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区位（共8篇）
FDI区位 篇1
摘要：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2002-2007年中国各省市的FDI区位选择因素, 探讨了市场规模、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变量对FDI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东部省市, 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集聚经济效应对FDI的流入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效率工资与FDI显著负相关, 而中西部地区只有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效应在起作用。东部省市的引资实践表明外商在决定投资区位时, 越来越看重软环境。
关键词：FDI,面板数据,区位分布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FDI (FDI)先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起步阶段(1979年-1986年)，持续发展阶段(1987年-1991年)，高速发展阶段(1992年-1995年)，调整提高阶段(1996年-2004年)。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以后，我国实际利用FDI金额从1983年的6.36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638.05亿美元，增长了100倍，年均增长率为23.3%。截至2005年末，累计实际利用FDI已经达到8091.50亿美元，累计合同利用FDI金额已达到14634.06亿美元，累计设立FDI项目8091.50个，利用FDI占GDP比重达3.74%。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FDI接受国，连续14年成为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同步发布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全球FDI接受国中，中国的排名由前年的第四位上升至第三位。2007年，中国的FDI流量更是达到670亿美元，仍然是亚太地区吸引FDI最多的地区。
一、FDI区位分布的研究理论
国外对于FDI的研究始于l960年，海默的《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在理论上开创了以FDI为研究对象的崭新的研究领域。此后，FDI理论发展迅速，出现了众多理论流派。l977年，邓宁在一篇题为《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与多国企业：折衷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区位优势理论，并首次提到“折衷”一词;l977年，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运用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原理，推论出投资国应按本国边际产业 (即比较劣势产业) 顺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即边际产业投资理论。尽管从20世纪8O年代以来，FDI理论的研究着重于将现有理论形成一个清晰的FDI行为的一般均衡模型，然而时至今日还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分析框架及清晰的结构形式。
弗里德曼等 (1992) 指出，接近市场对外商在美国的投资区位决策有着重要的正的影响。同样，一些具有较好市场邻接性的欧洲国家同样从美国吸引了较多的FDI，接近市场意味着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以及相关的市场搜寻成本，招聘到合适的熟练工人和经营管理人员，听取和反馈消费者的意见。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FDI具有较大吸引力。布劳纳耶尔姆和斯文森 (1996) 利用l974—1990年瑞典多个跨国企业以及他们在l8个国家制造业工厂的数据证实区位化经济吸引了瑞典FDI，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投资。由于产业配套条件较好，外国公司在产业聚集区域投资，可以较好地解决产业配套问题，享受劳动力教育、原材料供应的外部效应，并便于开展专业化分工协作。
曲和格林 (Qu and Green) (1997) 的FL模型试图提出一个更加综合的FDI区位理论框架。按照他们的观点，一个综合的FDI区位理论应将FDI理论与区位理论结合起来。这样，有两组变量可能会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即内部变量和环境变量。内部变量也可以称为公司特定因素，环境变量则可以称为区位特定因素。
中国外商投资区位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进展较快，尤其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针对不同经济区域的研究，如杨晓明等(2005)、兰发文(2007)对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经济圈，刘荣添、林峰(2007)对东、中、西部的FDI区位选择模式的研究;魏后凯等(2001)对秦皇岛市的FDI分布分析，王剑、徐康宁(2004)对江苏省内FDI的分布研究等。
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对特定区域的FDI流入进行总量分析，但也有侧重FDI在特定行业分布的，如吕立才、庄丽娟等对食品行业的研究，王江、于士龙(2007)对于服务业的研究，沈能、刘凤朝 (2007) 对制造业的研究;还有学者从不同来源国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李立新、金润圭(2002)，熊超(2004)研究不同来源体在FDI区位选择上的不同动机。
二、中国FDI区位分布现状
虽然我国近年来FDI的总量高速增长，但是，其分布状况却极不均衡，无论是从行业分布，还是从区位分布来看，这一现象都极为严重，成为我国继续提高外资利用率的重要制约因素。
1. FDI的行业分布现状。
我国的FDI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而进一步来讲，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金融业成为吸引FDI最多的行业。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吸引FDI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正得益于此。目前，我国60%以上的FDI仍集中在制造业。
近年来，高科技产业、第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逐步增加，最为明显的是金融业。2005年金融业实际利用FDI仅为2.2亿美元，占实际利用FDI总量仅为0.36%。2006年金融业FDI实际利用额猛增到67.4亿美元，所占比例由上年的0.36%骤升至9.7%。金融业的全面开放进一步刺激了FDI，外国金融企业纷纷通过兼并、入股、设立外商独资银行等形式进驻中国市场，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2. FDI的区域分布现状。
我国幅员辽阔，全国按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一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和自治区;西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广西、内蒙古、宁夏和新疆自治区。三个区域各有特色，利用FDI的差距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省市实际利用FDI新设立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均实现了稳步增长。但是，各地区增长速度各异，统计表明，外资在东部省市聚集的状况有日益加剧的趋势，自1997年以来，基本上呈上升趋势，2006年达到88.78%。中部省市所占比重徘徊在10%左右，2005年增长到11.02%。西部省市所占比重始终很低，且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自1997年的6.33%下降到了2004年的2.88%和2006年的3.22%。
3. FDI的省际分布现状。
从存量上看，截至2005年底，在全国各省市实际利用FDI中，超过3%的有9个省份，分别为广东、江苏、上海、福建、山东、浙江、辽宁、北京、天津，合计占全国实际利用FDI总额的81.66%。广东省实际利用FDI存量达到1516.57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FDI存量的23.46%，居于全国首位，最少的宁夏仅有5.16亿美元，仅占全国的0.07%;江苏省累计FDI存量占全国的14.95%，紧随广东之后;上海、浙江、福建分别占到8.62%、8.57%、5.55%，仅浙江一省的存量就相当于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省市的存量总和。
从流量上看，2002年，广东省FDI流量最高，占到全国的21.6%，2003-2005年江苏省流量最高，分别占到全国的19.95%、17.05%、15.70%，而广大的中西部省份所占比例都很低，甚至于不足0.1%。
从增长速度上看，在东部地区，江苏、浙江、辽宁、山东等地实际利用FDI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所占比重不断提升，而广东、福建、广西、海南、天津、北京和河北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在中部地区，增长最快的是黑龙江省，2005年实际利用FDI额14.5亿美元，2002年以来年平均增长率维持在42.12%，紧跟其后的是河南省，实际利用FDI的数量由2002年的4.05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12.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2.0%，排名第三的是吉林省，年平均增长率为28.16%，其他中西部省份实际利用FDI比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虽然这三个省份的增长速度不慢，但由于起点低，截至2005年利用总额与东部地区的省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西部地区，由于近年来国家采取多方面措施鼓励外商向西部地区投资，FDI增长很快，其中青海、内蒙古、宁夏从2002到2005年年均增长率保持在50%以上，内蒙古甚至达到了60.89%;重庆、贵州、新疆也保持在20%左右，但是西部省份吸收的FDI总量规模仍然很小，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在FDI增速减缓的情况下，如何增加FDI吸收量、提高外资的利用率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FDI省际分布实证分析
1.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计。
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纷繁复杂，本文从FDI在中国省际分布的不平衡性出发，强调经济软环境对FDI的影响，在充分考虑数据可获得性以及中国FDI的特点，根据变量的比例数据及其散点图的线性特征，设计了多元线性模型，研究中国FDI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
其中，FDI代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PCONS代表市场规模，XLGZ代表劳动力成本，HC代表人力资本, RAIL代表基础设施状况，OPEN代表市场开放程度，TECH代表技术水平，SAVE代表居民人均储蓄余额，AGG代表集聚经济效应，μ为随机干扰项。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公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采用了2002-2005年中国各省市的面板样本数据，共有120组(因西藏FDI流入比较少，港、澳、台统计口径不一致，暂不包含在模型中)。
具体就各个变量的测度而言，反映被解释变量FDI的指标选用了实际利用FDI数，市场规模选用城市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量，劳动力成本用当年的工资总额与GDP之比来代替，人力资本用各省市当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数来衡量，基础设施用各省市的铁路、公路里程数按照公路、铁路货运量加权后的数值测度;市场开放度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比值越大，说明市场开放度越高;技术水平用当年该省市的技术市场成交额来表示;居民人均储蓄余额用统计年鉴中的数据;集聚经济效应用历年累计FDI额作为测度指标。
2. 模型估计。
由于面板数据既包含时间序列数据，又包含横截面数据，可能同时出现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从而使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失效。根据计量经济学方法，最理想的是采用似然不相关法(SUR)对横截面单元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同时进行修正。但是，由于样本条件限制，数据中横截面单元很多，而时间序列长度又很短，仅有四年，造成残差的相关系数矩阵退化为奇异阵，似然不相关法也是失效的。因此，根据本文数据的实际情况，因模型的序列相关性并不明显，所以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估计，目的是减少由于横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
30个省份的总体回归结果，东部11省市的回归结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如下：
上述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较高，且经过方程设定的F检验，所得到的各变量均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并且方程都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均能很好地解释FDI的流入。就全国范围来看，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居民储蓄水平是影响FDI流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东部地区，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集聚经济效应对近年来该地区FDI的流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凸现出软实力的作用;广大的中西部省市由于发展水平暂时落后，市场规模、集聚经济效应仍是其吸引FDI的重要优势，而像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代表真正软实力的因素尚未发挥明显作用。
3. 中国FDI省际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规模(PCONS)与FDI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在方程1、3中均以99%的概率水平显著，说明全国范围内，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吸引FDI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市场因素在研究区间内不再作为主要的影响变量。据中国海关统计，1990-2004年，我国出口产品的58%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出口的，2004年外资企业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7.1%，直到2007年，这一比例仍维持在58.9%。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产品的50%以上都出口到国外，并未在国内消费，相比于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因素，这一因素的影响较为微弱。但是，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市场的需求将越来越大。此外，近两年来扩大内需、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呼声不断，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使得政府致力于扩大居民消费，不再过度依赖出口。因此，未来FDI将会考虑到市场这一要素。
