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叙事视角与聚焦

新闻的叙事视角与聚焦（精选4篇）

新闻的叙事视角与聚焦 篇1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叙事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诸多理论被其他学科所借鉴,并在与一些学科的结合中逐渐衍生出一些新的学科,新闻叙事学便是其中之一。美国当代叙述学家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就认为新闻不仅是叙述,还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人们接触最多的一种叙述方式;热内特也把新闻叙事同史学、传记、日记、公安报告、司法陈述、日常叙事等一起称为纪实性叙述,可见我国学者把新闻当做叙述看待,并不是无本之木。新闻叙事学的出现也是叙事学理论跨学科的表现。目前代表性的论文和著作主要有范步淹之《新闻叙事学刍议》,杨先顺之《试论新闻的写作角度》,曾庆香之《新闻叙事学》,何纯之《新闻叙事学》等,由此可见新闻叙事学应该是一个具有学科前沿性和研究前景的“未来”的显学。

作为叙事学意义上的新闻叙述,旨在对新闻写作和新闻文本进行研究,沿用的是叙事学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即叙事主体、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由此相应出现了新闻叙事主体,即新闻叙事视角与新闻叙事结构的概念,在新闻叙事学中,这三者作为二次定义的概念,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在新闻作品中,客观事实的叙事者并不完全等于写作新闻的记者,新闻的叙事主体主要由记者和新闻事件中的人物构成;所谓新闻叙事视角就是作为文本的新闻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也是记者决定采取何种口吻和身份来叙述某一新闻事件,是选择形式技巧的角度,由于记者的不同,观察事物的位置不同,解释这些事实所持的立场不同,呈现在记者面前的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也就有所不同,由此产生的新闻文本可能就千差万别,作为话语或者文本的新闻也才有真实与不真实、客观与不客观的分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新闻文本的特殊性,视角的不同是新闻文本之间最根本的不同;而新闻叙事结构按台湾学者蔡琰、臧国仁的说法就是故事和论述两个部分;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中也认为新闻结构由概述、事件、背景、后果、评论等几个部分构成。总之,新闻叙事主体与视角成为新闻叙事学中主要的关注点,如果把新闻叙事视角与叙事学的理论相对应,则可分为以下几种:

全知全能视角。冯·麦特尔·艾姆斯在《小说美学》中说:“一般的方法是这样:无所不知的作者不断地插入到故事中来,告诉读者知道的东西。这种过程的不真实性,往往破坏了故事的幻觉。除非作者本人的风度极为有趣,否则他的介入是不受欢迎的。”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中说:“他可以用第三人称写作,做一个‘全知全能’的作家。这无疑是传统的和‘自然的’叙述模式。作者出现在他的作品旁边,就像一个演讲者伴随着幻灯片或纪录片进行讲解一样。”

全知全能视角的新闻报道方式,是记者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声音,仿佛报道的一切都是记者个人意识的体现。在这种新闻叙事形态下,报道大多是封闭的,新闻报道结构比较呆板,时空基本按照自然时序延伸扩展或改变,缺少腾挪跌宕;加之是“全知”的叙事,留给读者再创造的余地十分有限,读者是在被迫接受新闻叙事,言者说什么就是什么,缺乏读者个体的思维动向,这显然不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全知全能视角讲述新闻事件的人无处不在、无所不知、高高在上,对人物外部形态与内心动态均能评论。即托多洛夫所说的“叙述者>人物”。

人物限知视角。记者或其他叙述者为了特定的目的,对视角划定的信息范围进行限定,自始至终从人物的视角出发进行叙述,严格根据人物的知识、情感和知觉来表现。即托多洛夫的“叙述者=人物”。与全知视角相比,限知视角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大大增强了。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观察读者接受的角度,“限知叙述”一般情况下,会造成接受的盲点,也就是说,作品的某些情节在读者看来是本应存在却被“忘”了叙述的,因而在客观上也就成了叙事的“空白”,用西方接受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召唤结构”,它和读者特定的阅读期待视野(一种由阅读或生活经历而造成的阅读期望)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展开了读者想象的空间,让他们在想象中感受再创造所带来的审美愉悦。

