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选秀节目

音乐选秀节目（精选12篇）

音乐选秀节目 篇1

电视音乐选秀节目是一种让具有一定音乐表演能力的参与者, 按照预先设置的竞赛规则进行音乐才艺展示, 专家和观众对参与者进行淘汰和选拔的电视节目。创办于2001年的英国《流行偶像》可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选秀节目。该节目在英国一推出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决赛期间观众达到了1400万, 占英国总人口的23.8%。

我国的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兴起于本世纪之初。2004年3月湖南卫视推出了声乐比赛节目《超级女声》, 节目的运作成功使其核心理念迅速得到认同。同类型的电视节目, 如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 东方卫视的《莱卡我型我SHOW (秀) 》、《雪碧我型我SHOW (秀) 》等纷纷推出, 之后, 湖南卫视又成功推出了《快乐男声》, 同样取得了不凡的收视的业绩。这种综合性的电视歌唱娱乐节目迅速成为近几年来播出最为火爆的电视节目。2006年, 我国电视上的几档娱乐类选秀节目, 几乎都是将演唱作为主要的舞台表现。除了上述节目, 还有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江西卫视的《中国红歌会》、湖北卫视《极限高歌》、山东卫视《联盟歌会》、东南卫视《风云新人》等节目。

一、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关键元素

1、海选

“海选”最先是一个政治用语, 用来描述全体村民自由提名村委会候选人。这个政治术语用于娱乐, 其影响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原先的意义。大多数电视音乐选秀节目以不分唱法、部分外形、不问地域的互动性、参与性超强的海选为主要特征, 只要符合一定年龄或者性别要求, 大众均可报名参加。通过层层淘汰选拔, 选出真正具备培养前途与明星气质的歌手。

海选具有很强的心理接近性, 让观众产生一种归属感, 达到“全民参与, 全民同乐”的收视效应。从受众角度来说, 普通人与他们的距离更近, 能满足各个阶层观众的需求。

2、“唱”与“秀”结合

电视音乐选秀节目主要的选择标准毫无疑问是唱功, 但唱功并不是衡量选手的唯一标准, 突出选手个性的表现“秀”也是很选拔重要的标准。正因为如此, 《美国偶像》让唱歌素质平庸但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华裔青年孔庆翔成为《美国偶像》的冠军;被评价为唱功并不是选手中最好的李宇春获得了2005年《超级女声》冠军。

3、互动

电视音乐选秀节目之所以在国内获得巨大市场, 得到受众的喜爱,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强调互动性和全民参与性。在选秀类节目中, 观众不仅是节目的接受者, 更是节目的参与者, 他们的投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甚至可以改变节目的整个进程。这种重视“民意”的规则改变了以往电视媒介仅仅是在做单向度传播的局面, 极大地拉近了电视机前观众的心理距离, 同时也拉近了收视率的攀升。

4、“PK”环节

目前PK的渊源仍不能完全确定, 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个是源于网络游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流行的各类MUD (一种文字网络游戏) 中, 玩家的死亡被粗略的分为两类:Player Kill和Nonplayer Kill, 即28 (被) 玩家杀死和 (被) 非玩家杀死。由于它过于拗口, 就用“PK”作为它的缩写来表示。后来衍生出PKer (玩家杀手, 表示专门猎杀玩家的玩家) 、PK区 (可以主动攻击玩家的游戏区域) 等名词。另一个来源是指足球里的罚点球, 也就Penalty Kick的缩写, 引意为一对一单挑, 只有一方能赢。

术语是某一专门领域或学科中所使用的专门用语, 语义上有严格的限定, 要求精确和明晰, 因而具有单一性的特点, 适用范围因受领域或学科的限制往有局限性。但是由于表达的需要, 我们经常将它们掷用于非专业语境, 那么它们的语义就会发生变异, 从而出现专外的新和新用法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 那么此时专业词语就扩大了原有的使用范围, 形成新义项。

“PK”经过《超级女声》强有力的“宣传”和“激活”, 迅速突破其专业语境的限制, 广泛运于非专业语境, 在这个引申式泛化过程中, “PK”直接衍生出各种新意义, 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1.对决、对打、对抗、单挑;2.击败、干掉、淘汰;3.打架、斗殴;4.泛指两件对等事物的对比。

“PK”环节是音乐选秀节目最为残酷也最刺激的环节。每一位观众都成为节目运行轨迹的决定者。比如, 在《超级女声》节目中, 观众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 在每轮比赛之后, 短信票数低的选手就得被“待定”, 与专业评委选出的选手进行“PK”。一次次的“待定”、“PK”、“投票”将比赛残酷性放大, 同时也音乐选秀节目充满了戏剧张力、刺激与悬念, 将节目的娱乐本质体现的更加充分。

二、电视音乐选秀节目规则

电视音乐选秀节目除了节目的制作者 (导演、制片人) 和节目的参与者之外, 还存在着第三者的影响——那就是规则, 它无处不在, 甚至是个杠杆, 规定着节目内容的整体框架和决定着情节发展的大致走向。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的规则有如下特点:

1、规定环节+自选环节+配对环节的结合

几乎多有的音乐选秀节目都会采取规定环节和自选环节相结合的方法。规环节可以带来标准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增加公平性和说服力。而自选环节可以展现选手的个性, 增加趣味性和差异性。

2、海选+训练营+淘汰赛+总决赛的结合

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的一般采用淘汰制的方式进行。或由内部投票决定, 或由观众投票决定, 知道最后剩下一个人、一对或一组。

3、专业评委+大众评判+市场评判的结合

传统的音乐选拔赛常常是选取专业领域的权威做评委, 在评价时评委要给出专业的评估或给出分数;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则不同, 节目强调观赏性和娱乐性, 注重收视率而非比赛结果, 因此在考核方式上注重专业性的同时更设置了观众的选择权, 也就是说, 节目的娱乐性和音乐专业性相当, 评委的主观感受要强于理性分析和评价。

摘要：近年来, 中国电视市场上音乐类电视娱乐节目占据了越来越重的份额, 其影响力也日渐扩大。本文对音乐类电视娱乐节目进行探析的过程中, 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这一类节目形态进行了从历史发展到现状分析以及未来走势的全方位的关注、新角度的思考。根据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把我国大陆以及港台地区的音乐类电视娱乐节目进行分类, 并通过针对不同类别的音乐娱乐电视节目的现状, 从大众音乐传播和电视音乐传播以及受众接受心理等的多个角度探讨其特点、关键元素以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电视,音乐,选秀节目

参考文献

[1]申波.审美意识与音乐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2]汉斯·罗伯特·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6.

[3]汪流, 编.艺术特征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

[4]保罗·贝克.音乐的历程[M].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9.

音乐选秀节目 篇2

无论你喜不喜欢，每年夏天的电视屏幕上，最火的娱乐节目就是各大卫视竞相推出的真人秀节目。以今年为例，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浙江卫视的《非同凡响》、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青海卫视的《花儿朵朵》等选秀节目掀起不小的收视波澜。

按理说，这些选秀节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但事实是，观众非但不觉得节目刺激、新鲜，还啧有烦言，甚至有种视觉疲劳感，看到台上乱轰轰的场面就想换频道，遭遇七年之痒的选秀节目究竟该向何处去？

必须承认，如今的中国选秀节目已步入一个死胡同，它的命运注定同曾经风光一时的综艺类、谈话类节目一样，将成为我们的一段记忆，只是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什么样的娱乐节目才是民众最需要的？娱乐节目怎样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过去我们曾迷信明星的力量，电视屏幕上到处都是大小明星们作秀的身影；现在我们发现草根也有搞笑的智慧，于是乎草根一族登台亮相，这无疑给了平民成为明星的机会。但再丰盛的宴席，倘若一天三顿，观众的胃口也会被撑坏的。一涌而上的选秀节目慢慢褪变成恶心人的舞台，甚至成了个别毒舌评委的秀台，再加上太多的场外因素、人情干扰，节目的公正、公平性备受质疑，观众新鲜感一过，谁还愿意吃“剩饭”、“馊饭”？

不妨借鉴一下美国选秀节目《美国偶像》的成功经验，该节目历经9年而长盛不衰，最主要原因在于节目本身所坚持的平民理念与朴素的价值观，即用娱乐的外表包装平民的故事和梦想，诠释“小人物也有大梦想”、“平凡也能创造奇迹”这一主题，尽管选手们平凡得如同一颗沙粒，却可以借助非凡的歌唱才艺让自己的梦想绽放，这种对普通民众心灵的冲击力来得更加真实，更具人文情怀，也更能打动人心。反观内地选秀节目，明显存在刻意放大选手背景故事的倾向，或者滑入恶俗炒作的边缘，如《中国达人秀》曝出的“女导演色诱男选手上床”事件，让观众产生一种厌烦感。

音乐选秀节目 篇3

关键词：中国流行音乐 音乐选秀节目 审美价值 大众化 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流行音乐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发展历程。这30年间，中国流行乐坛出现了一大批明星偶像，也诞生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好歌，他们都是影响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嬗变的重要因素。进入新世纪，随着电视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化，流行音乐的创作、传播与消费也逐渐进入高速化时代，不得不说，这是广大受众欣赏口味转变与社会发展快节奏所带来的结果，它们都深刻影响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成长基因，所以我们也能从流行音乐的转变感受到中国社会的时代印记。

一、中国电视音乐选秀节目

我国最早拥有电视音乐选秀节目是在1984年，CCTV首次推出了名为“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的电视音乐节目。但其通过国家媒介向全国播放，具有极大的宣传影响力。由于其作为一种全新的节目形式初次登上媒体，所以当时收视率也达到30.7%，堪比同时期播放的新闻节目。中国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经历了30年漫长且坎坷的发展历程，其中包括了起步探索期、模仿摸索期和創新超越期。

1.音乐选秀节目的起步探索期简述

中国音乐选秀节目的起步萌芽期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2004年，跨越两个世纪。在这段时期里，音乐选秀节目和中国的流行音乐一样，都处于较为盲目的混沌期。《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是我国首个借助电视媒体进行传播的国家级音乐歌唱比赛，它具备了权威性与专业性，而且节目的创办宗旨就是“繁荣音乐创作，推出歌坛新人、丰富电视屏幕”，这也为而后的音乐选秀节目定下了标准。但是总体而言，青歌大赛的推出在初期并没有形成巨大的媒体传播社会影响力，其全民参与度也相当低。

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出现为国内音乐选秀乃至选秀类节目都开创了先河，它是中国媒体的原创作品，它的主导方向就是“主流的”、“官方的”、“专业的”音乐人才选拔模式，最重要的还是为了培养和选拔专业人才，所以节目的娱乐互动性略显不足。

