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性:传承及保护（共8篇）
创新性:传承及保护 篇1
宜春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赣西大地闪耀了2200多个春秋, 积淀了十分丰厚的文化底蕴,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星罗棋布, 绚丽夺目。保护好这里的地域文化, 对于延续中华文化血脉, 传播赣鄱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 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宜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强化了保护意识, 采取了有效措施, 健全了工作机制, 挖掘、整理并成功申报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非遗”项目, 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目前, 共有国家级名录7项、传承人2名;省级名录64项、传承人35名;市级名录119项、传承人72名。全市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已初步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和传承任务艰巨, 工作量大, 专业性强, 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既需要专业人员艰苦细致的工作, 更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我市“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开局良好, 成效初显, 但总体来看, 仍处于起步摸索阶段, “非遗”项目的整理申报、抢救保护与传承利用等仍然任重道远, 还存在专业队伍力量偏弱、资源日益减少等诸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通过“非遗”普查发现, 我市有许多优秀项目亟待抢救。这些项目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和生产活方式的改变, 已出现传承濒危现象。目前, 尚能掌握一定才艺、特技的民间艺人已屈指可数, 且年龄偏大, 真正会表演或掌握一定技艺的传承人正日益减少, 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或不愿意学, 传承危机正逐渐加剧, 许多传承人大多是耋耄老人, 60岁以下人员能熟练掌握相关技艺或表演方法的少之又少。随着时间推移, 老艺人离逝, 再过一、二十年, 存活于民间的许多优秀项目也将逐渐消亡。“非遗”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任务繁重的工作, 它应该与文物保护一道成为文化事业的基础工程。为了更好地做好“非遗”保护工作, 提出几点思路与对策。
1. 拓宽渠道, 广泛开展宣传推广。
积极搭建各类平台, 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日”、“文化三下乡”、月亮文化节、传统节日和地方性节庆活动, 以及组织参与对外交流等, 大力开展展演、展示、展览、论坛、讲座等活动。利用各种媒体和载体, 进行广泛、经常性地宣传, 做到既有利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普及“非遗”保护知识, 又有利于促进民间艺人交流、调动艺人传承授艺的积极性。同时创造条件, 推动“非遗”知识进校园、进教材,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青少年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宣传推广, 不断增强全社会参与“非遗”保护的紧迫感、责任感与使命感, 激发自觉投身于保护工作的热情, 真正形成“非遗”保护、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2. 培养人才, 切实加强队伍建设。
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做好“非遗”保护工作的前提和保证。从事“非遗”保护工作人员应当具备很强的奉献意识。其次, 应当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非遗”保护工作重在对根植于生活的文化现象进行归纳总结, 要像搞文学创作一样观察生活、归纳生活。再次, 应当具备一定的业务水平。主要表现在采访调查经验、文字写作功底、摄影录像技术等。从我市来看, 一些县市的“非遗”保护工作专业人才较少。对此, 相关政府和文化部门可调整结构、合理配置人才, 并着手建立多渠道的人才培养机制, 如可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 通过岗位培训、学历教育、师承制传授等多种途径, 加强专业人才的定向培养。只有建设一支素质高、责任心强、相对稳定的人才队伍, “非遗”保护工作才能有效推进。
3. 积极探索, 全面创新保护方式。
一是以原汁原味的方式进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孤立流存的, 许多项目与它所处的区域环境、社会习俗、民众生活习惯紧密相关。所以, 保护时要注重保持其原生态、原真性, 进行原汁原味的保护。二是按轻重缓急原则, 对重点、濒危项目尽快抢救。例如, 我市部分山区县的剪纸工艺已濒临消亡, 要抢救保护这一工艺, 不仅要抢救项目、保护好传承人, 还要与山区的古民居、礼仪习俗的保护结合起来。三是以认定传承人的方式进行保护。传承人是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使项目能够沿袭的个人,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活态载体。可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 秉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确定我市范围内的市、县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并将信息资料录入数据库, 进行动态跟踪管理。对年事已高、掌握独到技艺的传承人给予一定的资助, 将其技艺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 帮助开展传承传习活动, 使传承人掌握的技艺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四是以“一村一品”的方式进行保护。从我市的市情来看, 可谓是“十里不同风, 五里不同俗”, 不同地域群众的生活方式、民间信俗等各不相同。有的村落多为客籍移民, 则山歌、小调盛行;有的村落人多地少, 于是篾匠、木匠及织夏布的匠人较多, 这里的传统技艺不仅门类多, 而且其技艺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不断完善、提高, 独具一格;有的村落枕名山、傍古刹, 则各类民间传说十分丰富。对此, 要重点抓好“非遗”项目的“一村一品”建设, 力争一个个夏布村、民歌小调村、采茶戏村等发展壮大起来, 为推动“非遗”保护工作发挥积极作用。五是以开展群文活动的方式进行保护。群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根同源, 一脉相承, 彼此是承前启后的关系, 均属民间文化。事实上, 我们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 其内容大都来自民间传统文化。因此,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渗入群众文化活动中并大显身手, 是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可把“非遗”项目融入传统节日、群文活动及旅游文化中, 使其在活动中得到传承、发展, 同时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4. 合理利用, 促进非遗传承发展。
在保持原真性的前提下, 科学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让其焕发生机和活力。一是打好与旅游开发相结合这张牌。将我市独具地方特色、适合旅游开发的“非遗”项目加以整理、提炼, 进一步充实、丰富旅游文化内涵, 推动旅游事业发展。为使“非遗”资源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利用、传播, 可考虑在全市各旅游景点增设“非遗”项目展演展示区, 让外地游客了解我市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样既能丰富景区旅游内容、吸引更多游客, 又可弘扬传统文化、扩大“非遗”项目影响力。例如, 我市万载县就以国家级名录项目《万载开口傩》为素材, 成功拍摄影片《傩之恋》, 起到了很好的保护、宣传效果。二是打好生产性保护这张牌。我市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较多, 而且均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积极指导、扶持樟树剪纸、宜春版画等传统美术与夏布织造、四特酒制作等传统技艺的发展, 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 将“非遗”项目转化为生产力和受欢迎的产品。这样既培养了传承队伍, 又产生了经济效益, 促进相关产业链发展, 真正实现“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三是打好助创历史文化名城这张牌。我市文化底蕴深厚, 但许多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为进一步做好文化兴市这篇大文章, 我市启动了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创建工作。不妨巧借文化兴市的强劲“东风”, 以创建历史文化名城为契机, 乘势而上, 致力发掘整理出更多文化底蕴深、保护价值高, 有重要影响的“非遗”项目, 为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增砖添瓦, 创造优越条件。■
创新性:传承及保护 篇2
一、安远庙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作用
安远庙是清朝乾隆皇帝在平定准噶尔过程中，继普宁寺、普佑寺后在承德修建的第三座寺庙。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取得了平定准噶尔的胜利，使西北边疆出现了暂时的稳固局面，而阿睦尔撤纳的叛乱，使这种稳定局面遭到严重破坏。在伊犁河畔世代居住的达什达瓦部人民，无法忍受这种迫害，于1755年9月开始，在达什达瓦寡妻的率领下，举部东迁，于当年10月到达清朝西北重镇巴里坤。后于1759年5月，先后两批到达承德。达什达瓦部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乾隆皇帝高度重视，将迁入承德的达什达瓦部众归入驻防八旗，隶属于上三旗①，并仿照新疆“固尔扎庙”的造形，在避暑山庄东北侧修建了安远庙。安远庙碑文中详细记录了当时寺庙的建造缘由，是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和发展的重要见证。从现实作用看，清朝统治者兴建避暑山庄外八庙，其深远意义在于用“绥靖荒服，柔怀远人”的政策团结少数民族，实现“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乾隆皇帝在《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碑文》中写道：“然予之所以为此者，非惟阐扬黄教之谓，盖以绥靖荒服，柔怀远人，俾之长享乐利，永永无极云” ②这种以怀柔政策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手段，对于当今处理民族问题、融洽各少数民族关系、促进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具体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安远庙的建筑形式，既有汉式寺庙“伽蓝七堂”的布局，又保留了固尔扎庙“都纲法式”的风格，融汇了汉、藏建筑艺术的精华，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民族、宗教、清史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二、安远庙古建筑保护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清朝时期，安远庙曾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维修。但至清朝末年，随着清王朝政治腐败和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安远庙长年缺乏维修，寺内建筑损毁严重。建国后，国家对安远庙保护工作非常重视，从1976年到2005年，先后对安远庙普度殿、碑亭等古建筑进行了保护维修。特别是2010年8月，实施了安远庙古建筑保护工程，对普度殿、山门、碑亭、东西配殿、四门阁、路面等进行了全面修缮，排除了普度殿木构架糟朽、整体倾斜的隐患，恢复了排水系统等，使文物古建筑基本排除了险情。但由于安远庙古建筑体量庞大，以木质建筑为主，保护修缮难度较大，目前在遗址保护、壁画修复、园林意境整复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安远庙围房基址经风历雨，残损严重，目前还没有更加完备的保护措施；二是普度殿内壁画受风雨侵蚀、墙体变形、开裂等影响，已出现画面褪色、开裂、剥离、颜料层脱落等病害，特别是二、三层壁画损坏非常严重，大部分壁画已无留存，如不尽快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可能有永久消失的危险；三是寺庙园林植被破坏严重，园林环境亟待进一步改善；四是寺庙殿堂展览陈旧，部分殿堂闲置甚至关闭，景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得不到充分展示；五是景区宗教文化活动缺失，未建立起与历史文化相配套的宣传展示平台，景区内可供游客参观的内容非常少，宗教历史文化有待进一步挖掘。