纯客观视角。纯客观视角,一般来说,就是叙述者只叙述人物所看到的,不作主观评价,也不分析人物心理,仅仅反映人物的语言、行为、外貌、环境。记者或其他叙述者无法对人物做内心分析,无法对事件进行评判。以上的三种分类,在具体的新闻文本中,叙述者往往交叉重叠使用,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叙述中安排合理的视角转换,使之超越某一单一视角所限定的信息而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判断。因此学者又提出了“复合视角”,托多洛夫称之为“客观视点的变化”。综合以上,叙事视角实质上就是叙述者权力的限制问题。因而,人物限知视角和纯客观视角均可以称为限知视角。从新闻叙述角度看,就涉及新闻客观性问题。

下面就《南方周末》刊载的一篇新闻报道《悬崖小学的幸福与烦恼》进行新闻叙事视角的分析。

《悬崖小学的幸福与烦恼》是关于四川汉源县古路村小学目前处境的一篇深度报道。全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纲,交代了这个小学的志愿者杨菲、包唐韬及本村老师申其军,并指出幸福与烦恼的原因;第二部分以“钱来了,心烦意乱也来了”,讲述学生们的一天、用的是善款招待;第三部分题目是“山上的堂吉诃德”,讲述了申其军的经历,介绍了杨菲、包唐韬的性格与教学情况;“古路村小学,不负责接待吃饭住宿”是第四部分的题目,着重讲述杨菲的经历,最后以包唐韬的牢骚结束。

就此新闻文本来看,很明显这个文本的叙事主体是这篇新闻报道的记者何海宁,也即讲故事的人;运用的主要是复合型的视角:全知全能叙事与纯客观视角的交叉使用。“11月21日早晨,志愿者杨菲做了一个混乱的梦:‘在梦里,我和包唐韬走了之后,有个孩子打电话给我,要我快回去。所有的孩子都在哭’。”这是全知全能叙事,文本中所引的善款“58380元”,“近三个月学校开支3897元”,“全村有400多人,不到十户有电灯”等均是一种全知叙事。而“中午在一间教室里吃喝,旁边学生在上课,有条狗循味而来,杨菲撵了过去:滚,来混吃混喝!吃完,众人出门招呼学生:来和我们照相”。“晚上,有人为孩子们放电影,不过,他们深夜还在唱歌,包唐韬恼了,几脚踹坏了办公室的门。”这就是纯客观视角。当然整个报道中的全知叙事视角与纯客观叙事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赘述。

《悬崖小学的幸福与烦恼》作为关注民生的深度报道,运用全知叙事视角与纯客观视角进行叙述是对新闻客观性的维护,尽管这篇报道在时效性上不及日报类新闻,在叙事模式上采用的也是不同于宣传模式和新闻模式的故事模式。新闻作为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新闻事实的结局对叙述者来说是真相大白的事情,而结局对读者则意味着一种阅读期待,新闻叙述者如何使读者能相信这种事实的结局,是叙述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新闻叙述时使用全知叙事视角能够把事实背景,各种数字、人物的心理变化等叙述出来,让读者相信事件的结局是必然的、有因可循的。只因记者不是诗人,而是今日历史的记录报道者。这是全知叙事视角的功效。但对全知叙事视角的挑战,恐怕也是源于对事实真实性的追求。如上文所述,全知叙事视角能对人物心理活动进行阐发,这可能是叙述者(很大程度上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通过被采访者的语言、行为揣摩而得知的。如“11月21日早晨,志愿者杨菲做了一个混乱的梦”,何以得知杨菲的梦境情形?很显然,这是记者何海宁与其交谈的结果。因此,揣摩的准确率相应地成为质疑的首要对象。全知叙事追求的权威性、真实性又成为被质疑的要点,由此形成了一个悖论,人物限制叙事与纯客观叙事应运而生。人物限制叙事视角与纯客观叙事视角的不同之处在前者是作为人出现在现场,而后者是作为“物”在场,具有非人格化特点。但两者均被认为是真实性的把关者。尤其是后者排除一切主观思想,摄像式的视角,则是还原事实真实的最好范式。罗兰·巴特所述的零度写作、新闻式写作即是纯客观的叙述。“比较起来,零度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是非语式的写作,可以说,这就是一种新闻式的写作,如果说新闻写作一般来说是未发展出祈愿式或命令式形式的话。”由此,可以看出,去除了叙述者主观意识的纯客观叙事视角对新闻的客观公正性、真实性来说,是最本质的叙述范式。

