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也是一种力量

2024-07-17

创伤也是一种力量（共7篇）

创伤也是一种力量篇1

当再次教学《纪念刘和珍君》一文时, 我对学生说:“这是一篇经典散文, 倒并不是因为鲁迅先生的名气, 也不是因为它是入选语文课本多年的传统篇目, 而的确是文章处处闪耀着‘鲁式智慧’。”学生笑, 不信!我说:“纵览全文, 作为读者你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学生答:“是文章那通篇燃烧着的‘悲愤’火焰!”我问:“那火焰如何燃烧才能最大极限释放‘悲愤’呢?”学生众说纷纭。“那好, 咱们就尝试评析, 看看先生如何匠心独运, 将他那‘鲁式’智慧隐于文中, 艺术地将这‘悲愤’燃烧起来的?”

一、“出离”?还是“它们”“后死者”?

课堂上师生研习文章第一节这样几句话:

“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 使它们快意我的苦痛, 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 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师:毋庸置疑, 这是一段极尽悲愤之情的文字!你以为哪些词眼最能体现先生心中的那份“悲愤”呢?

生1:譬如“出离愤怒”“浓黑的悲凉”“最大的哀痛”等词语, 尤其是“出离愤怒”, 我觉得这一说法很特别。

师:特别在哪里?是不是“出离愤怒”就是没有愤怒了?

生1:那倒不是, 应该是超越了愤怒。

师:什么叫“超越”愤怒呢?

生2:也许就是此时无怒胜有怒吧! (生笑。)

师:很好, 像“出离”这样的词语最能直抒胸臆、宣泄情感了。还有吗?

…………

生3:老师, 我觉得“它们”这一词用错了。一般来说用在人身上多用“他们”, 而动物和无生命的事物才用“它们”的。

师:你读书很仔细, 这或许是先生的笔误吧!

生4:我以为这不是作者笔误, 而是有意为之。对于那些走狗政客, 就是一群“它们”。 (众笑。)

师:分析得有道理, 比老师聪明啊!其实, 还有一个词大家忽略了!“后死者” (板书) ,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词语!谁来说说看?

生5:“后死者”不就是“后死的人”吗?

师:是吗?那为什么不说是“后死的人”或“死得晚的人”呢?

生5:用“后死者”应该更精练些。

生6:我明白了!这里是不是表明鲁迅先生和刘和珍君等烈士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表面上“先死”或“后亡”的关系, 而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

师:说得好。其实,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所谓“后死者”是相对于“先行者”而言的。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 后死者对先行者则更有“责任”和“承担”, 作为后死者们不仅应该传播先行者的思想, 还负有“接着往下讲, 往下做”的历史使命。 (生鼓掌。)

毫无疑问, 文中那种“出离愤怒”的情感宣泄是对杀人者强烈的控诉, 而“它们”“后死者”等遣词造句却不失为一种力量的蓄势, 而含蓄, 即力量之源。

二、“击”?还是“弹从背入”“手枪”?

文章第五节, 先生细腻刻画, 生动而细致入微地再现了三位女性的死状及虐杀场景。我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一向惜墨如金的鲁迅先生是怎样精心刻画这一杀人场景的?为什么要这般渲染?

“……中弹了, 从背部入, 斜穿心肺, 已是致命的创伤, 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 中了四弹, 其一是手枪, 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 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 于是死掉了。”

每一届学生教到此处, 我知道他们的解答不外乎是“控诉了反动政府的残暴及三位女子的勇毅”之类的套话。这也难怪鲁迅先生的文章就在这“套话”中被学生曲解了。果然──

生1:我觉得这样的细节刻画, 就如同电影特写镜头在观众脑海里放映, 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反动政府的残暴仿佛就在眼前。

生2:文章不厌其细地说“ (子弹) 从背部入”“ (杨德群) 又想去扶起她, 也被击……”读来如临现场, 好像能看清刽子手杀人的每一个动作, 而更难得的是杨德群等弱女子之间的英勇互助。

师:应该说刚才两位讲的都没错, 但这还是一种宏观概括, 大家能不能深入品味文章, 看看先生是如何将“残暴”“英勇”落实在字里行间的?

生3:譬如这一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 于是死掉了”, 他们的确残忍得令人发指, 中枪了还要“猛击”, 这不是非要置人于死地吗?

