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

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精选12篇）

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 篇1

张曙光在《计划经济在中国是如何建立和运行的——<读陈云文选>》一文中认为, “对于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市场经济, 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是有很大保留的, ……在他的思想中, 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灵魂, 必须坚持, 市场并不是人类创造的一个精巧的、信息维度最少的和无法离弃的装置和制度安排, 而只是计划者的奴仆, 可以任其驱使。” (以下简称《张说》) 1997年底, 笔者向张先生谈及自己还在研究陈云经济思想问题, 先生提出需要回答计划经济是在陈云主持经济时期完成的问题。十多年后, 先生发表计划是陈云经济思想“灵魂”说, 笔者也形成了固执己见的认识, 藉此提出商榷, 以推动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化。

一、陈云经济思想架构源头的市场与计划

思想史演进的一般规律, 诚如恩格斯指出, “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 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这时, 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履行“中心任务是做生意”使命, 乃陈云经济思想初成架构的起点。从历史源头探察来龙, 沿思想发展轨迹廓清陈云经济思想源流去脉, 当是正确认识陈云经济思想中市场、计划和灵魂本原的基础。

(一) 市场是架构陈云经济思想的基石, 绝非“只是计划者的奴仆”

20世纪40年代初, 当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重心转移恶性爆发之际, 陈云临危受命主政经济。面对边区内部难以化解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鱼大水小”矛盾的现实, 陈云明确指出, 边区经济的关键是要“把东西卖出去, 如卖不出去, 问题就来了。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开支很大, 我们的东西卖不出去, 需要的就拿不进来, 所以必须发展贸易。”开宗明义标定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向, 陈云经济思想架构也基于做生意开局。针对“从来没有想过当共产党还要做生意”的思想普遍存在, 构成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障碍, 陈云创新理论, 揭示不同经营主体、不同经营目的决定商品经济性质, 创立“为个人”招财进宝、黄金万两的商品经济和“为人民”的商品经济概念, 区别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 明确共产党要发展的是“为人民”的商品经济。“为人民”, 这是与普通商品经济的“基本区别”。我们的干部熟悉政治、军事而不谙经营商品经济, 必须“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 从外行转变为内行。

1. 摸清市场规律。

“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 首要的是摸清市场规律。“在今天的社会里, 买卖过程就是交换的过程, 商业的过程就是买卖的过程。怎样买进卖出这就是市场的规律, 我们要了解这个规律。假使不了解这个规律, 做生意一辈子也做不好。一个商人精明不精明就看懂不懂得这个市场规律。如果不懂得, 那你做生意就是外行。如果能摸着这个规律, 而且非常灵活, 那做生意大概就可以赚钱。”“所以, 商业的过程我们要摸, 要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层次,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知道里面有多少层, 哪一层利润比较大, 哪一层利润比较小。假使我们不学到同商人一样, 会做过载行批发生意, 会批发, 会做门市生意、会赶毛驴子, 也会背着背包到乡村去卖, 各种各样的人都能设身处地地去打交道, 那我们就不能做好生意。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陈云观点十分清楚, 市场规律渗透于商业买卖交换过程, 只有统揽买卖交换全程, 才能“摸着这个规律”, 按照市场规律“非常灵活”的做生意。

2. 必须把握特殊的市场规律。

如恩格斯指出, 把握规律要“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 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 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陈云深谙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的辩证关系, 强调陕甘宁边区“乡村”和“封锁”环境下的市场现状, 与大城市、不封锁的地方和抗战初期都不同。“我们学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下的战时的被封锁的乡村商业。学这一套拜谁做先生呢?不是拜外国的拉宾托斯, 也不是拜中国的马寅初, 而要拜本地的商人做先生。”“过载行的老板, 他知道什么地方来什么东西, 来多少东西。他也知道什么人要买什么东西, 那里要多少, 这里要多少。他也知道哪个地方的货便宜, 哪个地方的货贵。”学习摸清特殊的市场规律, 陈云警示, 这些“非常干部”唯利是图, 既要向他们学习经营商业, 又要切记自己是“共产党的商人”, 不要忘记共产党的立场。

陈云既要求摸清特殊环境的市场规律, 更率先垂范, 身体力行。他深知市场物价粮本位是普遍的规律, 他又明确指出, 陕甘宁边区的市场物价本位有其不同于一般的特殊性。边区150万老百姓不从市场买粮, 公家人有公粮, 也不从市场买多少。而边区除种棉花的三县外, 其他人都要从市场上买布匹。“边区是要粮食的人少, 要布的人多”, “这就决定了边区的物价是以布匹为主。布匹涨, 猪肉也涨, 小米也涨。”而且布匹主导市场物价又有“带头”的地区, “带头”的地区又有主次之别。“一个是延安, 一个是绥德。这两个地方过去是起决定作用的。这两个地方以谁为主呢?以延安为主。延安的棉花、布匹能影响它们”。“延安、绥德这两个城市的物价起领导作用, 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两个城市的物价”

3. 立足三个“第一”摸清市场规律。

陈云反对空谈政治, “我们应该业务第一, 政治第二。现在是这样, 将来也是这样, 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永远是业务第一, 政治第二。”“我们的同志喜欢书本子, 讲的和实际不对头, 我们一定要实际第一。书本的东西是人家的经验, 是过去的经验, 外国的经验, 上海的经验, 我们要总结自己的经验。”“先做工作, 后摸规律。好多知识分子同志, 到下面去找规律, 工作还没有做, 哪里去找规律?先做工作再讲, 不要先找规律性, 找不出来的。”

史实十分清楚, 市场是奠定陈云经济思想的基石, 市场规律不仅不可悖逆, 而且必须摸清, 必须坚持按其要求办事, 绝非“只是计划者的奴仆”, 更非“可以任其驱使”。而且后来的实践证明, 在建立新社会经济的各个关键时段, 陈云都力主确立市场地位, 既展现了陈云经济思始终恪守和贯彻市场思想, 又清晰勾勒出市场思想在陈云经济思想中一脉相承纵深的脉流。

史实之一。东北全境解放在主持建立新社会经济的关键之际, 陈云明确规定生产经营必须贯彻市场规律。“管理工厂, 经营工厂, 第一要企业化。工厂不是机关, 也不是部队, 开工厂就要像开工厂的样子, 一定要有经济核算, 考核成本, 计算原料和机器消耗。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机器消耗需要多少?卖什么价钱?要会算账。”“第一要企业化”就是遵循市场规律, 通盘筹划生产经营。

史实之二。在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和商品、阻碍经济发展之际, 陈云运用既成的市场思想矫正既往, 力主构建“大计划, 小自由”的经济体制。在党的八大会议上, 系统阐述矫正既往的措施, 提出构建新经济模式:“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 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 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 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 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 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 我国的市场, 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 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 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 是在国家领导之下, 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指向十分明确, 就是矫正集中过度的经济体制, 恢复市场的地位, 建立“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大卫·M·贝奇曼评价:在“1956年, 中国刚刚完成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干部倾向于消灭市场, 陈云关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为市场留出一定地位的申辩, 就给全面勾画和极力扩大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的尝试提供了动力和合法的依据, 尽管市场相对于计划来说, 地位并不重要, 但相应的这种保持市场地位的强烈呼吁是非常重要的。”陈云“也会因首倡利用市场补充计划而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他的这些观点是中国所有改革的起点。”

史实之三。1979年3月, 陈云亲自起草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 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六十年来, 无论苏联或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 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 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 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并且明确指出:第一,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 都存在计划经济部分 (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和市场经济部分两种经济;第二, 发展趋势不是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 市场经济部分就愈缩小, 而是两种经济都相应地增加。李长春同志在纪念陈云诞辰百周年大会上肯定, 陈云矫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系列论述, “为后来逐步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了重要的历史铺垫。”26年后, 胡锦涛基于历史的厚重沉淀评价:“陈云同志的“这个重要认识, 对我们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 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 计划是统筹经济的手段, 并非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

在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 是陈云运用计划手段调控经济的源头。其时, 支持边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盐的出口统销, 因“小公”普遍走私冲击, “处在危险状态中, 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陈云严厉批评在经济战线的“阶级斗争”中, “共产党员里面打架, 这叫什么?叫经济斗争中后面有人扯后腿。谁扯后腿?就是共产党员自己扯自己的腿。那天, 朱总司令加了一个名字叫‘出卖阶级’。这话讲得很对, 事实就是这样的。”面对各自为政危及全局经济存亡的局面, 陈云采用综合计划手段统一经济。

