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历史

家族历史（共10篇）

家族历史 篇1

一、我国家族企业发展历史回顾

家族经营是一种古老的经营模式, 这一组织模式在我国自古有之。

中国古代晋商的代表人物是乔致庸。晋商管理机制中最具特点的是—人力股制度, 即财东对主要职员 (只针对主要职员并不面向全体员工) 依据其任职时间、贡献、能力来决定其享有的股份, 类似于现代企业给经理人期权、职工持股。但是, 人力股也叫人身股, 只归劳动者个人所有, 人力股不继承、不转让。

中国古代徽商的代表人物是胡雪岩。和晋商不同的是, 徽商依靠天然的族亲关系维系企业的正常运转。徽商的管理阶层一般分为五个层次:商人 (类似于晋商的财东) 、代理人 (受商人委托经营, 多为族人) 、副手 (商人的助手, 多为亲属) 、掌计 (店铺的管理人员, 负责销售与采购, 多为族人) 、店伙或雇工 (也尽可能用族人) 。

20世纪初期, 新兴的民族工业, 绝大多数是采取典型的家族企业组织形式。例如, 简氏兄弟的南洋烟草公司, 荣氏家族的申新公司、福新公司、茂新公司等, 比比皆是。

近代经济史的家族企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区域的家族企业, 以官僚家族投资为主, 官商勾结, 政治势力渗透于企业经营之中;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区域的家族企业, 则大多不具有政治背景, 家族企业多表现为家族或家族成员对企业投资、控制、经营。

1949年至50年代中期, 新中国政府完成了对私改造和公私合营, 进入纯公有制式的社会主义初级建设探索阶段, 家族企业的历史中断了。

在推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 使得第一批离开土地的农民在简陋的条件下创立了一批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普遍采用的是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 即私营经济最初自农村经济中萌发, 从此掀开了新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新里程。

其中对家族企业组织形式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改革政策与法律有:1982年, 十二大首次明确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成分, 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适度发展;1987年, 十三大鼓励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更快地发展;1988年6月, 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同年10月, 十四大明确指出—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市场经济的主体包括民营企业;1999年,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写入宪法。以后的一系列政策与法律进一步的坚定支持形成的有利的外部环境因素, 促进了我国现代家族企业的蓬勃发展。

二、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探索

伴随着家族企业规模和范围的扩张、科技进步、市场竞争格局变化等企业内部环境与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 我国家族企业传统制度的不适应性凸显。

依据制度经济学理论, 制度变迁即制度创新, 是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追逐外部利润是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当规模经济、交易费用的节约、价格的变动、专业化分工所引起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实现时, 既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实质上就是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过程。在制度需求方面表现在家族企业的产权制度的产权关系模糊、管理制度的家长式管理、用人机制的任人唯亲用人规则缺陷等;在制度供给方面则存在法律政策正式供给不足与传统文化等非正式供给过剩的矛盾。

1. 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探索

对于家族企业根源性的产权关系问题应否即能否向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争议, 有两大对立的观点:反对变迁者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未必适用于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组织形式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制度变迁的积极推行者则认为—随着家族企业经营与规模的扩张, 必须克服其根源性的障碍即进行产权制度变迁。

虽然也有封闭是家族股权结构经营成功的例证, 但是, 笔者认为, 当家族企业规模扩大或经营范围扩张时, 股权适度开放是一个趋势。中国古代晋商的人身股制度是我国古老的开放式股权结构的成功典范。家族企业适度向企业高层开放股权激励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维系核心员工忠臣和激励员工贡献;家族企业适当面向机构投资者开放, 有利于家族企业拓展融资渠道。

2. 家族企业治理变迁探索

因血缘和亲缘而产生的信任、合作, 从而形成家族企业的家族关系治理。家族关系治理具有内部成本低、团队意识强、应变迅速、沟通与决策畅通等诸多优势。但在现实中, 因父子、夫妻、兄弟反目造成家族企业分化瓦解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当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失衡时, 当家族企业管理资源面临匮乏时, 当企业规模扩张受限时, 基于家族关系的非正式的治理制度变得脆弱。这时, 引入正式的制度治理结合传统的非正式的家族关系治理, 既可发挥家族关系治理特有的优势, 又可利用制度治理的规范优势。只有处理好家族关系治理与规范的制度治理的互补与协同关系, 家族企业才有希望成为几代长盛不衰的百年企业, 规避所谓的家族企业三代消亡定律。

总之, 当制度变迁形成的预期净收益大于成本时, 应该积极推行制度变迁。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家族企业发展历史回顾, 指出家族企业存在的必然性, 探讨家族企业在现代市场环境下生存与发展制度创新策略。

关键词：家族企业,企业治理,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甘德安.中国家族企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2]哈罗德·詹姆斯〔美〕.家族企业.北京:三联书店, 2008

[3]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5

家族历史 篇2

颍川郡：秦时置郡。以颍水得名，治今河南禹县。此支陈氏开基始祖为齐王建三子陈轸。广陵郡：西汉置国，东汉改为郡。治所在广陵(今江苏扬州)。此支陈氏因汉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之后入赘于陈。河南郡：汉高帝置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武当郡：北魏置郡，治所在湖北均县西北。这一支出自陈寔之后。冯翊郡：汉武帝置郡，治所在临晋(今陕西大荔)。此支陈氏出自陈宣帝之子沅陵王陈叔兴之后。京兆郡：汉时置郡，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此支陈氏出自唐代迁居京兆的陈寔后裔陈忠之后。汝南郡：治所在上蔡(今河南上蔡)。下邳郡：治所在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东海郡：治所在郯(今山东郯城北)。新安郡：晋太康元年(208)改新都郡置郡，治所在始新(今淳安西)。相当今浙江淳安以西，安徽新安江流域、祁门等地。后辖境历朝不同。庐江郡：治所在舒(今安徽庐江)。

历史来源

陈姓是中国众多姓氏中，按人口计算居全国第五大的姓。根据户籍管理部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NCIIS)，陈姓为现代中国第五大姓。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陈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陈姓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香港、澳门及台湾都是第一大姓氏，在《百家姓》中排第10位。

「陈」源出

一;出自「妫」姓。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克商后，找到帝舜的后代胡公满「妫」姓。封胡于陈国，今河南淮阳县。并将其女嫁给他，伺奉舜祠，其后人以国名为姓。二;鲜卑族改姓，据《魏书》所栽，南北朝时有代北三字姓侯莫陈氏，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姓陈。三;古代安南(今越南)国王有姓陈。

堂号

三恪堂：恪是尊敬的意思，又是客人的意思。周武王灭纣后，把商之后封于宋，夏之后封于杞，帝舜之后封于陈。称为三恪。表示他们是周朝的客人，不是臣子，格外地尊敬他们。

德星堂、德聚堂：源自太丘长陈实子侄，同以孝贤闻名，当年访名士荀淑父子，正值德星聚，德星乃一岁星，岁星所在有福，故取堂名曰德星。太史为此上奏曰：德星聚奎，五百里内有贤人聚。族人遂有以德星或德聚为堂号。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颍川、东海、庐江、汝南、河南、冯翊、下邳、武当、京兆、广陵、新安。②自立堂号：建业、映山、忠节、延庆、余庆、报本、星聚、三义、树本、燕贻、官梅、笃庆、光裕、崇义、崇本、世德、衍庆、敦睦、叙伦、地心、重华、仁耻、毓庆、世德、敦厚、奉先、聚原、传义、三和、培德、三相、义门、道荣、惇庸、双桂、徽

五、绍德、怀忠、聚星、渑武、世馨堂，苏北鲁南三元堂(明洪武年间、万历年间从连云港花果山大村、当路附近迁出)。

迁徙分布

土家族老司城记录历史的足迹 篇3

百姓流传，老司城分内罗城、外罗城，有纵横交错的八街十巷，人户稠密，市店兴隆，史书有“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的记载。

清贡生彭施铎作《竹枝词》赞“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

老司城留存遗址很多，现成为游客、专家、学者了解研究土家族历史和文化的珍贵的人文景观。主要有祖师殿、彭氏宗祠、土司德政碑、翼南牌坊、土司地宫、土司古墓群等。老司城是800多年土司辖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古长城专家罗哲文等誉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军事性城堡”和“全国保存完好的西南古堡式民族文化古城”，保存有大量珍贵的历史遗迹，其潜在价值不可估量。

老司城是800多年土司辖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古长城专家罗哲文等誉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军事性城堡”和“全国保存完好的西南古堡式民族文化古城”，保存有大量珍贵的历史遗迹。老司城遗址分布有宫殿区、衙署区、居住区、墓葬区、宗教祭祀区等遗址区，遗址区内尚存祖师殿、皇经台、玉皇阁、古墓葬、古街道、古城墙、牌坊、铜钟、石马、若云书院等遗址，是湘、鄂、渝、黔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民族文化遗存，其潜在价值不可估量。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世袭首领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湖南永顺县属于土家族地区，这一地区的土司制度始于五代，初为竭糜制度，发展于宋，完备于元、明两朝，由竭糜制度发展成为土司制度，终止于清中叶，长达800余年。

茂樹翠竹掩映中的老司城遗址上，木为墙柱、黛瓦盖顶的典型土家族老民居依然错落有序。土司内宫、寝宫、乐宫、地宫、御街和城墙、城门、烽火台、摆手堂、演兵场、土王祠、祖师殿等遗址显示出的建筑格局，隐约让人感到古城昔日的气势与辉煌。