师:如果我们将这个“击”字改成“敲”呢?

生4:不好!“敲”没有“击”的力度大, “击”就是刽子手的凶残。

师:不错!但老师这里还是有疑问──作者有必要这么细致入微地刻画吗?譬如文中说“中弹了”, 就够了, 有必要再繁笔一句“从背部入, 斜穿心肺”?是不是有些啰嗦呢?

生5:哦!“弹从背入”, 子弹应该是从后面打的, 可见她们并不是与军警面对面地对峙, 而是进入了军警预设的包围圈, 而且能“斜穿心肺”, 说明军警早已瞄准多时, 整个证明就是一场有预谋的大屠杀!

师:你分析得很精彩, 看来可以成为刑侦专家了! (生笑。)

生6:老师, 我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鲁迅先生是有些啰嗦!文中描写到殉难细节, 什么“弹从左肩入, 穿胸偏右出”, 特别是“中了四弹, 其一是手枪”。难道鲁迅先生真的想做刑侦专家, 难道连什么凶手用的什么枪, 什么子弹穿的什么部位都要交代明白吗?这又不是验尸报告?

师: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意思, “其一是手枪”有必要交代吗?

…………

师:手枪一般是谁用的?

生7:手枪是军官使用的!我明白了, 这次屠杀是有人指挥的。

师:对了!这些铁的事实, 有力地戳穿了段政府“通电”。政府所谓的“通电”造谣这次惨案是李大钊等人所为 (投影) :

“率领暴徒数百人, 闯袭国务院, 泼灌火油, 抛掷炸弹, 手枪木棍, 丛击军警。各军警正当防御, 致互有死伤。”

从先生的这些隐晦的字里行间, 我们发现, 这一惨案绝非是什么军警“正当防御”, 暴徒“丛击军警”, 而是事前筹划好的, 有预谋、有组织的一场大屠杀。

生8:老师, 那鲁迅先生为什么不直接写出来呢?

师:这就是先生文章的智慧之处啦!我们都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匕首”“投枪”, 其实那不仅仅是说先生澎湃激昂的直面搏杀, 更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我们说艺术的力量在于情感, 而情感的价值有时候直接讲出来, 不如隐含在字里行间的空档里, 留得空间越大, 留给读者的空间就越大。换句话说, 含蓄, 也是一种力量。

创伤也是一种力量篇2

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忧虑，温柔地对我说：”回家好好准备，我相信你能。”说完，给了我一个浅浅的微笑。这个微笑，虽然不容易发现，但我还是看出来了。顿时，我的心就好像一片平静的水面扔我心里好像踏实了些。

下课后，好朋友W跑到我身边，说道："没想到下次演讲竟抽到了你。不过我相信你的实力，你的。演讲一定能让全班掌声不绝!”接着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内心的阴霾中，透出了一道光，照亮我心中的世界。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心中的焦虑，好像被某种东西擦去了些。

第二天，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站上了台。望着台下的一张张面孔，我仿佛听到了我的心脏跳动的声音。“大家掌声欢迎王一欣同学的演讲，”老师说到。我望了望老师，她依然给了我一个浅浅的微笑，却是无限的安慰。

看了看台下的w，她朝我做了一个加油的动作，脸上仍然是她那灿烂的微笑。心中已不再彷徨，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我的演讲。

“啪啪啪啪――”演讲完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虽然没有w说得那么夸张，但嘴角还是不由自主地上扬了些。

我瞬间明白了，是微笑的力量在鼓励着我。它像冬日里的阳光照进我的内心阿我感到温暖;它像黑暗中的光明照耀我的前方，让我充满勇气;它像荒漠中的一瓢清泉滋润我的心田，让我不再迷茫……。

伤痛也是一种力量篇3

曾经的苦难或许正孕育着未来的希望，过去的创伤或许正是我们应对生存危机的力量。海明威曾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素材点拨】

有的人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在于外在的潇洒风度，还在于那源自于心灵深处的精神与毅力。生命就像一块璞玉，只有经过细细地打磨，耐心地锤炼，才能去粗存精，精益求精，显示出生命的厚重光华。面对困境与痛苦，我们要努力顽强，奋力打拼；面对挫折与不幸，我们要积极乐观，迎难而上。一个人的成长总会经历风雨的洗礼，同样，一个人的自信、乐观、自尊、自强、自爱的意识也是在不断的历练中成长起来的，它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