三、安远庙古建筑保护的建议
鉴于安远庙古建筑现状和保护修缮中的问题，笔者建议：
一是实施安远庙围房基址保护工程。围房是安远庙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安远庙后半部分由64间单层群房与普度殿共同构成了回字形封闭院落，这种建设形式，称作“嘛呢噶拉廊”。这样做是为了满足僧众讲经习文、信徒祈福拜佛的需要，有强烈的向心趋向③。由于受自然、人为因素影响，围房现在仅存正面五间碑阁，其余全为基址，安远庙“都纲法式”建筑风格名不副实，且基址杂草丛生，部分方砖酥裂、毛石台帮覆盖淤土，局部空鼓、缺失。建议尽快实施安远庙围房基址保护工程，归安围房基址，清除基址上的杂草、压面石上的淤土和台帮外侧的杂土，拆砌空鼓、缺失的毛石台帮，并重新勾缝，然后重做围房墁地砖一步三七灰土垫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因风雨侵蚀发生提升或下沉的柱顶石应恢复到原有高度，对位置改变的柱顶石，应确定原有位置后再进行归安；对后檐残存的墙体，如墙体高度低于墁地方砖，应增加一至三层方砖，高低错落砌筑，并相应设置排水通道。基址归安后，可以借鉴西安罗经石遗址保护的做法，采用棚罩式保护方法，对围房基址实施长久保护。具体做法是：在围房基址顶部搭建保护棚，采取轻钢结构，钢化玻璃屋面和玻璃幕墙，以灰色调为主，力求与寺庙历史原貌相符。这种棚罩式做法，既可保护基址防止风雨侵蚀，又可以在展棚外面清楚的看到遗址现状，同时配以基址复原效果图和文字說明牌，可使游客真实地了解安远庙围房昔日的风采。
二是实施安远庙普度殿壁画保护工程。普度殿壁画原绘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置于殿内四壁，分上、中、下三层，总面积330.49平方米，以工笔重彩手法绘制，描绘了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④，有慈悲善良的菩萨、勇猛无畏的力士、手擎摩尼珠的人首蛇身的怪物，壮丽的天宫、吉祥的寺观、洁净的莲池和大自然中的山川河流、花鸟鱼兽，线条流畅，色彩绚丽，极好地烘托了寺庙的宗教氛围，呈现出一种清新、柔和、亮丽的格调。但因受风雨侵蚀、墙体变形、开裂等影响，壁画出现画面褪色、开裂、颜料层脱落等病害，目前一层北墙壁画下半部分已被损坏，二层南墙西面仅存10余平米壁画，且损坏严重，其余均无存留，三层壁画毁坏贻尽。建议尽快启动普度殿壁画保护工程。遵循《文物保护法》原则，对一层壁画进行保护性修复，修复时采用与原壁画相似的颜色进行修补，在色调的处理上将复制部分降到次要位置，以突出原画特点，同时采用与原壁画相同的传统绘制手法，仍以矿石为颜料，保持其固有风格，达到最佳复原效果。壁画修复后，应建立科学、系统的壁画保护体系，完善壁画价值评估、病害机理研究、环境监测、壁画日常保护监测等机制，注重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壁画保护专业人员，实现承德古代壁画保护专业化、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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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实施安远庙园林环境整复工程。园林景观植物与古建筑共同构成了安远庙的空间整体。清朝时期，安远庙内多栽植油松、侧柏、国槐等树种，配以体量精巧的建筑，共同衬托出庄严、宁静、淡雅的寺庙气氛。从清末历史照片看，安远庙的植物以油松为主，且多数油松已经封顶，整个寺庙被古松掩盖其中，很有深山藏古寺的气蕴。随着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安远庙古松日渐稀少，至今仅存古松1株。另外，在补栽过程中，新栽的树种未考虑原有功能性分区，杂乱栽植，打破了寺庙园林景观规整对称的格局。建议以恢复园林景观意境为主线，重新配置寺庙三进院落的园林植物，恢复古典园林意境。一是在普度殿四周（原有栽植点）采取规整对称的做法，栽植油松、新疆杨、花灌木，围房基址归安后暂植草地。二是第一进院落围墙四周除原始位置补植油松外，突出栽植新疆杨，山门前两侧补植新疆杨，突出此庙风格。三是庙墙以外，向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面山坡作为绿化用地，栽植油松、侧柏、国槐，形成山林寺庙风格，突出古朴、淡雅的寺庙园林气蕴。
四、安远庙历史文化传承的建议
安远庙作为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这里发生过厄鲁特蒙古族首领觐见乾隆皇帝的历史事件，记述了达什达瓦部万里东归、迁居热河始末。此庙建成后，不仅经常举办“跳步踏”、“吉祥法会”等宗教活动，更是梵僧喇嘛赡礼唱经和蒙古贵族朝觐聚会的重要场所。但随着时代变迁，安远庙遭受了人为、自然因素的严重破坏，时至今日，早已见不到梵僧喇嘛赡礼诵经的身影，景区的宗教文化氛围十分淡薄。就加强景区历史文化传承、推进宗教文化产业发展，笔者建议：
一、在寺庙驻设喇嘛，定期举办宗教活动，恢复安远庙的宗教文化功能。清朝时期，安远庙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正月初八日至十五日举行“跳步踏”。另据《钦定热河志》记载，在乾隆时期，安远庙“设副达喇嘛二名，苏拉达喇嘛一名，格思贵一名，其他为平僧。”⑤随着时间推移，安远庙早已听不到喇嘛的赞呗之声。建议恢复安远庙为宗教活动场所，迎请喇嘛入驻寺庙，恢复其佛事活动，定期举办跳步踏、送巴灵、六月六凉尘仪式⑥等宗教活动。一是举办“跳步踏”宗教活动。于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正月初八日至十五日，在山门前广场举行“跳步踏”。二是举办“吉祥祈福法会”。安远庙主体建筑普渡殿，殿内正中供奉的主尊佛像绿渡母，是藏传佛教中最常见的女神，传说为观音菩萨的化身，是救苦救难的善良女神。农历四月初九是绿渡母的生日。清朝每年这一天，外八庙的喇嘛都要来到安远庙普渡殿做法事。建议每年农历四月初九，在安远庙举办“吉祥祈福法会”。由普宁寺、安远庙喇嘛云集至此，在普渡殿绿渡母像前，行三跪九叩礼拜见绿渡母，赡礼唱经，吹奏法器，祈福平安，共祝吉祥，重现昔日寺庙诵经阵阵、香烟缭绕的宗教氛围。三是举办“凉尘”仪式，再现昔日香火鼎盛、信众云集的宗教场景。
二、建议高质量举办《民族团结的丰碑——达什达瓦部万里东归展》。1985年，安远庙南北配殿曾举办过《安远庙历史展览》和《藏传佛教跳步踏展》，详细再现了达什达瓦部英勇东迁的始末，可惜由于时间推移，展览照片多处破损、实物陈旧、配套设施损坏严重，展览已于2005年关闭。为真实再现安远庙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建议在南殿配举办《民族团结的丰碑——达什达瓦部万里东归展》。展览分“达什达瓦部迁居热河”、“乾隆皇帝优恤达什达瓦部人民”、“神秘的宗教活动—跳步踏”三个专题，利用文物照片、供器、图画、沙盘、影像等手段，展现达什达瓦部浴血奋战、英勇东迁的历史场面。展览可列出达什达瓦部族属世系图、厄鲁特蒙古族由来、达什达瓦部东归热河路线示意图，形象直观的向人们介绍这一历史场景。在北配殿举办《安远庙古建筑保护展》和《普度殿精品壁画展》，一部分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安远庙古建筑保护修缮情况；另一部分通过文字、照片等形式，向人们展现普度殿内精美的壁画。
三是完善机制，加快推进安远庙宗教文化产业发展。当前，休闲、度假、养生、文化娱乐、宗教信仰旅游已经成为趋势，宗教文化产业正向多元化、休闲化体制迈进。游客在观赏风景、品读历史、亲近自然的同时，更多的会追求轻松、舒适、美观、健康的精神享受。安远庙应围绕宗教文化特点推进产业发展，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品牌，将景区建成为中国北方最具影响力的佛教文化休闲度假区。一是抓住休闲养生主题，在景区设立医学养生知识讲座、静养与运动、膳斋调养、禅密按摩等项目，制作富有特色、档次较高的休闲养生产品，將安远庙建成为中国北方宗教养生基地。二是丰富景区宗教旅游项目，开发佛教信仰游、佛教避暑养生游、佛教文化考察游、佛教生态伦理游等特色旅游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消费需求。三是建立佛教用品一条街，佛像、佛龛、佛香、蒲团、经书等各类佛教用品种类齐全、档次各异，吸引信众、游客参观，成为外八庙最大的佛教用品集散地。
注释：
①李林俐、韩利 著：《承德旅游指南》，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1998年6月第1版
②赵玲 著：《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讲解概要》，地质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③李建宏 著：《安远庙探微》，出版在《纪念避暑山庄建园三百周年论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④姚崇唯 著：《承德古代壁画及其保护》，出版在《纪念避暑山庄建园三百周年论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⑤《钦定热河志》
⑥李淑翠 著：《安远庙琐议》，出版在《外八庙》（《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1992年6月）
创新性:传承及保护 篇3
一、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的传承
1. 档案装裱技术的传承。
传统档案修裱主要是利用浆糊作粘合剂, 运用修补和托裱的方法, 把托纸“托裱"或“补”在文件的背面, 把受损的文件进行修复以保证良好的状态使其延年益寿。即使是损坏严重的文件也要尽一切能力来增加文件纸张的机械强度和文件的耐久性, 起到保护和延长档案寿命的作用。将修补或托裱后的档案上墙进行干燥, 利用自然温湿度将其干燥后揭下, 可以使修裱后的档案光洁平整, 有利于后期保管。这些历史悠久的传统技艺至今仍被档案部门普遍采取, 并应用广泛。此外, 在修裱材料的合理选择方面, 史籍所载浆糊的调制方法很多, 但大都加入白芨汁、川椒末等作为辅料。唐代在制作浆糊时已考虑到防虫性能, 开始使用去除面筋的浆糊, 并在浆糊中加入研细的熏陆, 利用其味道辛苦的特点来防止虫蛀。除了面粉和柴炭外, 还有白芨、黄蜡、藜芦、皂角、茅香、藿香等药材, 不但具有防腐避蠹性能, 而且还有稳定浆糊的作用。淀粉粘合剂作为一种天然胶粘剂, 具有优良的可降解性能和环保性能。因其无毒无害, 对环境无污染而在至今还在被广泛传承。
2. 对档案防虫技术的传承。
古代一直将中草药晒干后夹于档案典籍中或者做成草药包置于档案装具中, 防虫效果较好, 因此中草药防虫是我国古代使用效果最广、流传时间最久的档案害虫防治方法。也有书籍防虫用樟脑防虫效果显著的记载。采用樟脑防虫蛀防霉, 从古代一直延用至今。
3. 档案防霉技术的传承。
唐代出现的“干扫法”在当代仍然可以借鉴传承, 只是在当今科技条件下不再需要通过日晒法来降湿。四川成都文殊院还珍藏有上万册珍贵文物、佛经和文献, 至今仍保留“扫经”的做法。
二、档案保护技术的创新
1. 低温冷冻杀虫法。
低温冷冻杀虫是根据昆虫生存特性, 将温度长时间控制在昆虫的致死低温区内, 使害虫体内的组织和细胞产生不可复原的变化而致死, 温度越低, 致死时间越短。我国曾于80年代利用工业低温冰箱进行低温冷冻杀虫, 处理过南京博物院藏拓片、木刻雕板, 取得了显著效果。冷冻杀虫对纸张强度、字迹、色彩基本没有影响, 对周围环境也没有污染, 不危害档案工作人员健康, 操作简单, 是目前较理想的杀虫方法。
2. 真空充氮杀虫灭菌法。
真空充氮杀虫灭菌采用真空和充氮方法将虫霉生命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氧气含量降低到2%以下, 致使虫霉的新陈代谢活动受到破坏从而使虫霉因缺氧窒息而死。真空充氮杀虫灭菌的效果较好, 所使用的氮气无毒、无害, 不易燃易爆, 对纸张、字迹无明显的不良影响。上海市档案局研制的新一代真空充氮杀虫灭菌设备, 经深圳市档案局等单位长期使用后, 证明效果较好。该设备一次可以对排列长度约4米的档案进行杀虫消毒, 所需时间约72小时。这种无污染较环保和高效的杀虫灭菌方法既可以用于直接处理已经生虫长霉的档案, 也可以用于对接收进馆的档案在入库前进行消毒处理, 值得大力推广。
3. 酶制剂的使用。
采用酶揭粘档案的技术是利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与传统揭裱技术相结合的产物。生物酶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蛋白质, 是生物体内特有的催化剂, 借助于酶的催化作用, 对破损书画、档案砖中的粘结物催化作用迅速。可用极少量的酶来促进大量反应物的分解, 其优点是催化效率极高, 具有较好的反应活性。可以将起主要作用的淀粉大分子链分解成短分子链, 使粘度很高的浆糊失去粘性。因此, 无论是档案砖还是旧字画, 经生物酶浸泡后, 粘连在一起的纸张很容易被分开。常用的酶制剂主要有淀粉水解酶和蛋白水解酶, 淀粉水解酶可将淀粉水解成麦芽糖和葡萄糖, 蛋白水解酶可将蛋白质分解为短肽和氨基酸, 从而使淀粉、蛋白质失去粘性。
三、档案保护的优化策略
1. 制定档案修复的技术标准和要求。
对于载体或者内容已经遭受损害的档案必须进行修复, 修复之前必须制定档案修复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 必要时要进行实验, 确保在修复时不造成新的损坏, 从而使档案保护工作进入良好的发展轨道。
2. 严格调控库房的物理和生化环境。
库房的物理、化学因素的调节与控制工作包括:温度、湿度、光线、有害气体、灰尘和电磁辐射的调节与控制。要按照国家制定的各种保护技术标准和档案保护的具体要求, 始终保证库房的温湿度符合国家标准, 保证库房洁净无尘、空气清新, 使用符合要求的光源, 特殊库房的电磁辐射要控制在安全标准以下。库房的生物因素的控制主要包括防虫杀虫、防菌灭菌和防治鼠害。
3. 加强档案保护技术知识的学习和培训。
档案管理人员通过自学, 掌握档案保护技术的各种基础知识与基本环节, 了解档案保护的专业设备及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应该积极组织基层档案管理人员参加学习, 不定期举办一些水平较高的、带有一定研究性和前沿性的关于档案保护技术的继续教育培训班、研讨班, 档案工作人员也应该多争取参加学习, 以不断更新知识、提高档案保护技术的业务能力。
参考文献
[1] .仇壮丽.中国档案保护史论[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 2007.11
创新性:传承及保护 篇4
