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费者概念辨析

金融消费者概念辨析（精选4篇）

金融消费者概念辨析 篇1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梳理:诸说与立法

(一) 金融消费者概念:学者观点及主要争议

在国内, 已经有学者对金融消费者问题进行研究, 并就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援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定义。有的学者根据金融交易双方法律关系效力形式进行定义。有的学者从个人的金融需求角度界定了金融消费者。可见, 理论界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定,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金融消费者保护离不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明晰。由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我国在1993年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鉴于消费者因其特殊的市场地位而获得了特殊的法律地位, 并依此来确认一个群体可以享受特殊的法律保护。2000年英国指定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2000) 最早提出“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比消费者的提法晚了近一个世纪。对于金融消费者, 我国没有专门的立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尚不完善。随着金融市场的日益专业化和复杂化特别是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大量出现, 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不断凸显, 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逐渐提上日程。

其中, 学术界对于金融消费者主体范围的界定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倾向于社会个体或自然人, 并受《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基本民商事法律调整, 对于以保护弱势地位为导向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样适用于金融消费者。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消费者不应局限于自然人, 还应该包括组织消费者。因为对拥有高度专业化的金融机构而言, 团体消费者也并不能摆脱消费者的根本属性, 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二) 金融消费者概念: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评述

1. 美国

美国在1999年出台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 金融消费者是普通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特别延伸, 特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关系并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2009年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 对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 CFPA) 的法律地位及其职责进行了专门规定。该机构的努力的方向之一就是要保护消费者 (consumer) 和投资者 (investor) 。

2. 日本

日本在2001年4月实施的《金融商品销售法》规定, 该法案重点关注的对象为信息不对称中的弱势一方, 概括规定了凡是属于“资讯弱势”一方的金融商品买受者都称之为消费者就是所称的金融消费者。换言之, 在金融服务中, 相对于金融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拥有的专业金融知识, 自然人或法人作为交易的另一方当事人, 一般都属于信息弱势的一方。

3. 中国台湾地区

2011年6月台湾地区颁布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是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大突破, 其也作为其三次金融改革的重要举措予以推进。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特别规范了“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概念, 设置了合理化的争端解决机构, 这对大陆的金融服务也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该法案将“金融消费者”的定义为“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 这个提法极大地促进了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二、金融消费者概念:围绕诸说与立法的概念辨析

(一) 与普通消费者的界限

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引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 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金融消费者是指购买和使用金融消费服务类产品的特定人群, 它扩大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涵。同时, 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和金融消费理念的深入, 以业务领域区分消费者身份的方式逐渐淡化, 从其特定含义出发, 区分相关概念趋向融合, 使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限逐渐清晰。

一般认为, 金融消费者指的是传统上消费者的概念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延伸和演化, 泛指与金融服务机构确立金融交易或服务合同关系, 享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金融消费者与普通消费者的界限可从四个方面探讨:

首先, 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商品或者享受服务的消费行为会导致当前的现金流动, 而且还直接关系着将来的现金收入或支出, 并且为未来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风险, 这种不确定性包括可能是不确定的收益, 也有可能是不可预知的风险, 产生极大的负外部性。

其次, 金融商品生而具有无形性。即便金融机构一方提供了商品的所有信息, 也无法通过一般情况判断金融服务的质量。如果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或有关风险的信息, 金融消费者则极易遭受损失。

再次, 金融产品虽然涉及盈利, 但对于金融消费者而言, 其投资购买金融类产品, 主要是为个人或家庭对于未来的生活性消费。不同于专业的金融投资机构高风险高利润的投资行为, 也不同于普通消费者的购买使用目的, 金融消费品有更强的安全性需求。

最后, 金融消费者因为金融商品的无形性、专业性、高风险性等特点, 在交易中与卖方处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金融商品的高度专业性对消费者的专业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但是, 由于个人的知识水平有限, 仅靠自身的力量, 很难正确有效地把握金融商品的重要信息和规避不适当的风险。

(二) 金融消费者的主体是否仅局限于自然人

笔者赞成金融消费者的主体范围的界定上应归类为社会个体或自然人。因为自然人在信息不对称在金融交易中, 与金融机构相比显然处于不公平的弱势地位, 合法权益并不容易得到有效保障, 这就需要立法给予其倾斜性配置和保护。而相对于自然人的法人组织, 实力要远甚于自然人, 并不需要法律给予特别对待。如证券投资基金, 由于自身资金实力雄厚、管理科学、具有很强的盈利能力, 其地位显然不属于弱者, 不需要额外的倾向性保护