【适用话题】

苦难、逆境、顽强、意志、力量等。

预防也是一种力量篇4

华佗曾说:“我的医术没有哥哥高明,哥哥在人有发病迹象的时候,就治愈了病人;我的医术也没有父亲高明,父亲根本不给人发病的机会;而我,当病人真的病了的时候,才看病。”

很显然,能绝病苦之患的医生才是真正悬壶济世的高手。笔者由此联想到,若企业在与用户各种合作中“发病”前就能诊断、祛除、治愈它,便可减免许多无谓的病苦,这委实是一桩美事!

BICES 2013期间,《BICES 2013每日快报》的新闻热线在接听到大量企业活动和新产品发布的消息外,很意外接到好几个参展观众的电话,咨询或者投诉参展的企业在产品售后和服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通过《BICES 2013每日快报》,借助媒体的力量为他们维权,帮助解决问题。近年来,工程机械行业持续在低谷徘徊,企业在维护客户和提升客户价值方面不遗余力。在将服务作为市场核心竞争力之际,竟然有用户希望通过展会来为自己维权,这让笔者倍感意外。

飞机涡轮机的发明者帕布斯·海恩提出海恩法则。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因此事故之前总有苗头或征兆。海恩法则强调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风险发生存在1:29:300:1000的规律。

海恩法则的精髓在于:一是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二是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工程机械亦如此,质量和故障隐患总是存在,而如何尽快解决问题,排除故障,让用户的损失降到最低,这则体现在人为的操控层面。

大家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工程机械都不可能不发生故障,故障后的服务成为用户最关心的问题。诚然,目前,各企业都将服务放到了首要的位置,但也经常发生服务不及时或者服务不到位,导致用户的产品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或根本不去解决,那么用户只有通过其他途径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始治于未现,防患于未然。华佗哥哥、父亲的医术之精表现在日常保健,在预防疾病上有他们独到的眼力和医术,尽心尽力、先知先觉为人们免去日后被病痛折磨的痛苦。希望工程机械企业在为用户服务方面亦如华佗哥哥、父亲,能够勤于预防,与用户共成长,无论面对设备故障还是合作方面的纠纷,都能事前进行更全面的沟通,而非互相推诿,以避免造成更严重后果。

好在一切都向好的方面发展,无论是市场趋势,还是企业和用户对产品以及服务的理解。

从“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暮秋到“燕山雪花大如席”的隆冬,季节转换似乎只在一夜之间。秋去冬来,漫天皆白,玉树琼枝的冬景取代了西风猎猎,寒烟衰草的秋色,又一年的日历已翻到了最后。

本刊同全国读者一道,辞旧迎新,并向全国的读者致以岁末的祝福,道一声:新年吉祥!

这也是一种力量作文篇5

当我知道这一消息时，我不禁呆住了。

那是一片乌黑的像墨一样的森林。它们排列得方方正正，像出操的学生，像秋天丰收的稻谷，让人看了满心欢喜。

那里曾是我童年的天堂，小伙伴们经常在那玩捉迷藏。

去年黑槐林开花了，一粒粒，一簇簇，一团团的。人走在树下，轻轻的一阵风吹来，哗啦啦的便下起一阵“花雨”。没有约束，没有控制，没有限制，一个一个的往外蹦。但就在那三天以后，我再去看它们时，我的内心猛的一震，曾经满树辉煌的它们，都已经失去了一头秀发，好像失去了生命，我想它们应该再也不会开花了吧。

我曾养过一株牡丹，每天都对它呵护有加，每日为它松土浇水施肥。那株牡丹，每日吸取了营养，枝干一天天的生长发育越来越粗，有一天它枝干上出现了一个球，我十分高兴，我精心培养的牡丹要开花了，我更加卖力地松土、施肥，那个球也慢慢变大，有了花骨朵的样子。终于开花的那天到了，几片花瓣包着中间的花蕊，美极了，我的朋友们十分惊讶，看到这么美的花。这朵牡丹不久之后又长出了一个花骨朵，我的朋友看见了便向我索要，我便切下那条枝干，但朋友拿回去后没有多久便枯萎了，我的那一株牡丹再也没有开过花，只是在那生长。

