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小说（精选5篇）
城市小说 篇1
1 引言
《城市上空的尘埃》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时的世界还没有完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中走出。在恐怖刚刚退去,人们惊魂未定之时,再度掀起的冷战,又把人类打入了混乱和毁灭。曾经深信不疑的价值观,却给生活带来了如此可怕的死亡与灾难。而此时的魁北克,也同样深受战争的影响,正处于“平静革命”前夕,社会动荡不安,留在农村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农民涌向城市。而一系列的罢工事件又充分证明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巨大困难以及专制、独裁的政权的虚伪。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人们将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自处?小说《城市上空的尘埃》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现将运用发生文体学的理论,主要从形式服务于内容,语言服务于精神这两方面对其文体风格进行分析,并探讨当时的时代背景对该文体风格的影响。
2 文体与发生文体学
2.1 文体。
文体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是用来表达一定内容的形式,因此体现着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内容决定形式。表达方式总是为一定的思想内容服务的。文体也体现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体学者赫尔措格(Herzog)说:“文体一词指作家对待来自生活的材料所采取的态度。”主观方面有说话人或作家的思想意识,情趣爱好,语言修养,写作技巧;客观方面有情景制约和语言素材,其中包括词汇、语言、语法、语义等。总之,作者或说话人为了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结合情景,从语言所提供的不同素材、不同表达手段之中加以选择,从而创造了具有一定效果和个人特色的话语或文章,其语调、气派或标志,就是文体。
2.2发生文体学。
发生文体学(La stylistique génétique)着重研究语言中各种表达手段产生的根源以及这些表达手段与其创造者和运用者(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关系。其代表人物奥地利语言学家莱奥·斯皮泽(Leo Spitzer)在《文体研究》(Stilstudien法译本Etudes de style)一书中指出,任何作品皆为一个整体,在作品的中心可以找到作者的精神意念。它就犹如一个太阳系,作品的主题、情节、语言等都被吸引到它的轨道上来,围绕它旋转,成为它的卫星。它是构成作品内在凝聚力的要素,是作品的精神源(l'étymon spirituel)。作者的精神不仅反映他的个性、他本人对世界的看法,而且可以折射出他的时代、他的民唉的精神面貌。
3 小说《城市上空的尘埃》
“我们将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自处?”这是当时的魁北克,乃至全人类所面临的严肃问题。人们彼此间的交流异常困难,然而又不是独自生活在社会中,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和他人的观察和制约。人们需要平静心境,需要打破那些阻碍生活、阻碍交流、阻碍相爱的壁垒。
魁北克作家安德烈·朗之万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深刻发掘了这些问题和担忧,并在其作品中表现了与法国作家萨特的存在主义极为相似的思想。他认为人类本身就是人所作的事情,人的每一个姿势都赋予了他的存在。
小说《城市上空的尘埃》深刻地“介入”了当时的魁北克社会,提出了人与人之间难于交流以及怎样在艰难而陌生的生活环境下生存的问题。
4 文体风格分析
该小说成功地运用了一些技术表达手段,通过对故事主人公迪布瓦(Dubois)医生一段生活经历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4.1 小说的基调。
其题目《城市上空的尘埃》开篇就给了读者一种印象:一座城市笼罩着一层似纱的尘埃,使其显得模糊而混沌,而“尘埃”又给予读者一种压抑、烦闷、模糊的感觉。小说运用了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一切信息都是以主人公迪布瓦为媒介传达的,是他的感观、意识为我们展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城市的风貌,读者极少有直接获得信息的情况。作者选择了由故事中主人公给读者讲述,而不是作者直接讲述的写作方式,加强了“不清晰”的感觉,由此,也强烈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
4.2极少运用对话体。
从小说的篇章上看,通篇极少运用对话体,旨在体现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异常困难,体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不理解。
以迪布瓦医生到一个女病人家出诊为例。
——Montrez-moi la chambre.
D'un doigt rigide,la mère m'indique uneporte.
(“请告诉我他的卧室在哪儿。”那母亲伸出僵硬的手指,指了指门。)
此处,母亲对到家里看病的医生的问题都不愿回答,更不要说寒暄、问候了。在文章背景中描写房间的冰冷之余,我们更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
即使是一定要用语言回答的问题,其语言也极其简练。例如,
——Est-ce qu'elle a bu?
——Un peu.
——Quand ses douleurs ont-elles commencé?
——Après déjeuner.
——Les eaux?
——Une heure plus tard
(——“也喝酒了吗?”
——“喝了一点。”
——“阵痛什么时候开始的?”
——“午饭后。”
——“羊水呢?”