应该说,新闻叙事中的叙事视角的使用对真实性的作用有不同的特点。全知叙事视角具有俯瞰一切的特点,详尽的背景与数据材料使新闻具有权威性,但伴随着叙述者对新闻事件的评判,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新闻文本的自然性;人物有限视角靠叙述者的感知能够造成一种在场的真实,但对更为广大的时空进行感知的自由受到限制;纯客观视角突出叙述的客观公正,对事件进行原生态的叙述。目前,人们对公正客观权益的追求正处于上升之势,故对纯客观的新闻叙事已具要求,至于全知叙事中所持有的评判式说教亦被人们厌烦,但因纯客观叙事限制过多而难以操作。因而,复合视角的使用弥补了上述三种视角的缺陷成为目前主要的新闻叙事视角方式,《悬崖小学的幸福与烦恼》即是如此。

总之,对新闻文本的叙事分析,并结合真实性的评析,能在更细微的文本批评模式下研究新闻文本的构成要素在新闻话语上的意义,记者在民生问题的报道上如何持公正客观的态度,对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如何保持逼真性等可以由此获得启迪。

参考文献

[1]夏琼编著.新闻评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8.

[3]何海宁.悬崖小学的幸福与烦恼[N].南方周末,2008-11-27(8).

[4]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新闻的叙事视角与聚焦 篇2

1、“隔”与“不隔”

在《人间词话》中, 王国维提出了三组重要诗学范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宏壮与优美”、“隔与不隔”。其中“隔与不隔”是王国维重要的诗学批评话语。“隔”者, 诗词写情、写景之病, 表价值否定;“不隔”者, 诗词“妙处”所在, 表价值肯定。“语语都在目前, 便是不隔”, “如雾里看花”便是隔。

2、叙事视角

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分为全知视角和限制性的叙事视角。全知视角是指叙事者可以从任何角度、任意位置观察被叙述的人和事, 叙事者比故事中任何人物知道的都要多:而限制性的叙事视角指的是通过人物的特定视角来反映事件。

3、有声语言控制

分有声语言的口腔控制、气息控制、节奏控制、共鸣控制等。

二、文本分析

1、记者出镜报道

(记者:崔霞) 在世博园区啊, 不仅可以逛逛场馆还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文艺演出, 舞台上正在为大家献上最原始的本土文化。

2、画面配音

(主持人) 在世博会表演把我们国家最原始的文化传递给大家, 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一边参观世博园, 一边还能将即将开幕的世界杯舞蹈先睹为快, 这样的好事当然谁都不愿错过。

3、记者出镜报道

(记者:魏力婕) 那在这个美洲广场您将会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活泼而优雅的异域风情。

4、被采访的观众

(在那个) 上海看到各个国家的 (那种) 文化 (什么的) 都是很高兴的感觉。

5、画面配音

(主持人) 与此同时, 世博期间将有两万多场文艺演出集中推出, 其中一场专为世博园创的舞台剧成为演出的亮点, 在综艺大厅, 每天要上演四场室内的杂技表演《茶》, 动态的杂技和静态的茶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通过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叙事身份的改变导致了叙事视角的变更, 记者、主持人、现场观众分别是从报道者、解说者和参观者的角度就世博会来对观众进行讲述的, 将事件本身更生动、直观的呈现出来, 现场感也更强。相对应地, 是有声语言的变化, 与不同的叙事视角相适应。

三、声音、表达的变更

叙事视角的改变导致了有声语言控制的变化, 于是, 声音、表达层面相应地也要适应这些变化。

1、书面语与口语的转换

“嗯……”、“那个”、“什么”等口语以及话语的重复, 语序的颠倒, 频繁的出现在被采访观众的话语中, 因为被采访观众都是边想边说的, 事先没有任何准备, 所以要在短时间内对记者的问题做出反应并组织语言, 是很难做到“干净利落”的, 又加上普通人在面对镜头时难免会紧张, 也会对语言的表达产生影响。而主持人的解说却不同, 他的语言是有文字依据的, 因此书面语的感觉较强, 比如“先睹为快”、“有机的融合”等等是很少出现在口语中的。除了词汇, 解说整体的概括性和总结性较强、结构较规整, 也符合书面语的特点。至于记者采访时使用的语言, 则介于两者中间。