我明白了，这是一种无声的抵抗，黑槐林恐怕也会像牡丹那样狠心拒绝开花吧，毕竟谁也受不了妻离子散。

但我错了，今年风景依旧，黑槐林并没有以拒绝开花的方式来报复，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原谅。它没有消极向下，而是用另一种方式，使自己的内心深处的力量顽强的生长，这也是一种力量，一种奋发向上，从内而外的力量。

坚守也是一种力量篇6

我给徐澎打电话，向他核实几件往事。他在电话那边说：“算啦，我实在没什么好写的，假如当年没有去西藏，也许……”

徐澎，1958年12月出生，南京江宁县人，1976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当了知青。1978年，他以江宁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

到他1982年毕业时，新华社江苏分社到复旦大学招学生，要摄影记者，学校老师推荐了徐澎。

当时江苏分社有三位摄影记者，最年轻的也40多岁了。徐澎到摄影组报到，组长丁峻已经50出头，看到摄影组来了年轻人，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兴奋不已，马上安排他到总社学习、领相机。徐澎开始了摄影记者的生涯。

到分社的第二年，11月，分社接到一个援藏名额，为期三年。他们推荐了徐澎。

受命进藏

那时徐澎正准备结婚。爱人与他青梅竹马，从上小学起就是同班同学，两人的父母又都在一起工作。清秀漂亮的女孩喜欢徐澎的聪明和文采，两人相爱多年。徐澎大学毕业后回到南京，一心想着好好工作，成家立业，根本没想过离开江苏。而且，对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西藏是那么遥远和陌生。

但是，徐澎有底线，知道即使自己有安排、有计划，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新华社的调配。于是，从1983年至1987年，他在西藏分社工作了近4年。

1986年底，藏北草原遭遇50年一遇的大雪，大批牛羊被冻死，大批牧民被困。当时徐澎刚结束青藏线的采访。从青海翻过唐古拉山回到西藏黑河时，他接到西藏分社关于发生雪灾的电话。分社领导询问他的身体状况，问是否先回拉萨休息几天。徐澎表示身体没问题，能完成灾区的报道。第二天傍晚，徐澎在黑河会同拉萨赶来的两位文字记者后，再次踏上翻越唐古拉山的行程。

那天夜晚天特别黑，只有模糊的点点绿光隐约可见，藏族司机说，那是被大雪逼出来的野兔的眼睛。夜里特别静，几百公里的车程，没有遇到一辆汽车，似乎整条青藏线只有新华社这支小分队向灾区挺进。到了后半夜，气温越来越低，几个人呼出的热气在车窗结了冰，坐在前排的记者，隔几分钟就得用蘸了白酒的毛巾使劲擦前挡风玻璃，保证有块直径20公分的地方不结冰，让司机能够看清路面。

到达灾区后，徐澎他们把青藏线边的一个兵站作为大本营，那里海拔4900米，气温零下40多℃，热气一哈出口便在胡子上结成一排排冰碴。他们带着高压锅，用一把修汽车用的“喷灯”烧方便面吃，吃一口烂糊糊的面就一小口白酒，就这样吃了一个星期。

白天采访，大雪漫漫，遭受雪灾的草原上寒冷之极。徐澎说，穿着羊毛里子的军大衣，没有一点温暖的感觉；雪深看不到路，他们每人拄着一根棍子探路，踏着前面的脚印走，以免掉入雪坑。徐澎当时用的是徕卡相机，由于气温太低，他每拍完几张照片，就赶紧把相机揣到怀里包起来，以免快门失灵；最窘的是，大小便都在野外，因为穿得很厚，大便后使劲才能够得着擦屁股，时间稍长便会冻结；一次采访途中路过一个解放军的兵站，一看温度计，才知道已经是零下41℃。

晚上回到兵站，徐澎趴在小板凳上写说明，向编辑部发出灾情和救灾的照片。

雪灾报道回来后，徐澎的身体开始出现了病状：早上起来呕吐，吃不下饭，经常感觉胸闷，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右手不停地在胸前按摩。