——“一小时之后。”)
小说中人物的“惜言如金”,成功地表现了人们交流的困难和人际关系的冷漠。
4.3 被动态和特定意义词汇的选用。
从小说最常用的语式和词汇上看,为了表现当时人们对于如何在社会中自处的不知所措以及人们的每一点活动都受到社会和他人的制约,小说中多次运用
等被动语态以及与“观察”意义相近的词汇,形象地刻画出了人们的被动态度和处处被别人窥视,如芒在背的尴尬感受。小说开篇就指出:Une grosse femme.I?il miclos dans la neige,me dévisage froidement.(“一个胖女人,在雪中半睁着眼睛冷冷地观察着我。”)
主人公迪布瓦第一次出场,就被笼罩在一种冷冷的审视的目光下,充分地表现了人们的生活状态的不自由与不知所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Si je rentre làce sera devant toute la ville.Il y aura vingt paires d'yeux braquées sur moi qui m'examineront au microscope Comme bijoutier.(“如果我回去,就暴露在全城人的眼前了。将有二十几双眼睛紧盯着审视我,那眼光就像珠宝商拿着显微镜检查首饰一样。”)
作者使用了“examiner”(检查)一词,强烈地表现了如芒在背的尴尬感受。
(Dans I'h?tel)Mes voisins interrompent leurconversation et me regardent droit dans les yeux.((在小酒馆里)我的邻座停止了谈话,直视着我。)
而且,迪布瓦给这些观察赋予了否定的意义,他总认为这些观察是对他不利的。人们在嘲笑他,蔑视他。例如:Des visages figés dans une ex-φression de tranquille mépris tournoient dans la pièce.(“那些面孔在屋子里盘旋,神情平静,却充满鄙视。”)
这些否定的意义更加强调了人们处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的压抑与无助。
5 结论
作者为表达模糊、交流困难、在社会中被窥视的感觉,选择了上述三种典型的文体风格来表达,这些文体修辞形式很好地服务于内容,服务于“欲言”。无论是修辞形式还是语言都是由所要表达的精神决定的,并且受到写作当时时代大背景的影响。
《城市上空的尘埃》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给予了生命新的诠释。该小说于1966年被拍成了电影,可见作者的思想激起了人们的共鸣,对人们生活态度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其文体风格和写作特色也对魁北克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魁北克文学重新跨入了一个繁荣兴旺的时代;而作者本人也因此跻身于魁北克文学大师之列。
摘要：小说《城市上空的尘埃》深刻地“介入”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魁北克社会，提出了人与人之间难于交流，在艰难而陌生的生活环境下难于生存的问题。运用发生文体学的理论，主要从形式服务于内容，语言服务于精神这两方面分析其文体风格，即基调不清晰，极少运用对话体，频繁使用被动态和“审视”的近义词。得出文体修辞形式和语言的选择由所要表达的内容和精神决定，并且受到时代大背景影响的结论。
关键词：模糊,交流,冷漠,审视
参考文献
[1]Georges MoliniéLa stylistique[M].Presses U- niversitaires de France,jan.1997.
[2]Catherine Fromihague,Ane Sancier-Chateau. Analyses stylistiques Formes et genres[M].Edi- tions Nathan/HER,2000.
[3]方仁杰．实用法语文体与练习[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王文融．法语文体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
[5]赵俊欣．法语文体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6．
城市小说 篇2
一、坊市城市格局的变化与笔记小说
随着经济的发展, 宋代坊市制度打破。人们居住的坊与商业贸易的市由唐代的坊市分开逐渐变成坊市合一;人们的营业时间也突破了唐代以日落关闭市门的时间限制,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 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 通晓不绝。”[2]“杭州城大街, 买卖昼夜不绝, 夜交三四鼓, 游人始稀;五鼓钟鸣, 卖早市者又开店矣。”[3]这种夜市与早市的出现足见营业时间的延长。
坊市格局的打破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错落有致的城市交通把人们的生活联系得更加紧密。这种开放的格局不仅打开了宋代商业发展的契机, 同时也打开了人们内心封闭的大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只为守候一方土地而终老, 渐渐趋向城市发展, 从手工业越来越细致的分工, 以及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商贩的出现, 足以可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提高, 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也随着人们生活的需要而出现, 那么思想的开放在文学的创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例如话本、杂 (戏) 剧、曲词、诸宫调等通俗文学的大量涌现, 对正宗的雅文学是一种冲击。这种开放的思想、有利的经济条件为笔记小说提供了创作的前提。
