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理论（精选12篇）
增长极理论 篇1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涵
(一) 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哈罗德、多马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 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 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增长问题, 但其主要还是在资本系数不变的基础上, 强调经济增长理想状态实现的困难性, 即所谓“刃锋”上的均衡增长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 以索洛-斯旺模型 (1956) 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 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 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 索洛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 (劳动和物质资本) 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 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 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难发现, 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 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 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避免“不愉快的结果”, 阿罗、宇泽弘文和谢辛斯基等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的研究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 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 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 (或劳动力) 的自然增长率, 因此, 这些模型仍没有最终解决“索洛剩余”问题, 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索洛剩余”又称, 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分开, 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 即
式中, ΔY是产出增长率, ΔK是资本存量增长率, 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 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 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问题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理解:假设有间制鞋厂在1990年正式成立, 厂长投资2万元用于购买设备, 并雇佣了10名员工。此时, 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出2双鞋。在10年之后, 原设备报废并且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先进有便宜的设备, 于是制鞋厂还是投资2万元购买新设备并仍然雇佣原来的10名员工。此时, 因为员工们经过10年的工作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 所以生产效率是每小时5双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时多生产3双鞋, 虽然这个制鞋厂的员工数量不变, 资本投入仍是2万元, 但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种生产率难以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 因此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厂的发展过程表: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 通过发掘斯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 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 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二) 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涵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需要解释 (积累的生产要素) 收益递减不会发生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 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 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源泉与动力。如罗默 (1986) 认为, 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防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 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 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 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 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 (1988) 则认为, 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 (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具有核心作用, 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 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产生贡献, 从而使生产呈现规模递增收益, 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 并且是“内生的”, 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 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的, 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如卢卡斯 (1988) 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 (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 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罗默模型 (1990) 中, 知识或技术进步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罗默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 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 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这种技术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 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 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 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总之,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如罗默 (1986) 、卢卡斯 (1988) 认为, 无意识的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理解增长的钥匙在于知识的“连续增进”。罗默 (1990) 、塞格斯特罗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则认为, 源于有意识的投资、创新和发明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 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 则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 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 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 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二、中国目前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现状
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该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 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 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 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一) 技术创新的多部门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 最终产品并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中间产品生产的, 而是由很多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的。比如说, 汽车是由轮胎、钢铁、窗口、电灯泡、传感器、电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清楚地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必须把中间产品的多样化考虑在内。具体说, 新技术在经济中并不是瞬间实施的, 而是逐渐扩散的, 其中一个部门往往从研发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验中获得思路。这一过程已经被一些学者, 例如罗森堡等进行了描述, 如美国机床技术的扩散。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 以及R&D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和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硅谷原指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他克拉克县。现在硅谷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基地, 微电子工业基地, 高技术集中区的代名词。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王国, 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建厂, 各厂之间的最新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 同时各厂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关系, 所以形成良性的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
(二) 资本积累
技术创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 或是物质资本, 或人力资本。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 比如, 德朗和萨默斯曾指出, 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 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 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很快。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中的研发部门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 不仅使用许多物质资本, 如计算机、精密仪器以及其他的实验设备, 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积累了许多人力资源, 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资本包括进来之所以重要, 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实际, 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系列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提出的挑战。从长期看, 增长率将会同时受到从事研发的激励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激励的共同影响。
(三) 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
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创新网络构成以及制度环境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 有理由预期, 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模式应当会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目前的分类, 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产业, 共21个细分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虽然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 但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决定了它们都高度依赖技术创新, 为了判断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 对内部研发与外购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策略所作的选择, 我们首先按产业大类逐年计算了上述五项不同的技术创新支出占技术创新总支出的比重。我们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从中可以看出, 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 同时运用了内部研发和外购两种策略, 但技术外购的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内部研发。以医药制造业为例, 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只占27.18%, 而两类技术外购的直接经费支出则占了71.08%。这说明, 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策略是以外购为主的。在具体外购策略的选择上, 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之外, 其他产业中的企业对以购买新设备这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技术外购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术外购, 而在正式的技术外购中, 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又远远超出了对国内技术的购买,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所占的比重最低仅为0.24%。消化吸收作为外购策略的一种延伸其经费支出额度相对也很低。
三、完善我国资本积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一) 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提高积累的质量
当前, 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居民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在满足目前的消费水平条件下, 尽量提高积累水平, 保持高积累率, 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 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同时, 应通过建立遗产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形式, 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 扶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 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 应进一步处理好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 (集体) 、个人之间的均衡分布关系, 保证生产与生活消费的协调健康发展, 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资本积累质量。此外, 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 为公众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环境。
(二)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 应大力培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 通过培育高质适量的中小银行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 同时, 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防止国有银行的信贷投向过度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 只要贷款符合“三性”原则, 应消除所有制偏向, 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信贷市场。其次, 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加快金融市场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 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场的同时, 应尽早培育二板市场, 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场所, 在一手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同时, 另一手则抓好金融秩序与风险的监管, 保障资本积累向资本运用的投融资转化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 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消除现行投融资的“所有制歧视”现象
政府应对过时的投融资法规加以修改, 进一步改善私人投融资环境和条件, 在投融资过程中, 应给予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同的国民待遇, 减少行政干预, 降低投融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 为各类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宽松的投融资体制与环境, 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真正体现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 从根本上提高投资效率, 促进经济增长, 资本的运用应充分遵循资本规律, 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