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XLGZ)与FDI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效率工资水平对于东部地区吸引FDI具有决定作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有利于外资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最大利润。目前，我国60%以上的FDI集中在制造业，廉价劳动力仍是大部分来华投资的外商最为看重的区位因素。2007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东部外资投资制造业企业纷纷关门，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西迁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我国要求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政策导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来讲，东部省份越来越高的劳动力成本成为这一趋势的主要动因。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比东部省市还要低，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中心正在向内陆省份转移，这一转变大致需要五年的时间。。
东部地区人力资本(HC)与FDI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内外不少研究指出较高的劳动力素质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我国这一因素的影响作用已经显现，这一结论也与其他的一些实证考察 (孙俊，2002年) 的结果一致。我国已不再满足于仅仅提供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来自高科技产业、第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将逐步增加，最为明显的是金融保险业。因此，对更高教育水平的员工的需求也将迅速增长，在未来的几年中，外资企业对员工的学历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况且教育的投资也不是能够马上见效的，因此，对于人力资本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应该尽可能早地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强人力资本的培养。
在东部地区，技术水平(TECH)与FDI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技术水平这一要素的影响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即使有考虑到也只是进行定性分析，并未定量测量。本文的实证研究用模型说明，技术水平确实已经成为东部地区吸引FDI的重要因素。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非常迫切的重大政策选择。当前，美国、日本、芬兰、欧盟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大幅增加科技投入。这些“创新型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科技研发投入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高达70%左右。最近中国制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指出，到2020年，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提高到60%左右，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提高到2.5%。
集聚经济效应(AGG)与FDI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早已为众多的学者研究证明(布劳纳耶尔姆，斯文森1996;曲和格林1997;杨晓明等2005)。中央、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一直非常重视，相应的配套设施也日渐完善，极大地降低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除了基础设施，软环境因素的集聚经济效应近年来也备受关注。产业集中可引起劳动力、信息等的集中，从而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减少相应的投资风险。以制造业为例，截至2005年，投资于制造业的实际金额为2927.94亿美元，其中东部地区占了90.16%，中西部地区仅为7.24%和2.60%。1998-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增的制造业FDI的80%以上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说明FDI具有明显的集聚经济效应，FDI存量越高的地区越容易吸引到更多新的FDI。随着FDI流入的不断增加，这种集聚经济效应会更加明显。。
四、结束语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2002-2007年中国各省市的FDI区位选择因素，探讨了市场规模、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变量对FDI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东部省市，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集聚经济效应对FDI的流入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效率工资与FDI显著负相关，而中西部地区只有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效应在起作用。东部省市的引资实践表明外商在决定投资区位时，越来越看重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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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区位 篇2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FDI） 区位选择 山东省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即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是指“在投资人以外的国家所经营的企业中获得持续利益的一种投资，其目的在于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区的有效的发言权”。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外资流入有利于弥补资本流入地的资本不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当地就业、促进技术进步和引进先进管理经验、促进当地经济增长。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外溢效应，加速技术、知识、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的传播。Borensztein, Gregorio和Lee(1998)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进入90年代以后，不少学者就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肖政和维克特·盖斯特勒格在分析中国东西部差别的基础上得出了地区人均GDP和基础设施建设对FDI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的结论;魏后凯分析了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杨晓明、田澎和高园对FDI在中国三大经济圈和中西部地区的选择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差异，必然会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分析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对进一步引进外资，合理利用外资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山东省FDI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主要的外资流入国家，而山东省作为沿海省份之一，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自然是外商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从1979年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截至2004年底，山东省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8972991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4628327万亿美元。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利用外资也处于前列，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在山东省内的地区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按1995年以来山东省政府的划分方法，青岛、济南、威海、烟台、东营、日照、淄博和潍坊为东部地区），特别是青岛，烟台和威海等沿海城市（图1）。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一直占到全省的80%以上，近几年甚至接近90%(表1)。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相关性，地区生产总值高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也较高，两者呈现正相关（图2）。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可以对当地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弥补资金短缺，提供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扩大当地就业，扩大对外贸易，深化对外经济联系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差异也必然会对各地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到山东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注:图中所用数据取自《山东统计年鉴》2004、2005年，横轴表示各市2000、2002、2003、2004年数据，纵轴为FDI，单位为：万美元
注:图中数据来源为《山东统计年鉴》2005，外商直接投资单位为万美元，GDP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注:表中所用数据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04、2005年。数据单位为：万美元
三、变量选取和模型构建
1.变量选取。
(1)相关理论概述。对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形成了区位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折衷理论等理论学派。区位理论学派认为FDI倾向于流入那些靠近原料产地、市场，以及劳动力较为丰富的地区，也就是生产要素组合成本较小的那些地区。国际贸易理论学派认为影响FDI区位选择的主要是要素禀赋。产业组织理论认为FDI倾向于流入资本市场和金融系统发达的地区，以及具有寡占型市场结构的地区。邓宁则提出了他著名的折衷理论，指出FDI活动是为了寻求所有权优势，内部优势和区位优势，其后邓宁又提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对FDI有重要影响。如果考虑到FDI的区位选择本质是厂商的选址问题，那么还可以用韦伯的最小费用区位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影响厂商选址的主要是原料费、劳动费和运输费。
(2)变量选取。在综合考虑以上各学派理论的基础上，在遵循综合性、可操作原则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选取以下变量作为影响FDI区位选择的解释变量，分别是：地区人均GDP(AGDP)；地区GDP；各地区外贸依存度（WMYC），即各地进出口总值占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各地区产业结构（CYJG），以第一产业产值占当地GDP比重表示；各地区平均工资水平（WAGE）；各地区技术人员年末总人口数（JSRY）；各地区公路交通货物运输量（GLYS）；各地区邮电业务量（YDYW）；各地区城市绿化率（LHL）；各地区人均城市建设维护资金（CJZJ）；各地区市场化程度（SCH）,以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表示；各地区地理区位，引入哑变量（Dummy），东部地区赋值为1，西部地区赋值为0。各解释变量中除WAGE和CYJG两项预期系数为负外，其余解释变量预期系数为正。
2.样本和数据。本文所选样本为山东省17个地级市，所使用数据均来自山东统计年鉴,在实证分析中，主要使用2004年的截面数据。
3.模型构建。为了对FDI区域选择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山东省17各地级市考察期的FDI为被解释变量，以前文所选取的各个经济变量为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FDIi=C0+Cj*Xij+ε
其中，FDIi为各地级市外商直接投资，Xij为第i个城市的第j个影响因素，C0为常数，Cj为对应解释变量的系数,ε为误差项。
本文首先对因变量和各个自变量之间分别进行一元线性回归，考察各变量与地区FDI之间的线性关系，进一步的从中选取较为显著的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
四、回归结果分析
对各解释变量分别进行一元线性回归的结果可见表2。
注：表中使用数据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05；*，***分别表示在10%，1%的水平上显著。
由一元回归结果可知城市人均GDP，各地级市GDP，外贸依存度，技术人员数量，公路交通货物运输量，邮电业务量，城市绿化率，人均城市维护资金，市场化程度和空间区位因素都与FDI成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与FDI成负相关关系，结果与预测相同，其中地区平均工资系数为正，与预测不同，说明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影响到FDI的区位选择，这一方面是因为相对于山东省全省劳动力成本和资本输出国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山东省内差异显得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FDI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工资水平较高。在各解释变量中，GDP、外贸依存度、技术人员人数、公路交通货物运输量、邮电业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地区空间因素（虚拟变量）在10%的水平上显著，其余解释变量不显著。在接下来的多元回归分析中，只考察具有显著性的六个解释变量。
对具有显著性的六个解释变量进行多次逐步回归，结果见表3。
通过以上计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计量分析结论：
