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群体（共12篇）
不同群体 篇1
受众心理活动,来源于受众的利益需求,决定于与新闻事件的利益关系如何。由于社会中多种利益群体并存,使得新闻面对的受众不可能是一个利益群体,而是面对诸多不同群体。对于社会影响力大、冲击力强的群体性事件新闻,其受众不同群体在心理应激、行为取向等方面表现得更加迥异、鲜明。要实现群体性事件新闻传播效能的最大化,就应当正确把握不同受众群体的角色定位,深入研究其心理需求及社会行为取向。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群体心理行为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群体存在两类人群,一部分是与群体性事件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当事人,在事件发生发展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引擎”人群。另一部分人群虽然与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但他们与“引擎”人群或日常联系紧密、或彼此存在共同的情感诉求和情绪宣泄需求,特定的事件发生时机将他们联结到一起,成为共同直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群体。这个群体十分关注外界对自身社会行为状态的反应与评价,对有关新闻信息感知敏感、应急反应明显,其心理发展和行为变化影响着事件的发展变化。
镜鉴心理,审视自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在得到描述自身群体行为的新闻信息后,会产生一种犹如意欲在镜子中看到自我影像的愿望,他们往往以新闻报道、新闻评价为“镜”,来审视、验证自我的行为、形象。所以,作为新闻媒体,坚持真实报道,向他们传递理性思考信息十分重要。反之,失实报道和误导信息对他们态度的转变将产生不良影响,则不利于事件的平息。
引起关注,宣泄不满。群体行为是群体性事件当事人一种极端的矛盾指向形式和利益诉求形式。他们企盼通过自身行为来引起政府、社会、公众的关注,而媒体传播事件信息放大了受众的诉求信号,正契合了参与群体事件当事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在很多情况下,正是由于媒体及时地报道了事件发生的信息,尤其是诱发矛盾的内在因素,才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促进了矛盾的化解。
捕捉信号,渴求支持。任何群体性事件中的当事人群体,其自身行为都渴望得到政府、社会和公众的理解,希望得到媒体舆论的支持。所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往往通过新闻信息去观察、探知社会各方的态度。
自我反思,审视抉择。群体性事件当事人在获得新闻信息,从中得到社会对自身行为的评价,得到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后,会引起他们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审视,从而引起他们在思维、社会行为方式上的转变。所以,媒体应当正确传送各方信息和态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事态的平息与缓和。
群体性事件的矛盾指向群体心理行为
在常见的群体性事件中,矛盾的指向往往是工矿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或政府的管理层,是容易受到公众质疑的人群,一般来说,这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负有事件责任的责任群体。
探知外界信息。这个群体很希望在媒体信息中看到社会各界的评价,从情感需求上不愿意听到外界对自己批评、指责的言辞,希望获得对自我的理解、支持。探知外界信息尤其是事件新闻信息,成为事件发生后其迫切的心理需求。
情绪紧张。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否事出有因,都会给这部分群体带来心理的压力和情绪的不安。作为媒体,坚持公正,包括对责任群体的公正应当是“社会守门人”的良知和职业操守所在。
从容应对。群体性事件新闻发布后,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矛盾指向群体,他们作出的最直接反应就是如何应对事件发生,减少事件对自身的不利影响和冲击,寻求应对平息事件的策略,其中也包括应对媒体访问的策略。作为新闻媒体,为矛盾化解提出可行性建议,应当是对事件平息的最好服务之一。
顾及各方态度。群体事件新闻发布后,矛盾指向的群体在采取应对策略中,会顾及事件当事人群体的要求、公众的态度,也很在意媒体的评价。显而易见,媒体对事件发生的监督作用很大。
责任反思。矛盾指向群体一般为责任群体,他们无论在外界态度表达如何,内心总有对自身责任的反思。所以,坚持深入报道,引导公众对事件发生根源进行认真思考,促进问题和矛盾的根本解决,应当是媒体的重要职责。
政府部门管理层群体心理行为
政府部门的基本职能就是进行公共管理,政府部门的领导、管理层是担负公共管理责任,具有社会职业伦理责任的群体。从担负的社会角色来看,作为政府部门管理层群体,在自己的职权和责任范围内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一般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群体性事件新闻发布后对他们的心理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对自身社会职业角色的伦理责任反思。
紧张心理。作为有责任心的政府管理者,得到群体性事件发生信息,引发的情绪紧张属于正常的心理反应。
探究事件信息。媒体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舆论工具,代表的是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评论,所以,政府管理层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事件发生发展的信息中,对代表多方话语权的媒体报道尤为关注,一般都予以充分的重视和认真的对待。所以,媒体新闻在政府决策中具有重要的参考、参谋价值。
舆论导向需求。群体性事件发生具有一定的社会不良影响,所以,作为政府管理者,使事件及时、快速平息,征得社会公众的理解与舆论支持是他们的基本需求。作为媒体,应当坚持从维护公共利益出发,及时报道政府对事件处置的决策和部署,公布事实,向公众解疑释惑,促进事件的尽快平息。
事件反思。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给管理层敲响了警钟,尤其是通过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其中的分析、评论甚至是批评,会引起政府管理层对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重视与反思,有利于增强他们对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预见性,从而加强社会危机预警机制建设,提高他们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能力。
同盟利益群体心理行为
同盟利益群体与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群体,是具有相同的社会职业角色、社会境遇和利益诉求,与事件发生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或在事件性质上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得到群体性事件新闻信息后,在某种情况下很容易诱发他们的连锁反应。所以,在新闻报道中,要将群体性事件的同盟群体与事件当事人群体作为一个利益整体来对待,深入分析和研究他们的角色心理和行为取向。
境遇联想。相似的社会角色、相同的社会境遇、共同的利益需求,使得同盟利益群体联想到了自身处境、利益诉求,新闻信息的传播引起了这个群体较为强烈的情绪体验和情感波动,这是他们受到新闻信息刺激后作出的第一反应。
情感共鸣。相同的境遇、利益需求使得同盟利益群体与群体性事件当事人群体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他们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事件的“声援”与支持,使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连锁反应。所以,无论在新闻报道还是事件处置中,不但要关注群体事件当事人群体,也要时刻重视其同盟利益群体的变化。
反思选择。同盟群体感知新闻媒体的评价、面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看到政府对事件的处置,都会不自觉地思考自身境遇,作出利益诉求方式的选择。所以,媒体在引导受众理智思考、表达利益诉求方面肩负重要的职责。
社会公众群体心理行为
新闻受众中大部分人群属于社会公众群体,凡是上述群体之外的其他人群都是社会公众群体。他们虽然与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但大众人群构成复杂,表现出的心理和行为取向也纷繁复杂。
群体心理活动的多样性。社会公众成分的复杂性,使得新闻信息刺激下的公众心理活动呈现多样、复杂的状况。新闻媒体如何在不同人群的同情与批评,赞同与反对中实现公众社会价值取向的趋同,是值得认真深思的课题。
群体性事件的敏感性。在当前社会机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公众在利益保障方面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使得他们对群体性事件新闻具有非常高的敏感性,非常注重对此类新闻信息的搜集。
群体性事件的迁移思考。虽然社会公众与群体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由于人们往往与自身的境遇和利益诉求联想,由此影响到他们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感知累积效应。类似群体性事件的多次发生,相同的政府处置行为,重现的新闻信息刺激,使得社会公众对群体性事件形成较为稳定的认知、评价态度,这种认知结果经过长期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社会舆论。由于新闻媒体对社会公众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应当在各个群体性事件报道中,注重对民众思考和行为倾向的引导作用,促进民众的理智思考。
摘要：要实现群体性事件新闻传播效能的最大化,就应当正确把握不同受众群体的角色定位,深入研究和分析受众心理需求及社会行为取向。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不同受众群体,心理行为
不同群体 篇2
【摘 要】拓展训练是现代人和现代组织全新的学习方法，是当前一种新兴的户外活动。随着拓展训练实践在国内的快速发展、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分析大学生综合能力的现状，根据大学生不同群体拓展训练实操项目的特点对拓展项目进行科学分类，使之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将有利于拓展训练项目培训和教学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这个大学生不同群体拓展训练实操的开展和推广。
【关键词】大学生
拓展训练实探项目
一、拓展训练实操方案的演变
拓展训练又称为体验式培训，英文为“Outward Bound”，是当前一种新兴的户外活动。它以培养合作意识和进取精神为宗旨，利用自然环境，以体育技术为原理，运用独特的情景设计，通过创意独特的专业户外项目体验，使受训者通过在真实或模拟环境中的具体活动，获得亲身体验和感受，并通过与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实现共享，然后通过反思总结提升为理论或成果应用到实践中，以达到增强团队活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提升团队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目的。
二、拓展培训实操项目的分类
（一）室内情景项目：综合运用情景模拟、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培训方法，包括破冰游戏、默契报数、快乐颂、多米诺、闻鸡起舞、风雨人生路等。
（二）户外场地项目：以挑战个人心理极限、熔炼团队、人格完善、人际合作、扩展心胸、磨炼意志、提高学习能力为目的的训练项目。户外场地项目分为以下两种：
1.户外高空项目：包括断桥、高空合力桥、高空平衡木、空中单杠、天梯、空中相依、攀岩、绳网、空中飞人以及其他各种场地小型项目;
2.户外地面项目：包括信任倒、蜘蛛网、电网、拆核弹、创新呼啦圈、建绳房、盲人摸号、团队舞等等，上百个培训项目。
（三）水上项目：包括游泳、跳水、潜水、扎筏、划艇、龙舟等项目。
（四）野外项目：包括真人CS野战、远足露营、救援行动、篝火晚会、荒岛寻宝、登山攀岩、长城跋涉、伞翼滑翔、定向越野等。
三、大学生综合能力的现状
目前，对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主要集中在专业能力方面的培养。但职业能力不仅仅是专业能力，还包括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统称“非专业能力”）。而有目的地针对“非专业能力”进行教育培养的研究目前尚为数不多。因此，我们运用拓展训练中的团队训练项目来促进学生“非专业能力”的提高，并对此实施方法及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以揭示以团队为单位的拓展培训活动对唤醒和强化学生“非专业能力”的积极作用，以及这种新模式对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从查阅资料数据中反映，学生五项能力（学习能力、动手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的锻炼是尤为重要的。针对高职院校对大学生能力的测试数据来看，82.6%的高职院校认为“学习能力比较重要”，91.3%的高职院校认为“动手能力比较重要”，95.6%的高职院校认为“表达能力比较重要”，所有的高职院校都认为“创新能力比较重要甚至非常重要”，71.7%的高职院校认为“组织协调能力比较甚至非常重要”，说明这五项能力才是企业最看重、最需要的。那么不同群体的拓展培训实操方案中的项目，可融入这五项重要能力，使其贯穿全程。