坊市制度的瓦解, 首先带来的是城市人口的增加, 出现了坊廓户。“坊廓户是以财产标准区分住客户的。”“坊廓客户是极为困苦的贫民。”“城镇坊廓户主包括经营大小商铺的坐贾、手工业作坊、各种服务行行业中有产业的民户。”[4]由此, 可知市民阶层的成员大都是坊廓户, 且由坊廓主户和客户构成。坊廓客户他们对于坊廓主户而言, 可谓上无片瓦, 下无立锥之地, 那么那些闲汉食客、仆役走卒以及落魄的知识分子均是市民阶层的构成部分。落魄的知识分子在人生的仕途上, 找不到自己的立身之地;在繁华的都市中, 无自己的容身之所。因此, 他们比一般的文人有着更加强烈的悲愤及敏感的文学意识。笔记小说这种随笔性质的文体更能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发泄心中的悲愤;因他们无官场的束缚, 亦是真实地记录下社会的百态。笔记小说《燕翼诒谋录》的作者王栐, 虽做过官, 但仍是落魄一生, 小说记载了宋朝的典章制度, 并论其得失, 且批判了英宗以后诸帝的昏庸。陈世崇的仕途也是一波三折, 最后也得放荡山水, 他的《随隐漫录》如实地记载了当时宋朝皇宫的生活, 多有史传所未及,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坊市城市格局的变化, 促进了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 相对开放的经济和便利的交通不仅打开了宋代商业经济的大门, 同时打开了文人创作的心态;城市人口的增加, 坊廓户的出现, 壮大了市民阶层, 同时为笔记小说的创作队伍提供了人力资源。笔记小说这种纪实的文体也真实地再现了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
二、手工的发展与笔记小说
随着宋代坊墙的倒塌后, 坊市连成一片, 城市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 城市手工业也在此得到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造纸印刷业的发展为宋代笔记小说的普及繁荣, 广泛的传播带来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刊刻书籍的销售给笔记小说带来了经济价值, 促进了笔记小说创作的繁荣。
宋代造纸技术和造纸手工业有很大的改进和发明。单从纸的用途上来说, 除了用来写字、作画, 供给雕版印刷纸币和书籍等, 还有许多特殊的用处, 如做成纸衣、纸甲、纸衾、纸帐、纸被等等。由此看出宋代造纸技术大大改进, 且质量也提高, 宋纸具有着韧性强、纸幅度增大、出现熟纸等特点[5]。这无疑为文学作品的流传提供了物质条件,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宋代笔记小说的这么多版本, 大都源于此吧。
宋代造纸业的发展相应地推动了造纸、印刷、制墨、制砚、制笔等手工业的发展, 为笔记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材料。刊刻印刷在两宋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 尤其是庆历年间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印刷术的发展。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唐以前, 凡书籍皆写本, 未有摹印之法, 人以藏书为贵。……国朝淳化中, 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 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 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6]这里以印刷刊刻实行前后人们对于藏书的态度由“贵”转向“不复以藏书为意”看出, 印刷刊刻业的广泛发展促进了宋代书籍的流通与普及, 为推广笔记小说创作了条件。在宋代刊刻的书籍可以出售, 洪迈在他的《容斋续笔序》中指出他的《容斋随笔》“乃婺女所刻, 贾人贩鬻于书坊中, 贵人买以入, 遂尘乙览。”[7]刊刻笔记小说可以获得经济利益, 虽然这具有商业的性质, 但这也促使了更多的文人进行笔记小说的创作。
三、餐饮娱乐业的发展与笔记小说
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其饮食娱乐的状况有着很大的联系, 人们生活的面貌就体现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饮食娱乐上。在宋代笔记中关于餐饮娱乐的记载不计其数, 餐饮娱乐的发展也为笔记小说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
宋代的饮食可谓五花八门, 多种多样, 大到皇宫内府的用膳桌, 小到酒楼茶馆的饭桌甚至街边的小摊。例如他们的吃食:“所谓茶饭者, 乃百味羹、头羹、新法鵪子羹、三脆羹、二色腰子、虾蕈鸡蕈浑砲等羹。旋索粉玉碁子羣仙羹, 假河鲀, 白渫韲。货鳜鱼, 假元鱼, 决明兜子, 决明汤韲。……”[2]这才是两家酒楼卖的吃食, 加上其他酒楼卖的更是数不胜数。宋代的酒楼茶肆也非常多, 其房舍造就十分繁华。北宋东京城的酒店数以千计, 据李春棠在《宋坊墙倒塌以后》统计, 正店就有72家, 东京的大酒店称为正店。[8]那么其他大大小小的酒肆更是数不胜数了。周密的《齐东野语》卷十一记载樊楼“乃京师酒肆之甲, 饮徒常千余人。”[9]这么大的规模足见宋代酒楼茶肆的繁华。茶酒楼茶肆也是人们信息交流频繁的场所, 许多逸闻琐事被人们搬上饭桌,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这为文学的流通提供了渠道, 笔记小说无论是内容题材还是传播发展都得到了实现。
在酒楼吃饭的地方, 还有许多妓女在为他们服务。一些高级的妓女, 她们琴棋书画皆通, 由于家庭或命运的不济而沦落妓院, 许多知识分子喜与她们交流, 在这些妓女与文人之间就发生了许多传奇的故事。王明清的《玉照新志》卷一记载了饶州举子张生与东曲妓杨六的故事。《齐东野语》卷二十记载了台妓严蕊的诸多故事。北宋著名的词人柳永曾科举落地流落京师, 与许多妓女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多情善感的周邦彦还与当时的皇帝徽宗为了一个妓女李师师而争风吃醋;甚至连著名的文人苏轼都曾与妓女有来往。由此可见, 在宋代这种倡优与文人的交往是十分常见的, 他们以此为题材也创作了许多名垂千古的佳作。小说、话本、戏曲、词等等也将其纳入了创作的题材, 笔记小说中也津津乐道。