1.外贸依存度对FDI区域选择有重要影响。外贸依存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区对外经济联系的反映，一个地区外贸依存度越高，说明该地区与外界经济联系越紧密。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开放是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与外界经济的联系集中体现在对外贸易联系上，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一些跨国企业为了避开贸易壁垒，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实现产品生产的本地化，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结果必然走向在外国直
注：表中使用数据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05；括号内数据为各系数的T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接投资设厂的阶段，进行资本输出，实现投资生产本地化。其结果是表现出一个地区外贸依存度和FDI的一致性(图3）。
注:数据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05，外商直接投资单位为万美元，外贸依存度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2.各地区公路交通货物运输量对FDI区域选择有显著影响。FDI倾向于流入那些公路交通运输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考虑到FDI区域选择的本质市场上选址问题，因此FDI区域选择必然考虑到当地的交通运输发展状况，交通运输发展状况既影响到原料费用又影响到运输费用，是区位选择理论中重要的区位因素。
3.地区邮电业务量与FDI呈现正相关性。邮电通讯设施发达意味着信息通畅，获取信息的成本较低。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信息获取的成本对厂商而言至关重要，FDI的发展本身就体现出了降低信息成本的要求。因为在本土以外的其他地方投资设厂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熟悉当地的经济、文化环境，获取当地的市场信息。
4.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FDI呈现正相关关系。一个地区的GDP水平反映出该地区的市场规模。这说明市场因素在FDI区域选择中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市场潜力巨大，充分开拓中国市场一直以来就是许多外国廠商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的直接原因。
5.各地区技术人员的数量对FDI区域选择有一定的影响，表现出正相关性，但并不显著。地区技术人员的数量并没有成为影响FDI区域选择的重要因素。
6.空间区位对FDI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影响较小。山东省东部地区多为沿海地区，或者靠近沿海地区，交通往往更为便利，与外界的联系也更紧密，有利的空间区位因素对吸引FDI有积极影响，但影响不大。
7.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人均城市建设维护费用，城市绿化程度也都对吸引FDI的流入有积极影响，但影响很小。地区平均工资水平在回归分析中系数为正，说明劳动力成本没有成为FDI区域选择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原因上文已经有所论述。
五、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经济联系，城市交通通讯发展水平，空间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山东省FDI在省内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是当地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城市交通通讯设施建设状况，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当地劳动者素质和城市环境等。为了进一步合理的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山东省经济发展，各地区应该加快城市交通通讯设施建设，建设完善良好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要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还要注意建设良好的城市环境。另一方面要注意协调东西部经济发展，合理的在全省范围内调配资源，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帮助西部较落后地区改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状况。西部较落后地区也应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根据自身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状况，提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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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区位 篇3
一、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概念界定
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 简称FDI。国际上, 不同机构、学者对FDI定义的解释不尽相同。本文将FDI定义为:一国投资者以有效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 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标, 以对外投资为媒介, 并通过在海外设立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等形式而进行的投资行为。
根据Dunning (1976) 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 才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其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能够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取得的, 只有区位优势是动态的外生变量, 需要通过投资主体在外界寻求, 企业无法自身创造。因此, 区位选择是企业“走出去”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正确的投资区位决策, 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实现技术创新, 开拓国际市场, 增强企业竞争力, 同时可以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有效解决贸易及非贸易壁垒, 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现状及特征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 2004年-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不断递增的趋势, 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实现了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2004年的22.4倍, 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三。可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起步较晚, 但发展较快。
从流量来看, 根据国家统计局FDI相关数据可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不均衡, 每年对亚洲各国的投资额占世界投资总额比重最大, 最近三年都在70%左右。近年来, 我国对北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明显上升, 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 投资目的大多是为了获得技术以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此外还可以降低技术性贸易壁垒带来的损失。
三、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是基于宏观数据, 探讨一些易量化的宏观影响因素, 如东道国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因素、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区位选择的影响。
1. 变量的选取
因变量:选取2005年至2014年间我国对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记作FFDI (万美元) 。自变量:详见表。
2.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收集了2005年-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及其他解释变量的数据, 选取了20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作为样本, 包括:印度尼西亚、日本、新加坡、韩国、泰国、越南、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尼日利亚、南非、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3. 数据的处理与检验
(1) 数据的处理
为了更好地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转化为线性关系, 减少计量模型异常点和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及异方差性, 本文对因变量和各自变量的观测值进行对数处理。为了方便下面的说明和研究, 在这里给出一般的回归方程:
其中, αi为模型的截距项;分别为5个自变量的系数;i代表本次研究所选取的20个国家样本, i=1, 2, ..., 20;t=2005, 2006, ..., 2014;μit为随机误差项。
(2) 数据检验与模型回归
第一步:作为一个参照系, 首先进行混合回归, 得到以东道国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差和普通标准差, 通过对比发现两者差别不大, 故传统的豪斯曼检验适用于此。第二步:对该面板数据进行豪斯曼检验, 由于p值为0.0000, 故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而非随机效应模型。这与预期相符, 由于每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不同, 很可能存在一些不随时间改变的影响因素, 这就是所谓的“个体效应”。第三步:进行组间异方差检验。沃尔德检验强烈拒绝“组间同方差”的原假设, 即存在“组间异方差”。第四步: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处理异方差问题。通过辅助回归可以得到解释变量ln FDLt-1可以解释近37%的变动, 残差平方的变动于ln FDLt-1很大程度上相关, 最后进行WLS回归。
4. 回归结果与分析
对比WLS回归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见, 各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在使用WLS之后, 变量的显著性得到了明显提升。WLS回归结果中, R2=0.67, F=70.15, 对比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知, 整体拟合程度提高了。
ln GDP的系数估计值由-0.40改进为-0.14 (其假设值应为正数) ;ln RE的系数估计值由0.49改进为0.10 (其假设值应为负数) ;ln INF的系数估计值由-0.09改进为-0.01 (其假设值应为正数) , 相比较而言, WLS回归使模型更符合预想。
ln FDIt-1的系数估计值为0.84, 而且变量显著性很好, 表明中国对东道国滞后一期的投资存量每增加1%, 则对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就会增加0.84%。这与假设一致, 即对外投资存在集聚效应, 前期投资经验为后投资者减少投资风险, 并可以降低信息壁垒。
ln TRA的系数估计值为0.27, 而且变量显著性较好, 表明中国与东道国的贸易额每增加1%, 则对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就会增加0.27%, 这假设也是相符的。FDI是企业参与国际化经营的高级方式, 我国企业国际化遵循“先贸易、后投资”的原则。
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选择与对策建议
基于前文的实证分析, 可以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过去有所不同, 也标志着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在逐步进入新阶段。根据Dunning (1996) 对投资发展阶段理论 (IDP) 的各阶段区分, NOI代表一国吸引的国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差额, 近年来, 我国NOI值呈不断缩小趋势, 到2014年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额, 故我国FDI已经进入第4阶段。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 廉价劳动力已不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因此, 产业升级和技术能力升级将成为政府与企业应重点关注的内容, 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投资的集聚效应, 另一方面还应考虑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以降低投资风险。
因此, 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 提高FDI投资效率。政府应加快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划, 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 不断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优化, 以此来推动FDI的发展。企业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主动将相关业务向东道国相应的产业集聚地和公司集聚地靠拢, 通过跨国并购等方式培育大型企业集团。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逐步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型, 我国企业目前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快速扩张的关键时期。本文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选取20个国家作为样本, 抽取2005年-2014年各国GDP等相关数据,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各影响因素与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 并依据模型回归结果提出区位选择的战略对策。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战略对策
参考文献
[1]黄梅波.世界经济:理论、政策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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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剑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5.