四、拓展培训的活动效果
拓展培训一般来说，从团队热身开始使队员之间相互了解，消除紧张情绪，建立团队后，再通过一系列的培训项目（个人项目、团队项目）来改善受训者的合作意识、团队精神、协调能力、个人心理抗压能力、心理极限、领导能力，最后回顾总结，分享体验，帮助受训者去消化、整理、提升，使受训者将培训中的受训应用到实际中。
活动效果分为个人提升点和团队拓展培训的提升点。
个人提升能力一般为：（1）团队合作精神及技巧;（2）沟通及人际交往能力;（3）领导管理能力;（4）创新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5）自信心;（6）突破生理和心理极限;
团队提升一般为：（1）焕发团队精神面貌和工作热情;（2）明确团队目标，增强了团队合作精神和意识;（3）改善沟通方法，建立有效沟通。
五、大学生不同群体可行培训方案（案例）
大学生的不同群体总体分为“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正式群体分为：（1）大学生团学组织;（2）大学生班委会;（3）大学生班集体。
非正式群体为：大学生社团群体。
案
例：
适用于大学生团学组织、大学生班委会、大学生集体的拓展培训实操方案
一、活动目的，二、活动对象，三、活动时间，四、活动场地。
六、实施项目
（一）开营破冰
项目道具：黑色白板笔若干、彩旗若干、旗杆若干
时
间：20分钟
项目规则：起队名、队训、画队徽、唱队歌;小组展示/展示团队形象、活动安全说明。
项目目的：以特殊的形式在一个新的环境中相互认识与了解团队成员;初步形成热烈的团队氛围;了解活动的相关内容与要求;为后续活动做好心理准备。
（二）空中单杠
场地器械：空中单杠主体架、动力绳2条、铁锁8把、中扁带4条、8字环2个、安全衣、头盔、手套、整理箱1个（放学员硬质物品）。
项目时间：90分钟。
项目规则：穿好保护装备，学员按顺序攀到跳台，直立站稳，从跳台上奋力跃出，用双手将单杠抓住，返回地面。
（三）信息密码
游戏道具：卡片30张一套，共计**套
游戏规则：****
（四）筑 桥
（五）冰海求生
（六）筑 桥
（七）胜利墙
【参考文献】
不同群体 篇3
关键词：厚朴；苗期；性状
中图分类号：S722.5；S7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020（2016）06-0015-04
Main Traits Observation of Young Growth Families of Magnolia Officinalis From Different Groups
Jiang YanfengPan XinheZhu HongLiu Yuejun
（Lishui Academy of ForestryLishui323000）
Abstract： Half sib seeds of Magnolia officinalis kept in wet sand were collected from Hubei， Guangxi and Zhejiang provenance. Seedling emergence and growth situation were observed and studied. Plant height and ground diameter situation were recorded in win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owth situation of M. officinalis from different places were basically consistent that it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seedling stage， growth stage， rapid growth period and defoliation； The highest of average height and diameter of annual seedling was Guangxi source（47.04 cm and 0.90 cm）， the minimum was Hubei provenance （29.07cm， 0.78 cm）.Difference of seedling plant height reach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level between different provenances while the diameter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It ha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ameter difference and significant height difference between families from Hubei provenance. It had extremely significant height difference and no significant diameter difference between families from Guangxi provenance. It didn’t have significant diameter difference between families fromZhejaing provenance， but significant height difference. It ha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ameter difference and extremely significant height difference between singles. Annual seedlings of Magnolia officinalis from Guangxi provenances had the fastest high growth ， Hubei provenance was the last while difference diameter growth was almost the same； Half sib families ha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It should be payed full atten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superior provenances，families and superior individual，in the process of breeding of M. officinalis.
Key words：Magnolia officinalis； seedling stage；character
厚樸为木兰科植物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 或凹叶厚朴M. ficinalis varbiloba 的干燥干皮、枝皮和根皮[1]，先后被列入国家珍稀濒危植物和国家二级保护中药，是我国特有的珍贵中药材传统中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历代本草均有收载，味苦辛，性温，具有温中理气、散满消胀、燥湿消积等功效。前者主要分布于四川、湖北等省， 称为“川朴”， 其叶型为小凸尖叶；后者主产于广西、福建等省，称为“温朴”， 其叶型为凹叶，两者之间还有许多在叶形上呈中间状态的过渡类型，常垂直生长在海拔500～3 000 m 的丘陵、山地地带[2]。厚朴皮是厚朴栽培的主要目的产物，有研究表明，同一种源的厚朴人工林尽管林龄、立地条件不同，但其树皮生长与胸径、树高呈显著的正相关，即胸径越粗、树越高树皮就越厚[3，4]。厚朴为多年生树种，在幼苗期间研究其地径与株高的生长特点，可为厚朴的栽培实践与良种选育提供理论依据。
nlc202309090717
1材料与方法
1.1供试种质
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厚朴种子成熟期），分别收集湖北省五峰县湾谭镇、广西省资源县铜座乡、浙江省景宁县外舍乡3个分别代表小尖叶型、凹叶型及中间型厚朴的30个半同胞家系种子，去掉外种皮后湿沙混藏。每棵母株均相隔30 m以上，每棵采集15个以上聚合果。
1.2种源与家系田间试验
1.2.1试验地概况
浙江省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院试验基地（N 29°51′，E 119°41′），海拔150 m；年平均气温183 ℃，极端高温达423 ℃，极端最低温-79 ℃，年有效积温5 600 ℃；平均年日照1 800 h；无霜期250 d；年均降水量1 700 mm。
1.2.2育苗试验
分种源、家系播种育苗。试验圃地前作为水稻，12月初翻耕，12月中旬施腐熟栏肥15 000 kg/hm2，复合肥40 kg，并进行第二次翻耕，次年1月初用小木棍按30 cm 的行距压出3 cm的播种沟，将种子混于适量的沙与洗衣粉中，用手搓擦至红色蜡质全部去掉，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播种80～100粒/m2，覆盖焦泥灰至沟满[5]，统一田间管理[6]。
1.3调查方法
播种后，从有苗破土开始，每月月底观测种子出土，展叶及生长情况，每个种源随机选取15个家系，每个家系（H8，G8，Z14）随机抽取30株，挂牌，每隔30 d 用钢卷尺测定苗高，用游标卡尺测地径，直至苗木落叶。及时做好记录与存档。
2结果与分析
2.1生物生长特性观测
不同种源厚朴幼苗生长过程基本一致，分为出苗期，生长初期，快速生长期和落叶期。出苗期在4月至5月，80%以上幼苗集中在4月下旬至5月中旬出苗；生长初期为地上部分出现真叶，开始进行光合作用， 幼苗出土后的1个月左右，；8月初至9月底为快速生长期，3个种源试验种苗分别在这期间（2个月左右）平均高生长量为1659 cm、2811 cm、1761 cm，地径平生长量为030 cm、034 cm、035 cm；落叶期为10月底之后，幼苗停止高生长，且逐渐出现落叶现象，直至落光。
2.2种源间苗高与地径的差异
不同种源厚朴幼苗苗高存在极显著差异。湖北五峰种源、广西资源种源和浙江景宁种源幼苗苗高分别为980～4660 cm、2010～7320cm、1670～6620 cm，均值分别为2907 cm、4704 cm、3371 cm。广西资源种源厚朴幼苗苗高生长优势显著，分别为湖北五峰种源、广西资源种源的162倍和140倍，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三个参试种源厚朴幼苗地径生长差别不大，平均地径分别为078 cm、090 cm、079 cm，差异不显著（P>005），见表3。
2.3种源内家系间株高与地径差异
通过种源内家系间厚朴幼苗的地径与株高观测与分析，湖北五峰种源厚朴幼苗株高范围为2286～3414 cm，最高株高是最低的149倍，差异达到显著水平（001
2.4家系内单株间株高与地径
随机选择一家系厚朴，对幼苗的地径与株高观测与分析得知，湖北五峰种源H8家系厚朴幼苗株高范围为158～416 cm，最高株高是最低的263倍，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地径为030～10 cm，最粗地径是最细的333倍，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广西资源种源G8家系厚朴幼苗株高范围为330～700 cm，最高株高是最低的212倍，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地径为05～13 cm，最粗地径是最细的26倍，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浙江景宁种源Z14家系厚朴幼苗株高范围为143～384 cm，最高株高是最低的269倍，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地径为04～13 cm，最粗地径是最细的325倍，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见表5。
3结论与讨论
（1）分种源、家系开展厚朴播种育苗后，进行生长特性观测发现，同种源厚朴幼苗生长过程基本一致，可大致分为出苗期，生长初期，快速生长期和落叶期；不同种源厚朴幼苗之间株高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地径差异不显著。一年生幼苗平均株高、地径最高为广西种源（4704 cm，090 cm），最低为湖北种源（2907 cm，078 cm）一年生厚朴幼苗株高生长最快为广西种源，浙江种源次之，湖北种源最慢，地径生长差别不大；湖北种源家系间地径差异极显著，株高差异显著。广西种源家系间株高差异极显著，地径差异不显著。浙江景宁种源家系间幼苗株高、地径均差异不显著。湖北五峰种源厚朴幼苗株高范围为2286～3414 cm，地径为050～121 cm，广西资源种源厚朴幼苗株高范围为3884～6124 cm，地径为070～132 cm，浙江景宁种源厚朴幼苗株高范围为2112～4292 cm，地径为060～086 cm；不同种源厚朴家系内单株间株高、地径均差异极显著。