近年来, 随着“文化扬州”建设的推进, 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全面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培育并建立起一支具有较高业务水平和专业技能的保护工作队伍, 扎实全面地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我区非遗保护工作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的方针, 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常规工作稳步推进, 保护思路持续创新, 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多年来, 通过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努力, 邗江区众多的非遗财产得到充分挖掘、保护和传承, 我区有省级非遗项目3项、市级非遗项目22项、区级非遗项目73项, 并汇集普查成果编辑出版了《邗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汇编》, 集学术性、知识性、普及性于一体, 以飨读者。
当前, 文化建设进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 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强国战略, 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发展。建设幸福邗江, 打造“精彩”邗江, 需要我们非遗保护工作者不断创新思路, 扎实推进非遗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工作思路是:实现“四个一”目标, 构建“三位一体”模式, 打造“三大活力”平台。今后的工作中, 我们在做好“四个一”, 即完成一套普查资料汇编丛书、一个档案资料室、一个珍贵实物陈列厅、一个数据库的基础上, 可以借鉴先进地区做法, 结合新邗江的历史文化实际, 有效整合非遗资源, 创新思路, 积极探索, 立足推进非遗保护深入、深化和转型升级, 围绕构建“三位一体”模式, 打造“三大活力”平台, 全面构建具有邗江特色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 呈现邗江非遗文化的精彩纷呈和创新发展。
1. 构建“三位一体”非遗传承模式, 加强管理和考核的科学性。
邗江与各地一样, 对项目、传承人和传承 (传播) 基地分开进行申报和评审, 并没有把三者紧密联系起来, 导致项目、传承人与传承 (传播) 基地相互脱节, 不少非遗项目的保护陷入困境。我们可以创新性地把项目、传承人和基地三者纳入非遗保护整体。保护主体落在基地, 将传承人纳入传承基地的“单位”管理, 同时规定, 只有在基地中承担了传承义务的传承人才有资格成为代表性传承人;项目同时拥有传承人和具备基地才能列入代表性名录;基地必须聘请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三位一体”保护模式突破了传统的非遗保护运作管理模式, 把非遗的保护、保存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 每个传承人都不再是游离于组织的社会人;每个基地都传承或传播一个以上非遗项目, 项目、传承人和保护单位的责、权、利明晰, 依存度加大, 构成了一个目标一致、分工协作、联合发展的共同体, 实现非遗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2. 推进非遗展示馆建设, 打造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平台。
着眼非遗展示馆收藏、展示、研究、传承非遗的职能, 强调活态性传承, 着力推进政府、企业、个人三者联动, 探索国助民办、合作联办、民企民办等多元投入与运行机制。合作联办模式的基础是合作各方加强组织、整合资源, 发挥整体优势。扬州双东街就是一条集中展示扬州非遗代表作品的展示平台, 邗江可以围绕文化旅游基础较好, 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乡镇, 如瓜州镇、甘泉街道等, 都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历史遗存和文化项目, 邗江可以宏观布点, 在整体规划和项目策划中, 将非遗展示一条街 (非遗主题版块) , 很好的规划进来, 实现本土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结合, 实现非遗保护的竞争力。
3. 推进非遗生产性保护, 形成企业推进产品和产业的平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 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 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邗江可以对一些民众基础较强, 并有一定社会需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采取保护核心技艺、完善相关产品和刺激市场需求等环节进行生产性保护, 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如“古筝艺术”这个项目, 传承人槐泗镇扬州民族乐器研制厂厂长田步高, 主营古琴、古筝, 年产值2000万, 杨庙镇雅韵琴筝有限公司年产值2600万。我们要以丰富琴筝文化为载体, 发展琴筝文化产业, 加大对重点琴筝企业扶持力度, 鼓励现有琴筝企业做大做强, 形成特色鲜明的琴筝文化产业聚集区。此外, 依托邗江几大文化产业园区, 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展览展示, 提供展示和招商的平台, 实现非遗保护的创造力。
4. 推进非遗全民化参与, 构建社会保护自觉和自省的平台。
以专家学者为联盟, 推进学术研究的集聚化, 充分发挥人才优势, 达到组建队伍、立项课题、产出成果、扩大影响的目的。以志愿队伍为补充, 推进保护网络的体系化, 主体除了在校大学生, 许多离退休干部, 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个体业主等也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 并且发挥了各自的特点和专长, 大胆摸索一条志愿者参与非遗保护的新路子。以社会宣传为抓手, 推进参与层面的全民化, 依托公共广场、公交汽车、公共屏幕等社会资源, 用各种中国传统佳节、每年的“文化遗产日”设计主题宣传。深入开展好非遗文化进课堂活动, 目前我区以有中小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学内容, 并作为开展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项指标进行考核, 开始实现非遗教育常态化。非遗保护, 只要全民参与, 才能深入人心, 实现非遗保护的生命力。
创新性:传承及保护 篇5
茧丝绸产业作为人类早期的生产行为之一, 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积淀, 茧丝绸产业在我国江浙等东南沿海地区和川桂等西南地区的种桑养蚕、缫丝印染、蚕丝加工、时尚丝绸业等方面,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遗产, 是整个农业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随着茧丝绸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国家, 在广泛的传承和发展中, 形成了目前多样的蚕桑、丝绸文化。
目前, 国内对茧丝绸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研究已逐步展开。浙江省淳安县是全国乃至全世界茧丝绸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探讨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特点, 分析其传承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提出相应的战略和对策, 不仅是我国开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战略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且对传承茧丝绸文化、保护蚕桑物种、维护桑园生态景观、促进茧丝绸产业可持续发展等, 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概况
1.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的内涵
虽然至今国内学术界对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尚未有一致的定论, 但是根据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所提出的不同认知和见解, 大致可把农业文化遗产分为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狭义农业遗产与广义农业遗产、固态的农业遗产与活态的农业遗产、具体事物与技术方法等几个层面进行界定。
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背景下, 将茧丝绸文化遗产界定为:人类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中所创造并传承至今的各种农耕文化、技术方法、生产和生活经验, 以及承载其活动空间的茧丝绸产业生产系统, 这些系统具有传统的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人文景观等, 主要包括茧丝绸产业的技术人才、工程工具、生物景观、蚕桑遗址、相关文献、民俗文化、蚕桑物种等多种类型。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不仅保存完好, 而且数量规模可观, 是茧丝绸文化遗产宝贵的一大分支。
2.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的现状
“中国茧丝看浙江, 浙江茧丝看淳安”。浙江省在我国茧丝绸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自古就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茧丝绸产业是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 拥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是茧丝绸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其栽桑养蚕的历史悠久。
淳安县位于浙江省西部, 地处北纬30°, 全年≥100℃的积温为50000℃以上, 年日照为2000小时, 常年降水量在1200mm左右, 加之山区昼夜温差较大, 使桑叶白日光合作用强、黑夜呼吸作用弱, 从而使营养物质累积更多。自然禀赋得天独厚, 宜桑宜蚕。淳安是杭州丝绸之府的原料产地、优质茧丝基地, 年产茧量仅占全国的1%左右, 而优质茧产量约占全国的15%, 是世界顶尖奢侈品牌爱玛仕等原料供应商。淳安“千岛湖”牌蚕茧质量指标已连续10多年在浙江省名列前茅。自改革开放以来, 淳安县及其茧丝绸产业品牌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具体项目如表1所示: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淳安县丰富的农业文化资源, 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和种植经验, 使得淳安成为浙江省优质茧丝绸生产基地。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也拥有其独特优势。
然而, 近年来淳安县茧丝绸产业的发展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全县桑园面积由2007年鼎盛时期的11.27万亩下降到2014年的76974亩。2007年, 淳安县蚕桑产业达到历史最高蚕种发行量, 当年发出蚕种共计20万张左右。随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茧丝绸产业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而产生负增长。在随后的几年, 淳安县蚕桑产业每年的跌幅都在10%左右。其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
令人担忧的是, 在近50多年里, 我国茧丝绸文化发展尤其是淳安县蚕桑产业发展, 开始出现人才断层现象, 蚕农年龄普遍在40岁以后, 栽桑养蚕、良种繁育、收烘缫丝生产等多个环节新生力量补充明显不足, 从业人员老龄化趋势突出、劳动素质下降, 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减弱。劳动力的老龄化和短缺, 使蚕桑产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当前, 人们越来越表现出对茧丝绸文化的无知。这种现状对茧丝绸产业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很大影响, 特别是大众对丝绸产品的消费观念、消费取向、相关产业的技术发展等,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的特点
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是我国茧丝绸文化遗产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拥有悠久的茧丝绸发展历史和厚重的茧丝绸文化, 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不但具有复合性、原真性、活态性、战略性、多功能性等一般特点, 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