2、讲述感与交流感的转换

节目是以出镜记者的报道开始的, 开门见山的告诉观众参加世博园可以看到什么演出, 参观到哪些场馆, 领略到哪些异域文化。这时的记者更像是一个导游, 在跟参观世博园的游客们交流自己的旅游心得, 所以交流感较强。然后, 又通过主持人对画面解说的方式推进着节目的进程, 因此, 以第三方的角度的讲述感较强, 不但介绍了一共有多少场演出, 还具体推荐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杂技表演《茶》。

3、声音、语气的细微差别

无论是新闻节目还是综艺娱乐类节目, 主持人的语言都是有着规范化的要求的, 因此, 作为主持人在演播室里对新闻画面的配音, 必然是规范的——声音圆润, 吐字清晰, 语气带有庄重感, 以利于有声语言的表达。而作为记者采访时, 更像是一个对观众感兴趣, 想进一步与观众交流、聊天的人, 语气不那么具有权威感, 声音也要更柔和、温暖一些, 因为我们都喜欢跟对自己友好的人多说几句, 而对充满敌意的人有天然的防御心理。至于记者的声音, 由于现场气氛的热烈而变得激动和兴奋, 感性色彩要更浓烈。

4、吐字、气息、节奏、共鸣控制的变化

王国维曾所过:“语语都在目前, 便是不隔”, “如雾里看花”便是隔。很显然, 观众和出镜记者的有声语言偏向于“不隔”, 因为直白、因为平铺直叙。而主持人的画面解说则更倾向于“隔”, 由于话语内涵是有深度的, 揭示了世博会举办更深刻的文化意义和经济价值。

以上这些因素与叙事视角共同决定了有声语言控制的变化:主持人的吐字规整、饱满, 有力度, “气裹声”的感觉强, 以气托声, 气随情动, 气息的运用是自如的。而出镜记者, 由于身在现场, 可以摆脱这方面的束缚, 甚至可以上气不接下, 气喘吁吁, 以此来传递出画面无法表达的现场感, 烘托现场气氛。

此外, 主持人的有声语言表达节奏平稳、有推进感, 是以口腔共鸣为主、胸腔共鸣为基础的混合共鸣。而出镜记者的语言节奏明快、新鲜而跳脱, 共鸣更接近于日常交谈的口语。

四、结语

新闻的叙事视角与聚焦 篇3

一、经典叙事学的叙事视角理论

叙事视角 (narrative perspective) 即建构叙事文本的角度, 是叙事人与故事之间的关系, 是事件如何来聚焦的问题, 在新闻报道中来说也就是一个新闻报道文本如何去看待新闻事件的方式和角度。

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事件往往是立体的、共时的、复杂的、相互联系的, 而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新闻报道的属性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新闻是一种较为单纯的叙事文本, 读者接收到的不是新闻事件本身, 而是经过叙述的新闻报道。如何将复杂的新闻事件转化为统一的新闻叙事文本, 叙事视角的运用显得极为重要。所以托多洛夫认为“视角具有第一位的意义。”

新闻报道的叙事视角决定了什么被看和什么不被看, 决定了读者所能看到的范围。叙事视角实质上就是叙事者观察和叙述事件的角度, 即叙事人站在什么方位去感知故事。经典叙事学理论中将叙事视角分成三类, 即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

(一) 全知视角

全知视角又称零度聚集叙事, 热奈特称之为“非聚焦”。叙述者的视角不固定、随时随地随意切换, 全知视角中的叙述者像是一个全知全能、洞悉一切的上帝, 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可以随时以任何方式介入叙事过程, 或是介绍事件背景、人物经历, 或是解释人物的行为动机、内心隐秘。罗朗·巴特曾对全知叙事视角作过如下描述:叙述者既在人物内部 (既然人物内心发生什么他都知道) , 又在人物外部 (既然他从来不与任何人物相混同) 。[2]全知视角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多针对一些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件, 方便于全方位、多角度、跨时空地进行报道。

(二) 内视角

也称限知视角, 热奈特称之为“内聚焦”。内视角叙事中, 严格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知与意识来呈现, 只转述这一个或几个人物从外部接收到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新闻报道中, 叙述者运用内视角叙事时, 往往是借用新闻事件内的一个或几个当事人的视角来观察和讲述, 内视角叙述者的观察位置就在新闻事件之内, 对所有发生的事件、出场的人物, 都是用同一尺度去看待和衡量;可以选择性加以报道, 不用拘泥于未知和不确定要素, 不用面面俱到。如此一来, 使得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更强、更贴近实际生活, 有较强的感染力。且由于视角是单一的, 也使得新闻报道更为连贯、有条理。

