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音乐文献

西夏音乐文献（精选3篇）

西夏音乐文献 篇1

了解我国古代音乐书目, 需要首先了解目录学发展的大致面貌, 以便掌握音乐文献在古代整体文献长河中的位置, 使其有所依傍。“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专有名称在我国的提出却是较晚的事, “目录学”之成词, 始见于清乾隆间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音乐文献目录的雏型, 可从儒家经典中管窥。先秦乐官汇集乐歌, 成《诗》三百, 皆有篇名和小序, 以概括每首的含义。孔子删定的“六艺” (诗、书、礼、乐、易、春秋) 已初步具备了目录的框架, 为以后音乐文献目录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史记》。

司马迁在完成《史记》后, 作《太史公自序》, 逐卷介绍篇名和写作要旨, 可视为西汉一书目录的典范。如“乐者, 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 则已好郑卫之音, 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 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 作《乐书》第二。”廖廖数语, 即把撰写动机和全文主旨交待清楚, 并明确篇目和篇次。由于《史记》在流传中有缺失、窜乱, 出现《乐书》转录《乐记》全文和《律书》中乐律、刑律、兵律等相互混杂的情况。欲加以甄别, 具有目录功能的《太史公自序》就成了最权威的根据。

2.《七略》与《汉书·艺文志》。

历史典籍的分类, 起源于刘向、刘散父子的《七略》。《七略》早在唐代就已经失传, 但班固在修《汉书·艺文志》时, 将《七略》的内容基本上保存了下来。《七略》7卷, 是刘歆简略其父刘向的《别录》而成。它不仅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全部藏书, 也反映了当时学术流派和科学文化水平。《七略》既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学略、方技略。为了从学术体系说明群书, 按照书的内容性质, 除辑略外, 分为六略 (六类) ;六略之下分38种 (小类) ;种下分603家, 家下列书, 计13219卷。

(1) 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其中“乐”类共有六家, 六家中的《乐记》有大约一半篇幅流传至今, 构成《礼记》的一篇, 并被收为《史记·乐书》, 历来受到重视。“乐”类中的《雅歌诗》和《雅琴》则已散佚。“乐类”首先罗列六部著作:《乐记》23篇、《王禹记》24篇、《雅歌诗》4篇、《雅琴赵氏》7篇、《雅琴师氏》8篇、《雅琴龙氏》99篇。

(2) 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种。从先秦到汉初的这十种学术思想派别, 历史上通称“十家”, 不计小说家时又称“九流”———“九流十家”之称源于此。其中儒、道、墨三家的音乐思想历来受到重视;其他法、杂等家也有涉及音乐的。

(3) 诗赋略粉: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种。古代诗赋常和音乐有关, 其中有的入乐, 有的原来入乐而后脱离音乐成为独立的文学品种, 也有的虽不入乐但富于音乐性。“诗赋略”所载作者或连同其作品有的时而见于今人古代音乐史等著作, 如屈原的楚辞等。所载“ (汉) 高祖歌诗二篇”, 或包括著名的《大风歌》, 是可以歌唱的, 属楚声, 见《史记·高祖本纪》。有些学者还把这一记载和宗教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的某些传世记谱法联系起来研究, 如道教“步虚”曲线形乐谱、西藏佛教寺院的“央移”曲线形乐谱等。

(4) 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阴阳家名下载有“师旷八篇” (佚) 。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有名乐师。据《左传·襄公十八年》载, 师旷“歌南风, 南风不竞”从而判断楚国兴兵必然无功。所谓“歌南风”的“歌”据晋代杜预注, 是指吹律。由此可见, 先秦对音乐功能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吹律管可以预测军事吉凶。这种观念又见于《史记·律书》。所以, 古人认为音律与军事成败有关。

(5) 数术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六种。包括天文、历法篇目, 在五行家部分甚至还直接把五行、五星和律历之数联系起来。在古代, 天文律历合一的思想由来久远, 赓续漫长, 十分明显。

(6) 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由于联系到阴阳五行、度量权衡等等, 有时也会联系到方伎书目, 如明末朱载的《律学新说》的某些篇章。