2.音乐选秀节目的模仿摸索期简述

2004年，湖南电视台效仿美国FOX电视台的超人气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将平民化选秀概念引入到了《超级女声》上。《超级女声》也作为中国首个平民音乐选秀节目被全国观众所追捧，受到了各界媒体的一致好评。仅2005年一年，《超级女声》的全国观众就超过了4亿。在2006年，《超级女声》在总决赛期间的平均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收视纪录，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超级女声》作为地方媒体打造平民流行音乐选秀的电视节目先驱，不但影响了国内观众的收视取向，也影响了流行乐坛和电视媒体的发展方向。从《超级女声》走出来的歌手纷纷成为多家唱片公司所争抢的热门，成为了青年一代追捧的流行乐坛偶像。而对于电视媒体来说，“平民梦想，音乐选秀”似乎成为了那一段时期的全民娱乐主题，像央视的《梦想中国》、《星光大道》，上海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等音乐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发芽。

3.音乐选秀节目的创新超越期简述

2012年7月，浙江卫视在收购了《荷兰之声》的版权后与灿星联合推出了《中国好声音》，并在浙江卫视正式推出。这一节目的播出在各大媒体和流行乐坛又掀起了极大浪潮，因为节目首次推出了“盲听盲选”模式，它与之前注重选手娱乐性的其它音乐选秀节目有着极大不同。《中国好声音》在音乐艺术性和娱乐性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它也真正做到了对节目的“制播分离”。而在节目宣传和娱乐元素运作上与多个娱乐相关产业的紧密连锁，让它不但收获了极高的艺术评价，在媒体商业运营模式角度来看，也是极大的成功尝试。

《中国好声音》的出现，让音乐选秀节目第一次回到了艺术品评的原始境界，显示出了对艺术追求的诚恳态度，传达了对艺术挚爱的正能量，所以它对推出流行乐坛新人和打造平民偶像方面更有创新意识和发言权，极深的影响了我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进程。

二、音乐选秀节目对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影响分析

从我国音乐选秀节目发展的三个时期来看，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立的特征，他们都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影响了大众与音乐人对于流行音乐的理解，所以说，音乐选秀节目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影响也要从这三个阶段的不同特征来分析。

1.《青年歌手大奖赛》创立流行乐坛新标准

1984年的首届青歌大赛成功举办，它也受到了中国音乐界的关注与支持。1980年，随着台湾歌手邓丽君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歌星奖”，她的歌声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同时期内，台湾及香港的唱作人所创作的歌曲纷纷涌入大陆流行音乐市场，形成了一时间的内地校园民谣流行风。也正是在外界的刺激与带动下，青歌大赛才有了创办的想法。在经过了第一届成功后，被称为中国流行音乐元年的1986年，第二届青歌大赛如期而至。在这一届大赛上首次设置了“通俗唱法”。在第二届青歌大赛成功举办后，像毛阿敏、苏红这一代后来家喻户晓的内地歌星逐渐崛起，让大家对流行音乐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国内诸如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高等音乐学府都纷纷开设了通俗唱法专业，巩固了“通俗唱法”在我国流行乐坛的最初地位。通俗唱法的出现也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对流行音乐文化环境的认同，这也让许多当时蛰伏已久的流行音乐团体及个人终于能从“半地下”的状态中脱颖而出，为中国未来30年的流行音乐创造了可生存和发展的契机，是中国流行音乐走出成功一步的重要基础。

2.《超级女声》打造平民偶像

青歌赛虽然专业权威，但是在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绝对统治地位之后，也瞬时间被追求平民梦想的平民音乐选秀节目所取代。在2005年，《超级女声》的开播就验证了这一点，这一档节目虽然没有青歌赛那样严谨和权威，但是它的娱乐性十足，而且被冠以了“平民化明星选秀”的核心思想。所以在这一时期，流行音乐也似乎走向了人人都可以触及的时代。

从对流行音乐的发展角度讲，《超级女声》的评选机制并不仅仅由具有权威性的“精英”阶层来单独决定，而是加入了媒体和大众评委，这让音乐选秀节目所营造的流行音乐气氛拥有了极强的互动性，也让一部分的评选权利转移到了大众的手中。这种放权机制的建立就是那个时代所营造的流行音乐“全民造星”风潮，让社会大众自己决定自己喜欢怎样的流行音乐，像《超级女声》这样的音乐选秀节目的出现和兴盛，也体现了大众选择对流行音乐审美取向的发展方向指引思想。

3.《中国好声音》重燃流行音乐热情

《中国好声音》所引领的中國音乐选秀节目创新超越期真正体现了一些对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新意与良好指引。首先，它是前两个时期的综合体，其次，它拥有自己的一系列独特机制。

（1）导师制和盲听制

导师制是《中国好声音》一类音乐选秀节目率先推出的评选机制，它让选手所在的舞台成为了一个亲切、具有音乐技巧指导性的“教室”平台，同时也拉近了选手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可以说，这种由评委选择学员的机制更贴合于平民实现音乐梦想的理念，它让选手与导师之间形成了真正的平等，而随后选手的表现又会与导师的指导成果相关。因此《中国好声音》所营造的是一种群体力量的较量与狂欢，它更加有利于年轻歌手在音乐成长道路上的良性发展。

盲听制体现了好声音的评判标准，声音是唯一的标准。在以往的音乐选秀节目中，歌手面对评委，不但表现紧张而且会给评委一些先入为主的形象认知偏差，无法体现选秀节目的公平公正性。而好声音则拒绝了这一外界干扰因素的存在，让舞台纯粹的展示选手的歌声，这让一些青年歌手能够最大程度地表现和释放魅力。当导师转身表示对选手的认可时，也是对选手心理上的一种鼓励，这对他们在以后的音乐发展之路是一种信心的建立，而许多歌星的成名就是由这一个关键的细节所决定的。所以说，它极大突出了音乐选秀节目的公平公正性，而对盲听制来说，它是一种对音乐艺术的尊重，值得参考借鉴。

（2）经典歌曲的再演绎和音乐多风格表现形式

《中国好声音》的一大特色就是对经典歌曲的全新演绎，这其中有选手自己的想法，也有导师的指导编排。而在流行乐坛中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也伴随新的现代音乐元素的加入而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换言之，他让老歌年轻化、时尚化，重新焕发了时代的色彩，更加适于当代大众的欣赏口味。另外，一些曾经小众化的流行歌曲也在经过好声音的演绎后被大众化，有些甚至引领了一时的时尚风潮。所以这对中国流行音乐是一次再宣传、再激活的机会。

另一方面，像《中国好声音》的学员吴莫愁、李嘉格、张楠等在演唱的声线、节奏、音域滑动和咬字方面都特立独行，强烈刺激了大众的感官，但是她们的演绎风格却是独一无二的，这也为歌曲赋予了一层全新的意义与意境。在这个宣扬开放式个性的中国流行音乐世界里，这种改变与突破是值得鼓励的，而好声音的舞台恰恰愿意接纳这些可能会引起受众争议的多变音乐风格。虽然有质疑和争议声，但是它确实是推动中国流行音乐多样化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它也为之后的音乐选秀节目定下了一个更高的标准。

总结

音乐选秀类节目叙事策略分析 篇4

关键词：音乐选秀类节目,叙事主体,叙事框架,叙事模式

1 叙事主体——参与者

叙述是对叙事的一种讲述。在音乐选秀类节目中,叙事故事的主体有选手、评委和主持人,这些都是节目的参与者。在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中,节目是由主持人、评委和选手串联起来的。

1.1 节目主持人

在音乐选秀类节目中,主持人起到了把节目串联起来的作用,音乐选秀类节目的重点表现对象是选手和导师。主持人在节目中主要把各个板块衔接起来。在选择主持人的时候,应注意主持人风格与栏目定位相符合。《中国好声音》的主持华少,被誉为“中国好舌头”。主持人应具备救场的能力,当遇到突发问题时能够很冷静地处理。这是音乐选秀类节目主持人应具备的重要因素。

1.2 节目选手

选手是音乐选秀节目中的故事主体,他们都是真实的而非扮演的角色,这些来自于观众身边的普通人成了节目叙事的主体人物,他们与普通人一样,热爱音乐,并想有一个舞台成就他们的音乐梦。每一个选手都是有故事的,通过选手们讲述故事,来吸引观众们的注意力,在音乐选秀节目中,选手作为节目表现的主体,在节目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选手作为节目叙事的主体,必须经过精心挑选,尽量满足观众的要求。

1.3 节目评委

在音乐选秀类节目中,评委不仅仅是选手比赛成绩的仲裁者,还在节目的叙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音乐选秀类节目中,评委比较具有权威性,主要是来自音乐方面的专业人士,《中国好声音》中导师刘欢、那英就是音乐界的“天王”和“天后”。在最初的节目中,评委只是一个打分者,是一个标准的裁判者,而现在的节目中,评委与选手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2 叙事框架——淘汰与选拔机制

所谓叙事框架,就是从我们所能掌握的那些信息中选取和构建出具有一定意义的整体。在音乐选秀节目中,能将评委、选手、观众联系起来的框架就是淘汰与选拔的规则。它一方面是选手必须遵循的规则,另一方面又是将评委和选手连接起来的纽带。节目的正常进行必须要按照规则进行。

2.1 选拔机制

在节目中,淘汰与选拔机制是节目的内在属性,是节目的核心。在一定范围内,节目按照规则进行。从选手报名开始,淘汰与选拔就开始制约着他们,并形成一定的叙事框架。淘汰与选拔机制决定了选手的去留,推动节目的叙事。节目从一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好声音,然后通过选拔,逐步淘汰选手,最终到达舞台上的只有那些有故事性的,真正热爱音乐的人。

2.2 淘汰机制

在节目策划之初,节目组会设计规划,首先观众会喜欢什么样的节目,其次观众会喜欢什么样的规则。节目的主题是什么,节目的受众是哪些人等。

3 叙事模式——真实与虚构相结合

经典叙事学认为,故事是由一系列具有因果逻辑关系或时间顺序的事件组织而成的。叙事是对序列事件的再现,“故事”是读者从时间组成的“情节”中发现的信息构建。音乐选秀节目是真人秀节目的一种,从叙事上看,这类节目采用了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模式,打破了“真实故事”与“虚拟故事”的界限。在节目形态上,它制定规则,把选手束缚起来,这是虚拟性的表现。节目没有剧本不需要排练,这是节目真实性的表现。

3.1 节目的虚构性

规则是音乐选秀类节目的核心元素,节目的设置与进程都是由规则来决定的,各个环节都是围绕着规则来进行的。节目的规则不只是节目的框架,节目中每个环节的设置,选手能否晋级的评判标准等都是节目的规则。每个节目都有自己的独特规则,为节目设置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又使节目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故规则导致了节目存在虚构成分。

3.2 节目的真实性

尽管节目有虚构性,但音乐选秀类节目还是相对真实的。人物是节目叙述的主体,摄像机真实地记录了观众和导师在舞台上的表现。在节目中表现的都是真实的一面,他们要体现自己的个性,要“本色出演”。