宋代市民们娱乐的方式也越来越多, 从文化娱乐上来说, 有唱小曲、弄影戏、演杂剧、弄傀儡戏、说唱诸宫调等等。这些娱乐活动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宋代勾栏瓦子的形成。吴自牧《梦梁录》对“瓦子”释义:“来时瓦舍, 去时瓦解之义, 易聚易散也。”[3]东京城内至少遍布着九处瓦子, 杭州城内外合计都有十七处。瓦子中的勾栏数目规模大小不一, 在东京的桑家瓦子、中瓦、里瓦三处瓦子中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勾栏五十余座。瓦子勾栏作为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中心, 各种各样的娱乐演出在此进行, 比如小唱、杂技、讲史、小说、散乐、影戏、诸宫调等等, 将宋代的文化娱乐更加的丰富多彩, 并推向了一个高峰。通俗文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笔记小说将其纳入创作的范围, 创作的题材也更加多样化。
自从宋代的坊墙倒塌后, 城市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促进了笔记小说的繁荣。史料价值很高的笔记小说又再一次地展现了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格局的变化, 街巷交通的便利, 不仅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而且打开了文人创作的心态;城市人口的增加, 坊廓户的出现, 扩大了市民阶层;知识人才的匮乏, 促使了文人阶层队伍的扩大, 同时也拓宽了笔记小说创作的队伍;造纸印刷、刊刻等手工业的发展, 为笔记小说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 笔记小说也使得这些精细的手工业得以流传后世;酒楼茶肆、勾栏瓦舍为笔记小说的传播及创作内容提供了条件。
摘要：自宋代的坊市制度破坏后, 城市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 词曲、话本、小说、戏剧等通俗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笔记小说在此基础上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城市格局的变化, 手工业、餐饮娱乐业的发展为笔记小说的繁荣提供了基础与条件, 笔记小说也再现了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
关键词：城市经济,笔记小说,关系
参考文献
[1]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3
[2] (宋) 孟元老撰, 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2.1
[3]吴自牧撰, 傅标祥注.梦梁录[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 2000
[4]漆狭著.宋代经济史 (下) [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5]周密撰, 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 1988.1
[6]叶梦得撰, 宇文绍奕考异, 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M].北京:中华书局, 1984.5
[7]洪迈撰.容斋随笔[M].长春:吉林出版社, 1994.1
[8]李春棠著.宋坊墙倒塌以后[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5
城市小说 篇3
对于“城市文学”, 李洁非定义:“基于由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缔造的现代城市之上, 必须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 人的命运和他们彼此的冲突、压迫, 不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 必须在其背后抽取出和归结到物、商品的属性”。[3]据此, 本文考察以“社区人”系列为主的城市小说, 而“中国屏风”系列小说则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邱华栋笔下, “城市”不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 更是言说的主要对象。
一
“北京”的传统形象在邱华栋的笔下遭到前所未有的颠覆, 他刻意回避了城市的传统文化, 将其从历史的坐标中断裂, 而寻找其作为全球都市的自我意识。
城市形象的塑造既依赖于城市既定的事物, 也依赖城市的文化构形。林奇在《城市的形象》中将既定事物分为五类:路径、边沿、地区、枢纽、地标。邱华栋在作品中常提及具有现代色彩的“中国大饭店”、“京广大厦”等现代建筑, 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快节奏的西化的生活方式。北京是具有时间连贯性的城市, 历史、现在、未来等多元化因素在此汇聚, 但是具有历史代表性的古建筑群在邱华栋笔下集体“缺席”, 而内化于北京人心中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更是“集体失语”, 邱华栋明显选择性的过滤掉了北京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意义, 将它从历史的连贯中割裂。