（2）有研究表明同一种源厚朴人工林不管其林龄、密度、离地条件如何胸径、树高生长与树皮厚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即地径越粗、树越高，皮就越厚[3，4]。以树皮为主的厚朴良种选育，在苗期对其苗高和地径的有机组合选择，是成功选育优良厚朴品种是重要的指标。实验结果显示，不同种源厚朴幼苗在地径水平上，差异相对较小，而且种源内的遗传差异也不显著；在苗高水平，广西种源长势比较突出，湖北资源苗高相对较小，只考虑速生方面，广西种源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对象。在家系水平考量时，只有浙江景宁种源的家系间，苗高和地径的遗传差异均不显著，广西及湖北者均达到显著甚至极显著水平，浙江景宁种源厚朴表现出生长形态方面遗传相对较稳定。家系内单株水平苗高、地径不仅广西、湖北种源差异极显著，浙江景宁的也是表现极显著差异，可以推测家系内的遗传变异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尽管家系水平表现较稳定，家系内的仍会有较大差异存在。因此，在厚朴良种选育过程中，应充分重视优良种源、优良家系与优良单株的配合选择。本实验厚朴种源及不同家系试验材料有限，更深入的生长变化规律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0：235.
[2] 初敏，丁立文，刘红，等.厚朴商品资源概述[J].中草药，2003，34（6）：1415.
[3] 斯金平，童再康.厚朴[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4245.
[4] 斯金平，潘心平，刘饶.厚朴生长发育规律研究总结[J].中药材，1998，21（4）：166168.
[5] 潘心平，黃晓光，任启余，等.厚朴育苗技术的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 1994，19（3）：147149.
[6] 李兴发.吴应龙.刘国洪，等.景宁县凹叶厚朴栽培与管理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09（10）：50.
（责任编辑：夏剑萍）
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过度敏感性研究 篇4
近几年, 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日益呈现出疲软之势, 中国的消费率 (最终消费支出占当年GDP的比率) 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3年的49.8%, 并且低于巴西、印度、南非以及俄罗斯等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由此可见, 有效需求不足已是目前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那么如何刺激居民消费并保持其稳步增长成为了国家和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 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 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 完善消费政策, 改善消费环境, 不断释放消费潜力, 促进经济增长。此外, 学术界对于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很多学者基于绝对收入假说 (Keynes, 1936) 、相对收入假说 (Duesenberry, 1949) 、持久收入假说 (Friedman, 1957) 等经典经济学的消费理论, 提出了刺激消费要提高居民收入、降低利率、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等 (陈中新, 2011) 。还有些学者在借鉴经典消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从居民收入的分配政策 (刘国光, 2002;刘钦国, 2007) 、消费信贷环境 (陈中新, 2011) 、收入的不确定性 (许桂华, 2013) 、消费者行为 (万广华等, 2001) 等多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内需不足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提出要发挥税收调节作用, 缩小贫富差距, 完善信贷消费体系,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此外, 更多的学者认为, 居民的消费对收入尤其是本期收入的变动反应更为敏感, 因而由谨慎消费心理而造成的消费过度敏感性是近年来制约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学者相关的理论研究及其建议, 为完善经济理论、推动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居民总体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方面, 针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 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将对国内外与该课题研究相关的成果进行综述。
二、消费过度敏感性研究的基础理论
多年来, 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一直都非常重视居民的消费问题, 尤其对居民的消费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且提出了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Keynes (1936) 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 认为消费与当期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消费与当期收入同方向变动。此外, 绝对收入假说在解释计划经济时期的消费者行为方面效果很好 (臧旭恒, 1994) 。随后, 库兹涅茨 (1942) 研究发现, 消费与收入总是维持在一个固定比率, 平均消费倾向相当稳定, 总是在0.84与0.89之间徘徊, 这就是“库兹涅茨反论”。在此之后, 很多新的消费理论应运而生。相对收入假说认为, 消费受当期收入水平的影响, 同时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其他人的消费行为也会影响着消费决定 (Duesenberry, 1949) 。
自二战以来, 作为西方研究消费者行为主流理论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 (简称LC-PIH) 指出, 消费依赖于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 其中持久收入是指跨期一生收入的平均值, 因而消费的变化是可以预测的 (Modigliani, 1954;Brumberg, 1954;Friedman, 1957) 。然而, 将理性预期方法与消费行为理论相结合的随机游走假说认为, 消费的变化是无法预测的, 消费的预期增长率与个人收入的预期增长率无关, 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没有影响 (Hall, 1978) 。此外, Hall提出的理性预期持久收入理论 (REPIH) 表明, 本期消费只与前期消费有关, 其他任何变量都无法解释或预测消费。Zelds (1989) 、Caballero (1990) 运用预防性储蓄假说诠释了消费的过度敏感性。Carroll (2006) 提出, 在确定性情况下居民消费的最优化行为取决于其一生的总收入, 而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其最优化行为通常追随收入曲线同步波动。
三、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计量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消费与当期收入关系的研究并没有产生过大的分歧, 大多数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消费对收入是过度敏感的, 即消费与当期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lavin (1981) 对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分析, 最早发现了消费与同期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并把它称为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Johnson (1983) 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做了定量研究, 也发现了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 (Daly, 1981;Hadjimatheou, 1981;坎贝尔, 1989;曼昆, 1989;Muellbauer, 1983;Cuddington, 1982;Rod Alessie, 1997;Tullio Jappelli, 2000;Annamaria Lusardi, 1997;Luigi Pistaferri, 2000) 。骆祚炎 (2010) 、尹光霞 (2011) 等通过研究居民的收入结构、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等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 证明了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Deng and Jin (2008) 使用时间序列数据, 采用“λ假说”检验, 提出我国城镇居民对其当期收入是过度敏感的。而同样地,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也存在着过度敏感性 (金晓彤, 2002;隋艳颖、夏晓平, 2009;高梦滔、毕岚岚, 2010;张邦科、邓胜梁, 2012) 。艾春荣、汪伟 (2008) 研究发现,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变动对预期收入的变动呈现出过度敏感。然而, 贺京同、霍焰、程启超等 (2007) 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探究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 指出:行为因素会影响居民的消费, 从而使我国居民消费对收入的敏感性并不强, 具有平滑性。
在分析过度敏感性方面, 学者采用的分析方法相似。一种是通过理论模型来分析过度敏感性。王合绪、夏阳 (2000) 使用固定系数模型, 隋艳颖、夏晓平 (2009) 和孙凤 (2002) 等采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分析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特征, 消费与收入具有协整关系, 但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韩立岩, 1998;杭斌, 2001;赵文奇, 1996) 。刘钦国 (2007) 按照收入的多少将城镇居民家庭进行分组, 宋冬林、金晓彤、刘金叶 (2003) 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可变参数模型对城镇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经验分析, 发现在不同收入层之间, 消费敏感性呈“W”形分布。高月梅 (2011) 采用可变系数的Panel Data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 发现农村居民消费对本期收入存在显著的过度敏感性, 且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程度不同, 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另一种是通过研究相关系数来分析消费过度敏感性。Campbell和Mankiw (1991) 提出了“过度敏感系数”, 并且对美国1948~1985年的宏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美国居民的消费敏感系数在0.4~0.5之间。杭斌和申春兰 (2004) 通过构造状态空间模型, 周建 (2005) 采用变参分析的方法探究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过度敏感系数的情况, 发现消费敏感系数较稳定。还有一些学者探究了相对谨慎系数, 李勇辉、温娇秀 (2005) 测算出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是5.0271, 而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 (2008) 发现我国农村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为11.53。张安全 (2012) 运用面板数据研究得出, 农村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约为6.4, 而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则为12.3。还有一种是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进行比较分析。张邦科等 (2012) 通过假说检验表明, 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对当期收入都是过度敏感的。王芳 (2007) 利用Panel Data模型研究发现, 我国城镇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都存在过度敏感性, 并且呈现倒“草帽”型分布形态。李凌、王翔 (2009) 研究表明, 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反应的对称性是不一样的。此外, 李凌等 (2009) 通过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 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高于农村居民, 而非耐用品支出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低于农村居民。张艾莲、刘柏 (2013) 则提出, 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体现了居民消费与当期收入的关联度, 城镇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高于农村居民, 消费的短视行为比较明显, 消费行为过于谨慎。