(1) 历史地位高。浙江省淳安县是“丝绸之路”源头之一, 拥有悠久的种桑养蚕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 (公元420—589年) , 新安 (今淳安) 人就已大面积植桑, 倡导“毅中取于邱岭”。南北朝梁中大通三年 (公元531年) , 新安 (今淳安) 太守徐漓“劝课农桑”。《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载:新安 (今淳安) “一年蚕四五熟, 勤于纺织”。南宋《严州图经》记载, 自宋以来, 蚕桑业便成为新安 (今淳安) 人民的主要农副业之一。清朝宣统元年 (公元1909年) , 淳安县筹办了织锦传习所。1928年5月, 淳安县设立了建设委员会, 将养蚕业作为首要职能。1930年, 在淳安县城北门外建立桑业传习所。长期以来, 淳安县培养了一大批收烘、缫丝技术骨干和许多对蚕桑有深厚感情并且经验丰富的蚕农。还拥有适用于淳安的代代相传并不断提高的先进技术, 凝聚了淳安县的传统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等多种特色文化, 至今仍保存着众多宝贵而又完好的茧丝绸文化遗产体系。
(2) 保存类型完整。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具有完备的茧丝绸产业体系, 茧丝绸产业的技术人才、工程工具、生物景观、蚕桑遗址、相关文献、民俗文化、蚕桑物种等多种类型均保存完好。拥有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悠久的栽桑养蚕历史和经验, 使得该地区生产的茧丝品质优良, 特色鲜明。淳安县威坪、姜家、汾口三镇拥有万亩桑园景观, 通过对这些桑园的传承保护与合理规划设计, 使之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淳安县威坪镇、姜家镇、汾口镇、梓桐镇和浪川乡保留有较为完善的茧丝绸产业知识技术体系, 是茧丝绸文化遗产开发的重要载体;威坪镇、姜家镇等均有与蚕桑相关的古建筑遗址。可见, 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是极为珍贵的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 拥有较高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旅游开发价值。此外, 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还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茧丝绸产业从古延续至今, 仍在不断发展, 并且能够很好地服务于现代产业, 并与现代产业完美融合发展。
(3) 产业基础良好。目前, 淳安全县的蚕茧丝生产分布于10个乡镇, 但82%以上茧丝产量集中在威坪、梓桐、浪川、汾口、姜家, 总计近8万亩桑园, 其中建设3个省级特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9个市级都市农业蚕桑示范园区、2个蚕桑科技示范基地等。千岛湖镇有技术领先的催青中心, 并且正在规划建设蚕茧丝技术培训中心;威坪镇拥有万亩桑园和全县规模最大的缫丝厂与收烘茧站;临岐镇既有保存完好的传统茧站, 也有设备先进的现代化茧站、农业病虫害监测站;姜家镇龙泉茧站正在规划建设蚕桑青少年科普教育馆。淳安县茧丝绸总公司还与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林业大学、省农科院蚕桑研究所、省丝绸科学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 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 对淳安县茧丝绸产业进行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通过杭、嘉、湖、绍区域茧丝绸产业集群, 形成了从栽桑、养蚕、收烘、织造、染整、开发、设计到成品生产完整的茧丝绸分工链。明确的专业化分工体系, 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淳安茧丝绸产业特色化发展。
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的路径
1.把握“活态保护, 创新发展”的原则
(1) 对茧丝绸文化遗产采取一种“活态”的保护方式, 即在开发中保护, 在传承中发展。随着茧丝绸文化遗产内容不断丰富、保护措施不断创新, 其保护方式也逐渐从“固态化”向“活态化”演变。对茧丝绸产业遗址、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茧丝绸生产工具和工程、茧丝绸文献等, 可采取做成标本或文本记录等固态化保护的方法进行传承保存。但这不是茧丝绸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 最终目的是以“活态”的形式, 通过对传统茧丝绸生产技术、生产经验的传承, 对传统茧丝绸生产工具的改良应用, 对传统蚕茧丝优良品种的推广沿用, 将淳安人悠久历史文化的精华和智慧渗透进当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 从而使这些茧丝绸遗产永远具有生命力。特别是对那些仍以鲜活的状态存在并以其独有的方式发挥着作用的生产经验和传统技术体系, 更应采取“活态”保护的方式, 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
(2) 将茧丝绸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结合起来,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是茧丝绸文化遗产的发展应顺应茧丝绸产业个性化、时尚化的消费潮流和“互联网+”的发展趋向,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契机, 以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为主线, 力争达到原料基地化、技术高新化、品牌国际化、人才梯队化、产业和文化一体化的目标。形成若干个集产业、文化、旅游为一体的茧丝绸文化传承发展基地。二是应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从“以人为本”到“生态优先”、“遗产保护优先”进行开发利用, 反对以生态环境为代价, 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要把遗产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保护好农业生态景观和生态生产模式。对茧丝绸文化遗产的保护, 不仅是对蚕桑生物物种和传统种桑养蚕技术的保护, 也是对其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保护, 如对地形地貌、村落风貌、故居建筑、礼仪习俗、生态景观等的保护。
(3) 淳安作为全国旅游大县, 应充分有效利用山水资源和旅游资源, 将茧丝绸产业与现有的旅游产业等融合发展, 达到良好的经济效益。茧丝绸文化遗产可借助国际互联网大会、G20峰会等, 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 筹划举办网上博览会, 向世界展示其特色, 以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 最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
2.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主体参与机制
由于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是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传承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 涉及广大蚕农、工人等社会各个层面, 因此保护茧丝绸文化遗产的工作, 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 相互协作, 明确职责, 理顺协调机制,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主体参与机制。
(1) 政府层面。淳安县各级政府、茧丝绸公司和相关职能部门作为茧丝绸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应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 认真履行服务、协调和监督职能,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广大蚕农的意识, 同时提供政策、法律、资金方面的扶持和帮助, 鼓励并引导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
(2) 社会层面。目前, 社会各个层面对茧丝绸文化遗产缺乏传承保护的意识。除了少数的文化、文物等职能部门, 大多数政府职能部门对茧丝绸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现实价值未有充分认识。因此, 在自媒体时代, 应加强网络媒体对茧丝绸文化的舆论引导, 鼓励各种网络媒体等对茧丝绸文化、品牌和龙头企业进行宣传。例如, 借助杭州G20峰会的窗口, 争取在杭州举办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 鼓励中国丝绸协会连同各茧丝绸企业开展丝绸流行趋势发布会, 与各高校合作举办茧丝绸制品设计大赛、茧丝绸论坛、茧丝绸文化宣传、品牌展示等活动。其中, 从事茧丝绸产业文化遗产理论研究和创新发展的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社会艺术团体等组织, 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是保护茧丝绸文化遗产重要的一支力量。
(3) 遗产地层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遗产地居民的认同、政府的决心、大量的资金投入、相关多方的合作。所以, 要提高淳安县群众在茧丝绸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参与程度, 因为广大群众和蚕农才真正是茧丝绸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坚力量。任何文化遗产都有其赖以生存的独特自然和人文环境, 遗产地群众和相关机构作为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和传承者, 更能适应当地的生态条件和社会环境, 同时他们也是文化遗产保护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因此, 应使全县群众充分认识到茧丝绸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重要性, 调动他们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保障他们能够从茧丝绸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获得持续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才能使茧丝绸产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3.茧丝绸文化功能深度挖掘与创新发展
(1) 加强对淳安县内桑基鱼塘、传统茧站、缫丝厂等茧丝绸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
(2) 深度挖掘蚕花节、扎蚕龙、古代蚕桑名人名举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3) 保护、传承蚕桑丝织传统技艺, 创新发展茧丝绸老字号。
(4) 对茧丝绸相关文物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和修复, 综合运用声、光、电等先进传媒技术建设三维展示厅, 推进茧丝绸历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5) 淳安县的茧丝绸文化遗产根植于当地的传统文化和群众长期的实践经验, 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适当开发利用这些资源, 能够有效地促进淳安经济发展。因此, 在传承和保护茧丝绸文化遗产的过程中, 应积极发挥茧丝绸文化的助推功能, 注重茧丝绸文化休闲功能和文化附加值产品的开发, 如蚕桑主题公园、蚕桑科普教育、蚕家乐体验游、蚕桑美食、美容养生以及茧丝绸文化博览馆等。
(6) 淳安县茧丝绸文化遗产具有显而易见的生态合理性, 可利用低碳补偿机制, 综合运用市场和行政手段, 调节生态环境保护。同时, 开发绿色环保旅游资源, 建设各相关方面的利益关系。
结论
文化不仅能够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 其自身也能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 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引导、支撑和推动作用。淳安县茧丝绸产业的创新发展, 最终路径还是要回归到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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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浙江什么产业值得大学单设专业, 小镇以此冠名?.凤凰网-宁波频道, http://nb.ifeng.com/zjxw/detail_2015_11/29/4605952_0.shtml