家族历史 篇4

1 古代完备的家族制自治结构与功能

在基层社会的自治组织中, 以家庭制为核心的家族制度是主要方式之一。其自治高层一般产生于本族长者或者权威者。因为在古代社会中, 其所形成的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 是一个封闭、往复的结构。在这里, 年长的人因其经验的有效性和丰富性而自然而然地“德高望重”。一般纠纷都被诉于其手, 据其经验而进行调节。还有一部分调节者或者组织者就是族中的智者即乡绅, 他们因熟读经书, “通情达理”而备受尊重, 让其成为纠纷的协调者似乎也“理所当然”。再一种就是在整个家族中较为有地位或权势的人, 其地位一般取决于其财富势力与统治阶级所勾连的人脉关系。以上三种因素往往在很多时候是叠加重合的。在自治组织运行的过程中, 组织者往往会通过一系列组织制度和规范仪式来确定族中的位序, 制度, 来加强凝聚与协作。由于统治的需要, 统治阶级往往会借助于地方家族势力来巩固其统治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可以说统治阶级是将其作为国家统治机构的一种延伸, 使得国家对基层的控制管理能够有足够的着力点和抓手。而在此过程中, 无形之中配合的家族因长年累月的积累“威信”在统治阶级与基层社会间形成了一种纽带, 这促成了家族进行基层社会管理的“合法性”, 使得以家族制为核心的基层自治组织变相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 使得地方管理与控制的权力逐渐被家族攫取。以家族制为中心的自治组织结构也慢慢稳定成型。在长久的探索完善后, 其开始具备了诸多自治的功能, 对稳定社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家族制的自治功能可以有效吸附人口, 完成资源整合及汲取。家族制度的群居特点有利于实现有效的人口管理, 防止人口流失及其导致的赋税削减、耕地浪费等。也可以有效整合分散的资源和力量, 提升整体的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而且对国家大型基建的帮助也意义重大。安定社会, 凝聚人心。家族制度在政治上组织上可以通过共同祭司祖先、维护治安、调处族内成员间的纠纷, 来缓和内部的矛盾。在经济上可以促进农业生产, 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接济贫困的族人, 团结族众。另外在教育文化方面, 一般都会重视教育, 积极兴建私塾, 培养知识分子, 提高整体的文化水平。

2 家族制自治体的历史过程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 家族制在频繁的战争, 自然灾害的影响下, 人口流动加快, 许多以群居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家族群落封闭的格局被打破, 异姓异地族群进入, 将单纯以血缘为纽带而聚居的群落演变为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地方性族群。并且随着交通的发展及统一的完成, 使得交流更加频繁, 与外族通婚也更为普遍, 使得单一家族的纯血统传承的延续变得困难。从隋唐开始, 统治阶级由于统治需要, 将控制范围再次扩大, 将以前的直接控制的行政层级下移到乡[2], 对基层的统治更为细化严密。而相应的家族制的牢固性受到挤压, 自治空间缩小。明清统治者对基层家族制的自治体系一开始也进行了大力的压制削弱。但在明中叶以后, 士大夫也开始对宗族进行了一系列适时的建设。统治者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扶持, 如在弘治年间政府推行保甲法以及在嘉靖八年所实行的乡约制度, 这两种制度都出现了与宗族制度的结合趋势[。3]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户籍制度的世袭化以及赋役制度的定额化, 间接促成了家族自治组织的地域化、政治化。而且从嘉靖到万历时期政府对家族族规家训的批准, 直接强化了宗族的司法权和族长权威, 从而使得家族制为核心的自治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清朝虽对其进行了一定压制, 但依旧继承了前朝的体制, 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政治合法性进行了确认。又因明清时期统治阶级的官僚管理体系的混乱, 以及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统治者为了应对日益频繁的起义及匪患, 开始放松对地方自治的打压。在清末统治者甚至将地方社会的控制权让与地方家族自治组织, 允许其拥有自己的武装等措施来鼓励家族自治组织维护地方治安, 进而维护其统治秩序。这也使得以家族制为中心的自治体系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机会。从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社会进入困苦艰难的变形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动荡、战争频发, 加上外部西方工业革命及思想解放思潮的冲击下, 传统的自治社会土壤被破坏殆尽。之后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治道变革给传统制度网络以巨大冲击。家族制也在所难免。在清末, 以家族制为主的乡村自治结构根本被动摇, 一是西方列强的入侵, 带来大量的西方工业制成品, 将自给自足的农业基础碾碎, 让农业生产者近乎破产。而先进的工业技术将小农经济的利益空间剧烈压缩, 甚至变为负值, 这使得农村的生产生活秩序陷入混乱。二是鸦片各种变法, 改革国策等, 将以“农”立国变为以“工商立国强国”, 农业的地位下降, 导致农村的经济基础也下降, 使得家族自治的基础愈加脆弱。而且在随着洋务运动等的开展, 交通的大发展, 使得全国交流加快, 人员流动增速, 农村自治的封闭结构被打破, 家族制的阶级存在基础出现问题。在起初的小农经济社会是家族形成的乡村“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而在清末之后的社会里, 人员, 材料, 市场交流流动的变化, 使得家族制所依存的“熟人社会”日益衰退, 依靠经验进行管理显得力不从心,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 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个别情境的原则, 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

3 家族制自治体的历史解体与复兴

新中国成立之后, 三大改造的完成也标志着家族制的自治模式崩溃, 人民公社更是将其彻底击碎, 国家对基础庞大的基层实行直接的管理控制, 使得以家族制为主要方式的基层自治权利被收归国家直接所有及家族制的自治合法性被剥夺, 其运行也进入了休眠状态。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 家族制开始复苏, 但并不是作为一个自治性的地方组织, 而是形成一个以本族人为主的社会自治团体, 家族制开始演变成一种新的组织体系。它是一种非正式组织化的结构体系, 在这个结构体系中, 族长及其权威人物不再是一些年长者而是一些能人作为组织的组织者, 所有人都有权参加与其相关活动的表决执行等。其所固有的强权领导架构及长幼尊卑思想被民主、平等思想替代。而且其组织方式也相当松散, 并非像以前的制度化。

在复兴的大潮中, 家族制仅仅作为一个以亲缘为纽带的自律组织, 主要功能也集中在经济建设的互帮互助, 乡村事务的积极参加等社会自治领域。直到现在, 新的家族组织起主要的任务就是重建自家祠堂或者庙宇, 积极搞活本地经济, 实现集体的共同富裕。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文献研究对家族制自治模式演变进行历史的考究, 并结合实证调查信息来浅析其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影响与意义。

关键词：家族制自治,历史解体过程,现实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费正清, 罗德里克·麦克法奈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年)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2]张厚安.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乐姓历史来源、家族名人 篇5

河南南阳郡。

历史来源

「乐」源出

1.源于子姓，出自春秋初期宋国国君宋戴公的儿子公子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公子衎，字乐父，公子衎的孙子以乐为姓，分为二枝。其一为夷父须。据《姓纂》、《急就篇》等记载，衍子倾父泽，倾父泽子夷父须，夷父须以祖父衍之字乐父命姓，成为乐姓。子姓乐氏正确读音作yuè(ㄩㄝˋ)。2.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乐王鲋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该支乐氏的正确读音作yuè(ㄩㄝˋ)3.源于官位，出自西周初期官吏乐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该支乐氏的正确读音作yuè(ㄩㄝˋ)4.源于地名，出自汉朝初期夜郎国乐王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该支乐氏的正确读音作yuè(ㄩㄝˋ)。5.出自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族人，属于避难改姓为氏。6.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百家姓

得姓始祖

公子衎。乐氏源于春秋时的宋国，跟后世以宋为姓的人，算起来是血脉相同的一家人。当时的宋国，是由殷商纣王的长兄微子所建，这个地方，原来是封给武庚的，可是武庚在周成王时叛变，后来被讨平，周成王就把包括河南省丘县以东至江苏省铜山县以西的一大片地方，封给了微子，并且封他为封建制度中地位最高的宋公，以奉商汤之祀。后来，宋戴公之子公子衎的后代，又以王父字为氏，于是就出现了乐这个姓氏。位尊而高的宋国，后来是于公元前二八六年被齐、魏、楚三国所灭，则推算起来，中国的乐姓最少也已经有了2200年以上的历史，说他们是源远流长，毫不为过。故乐氏后人奉公子衎为乐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乐姓在大陆与台湾均未进入前一百大姓。乐姓这个在中国早期历史上神气万分的姓氏，是出现在大约3000年以前的春秋时代。乐氏源于春秋时的宋国，跟后世以宋为姓的人，算起来是血脉相同的一家人。当时的宋国，是由殷商纣王的长兄微子所建，这个地方，原来是封给武庚的，可是武庚在周成王时叛变，后来被讨平，周成王就把包括河南省丘县以东至江苏省铜山县以西的一大片地方，封给了微子，并封他为地位最高的宋公，以奉商汤之祀。后来，宋戴公的后代，又以王父字为氏，于是就出现了乐这个姓氏。宋国于公元前286年被齐、魏、楚三国所灭。推算起来，中国的乐姓最少也已经有了2200年以上的历史。据《姓氏急就篇》和《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乐姓起源于子姓。周宣王时，宋国的国君宋戴公生公子衍，字乐父，他的第四世孙子叫乐营，是宋国的大司寇。他的子孙就以其名字中的乐字为姓。又据《姓纂》载：安徽子之后，戴公生子衍，字乐父，子孙以王字为氏。按：乐氏之先，和宋同姓。乐姓在河南省南阳郡发展成望族，世称南阳望。