四、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原因
(一) 不确定性对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影响。
不确定性主要是指未来收入和预期消费支出的不确定。国内外学者对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消费过度敏感性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他们普遍认为不确定性会使消费过度敏感性增强。在不确定性影响消费者谨慎性的程度方面, Madsen和Mc Aleer (2000) 提出不确定性是导致消费者偏离LC/PIH假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居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决定消费如何变化的重要因素 (万广华、张茵、牛建高, 2001) 。当居民面临的收入或消费支出不确定性增强时, 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 预防性储蓄将会增加, 从而消费对当期收入更加敏感, 即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增强 (Blanchard、Fischer, 1989;Leland, 1968;孙凤, 2001) 。臧旭恒、裴春霞 (2004) 认为, 未来不确定性的程度与消费者的谨慎动机的强度密切相关。周少杰 (2010) , 杜宇玮、刘东皇 (2011) 利用相关数据分析, 发现无论从我国总体还是分城镇和农村来看, 我国居民都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李辉、徐会奇 (2011) 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 我国居民消费决策具有预防性储蓄的特征, 并且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存在异质性。此外, 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我国居民的储蓄, 是抑制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之一, 而农村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比城镇居民更高 (樊潇彦、袁志刚、万广华, 2007;王辉、张东辉, 2010) 。
(二) 流动性约束对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影响。
有一种观点是将λ作为受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所占比例。信贷市场不发达、失业等会使部分消费者受到信贷的约束, 从而无法实现消费在各个时期的最优分配。Zelds (1989) 、Deaton (1992) 深入研究了流动性约束与消费行为的关系, 提出信贷约束会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 并且使得消费对同期收入更加敏感。Flavin (1981) 对美国的宏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 流动性约束是导致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的重要原因。王合绪等 (2000)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流动性约束的存在。骆祚炎 (2007) 认为, 流动性约束使得消费者用当期的收入进行消费, 因而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与当期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 即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欧阳俊等 (2003) 提出,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均具有显著的流动性约束特征, 并且流动性约束是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杭斌、申春兰, 2009) , 对居民短期消费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王东京、李莉, 2004) 。杭斌等 (2004) 认为, 降息对消费的刺激作用的强弱与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有很大的关系。降息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也是产生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原因 (骆祚炎, 2007) 。但利率不是产生消费过度敏感性的主要原因 (刘钦国, 2007) 。居民通常为了避免在下期受到流动性约束而选择在当期不动用储蓄甚至是增加储蓄, 因此消费就呈现出了过度敏感性的特征。
(三) 其他因素对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影响。
近几年来, 国内外学者从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以及综合这两者甚至文化与习惯等多方面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进行了研究, 丰富了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成果。王合绪、夏阳 (2000) 认为, 统计中的总计误差、短视行为、预防性储蓄以及流动性约束等都可以解释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还可以用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约束来解释 (彭文平、杭斌, 2001;申朴、刘康兵, 2003) 。还有学者提出, 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差异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率的重要潜在因素, 而消费惯性则会影响居民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决策, 消费惯性的增强会降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 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 (邹红、喻开志, 2011;杭斌、郭俊香, 2009;杭斌, 2011) 。此外, 有些学者认为, 居民家庭债务的过度膨胀也会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 (Dynan and Kohn, 2007;Mc 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2) 。陈太明、杜两省 (2014) 则提出, 剥离全国层面城乡居民消费和收入的总体波动后, 省级城乡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明显降低, 封闭经济约束假说适用于解释我国省级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变动。
五、政策建议
(一) 政府政策的制定应该注意对不同收入等级的居民区别对待, 实施差异化的刺激消费政策。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者, 其消费行为也不尽相同, 因此要根据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 提高各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需求, 从而扩大社会的总需求。
(二) 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健全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 稳定居民收入的增长预期, 改善信贷环境, 倡导信贷消费, 促进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 降低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消费的流动性约束。
(三) 完善宏观体制,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加大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 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平衡居民的消费结构, 促进国内消费需求, 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J.Y.Campbell and N.G.Mankiw.The Response of Consumption to Income, a Cross-Section Investiga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1.35.
[2]Zeldes S.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2.
[3]骆祚炎.城镇居民收入结构、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与消费过度敏感性[J].财贸研究, 2010.2.
[4]申朴, 刘康兵.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过度敏感性的经验分析:兼论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与利率[J].世界经济, 2003.1.
[5]宋冬林, 金晓彤, 刘金叶.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实证检验与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 2003.5.
不同群体 篇5
我们认为，群体是人们通过某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和感情交流的集体。它既同社会和个人相区别，又介于社会和个人之间，并且是联结二者的中介。
两个以上相互作用又相互依赖的个体，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群体成员共享信息，作 出决策，帮助每个成员更好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群体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但不是任何几个人就能构成群体。群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以一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进行活动的人群。
群体（Group）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个体，为了实现特定目标、满足特定需求而组成的集合体。
群体大致有以下特征：
1．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群体成员至少有两个人，这是构成群体的主体基础。在较大的群体中，还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和一定的分工协作，并且有权威人物的存在.2．有一定的为群体成员所接受的目标。群体目标是群体功能的具体体现，也是组织的灵魂。没有目标的群体是不可能存在的。
3．有明确的成员关系，并形成归属感。群体成员之间互相依赖，在心理和行为上互相影响，围绕群体目标开展活动，具有相对独特的互动方式。
4．有一定的行为准则。群体规范有些是明文规定的，有些则是约定俗成的，它保证群体有秩序地、协调地开展活动。
5．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任何群体都是现实的社会实体，它不仅占有一定的空间位置，而且在时间上也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从群体的界定可以看到，群体和我们一般所讲的人群是不同的概念。在社会学研究中，人群通常是指那些偶发聚集体，也就是偶然地在同时间同一地方临时聚集起来的一群人，比如搭乘公共汽车的乘客。商店里购物的顾客、电影院里观看电影的观众、餐厅里就餐的食客等等。在这些人群的成员之间并不发生具有意义的社会互动，也没有共同的归属感，聚合的时间也十分短暂。因此他们不能算作群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松散的人群，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为我们所说的群体。比方说，公共汽车上突然有乘客晕倒，这时乘客们就可能会彼此交换意见，寻求救助的办法，这时这群人就有了一定的目标，出现了朝向这个目标的社会互动，于是就会形成实际的群体。
