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机制（共6篇）
检验机制 篇1
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不仅要关注外在的检验机构业务流程, 也需要关注检验机构内部质量控制机制的建设。为此武汉食品化妆品检验所徐勤瑜工程师从四个角度深入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即建立内部质量监督网的监督评价机制、控制计划的评价考核机制、检验报告抽查考核机制、检验报告更改审核登记考核机制。
在检测工作中如何保证连续出具准确、可靠的检测结果, 降低和避免质量事故的发生一直是检验机构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很多人从检验机构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和检测活动涉及的各要素等角度探讨过如何进行内部质量控制, 但就内部质量控制中的机制建设探讨的却很少。在本文中, 笔者将从四个方面探讨在内部质量控制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机制建设。
建立内部质量监督网的监督评价机制
内部质量监督网是由检验机构质量负责人、质量保证部门负责人、质量管理员、专业检测中心的质量负责人和兼职质量监督人员组成。在质量保证部门设立的专职质量监督员和各检测中心设立兼职质量监督员由所长任命, 并对所质量负责人负责;同时明确质量岗位的职责和权限。专职质量监督员负责质量监督网的运行, 指导质量监督员开展质量监督活动, 组织开展质量保证活动。各检测中心的兼职质量监督员不定期对本中心开展的检验工作实施监督。监督内容包括检验过程中质量是否得到控制;技术文件和制度是否执行;检验记录和检验报告是否得到保证。比方, 对本中心检测人员的一次完整检测活动进行不定期的记录;对检测项目、检测所依据的标准代号、起止时间、操作过程、仪器设备、设施及环境条件、检验依据及方法、样品管理等几方面做好详细记录, 并做出符合或不符合的评价。如果这次检验结果不符合标准, 则需责令工作报告中心负责人停止该检测活动, 并进行处理, 以书面形式及时上交质量保证部门。质量保证部门汇总监督记录, 将情况报质量负责人, 质量负责人根据所反映的问题, 采取必要的纠正或预防措施。质量保证部门每年年终对监督人员的工作和监督网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建立内部质量控制计划的评价考核机制
通过制定内部质量控制计划可以使检验机构的人员、仪器设备、标准物质、试验方法、试验环境受控, 确保试验结果的准确性。每年年初由各检测中心的质量负责人制订本中心的全年内部质量控制计划, 通过质量负责人审核后, 由所长批准组织实施。计划中要详细列出全年对比试验的产品参数、比对类型、比对人员、评价标准、实施时间等。其中产品参数是取得资质的重要项目;比对类型主要采用人员比对、仪器比对、方法比对、留样比对、标准物质、测量审核等多种形式;比对人员要覆盖重要检测人员, 尤其新上岗检测人员要纳入计划。质量保证部门的质量管理员按月或季度组织实施计划, 相关检测中心质量负责人需进行督促落实。每次比对实验都要出具比对实验报告, 由质量管理员做出比对质量分析报告, 必要时 (出现不符合标准时) 提出纠正措施及建议, 交质量负责人。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定期由所长主持计划实施效果的评审会, 做出分析评价和得出评审结论。最后将对比试验的原始记录、实验报告、质量分析报告、定期评审结果等资料进行归档。在按计划实施中还要积极参加能力验证和实验室间比对。能力验证和实验室间比对不仅是监管部门判断和监控检验机构的有效手段, 也是检验机构通过外部措施补充内部质量控制计划的方法手段。检验机构应按规定积极参加国家质检总局、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等管理部门组织的外部能力验证计划及实验室间比对。对于获得实验室认可的检验机构, CNAS每年对参加的领域和频次都做出了规定。质量保证部门还可以自行开展各检测中心与相关国家、院校等检测中心开展实验室间比对。比对结果如出现疑问和离群, 质量保证部门应尽快组织查找和分析出现疑问和离群的原因, 开展有效的整改活动, 并将详细的整改报告及核查结果以书面形式提交质量负责人, 按内部质量控制计划的评价考核机制进行。
建立检验报告抽查考核机制
检验报告是检验机构的最终产品, 也是出现质量事故调查和追究责任的起点, 因此检验报告的质量控制工作致关重要。由质量保证部门的质量管理员对各检测中心每月签发的检验报告按一定比例进行抽查, 对相关的检验协议书、抽样单、检验记录、检验报告中存在的缺陷内容和类别做好详细的抽查记录。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影响检验报告的质量因素除了样品的采集、处理、检测外, 主要还包括业务受理时委托协议书上的信息是否和委托方提供的信息一致, 选用的标准是否准确;指令性检验抽样单上信息和录入系统中的是否一致;检验人员选用的检测方法是否符合产品标准、使用的仪器是否可靠 (在检定周期、精度符合需要等) ;主检对检验项目进行单项评定选用的产品标准是否准确等因素。因对这些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 所以对于制定各环节的允错比例, 进行量化考核来增强人的责任意识尤为重要。但前提必须明确各环节的责任。比方, 报告的三级审核制度在程序文件中要明确检验人员对检验数据的准确可靠、原始记录的完整规范负责;主检审查检验记录, 编制检验报告, 对其真实性, 对结论的正确性和数据结果的可靠性负责;审核人对依据和结论的正确性及检验报告编写质量负责;批准人对检验报告依据的正确性、结论的准确性负责等。明确了责任才能使相关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到位。
建立检验报告更改审核登记考核机制
对已批准的检验报告进行更改必须由相关人提出申请, 经业务部门进行情况调查, 做出处理建议后, 质量保证部门、质量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提出处理意见方可打回源头进行更改。最终流转回质量保证部门对申请相关资料归档, 才能发放新报告。对于未发出的原报告, 在新报告发出前收回原报告, 保留一份随申请单存档, 其他销毁以防误用;已发出的报告, 在新报告发出同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客户并回收原报告。质量保证部门要对每次检验报告更改情况进行详细登记。比如, 更改报告的编号、主检、审核人、批准人、申请人、更改的原因、错误类别等, 便于质量控制工作中统计需要。通过建立检验报告更改审核登记考核机制, 质量保证部门可以判断全年报告最终审核差错率是否达到质量目标;为质量负责人找到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挖掘深层次原因做出质控决策提供了依据;与之相结合的人员量化考核增强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 从而降低了检验报告出错率。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 还可以从日常工作中的客户投诉、抱怨和复检、内部审核、管理评审、外部评审等多方面来探讨检验机构内部质量控制的机制建设, 以保证内部质量控制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推动检验机构质量体系的持续改进。
详细介绍建设内部质量控制监督网的监督机制中的人员组成、运行方式和内部质量控制计划的评价考核机制的实施要求。
对如何建设检验报告抽查考核机制和检验报告更改审核登记考核机制做了详细的介绍。认为通过完善以上几方面机制的建设会推动检验机构的质量体系持续改进。
检验机制 篇2
一、高校网络舆情监控机制的建设
一般来讲, 完善的高校网络舆情监控机制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1.网络舆情收集监测机制。舆情信息的收集工作是高校开展网络舆情监控工作的前提, 是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全面了解把握的第一环节。鉴于网络舆情具有突发性、偶然性的特点, 所以建立对于高校网络舆情24小时不间断地采集、汇总、上报机制至关重要。首先要采取人工搜索和机器搜索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各大搜索引擎, 新闻门户、BBS、博客、留言版、微博、视频、搜索、文档等各种网络载体的信息进行全面采集, 建立高校网络舆情监控知识库。其次在舆情监控知识库的指导下进行基于舆情的语义分析, 根据监控主题、敏感词对所搜集的信息进行科学分类、智能筛选, 对信息完成初步的再组织, 对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实时监控。最后, 将监控结果进行汇总, 以舆情简报、分类舆情、图表统计等形式上报学校并分别上报给学校职能部门, 供其制定对策使用。