FDI区位 篇4
FDI英文全称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对外直接投资。FDI是当代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定义: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 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国 (地区) 的居民实体 (对外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 在其本国 (地区) 以外的另一国的企业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 中建立长期关系, 享有持久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 这种投资既涉及两个实体之间最初的交易, 也涉及二者之间以及不论是联合的还是非联合的国外分支机构之间的所有后续交易。
大量的研究表明[1,2,3],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流入我国的FDI增长很快, 由1983年的6.36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057.40亿美元, FDI累计金额近万亿美元。从2001年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FDI流入国。2002年, 全国新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约3.42万家, 比2001年增长30.72%;合同外资金额827.68亿美元, 增长19.62%;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27.43亿美元, 增长12.51%, 成为最大的FDI流入国。外资流入快速上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但是FDI的流入在各个地区的分布极不平衡, 相比而言, 东部沿海地区吸纳了绝大多数的外资, 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吸纳的外资十分有限。为什么东部沿海地区比其他地区对FDI的吸引力更强?以往对FDI分布因素的研究[4,5], 一般都是从传统的区域决定因素入手, 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优惠政策来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但是, 近年来的研究[6]表明FDI已经越来越重视地区的产业关联情况。本文主要应用产业理论, 利用实证方法考察引入产业关联后各项指标对FDI分布的影响。
2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指标选择
本文的主要方法采用结构方程来对影响FDI的各个因素进行分析。结构方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又称为SEM模型, 所假设的是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 是一种关于传播理论的临时的基本模型, 结构方程实际上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归模型, 要做的工作是验证这个模型是否合适, 也就变成了估计潜在变量之间相应的回归系数 (路径系数) 的值的方法。每一个结构方程模型都由两部分因子模型组成:即测量模型——描述显变量与隐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描述隐变量之间的关系。
由于决定外商投资分布的因素很多, 比如一个地区的产业前后向关联、市场需求大小、地区政策、地区的开放度等等。在考虑了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之后, 本文主要采用了地区专业化程度、企业集聚状况、优惠政策、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地区开放度等对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产生重要影响指标来构建模型。下面对其中的几个指标做些说明:
1) 地区专业化程度。该指标主要反映的是地区外商投资的主要支柱产业指数。
2) 优惠政策。该指标主要是对不同地区的优惠政策做了一个加权的衡量, 即各省经济特区类型加权而构成的优惠政策指数。
3) 开放度指数。该指标综合反映一个地区的国际化管理水平, 适应外资的能力。
本文的数据采用2001年《中国市场年鉴》及2000和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 采用三年的数据取平均值主要是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 以此来平抑那些偶然性的误差。数据中未包含台湾省的数据, 而且由于西藏和青海的FDI值过于低, 为避免导致过大的拟合误差, 所以忽略这两个省的数据, 同时将重庆并入四川, 因为这两个地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最后采用的数据是全国28个省、直辖市的数据。最后利用SPSS 17对各个指标的数据做了标准化处理。
在模型构建中, 本文主要涉及了7个显变量和3个隐变量, 如表1所示:
其中, 收入水平这一隐变量包含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两个观测变量, 开放政策这一隐变量包含优惠政策和开放度这两个观测变量, 而地区产业条件则包括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和产业关联度以及地区专业化指数这两个观测变量, FDI作为我们最终要拟合的观测变量。
3 模型的构建
图1是AMOS18.0给出的地区各因素对FDI影响的路径图, 这是最简单最直观的描述模型的方法, 可以在路径图中清晰地反映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收入因素、地区产业条件和开放程度这些潜在变量用椭圆型表示, 具体的观测变量用矩形表示, 各个观测变量和潜在变量均有一个误差变异项e来进行修正。
模型的构架中, 6个观测变量是通过3个隐变量来对最终观测变量发生作用的。其中我们认为一个地区的产业条件会对这个地区的居民收入和该地区的开放政策产生影响, 而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也会对该地区的居民收入产生影响, 而以上的三个隐变量都对FDI的引入产生影响, 这就是本模型构架的基本思路。
4 模型的分析与讨论
根据模型的结果来判断模型的拟合优度。该模型的自由度为8, 卡方值为10.8, 所以模型的卡方检验通过。虽然计算模型是以卡方统计量为基础来展开计算的, 但是, 仍需要综合考虑其他的一些拟合度的指标, 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各个因子之间的实际关联程度, 而并非是为了降低卡方值而做出并不符合实际研究的路径分析。通过这些拟合程度的指标可以说明:若模型的拟合度越高, 则代表的模型可用性越高, 参数的估计越具有经济涵义。以下是根据一般的研究经验[7,8]对该模型拟合程度的分析:
由表2中的分析可以看出, 该模型虽然在有些指标上所反映出的结果并不是很好, 但总体来说达到了拟合的要求, 模型的评估为一般。
由表3标准化回归系数图可以看出, 三个隐变量指标中, 开放政策和地区产业结构与FDI的引入呈正相关关系, 其对FDI的直接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1.03和0.914, 这与我们一般的常识是相一致的, 即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越高, 产业结构方面的建设越发完善, 其对外资的吸引力就会越大。这也可以从我们的数据列表中得出该结论, 即集聚水平和产业关联度那一项的值越大, 该省市的FDI值也会相应的越大。开放政策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总效应影响因子分别为0.499 (1.03+0.64* (-0.83) ) 和2.38 (0.91+1.69*1.03+0.33*-0.83) , 由此可见, 从总效应而言, 地区产业条件对外商的吸引力更为巨大。这对于我们地方政府的一个重大的借鉴价值就在于对于一个想要靠吸纳FDI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地区, 推行一个完善的地方产业政策是至关重要的。收入对FDI引入的关系出乎我们的意料, 其与FDI的引入呈一个负相关的关系, 这可能与我们的数据或者模型本身的构架有关系, 由此可见该模型还并不是很完善, 还有需要改进和修正的地方。当然, 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可能的原因是收入本身与FDI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显著, 或者两者存在的是一种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
模型误差变异项的方差中, e7和e10的值是负值, 这在结构方程中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为方差本身不可能是负值, 这也说明了该模型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的拟合性问题。这些都表明模型确实需要修正。
5 结论与思考
一个地区FDI的引入是由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决定的, 而且很多因素其实是无法通过实际的测量而得到的, 而在结构方程中则可以通过将它们定义成为隐变量, 然后通过其它容易观测到的变量来进行反映。运用结构化方程来研究FDI引入能够清晰反映出内生潜变量与其他外生潜变量间的路径依赖关系, 同时还能反映出潜在变量和观测变量之间的作用大小, 并由此得出影响一个地区FDI引入的影响因子的作用大小, 这对于中西部地区希望通过更多的引入FDI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综合来看, 地区的产业条件对FDI的引入影响最为明显, 这就告诉我们地方政府如果希望有更多的FDI流入, 首要任务就是要在地区的产业条件优化上多下功夫, 比如说提高地区的产业关联程度以发挥比较优势, 使得能在该地区形成一个具有规模的产业集群, 由此产生集聚效应, 以此吸引外资的投入。当然, 在模型中也可以看出开放政策对FDI的引入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所以, 优化地区开放政策, 如提高开放程度, 制定更具有吸引力的开放条例对于增加FDI流入也具有很大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不断发展, 也出现了很多利用产业聚集的例子。比如苏南的日资企业聚集区, 泉州的台资企业聚集区, 广东地区的台资和港资企业聚集区, 在这些企业聚集区内, 很多企业都存在很大的关联程度, 比如以台资集聚闻名的昆山, 台湾10大笔记本生产商已有6家落户此地, 具有从电子基础材料、覆盖基板印刷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电子显示器到整机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除此之外, 结构方程模型提供了计算FDI影响因子的一种新的计算方法, 将统计学和相关软件充分应用到在开放经济中。该模型不但可以对多个省份引入FDI的能力进行比较, 而且还能对一个省市引入FDI的能力与实际的引入量进行比较, 由此来对各省市的引资能力进行合理的预测和估计。该方法可以算出每个省份的引入FDI的能力, 从而使每个省市能够认清自己在引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更好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来为地区发展服务。
摘要：FDI是近年来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本文通过应用产业理论, 选取了地区专业化程度、企业集聚状况、优惠政策、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地区开放度等对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产生重要影响指标,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考察各因素对省市FDI引入量大小的影响。文章认为, 如果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引进FDI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最需要做的就是优化地区的产业条件, 同时, 制定完善的地区开放政策也会对增加FDI的引入产生巨大影响。
关键词：FDI,产业理论,结构方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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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区位 篇5