团队的定义和特点
所谓团队，是指一些才能互补、团结和谐 并为负有共同责任的统一目标和标准而奉献的一群人。团队不仅强调个人的工作成果，更强调团队的整体业绩。团队所依赖的不仅是集体讨论和决策以及信息共享和 标准强化，它强调通过成员的共同贡献，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集体成果，这个集体成果超过成员个人业绩的总和，即团队大于各部分之和。团队的核心是共同奉献。这种共同奉献需要一个成员能够为之信服的目标。只有切实可行而又具有挑战意义的目标，才能激发团队的工作动力和奉献精神，为工作注入无穷无尽的能量。
团队的精髓是共同承诺。共同承诺就是共同承担集体责任。没有这一承诺，团队如同一盘散沙。作 出这一承诺，团队就会齐心协力，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很多人经常把团队和工作团体混为一谈，其实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优秀的工作团体与团队一样，具有能够一起分享信息、观点和创意，共同决策以帮助每个成员能够更好地工作，同时强化个人工作标准的特点。但工作团体主要是把工作目标分解到个人，其本质 上是注重个人目标和责任，工作团体目标只是个人目标的简单总和，工作团体的成员不会为超出自己义务范围的结果负责，也不会尝试那种因为多名成员共同工作而 带来的增值效应。此外，工作团体常常是与组织结构相联系的，而团队则可突破企业层级结构的限制。高效出色的团队具有如下的特点：
1、目标一致。这一共同的目标是一种意境。团队成员应花费充分的时间、精力来讨论、制定 他们共同的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使每个团队成员都能够深刻地理解团队的目标。以后不论遇到任何困难，这一共同目标都会为团队成员指明方向和方针。
2、具体目标。将团队共同的目标分解为具体的、可衡量的行动目标。这一行动目标既能使个 人不断开拓自己，又能促进整个团队的发展。具体的目标使得彼此间的沟通更畅通，并能督促团队始终为实现最终目标而努力。
3、承担责任。建立一种环境，使每位团队成员在这个环境中都感到自己应对团队的绩效负 责，为团队的共同目标、具体目标和团队行为勇于承担各自共同的责任。
4、关系融洽。团队成员之间应该互相支持，善于沟通，彼此之间坦诚相待，相互信任，并勇 于表达自我。
5、齐心协力。团队成员应为实现团队目标作出共同的承诺，能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并在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
6、和谐的领导艺术。团队的领导者要能够做到使对任务的需求、团队的凝聚力以及个人需求 达到平衡、和谐。
7、短小精悍。团队的规模不宜过大，应短小精悍，其规模一般不超过10人。
8、技能互补。出色的团队应具有如下种技能拥有技术专家型人员；拥有善于解决问题和果断 决策的人员；拥有善于人际交往的人员。各项技能的正确组合是团队成功的关键。
9、行动统一。团队成员必须平等地分担工作任务，并就各自的工作内容取得一致。此外，团 队需要在如何制定工作进度、如何开发工作技能、如何解决矛盾冲突，以及如何作出或修改决策等方面，达成共识。
10、反应迅速。团队应该着眼于未来，视变更为发展的契机，把握机遇，相机而动。
团队和群体的区别
团队（Team）也是群体，其成员间紧密合作以实现一个特定的、共同的目标。所有的团队都是群体，但群体并不一定是团队。
团队区别于群体的特征是:成员间的紧密合作和特定的、至高无上的团队目标。由于团队成员间需要紧密合作，所以，团队的形成有时是非常困难的，团队成员学会 相互间的有效合作也是需要时间的。群体和团队对组织取得竞争优势是非常有利的，他们有助于组织取得优良的业绩、加快对客户的响应、促进创新、增加成员的激 励和满意度
群体跟团队是不同的，就像群众与军队。过去我们的军队有这样一个过程，先从群众到民兵；然后民兵到小支队，到县大队；然后到成为正式的军人。这是逐 步的一个组织，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组织过程中，需要一些要素。我们来看看其实群体和团队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是什么？群体当中是管理者直接命令下属，我安排 你来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而团队更多的是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是高度互动关系。
团体的组织性纪律性非常的强，有严格的组织制度。孙武在向吴王演习自己的兵法十三篇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时，吴王说，先生可以演示一下自 己的兵法，孙子说可以，当时在宫殿里面，孙子说，我这个兵法可以让庶民都可以成为有战斗力的兵士。于是吴王说宫女如何？孙子说：然。于是就开始操演，第一 次，两个带队的妃子笑了，孙武就告诉他们不准笑，并且告诉他们如何做正确的动作。第二次，两个人有笑了，孙武说不可儿戏，如果再笑，不听命令的话，就军法 处置。于是开始第三次的演练，结果还是笑，孙武命两旁的侍卫把两个带头的嫔妃拖出去杀了。但是这两个嫔妃是吴王的宠妃，吴王赶紧求情。没想到孙武说：将在 外，君命有所不受，杀。还是给杀了，吴王拦也拦不住，结果孙武有拿起令旗开始操演。这个时候所有的宫女都协调一致，就如真正的铁甲武士一样，排兵布阵，浩 浩荡荡。吴王看到这里，虽然因为失去了两个宠妃有些伤感，但还是对孙武的兵法五体投地。
最后吴王拜孙武和伍子胥为大将军，已经消灭了强敌楚国，称霸于各个诸侯国，成为著名的春秋五霸。
所以一个团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这就是团队的特点。
团队和群体的区别
(1)举例
NBA在每赛季结束后都要组成一个明星队，由来自各个队伍中不同的球员组成一支篮球队，跟冠军队比赛，这个明星队是团队还是群体，或其它组织?
明星队是团队还是群体，有一些争议。这里的看法是：明星队至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队，只能说是一个潜在的团队，因为最关键的一点是成员之间的协作性 还没有那么熟练，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合力，当然从个人技能上来说也许明星队个人技能要高一些。所以认为它是一个潜在的团队，在国外也有人叫它伪团队。当一个足球队成立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团队，首先，有教练，这些人必须听教练的。另外在队员当中还有一个是队长，这个队长是整个团队的灵魂人 物。还要有中场组织者，如果没有组织者，前锋踢得再好，也不行，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
团队和群体的差异
团队和群体经常容易被混为一谈，但它们之间有根本性的区别，汇总为六点：
(1)在领导方面。作为群体应该有明确的领导人；团队可能就不一样，尤其团队发展到成熟阶段，成员共享决策权。
(2)目标方面。群体的目标必须跟组织保持一致，但团队中除了这点之外，还可以产生自己的目 标。
(3)协作方面。协作性是群体和团队最根本的差异，群体的协作性可能是中等程度的，有时成员还 有些消极，有些对立；但团队中是一种齐心协力的气氛。
(4)责任方面。群体的领导者要负很大责任，而团队中除了领导者要负责之外，每一个团队的成员 也要负责，甚至要一起相互作用，共同负责。
(5)技能方面。群体成员的技能可能是不同的，也可能是相同的，而团队成员的技能是相互补充 的，把不同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人综合在一起，形成角色互补，从而达到整个团队的有效组合。
(6)结果方面。群体的绩效是每一个个体的绩效相加之和，团队的结果或绩效是由大家共同合作完 成的产品。
群体和团队的实例区分
【示例】
麦当劳有一个危机管理队伍，责任就是应对重大的危机，由来自于麦当劳营运部、训练部、采购部、政府关系部等部门的一些资深人员组成，他们平时在共同接受关于危机管理的训练，甚至模拟当危机到来时怎样快速应对，比如广告牌被风吹倒，砸伤了行人，这时 该怎么处理?一些人员考虑是否把被砸伤的人送到医院，如何回答新闻媒体的采访，当家属询问或提出质疑时如何对待?另外一些人要考虑的是如何对这个受伤者负 责，保险谁来出，怎样确定保险?所有这些
都要求团队成员能够在复杂问题面前做出快速行动，并且进行一些专业化的处理。
不同群体 篇6
摘要： 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成为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之一，给包括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安全感均带来不利影响，成为影响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从个人微观层次分析婚姻挤压下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及婚姻挤压对不同年龄和地区的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安全感最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代差异以及地区差异。提高中国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需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各群体的生存状况，统筹解决性别失衡引起的婚姻挤压问题，从国家政策与制度创新的层面关注婚姻挤压及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问题。
关键词：性别失衡；婚姻挤压；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感；社会风险
中图分类号：F323.89；C931.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3-0132-08
一、研究背景
中国在20世纪一直存在着偏高的女孩死亡率，而出生性别比自1980年代以来也出现持续偏高的趋势，且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续且大范围的偏高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率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而伴随着社会转型期大规模的人口城乡流动，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城乡区域间的性别失衡态势更加复杂和严重[1]。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对人口安全和社会稳定都构成了潜在威胁。从长期来看，性别失衡将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婚姻市场等人口问题产生影响[2，3]；同时，性别失衡不但损害了女孩和女性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还对社会所有人群都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从而损害社会和人口的整体福利，阻碍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1，4]。
中国目前正在、并且将要继续面临严重的婚姻挤压，其后果已开始显现，并成为威胁家庭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巨大隐患，引起了政府、社会各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研究揭示，持续的婚姻挤压会引发一系列的人口社会后果，提高人口终身不婚水平、提高男性初婚年龄、拉大夫妇年龄差[5，6]，并进一步引起其他社会问题，如未婚者的生理与心理健康问题、婚姻家庭的稳定问题、非婚生育问题、独身者的养老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等[7，8]。
由于中国经济、社会、人口的快速转型，社会呈现出风险社会甚至高风险社会的特征[9]，“不安全”“风险”“恐怖”“恐惧”等概念开始被学界频繁用来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常态注释。随着社会大众对风险感知的增强，社会风气、治安环境、经济条件、政治环境等方面都在影响着公众的安全感。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作为社会转型期的重要人口安全问题，同样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潜在威胁和巨大风险，由性别结构失衡带来的婚姻挤压等各种社会风险事件有可能影响个人安全感。有研究表明，不能结婚男性的数量越大，其暴力和反社会行为就越多，从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致使人群广泛产生不安定感[10]。由此可见，研究婚姻挤压等各种社会风险事件对个人安全感的影响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还非常少见。
婚姻挤压是存在于婚姻市场的一般特征，中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男性婚姻挤压，且存在着时代及地区差异。虽然有关婚姻挤压的研究自1980年代随着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而逐渐引起关注，但早在19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时期，中国就出现过较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遭受挤压的往往是政治成分差的男性[8]，但并未被社会所关心。中国目前的婚姻挤压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后果之一，而女性从内地到沿海、从山区到平原的婚姻迁移导致婚姻挤压后果发生了空间的转移，贫困和边远农村地区的男性成为婚姻挤压后果的主要承担者[11，12]；同时，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及其农村人口择偶与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也使得城乡及区域间的婚姻挤压态势更为复杂[1]。因此，有必要对婚姻挤压下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感的时代与地区差异进行深入探讨。