(三) 自然人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范畴

台湾学者赖源河教授提出, 金融消费者指“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 不包括专业投资机构与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 是与金融投资者相区别的, “金融服务消费”并不是人类生存和延续的必需消费。金融投资者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得投资收益, 适用风险自负原则。相反, 也有学者认为把自然人投资者排除在金融消费者之外是过于狭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最终目标在于对在金融服务关系中因信息不对称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进行倾斜性配置保护, 以平衡交易中不恰当的利益失衡。

(四) 本文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判断标准和界定

本文认为, 以在金融服务关系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处于弱势地位作为金融消费者的评判依据比较为合理。金融消费者应该满足一下几点要求: (1) 从所处地位上看, 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弱势地位是判断金融消费者的最重要的标准; (2) 从主体范围的界定上看, 金融消费者仅限于自然人; (3) 金融消费者应该包括自然人投资者, 因为在现实环境中, 满足信息的对称性、投资者的适当性和监管的正当性这三个前提下, 金融投资者身份地位已发生改变。

综上, 本文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是:因信息不对称处于弱势地位的, 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 包括自然人投资者。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在我国的价值功能

(一) 从我国有关金融消费者的现行立法看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目前,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所以, 金融消费者相关立法要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很好对接。而实践中, 银监会己经将银行客户称为“金融消费者”。自2008年开始, 保监会也开始使用消费者、保险消费者的概念。在我国证券投资领域, 自然人参与者的身份仍然为“投资者”, 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实践中并没有给予“投资者”以明确的消费者地位。

(二) 借鉴成功立法经验, 促进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相关立法准确

如上文所述, 国际间金融监管和金融法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投资者保护提升为金融消费者加以保护。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存在特殊性, 与国外金融消费者又有所不同。但从国际的立法趋势和我国金融业的长远发展来看, 我国目前的金融现状需要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其范围当中, 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当作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我国台湾地区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 设立专门实施机构, 设计纠纷解决机制, 完善一系列监管立法, 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消费中不公平和金融欺诈, 对我国大陆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建构有了新的启迪。

(三) 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 明晰金融消费者概念

1. 明确赋予一行三会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职能

随着我国保护意识的加强, 我国大陆目前没有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 “三会”是金融监管部门主力, 而“三会”处于诸家并立、分而治之的境地。这种分头立法的方法必然导致业务规范之间不一致, 削弱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央行曾提出效仿美联储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设想, 但该设想在业内始终未被全面认同。从目前推出的结果看, 最终仍是沿用了“一加三”的分业管理框架。笔者认为, 较为有效的做法是明确赋予“一行三会”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其中, 可先在央行内部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或者金融消费者保护中心, 开通金融消费者保护投诉热线, 由其专司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

2. 建立金融审判庭, 在司法上对金融消费者诉讼主体地位的确认

金融审判庭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审理涉及银行、保险、证!和基金等方面的金融民商案件, 对基层法院的金融案件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向金融机构发布审判信息、典型案例、提出司法建议、开展有关金融的法制教育与学术交流。上海是我国第一家设立专业的金融审判庭的地区。笔者认为, 建立金融审判庭, 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确立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将金融消费者作为特殊的一类市场主体加以司法保护, 并结合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来建构更具公正的金融司法审判制度。

摘要：在日益强调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大环境下, 界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十分重要。目前而言, “金融消费者”概念尚未引入到我国的法律文本中, 故学术界对其概念的界定均未形成统一观点。本文首先梳理了学术界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识, 并结合对国外相关立法例的借鉴和梳理, 提出了本文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看法, 并且探讨了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完善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价值功能。

关键词：金融消费,概念,金融投资者,制度价值

“环境金融”关联概念之辨析 篇2

关键词：环境金融,利益兼容性,战略治理性

一、引言

金融资本介入环境领域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兴起的环境治理运动, 最初是从对环境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和项目融资开始的。环境金融与环境治理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末,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1992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纲领性文件《21世纪议程》为金融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20世纪90年代,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推出了《银行界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在国际范围内, 世界各国的政府、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在环境金融领域都进行过很多尝试, 直到1997年国际上才正式提出了“环境金融”的概念。在我国, 自2005年特别是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2年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与美现中国构想”后, 关于金融业发展的理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可持续发展这一源自环境法的基本理念被逐步吸纳到金融等其他社会领域,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权衡的因素。

环境金融是以环境要素或环境产权等基础资产作为金融交易标的, 旨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又能带动新的经济增长的经济利益与环境治理相结合的金融创新机制, 是环境治理经济手段中的一项重要金融工具。环境金融是用环境价值量或经济价值量对自然资源存量或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损失通过评估测算进行计量, 或直接表现为可交易的环境产权, 运用于金融资源配置、金融活动评价等领域来防治环境污染、管理环境风险, 达到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实现环境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最终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是金融业根据环境产业的发展与环境治理的需求而进行的金融创新。环境金融是将环境要素的价值以信用货币、有价证券等方式进行量化并拿到金融市场中进行交易, 将环境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这种转化的实质就是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行为中获利, 它改变了过去的以污染环境、耗损资源来获利的模式, 是一种新的互利型的环境治理工具。