自21世纪以来,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大量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 加入到国际竞争行列中。但相比发达国家企业而言, 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不长, 常常缺乏先进科技、必要的市场开发手段和品牌, 而且对于潜在投资国相关信息的积累非常有限。在此背景下很多企业在通过在不同制度环境的国家进行投资, 同时依靠知识收集和寻求制度支持的方式, 削弱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后发劣势, 期望能够实现自身国际化跨越式发展。大量研究表明, 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投资源于多方面的原因, 包括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与企业层面因素。因而, 对这些影响新兴经济体国际化的多重因素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理论模型与假设
在国际化决策过程中, 许多的企业都是通过对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投资经验的不断学习, 积累对于东道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经验, 为顺利进入外国市场打下良好基础。作为规模较小的新兴企业, 通过对前人的模仿与学习, 无疑是有利的。中国作为国际化后期之秀, 随着“走出去”重要性的日益彰显, 不仅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 而且有力中国企业自身创造能力的不断加强。对于同行业经验的学习可以帮助自身更好地熟悉东道国产业环境;对于文化经验的学习使得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过程中注重自身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的匹配。因此, 企业自身对于特定投资国所积累下来的各种经验, 对于进入该区域进行投资会产生积极作用。
假设1:跨国公司对于东道国的FDI经验积累越多, 就越有可能继续进入该地区设立子公司。
影响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因素多种多样, 区位选择是跨国经营中首要面临的问题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 它对投资绩效产生影响深远, 成为我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必须面临的问题。那么, 在区位选择的过程中对于某国政治经济体制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关切就显得尤为必要。实践证明, 国家的社会制度的质量, 诸如合同执行效率、政治风险和对腐败的控制等因素会影响该国的外商投资活动强弱。发达国家拥有良好的社会制度体系以及成熟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 因而在发达国家中的跨国公司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制度环境建设对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性。
假设2: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越好, 跨国公司进入该东道国的可能性就越大。
东道国的制度主要包括有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等。在不透明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下, 非正式的压力将会增大。企业作为东道国制度中的一员, 制度环境决定了投资区位。制度是经济活动有序进行的必要保障, 它规定了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规范。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中, 执法机构能够有效地保障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 并且当纠纷和问题存在时, 当经济活动的主体能够按照法律规范等正式制度规定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减少了社会的不公平。另外,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 完善的制度保障了信息披露的质量, 减少了信息的噪声, 使得信息能够比较真实地传达给投资者, 从而, 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 也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因此, 良好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企业进入特定投资国的过去经验学习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
假设3: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经验学习具有替代效应, 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减少跨国公司对于经验学习的需求。
三、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2001-2012年沪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手动收集各年报表得到337家上市公司在72个东道国的1404次国际直接投资行为, 最后得到观察值为1404*72条。在东道国的选取上剔除了不是以投资盈利为目标的子公司所在国, 如避税天堂国家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
(二) 变量设计
(1) 因变量为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决策 (Entry dummy) 。若跨国公司在第t年内选择某国市场建立全新子公司则记为1, 反之为0。
(2) 自变量为跨国公司过去在该国的投资经验 (Experience) 。测量国际化经验最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先前海外市场进入次数、出口率和在东道国市场的经营年数。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
(3) 调节变量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RQ) 。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世界发展指数六个维度之一的监管质量维度来表示东道国的外商投资制度环境。
(4) 控制变量为东道国的人口 (Population) 、GDP增长率 (GDP_rate) 、人均GDP (GDP_per) 、文化距离 (CD) 。这些变量对于国际化过程中跨国公司选取投资东道国有重要影响。
(三) 模型
本文采用条件Logit模型来研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区位选择。运用Stata统计软件, 首先对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从相关系数值可知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较小, 适合放在同一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检验调节变量的作用主要分了三个模型进行解释。
如表1所示, 模型1讨论了各控制变量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模型2讨论了跨国公司的经验对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母公司过去经验变量 (Experience) 与进入决策变量 (Entry dummy) 之间的关系系数为0.302, 二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假设1得到验证。经验每增长1%, 继续进入该国的可能性就增加30.2%。同时, 东道国制度 (RQ) 与进入决策变量 (Entry dummy) 之间的关系系数为2.082, 二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假设2得到验证。东道国制度环境会提高企业继续进入该地区投资的可能性, 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提高1%, 继续进入原先东道国的可能性就提高208.2%。
模型 (3) 讨论了东道国环境因素对东道国经验与进入决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乘积项Experience*RQ的系数为-0.565, 表明为负向调节作用。说明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过去自身经验学习的替代效应的存在。假设3得到验证。东道国制度环境每提升1%, 自身过去经验对母公司进入决策中的影响降低56.5%。 (见表1)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第一, 企业在国际化投资的进程中对一国市场的进入次数越多, 在未来的投资过程中也会越来越偏好于进入该国投资。究其原因, 随着投资次数的增多, 企业对政治、经济、制度、市场等也日渐熟悉, 从而在原东道国的投资机会也增加。启示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需要注重组织学习过程。
第二, 一国的外商投资是否活跃与该国制度环境息息相关。良好的制度建设是跨国企业投资所需的重要软环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及地区, 要想更好的发展外资经济, 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环境。
第三, 良好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经验学习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东道国健全的社会制度、完备的配套设施建设, 使得外资企业不需要花费多余的时间在经验学习上。因此, 在经验不足的投资区域, 可以把眼光放在那些制度环境较为优越的地区, 从而更好地实施国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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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区位 篇6
关键词：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投资环境,关联性
一、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概述
跨国对外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缩写为FDI) , 是跨国投资者为获得长期持续利益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经营企业所从事的投资活动。持续利益的存在, 要求投资者与被投资企业之间存在长期利益关系, 并且投资者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有效的发言权。
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首先发生在英国, 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却推迟了一个世纪。直到1960年海默 (Stephen H.Hymer) 在他的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研究》中首次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外国金融资产投资的一般意义, 才在理论上开创了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崭新研究领域;与此同时, 海默的论文也标志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诞生。
20世纪60年代以后, FDI理论有了很大发展, 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学派有:海默 (Hymer) 和他的导师金德尔伯格 (Charles P.Kindleberger) 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 从批判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传统的国际资本投资流动理论入手, 根据战后美国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额迅速超过证券投资的客观事实提出这一理论;以英国学者巴克利 (P.J.Buckley) 、卡森 (M.Casson) 和加拿大学者拉格曼 (A.M.Rugman) , 为主要代表提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到70年代后期, 英国学者邓宁 (Dunning) 借鉴和综合了以往国际生产理论的精华, 提出了区位优势理论, 从此, 展开了FDI区位选择的研究。