(四)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 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
国有企业的改革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 明确产权, 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 培育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家, 通过多种实现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改造, 在技术、产品、管理等多方面着力进行改革。对必须由国家控制的重点行业和企业加以重点扶持, 对可以由市场主体经营的国有企业可通过拍卖、改组、改造的方式逐步推向市场, 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 同时解决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总之,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 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只有妥善解决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才能进一步提高资本运用效率, 促进资本形成与经济的互动发展。
摘要：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 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 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学说。毫无疑问, 技术的扩散和学习以及资本的引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梳理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之后, 着重从内生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角度讨论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刘剑, 胡跃红.财政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J].2004, (5) :64-70.
[2]韩立杰, 于海滨, 刘喜波.基于索洛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2007, (3) :62-64.
[3][英]A.P.瑟尔沃.增长与发展 (第六版)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4]刘炳瑛.资本论体系与实践意义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5]武剑.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6]赵昕东.2001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与2002年预测.200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7]李子彪, 胡宝民, 于建朝.一种索洛余值法的扩展应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 (5) :158-160.
[8]蔺征.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五邑大学学报, 2003, (4) :69-73.
增长极理论 篇2
“精明增长”的产生的背景——城市蔓延的产生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郊区化出现了新的趋势：不仅仅是居住区，新的工厂区、办公园区也纷纷向郊区迁移。人口和就业岗位郊迁、中心区衰退、城市用地不断扩张„„，城市地区增长的无限制低密度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这种失控的城市化地区不断蔓延的现象，被称为“城市蔓延”（Urban Sprawl）。城市蔓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郊区化的概念，它是“郊区化的特别形式，包括以极低的人口密度向现有城市化地区的边缘扩展，占用过去从未开发过的土地。城市蔓延损害了环境、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利益。首先，城市生活环境品质下降。城市蔓延使城市绿色空间减少、环境不断恶化。其次，分散在郊区的各类社区中存在着居住的多样性和隔离性，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离异。另外，城市财政萎靡、内城投资减少。开发新区的优势本来在于投资相对较少，但是据马里兰州一项研究表明，从现在至2020年，与更为集中的城市发展相比，蔓延将使居民在城市建设上付出更大的代价。美国城市的发展目前正误入迷途。许多人都在反思，这种无计划蔓延的发展方式亟需改变，应该寻求一种更合理、有效的发展方式。
“精明增长”概念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人意识到“郊区化”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低密度的城市无序蔓延，人口涌向郊区建房，“吃”掉大量农田，城市越“跑”越远，导致能耗过多、上班路程太长等城市病接踵而来。Burchell等将“城市蔓延”总结为以下8方面：低密度的土地开发；空间分离、单一功能的土地利用；“蛙跳式”或零散的扩展形态；带状商业开发；依赖小汽车交通的土地开发；牺牲城市中心的发展而进行城市边缘地区的开发；就业岗位分散；农业用地和开敞空间消失。而欧洲的“紧凑发展”却令许多历史城镇保持了紧凑而高密度的形态，并被普遍认为是居住和工作的理想环境。美国人因此取法欧洲，提出了“精明增长”概念。初衷是建立一种使州政府能够指导城市开发的手段，并使政府财政支出对城市发展产生正面影响。之后，精明增长作为一种城市发展模式，逐步在全国发展起来，并得到公众的认可。它的对象是城乡政府。当时,“政府应向企业学习效率”、“政府功能商办”、“精简政府”和“职责下放”等政治理念开始出台。城乡政府从上层政府拿得的补贴越来越少,由上层压下来的任务越来越多。那时,土地开发是城乡政府生财之道,但环保势力对土地开发却决不妥协。在这种情况下,“精明增长”理论为政府创造出一个既能满足开发利益,又能满足环保良心的局面,做到了两全其美。
“精明增长”的核心内容和主要原则
2000年，美国规划师协会（APA）联合60家公共团体组成了“美国精明增长联盟”。2003年，美国规划师协会在丹佛召开规划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用精明增长来解决城市蔓延问题。确定精明增长的核心内容是：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重新开发废弃、污染工业用地，以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建设相对集中，密集组团，生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拉近距离，减少基础设施、房屋建设和使用成本。总之，“精明增长”是一项与城市蔓延针锋相对的城市增长政策。
精明增长的目标
城市发展要使每个人受益。应达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使新、旧城区都有投资机会，得到良好发展。
“精明增长”的思想内涵
D·Gregg Doyle对精明增长管理的主要目标进行了分类，并将其概括为“4C”：
1、对一些超越地方范畴的问题进行区域性协调（Coordination）并提出解决措施；
2、通过限制（Containment）服务区范围提高能源、公用和市政设施的效率；
3、保护（Conservation）大城市边缘区及其附近的开敞空间及其他资源；
4、城市社区（Community）的经济、再开发、城市形态以及生活质量等。
梁鹤年认为“精明增长”理念的提出得益于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的10条原则包括：
1、混合式多功能的土地利用；
2、垂直的紧凑式建筑设计；
3、能在尺寸样式上满足不同阶层的住房要求；
4、建设步行式社区；
5、创造富有个性和吸引力的居住场所；
6、增加交通工具种类的选择；
7、保护空地、农田、风景区和生态敏感区；
8、加强利用和发展现有社区；
9、做出可预测、公平和产生效益的发展决定；
10、鼓励公众参与。
Downs认为，精明增长最初是那些规划者作为对通过郊区蔓延而带来的许多不想要的特征的一种反应而构想出来的。这些特征包括新的、无约束的、低密度跳跃式扩张，开敞空间和生态敏感地带大规模的向城市用地转换„„隔离式的土地使用而非可以缩短交通距离的混合式土地使用。张娟提出“精明增长”是一项涵盖了多个层面的城市发展综合策略，将城市发展融入区域整体生态体系和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目标中，提出“城市增长边界”发展模式及城市内部废弃地的再利用等。
根据以上学者对“精明增长”思想内涵的诠释，我认为“精明增长”思想主要体现在：倡导土地的混合利用，以便在城市中通过自行车或步行能够便捷地到达任何商业、居住、娱乐、教育场所等；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引导现有社区的发展与增强效用，提高已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降低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压力；强调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来保证生活品质，提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保证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间的连通性，将这些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交通方式，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精明增长”同时还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
精明增长的内涵
作为应对城市蔓延的产物，精明增长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不同的组织对其有不同的理解。环境保护局认为精明增长是“一种服务于经济、社区和环境的发展模式，注重平衡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农田保护者认为精明增长是“通过对现有城镇的再开发保护城市边缘带的农田”；国家县级政府协会（NACo）认为精明增长是“一种服务于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增长方式，在保护环境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前提下鼓励地方经济增长”。总的来说，精明增长是一种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控制城市扩张、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于经济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发展模式。
精明增长最直接的目标就是控制城市蔓延，其具体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保护农地；二是保护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两个方面；三是繁荣城市经济；四是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通过城市精明增长计划的实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另外，精明增长是在拓宽容纳社会经济发展用地需求的途径的基础上控制土地的粗放利用，改变城市浪费资源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增长的“精明”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增长的效益，有效的增长应该是服从市场经济规律、自然生态条件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增长，城市的发展不但能繁荣经济，还能保护环境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二是容纳城市增长的途径，按其优先考虑的顺序依次为：现有城区的再利用—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许可的区域内熟地开发—生态环境许可的其他区域内生地开发。通过土地开发的时空顺序控制，将城市边缘带农田的发展压力转移到城市或基础设施完善的近城市区域。因此，精明增长是一种高效、集约、紧凑的城市发展模式。
建立高效、有序的城市架构，以适应自然环境，改善人类居住环境是人类永无止境的探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精明增长”的设计理念，在城市发展规划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精明增长”的实现措施
实现城市精明增长有三条基本途径：充分利用价格手段的引导作用；发挥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的指向作用和综合利用土地利用法规的控制作用。精明增长的基本假设是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平衡资源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而城市的一切发展均以土地为载体，城市增长的“精明”最终落实在土地利用的精明上，因此，编制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是实现城市精明增长的关键。所以本文从规划的角度对实现精明增长措施所进行的探讨进行介绍。
1、断面分析：面对传统的区划条例（zoning ordinances）和细分规则(subdivision regulations)导致的分散的土地利用格局，Andrés等人提出了断面规划法（Transect Planning）。与传统的排他性分区不同，断面规划是将规划区视为由农村向城镇逐步过渡的连续统一体，并根据城镇化水平以及景观环境的变化将规划区域分为不同的生态带（ecozone），在不同的生态带内配置不同的土地利用结构，最后在整个规划区内形成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用地格局。断面规划的基本假设是每个生态带的主体景观环境都是人类长期活动适应自然条件的结果，因而具有存在的科学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其规划原则是不破坏主体景观的和谐度。因此编制规划的关键在于确定每个生态带的主体景观特征，再利用土地利用的空间配置“校正”各个生态带内的异质景观－即改变农村和城市交错混杂的格局，消除城市中的农村（如在城市中心未开发的闲置空间等）和农村中的城市（如农村腹地的办公大楼等）。断面规划实质是从景观生态的角度阻止城市对农村的肆虐侵占，控制低密度的城市发展模式，保护农地和生态用地。
2、制定城市增长区：城市增长区是指总体规划中划定的容纳城市增长的区域，由城市增长边界（用于区域控制）或城市服务边界（用于单个行政区内的控制）划定而成，所有的增长都界定在界线以内；界线之外只能用于发展农业、林业和其他非城市用途。城市增长区是一种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的方法。在规划中，根据规划期限内（一般为20年）预测的土地需求以及设定的最小土地利用强度确定建设用地需求总量，并以现有的建设用地区为基础将需求量进行空间定位，划定城市增长区，并根据不同的情况以及市场监测信息对边界进行调整。有两种调整方式：一种方式是只考虑时间驱动系统（Time-driven system）的作用，不管城市增长率的大小和边界内可供开发土地的多少，城市边界都按规划中预先确定的时间间隔（如俄勒冈州4-7年）进行调整。另一种方式是只考虑事件驱动系统（Event-driven system）的作用, 即不论时间间隔的长短，当边界内可供开发土地总量达到规划中预先设定的阈值时，都要调整边界。
3、填充式开发和再开发：填充式开发和再开发是精明增长管理中倡导的提高土地利用强度的两项技术措施。填充式开发是指对市区内公用设施配套齐全的空闲地的有效利用，再开发是对现有土地利用结构的替代和再利用，是对已利用土地的开发。其目的是改变城市蔓延造成的低密度用地格局、复兴城镇经济，因此不是见缝插针式的开发，而是以合理的规划为先导；开发出的土地不仅可以用于建设用地，也可用于绿地、开敞空间等所有利于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用途。
4、发展权转移：为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保护农地，不少社区都采用了基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权转移计划。地方政府在土地规划时划定限制开发区（sending area）和鼓励开发区（receiving areas），发展权的转移在两区之间进行。一般情况下，限制开发区划定在需要保护的农地或生态环境用地区，位于该区的土地不能被开发，只能将发展权转移出去；而鼓励开发区划定在基础设施完善、发展潜力大的中心城镇或城市近郊区域。开发商从限制开发区内的土地所有者手中购买发展权至鼓励开发区进行土地开发，政府则加大对鼓励开发区的投资力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允许适当加大区域的开发密度，激励开发商在鼓励发展区进行开发。发展权转移计划在充分考虑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保护农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力量对城市蔓延诱导作用。
“精明增长”的基本做法
1、保护绿色空间以维持清洁的空气、水源，为每个家庭提供步行、游玩和休闲场所。
2、强调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改善道路规划，扩展多种交通模式，解决拥堵。
3、鼓励市民参与规划，以创造一种社区意识，营造归属感。鼓励相邻社区间的协作，制定地区性发展战略，协同解决公共问题。
4、加强城市经济竞争力。一方面通过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来吸引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采取修改税法、住房补贴等措施，改变市中心退化 的趋势。
5、强调开发计划应充分利用已开发的土地和基础设施。
6、鼓励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反对城市蔓延。
7、紧凑型的城市空间、多组团的结构最符合生态要求。
8、提倡土地混合使用，住房类型和价格多样化。
精明增长的时间进展
1、联邦政府层面：在美国，具体的精明增长的实践行动包括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三个层面。联邦政府层面上，提出5项国家拨款，即从国家税收中拨出7亿美元给各州和地方团体，鼓励他们深入开展城市美化运动，61亿美元用于缓解交通拥挤，16亿美元致力于减少空气污染，5000万用于空气质量项目上，1000万用于鼓励家长参与地方学校设计。众多选民投票促进TEA一2l（Federal Transportatin Efficiency Act for the 21st Century）的更新，并致力于推动轻轨、人行道和自行车道设施建设。为滨水地区、旧工业区和城市重要地区的再开发制定“棕地的再开发战略”；联邦政府已意识到1954年的“高速公路法案”正是全国目前城市蔓延的根源，应该修正；投资1亿美元的“定居抵押贷款”的实验性项目。全美规划师协会（APA）经过长期努力于2002年制订出关于精明增长的立法指导手册（APA Growing Smart Legislative Guidebook）以促进各州规划和分区的现代化。
2、州政府层面：马里兰州1997年通过5项立法提案包括：“精明增长地区法1997”、“农村遗产法1997”、“棕地复兴计划”、“创造就业机会税收鼓励计划”和“就近工作居住计划”，这些法案成为促进马里兰州精明增长的核心动力。为防止某些具有保护价值的土地资源遭到不适当开发而对本地区的环境产生危害，政府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土地保护台约计划（Conservation Easement Program）。马里兰州大学精明增长研究和教育国家中心于2000年建立，加强解决土地发展、资源保护和城市空间成长等问题。在华盛顿州，1990年通过了“Growth ManagementAct”(GMA)，依靠鼓励好的发展选择特别是关于土地使用方面，以保证华盛顿州较高的生活质量。加利福尼亚州于2001年通过了“加利福尼亚农田保护债券法”(California Farmland Conservation Bond Act)，它可授权州政府以出售债券方式来购买因蔓延而受到威胁地区的农田开发权的同时促进城市内填式发展(Infill development)。同年通过的“地方政府总体规划修正和可持续社区授权计划”，可批准同意上限为25万美元的拨款分别给各县市，用于修订和更新其政策及规划，并鼓励土地使用、住房供给和交通等规划之间的协调。
3、城市政府层面：在波特兰市，“Portland Region 2040”提出的主要策略为：严格控制城市增长边界，规划预测到2017年将会新增人口40%，但城市范围将只增加2%；将城市用地需求集中在已有中心和公交走廊周围；增加既有居住密度，减少每户住宅的占地面积；增强对绿色空间的保护；迅速扩大轻轨系统和公交系统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奥斯丁市政府于1995年成立了由一批关键性的公民领导者组成的“公民规划委员会”负责修订规划条款和指导土地使用决策。委员会于1998年公布了“奥斯丁市精明增长提案”，主要达到三个目标：①奥斯丁怎样和在哪里增长。划出两个主要的精明增长区“DDZ”(Desired Development Zone)和“DWPZ”(Drinking Water Protection Zone)，以限定城市增长边界；②改进生活质量。通过邻里规划保护和增强传统邻里关系(traditional neighborhood)，维护生态敏感区和减少蔓延提高环境质量，提供多样性交通方式改善可达性和机动性(accessibility and mobility)，再投资城市内核(city core)来促进经济发展；③增强税基(tax base)。采取多种方式刺激和吸引对城市投资。