4 结语

随着对叙事学角度的深层挖掘,电视节目叙事日益受到业界的广泛重视,将叙事理论应用于电视节目的研究也屡见不鲜,鉴于音乐选秀类节目的收视效应,本文从叙事主体、叙事框架、叙事模式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从叙事学角度了解了音乐选秀类节目,同时也为其他节目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电视选秀节目策划方案 篇5

一、背景分析：当今时代，娱乐文化已经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大众消费的主要精神产品。普通大众已不满足于“看客”的角色，而希望成为主导者和参与者。 自20xx年夏天起，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的《莱卡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等一系列选秀娱乐型节目相继推出，掀起了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业的超级旋风，创下了中国电视新的收视记录。无数观众，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文化、不分地域，均被牢牢锁定在电视机前，且随着节目进程而喜怒哀乐。参与性强、观众决定结果的形式使得此类节目在全国范围引起火爆的。一些媒体评论认为，这类选秀节目的优胜者百分之百由观众投票选出，因而是一种“庶民的胜利”。现在大众审美情感的满足已经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发生了转变。

二、企划动机：就目前为止，虽然各种电视选秀节目种类繁多，但成功的仅仅是少数几个，更有很多选秀节目制作水平和质量低下的现象出现，而且大都只是建立在满足受众较低层次精神需求的层面，受众群体过于分散，节目本身只是一种精神消费，少有能够为特定人群特别是当今高等院校里的大学生们设立的一种小众化的选秀节目，同时也少有能够满足较高层次精神需求的同时也能够为社会、为参与者自身创造出精神财富之外的物质财富。所以《艺苑大赢家》就是建立在为广大在读大学生创造精神和物质双重财富的基础上的一档节目。

节目设定：

一、节目名称：《艺苑大赢家》

二、节目类别:全省高等院校间的一档选秀节目

三、节目主旨：展现大学生风采，提升大学生素质，弘扬传统和现代文化艺术

四、节目目标：成为当代大学生日常学习成果和日常兴趣爱好的实践和展现平台，为参与者提供展示自身素质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五、节目定位：为广大在读大学生创造精神和物质双重财富的基础上的一档节目

六、节目形态：由若干个创意小组组成的参赛团队进行现场竞赛，并有观众参与的互动型录播节目

七、节目内容：自由陈述，此阶段由每个参赛小组分别做现场陈述，简述自己团队推出的创意项目，时间不得超过3分钟。

项目点评，此阶段有两部分组成。首先是场上观众对前面自由陈述阶段的`项目发表意见;然后由现场嘉宾做点评。

嘉宾提问，此阶段由现场嘉宾就自由陈述中的创意项目中的问题向参赛小组提问，并由参赛小组选派人员进行解答

观众打分，针对创意小组提出的项目和嘉宾以及观众自身的判断，对参赛小组的表象进行评价，采用10分制。

最后结果，综合嘉宾的评价、选手的表象和观众的反应对创意小组进行打分，

由主持人宣布最后结果，每期设立三个晋级名额，晋升月末的更高层次选拔。

八、节目特色：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身，发觉知识经济的巨大作用

九、节目风格：睿智 轻松

十、主持人串联风格：有才气，稳重之中不失幽默

十一、节目长度：60分钟每期

十二、单集节目构成：片头;创意小组亮相及个人资料;创意项目展示资料;比赛进行;各部分比赛均有评委评价和广告时间;场外支持;最终决定

十三、播出时段：每周日晚8:00

十四、播出次数：周日首播;周四晚重播

十五、节目集数：20

摄制要求：

一、主持人：待定

二、节目顾问：知名专家、学者、教授、企业家等

三、节目要求：节目不得过于郑重其事，要既有气氛又能够令人感受到文化，使观众感受到比赛的趣味性和知识性

四、整体目标：节目播出时段，可以赢得绝大多数电视观众，创造出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最终目标

五、制播周期：2天

六、工作人员设置：总导演一人，监制2名，策划2名，摄像最少三名，采编五名，制作三名，执行导演二人，化妆三人，服装设计三人，乐队，剧务2人

行销宣传：

一、节目优势分析：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无法被其他任何因素所取代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身在知识和文化潮头的高的院校在校大学生们有着得天独厚的自身优势，他们生活和学习的环境就是先进文化和进步知识的发源地，平时浸淫在新思想新文化的氛围里，有着太多的创意和理念。为他们提供一个理想的展示平台和畅所欲言的场所将是一件十分必要和迫切的，设计这样一种一大学生新思想、新观念为主要切入点的节目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二、节目市场分析：本节目立足于当代大学生，其主要受众群是现在在读的大学生、走向岗位的大学毕业生和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准大学生，其受众类型虽然单一，但受众群的数量并不少，本着将新思想、新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或现实物质存在本身就有着创造财富的作用，节目市场并不缺少。

三、广告市场分析：广告方面因节目受众的特征有着很宽广的选择面，考虑到主要受众群的经济实力，和他们日常主要接触的商品，服装、电子产品、银行、餐饮等等都可以作为节目的广告赞助商。

四、节目宣传片规划：突出当代大学生知性、果敢、聪慧、团结的特点，宣传片风格要求具有时代气息。宣传片在各大高校循环播放，并且联合知名的网站共同进行节目的整体宣传。

音乐选秀节目 篇6

关键词：选秀;音乐;文化传播;音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G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3-0044-02

一、 音乐选秀节目崛起的文化背景

自从2003年开始，音乐选秀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拉开了全民娱乐的序幕，大大小小的音乐选秀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上演起来。这类节目通常把流行音乐文化作为其节目编辑的基本参考之一，把群众的广泛参与性、娱乐性、互动性融入到节目创作的各个环节，引起了一系列商业化的大众消费模式。许多“草根阶层”也因此一夜成名。在信息洪流的时代背景下，这类选秀节目符合人们快节奏生活方式和追求梦想成就梦想的内心渴望，它所带动的娱乐文化现象，成为各大媒体、记者们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选秀节目对音乐文化的传播，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各大媒体的推动下，音乐文化已经成为当今物质文化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音乐选秀节目的发展

2003年，湖南卫视播出《超级男声》，掀起了国内音乐选秀节目的第一波浪潮;2004年湖南卫视又推出了《超级女声》，作为一个没有任何门槛的娱乐节目，迅速吸引了6万余名选手报名参加，这是国内音乐选秀节目的初始发展阶段。

2005年，《超级女声》第二期吸引了15万人报名参赛，而且电视直播收视率也创造了11%的奇迹。继超级女声之后，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江西卫视等各大卫视相继推出大型音乐选秀节目，选秀节目自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参与、主办或播出全国性或跨省（区、市）赛事等活动管理的通知》，随着这一通知的出台，各大卫视报批的音乐赛事性节目均未通过。2007年9月，国家广电总局进一步明确规定省级卫视频道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选秀节目。这段时间，选秀节的发展进入了相对低迷阶段。

2009年，湖南卫视《快乐女声》获得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播出，但是规定除了总决赛之外，其余赛事不许在黄金时段播出。2010年开始，《快乐男声》、《花儿朵朵》、《非同凡响》等音乐选秀节目又相继出现在荧幕上。2012年，浙江卫视推出了《中国好声音》，该节目以新颖的编排、广泛的参与性、特有的魅力迅速吸引了许多观众，其收视率几乎占据同时段节目的首位。这也标志着音乐选秀节目在这几年里，得到了恢复性的发展。

进入2013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限歌令”对音乐歌唱类选拔比赛节目实行控制总量、分时段分散播出的调控措施。“限歌令”出台后，音乐选秀节目的发展得到了控制，避免了过度娱乐的现象的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音乐选秀类节目的发展也越来越规范化。

（二）音乐选秀节目发展的文化背景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互联网等媒体的发展，各种层出不穷的选秀节目也在各媒介的传播下迅速扩散，并且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受众群体。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选秀文化在不断扩散传播的过程中有较高的覆盖率，其传播方式逐渐趋向于多元化且传播范围也逐步扩大。①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文化信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选秀活动的传播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辽宁卫视的《激情唱响》、浙江卫视的《非同凡响》、青海卫视的《花儿朵朵》等音乐选秀活动均通过各种即时媒体得以广泛传播并获得了较高价值的舆论文化定位，也在商业化社会环境下为文化传播带来了经济收益。另外还有网络传播、音响制品传播、报纸媒体传播、手机传播等等。选秀节目在当前已经成为一种音乐娱乐文化，在推动音乐文化传播②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一方面，选秀节目的受众大多数是年轻群体，他们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在当代，信息的扩散通过互联网等先进科技手段也变得更加迅速便捷。而音乐作为一种载体，通过网络、电视、手机、报纸等媒介，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向大众推广了音乐自身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对音乐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推动作用。

二、 音乐电视节目的主要类型和模式

由于各种音乐选秀类节目的策划方不同，所采取的节目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这也导致了在对节目的主要类型和模式的划分上有了相當大的困难。通常情况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音乐资讯类、以音乐为主题的访谈类、音乐选秀类。前两种类型在这里我们不做过多的阐述，我们主要来关注电视音乐选秀节目。

音乐选秀节目是让音乐爱好者根据一定的竞赛规则进行音乐才艺展示，评委老师、专家、导师和观众进行评选或者淘汰。这类型的选秀节目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节目中来，因此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一） 音乐选秀节目的类型

在当今社会各种选秀节目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选秀文化形式也被商业市场看好。新的文化及传媒方式在音乐选秀的过程中不断被引进，并对音乐文化衍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今比较流行的选秀节目的主要类型有高校选秀、平民选秀、商业选秀、综艺选秀等等。

（二） 音乐选秀节目的基本模式和关键元素

音乐类选秀节目的基本模式包括：以个人音乐形象为主的音乐选秀，以导师或者评委记分决定通过与否的选票模式，以个人综合才艺展示为主的才艺选秀，以模仿或者创新为主的节目改编模式等等。通过这些模式，使选秀节目的广大参与者有了展示自己个人艺术形象的舞台，激励大家的广泛参与进而实现自己的个人梦想。

音乐选秀节目的重要元素有：海选、淘汰、与观众的互动等等。这些元素在选秀节各个阶段均有体现，丰富了节目的形式，也使选秀节目的观赏性和竞争的激烈程度大大提高。

三、音乐选秀节目对音乐娱乐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 音乐主题选秀节目与商业化发展的关系

音乐选秀中的大众传媒是服务于音乐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随着选秀形式对人们审美取向与文化消费观念的影响，音乐选秀借助电视、网络、手机等文化传媒介质，使流行娱乐文化成为社会文化消费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一过程反映了现代性、偶像性、消费化等现代社会娱乐化进程中的重要特征。③文化传播的广大受众在欣赏专业比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领略了商业化背景下的音乐文化魅力。商业化的包装和宣传促使选秀节目立足于现实的状态从而进入广大受众的内心，进而有力推动社会流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对音乐文化和社会流行文化起到了很大的现实作用。商业化的包装发展也为选秀节目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和实用的途径。同时，选秀文化也在另一层面对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音乐选秀节目和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二）音乐主题选秀节目对学院派音乐发展的冲击