全力以赴

徐澎说：我至今难忘西藏，怀念那时的集体。那时各分社去援藏的都是年轻人，大都有抱负、有理想。那时的西藏分社，一、二层是办公室，三层是宿舍，大家都单身，工作、吃、住在一起，互相关心人互相照应，人和人之间特别亲。有人出差，分社全体同事就会出来送行，出差回来，大家在办公室听到汽车声，都会跑到大院里迎接，握手，紧紧拥抱。分社职工不分藏族汉族，业余时间，大家共同的乐趣就是喝酒、打牌……

上世纪80年代，西藏工作、生活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但只要有采访任务，分社的记者都积极报名。徐澎说，有时自己没有任务，看到出发的车上有位置，就会挤上去。只要没有去过的地方，大家都争着要去，那时分社还没有丰田越野车，外出采访只有北京吉普车，没有暖气，一路走走停停。

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徐澎知道自己在西藏的报道，应该反映西藏进步、藏汉团结、藏族人民当家作主。他拍摄了一批有特色的新闻照片，如被港报整版刊用的《西藏小山村》、被海外几十家报纸采用《拉萨青年新追求》、生动反映藏族人民新生活的《拉萨农民学外语》、新华社摄影部好稿《西藏幼儿园购买大客车接送孩子》等。而徐澎最难忘的是43项重点工程报道和1986年雪灾报道。

198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为了表示隆重庆祝，更好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央抽调内地9个省、市的建设者，在西藏开工43项重点工程。工程分布在拉萨、日喀则等6个地区，从设计到施工完成历时约一年时间，是西藏历史上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建设举动。徐澎自始至终参加并完成了43项工程的摄影报道任务。

从各路建设大军抵达西藏开始，徐澎就全力投入了采访。他跑遍了拉萨、日喀则、那曲、泽当等地的施工现场，其中拉萨市展开了20个项目，徐澎几乎整天泡在工地。

关于43项工程，徐澎至今说起来还兴奋不已。他说有几件事一生难忘。一是由于整天跑工地，摄影包不是背着就是捆在自行车上，百般摩擦，一年他用坏了两个摄影包；二是他拍摄的西藏体育馆的照片被《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刊登，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央级报纸头版头条刊出；三是他用120相机采用连接法拍摄的西藏饭店落成的照片，被《西藏日报》通栏刊登；四是由于报道43项工程，他被西藏区委宣传部评为“20周年大庆报道先进个人”。

最后一件是，爱人到拉萨探亲，在拉萨住了两个月，徐澎只抽出一天时间陪她参观了罗布林卡和八角街，连布达拉宫都没有去。说起这件事，他至今还颇感遗憾。

1987年，徐澎被特邀参加新华社摄影部年度工作会议。当时的摄影部副主任钟巨治在会上说，徐澎同志告别新婚7天的妻子，从风景如画的苏南水乡奔赴风雪弥漫的青藏高原，并且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文革”十年，新华社人才断档，那时的领导认为徐澎文化素养好，业务能力强，经过西藏艰苦环境的磨练，将来一定会成为新华社的优秀记者。

但是，四年援藏带给徐澎的不仅仅是收获，还有难以尽说的病痛。

不能承受之重

徐澎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走出复旦大学校门时，可谓天之骄子，人中俊杰。而进藏工作后，他的头发掉得厉害，逐渐成了秃顶，人也明显憔悴了。回来后，医院查出他心脏肥大，还有严重的胃溃疡，常常感觉胸闷气短。

当年徐澎家住四楼，每次回家，每上一层就要休息片刻，到了家门口还要喘口气才能开家门。说到这些徐澎有些伤感。他说，爱人以前小鸟依人，把他当作靠山；而当他从西藏回来后，他就被爱人当作弱者了，家里的体力活儿是爱人抢着干。1985年，徐澎从西藏回南京探亲，分社一位同事的孩子喊他“爷爷”，当时他还哈哈大笑，那年他27岁；1987年徐澎从西藏回到南京，路遇一位母亲带着儿子，她也让孩子叫徐澎“爷爷”。这一次，徐澎心里一股酸楚。

从西藏回到江苏分社后，身体状况使徐澎承受了巨大压力和沮丧。想当“名记者”的事业追求一下子成了泡影，他仿佛从云端一下跌入谷底。大家都在风风火火干事业，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变化。