在“京味小说”中“北京”“联系着丰富而芜杂的民间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记忆”, [4]独特的人文环境总能勾起作家内心怀旧情绪, 例如北京人老舍, 以及客居北京的师陀、郁达夫。与传统“北京想象”相关的典型意象, 例如“胡同”、“四合院”、“老北京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邱华栋笔下被凝聚现代审美的建筑与崛起的新兴社会阶层——“中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取代。传统印象中温柔敦厚、独具古典意蕴的“北京”因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存在的全面占领而不再具有传统人文魅力, 没有任何文化标识, 只是众多国际大都市之一, 难以勾起作者的怀旧欲望。甚至邱华栋对其的称呼多含有抵触性、排斥性, 坚硬而生涩, 如“绞肉机”、“欲望的森林”、“沙盘”、“老虎机”, 传统书写的脉脉温情消失。“北京”的称呼成为没有任何文化想象的单纯符号, 是“一个带来成功和满足欲望的冒险空间”与“碾碎他们梦想的异化空间”。[5]
笔者认为城市形象的颠覆与作品的叙述者有关。邱华栋大多数城市小说的叙述主人公是“闯入者”。“闯入”, 是一种不请自入的心理状态, 这些“闯入者”带着想要飞黄腾达的梦想, 奔着这座城市所拥有的机遇、物质财富而来, 所有象征、暗示可能带来财富的城市风景占据了“闯入者”所有城市想象空间, 这样功利视角过滤了其他对物质财富没有帮助的古建筑群与相对应的内在文化, 因而, “北京城”呈现出一种与以往小说完全不同的“陌生化”态势, 导致“传统北京想象”的消失。而对北京城的排斥性情绪也与“闯入者”身份有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发展, 城市日益以合围之势包围农村乡镇, “外省人”或“农村人”一方面因生活所迫, 另一反面希望在更大的城市寻求自我发展空间 (这一点是更主要的原因) , 尤其是年轻人, 由乡村或小城市转战大都市, 看似是一种“主动移民”, 确切的说是一种无意识的“被动迁徙”——他们在城市发展进程的诱惑下, 在谋生的压力下, 被动的走进“城市”。无论是“外省人”还是本城中的人, 城市的高速发展超出了他们预设的心理范围, 备受“灵与肉”的双重煎熬, 城市于他们始终是“他者”与“异在”。因此, “闯入者”对“北京城”很难产生内化于心的缠绵依恋。
二
张英进老师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中认为现代文学中, “北京”更多的是关乎传统的稳固的空间构形, 在“古都北京形象中, 空间总是占主导地位的”, 过去、现在、将来都和谐的共存于其建筑空间中, 而“上海”则更多的是时间构形, 在时间的流动中, 对城市的情感体验趋向破碎、漂浮不定。笔者认为, 邱华栋笔下的“北京城”是空间与时间的双重构形。
“北京”不再是一座联系着传统文化的古都, 而是一座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异化空间, 邱华栋对此的塑造不是以对“古都”的否定为基点, 而是通过对城市现代化空间想象实现的。邱华栋通过“鸟瞰”与“地面”视角直接将城市空间想象投射在象征现代城市与消费时代的建筑与场所上。在邱华栋的城市小说中, 现代城市符号、文化代码俯拾皆是。例如《手上的星光》中有这样一段, 主人公在短短的一段路途中却看见“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6]等应接不暇的极摩登的楼宇, 从现代文学至新时期, 没有哪位作家像邱华栋这样在城市想象中如此娴熟的运用如此多的现代城市代码, 不仅是因为“北京城”本身的繁华, 也是作者对现代城市的敏感。除了现代化建筑群, “迪厅”、“咖啡馆”、“酒吧”等联系现代消费、大众文化特征的场所在作品中也比比皆是, 传统城市风景全面撤退。除此, 邱华栋笔下“社区”构筑了特殊的城市空间, 这样的“城中之城”联系一定的经济背景, 代表一定群体的趋同性, 不同的“社区”象征着不同的社会等级。在此, 城市在现代符号的解构与重新建构中获得一种异于以往的城市空间。此时北京城依然具有“美感的统一”, 只是由曾经的“传统”变迁为“现代”。新的城市空间带来了新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心态, 一套趋于稳定的现代化接近西方人的价值观渗入到城市人的内心, “时间”参与到对城市另一维度的构形。笔者认为, “时间”在邱华栋的城市想象中走向一种极端:时刻逼近、追赶城市人, 将人带入令人窒息的“速度”。例如《午夜的狂欢》中“时间”成为人物命运背后隐秘的主宰。“午夜两点”在文本中不断被提及, 这不仅是实际存在的事实, 也是城市人的心理时间, 它将城市人导向一种精神的分裂走向一种极端的自由, 遗忘白天的身份, 在狂歌狂舞的放纵中享受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悲剧。他们的“狂欢”带有“时间”的印记, 无论是卧轨的游戏, 还是在午夜高速公路驾车狂奔, “时间”都在逼近人的心理承受极限, 犹如生活在“剃刀的锋刃上”, 在“时间”的流动中, 他们感到虚无、绝望, 城市生活的加速度使得“缓慢”成为急切的精神诉求。城市人在“时间”的蔓延中一方面呈现出情感的躁动不安、孤独绝望的情绪, 另一方面这种存在意义上的支离破碎的情绪又在现代化城市空间中表现出一定的持续稳定性与普泛性。邱华栋利用了现代文学中塑造古都北京“城市空间”的想象方式复制类似于上海这样摩登的“全球都市”的城市空间, 并在此发掘具有时间流动性却又趋向持续稳定的现代人的情感体验, 空间与时间双重构形在城市想象中交错。
同时期的“新生代作家”, 例如鲁羊、何顿、张旻等关于城市的小说更多的是“取材于”城市生活的经验, “城市”本身不是言说的主要对象, 对于“城市人”与“城市”的描写是冷静的叙述者面对安定的城市空间或在城市空间缺席的情况下展示城市人躁动的心;而邱华栋在对“城市”进行空间与时间的双重构形中, 狂躁的叙述者、“城市人”伴随支离破碎、躁动不安的情感体验与现代城市空间中实现一种情绪的“共振”。
三
城市想象也需要“城市人流传并内化的文化构形”, 邱华栋以“中产阶级”为切入点解读城市新的文化构形。“中产阶级”, 社会学界对此定义颇有分歧, 但一个共识就是:中产阶级有稳定的中等收入, 而中等收入是相较于社会低收入而言。“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壮大缘自现代都市的发展, 他们的文化选择、审美取向、价值判断无疑都有城市的干预, 犹如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反映物质, “中产阶级”依赖现代城市, 同时也反映现代城市, 他们的生存经验构成城市的文化心态。