2.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机制。舆情信息的分析研判工作是在前期对信息的收集监测工作的基础上, 通过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 对舆情信息进行鉴别, 最终对于舆情信息的正负性质、特点规律、发展趋势、后果影响进行预判的过程。要做好信息分析研判, 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应该组建一支由知识全面、经验丰富、洞察力敏锐的高素质人员组成的舆情信息研判团队, 就收集监测上来的信息进行科学分析研判, 从主观上确保科学分析研判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引入一套科学的、严格的分析研判程序, 根据高校舆情信息的特点、规律、发展趋势, 全面客观地作出相应的决策判断, 从客观上保证舆情分析研判的准确性。
3.网络舆情安全预警机制。网络舆情安全预警就是高校管理者对照网络舆情安全预警指标, 对网络舆情产生、发展和消亡具有重要影响的要素进行动态、实时监测, 运用综合分析研判技术, 对当前网络舆情态势做出客观评价, 预测其发展趋势, 及时做出等级预报的活动。在综合考虑国际惯例、我国相关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网络舆情预警等级一般被划分为:轻警情 (Ⅳ级, 非常态) 、中度警情 (Ⅲ级, 警示级) 、重警情 (Ⅱ级, 危险级) 和特重警情 (Ⅰ级, 极度危险级) 四个等级, 并依次采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来加以表示。网络安全预警机制的建立, 将为高校决策层针对网络舆情的发展态势启动不同等级的应急预案奠定基础, 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处理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4.网络舆情危机应急机制。各高校应针对高校网高校舆情监控效能高低的关键指标。给舆情突发事件的不同种类及不同等级, 在日常工作中制定比较详尽的应急方案, 详细确定危机处理的领导、内容、流程、方法以及各个舆情管理部门的具体职责, 遇到突发事件, 能够立即启动, 在短时间内调动和整合各种力量, 形成联动、紧急、高效、有序的开展工作, 布控一系列应对措施, 以期最短时间内化解危机, 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5.网络舆情引导干预机制。要及时平息矛盾、化解危机, 离不开高校管理者对于舆情的主动引导与干预。在网络舆情的日常监管工作中, 通过设立新闻发言人、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意见领袖”等方式, 就学生关心关注的问题及时答疑解惑、澄清真相, 主动引导影响高校网络舆情主流方向, 倡导符合主流价值观念的舆论导向。在网络舆情爆发期, 建立积极的干预机制。与大学生保持平等对话沟通, 指定相关部门及时回应大学生的舆情诉求, 把处理的措施及进展及时准确地传达给大学生。与主力媒体舆论加强合作, 及时引导舆论的转向。在舆情的衰退期, 建立必要的跟踪反馈机制, 继续关注舆情走向,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做好诱发问题的后续整改落实工作, 防止舆情问题的再次反弹。
二、衡量高校网络舆情监控机制效能的标准
1.网络舆情收集监测是否全面时效。对于网络舆情内容的监测是否做到全面、准确、及时是衡量高校网络舆情监控效能高低的首要指标。对舆情内容进行全面监测, 包括舆情监测的范围、类别、总量等各个方面, 只有做到监测的全面性, 才能全面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 不遗漏掉任何一条可能引发舆情危机的信息。网络舆情监测及响应具有“黄金4小时”的要求。只有关注舆情内容监测的时效性, 做到对网络舆情内容的“实时监测”, 才能对网络突发舆情进行及时发现和应急处理, 而这对网络舆情危机应急处理的效果是至关重要的。
2.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是否科学准确。舆情信息的分析研判工作是在前期对舆情信息收集监测工作的基础上, 高校舆情研判团队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 经过科学、严格的分析研判程序, 对舆情信息进行鉴别, 最终对于舆情信息的正负性质、特点规律、发展趋势、后果影响进行预判的过程。只有对舆情信息的科学研判, 才可以从采集的海量信息中筛选、过滤出有效信息, 确定重点监控领域与追踪对象, 这样既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 又可以避免因研判失误出现徒劳无功或者贻误时机的被动局面。因此, 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是否科学、准确是衡量高校舆情监控效能高低的关键指标。
3.网络舆情安全预警是否及时恰当。网络舆情安全预警就是对照预警安全体系指标, 发现对网络舆情出现、发展和消亡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对之连续不间断地动态监测、综合分析, 对当前网络舆情做出等级预报的活动。综合考虑国际惯例及我国相关管理规定, 网络舆情的预警等级一般被划分为:轻警情 (Ⅳ级, 非常态) 、中度警情 (Ⅲ级, 警示级) 、重警情 (Ⅱ级, 危险级) 和特重警情 (Ⅰ级, 极度危险级) 四个等级, 并依次采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来加以表示。只有做到网络安全预警的及时、恰当, 才能为高校决策层针对网络舆情的情况恰当启动不同等级的应急预案提供条件, 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因预警迟缓造成贻误战机, 又不至于因预警过度造成草木皆兵。因此, 网络舆情安全预警是否及时、恰当, 是衡量高校舆情监控效能高低的重要指标。
4.网络舆情危机应急是否高效有序。当网络舆情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演变成舆情危机时, 高校网络舆情应急预案能够立即启动, 做到领导有力、组织有序、协同配合、形成联动, 在短时间内调动和整合各种力量, 紧急、高效、有序地开展工作, 布控一系列有效应对措施, 在最短时间内化解危机, 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这是衡量高校舆情监控效能高低的基本指标。
5.网络舆情引导干预是否主动有效。在网络舆情的日常监管工作中, 高校管理者应本着以预防为主、防患为未然的原则通过设立新闻发言人、有意识的培养学生“意见领袖”等方式, 主动引导影响高校网络舆情走向, 倡导符合主流价值观念的舆论导向。在网络舆情爆发期, 能够及时回应大学生的舆情诉求, 澄清真相、纠正问题, 让大学生的合理诉求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在舆情的衰退期, 能够继续关注舆情走向,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做好诱发问题的后续整改落实工作, 防止舆情问题的再次反弹。网络舆情引导干预是否主动有效, 这是衡量高校舆情监控效能高低的综合指标。
三、高校网络舆情监控效能的检验与分析
(一) 高校网络舆情监控效能的检验
1. 日常模拟检验。
在构建完成网络舆情监控体系之后.高校管理者应保持高度临战状态, 注重日常对网络舆情监控体系运转效能的检验, 最好能够实时选取国内外主流门户网站的典型网络舆情案例进行模拟演练, 从信息的采集、分析研判、安全预警、危机应急、引导干预等各个环节对系统的运转效能进行全面检验, 以验证体系指标选择的有效性和系统构建的可行性, 对演练查找出来的问题及时查漏补缺, 完善改进, 确保危机真正来临时有效应对.