分社的同事打趣徐澎，说他是“聪明绝顶”，也有人说他缺少情趣，不爱运动，不爱热闹。其实他中学时二胡拉得好，也擅长唱歌，也算是个文艺青年，只是身体状况使他不得不小心照顾自己。所以，遇到大家要推杯换盏、大快朵颐时，他总是找借口离开。

我以前老说徐澎心思太重，把病看得太重，后来我自己大病一场后，才体会到身体的患痛可以导致心理的抑郁。或许他的身体承受多大的折磨只有自己最清楚，别人很难体会到。

由此我很感慨，一个人，一个男人，带病工作三十年如一日，那要有多大的耐力和担当啊！今天的新华社仍然会派记者编辑去援藏，所幸的是，一般来说会更加尊重个人意愿，并将每一任的任期缩短为10个月。

九十年代是新闻摄影大发展的时期。新华社摄影部开始有传真照片，每个分社指定一个效率高的记者负责发送传真。摄影部分管业务的副主任林川说，江苏分社就让徐澎干吧！可是，徐澎却不敢接受这样的任务。他想的是，万一遇到突发事件，自己的身体跟不上，将会影响报道……

按照分社摄影组的分工，徐澎接替了体育报道，先后参加过沈阳青少年运动会、上海东亚运动会、南京大学生运动会等报道。说起当时的情景，徐澎很无奈，他说，“遇到大报道，特别是运动会，记者之间都是‘抢活儿’，只有我‘让活儿’——体育报道要来回穿梭不同场地，我经常感觉胸闷，喘不过气，很多人不理解。和徐澎搭档过的记者张晓军说，大家都调侃徐澎“装”，其实体育报道对他来说确实已经比较吃力了。

坚守的力量

有时候，你会觉得命运对你不公，毫不留情把原来属于你的东西拿走。后来，你才发现这是个玩笑。只要你坚守，哪怕是在无奈中坚守，你终会发现，拿走的只是蒙在你眼前的一层面纱，你内心深处，属于你的东西，谁也拿不走。

无奈只是表面，坚守才是做人的底线。

徐澎又上路了。他成了专职对外摄影记者。“当年的对外报道节奏相对慢，时间跨度大，拍摄方法、叙事方式很适合我的兴趣。”徐澎回忆说。

上世纪90年代，在东南亚、港澳地区，报纸经常可见署名“新华”的图片报道，是由新华社摄影部对外发布的；对外的英文报道，很大一部分是图片专题，都是一些欧美用户采用，特别是法国的伽马、西霸图片社，还定期向摄影部约稿。所以，那时候国内分社有十几个相对固定的对外摄影记者，总在琢磨“外国人想知道中国的什么？”徐澎也常常想这些。

十几年来，从风情到人物，再到经济，每一个专题，徐澎都探索、实践，拍摄了一批优秀的专题图片。

徐澎自己说他从风情专题摄影开始起步，使它成为自己的强项。他拍摄的《水乡古镇甪直》被香港报纸整版刊登，《瞭望》杂志插页刊登。画面中，苏州市的千年古镇甪直，河水清清，鹅卵石铺成的街巷两旁的民居古建筑，黛瓦白墙、木门木窗、宽梁翘脊，依然不减明清时代的风采。

徐澎说：“我发现一个线索，总会先采访。”《一个人的教堂》就是在甪直镇拍摄期间“采访”出来的。有一天逢周日，徐澎在甪直路过一个小教堂，向里望去，信徒们正在做礼拜。徐澎怦然心动，宗教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值得拍摄的题材。他从教堂外面看进去，正在做礼拜的多是当地中老年妇女。于是，他用长焦镜头虚化牧师和十字架，拍摄了一名中年女信徒的盘头。

“后来我和教堂的牧师聊了很久。他当时40多岁，他说自己是在上学时听到上帝的声音被打动了，就信奉了天主。这位牧师日常生活和老百姓一样，他自己种菜，在河边洗衣，还给人看一些小病，做一些慈善。”徐澎拍摄的组照中，有一张是牧师推着自行车，行走在油菜花田里。当年摄影部请法国伽马图片社资深编辑到北京开研讨会时，一位编辑说，这张照片是当天看到的最好的一张可以跨页使用的照片。