二、环境金融与绿色金融

2007年我国开始有了环境金融的实践, 首次提出了“绿色信贷”、“环境保险”、“环境证券”的环境金融体系。环境金融是金融与环境的结合, 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存在着各种不一的称呼, 如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生态金融、气候金融和环保金融等。本文取“环境金融”并认为“环境金融”的表述比“绿色金融”等更为准确。“绿色金融”这类概念更多表达的是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对金融业的影响, 其主要表现是特别针对金融业的绿色信贷业务, 它是从发展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角度出发, 透过金融业的相关业务创新及管理方式的改变, 是从金融业发展本身出发研究如何避免因环境问题而造成的对金融行业发展的不利影响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减少和抵消金融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其落脚点在于对金融行业自身进行“绿化”;在实践层面, 绿色金融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很多情况下, 只是金融业在面对环境保护压力时不得不采取的形式上的“漂绿”, 并且目前国内谈及的“绿色金融”等大多局限于“绿色信贷”, 即通过银行发放贷款的环境审批来限制污染企业的融资, 其内涵与外延都明显小于囊括但不限于投融资、环境信托、环境基金与保险、环境资本证券化与环境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环境金融”、“绿色金融”等概念只能是“环境金融”的组成部分之一。

而环境金融则侧重于对金融产生影响的环境要素, 以及这些要素与金融手段相结合后形成的以环境产权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及市场体系, 其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和环境利益会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所有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从简单的提高能效, 到嵌入更高决策层的环境问题、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多个因素。此外, 将环境金融纳入环境治理领域则其赋予了其更多的环境功能与社会价值, 它将成为环境治理的新型工具, 即把金融创新机制引入环境治理, 使之发挥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共进及风险分担的功能。无论何种称谓, 本质上都是将金融手段作用于环境保护, 使金融在环境保护中创造新的盈利模式、业务创新和制度安排, 最终作用于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环境金融不仅是经济学、金融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也应当被法学、环境法学更多地关注, 从而拓宽经济学与法学在环境金融领域的对话与交流。

三、环境金融与碳金融

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环境金融领域应用最广、被讨论最多的环境金融类型之一。无论从碳金融内在的发展逻辑还是从其历史演变进程来看, 碳金融都代表了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 是环境金融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经过实践而延伸出的下位概念。

从二者的内在发展逻辑来看, 工业革命以来环境问题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日益恶化的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尖锐化, 如何将这种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是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及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与焦点。排放权交易的产生直接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环境金融研究的兴起, 大多数学者都一致认同环境金融是金融业根据环境产业的需求而进行的金融创新, 是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的融资行为或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 环境金融逐渐发展成为环境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20世纪90年代后, 由于气候问题及温室气体减排成为国际社会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国际环境第一课题, 从而直接推动了全球碳市场与碳金融的形成与发展。国际社会的碳金融实践始于1999年, 迄今已经历了10多年的发展, 其构建也是以对环境经济学与环境金融的研究为基础的。以索尼亚·拉巴特和罗德尼·怀特为代表的学者开辟了环境金融的研究新方向, 即碳金融。按照两位教授的观点, 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 探讨与碳限制有关的社会财务风险和机会, 提供和应用市场机制转移环境风险和促进环境目标的实现方案。碳金融是环境金融在一个二氧化碳与其他温室气体存在可交易的排放许可的世界里的新发展, 已经成为环境金融中首屈一指的发展模式。

因此, 在国外的学术研究中, 碳金融是从环境金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延伸出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逐步揭示出金融工具及金融市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这就是金融的投融资作用及金融对环境风险的管理作用。

四、环境金融的特征

环境金融作为一项以治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的金融创新, 有着其特定的属性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通过对目前已经广泛存在的环境金融参与到环境产业中的实践及环境金融的相关理论的研究, 笔者认为环境金融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利益兼容性、战略治理性、高风险性及国际性。

(一) 利益兼容性

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环境容量不足等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大问题。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产生了对立甚至冲突。基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世界各国都制定了环境保护的政策与法律, 其核心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利益。虽然环境法也强调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原则, 也制定了多项环境经济调节手段如环境税费政策等, 但在实践中仍然难以达到经济与环境保护共同发展的目标。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 其涉及各种利益类型, 要构建环境利益的协调机制则需要协调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 如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区域间、各行政部门间、地区间、行业间的利益矛盾, 这些矛盾的存在导致要实现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及其他社会利益的兼容与共进有较多阻碍。这种“利益的不兼容”也是我国当前环境资源管理及向环境治理过渡过程中较为突出的矛盾之一。环境金融不仅是一种治理手段的创新, 更是利益的创新。它是现代金融业与环境治理共同发展的新产物, 不仅是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延伸和扩展, 也是一种新的环境保护手段和利益增进机制。环境金融是建立在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公益性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增进的利益兼容性之上的。