“精明增长”在我国应用的意义
1)“精明增长”理念是城市发展观念上的变革,城市的空间扩展必须置于区域整体生态系统的大背景之下,必须将城市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系统的生存发展置于同等地位。2)由以外延扩展为主的城市空间扩展趋势向内涵更新优化的方向演化。优先考虑将城市新增用地需求引导至已经开发建设的区域,尽量减少侵占非城市建设用地,城市的发展坚持“速度和质量”并重的原则。3)城市的用地模式应当坚持高密度、集约化、功能混合的原则,把依托于公共交通系统“适合居住”的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
“精明增长”中国化的可行性
1、实施条件比较：在确定“精明增长”中国化的具体含义时,首先需要判定我国城市发展的具体现状。不同于美国的低密度城市蔓延模式,我国城市虽处于郊区化蔓延趋势之中,但在具体扩散方式上呈现出相对高密度溢出蔓延的特点。工作向郊区迁移远远赶不上城市物质实体扩张的速度,中心城区依然是人们向往的工作和生活地点,并且交通出行方式呈现出以小汽车为主的多元化结构。这是和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口特点息息相关的。因而“精明增长”的中国化内涵就不具有象美国那样强调遏制小汽车主导下城市低密度蔓延的内涵。不仅如此,中国和美国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是不同的。在国家宪法下美国地方政府制定了本地区的区划(Zoning)与我国城市规划法所确定的从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的规划工作体系不同。一般而言,区划制定的地区总体规划突现出土地的绝对功能利用划分,由私人土地所有权所衍生出的一系列法律权利在区划法则中得以保证和明确体现,这种法律意义清晰化的区划往往同时意味着土地利用模式过于机械化,而在我国由于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在规划制定中往往从地区实际发展需要入手进行土地利用的类型配比,比较注重土地利用中的混合化,所以美国“精明增长”理念中的强调土地混合利用以创造多样化的生活气息问题在我国的城市中不象美国那样突显和迫切。在为市民提供住房方面,美国由于种族歧视与隔阂,产生了不单依据社会阶层经济收入择居的问题。如美国郊区化浪潮的原因不仅在于交通便利下郊区提供了工作岗位、环境幽雅的住房,还在于普遍富裕的白人不愿意和内城中集聚的黑人居住在一起。在经济收入与种族居住偏好双重作用下,美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往往将低收入者与黑人等少数民族排斥在实际购买房屋的能力之外,长久出现了城市中许多社会问题,而在我国城市的住房问题与此具有很大不同。建国之初社会主义住房单位制,使得单位内部不同收入阶层的人比较集中地居住在一起,尽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房地产开发的浪潮导致城市不同收入阶级的人群得以重新组合,出现了美国般的择居问题,但在几十年来住房单位制的基础上,作为一个新的趋势,还远远没有占到主导地位。“精明增长”把各种人群提供可支付和有质量保证的住房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是对城市社会问题的积极关切。虽然国情不同,但这对我国城市为低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2、“精明增长”中国化的实现：尽管在其他方面中美城市之间仍存在一定背景差异,但在促进城市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意义上,“精明增长”提出的原则无疑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其中的许多原则如紧凑的城市发展模式、保护生态敏感地带和城市开敞空间、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交通导向性开发等完全可以直接应用于我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中。在这个意义上,“精明增长”的中国化内容得到了具体化。基于以上分析,“精明增长”中国化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1)政策层面上:引导有效的资源利用方式来保护环境,创造一系列有利于住房选择的机会,提供一个多样化和高效的交通出行选择可能,加强对现有社区的改造和再开发,做到决策可预见、公正以及财政上可行;2)技术层面上:优化与完善城市步行系统环境,倡导交通导向性开发(TOD),通过建筑设计等物质手段营造社区场所感、塑造多样性的邻里社区,采取生态规划措施保护城市开放空间,致力于创建紧凑有序的城市发展模式;3)制度层面上:借鉴美国区划的优点来完善我国现有的城市规划体系,加强规划制定的法律清晰性与完备性。
建设一个“精明增长”的城市的主要原则
土地的混合利用。在城市中，通过自行车或步行能够便捷地到达任何商业、居住、娱乐、教育场所等;建筑设计遵循紧凑原理；各社区应适合于步行；提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保证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间的连通性。把这些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交通方式；保护公共空间、农业用地、自然景观等；引导和增强现有社区的发展与效用。提高已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能降低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压力
对精明增长的简要阐述
成功：精明增长在美国的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得到了积极贯彻，且产生了不错效果。这主要归结于国家、州和地方三个能级政府的大力扶持，相互配合及其导向功能。联邦政府从预算及财政资助方面、州政府从政策制订以及超区域协作方面、城市政府从具体实施方面也都扮演了良好角色。在实施手段上，也能合理选择法律、经济、行政等政策工具，恰当地推进了精明增长的实践进程。
不足：精明增长的具体操作方式还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测量和评估标准尚待统一，针对不同地区和城市人口、地理等特征应有区别使用精明增长的管理工具；参与主体以政府组织为主，没有充分调动企业、社团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在推进精明增长的流程中，对于中前期的规划制定及实施比较关注，但对于后期的效果评估和反馈则缺乏重视。
对精明增长的简单评价
精明增长”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强调生活品质与发展的联系，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
相对于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是对城市发展问题的全面反思，涉及城市发展的社会与经济、空间与环境，城市规划的设计与管理、法制与实施等各个方面的行动计划，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和全民参与。美国的社区和其周围的乡村地区正在经历变化，一些地区正在持续衰退，一些地区发现维持持续的发展是如此困难，而另一些地区经济和城市面貌正在复苏，这与 “精明增长”行动计划的实施有着密切的关系。
克林顿政府在1998年提出的这项 “精明增长”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因为这些投资项目，而且因为它将人们的关注焦点集中到一些重要的议题上。“精明增长”目前不仅是美国城市发展的行动纲领，而且成为全美规划师协会的目标口号。全美规划师协会不仅针对规划立法和法规改革提交过专题研究报告，而且出版了《州政府规划法令的现代化——— 精明增长研究论文专集》,收集了各州政府改革的行动和实施层面的最新思想动态，帮助各州和地方政府开发新的工作方法，管理发展和应对变化。
美国精明增长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启示
一是务实，无论何种城市规划决策，必须要从问题导向。
二是多视角，把城市看作是经济实体的城市、社会组织的城市、公共管理的城市、生态环境的城市，实现环境、生态、经济三方面公平均衡发展。
三是可借鉴性，精明增长原则中的紧凑发展、土地混合使用、公共交通、防止城市蔓延等概念都值得我国绝大部分地方学习借鉴。
四是法治原则，到2002年底止，美国已有十四个州全部或部分采用“精明增长的城市规划立法指南”建议来修改法规。近20多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87个百分点，两倍于世界均速。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仍将保持较快发展，选准模式至关重要。“精明增长”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强调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来保证生活品质，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中，有意识地运用城市规划这一重要工具达到节约城市资源的目的。也许这样的城市形态并不完全适合我国所有城市的发展，但我国节约型城市的建设，首先也需要一个合理的城市化模式，从而有利于城市从根本上实现集约型的增长。
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探析 篇3
摘 要 哈罗德通过研究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得出了长期中经济如何实现均衡稳定增長的条件以及经济波动的原因。他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关键词 哈罗德 动态经济学 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一直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极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众多经济学家经常探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二战以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国家和民族振兴更是成为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的最终目标。
1936年，凯恩斯的《货币、就业和利息通论》的问世掀起了主流经济学的一场“凯恩斯革命”，形成并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的“储蓄—投资分析”是一种静态的、短期的分析，要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理论问题则必须在分析方法上做出一些改进。对凯恩斯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最早来自罗伊•哈罗德，他是英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主张把凯恩斯理论研究“长期化、动态化”，1939年，他发表了《论动态理论》，首次提出了动态经济增长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哈罗德出版了《动态经济学导论》（1948）在动态分析中引入了时间因素，对他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做了系统的论述；1973年，哈罗德又出版了他的《动态经济学》，对他在《动态经济学导论》中相关的内容做了进一本的论述和修补，哈罗德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填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空白。
一、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
哈罗德在他的《动态经济学导论》中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经济增长的基本方程式是由收入增长率G、社会储蓄率s、资本—产量比v三部分组成的，即G=s/v，经济增长率等于社会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他得出的结论正好证实了凯恩斯投资等于储蓄的观点。他还通过提出实际增长率（ =s/v，实际储蓄率s和实际资本—产出比v）、有保证的增长率（ = ，资本家感到满意并愿意保持下去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 ，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来说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以及经济波动的原因。哈罗德分析，三种经济增长率必须满足 ，经济中才会没有失业，也没有通货膨胀，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以及技术进步的步伐相一致，这才是最理想的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但是，现实经济中，储蓄不一定全部转化为投资，总需求和总供给也不一定相等。
二、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足
哈罗德动态经济增长理论将凯恩斯理论的储蓄—投资分析方法进一步长期化和动态化，使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更加完善，这是对凯恩斯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该模型凸出了增长率随储蓄率增加而提高，从而强调了吸引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的理论的影响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引进投资、动员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储蓄，促进了各国民族经济振兴。
哈罗德开创了研究动态经济学问题的先河，同时又由于其经济增长模型本身的一些缺陷，该方程式并不能充分解释经济动态增长的现象。按照哈罗德的说法，三种增长率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所以三种增长率相等是极为巧合和困难的，因此，经济学家们称这种增长是“刀锋”上的增长。
哈罗德在《动态经济学》一书中为人们所说的“哈罗德刀锋”进行辩解，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或说过）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这种提法所表述的是我的观点”。他认为，有保证的增长率是处于“不稳定的均衡”之中的，一旦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发生了偏离，这将会偏离均衡越来越远.他说“一个较好的例子应当是放在草坡上的一个球。要推动它，也许得很踢一脚。但是，一旦滚动了，它会比它放在平地时用同样的力来踢它一脚要滚得更远些，特别是如果这座小山是陡峭的话。它也许会一直滚到山脚下 。”哈罗德的所说的这种偏离有累积性的效应，这就是不稳定原理。哈罗德又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偏离具有累积性的特点，他举例当经济中有保证的增长率发生偏差（ 或 ），市场都给经济主体一种错觉，促使投资者的预期投资判断方向完全相反，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萧条，继而他将经济波动和危机归因为这种不稳定性。
哈罗德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完全凭借主观心理分析经济活动，忽略了经济生活中一些客观规律和本质，因而，也就无法揭示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哈罗德将有保证的增长率定义为由 和 所决定的一个固定的值，忽略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许多重要的因素。他的分析仍然仅仅集中在变量的数量关系上，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复杂的阶级矛盾和冲突。
此外，该模型其中一个假设条件，储蓄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例如，v=5，s=40%，如果要求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则要求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才不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保证经济增长为G=8%，但是这8%的增长率不仅是国民收入的增加，还有生产能力的提高等。在储蓄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是增加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必须确保储蓄能够全部转化为投资。再考虑到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口的增长等因素，长期内经济均衡增长的路径的是否存在还有待经验检验。该模型得出结论是资本决定经济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经济发展应该获取更多的资本。
哈罗德还提出，正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运用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恢复措施，才使得不景气达到其下限，这就是他所宣扬的扩张主义的政策。他提出，运用哈罗德二分法来遏制通货膨胀，他将国民经济划分为按报酬递增的部类和按报酬递减的部类，“如果货物和劳务的生产总的来说是受报酬按比例递增所制约的话，则旨在用缩减需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将抬高成本”，从而会使得货物和劳动的供给者抬高价格。相反，“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却会使得他们能够降低价格”。他认为，为了提高就业，“扩张主义政策运用可能持续很久 ”。他分析，人们把二战以后发生的通货膨胀归因于凯恩斯的扩张主义的政策是偏激的，“凯恩斯之鸭潜入到池塘水底，却给杂草缠住了”。他将通货膨胀划分为需求拉动型和工资拉动型通货膨胀，提出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引起了二战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通货膨胀。显然，哈罗德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二战后，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引起了一场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实际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矛盾。他指出，从1969—1971年间，“物价之所以上涨，是由于允许工资过度增长造成的”，⑦他只看到了这个时期工资的增长，而没有看到资本家获取的利润的情况，单凭工资的增长就断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他主张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失业和通货膨胀两个都是祸害，而前者则是更大的祸害”。对于治理通货膨胀，“针锋相对的办法，就是众所周知的‘收入政策’”，就是“由官方对工资和物价的进程进行干预”，避免把失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他说，“在充分就业时，实际增长率要高于自然增长率是不可能的”，扩张主义的经济政策是解决这种不均衡增长的主要手段。哈罗德十分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当经济正在充分就业的顶点上颠簸而行之际，政府就应该大量地减税 ”。
三、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借鉴作用
哈罗德模型重在分析储蓄和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尽管该模型与现实存在众多的偏差，但是他的基本假设和模型得出的结论仍不失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经济振兴的一条途径，这对我国经济迅速地增长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有着重大的启示。
加强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资本利润率，合理调节货币流通。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等将会大大加快经济发展，例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将会推动社会就业、创造更多增加值。
参考文献：
[1]蒋自强,史晋川．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7.
[2]张远超,孟祥仲.宏观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235.
[3]高玉泉.从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甘肃社会科学.2003(5):4.