采访结束回到南京，分社采编主任华惠毅问徐澎：“你去拍教堂了？”徐澎说：“是啊。”原来，当地有关部门刚刚询问过江苏分社：“你们是否有记者在甪直采访教堂？”华惠毅的回答是：“宗教也是新华社报道的内容之一，我们会按新闻规律办事。”

徐澎喜欢拍摄人物故事。他觉得，摄影记者也要深入采访，深入挖掘，才能在照片里再现人的精神实质。

为报道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徐澎几次到南京大学调研采访，最终找到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物理教授王业宁。她长期从事固体中相变与缺陷的内耗与超声研究，80年代以来她领导的研究室，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研究中心之一。徐澎在与王业宁的接触和交往中发现，在常人眼中很神秘的科学家王院士，其实平日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衣着朴素，而且非常安静，不喜欢人多吵闹，没有前呼后拥的助手，甚至也不愿让人看到有记者采访她。这一切都给徐澎很强烈的印象，他也用镜头再现了这位中科院院士低调安静、生活化的一面。

向徐澎们致敬

2005年，徐澎离开摄影记者岗位到《江苏内参》编辑部工作。这是件无奈的事，主要原因还是作为摄影记者，他身体顶不住了。徐澎说：“还有个小原因，我长期干对外摄影，当时摄影部撤销了对外组，我在工作中有些茫然。”（2010年摄影部重建了对外组，以加强对外新闻摄影报道。——编者注）

徐澎作为最早的一批对外摄影记者，他怀念那时的工作，怀念那时的同事氛围。他说，那时总社摄影部的对外组是间大办公室，分社记者去了，和每一个编辑聊，很随便，大家可以歪着斜着靠着挤在一张大沙发上，一个人说照片，大家都发言，无拘无束。新华社的优势就是有一批做专题的记者，当时地方媒体没有这个优势，撤销了对外编辑室，很可惜。

他又说，专题照片要采访，要下很大功夫，不经过深入采访，不可能拍出好照片；照片之间还要有结构、逻辑关系，还要组织，哪张打头，哪张结尾，都是有说道的，非常重要。而这些都需要大把时间和心力的投入。

在新华社的诸多工作岗位中，摄影记者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发挥个人的才能，拍摄的内容、时间、节奏基本由自己掌握；想调整一下，抽出时间读书、思考，也比较容易办到。然而这个岗位也有一个短处——国内分社只有摄影记者岗位，没有摄影编辑编制，一般一旦做了摄影记者，就得一直干到退休，半路转岗并不容易。所以不少摄影记者到了50多岁也还要扛着机器到新闻现场去完成工作定额，这就是现实。

说到离开摄影记者岗位，徐澎有些伤感，他说，“我最早不喜欢摄影，进分社起初千方百计想做文字记者；后来干了摄影，也曾有过当名记者的目标，也曾想过拿荷赛奖；去西藏后，身体出了问题，照片拍得少了，心中常有些不安。30年来，看到重大报道有别人参加了，比如香港回归，心里也会有失落感，时常会有些冲动，但更多的是无奈。”

说实话，徐澎虽然在新华社工作了三十年，但他不算名家，亦无惊世作品在册、入展。这样的记者在新华社有一大批，他们是带着病痛，甚至拖着伤残的肢体，在星光下赶路，在风雪中坚守，在洪水中屹立，在地震时冲向震中……他们中的多数人，这辈子也成不了名家、成不了英雄，但是，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始终坚持着。

我觉得，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工作，记录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和变化，留下深刻的历史痕迹。这种痕迹不仅出现在镜头里，还印在摄影记者身上。他们代表了一批“新华人”，代表了新华社的一个时代。

在书写新华社的历史时，我们应该向他们，向徐澎们致敬。

徐澎现在是新华网江苏频道总监兼图片总监，既当文字编辑也当摄影编辑，他并没有离开摄影。

南京郊区的高淳，有一位名叫姜训红的盲人邮差，他天天拄着拐杖，给村民送信和报纸。在徐澎拍摄的《盲人邮差》这个专题里，有一张的画面是姜训红在蜿蜒崎岖的小路上走向远方。照片的文字说明是：

姜训红又上路了，乡亲们都同他打招呼。

有人问他：“这信到底要送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