1. 明确原则。

一是陕甘宁和晋西北两个边区同时存在, “一切工作都要服从陕甘宁边区”, “这叫作完全共产主义的观点、十足的共产主义观点。”二是“小公”必须服从“大公”,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问题。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区别, 区别就是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现在的利益服从将来的利益, 为了大部分的利益, 要牺牲小部分的利益。”三是“局部服从全局, 眼前服从长远, 小痛服从大痛。宁可天下小乱, 不要让天下大乱。能否统一立场、做到一条心, 这是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原则区别。”

2. 建立制度。

一是明确银行企业性质和独立经营的地位, 将银行从财政中剥离出来, 直属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 规定任何人不经批准, 都不能随意到银行提款。二是实行财政预决算一枝笔审批制度, 不准超支, 凡借用财政资金, 一律事前报计划、严格审批、有借必还, 逾期不还者从预算中扣抵。三是统一管理进出口, 对内完全自由, 不得互相封锁, 统一对外。四是统一口岸管理, 进出口和口岸由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管理, 各口岸进出分工 (边区出货以关中、陇东为主;关中的口子以进口棉花进布、出口盐为主) , 统一规定各口岸进出数量, 消除抢买和竞卖投机积弊。实行统一管理后, 国家直接掌握过去被走私出口的700多万斤, 成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重要支柱。

3. 强化一元化领导。

陈云申述, 党中央授命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陕甘宁边区经济, 党政军民都必须服从。“我是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关中、陇东、三五九旅, 我都要管的。”分区要服从边区的领导, 贸易公司和边区政府的关系上, 贸易公司必须服从边区的领导;贸易公司系统内部, 基层的一元化要服从上级的一元化。“边府和分区在税收关系上, 分区可以向边府提出税收的意见, 但下令之权属于边府。边区里头要统一, 不能由各分区自己喜欢加税便加, 应该统一于边府。”

4. 强化银行管理。

明确银行的企业性质, 改变银行隶属财政关系, 货币发行权归属西北财经办事处。严格制度, 任何单位不得从随意从银行提款;借款必须申明用途、数量, 由经西北财经办事处一支笔审批, 并按期归还, 到期不归还者, 从预算中扣抵。政企分开, 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与贸易公司的关系是商业往来关系, 严格区别 (财政) 供给路线和商业路线, 经营活动必须贯彻商业路线, 按做生意的规则办事。

史实表明, 计划是消除各自为政、调控统一经济做生意的手段, 不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

二、民本思想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

所谓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 是指思想体系中居于统帅地位、始终如一坚守、贯之以一、体现该思想体系本质的核心思想。陈云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之前, 已成长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 长期践行共产党人的宗旨, 凝成了坚定的以群众观奠基的民本思想。他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自然将民本思想贯彻于谋划和实施决策, 历来坚持“第一是国计民生, 一切以照顾国计民生为出发点”, “头一条, 屁股要坐在国计民生上”, “主要的重点应放在国计民生上”。在边区财政十分紧张情况下, 陈云仍然继续力主实行放水养鱼政策, 统筹调度挤出财力, 发放支持发展与“国计民生”两利的工商业和农业生产贷款。1944年边区老百姓因灾蒙受损失, 党中央规定上半年内赊销给老百姓的货物, 钱还没有收齐的, 一律不再收。陈云强调, 必须服从命令, 没有收的不准再收。不服从命令、“打埋伏的要开除党籍”。陈云以盐运为例阐述“国计民生”说:边区每年从盐运收入五十亿元, “有老百姓的收入, 有公家的收入。国计是二十亿元, 民生是三十亿元。”他将“一切以照顾国计民生为出发点”的思想巧妙贯彻于运盐斗争, 在国统区挤压边区的盐出口, 盐价低于1.2万元∕百斤“保本价”, 经营盐业的老百姓大受其害时, 陈云准确把握海盐来路阻断, 国统区非从边区买盐不可的市场走势, 统筹调度资金, 以高于“保本价”的1.4万元收购、囤盐1100多万斤。市场走势正如陈云预见, 国统区存盐很快销磬, 供应断档, 市价猛涨至4万元以上。陈云指示先以1.8万元抛出部分囤盐, 很快销售一空, 陈云指示以低于彼方市价的价格抛出全部囤盐, 大获其利, “国计民生”均大得实惠。“国计”方面, 补齐垫付资金、支持边区财政实现平衡, 而且形成大量积蓄, 成为扭转长期被动局面的主要支柱。“民生”方面, 店铺收入大增, 脚户赢利达50%左右。

无可置辩, 民本思想是陕甘宁边区时期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那么, 陈云经济思想中, “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灵魂”吗?

美国学者大卫·M·贝奇曼发见陈云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别具一格的特点, “与党的其他领袖相比较来看, 陈云很少改变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民本思想正是陈云“很少改变他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始终不渝长期贯彻的核心思想。1956年, 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中, 明确提出系统矫枉既成经济体制的措施, 并声明矫枉的目的, 就是要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显然, 这是他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恪守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的延伸和继续。正因为陈云经济思想始终不渝坚守民本思想, 故对背离民本思想的决策失误反应敏锐, 洞若观火, 并坚持不懈、殚精竭虑矫正。50年代后期, 面对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 挤压直接关系人民生活必需的市场供应, 陈云明确指出:“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 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 “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 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 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这种排队的必要, 主要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 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 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60年代初, 在人民群众“肚子里缺少油水, 身上缺少衣着”之际, 他警示“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 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 这是政治问题。”“农业问题、市场问题, 是关心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 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 千万不要让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丧失掉。现在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 关键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 真正为人民谋利益。”70年代末, 当严重经济困难危及人民生活之时, 陈云指出:农民是中国民生问题的大头, 必须首先稳定“大头”, 在解决民本问题上形成良性循环。要首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 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 就是摆稳了大多数, 七亿多人口稳定了, 天下就大定了。”“这是大计, 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1980年底, 他再度强调“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 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1985年以后, 他反复强调十亿人口吃饭穿衣, 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 也是一大政治问题。

陈云经济思想从开局、初成架构到思想体系完成的半个多世纪发展过程中, 40年代经济决策践行“屁股要坐在国计民生上”思想, 50年代明确矫枉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60年代初警示“关键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 真正为人民谋利益”, 80年代以来继续强调“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 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史实证明, 民本思想是陈云经济思想贯之以一的灵魂。

有专家认为, “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诀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陈云自己阐述说, “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唯物论, “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 十分明确“十五字诀”是方法论。方法论是服务、保证和实现根本目的的手段, 这是常识。所以将“十五字诀”提到陈云经济思想灵魂的高度, 既与陈云经济思想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相矛盾, 也不符合陈云力主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 是为了改善人民生的活”的表述。

三、陈云关于计划表述的指向

以上考察已经证明, 计划是调控经济的手段而不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但一般舆论对陈云经济思想“就是计划那一套”印象深广, 即便专家学者中也存有颇多歧义。廓清陈云经济思想中计划的本来面目, 准确反映陈云经济思想中的计划内涵, 最可靠的依据, 是陈云自己对计划的表述。所以有必要梳理陈云在经济发展关键时段对计划的论述。

(一) 计划就是“全盘筹划”

陈云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期间, 实施统一经济做生意方略, 已经采用计划手段, 但并未从就计划内涵做出概括。在主持东北解放区建立新社会经济之初, 面对大工业加入迫切要求统筹全局经济的现实, 第一次就计划做出了概括:

“要使一切国营、公营企业, 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 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要分清哪些是几年以后需要的, 哪些是今天战争需要的, 还有哪些是今天需要、将来和平建设时也需要的。比如说, 鞍山钢铁厂今天不能开工, 但是要做好准备, 待把本溪、沈阳拿下来就动工恢复生产。这些都要经过调查研究, 全盘筹划。军火工业、重工业、轻工业各搞多少, 要有适当的比例。原料、机器、技术力量各方面, 也要有一个调剂, 克服那些各抓一把的不统一现象。同时要克服那些原料来源、成品推销没有计划, 资金周转迟缓的现象。从总的方面来看, 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都需要互相配合, 不统一管理, 经济就搞不好。各个地方的工厂, 也不能各行其是, 互不通气, 否则就会产生很大的害处。”实施的步骤, “首先必须规定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 其次必须规定各省、市、县公营企业的生产方向和计划。在这些国营、公营企业之外, 又必须调查合营和私营工厂的情况, 以便给予指导, 在可能的条件下实行加工订货。”