增长极理论视角下的开发区建设 篇4
增长极理论是一种无时间变量的不平衡增长理论,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pux)于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落后地区的开发问题而提出、后经英美众多经济学家完善的一个较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按照佩鲁的观点,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和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部门。这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聚集于经济空间的某些点上,于是就形成了增长极。区域经济学者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和思想引入区域经济研究之中,并且与地理空间概念融合起来,就形成了解释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和机制的区域增长极理论[1]。该理论认为,落后地区往往具有广阔的地域与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物质技术基础薄弱,交通不便,自然地理条件较差,开发程度较低。区内产业主要是第一产业和国内规模的制造业。在资金十分有限,而基础设施又需要巨额投资的情况下,要促进这类地区的发展,关键是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配置少数几个规模较大、增长迅速且具有较大地区乘数作用的区域增长极,实行重点开发,然后随着与相应区域物质、人员的频繁交换,在促进增长极自身不断成长的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和规模让周边地区分享其创造产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财富。增长极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乘数效应、支配效应、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四个方面。增长极是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正处于成长中的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企业集合体。该理论认为,增长极的形成条件主要包括历史、技术经济、资源优势三个方面。从历史条件看,由于历史发展的结果,经济、人口已形成了各种呈现聚集状态的空间景观。在各种不同形式的聚集范围内,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社会文化环境大多具有相当的优势条件,有利于增长极的形成。从技术经济条件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技术和制度方面具有较强创新和发展能力的区域,更适合于增长极的产生和发展。从资源条件看,增长极在具有水源、能源、原料等资源优势的区位,相对有利于形成[2]。该理论打破了经济均衡分析的新古典传统,为我国地方政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二、培育地区增长极的实践—开发区建设
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在努力培育地区增长极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并且把培育增长极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定位在各类开发区建设。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各类开发区建设,促进企业集中和产业集聚;希望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发挥其招商引资的示范作用、财政税收的支撑作用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扩大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但是在开发区的选址、目标定位等方面却往往忽视增长极形成的历史、技术经济和资源优势三方面的因素,各地政府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当地的现实条件,把政绩放在首位,把GDP作为首选目标,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开花建设开发区,曾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建设开发区的热潮。根据有关资料推测,全国各类开发区总数最多时将近7000家,平均每个省有200多家。四川省成都市从1985年第一个开发区建立以来,各类开发区迅猛发展,几乎每个区(市)县和镇都办有自己的开发区,各类开发区曾不下百个[3]。如果全国各地的各类开发区都能发挥地区增长极的作用,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就可观了。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各地的开发区建设却是盲目无序的。这种无序发展反而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产生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3年7月,国务院先后下发《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即国办发[2003]70号文)。根据国办发[2003]70号文精神,由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全国各类开发区进行了清理整顿。截止2004年年底,全国共撤销各类开发区4813家,核减开发区规划面积2.49万平方公里,分别压缩了70.1%和64.5%[4]。根据国土资源部建议,并经国务院批准,清理整顿开发区的设立审核工作现已转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牵头负责。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已分三批公告了141家通过审核的国家级开发区名单。目前,全国各地申请保留的开发区共有2042家,规划面积1.73万平方公里,开发面积9500平方公里。其中,国家级开发区196家,规划面积2700平方公里,开发面积1600平方公里;省级开发区976家,规划面积9800平方公里,开发面积5400平方公里;省级以下开发区870家,规划面积4800平方公里,开发面积2500平方公里[5]。
三、开发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经过清理整顿,全国开发区数量已大幅度下降,但从实际情况看,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果不认真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加以妥善解决,将会限制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地方政府培育地区增长极的良好愿望,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一)规模小、数量多、类型杂、总体水平不高。
受政治体制和政绩需要的影响,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开发区遍地开花、无序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开发区规模小数量多。根据《中国国土资源报》的报道,全国各类开发区总数曾达6866个,可见数量之多。另据有关资料介绍,全国省级及省级以下开发区数量占全国总数的90.4%,其中违规审批的省级以下开发区占42.6%,可见总体水平不高。另外,全国各地开发区的类型也很繁杂,据有关资料介绍有31种之多,如经济开发区、工业园、物流园区、大学园区、旅游度假区、民营(私营)经济园、乡镇企业示范区、经济试验区、新城、加工区、环保产业园等。虽然经过清理整顿,全国各地开发区的规模、数量都有所变化,但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目前还有14家开发区,面积为242平方公里,平均每个园区为17.3平方公里。面积最大的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面积为82.5平方公里,面积最小的为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面积仅为2平方公里。10平方公里以下的工业园区有7家,16至26平方公里的园区有6家,82.5平方公里的园区有一家【3】。这14家园区的发展也是极不平稳的,目前只有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称得上成都市经济增长的一极。
(二)开发区特色不明显、产业关联度不强,集聚效应低,不能形成有效的产业链。
理论上讲,各开发区应该根据当地的优势来确定其应主要发展的产业,有选择性的许可企业进入相应的园区。但在现实中,由于政绩驱动和利益驱动,无序竞争、有商就招、有眼前利益就招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园区内产业杂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存在大量的非高新技术产业或与高新技术无关的企业,如房地产等。同一个城市的几个园区间主导产业不突出,结构雷同现象比较普遍。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现有的14个园区中有10个把医药作为主导产业,有11个把电子信息作为主导产业,有9个把机械制造作为主导产业【3】。开发区之间相对封闭,产业之间关联度不高。从各地开发区建设的实践不难发现,企业在究竟选择哪个开发区发展时,很大程度上就是东张西望,看谁给的政策条件最优惠,就在哪里落户。地方政府重视眼前GDP,忽视长远GDP和绿色GDP。这种状况很难想象有多少园区能够发展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一极。
(三)不考虑增长极的形成条件,相当多的开发区布局不合理。
增长极是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企业集合体。从增长极形成的历史、技术经济和资源优势三个方面看,开发区应该布局在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社会文化环境相对优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资源(水源、能源、原料等)相对丰富的区域。但在现实中,大量开发区在选点布局时都不重视这一问题。如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1990年就定点在成都市的远郊龙泉驿区,当时该区交通不便,水源根本没有保障(生产生活用水没有保障)、区内没有一所大学(当然2000年以来政府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这一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笔者认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在2001年布局时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该开发区的西区布局在成都市的郊区县—郫县,开发之初是一片良田,除靠近一条交通干线外,没有其它任何基础设施。确立为开发区后政府花巨资进行了水、电、气、路、通讯及生活区等配套建设。回过头来看虽然西区的建设对周边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占用了大量良田、付出了沉重的配套成本,且该区的建设与国务院批复的成都市向东向南发展规划也是不一致的。
(四)重视开发区内的外观环境建设,轻视污水处理,水污染问题比较突出。
表面的环境优美是开发区的形象也是区内企业的形象,具有正外部性。在开发区内,路网建设、环境绿化、厂房布局都比较考究,但只要深入生产现场就不难发现有很多企业的生产废水不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就直接排入了附近的水体或城市下水道,引起环境污染或影响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水污染是我国现阶段比较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产生应该说各类开发区“功”不可没。这是由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决定的。在长期的一元化政治体制下,环境管理部门隶属于同级的行政首长,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同级环境管理官员受制于同级首长,同级首长的重经济、轻环境的决策惯性得不到制约,成为人治大于法治、个人经济政绩大于公共环境利益的温床。在开发区建设和招商引资过程中,相当数量的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成为走过场的游戏,先立项、先建设、后补环评的现象比较普遍,环境影响评价形同虚设,造成先下手为强抢占环境、损害环境资源、抢占环境容量的无序状态。如果任其发展,这样的开发区即使一时能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一极,但从长远看它们的发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四、通过开发区建设培育地区增长极的对策建议
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极应该是具有推动性的主导产业和创新行业及关联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在产业发展方面,增长极通过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技术联系面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组织核心;在空间上,增长极通过与周围地区的空间关系而成为支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组合的重心;从物质形态看,规模不等的增长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各类成功的开发区。通过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相当数量的开发区并没有发展成为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如何把开发区建设成为促进地区经济良性增长的一极、如何把开发区建设与促进地区工业化进程进行有机结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科学确立地区主导产业,按照产业分类、关联配套、用地集约、产业集聚的思路,合理布局和整合开发区,引导主导产业向开发区集中,进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
现代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增长过程,从增长极理论角度来看是增长极的成长与壮大过程,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区域主导产业的成长与壮大。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关键在于合理选择主导产业、正确确定其发展模式。当然,主导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关联产业的发展。因为关联产业与主导产业关系密切,它的配套发展与主导产业的健康成长息息相关。因此,地方政府在科学确立主导产业后,要结合已有开发区现状和区域产业发展要求,合理布局,有机整合,引导主导产业及与主导产业高度相关的企业向开发区集中,引导关联产业向开发区腹地集中,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形成产业链,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高度化。
(二)加强区域内各类开发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不同规模等级的增长极体系,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一个地区的所有产业不可能全集中在个别开发区,各开发区之间是有经济技术联系和人力资源流动的。相互间应加强交流与合作,信息互通、优势互补,分工合作,促进规模不等的各类开发区健康成长,近而形成规模不等的增长极。这样既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又因为有分散的增长极辐射和带动而不至于使区域发展太不平衡。
(三)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统一政策、有序竞争,促进各类开发区良性发展。
各地的实践证明,开发区建设是地方政府培育地区增长极的一个有效途径,但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制定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时,要充分重视市场的力量,政府只能是引导,市场才是主导。全国许多产业集群的形成并非是由当地政府规划的结果,而是某些产业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当地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优势,并吸引相关产业来到该地区发展,进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一极。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中国鞋都工业园区就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成功例子。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地方官员要受我国现行政绩考核方式的限制,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事实上还是成了开发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导致相当多的开发区通常采取给予税费、地价、财政补贴、金融扶持、特批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不加选择的吸引企业进入开发区,形成“优惠政策”恶性竞争,导致区内产业特色不突出,产业关联度低,配套产业不完善,没有形成各具特色的比较优势,严重削弱了各开发区的竞争力。因此,如果要把开发区作为地区经济增长极来培育,就必须坚持统一政策、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原则,否则开发区就不可能发展成长为增长极。
(四)重视环境保护,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开发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加快工业化进程是未来10—20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开发区建设既是地方政府推进工业化的重要措施,也是培育地区增长极的重要途径。国际的经验表明,工业化过程也是工业污染加重的过程。尽管我国各级政府一直强调不要走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无情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中国并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而且污染更严重、问题更突出。在国内已建成的开发区中,相当数量的开发区没有配套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问题比较普遍。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决定明确要求,“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我国的开发区建设与整合必须要高度重视区域内的环境保护,尽可能按照3R的要求加强区内物质循环系统建设,妥善处置最终废弃物。在开发区建设和招商引资过程中既要强调区内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协调发展,又要注重区内不同企业的生产废弃物能够尽可能相关联,构造“食物链”,变废为“宝”、尽可能减少最终废弃物,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乃至生态型开发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要：本文概述了增长板理论的主要观点，从培育地区增长极的角度对我国开发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通过开发区建设培育地区增长极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增长极,开发区建设,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丁四保，王荣成等编著．区域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6～47．
[2]张秀生，卫鹏鹏主编．区域经济理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66～67．
[3]李萍，刘金石．成都市开发区建设透视：问题与政策取向．天府新论，2006，(1)：54～57．
[4]http://top.anyp.cn/content/2005—01—18/3728.aspx.