然而，另一方面，从音乐选秀组织策划方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商业性垄断和过度的商业化开发所带来的音乐创作乏味及商业宣传的泛滥等现象 。从参与选秀选手的角度来看，除去市场经济推动的原因外，也有选手的明星梦、迅速“蹿红”、个人表现欲、以及大众的围观欲及低俗欲望得到满足的原因。而商业色彩增多的音乐文化选秀发展的背后也潜藏着令人担忧的局面———大众理性思考的缺失和道德底线所遭受的挑战。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网络新闻到处会有各种“绯闻”的传播。更让人担忧的是，有的选秀节目策划方会利用各种噱头进行“炒作”使之成为商业宣传工具，结果就带来了挑战道德底线以及审美底线的模糊甚至错位的流行文化思想。一些音乐选秀活动的火爆不是靠节目的品质、内容来实现的，而是依靠炒作、包装这些外延形式来取得，本身就脱离了音乐选秀的初衷，过度的商业化开发所导致的音乐艺术性的丧失是流行音乐文化的一大弊病。这也对学院派音乐的教学模式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商业包装带来的“造星”现象，让很多正处于音乐基本功以及乐理常识接受训练期间的年轻人受到了极大的诱惑。但他们往往也因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对于扎实基本功的训练开始有了动摇，也有许多人似乎在寻找成功的“捷径”。这也是音乐选秀节目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是对传统的学院派音乐教学模式提出了挑战。

（三）音乐选秀节目的娱乐化对音乐文化的影响

选秀中的各种媒体是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随着音乐选秀形式对人们审美取向与文化消费观念的影响，音乐选秀借助电视娱乐等文化传媒介质，使流行娱乐文化成为社会文化消费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了时代性、偶像性、商业消费化等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特征。

音乐选秀在不断推动社会流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同时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也对音乐文化的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音乐文化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受众，更加多的包容性，也具有了音乐文化的多样性等特征。然而，当今出现的大多数音乐选秀节目大都沿用了一些国外原创选秀节目的形式。比如，《超级女声》就用了原创于英国，现风靡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王牌娱乐节目POP IDOL 的模式。当然，对于外部节目形式的参考和借鉴有助于商业化背景下节目的运作和商业运营规律的把握，也为我国文化营销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模式。但是，如何根据我国目前的文化发展特点创作出更加符合国人审美情趣的音乐选秀节目，也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音乐选秀类节目的发展是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它的出现，让更多的传播受众更加深入的投入到娱乐里，享受到了社会物质文化发展带来的乐趣。

小结：音乐选秀这种文化传播类型对于处于当代的中国社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在文化转型中对传统文化有了冲击，同时又是当代社会文化新的发展和诠释。选秀活动中通过大众的广泛参与和评价，使人们对新的文化形态的认识及传播意识不再是通过各种专家学者来确立，而更多的事人们自身也作为音乐文化的受众参与到其中去。一方面是各种选秀节目中涌现的正面形象的选手带来的正能量的鼓励，另一方面也直接地指出了社会化进程中所带来的各种文化发展方面的弊端，也提醒人們在对音乐文化接受的同时也带有批评的眼光去辨识其精华和糟粕。

注释：

① 引自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文化传播：是指思想观念、经验技艺和其他文化特质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地传到另一地的过程，又称文化扩散，是基本的文化过程之一。

③ 引自刘京林《大众传媒心理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参考文献：

[1]何晓兵.从中心到相对电视音乐传播价值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2]刘京林.大众传媒心理学[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5.

[3]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音乐选秀节目 篇7

民族歌曲是我国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国音乐文化中重要的瑰宝。如今,民族歌曲已被大众忽视,偏离大众所喜爱的现代音乐的主旋律,成为小众群体欣赏的音乐。有人认为民族歌曲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有人认为民族歌曲老调重弹,更有人评价说民族歌曲已经被社会所淘汰。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民族歌曲在我国具有重要的存在地位并且有一定的欣赏价值,而且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且多样化的音乐风格。近年来国内逐渐兴起的音乐选秀类节目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节目类型,特别是这类节目中的民族风格、元素已成为较为显著的特色,虽然参赛的民族歌手演唱的民族歌曲不多,但在参赛选手所演唱的所有歌曲中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因而对其内容呈现特点的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对传播学5w中的内容(says w hat)部分的观察和分析,采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对国内当前重要的音乐选秀节目中的民族特色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初步探讨。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样本

因为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是国内较强劲的主流省级卫视,所以选择这三个媒体上的选秀节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由于《中国好声音》、《快乐男声》、《中国梦之声》这三档节目在暑期音乐选秀节目中占了很大的收视率 (见图1), 其节目所引起的话题也较多,因此选择这三个省级卫视的选秀节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以参加选秀节目的少数民族选手为样本,因为非少数民族的人群很少能接触到本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且事实上也没有非少数民族选手演唱某首民族歌曲。主要选择在每个选秀节目中有名次的少数民族选手、有播出其比赛情况少数民族选手和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选手为研究对象,统计其在本次节目中演唱的民族歌曲的数量和所获得的名次,从而进行分析。

二、音乐选秀节目中的民族音乐呈现

(一)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

2012年浙江卫视推出的《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节目,首集便拿下1.47% 的收视成绩,位列同时段全国卫视收视率第二。2013年,第二季《好声音》开播后,根据46城平均收视数据,首期收视率达3.62% ,力压当晚湖南卫视的《快乐男生》,在同时段为全国第一,微博讨论热度也高居榜首。更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两季节目中,都有不少少数民族选手。

值得注意的是,三季《好声音》中共有15位少数民族选手,有10人都选择在比赛中演唱民族歌曲;3人用流行歌曲结合民族小调的方式来演唱,例如《彝族山歌 +I Feel G ood》、 《美 + 阿美族小调》、《I Love R ock'n R oll+ 壮族民歌 (壮乡美)》;2人用民族歌曲的曲调改编整首流行歌曲的曲调,例如改编的《绒花》和改编的《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他》。选手们在节目中对歌曲进行新的演绎,在流行歌曲中融入了民族的气息和元素,并且分别赢得了四位导师的好评。其中,哈萨克族音乐教师塔斯肯在现场清唱了一首哈萨克民谣《都达尔和玛丽亚》感动全场。

《好声音》由于节目时间等原因一般只播出入围的学员的赛况,但有一位学员虽然没有入围,节目组也播出了他的比赛情况,甚至再一次播出了他参加复活赛的情况,那就是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歌手云杰,他以辽阔的嗓音和硬汉式的演唱感动了所有人。节目播出了云杰演唱的两首歌曲《鸿雁》 和《天堂》。其中,《鸿雁》是一首渊远流传的内蒙古乌拉特民歌,属于中国游牧民族的经典之作。

(二)东方卫视《中国梦之声》

继《中国达人秀》之后,东方卫视也加入了音乐选秀的队伍。2013年5月19日,东方卫视推出中国版《中国梦之声》, 正式在东方卫视黄金档播出。参赛选手来自于中国内地、港台及海外华人,也有不少少数民族选手参加。

在第一季《中国梦之声》的节目中值得注意的是,门巴族选手央吉玛一共演唱了4首民族歌曲,其中《祈祷永恒的美丽》是门巴族传统的音乐,而《莲花开》、《央吉玛》这两首歌则是央吉玛用本民族的音乐元素结合流行音乐所创作的。

阿吉太组合是第一季《中国梦之声》选手,由蒙藏羌彝四个民族的歌手组成,他们以蒙古族马头琴、藏族龙头琴、吉他配合,演绎了一首融合了流行音乐元素的民族歌曲——《妈妈》。

在第二季《中国梦之声》节目中,维吾尔族选手地里亚尔以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来演绎民族音乐:用民族乐器来配合演绎流行歌曲。

在《中国好声音》、《快乐男声》、《中国梦之声》这三个节目中分别各有一位民族选手演唱了青海民歌小调《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由王洛宾先生创作,其曲调源于哈萨克族民歌。[2]因此,在此次研究中认为《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民族歌曲。

(三)湖南卫视《快乐男声》

从《超级女声》到《快乐男声》,湖南卫视一直主导着流行娱乐文化,《快乐男声》也在停播一年后重新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其金牌选秀节目《2013快乐男声》终于在6月29拉开了序幕。

2004年 -2011年,不管是“超女”还是“快男”三甲中从来没有出现一位少数民族选手,也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少数民族选手,只有刻意留意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人才能发现2005年“超女”选手何洁是彝族,当年最终获得第4名; 2007年“快男”选手吉杰为彝族,最终为第5名;2007年“快男”选手阿穆隆为蒙古族,最后为第7名,而他们都没有在选秀节目中演唱过民族歌曲。以下则是2013年《快乐男声》节目播出的民族选手情况。

其中,四位90后的彝族小伙组成的组合玖零部落,从未经过专业的训练,却用一首原创彝族流行歌曲《嘿妹妹》诠释出完美的和声,赢得在场评委的好评。

三、音乐选秀节目中民族音乐的传播特点

民族歌曲在传播过程中有两个基本点需要重视,一是内容,二是渠道。

(一)民族歌曲内容的创新

从内容来说,主要涉及民族歌曲本身。民族歌曲要有所发展,就要有创新,要有创新的时代作品,要有创新的时代语言,体现当代的审美要求,从而让民族音乐更加丰富多彩且多元化。因此,对民族音乐要有时代化的发展和创新,才能吸引人们,使人们了解它、研究它,进而将其传承与发展。例如, 已故的音乐家王洛宾先生就是一位很好的典范。他把我国新疆地区各民族的民歌进行了一定的整理和改编,把原本只流传于民族地区的音乐发展成为大众所喜爱的经典歌曲,至今仍被人们传唱不休。因此,民族音乐只有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得到创新,才能反映出时代的特点,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以下就民族音乐现有的创新方法分别予以分析。

1.民族音乐流行化

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结合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结合式。例如,吉克隽逸的《彝族山歌 +I Feel G ood》、阿蜜丝女孩的《美 + 阿美族小调》、秦宇子的《I Love R ock'n R oll+ 壮族民歌(壮乡美)》及央吉玛的《橄榄树 + 民族小调》,这种方式是将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分别演绎,要么先唱民族音乐后唱流行音乐,要么反过来。这种方式要注意的是并列两首歌中间的过度曲调要和谐。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好声音》学员阿蜜丝女孩和王克演绎的《苏三说》,把中国传统京剧和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更大限度地突出了音乐之间的包容性和广泛性。