陈云关于国家计划的首次概括十分清楚, 计划就是“全盘筹划”局部和全局、目前和长远, 实现全局经济协调的手段。在34年后 (1982年) , 陈云一脉相承重申, 计划要解决的是“战略性问题”, 统筹“有先有后、有轻有重。哪是重点, 哪是轻点;哪些先办, 哪些后办”。国家计划既有五年计划, 也有年度计划。而且包括指令性计划部分、指导性计划部分和企业的计划 (统筹市场销路、原料来源、生产成本和生产组织) 。如果计划是陈云经济思想中社会主义经济的“灵魂”, 那么, “灵魂”究竟是指令性计划, 指导性计划, 还是企业的计划?若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企业的计划都是“灵魂”, 则因为“灵魂”的内涵多元结构, 就难以确定究竟何者反映陈云经济思想的本质, 势必出现无从把握陈云经济思想“灵魂”的混乱。

更何况陈云早就提出并反复强调, 国家计划并不包罗万象, “无论是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 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 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此外, 都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应该把国际合作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 让这些生产日用百货的工厂, 可以按照市场情况, 自定指标进行生产, 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

(二) 计划就是实践按比例规律的形式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 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 在各个国家, 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 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 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 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 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 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

(三) 计划是对私斗争的手段和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

“国家计划领导”是对私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武器, 将来生产、价格、加工、订货都要根据国家计划办事。后来, 在对私斗争淡化、规划调控凸出的情况下, 陈云指出“计划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

统览《陈云文选》、《陈云文集》、《陈云年谱》和《陈云传》, 未见陈云有过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灵魂”的表述。而陈云关于计划各个角度的表述, 共同的明确指出, 计划是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

四、两个结论

陈云经济思想开局的源头、发展源流和陈云自己一脉相承的论述证明:

第一, 陈云经济思想始终不渝坚守市场思想, 计划是陈云经济思想极其重要的板块, 但又不是“灵魂”。

第二, 近些年来屡受批判的“计划经济下……”的“计划”, 并非陈云经济思想中的计划。陈云反复强调的计划经济, 是包含市场的“全盘筹划”, 即任何全局经济必需的计划管理。

摘要：陈云经济思想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以履行“中心任务是做生意”使命开局、初成架构及其纵深源流证明:市场思想是始终不渝坚守的主线, 计划乃调控经济的手段而非陈云经济思想“灵魂”。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期间决策“屁股要坐在国计民生上”的思想, 后来一脉相承发展的“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民本思想, 是贯穿陈云经济思想始终的灵魂。

关键词：陈云,计划,市场,民本思想

参考文献

[1].张曙光.评书论人和不同[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2]. (德) 卡尔·马克思著;徐坚译.政治经济学批判[M].人民出版社, 1955.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陈云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 1995.

[5].陈云.陈云文选[M].人民出版社, 1995.

[6]. (美) 大卫·M·贝奇曼著;孙业礼等译.陈云[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7].朱佳木.陈云年谱[M].中央文献出版, 2000.

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 篇2

水寨乡人民政府:

为了深入贯彻和落实水寨乡政府2011年9月28日会议精神，认真实施“生态立乡”战略，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村两委班子结合本村实际情况，通过召开村委会议，经村委会议认真研究决定，力争将太元村建设成为水寨乡生态文明示范村。具体发展思路如下：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近年来，村两委为了突破农村传统农业结构的束缚，积极探索、研究农村新型产业的发展。2010年，为了发展绿色产业，新种植蚕桑500亩，亩产值约为2200元，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完成蚕桑重点村的建设，2011年规划继续种植蚕桑500亩，届时，太元村蚕桑种植面积将达1000亩。村两委将争取调整传统农业种植结构，使产业绿色化，经济作物产业化，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经济收入问题。

二、完善村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太元村所辖8个自然小组，分布较散。村级公路总长12公里，各村民小组公路总长8公里。因道路设施基础较差，已严重制约太元村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因此，完成村组道

路硬化工程势在必行。2010年，太元村石头山小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已经完成组内道路硬化工程。2011年，太元小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已经报批，组内道路硬化工程也在积极准备实施。在未来3年内，村两委将合理规划，积极争取完成村级公路和剩余6个自然小组组内道路硬化工程。通过完善村组道路建设，促进太元村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

三、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随着近几年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面貌不断改变，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村民小组已具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基础。石头山小组集村委会、小集镇、卫生室、学校于一体，是太元村核心区域所在。为了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石头山小组应作为太元村试点，率先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项目。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项目改变村容村貌，从而带动周边小组积极争取，使太元村整个村的村貌得以改善。

四、完善农村水利设施建设。

水乃生命之源，人类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水。太元村8个自然小组中，已经有7个自然小组实现生活自来水到户。但因各小组生活用水设施年久失修，现已影响村民日常生活用水。所以，改造各村民小组生活用水设施是太元村目前工作的重点。望水寨乡政府及上级各有关部门给以支持，全面

改造各村民小组生活用水管网，彻底解决各小组生活用水问题。

五、完善林业产业及畜牧业的发展。

林业是生态之根本，只有发展好林业，才能完成建设生态文明示范村的根本要求。在现有林木的基础上，应积极调整林业产业种植结构，彻底改造低产值林木品种，引入新型林木品种，如油茶等，提高林业产值，改善生态环境。结合本村山林较广的实际情况，应积极发展畜牧业。通过合理布局，重点扶持养殖大户，打造生态养殖品牌。

六、积极开发生态旅游项目。

磨房水库位于太元村西北方位，地处瓦窑镇与水寨乡交界。水库控制径流面积为5.04平方公里，总库容为298.95万立方。磨房水库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符合现代农村生态旅游特色的要求。村两委将认真研究，合理规划，逐步将磨房水库建设成为生态旅游的亮点。以磨房水库为辐射中心，经海棠至磨房水库一线，逐步将太元村开发成为集休闲、娱乐、生态及美食为一体的生态旅游示范村。

太元村委会

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 篇3

而这个奇迹的又一个亮点，就是Facebook Ads计划。

Facebook Ads计划

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博格2007年11月发布了Facebook新的广告计划。

Facebook Ads计划包含3个部分：广告客户能够创建自己的网页；投放精准广告；访问与该网站5000多万用户相关的资料。也就是说，通过品牌网页计划，广告客户能够设计包含有信息、内容、定制应用软件的定制网页；Facebook用户可以注册为该品牌的“粉丝”，安装该厂商提供的定制应用软件；当人们访问厂商在Facebook上的网页时，就会传播有关厂商的信息。

Facebook用户现在可以向好友发送同饭店评论、最喜爱乐队及通过网络购买的DVD或图书相关的信息，而广告客户投放的广告将显示在这些通知信息中。扎克博格表示：“人们总是互相影响。对于任何人来说，来自信任好友的推荐更具影响力。”通过Facebook的新广告计划，广告客户可以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受众，例如投放只面向居住在纽约、在高盛工作、30岁以下女性的广告。通过Facebook提供的服务工具，广告客户立即可以看到自己的目标用户有多少。

Facebook Ads并不像GoogleAds那类产品，Google Adsense采用对页面信息的智能解析，在网站的内容网页上展示相关性较高的Google广告，Google以信息的商业挖掘见长。而Facebook Ads是通过对社会性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解析，将好友间的兴趣爱好和消费行为进行精准匹配，Facebook在社交网络中实现了好友关系的商业挖掘，而这一点Google、Yahoo，微软都望尘莫及。可以认为，Facebook Ads就是未来的Social Network营销的新媒体，Facebook Ads代表着未来社区营销的价值。

网络营销的全方位变革

Facebook此举将在未来对网络营销领域起到深远的影响。

第一，社交网络用户与企业的SNS直接对接。虽然一些SNS网站也有类似的品牌推介，但是更多时候企业是被动的，仅仅在用户触发机动行为时才产生价值。而Facebook Ads改变现有规则，企业可以在社交网络建立影响力，可以与用户交流，最重要的是企业可以在社交网络中建立自己长远的SNS，当然企业需要在Social Network中经营领地。

Facebook将允许企业创建个人页面，就像现在的用户个人页面一样。企业可以在外部网站嵌入Facebook代码，以实现特定功能。例如，如果用户在eBay嵌入Facebook代码，当他拍卖商品时，就会生成通知信息，并发送给好友。

第二，Facebook Ads是一场引导消费的变革。如果仅仅把FacebookAds看成一场广告变革，那就太狭隘了。广告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引导消费，购物推荐这样的形式以前只是在零散的广告联盟中传播，而Facebook Ads通过社交网络的方式，通过朋友间的消费信息影响周边人群的购买决策。Facebook Ads计划中，Facebook对于购物引导的应用描述得非常详细，可见这部分对Facebook商业的意义。广告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消费，如果Facebook通过SNS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不就直接解决了广告目标的源头问题，大幅度提升广告效果了吗?