创新性:传承及保护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承人,成效与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自古流传至今的活态文化, 是发展着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因而, 它不能脱离民众的生活和生产而独立存在, 它是在历史长河中与时俱进地传承发展的。它不能被标本式地固态化保护, 它的生存与发展永远与人的社会实践分不离。从这个意义上说, 传承人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中之重。倘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后继无人或后继乏人, 传承人所承载的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会濒危乃至走向消亡。因此,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 重视发挥各级传承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在众多优秀传承人的记忆和技艺里, 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是文化传承乃至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经过15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 我国已建构起了有效的传承体系和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状况已大有改观。但是随着当代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 “非遗”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依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全面客观地分析目前我国“非遗”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情况, 对于建设和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具有重要的针对性和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传承及传承人保护的成效
我国自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 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对传承人的抢救、保护、扶持, 传承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一)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传承机制
自从2001年我国的昆曲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名录后,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起步, 政府相关部门便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制度和传承机制的建设, 系统而有序地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进一步完善传承机制, 促使传承人保护制度化、规范化, 2008年5月, 文化部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 (下称《办法》) , 对国家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义务和资助等做出了规定, 《办法》的施行有力地促进了对代表性传承人的科学保护。根据此《办法》, 从2007年至今, 文化部已公布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涵盖了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及民俗共十大类,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各省 (区、市) 均已公布了多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截至2015年底, 已认定与命名了1229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江苏、浙江、陕西、河南等多个省 (区、市) , 先后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同时, 基层的地市、县也相继开展了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命名工作。如今, 国家、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县四级传承人保护体系已经形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核心力量得以确认。
(二) 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 推进传承并扩大影响
在传承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上, 各级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履行职责, 并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一是通过制定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确立和规范传承人的申报与认定制度, 规约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履行的职责及代表性传承人应尽的义务,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对传承人的保护步入依法保护的轨道。
二是通过普查和各种形式的调查, 摸清和掌握了各级传承人的基本情况。采取访谈、笔录、摄影、摄像等多种方法, 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传承人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现状、技艺、技能、传承谱系等, 抢救性地记录、挖掘、整理出一大批珍贵的资料, 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利用数字化存储等。由文化部发起的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 是《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之一。2013年, 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的正式成立, 开始实施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为全面实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 2015年6月, 文化部发布了《文化部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通知》, 进一步明确了记录对象、工作计划、工作要求、工作程序及经费保障。目前, 各省 (区、市) 已普遍展开了这项工作, 对一批年事已高的国宝级传承人已做了全面、真实、系统地抢救性记录, 形成的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影音及图文资料等, 经过整理加工后, 已纳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传承人及所承载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丧失, 同时也为项目的深入挖掘和传承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保障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中央财政设立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投入42亿元。中央财政每年向每位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供传习经费补助1万元, 2016年增至2万元;各省 (区、市) 财政每年向每位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供3000元至20000元 (北京市2016年增至2万元) 不等的传习经费补助。以命名、奖励、给予各种荣誉等方式提高代表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中国文联、中国民协于2007年6月6日“文化遗产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次“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大会”, 全国156个“非遗”项目的166名民间艺术家获此称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颁发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 每年评选一次, 每次评选出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60名, 已举办了三届, 对提升传承人的社会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 如建立传习所、专题博物馆、大师工作室等, 为传承人提供传习场所, 并在传统节庆活动、地方文化展览、展演中, 为代表性传承人提供展示和宣传项目的机会, 有效地推进了“非遗”的传承和项目的保护与发展。
(三) 采取多种方式培养新一代传承人
十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 在政府主导与推动下,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了有效的传承机制, 使传承工作呈现出可喜的局面。一些项目由后继乏人到后继有人, 早学艺、早入行的年轻人, 有的已经成长为省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或本行业的优秀人才, 他们已肩负起培养新人的重任。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不同, 必然会形成传承方式的差异。在“非遗”传承的实践中, 人们探索出了多种可行且见效的传承方式, 有的是延续传统的, 有的则是富有创新性的。这些传承方式主要包括:家族式传承、师徒式传承、基地式传承、生产式传承、教育式传承。
家族亲缘传承是长期以来一些掌握着某种特殊技艺的传承人传承技艺的方式。由于怕自己手上的绝活、绝技被外人学去而丢掉自家的饭碗, 只把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等家族内的成员, 世代传袭。如今, 传承人虽然已不必固守秘密, 也没有保住饭碗的顾虑了, 但依然会有个别项目采用这种传承方式, 因其较少受外界的干扰, 更便于口传心授。若家族内子女愿意学, 由于受到长期的耳濡目染, 更容易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师带徒的传承方式, 自古沿袭至今, 在传统技艺、传统艺术等门类的项目传承上普遍适用。在一些实施生产性保护的企业中, 建立了以国家级传承人为首的“师带徒”岗位技能培训机制。企业有师带徒管理办法及考核机制, 代表性传承人收徒要举行正式的拜师仪式, 传授技艺有计划、有要求, 并与徒弟签订学徒合同等, 使传承具有稳定性、延续性, 能保证项目的核心技艺薪火相传。
基地式传承是指利用项目的专题博物馆、传习所等场所, 代表性传承人在展览、展示自己技艺的同时, 向手下的弟子及热爱该项技艺的民众进行群体式的传承, 在培养后继人才的同时扩大项目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生产式传承是指对项目各个生产环节岗位上的人员进行技能培训。进行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 通常会涉及到多个生产环节, 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技术、技能要求, 要使员工掌握本岗位的技术和技能, 就要实施岗位技能培训。这虽然培养的不是高端人才, 但却能使生产线上的普通员工掌握、提高项目生产的技能, 因而, 在生产实践中进行的这种实际操作性的培训是不可缺少的。
教育式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种主要的传承方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这种教育途径包括学校教育、业余教育和其他公共教育。
目前, 我国教育式传承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如学校教育就包括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素质教育。就学历教育而言, 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吉首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湖北美术学院等不少高等院校已设置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相关的专业, 招收本科生或硕士生与博士生。目前一些高等艺术院校、职业院校已开设了刺绣、雕刻、蒙古族长调民歌、呼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 培养了一批有学历的传承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不仅一直在招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学术型的硕士生与博士生, 而且为了培养“非遗”保护领域的管理型人才, 至2016年, 已招收了三届攻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方向的艺术硕士。此外, 还有由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招收的专业技能型硕士, 培养有学历、高素质的新一代传承人。就职业教育而言, 各地都有工艺美术学校、各类艺术学校, 如西藏唐卡画院、青海的热贡画院、安徽的行知学校、德胜-鲁班 (休宁) 木工学校, 等等, 这些学校不仅培养出社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而且使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有人。就素质教育而言, 各地文化部门还积极与教育部门配合, 将民歌、民乐纳入中小学音乐课, 将腰鼓、秧歌、锅庄等纳入舞蹈课, 将书法、剪纸、年画纳入美术课, 将传统技艺纳入手工课等, 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如北京市在全国首创“高参小”项目, 遴选了中国戏曲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等20余所高校参与此项目, 与东城、西城、海淀等多个区县教委签署合作协议, 结对共建140余所小学。大学教师走进小学课堂, 为小学生传授京剧、国画、书法、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手工艺制作等, 从娃娃抓起, 通过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使广大少年儿童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陶冶, 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 实施对传承人的培训, 提升传承人的综合素质