“中产阶级”生活自由开放, 在城市空间中呈现出流动性, 跟随他们遍布整个城市的活动轨迹, 叙述视角向外转, 即从单一的封闭空间转向开放的外部环境, 城市想象得以最大化的展示。即使偶尔需要涉及城市中的家庭, 也不会细致描写生活的琐碎庸常。
“新写实”作家与邱华栋的视角形成鲜明对比。“新写实”作家的多数作品背景也是城市, 但“新写实”作家对于“城市”的描写还只存在于浅层, 他们将视角定位于城市一个封闭空间, 例如刘震云的《单位》将空间定位于小林工作的“单位”, 《一地鸡毛》将关注的视角锁定“家庭”。人们对“城市”的概念理解也极其粗浅, “大多数城市人心中只有‘单位’概念, 人们隶属于一个个‘单位’, ……至于‘城市’, 人们除了从领工资、吃商品粮、生活条件优越等一些方面感到它之外, 并不能有更多的认识和体验”。[7]
现代文学中, 例如老舍小说, 北京城的文化构形离不开生活其中的市民一些“艺术”的日常生活, 例如“唱京剧”、“养花”、“写书法”、“集古玩”等等, 这些联系修身养性的生活爱好, 是内化于心的“闲暇”心态的体现, 从而构成整座城市的闲暇心态。然而, 邱华栋笔下, “中产阶级”时刻追求一种“速度”, 这种快节奏体现了一种勃兴的都市意识, 与古都北京的“闲暇”形成对比。“中产阶级”广泛的社交以及对消费时代城市“物欲”的公然认可与迷恋, 使得城市文化中趋向于西方的价值观、大众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成为可能。
邱华栋笔下中产阶级探求一种自在自为的生活方式, 出于纯粹“自我价值”做出行动, 跟随某种直觉本能, 不会因外界任何崇高目的而改变。邱华栋不再苛求他们背负社会责任、道义、集体使命等崇高意义, 他们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以启蒙为己任的“后知识分子”, 抛却精英意识, 以平民身份参与到以“平面化”、“单向度”、“话语狂欢”为表征的市民生活与城市流行文化的建构。邱华栋将“知识分子”请下神坛, 正视他们作为“人”对“物欲”的迷恋, 笔者认为这是对传统书写中对沉溺物欲的知识分子质疑与批判的反拨, 也是对大众文化盛行的现代城市的直面与认可。
四
“北京城”是邱华栋笔下最大的言说对象, 但笔者认为, 在“北京城”的书写中暗含另一个书写对象:“乡村”。邱华栋关于城市的言说始终以“乡村”作为隐性参照。
邱华栋评价城市的虚伪、冷漠、喧嚣、功利等特点, 是站在象征“淳朴”的乡村立场, 渲染城市对人性的侵蚀与挤压是以“乡村”所具有的原始的“力与真”为基点, “不在场”的“乡村”始终参与邱华栋的“城市想象”。邱华栋虽然没有描绘真实存在的“乡村”, 但却有很多以“乡村”为原型的“理想之地”的描绘。例如《环境戏剧人》中对“爱荷华州”的描写, 它代表一种和谐自然的农业生活状态, 与现代化工业文明积聚的城市相对, 没有城市带来的种种罪恶、现存规范的困扰, 只有纯真, 是合乎人性的、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本真状态。“乡村”成为“城市”的隐性参照。
“ (现代文学) 关于北京的叙述作品, 虽也明确意识到城市、西方、性的巨大冲击力, 但乡村的、中国的、道德的传统, 总是获得象征性胜利。所以, ……无论如何, 都要将它设想为一个本质上是中国的地方, 一个安顿在古老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中的地方。”[8]邱华栋在“城市”书写中暗含“乡村”, 但是“乡村的、中国的、道德的传统”却不再获得“胜利”:尽管对“城市”失望, 渴望“逃离”、“回归”, 但是无一例外的是这些“逃离”、“回归”的努力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理想之地”的“乡村”只能存在于城市人的想象中。这与西美尔的“智力高于情感”的命题相吻合。
现代文学中, 无论是“京派小说”对北京的书写, 还是“新感觉派”对“上海”的书写, “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纠结总是城市人最大的精神困境, 然而邱华栋笔下“城市与乡村”或“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命题因为“传统”的缺失而失衡, 笔者认为城市人的精神困境变化为“因上帝消失而拥有可怕的精神选择的自由”的迷茫与恐惧。
邱华栋在语言的狂欢中重新解读与建构“北京”。“以消费为中心、以财富为中心和以经济为中心的价值超越了以生产为中心、以政治为中心的价值”, [9]作为“古都”的城市想象断裂, 不再代表中国古老历史与文化传统, 而一种崭新的、消费的、多元的、作为全球化都市的城市想象开始出现。
摘要：20世纪90年代, 城市急遽发展, 中国进入一个城市时代, 城市文化成为当下中国文化的轴心, 邱华栋在对北京颠覆性的书写中, 以空间与时间的双重构形重新建构城市, 并以中产阶级为切入点解读城市的文化心态, 他将“北京”从传统书写中剥离, 在新的城市想象中寻找其作为全球化大都市层面上的城市自我意识。
关键词：北京,城市构形,都市新阶层,乡村视角
参考文献
[1]陈晓明.生活的绝对侧面.邱华栋.夏天的禁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3:276.
[2]邱华栋.我看当代文学.邱华栋.挑灯看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4:153-154.
[3]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32-33.
[4]贺桂梅.时空流转现代——1980—19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陈平原, 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37.
[5]贺桂梅.时空流转现代——1980—19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陈平原, 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39.
[6]邱华栋.手上的星光.华文出版社, 2001:2.
[7]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29.
[8]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98-99.