班固将《七略》重新剪裁、编次, 散《七略》中的“辑略”, 即关于全书学术源流的综述于其他的六略中, 删去各书叙录, 门类条例一依《七略》, 改写成《艺文志》1卷列入《汉书》, 因此, 《别录》、《七略》虽然亡于唐末五代, 我们今天仍能从《汉书·艺文志》一窥《七略》之遗。《七略》分类体系有较严密的系统性, 大纲、子目, 比较清楚, 先分略, 再分种, 有大类, 有小类, 同类之书约略以时代之先后为层次, 如杂家, 虽知孔甲似非黄帝之史, 亦列于篇首, 馀皆以次序列, 最后始为汉代之书。在分类技术上, 灵活而又巧妙地运用了按图书内容标准和按图书形式标准进行分类的两种方法, 大类下子目的建立, 都有一定的分类标准, 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

3.《隋书·经籍志》。

书目的分类方法是一代学术思想和图书类别体系化与序列化的代表, 东汉以后学术思想和研究重点的变更, 各类图书数量的增加, 直接影响到书目的分类, 四部法逐渐取代了七分法。四部分类肇始于魏秘书郎郑默所著《中经》, 其后晋秘书监荀勖在《中经》的基础上更著《新簿》。据载:“魏氏代汉, 采掇遗亡, 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 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 又因《中经》, 更著《新簿》, 分为四部, 总括群书。《隋书·经籍志》所述更详:“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 分为四部, 总括群书。”根据《隋志》的记载, 其分类体系为: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 计627部, 5371卷。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计853部, 6437卷。三日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计817部, 13264卷。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家书, 计554部, 6622卷。如果对其类目内涵仔细研究, 就会发现, 甲部收录内容同《七略》的六艺略, 相当于后世之经部;乙部收录内容同《七略》的诸子、兵书、数术、方技, 相当于后世之子部;丙部包括《七略》春秋类目所附历史书籍, 相当于后世之史部;丁部同《七略》的诗赋略, 相当于后世之集部。简言之, 甲、乙、丙、丁之次, 即经、子、史、集之次。《隋志》在中国音乐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它确立了音乐文献在四部分类中的地位。

4.《四库全书总目》。

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 (中华书局1965年、1992年版) , 简编本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 以及民国间成书的《清史稿》, 继承了“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四库全书总目》中的音乐目录, 分见于经、子、集各部。经部乐类共24部、483卷。子部中有艺术类和小说家类, 艺术类收六部音乐文献, 31卷 (其中琴谱之属四部, 29卷;杂技属二部, 二卷) ;小说家类收一部音乐文献, 一卷。集部中词曲类文献的情况比较复杂。古代诗、词、曲多以入乐, 词曲关系密切, 有不少著作更是兼及四声音律、南北曲源流等, 不可因其乐亡遂废, 读者可根据研究查找。

《四库全书总目》中音乐文献目录的书名、解题、小序等体制完整,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为治学入门之津逮。如在《四库全书》中属于经部的乐类, 其重要著作今常见引用的尚有: (1) 《乐书》:宋代陈撰, 200卷。是我国文献历史上早期的音乐百科性质的专著; (2) 《律吕新书》:南宋蔡元定撰, 2卷。提出十八律旋宫的新说; (3) 《瑟谱》:元代熊朋来撰, 6卷, 论述弹瑟方法; (4) 《乐律全书》:明代朱载撰, 包括14种著作, 有乐学、律学、算学、历学、舞学等多种内容, 是创建十二平均律理论的重要著作; (5) 《律吕正义》:清代御定的音乐百科著作。其上、下、续编, 成于康熙年间, 计五卷, 由魏廷珍等编修;后编, 成于乾隆年间, 计120卷, 允禄等编纂。续编中有西方早期五线谱式的介绍;后编中有若干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器图录史料, 均甚可贵。 (6) 《律吕阐微》:清代江永撰, 10卷。学说宗守朱载。 (7) 《琴旨》:清代王坦撰, 二卷。琴论专著。在《四库全书》经部乐类的“存目”书籍42种中, 尚有一些值得重视, 如朱载的晚年著作《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等。

但音乐学者使用《四库全书总目》时, 需要指出的是《四库全书总目》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标准, 对音乐书籍分类不尽合理。如乐是六经之一, 只有“辨律吕, 明雅乐”的书才有资格入经, 而“讴歌末枝、弦管繁声”的只能斥居于杂艺、词曲类中, 方能“各得其伦”。这种标准分类的结果, 同为器乐文献, 熊朋来的《瑟谱》、汪浩然的《琴瑟谱》和王坦的《琴旨》因为具有“宣豫导和, 感神人而通天地, 厥用至大, 厥义至精”的功能, 故被视为“雅奏”, 尊为经部乐类。而《琴史》、《松弦馆琴谱》等却只是“后世俗工揆捩, 率造新声, 非复清庙生民之奏”只能视为“山人墨客之技”, 被贬入子部艺术类。