男性婚姻挤压致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男性面临成婚困难甚至失婚的困境。在这个普婚制社会中，婚姻家庭生活的缺失会影响大龄未婚青年的心理状况。已有研究证实，大龄未婚人群相较于已婚人群在社会上更加孤立，更容易感到孤独[13]。在中国这样的普婚制社会，大龄未婚更让农村男性感到自卑[14]。大龄未婚男性的不良心理状况是一种潜在因素，可能导致对抗、厌世、轻生以及性犯罪等社会问题[15]。大量游离于婚姻之外的单身男性对婚姻和性的渴望往往刺激买婚、性侵害和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增加，从而威胁着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群体的安全；另一方面，大龄未婚男性的存在也有可能刺激性产业、婚外情、婚外性等事件的发生，从而对已婚男女及其家庭的稳定和安全带来威胁[4]。因此，大龄未婚男性既是婚姻挤压的直接受害者，同时也可能成为影响其他社会群体利益的侵害者，有必要对婚姻挤压下处于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的安全感现状进行研究。
本文利用2010年全国百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次分析婚姻挤压这样的社会风险事件对个人安全感的影响，分析包括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并进一步分析婚姻挤压对不同年龄和地区的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本文从个人微观层次出发，探讨婚姻挤压下农村不同群体的安全感。首先，全面分析农村不同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基于性别和婚姻的视角，对农村人口进行群体分类，分别分析男性与女性群体的安全感、同性群体中不同婚姻状况下的安全感现状。其次，分析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存在是婚姻挤压的直接表现形式，对比分析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与已婚男性群体的安全感，能够揭示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产生的影响。中国婚姻挤压的原因、程度及其影响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其一，年龄分层理论认为，同期群面临着与先期群不同的环境，内外干预因素都会出现变化，生于不同时代的男性因成长历程不同，遭受婚姻挤压的背景也不相同，在安全感方面所受的影响也不一样。本文根据中国人口社会发展特征，将男性出生年代划分1960年以前、1960-1976年、1976年以后三个时期，比较分析不同年龄层的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之间安全感的差异。其二，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文化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婚姻挤压的程度在贫困的中、西部地区更加严重[16]，这将影响个体的安全感。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的安全感差异，深入探讨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
（二）概念的界定与测度
1.安全感。“安全感”（security）与“不安全感”（insecurity）的概念最早由W. I. Thomas和Alfred Adler提出[17]，但直到1960年代才逐渐引起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及社会工作者的关注[18]；1980年代后，“个人安全感”成为犯罪学的重要课题[19]。然而，由于不同学科关注点不同，对于安全感概念的界定存在很大差异：心理学中的安全感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不安全感不利于人格健康发展，可能导致心理疾病，甚至导致反社会行为；社会学关注的是风险社会中存在的集体焦虑和普遍的社会不安全感；在犯罪学领域则是将安全感理解为对犯罪的恐惧，是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指标。虽然不同学科对安全感研究关注的点不同，但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包容的，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内在安全感”和“外在安全感”两种类型[20]。本文综合心理学、社会学及犯罪学领域对安全感的定义，认为安全感包括内在安全感和外在安全感两个部分。
2.内在安全感。内在安全感也叫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其对应的正是心理学中作为人格特质的安全感[21]。本文将内在安全感定义为个体的一种人格特点，是个体内在的心理特质，并运用心理学研究中的安全感量表[22]对个人的内在安全感进行测量。马斯洛的安全——不安全感量表编制于1950年代，时间较早、项目较多（共包含75题），目前在中国并未得到普遍使用；丛中和安丽娟[22]应用的量表包含人际安全感因子和确定控制感因子（共16个题项），符合安全感的理论构想，与经典的马斯洛的安全—不安全量表呈显著的相关，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是国内应用较为广泛的安全感检测量表[23，24]。
3.外在安全感。外在安全感是由外在因素导致的不安全感，有的来自暂时环境变化，有的则来自相对持久的社会环境压力或人际关系压力[20]。外在安全感指个体受外在因素而产生的安全或不安全感受，是一种对情境反应的安全感。本文依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通过考察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包括收入、养老、婚姻、家庭、医疗问题以及治安环境这六个方面的安全感受来综合评价个人的外在安全感。
（三）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10年1-3月进行的“全国百村抽样人口调查”。该调查主要通过对各种人群：农村未婚男性（包括大龄和小龄未婚男性）、已婚男性、已婚和未婚女性的调查，旨在研究婚姻状况对生活状况（包括经济状况、社会资源、社会支持等），婚姻、生育、养老、社会支持、社会融合、生活福利、失范和安全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婚姻挤压所带来的后果。
本次调查通过组织大学生为调查员，利用寒假返乡期间进行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1 867份，范围覆盖了全国28个省份，包括了东部9个省市的27个村庄、中部8个省的60个村庄、西部11个省及自治区的75个村庄，各类型的问卷数量情况见表1。虽然调查存在一定偏差，但调查涵盖省份较广，调查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能够反映出目前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婚姻挤压的相关人口社会后果。有关东、中、西部的省份划分及其他调查情况参见靳小怡等[16]。
三、分析结果
（一）农村不同群体的安全感现状
表2对所有样本依据性别及婚姻状况进行分类，并比较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下的各类群体在安全感方面的差异。
1.不同性别群体的安全感：男性、女性。在内在安全感方面，从安全感量表的得分来看，男性和女性在两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理论均值，女性群体在两因子的得分上均略高于男性群体，这表明女性群体具有较高的心理安全感。外在安全感方面，两性人群只有在家庭问题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在有关收入、养老、婚姻及医疗问题的安全感评价上，男性群体的安全感受更低，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对治安环境的安全评价上，女性群体虽然给出了较高的总体安全评价，但仍有近四成的女性认为夜晚独行非常的不安全，这说明，女性群体更容易产生由治安环境而产生的不安全感。
2.男性群体的安全感：大龄未婚男性、小龄未婚男性、已婚男性。从表2中对不同男性群体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大龄未婚男性的总体安全感水平最低。在内在安全感方面，大龄未婚男性在安全感量表的两因子上的得分均低于已婚男性和小龄未婚男性，且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在男性群体中，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安全感最低。外在安全感方面，所有男性对医疗及收入问题的安全感都比较低；而大龄未婚男性对婚姻及养老问题的安全感明显低于其他男性群体，具有显著差异。
3.女性群体的安全感：未婚女性、已婚女性。在女性群体中，已婚女性与未婚女性在安全感的诸多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婚姻差异。首先，在内在安全感方面，未婚女性的内在安全感略高于已婚女性，具有显著的婚姻差异。其次，在外在安全感方面，不同婚姻状况的女性在养老、婚姻、家庭及治安环境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已婚女性在养老及婚姻问题上的安全感较低，未婚女性则是对家庭及治安环境的安全感较低。
（二）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
1.不同时代（出生队列）下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表3提供了三个时代的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的安全感比较。内在安全感方面，生于1960-1976年间的已婚男性的心理安全感水平最高，生于1960年以前的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安全感水平最低；在不同年龄段中，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安全感水平均低于已婚男性群体，具有显著差异。外在安全感方面，不同年龄段的大龄未婚男性均对婚姻及养老问题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与已婚男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生于1960-1976年的大龄未婚男性对自身婚姻的担忧强烈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生于1960年以前的大龄未婚男性则对养老问题的担忧较为强烈。由此可见，对于35～50岁的男性而言，婚姻挤压致使的难以成婚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年龄段未婚者的安全感。
2.不同地区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从表4可知，在内在安全感上，中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心理安全感水平最低；在外在安全感上，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对婚姻问题的安全感都比较低，同时，中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对收入、养老问题的安全感也比较低，而东部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则对医疗问题的安全感最低。由此可见，婚姻挤压在中部及西部地区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较为突出，而事实上，中部及西部正是婚姻挤压较为严重的地区。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0年“百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个人微观层次出发，分析中国农村各类人群的安全感现状，并集中讨论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域条件下的婚姻挤压对个人安全感的影响，得出了以下重要发现和启示：
首先，男性群体的安全感水平略低于女性群体，大龄未婚男性是所有群体中安全感水平最低的人群。在独立的男性或女性群体中，比较不同婚姻状况人群的安全感均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在中国，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设置，是个人成年的社会化标志，是家庭延续的基础。那些遭遇婚姻挤压的大龄未婚男性不仅会受到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压力，而且婚姻的剥夺也会危及自身身份的认同，从而给其心理带来更为严重的压力，降低其心理的内在安全感受；同时，由于配偶和子女的缺失，大龄未婚男性无法获得正常的社会支持，抵御社会生活问题的能力更弱，因而外在安全感更低。