家族名人

家族历史 篇6

关键词：哲学形态；哲学转型；中国哲学；土家族哲学

中图分类号：Ｂ2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11－0071－04

西方近、现代哲学可以以世纪为尺度划分出不同的世纪，如17世纪是“理性的时代”，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19世纪是“思想体系的时代”，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等。在中国近、现代，无论从历史研究方面如何划分近、现代，中国哲学都可大致划分出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尽管有学者认为近、现代哲学的界限不很明显，然而，对于土家族来说，这样的划分实在是不可能。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土家族从改土归流后始逐步从文化上融入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并被土家族知识分子称为“华国”① 的文化中，而刚完成这一进程时又由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急速地转入近、现代文化构建，从而在近、现代哲学文化创造中显示出独特性。

一、从土汉关系到中西关系：理性省思的主题转换

在近、现代历史进程开始以前，无论是汉族正史记载还是土家族地区的方志记载，土家族思想界对民族关系的理性省思都是一个主题，即土汉关系。见诸诸史的相关标识之词如承认汉土有别的“汉土界限”、“汉土各别”、“汉土攸分”、“汉土之界限愈益分明”等，承认汉土矛盾的“汉土互争”、“汉土互摈”等。因“汉土边疆”“难容紊越”，于是“置汉土千百户等官”，以“靖汉土事”，且“务遵汉土旧制”，使“汉土相安”、“免汉土淆杂”。因此，“汉土之际”成为近、现代以前土家族哲学思想史上思考的主题。

在民间，世代相传的是土汉界限，如长阳土家族《胡氏家传密歌》说：“土氏弱小，指日旺兴，惟冀我衍，万代绵延，汉者虽强，何能永保。”来凤向炳焜，其先“为土司，君雄长其族。尝自语曰：‘若我生百年前，何至改土为流！’”②应该说，像这类潜伏在民间的民族自我意识，就是土汉关系划分的基础。以至于有学者在分析辛亥革命何以发生时，就直接探寻到了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与此相应，在知识分子层面，则表现为自觉的汉土界限。根据当时的实际，土家族知识分子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民间知识分子，如在修谱过程中，一方面是自觉地划分土汉界限，像长阳磨市谭姓族谱即力辨土汉关系，直接指认“吾巴族”，而且对“巴东别有谭氏，乃汉王陈友谅庶子亡国奔此，易姓成族者。吾巴族多与通谱，吾斥之”。另一方面又强调一心向化，即在承认民族自性的基础上承认自己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以边方远臣，慕义向化”，即如五峰《张氏族谱》所强调的“百姓归诚向化”。修谱是民间行为，但主事者即民间知识分子。二类是有一定官爵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的民族自性与向化之诚都非常明显，如明崇祯二年（1629）十月二十三日，崇祯皇帝曾在《奉天诰命》中肯定容美土司“帅苗夷向化”；康熙元年（1662）十二月二十五日，田甘霖在《倡义奏疏》中称自己为“西南首倡”“慕义向化”者；康熙二十年（1682），容美宣慰司田舜年作《披陈忠赤疏》，肯定“使殊方异俗，知臣首倡，蒙恩，因之慕义向化，稽首天朝也”。三类是接受汉学教育，甚至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土家族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承认自己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如彭秋潭（1748－1800）竹枝词即有言：“家礼新丧儒士称，僧巫法不到书生。谁家开路添新鬼，一夜丧歌到天明”，自注曰：“士民新丧不用僧道，齐民不然，经梵之外，向夜，众人挤于丧次，一人擂大鼓，彼此相互歌唱俚词，谓之唱丧歌也。”③ 这里划分了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反映了对官方正统文化的态度。伴随着整个土家族地区的“脱蛮入儒”，这些知识分子的儒家情怀更加自觉，如贵州思南县人冉中涵，系清嘉庆壬戍（1802）登科，尝揭“求仁”二字于书院斋舍，与同窗共勉，品行醇正，为后进景仰，并以万胜岭为“圣岭”，吐叙襟怀，寄意骚情；主要生活于18世纪的彭秋潭对“欢娱愁苦，又必有发乎情止乎礼义之则”有深深的体认，表现了对“止乎礼义”的高度自觉。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联系更紧，更具有儒士精神，形成了关心民命的儒学风气，如彭秋潭曾作《摸桩行》以“哀民之易屠”；作《夜闻邻船语》，对“民户分上下，下者得给支”，“谁知一挥霍，血肉皆烝黎”等表示不满④；长乐县（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田泰斗（1824－1863）甚至有“人民诗人”之称，其《山农吟》感怀于山农之苦，“宫差昨日来，兵谷逐户派。洒泪告官差，山农甚矣惫！”⑤另有《荒年行》、《苦蚊吟》等作品，都体现出土家族“儒士”的民本情怀。彭淦（1738－1811）发“瘠民罪薄邀天鉴，不共荆人一夜休”之叹，有同样情怀。同时，这类知识分子明确认同中原统治，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持认同态度。如1800年，彭秋潭即把当时的清朝比作“九重拱尧舜，四海望皋夔”。即此可见当时土家族“儒士”的家国情怀。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19－20世纪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05ＪＪＤＺＨ243）之子课题成果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土家族人民对西方的日益的了解，“土汉之际”的主题日益让位于“中西之争”的主题。在面对外国入侵的关键问题上，土家族知识分子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情怀，他们不仅感受到当时世界“我约黄花同醉死，世界如斯几知己”的变局，而且愤世嫉俗、满怀忧国之思。如陈汝燮在《和萧雨根孝廉镇江感怀元韵》诗中即“吁嗟乎！通商议定门大开，谁信开门盗不来”？在《题皇朝统一中外舆真地图》诗中“星查细纂环瀛志，洋教洋商遍市廛，……漫将揖盗学忧天，时务不知非杰俊”。陈景星还于1885年以46岁之年投笔请缨到中法战争的前线，怀着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希望能在金戈铁马中为国建功立业。当中国军队收复凉山时，诗人喜不自胜，作《喜闻官军收复凉山》：“不为开边缘继绝，圣朝神武古今无。”⑥ 而当这场抵御外辱、抗击强权的正义斗争被断送后，其又作《柳州送春》表示其以国家之痛为自己之痛的情怀：“吟因新病减，春比大军忙。”

到了20世纪前半叶，土家族思想家更是从“世界的国家眼光”分析中国形势，认为“国势确有累卵之危”。此“危”既有国际上的，又有国内的，若不“应世界潮流，共救沦胥之福”，则国家必然要亡。在这里，以20世纪的时代眼光和世界的国家眼光分析中国问题成了两条基本原则：“惟是处兹20世纪之世界，肩兹飘摇风雨之国家，外则强邻环伺，军术擅海陆之长；内则怪帜纷扬，军号因姓字而异。吾人所认为神圣的军国主义，求见诸实施来日正难。然使国多精卫，则沧海不波；乡有愚公，则山岳异势。今后吾国能否以世界的国家眼光，发挥国家的军事政策，是又在吾会友之各自策厉，不以本会之存除为消长，此亦正铭之所馨香拜祷，愿共勉砥于将来者也。”⑦

理性省思主题转换的意义在于，为解决当时的中国问题，思想家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作哲学文化选择，从而有了新的评价尺度。于是原有“普天向化”的儒家文化让位于近、现代文化。如田星六（1874－1958）即在《酒余集（起清丁酉讫己酉）》中批伪儒，认为“政亡逮权臣，文弊多伪儒。……伪儒蛊人心，天下为之屠”⑧。1895年，土家族人柳元翘、张仲羲与戴仁禄等参加“公车上书”，成为土家族精英分子睁眼学西方的重要标志。向警予与“和森复详述现今世界大势，以阐发其急烈革命之必要”⑨。“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⑩ 由此不难看出，土家族的哲学文化转型已具有了时代问题及相应视野。

二、生存与解放：现代社会建构的哲学省察

土家族思想家意识到对世界哲学文化进行选择的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哲学已跨越近代形态而走上了现代形态。这样，现代哲学的根本问题就不再是探讨诸如“世界如何可能”、“自由何以可能”之类的问题，而是“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11}。因此，马克思主义强调自己的哲学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从现代哲学使命的角度看，土家族哲学同样实现了现代转型。

土家族传统哲学在关注“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时，对客观物质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关注得并不多，其重点是放在人的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上，因而突出的是实践活动中的创造性、探索性、技术性，并因此而体现了土家族传统哲学的实践特征。在土家族的神话传说及古代史诗中，神是参加劳动并成为劳动英雄的，这与西方神话中劳动是一种对人的惩罚的观念大异其趣，凸显的是人及其社会何以可能的动力来源问题；很少讨论到初始世界怎么来，而是描述经过人类自身的努力，初始世界由无序到有序、由混沌到清晰的过程，凸显的是人类自身的力量；在人、物的转化探讨方面，正面的价值取向是鼓励变成人，而否认人变成物，凸显的是人的中心地位。即使是到了元、明、清时代，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成了土家族文人及一般民众关注的焦点，因而在文人作品及民间传说故事、民间叙事长诗中都明显关注着与生存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并塑造了相应的人物形象，但这一倾向只是表明随着儒家文化的传入，土家族传统哲学中儒士情怀的增加，凸显的只是人及人类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样，土家族传统哲学关注生存或生成即成为一个直接的主题，并使土家族传统哲学的兴奋点是技术性创造而不是探索性认识，即本体论与认识论并不发达。