2. 危机实战检验。
尽管平时的演练能够有效检验舆情监控系统的效能高低, 但是演练的模式毕竟不能完全模拟舆情危机实际来临时的真实情景, 因此到高校网络舆情真正发生时,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高校管理者一方面要立即启动舆情监控体系有效应对, 更应该珍惜舆情来临时检验舆情监控效能的实战机会, 做好经验总结, 及时改进薄弱环节, 以切实提升高校舆情监控系统的效能水平。
(二) 高校网络舆情监控效能的分析
整个高校舆情监控体系的构建, 一方面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另一方面充分依靠先进的舆情监控技术, 因此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监控效能的分析, 应该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静态和动态相结合, 人工和智能相结合, 主观与客观相结合, 力求分析结果的全面、准确、客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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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机制 篇3
关键词：家庭禀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收入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 自威廉·配第“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的经典论断开始, 家庭禀赋概念的核心内涵都应是从“家庭拥有什么”来看“家庭能获得什么”。据此可将家庭禀赋定义为家庭所拥有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要素的总和, 并可以划分为家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主要方面, 其数量和质量影响着整个家庭及其成员的心理和行为以往的大多数研究认为庭禀赋对收入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 即通过影响家庭决策和生产技术等进而影响家庭的收入, 但直接使用家庭禀赋这一整体性概念对其与收入关系进行的研究在近年来开始逐渐增多。
1 家庭禀赋影响收入的基本机制
1.1 物质资本影响收入的机制
1.1.1 对收入获取的直接影响
无论国家、企业还是家庭, 要获得收入, 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实体形式表现的物质资本是必不可少的。丰富的物质资本积累使得运用资源获得更多收入变得容易, 而脱离了物质资本的简单体力劳动创造的收入极为有限。以农业收入的获得为例, 耕地作为基本的物质资本, 是种植、收获农作物的基本载体, 拥有耕地的数量质量直接影响着农业收入的数量。
1.1.2 通过人力资本转化的影响
一般来说, 富裕的家庭由于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积累, 更有能力预先支付教育的成本, 也能够较好地确保其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并且对家庭成员的流动和迁移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这些家庭中, 其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比较容易增加, 从而支持他们获得较高的自行创造收入的能力, 并且能给下一代留下更多的物质资本。这样一来, 富裕家庭就实现了“较多的物质资本存量—较多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多的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而对于贫困家庭来说, 则往往面临的是一个相反的贫困循环陷阱。
1.1.3 通过社会资本转化的影响
在物质资本积累比较丰富的家庭中, 往往也拥有比较丰富的社会资本积累。一方面, 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的某种社会资本可以借助物质资本的载体与其他成员分享, 从而帮助其他成员获得提高收入的机会;另一方面, 上一代的社会关系网络体系可以从一开始就有计划地传承, 并通过对社会资本的物质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这样, 物质资本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支持, 提高家庭内部成员获取收入的机会和能力。而在物质资本积累比较匮乏的家庭中, 由于缺少了物质资本的支持, 建立、增加和维护社会资本就变的非常困难, 从而要通过增强社会资本来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也就更小。
1.2 人力资本影响收入的机制
1.2.1 健康的影响
劳动者的体力作为劳动力的基本特征, 是支持劳动者获得其他方面的人力资本并运用其获得收入的基本要素。这种要素具备可再生性, 但一旦这种可再生性遭到破坏, 则会导致收入的迅速而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 劳动者的健康状况不佳, 就不但都会导致收入水平的下降, 甚至导致负债的出现。极端的情况是, 家庭成员中一人得病, 导致其它家庭成员获得收入的能力下降或近乎丧失, 从而使整个家庭的经济陷入崩溃。
1.2.2 教育和培训的影响
较多的教育经历会提高劳动者对新观念、新技能的接受程度, 从而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在没有或者较少教育的情况下, 劳动者的工作是出于一种无技能或低技能的状态, 其劳动生产率就比较低, 从而收入也会相应增加;对教育的投资虽然会面临一定成本, 但由于技能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获得更高的收入也就理所当然。如果把企业生产的过程看作是投入物质资料和人力资本并产出产品和新的人力资本的过程, 则包括“干中学”在内的工作培训就会产生与生产成果和人力资本循环增加的良性互动过程。随着劳动者在工作和培训中技巧和熟练程度的提高, 其收入也会相应提高。
1.2.3 流动和迁移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劳动作为生产要素, 与资本一样具有流动性, 会从低收入地区和行业, 流向高收入地区和行业。劳动者的流动能力会受到其年龄、健康、性别及受教育状况的影响, 并会影响到劳动者对收入的获得。一般来说, 具备较强流动能力的劳动者, 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流向高收入岗位, 而流动能力较差的劳动者, 则很容易被束缚在现有的低收入岗位。近年来,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 在城市的制造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就获得了比他们在家乡的农业生产中更多的收入。
1.3 社会资本影响收入的机制
1.3.1 信息和技能的获取
社会资本作为家庭和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 还可以支持人们在社会网络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技能, 包括人们从正规教育和正式渠道所难以获取的信息和技能。另外, 丰富而高质量的社会资本还有可能带来直接的机会, 这不仅包括接触可以通过经营盈利的商业机会, 而且可能包括通过就业获得收入的机会。
1.3.2 交易费用的降低
张爽等 (2007) 认为社会资本通过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结构的作用, 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交易时的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对社会经济秩序起到一种非正式的规范和协调作用。同时, 在正式的法律制度难以涉及的领域, 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提高违约成本、降低交易成本和扩大市场范围, 从而实现收入水平的增加。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 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
2 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群体的实证分析
2.1 模型建立与变量设置
利用河南和湖北农村地区调研获得的农户家庭数据,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引入模型中的因变量Y为家庭人均年收入, 自变量X1为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X2为家庭耕地质量, X3为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 X4为家庭技能培训积极性, X5为家庭年度医疗保健支出, X6为家庭外出务工人数, X7为家庭兄弟姐妹数量, X8家庭亲友中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数。
2.2 模型运行结果
在SPSS17.0中进行逐步回归, 将各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方程进行检验, 得到结果如下:
从表1中的运行结果中可以看到, 模型F值为45.368, 相应的P值为0.000, 检验通过, 整体上模型显著。对自变量显著性的分析得到, 技能培训和政府关系两个自变量的t检验未通过, 而其它解释变量全部通过t检验。调整后的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666, 考虑到调研数据的情况, 这样的解释度可以接受。根据模型回归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2.2.1 家庭物质资本对收入的影响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家庭的人均耕地面积对贫困群体的收入影响最大。同时,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家庭的耕地质量对家庭人均收入也有明显影响。说明对贫困家庭来说, 耕地的数量对家庭的收入具有极大的影响,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贫困家庭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 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获得收入的渠道并不多。所以对于尚未脱离贫困的家庭来说, 必须要有基本的土地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2.2.2 家庭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正向影响。一般来讲, 农村家庭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而由于经济落后、搬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极易造成贫困家庭的成员正规教育的推迟甚至中断。年度家庭医疗支出是仅次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的重要因素, 这一因素对家庭人均收入有着极大地负面影响。在实地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家庭中存在较多的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对于收入本来就不高的农村家庭来说, 家庭成员的重大疾病很可能导致整个家庭经济的崩溃。外出务工因素的影响系数为0.247, 这说明在家庭经济收入主要依赖耕地的同时, 外出务工也逐渐成为贫困家庭收入的重要支柱。
对于在模型影响不显著的技能培训变量, 可能的解释是:贫困家庭对农业生产中新的成本投入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 因而制约了他们对新技能接受的积极性, 从而造成实际操作中技能培训对贫困家庭提高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同时, 即便贫困家庭的成员有参加技能培训的实际需要和积极性, 但培训的实际效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收入, 效果并不一定明显。
2.2.3 家庭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
家庭双方兄弟姐妹数量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系数为0.38, 这样的结果说明了作为贫困家庭为数不多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 兄弟姐妹对贫困家庭在获得基本经济收入方面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持。而同时, “政府中工作的兄弟姐妹数量”这一变量的不显著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 贫困家庭在通过外部社会资本获得收入方面还并没有明显效果。
3 结论与启示
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 家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家庭禀赋对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但并非家庭禀赋中的所有要素都发挥同等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贫困家庭而言, 耕地是获得基本收入并支持家庭生活正常延续基本要素, 家庭成员的受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家庭收入的增长, 而技能培训和外部社会关系对于贫困家庭增加收入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因此, 相应的扶贫政策应特别注重采取相应措施帮助贫困群体增加家庭禀赋存量, 改善家庭禀赋质量, 从而增加贫困家庭的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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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机制 篇4
近年来, 为弥补微观审慎监管的弊端, 宏观审慎监管越发受到各国政府和央行的重视。这不仅强化了宏观审慎监管在我国金融风险监测中的重要性, 同时也对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从宏观审慎的视角出发监测金融体系稳定性, 进而探究货币政策变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 能够对我国未来一定时期内的金融风险监测和货币政策选择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一、货币政策选择与宏观金融稳定的关联性
以往各国中央银行通常把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 货币政策的选择高度依赖于前期的通胀水平, 体现出较强的“相机抉择”特性。然而, 这种货币政策规则并未考虑货币供给变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近年来, 世界各地金融危机频发, 微观审慎监管失灵, 使得各国央行开始重视货币政策选择对宏观金融稳定的影响。曾省存 (2010) 将“宏观审慎监管”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兼顾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 保持二者的长期协同稳定。第二个层次是指当资产价格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偏离真实价值时, 利用宏观审慎工具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加以识别, 进而采取宏观调控手段缓解金融风险的顺周期特性。
目前, 有关货币政策选择对宏观金融稳定影响的研究正在深入进行, 主要观点包括权衡观点 (Trade-off) 、协同观点 (Synergies) 和新环境假设 (New environment hypothesis) 。权衡观点是指为实现物价稳定而采取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有利于金融体系稳定, 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着平衡关系 (Mishkin, 2000;Fisher, 1933) 。Borio和White (2004) 指出, 由于以往的货币政策未将金融稳定作为调控目标, 因此在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调控通胀时也会造成信贷萎缩, 这会打破信贷市场平衡, 对金融稳定形成冲击。Angeloni和Faia (2009) 的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系统存在固有的经营风险, 货币政策不能只关注通货膨胀和产出, 还需要注意资产价格和杠杆水平的变动。Caruana (2011) 对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频率进行对比并指出, 当二者处于相同区间时进行货币政策调控可以同时实现控制通胀和维持金融稳定。
尽管权衡理论认为使用货币政策调控物价水平与促进金融稳定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权衡取舍, 但在通常情况下二者又高度耦合。于是, 协同观点应运而生, 协同观点指出:为实现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同样可以促进金融稳定, 这主要是因为高通胀状态往往是由货币供给过剩引起的, 而货币供给过剩同时又会导致过度投资和资产泡沫等现象, 这些都是金融脆弱的主导诱因 (Issing, 2003) 。Borio和Lowe (2002) 指出通货膨胀与金融稳定具有高度的依存关系, 其中稳定的资产价格和信贷规模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的长期稳定。Herrero和Pedro (2003) 使用多国面板数据模型, 研究了货币政策选择与银行业危机的关联性, 研究结果表明央行为稳定物价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助于降低银行业危机发生的概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一些典型的新特征, 主要包括短期产出波动降低、通货膨胀波动降低、信贷规模激增和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此外, 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共同影响, 世界各地金融危机频发, 波及范围也更为广泛 (Borio和White, 2004) 。因此, 在国际经济形势巨变的情形下, 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选择也逐步由以稳定物价为导向的“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 向“规则型”货币政策发生转变, 新环境假设受到了各国货币当局的普遍认可。新环境假设强调在信贷扩张迅速的新经济环境下, 央行应重新审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间的关联性, 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可能发生了本质改变。这一理论还认为目前世界各地金融危机频发, 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选择时不仅应关注物价水平, 同时还要兼顾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Cao J和Chollete (2013) 从长期均衡的视角进行研究, 指出“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仅具有短期调控作用, 然而在长期, 物价水平与金融稳定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权衡取舍。