“四分法”体系影响持久深远, 至今仍在古籍整理和编目中发挥作用。如《续修四库全书》基本沿用这种体例, 但结合具体情况又有所变化:子部艺术类不仅收录琴谱, 而且兼收其他种类乐谱;集部将“曲”类文献从词类文献中独立出来, 上升为平级类目等。

随着音乐观念的变化, 音乐文献在图书目录中的位置也有所变化。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家在其学术成果中附上专门的音乐文献目录, 大概始于明末杰出的乐律学家朱载。在其《律吕精义》卷首的“奏疏”和“序”之后, 附有“律书参考”67种, 此外尚有13经、21史、各种方志以及“各省乡试录乐律程策”, 未曾详明开列。本世纪初以来, 公开刊行的综合性音乐文献目录, 较著者有袁同礼的《中国音乐书举要》, 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3卷第4期 (1928年2月) ;《中国古代音乐书目》 (初稿) ,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 1961年7月;《中国音乐书谱志》 (先秦-1949年) ,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 1984年3月;《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录》 (1906年-1949年) , 编者同上, 1990年10月等。其中《中国音乐书谱志》是迄今最为完备的中国音乐图书乐谱目录刊行本, 它著录中国大陆37个主要图书馆所藏5057种图书乐谱, 也是当代最有影响的专科音乐目录。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3]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4]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 1965.

[5]郑俊晖.中国音乐文献目录嬗变的四阶段[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06 (1) .

[6]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00 (3) .

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文献综述 篇2

关键词：奥尔夫,教学法,体系,音乐

卡尔·奥尔夫 (1895~1982年) , 当代著名的德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20世纪50年代, 奥尔夫的《学校音乐教材》正式出版, 创立了一种被称为“元素音乐教育”的新型教学体系。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 是当今世界上流传最广, 影响最大的先进音乐教学法之一, 是一个独特的, 完整的体系, 对世界音乐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初, 廖乃雄先生将卡尔·奥尔夫学校音乐教育体系介绍进我国, 为促进我国音乐教育改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主要特点

(一) 综合性

奥尔夫认为, 音乐、动作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它们之间互相影响, 互相作用, 奥尔夫说:“元素性音乐永远不单是音乐本身, 它是同音乐、舞蹈 (身体动作) 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 是一种必须由人们自己创造的音乐。人们不是作为听众, 而是作为合奏者参与到音乐中去。”臧琳佳和徐彩云认为, 在奥尔夫的音乐课堂中, 孩子们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将音乐与说白、律动、舞蹈、乐器演奏、戏剧表演, 甚至是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 也是奥尔夫教学法的基本内容相联系, 最后综合起来表现出来。刘洋在《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与传统音乐教学法的差异》中则举出了一个课程实例来让读者进一步地理解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综合各个学科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樊潇潇则认为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综合性不但适用于中小学生, 它适用于任何年龄段。

(二) 美育性 (感性)

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认为, 对学生进行美育, 就是对感觉系统进行的训练。谢平认为, 音乐欣赏的教学方法能引发学生的兴趣, 把音乐的重要内涵于无言中让学生体会到。金奉则认为, 重视音乐实践和积极参与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审美愉悦是原本性音乐教育在情感体验方式上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点与我国古代乐教中的“寓教于乐”观点是相同的, 而且与我国现行的音乐新课程标准所倡导的人本主义思想相吻合。席书君也在《论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中通过举例, 具体论述了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感性的特点。徐彩云, 金奉, 隋清, 臧琳佳, 傅鸿, 娜仁其木格等人也分别在各自的论文中论述了美育性在音乐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 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 音乐只是一种手段, 教育人、培养人才是目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健全的人格。

(三) 即兴性 (创造性)

即兴创作是奥尔夫教学法的精髓, 这个方法在奥尔夫教学中, 既是特点, 也是原则。奥尔夫教学法非常重视对学生即兴能力的培养, 他明确提出:音乐教育重要的是学习的过程, 而不仅是结果。刘洋和娜仁其木格都在各自的论文中说道:“当老师给学生某个任务的时候, 他怎么做并不重要, 尽可能让他们按照各自的条件、方式、意愿做”。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们利用的道具也是各具特色, 体现了奥尔夫独创性的特点。