土家族现代哲学以“解放何以可能”为主题，实际上是以“中国向何处去”为根本问题。例如在辛亥革命中，“施之人士，多游学在外者，革命思想，遂由是而输入焉”。当一些宣传革命的书报传入以后，不少人“读之，恒闻鸡起舞，以光复为志”{12}。向警予强调用“一种根本改造的思想”来改造中国社会，并表示“我们的思想是彻底的，将来根本改造的大任，我们应当担负的”。为此，要进行“掀天揭地的世界革命”{13}来实现这一目标。赵世炎则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其实就是社会革命，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鉴于当时的特殊国际环境，他们从全球化的历史眼光看问题，强调“今日之中国问题，并不在于经济组织之衰竭崩颓，而在于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剥削与压迫，欲正理经济者首宜参加扑灭军阀与抵抗帝国主义的革命”{14}。

土家族现代哲学主要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讨论现代社会如何解放的问题。从最高层面看，这一问题是晚清以来士大夫所看到的中国所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涉及到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甚至人心秩序等合法性的再确认。这一问题是由西方发起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逼出来的，并隐含着三个层面的哲学文化选择：从民族历史层面看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单位如何走向独立与富强，并在与国际上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从文化传统层面看是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如何协调，民族性价值理念和相应知识形态如何获得辩护；从个体存在价值层面看是如何维护中国传统终极信念的有效性{15}。

围绕这一问题，朱和中在欧洲担负着组织引导同盟会的重任，并着眼于“中国问题之解决”而翻译孙中山的文献；温朝钟以“亚陆谁识盛顿志”的尖锐形式提出并力求在中国收“北美十三州同时独立”之效；赵世炎提出“中国问题应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来理解”，并强调“理论重实践，空谈觉忸怩”；沈从文则以《“中国往何处去”》为题，把这个问题概括为相应的三个子问题，即“中国有没有前途？如何才是它的出路？如何挽救它的危机？”

三、问题与思潮：土家族现代哲学的形态表征

韦伯认为，“科学的研究领域不以‘事物’的‘实际’联系为依据，而是以‘问题’的‘思想’联系为依据”{16}。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家族哲学的现代转型也应重点表现在其哲学问题与哲学思潮上。

土家族现代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出了某种对近代形上学的拒斥态度，将“玄学”、“宇宙观”放在了次要地位，如土家族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把本体论问题“悬置”起来，或者持一般的反对态度。据1920年8月初《肖旭东给毛泽东的信》记载，向警予和蔡和森等一道，认为：“人生观不必产生于宇宙观，即现在可置宇宙问题于不顾，先行解决人生问题。”赵世炎强调哲学“不是玄学式的神秘，是时代的产物，是经济的变动与革命的必然”{17}。这种认识与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一致。受土家族文化影响、有土家族血统的沈从文则强调：“我最担心的是批评家从我习作中寻找‘人生观’或‘世界观’。”{18} 但是，这并不表明不要哲学，而是要一种新的哲学，因为“一个民族已经那么敝旧了，按照过去的历史而言，则哲学的贫困与营养不足，两件事莫不影响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19}。因为当时的民族斗争“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别的什么，倒是一种哲学，注入于各部门文化工作上，培养另外一种战士，来各自运用自己的心和手，从事一种否定‘迫人疯狂驱人死亡’的活动，创造一些‘使人乐生并各遂其生’的新工作，对人类文化进步作点更新的贡献！”{20} “我们需要的倒是一种‘哲学’，一种表现这个优美理想的人生哲学，用它来做土壤，培植中国的未来。”{21}这样，一种既拒斥传统形上学，又探讨一种新哲学的自觉，就十分鲜明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土家族现代哲学是围绕上述核心问题展开的哲学文化思索，其第一期成果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土家族知识分子在主流思想上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以革命排满相号召，以现代政党组织（成立各种革命组织）为依托，以建立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并依于土家族传统文化中关注下层民众的传统，把革命动力放在了相对下层的民众身上。朱和中等土家族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起之时因坚信“非革命不足以救国救种”的信念，筹组了革命组织“花园山机关”；在革命动力问题上主张“开通士子知识”与“更换新军头脑”，显示出同期革命思想的先进性。在被派往欧洲留学以后，朱和中的现代政党思想、革命动力探寻、种族革命理念更加成熟而丰富，并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温朝钟自从接受了革命思想以后，很快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和革命骨干，他们不仅建立了革命组织“社会”，而且成立了军事组织“铁血英雄会”，开启了他们从社会建设到实行法美共和的思想发展进程。他们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以下层民众为革命动力，不仅以改良风俗为基础进行现代社会的文化重构，而且组织了辛亥武昌起义之前的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革命武装起义，对其坚持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及法美式民主共和的现代理念进行实践，成为辛亥革命前革命力量与革命理论的大检阅，其残部在辛亥革命暴发后则继续完成了他的未竟事业。席正铭则在新式军校确立了自己的革命思想，为了救国救民，他一次又一次地筹组革命组织，始终“抱定三民主义”，以“欲搏自由宁惜死”的革命精神，不断地与时俱进以适应世界潮流。他不仅把奋斗目标锁定在自由、民主、共和、国家统一等当时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上，而且以“应时势之要求”为尺度探讨革命组织问题，并最终奋斗牺牲在军事斗争中；他不仅从大局出发对孙中山革命实践及革命理论提出建议与意见，而且从师法法美的失败中确定师法苏俄的奋斗目标，又一次显示出土家族知识分子对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丰富及与时俱进的思想贡献。

土家族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土家族现代哲学生成的最大成果。赵世炎、向警予、卓炯等土家族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阐释，除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具有在阐释重点上的与时俱进、凸显方法论的实践品格、思想渊源的中西融汇等方面的特征外，又具有自己的各自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向警予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并运用唯物史观解剖了中国妇女问题的性质，以文化尺度解读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时代内涵，多层面阐明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政治性、民族性、阶级性、人类性等实质内容；她还用现代文化对妇女问题进行阐释，从民族解放、劳动解放、人类解放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阐明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实质及历史趋势，指明了中国妇女解放的俄国式道路。赵世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中去”，彰显了他在接受与阐释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实践特征、时代特征及现代性特质；凸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及对列宁主义的策略化解读。卓炯在20世纪30－40年代不仅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民族解放斗争，而且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了当时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论战，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探讨中国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发展规律问题，以世界历史视野思考中国的民主发展和民族解放问题，全面释读三民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显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相应，以万涛等土家族马克思主义者为首，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土家族地区神兵运动的社会理想进行了革命改造，揭示了神兵运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契机。从哲学文化的层面说，神兵运动说明，“在近现代时期开始取得独立的‘世俗哲学’，其特点是，创立和拥护它的完全不是学派中的人物，而是世俗生活中的人物”{22}。在神兵运动发展的近30年历史中，中国国民党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都对神兵运动有极大的关注，并采取了各种争取、改造措施，最后是神兵运动的主体部分转而信仰共产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在20世纪下半叶，土家族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更进一步发展，向达以马克思哲学为指导进行历史学研究；卓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典基者之一；李绍明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成为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大师等，都是值得认真加以关注的土家族现代哲学文化现象。

在20世纪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及思想战线上，活跃着一批有土家族血统、受土家族传统文化影响的革命家、思想家，贺龙、沈从文最为代表。作为个案讨论，沈从文有着对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接受与固守。在沈从文那里，救亡与启蒙是其为民族解放与国家重建的首要目的诉求，尽管他的救亡式启蒙思想面临着双重困境——后现代化国家的思想家在“西化”面前面对的西方文化的人道精神与丛林法则、文明与野蛮并存的矛盾状况，但他以强烈的时代关切承担着一个思想家的时代使命，并且以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尺度来为国家和民族重造献策；在文学与政治之间，他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坚持保守主义的文化理想。研究表明，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思想区别于胡适等其他自由主义而有其独特性，其文化保守主义也与新儒家等诸家有别，而具有依存于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思想特征。由于有启蒙与救亡的目标，使他直接思考“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在古与今、农村与城市、中国与西方、常与变等一系列问题上体现出自己思想的特色。沈从文特别从工具重造的角度，把“工具重造”提到了相当的高度，认为随同社会的改造运动，就应寻找一种新工具。“旧工具难于表现新思想，因之才有‘新文学运动’，所以这件事可以说即‘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运动。”{23}事实上，“民主”与“科学”在当时也都是从“工具重造”、“工具重用”的角度来强调的。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运用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来反思现代，对传统文化的丧失表现出遗憾，特别是感伤于“现代”道德价值的失落，即如“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养成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24}。所以，他总是从传统与现代、从乡村与城市、从土家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两相对待中，又是批判又是重造，以此探索工具重造的意义。

注释：

① 吴柏森：《容美记游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②{12} 湖北省博物馆等编《武昌起义挡案资料选编》（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163页。

③⑤⑥ 彭勃、祝注先编《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15、169、195页。

④ 杨发兴等编《彭秋潭诗注》，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沿河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90印，第136－137页。

⑧ 丘陵等选编《晚秋堂诗词选》，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5页。

⑨ 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

⑩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11} 孙正聿：《哲学的目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13} 《向警予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14}{17} 《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4、93页。

{15}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5页。

{16} 韩水法编《韦伯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18}{20} 《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1、366页。

{19}{23} 《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59页。

{21} 《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2}?眼德?演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页。

{24} 《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家族历史 篇7

一、家族历史作为传播信息内容的表现

信息作为推动人类传播活动顺利进行的中介, 在广义上是指“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它们的运动状态的反映”。[1]而家族历史是一个家族业已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总称, 在传播过程中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载体, 通过接受者的能动性理解来反映事件状态, 并不受时空限制, 在代际交流中实现传递。可见, 家族历史是代际传播过程中的一种信息内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家族历史具有客观性