通过回顾以往相关研究可以看出随着全球信贷水平的不断扩张,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间的关联机制也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以稳定物价水平为单一导向的货币政策已无法实现货币当局的多重宏观调控目标, 维持金融体系平稳发展已经成为央行货币政策选择的重要依据。因此, 本文采用非线性模型刻画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机制的转变, 并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的视角出发, 为我国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合理的经验证据。
二、STR模型介绍
STR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y= (y1, y2, …, yt) '为滞后因变量, Xl= (xl, 1, xl, 2, …, xl, m) , xl, j= (xl, j1, xl, j2, …, xl, jt) ', 为模型的线性主部, 参数α= (α1, α2, …, αm) '则是对应的线性回归系数;Xnl= (xnl, 1, xnl, 2, …, xnl, n) , xnl, j= (xnl, j1, xnl, j2, …, xnl, jt) ', 代表模型的非线性部分, 由外生解释变量和因变量的自身滞后组成, 参数i= (i, 1, i, 2, …, i, n) , i=1, 2是非线性部分的回归系数;μt~N (0, σ2) 是模型的随机扰动项;F (st, λ, c) 是转移函数, 它是时变参数st的有界函数, λ为斜率系数, c= (c1, c2, …, ck) 代表位置转移向量。STR模型的具体形式取决于其采用的转移函数。常用的转移函数有逻辑型和指数型两类, 其中逻辑型转移函数可表示为:
此时模型是LSTR模型, 当K=1时, 为LSTR1形式, 当K=2时为LSTR2形式。这里的参数λ的取值决定了机制转换速度, λ取值越大, 模型的迁移速度就越快。当λ→∞时, 模型的转变将在瞬间完成。此外, 在LSTR1模型中, 当st→-∞时, F (st, λ, c) →0, 当st→∞时, F (st, λ, c) →1, 转移函数是状态参量st的单调函数。因此, 模型在两种状态间的迁移与st的取值呈单调变动关系。
与逻辑型转移函数不同, 指数型转移函数可表示为:
此时模型是ESTR模型, 在这里指数转移函数关于st=c对称, ESTR模型将根据状态参量st与位置参量c的接近程度将转移函数划分为两种不同区制。因此, 模型在两种状态间的迁移随st取值的不同呈现出轴对称特性。
在建立STR模型时要进行参数的非线性检验, 因为只有当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时才应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非线性检验的主要思想是将转移函数F (st, λ, c) 进行三阶泰勒展开, 把模型转化为线性形式, 随后对线性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并假设所有展开项的系数全部为0, 进而进行假设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 则表明非线性部分对模型拟合具有显著影响, 否则无需建立STR模型。
非线性检验通过后就需要对STR模型进行选择, 主要包括对转移变量和模型形式的选择。其中可选取的转移变量一般是因变量或自变量的自身滞后以及趋势变量, 转移变量的使用原则是选取非线性假设中t值最大 (P值最小) 的转移变量。在模型形式的选择上, 本文参照Lükepohl和Krtzig (2004) 的做法, 给出如下的检验标准:
模型的检验顺序为:首先检验H04, 随后检验H03, 最后检验H02;模型选取原则为:当H03的F统计量最大时, 选取LSTR2模型, 否则选取LSTR1模型。模型及转移变量选定后就需要对参数进行估计, 初值通常采用格点搜索法进行选择, 本文中λ的初值搜索范围设定在0-100之间。初值选取后, 本文采用Gauss-Newton算法进行迭代, 进而得到收敛的参数估计。
三、我国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 数据的选取及分析
本文旨在从宏观审慎的视角出发监测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因此将延续万晓莉 (2009) 的做法, 对人民币各项存款同比增长率, 各项贷款同比增长率和存贷比率的月度数据进行主成分拟合, 进而计算金融稳定指数;同时采用主成分均值加0.5倍标准差作为金融稳定警戒线, 并使用广义货币供给M2同比增长率的月度数据作为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 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统计网宏观月度库 (/http://db.cei.gov.cn/) , 样本期间为2004年1月至2013年12月。
图1和图2刻画了样本期间内我国金融稳定指数、金融稳定警戒水平和M2同比增长率的走势, 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尽管金融稳定指数与M2同比增长率的总体走势较为接近, 但是M2同比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金融稳定指数。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内, 我国宏观经济飞速发展, 金融体系也较为稳定 (金融稳定指数均位于警戒水平下方) , 货币政策选择的重点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 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相机抉择”特性。在2008年之后金融稳定指数与M2同比增长率无论在整体走势还是波动水平上都高度耦合, 这主要是因为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我国金融体系也受到了强烈冲击, 资本市场表现低迷引起了公众投资恐慌, 资本在短期内大量地从金融市场转向银行部门, 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急速上升。因此, 货币当局改变了以往的货币政策方针, 将金融稳定视为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首先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稳定银行体系, 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缓冲;当金融体系回到较为安全的状态后, 又逐步放缓货币供给增速, 在确保稳定物价的基础上兼顾金融稳定。
总体而言, 2008年以后我国金融稳定指数与货币政策的依存关系显著增强, 这表明美国次贷危机过后, 随着货币当局对金融稳定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 货币政策选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也发生了结构性改变。此外, 就货币政策的变动而言,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 货币政策的延续性显著增强, 这表现为相邻期间内的波动幅度显著低于样本前期, 意味着当政府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体系后, 加强了对公众预期的重视, 使货币当局在确保宏观调控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尽量保持货币政策的延续性, 强化政府承诺公信力的作用。因此, 货币政策也逐步由“相机抉择型”向“规则型”发生转变, 这不仅会使投资者建立良好的政策预期, 同时也有利于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
(二) 关于货币政策迁移机制的检验
在建立STR模型之前要确定模型的线性主部, 由于本文仅考虑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仅需要确定线性方程中因变量的自身滞后阶数。表2给出了含有1至4阶因变量滞后的线性模型估计结果, 通过表2可以看出当分布滞后模型中引入多期因变量自身滞后项时, 会导致多重共线性, 这会使变量的显著水平受到严重影响。此外, 相比于一阶分布滞后模型, 高阶分布滞后模型并不能显著降低线性方程的AIC值与SC值。因此, 可选取一阶分布滞后模型作为STR模型的线性主部, 这样既可以避免多重共线性, 同时又不会使拟合优度显著降低。实际上, 由于分布滞后模型中引入了因变量的自身滞后项, 这本身就可能引发模型残差的序列相关性。所以, 仅从参数估计方法的角度而言, STR模型使用的迭代算法也要比OLS估计更为合理。
线性主部确定后就要对STR模型的形式进行选择, 参照表1给出的F统计量和相应的模型选取准则, 具体计算结果如下:
注:F代表金融稳定指数。
表3列示了非线性检验的F统计量计算结果, 观察表3可以看出, 除使用M2 (-1) 作为转移变量时模型形式选择LSTR2外, 使用其他变量作为转移变量时, 模型形式均为LSTR1, 这表明, 使用LSTR1模型进行非线性估计更为合理。此外, 由于使用趋势变量 (TREND) 作为转移变量时, F2取值最大, 因此本文将以趋势变量作为转移变量, 并采用LSTR1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表4给出了LST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方程拟合优度为0.975, 高于线性分布滞后模型, 表明使用LSTR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是有效的。此外, 由于本文采用LSTR1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因此对公式 (1) 进行整理, 可以得到非线性方程的直观表达形式:
其中, F=1+exp[1-λ (st-c1) ]}-1。在线性主部中, M2的系数为10.18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这说明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引发金融脆弱。此外, λ, c1的估计值分别为21.94和52.04, 较高的λ系数表明模型非线性部分在两个区制间的迁移历时较短, 而趋势转移参数的估计值为52 (第五十二期) , 说明模型是以2008年4月为中心而产生的区制转变。
图3是转移函数在样本期间内的走势图, 观察图3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转移函数取值基本为0, 模型仅具有线性主部, 同时M2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此期间内宏观金融稳定指数与货币政策间存在稳定的依存关系, 以控制物价为导向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金融体系稳定, 这一点也与Borio和Lowe (2002) 的观点相吻合。随后, 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转移函数以2008年4月为中心发生了结构性迁移。在此期间内, 宏观金融稳定指数与货币政策间的作用关系体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 然而整个过程历时较短 (仅为十个月左右) 。这表明我国货币当局对金融危机做出了及时有效的应对, 迅速调整货币政策导向, 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体系, 并在短暂的调整后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调控机制。最后, 状态迁移后的转移函数表明,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 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达到了新的均衡状态;同时φ2-φ1的系数为正则说明状态迁移完成后, 金融稳定指数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更为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我国政府加强了宏观审慎监管力度, 积极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 并对货币供给总量进行控制, 将维持金融稳定视为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具体表现为:2008-2009年, 当金融市场低迷, 信贷严重萎缩, 公众投资不足, 银行存款比例急剧上升之时, 货币当局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 为整个银行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缓冲, 以避免行业挤兑风险的发生;2010年后, 当金融稳定指数再度回到警戒线下方时, 货币当局又逐渐减缓货币供给增速, 我国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稳定物价水平的同时, 将宏观金融稳定指数控制在相对安全的区域。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总量测度拟合出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指数, 使用STR模型对宏观审慎监测框架下我国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迁移性检验,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在样本期间内, 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发生了结构性迁移, 结构迁移时段恰好为次贷危机爆发期间;第二, 全样本期间内,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间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特性, 只不过是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 这意味着采用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进行调控是一种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第三, 相比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宏观金融稳定指数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 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过后, 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更加重视货币政策选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已经由以往单一的“物价稳定”目标逐步地向维持“物价稳定”, “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多元化目标体系进行转变。
检验机制 篇5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由中央银行信号变化而产生的脉冲所引起的经济过程中各中介变量的连锁反应, 并最终引起实际经济变量变化的途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效应问题是货币经济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也是国内外学者的现实研究热点。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进而以美国、欧洲、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陷入经济衰退。在发达国家纷纷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的同时, 我国也在全球降息浪潮中下调人民币基准利率, 自2008年9月15日以来, 央行连续4次降息, 3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同时加大货币投放放量。更为重要的是, 我国货币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 以“适度宽松”作为货币政策的最新基调, 为近十几年来首次采用。从全球经济过热到目前的全球经济紧缩, 各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 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效果究竟多大, 其传导途径是怎样的, 是本文的兴趣所在。
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及我国的研究
2.1 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 米时金 (Mishikin etc., 1995) 对三种主流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概括。泰勒 (Taylor) 坚持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 强调货币资金利率的作用, 认为货币政策变化, 引起短期市场利率变化, 经由市场预期作用, 影响长期利率和实际投资, 最终影响产出;梅尔泽 (Meltzer) 强调货币主义观点, 认为货币政策变化, 引起普遍的资产价格调整, 通过“托宾Q效应”影响投资, 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 最终影响产出;伯南克 (Bernanke) 则提出了新的信贷观点, 认为货币政策变化, 影响资产价格, 影响企业和银行的净价值, 进而影响经济中的信贷规模, 最终影响产出。围绕这三大理论存在大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但是分歧仍然很大 (瞿强, 2008) 。
2.2 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研究
