选择等待性失业的概率为
把其对找到工作的概率求导, 有如下关系式:
根据第三阶段的假设, F'>0;同时由于劳动力二重分割的假设, 可得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大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工资, 即Wh>Wm。故可得:
另外, 我们将P2=P1× (1+a) 分别代入 (4) 式, 可得如下关系式:
2.3 模型分析与结论
由以上数理分析中的 (5) (9) 两式可得, 毕业生知识失业率与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的概率成正相关关系。毕业生越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 潜在的失业率就越高。
此结论与逻辑的机制是一致的:当毕业生越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并获得工作时, 其对于获得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预期便越高, 便越是愿意接受等待失业, 而非在二级劳动力市场接受自己认为不如意的工作。当今, 随着交通条件、制度限制等的改善, 劳动力流动性越来越高, 毕业生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这在使更多大学生实现了离开欠发达地区进入相对发达地区生活工作愿景的同时, 也导致了更高的知识失业率。
由 (7) 式可得, 毕业生知识失业率与两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成正相关关系。即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越大, 知识失业问题越严重。
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差距越大, 意味着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回报越高。毕业生便愿意承担更大的等待失业的成本争取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根据基本假设 (4) , 可以通过风险与回报的关系来解释, 即收益越高, 相应的风险成本越高。
3 政策建议
第一, 加快城镇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 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W1-Wm)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缩小, 大学毕业生更易于选择除东部沿海以外的地区进行就业。从本质上讲即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使不同地区的工作待遇差距变小, 从而减少由此造成的知识失业。
第二, 加强经济建设, 增加就业机会, 增加总体的就业率, 降低包括知识失业u在内的整体失业率。教育与经济发展要相适应, 否则易造成知识失业。经济发展的低速是造成知识失业和其他种类失业的最根本原因。为了确保教育的良性发展, 要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这个外部的大前提, 使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 提高就业的层次和水平, 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 减少知识失业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
第三, 减少甚至取消制度性的人才流动限制, 消除“一次定终身”的找工作尴尬, 改善基本假设 (1) 的状况。加强就业制度改革, 废除一些束缚人才流动的制度, 比如城乡户籍制度, 创造一个易于人才交流的宽松环境。消除两类市场之间的制度性障碍, 从而降低两类市场之间的转换成本, 是吸引大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重要措施。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打破束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各种身份等级制, 淡化城镇常住户口优先就业和对非城镇户口限制就业的政策取向, 最终实现劳动者凭身份和职业资格证书即可参加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就业新格局。二是取消大学毕业生流动就业的各种限制。按就业市场化的要求加快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 对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 取消大学和接收单位的派遣指标和用人指标的限制, 特别是非公有制单位招用毕业生的指标限制, 废除对毕业生的不合理收费政策, 促进毕业生自由流动。三是制定鼓励大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相关政策。如为大学毕业生创业提供小额贷款和担保;对于那些以在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的大学毕业生, 要按照有关规定, 在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建立完善的覆盖全社会和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向全社会所有企事业单位的覆盖速度, 统一社会保障的标准;推行保障社会化, 从根本上彻底打破统一劳动力市场所必须跨越的“社会保障壁垒”, 为大学毕业生跨地区、跨行业就业解除后顾之忧。
第四, 从大学生自身角度, 要建立合理的收入预期, 树立广义的就业观, 通过降低其保留工资Wc降低知识失业。目前, 大学毕业生就业收入预期与实际状况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而这种差距正受着就业市场压力的调整。市场调整着他们的收入预期, 使之逐渐趋向理性。另外, 与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欧美国家相比, 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还偏低, 市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行为与意愿的调节作用还不够。所以, 解决大学毕业生“知识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地调整他们的收入预期。
4 结论
本文从微观的工作搜寻模型角度解释了由于劳动力二元市场分割造成的当今大学生知识失业的状况, 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机制, 得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现实状况的结论,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同时需要指出本文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其中模型的适应性有限, 仅仅能够解释来自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的知识失业现象, 要进一步更全面地解释知识失业, 仍然需要对模型进行拓展, 这也是笔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摘要：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相关制度等原因,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分割特征, 笔者认为, 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解释当前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即所谓的知识失业。本文中, 笔者对一个已有模型进行了合理修正, 解释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知识失业的影响, 得出结论:大学生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的概率越高, 两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越大, 知识失业越发严重。并基于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工作搜寻,知识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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