第二种是融入式,在创作民族歌曲时加入流行的元素。 例如:帕尔哈提的原创、呼斯楞的《莫尼山》、玖零部落《嘿妹妹》等原创民族歌曲;这样的方式是以情景交融的流行乐曲配以民歌唱腔极具韧性的特色声音,同时保留了流行歌曲作词的大众化通俗易懂的特点,及通俗唱腔情深意切的声音特质,这种唱法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使得歌曲听起来悠远悠长、 情深意长,给人置身其中的感觉。这种方式能让民族音乐进入流行音乐发展的主流地带,同时引领流行音乐和民族音乐进入深层次的发展。

第三种是改编式。就是把以前的民族歌曲曲调改编成流行曲调或者是把某些经典歌曲曲调改编为带有民族色彩的歌曲曲调。有些歌曲在一时流传甚广,其曲调也让人感到熟悉,经改编后更充满了新鲜感和时代感,做到了“活化传承”, 使民族音乐不仅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与流行音乐和谐交融,成为大众所欣赏和喜爱的音乐,而不会被大众所冷落。比如第三季《好声音》选手伊克拉木用弗拉民戈的曲调改编《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他》和吐洪江改编的《绒花》等,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由此可见,从改编这一角度来发展民族音乐,让民族音乐通俗化、时代化,这样才能使民族音乐走的更远。

由此可见,正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对符号这一概念所划分出的一对重要的概念———“能指”与“所指”[3], 民族音乐符号即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在歌曲演绎的过程中,歌词和乐曲构成了民族歌曲的“能指”,而它们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和感情,则构成了民族歌曲的“所指”,特别是经过改编的民族歌曲,重新被赋予一首歌曲新的内涵和外延———其“所指”更富于时代性、流行性,引发了更大范围人群的关注和喜爱,超越了本民族的接受范围,成了当下流行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理解民族音乐。

2.民族语言转变汉语

民族音乐要具有传唱性。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限制了本民族音乐的传播,很多人因为听不懂民族歌曲的歌词,从而不关注民族音乐。人们常常会因为是否喜欢一首歌的歌词而选择是否接受这首歌曲,因此,把民族音乐中的民族语言改变为汉语是让民族音乐具有传唱性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例如,塔斯肯在第一次导师盲选时用哈萨克语演唱了一首哈萨克民歌《都达尔和玛丽亚》,之后在复活赛时塔斯肯又演唱了中文版的这首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从曲调来看国人都很熟悉,但从歌词来看,能让观众立即引起共鸣的还是改编后的汉语歌。第三季《中国好声音》选手帕尔哈提也表示要把他原创的维吾尔族歌曲翻译成汉语唱给大家听,让大家都能听懂。可以看出,民族音乐要想让大众关注并传唱下去,必须要用汉语作词,有了广泛的传播基础———汉语,才能让音乐得以传承与发展。

(二)民族音乐的传播渠道的创新

渠道即为媒介。顺应科技的进步,民族音乐可以传播得更远,电视、手机、M P3以及平板电脑等高科技的产品,极大的满足各种音乐的传播。在电视选秀节目大热的今天,民族音乐要充分利用各类选秀节目来展现自身的音乐魅力,让人们来领略民族音乐中包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色彩。正如我们可以通过像 《中国好声音》、《中国梦之声》、《快乐男声》等各种类似音乐选秀节目,多选拔一些少数民族选手,在节目中让他们演绎具有民族特色的歌曲,从而让大众重新感受到民族音乐的美。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好声音》不仅通过电视播出,还与视频网站合作同步播出,扩大了节目的受众数量,使得民族音乐得到大范围的扩散,根据二次销售原理, 这样的受众注意力也使其获得了广告主的青睐。

除此之外,可以利用音乐类的app应用软件,例如本文提到的三个音乐选秀节目的音频文件在各类音乐的app应用软件中都能找到,方便大众通过手机app就能直接接触到民族音乐。因此,通过网络、电视、广播、app应用软件等不同媒介形态,对民族音乐进行跨媒体的传播,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和了解民族音乐,从而让民族音乐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四、结语

按照经典传播学的视角,这些音乐节目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是同时受到5w中的传者、内容、渠道、受众等的影响, 本文重点围绕内容来进行初步探讨,本文认为当下国内较为成功的音乐选秀节目能够取得相对成功,与这些节目极富民族特色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同时,这些节目运用民族特色的成功反过来也会推动民族音乐的发展和传播。同时鉴于本文的分析样本较少,结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拟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力争拓展出更大的空间。

摘要：研究民族音乐在音乐选秀节目中的内容呈现,剖析音乐选秀节目中的民族选手所演绎的民族音乐及音乐特点,对民族音乐的发展现状和保护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基于对传播学5w中的内容(says what)部分的观察和分析,采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对国内当前重要的音乐选秀节目中的民族特色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初步探讨。

关键词：民族音乐,内容分析,传播特点

注释

1[1]数据来源:CSM46城市收视率@腾讯娱乐制图,数据统计时间:2013-05-19至2013-09-08.

2[2]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818/5987339.htm.

音乐选秀节目 篇8

1 音乐类选秀节目在音乐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把关人”角色

在曾遂今老师《音乐社会学教程》中谈到:“音乐传播把关人是一个科学概念。”“把关人”(gatekeeper)最早来自于西方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经验学派。而“音乐传播把关人”,则是在音乐传播现象考察中,对传播学概念的借用,并有所新的发展引申。“把关人”在传播学中,扮演的是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角色,是信息的控制者,是在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内各个环节的制作者和传播者;而“音乐传播把关人”则不仅对音乐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还利用这些音乐信息促使音乐得以传播并获得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1]音乐传播作为大众传播一个分支,其传播过程中“把关人”也存在于各个不同的环节中。各类音乐信息经过各类传播媒介的渠道传播给受众,而音乐类选秀节目就可以视作是传播媒介中的一个“把关人”,对于音乐传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第一,音乐类选秀节目中所选择的的音乐对于音乐传播具有导向意义。节目中选手所选择的歌曲很容易成为时下流行的热播歌曲。例如,据四川日报网报道,2013年暑假各大卫视选秀节目火爆荧屏,吸引了全国上亿观众的关注。8月28日从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获悉,作为东方卫视“中国梦之声”、湖南卫视“快乐男声”、北京卫视“最美和声”三档选秀节目的数字音乐官方合作伙伴,该基地旗下的咪咕音乐首发全部歌手的参赛歌曲,提供正版数字音乐的试听与下载,目前下载量已超过千万次。[2]这说明选秀节目正在成为音乐传播过程当中影响音乐作品传播范围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可以有效地与数字音乐产业结合,与科技发展紧密结合。值得一提的是,经由节目传播给受众的音乐不仅包括歌手所选择的演出歌曲,甚至包括节目包装所采用的背景配乐都有可能受到大众的喜爱,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第二,音乐类选秀节目对于传统经典歌曲的传承同样具有导向意义。首先,一些经典歌曲的改编具有创新意义,使传统作品更符合当前的受众审美习惯。例如,在《我是歌手》中羽泉组合对歌曲《烛光里的妈妈》《大地》等经典流行歌曲从配器、节奏、和声配置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使一些经典歌曲重新走进受众的视线,而且更符合当下时代受众的审美节奏,对于继承传统经典音乐作品很有借鉴意义。

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是需要创新的,在传播传统文化时,为了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世人所知,与当代时下人们的文化习惯相结合,使之更广泛地为世人所知,更有效地为世人所用,所以适当的创新是必然的。正如德国学者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视域融合理论中所说的,任何一个企图去理解接受历史艺术作品的主题都必然带上他所处时代的精神,他那个时代所关心的问题。[3]并且,在清朝时就有对于传统作品加以创新并继承的先例,戏剧理论家李渔曾提出戏剧通俗化的理论,他认为采用古代剧本,必须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修改,使之适应当代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这一观点,在当前面对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时可以采纳。因为社会变化了,受众审美习惯与心理需求也在随之而改变,自然而然的欣赏习惯和欣赏要求也在变化。

但值得提出的是,在音乐产业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改编使用经典作品往往会涉及到音乐作品的版权问题,为了形成良性循环,节目组及选手们应该更注意保护原作者的版权。同时,也应从制度上更加完善对于版权的保护规则,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形成和完善更规范化、产业化的音乐传播。

与此同时,节目中一些民族歌曲或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的歌曲,如果得到节目中导师的肯定会给受众造成影响。例如,在2013年《中国好声音》中,哈萨克族选手塔斯肯演唱了哈萨克族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得到导师的充分肯定。这种态度会对受众起到一定引导的作用,有利于保护宝贵的民族民间音乐。

在曾遂今老师《音乐社会学教程》中谈到:“音乐传播把关人”则不仅对音乐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而且还利用这些音乐信息,促使音乐得以传播并获得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正因为它以某项利益为目的,往往人们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中,容易忘记“游戏规则”,忽视了音乐著作权人的权利,凸显出音乐传播媒介优势中的霸权心理,因此,也就最可能目无法纪、违法乱纪,直接施害于音乐著作权人。但是,音乐传播把关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均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因此,它们负有法律责任。[4]笔者认为,音乐类选秀节目中的“把关人”不仅仅要将“音乐商品”销售出去,更重要的是保护音乐,传播音乐。节目主办方在选拔优秀歌手的同时,应该考虑其作为“把关人”的角色而不只考虑到市场的问题,同时也可以给经典作品的传承提供一个有效平台。

2 受众审美习惯对节目本身具有反作用

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受众已经成为了核心,所以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节目制作时会更多考虑受众的因素,因此,受众的审美习惯对于节目所具有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2.1 大众直接参与的民主化体现

首先,在当下的众多音乐类选秀节目中,大部分的选手都来自于民间,没有经过娱乐工业的包装,与众多受众一样平凡,这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观众与节目的距离,使观众更容易将自我代入节目中,从而产生共鸣的审美体验。每个平凡的选手都有均等展示机会,均等的成功机会。电视娱乐在经历后现代性的转变,去中心化的形式在大众传播媒介中更广泛地体现出来。例如,新媒体的微博信息,使得每个人在接受海量信息的同时,都可能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甚至传播者。而在选秀节目中的选手很可能今天还是邻家姑娘,经过媒体的集中宣传,他日就成为明星。这使得许多观众很容易产生移情体验,很容易引起许多与选手有着相似梦想的受众们的共鸣。所谓共鸣,是指在艺术鉴赏过程中鉴赏主题在审美直觉和审美体验的基础上,深深地被艺术作品所感动、所吸引,以至于达到忘我的境界,由此达到鉴赏主体与艺术形象之间契合一致,物我同一,物我两忘。[5]达到共鸣的效果之后,受众就更容易接受节目中的内容。

其次,在音乐类的选秀节目中,都存在着一个环节叫做“大众投票”,一方面这个环节会对节目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由观众决定选手们的去留,使受众产生更强烈的参与感。另一方面,这一环节也使得受众从更深层次感受到了遵守制度、服从民意的宪政精神的可贵之处,可以视作是一种民主化的具体体现。[6]由此可以看到,虽然这只是一个以娱乐功能为主的选秀,但也从深层面体现出了社会民主化发展的一个结果。