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 动态定量研究并不多见。王振山、王志强 (2000) 较早地采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认为在20世纪80-90年代, 信用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经。周英章、蒋振声 (2002) 对我国1993-2001年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是通过信用渠道和货币渠道的共同传导发挥作用的, 但信用渠道占主导地位。裴平、熊鹏 (2003) 检验了我国1998-2002年“积极”货币政策中的“渗漏”效应。谢赤 (2003) 对SVAR模型在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分析、最佳货币政策指标方面进行了探讨。瞿强 (2008) 用我国1996-2008的月度数据构建SVAR模型, 通过比较分析利率、货币数量、汇率和信贷等主要金融变化的产出、价格等实际经济变化的影响模式, 观察到信贷是一个特别注意的变量。还有大量的学者进行了相似的研究, 采用的方法也基本相同, 在此不再赘述。
3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实证检验
3.1 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Census X12法消除数据的季节效应, 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作进一步处理 (消除物价因素影响, 这里以1990年1季度为100) , 并对上述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由于实际利率可能为负, 因此实际利率不能对数化) 。首先对单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果表明原实际序列对数差分后平稳。
3.2 简化式VAR模型的估计
为了研究利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对经济波动的短期影响及其贡献度, 本文建立了四变量的VAR模型, 根据AIC和SC准则, 选择滞后阶数为3, 由于方程右边是内生变量的滞后值, 不存在同期相关问题, 所以OLS估计是有效的。
经检验, 上述模型是平稳的。四个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分别为undefined、undefined、undefined、undefined, 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 但扰动项存在同期相关关系。简化的VAR模型却无法刻画它们之间的这种同期影响关系, 需要用结构VAR模型来刻画。
为了进一步检验货币供应量、利率和金融机构贷款对我国产出的影响关系, 对上述估计的VAR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实际利率不能Granger引起实际M1、实际金融机构贷款, 但能Granger引起实际GDP, 这与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同;实际M1外生于实际GDP的概率为0.14372, 这反映了我国内需不足, 部分商品处于供大于求, 因此当对货币的需求扩张时, 会由于价格调整而抵消, 货币供给的数量调整对产出的影响较弱, 这与高铁梅 (2006) 、刘金泉 (2003) 得出的结论相同, 但实际M1外生于实际GDP的概率却显著地下降了, 这可能是近几年我国内需有所增加的原因所致;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 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从早年的信贷配给到目前的信贷政策, 金融机构贷款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先行指标, 表明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3.3 结构VAR (SVAR) 模型的估计
由于简化式VAR模型不能刻画同期相关关系, 而SVAR模型则可以识别。为了考察实际利率、实际货币供应量和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短期影响, 本文仅对SVAR模型施加短期约束, 不考虑上述变量对实际产出的长期影响。在上述估计出的简化式VAR (3) 模型基础上, 构建AB-型的SVAR (3) 模型。由于模型中有4个内生变量, 因此至少需要施加2k2-k (k+1) /2=22个约束条件才能使得SVAR (3) 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由于AB-型的SVAR (3) 模型包含了k2+k=20个约束条件。本文根据经济理论, 再施加三个约束条件:实际利率对当期实际金融机构贷款的变化没有反应;实际利率对当期GDP的变化没有反应, ;实际货币供应量对当期GDP的变化没有反应。由于模型扰动项服从多元正态分布的假设, 可以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 (FIML) 估计得到SVAR (3) 模型的所有未知参数, 以上各项系数都比较显著, SVAR (3) 模型较好地被识别。为了考察实际利率、实际货币供应量和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变动对实际GDP的冲击效应, 可以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来识别这种冲击效应。
3.4 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给实际利率一个正向的冲击, 从第1期 (以季度为单位) 开始直到第4期, 对实际GDP有一个正向的冲击, 之后虽有负向冲击, 但总体影响却是正的, 单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 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很小, 国有企业往往对利率不敏感, 对利率敏感的是中小企业, 但中小企业在货币市场上融资非常困难, 不得不从地下金融市场中获取资金, 最终拿到的资金利率往往是正规市场上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3.5 S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考虑到实际GDP对自身的贡献率, 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在前8期时都是最大的, 第1期的贡献率达到92.56%, 但从第二期开始显著下降;实际M1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在第8期之后稳定在20%左右;实际利率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从第1期到第2期有一个跳跃式的上升, 第9期后保持在40%左右, 超过了实际货币供应量对实际GDP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 前8期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 有理由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途径主要是信贷渠道。
摘要：采用200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的季度数据, 通过构建一个四变量的SVAR (3) 模型, 以检验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际效应。实证结果表明, 我国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的传导途径来影响实体经济的, 但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过于猛烈, 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关键词：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效应,SVAR模型
参考文献
检验机制 篇6
1 托管经营的提出
托管经营是指资产所有者根据一定的法规,将资产以契约形式,在一定条件和期限内,委托给具有管理能力并能承担经营风险的法人或自然人的有偿经营,实现委托方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委托资产的增值保值[1]。托管经营形式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当时采用这种方式对原东德国有企业进行彻底改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所有权转移,成功实现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我国的托管经营是在不改变企业所有权归属的前提下直接进行的。从性质上来看,德国的托管经营是一种财产交易关系,而我国的托管经营实质上是一种财产委托———代理关系[2]。当然,托管经营也存在着代理风险。它是指在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状态下,由于委托方与代理方的目标、动机、利益、权利、责任存在差异,委托方承担将资产的支配权和使用权转给代理方控制而可能产生的利益损失等风险[3]。
2 现行医用试剂、耗材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医用试剂、耗材采购缺乏计划性和管理的有效性。客观上由于检验项目多、技术复杂、仪器设备档次相差悬殊、规格型号不一,医用耗材品种繁多,使用随机性强、不确定因素多等原因;主观上是缺乏科学的管理、完善的制度,操作的无序以及完全失去物资采购计划、审批、预约、出库入库、使用、结余的基本管理程序。尤其是急诊、急用、急救上耗材的使用变数更大,失去有效的监督管理,往往造成采购随意性、盲目性大,导致库存量大、产品积压、失效变质多,浪费严重,增加了成本。