为提高传承水平, 增强传承后劲, 2015年上半年, 文化部采取试点先行的做法, 委托中央美术学院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优秀传承人举办了第一期研修班, 让他们接受专业指导, 与学者们开展跨界交流, 一起架设传统工艺通向艺术、走进生活的桥梁。在总结这期研修班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文化部又在全国范围委托23所高校开展试点, 利用暑期办班, 对来自20多个省 (区、市) 的近1700名传承人和从业者开展了培训。在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经验之后, 文化部、教育部于2016年1月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2016-2020) ”, 委托有关高校、设计企业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教育培训。该计划是从传统工艺传承人群入手, 将逐步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各领域。根据不同培训对象, 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分为研修、研习和普及培训三个层次:研修, 委托相关高校对具有较高技艺水平的传统工艺传承人或资深从业者进行研修培训;研习, 组织中青年传承人进入高校工作室、实验室及设计企业研究学习, 通过手工实践与设计、学术、高新技术的跨界交流, 解决“非遗”保护传承中的瓶颈问题;普及培训, 委托相关高校对传统工艺项目学徒或从业者进行普及培训, 以提高其文化素养、学习和领悟能力, 提高传统工艺的审美水平和实用程度。此外, 研修、研习、普及培训时长1-2个月。各高校每年组织3-5期。研修班每期不少于20名学员, 普及培训班每期不少于60名学员, 研习每期不超过8名学员。计划用5年时间, 培训10万人次。如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传承人群进行研修、研习和普及培训, 不仅提高了传承人群的综合素质, 而且有效地提升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的活力。
二、传承及传承人保护面临的问题
虽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已出现了喜人的局面,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但是, 目前, 一些项目的传承链依然比较脆弱, 传承人的生存状况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对传承人的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化。可以说,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依然面临着不少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传承人老龄化突出, 一些项目面临着人亡艺绝的风险
从已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来看, 大部分人已步入晚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已进入了老龄化时期和衰亡高峰期。如今, 文化部公布的4批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已有250人离世, 在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占到50%以上, 仍有传承人不断离世, 如湖南省有76位国家级传承人, 但滩头年画的钟海仙和李咸陆、宝庆竹刻的曾剑潭、土家族打溜子的罗仕碧、土家族茅古斯舞的彭英威、侗族傩戏的龙子明、辰州傩戏的李福国、踏虎凿花的邓兴隆等8位, 已先后离世。如今, 不少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大多年迈体弱、孤老无助, 人亡艺绝时有出现, 有的身怀绝技绝艺但未能传承给后人就已离开了人世, 这就致使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濒临绝境。
经过十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实践, 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和保护制度, 传承人保护的面貌已大有改观。但是, 代表性传承人队伍的现状仍不容乐观。目前已进入了代表性传承人去世的高发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曾出现过一个月去世3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情况。以吉林省通化市为例, 至2015年底, 该市有国家级传承人1名, 省级传承人34名, 市级30名, 市本级15名。近两年, 各区县不断传来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去世的噩耗。如被誉为朝鲜族说唱艺术的“活化石”——“乞丐谣”, 迄今已有200年历史, 是朝鲜族表演形式中少有的集说、唱、歌舞于一体的民间艺术。2011年入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现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遗憾的是“乞丐谣”的传承人黄在姬已于2012年去世, 其后的传承人寥寥无几, 几近失传。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项目的传承与保护, 因而不少项目的传承人需要抢救性保护。
(二) 传承人普遍文化素质较低, 一些项目后继乏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绝大多数长期生活在农村, 是土生土长的普通民众, 自小少有受正规教育的机会, 所以, 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他们虽然动手能力强, 但缺乏对手中技艺的阐释表达能力和挖掘研究能力, 同时也易造成固守陈规, 在传承传统艺术与技艺时, 缺乏发展创新的能力。如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 42.8%的传承人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18.6%。由于文化素质整体偏低, 同时又缺少参加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因而传承人队伍经营管理才能和创意能力比较欠缺。在传统工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于综合性人才的当今时代, 这种现状无疑对传统工艺的复兴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由于许多传统技艺, 难度高、强度大、耗时多, 加之很多“非遗”项目不仅工艺复杂, 而且经济效益甚微, 很难打开市场。因此, 很少有人愿意学, 不少民间艺术大师面临着无弟子或弟子太少的尴尬境地。如“中国杂技之乡”河北吴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王宝和, 70多岁高龄的他, 如今门下无人, 手里的绝技“缩骨术”面临失传。“缩骨术”并非是一门真正能将骨头缩小的技能, 而是通过训练缩小骨间隙, 使得全身骨头有顺序地叠排紧密。王宝和说:“缩骨术需要拉伸骨骼、尤其是肩膀附近的骨关节, 最后使人的身高增加, 各个关节错位, 进而缩小身体。”如今, 家中后辈没人愿意学“缩骨术”。2009年, 65岁的王宝和前往云南、贵州、四川一些有操练杂技传统的地区, 但两个多月“寻徒之旅”一无所获。王宝和经常到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给孩子们上课, 希望找到能够托付这门技艺的人, 但仍未能如愿。他无奈地说:“我向所有人打开了大门, 但没有人来学, 给钱都找不到徒弟, 我只能眼睁睁等着这门手艺失传。”这种情况绝非个案, 随着传承人年龄的老化, 不少项目都面临着缺乏人才传承和技艺的衔接问题。农村的青年一代向往城市生活, 对父辈掌握的老手艺缺乏兴趣, 没有成为新一代传承人的意愿。一些传承人苦心培养的弟子, 也常因抵不住各种诱惑而终止学艺另谋他路, 这也致使传承队伍不稳定。倘若这些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 长久下去, 必会导致一些“非遗”绝技的失传。
(三) 传承人缺少基本权益的保障和必要的资金支持
传承人的基本权益包括法律、技术、行政、财政等方面的支撑。首先, 法律保护是对传承人最根本的保护。虽然我国已经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但针对传承人的法律法规保护条例还未出台, 对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有待落到实处。在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 已出版的某些普查资料、口述史及民间故事、民谣等书籍, 有的只有采录者或编著者的名字, 却未著明讲述者;使用某家族传承了几代的“秘方”“绝技”, 却不能给予权利人应有的报酬;有些传承人带徒授艺或外出参加技艺展示、演示等活动, 未能获取合理的回报;一些“非遗”项目在开发利用或发展当地旅游中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但项目的传承人 (群体) 却未能受益;有些“非遗”项目被任意地歪曲、篡改、造假, 传承人却很无奈, 等等, 这一切致使传承人受损的不只是经济权利, 而且包括精神权利 (署名权、文化尊严权等) 。
由于传统艺术精神、工艺精神的衰落, 加之受到各种利益的诱惑和驱使, 传承中出现了不少造假、侵权等问题。一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表演中出现的造假现象。如新疆哈萨克族的民间乐器——斯布孜合, 其语意是“吹”的意思, 它是该民族最古老的民间乐器之一, 也是该民族艺人最常用的一种吹奏乐器, 被哈萨克族民众誉为“心笛”。此乐器类似汉族的竖萧, 是一种竖吹木笛。目前, 该项目的传承人年老体衰、气力不济, 年少的学艺不精、达不到高水平的吹奏。这便导致此项目被邀演出时, 有的领导或舞台总监会让传承人站在台上拿着乐器摆摆样子, 用播放光盘代替真实吹奏, 但台下观赏的民众却浑然不知其真相。二是在传统手工艺领域, 存在着假冒伪劣现象。如把他人的作品改头换面, 变成自己的作品, 以谋求经济利益和各种荣誉;弄虚作假, 进行商业欺诈, 编造散布不实信息, 或侵犯其他传统工艺的技术秘密, 与同行进行恶性竞争。三是商标侵权严重。尤其是一些中华老字号企业, 由于知名度高, 影响力大, 品牌价值不菲, 容易被投机性企业商标侵权。老字号遇到商标侵权后, 维权艰难, 代价很高。近年来, 各种侵权事件逐年增多, 据杭州王星记扇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讲, 现在各旅游景点和网上出售的王星记扇子, 有一半多的产品是冒牌货, 并非正宗王星记生产的扇子。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已处理了多起商标、专利侵权事宜, 解决了边福茂、福连升的侵权, 最近又有个企业仅花了800元便注册了“内原升”, 借一字之差, 混淆品牌, 误导消费者。所有这些问题都严重威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由于多是民间艺人, 长期以来, 他们的艺术创造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承认, 经济效益低, 生活与工作条件艰苦。虽然各级政府对传承人采取了资助和帮扶措施, 且资助金额也在不断提升, 但是, 由于地方财政补贴没有落实到所有市、县级“非遗”传承人, 某些地区市县级“非遗”项目依旧处于濒危状态, 部分传承人年老体弱, 生活条件艰苦, 传承难以为继。如果政府相关部门不能及时地给予他们扶持和资助, 紧靠“热爱”维系的创作和传承很难长久进行下去。所以, 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调查与认定、管理与保障, 做好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工作, 保护与传承其杰出技艺, 迫在眉睫。
(四) 缺乏科学的传承理念与方法
多年来, 人们对传承人应该传承什么的问题, 理解得过于简单, 对这个问题比较强的共识是传承人通过口传心授把自己掌握的传统技艺、技能传给后人, 使其技艺不中断, 而能够较好地延续下去。如此传承, 虽然徒弟能够学会和掌握师傅手上的技术、技艺, 使技艺不会失传, 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由于传承中强化创造性不足, 易造成因循守旧, 难以培养出具有创新性的新型人才和高端人才;二是单纯进行技艺的传授, 忽视对项目承载的非物质文化的传承, 虽然能使学艺者得其形, 但易遗其神, 即不了解该项技艺的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三是忽视了敬业精进、情怀高尚的工匠精神的弘扬, 易造成心态浮躁、急功近利, 致使生产的产品设计单调、缺乏创意、制作粗糙、包装低劣等问题。
三、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
造成某些“非遗”项目传承面狭窄、后继乏人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受传统传承观念和方式的局限