二、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教学方法

综合甄妍妍, 隋清, 陈庭星, 徐彩云, 娜仁其木格, 殷婕等人的论文, 可以把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教学方法归纳为:

1、综合运用语言、动作、舞蹈、音乐进行教学, 即综合法。

2、即兴性。这个方法在奥尔夫教学法中, 既是方法, 也是原则, 每个活动都是即兴的。这个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学习音乐的态度和自信心,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3、始于开端的原则方法。奥尔夫教学活动中各种音乐要素都是从最简单的开始, 从人人均可参加的音乐活动开始。

4、从本土文化出发, 多元并举。这个方法与原则是说教学内容及教学手段要立足于本民族, 同时也要学习各国优秀的文化遗产。

三、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在中国运用的思考

傅鸿和樊潇潇还立足我国国情, 对奥尔夫音乐体系在中国的运用提出了思考, 他们认为:

1、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思想磨损了学生独立创造的精神和能力, 变相地局限了学生的发展。而教学环境, 教具等硬件的欠缺也限制了奥尔夫教学法在我国的推广和发展。

2、幼儿园和学校懂得奥尔夫教学法的老师人数匮乏。

3、许多人不能正确认识奥尔夫教学法的特点。

面对这些弊端, 傅鸿和樊潇潇也提出了响应的解决措施:

1、学校在教学环境建设、教学硬件设备和教师培训等方面发挥职能, 为奥尔夫教学发在学校音乐课堂教学中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2、师范院校音乐系要尽最大可能在音乐教学法的培训中尽快加入世界音乐教学体系的教学内容, 进一步提高中国音乐教育师资素质。

3、学校充分利用社会奥尔夫培训机构, 尽快为一线教师补课, 使研究成果与实际应用尽快接轨。

音乐院校专业文献的服务性探索 篇3

音乐是非语义性、非概念性的感性物质文化, 因此音乐专业图书馆的文献也随音乐的本质特性而特殊, 这一特殊性质首先反映在同一作品的文献版本层面, 不同的版本有着对原创作品不同的诠释及再度创作艺术价值。譬如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 虽然它的乐队总谱属纸质文献, 是恒定的, 但它的音响实体却因不同乐队的演奏、不同指挥家的演绎阐释而形成了不同的版本, 呈现出具有不同艺术价值的文献信息。就20世纪50~70年代著名的版本有: (1) 奥地利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指挥, 柏林爱乐乐团演奏, 1977年柏林耶稣基督教堂录制的西德版; (2) 奥地利指挥家约瑟夫·克里普斯指挥, 伦敦交响乐团演奏, 1957年录制; (3) 德国指挥家奥托·克列姆佩勒指挥, 伦敦交响乐团演奏; (4) 法国指挥家皮埃尔·蒙特指挥, 阿姆斯特丹音乐馆乐团演奏, 1962年录制; (5) 荷兰指挥家伯纳德·海廷克指挥, 伦敦爱乐乐团演奏, 1975年录制; (6) 德国指挥家约·胡姆指挥, 阿姆斯特丹音乐馆乐团演奏, 1969年录制; (7) 奥地利指挥家卡尔·伯姆指挥, 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 1972年录制; (8) 德国指挥家弗朗兹·康维茨尼指挥, 莱比锡格万豪斯交响乐团演奏, 1964年录制; (9) 匈牙利指挥家J·费伦契克指挥, 匈牙利国家交响乐团演奏, 1978年录制; (10) 罗马尼亚指挥家乔治·艾乃斯库指挥, 乔治·艾乃斯库爱乐乐团演奏, 1961年录制; (11) 波兰指挥家保罗·克雷兹基指挥, 捷克爱乐乐团演奏, 1968年录制 (1) 等多种不同版本。音响文献版本特性就决定了检索的多途径性, 除了以著者题名与正题名为主要检索点外, 还可以从演奏 (唱) 者、演奏团体、指挥家等途径进行检索。这一特点就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对文献类型及不同版本进行总结归纳、梳理整合, 形成多次文献提供给读者, 将普通借阅、视听服务提高到学术研究的高层次, 使服务更加艺术化、专业化、科研化。