其次，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具有时代及地域特征。婚姻挤压对生于1960-1976年间的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感的影响较为突出，他们生于社会较动荡时期，家庭经济水平较低，财富积累较少，到达适婚年龄时正逢改革开放伊始，农村女性人口由内陆向沿海的大规模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对这一年龄段男性的婚姻挤压；并且，在经济相对落后、婚姻挤压更为严重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安全感受婚姻挤压的影响也较为严重。
安全感是体现个人生存质量的重要指标，安全感的缺失不仅影响了个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福利，同时也会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致使个体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满足自身安全感的需求，甚至导致反社会行为的产生，对社会公共安全存在潜在威胁和影响。基于以上的结论与分析，本研究认为婚姻挤压对农村各个群体的安全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并可能引发连锁效应，对和谐社会构建存在潜在威胁。如何有效防治婚姻挤压下各群体安全感缺失及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是中国目前人口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新挑战，亟需政府和社会公众给予高度关注，在公共政策层面做到未雨绸缪。鉴于此，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1）建立有重点、分层次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体系，制定优惠政策提高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获取收入的能力，把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纳入到社会管理范围内，从而改善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状况，减少威胁大龄未婚男性生活状况的压力源；（2）倡导妇联、村委会和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民众力量，对遭受婚姻挤压的弱势群体及其家庭应给予充足的人文关怀，定期走访与其交流，及时了解和解决个人及其家庭生活中面临的困难。（3）提供心理干预和心理辅导，为大龄未婚男性进行心理干预和行为矫正。将心理辅导逐步引入农村家庭，对安全感较低的大龄未婚男性，尤其是已经具有危险行为倾向的高危人群进行心理干预，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婚姻和安全感之间的问题，用成熟的方式面对和处理，协助他们改良行为模式，从而将可能的公共安全危及扼杀在萌芽状态。
中国目前已经迈入了“风险社会”的行列，性别失衡与其他社会风险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了社会成员的生存质量及安全感受。性别失衡的后果正在社会中逐步扩大，从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对人们认知形态的影响，这无疑是给性别失衡的社会安全后果问题敲响了警钟，切实治理性别失衡问题刻不容缓。本文的初步发现有利于全面认识性别失衡的社会影响，为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供现实依据。本文基于微观层次数据，对农村各人群的安全感现状及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研究进行了有益尝试，但婚姻挤压对安全感的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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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social risks” in the current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which brings an adversely effect on the sense of security including groups of different marriage state.It becomes the hidden trouble for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From the microlevel analysis of personal sense of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marriage squeeze effect on security of rural male groups，we found that：The rural bachelors security is the minimum，marital status for personal security has significant effect，and the marriage squeezes effect on male security ha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ge and area.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security of rural groups in China，we should improve the fundamental survival condition of rural groups， solve the gender imbalance caused by the marriage squeeze， and take more concern on issue of marriage squeeze and the security problem of rural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t the country level.
不同群体 篇7
1 不同区域病人
1.1 住院病人
护理工作是医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护士在医务人员中约占60%以上[5], 且工作在临床第一线, 是与病人接触最多的工作人员, 所以有效的护患沟通尤为重要。而陈丽娜[5]对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病人对护患沟通的需求调查显示护患沟通的频次、时间、时段以及沟通时的态度与所期望的结果存在差异。调查还显示病人希望护士更多的以平等的朋友式的身份进行沟通。住院病人由于环境的变化、对疾病的担心与不了解等因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 希望得到医护人员更多的关心。随着人们对健康内涵理解的不断加深, 病人既希望从护患沟通中获得与健康相关的知识以更好地配合治疗, 也希望从护患沟通中得到心理上的支持和安慰[6]。所以, 护理人员在与住院病人沟通时不仅要注意给他们讲解疾病相关方面的知识, 还要注意病人的情绪和心理变化, 建立公开诚实[7]、团结友爱的新型的护患关系。
1.2 门诊病人
门诊是一个医院的窗口, 是医院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重要场所[8]。门诊病人流量大, 病种复杂, 病人对医院环境陌生, 有的病人甚至不知道该挂什么科或找不到相应的科室, 需要做多项检查时不能最优选择检查顺序[9,10], 这就对门诊护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门诊接诊护士对门诊病人要起到导医、咨询、护理观察、病人管理、护送病人、保障病人安全等作用[11], 要主动热情的关心病人, 了解他们的需求, 对从外地和农村来的病人更要多一份耐心和细心。另外, 门诊护士在对病人进行治疗操作的同时要给予关怀, 不但技术过硬, 还要在服务态度上让病人满意, 要与病人多沟通, 适应做一些相关的健康教育, 让病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12]。
1.3 急诊病人
急诊医学是研究和处理各类疾病急性发病病因、病理和急救治疗的专业。急诊工作的特点是随机性强, 病人病情危重, 病种复杂[13]。急诊病人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 在就医时往往伴有痛苦和紧张不安的心理, 情绪处于一种应激状态, 对医院提供的服务的期望值远远高于其他服务行业的水平。这就要求急诊护理人员应用更多的沟通技巧, 尽快解除病人的焦虑情绪。急诊护士在接待病人时应针对病人的心理特点有的放矢的将其所遇到的问题交代清楚, 注意病人的感受和信息反馈。同时尽量减少专业术语的使用, 因急诊病人的特殊状态, 病人负性情绪比较大, 在沟通中常发生由于专业术语使用过多而产生概念上误解或不被理解, 影响沟通效果[14], 进而影响护患关系。在抢救病人时充分调动病人的积极性, 主动排解病人的负性情绪。在抢救进行的同时及时渗透、交流信息, 沟通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及时反馈病情变化、抢救情况和预后转归。对于那些情绪激动的家属, 应稳定他们的情绪, 纠正其不良认知, 最大限度地为病人减轻痛苦, 达到护患共同参与的沟通模式[15]。
2 特殊年龄病人
2.1 小儿
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患儿多是独生子女, 备受家长的宠爱, 同时小儿还处于生长发育的时期, 患病后症状和发展过程与成人不同, 面对这样的特殊群体, 儿科护士更要认识到有效沟通的重要性。疾病对患儿和家长都是一种较强的心理应激源, 只有做好心理护理才能使患儿和家长增强对医院的信赖和安全感, 更好地配合治疗, 促使疾病痊愈[16,17]。儿科护士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思想, 加强与患儿家长的交流, 耐心解答家长的疑问, 同时注意把握分寸, 要与家长建立友好融洽的护患关系, 以宽容、接纳的态度对待家长的挑剔、抱怨和迁怒, 对不配合治疗和有无理要求的家长, 使用恰当的语言技巧和委婉的方式互相沟通, 避免正面冲突[18]。
2.2 老年人
1999年10月我国进入老年型社会,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总人口的10%[19]。在今后几十年中, 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将呈上升趋势, 故对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应有足够的估计和重视[20]。老年人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有生理与心理方面的特殊性[21], 从而使护患沟通有了一定的特殊性。老年人社会活动减少, 缺乏倾诉对象等, 容易产生孤独感、无用感, 甚至有负罪感或被遗弃感等不良情绪。何康玲等[22]调查发现, 老年人经常与家人、朋友交流可以降低其认知障碍率, 提示老年人需要经常与外界交流。特别是老年住院病人, 他们更需要护理人员与他们多沟通, 对他们生理和心理都有积极的影响。护理人员在与老年病人交流时, 要耐心倾听老人的叙述, 了解他们的内心活动, 并给予充分的理解, 设法帮助解决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困难, 使老年人有依赖感和安全感, 与老年人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 与其诚挚交流, 消除其抑郁、焦虑、孤独情绪对疾病的影响。同时要处理病人与家属得关系, 对失去配偶或有孤独感的病人要求子女轮流陪护, 对有自卑感的病人, 家属要特别予以关心, 给予开导, 使病人保持愉悦的心情, 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23]。
不同群体 篇8
基于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和养老金缺口急需弥补这一现实国情,延迟退休改革的推行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延迟退休年龄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年限推迟,享受老年闲暇生活的时间缩短,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增加;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为员工缴纳的养老金支出随之增加,企业成本上升,企业劳动力更新速度减缓。作为一项涉及广大群众切实利益的社会政策,如果贸然实行,必然会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本课题以了解不同群体对待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态度、以分析该态度存在的原因为出发点,探讨政策制定与民众意愿之间的矛盾,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顺利推行提供理论依据。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基本情况