当Facebook的一位用户购买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卖方将要求买方将他的产品推销给买方所在社群网的朋友。与传统广告宣传相比，这种营销方法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它更像亚马逊网站上的一位卖家支付预售佣金，而不像广告客户为Google网站上的广告点击数付费。

第三，企业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有效分析。这一点是最值得关注的，未来的Marketing，数据是最核心的资源，面对有着上千万用户群体的平台，企业的Target营销和调研将省却大量成本，而且这些数据是最及时的。Facebook也许在未来会有这样的数据研究中心，为企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情报。

很有可能在未来，诺基亚公司在进行新品调研的时候，就不会如此头痛了，他们可以借助facebook用户数据分析出市面上哪种手机最流行，用户关注的热点，未来用户可能会喜欢的手机类型。在这样的社交平台上，企业第一时间获得了客观的调研数据。而以往企业要通过至少3个月到半年的新品调研周期，拿着结果去研发新产品，推广到市场的时候，突然发现潮流已经变了，用户已经不再喜欢这种款型。对庞大的数据库资源进行有效挖掘，能够帮助企业掌握最新的市场动态，在时间上领先对手。

第四，新平台的商业生态链——API公司的崛起。Facebook目前拥有近3000的API(Application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应用吧，在过去3个月里至少下载了8000万个应用。这几个数字的价值在于，在此之前，虽然业界已经看到了Widget的流行性，却对其商业前景态度谨慎，一些广告商认为Widget的视觉面积小，添加广告的余地不大。而Widget与企业的结合将体现非常高的商业价值，匹配而精准的应用对于企业的营销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企业在Facebook的营销将会更加立体化。

未来：“社会化营销”的新媒体

市值90亿美元的旅行网站巨头Expedia最近以300万美元收购了Facebook上的一个Widget“我去过哪儿”，这是一个让任何用户都可以在世界地图上标出自己旅游历史的产品。之后，“我去过哪儿”迅速在3个月间获得了240万用户。

当然Facebook Ads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用户对此的态度。旧金山隐私保护组织Privacy Activism的执行董事黛博拉·皮尔斯(DeborahPierce)表示：“一些用户可能会反感这样的广告形式。Facebook正努力将网络流量转化为营收和利润，如果能事先通知用户，我认为该公司的新广告计划具有其合理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用户隐私，Gmail曾经也遇到同类的问题，但相信会通过一定的方式解决。

总体上，Facebook Ads计划很值得看好，它是代表社会化营销未来的新媒体，Facebook可能会改变营销行为的本质，让零售商们与产品开发商们展开更密切的合作，让企业和用户能够在同一社交网络中不断交互，以用户的消费行为促进sNS消费引导，这本身就是在演绎营销的本质：目的明确、群体精准、成本降低。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在广告信任危机之后，朋友的推荐和口碑将大行其道。

在未来，有可能会出现针对Facebook等社交网络的新媒体营销咨询公司，帮助企业实现对Facebook等SNS类型网站的社区营销；社会化网络的用户行为数据，将成为企业以及4A公司营销决策依据之一；企业也将提高对Facebook等社交网络的营销认识，甚至成立相应的部门，保持对SNS营销的敏锐洞察和营销推进。

国内互联网发展速度虽然与国外有一定的时间差，不过这种时间差已经越来越短，近期传言Facebook以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而国内的社区网站也在快速崛起，以社会化网络引导口碑传播、把握消费者舆论，必然会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能够理解新媒体传播载体、利用新媒体的企业，必将走在营销的前沿，在未来的竞争中抢得先机。

SNS：社会性网络。1967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1933～1984)创立了“六度分离理论”。简单地说，“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按照“六度分隔理论”，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不断放大，最后构成一个大型网络，这就是社会化网络(sNs)。

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 篇4

[论文题目]中国中西部农村教育资源配置问题与优化对策研究———制度分析的视角

[论文作者]许丽英 (博士生)

[指导教师]袁桂林 (教授)

[内容提要]中国教育的地区差距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部与中西部的教育差距;二是城市与农村的教育差距。中西部农村教育是整个中国教育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 也是中国教育事业协调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教育发展不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教育资源由谁进行配置、如何配置等问题是教育能否均衡发展的关键。因此, 剖析中西部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与问题, 探寻优化对策是中西部农村教育健康发展, 逐步缩小同东部地区、同城市教育发展差距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教育, 尤其是基础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或准公共产品) , 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排他的, 因此可称之为“制度性公共产品”。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 教育资源配置主要是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安排的, 教育资源配置可以看成是一种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 教育资源配置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是教育资源能否合理优化配置的根本所在。本研究以制度分析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在对教育资源配置制度进行深入剖析时, 尤其关注了制度差异、历史、意识形态以及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对中西部农村教育的经费、师资、校舍和仪器设备等关键性资源进行了深入考察。通过对8个样本县的调查分析发现:失衡与低效是中西部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两种实然状态,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与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往往是同时并存的;教育管理体制是影响教育资源配置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要素,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变迁直接影响着教育资源配置格局的转变;中西部农村教育资源获取方式带有明显的非制度化特征, 在这种非制度化运作模式下, 权力失范时有发生, 权力的错位、缺位和越位, 便会导致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低效甚至无效率, 最终诱发教育的无序或失序;中西部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是僵化单一的, 对政府配置教育资源的过分依赖不可避免地导致教育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本研究以均衡为导向, 以效率为目标, 设计了一套中西部农村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整体思路, 即:以法律为准绳, 从权力控制走向法律规约;以制度为基石, 从强者特权走向弱势补偿;以评估为导向, 从“窗口校”转向“均衡度”;以监督为机制, 从单一走向多元;以市场为补充, 从政府垄断走向灵活多样。

·东北师范大学·2005

[论文题目]孔子伦理政治哲学及其对现代政治教育的借鉴价值

[论文作者]唐德先 (青年教师)

[指导教师]邹德门 (教授)

[内容提要]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 是中国古典文明的杰出代表,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道德家。孔子开创的德育思想和传统, 特别是首创的伦理政治哲学传统, 不仅在儒家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作为历代崇奉的“万世师表”, 其德育思想和实践是其主要表征, 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思想和实践贯穿其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始终, 并为后人所不断创新发展。对孔子的伦理政治哲学, 本论文研究重点置于以下几个层面:

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的目标, 侧重于为政者个体人格塑造和民族政治道德品格发展两个方面。就孔子整体思想而言, 其特征在于更强调整体性思维, 因而上述两个方面更偏重于从后者联系前者思考。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 着重分析孔子当时的庶民德育、君子德育、为政者德育三个社会分界, 与上述三个方面相应, 分别简析做人之道、君子人格、为政者政治道德, 并融汇三者共同贯通之处, 契合于从政群体———官德教育。同时, 本研究还探讨了当今的公民德育、干部德育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道德修养和教育问题。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的方针方法力求援引实例, 概括出一些原理原则, 着重开掘其历史借鉴价值及其现代应用的意义。

·东北师范大学·2005

[论文题目]行走在转型性变革路上——N中学校本变革过程个案研究

[论文作者]谢翌 (博士生)

[指导教师]马云鹏 (教授)

[内容提要]当“自上而下”的变革遭遇到了不少尴尬之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自下而上、以校为本的教育变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校作为变革的基本单元, 必然受到高度重视。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研究和总结学校变革过程的个案经验便显得非常重要。

本研究主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 以N中的变革过程为个案, 旨在探析校本变革过程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 以理解学校变革过程中的动力与阻力, 重建学校文化。我们运用极端抽样原则, 选取了N中作为研究个案。N中经历了由“厂校”到“公办学校”身份的转变, 属于一所薄弱学校, 处于转型性变革期。为了完成学校的转型性变革, N中在校长的带领下, 开展了一系列校本变革活动, 如:重建学校文化, 打造学习型组织;提出了自主发展教育模式;倡导合作性的优质学习文化;以发展为本, 实施文化管理策略;科学对待差异, 实施分层教学和阶梯法教学的整合等。在校本变革过程中, 由于主要是借鉴外来的理论或模式, 因而存在教师对变革的理解问题和变革模式适用的条件问题。学校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以科研促进教学变革, 重点研究课堂教学问题。学校坚持把课堂教学作为教育科研的主阵地, 从教学中寻找问题, 把教学问题专题化、微格化, 同时使教学研究结合课改的推进, 既有面上的发动, 又有点上的突破;二是完善制度, 注重抓过程。学校进一步完善各种管理制度, 加强对课题研究的检查和督促, 做到有布置、有落实、有总结;三是进一步完善与大学合作研究的制度, 聘请专家组成员和课题组骨干成员组成学校问题研究咨询委员会, 定期接受学生、教师的咨询, 并通过资料、讲座等形式, 进一步提高教师科研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四是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教师之间的合作关系或者说教师文化是影响学校变革的重要因素。未来的学校改革有可能遭遇更大的阻力, 主要表现在:学校保守的文化传统是变革最大的阻力;变革失败经验的阴影带给了教师抵触变革的情绪;变革的不可持续性影响了教师投入的积极性;对教育变革所形成的传统认识的强化, 致使部分教师看不起乃至抵制变革;教育理想的遥不可及使教师对变革失去了变革的信心;变革领导核心的不稳定性使得教师变革立场不坚定, 等等。这些潜在的影响因素将可能导致学校变革遭遇到更多的困境。