信息是对事物运动的客观反映。家族历史作为一种信息, 反映的是一个家族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客观历程, 其存在不以传者和受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在代际交流中, 对家族历史的传播就是对已然存在的客观事实的再现。在《客从何处来》中, 每位嘉宾的家族历史都是真实的事件, 是不以嘉宾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家族历史的老辈传播者对事件的讲述, 也只是向作为后辈的嘉宾再现一种客观事实。

(二) 家族历史具有寄载性

信息科学认为, 人类社会的信息活动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讯号来被人们所感知。这些物质讯号以可视、可听、可感的形式存在, 具体载体有文字、图片、影像、建筑物等。家族历史的传播也是依赖这些物质载体来进行的。在《客从何处来》中, 易中天、撒贝宁等嘉宾对家族历史的追溯都是通过文字资料、影像记录等方式进行的。相关家族历史也通过这些物质载体在嘉宾和节目受众面前得到呈现。

(三) 家族历史具有传递性

一般来说, 任何信息都可以不受时空限制, 借助一定的媒介实现信息传递。家族历史虽然反映的是一个家族的演变过程, 却也是一种信息的客观存在。这种信息内容还会因为家族成员的繁衍而丰富和扩充。在代际交流中, 传播者正是通过这种客观存在的信息内容减小或消除信息接受者对家族历史在认知上的不确定性, 从而使内含其中的家庭精神或家族文化实现代代相传。《客从何处来》通过对一段段家族历史的追溯, 不仅为受众呈现名人家族历史真相, 更使受众对特定的时代历史信息有了一定认知, 实现了信息内涵的传递。

二、家族历史出现代际传播障碍的原因

在家族历史的代际传播中, 信息内容多呈现断裂和分散状态。这是因为, “社会信息系统是一个存在着众多可变因素的系统, 参与系统活动的个体或群体是伴随着丰富的精神和心理活动的主体, 这个特点决定社会信息系统比一般物理或生物信息系统更复杂, 更具有不确定性, 也更容易产生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2]这在家族历史的代际传播中也有体现, 具体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来阐述。

首先, 从客观层面来讲, 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 而不断发展与普及的大众传媒也在不停地为人们提供各种讯息, 使得一些新生代越来越疏于进行家庭内部的代际交流, 对于充满陈旧感的历史信息也兴趣寥寥。老辈与后辈作为家族历史的传播者和接受者, 失去了完成信息交流的条件和传播意愿。在《客从何处来》第一季最后一期的视频中, 记者采访路人对家族历史所知甚少的原因, 有人就以“现在节奏多忙啊”作答。可见, 社会的发展不仅对人们的经济状况产生影响, 也影响了人们的人际交往状况。

此外, 信息内容要想在传者和受者之间实现有效传递, 必须具备一定的传播情境和传播条件。在家族历史的传播中, 由于战争、特殊历史事件等不可控因素, 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交流渠道被阻隔, 传播介质被损坏, 传播活动也就难以进行。在《客从何处来》中, 历史学家易中天的家族成员在抗日战争中四处流离, 老辈家族成员散居异乡, 逐渐失去联系, 代际间的信息传播活动无法进行, 整个家族历史由于地域阻隔而不能在后辈中完整传递。而影星陈冲的外公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后, 许多有关外公的历史资料被销匿, 也使这段历史失去了重要的传播介质。

其次, 从主观方面来说, 我国人际交往历来强调“面子”观念, “面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行为选择, 并无所不在地影响着社会交往”。[3]这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注重自身形象, 以获取他人认可的表现。笔者认为, 在家族历史的代际传播中, 亲历痛苦历史的长辈在生活状态得到改善后, 往往不愿向后辈提及过往悲苦, 甚至有意回避, 除了不愿触碰历史伤疤, 也是在后辈面前维护自身“面子”的表现。在《客从何处来》节目中, 主持人阿丘的姨妈对自己“卖身换亲人回国”的历史只字未提, 是阿丘表哥以书信的方式为他揭开了谜团。而阿丘外公外婆当年突然被士兵抓走的原因也因种种不利说辞而一直无人去一探究竟。这其中, “面子心理”是历史真相显现和传播的阻碍之一。

同时, 老辈家族成员对新型传播技术的生疏, 信息掌握内容与后辈存在一定的“知识鸿沟”, 使后辈与长辈的信息交流失去了共通的意义空间, 也是家族历史在代际交流中被湮没的原因之一。现今社会, 在很多后辈与长辈的代际交流中, 日常关心和问候呈减少趋势, 家族历史的叙说与传承也几乎被忽略。在《客从何处来》中, 歌星萧敬腾面对自己对家族故事知之甚少时惭愧地说道, “好像所有的事情, 都被岁月遗忘了”。可见, 长辈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对家族历史有意识地回避和后辈作为信息接受者对家族历史无意识的忽略共同造成了家族历史在代际传播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真空”状态。

三、家族历史实现代际传播的具体措施

家族历史的代际传播是一种文化传承, 其中体现着一定的物质文化内容和精神文化内涵。因此, 促使家族历史完成代际传播也应成为大众传媒的传播任务之一, 而每一个家族成员作为历史内容的延续者, 也应对此有足够的重视。具体说来, 实现家族历史代际传播的措施有:

(一) 大众传媒通过信息“培养”, 引起宏观社会对家族历史代际传播的重视

培养分析理论认为, 大众传媒能够通过不断把同类信息传达到社会的各阶层和各角落来使整个社会在潜移默化的信息“培养”中对某一问题或现象达成“共识”。因此, 针对现今社会对家族历史代际传播的忽略, 大众传媒可以利用自身优势, 通过电视、印刷品、互联网等形式对受众进行相关信息的引导和启示。《客从何处来》作为国内首档明星真人寻根、追溯家族历史的纪录片, 融入了娱乐、怀旧、真人秀等当前社会流行元素, 并通过电视与互联网的同步播放, 使节目能够吸引各年龄段的受众。这种传媒作品能使受众在感官娱乐中激发对自身家族历史的好奇, 引起受众对家族文化的关注, 可以成为各传媒主体进行家族历史信息传播的样本。大众传媒还可通过这种形式的信息“培养”, 适当增加有关家族历史的节目形态, 使各年龄段的受众在媒介接触过程中对家族历史产生共同的情感认知, 从而缩小代际间的距离, 实现家族历史的有效传递。

(二) 鼓励老辈家族成员主动学习新的传播技术, 增加与后辈进行信息交流的机会

家族历史的代际传播一般首先是以家族成员之间的人际传播为基础的。当前, 与传统的以口头、书信为主要途径的人际传播相比, 科技发展已使人际传播出现了间接传播的形式, 如手机、互联网等。其中, “计算机网络催生了网上人际传播这种新型的人际传播方式, 网络直接介入‘交际’领域, 为人类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网上空间”。[4]这给家族历史信息的主要传播者——老辈家族成员提出了一种技术挑战, 使他们在网络传播技术生疏的情况下, 无法融入网络信息空间, 失去了很多代际交流的机会。而像《客从何处来》中收藏家马未都的镆铘岛族人那样, 很多老辈家族成员不仅是历史信息的传播者, 也是家族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在家族历史的代际传播中是具有强大说服力的人群。因此, 应通过媒体宣传, 整合社会资源, 鼓励兴办老年人大学, 为老年人开设网络课程, 为家族历史的老辈传播者提供学习新型传播技术的机会, 使老辈与后辈的代际交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而掌握一定的网络传播技术, 也能使亲历痛苦历史事件的老辈不必通过面对面交流来讲述历史故事, 从而缓解他们的“面子”尴尬心理, 促进信息传播活动的有效进行。

(三) 引导后辈积极参与代际互动, 实现后辈从单一的信息接受者向承担传受二者角色的转变

传播学中的代际互动“是代际双方向对方传递信息符号, 并对对方所传递的信息符号予以解读、反应的过程。它的实质或核心在于代际之间认识、情感、价值观等各种心理活动的相互渗透和整合”。[5]在家族历史的代际传播中, 大众传媒应通过电视网络节目、新闻宣传等方式引导年轻一代尊重长辈、尊重历史, 在历史信息解读中找到代际之间的情感共鸣, 使他们不再作为单一的信息接受者, 也同时作为历史信息的传播者而存在, 参与代际互动, 实现精神文化的传承。正如《客从何处来》中, 阿丘表哥在信中所言, “我们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来, 也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是一家人”。这种对家族历史的追根溯源和代代相传, 是对家族精神文化的一种继承和丰富, 也是大众传媒发挥历史文化传承功能的表现。

四、家族历史实现代际传播的积极意义

在我国, 家庭是国家的基础, 家族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族历史作为体现家族文化的信息内容, 是反映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一个窗口。实现家族历史的代际传播, 不论是对家族还是民族, 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家族历史的代际传播是对家族精神文化的传承和增殖

代际传播是保证家族历史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在传播中, 信息接受者不仅通过传递的讯息对家族历史形成基本认知, 还能结合自身经历, 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整合, 形成自己的文化内涵, 是对家族精神文化的一种丰富和扩展。在《客从何处来》中, 演员钮承泽在探寻家族历史的过程中, 发现自己与外公孔繁锦、父亲钮骅在性格上有相似点, 因此从中作出自我反省。这是通过历史信息对自我作出修正的表现, 也是实现家族历史代际传播的要义之一。因此, 家族历史的代际传播不仅是传承家族文化的途径, 也是通过信息接受者的反馈互动来增殖其文化内涵的方式。

(二) 通过家族历史代际传播, 能够管窥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

在家族历史代际传播中, 传受二者都会结合历史发生情境和当前社会环境进行讯息解读。这种持续的解读和传播正显现了整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状态, 使人能够通过家族历史的代际传承轨迹, 看到社会精神文化的前进历程。正如阿丘所言:“通过寻根, 能够看到一代一代人的追求。这些追求放在一个民族的大背景中, 其实每一笔都精彩, 每一笔都没那么精彩, 但是构成了一个精彩的民族史。看似偶然的家族历史, 构成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必然”。

(三) 家族历史实现代际传播能够促使家族和民族在社会认识上达成稳定“共识”

传播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观点和传递思想。家族历史信息的传播也是为了传递其中的思想意义。这些意义通过代际传播实现了持续的社会交换, 使家族成员之间形成了大体一致的事物评判标准, 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和谐。而家族作为民族的基础, 其思想意义的代代相传也会使整个民族的文化认知和行为判断形成共通的基准, 社会生活便能实现协调发展。因此, 完成家族历史的代际传播, 对民族“共识”的构建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罗时进.信息学概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8:6.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1.