在物质匮乏的农耕社会, 艺人对从祖辈传袭而来的又经过自己多年潜心学习和磨砺才拥有的某种技艺、绝活, 怀有一种“敝帚自珍”式的心态, 在他们看来“良田百亩, 不如薄艺随身”, 再多的财富也有失去的时候, 唯有一门手艺可以保证衣食无忧。正是基于这种朴素的观念, 他们对自己掌握的技艺精益求精, 而且格外珍视, 使其掌握的本领只属于本家族或者是某一族群所有, 绝对保密, 不得外传。这样便形成了某些民间技艺单线式的传承方式, 即一对一地传承, 父传子、母传女、师父传徒弟。为了保证家族拥有的某种技艺不外传流散, 传承中甚至出现了只传男不传女, 可以传给儿媳却不能传给女儿。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沙河藤牌阵, 是我国北方仅存的一种古代兵法实战技术, 自明代至今已历经数百年的历史。如今仅存于我国河北省沙河市十里铺村, 当地人称之为“打藤牌”。它之所以传承面狭窄, 就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 传承主体一直遵循着“只传男, 不传女, 传里不传外, 谁传外谁死”的训诫, 并把这一训诫奉为“金科玉律”。根据古训, 藤牌阵操练者只准操习一种兵器, 且不允许对阵法进行文字、图形记录。因此, 70多种藤牌阵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 只有少数几位“藤牌会首”能够通晓全套阵法。如今, 村里懂得全套阵法的人只剩下年已80多岁的第十二代传人胡道正一人了, 胡道正老人已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如今, 当地已将藤牌阵操练纳入了小学的体育课程。尽管胡道正老人教习的热情很高, 但阵法仍是传男不传女, 且有些家长怕孩子受伤, 不愿意让孩子学习, 藤牌阵法传承依然面临后继乏人的困难。谨慎保守的传承方式, 必然造成某些民间技艺流传的范围很窄, 掌握的人数极少。同时, 这种一对一的传承, 主要是通过口传心授, 借助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来进行的, 因而对传者的依赖性很大, 若传者突然去世, 或传授的技艺无徒可收时, 传者所拥有的这门技艺就可能失传。
(二) 受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
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 是保持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使民族民间传统技艺能够在代与代的传承中自然延续的客观条件。一旦这一客观条件改变了, 文化传承就面临威胁, 传承链在某些环节就会出现断裂。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涌起和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 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深受现代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 结束了过去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社会成员在开阔了眼界, 大量接触了外来文化后, 开始认同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 尤其是年轻人大多钟情于现代艺术, 追求现代时尚, 对传统艺术和技艺不再有昔日的热情。他们有着强烈的求富意识和求知意识, 对生存、对美、对快乐有了与他们祖辈完全不同的理解。加之要学好一门传统技艺需要下苦功夫, 难度高、强度大、耗时多、收入低, 令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如上海古老的松江顾绣, 被誉为鲁绣、苏绣、湘绣的渊源, 以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艺术性极高而著称于世。绣时以针代笔, 以线为墨, 画绣不分, 要求绣工会看画、懂画理、认得画家笔势, 因此难度很高。据顾绣传人朱庆华介绍, 顾绣要先将丝线剖成24份, 然后用12号小针穿上剖成1/24细的丝线, 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一幅顾绣作品。况且要成为优秀的顾绣继承人, 还需要有一定的灵气和悟性。要学好这门技艺太苦、太难, 自然年轻人不肯问津。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现代审美情趣的改变, 对传统文化艺术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如电影、电视、多媒体艺术对皮影戏的冲击, 现代流行歌舞对传统戏曲的冲击, 现代电脑绘画、高效胶版印刷技术对传统木版年画、剪纸作品的冲击。一些民间的麦秆画、刺绣、剪纸等, 题材陈旧, 几百年来表现的多是才子佳人、宫廷仕女、花鸟虫鱼、梅兰竹菊等传统图案, 难以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要, 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使得后继乏人, 技艺面临失传。
(三) 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且传承工作有待深化
如前所述, 传承人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 很多人只会做, 不会说, 即不能讲述出所传授技艺的特性和文化蕴含, 既限制了他们对技艺的全面传承, 也难于在原有技艺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要使传统艺术与技艺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 使之适应于当代人的情趣、要求, 使项目富有生机与活力, 需要培养出一代新型人才, 尤其是既能熟练掌握和运用传统技艺, 又有一定的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目前, 一些项目的传承中, 由于缺少高层次的高尖人才, 严重地影响了项目的发展, 甚至已处于濒危的状态。如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土族盘绣, 已有千余年的发展历史, 蕴含着土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是认识土族文化艺术史的活化石。已入选国家级名录的土族盘绣, 目前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一名, 省级两名, 三位传承人均文化程度低且年事已高, 技艺传承困难, 对其掌握的技艺只能手把手地传授, 却讲不出技艺的文化特性、核心价值、技能要素等。土族只有口头语言, 没有书面语言, 如何完整地传承土族盘绣技艺确有困难。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责任单位“互助土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面临的发展瓶颈便是人才问题。一是该公司没有专门的设计人才队伍, 只有一名兼职设计人员, 致使产品设计滞后, 不能及时推出适应当代市场需要及民众需求的创新性产品;二是基层绣娘不足, 现有的绣娘年龄均在45岁以上, 人才出现断层, 亟待培养一批年轻绣娘。如此情况,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绝非仅此一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些传统工艺需要的原材料日益稀缺, 人工成本也在逐年上升。“2014年, 东阳木雕一个工达300至600元, 黄杨木雕一个工300元左右, 青田石雕一个工也与此相同。加之税收的压力, 对于当代手工艺者来说, 生存环境不尽如人意, 因此, 趋利成为创作的目的, 在利益为上的状态下, 逐渐地丧失了工艺的精神。”此外, 一些传承人自身缺乏市场策划、包装、运作等商业手段, 不能有效地借助现代科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 不能有效利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 致使非物质文化表现手段落后, 效率低下, 假货泛滥, 市场秩序混乱, 传承链面临断裂的危险。
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对传承人的保护虽然提供了一定的经济资助和技艺展示平台, 但如何切实保障传承人的权益并给予有针对性的法律、行政、技术等层面的支持、指导等, 还远远不够。由此可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自发过程, 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受到了严重影响, 其面临的诸多威胁, 的确令人担忧。倘若听之任之, 许多民间宝贵的文化事象将迅速消亡。那么, 如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薪火燃烧下去, 且越烧越旺, 这是我们今天必须用行动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畲族民歌的现状、传承及保护措施 篇7
畲族民歌不仅是畲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一部分, 是畲族人民最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 体现出的是畲族人民最为朴实的心声。畲族民歌与其历史渊源、文化底蕴、生活背景及其民俗习惯息息相关, 畲族人民用歌声来赞颂祖宗的丰功伟绩;用歌声来消除在田间劳作时的困苦与烦闷;用歌声来表达爱恋, 传达彼此那真挚的爱意……
一、畲族民歌的概况
1. 畲族民歌的起源
畲族经历了狩猎时代和农耕时代, 原始的民族音乐是歌、舞、诗的结合。畲族音乐与其历史发展一样, 源远流长。由于历史上畲族没有形成本民族的文字, 但却拥有自己的语言, 因而其民族文化集中反映在口传心授上。畲族是一个以歌代言、以歌叙事的民族, 唱山歌是畲族人民生产生活中的一个传统形式, 孕育了风格特异的民族音乐文化。畲族人民认为创造了歌唱的人一为盘古, 二为本民族的祖公婆高辛帝的三公主, 然而畲族民歌的歌唱可能是对于“黄蜂”和“蜂鸟”之声的模仿。当然在这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形成畲族民歌的因素还有很多, 与畲族的历史、生活背景、民俗习惯等息息相关。祖先把民间的对歌形式传授给后代, 代代相传, 延续不断;畲族过去劳动生产方式原始, 生活贫困, 为减轻劳动和生活的困苦烦闷, 就用歌来消愁;是社交和表达自身情感的需要, 因畲族出于高山密林里, 没有书读, 没有戏看, 就只好拿山歌来消遣无聊的时间, 在田间劳作的时候来消除苦闷, 山歌唱的就是他们的喜怒哀乐, 也是他们表达自身感情的主要形式。
2. 畲族民歌的分类与调式
不同的笔者按不同的方式对畲族民歌进行分类:按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叙事歌 (含神话传说歌和小说歌) 、杂歌 (含爱情、劳动生活、传授知识、伦理道德、娱乐生活等内容) 、仪式歌 (含婚仪歌、祭祖歌和功德歌等) ;按不同时期可分为传统民歌 (土地革命以前所唱的畲族山歌) 、革命山歌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编唱和流传的山歌) 、新民歌 (1949年10月1日解放新歌) 等;笔者认为, 按其原生方式分为嬲歌音乐、婚嫁音乐、丧葬音乐和醮仪音乐4大类是最概括的。
畲族民歌还根据不同地区划分不同的曲调, 就浙江省而言就可以分五大类曲调为宫商角徵羽:瑞安调为宫调式, 期核心音调是6 5 3 2 1, 仅流行与瑞安县部分地区;丽水调为商调式, 核心音调是1 6 5 3 2, 因为几乎整个浙江畲族地区都为之流传, 所以丽水调被认为是浙江畲族民歌的基本调式;景宁调为角调式, 其核心音调是1 6 5 3, 缺少商音, 调式中“游移的不稳定因素”, 是最具特色的调式, 是景宁畲族自治县唯一的调式;文成调为徵调式, 流行与温州文成、瑞安两县, 其核心音调是3 2 1 6 5, 主要流行区域是温州文成、瑞安两县;龙泉调为羽调式, 仅流行与龙泉县, 且只有1 3 6三个音, 但是歌手在演唱的时候, 曲调音准的不稳定性影响很大, 还存在着音律上的问题。
二、畲族民歌的现状与传承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用这句话来形容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现状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这个自然规律体现出了不可抗衡的力量。畲族民歌如果能适应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状况, 就能不断的传承下去, 如果不能适应那么就将消逝而去, 这就与此很是相似了。
1. 畲族民歌的现状
本文开头就有提到畲族拥有自己的语言, 却没有自己的文字, 所以许多民歌都没有很好的传承下去。而畲族文化受到周边汉族文化的影响, 许多民歌渐渐的汉化, 基本运用汉族地方语言来代替畲家话, 使得畲族民歌失去了原本的民族色彩, 畲族语言正在逐渐的消逝当中, 为了更好地体现出现畲族民歌的原滋原味的独具特色, 保护畲族语言是目前刻不容缓的事。
演唱畲族民歌时几乎没有任何伴奏乐器, 显得畲歌的旋律比较单调, 不断重复同一旋律, 会让听者感到枯燥乏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乐器, 发出响声的“龙角”却只能发出单音, 不能吹奏音阶或节奏的声响, 所以, 不能作为乐器。响铃与灵刀则为节奏, 不能演奏出歌曲的旋律, 这就给畲族民歌的演绎与发展、传承带来一定的局限。
而据有关方面的资料调查显示, 景宁第一、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平均年龄都在60岁左右, 有的甚至在70岁以上。畲族民歌的传承人不断减少的原因有很多, 本人觉得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有三点:一是大多数青年人外出务工;二是时代的快速发展;三是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因此畲族民歌的传承人逐渐减少, 当然, 这些影响因素不止于此, 稍稍几点却足够让大家知道畲族民歌的传承已迫在眉睫。
2. 畲族民歌的传承
畲族民歌中的“双音”就是应时而被发现和挖掘出来的具有一定艺术魅力和影响的原生态民间艺术。那么, 应该如何让畲族文化更好的发展, 畲族民歌更好的传承呢?