(2)医用试剂、耗材供应厂商多、品种来源复杂、产品质控难度大。大型综合医院医用试剂、耗材品种一般至少在千种以上,规格有数千个,供应厂商少则数十个,多则上百个。供应厂商的规模、效益和产品质量各不相同,产品价格悬殊极大,过多的供应厂商造成管理工作的混乱和无序。如某院某专科常用的4类耗材,供应商达10余家,全院耗材供应商达40余家,化学试剂供应商则多达50余家,致使品种、厂家、数量、质量管理失控,为全面质量管理埋下隐患。
(3)医用试剂、耗材使用消耗制度不健全,未能和利益挂钩。医院试剂、耗材使用综合考核考评体系不完善,比如医院消耗性总支出与试剂、耗材支出的定量考核,试剂、耗材支出与患者支出的比例考核,试剂、耗材消耗量与实际病例的考核,试剂、耗材总支出与实际总收入的定量考核,试剂、耗材纯收入与毛收入的考核等,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考核考评措施,导致试剂、耗材价格虚高、消耗量远远大于标本量、病例量;纯毛收益比例失衡、纯效益很低;成本支出过高,个别项目成本大于80%以上,甚至无纯收益;这些指标没有从管理的环节和细节去把关,也未与管理者的考核考评挂钩。
(4)对于医用试剂、耗材国家尚未出台完善的价格管理体系,一方面医院要加强自身监管,但监督无据,导致监管无力。另一方面是形成价格混乱的局面,特别是高值耗材、特殊医用试剂,主要还是由厂家定价,用户与商家协商约定,从而形成较高的价格水分。致使医疗成本支出过大,这是造成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严重损害了医疗单位和患者的利益。
(5)医用试剂、耗材流通程序不规范,滋生了不健康的供销关系。试剂、耗材不像药品由医药公司专营,并有严格的药检、质量监督体系。近年来,虽然药品市场规范化机制在逐步建立,但是试剂、耗材仍处于供销的无序状态。在销售环节上渠道比较混乱,有的厂家可以直销,也可以代销,有的是经过多级代理或分包甚至按型号代理,过多过杂;在管理环节,产品议价制度执行不严格,有的议价不实,有的议价无监督;在配送环节,有的直接送货到使用科室,出入库手续不严格,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从而滋生了商家和使用科室之间暗箱操作,形成利益伙伴关系,造成个别科室和医师的趋利行为。
(6)没有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虽然医院依托部队“军卫一号”信息平台对试剂、耗材的出、入库实现了信息化管理,但由于系统设计存在一定局限,在日常工作中对信息的处理还有很多环节采用手工方式进行,因而无法满足实时查询、统计及动态全程管理,也无法进行准确的成本核算。
3 医用试剂、耗材托管模式和产生的综合效益
3.1 托管内容及条件
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采取对拟代理方公司的资质、规模、管理、仓储、运输、效益及社会信誉度等方面综合考察,举行竞争性谈判,经医院常委会议集体研究,确定了一家条件俱佳的大型国有控股医药企业作为代理方,全面托管医院除总部及军区统购品种外的所有自行采购部分的体外诊断试剂与耗材,负责上述试剂、耗材的采购、储存、养护、配送和售后服务。具体托管条件:
(1)所有托管品种的引进均要以科室需要并执行院方参与的招标价为前提。
(2)医院对托管公司实施全程监督,并设定托管期限,如对方出现违约或违背军队政策等问题,医院有权单方面终止授权。
(3)因产品质量问题出现的纠纷和经济赔偿,均由托管公司承担。
(4)托管方在缴纳一定数额违约金的基础上,除试剂、耗材零售与批发差额归属医院外,再按物品批发价总额为基准以一定比例返利给医院,作为托管费用。
3.2 托管带来的好处
(1)节约了人力、物力。过去医院试剂、耗材占用多名专职人员和储存场地、货架、冰箱、冰柜等设施。托管后上述工作完全由托管方负责完成,医院每年可减少成本支出十余万元。
(2)开源节流,杜绝了浪费。托管后,医院基本上可消除因多种原因造成库存大、积压、失效、变质等浪费现象,间接增加了医院经济收益。
(3)促进了医院管理职能的转变。管理部门从繁杂的调研论证、会议研究、批手续、签合同、付款等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同时,也方便了专业科室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新技术开展,抓服务质量,抓全面提高技术水平和学术研究上来。
(4)规避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敏感问题[4],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打击了商家与部分使用科室之间不当得利行为。这样既保护了医院与患者的利益,又避免了专业科室使用者和经管人员因受利益诱惑而触犯法律。
(5)对军队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为医药分家管理、功能专业科室的管理、大型设备的管理等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同时也便于实现医疗资源的利用最大化及效益的最大化。
3.3 托管经营后面临的问题
3.3.1 道德风险
医院追求的目标是资产增值及相应的剩余索取权,而托管方则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形成了两者目标的不一致性。另外,两者之间还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与医院相比,托管公司掌握的信息更多,可能出现隐藏行为的道德风险、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以及军队人员惜用的道德风险。现实中,无论医院如何完善激励机制,也难以使托管方像委托方那样追求效率,对方常常按照合同条件,尽可能地追求自己效益最大化,从而有可能利用授权而做出损害医院利益的事情。
3.3.2 法律缺位
托管经营中的代理方是有经营能力和经济实力的法人实体,理论上可以通过法人资产抵押规避风险。医院规定托管公司缴纳20万元风险金用以规避风险,但这笔风险金的额度值得探讨。因此,实际操作中,尽管契约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一旦医院托管方出现了违背军队或国家政策问题,委托方必须承担一定责任。
4 几点思考
目前在国内,尤其是军队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行列,全面实行医用试剂、耗材托管机制,医院尚属首例。前无经验可循,对医院和托管公司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在军队医院医疗体制改革道路上,尽管已经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作为院方监管部门,尤其是针对高值耗材,一定要全程监督、高度关注、适时参与,不观望、不懈怠、不依靠[5],在条件成熟时,应当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4.1 实现物流过程规范化
依托现有信息技术资源,借助托管公司资金,逐步建立供应商信息协同平台,应用条形码、物资标准编码和物流信息系统,使医院的物流作业水平大幅度提高。尤其是高值耗材通过扫描条形码将耗材信息和患者信息融为一体,使其入库、出库、收费、核算和财务账务处理同步完成,达到零库存的运行模式和零成本的精确管理。信息平台的搭建优化了采购流程,弥补了以前的信息缺陷,加快了对耗材需求、使用、跟踪以及核算的响应速度,物流管理趋于规范有序。
4.2 实现耗材信息可视化
通常医用耗材在每一个使用节点的具体状况,包括耗材的名称、品牌、规格型号、价格、供应商、生产商等信息在医院信息化平台上都能清晰可见。使用科室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耗材,院方管理者可以实时对采购品种、价格、数量等信息进行监督,保证了耗材采购、使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耗材信息的可视化能极大地满足领导的管理需求,使领导者拥有了准确的管理信息,为科学决策创造了良好条件。
4.3 实现管理过程高效化
医院耗材管理将自动识别技术、电子商务平台、医院物流管理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集成,可实现耗材信息全程跟踪,使医院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三流合一”。不仅能有效提高供应环节的反应速度,实现高值耗材的零库存管理,并且使耗材的供应和管理高度透明,通过全维可视,实现全程可控,使耗材的采购、库存、周转及账务处理高速有效,达到70%以上记账凭证自动生成。
4.4 实现职能管理精细化
通过信息集成,院方管理部门可以实时对每种耗材的价格、采购量、库存量等信息进行实时监控,为耗材的物流管理、医疗质量管理、收费管理、供应商管理和全成本管理提供了完整、及时、准确的记录。而且可以随时对历史数据进行查询、分析、统计、为耗材的需求预测、制定采购计划、库存控制、成本分析提供了科学的决策基础,提高了职能管理的精确性。
医用试剂、耗材管理模式的转变促进了医院整体管理水平、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的提高,提升了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了医院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为军队医疗机构管理模式向多元化转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但是,由于目前尚处于尝试阶段,且存在有一定风险性,有待于通过建立健全制度,以及较长时间的实践活动,才能得以进一步完善。
摘要：阐述了大型综合性医院医用耗材、试剂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委托第三方管理机构参与实施医院试剂、耗材管理的办法,分析托管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指出耗材托管的发展方向,主张以信息化为手段,通过变革医院耗材采、供、管、用的组织构架和管理流程,从而实现管理效益最大化。
关键词：医用试剂,耗材,托管运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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