所谓利益兼容性是指环境金融不同于与以往的环境保护调节手段中的“放缓经济增长”, 强调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以至要求经济利益让位于环境利益, 长远利益让位于短期GDP增长等诸多环保优先的表现方式。环境金融的优势就在于可以同时容纳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的双重甚至是多重要求, 这是由金融市场的规律决定的。融资的目的就是产生经济效益, 使各项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而环境金融不仅包括了对经济利益的期权, 还融入了环境保护这一目的, 使得这两种利益可以兼容并且均衡。这种利益兼容性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 只有达成利益的兼容才能减少矛盾与冲突, 这既符合环境伦理与经济伦理, 也与市场规律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相一致。

这种利益相融性在环境金融的市场体系与机制较为完善的情形下, 特别是企业与政府行为具备充分合理性的条件下, 通过金融手段的调控, 能够促使污染者注重环境成本的测算, 采用最佳污染控制方式, 既有利于污染治理, 又能获得相应经济效益。

(二) 战略治理性

环境金融是多元化多层次的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一环, 是治理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运用之一, 是以管理为主导的政府垄断模式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的战略转变在金融机制上的体现。

金融手段本身具有较强的预测性。以投融资信贷为例, 一般来说企业的信贷申请在前, 污染行为在后, 环境金融的优势则在于可以于信贷投资前进行环境可行性评估, 充分运用金融对资本的调控力度, 对那些有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或项目不给予贷款, 使其难以投入生产,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避免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这种预测性不仅可以作用于具体金融项目或行为, 还可以在政策制定领域发挥一定的作用。通过金融机制引导资金流向, 有利于转变经济和能源结构, 使环境经济政策目标向以预防为主的较高阶段扩展, 因而具有一定的战略性。

环境治理所强调的环境公益本质上是一个多方参与、协调合作的涵盖民众观点多元性和身份复杂性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传统法学研究及社会实践对于环境问题的内部化, 通常采用经济调节杠杆, 如征收环境税、生态税、排污费和补偿费等, 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和自然资源的复杂性使得某些环境要素难以进入市场, 而这类“市场刺激”使环境要素能够进入市场自由流通, 但由于产权关系不明确, 仅靠一般的经济杠杆调节环境利益其实质还是行政权对环境资源和利益的配置, 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府干与行为, 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调节, 因而其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

而环境金融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作为一种全新的交易方式, 一方面环境金融强调市场化的参与, 是典型的环境公共物品与私权属性重叠的交易;另一方面, 环境金融交易产生的资产收入, 无论是碳交易还是其他环境金融衍生品, 都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大背景下演变而来, 带有浓厚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变迁与角力的多重色彩。它不仅是一项经济行为、一种以环境为参与要素的特殊交易, 更是一种宝贵的战略资源, 对于全球环境治理而言如是, 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如何把握环境金融的发展使其带动环境治理的完善、如何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施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而不至于成为这场由西方发达国家发起的“气候游戏”中的被动方而被驱逐出核心利益圈, 都需要全盘考虑以上诸多因素, 这也是环境金融对人类发出的挑战。因此, 高度的战略性与治理性构成了环境金融的主要特征。

(三) 国际性

全球金融一体化和经济金融化已经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并且程度日益加深。跨国的国际金融活动愈加频繁, 国与国的经济交往除了国际贸易这种传统形式以外, 国际间的金融合作也日益成为国际经济交往的主题之一, 其影响更为巨大。

一方面, 金融业本身在走向国际化, 以市场为依托进行的金融活动需要进入更宽广的领域, 即国际金融市场, 越来越多的跨国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纷纷涌现;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本身的国际性与全球性决定了这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并且需要多方合作才能控制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 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变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这决定了环境金融具有全球跨度的特征;其次, 从经济学上看, 低碳减排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替代关系, 意味着各大国之间在气候治理问题上会展开激烈的政治、经济博弈;最后, 应对气候问题的治理原则是在降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达到平衡, 这一点也正是环境金融的功能所在, 而气候变化对全世界的影响都是广泛而深远的, 其治理过程也是长期性的。在这种背景下, 加之全球化和国际化步伐的加速、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后现代化思潮的不断扩散、市民社会的逐步崛起及现代民主化的进程的推进, 环境这种特殊的公益也不再只属于国家的管辖范畴, 金融业更不可能只局限于一国范围。由此可见, 环境金融的国际性从其产生之日就已形成。