二、跨国公司的投资环境的含义及特征
跨国公司投资环境是在跨国公司投资的一定区域内对投资所要达到的目标产生有利和不利影响的外部条件, 在国外文献中一般称为投资气候 (Investment Climate) 或商业环境 (Business Environment) , 国外对投资环境的研究往往是和跨国直接投资所面临的环境相联系。
一般来说, 跨国公司FDI投资环境的基本内容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实际上, 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所面临的同一地区的投资环境主体是相同的, 只是其构成要素与侧重点存在差异, 且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宽泛的外延。
三、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与投资环境之间的关联性
笔者认为, 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与投资环境之间存在双向吸引、双向选择和动态反馈的关联关系, 它们共同构成了投资环境关联系统。
(一) 公司FDI区位选择与投资环境之间的双向吸引
作为国外被投资方, 其引资目的一般是引进资本, 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引进技术, 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引进管理, 提高效率, 增加就业, 增加出口创汇等, 最终是为了增加国家利益, 增强国力, 或是为了地方利益、企业利益。而投资方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为了获利。假若他们都不能得到必要的利益, 那就将裹足不前。只有双方都有共同发展的动机与互利愿望, 才会存在双向吸引作用, 这是双方存在于一个互动系统中的前提条件或必要条件。
跨国公司FDI与投资环境之间的吸引力可以用投资效益期望值表示。投资与引资双方之间的区位优势差异决定了投资效益的差异, 只要双方投资效益差异足以弥补由于资本转移所带来的效益损失, 或资本的转移量足以越过投资门槛, FDI投资流就会产生。获利动机是商品经济社会里最普遍、最一般的投资动机, 很多错综复杂的非盈利性投资动机都可以还原为获利动机。获利是投资运动的内在要求, 正是获利拉动着FDI投资流运动。
FDI投资流是一项涉及投资、引资双方的经济活动。双方拥有的生产要素优势不同, 控制力不同, 已经成为互动系统中合作与谈判的砝码。投资环境的优势在于提供基础性、低附加值的要素 (低位资源享赋) 。而FDI投资方的优势在于提供关键性的、高附加值的要素 (高位资源享赋) 。尽管FDI投资方拥有有利的高位资源要素, 但若不与低位资源要素结合的话, 也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双方的各自优势只有在相互结合、相互利用下, 才能产生新的生产力, 这也是双方追求的目标。因此, 为了实现双方共赢的目的, 作为引资方就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来吸引合适的外资。从这个意义上说, 引资方掌握着提供和改善投资环境的主动权。另一方面, 投资者追求的是资本最大增值, 只有那些能在可预期的时期内为其带来丰厚利润的投资环境, 才能成为他们青睐的对象。因而, 他们真正掌握着选择适宜投资地点的决策权。
(二) 公司FDI区位选择与投资环境之间的双向选择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FDI来利用投资环境, 也可以改善或破坏投资环境 (如投资引发地价上涨、基础设施供应紧张等) ;另一方面, 投资环境可以吸引投资, 也可以对选择投资的决策作出重要参考。
跨国公司总是尽量选择那些风险小、效益高、收效快、投资少的投资环境进行投资。而接受投资的地区也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有目的地选择那些能带动经济发展、改善投资环境、符合产业政策的投资, 如通过制定某些优惠政策以吸引所需投资或制定某些限制政策以阻止或减少某些投资。投资主体与投资环境之间的双向选择作用可通过选择矩阵来完成, 如表1示。
在FDI与投资环境利益互动系统中, 利益显然是维持这个系统存在和正常运行的根本因素。利益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不论投资方还是引资方其根本动机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综合利益。在利益的争夺和调整中, 须遵循以下原则。
1.利益的互惠原则。在经济主体交往中, 各自都要维护自身的利益, 但一味强调自己的利益, 对别人的利益不予考虑, 结果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保证。反过来, 一方过于无原则地迁就对方, 受损害的也是自己。很显然, 没有对方的参与, 互惠不可能实现。
2.公正、公平原则。建立和维持互惠、双赢关系的基础是公正和公平。这就要求在一定的时期内, 各参与者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 按照确定的市场准则, 进行竞争、交换, 从而获得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即系统内的各方通过竞争、交换等经济活动, 任何一方的状况只能更好, 而没有一方的状况更糟。这就要求法律法规比较健全, 来规范约束各参与者, 并保证经济活动的公正和公平。这样, 互惠、双赢关系才能得以良好维系。
3.成本与收益相宜原则。投资、引资双方均会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来获取最大的利益。但是, 由于被投资国直接投资发展的阶段、对要素的控制力、谈判的实力以及市场变化等, 成本与收益状况波动幅度较大。一方的代价如果过高, 以至难以承受, 或代价太小以至不劳而获, 都不利于双方长期合作。需要指出的是, 对于引资方在获得吸引投资正效应的同时, 还有负效应。尤其是对一些隐性成本或隐性损失要给予足够的注意, 如项目造成的生态环境成本、跨国公司的价格转移、国内品牌和创新能力的退化等。引资方也应关注对成本和收益的核算, 但有时会受条件制约, 不能准确进行成本测算。如受中国低成本优势的吸引, 海外投资者蜂拥而至。而投资后他们发现实际成本偏高, 原因是外商对成本的理解、控制和计算存在着不少盲点和误区。
(三) 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与投资环境之间的双向刺激
根据系统论原理, 投资系统内部存在刺激—反馈—调节机制。首先, 跨国公司FDI可改善投资环境, 若FDI用于投资环境建设, 这属于直接改善;若用于生产建设, 则起到完善产业结构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这是间接改善。反过来, 投资环境的改善又吸引更多的FDI, 这是投资系统的正反馈。正反馈是FDI与投资环境双向协调的结果。其次, 不适宜的FDI会恶化跨国公司投资环境, 造成引资竞争能力的下降, 结果用于投资环境建设的投资减少, 投资环境会趋于恶化, 引资进一步减少, 这是投资系统的负反馈。因此, 负反馈是FDI与投资环境双向破坏的结果。
跨国公司FDI与投资环境的关系问题, 实质上是经济地理学中经典的效率与公平、倾斜与均衡问题衍生出来的。一方面,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总量是有限的, 用于投资环境建设的投资多了, 生产性投资必然减少, 发展速度就会放慢;反过来, 则会影响投资能力的增长和资金再投入。若用于生产的投资多了, 投资环境建设的投入必然减少, 投资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又会阻碍投资效益的提高, 发展速度同样会下降。另一方面, 环境建设投资有利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生产性投资的效益发挥。从而增强资金积累能力。而生产性投资又会增加产出, 为改善投资环境积累资金。二者是互为因果, 相互促进的。
目前, 济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张。一种是前向联系不平衡发展战略, 主张先建设投资环境, 为生产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 并吸引投资。由于投资环境建设投资大、回报率低、收回投资的周期长, 主要依靠政策和大资本投资, 私人中小资本投入则较少。另一种是后向联系不平衡发展战略, 主张先发展生产, 再根据生产部门的需要来改善投资环境。由于投资环境建设滞后常阻碍生产的快速发展, 因此只有在区域开发前期由于投资总量的限制而不能对投资环境建设进行大量投资时, 才会采用这种边发展、边建设的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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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区位 篇7
商贸流通业对宏观经济的贡献力、 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力、对上游产业的控制力以及对消费的服务力,使其在宏观经济中稳居基础产业地位, 而零售业是商贸流通业的主体产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决定生产,决定整个经济运行的过程, 消费需求是社会再生产周而复始的起点。 零售业是引导生产、 消费和经济运行的先导性力量,零售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对于社会就业、区域经济发展、国民福利及城市发展也有着重大贡献[1]。 我国自加入WTO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各区域有不断增长的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外资零售企业几乎控制了我国一线城市, 并且开始逐渐转战于国内二三线城市。 不仅如此,外资零售业在投资我国传统百货、大卖场的同时,也开始涉足我国商业地产、药品和成品油等重要商品零售市场,扩张趋势明显。 据大部分学者的前期研究显示,FDI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溢出效应,包括示范效应、培训效应、竞争效应、技术效应等,外资零售企业的进入同样为地区零售业的发展带来联动效应,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沿海省份,外资零售巨头纷纷抢滩登陆。 基于此,本文研究FDI对广东省零售业投资选择的区位影响因素, 为政府制定发展外资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也为我国其他区域促进FDI零售业提供有益借鉴。
二、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零售业发展现状
目前, 全球80%以上的外资零售企业已经进入我国市场,进入广东省的外资零售企业主要有沃尔玛、永旺、家乐福、TESCO、麦德龙、欧尚、711、百思买、万客隆、宜家等零售巨头, 在广东省珠三角经济发达城市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 外资零售业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零售业发展历史悠久,规模大,寻求国外发展市场是其扩张的必由之路。 而广东作为我国经济强省,常住人口在国内省份居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年递增,而且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在吸引外资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从总量来看,广东利用外资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 2012 年,广东合同利用外资占全国的14.7%, 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21.1%,比上年提高2.5 个百分点,合同外资金额、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位居江苏之后, 居全国第二。 从增速来看,广东合同外资金额增速高于全国及江苏,实际利用外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2 年, 受世界经济低迷影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放缓。 面对外部环境的严峻形势,广东省上下积极应对,稳定利用外资规模,在第三产业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下降3.0%的情形下,批发和零售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依然增长了25.8%。 2013 年,广东限上批零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数达1294 家, 较2008 年增长108%,在批零限上企业总数中占比6.7%,较2008 年提升0.2 个百分点[2],大幅超过主要省份该类企业份额占比, 规模继续扩大,2005- 2014 年广东省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数量情况见下表。 随着广东外经贸转型升级工作的不断深化, 产业结构加速调整, 引资的大项目日益增多,引资的空间不断拓宽,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大有可为。 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速仍将继续超过制造业,金融、物流、旅游、医疗、文化等领域,外商直接投资将保持稳定增长。