[3]赵卓嘉.面子理论研究述评[J].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18 (5) :128.

[4]薛可, 余明阳.人际传播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483.

家族历史 篇8

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年度音乐盛会, 奥地利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于每年元旦在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大厦的主音乐厅金色大厅如期举行。演奏的曲目大都是施特劳斯家族的奥地利轻音乐作品。由维也纳爱乐乐团与全球最杰出的指挥家合作演出。

其中《拉德斯基进行曲》 (Radetzky—Marsch) 、《美丽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An der schoenen blauen Donau, Walzer) 、歌剧《蝙蝠》 (Die Fledermaus) 序曲等作品都是我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音乐会保留曲目。

一、奥地利轻音乐的诞生及发展历程:

1823年, 奥地利维也纳两位年仅十三四岁的乐手, 约瑟夫·兰纳和老约翰·施特劳斯 (Johann Strauss Vater) 和组建了一个“四重奏乐队”。他们共同创作舞曲, 为维也纳的皇宫、娱乐场、公园的舞会伴奏。

兰纳的作品有200余首, 其中100首以上是圆舞曲。其著名作品有《佩斯特圆舞曲》、《美泉宫人》等。

1825年老约翰·施特劳斯离开兰纳组建了自己的乐队。从那时起, 维也纳的舞迷们就逐渐分成了兰纳派和施特劳斯派。两派在竞争中创作和演奏了大量优秀的舞曲作品。

老约翰·施特劳斯1825年11月21日在《维也纳报》上出版了他的首部作品《F大调七首圆舞曲》。随后的《维也纳狂欢节圆舞曲》、《鸽子圆舞曲》等作品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带领乐队在欧洲各地旅行演奏, 1837年-1838年在巴黎的演出受到市民的格外欢迎, 当时在巴黎的大音乐家柏辽兹、梅耶贝尔、帕格尼尼等都很称赞他的音乐。1849年老约翰·施特劳斯从伦敦演出返回维也纳后由于旅途疲劳、心力交瘁不幸感染了猩红热, 45岁就英年早逝了。他一生创作了150首圆舞曲、14首波尔卡、28首加洛普舞曲、35首卡得累尔舞曲和19首进行曲。被誉为“圆舞曲之父”。

老约翰·施特劳斯坚决反对他的五个孩子从事音乐创作这一充满艰辛的工作, 但是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和从小的耳濡目染, 使他的三个儿子约翰·施特劳斯、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都成了著名的音乐家。

长子约翰·施特劳斯 (Johann Strauss son, ) , 19岁就组建了自己的乐团, 1844年10月15日,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乐团在多姆迈尔游乐场举行首场演出, 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他所创作的《心灵的诗篇圆舞曲》在观众的强烈欢呼下, 连续演奏了五次。维也纳杂志《幽默家》的报导用寥寥数语道破了维也纳人共同的心声“好好休息吧, 兰纳!晚上好, 老约翰·施特劳斯!早上好, 年轻的约翰·施特劳斯。”

约翰·施特劳斯在借鉴父亲和兰纳创作风格的基础上开创了个人的鲜明风格, 他的作品旋律典雅华丽、优美流畅、节奏明快而富有动力、配器简明而色彩丰富。他创作了《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春之声圆舞曲》《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等168首圆舞曲, 《雷鸣电闪波尔卡》、《闲聊波尔卡》《安娜波尔卡》等117首波尔卡, 100余首民间舞曲、40余首进行曲。17部轻歌剧。被誉为“圆舞曲之王”、“轻歌剧之王”。

1853年, 约翰·施特劳斯身染重疾, 其弟约瑟夫·施特劳斯 (Joseph Strauss) , 这位已经颇有成就的建筑工程师, 转而投身音乐事业。创作了《奥地利的村燕圆舞曲》、《动力圆舞曲》、《女人的心玛祖卡》、《饶舌波尔卡》以及与约翰·施特劳斯共同创作的《拨弦波尔卡》等。在他短短17年的音乐生涯中作品达二百八十三首之多。其作品充满了纤细、严谨、沉郁、忧伤的情调, 被誉为:“圆舞曲的舒伯特”。

1855年2月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幼子爱德华·施特劳斯首次登台亮相。在苏菲游泳馆舞厅演出的圆舞曲《嘲讽》中担任首席竖琴手。直到1860年的狂欢节, 爱德华才首次作为作曲家和指挥家登台演出。作为作曲家他的作品往往被两位兄长的锋芒所掩盖。他擅长创作快速波尔卡, 《火车来了》是他的代表作品。他继承了老约翰·施特劳斯擅长的指挥大型乐队的能力。他和两位哥哥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施特劳斯共同努力, 为奥地利轻音乐的产生、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899年和1901年两次带家族乐团赴北美巡回演出后, 爱德华解散了家族乐团。

二、奥地利轻音乐的风格特征:

1.19世纪下半叶, 欧洲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高涨, 奥地利轻音乐的很多作品都以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创作背景, 与当时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仿佛是一部欧洲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音乐编年史。

十九世纪下半叶, 奥地利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奥地利的失败而告终。悲伤、沉闷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奥地利。

此时, 维也纳男声合唱团的经理约翰·赫贝克委托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一首象征维也纳独特气质, 展现维也纳城市魅力的合唱作品。德国诗人卡尔贝克的诗集《宁静之歌》中有一首名为《在多瑙河畔》的诗, 美妙的诗句启发了约翰·施特劳斯, 他创作了以《美丽的蓝色多瑙河》为标题的圆舞曲。由合唱团团员约瑟夫·魏尔填词。1867年2月15日由维也纳男声团首演。同年3月10日, 约翰·施特劳斯将其改编为管弦乐曲, 很快风靡欧美各国, 被誉为奥地利的“第二国歌”。

《拉德斯基进行曲Radetzky—Marsch》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代表作, 创作于1848年, 这首曲子是老约翰·施特劳斯题献给拉德斯基将军的。约瑟夫·冯·拉德斯基是奥地利的一位伯爵, 他积极维护奥地利帝国的殖民统治。1848年, 他率领军队侵略意大利, 镇压了伦巴底起义。军队开进意大利米兰后, 在维也纳人庆祝胜利的晚会上, 老约翰·施特劳斯为之演奏了《拉德斯基进行曲》。因此, 这首进行曲事实上是一首侵略者的颂歌。尽管如此, 《拉德斯基进行曲》还是以其朗朗上口的旋律和令人振奋的激昂情绪征服了广大听众。被后人幽默的称为“为坏事而作的好进行曲”。

2. 奥地利轻音乐的很多作品取材于奥地利的自然风光和人们的现实生活, 和奥地利民间音乐、维也纳城市音乐有着血肉联系。保存了奥地利民间音乐的纯朴和朝气, 同时又兼备了维也纳城市音乐的情感和魅力, 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由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68年6月。乐曲以维也纳近郊的森林为背景, 描绘出宁静、祥和的乡村情景。乐曲在序曲和第二圆舞曲主题部分运用了奥地利民间连德勒舞曲的音乐元素。序曲第三段奥地利民间乐器齐特琴的独奏使乐曲的民族色彩更为浓郁。轻快婉转的旋律生动的刻画出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 宛如林中小鸟的啼鸣, 使人仿佛置身于一场欢乐的林间舞会。

《奥地利的村燕》是一部以阿尔卑斯山的景色为背景的爱情长篇小说。约瑟夫·施特劳斯从小说中获得启发, 创作了《奥地利的村燕圆舞曲》。作品当中大量运用了阿尔卑斯地区民间连德勒舞曲的音调。此外这部作品最具民间特色的地方是引子和第四圆舞曲当中的旋律酷似阿尔卑斯山村民中流传的约得尔调。约得尔调是运用真嗓和假嗓频繁交替形成的一种民间唱法。约瑟夫将作品题献给同名小说的作者西尔伯施泰因。不仅小说在当时十分畅销, 圆舞曲也以其清新明快的旋律迅速风靡维也纳。

3. 奥地利轻音乐将流行与高雅、娱乐与艺术完美地融为一体, 作品中充满了欢快、热情、乐观、诙谐的情绪, 是古典音乐当中雅俗共赏的典范。

《蝙蝠Die Fledermaus》是约翰·施特劳斯轻歌剧的代表作品, 是引领维也纳轻歌剧创作进入黄金时期的巅峰之作。《蝙蝠》是一部宜雅宜俗的杰作, 剧情描写了一场化妆舞会前后发生的一系列喜剧故事。圆舞曲、波尔卡舞曲、恰尔达什舞曲、塔兰泰拉舞曲……整部作品充满了丰富和令人陶醉的悦耳声调。他的伟大之处在于, 将咖啡馆的气氛与大剧院的气氛结合的天衣无缝, 《蝙蝠》打破了轻歌剧很少在国家歌剧院上演的惯例, 它已经成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年度压轴大戏, 在每年的除夕和元旦连续上演四场。在《蝙蝠》优美轻松的旋律中等待新年钟声的到来, 成为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维也纳人的新民俗。