(四) 高风险性

金融本身就是高风险的行业, 这种高度货币化的信用体系决定了它的不确定性和投机因素的存在。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资本国际化的大趋势下, 它不仅关系到单个投资者的利益, 还关系到一国甚至全球经济的稳定。金融工具交易盈亏的不稳定性是金融业高风险的重要原因。金融行业的交易方是通过对利率、汇率、股价等因素变动趋势的预测, 按照一定的条件进行交易或选择是否交易, 无论哪一种金融工具, 都会影响交易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者未来时间点上的现金流, 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 运用金融工具的交易后果取决于交易者对多种因素的预测和判断。在收益可能成倍放大的同时, 投资者所承受的风险与损失也会成倍放大。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金融风险, 发展中国家尤其要高度重视和警惕。

环境金融作为一种新的金融交易形式, 在享有金融系统融资优势和风险转移与分担功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备了高风险的特征。这种风险性表现为受政策、制度、政治、市场投资需求、通胀风险、利率汇率变动、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等。我国的环境金融和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 还处于起步阶段, 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和行业规则对交易主体、交易项目等法律关系进行调整, 对环境金融的监督管理也缺乏约束机制。市场的自律作用越得不到发挥, 环境金融的风险也就越高。

随着排污权交易等环境经济行为的增加, 金融机构可在排放权证交易中充当媒介。环境金融扩大了金融业的产品范围, 如环境基金、环境保险、可持续发展项目投融资和环境信托等, 也就是说环保产业的发展也为金融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除此之外, 金融机构通过提供绿色环保的投资产品, 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利益, 还能为自身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环境金融产品的推广与开发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推进社会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的理想局面迈进。

参考文献

[1]索尼亚·拉巴特, 罗德尼·怀特.碳金融[M].王震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0.

[2]谢红宇.构建我国环境资源管理的利益相容机制[J].企业家天地, 2007 (09) .

金融消费者概念辨析 篇3

关键词：消费者,购买者,生活消费,法律适用

1“消费者”概念适用的争议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近几年我国食品药品行业的问题逐渐凸显, 相关领域的民事诉讼呈逐年上升之势。据统计, 仅2010-2012三年期间, 全国法院受理的食品、药品民事纠纷案件多达13216件, 占各类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的6%。与2010年受理的4080件相比, 2011年的受理量上升了9.59%, 为4513件;2012年又同比上升了2.44%, 达到4623件[1]。上述案件中, 除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引发的纠纷之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纠纷源于法律适用上的争议。

在我国, 食品或药品案件关涉到的法律条文比较多, 同时受《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调整, 相关法律条文多有冲突甚至矛盾之处;加之纠纷往往比较复杂, 既涉及人身损害, 也涉及财产损失,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并存, 因而给案件的审理增加了困难。

在这其中, 2012年的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一案带有一定的典型性。2012年5月1日, 原告孙银山在明知某品牌的香肠已过期的情况下仍然购买, 其后以超市销售过期食品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审判过程中被告以原告知假买假, 不具有消费者身份进行抗辩。但法院突破了《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概念的界定, 认定孙银山实施购买商品行为即具备了消费者的身份, 最终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而同年的“丛李松诉慈铭健康体检产品销售者责任”案则进一步肯定了法院对“消费者”概念的扩张性理解。2012年6月2日, 原告丛李松为给其患有癌症的婶婶治病, 根据广告于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潘家园门诊部购买了1盒“神麒口服液”, 后来原告发现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早在同年3月发布的《违法药品广告公告》就将“神麒口服液”的广告认定为虚假广告, 并将其经营机构“慈铭中西医门诊药房”予以标示。丛李松以此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认为潘家园门诊部在广告中夸大药品的适应症和功效, 严重误导和欺骗消费者, 要求其赔偿相关损失。一审法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原告不具备法定的“消费者”身份且相关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 但其后该案经过二审改判, 原告的诉讼请求得以支持。

上述案例在当时都曾引起较大的争议, 其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消费者”概念的适用上。2014年初这两个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五大食品药品典型案件中的两例分别予以公布, 其终审判决直接影响了最高院对消费主体的司法解释。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知假买假的行为不属于生活消费, 不构成消费行为, 当事人因而不能成为消费主体, 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 而上述两个案例的出台则试图突破现有法律的阻碍, 扩展主体的保护范围。有鉴于此,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公布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该规定于2014年3月15日实施, 在其第三条中有关消费主体的适用范围得以明确。

2对“消费者”概念的再界定

所谓“消费者”, 依照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 (2004版) 的解释, 是指“为个人、家庭或家用而非转售目的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个人, 以及为个人目的而非商业目的使用产品的自然人”[2], 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界定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 围绕该定义, 法学界的争议主要有两点:一是消费者的主体是否仅限于自然人, 法人和社会团体是否属于消费者;二是法律仅保护消费者的“生活消费”是否合理以及如何界定“生活消费”。