(一)外资零售业在广东省的领先优势非常突出
外资零售业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积攒了雄厚的资本,在抢滩中国市场的商业圈地中优势凸显, 无论从店铺竞争力、持续扩张速度还是跨区域经营能力、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外资明显强于内资, 相比而言, 广东省具有“ 散”、“ 小”、“ 低” 特点的本土零售企业与外资零售企业同台竞技,外资零售业必然占据了相当的竞争优势。
(二)外资零售企业开始涉足商业地产
欧尚、沃尔玛、麦德龙、宜家、永旺等一批外资零售企业在近期积极地进入商业地产的开发, 其开发模式与本土商业地产开发模式完全不同,他们资金供应充足,购物中心的运营经验丰富,占据了一定的有利位置。
(三)外资零售多业态并行发展
外资零售企业在超市业态遭遇滑铁卢后, 积极探索多业态发展,尤其是“ 小而美”的专业型业态,并加速向一线市场渗透。 近期以来, 外资企业尝试了多业态发展布局,如沃尔玛社区店,压缩版的购物广场,永旺的小型店等,都在积极地探索开发和开店布局当中,同时外资零售企业积极向二三线市场快速拓展。
三、广东省零售业FDI的区位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广东省积极发展外资经济,引进外资零售企业,通过示范效应、培训效应、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对本土零售企业产生技术外溢,提高本土零售企业管理水平,同时有利于扩大就业、增加财政收入。 政府在致力于改善和提高吸引FDI的区位竞争优势, 在制定吸引FDI的政策时,既要了解自身的区位优势,又要辅之以最佳的政策组合,才能实现不断发展外资经济的目的。 外资企业在做出跨国投资之前会综合权衡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 具体到外资零售行业在广东省的投资, 则投资环境分析是影响FDI对零售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零售业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消费市场规模、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地区开放程度、集聚效应等[4]。
(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由地区生产总值来反映,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外资零售商做投资环境分析的首要因素,经济发展情况直接影响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潜力,零售业作为先导产业,与消费市场贴近,消费力关乎零售业经济总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利好FDI零售业投资。
(二)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产物, 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居民消费动力的高低, 同时也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 另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是消费市场规模成型的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利好FDI零售业。
(三)消费市场规模
消费市场规模是影响FDI零售业的关键要素, 是外资零售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 一个地区具备消费市场规模, 对外资零售企业进入之初求得生存和后续发展相当重要,消费市场规模由当地人口规模、购买力和购买欲望组成, 具备一定规模的常住人口是消费市场规模的先决条件。
(四)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
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FDI的交易活动直接关系到至少两个国家(地区)的人,彼此的文化差异和地理距离必然对FDI的管理运作和交易成本产生重要的影响[3]。 改革开放之初,港澳台资企业在国内的投资比重是最高的, 尤其在广东福建等省份的投资比例更为凸显, 这跟港澳台毗邻广东福建这一地理位置是相关的,广东与港澳台地区的语言是想通的,加之港澳台华人企业家对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 故此地理位置越接近、文化联系越多越利好FDI零售业。
(五)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对加大居民出行的便利性和提高零售企业物流运输效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备越利好FDI零售业。
(六)地区开放程度
地区开放程度是指该地区与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关乎地区政府对外商投资的政策优待和当地民众对外商投资的包容性, 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对保护外商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方面更具有优势, 因此外资零售企业在做投资区位选择时必然考虑地区的开放程度及开放历程。
(七)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是指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如产业的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是FDI零售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中的新因素,集聚所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规模经济效益和政策优待对外商直接投资起到非常大的吸引力。
四、FDI对广东省零售业投资选择的区位因素实证检验
(一)数据描述
为了深入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零售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本文选取2004- 2014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通过对FDI零售业区位选择因素的分析可知, 影响FDI零售业投资区位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消费市场规模、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地区开放程度、集聚效应等。 由于集聚效应是FDI零售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中的最新因素,目前学者们对此并无统一口径,集聚效应同时会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避免分析中出现自相关的问题本文剔除集聚效应影响因素。 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对FDI零售业投资区位的影响是肯定的,由于本文研究的区域仅限于广东省内, 广东省内部区域文化差异现对较小, 故本文也舍弃对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历年《 广东统计年鉴》 ,选取了2004- 2014 年广东省的相关数据。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批发零售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Y) 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零售业的投资情况。 五个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如下:选取地区生产总值(X1)来衡量广东省零售业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选取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2)来衡量广东省居民收入水平;选取批发零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广东省消费市场规模(X3); 选取基础设施投资完成额来衡量基础设施水平(X4); 选取进出口总额与地区GDP之比来衡量地区开放程度(X5)
(二)研究模型
为了消除异方差及数据的不一致性, 本文对上述指标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并用处理后的数据研究FDI对广东省零售业投资区位选择,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零售业的投资情况,X1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X2表示居民收入水平、X3表示消费市场规模、X4表示基础设施发展水平、X5表示地区开放程度,β0、β1、β2、β3、β4和 β5均是各解释变量对FDI零售业区位选择影响的待估计回归参数, 代表各自的影响水平,μ 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数据分析
利用Eviews6.0 软件对式(1)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如下的OLS模型:
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 该模型的可决系数达0.989,表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达98.9%,F值为91.13,说明拟合程度较好。 五个解释变量都对广东省FDI零售业区位选择存在正向影响,其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最大,假定其他解释变量不变, 地区生产总值每增加1 个百分点, 批发零售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将增加14.88 个百分点。 其次是消费市场规模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批发零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增加1 个百分点, 被解释变量将增加11.66 个百分点。 对被解释变量影响最小的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投资完成额每增加1 个百分点,被解释变量只增加0.91 个百分点。X1、X3、X5解释变量所代表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消费市场规模和地区开放程度的t值绝对值均大于2.015, 通过显著性检验, 此外X2、X4解释变量所代表的居民收入水平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也较为显著。
五、总结
广东省是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省份, 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前列位置, 地理位置优越, 毗邻港澳台, 对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近30年来, 西方零售巨头出于市场扩张的需要纷纷进入广东省市场,其为广东零售业发展带来了溢出效应,为本土零售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和竞争意识的强化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广东应积极促进FDI零售业,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消费市场规模、改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加大地区开放程度对于FDI零售业区位选择起到积极正向的影响。政府部门在引进外资,发展外资经济,促进本土零售业发展的政策制定时可加强以上影响因素的积极宣导, 有建设性的制定外资企业政策优待, 以更好地促进本土零售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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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钢.人文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D].长沙: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16