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篇5

根据镇党委、政府统一部署，我村两委以掀起“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新高潮和十七大精神大讨论活动为中心，紧紧围绕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根本，紧贴实际、扎实推进我村经济社会发展。经村两委研究，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特制订2012年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一、村级集体经济。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快小区建设步伐，使我村镇经济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村级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由村集体负担对全体村民进行新型医疗保险，并定期对老年人、低保户、孤儿、五保户、孤寡老人及贫困户发放基本生活补助金，使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保障。

二、城镇化建设。在市级村庄整治合格村的基础上，加大村庄整治力度，特别是解决村级办公楼建设以及公益硬件设施建设。以创建市级生态村为重点，开展治理村庄环境卫生，全面完成路旁绿化和公益绿化的种植，使村庄面貌和生活环境达到生态村的要求。

三、党建方面。建立和完善有关党建的各种制度，强化自我教育，增强自律意识，狠抓班子建设，创新培养用人机制，及时调整充实了党员队伍，坚持吐故纳新，注意发展新党员，把有朝气、有觉悟、有素质的青年召进党员队伍中来，提高党员队伍的活力。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力度。两委成员进行了分

工，明确了自己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中应承担的责任，形成抓党风廉政建设人人有份，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局面。

四、计划生育。坚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和“活动日”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村两委成员以“三三二二”制分工分片负责，坚持对广大育龄妇女进行单月访视、季度查孕查环工作，对未婚青年进行定期教育，定期对流动人口进行清查，并有专人负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 篇6

随着五五计划的完成，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重心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六五”计划期间，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首次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在各个领域逐渐展开，在农业领域，继续扩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范围，以连续五个农业一号文件的形势推进农业改革。

对外开放方面，通过开放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等举措逐步建立有层次的对外开放体系，放松对外经济交流上的限制。同时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领域展开改革，社会发展开始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从经济运行体制看，商品经济的作用重新得到重视，多种经济成份重新出现。市场开始在局部发挥作用，开始打破原先计划体制全面控制经济运行的局面，为下一阶段改革的加速推进酝酿条件。

1980年2月，国务院决定重新制定中长期计划，酝酿编制“六五”计划。1982年12月，全國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六五”计划。“六五”计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做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六五”计划是继一五计划后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是在调整中使国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的五年计划。

“六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

然而，“六五”时期，在前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前几年虽然注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但对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有时还是注意不够；在处理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对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产品质量还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监督；在着重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措施未能及时跟上。

从实施的结果来看，“六五”计划完成得非常理想，指标完成百分数均值为 179%， 完成率为88%，基本完成率高达97%。这标志着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国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各项经济指标以超额近两倍完成，经济增速高达10.7%，各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接近原计划的3倍。并且，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贸易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基础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不仅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高等院校在校生数增加55.9万人，完成计划358%；累计毕业研究生4万人，完成89%。总之，这五年是人民得到较多实惠的时期。

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 篇7

[论文题目]城镇地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

教育支出与收益的比较研究

[作者]黄琳 (硕士) [指导教师]文东茅 (教授)

[内容提要]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在短期内大幅度下降, 家庭规模普遍缩小, 独生子女日益增多。本研究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出发, 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 在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家庭教育支出、受教育机会、就业与起薪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利用三套大型调查数据, 详细考察了我国城镇地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基础教育的教育支出、高等教育的受教育机会、高等教育之后的教育收益等方面的差异, 主要发现有:

1、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 独生子女获得的人力资本投资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条件是影响子女教育支出的主要因素, 子女数量对中等收入家庭的教育资源具有较为明显的稀释作用。

2、独生子女享受了更多和更优质的高等教育, 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 经济压力更小。

3、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好于非独生子女, 升学和出国、出境的比例更高。在已确定单位的毕业生中,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月收入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工作地点、单位性质、工作内容上存在差异, 而且独生子女对工作的满意度更高。

4、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看, 独生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以及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支出都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如果接受完高等教育, 顺利找到工作, 两者的起薪并无显著差异。但在考虑了就业率、升学率、工作地点、单位性质、工作内容、对单位的满意度之后, 有理由认为独生子女的终生收入将高于非独生子女。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7

[论文题目]支持同步评注的在线教学录像评

论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作者]李陆鸣 (硕士) [指导教师]汪琼 (教授)

[内容提要]将课堂录像与在线讨论两种技术应用结合起来, 有望为教师培训中存在的两方面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本研究通过对教学录像观摩的需求调研和已有系统的借鉴, 设计了一个基于WEB的支持同步评注的在线教学录像评论系统。使用该系统, 教师能够在线观看课堂录像, 并且能够与视频的时间轴同步开展理论学习、教学反思、交流讨论等活动。

通过对开源视频分享系统的二次开发, 本研究实现了具备特有的同步评注功能和通用的视频分享功能, 并具备成熟架构的系统。该系统基本可以投入实际运营。为了促进系统的成功应用, 笔者开发了用户教程与使用范例。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7

[论文题目]近代英国博雅教育及其古典渊源:

概念史的视角

[作者]沈文钦 (博士) [指导教师]陈洪捷 (教授) [内容提要]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今美国, Liberal arts或liberal education的语汇与观念一直广为流播, 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教育的课程模式、教养制度和知识制度。可以说, liberal education是理解西方教育史的一个关键。

自20世纪40、50年代以来, 西方学者分别从学术史、教育哲学、教育史 (以及教育思想史) 这三个维度对其展开了研究, 成果丰硕。然而, 总的来说, 已有研究存在两大缺陷:首先, 这些研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本身的内涵、外延、历史流变以及这两个概念和相关家族概念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其次, 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课程史或社会史, 没有对liberal education思想史上的经典文本进行深入的理论解读。

关于20世纪之前的西方liberal education思想, 国内尚无全面深入的研究, 对相关概念的认识模糊不清, 且多有误解, 不利于我们准确、深入地把握西方教育的历史和传统。

有鉴于此, 本研究以大量的教育思想史原典、英语辞典、学者文集为基础, 重点选择若干代表人物的经典文本, 以概念史为方法, 以“理想人格和知识挑选”为视角, 对这些文本进行细致深入的解读, 力图系统把握liberal education概念和思想的历史衍变, 提炼其在不同阶段的特点。

第一章以亚里士多德为个案, 分别探讨了其著作中的“自由人” (eleutherios) 和“适合于自由人知识” (eleutherion epistemon) 这两个关键概念。

第二章研究了西塞罗和塞涅卡对artes liberales的论述。

第三章研究了中世纪七艺典律的形成和拓展, 并探讨了中世纪理解artesliberales的若干维度。

第四章进入本研究的主体部分, 从理想人格与知识挑选的视角出发, 研究乔治·特恩布尔、约瑟夫·普莱斯特里和维塞斯莫·诺克斯三者的“liberal”教育理论。其次, 本章研究了文雅观念对18世纪liberal education思想的影响。

第五章以亨利·纽曼为个案, 对其liberal education理论进行详尽深入的思想史研究;研究力图通过对纽曼教育思想中“博雅”知识、绅士、理智的培育、心灵的教育等关键观念的剖析, 把握纽曼的写作意图, 提炼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命题。

第六章简单地阐述了liberal education思想从19世纪的英国绅士社会进入20世纪的美国民主社会之后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一、在20世纪之前, 所谓liberal arts (或liberal sciences, liberal studies) , 其本质的含义是“符合自由人身份的知识”或“符合绅士身份的知识”, liberal education的本质含义是“自由人的教育”或“绅士的教育”。除了“适合于自由人的”、“适合于绅士的”这一基本语义之外, liberal education始终强调“宽”、“博”与“通”, 因此可译解为“博雅教育”。

二、, 博雅教育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人知识” (eleutherion epistemon) 和古罗马的“自由人技艺” (artes liberals) , 在中世纪演变为“七艺”, 17世纪之后, 在英国与绅士观念合流, 遂演变为近代“博雅”教育学说。18、19世纪的博雅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均强调“博”与“雅”这两个维度。不过, 两者存在一些本质性的区别。首先, 18世纪的博雅教育深受文雅观念 (politeness) 的影响, 以社会-道德为指向, 在19世纪, 心智训练取代了“文雅”观念的地位;其次, 在19世纪, 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 liberal的语义重心从“雅” (高雅的, 符合绅士身份的) 转向“通”。这两大区别背后是“文雅社会”向“才智社会”的转型。