有关消费者的主体范围, 有学者认为其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 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 应当受合同法调整, 而不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3], 也有学者认为消费者不仅限于自然人, 还应当包括个人、家庭需要或者团体消费[4]。笔者认为, 随着科技的发展, 特别是互联网应用的普及, 将“消费者”的范围仅限于自然人, 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 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 随着产品信息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虽然购买者获取信息的能力有所提升, 但其分析、辨别信息的能力, 却相对有所下降, 普通购买者已经无法靠其自身判断产品的优劣, 购买者与生产者、销售者具有不对等的实力, 且差距不断拉大;其次,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使第三方交易平台的触及面不断扩大, 消费交易的方式, 相较于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传统的货钱当面两清发展为多种交易方式, 如网购、团购等;再次, 消费理念与终端消费主体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消费理念的变化, 对部分商品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存在不同看法, 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 不同经济水平的自然人对生活消费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 如购买电影票并观看电影, 此种消费行为是否属于“生活消费”, 不同群体存在不同意见。终端消费主体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观看电影的终端消费主体, 可以是个人消费、家庭消费, 也可以是团体消费。

当前有关“生活消费”的界定, 理论界主要有主客观一致说、经验法则说[5]、最终消费说[6]等标准。有学者从模糊法学理论的角度, 综合不同因素采取不同的数学模型去探寻“消费者”的本真含义[7]。模糊法学理论认为法律概念都是一个模糊集合。依据模糊法学理论, 消费者的外延具有不确定性, 存在既是消费者又是经营者的情况。笔者认为在实际司法活动中, 上述模糊法学理论对于司法实务中准确使用法律概念的意义不大, 而且模糊法学理论中的模糊性理念也不利于调整和规范社会关系及公民行为并有损法律的权威。

至于对“消费者”认定标准上是否应以“生活消费”为限制, 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的体系下, 将消费者限定为“生活消费”是有必要的。鉴于现有法律已对“消费者”进行了以“生活消费”为构成要件的明确限定, 在立法者未正式启动法律修改程序前, 变更甚至完全否定原法律条文的内容违背了法理, 更会损害法律的权威, 破坏其公信力。当然, 如前所述, 鉴于消费过程中支付方式和终端消费主体的多元化, 以及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不平等地位的不断拉大, 可以考虑在认定“生活消费”时, 采取更加宽泛的标准。

3“购买者”概念的引入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 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 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 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从而将“购买者”的概念正式引入了食品药品案件的审理。经济法律关系中, “购买者”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 此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均使用了“消费者”的称谓, 对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中的“消费者”一词, “购买者”与它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从文理解释方面分析, “购买者”是指实施购买行为的人, 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家庭、公司或者其他组织团体等, 而“消费者”是指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 一般为自然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要以进行“生活消费”为构成要件, 而“购买者”则无此限制, 生产性消费依然可以成立购买行为。

其次, 从司法解释出台的目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出台该司法解释, 其中一个动因就是试图通过引入“购买者”一词, 扩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中“消费者”的适用范畴, 以统一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消费者”身份时处理标准的不统一, 更好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对消费者适用主体范围和生活消费概念的争议, 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之初持续至今。它直接导致地方法院处理相关争议时面临适用标准上的困难, 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引入购买者概念, 正是希望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中尚未纳入的单位、团体等主体一并引入消费者的范畴中, 对这类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提供法律上的支持。

此外, 随着消费理念的变化, 判定当事人购买某商品的行为是否属于生活消费更加困难, 过去的判定标准如主客观一致说、经验法则说等凸显出其局限性。最高法通过“购买者”概念的引入, 一方面扩大了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另一方面也间接地给予了法院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允许法官根据社会生活经验、价值观对具体案件进行判断, 以确定当事人购买商品的目的及其身份。换言之, 最高院此举意味着对过去“经验法则说”等判定标准的扩充与修正。

需要说明的是, 最高院的《规定》中, 除第三条使用了“购买者”一词外, 其他条文普遍使用的是“消费者”一词, 由此推之, 该司法解释间接采纳了广义消费者的概念, 从而使消费者与购买者在内涵与外延上趋于统一。这就意味着, 作为“消费者”构成要件中的“生活消费”的认定标准, 事实上得以扩大, 对过去被排除在消费行为之外的所谓“知假买假”的行为, 纳入到了生活消费中。虽然这增加了购买者以此为据提起恶意诉讼的风险, 但相对于国家对食品药品安全的保障以及健康、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的维护, 显然法律更偏重于后者。