(三) 外视角

外视角又称纯客观叙事视角, 热奈特称之为“外焦点”, 其显著特征是叙述者严格从故事外部呈现和叙述, 像一台冷静的摄像机, 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客观环境等明显可见的事件要素, 而不参与动机、情感和思维的揣测。外视角最大限度地剔除了隐含作者的主观性, 极少出现“记者看到”、“记者听到”之类的字眼, 保持了叙事的逼真性和客观性, 其负面结果是新闻报道叙事容易流于冷漠晦涩。

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 叙述者往往会对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混合使用, 随时根据报道内容和对象特征加以转换, 充分发挥和融合各视角的优势, 增强报道的深度和力度。黎明洁在其著作《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中总结的几种新闻视角的关系, [3]术语与本文话语体系统一之后其关系可以直观表示如下:

二、内视角的典型:“群众视角”

群众视角新闻叙事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内视角叙事方式。传播学语境下的“群众”一般指“人民大众”或“居民的大多数”, 是一个具有大众性质、平民性质的名词, 与“少数”、“官方”相对。媒体以群众视角进行新闻报道, 即在新闻报道中以“群众”这一类人群的感知与意识来呈现, 以“群众”的眼睛去观察新闻事件, 以“群众”的心理去感知和判断, 以“群众”的立场去叙事和呈现。

以“十八大”以来国内新闻媒体的群众视角对习近平新闻报道为例。习近平上任以来, 一系列爱民亲民的举动得到了媒体关注, 2014年1月6日, 新华社以《习近平魅力亲民引热议:主席套餐火了、全民“围观”办公室》为题, 对习近平亲民行为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小报道, 这篇报道在舆论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得到了各大新闻网站的转载。这篇报道最大的亮点是两幅新闻照片, 可以说这种恰到好处的图片化报道的叙事方式创新, 直接为报道增色。

结合新闻报道中相关背景交代, 第一幅新闻照片表现的是2013年2月4日, 习近平在甘肃兰州某养老院养老餐厅, 盛满一餐盘饭菜, 走到一位老人的面前, 画外之意是请老人用餐。第二幅新闻照片展示的是2013年5月, 在四川芦山地震灾区慰问考察工作中的习近平, 将一个失去了家园的小孩的脸捧在双手上亲吻。两幅直观的、具有代表性的新闻照片之后, 是评论性的总结, 报道中这样写道:

“事实上, 自就任以来,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展示了其亲民风格。此前, 在河北保定, 习近平在太行山深处一贫困村与村民炕头话家常;在甘肃兰州, 他为养老餐厅里一位七旬老人亲自端饭;在四川芦山, 他在地震安置点帐篷内, 亲吻一个一岁半的小男孩;在海南, 他高兴地戴上黎族群众递上的斗笠;在湖南湘西, 他询问一位老人的年龄后说‘你是大姐’;无论到哪里考察, 他都坚持不封路, 尽量不扰民。”

评论性的总结与两幅代表性的新闻图片互为表里, 图片不仅更直观地表达了传播意图, 且增强了主管评论的说服力度。报道方式的策略创新加上主观评论叙事策略的恰当运用, 有效传递了叙事主体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

在这一篇新闻报道中, 媒体的报道立场引人注意, 媒体是站在群众的立场进行报道, 即以群众的视角去审视和感知, 以群众的身份去观察和理解。报道中所讲述的故事是群众所看到的实事, 报道中使用的新闻图片也是群众所有目共睹的画面。事实上, 在灾后重建工作中, 群众希望, 也需要看到一位爱民、亲民的总书记形象。这篇新闻报道既在事实上符合了新闻真实的逻辑, 也在情感导向上顺应了群众的情感诉求——以群众的情感倾向去报道, 总书记亲抚失去家园的小孩这一典型新闻画面正好也切合了群众的新闻接受期待。如此一来, 新闻报道的叙事与群众的期待视野吻合, 极大地满足了群众即新闻受众的心理需求, 同时也体现了媒体报道“以民为本、服务群众”的宣传宗旨。