增长极理论 篇5
经济如何实现增长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不仅是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国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因而，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西方经济学家就开始对经济增长进行了长期探索，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也先后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边际学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理论等多个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学家们对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进行了探讨和争鸣。
古典学派的“数量扩张”观
从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如何实现增长。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研究了如何增加国家财富和收入，认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在他的增长模型中，产出是劳动力、土地、生产效率和资本的函数，这实质上就是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此外，他还探讨了自由贸易等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一些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稳定程度、法律、制度）等外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之后，萨伊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1814）中明确指出，作为资本的机器以及科学对于财富增长的作用，正是促使许多自然力为人类服务以增加产品种类和数量，从而获得财富积累的真正原因，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此外，萨伊还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Say’sLaw），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萨伊对经济增长的观点，并从亚当·斯密的谷物增长模型抽象出经济增长过程的一般范式，认为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将其净收入中除消费外的剩余部分追加投入到生产中所形成的资本积累。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一书中，他还提到技术进步、扩大国际分工和促进自由贸易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不同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还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成为早期各国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理论基础。
约翰·穆勒整合前人研究，认为扩大生产规模对经济增长作用明显，经济增长受劳动、资本、土地、生产效率、教育水平、所有权制度、分配制度、习俗等多种因素影响。他还详细论述了经济增长方程中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三个重要变量不同变化的五种情形。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采用不同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探索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当然，受限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古典经济学派这一时期对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主要是物质资料的数量扩张。
不同学派百家争鸣
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增长理论进入百家争鸣时代，一批批判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方面，马克思继承前人研究，大量论述了资本、劳动、科学技术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建立了动态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他将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生活资料生产部类，前者也称第I部类，后者称第II部类。每个部门都可分解为用于工人的可变资本，用于折旧的不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包含不变资本和劳动力都扩大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后来的许多经济增长模型都受到马克思的启迪。
19世纪70年代，以杰文斯、瓦尔拉斯和帕累托为代表的边际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放弃了劳动价值及总量分析方法，主张边际效用理论（包括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之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现在西方许多经济分析仍是建立在边际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19世纪末，马歇尔在融合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力数量、工人工作效率、财富数量、自然资源分布范围和丰富程度、生产技术水平以及国家公共安全状况共同决定了该国经济增长。马歇尔还把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引入经济学，提出“均衡价格论”，成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随后，新古典经济学派开始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流地位。
20世纪40年代，索洛等人提出了外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从而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后来，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完善，在模型中引入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
1947年，罗伊·F.哈罗德和埃弗西·多马聚焦于资本和劳动来解释经济增长，构建了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与此同时，大量自成一体、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世纪初诞生的旧制度学派（以凡勃伦为代表）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后来，新制度经济学派进一步提出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观点，开创性地将制度变量引入生产函数中，打破了新古典模型仅将劳动、资本作为内生因素的传统模式。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学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主张继承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以及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学，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先河。但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也遭到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猛烈批判，他们全盘否定凯恩斯主义，主张全面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内生”观
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提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但对“索洛技术进步残值”的出现并未作出解释。此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探索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以新增长理论为主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兴起，它建立在批判地继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之上，引入收益递增的假定，对人力资本、制度因素以及产权等因素进行分析，重构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路径。
罗默（PaulRomer）在1986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中认为，企业通过投资增加资本存量的行为提高了知识的水平，而知识的外部效应不仅使其自身形成收益递增，而且也使物质资本和劳动等其他投资要素具有收益递增的特性，正是这种收益递增带来了经济的长期增长。1988年，卢卡斯（Lucas）提出了一个以人力资本外在效应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人力资本解释了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虽然罗默、卢卡斯等人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经济增长根本动力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作用的产物”。从实践来看，新经济理论不但成功地把技术进步内生到自身经济增长模型，而且阐释了人力资本、知识等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以及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丰富和完善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
增长极理论 篇6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内涵；必要性；途径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2）03-079-2
一、“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及内涵
“包容性增长”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进入国人视野特别是被学术界广泛使用与胡锦涛主席的多次引用有关。2009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题为《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这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包容性增长”的最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寻求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用胡锦涛主席的话说，“实现包容性增长，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中不难看出，就国内而言，作为一种价值观，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
第一，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科学发展观核心和落脚点是以人为本，目的在于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就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惠及子孙后代。包容性增长寻求的是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其实质就是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是科学发展观的践行与体现。
第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奉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为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倡导“包容性增长”，就是要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走共同富裕道路。
第三，反映了我国政府的性质和原则。我国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倡导实现“包容性增长”，让经济和社会发展惠及所有的地区和人群，如实地反映了我国政府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关注民生、体察民情一贯的追求。
第四，包含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从“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内容看，“增长”即效率、“包容”即公平，“包容性增长”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没有“增长”，“包容”就失去了物质前提。换句话说，“包容”的实现只有在“增长”即生产力发展、经济效率提高、社会财富增加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没有“包容”，“增长”就丧失了实现的保证。也就是说，只有实现“包容”，让经济和社会发展惠及所有的地区和人群，才能激发劳动者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实现高效发展。尤其在我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处理好“包容”与“增长”的关系，既要加快“增长”，又要促进“包容”。只有这样才能催人奋进，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来看，国内经济发展出现了渐趋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标的现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消费结构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但另一个事实同样不能否认，那就是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区域、城乡和行业差距渐趋扩大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民群众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日趋加剧，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倡导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是基于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更好地达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三、“包容性增长”实现的途径或措施
目前，我国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体地说，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做到：
第一，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提供制度保障。在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多层次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从而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第二，咬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统筹兼顾，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手段的总体功能，实现对国民经济的科学、有力的调控，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四，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分配政策，强化国家财政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中的导航作用和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保障作用，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五，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通过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等手段，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确保人们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第六，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着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充分挖掘他们作为劳动者、创业者和消费者的潜力，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切实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第七，加大对教育与培训的力度，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实现充分就业。加大财政在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根据地区和行业发展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力；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就业机会多、就业容量大的优势，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注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努力改善就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实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
第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确保人们能得到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福利。
总之，“包容性增长”彰显了人性的光辉，其“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美好愿景集中地体现了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奉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只要我们的政府切实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积极、科学合理地履行职能，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是可期待的美好愿景。
增长极理论 篇7
(1)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斯密认为, 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 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 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 斯密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 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 也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但是分工却取决于交换这一人类的天性, 而交换又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大小。即斯密的经济增长的理论路线就是市场容量——交换——分工——经济增长。另外斯密也很重视资本积累, 因为它能使扩大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数量, 从而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 这正是今天各国都重视储蓄率的原因所在。
马尔萨斯的人口与经济均衡增长的理论。如果人口得到增长, 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 产出增加量减少, 从而生活水平下降, 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 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 人口增长率为零, 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
(2) 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的改进上, 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 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以索洛模型、索洛——米德模型为代表:用a和1-a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 △K/K为资本增长率;△L/L为劳动增长率, 该模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G=a △K/K+ (1-a) △L/L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率G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这一模型将斯密的经济增长系于劳动数量和分工、资本积累的重要思想用公式模型下, 这也得益于边际革命这一重大分析工具的发展。依据这一模型, 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 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 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 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
(3)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 新增长理论更广泛地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 它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 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模型。可见, 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 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同时, 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 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机制。
2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1) 亚当斯密是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了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强调了创新, 尤其是熊彼特强调的“破坏性创新”;而索罗等人则强调生产要素;贝克尔和舒尔茨则强调了教育与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中, 罗默和卢卡斯则强调内生性增长, 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其实质应当是内生性技术创新;诺斯等人则强调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近, 鲍默尔的新书中强调了自由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民主制度才是最为重要的。
(2) 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 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 (1) 制度, 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 (2) 自然资源, 如石油、矿产储藏, 交通等; (3) 劳动力, 如数量、成本、素质等等; (4) 土地。这四大要素中, 任何一项越多, 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同时, 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 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 即使其它要素相对较差, 其经济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1) 高投入、高消耗。
自2002年以来, 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 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资马车。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4年里持续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 目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4%, 而消费率 (消费占GDP比重) 却一路下降至53%, 较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2006年, 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5.5%, 而中国消耗的能源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15%, 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巨大的潜力。
(2) 产能过剩。
与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相关联的一个结构性扭曲是外向型部门与内向型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衡。追求GDP的超常规发展导致的过剩的投资, 只能通过出口找到宣泄口。于是, 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整个社会福利分配格局趋向一种结构性扭曲。因为这种增长是权力推进、投资驱动的, 因而, 它的福利分配的主要特征是向资本倾斜、向政府倾斜, 而普通民众就无法同等比例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必然途径
(1) 大力发展服务业。