城市小说 篇4
五四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作为现代文学巨匠的郁达夫,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论是他的著述颇丰的创作生涯,还是他本人传奇的、多灾多难的一生,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广为流传,谈之不尽的话题。在现在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团体“创造社”,因为其大胆真实地揭露社会人生困窘、艰辛的一面,并无所顾忌地曝露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一些漂泊、混迹在大都市的无产、无固定职业的底层城市知识分子的心声,尤其是对生活的苦难的怨恨、对于爱情的渴望无处寄托而形成的带有些许扭曲特征的复杂、消极的心态,成为广受关注,饱受争议,又得到文学领域更多的评论家、作者、读者批评和拥戴的文学团体。以徐志摩为代表的北京地区现代作家的著名团体“文学研究会”因为倡导积极、鼓舞人,为现实人生提供向上和光明的引导作用,而对于“创造社”颇有微词,这种微词的核心即对于郁达夫这样“创造社”代表作家作品中的城市知识分子具有悲剧性的形象感到反感。但事实上,在广大的读者心中,这种城市知识分子的塑造受到了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郁达夫所塑造出的城市知识分子典型形象紧紧贴近当时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对于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劳动人民的心声,那种对于人的内心遭遇困厄时的真实心理的生动描绘,对于今天的人们依然十分亲切、毫不陌生。因此,至今依然能够使读者引起共鸣。
二、以《沉沦》作品集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创作
1921年10月15日《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他是郁达夫第一部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集,也使一部对于五四文学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作品。因为它是继鲁迅的《狂人日记》后,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诞生的首本短篇小说集。它的诞生也使郁达夫成为五四新文学史上首位出版短篇小说集的小说家。这为他日后的创作道路奠定了卓越地位。此后,在他文学创作成果丰厚的前期生涯中,《沉沦》的很多风格和主题被延续下来。《沉沦》《银灰色的死》等20几篇具有感时伤怀的抒情性散文和六七十篇抨击时政的议论杂文也相继诞生。这些作品通过更直接的表达形式和创作手法,直接倾诉了郁达夫对于山河破碎、时局动荡的哀怨和愤慨。可以说,没有《沉沦》创下的良好口碑和庞大的读者群,他日后的创作业绩是不可能有如此规模和影响力的。
《沉沦》这部作品,表现了郁达夫作为一个出身寒微的赴日留学生,在日本受尽弱国子民的轻视和羞辱后,一心盼望祖国富强,渴望以自己的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然而,时局的动荡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造成的积重难返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局势的变幻莫测,使他最终陷入了绝望的深渊,觉得凭一己之力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进而自身也能够奋发向上,创造美好人生的道路已经堵死,对于生活的热情和渴望也逐渐被如死灰的破灭心情所取代,不得不走上自毁生命的悲惨结局。这个故事由于叙事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真实大胆,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事实上,这部作品正是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从原本满怀希望,试图通过进入外交部走仕途来报效祖国,谋求自身的发达和幸福,到应考屡屡受挫,见到满目疮咦的祖国,并感到无限失望的巨大的落差心态,这在无意识中迎合了当时为数众多的,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生活在新旧社会的夹缝中的城市小知识分子的心声。许多青年模仿郁达夫在短篇小说中刻画的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在穿着打扮、举止言谈上与之相契合,一时成为流行风潮。
三、郁达夫短篇小说中的城市知识分子形象分析
首先,作为一个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并受日本私小说影响颇深的作家,郁达夫作品的一个最重要源泉就是他的亲身经历。郁达夫自身以及周围与他有着共同命运的城市知识分子在大都市中谋生的艰辛和追求感情的艰难,成为他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的最主要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个性和人生际遇,在《沉沦》中大胆曝露自身在日本留学时的情爱经历、性心理,在追求异性受挫,感慨到自己的弱势地位与祖国的受人奴役和欺凌有巨大关系,因此在决意自尽前喊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心声。尽管这种戏剧化的结局并不是郁达夫自身的生活体验,但将个人生活道路中的不如意与祖国积贫积弱的处境紧密联系起来,渴望祖国强大以实现自身人生追求的实现,是他的作品中代条件,许多生活在“新旧夹缝”中的文人们都以自身的经历、心态和视角,创作出反映时代特征和生活在新旧交替时期深受传统与现代观念碰撞下的人们意识觉醒的作品。郁达夫无疑是其中最有特点和声名的一个。他在短篇小说中刻画的城市知识分子形象,对于自身境遇的不满,对于家国兴盛的渴望至今仍然是文学史上反复书写的主题。
参考文献
[1]李晔.郁达夫小说叙事研究[D].河南大学2015.
城市小说 篇5
池莉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女作家, 她的小说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她对女性的特殊关照以及对女性人物性格特征的反传统刻画, 展现出女性的另类特征虽与常态不符, 但却真实震撼。“池莉的女性观, 也是她在作品中张扬的女性意识, 池莉以这种女性意识试图去唤醒普天之下更多女性的崛起, 从传统中走出来, 从误区中走出来, 不仅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 更要构筑女性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1)
一、“天使”变“魔鬼”的典型形象
池莉撕裂了传统意义上对于女性的认识, 使女主角的人生产生了由“天使”到“魔鬼”的转变, 既大胆又创新, 对于阅读者来说是一种陌生化, 使人物形象更具个性化。以《城市包装》和《一去永不回》为例来探究这一形象的特点。