又如, 2013年国际儿童节, 习近平出席了一系列的相关活动, 人民网以《习近平在同全国各族少年儿童代表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时强调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为题对习近平的系列活动进行了新闻报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简洁清新、视角新颖的新闻叙事:

“植物园农作物区, 一畦畦番茄、芥蓝、芹菜等长势喜人, 少年儿童正在从事整地、播种、移栽、松土、蔬菜采收等活动……习近平对孩子们说, 生活靠劳动创造, 人生也靠劳动创造。”

一定程度上以儿童的视角对习近平的出行和所到之处、所见所闻进行了报道, 以直白又不失深意的语言对习近平的观点性讲话进行了转引。这种儿童视角是群众视角中新鲜活泼的一种, 儿童视角也体现了媒体报道视角的创新和进一步贴近群众。

三、叙事话语中的“群众性因素”:“习大大”昵称的传播

新闻叙事中的群众性因素可以看作是内视角“群众视角”的延伸, 群众性因素即新闻叙事中群众所发生的作用或者媒体以群众的姿态发生的作用。群众性传播相对于官方性传播而言, 其具有灵活、快速、交互性强等优势特征, 然而其缺点也很明显, 即信息量大、真假难辨、有效性较差。然而群众性传播又是与官方性传播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群众性报道为官方性报道提供鲜活的素材, 也为官方性报道作了很好的补充。

2013年8月20日, 上海交通大学的“舆情研究实验室”联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联合主办“2014年《舆情蓝皮书》发布会”, 通过大数据梳理出2013年网络热词, 早已红遍互联网的“习大大”一词榜上有名。

“大大”这一称谓, 本来是元朝统治时期, 北方汉人对蒙古人的尊称, 后来随着历史与民俗的演变, 这一词汇的内涵又有了更为丰富的意义指向。但总的来说, 一般是用在方言中指称长辈, 含有亲昵的情感色彩, 在西北、北方方言中常见, 各地所指代的长辈关系略有不同, 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体系中的“父亲”、“伯父”。同时, “大大”这一称谓在互联网上也会被使用, 一般用作向某一领域的高手、达人等表达亲昵的崇敬与膜拜之情。

2012年12月13日晚, 新浪微博网友“@学习粉丝团”发布了一条简单的图文微博, 文字内容为“【帅】习大大, 你这是要干嘛呀?”, 图片本身所包含的信息不是太明朗。这是“习大大”这一称谓首次在互联网上出现, 之后这条微博信息得到迅速地传播和扩散, 至2014年9月30日, 这条微博得到了网友的13次点赞、87次转发和24次评论。此后新浪微博账号“@学习粉丝团”几乎所有推送的微博消息中, 都以“习大大”指称习近平, 这一称呼快速得到网友的认可, 并在2013年成为极为普遍的网络热词。

“@学习粉丝团”于2012年11月21日开通微博, 注册身份未经认证, 注册地点为习近平家乡陕西, 个人资料显示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性别为女性。面对舆论界对微博管理者身份的各种揣测和质疑, “@学习粉丝团”解释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上班族, 与习近平宣传团队没有任何联系。不论其信息发布者身份,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这个微博账号传播信息的功能与价值, 可以说其对“习大大”这一称谓进行传播的成功, 在于其代表了新闻受众的接受期待和一种必然的趋势, 那就是渴望多角度认知一位亲切、平民化的国家领导人的诉求。

以“习大大”指称习近平这种称呼方式, 其实是国内网友昵称我国领导人的一个传承与接力, 如网友对上一任总书记胡锦涛的称呼有诸如“胡哥”、“涛哥”等善意的、调侃式的称谓, 但仅限于小范围称谓, 未形成舆论的主流。这种被引导的善意戏谑性的昵称及其流行, 运用了传播叙事的群众视角和平等立场的主体策略, 在新闻受众来说, 以更喜闻乐见的方式了解了领导人, 参与了国家大事, 得到了满足。同时, 对新闻媒体来说, 也体现了其站在群众的立场说话和传播, “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的工作理念。

摘要：新闻报道的叙事视角是媒体如何去看待新闻事件的方式和角度, 决定了新闻受众看到什么和看不到什么, 也体现了媒体的主观选择。经典叙事学理论将叙事视角分成三类, 即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 而内视角的“群众视角”近年来成为了新闻媒体视角选择的热点。分析国内媒体“群众视角”报道的案例, 呈现了国内新闻媒体报道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立场和态度这一基本事实。

关键词：叙事视角,群众视角,人民立场

参考文献

[1]华莱士·马丁 (美) .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l.