有经济学家早就指出, 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工业所占比重就呈下降趋势, 农业的比重也会降低, 而服务业的比重会提高。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以及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各个部门的改造 。服务业降低了交易成本, 服务业发展背后的本质问题是, 生产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 依靠的是合理分工。在自耕自植、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没有分工, 就不需要交易, 要降低生产成本就要深化分工。分工越深化, 生产成本越低, 随之而来的便是交易更频繁, 交易要投入的资源就更多, 增加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功能首先是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 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各个部门, 它不仅提高了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 节约了生产成本, 又使服务业信息化, 提高效率, 节约了交易成本, 服务业是高质量的经济层次, 也是我们当前的必然选择。
(2) 自主创新。
“十一五”规划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 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从根本上说,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 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比如, 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造成的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 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的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 还比如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 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 促使耕地急剧减少等, 都是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资源浪费的根源。转变增长方式, 发展集约型经济, 必须通过深化改革, 解决深层次矛盾, 为其发展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摘要：经济增长是最为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 当前中国飞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让世人瞩目, 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纵观各种经济模型,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是由各个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和国情决定的具体的特定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阶段与演变以及最新成果,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理论,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
增长极理论 篇8
(一) 增长极的理论概述
增长及理论从提出到发展是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苏瓦·佩鲁论证了经济增长不是遵循均衡路径, 而是发源于“推动型单位”, 他超过平均水平强劲增长, 并通过同其他部门紧密联系产生影响。推动型单位的推动力主要是以两种方式形成的, 一是通过实现内部的节约和外部的节约, 即积极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 一般表现为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扩散效应强调对相邻区域的积极推动, 把发展刺激到空间上向外扩散。而回流效应则强调积极的发展刺激本身对它的周边施加了消极的影响;二是通过产品创新和生产过程创新, 这种观念最初被称为极化理论。增长及理论是极化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分支。增长及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 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 应该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 以带动经济发展。
(二) 增长极与区域关系
区域经济理论是在区位论与发展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发展而来的。目前, 一些经济学家正在努力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把空间因素引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模型。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对区域经济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使区域经济发展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的一大主题。区域经济理论可分为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三) 一个新的曾长点的发展需要以及带来的效益
根据增长极理论, 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选取要考虑他的地理禀赋、人文、交通等外在因素。除此之外, 也要考虑这个地区的周转资金、技术设备、相关人才等方面的内在因素。只有都满足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建立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后, 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使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聚集在极点到一定程度进行扩散效应, 表现为生产要素向外围扩散。结合产业发展的新要求, 通过变革来实现增长极的低成本成长, 引领区域经济的继续发展。”
二、沈阳国际展览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位于苏家屯区浑河新城, 沈苏快速干道南端, 距离沈阳北站、桃仙国际机场和市区均十余公里, 于2010年8月投入使用。展览区建筑面积14.3万平方米, 包括8个独立的单体、单层、无柱、大空间展厅, 每个展厅1.32万平方米, 展厅总使用面积10.52万平方米, 可设国际标准展位5000个。综合行政会议区配套设施建筑面积2.48万平方米, 包括裙房 (会议中心、技术交流室、新闻发布厅等) 、商务写字楼、酒店等。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展览区由8个展厅组成, 每个展厅跨度70米, 进深180米。屋面采用逐渐升高形式, 室内净高由15米至20米。行政会议区设800-1000人会议厅1个 (内部可灵活分割) , 600人会议厅1个, 200人会议厅2个。50人会议室9个, 贵宾会议室2个, 贵宾休息室2个。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是以举办大型国际博览会、专业博览会为主, 同时提供商务服务、办公、物流运输、展装搭建、广告宣传、技术交流、会议、住宿、餐饮等服务配套功能齐全的国际性、综合性、现代化、智能化的展览场馆。沈阳展览中心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展览馆, 同时结束了沈阳无法接待超大型展会的历史。可承接国际国内大型展会和各种大型活动, 目前已成功举办第九届中国沈阳国际车展、第九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中国沈阳2010秋季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和第64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
三、制约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发展的瓶颈问题
(一) 专业人才的流失
会展业, 一个被形象地称之为“城市面包”的行业, 正在凭借其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 给中国许许多多城市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 中国加入WTO后, 会展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却是会展人才的巨大缺口。不仅行业的发展需要会展人才大量增加, 跨国企业进驻中国的重金网罗本土会展人才, 更使得整个会展业人才市场雪上加霜。国内中小型会展企业在快速的发展中又往往忽视人才的作用、忽视人才的管理, 他们在面临人才的大量流失时, 总会处于被动和无奈的地位。而作为沈阳大型的展览中心, 其人才流失现象颇为明显。
(二) 将自办展打造成品牌展会
大体上讲, 一般展会的举办时间都会避开春节、元旦以及一些类似广交会的大型展会, 在沈阳还会避开寒冷的冬季。所以一年之中大约仅剩半年左右的时间举办展会。而沈阳国际展览中心的自办展被安排在了九、十月份, 正是国内外展会聚集的时期。参展商们的选择机会多了, 导致自展的人流量、信息流、资金流等达不到预期的设想, 从而削减了自展的知名度, 因此自展的发展缓慢。将其打造成展览中心的品牌展会是目前展览中心面临的问题之一。
(三) 档次低、带动性差
会展业乘数效应是会展经济效应的重要体现, 因此, 展览馆带动效益是会展业效益发挥的重要目标。一方面, 展览馆兴建的边际效益应能实现;另一方面, 通过办展会产生的效益带来的相关会展产业、其他行业、城市发展效益如出入境人次、就业等效益也应得到体现。场馆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 自身价值没有充分的体现, 带动效益亦没有明显的表现。会展业属于密集多产业的服务行业, 对周边的经济带动效应比较明显。但就目前展览中心的发展形势, 场馆的利用率低, 缺少在行业里有较大影响的精品展会, 影响了会展业对周边产业的带动效应。
(四) 与国际接轨缓慢
沈阳展览中心目前的基础设施是较先进的。但是想要与国际接轨, 仍需要进行完善。调查显示, 在去年举办的国际汽博会上, 很多商家反映展馆的网络信号不够稳定, 使其一些设备用不了。也有参展商反映, 说展览中心的配套设施不齐全, 来往不方便等。单是网络这一方面, 与国内北上广深大型展馆相比相差甚远, 所以与国际相比差距就更大了。所以中心要与国际接轨, 场馆内部设施需要不断地完善, 场馆周边的配套设施也需要尽快的完善。
四、发挥增长极极化效应的途径
(一) 提升场馆专业水平,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专业人才流失是大多场馆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因此, 提升场馆的专业化水平被视为场馆发展中的重中之重。提升专业化水平, 首先要留住已有的优秀专业人才, 并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定期培训;其次要招贤纳士, 只有注入新鲜的血液, 会使整支队伍更有活力, 更有工作的热情。注入年轻人, 他们的思想与现今社会的发展潮流相近, 可以激发出与众不同的想法, 使展会的举办形式以及内容改朝换代更具吸引力。展会专业化程度高, 能增加与会的人流量等。与此同时应运而生的是会展旅游的蓬勃发展。目前沈阳已经成为国内会展旅游四大“会展经济带”之一, 沈阳的经济水平多年来也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沈阳凭借着明显的区位优势、雄厚的经济实力、工业基础、独特的满清历史文化、初具规模的会展配套设施和较丰富的办展经验成为东北会展旅游的核心力量。会展旅游的大发展, 有利于加速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重新树立和改进区域形象、区域与企业间沟通产销、吸引投资、扩大内需和增加就业、丰富居民文化生活、还有利于刺激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
(二) 自办展向品牌展会靠拢, 提升城市形象
目前,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具有“沈阳国际装备制造博览会”“沈阳农业博览会”这两个自办展会。但是自办展会的影响力以及知名度仍有待提升。要想将其打造成品牌展会, 全国范围的宣传推广是势在必行的。同时也要对场馆内的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众所周知, 杭州西博会的成功为杭州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可以借鉴西博会的成功经验, 将其应用于自办展的发展中来。不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推广, 同时面向沈阳市招募对相关展会感兴趣并且有能力的市民参与其中。这样不仅会使展会的知名度有明显的提升, 也会让展会的招展招商工作更容易;有更多的展商参与其中, 不仅增大了信息流, 也使人流量、交通流以及资金流较之以前有大的改观。国际上衡量一个城市能不能跻身于知名城市的行列, 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城市举办大型会展活动的数量和规模。依托沈阳国际展览中心的辐射和拉动, 会展经济已经在沈阳迸发出强劲的活力。进而使沈阳这个以老工业基地闻名的城市有了一个全新的形象。
五、总结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坐落于沈阳老工业基地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会展之都。它是东北目前最大的展览馆, 结束了东北不能承办国际大型展览的历史。通过研究展览中心的发展困惑, 进而提出绿色发展中心的有效策略。借鉴《印象刘三姐》关于增长极理论的应用, 首次将增长极理论运用于展览馆上进行研究。以展览中心的高科技设备为依托, 利用空闲档期开展自办展会。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研究沈阳展览中心的发展策略, 提升沈阳展览中心的知名度, 提高展览中心的利用率, 使展览中心品牌展会的数量及质量有大幅的上升。将其发展成沈阳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通过增长极的作用, 扩大对周边相关产业的关联性和带动性, 加快展览馆以及沈阳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摘要：在会展业快速发展的今天, 会展场馆是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会展场馆的经营与管理以及场馆未来发展方向的决定都会对会展业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展览馆, 它的发展直接对沈阳乃至辽宁省的会展业和整个省份的经济产生影响。将增长极应用于展览馆, 努力将沈阳国际展览中心打造为沈阳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带动沈阳乃至全省的经济快速发展。
关键词：增长极,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1]郭慧萍, 徐萍.沈阳会展场馆发展研究[J].北方经贸, 2010 (12)
[2]李肖.沈阳会展场馆特色化经营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9 (18)
[3]王冬梅.沈阳会展场馆发展对策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 2012 (20)
[4]周彬.会展旅游管理[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8, 1-6.
增长极理论 篇9
1 贵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贵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十一五”期间贵州省服务业年均增长速度12.6%, 服务业增加值为1800.6亿元, 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47.3%,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8%,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5000多亿元, 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以上, 服务业就业比重为20.12%。[2]表现为: (1) 物流业调整和振兴专项规划促进了以贵阳二戈寨物流配送基地为龙头的大批物流园区的建设, 第三方物流业得以快速发展; (2) “引银入黔”工程的实施推进了以贵阳市国际金融中心项目为中心的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3) 保险公司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 扩大保险覆盖面及营业范围; (4) 信息、研发、设计、商务、咨询、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在“工业强省”战略带动下陆续发展。
贵州融入全国经济发展圈后, 制造业与服务业出现融合发展态势。以国有大型制造企业为龙头的内部供应链融合发展;借助黔中经济区城市圈要素配置优势实现产业链融合发展;分工协作与产业融合日益深化后呈现向中心城区、开发区、工业园区等集聚的态势。
1.2 贵州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贵州工业发展不足, 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力不足, 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瓶颈。由表1的对比可知, 贵州省服务业的发展一直止步不前, 与上海市还有较大的差距。工业化国家的实证研究证明, 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 工业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逾越的基本条件, 因此, 需在贵州工业强省战略下, 抓住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发展贵州现代服务业。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但贵州服务业内部结构总体格局未变, 传统产业仍占主体地位。旅游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及交通运输业等重点产业发展迅速, 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现代服务业在大城市的集中度较高, 但出现了区域分散趋向;从增长率和数量比例关系看, 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和引领功能不足。
2 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经济增长极理论分析
2.1 经济增长极理论的内涵和效应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 (1950) 首先提出了增长极理论, 该理论认为, 一国在区域性开发中, 应在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结合点上选择较为发达的城镇、较为先进的地区, 或具有关联度的推进型产业作为增长极, 实行重点推进, 带动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3]。
增长极的物质载体包括各种类别的城镇、产业、部门、新工业园区、经济协作区, 其扩大、延伸和变形通过增长轴的网、带、圈、区或H型、T型、菱形等形式表现。在点轴开发理论中强调轴线对经济扩展的影响, 其以集聚和非均衡为特征[4]。交通干线、能源供应线等轴线能形成有力区位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向轴线两侧集聚。各个产业部门中客观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效应, 优先投资和发展的产业将是效应最大的产业, 具有关联效应的产业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有限增长, 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 带动整个产业链部门的发展, 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5]。
2.2 增长极理论下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特点
(1) 按照城市等级体系理论, 中心城市集聚了资源禀赋性优势和大量流动性生产要素, 能够形成十分发达的工商业, 并对周边的城市产生吸引力和辐射力, 带动起城市群的整体发展。
(2) 经济增长极理论强调嵌入推进型产业作用下, 新企业的崛起和繁衍将会是新兴区域发展的重要标志[6]。现代服务业发展以政府采取优惠措施, 提供风险资金、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政策创造良好的孵化环境和生长机制。
(3) 依靠招商项目等外资外力, 融合外地资本和本地资源, 现代服务业以培育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能力成为产业集群的重要部分发展区域经济。
3 贵州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路径选择及实现途径
3.1 贵州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路径选择
3.1.1 服务业内部结构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选取贵州省第三产业2005~2010年数据, 根据统计年鉴指标划分类别。通过SPSS进行相关性分析, 得出以下数据 (表2) :
通过数据分析可得: (1) 交通运输、邮电业作为辅助配套产业, 对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均较高; (2) 营利性服务业、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相关度为0.997、0.993, 表明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对经济的增长贡献较大; (3) 传统型服务业如住宿和餐饮、批发零售业仍是三产的重要部分,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业较高。服务业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相关度为0.993, 说明两个产业的发展融合态势较明显。
数据来源:贵州省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贵州省统计局。
3.1.2 基于增长极的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发展机制
(1) 中心城市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路径。现代服务业集群除了现代服务企业、现代服务的供应者和消费者外, 还包括现代服务业的相关机构、集群所在地的基础设施、人文环境和政策环境。这些行为主体之间是通过物质、知识、技术、人力资源、信息和资本等方面的交换, 形成一种具有共生关系的共同体[7] (如图1) 。
中心城市具有发展金融业的优势, 文化交流中心具有发展文体娱乐业的优势以及教育培训优势。作为区域行政总部中心和人才集聚地, 具有发展商务服务业优势。因此, 省内中小城市可以把金融业、信息服务业、文体娱乐业和教育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确定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产业。
(2) 梯度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根据增长极理论, 在总体均衡的条件下, 结合局部的非均衡, 以效率和公平相结合, 非均衡推进与协调发展相结合, 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相结合, 坚持外在牵引力、内在驱动力和区域联动力相结合。将全省服务业根据经济强县的经济特点发展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分类指导、相互依存, 共同促进的综合经济区域。以贵州大交通通道为轴线, 扩大核心区, 全面进行服务网络开发, 推进以贵阳为核心城区、以地州市为重点区域、以经济强县为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 实行梯度推移和中心辐射形结合的贵州特色战略 (如图2所示) 。
3.2 贵州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实现途径
在产业集群的生态环境内, 紧密的产业关联、共享的资源要素、丰富的社会资本、有效的竞合机制, 会形成强烈的外部集聚优势, 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从而吸引服务业企业进入集群。根据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结合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三化同步”的发展战略, 加大制造企业和物流、金融的合作, 促使现代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联动发展。贵州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实现途径如下。
(1) 制定规划和目标, 注重政府导向角色的平衡。政府慎重选择重点产业部门, 力争凸显地区优势和特色, 尽量避免不利因素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或大量增加产业发展的成本, 在投资上应加大对与服务业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以促进产业升级为目标, 以服务企业为主体, 系统地制定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
(2) 建立相互依存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以产业关联为依据, 建立相互依存的产业联系, 形成一种“生态价值链”, 并引导成大企业间密切配合、专业分工与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发挥贵州商会组织、行业协会组织的纽带作用, 引导大型企业集团与服务企业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与信息共享;建立现代服务业集群政策体系促进区域内同一产业链的服务企业之间、服务企业与政府之间多种主体和机构的网络化联系与合作创新为核心机制。
(3) 多渠道加强投入, 吸引外资进入现代服务行业。采取积极的财税、金融、投资和价格政策, 引导社会和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行业的投入力度;在通信、商业、信息技术等领域扩大利用外资规模, 适应国内外投资发展趋势;鼓励融资担保机构为发展前景良好的现代服务业集群内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帮助优势现代服务企业通过股票上市、发行债券、增资扩股或到境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等途径募集社会资金, 扩大经营规模。
(4) 大力拓展服务市场, 提高发展意识。依托人口集聚优势, 发展现代个人消费相关的现代商贸服务、文化教育服务业、旅游休闲服务、医疗健康服务以及居民个人金融服务等服务业;在交通设施及区域较好的地区, 以发展现代物流业为重要的服务部门;依托制造业基地, 发展与企业投融资相关的现代金融业及与企业管理效益提升相关的信息咨询业, 建设与企业市场营销相关的广告设计与文化产业;依托旅游资源, 凸显“多彩贵州”旅游需求, 建设相关的旅游配套服务业, 开发以贵州民族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利用城乡结合部的枢纽特点, 开展乡村生态休闲游, 或是依托特色农业的发展, 开发农业观光等旅游项目。
参考文献
[1]武鸣.实施工业强省是贵州跨越式发展必然选择[EB/OL].2011-06-21.http://gzrb.gog.com.cn/system/2011/06/21/011119989.shtml.