2.2 受众需求对于音乐类选秀节目内容的影响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电视节目似乎完全沦为了受众的娱乐品。节目制作方往往片面追求节目收视率,刻意迎合受众了娱乐心理,最大化追求节目的娱乐功能,忽略了电视节目作为艺术一种形式,其第一特性应该是审美性。例如,节目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往往忽略了音乐层面的内容,而设计一些与音乐无关的部分,如选手的经历,第一,其经历的真假值得考究;第二,过度渲染经历难免有过分“煽情”的嫌疑,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对于歌手歌唱本身的评价,脱离传播音乐的初衷。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成了一种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8]。文化工业给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而并不提供思想和对现实的真实性认识,使得人们在松弛的心境中,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所认为的,文化工业在大众传媒和日益精巧的技术效应的配合下,大肆张扬带有虚假光环的总体化整合观念。将情感纳入统一的模式,纳入巧妙包装的意识形态,使人的个性无条件地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和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之中。[9]

2.3 低俗化倾向

由于过度迎合受众的娱乐需求,节目难免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刺激观众的感官刺激,而选取一些“雷人”的节目素材播出。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节目低俗化的倾向。例如,有的选手为了博取受众关注,不惜做出一些出位的行为令人咋舌。商业机制下的艺术进入日常生活,文化完全的大众化,受众群体过度追求艺术的娱乐功能,以获得刺激获得快感而逐渐忽略其内涵,深度等方面的问题,也许正是这样的负面心理滋养了种种的低俗文化产品。大众传播文化中的通俗化更侧重于“平视性”,博取受众的好感,对于节目制作底线一再放低,所以节目制作方不能在迎合受众口味的道路上失去自己的原则。

3 结语

在大众传播力量日益强大的今天,音乐类选秀节目数不胜数,所以它对音乐传播所产生出积极作用十分值得关注,以利于其发展走向健康化、规范化、产业化的道路。同时作为传播媒介的“把关”作用,要把握好传播内容所具有的导向作用,为受众营造一个更好的审美、娱乐环境。

另一方面,在大众传播媒介逐渐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过程中,受众对于所传播的内容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样,其中有积极的一面值得进行更好研究和发掘;也有过度以受众为中心所导致的消极结果,对其进行理性分析与总结,在今后的道路上有助于传播媒介与受众更好地“合作”产生出优秀的节目。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也应该在传播媒介和受众的相互影响中更大程度地放大他们的优势作用。

参考文献

[1]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2]四川日报网:http://economy.scdaily.cn/cjxw/content/2013-08/28/content_5947635.htm.2013年12月20日

[3]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4]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5]彭吉象.艺术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丁崇琼.作为大众审美文化的选秀现象[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0.

[7]张皓.大众娱乐·政治营销·民主——对电视选秀的政治学思考[J].大观周刊,2010,(11).

[8]薛民,方晶刚.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述评[J].复旦大学学报,1996,(3).

音乐选秀节目 篇9

一、《中国好歌曲》的突围

和《中国好歌曲》同时播出的节目除了芒果台的《我是歌手第二季》, 还有江苏台的益智烧脑节目《最强大脑》, 三档节目同时首播。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中国好歌曲》缘何做到开门红呢?

1. 内容为王

作为《中国好声音》的同胞兄弟, 《中国好歌曲》的基本形式没有太大的改变, 仍然采用导师制, 仍然盲选。如果把几位导师转过身去, 再把推杆变拍键, “好歌曲”立刻还原成“好声音”。同样出自灿星旗下的两档节目在制作上如出一辙。比如, 在主持人的介绍语后, 节目随即进入选手的短片, 第一个镜头与“好声音”表现的同样是一家人挽手并行, 一同步入演播室。从选手的演唱, 到导师和场下观众听歌时的表现、第二现场的家人表现, 甚至家人和主持人在镜头前的站位都延续着“好声音”的设置和剪切手段。

即便形式如此相像, 《好歌曲》仍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没有让观众产生视觉疲劳, 这就要归功与其内容了。在节目定位上, 《好歌曲》首次聚焦原创作品, 在征集作品时, 采用不限音乐类型、不问英雄出身的“零门槛”征集标准, 只要是未经商业用途发表过的原创歌曲都可报名参赛, 只凭音乐品质说话。另外, 和《好声音》的选秀不同, 《好歌曲》选的是作品及作品背后的唱作人, 这样的操作使一直处于幕后的音乐制作人走到前台, 对于观众来说, 这无疑是新鲜的, 充满了刺激和好奇。另外, 在对参赛唱作人的选拔上, 也进行了一定的处理, 比如柳重言是曾经红极一时的《红豆》的曲作者、莫西子诗为同是彝族的《中国好声音》学员吉克隽逸创作了《不要怕》、马上又是中国有名的影视音乐制作人……这些人为节目增加了看点, 观众会从节目中得到满足并给与更多的期待——“还有哪些是我们熟悉而又不知道的?”

吸引观众的除了内容的“新”, 还有内容的“真”。《好歌曲》不再像往常的音乐节目那样热衷于飙高音和秀技巧, 选手或是走心、或是俏皮、或是日常生活的写照, 都是唱作人生活、感情的真实表达。就像杨坤说的“简单朴实, 没有唱功, 但是走心”。《明天不上班》《妈妈不喜欢我》《喵小姐》唱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画》《要死就一定死在你手里》《一个歌手的情书》是一种真挚感情的抒发, 有的含蓄, 有的奔放……同时, 《好歌曲》也没有之前的《好声音》的学员那么有争议, 丑闻及涉嫌炒作的负面新闻相比少了很多。让观众在处处都是炒作陷阱的喧嚣中享受片刻的宁静。

2. 平台助力

《好歌曲》由《中国好声音》原班人马灿星制作与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联手打造, 《好歌曲》的节目总监金磊既是《中国好歌曲》的节目总监也是《中国好声音》的总导演。节目的播出最终选择了央视综艺频道和腾讯视频台网双平台独播, 这一策略也成为驱动节目成功的最大动因之一。

除了央视在覆盖上无可匹敌的优势之外, 在网络平台, 腾讯视频对《中国好歌曲》的运营也极尽所能, 充分动员了全网的资源, 通过新闻客户端、QQ音乐、微信朋友圈、腾讯微博、QQ游戏等多平台联动, 制造话题, 提升整个互联网的话题量、网民的参与度和知晓度, 将节目的网络影响力推到了至高点。

二、后期败北

《中国好歌曲》的收视率在蝉联了几期冠军后, 在第六期首次输给《我是歌手第二季》。究其原因, 主要还是内容上已经没有了新意, 规则上出现了混乱, 从而使观众产生了视听疲劳, 是节目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1. 歌曲没有新意

前面几期的选歌, 每一期都会有7首不同的原创歌曲出现, 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感。而选歌结束后, 进入下一阶段, 专辑主打之争, 这时没有新歌加入, 只不过是对歌曲进行改编和再创作后重新再唱一遍,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 无法从专业角度认识到专业的改编带来的变化, 所以, 从第六期开始, 观众心里少了期待, 手中的遥控器自然转向。

2. 后期规则混乱

《好歌曲》的初衷是想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幕后, 让人们去关注更接近音乐本质的内容。从这档节目来看, 这个目标只达成了一半。《好歌曲》的确开始让大众意识到艺术创作的重要性, 意识到词曲作者、编曲的重要性。而最后的决赛, 应该说从根本上违背了节目的初衷。节目开始, 主张追求音乐的多元化, 刘欢也多次提到, 不同风格的音乐没有办法比较, 各有各的妙处。但是到了最后环节, 却沿用了之前类似节目的套路, 硬是在不同曲风间进行PK, 最终选出一个冠军来, 落入俗套。《好歌曲》宣传总监陆伟也说:“在一些关键赛制的节点上, 导演组内部也非常纠结, 但为了保险, 采用了现在的赛制。现在看来是一个遗憾, 我们应该把原创歌曲的曲目更加丰富一些。现在来看, 音乐性的追求上, 我们在音乐类的节目上是最专业的了, 但也因为赛制问题导致收视率下滑。”

参考文献

[1]《好歌曲》和《歌手2》节目效果对比分析.综艺报, 2014-4-1.

[2]《中国好歌曲》为原创点赞.中国网-资讯中心, 2014-02-02.

音乐选秀节目 篇10

(一) 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的定义

电视音乐选秀节目是“让有一定音乐表演能力的参与者, 按照预先设置的竞赛规则进行音乐才艺展示, 专家和观众对参与者进行淘汰和选拔的电视节目。”才艺选秀类真人秀是电视台近年来热衷举办的娱乐节目, 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即属于这个范畴, 不同的是它改变了电视音乐选秀节目以普通人为参赛对象的节目框架, 从专业评审跨越到大众鉴赏的音乐时代。

(二) 我国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的发展历史

我国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 (1984-2004年) , 成长期 (2004-2011年) , 发展期 (2012年-至今) 。

1. 萌芽期 (1984-2004年)

电视音乐选秀节目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 该节目下设专业组和业余组, 共划分通俗、民族、美声三种唱法。

2. 成长期 (2004-2011年)

这一阶段的选秀节目以《超级女声》为代表, 它在2006年掀起了选秀节目的高潮, 开创了中国音乐选秀年。这一时期是创造平民偶像的选秀时代, 节目主张年轻人追求音乐梦想, 间接构筑了一个一夜成名的旖梦, 同时也普遍存在不少问题, 如同质模式化严重、炒作负面新闻的问题。

3. 发展期 (2012年-现在)

2012年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 在低迷的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市场中引进海外版权率先脱颖而出, 赛制中“导师盲选”这一新颖的节目形式获得受众的广泛关注。

2013年初, 湖南卫视《我是歌手》以真善美的节目高度、颠覆视角的创新规则走入人们的眼帘, 顶尖的音响设施, 华丽的演唱会舞美设计, 一流的音乐制作人担任音乐监制, 邀请两岸三地知名歌手参与比拼, 节目一经推出就抢占了高收视率、高市场份额, 引发媒体的热议。

现阶段的音乐选秀节目以其新颖视角取胜, 主张购买海外版权, 力求走出“低俗化”困境, 回归音乐本质的探索阶段。

二、《我是歌手》的内容创新

《我是歌手》是中国首档顶级歌手音乐巅峰对决节目, 颠覆了以往传统音乐选秀节目的格局, 在比赛规则上也进行了很多创新。

(一) 参赛者转变:专业歌手变参赛选手

以往的电视音乐选秀节目都是草根追求音乐梦想的比赛, 《我是歌手》却以崭新的视角面向受众, 首开顶尖歌手音乐对决比赛, 赛制采用7名歌手参与竞演, 两轮比赛后票数最低的歌手将会被新晋歌手替换。