[2]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叙述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29.

新闻的叙事视角与聚焦 篇4

1 视听特性下的空间巡游

电视媒介自诞生之后, 就以其鲜明的视听特征对当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与看报、听广播相比, 电视的视听特性很是明显, 它能直观地、形象生动地传达自然和社会的各种信息, 最大限度地接近人类在真实世界的感知方式, 不仅给观众获取、理解信息提供了便利, 并给受众带来了感官上的刺激和愉悦。这使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的媒介选择中更倾向于选择电视媒体。从受众的体验角度出发, 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接近真实的虚拟空间, 这个空间由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组成, 观众通过手中的遥控器和电视荧幕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进行巡游。这种“空间巡游”主要由虚拟空间、现实空间、受众个体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相组成,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示来表示, 如图1所示:

在上述图示中, A区域代表现实空间, B区域代表虚拟空间, C代表受众个体, 其中, 受众个体C的位置不是固定的, 它会随着个体身心条件及A、B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向左或向右方向倾斜。由图1可清楚地观察到, 作为以现实空间为代表的A区域是由观众所掌控的。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 人性对光怪世界的本能反应是叙述性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而通过叙述性故事来认识世界似乎是人类的本能。从个人历史到国族历史, 从生存地域到浩渺宇宙, 叙述性一直统治着我们认识世界的官能。①正是这种叙述性倾向和感官本能, 使受众主体乐于沉浸在所建构的叙述影像中。在电视媒介面前, 这些主体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观看者身份存在的。

在以虚拟空间为代表的B区域中, 电视媒介基于视听优势下的真实影像记录效果和多元素复合叙事表现也就成为了电视新闻叙事的主要特点。所谓“眼见为实”, 电视新闻中的现场画面带给观众仿佛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尤其是在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节目中, 这种记录真实影像, 见证历史过程的视觉传播优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在B空间中, 人们的视听感知并不如A空间里那么自由, 可以有积极的自主选择权。在电视新闻叙事视听符号构建的拟态现实世界中, 人们的感知在无形中被限定在某个特定的视角。同时, 除画面之外, 文字、音乐音响、特技等都参与了意义建构, 多种元素叠加交错的叙事特点使电视新闻叙事的传播效果呈现出多种解读的可能。这种多元化不是简单的相加, 而是多种表达元素进行复合叙事, 使信息传播显得极为丰富和复杂。

在对图1的说明过程中, 我们基本确立了空间的转换是电视新闻叙事过程最为基本的模式, 受众主体巡游于以叙述为本能的现实空间和以视听为特征的拟态空间之间, A、B、C三者共同组成了电视新闻的意义场域。沿着这种思维和方法, 我们可以对电视新闻的叙事框架做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 对电视新闻各组成要素以及相互关系进行梳理, 进而挖掘电视新闻文本的核心叙事模型。

2 电视新闻叙事模型构建

综合上面的分析, 电视新闻叙事在媒介特性的影响下, 传播模式的共时性特征明显, 而这也为构建一种电视新闻研究的结构性视角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 电视新闻作为运用现代电子技术, 通过电视屏幕, 形象地向观众传递新闻信息的一种手段, 其内在结构必然植根于社会文本之中, 与整个社会的语境及意义场域密不可分。那么, 以上面分析的传播模式为内层, 社会场域为外层, 我们可以形象而直接地构建电视新闻的叙事模型。

首先, 从社会赋予新闻的功能角度考察, 新闻媒体肩负着守望监督、协调沟通、传承文化、提供娱乐和广告等功能, 从这些功能上可以理解新闻场域与政治、经济、文化、受众四个场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深入思考, 其各自之间的关系也很鲜明:政治场域在社会资本的庇护下向电视新闻场域输送特定的文化资本;电视新闻场域将之转化为本场场域象征资本掩护下的文化资本, 并将其输送至观众;观众在接受后, 向政治场域输出便于维护统治的象征资本。同时, 观众可以化为潜在的经济价值的社会资本, 与经济领域一起为电视新闻提供经济发展支持, 另一方面, 观众领域也向社会文化领域渗透, 在电视新闻反馈社会资本。整个关系网链如图2所示。