4使用不同称谓引发的问题

出于强化对食品药品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最高院把知假买假者纳入民事赔偿求偿权的主体, 但“消费者”与“购买者”概念的并存, 可能引发适用该司法解释时的新问题:不排除有地方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对上述两个概念仍然区别对待, 进而使对消费者的理解又回归到狭义的层面上, 从而违背了司法解释的初衷。例如, 对《规定》第四条“食品、药品生产者、销售者提供给消费者的食品或者药品的赠品发生质量安全问题, 造成消费者损害, 消费者主张权利, 生产者、销售者以消费者未对赠品支付对价为由进行免责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有人认为此处的权利主体既然被表述为“消费者”而非“购买者”, 就意味着对于不是用于个人消费的购买者而言, 若其接受的赠品有瑕疵而导致其本人之外的人受损害的, 购买者不能主张权利;而受害人则因与食品药品生产者、销售者之间无合同存在, 只能主张产品责任而无权提起合同之诉。

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规定》中相关概念的适用, 并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做出原则性规定, 从而统一法院的审判标准。同时在认定“生活消费”时, 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 使其能够灵活应对食品药品消费案件中出现的新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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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际春主编.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645.

[3]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J].政治与法律, 2002, 02:6.

[4]杨立新.消法关于消费者概念的规定应当修改[J].中国审判, 2013, 06:24-25.

[5]梁慧星.怎样学习法律——从法律的性质谈起[EB/OL].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 ID=29281, 2005-05-12/2014-04-05.

[6]王晓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概念的界定[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0, 01:75-87.

论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涵义 篇4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

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如何进行保护是发展金融业的与开展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但是什么是金融消费者呢? 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 本文谈点看法, 希望有助于金融制度建设。

一、金融消费者的定义

金融消费者保护已经成为各界热议的一个问题, 但什么是金融消费者, 有什么样的内涵和外延, 一直没有法律规定,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难题。什么是“消费者”或“金融消费者”? 在《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法律条文中中均没有具体的规定。然而, 在一些文件中有关于金融消费者的一些内容。但是, 这些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都没有给“金融消费者”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只是提到关于“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内容, 没有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用在具体权利义务规范中, “客户”“投资者”之类的传统概念仍旧被沿用。近年来,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出台了众多规章制度,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2013 年8月银监会印发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第3 条对“银行业消费者”下了定义, 即“银行业消费者是指购买或使用银行业产品和接受银行业服务的自然人。根据我的观点, 这个定义有局限和不合理的地方。一是其他金融消费者 ( 如保险消费者、证券消费者) 的定义不能根据此类推作出; 二是根据这个定义, 法人被排除在银行消费者之外, 解释不通。哪怕是设立了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的保监会, 也没有轻易为“保险消费者”下定义。但是规定了其范围。2013 年7 月发布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43 条第2 款规定: “保险消费者, 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据此规定可以看出, 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按照现行《保险法》, 既可以是自然人, 更可以是法人。证监会通常沿用“投资者”的称谓, 但是偶尔会使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并且有一个突破, 就是将投资者划进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之中。由此可见, 金融消费者如何界定, 是一个需要经过研究与探讨的问题。[1,2]

如何对一个法律概念进行科学界定, 需要分析该概念所涉及领域, 并且联系现在, 展望未来。据此, 对金融消费者下定义的时候, 应当联系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现实, 从而使法律的社会规范作用更好的得到发挥, 展望金融消费者发展的未来, 从而使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得到发挥。我们认为, 作为消费者, 从法律意义上讲, 消费者应该是为个人的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社会成员。自然人是消费者的主体; 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是消费者的行为; 为了生活需要是消费者目的。这些是消费者的构成要素。根据这些, 可以下定义: 金融消费者是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

二、金融消费者的内涵

依据上述定义, 金融消费者的主体包括自然人而不包括机构或单位, 消费商品或服务包括存款、贷款、股票、基金、债券等一般性的金融产品, 其中的一些金融产品具有投资风险, 但不包括高风险的金融产品。

( 一) 金融消费者的主体包括自然人而不包括机构或单位。为什么金融消费者的主体是自然人而不包括机构? 因为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这是消费者保护法制定的理论依据, 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自然人。因为金融机构相对于自然人, 地位较为强势。[3]