FDI区位 篇8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贸易模式和国家分工的决定因素。因此,在传统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贸易成本这一国际贸易重要影响因素完全被排斥在外。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创新,特别是国际贸易实践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贸易成本的重要性。在新近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支中,如新经济地理学、新新贸易理论等,国际贸易存在贸易成本均是重要的理论假设。
目前,对贸易成本及其效应的研究主要围绕贸易成本与国际贸易、贸易成本与本地市场效应、贸易成本与FDI区位选择及贸易成本与生产率这四个主题展开。其中,贸易成本的国际贸易效应主要分析贸易成本对贸易量及国际分工模式的影响;贸易成本的本地市场效应主要分析贸易成本的降低是否会强化本地市场效应,从而让本地市场效应成为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贸易成本的FDI区位选择效应主要分析贸易成本的变化如何影响跨国厂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贸易成本的生产率效应主要着眼于贸易成本的下降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机制。
外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选择以贸易成本的FDI区位选择效应为分析对象,研究我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泰国、菲律宾、印度这14个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成本的变化对他们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对于掌握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贸易成本的测度
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成本之外,获得商品所必须支付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批发和零售的配送成本、政策壁垒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成本、合同实施成本、汇率成本、法律法规成本及信息成本等[1]。
由于测度贸易成本存在诸多困难,国内学者往往用运输成本、贸易依存度等替代变量表示贸易成本。对于1985～2007年间我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本文采用Novy(2008)所提出的贸易成本表示方法,即用关税当量值表示贸易成本,具体计算过程如以下公式:undefined其中,xij表示i国对j国的出口,xji表示j国对i国的出口,xijxji表示双边贸易量,我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数据可以从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S)上获取。xii表示i国国内贸易量,xjj表示j国国内贸易量,xiixjj表示i国与j国的国内贸易量。由于国内贸易量不能从数据库中直接获取,本文参照Wei(1996)的做法,将i国国内贸易量xii用i国总收入减去i国总出口来近似替代,j国同理。同时,由于国内生产总值中包括了服务等不可贸易品,因此,参照Anderson (1979)的做法,本文设定总收入Yi=s*GDPi, s表示可贸易品在GDP中所占份额。与Novy(2008)一样,本文中的s取值设为0.8。本文从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中获取GDP的数据。σ表示所有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通常σ>1。参照Anderson & wincoop(2004)以及Novy(2008)的做法,本文取σ=8。由于贸易成本的计算公式是一个比值,因此,出口和 GDP的数据均采用当年值,无需进行平减。
注:我国与韩国1991年之后才开展双边贸易;计算我国与俄罗斯双边贸易成本选取的时间区间为1994年至2007年。
表1即我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由表1可知,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贸易成本下降更加明显。
3贸易成本与FDI区位选择
3.1 估计模型、变量的选取及数据
本文根据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构建以下模型来估计贸易成本的FDI区位选择效应:
Log(FDI)ijt=β0+β1Log(COST)ijt+β2Log(GDP)jt+β3Log(WAGE)ijt+β4Log(FDI)ij(t-1)+β5Log(IN)jt+β6Log(RD)jt+β7Log(P)jt+εit
其中,i表示FDI来源国,结合上一部分贸易成本的测算数据,本文选定的FDI主要来源国即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泰国、菲律宾、印度这十四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家。j表示中国,t表示年份,本文的计量时期为1985至2007。
COST即上一部分测算出的中国与这些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成本。
WAGE表示劳动力成本,本文用母国人均收入与东道国人均收入的比值来度量。
GDP表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本文以1985年的数据作为基期,其他年份用物价指数进行平减。
IN表示东道国工业发展水平,本文即指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反映的是一国提供相关投入品与服务的能力。[2]由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的第二产业,所以本文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近似度量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
东道国(中国)专利授权的数量RD表示技术外部性。因为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反映了当地可供利用的专业人员及设备资源的可获取性,它一方面影响到跨国公司对当地市场认知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影响到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3]
FDIij(t-1)是为了评估历史FDI的作用。因为一个国家现有的外资企业既可以通过技术外溢和产业关联加速在东道国的集聚效应,也能通过其他途径制造循环积累效应。
P表示政策对FDI的影响,在本文中用虚拟变量来表示。众所周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十四大的召开以及2001年加入WTO是我国吸引FDI的重要拐点。考虑到政策激励的滞后效应及累积效应,本文设定1992年之前(即外商直接投资不享受政策优惠的年份)P的取值为0,并假设每一项新增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第一年对P的激励为0.5,对滞后期的累计激励为0.25。因此,1985～2007年政策变量P的取值如下表:
以上这些变量的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BvD宏观数据库。对各个变量取对数是为了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性。
3.2 计量方法
本文采用单向前进逐步回归法(uni-direction-forwards),即将自变量一个一个引入,引入自变量的条件是偏回归平方和经检验是显著的,同时每引入一个新变量后,对已选入的变量要进行逐个检验,将不显著的变量剔除,这样保证最后所得的变量子集中的所有变量都是显著的,所得的回归方程即最佳回归方程。
3.3 实证结果
逐步回归后,本文所得的最佳回归方程如表3。
注:*、**、***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0%、5%、1%;括号里的数值为t值。
由表3可知,R2为94.7%,因此该模型能够解释FDI区位选择94.7%的原因,是一个解释力很强的模型。
贸易成本的系数为-0.841,说明贸易成本每下降1%,就可以促进FDI增长0.841%。结合前文测度的我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数据,我们不难理解,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这些主要贸易伙伴为什么青睐在我国进行直接投资。这是因为我国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贸易成本越来越低。
GDP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按照常理,一个国家市场规模越大,吸引的FDI越多。本回归中GDP的系数为-1.391,这表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市场规模负相关。笔者认为,这是由我国吸引FDI类型的不同造成的。目前,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垂直型,跨国企业选择在我国投资主要看重的并不是我国的市场规模,而是我国廉价的劳动力。FDI与市场规模负相关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国内市场需求远未真正激活。
劳动力成本的系数为1.110,表明FDI来源国与我国劳动力成本之间差距越大,他们越倾向于在我国进行投资。这进一步证明,我国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吸引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这些来华投资的跨国企业很多是迫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跨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可以低成本生产的位置。
FDI存量的系数为正,表明前一期FDI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当期FDI就增加0.384个百分点,即FDI的集聚效应大于分散效应。
我国工业发展水平的系数为9.436,即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促进FDI增长9.436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工业水平的提高也是外商倾向于在我国进行投资的重要原因。
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也为正,说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在政策给予外国投资企业的优惠是吸引他们在我国设厂投资的重要保证。
技术外部性(RD)由于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被排除在最佳方程之外。这一方面说明技术创新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也暗示我国吸引FDI的技术水平不高。
综上所述,我国相对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较高的工业发展水平形成了我国吸引主要贸易伙伴对华直接投资的集聚力,而贸易成本的下降则进一步增强了这一集聚力,使得近二十多年来FDI大量流入我国。当然,这些离不开政策的优惠和FDI存量的促进作用。尽管如此,我国在吸引FDI过程中,仍然存在引资水平不高、引资主要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等低层次产业等诸多问题。
4结论
我国的经验数据表明,贸易成本的下降是吸引外商选择投资我国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降低贸易成本对于提高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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