[2]贵州省2010年服务业发展情况, http://www.sdpc.gov.cn/zjgx/t20110330_402635.htm
[3]Porter M.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76 (6) .
经济增长质量理论述评 篇10
1 国外研究述评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 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对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进行批判、反思和总结。发展经济学家迈耶 (1984) 认为:“发展经济学家不再朝拜于GNP的圣坛, 而是全神贯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质量。”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位官员说:发展问题必须定义为对最恶劣的贫困形式的一种选择性进攻, 发展目标必须根据疾病、文盲、贫穷和不均等不断的减少和最终消除来确定。
萨缪尔森 (1999) 认为, 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 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 (PPF) 的向外推移。这是对经济增长这个概念最初的定义, 从量的角度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定义经济增长。
库兹涅茨 (1971) 是这样定义“经济增长”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 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基础上的。”这一定义不仅规定了经济增长的内容、基础和条件, 包含量和质的因素, 而且把制度、思想意识等社会条件的改变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这有些接近于经济发展的概念。
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 (1977) 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 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 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 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 生产量的增长, 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 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 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 作者考虑到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并且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 指出要在不削弱对生产的增长数额和增长速度的同时, 不断地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指标。
世界银行的托马斯 (1999) 等著《增长的质量》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 “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 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 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它从经济福利、教育机会、自然环境、资本市场抵御全球金融风险的能力及腐败等角度对各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比较。
著名经济学家,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罗伯特·巴罗 (2002) 年发表了《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一文, 提出了评价经济增长质量, 不但要包括投资率、通货膨胀率等狭义的经济增长指标, 还应包括人口健康、收入分配、政治制度、犯罪及宗教等方面的指标。
尼古拉斯·斯特恩 (2006) 的题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专门报告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气候变化进行了全新的审视, 评估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向低碳经济转变以及采取不同适应办法的可能性, 并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英国等国家经济的影响。
普雷斯科特 (2007) 指出, 英国的实践证明经济增长和排放的减少是可以同时实现的;低碳行业、低碳经济、低碳工业、低碳城市需要有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形式;气候变化归根到底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 而越来越成为一个经济和财政的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2 国内研究述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理论界对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决定因素和评价方法以及分析框架各方面都有了很深入的研究。
(1) 理论研究中,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不同侧重面做出了界定,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决定因素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 从社会生产目的出发的阐述。社会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目的, 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因此经济增长质量包含经济增长效益。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 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程度和经济效益的好坏。由此, 单晓娅, 陈森良 (2002) 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国生产物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整体, 在资源配置、满足社会需要以及社会协调发展的优劣程度。它不仅包括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 而且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
第二种观点, 从经济增长方式出发研究经济增长质量。代表性的学者是钟学义 (2001) , 他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视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 它不仅包括经济效率的提高, 而且包括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地进行, 经济增长是否伴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实现生产的规模化, 经济增长能否使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提高以及生物环境能否改善等。
第三种观点, 比较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是郭克莎 (1996) 。他先是分析了绝对经济增长速度和相对经济增长速度, 从国际比较角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差别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提出相对增长速度才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然后郭教授分析, 经济增长太快, 超过潜在增长率, 会导致增长质量的下降, 引起经济波动。
第四种观点, 从经济增长的源泉角度阐述。如:刘国光 (1984) 提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应当逐步转变成以提高效率为特征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包括:利用现有基础充分挖潜;优化产业结构;依靠科技进步, 落实科教兴国;狠抓资源节约, 开展综合利用等等。王积业 (2000) 认为, 经济增长的源泉可分为生产要素量的增加和质的提高两个方面。总的来说, 经济增长质量取决于剩余产品率, 部分地取决于资金、物资消耗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
(2) 统计研究中关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大体有以下几种分类:
第一类, 单纯从经济角度度量。如王利 (1998) 等提出通过对经济物品和提供经济物品的能力的测度来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
第二类, 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进行测度。如焦艳玲 (1999) 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 而且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认为现行的经济增长统计应从经济增长质量角度, 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增长效益、产业结构程度、人民生活状况及社会保障、通货膨胀程度和失业程度六个方面作出修订。单小娅、陈森良 (2002) 从效益、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竞争能力、稳定性、潜在能力等七个方面评价经济增长质量。
第三类, 从经济和环境两方面进行测度。龚江南 (1999) 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包括增长速度、经济效率、经济稳定、经济结构与环境质量五个方面, 并且评价经济增长质量应突出环境质量的考察, 并对如何评价环境质量作了初步探讨。如贺清正 (2000) 等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效率、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与经济协调、经济的稳定性和环境质量这六个方面设置了17项指标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系统。
第四类, 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三方面进行测度。钟学义 (2001) 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 主要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
②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 如经济波动情况, 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 (3) 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 如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如李岳平 (2001) 从增长源泉、稳定性、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增长代价这六个方面设置了25项指标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系统。
(3) 实证或评价研究中关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方法的选择, 主要有以下尝试:
第一种, 数学模型法。肖红叶、李腊生 (1998) 就经济增长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和增长潜能四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作了实证研究, 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及相关原因。在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分析时, 作者通过对经济增长路径构造其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增长路径有很大的差别。其理论模型为:
Y=a+bt
Y代表GDP或GNP
第二种, 综合指标法。如王利 (1999) 等用对经济物品的测度和提供经济物品能力的测度两项指标, 算出经济增长效率作为综合测度指标值, 欲以此对经济增长质量开展实证研究。张卫民、安景文、韩朝 (2003) 用嫡值法构造了一个复合的指标体系, 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环境支持指数。借此评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系数和协调系数。赵英才 (2006) 等从经济和环境的五个不同方面构造了17个指标, 采用相对指数法对1978-200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分析。
第三种, 系数分析法。如钱津 (1999) 以市场创新增长的增长率除以国民经济增长率得到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系数, 来对国民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衡量。
第四种, 系统分析法中的因子分析法等。李岳平 (2001) 指出可采用系统分析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模拟法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评估。还有纪淑萍 (2006) 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对2004年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
3 简要评论
综上所述, 现有的经济增长质量理论大部分建立在GDP的基础上, 虽然GDP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以GDP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衡量指标仍存在许多缺陷:既在反映经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之比方面做得不够, 也在反映一国的产业结构、科技进步、真实的生活水平、收入分配状况、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等方面不够精确。分析和评价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 应该综合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表现进行分析, 而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几乎不考虑经济增长质量, 是不完整的。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衡量经济增长方面研究取得较大成果, 不再单纯依赖GDP测度,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技术发展遇到了瓶颈问题:首先, 所选取的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评价指标重点不明确, 各指标在指标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基本一样, 没有孰重孰轻, 不能够正确反映居民福祉;再次指标选取大多只涉及国内, 没有考虑国际竞争力, 把研究对象置身于开放经济条件之外, 在当今是不完善的。
摘要：对国外经济增长质量理论, 主要从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及绿色GDP和低碳经济的相关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述评;对国内经济增长质量理论, 主要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决定因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述评。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述评
参考文献
[1]迈耶.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M].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4.