《闲聊波尔卡》创作于1858年, 当时约翰·施特劳斯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近郊的巴浦洛夫斯克指挥音乐会, 在这里他常常看到一些妇女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约翰·施特劳斯用妇女们交头接耳时发出的“特里茨—特拉茨” (中文:叽叽喳喳) 的声音为曲名写了一首波尔卡。作品较多地运用了大跳音程、顿音奏法、连续出现的十六分音符、不断向上级进的旋律、突弱突强的力度变化等音乐元素, 将妇女们喋喋不休闲聊时的状态描绘得生动、传神, 幽默、风趣地讽刺了这一现象。后来填词改变为合唱作品。成为维也纳童声 (男童) 合唱团的保留曲目。

三、施特劳斯家族对奥地利轻音乐发展的历史贡献:

1. 经过几代音乐家千余首作品的创作, 将单纯用于舞会伴奏的圆舞曲、波尔卡等流行舞曲音乐发展为交响音乐会曲目。特别是在圆舞曲创作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老约翰·施特劳斯与兰纳共同奠定了维也纳圆舞曲的基础, 确立了维也纳圆舞曲的体裁形式。他的三个儿子尤其是长子约翰·施特劳斯的创作使圆舞曲得以成熟和完善。使其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奇葩。

作品旋律优美、流畅, 色彩丰富, 节奏鲜明, 整体风格乐观向上, 辉煌华丽。

2. 使轻歌剧这一音乐戏剧体裁得以最大限度地发展, 维也纳轻歌剧以其较高的艺术价值在这一体裁领域独树一帜。

轻歌剧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法国, 随后流传至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英国、美国、前苏联等国家。并迅速风靡于欧美的市民阶层。1872年, 约翰?施特劳斯受轻歌剧作曲家奥芬巴赫的影响感觉到舞曲音乐的局限性, 逐渐将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轻歌剧。创作了《蝙蝠》、《吉卜赛男爵》、《罗马狂欢节》等十七部轻歌剧。尽管这些作品的脚本往往是戏剧方面的平庸之作, 但具有天才般创造力的约翰·施特劳斯赋予他们丰富多彩的旋律, 对于欧洲轻歌剧的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3. 施特劳斯家族为奥地利轻音乐的产生、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成为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年度音乐盛会。这一传统使奥地利轻音乐不仅风靡全欧, 而且获得了全世界的赞誉。对全世界的音乐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十九世纪奥地利轻音乐在欧美各国悄然兴起, 其作品风格既保存了奥地利民间音乐的质朴传统又兼备了城市音乐的丰富情感。维也纳著名的音乐世家施特劳斯家族, 经过几代音乐家千余首作品的创作, 将流行舞曲音乐逐渐发展为雅俗共赏的音乐会曲目, 使圆舞曲、波尔卡、轻歌剧等音乐体裁得以成熟和完善, 使奥地利轻音乐风靡了一个多世纪, 并成为永恒的经典。

关键词：约翰施特劳斯,奥地利轻音乐,创作历程,风格特征,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陈本谦.外国著名轻歌剧选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2]管谨义.欧洲著名音乐家评传.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0.

[3]尚家骧.欧洲声乐发展史.华乐出版社, 2003.

[4]周小静.西洋歌剧简史与名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5][美]房龙.音乐的故事.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3.

[6]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

[7][德]诺伯特·林克.约翰·施特劳斯.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6.

家族历史 篇9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与厚重历史是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村落是我国数千年农耕文化的结晶,能较完整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民俗风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既包括村落的规划、各类建筑、桥梁、庙宇、名木古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蕴含各类民风习俗、传统节日、民间信仰、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是了解中国历史、各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古村落是富于变化和独具特色的。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个性,或风光旖旎、亲近自然,或民风淳朴、民俗丰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在全国各地的迅速推进,一些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景观审美价值的古村落在这种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面临着尴尬的局面,新农村建设既为古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带来严峻的挑战。

主要表现在古村落保护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不强,安全隐患较多,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建设性破坏的状况较为严重,以及保护经费严重不足等等。

本文以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耶镇青龙村半边街风貌设计为例,针对古村落保护存在的问题,从用地布局、道路建设、建筑改造及风貌控制、绿化控制、生态环境保护、景观整治等方面综合考虑,为古村落保护及村镇建设提供一种可能的、生态的、特色的发展模式。

一、现状分析

石耶镇青龙村半边街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的秀山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青龙村地处低山丘陵地带,地势起伏较大,沙刀湾河静静流淌,与半边街的建筑、街道、河堤、山脉,形成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青龙村半边街周边环境优美,山体绵延,植被丰富且保存完整,河流曲折清澈,农田散布于两岸,成排的柿子、柚子等果树沿乡村道路两侧延伸。这些山体、小河、农田、果树、庄稼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

半边街老区的建筑基本上保持传统的渝东南民居建筑风格,主要建筑材料是石料和木材,另外还有少数两层砖混结构建筑;新区为现代建筑,层数多为二层,屋面材料为琉璃瓦或青瓦,墙面为各色面砖贴面。

二、SWOT分析

(一)优势

1. 区位优势

青龙村距县城16km,距石耶镇约2.5km,青龙村半边街在梅江河、沙刀湾河交汇处,紧临319国道,区位优势明显。

2. 自然及生态环境优势

青龙村地处低山丘陵地带,地势起伏较大,多梯田、梯土,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其浓郁的乡村气息、优美的田园风光成为天然景观。

3. 历史文化优势

青龙村厚重的历史文化,独特的自然风貌,保存较好的建筑景观,决定青龙村半边街在该区域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价值。

(二)劣势

由于社会发展及近些年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认识不足,使得半边街从整体景观到单体建筑都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1. 消防隐患致使半边街建筑大量减少,由于火灾因素,许多优秀建筑遭受损失,损失达30%。

2. 新区建设的扩张、随意和破坏性,以及放任自流的状态,使历史遗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传统建筑得不到及时的维护,自发改造得不到科学的指导,半边街建筑特色在逐渐泯灭。

3. 半边街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整个半边街的道路只有部分破损的石板路,其余均为泥石路,交通不便,各种管线混乱不堪,其中电线引发火灾占很大比例,没有公厕和垃圾收集工具等。

4. 由于设施不配套,乱倒垃圾,致使梅江河和沙刀湾河两岸受到污染。

(三)机遇

1. 旅游产业的机遇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内旅游者消费能力和层次有很大提高,青龙村乡村旅游资源丰富,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在休闲游、生态游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发展乡村旅游恰逢其时。

2. 新农村建设的机遇

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扎扎实实规划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这个大背景下,对保护青龙村传统建筑,改善青龙村的经济状况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四)威胁

主要是整治所需资金问题难以解决,如何在符合生态要求的前提下运用政府调控机制,整合各种资金,调动村民积极性,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规划设计定位与风貌分析

(一)风貌分析

半边街按自然要素分为临水风貌型,按经济要素分为服务型,按人文要素分为新旧融合风貌。

规划区内建筑临水而建,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条件,街道边渝东南民居建筑保存完整,沙刀湾河清澈见底,河岸两侧农田掩映于树丛,缕缕清烟弥散田间地头。

(二)设计定位

根据特定的环境,半边街建筑风貌由两部分组成,即老街的传统民居保留区和河道南侧的农村建房新区;重点协调好新旧建筑风格、特色,从民居中提取符号用于新建建筑外观立面上,使新旧建筑一脉相传。

四、村庄建设规划

(一)规划布局

半边街以沙刀湾河为界,分为两个大功能区,即传统老街区和新街区。

1. 传统街区

维持现有格局,保留老街生态和建筑原风貌,对街道、滩涂、溪河进行综合治理,完善功能设施,构筑环行道路,处理传统民居与新建建筑关系,使之相互协调。该区域分为公共服务区、居住区、滨河休闲区、农田区四个部分。

公共服务区:位于规划老区西侧入口,是进入半边街老街的形象入口,配置停车场、公交站、商业等设施。

居住区:依托现有民居建筑,改造居住环境,结合建筑布局,利用临半边街建筑配置商业设施。居住区的环境营造尤为重要,主要围绕农村特色进行,院落可根据季节变换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对于开敞空间,可运用一些乡土的石材、木材以及其他本土材料,搭建特色的廊架,种植攀援植物,如金银花、爬山虎、葡萄等。

滨河休闲区:利用现有滨河景观带结合码头、滩涂、堤岸打造休闲空间。以保持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为主,主要在河畔,有一些水田、竹林等,保留这些自然风光,在沿河布置一些可达性较强的步行小道,让平日里人们可以休闲、散步等。

农田区:规范农田种植,构筑田园风光。保留这一区域大量的水田,保持原生态的路网,不破坏其本身的田园风味。

2. 新街区

建设农民新村,规范村庄建设,完善社区功能,打造新农村风貌,该区域分为公共服务区、居住区、滨河休闲区、农田区、教育区五个部分。

居住区:根据自然地形,结合现有分布建筑,对建筑空间进行梳理,横向延伸建设新区,建筑楼层按二层修建。风格为传统风格,取部分现代建筑符号相结合,形成清爽、明朗、简洁的建筑特色。