专业歌手的较量更富新鲜感和挑战性。在《我是歌手》第二季首发阵容中, 节目将歌手进行年龄层次的细分, 有内地大气磅礴的男声韩磊, 活跃国际舞台的时代歌者韦唯, 摇滚天籁女声的罗琦, 华语乐坛年轻的大满贯歌后周笔畅, 还有来自台湾地区的独卖唱作歌手张宇和创作型金曲歌王曹格, 以及香港90后新生派实力唱将邓紫棋, 歌手阵容覆盖了老中青三代, 不同的音质特点、曲样风格, 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受众。

(二) 主持人转变:专业歌手变节目主持人

《我是歌手》大胆使用参赛歌手担任节目主持人 (只有在最后一场决赛时使用专业主持人) , 专业主持人成了歌手的经纪人, 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在第一季中胡海泉担任主持人, 当他很认真地介绍他心中的“吉他英雄”黄贯中时, 它说错了一个“字”, 当他很认真地更正“zhi”为“zi”的时候, 全场观众以及在后台候场和休息室的歌手们都笑了。非专业的主持人虽然缺乏一定的语言规范性, 但无独有偶这点小瑕疵却在节目主持风格上形成了新颖、真实的效果。

(三) 评审团转变:现场观众变知音评审

以往的选秀节目多采用专业评委点评, 《中国好声音》的选择权仍掌握在专业评委手上, 当导师为学员转身才有机会选择是否加入这位导师的阵营。《我是歌手》则是彻底打破了以往的模式, 让懂音乐、爱音乐的500名知音评审团直接决定歌手的去留, 专业评审仅对歌手现场表现情况进行点评, 歌手的歌声能否打动知音评审团是获得选票的关键。为了体现知音评审团的公平、公正性, 节目特别对知音评审团的覆盖年龄段进行细分化处理, 并在专业评审的监督下, 公开透明地计票。

结语

《我是歌手》节目虽作为一档海外引进版权节目, 但却能立足国内实际, 强化自主创新, 有效引导传统文化价值观回归主流, 树立了正能量的偶像引导作用, 彰显真善美的节目本质。然而, 当下电视圈竞争激烈, 要想长足发展, 立于不败之地, 在今后的道路里亟待需要摆脱引进海外模式的依赖, 强化自主创新能力。

摘要：电视选秀节目是近年来比较受欢迎的一种节目类型, 目前已成为几大主流卫视提高收视率的一个重要手段。选秀节目以其娱乐性、平民化、趣味性等特征满足了大众的娱乐需要, 但是国内的选秀节目严重缺乏创新, 一档选秀节目火起来之后很多电视台马上跟风效仿, 一时间屏幕上出现了一大批面孔相似的选秀节目, 以至于选秀节目开始走向泛滥, 甚至趋于低俗化, 这种现象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本文首先梳理了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的定义及其在我国发展的几个阶段, 将《我是歌手》与其他音乐选秀节目进行对比, 进而研究《我是歌手》的内容创新, 及其引进中国后进行的本土化融合, 并总结出《我是歌手》对国内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的启示, 试图以此找到电视节目制作的创新规律。

喜剧选秀节目井喷 篇11

跟《中国好声音》相比，《我为喜剧狂》的演播厅里几乎就差那么几把能转的椅子。从去年年底开始，几近残酷的季播类节目中又涌进了新品类：喜剧选秀节目。它们将在2014年的电视里扎堆出现，其中包括安徽卫视的《超级笑星》、浙江卫视的《中国喜剧星》、辽宁卫视的《本山带谁上春晚》、湖北卫视的《我为喜剧狂》和东方卫视最新播出的《笑傲江湖》等等。冯小刚、宋丹丹、吴君如、王晶、蔡明、李立群、曹云金等喜剧导演、演员纷纷坐上了评委席。

再加上一些其他形式的新喜剧节目，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将有二十余档喜剧类节目登场，仅第一季度就有六七档。

然而，与直接套用国外模式的唱歌、跳舞类节目相比，喜剧节目必须做到原创或半原创，更为困难；跟喜剧电影、话剧或网络段子比较，电视喜剧节目则又有着更多的条条框框、规则和难以逾越的尺度难题。

为什么是喜剧？

2013年年末，多家卫视在各自的招商推介会中不约而同地撞了“名”。他们纷纷拿出了2014年新喜剧栏目的计划，大部分节目竟然都叫《喜剧之王》。

这让北京长江传媒有限公司总裁周泳大吃一惊。长江传媒是湖北广电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从2013年上半年起，他们也一直在策划推出一档名为《喜剧之王》的喜剧类节目。

情况如此尴尬，主管部门只能规定：谁也别叫“喜剧之王”，不光如此，连“王”字也不准出现。最后，湖北卫视把节目更名为《我为喜剧狂》。

“想到过今年喜剧类节目会是热点，但是没想到那么多。”周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到喜剧节目数量之多，他多次提到“井喷”一词。喜剧节目的“井喷”有一个最为直接的导火索。2013年10月，广电总局向各大卫视发出加强版“限娱令”，其中针对过于泛滥的歌唱选拔类节目，明确规定2014年全国卫视的歌唱类节目最多保留4档。

根据新政策，众多电视台只能另辟蹊径，喜剧节目成为大多数电视台的首选。这并非拍脑袋的决定。如今各类节目都在考虑细分观众，但喜剧节目几乎拥有最广泛的受众和收视基础。“大家现在压力太大了，喜欢看一些欢乐的东西。”周泳说。

《我为喜剧狂》执行导演牛捷第一次明确感受到喜剧节目对于观众群的重要性是在2012年。那一年，哈文版央视春晚将语言类节目增加到9个；随后江苏台春晚成为地方台春晚的收视冠军，它的三个收视高点都出现在语言类作品时段。“当时《新白娘子传奇》演员聚首是最热门的话题，可收视高点还是小品，我非常诧异。” 牛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情况依然如此。因为拥有大量语言类节目，辽宁台春晚收视率首次超越湖南卫视，成为地方台春晚冠军。

然而多年以来，电视喜剧节目的数量、质量与观众对喜剧节目的渴求成反比。来自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陈印泉是《我为喜剧狂》的选手之一。跟大多数人一样，他印象最深的喜剧类电视节目只有一个：《曲苑杂坛》。“从小就看，” 陈印泉戴着棒球帽、穿一件帽衫，1986年出生的他对《曲苑杂坛》当年的各个小栏目如数家珍。

这个节目首播于1991年，是央视最长寿的栏目之一。

“中国电视人大多是做新闻、专题片等严肃类节目起家的，”《我为喜剧狂》联合出品方、北京能量影视传播副总经理樊庆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即便是文艺节目，语言类节目比例也不高。”在他看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赵本山、陈佩斯、蔡明这样的喜剧明星，而很少有特定的喜剧电视节目。

市场饥饿由来已久。周泳判断，至少在未来两到三年，喜剧类型的节目将有比较大的上涨空间。

喜剧类电视节目集体突围

事实上，各个电视台——尤其有语言类节目传统的北京、东北等地的电视台——一直在尝试制作喜剧类电视节目。其中大部分节目形式都类似《曲苑杂坛》，由单个喜剧节目“拼盘”而成，如北京卫视首播于2008年的《笑动》，以及央视的《周末喜相逢·笑星大联盟》。

然而，这些节目并没有推出类似当年“洛桑学艺”那样的抢眼节目或明星。《周末喜相逢·笑星大联盟》于2012年停播，同样停播的喜剧类节目还包括东方卫视首播于2008年、曾经连续创造收视高峰的《笑林大会》。

与此同时，都市搞笑小剧场屡屡创高票房，电影《泰囧》则引爆了电影市场，电视阵地的喜剧产品自然也让电视人颇为动心。

“除非节目拥有像本山传媒那样丰富的资源，传统的拼盘式喜剧节目已经不能吸引观众了。”周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节目制作者都选择进行节目形式的改变，以期对喜剧节目进行革新。

2011年前后，一批这样的节目开始出现。这一年，黑龙江卫视把辽宁卫视《谁是主角》的一个版块拿过去，制作了“近景爆笑短播出剧”的《爱笑会议室》。第二年，东方卫视针对年轻人推出相声演员王自健的脱口秀节目《今晚80后脱口秀》；江西卫视征集普通人的有趣视频制作了《家庭幽默录像》；央视则推出由崔永元主持的即兴表演节目《谢天谢地你来啦》。

2011年1月，湖南卫视开播了一档集合南北笑星的《喜剧之王》，曾经考虑模仿日本的喜剧节目，以观众笑声的大小来决定表演者是否通过，后来定位为“新生活创意喜剧秀”。但收视率不高，几个月后就失去了音讯。

《我为喜剧狂》的制作方能量传媒最早想借鉴北欧的一个模式，把它做成一档即兴表演节目：一个“导演” 实时对舞台上的几个演员发布指令，指挥他们做即兴表演。方案名为《我的大脑》。

可做了几个样片后，“感觉不好，”《我为喜剧狂》 联合出品方、北京能量影视传播副总经理樊庆元说，“不是很好实现。”这样的即兴表演节目对演员、导演的应变能力要求很高，而国外的一些喜剧表演形式放在国内电视舞台上也会水土不服。

“国外最简单的喜剧包袱就是政治、体制和性，但是这是（国内）电视不能碰的，”一位业内人士说。他认为国内外观众的收视习惯也有所不同，即兴表演、美式脱口秀等方式比较“高级”，而中国人“看电视就是图个轻松，不想思考那么多东西。”

此后，樊庆元和周泳共同决定，将新节目做成大型选秀节目，即一档“喜剧类的《中国好声音》”。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改变以往喜剧类节目的小格局和传统模式、观众也更为熟悉；另一方面也具备可操作性，因为模式、赛制都可以完全照搬《中国好声音》——现场15到20台机位，每个机位都挂录像机，保留海量素材；导师先上演“抢人大战”，第二阶段再进行队内PK……

跟湖北卫视不谋而合的还包括安徽、浙江和东方等多家卫视。“这是喜剧节目的另一次升级，”周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它集合了所有选秀类节目的高收视元素，它不再是喜剧演员表演的单个节目。在我们的逻辑里，喜剧元素还包括演员的背景、出场方式、与导师的互动、二度表演，以及导师的选择和反选。”

喜剧节目的制作难题

陈印泉在《我为喜剧狂》的第三期出场。他做了一段模仿式表演，最后被谢娜选走。但他对自己当时的表现并不满意。

“逗笑别人太难了，”这个职业相声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脑子里打草稿时觉得这点子绝了，可一表演，根本没法呈现。表现不出来，再可笑也只是一个谈资、一个笑话。不是喜剧节目。”他已经真切体会到，在剧场与在电视镜头前说相声有很多不同，电视的形式经常会让包袱打折扣。