在现今社会, 有一种看法普遍存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天能否与民族艺术共同生存?传统的畲族民歌不被大多数人接受, 那么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 才能使畲族民歌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挖掘与利用传统畲族民歌好的方面, 即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所以要保持畲族民歌的传统特色, 又要融入现代化的新元素, 就只有不断的探索, 不断的创新, 才能让畲族民歌传承至今, 源远流长。近年来, 我省、市、县举行了多次大中小型规模不等的畲族新歌创作演唱大赛, 畲族文化研讨会, 畲乡文化节, 畲乡风情节等, 为畲族民歌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平台, 展现畲歌的独特魅力。对待畲族民歌要推陈出新, 创作出时代的新民歌, 谱写出具有景宁民族特色的优美动听的新曲调, 使畲族民歌随着时代的步伐, 发挥它的独特生命力, 放射出新时代鲜艳的色彩。
三、畲族民歌的保护措施
1. 畲族音乐进校园
畲族民歌的发展离不开畲语, 而畲语的使用正在逐渐的消失。为了让原滋原味的畲族民歌更好的传承。在浙江丽水景宁开展了畲语进课堂教学实践活动, 在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 编制了畲语教材, 并把畲语教学在试点学校由畲族专业畲语教师进行教授。通过初步的畲语学习, 大半部分学生已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日常交流, 同时少部分学生还能够通过畲语学习畲歌, 增加了学生学习畲语的兴趣。选取优美动听、通俗易懂, 且具有特点的畲族民歌让学生们进行欣赏, 或进行简单的教唱。为了培养学生兴趣, 还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教学, 例如采用故事、游戏、多媒体课件的形式, 或请民间的畲族歌手进行表演唱, 亦或者在课余时间增加畲族体育活动竞赛等, 多种多样的形式有助于拉近学生与畲族音乐之间的距离, 使学生们对学习畲歌的兴趣大增。
不仅如此, 在2012年, 景宁职业高级中学率先开设了畲族艺术班, 首批选拔出来近30个学生, 现在已经是艺术团的候补队员, 这样畲族音乐在校园中就能够较好的发展与传承。
2. 其他措施
当然, 除了以上的几种比较有利的措施以外还是有很多别的方案的。例如, 蓝大娘她这几年为了畲族民歌更好的传承, 她从畲族青年歌手中选出优秀的人选作为关门弟子, 传授自身唱畲歌的方法与技巧, 通过参加各种歌唱大赛等活动, 把畲族民歌传扬出去;现在的浙江丽水景宁就开发了许多旅游胜地, 都是以有畲族特色的与畲族传统文化相关联的地方作为景点, 开展传统畲族婚嫁表演, 设置游客现学现唱畲歌、情侣游客畲族情歌对唱和民间畲族歌手的原生态表演等文化旅游小品, 亲身体验畲家人各种宴会上的盘歌会等, 这些景点活动中会将畲族音乐文化融入到生活中, 让游客与千年畲歌实现亲密接触;还有就是将畲族的一些传统节日如每年三月三举行的“三月三篝火晚会”搬上舞台, 开展大型文艺汇演, 为了让更多的人记得畲族、知道畲族、了解畲族, 多以畲族民歌的演唱、畲族舞蹈的表演等形式来推广畲族音乐文化。
希望通过拙文能够起到一定的抛砖引玉的作用, 能引起更多学者对畲族文化、畲族民歌的兴趣, 推动畲族音乐的发展, 促进畲族民歌的不断发展, 为畲族民歌的发展、传承及保护做力所能及的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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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漆艺的保护、传承及发展 篇8
然而, 在现代化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正不断走向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 中国漆艺面临着很大的冲击。现实生活中, 由工业制造的庞大数目的漆工艺品、和具有实用性的漆产品充斥着, 从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历史深厚、源远流长的的传统漆艺, 现代人很难像古代人一样, 随处见到传统漆艺产品, 历史长河中不断积淀下来的漆艺的技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断消亡乃至失传, 各式快捷和层出不穷的现代工艺品, 取代了传统的漆工艺产品, 一代代年轻人对传统漆艺又不甚了解, 或者不屑花大量时间学习、传承古老多样的漆技艺。随着老艺人的相继离世, 古老的艺术在传承千百年后, 源于没有得到继承而中断、甚至永远流失。现代经济以及全球一体化的迅猛发展, 冲击着原本就脆弱的漆艺文化, 使其面临着传承危机, 经济方式的改变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这在一定程度也极度影响了漆艺的市场。
一、漆艺文化的发展现状分析
1. 漆艺自身固有的文化以及其所需的生态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临着失去生存及发展所需的良好条件, 处于中流失和濒危的状态。
经济的影响、老艺人的离世、政策的导向、工业文化的冲击等等, 让漆艺游离在主流文化的边缘, 让它所需的文化环境失去生存下来该具备的物质基础以及条件。
2. 漆艺渐渐出现后继无人, 失传以及被现代文化割裂的危险。
现代文化以及舶来文化冲击着传统的漆艺文化, 一方面, 很多漆艺从业者基于商业目的, 大大改变传统漆艺文化, 迎合所处市场的需求肆意改变传统漆艺的文化内涵, 从而使传统漆艺丧失自身蕴涵的文化性以及固有的民族性。另一方面, 来自市场和社会转型的影响, 人们的思维观念出现了变动, 传统漆艺越来越少被人所知, 对传统漆艺的文化价值, 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认可,
3. 传统漆艺中很多漆艺术品, 由于人们的认识欠缺与不足, 一些漆艺术品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另外, 社会上对于具有深厚漆工艺技术的艺人, 待遇偏低, 导致一些艺人转行转业, 使得漆艺文化的研究、实践以及传承人不断流失, 导致保护和传承遭遇阻碍。
二、保护和发展传统漆艺的思路与措施
传统漆艺种类多样, 蕴涵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具有审美、历史、经济、文化等重要的价值。因此, 对传统漆艺的保护、传承以及未来的发展, 要有明确的计划和思路, 形成科学可行的系列方式。
1. 以市场为导向的传统漆艺的发展战略。
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 将传统漆艺的市场进行两大部分的划分:一部分面向传统漆艺需求, 另一部分则面向现代漆艺需求。面向传统漆艺的市场需求量相对较少, 主要面向高校、研究人员以及部分国外需求, 但这部分需求价格比较高。而面向现代市场的这部分市场相对量大, 并且价格较低廉, 因为其主要的消费群是普通百姓。传统漆艺市场, 应当遵循原有的工艺和样式, 制作成精品销往海内外市场。现代消费市场则要不断结合现代工艺和潮流, 如漆艺的U盘、手表、挂饰及首饰等生活所需品。
2. 将打造高端品牌作为核心战略。
想要让传统漆艺良好维持下去, 必须从原来的放任自流、一盘散沙的单一程式化状态脱离出来, 不断向精品化、高端化、品牌化看齐, 这也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理性战略。品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是一种相对复合的符号, 它包含文化、价值及个性, 反应了商品的质量、定位、内涵及认知度等。然而, 在这方面, 漆艺在国内外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品牌和精品战略, 从而影响了漆艺的市场形象及拓展, 这是漆艺今后需要将强的部分。
3.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漆艺的发展过程中, 应当一切坚持以人为本, 赋予漆艺恒久不断的生命力和成长力。这就需要处理好对漆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漆艺的保护和发展能否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于漆艺的参与程度以及漆艺这一古老民族文化所应具有的自觉保护意识。目前亟待解决的, 是落实好漆艺的开发和收益, 做好合理的分配, 兼顾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等多方参与者的利益, 让他们从中获得切实的利益, 成为漆艺保护的主人, 真正从根本上去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且, 不断培养一批专业漆艺研究人员, 以此确保在保护及发展的过程中能顺利进行。
三、传统漆艺的传承与发展的意义
在中国社会经济及文化形式正经历着巨大变迁的时期, 漆艺文化正不断经受不间断的冲击和考验, 漆艺这一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发展更充满了深远的意义。
1. 理论意义。
对漆艺的保护及发展, 不仅有利于漆艺界内部体系的健全, 而且还能填补国内在这方面研究出现的空白, 丰富其他人文学科的理论, 为这些学科研究提供有力的旁证。其次, 漆艺的保护及发展, 对于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民族印象及文化意识,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今国际氛围中, 西方的工业化文化的席卷, 传统漆艺这一手工艺文化极为突出的艺术, 显得珍贵无比, 是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呼唤, 民族精神的认同及养护, 更是民族的自我认同及保护。同时, 漆艺的保护及发展也为丰富人类文化作出一定贡献。
2. 现实意义。
对于漆艺的保护及发展, 首先受益的是还一直坚持的漆艺从业者。让他们从中受益, 提高经济收入, 改善生活水平, 促进这部分从业者的创业热情。并且, 带动其他人员的参与积极性。另外, 从社会方面考虑, 漆艺不仅仅是一门技艺, 更是帮助人们提高个人修养与精神素质的产物, 能促进勤劳友好的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王琥.《漆艺概要》[M].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9.4.
[2]汪天亮主编.《福州漆艺术》.[M].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