首先是“天使”的出场。《城市包装》的女主人公是“肖景”, 小说采用倒叙的方法, 以肖老师的猝死作为开头, 以口语化的叙述为我们设下了悬念, 也奠定了一个沉重的感情基调。之后, 透过“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饱满充实, 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温泉则是《一去永不回》中一个内心压抑着孤独与愤怒的少女形象, 她的蜕变是一次完整而彻底的颠覆。她和肖景都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 从小受着良好的家庭教育, 所以即使内心充满挣脱枷锁的反叛精神也依然还保持着被束缚的乖乖女形象。但是我们可以看出, 这样的内外矛盾促使她们成为一个“看似”正常的家庭中以及“看似”良好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心理畸形儿。
其次是“天使”的蜕变。肖景是别人眼中体弱多病的“乖乖女”, 巴音则是一个倔强叛逆的“问题少女”, 而小麦更是与肖景的家庭格格不入和她父母眼中最不屑一顾的女人。肖景这一形象的叛逆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 她把自己从肖景变成了巴音, 最后成为了台上刺眼的小麦。当“天使”与“魔鬼”集结于一身时, 这种对于传统的颠覆和个性化的展现, 使读者读到了陌生化的气息。温泉变化的源头和真正的开始, 就是因为一个被称为“新Z行动”的计划, 温泉要实现自己的价值, 她讨厌束缚, 很想突破人与人之间的伪善, 李志祥的出现恰好迎合了她的反叛心理。温泉在医院的两个月里, 体会到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丑恶。随后的在职护士培训, 那里形形色色的人让她看清并学会了很多, 后来她采取极端的手段夺回爱人的举动便已经转向了“魔鬼”。
最后是“魔鬼”的终结。肖景和温泉, 两个“天使”般的女孩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 而最终变成了“魔鬼”, 透过她们的语言和行为,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少女内心的叛逆, 同时, 更多的是对自由的渴望, 对生活的一种向往, 一个向往无拘无束的演唱生活, 一个是想得到自己心爱的人。他们都没有错, 可是错的是什么呢?这种悲剧性的人物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不仅仅在于她们惊人的变化, 而更应该在于她的社会作用, 在于她所引发的人们对于社会, 对于教育的反省与思考。从始至终, 她们只是想摆脱束缚, 反抗生活, 追求自由, 原本怯懦娇弱的女孩成为了一个令人恐惧的魔女, 两个文本的设置与结局, 让读者的思维受到了极大的挫折, 内心产生了扭曲的感觉, 犹如晴空中一道闪电令人惊醒与觉悟。
其实“她们即非“天使”、又非“妖妇”, 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 敢爱敢恨的个性女人。” (2) 池莉赋予了她们超越世俗的生存方式和对于宿命的无奈, 这样的人物使作品的内容更加充实而富有张力。
二、“天使→魔鬼”的共性特征
肖景和温泉, 是“天使→魔鬼”的典型形象, 无论是表面的刻画, 还是蜕变后的形象塑造, 都不难发现许多共性特征, 这种共性可以使接受者在作品中穿梭, 形成一种对比和影射, 从而达到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第一是反叛与颠覆。肖景和温泉都体现了反叛精神与颠覆意识, 作者在文本中为读者预设挫折, 使读者在情感和思维模式上都得到了强烈的冲击, 让读者的精神世界异化后再接受的文本, 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当读者作为阅读主体走进文本时, 他的期待视野没有得到完整的实现, 相反却被颠覆了, 这时读者更愿意以冷眼去审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无论是肖景, 还是温泉, 她们本应该成为乖乖女, 从传统意义上讲, 即使她们不够优秀, 但也绝不会有文中的结局, 但是恰恰在某种原因的作用下她们内心的反抗意识被激发, 由“天使”变成了“魔鬼”, 完全打破人们的模式化认识, 这种感觉在读者作为接受主体时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在情感上容易受到挫折从而引起更深刻的思考。
第二是真实与荒诞。池莉的新小说美学内涵所追求的是对传统小说美学的撕裂与背叛。在这两部作品中也表现出这一点——真实与荒诞。以真实生活为基础, 从而建造起合乎常理而又超出想象的受挫人物与场面, 增强小说的吸引力。
肖景是理想与现实生活完全背离, 梦想得不到尊重而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 为此造就了看似荒诞的“巴音”, 而巴音则是一种更荒诞的真实。温泉是因为偶然间生活环境的变化, 接触的人的变化, 让她慢慢敢于把内心的叛逆外化出来, 因此她所表现出来的荒诞正是她自己生活的一种颠覆, 她从一个虚伪中逃脱出来, 使自己变得真实, 这种时代的变迁与人性的蜕变使人更趋于真实, 与此同时, 表现出来的就更近于荒诞。
第三是完美与缺憾。池莉笔下的这两个女孩在追求理想与幸福的结局上是完美的, 而在完美之中却包含着缺憾, 这是无法弥补和难以平衡的, 它便是二人与家庭和父母的背离与绝裂。
肖景, 追求个性解放, 追求现代生活, 她所向往的是当歌星, 而不是大学生, 这种荒谬的对比使这个主人公本身成就了一种惊心动魄的缺憾美, 她的消失则是与父母的彻底绝裂, 她的父亲也被她的行为气死了, 她失去了最基本的亲情, 这是肖景追求她的完美生活所必须付出的惨痛代价与必然的缺憾。温泉, 原本令人羡慕的女孩, 是社会和生活教她接受了反常规的手段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最终, 她被家人拒之门外, 她失去了亲情, 这种亲情的消逝换来了爱情的美满, 对于温泉的追求是完美的, 但却造就了一种亲情的缺憾。
最后是熟悉与陌生。池莉所描写的常常是人们所熟悉的场景与人物, 如果顺向发展则显得无趣, 也失去很多价值与魅力。池莉则在熟悉中体现出一种陌生化的特征, 以此吸引读者, 也让读者在阅读完文本之后有一种想叹一声的冲动。
肖景与温泉的生活环境与家庭背景给人们一种熟悉感, 它使人们产生了常理下的期待视野, 而她们的蜕变则成就了陌生化, 它源自文本, 也源自千万读者的内心, 读者看到的是意外的结局, 两位女孩大胆突破和勇敢挑战, 这种精神具有强烈的陌生化特征, 在人们的阅读中形成了情感与思维上的阻拒性, 这种阻拒性正是这两部小说十分突出的地方, 耐人寻味, 引发人对生活对境遇的思虑。给接受者一种打碎美好的挫败感, 使得人们可以异常清醒的去审视作品, 品味人生。
参考文献
[1].《池莉文集》, 池莉,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1998
[2].《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 童庆炳,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3].《悲剧心理学》, 朱光潜,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