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 篇8

[论文题目]从跨文化的视角看我国中学生个人认识论的特点

[作者]王兴华 (硕士)

[指导教师]申继亮 (教授)

[内容提要]个人认识论指个体对知识以及知识获得过程的认识。近年来, 随着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由“冷认知”向“热认知”的转变和认知心理学中元认知研究的兴起, 个人认识论的研究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许多研究者认为, 可以从个人认识论的角度来解释人们在思维和行为层面的诸多问题, 这一假设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一些研究得以证实。最近10年, 个人认识论的研究更出现了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的趋势。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 但仍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如认识论的理论争议、认识论的发展规律、认识论与其他学习或认知过程的关系以及认识论的文化特定性等。本研究依据库恩 (Kuhn) 的理论, 选取我国初中和高中2年级学生共127名, 从绝对主义、多元主义、评价主义3个阶段、两个转折点的情况来考察认识论在个人喜好等5个领域的发展, 并与美国、意大利的研究结果相对照, 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探讨我国中学生个人认识论的特点。主要结论如下:

1.个人认识论发展存在各领域间的不同步性, 各领域的发展模式中有77%的情况符合理论预期, 即在艺术审美领域更容易完成第一个转折点的发展。知识判断领域更容易完成第二个转折点的发展, 不同领域在两个转折点上的发展顺序大致相反, 价值判断和科学知识两个领域容易发生滞留现象, 与美国和意大利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2.我国中学生个人认识论的发展处于多元主义阶段的最多, 评价主义阶段较少, 仍有一部分处于绝对主义阶段。在第一个转折点的发展上, 年级差异显著, 在第二个转折点上, 年级差异不显著, 年级的增高不能保证评价主义阶段的到来。性别差异均不显著。与美国和意大利的研究结果相比, 我国初中生在个人喜好、艺术审美和社会知识领域处于绝对主义的人数百分比更大, 而在社会知识领域处于评价主义的人数百分比更小;

3.科学知识领域认识论处于多元主义阶段的学生在科学学科上的成绩好于该领域认识论处于绝对主义和评价主义阶段的学生;在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两个领域认识论处于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社会科学问题上的论证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4.我国中学生的个人认识论特点与美国和意大利的研究结果相比有一定的共同点, 在个别领域, 如价值和社会知识判断领域也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库恩提出的认识论发展理论以及开发的测量工具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2007

[论文题目]城市贫困家庭经济困境、家庭教养环境现状及其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作者]毕玉 (硕士)

[指导教师]伍新春 (教授)

[内容提要]研究主要目的在于调查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经济困境及家庭教养环境的现状, 以及贫困儿童的情绪、行为特点;同时探讨经济困境对儿童焦虑、抑郁情绪以及行为抑制的影响, 探讨家庭教养环境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分为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部分。质性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 走访了北京市26户子女年龄在9~14岁的低保家庭。量化研究采用《贫困环境测量指数》、《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父母教养方式量表》、《Beck抑郁量表》、《Spence儿童焦虑量表—中文版》以及《行为抑制气质自陈量表中文版》 (社会退缩分量表) , 收集了224户子女年龄在9~14岁的低保家庭和贫困家庭, 最后获得有效数据187户。

结果表明:

1.质性研究结果

(1) 中国城市贫困家庭面临教育经费、生活经费、娱乐经费等多方面的经济资源稀缺, 其中尤以教育资源短缺影响贫困儿童的健康发展。 (2) 城市贫困家庭父母的教养方式有以下特点:忽视和苛求两极化;难以提供帮助, 关注但不投入;应对方式的教育普遍比较失败;不同应对方式的父母教养方式迥异。 (3) 城市贫困儿童的情绪行为特点:在情绪方面, 抑郁和焦虑情绪最突出;在行为方面, 社交退缩行为很突出。

2.量化研究结果

(1) 贫困家庭在家庭生活经济资源和教育资源上的经济指数得分明显低于正常家庭, 社会资源上的得分持平。 (2) 贫困家庭父母教养方式呈现过度保护、苛刻要求、期望过高、无法提供有效帮助等特点。经济压力对父母教养方式和应对方式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应对方式对教养方式的调节功能未能得到验证。 (3) 贫困儿童在抑郁、焦虑情绪量表和社交抑制量表上的得分偏高。 (4) 经济压力对贫困儿童的抑郁情绪有直接的预测作用, 父母教养方式能够部分中介其预测影响;经济压力对贫困儿童的焦虑情绪和社交抑制行为的预测作用必须通过父母教养方式来中介。

综合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 贫困压力体现在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

(2) 经济压力对贫困家庭父母教养方式和应对方式有显著的影响;

(3) 父母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有密切关联;

(4) 贫困儿童普遍表现出焦虑、抑郁情绪和社交抑制行为;

(5) 经济压力对贫困儿童情绪、行为的影响通过父母教养方式的中介或部分中介来完成。

·北京师范大学·2007

[论文题目]国际教师入职培训的改革与发展研究

[作者]洪秀敏 (博士)

[指导教师]庞丽娟 (教授)

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 篇9

·北京师范大学·2007

[论文题目]学校课堂中教育机会平等的文化分析

[作 者]余保华 (博士)

[指导教师]裴娣娜 (教授)

[内容提要]教育机会平等是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兴起之后所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 是教育民主化运动的重要内容, 并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与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尤其是免费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实施, 学校课堂中的教育机会平等问题已经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 这种关注也伴随有观念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茫然。具体而言, 它主要表现为: (1) 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 课堂中教育机会平等的具体内涵与结构是什么? (2)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 教育机会平等的现实状况与问题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 (3) 针对课堂中教育机会平等实践所出现的问题, 应如何去理解与阐释?作为教师, 在观念与行为上应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针对上述疑问, 本文以文化分析为研究视角, 以微观的课堂教学个案为主要考察对象, 从历史的分析与比较、理论的建构与解释、现实的描述与对策三个方面, 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堂中的教育机会平等问题展开研究。

首先, 在历史的维度上, 论文主要从问题与方法两个方面对课堂中教育机会平等进行了分析。就问题而言, 着重考察了基于身份、地位和权利的课堂教育机会平等;就方法而言, 着重考察了功能主义、冲突论和解释论三种基本的研究取向。其次, 在理论的维度上, 论文主要阐释了课堂中教育机会平等的要素与结构, 并对课堂中呈现的教育机会平等问题作了文化性解读。就要素与结构而言, 从平等的主体、客体及准则三个方面对课堂中的教育机会平等进行了探讨;就问题的解读而言, 从教师、家庭及学生三个角度分别作了结构性、象征性和主体性的解释。最后, 在现实的维度上, 论文主要通过个案的方式详细考察了课堂中教育机会平等的状况, 并根据现实问题从对教师要求的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教学方案。

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 课堂中的教育机会主要是通过教师对学生的认识、课堂中的师生互动以及教师的教学方式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它们集中并直接地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中的受教育机会状况; (2) 学生在课堂中的受教育机会不平等, 主要是由教师、家长、学生的特定行为方式综合造成的, 尤其是教师的教学行为方式, 其问题根源主要在于文化性因素, 而非诸如阶级、阶层、种族等结构性因素; (3) 在课堂教学的范围内解决学生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 关键在于教师教学观念与行为方式的转变, 具体体现在学生-评价实践、师生互动、具体的教学方式等三个方面。

总之, 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 尽管物质性或结构性因素对改善课堂中教育机会平等的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 并常成为人们寻求问题解释的主要选择, 但文化性因素应该具有更重要、更明显的作用, 同时这种解释也为问题在课堂教学意义上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

·东北师范大学·2007

[论文题目]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流动———从社会结构与农民对子女职业教育选择的关系视角

[作 者]张力跃 (博士)

[指导教师]于伟 (教授)

[内容提要]本研究主要围绕“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流动”主题,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探讨农民为子女进行职业教育选择的根本考量。最终通过对农村个人职业教育选择受社会结构深层规制的分析, 阐明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下, 农民的选择是理性的, 农村职业教育遭遇困境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个体的利益诉求产生变化, 从而与国家的宏观发展需求错位。而要破解困境, 需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个人利益, 增进个人职业教育选择的制度安排, 增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内驱力, 追求社会理性和个人理性的协调同一。

·东北师范大学·2007

[论文题目]美国公民教育模式研究———以建国至“二战”时期为中心

[作 者]孔锴 (博士)