音乐文献是记录有人类音乐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它包含四个最基本的要素, 即知识内容、信息符号、载体材料和信息记录手段[1]。音乐文献载体按照物理属性分为纸质文献和非纸质文献, 纸质文献有乐谱、音乐理论书籍和专业音乐工具书;非纸质文献在当代文献服务中主要指音响、音像文献;按照制作材料和转速的不同分为:钢丝带、快转胶木唱片、立体声黑胶唱片、塑料唱片、录音带、磁带、CD、VCD、DVD光盘等;若以记录内容为依据, 可划分为音乐理论文献、戏曲文献、民歌文献、器乐文献、曲艺文献、宗教音乐文献等[2]。这些不同性质的文献根据音乐发展的时代特征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版本, 工作人员必须对它有一定的总结和研究。在此过程中, 与之相关的学科如:音响学、音乐学、版本学、索引学等都必须得以了解和学习, 才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为读者提供更为专业、完善、先进的文献服务。

乐谱文献服务

乐谱作为人类音乐发展传承中具有一定规范、相对稳定、记录各种音乐符号体系的文献, 在教学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音乐院校图书馆庋藏的乐谱文献, 其服务与版本学和索引学关系密切。从资料的占有、相互参照、参考的角度而言, 版本愈多愈好, 愈善愈好。音乐院校图书馆对乐谱文献应广备众本, 进行比较, 择善而从, 推荐给教师和学生, 以利于教学和研究。关于论及乐谱版本问题的文章很多, 大多是专业音乐工作者就某一作品的演绎进行专业的分析与研究;关于图书文献服务方面论述的亦不少, 像《乐谱的历史演变及其形式特征》一文中, 将乐谱按使用对象和用途分为分谱、总谱、伴奏谱、缩谱;按装祯形式分为合订谱和散页谱[3]。还有《乐谱与音响资料版本现象探微》一文中, 将乐谱按内容分为原版谱、编订版和演奏 (唱) 版;按记谱法分为文字谱、字母谱、工尺谱、五线谱、简谱等;根据本子的大小分为大总谱和袖珍谱;按记录方式分为手抄版和印刷版[4]。这两篇文章是从乐谱发展演变的历史和乐谱的物态形式及乐谱使用形式中对象的显现作较为全面的阐述, 这无疑是对工作中实际问题的总结、思考与摸索研究的成果, 但并没有从乐谱所承载的内容作版本的对比研究。由于人们对音乐艺术丰富多样的审美需求, 以及音乐家师承渊源、学术观念的不同, 历史地形成了各种不同艺术演奏流派。虽然不同学派在演奏和教学中, 因演奏艺术的普遍性规律而运用一些共同的教材, 但因学派的特性规律而运用一些独特的版本教材。对于专业教学而言, 选择版本是教学和演奏作品的基本步骤, 各版本在节奏、速度、力度、奏法、连线, 甚至是音高等记谱法上都存在着差异。因此,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必须常常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联系学习, 对所馆藏的乐谱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总结, 对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所存在的优劣问题及状况进行汇总, 做到心中有数, 方可为教学提供详实而完善的服务。

音响文献服务

音乐是声音艺术、听觉艺术、时间艺术, 乐谱文献是无声的、静态的、凝固的, 它是音乐传播的最基本的视觉图像记录, 只有通过演奏或演唱, 才能使其还原它的生命力。音响文献是音乐学习者捕捉灵感最为直接的信息依靠, 是感性学习和理性分析之后的艺术升华的范本文献, 对于音乐专业学习者来说是法宝。因此, 音响文献服务对于专业学习的读者来说非常重要。音响服务的拓展, 同样存在版本问题。从音响学的表象来看, 音响文献有着不同载体的优缺点;从内容来说, 不同时期的不同艺术家的演绎, 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和魅力。不同版本的音响文献反映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 人们对声音色彩的追求, 通过声音, 穿过时空, 透视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社会精神文明风貌与流行趋势。当然, 不同时期精神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刺激着音乐新风格的产生与发展, 显现出音乐的社会功能和美育教育功能, 这些功能最大化地被音响文献所体现。对音响载体的发展史及不同时期每一种载体的音响特点和艺术价值的研究, 对图书馆音响服务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向读者介绍并推荐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意义和学术参考研究价值的音响文献, 就是服务性的艺术提升与体现。在实践中总结归纳, 按照不同层次读者所需求的音响资料, 对馆藏音响文献进行挖掘整理, 并编写索引, 形成二次文献, 使得音响文献最大化地、有的放矢地被利用。比如:将李谷一的音响文献作品进行搜集整理汇编, 将她不同时期演唱的音响版本进行比较, 可以透视出不同时期的演唱风格及当时的音乐声乐艺术发展状况, 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及社会经济状态等。