“跟剧场相比，电视喜剧没有时间拖沓，你拖沓一分钟，观众就换台了。只能一个小包袱接一个小包袱，把他们紧紧地抓住，”《我是喜剧狂》总编剧李亚说，“很多剧场演员表演时喜欢抻长、加入一些即兴的东西，我们就把这些都砍掉。”

李亚最早是短信段子写手，后来又在网上写搞笑段子，创作过搞笑网络剧《屌丝男士》，也参与过《今晚80后脱口秀》《百变大咖秀》《郭的秀》等喜剧类节目。从网络转向电视台后，他发现创作起来十分困难。

“电视的框框太多，限制性太多，” 李亚说，“网络上的段子把观众口味提高了，观众见得多了，很挑。”他认为，网络和电视喜剧之间更大的不同在于，电视需要更直接的包袱或“梗”，“网络段子看不懂，可以再琢磨一遍，电视喜剧则不行”。此外，现在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看一个要动脑子而且节奏比较慢的东西，节目必须短小精悍。

在《我为喜剧狂》里，李亚的主要工作是修改、润色选手带来的节目，并创作他们第二、三阶段的表演内容。平均一个节目得改十几二十次。

逗人发笑也有一定的规律。在选手们表演的节目中，体现他们自己生活状态的内容占了很大比例。根据演出经验，陈印泉认为贴近生活的、话题类的事件和目前人们心态类的呈现表演效果最好，比如香港的驱蝗行动，人们的仇富心态等等，“越是贴近民生类的，大伙越买账。” 节目组也会选择一些当下比较热的社会问题，融入段子里让选手表演出来，如买房、堵车或雾霾。

李亚手下一共有二十来个参与创作的编导，即便如此，他对段子的“批量式生产”还是十分头疼，“有时候我坐在那一两个小时，一个段子也写不出来，我现在等于是在吃老本。”做完这一季节目，他决定歇一段时间，给自己充充电。

由于涉及到喜剧原创，喜剧节目自然比歌唱类节目难度更大。在节目策划之初，包括贾玲在内的很多喜剧演员都对周泳表示过，“千万别做这节目”，“喜剧太难了”。“一个春晚，一年下来精挑细选了五六个作品，大家还都不满意，”周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一年能出一个好作品就不错了。”

除了作品难写，选手也不好找。第三期出场的鄂博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科班出身。她完成一段颠狂搞笑的演出后，导师英达问她：“学校里不教这个吧？”她笑着摇了摇头。

毕业后，鄂博没有影视演出的机会，一直以出演话剧为生，“基本上都是喜剧，因为市场上大多是搞笑话剧，”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为了找选手，《我为喜剧狂》的导演组去了很多地方，东北、北京、上海的喜剧演员相对集中，小城市则根本筛不出来。有的导演甚至在东三省待了一个多月，挨个去喜剧团体、夜场、话剧团看演员，还得跟别的喜剧节目竞争。与此同时，导演们也发现很多夜场节目“尺度根本无法上电视”。他们也想过改一改，但是尺度一收，根本不好看。

而事实证明，喜剧选秀果然具有双重收视保障——就算选手或他们的表演无趣，导师之间的抬杠、调侃和抢人也可以成为卖点。拥有郭德纲、谢娜、英达的《我为喜剧狂》首期就打败了同时段湖南卫视的搞笑节目《百变大咖秀》，收视率连续三周排名第一，还带动了湖北卫视的全天收视排名升至第三。

这样一来，优秀导师的抢夺就更为困难。《我为喜剧狂》最早确定的四人阵容是周星驰、赵本山、郭德纲和周立波，但很难实现。为了找人，樊庆元花了4个月时间，亲自接触了30多个跟喜剧沾边的一线大腕，包括冯小刚、徐峥、宁浩、宋丹丹、蔡明、葛优、黄渤、黄海波，甚至还找了有时候写东西带点喜感的韩寒，还有姜文、赵宝刚。

论明星选秀节目 篇12

科学处理高雅与通俗的关系

文艺理论中指出:“雅与俗的关系, 即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关系, 是文艺活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文艺现象。文学艺术的雅与俗是相对的, 往往是俗中有雅、雅中有俗,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接受者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社会主流审美意识和民间话语之间的消长互动关系。” (1)

电视真人秀是市场选择的产物, 要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要让人民不断接触高雅艺术, 提高审美层次, 而不能让大众陶醉在低俗的文艺当中, 更不能让年轻人在娱乐和笑声当中受到毒害。《舞林大会》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它所选择的是高雅的国标舞, 运用大众文化的形式, 尝试了对高雅艺术进行大众化的解读和普及, 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努力。这不仅对于提高大众的文化鉴赏水平有帮助, 而且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有益处, 做到了“寓教于乐”。但同时也要看到“明星效应”和国标舞蹈会让观众与之产生一定的心理距离, 节目没有满足老百姓喜欢雅俗共赏的接受心理, 部分老百姓无法品味和欣赏这类束之高阁的高雅艺术, 给这类高雅艺术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 在无法真实地体验此类活动的情况下距离感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虽然如今的电视行业都在积极地推行分众传播, 但如果从电视服务大众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无论什么节目都应该考虑到观众的感受。如果《舞林大会》能够以某种更为通俗的、贴近老百姓生活的方式来表达的话, 它的收视群体的前景将更为广阔。过俗或者过雅都不是观众所期望的, 只有做到了雅俗共赏, 科学处理高雅与通俗的关系, 文艺作品才能获得人们更长久的认可。

客观展现明星的作用与价值

很多电视明星选秀节目是在打明星牌, 借助明星效应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提高节目的收视率。但这一招可能会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明星本身的生活就在“秀”的状态, 而“平民秀”则是在“秀”凡人的梦想和希望。所以与“平民秀”相比, “明星秀”真诚度和真实度可能会打一定的折扣。观众开始觉得“明星秀”很刺激很新颖, 时间长了也会审美疲劳。

在明星选秀节目中, 总是有明星腿摔腰扭, 以泪洗面, 病痛折磨、感动流泪的煽情画面, 一个是例外, 两个三个都是这样难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此外, 女明星们的曝光事件也成为各种娱乐新闻的头条, 吊足了人们的胃口。媒体所营造的此类媒介环境是无法恭维的。作为电视媒体, 身上肩负着舆论导向的重要职责, 如果持续下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今, 广电总局进一步要求选秀节目要大量减少煽情画面, 选拔本身内容必须占整个节目时长的80%以上, 不得在节目中传播或暗示选手的负面消息和流言。

关于“明星秀”的这张明星牌应该怎么出?电视媒体应该尽量减少明星们在节目中“秀”的一面, 客观展现出明星的作用与价值, 认真出好明星这张牌, 增加他们的亲和力, 能够让他们将自己更真实、更积极的一面展示给观众, 让观众把他们作为榜样, 学习他们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坚强勇敢的精神, 这样的舆论导向才是正确的, 才是对受众负责任的表现。

抓住节目主题提高文化内涵

彭吉象在《艺术学概论》中指出:“任何艺术形象都离不开内容, 也离不开形式, 必然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艺术欣赏中, 首先直接作用于欣赏者感官的是艺术形式, 但艺术形式之所以能感动人、影响人, 是由于这种形式生动鲜明地体现出深刻的思想内容。优秀的艺术作品, 必然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完美的艺术形式。艺术贵在创新, 随艺术实践不断发展, 形式美的法则也在不断变化, 从内容出发去选择最恰当的形式加强美的艺术表现力, 从而使得艺术形式美日益丰富和发展。” (2)

节目的核心主题, 是一个节目的灵魂所在, 在有些明星选秀节目中, 我们很少感受到节目主题的存在, 每期节目带给观众的感触是明星也不容易, 训练很辛苦, 意志很坚强等, 每期节目中的明星都是如此, 缺少新意, 主题很模糊, 像是在赞美明星们的勇敢精神。我们看到的大多是明星们华丽的服饰、绚丽的灯光、优美的舞步等一些形式上的东西, 虽然很炫目但是对我们的心灵没有太多的触动, 没有挖掘其背后的深度和文化内涵, 自然慰藉不了观众的心灵。电视娱乐节目的困境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最主要的是过分追求形而下的“快感”, 而忽视了形而上的“美感”, 导致节目人文内涵缺乏。“这是一个娱乐之城, 在这里,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并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毫无怨言, 甚至无声无息,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3) 当下的电视娱乐节目中, 文化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 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 而强化和突出的是它的娱乐功能和商业功能。

就节目特性而言, 娱乐节目首先应具有娱乐的性质, 理应包含观众喜欢的轻松与愉快, 但娱乐性并不等于文化的缺失, 更不是趣味的低俗, 娱乐节目必然要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导向和审美取向, 蕴含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教育功能, 没有精神支撑的娱乐, 单纯地为娱乐而娱乐, 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

除此之外, 明星选秀节目还应充分重视和研究观众的期待视野。接受美学所说的期待视野是指“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 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 基于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原因, 心理上往往会有既成的思维指向与观念结构” (4) , 研究电视受众的“期待视野”, 找准看点。观众具有选择节目的主动权, 凭着自己的审美喜好, 可以按动遥控器, 决定看哪个台、哪个频道、哪个节目。而大部分的电视节目正是以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获得高收视率为目的的, 也就是重视观众的“期待视野”。研究电视受众的心理和期待视野, 电视节目就将会更有针对性。

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时代。我们的电视媒介在这样一个大的媒介环境背景之下, 选秀节目要以优秀为标准, 以高尚为引导, 无论是才艺、品德还是外在包装等, 都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一种人格魅力。选秀节目迎合了个性解放的思想, 展示自己的个性, 宣传了一种自我价值表现。青年群体在选秀节目的观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他们喜欢追星、喜欢模仿, 很多粉丝不惜金钱疯狂投票追星, 更多关注的是明星外在的东西, 而忽略了内在。节目对人的精神魅力宣传比较欠缺, 节目风气过于浮躁, 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讲, 会有误导趋势, 应该注重培养文化责任感和文化素养。选秀节目应该对年轻的学生给予正面的健康的引导, 引导他们在张扬个性的同时, 积极向上充满朝气, 塑造健全健康的情怀。不管是明星秀, 还是平民秀, 要注重挖掘人生百态中真、善、美, 要提高节目的内涵层次, 减少功利性, 开阔人们的视野。

文化多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选秀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选秀的出现, 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待选秀, 我们需要全盘的考虑和理智的判断, 不能一味地批判和压制, 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包容和扶持。我们需要理性的思考和持续的努力, 并勇敢地处理其所提出的挑战。政府部门及相关行业组织能够正视选秀, 为通俗文化的发展保驾护航, 引导选秀逐步走向成熟, 对文艺资源进行整合, 并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机制, 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 让文艺作品的功效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1][4]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修订二版第171页、332页。

[2]彭吉象:《艺术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