[指导教师]孙启林 (教授)

[内容提要]随着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公民教育越来越成为我国时代发展的需要。由于我国的公民教育起步较晚, 目前尚未建立系统的公民教育体系。在此情况下, 我们应当更多地了解、认识、批判地学习西方的公民教育。美国是世界上系统实施公民教育最早的国家之一, 在其推进公民教育的过程中, 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值得研究和借鉴。

本论文系统考察“二战”前在美国自由主义的不同时期其公民教育的发展变化, 分析其公民教育的不同模式, 并把它放在美国自由主义变迁的过程中来考察。美国自从建国以来, 虽经历史变迁, 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自由主义。然而, 美国的自由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 美国自由主义本身应时势而变, 可谓此一时彼一时,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所指。相应地, 与美国自由主义变迁紧密相关的公民教育, 其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论文所探讨的美国公民教育模式是在美国公民教育实践基础上, 经概括、归纳、综合而构建的。在对不同公民教育模式的分析中, 将沿着美国自由主义不同时期的社会图景、公民教育理念、公民教育内容、途径与不足等几个部分具体展开。

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 篇10

[论文题目]长春某幼儿园开展民间儿童游戏的个案研究

[作者]李晶(硕士)

[指导教师]许鸿(教授)

[内容提要]随着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民间儿童游戏正逐渐逝出人们的视野。近年来,人们逐渐重视民间儿童游戏的教育和文化价值,呼吁民间儿童游戏重回儿童的生活。长春某幼儿园就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力图使民间儿童游戏重新回到儿童的生活之中。据此,本文采用质化研究的方法,对该园的民间儿童游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论文中,研究者概括总结了该幼儿园经常开展的18种民间儿童游戏的内容,包括游戏的材料、游戏的规则、游戏的价值等,认为该园开展的民间儿童游戏难度较低,功能集中,以运动类游戏居多。

最后,论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该幼儿园成功开展民间儿童游戏的原因:

1.幼儿园管理者积极关注民间儿童游戏,并努力付诸实践。幼儿园为民间儿童游戏的开展安排时间,提供场所、材料等物质条件,并采用多样化的活动方式和循序渐进的活动原则积极开展游戏。

2.幼儿园老师的积极工作。老师对民间儿童游戏进行改进,为儿童提供宽松自由的游戏氛围,并在游戏中对儿童进行悉心指导。

3.幼儿的积极参与推动了该园民间儿童游戏的开展。

4.家长的支持。

·东北师范大学.2006

[论文题目]中国高等学校学生权利救济研究

[作者]刘冰(博士)

[指导教师]杨颖秀(教授)

[内容提要]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分析高等学校学生权利救济内涵,并对与论题相关的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学术自由与高校自治问题进行界定。

第二章考察高等学校学生权利救济现状,以《俄罗斯联邦高等教育法》为对照检视学生权利救济法律渊源,剖析学生救济权,并结合问卷调查分析学生权利意识。

第三章分析高等学校学生权利救济缺位的原因,以文化解释的视角再现学生管理缺乏权利救济的传统;以哲学认识论的视角分析学生主体地位缺失对学生权利救济的思想影响;以公民社会的视角分析学生自治组织空场对学生权利救济的组织影响;以路径依赖的视角分析教育法律渊源对学生权利救济的心理影响;以经济的视角分析学生权利救济的成本影响。

第四章从秩序建构的层面提出再建高等学校学生权利救济法源体系。本研究认为,学生权利救济法源的价值与精神应当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确认学生作为科学研究者与作为学校事务管理者的主体地位。明确学生权利救济法源建构的原则,确定教育“法”的标准,即良法之治及正义之秩序;确定合法性原则,即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保留原则;确定合理性原则,即人道主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在此基础上,文章重点明确了高校规章的法律地位,提出应当对高校规章实施法律监督。

第五章从秩序生成的层面,将学生权利救济置于公民教育视野下,提出演进对学生权利救济的意义。教育法源体系从建构到发挥作用经历了争议一对话一和谐的过程。为了实现这一过程,保持学生权利救济法源的创制精神,需要充分发挥包括学生在内的学校各主体的主体作用;需要通过公民教育,使学生具有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具有正确的权利意识、理性宽容的精神、民主的能力,在学生自治组织立法决策职能的保障下,形成自下而上的学生权利救济模式。最后文章提出,学生权利救济应走秩序建构与秩序生成并进之路,前者提供制度保障,后者保障制度更新的生命力,并且秩序生成对培养公民的意义重大。

·东北师范大学·2006

[论文题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发展现状及民族教育对策调查研究

[作者]马振彪(硕士)

[指导教师]洪俊(教授)

[内容提要]本课题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通过实际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分析当前延边朝鲜族人口发展现状。同时,本文尝试提出了相应的民族教育对策。本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与本课题相关的理论观点及研究现状。

第二部分,介绍课题调研历程。其中,包括对调研对象基本情况的说明以及课题组深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地进行调研的过程。

第三部分,分析延边朝鲜族人口发展的现状。包括四个方面: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人口流动频繁;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较高,但健康状况不理想。

第四部分,进行延边朝鲜族人口变化的因素分析,包括民族历史与文化因素、政府行为的干预、经济利益的驱动和经济因素的左右等三个方面。

第五部分,分析延边朝鲜族人口发展现状对民族教育提出的挑战。具体包括五个方面:朝鲜族学校数量急剧减少,农村学校生源短缺;朝鲜族中小学教师队伍堪忧,教学质量下降;朝鲜族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离异家庭子女和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村留守青年的素质亟待提高。

第六部分,提出民族教育对策。包括五个方面: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解决农村生源短缺问题;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动员多方力量解决朝鲜族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更多关注朝鲜族单亲家庭子女和独生子女教育问题;标本兼治,全面提高农村留守青年的素质。

·东北师范大学·2006

[论文题目]全球化语境中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的人类学考察

——黑龙江省鄂伦春族的个案研究

[作者]杨宏丽(博士生)

[指导教师]陈旭远(教授)

[内容提要]本研究主要对全球化语境下鄂伦春族民族文化传承场进行了人类学考察,并且田野地点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黑河地区。通过观察、访谈、文献分析以及照片诱导等方法,笔者认为全球化的语境之下,鄂伦春民族文化传承场主要为:鄂伦春语言课、口耳相传的家庭教育、民族风情村、民族研究会、民间艺人以及民间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古伦木沓节等。

通过田野研究,笔者得出如下结论:鄂伦春传统文化是自然、社会环境的产物;环境的巨变使鄂伦春传统文化发生了文化断裂;在全球化语境下,国家政府和鄂伦春人民对鄂伦春民族文化进行了积极抢救。

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 篇11

关键词：学讲计划；走上讲台；走出讲台；与社会接轨；与时代接轨

“学讲计划”新理念要求，教师要做学生活动的指导者、组织者、支持者。教师要走下讲台，让学生走上讲台，更要让学生走出讲台，走向社会的“大课堂”。即“知识的获得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者不应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获取过程的主动参与者”（著名教育家布鲁纳语）这也一改过去学生被动的学习，被动的接受知识的局面。

《品德与社会》是小学阶段对儿童进行德育的主要课程，它以态度、情感和行为的改变为主要目标。结合“学讲计划”精神可以如下操作：

一、走上讲台，扮演小品

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品德与社会”，“品德与社会”教学要活动化。在“品德与社会”的许多课文，都是由鲜活的故事组成的。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完全可以让学生扮演课文中的主人公，演出精彩的故事。通过演出这些精彩的故事，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乐趣、活跃课堂氛围，也可以让学生从故事中领悟到真情实感、感悟到法律和道德，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升华。这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寓教于乐的以社会经验为基础的教育模式。

我在教《珍爱生命拒绝毒品》一课时，课前我帮助并指导学生排练禁毒小品，同学们在课堂上表演得非常精彩。小品講述一个学生从逃学，抽烟，交上坏朋友，受吸毒、贩毒者的引诱染上毒瘾，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通过鲜活的小品表演，让学生了解我国有关禁毒的法律法规，知道吸毒的危害性，自觉树立抵制毒品的意识，形成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还能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吸毒不仅是对自身的身心健康有危害，而且危害他人，影响社会秩序。因此，吸毒在我国被认定为违法行为，如果吸毒贩毒就不再是违法行为，而是犯罪行为。

再如，品德与社会《与诚信“签约”》一课，小品表演《左右为难》。小品材料：乐乐是个热情、豪爽的人，从来不拒绝别人的要求，同学们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他帮忙。可这次，他也遇到了难题，本来周六下午两点答应给同学补习功课的，可又答应别的同学参加足球比赛，他该怎么办？通过现实的小品表演，学生初步认识到诚信是重要的品质，教育学生用诚信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要用诚信要求自己的朋友和同学，并做到持之以恒，让学生认识到诚信是一种重要的品质，树立做诚信的人的信念，通过活动，自觉树立“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思想，做一个诚实守信的社会小公民。