音乐理论文献服务

有关各音乐专业学科的学术研究以及各种音乐工具书等都可归为音乐理论的范畴。作为方法论的现象学, 被广泛地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中, 是一种通过“直接”的认识, 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 是一种纯粹意识内的存有, 是意识界种种经验类的“本质”。在康德哲学中, 现象与本体构成一对范畴, 现象指本体即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 形成经验材料, 再加上人的感性与知性的先天而产生的东西, 是人们认识的对象[5]。从现象学的视野来看, 音乐文献自身价值的体现, 也显示着自身的服务对象, 作为主体的服务对象与作为客体的文献, 则在相互作用中“当下构成”一种需求和供应的外部表现现象, 而图书馆服务在此现象中为“揭示”这种现象规律, 经过一定时期的现象积累, 将文献按照不同主体类型的需求进行梳理、重新整合, 形成二次文献。在这样的揭示过程中, 把文献与读者看作一个对象来认识, 其把握的方法是对对象的克服, 最终的形式是以索引的手段方式完成这一“揭示”, 来以表现馆藏音乐文献的存在及其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作为音乐理论文献服务的关键, 就是要将馆藏的理论文献通过日常读者查阅和利用的现象通过工作经验进行积累与整理归纳, 建立二次文献, 或将馆藏音乐理论文献按照某一专业进行索引编目, 形成便于读者利用的不同专业的目录索引。这样, 通过现象学和索引学的相互作用, 将专业理论技巧、技法、音乐美学等理论文献从不同层面发掘, 展示提供给读者, 这样的服务包含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成分, 使音乐专业图书馆文献的服务性更加专业化、艺术化。

任何一种书目工具, 都没有像索引那样便捷, “索引是一种便利的指南, 不仅把我们引向感兴趣的主题, 还提供了某个主题领域的全貌———概况[6]”。多年来, 索引已经在图书馆文献服务中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与利用, 类型也更加丰富, 二次文献之所以需要索引, 目的是使馆藏文献得以更为翔实的揭露与利用, 对于音乐类文献的服务, 二次文献索引的整理编辑, 是图书馆工作人员体现馆藏和服务更加专业化、艺术化的手段与途径, 这就要求我们对索引学必须学习了解, 懂得索引的功能、设计、结构与类型以及如何标引与编辑索引卡片, 如何评价与使用索引等。

服务就是价值, 服务创造价值, 能为读者深层服务才能发掘文献的艺术价值, 对于音乐专业图书馆的文献, 要想提升其服务价值, 就必须贯通所有与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知识, 诸如音乐学、版本学、音响学、索引学、现象学等, 只有博学, 勤于思考和观察, 了解读者所求, 方知服务从何入手, 然后经过研究总结, 才能真正地将文献服务拓展和延伸, 使读者通过对某一作曲家的创作或某一位艺术家的演奏 (唱) 的文献进行查阅后, 学习了解到与之相关的多层面的知识信息, 使读者颇感图书馆真正是一个自我学习和研究的求知所地, 是一个细心周到, 服务全面, 且有着高水准学术研究的服务团队机构, 读者感受这种学术艺术集一身、和谐完善服务的心理会油然而生, 带着问题来, 满载着知识信息而归, 这就是我们服务艺术和价值所向所求。我们的服务犹如“鱼儿”, 读者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水”, 只有将音乐专业文献的普通服务性提升为学术研究的层面上, 才能引导读者对馆藏文献更为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和学习, 才能使图书馆服务真正地走向艺术化和科研化。

参考文献

[1][2]万宝璋, 郑俊晖著.中国音乐文献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年5月.P5～6.

[3]邱丹红.乐谱的历史演变及其形式特征[J].交响, 2002 (2) .71～73.

[4]景月亲.乐谱与音响资料版本现象探微[J].交响, 2000 (1) .60～64.

[5]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 [缩印本]辞海编辑委员会.夏征农主编.1999年版P1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