其次, 在参照电视新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观众等场域相互关系的基础上, 在图3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人们对于媒体使用的四种选择, 即极权主义、权威主义、商业主义和民主模式。这四种选择与图示中四个场域有着紧密的对应关联:在极权主义中, 国家以民族利益为借口操纵媒体, 这里政治区域就相较于其他三者更为主要, 新闻是以政治场域需要为出发点的。同理, 在权威主义中, 媒体在被用作社会控制的政治工具同时, 也要考虑到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 并通过权威影响来达到政治与经济的平衡。媒体以积累财富为主要目标的商业主义则和经济场域为主导不谋而和。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言, 民主模式则是我们的首选, 其中人民介入和双向对话等特征恰恰是和谐持续稳定发展我国电视新闻事业的题中之义。

显然, 在电视新闻的叙事过程中, 分析相关场域和意义单元与电视新闻的关联是有合理且有效的。电视新闻的叙述并不仅仅只是摄像机所记录下的影像内容, 了解电视新闻的出发点、侧重点及其本质需要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洞见控制电视新闻叙事的外围元素。同时, 在引用相关新闻学理论的基础上, 我们能够将电视新闻的叙事模式嵌套在此外层之中, 内外相统一来说明电视新闻这一整体的叙事模型。图示如下:

图示中, 共有A、B、C、D四个关键点, 其中A是指新闻的采集和制作, B是指新闻在A的编制下所搜集并报道出来的新闻事实, 相对的C则是在某一新闻中未经报道出来的新闻事实, D就对应的是B在报道与公众见面后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和反应。细察之, 不难发现, 此图是对图示1的深层解读, 四个点的设立可以更清晰的呈现电视新闻叙事的过程。其中, 图示中我们增设了两个概念进去:策划新闻和假新闻。在某一新闻中, A在未采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直接到达D面的即为假新闻, 如北京电视台曾报道的“纸做的包子”就是电视台相关新闻工作人员自己伪造出来的一则新闻。而由D面出发而采用A点的则是策划新闻, 如一些商家看重电视新闻的社会影响力和潜在的经济价值, 而通过策划报道出发的, 策划新闻和假新闻一样, 都未经过新闻事实, 两者并不能被归属在电视新闻的范畴内。同时, 联系外层叙事控制元素, A点则对映着四种不同的场域, 它可以是整个大框架内的任意位置的一个点, 其对处的位置则对应着它的侧重点。在新媒体环境下, 为保证信息的流通和高度互动, B面所涵盖的范围显然是越大于C面所及范围越好, 这样才能使得新闻事实得以最大程度的呈现。而对于D面的考察和研究则有利于我们分析民主模式下, 如何通过相关叙事技巧和叙事方法来扩大电视新闻的积极效应, 引导正确全面的舆论导向, 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证人们的新闻需求和自身选择自由。另外, 整个叙事框架中, 内外层次嵌套渗透下的模式能动性以及基于新闻事实为核心的平衡性分析则亦可成为研究者的思考点, 能动性和平衡性的分析必然有助于更好的研究电视新闻范本, 为电视新闻实践提供良好的理论指导和支持。

3 结论

综上所述, 我们对电视新闻叙事的相关元素和各自关系及传播过程进行了一番整合, 将其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序列, 并通过分析电视新闻的媒介特性和场域影响及其二者关系凸显出这个序列的主题核心——叙事框架。在此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提出了一种用以编辑电视新闻的结构性理论构想, 即文中的“电视新闻叙事模型图” (图4) 。预设的结构性视角不仅能够为我们细致地呈现出电视新闻叙事的文本组成和意义表达, 而且通过对其叙事模型的构建, 我们寻找到了一种研究电视新闻叙事的新的整体视野和解读途径。然而, 任何理论的设定都是为分析提供一种可能。预设的视角为我们的诠释打开了一扇窗户, 透过窗户, 我们看到电视新闻叙事竟是如此丰富, 而要真正欣赏此中风景, 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多、更好。

摘要：空间的转换是电视新闻叙事过程最为基本的模式。电视新闻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观众四个场域的影响, 表现出极权主义、权威主义、商业主义和民主模式四种文化模式, 并在四者之间不停游走, 寻找着平衡点。

关键词：叙事模型,电视新闻,文化批判,场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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