公共服务区和教育区:依托现有小学建设村级公共活动区,按村级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配套。

滨河休闲区:利用沙刀湾河沿线滩涂、自然护堤建设休闲区与老区滨河休闲区。

农田区:将周围田园风光、重要节点、边缘及视线通廊作为景观设计的重要内容。根据不同季节,规范种植特色农作物、经济作物,如优质蔬菜、瓜果、油菜、水稻等,形成绿色的边缘风光。

(二)道路交通规划

319国道为该区域对外交通干线;村庄主干道结合地形和现状拓宽至7米(路面为水泥路面),作为连接老区和新区的主要联系道路;区域内建设环行道路交通系统(宽度4米),以解决区域内行车和消防需要;步行系统遵照现有便道结合各功能区、建筑的分布灵活布置,形成休闲、滨河、入户、生产四个步行系统。

在319国道边设置公交站,结合功能布局设置三处停车场。

(三)绿化景观设计

本次规划围绕乡村意境营造,通过宅旁绿地的绿化建设及庭院绿化形成一个“面”,与干路、道路的“线”以及驳岸相融合的“点”,实现点上成景、线上成荫、面上成林的绿地系统,变单纯的景观绿地为融绿地于生活之中。

同时,结合产业经济、乡村风貌、空间布局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将半边街景观元素分解为:廊道景观(道路、水系)、边缘景观(路缘、水缘、田缘)、节点景观(交通型节点、游憩节点、聚落型节点、生态型节点)、庭院景观。

廊道景观:主要功能是组织交通,关注道路两侧的绿植,可以起到隔离污染、生态通道、景观引导、景观塑造等作用,力求自然,与自然环境相协调,避免城市化趋向。以乡土性、适应性和功能性作为植物种类选择的依据。河流廊道是半边街重要的生态要素和游憩要素,具有生物通道、生物栖息地、生态过滤、农业灌溉和防洪排涝功能。整治河流,提高水质质量,强化水体自净功能,增加水体的观感。

边缘景观:是两种景观的交叉或过渡地带,具有丰富的景观信息,也是最易引起人们关注的空间,同时是环境保护和创造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在乡村景观中具有清晰的景观边缘,这些景观边缘主要有田缘、路缘和水缘三类。

节点景观:是乡村景观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精华所在。将主要入口、公共场所等作为环境的重点对象、景观节点,供居民休闲、集会,体现特色风貌。根据其场地特征和景观功能,主要分为4类:交通型节点、游憩型节点、聚落型节点和生态型节点。

庭院景观:本次规划注重对农田、山体的保护。农田和山体构成规划区外的开放空间,它们是连续的;居住区内开放的空间和庭院绿地构成社区内的开放空间,它们是不连续的。利用宅前屋后的闲置地块,将两个空间联系起来,以方便居民就近利用。设置简单的游憩设施、健身器材。庭院绿化的植物配置选择乡土树种,对原有较好植被进行保护,突出地方植被的特点和经济树种的优良价值,注重生态效应、景观效果和经济效应,尽量在不破坏原有植被的基础上达到良好的景观效果。将石耶镇盛产的果树(梨树、桃树等)和经济植物(蕃茄、南瓜等)纳入到整个新村生态绿化系统中;庭院内种植高经济植物为主(如:银杏、枣树、花椒等),既美化环境又可为农民创收;进行山墙,屋顶立体绿化,以保温隔热,降低能耗。入户道路、庭院内主要采用本地出产的石材铺装;选用当地的生产、生活用品营造新村特色景观,给新农村留下历史记忆与参照,并作为乡风民俗的实物教材。

(四)建筑风貌设计

1. 空间形态

老区建筑以一层穿斗结构建筑为主,临沙刀湾河为半开放式空间形态,体现建筑与人居环境的亲水性,内部建筑构筑成围合形态,体现和谐之趣,两者间通过步行小道形成缓冲空间,以适应街景空间层次的变化;新区采用街、院的组织模式,布局相对规则,建筑坐南朝北,以两层建筑为主,充分展示新农村建设风貌。

2. 公共开敞空间

利用各类广场、景观节点、稻田、滨河休闲带形成公共开敞空间,覆盖整个区域,各级别、各层次的开放空间联为一体,同时展现在街道空间上,建立起主要公共空间及标志点。

3. 建筑风格

总体建筑以民居为主,传统街区严格按渝东南民居风格控制;新区结合当地文化风俗,屋顶为坡屋顶,屋面材料采用小青瓦;从民居中提炼出传统建筑符号用于建筑造型中;墙面以白、蓝、灰浅色调为主,墙角可采用本地出产的青石装饰;门窗以仿古门窗为主,采用其它形式门窗的应选用褐色窗框。

对与风貌差异较大的建筑近期通过绿化、附属建筑遮掩,远期通过立面整改彻底解决。在改造前应充分征求群众意见,防止大拆大建,对有保留价值的建筑予以保留,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要充分考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减少农民负担。建筑立面上的装饰物,如招牌、灯具等应选用与建筑相协调的样式和色彩。

五、结语

通过对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耶镇青龙村半边街风貌规划的实践和思考,我们明白,古村落的朴素、自然、原生态,以及一直以来传承的建筑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等,是我们规划设计中应该保护和借鉴的,而只有自然和环境和谐相处才能焕发出古村落的持久生命力。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增强古村落保护工作的危机感和责任感,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好这些文化遗存和文化传统,同时怎样利用好这些资源,改善本地村民生产生活,发展地区经济,走出一条既保护古村落、又充分建设好新农村的和谐发展之路,才是最重要的。

摘要：本文通过对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耶镇青龙村半边街风貌设计,探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传统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规划和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仇保兴.生态文明时代乡村建设的基本对策.城市规划. 2008/4

[2].新农村建设与古村落保护.中国旅游报.2007/7

[3].朱建达房俊辉杨俊宇.龙亢农场新农村发展规划探悉.小城镇建设.2008/5

联想:做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 篇10

西方职业经理人的提法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它要求经理人要有职业素质、能力、修养和敬业精神, 同时要求企业提供满意的条件, 否则, 就会跳槽。联想希望最高管理层要把企业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 在企业利益第一的情况下, 管理者得到利益。企业的事业得不到发展, 管理者不谋求自己的利益, 这样的人才能拼命把企业做好, 才不会有短期利益行为。

企业一把手的选择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在联想, 即使是“空降”的领军人物也要认同企业的理念和文化, 要跟企业磨合较长时间, 得到企业的认可。

我们希望通过机制的保证, 文化的保证, 管理的保证, 让我们的事业能够承接下去。原来联想属于国有企业, 对联想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后, 实现了股权多元化, 同时也给予了创业者和管理者一定的股份。现在, 在一线工作的都是联想年轻的一辈在做, 做得非常成功, 跟我一起创业的十几个人都是搞技术出身, 知识面不够宽。如果还做下去的话, 肯定做不到现在这么好。我们之所以愿意退, 同时也是看到年轻人完全有接班的能力。今天, 退下来的创业者都很高兴, 生活得很愉快, 原因是年轻人上去以后, 他们的利益有保证, 所以, 机制的保证非常关键。

在管理理论上, 联想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三要素”, 包括建班子、定战略和带队伍。关于定战略, 需要考虑:愿景、目标、路线, 路线又包括了步骤、人与组织, 考核激励调整。

我最想谈的是路线。路线确实非常重要。比如像贸工技实际上就是联想的一个路线。联想创立不久, 我当时到深圳去过, 深圳当时很多公司是拿着钱开工厂卖东西, 先学会卖东西, 市场是什么, 然后再办一个自己品牌的公司。

企业走的路线对企业战略能不能实现非常关键。比如我们的两间投资公司, 都把为被投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看成突出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路线, 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长处。第一, 我们会选择最合适的人, 是因为我们干过, 我们懂。第二, 我们有企业从小到大的成长经验, 而且总结过, 我们能帮助企业。在选的时候, 特别注意了“事为先、人为重”。投资的事不先看事行吗, 肯定先看行业, 看事看现金流, 看完了最后成败, 真成和不成, 在于被投企业的班子, 这实际上是最后的关键。最后我想说明, 现在我讲的战略实际上是制定和执行合在了一起。在制定战略的时候, 一定要把执行的因素考虑进去, 这样制定的战略才是真正能够实现的战略。

关于带队伍, 战略制定以后, 能够执行成功, 主要的关键因素就是队伍。带队伍的实质是三件事, 第一, 让战士爱打仗, 第二, 让战士会打仗, 第三、作战有序。

爱打仗就是爱我们的公司, 爱我们的工作, 喜欢干活, 觉得工作起来愉快;第二, 会打仗, 会打仗就是讲求目的和方法论;第三, 作战有序, 具体内容就是怎么样用物质和精神来激励, 如何培养人, 选拔人, 如何根据具体情况来建立组织架构。在这中间, 文化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建班子, 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有一个好的班子, 有好班子必有好战略, 有好班子必有好队伍, 必有好文化。为什么我没说, 有好班子才能有好战略, 才能有好文化呢?那不一定, 有的公司领导人特强, 这个班子特弱, 但是依然有好战略, 依然有好文化, 这完全是可能的, 但是很少, 联想没走这条路。

建班子的根本目的是三件事:第一是群策群力, 必须得有一群有能力的人在一起来研究战略到底行不行。

第二, 为什么要有一个班子来解决呢?是因为制定了方法以后, 得要人去执行, 如果那些执行的人是班子里的成员, 执行必然得力, 班子的威信必然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