[2]保罗·萨缪尔森, 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3]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
[4]B·D·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5]托马斯等.增长的质量[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增长极理论 篇11
【关键词】城市增长；经济学理论；影响因素
我国自从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数目不断持续增加，城市所含的人口也飞速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累积效应，正是由于城市的巨大聚集效应大大加快了城市规模，从而促进了城市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不断的改善，在整体上城市的规模快速增长体现在了质和量的两个方面。本文主要是简单介绍了城市经济增长的背景，分析了城市增长的具体内涵，并且结合经济学理论分析了我国城市增长的多种模式，以及影响我国城市增长的不同要素，而且提出了城市合理科学增长的建议。
一、城市增长的定义
关于城市增长的定义主要有多个角度，其表面意思是一个城市的产生到发展主要包括了“小规模的城市—中等规模的城市—大规模的城市—特大规模的城市—整体城市群”这一变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增长是具有连续性的，主要表现在城市的发展用地面积在逐渐增加，城市的人口也在逐渐增加，城市的经济实力不断得到提升等方面。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在空间意义上的城市增长主要有城市的内部的土地的利用变得越来越高的集约，城市土地布局不断地进行调整着以及城市外围的发展用地面积不断得到增加。从非空间上的角度来看，城市增长主要体现在非空间意义上的变化，例如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变化，伴随而来的是人口的增长，经济得到发展以及不断调整的产业结构。同时人们不断对自身的生活条件以及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所以说，关于城市增长，有多个方面的不同理解，这将直接关系到城市增长所选择的研究方法以及分析得到的结论。
二、城市增长的经济学原理
（一）城市聚集经济原理
关于城市聚集经济的定义和特点，其本身就具有较广的解释。聚集经济的内涵较为丰富，其本质的概念主要体现出一种外部性。在当前较为主流的研究文献中，不同学派的专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聚集经济。总的来说，一般的聚集经济是指企业的生产经营方面，即企业在空间上发生聚集，从而通过经济生产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也会发生成本的节约。而城市也可以看做是经济景观，这属于一种空间经济的体系格局。这也是社会经济活动发生空间聚集从而产生的结果。从这一方面来说，正是由于经济力量，从而使得城市发生形成和增长。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以及存在内部生产规模的经济，从而促使了城市的形成以及增长。具体来说，由于存在一定的比较利益，使得社会的分工方面得到不断发展，而反过来，由于社会分工得以不断深化，而且存在一定的生产规模经济，使得城市的非农经济产生了空间聚集的条件；由于居民和企业发生了空间上聚集，从而使得城市出现了特色的聚集效果。也就是说聚集经济才能够促进城市的形成以及增长，如果没有存在聚集经济，那么就不会出现城市，城市也不会不断增长。
（二）基本/非基本理论以及乘数原理
由于基本/非基本的理论存在，使得城市的经济活动可以划分成基本和非基本两个方面。基本活动是指针对于城市的外部地区来进行服务的社会活动，而非基本活动主要针对于城市的内部进行服务的社会活动。由于建立并发展基本面的活动，使得城市的增长存在了内部动力，也就说所谓的城市逐步拓展对外的服务。基本活动和非基本活动彼此之间进行循环往复发生持续性的集聚使得城市出现了增长的过程。城市的基本社会活动来自于城市发生的社会资本投资、城市的收入和居民数目的增加，城市的发展能够产出比城市发生的社会资本投资多数倍的增长总量。同时，由于城市的经济活动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着城市之间的经济连锁性以及经济放大性，所以城市增长也遵循乘数原理。根据乘数原理，经济学者又进一步地研究了城市基本/非基本的活动，得到较为全面的理论，即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以及其是否具有进一步增长的潜能主要决定于其对外基本社会服务活动的有效性，一座城市必须要具备开放性的外向型特点，才能真正的具有持续发展能力。
（三）循环累积因果原理
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主要是指城市中的内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联系，而且其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旦某个产业部门刺激了城市的经济增长，那么在其整体产业经济的基础上能够持续刺激其他新的产业的诞生以及进入，并且使得老产业被淘汰，从而使得城市在循环累积不断持续过程中逐渐发展。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的理论关键是在于重点描述了城市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也就是说当城市发展到后期的阶段的增长方向问题。对于工业城市，该理论重点关注了当城市增长到资源已经得以接近完全利用的阶段时，其增长不再受制于资源，而是受到其聚集的资金以及劳动力量等其他要素能力的影响。
三、影响我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
由于我国的城市快速增长，在增长中逐渐暴露了越来越多的突出问题，所以我国的城市增长的研究分析越来越具有明显的意义。城市增长方面的分析研究属于城市经济学系统中的一部分，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经济关系，也反映出了不同层次的社会问题，所以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影响城市增长的因素。
（一）财政支出总额以及外商的投资力度
我国的城市的增长主要与城市的财政支出总额以及外商的投资力度有关，且明显受到其正面的影响，但是却受到城市的工资水平的负面影响，这可以通过城市的高生活成本自然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得到解释。另外，随着我国的发展，一个城市的投资因素对于其城市规模增长的积极作用逐渐变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加减弱，这不仅仅反映了边际收益的递减，也体现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再单一限制人口的迁移。
（二）城市环境和教育变量
一个城市的市容环境以及教育变量虽然短期不能明显体现影响城市的增长，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市容环境以及教育变量能够对城市的规模增长产生较为积极的作用。但是，从不同的时期来看，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市容环境以及教育变量的需求逐步提高，市容环境以及教育变量能够一定程度影响到城市人口增长的关键要素，所以这属于城市提高其自身竞争力的重中之重。
（三）城市工资水平
一个城市的工资水平明显能够影响到城市的增长，而且对人口的增长是负关系。这可以通过城市的高生活成本自然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得到解释。所以一个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大大限制了缺乏高技能的劳动人员的融入，但是，一般认为，一个城市的增长人口中，低技能的劳动者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大。由于，城市的工资高低能够明显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这说明，提高一个城市的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明显地促进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
四、关于我国城市增长的建议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规模的增长体现出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一基本的特征。在国外，城市快速增长使得很多人从经济学方面进行研究，越来越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分析城市增长。但是，对于我国，这一方面的研究分析相对较弱。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缺乏详细的历史统计数据，即便存在统计也存在较少的不同口径的统计变化情况；从另外的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当前的经济社会正在同时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就使我国的城市增长这一方面变得更复杂，国外的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学原理方面的假设缺乏了合理的依据，城市增长所设定的前提条件也没有了意义。所以分析研究我国的城市增长的措施具有明显的意义。
（1）加快改变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控制城市的建设用地的使用，防止盲目扩张，努力提高城市的建设用地的使用率，注意要不断提高城市土地的经济产出率，考虑到城市的人口的承载力。
（2）努力提高城市劳动生产率水平，在城市中要提高技术的革新力度，大大提高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这有利于城市人口的增长。
（3）外商的投资因素依然是目前城市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所以必须要持续保持城市的财政支出力度，提高城市的基础建设等，选择性地加大外商的投资。
（4）城市公共设施和环境也是城市增长的影响因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的政府必须要加大城市公共设施和环境的公共投资，通过不断完善城市的公共设施水平，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城市的竞争力，从而促进城市的增长。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城市增长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城市要结合自己所具备的基础条件，在合理的时期，城市的增长必须要紧密结合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城市健康的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红继.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J].现代财经，2003，（2）：56-59.
[2] 庞海峰，樊烨，丁睿.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过程及差异研究[J].地理及地理信息科学，2006，（3）：69、72.
增长极理论 篇12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 金融是一较为重要的因素。Goldsmith (1969) 就曾指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是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框架下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有限。因此, 要更为深入地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放松新古典的假设突破新古典的理论框架。于是, 在内生增长理论产生后, 经济学家们开始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中纳入金融因素, 例如索洛-斯望模型出现后人们开始对索洛残余进行了慎重的反思并将金融活动纳入到经济增长的模型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多的研究对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做出了比较全面且规范的解释。Pagano (1993) 建立了一个突性的内生增长模型, 研究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发展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结果表明在折旧率不变的条件下金融中介和金融因素通过影响资本社会边际效率、投资的储蓄比率以及私人储蓄率三个因素影响实际经济增长;国内也有学者在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做了相关研究, 韩廷春 (2003)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经济得到增长的前提是金融部门效率及无形资产水平的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在研究领域存在争议, 有些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会影响经济的增长, 也有些学者认为是经济增长影响金融发展, 后来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能是互为因果的, 例如Patrick (1966) 指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两种可能, 因应需求与供给领先, 也就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可分为两类, 前者认为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即经济的增长带来金融机构的发展变化促进金融市场的建立。后者则是指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Goldsimth (1969) 、Mckinnon (1973) 和shaws (1973) 等人, 认为金融发展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又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是麦金农和肖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经验式的主观判断上对这种关系的刻画较为粗糙, 而后继相关的实证分析也得出了差异性的结论。因此, 文章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 采用相关年限的数据对上海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文章的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是引言及文献回顾, 说明阐述的问题和相关的研究发展现状分析;第二部分为文章的理论分析及经济增长模型设定;第三部分进行实证设计, 检验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影响的研究分析, 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及启示。
二、理论分析及经济增长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借鉴熊鹏、王飞 (2007) 使用的AK模型, 考察最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 (AK模型) , 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yt=AKt, 其中yt为总产出, Kt为总资本存量, A为常数并不表示技术水平。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可以瞬时调整, h/k是一个常数, 令h/k=D。相应地生产函数就可以表述为标准的AK生产函数:y=AK
其中, A=AD (1-α) , α∈[0, 1], 由此可以得出:y=AKαh (1-α) , 再对其两边同时求对数, 即得:Ln Y=Ln A+αLn Y+ (1-α) Ln H
为深入的研究问题, 还需把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加入到模型中, 模型的设定为:
其中, Ln Yt表示人均产出的自然对数, Ln Kt表示人均物资资本的自然对数, Ln Ht表示人均人力资本的自然对数, S表示制度因素, T表示技术进步因素的自然对数, Ln FIRt表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 Ln FEt表示金融发展效率指标, Ln FIRt与Ln FEt一起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ut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设计
(一) 数据与变量说明
下面对人均产出、人均资本、人力资本、制度因素、技术进步、金融发展等变量进行说明。 (1) 人均产出。人均产出是指总产出与人口总量之比。 (2) 人均资本。人均资本是指总资本存量与人口总量之比。 (3)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水平表示人们的能力和素质。采用教育收益率的方法, 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间接的衡量人们的能力及素质。具体的计算方法为:人力资本水平= (接受不同级教育的人数×权数) /不同级受教育的人数之和。为了能够将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量化计算, 我们对于不同文化水平的人赋予了不同的分值, 其中未上过学的计为0年, 赋予的分值为0, 以此类推, 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9年、12年、15年、16年、19年, 赋予其相应的分值为6、9、12、15、16、19。 (4) 制度变量。采用国有经济在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5) 技术因素。文章对技术进步的度量采用间接度量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相当于上海市生产总值比例来反映技术进步。 (6) 金融发展规模指标, 本文用金融相关比率 (FIR) 即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GDP之比。 (7) 金融发展效率指标, 金融发展效率是指金融中介将存款转化为贷款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 是反映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的一个指标, 这里选择储蓄投资转化率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效率的指标, 即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表示。
文章所有的数据均来自于1996~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及上海统计网站并经整理得到, 回归过程中我们使用Eviews3.1软件进行相应的处理。
(二) 结果及检验
1. 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 对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 由分析过程可知, LNK、LNH、LNFIR及LNFE变量的一阶差分为非平稳序列, 二阶差分为平稳的序列, LNT的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
2. 协整检验。
为了检查所研究的各组变量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文章采用Johansen的协整检验。根据协整检验的结果分析可以看出, 各组变量经协整检验均仅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 如表1所示。
注:* (**) denotes rejection of the hypothesis at 5% (1%) significance level L.R.test indicates 2 cointegrating equation (s) at 5%significance level
3. 人均产出的回归分析。
利用1996~2012年上海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 对各变量与LNY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为
从上述的结果可知各变量的显著性结果不是很好, 很可能存在自相关, 因此, 我们去掉一些变量, 再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为
从式 (3) 的结果可以看出, R-squared以及调整后的R-squared的值都很高, 在剔除技术因素、制度因素、金融的发展效率因素后, 所得结果表明金融的发展规模与人力资本因素对上海市的经济增长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而物质资本因素影响的结果则不显著, 这可能与上海的发展进程有关, 上海是我国的一线城市, 经济发展程度较高, 基本的原始要素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已不明显。另外, 我们还可以看出, 金融发展的规模对于上海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这对于今后上海的政策的调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影响的分析
经济增长反过来又是怎么影响金融发展规模的?对上述的AK模型得出的式子:y=AKαh (1-α) 继而进行变形调整, 可得
对 (4) 式进行回归检验, 结果可得
从上结果可知, 变量的P (0.0000) 值小于0.05, 结果显著。表明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金融发展的规模, 这与Goldsimth等学者得出结果一致。
五、结论及启示
文章以金融发展为出发点, 对1996~2012年上海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 经过分析可知, 上海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相对于金融发展规模因素, 金融发展效率的因素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影响。另外由于查找数据的局限, 文章中的数据使用的是1996~2012年的上海数据是从上海统计网站得到, 相对来说有效数据的年限较短,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实证的结果, 这也是文章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
摘要：文章基于内生增长理论, 以上海市为例来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确定经济增长模型, 而后与金融发展的指标变量结合对上海近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上海金融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增长, 反之, 经济增长也会影响上海的金融发展, 其中在代表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对经济增长影响较为显著, 文章的研究结果可以为上海金融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