二、走上讲台，辩论明理

学生的道德升华不能只靠单纯的说教和训斥，单纯的说教和训斥往往会适得其反。有时，通过辩论会可以拓展学生的认识，深化明理。教师可以创设道德认知冲突或抓住学生认知冲突，让学生采用辩论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思考，主动探究，在辩论中深化明理，提高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行为能力。

在学习《学会拒绝》一课中“不和烟酒交朋友”时，教师给学生讲解了吸烟能给人的身体带来危害，告诉学生不和烟酒交朋友，做个小小的宣传员，但农村家家户户都种着烤烟。一边说不要吸烟，一边却大力发展烤烟生产，自相矛盾，于是针对这一问题，有的教师设计了“该不该种烟”的辩题，展开了辩论。可设计主题“吸烟有害健康，种烟却能发展经济，增加收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同学们对此可能也会有自己的看法。今天，我们召开一次小小辩论会，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学生分成了两大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学生理解未成年人吸烟对身体有害无益的道理。

三、走出讲台，知行合一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强调“做、学、教合一”。他说：“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思想品德课的实践，就是“做中学”的一种体现，促进学生由“知”向“行”的转化，从而知行统一。教学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这是学习的最终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学生到生活中去实践课上的认识，做到学以致用，回归生活。

教学《让危险从我们身边走开》《心中的110》等课前，老师可通过互联网等方式或带领学生到相关的交警大队、公安分局进行调查统计：历年来本地区的交通事故、伤害事故以及受伤害人数，形成简单的调查报告。通过这次活动，让学生自我体验，感悟生命的珍贵，学会简单的自救自护技能。课堂教学中教师再联系这些材料进行点拨，使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对“远离危险，珍爱生命”就有了深切的体验和理解，容易变成自觉行为。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历史性的发展，是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通过自身和外界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来完成的。丰富的、灵活的、直观的、开放的教学活动，让学生走上讲台、走出讲台，让学生动起来，让课堂活起来，既强化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又提高了主体参与能力。最终，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一定可以与社会接轨、与时代接轨。

参考文献：

[1]巨红霞.联系学生实际教学品德与生活[J].新课程（上），2014（8）.

[2]蒋夷菊.探寻品德根源 凸显个性教育：小学品德与生活教学中个性化教育探析[J].华夏教师，2015（8）.

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 篇12

[论文题目]政策生产:价值的权威控制及其演变———1979~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分析

[作者]涂端午 (博士)

[指导教师]陈学飞 (教授)

[内容提要]论文围绕改革开放2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政策领域中权威对价值的控制有哪些表现和特点, 这些表现和特点反映了高等教育政策发展怎样的趋势和机制这一问题, 对我国1978年至1998年期间的高等教育政策文本进行了系统分析。

论文结合研究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基于政策文本系统的政策生产分析框架, 分析概括了框架中权威、价值、控制三个基本变量的特点, 并依据价值和控制两个维度及其14个测量指标, 对1979~1998年533个国家法规政策文本及其7, 473条法规条款进行了编码和统计分析。通过类型假设检验, 提出11种具有良好研究效度和信度的高等教育政策经验类型。论文结合政府换届等环境因素对政策文本系统中的政策类型结构及其演变进行了观察, 总结概括了其一般特点。最后, 论文揭示了高等教育政策生产中的主要矛盾, 讨论了文本中隐性话语和显性话语的关系, 并从生产要素、生产过程和作为“产品”的政策三个层面探讨了什么是“好”的高等教育政策生产。

研究基本结论为: (1) 高等教育政策生产具有多权威控制、政策部门依赖和暂行式生产的特点。含有多个权威的政策联合生产并不一定会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 可能会因“权威分裂”而造成政策内容的去实质化, 联合生产的政策较教育部单独生产的政策更倾向发生变更。权威部门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博弈是导致政策长期暂行的一个原因。20年间, 中央政府权威构成在数量上趋减, 而部门权威构成显著增长。非教育主管部门生产的高等教育政策呈减少趋势, 教育部和其他中央政府部门的政策互动显著增加。政策生产中权威的构成比例与其权威等级成反比, 核心权威作为话语源规定了其他权威话语表达的时间顺序、方式和内容。

(2) 虽然在历届政府政策的价值构成中实体价值都占据主要地位, 但符号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体价值实现的范围和程度, 也影响实体价值的配置和话语表述方式。同时反映在政策生产上, 高层权威倾向于生产符号性政策, 而低层权威则倾向于对符号性政策的贯彻执行。符号价值结构的演变影响着实体价值结构的演变。

(3) 20年间, 权威对价值的控制表现出在一些领域弱化, 而在另一些领域强化或维持强控制的趋势。控制的弱化和强化趋势并非线性发展, 而呈现出往复性。整个高等教育控制总体上属于强控制型。政府职能的转变即由政府包办高校内部事务的直接控制向适应市场经济完善法制为重点的间接控制转变, 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对高等教育控制力度的减弱。

(4) 高等教育政策的类型结构以规制型政策为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分配型政策有所增加。政策类型结构相对稳定, 受政府部门更迭影响小。在11种高等教育政策经验类型中, 最容易发生政策变迁的类型是实体-规制型。含有两种以上控制方式的类型发生变迁的概率明显小于单一控制方式的类型。政策联合生产倾向于生产规制型政策。权威的等级越低, 其生产的政策类型结构越多样。1985年后的政策年度类型结构趋向多样化发展。

(5) 权威分裂、价值矛盾和反控制是高等教育政策生产的内在矛盾。高等教育政策生产是由源自国家权威系统中核心权威的隐性话语主导的生产。隐性话语支配着政策文本中显性话语的表达, 隐性话语向显性话语转换主要通过文本互文来实现。权威对文本解码效果的预期影响其对文本的编码。

华东师范大学·2007·

[论文题目]历史的背影: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教育记忆

[作者]姜丽静 (博士)

[指导教师]丁钢 (教授)

[内容提要]士的消失和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废除科举, 只是切断了读书人的仕进之路, 使政学分途;推广新学, 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确立方才造就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的本质内核。在这个过程中, 高等教育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寄居中心, 也在推广新学和引导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传承作用, 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诞生地。1917年, 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所国人自办、同时也是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筹备改组, 同样催生了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代女知识分子。与其时男性读书人大多经由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不同, 这一代女知识分子的产生则经历一个由困守“内闱”, 被隔绝于学统和道统之外到摆脱个体发展的性别限制, 接受新式学校的专业训练, 成为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

本研究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首届毕业生程俊英、冯沅君和庐隐三位女知识分子作为个案, 以个人生活史的方式切入, 综合运用生活史、心态史、口述史和教育叙事等研究方法, 通过对其一生主要教育经历和专业生活的考察, 尤其是其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间关联的重点考察, 力图揭示这一代女知识分子思想、知识和志趣变化的心路历程及其背后动因, 探讨现代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在促进学术转型与传承、催生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 并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20世纪上半期, 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以及女性个体发展之间丰富复杂的纠葛关系。

本研究的基本结构与内容如下:

导论对研究缘起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研究现状、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框架与内容、研究方法做出说明。

第一章阐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组高等师范的缘起及其早期的教育和校园生活, 通过对清末官办女子教育发展历程的纵向引入、与同期北京大学——中国男子最高教育学府——的横向参照, 将其置放于特定历史时空的脉络之中, 试图揭示该校早期教育中自相矛盾的女子教育理念和悖论式的发展模式, 为新的突破埋下伏笔。

第二章描述程俊英、冯沅君和庐隐三位女性早期的生活和教育经历, 揭示远在官办女子教育正式启动之前, 随着清末社会环境的变异和自古而来的多样的女教传统, 三位女性已经试图突破主流观念强加于个体发展之上的性别限制。这一女性个体的觉醒直接促成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育专修科的早期变革。

第三章阐述“五四”事件前后女高师国文部的教育情况及其嬗变历程, 揭示学生、教师、学校和外部社会与文化环境之间丰富、复杂的交互作用, 并通过考察黄侃、刘师培、胡适和李大钊等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与同质性, 昭示女知识分子产生的真正根源。

第四章深度描述程俊英、冯沅君和庐隐在上述教育环境的裹挟中所发生的蜕变历程, 她们对内在志趣的寻找、专业根基的培植及其对社会职责的自觉担承。女高师时期是她们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 在“五四”前后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的交互作用下, 三位女知识分子已经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