( 二) 金融消费者的消费商品或服务包括存款、贷款、股票、基金、债券等, 即一般性的金融产品。然而“金融消费者”并不包括所有的金融产品购买者和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人。“金融消费者”是否包括具有投资性的金融产品购买人? 这是各界学者对金融消费节进行界定所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典型投资行为如投资股票、基金、债券等, 获得资金增值或资本收益是这些行为的直接目的。但在金融制度中页有必要列入消费者保护。因为生活消费的范畴应当包括个人所参与的中低风险投资行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金融业也在不断的发展普通百姓。伴随而来的是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普通家庭也顺应社会历史的浪潮, 将家里的积蓄拿出, 不再是存在银行用于储蓄, 更多的将金钱投入证券, 基金, 保险等金融产品当中自然人的投资行为与金融机构有明显的不同。金融机构是盈利性组织, 而自然人的投资主要是出于生活消费的需要。并且自然人投资的消费品主要是低风险的一些投资。个人和家庭购买金融产品, 目的还是用于家庭的生活消费。并且普通百姓凭借生活常识很难把握金融商品的内容, 哪怕是较低风险的金融商品。金融机构比起金融消费者, 更有专业性, 技术性。因此, 自然人处于弱势地位, 需要得到保护。

( 三) 金融消费者的消费商品或服务不包括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即使金融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仍然要遵循“买者自负原则”。法律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应当仅限于矫正消费者在交易能力上的弱势地位, 以保证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在实质公平的前提下发生交易关系; 而不应当延伸到消费者因从事该金融商品交易而可能面对的结果。[4]因此一些高风险的投资产品, 尤其是存在市场准入门槛的产品, 需要被排除在外。否则将使消费者长时间保持不成熟状态, 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无益。

( 四) 金融消费者包括潜在金融消费需求者。长期以来, 我们都将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单纯视为民商事主体并赋予其交易对象自由选择权, 基于自身商业利益最大化考虑, 金融机构往往任意设置交易条件, 在事实上将部分金融消费需求者排斥在外。[5]即“金融排斥”。这使得本就处于弱势的部分群体丧失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机会。将潜在金融消费需求者纳入金融消费者外延范畴, 是实现“金融包容”的重要途径, 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至关重要。

( 五) 金融消费者包括金融机构曾经的个人客户。客户与金融机构在交易完成后, 业务关系解除, 但是这并不表明客户的权益在这之后不会受到金融机构的侵害。客户在和金融机构进行交易时往往会留下详细的个人信息, 尤其是保险行业, 保险合同的签订往往是建立于对客户情况进行的全面的调查。交易虽然完成, 但这些信息并不会随之在金融机构消失。反而有可能遭到泄露甚至被金融机构滥用。金融消费者有必要涵盖金融机构曾经的个人客户。

三、金融消费者的具体类型

金融消费者的具体类型旨在指出哪些人群属于金融消费者, 哪些应当被排除在外。从而对不同类型群体采取不同的保护。笔者试图分别对不同金融行业消费者现状分析, 明确金融消费者具体类型。

( 一) 银行业消费者。银行业消费者从个人层面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存款人、理财产品购买者。银行业消费者和银行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平等问题。由于银行业的垄断经营, 银行业消费者对银行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二者地位极不平等; 另一方面, 银行产品复杂难懂专业性强, 并且银行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很难客观、全面、公正、及时地披露金融信息, [6]导致消费者和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除此之外, 银行和消费者之间风险和收益的承担也不平衡。以上三个方面表明, 银行业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应当纳入金融消费者范围。个人还可能出于生产生活的目的而向银行进行借贷, 并向银行支付一定的贷款利息, 但无论从资产实力还是信息量都处于弱势地位, 需要立法对其倾斜保护, 属于金融消费者范围。[7]

( 二) 保险消费者。保险可以分为人身保险、财产保险两种类别, 自然人是保险的主要购买主体。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可能遭遇到不可知风险, 保险就是投保人为保护自己和家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所采取的对可能发生的风险的积极预防措施。但是在保险市场中, 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 投保人的利益极易受到侵害。比如, 保险人故意隐瞒产品的缺陷和风险错误引导投保人投保以实现营利目的; 在权益受到损害时, 由于理赔程序相当复杂, 投保人必须为此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虽然《保险法》对保险人的行为做出了规范, 但是《保险法》以维持保险行业的稳定为首要目的, 同时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和保险人的趋利性, 事实上总是存在着漏网之鱼。所以保险业消费者更加适合作为金融消费者进行倾斜性保护。

( 三) 证券业消费者。现今, 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之间界限越发模糊, 证券业尤为明显。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经常是依靠基金经理人等金融服务者进行的。但是中国当今的模式中, 这类人的收入和个人投资者的损益无关, 也就是消费者无论是赚是赔, 他们的酬劳都是一定的。这样的机制对证券服务者的投资行为采取了放任态度。在这种模式下, 个人投资者演变成一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接受者, 而不是直接投资者, 投资者身份事实上有名无实。面对这样的情况, 个人投资者纳入金融消费者范围内进行专门保护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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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东.论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J].法学家, 2014 (5) :64-76.

[3]蓝寿荣, 周艳芳.论消费者倾斜性保护的逻辑[J].南昌大学学报, 2015 (3)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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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0, 8, 12 (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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