本课题选取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作为调查样本,调查对象包括在职人员、失业人员、退休职工以及在读大学生,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从受教育程度、工龄、工作满意度、职业类型、经济收入、对政策的关注和了解程度等不同维度对不同群体进行调查访问。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11份,收回问卷200份。其中回收在职人员87份,退休人员52份,失业人员31份,在读大学生30份。
在问卷调查中,针对受调查者“对推迟退休年龄的态度”这一问题,赞成的约占总受调查者的21%;中立态度的约占总受调查者的23%;不赞成的约占总受调查者的56%。由此可见,大部分受调查者对渐进式推迟退休年龄持反对态度。本文将持不赞同态度的群体分成五大类:失业待业人群、艰苦岗位人群、低学历人群、年轻大学生群体以及普通工薪阶层。其中,失业待业者占总反对人数的26.79%,艰苦岗位工作者占总反对人数的11.61%,低学历者占总反对人数的10.71%,年轻大学生占总反对人数14.28%,普通工薪阶层占总反对人数的36.61%。
二、不同群体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反对原因分析
1. 失业、待业人群:延迟退休加大生活压力
低收入群体由于自身学历水平、劳动技能水平较低,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容易被年轻劳动力取代。处于下岗失业状态的人群较多为中年劳动者,当前我国对劳动者的制度保护还不完善,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且对中年低技能的劳动者存在歧视,在这种现实情况下,留给中年失业者再就业的机会很少。延迟退休的实施,意味着下岗失业人群将会推迟领取养老金的期限,延长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年限,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同时加大在职的低劳动技能群体的失业风险。出于以上问题的担忧,失业、待业群体对延迟退休政策的认可度较低。
2. 艰苦岗位人群:延迟退休加重其身体负担
从事高强度、特重体力劳动和有毒有害等工作的职工认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推行加重其老年状态的身体负担。艰苦岗位的工作体能消耗大,压力和风险也大,如采矿业、铁路维修工作等。按照现行的退休政策,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种体力劳动和有毒有害等特殊工种的工人,工作满一定年限,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就可办理退休手续。职工长期从事高强度、艰苦的工作难免会对身体机能造成损耗,留下一些病痛,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一旦实行,职工在体力不足的情况下继续从事之前的工作将会给企业和个人带来安全隐患,也会对职工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造成一定的冲击。
3. 低学历人群:延迟退休使工作年限变得更长
义务教育的普及提高了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教育水平的提高使人们的工作年限不断缩短。高学历者由于接受较长时间的学历教育,因此工作的起始年龄相对于低学历者来说较晚,学历越高者,在现行退休政策的条件下工作的年限就越短。反观低学历人群,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较早,工作的年限多于高学历者,从事的工作也以体力劳动为主,如果延迟至65岁退休,那么18岁参加工作的劳动者的劳动年限为47年,而博士研究生学历劳动者从事工作的时间在35年左右甚至更少。因此,部分低学历劳动者认为相同的退休年龄造成不同学历水平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延迟退休后有可能会扩大这种不平等。
4. 年轻大学生群体:担忧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造成就业更加困难,加重企业负担
我国大学生就业难是现存的社会问题之一,“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反映出当代大学生群体对就业问题的担忧心理。延迟退休年龄实行后,老年工作者将继续占据工作岗位,企业的“更新换代”速度减缓,加之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加重了年轻一代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且留给其晋升的机会也可能随之减少,对其职业生涯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部分受访问的大学生认为,延迟退休不仅对年轻群体就业有影响,而且也会对企业的未来发展造成一定的隐性阻碍。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相比老年一代,年轻一代具有更高的工作热情和较前卫的创新思维,能够与时俱进,“新鲜血液”的不断输入有助于企业保持活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拥有自身的优势。延迟退休后,老一代的职工虽然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却会对年轻的工作者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从而对企业引进人才方面带来一些阻碍。
5. 普通工薪阶层:希望回归家庭,安享晚年
人的一生中有近2/3的时间花费在学习和工作上,留给个人享受生活的空间有限,许多人盼望自己退休后能够安享晚年,含饴弄孙,回归到家庭中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分担子女的压力,老年人承担起照看孙辈的职责,一旦延迟退休,老年人既要投身工作,又要照看孙辈照顾家庭,将会打破家庭内部职责分工的平衡关系,降低家庭幸福感,引发家庭矛盾,有违家庭和谐。
三、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思考
1. 完善现存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制度的漏洞引发人们对延迟退休的政策推行是否会加剧社会保障公平性缺失的思考。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区域不协调、“多轨”并行格局仍然存在,新旧养老保险制度还未良好接轨等问题对养老保险的公平性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如何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保证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良好运行,并保证不会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平衡性和不公平性,是决策层在制度设计中也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决议不可逆转,完善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保障该制度顺利实施的应有之义。
2. 根据不同群体特征进行制度设计
人社部表示,延迟退休方案遵循渐进式原则,对不同群体,针对其特点制定区别对待的延迟退休方案。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能够缓和民众对该项制度的抵制心理,同时也能够为制度发展扫除不利因素提供较为充足的时间。根据不同群体特征设计延迟退休制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民众的利益,促进制度公平,减轻民众的反对意愿。根据不同群体的诉求,可以由不同行业根据自身的工作特点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基础上自主规定该行业退休年龄,并采取相应的激励机制,制定针对不同年龄退休人员的奖惩规范,通过对愿意延迟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实施奖励来激励民众主动、自愿地继续工作。
3. 从多领域、发展的眼光看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
从局部看,延迟退休政策是涉及社会保障领域的制度设计。然而任何制度都不是能够独立存在的,相关决策层在制定一项政策时应该从多角度、长远发展的眼光来考虑其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考虑该制度的实施是否会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造成阻碍或引起社会“生态”的失衡,例如延迟退休政策对毕业生就业、企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为缓和社会矛盾,减轻延迟退休对其他领域的冲击,国家可以出台配套的辅助政策,如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支持大学生创业,对积极缴纳养老金的企业进行补贴鼓励等,进一步为延迟退休年龄制度保驾护航。
摘要：人社部于2016年3月提出,今年将会拿出延迟退休年龄制度设计的方案,这表示延迟退休年龄改革正式提上日程。在调查过程中笔者了解到民众对于这一制度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较低,反对呼声较高。民众意愿对于此项改革能否顺利推行至关重要。本课题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对不同群体有关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反对因由进行了探讨分析,为延迟退休政策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可参考建议。
关键词：延迟退休,民众态度,不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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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体 篇9
一、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层居民消费支出的短期影响
依照现行统计分类,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由八大类商品组成。由于不同收入层居民的消费结构不尽相同且各类商品价格涨幅各异, 因而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性支出总量的影响各不相同。2011年上半年广东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2%, 从八大类商品价格具体上涨情况来看, 食品、衣着、烟酒及用品、家庭设备用品、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居住分别上涨11.0%、0.5%、2.0%、2.5%、4.1%、0.0%、1.2%和4.7%。当前的物价上涨短期内会对广东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进行预测分析。在此, 我们假定, 2011年全年八大类商品总体保持上半年的价格涨幅, 并且各收入层居民保持2010年的消费支出结构不变, 以及短期内收入和其他影响因素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较为平稳。这样我们可以利用2010年广东省城镇居民按五等份分组收入户人均消费性支出为基准水平, 并依据上半年CPI八大类商品价格涨幅, 预测仅考虑由于物价上涨所影响的各收入层居民2011年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变化程度。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注:根据上半年八大类商品价格水平计算。
1. 从绝对指标变化上看, 低收入层居民的消费支出增加额小于高收入层居民的增加额。
由于八大类商品价格水平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所以导致五等份收入户的消费支出总量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高收入层居民因物价上涨带来的人均消费支出增加额为1428.6元, 在五个层级中增加的绝对量最大, 其次分别为中高收入层、中等收入层、中低收入层和低收入层, 不过增量最小的低收入层居民的全年人均消费支出因物价上涨也增加了576.4元。
2. 从相对指标变化上看, 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幅度最大, 普遍高于其他收入层居民。
根据不同收入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加的绝对量, 测算出因物价上涨, 低收入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幅最大, 达到6.4%。其次分别为中低收入层6.0%、中等收入层5.4%、中高收入层5.0%、高收入层4.7%。这意味着, 在当前广东省总体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2%的基准水平下, 相当于全年低收入层居民的物价上涨6.4%, 高出基准水平1.2个百分点;中低收入层和中等收入层居民的物价分别上涨6.0%和5.4%, 高出基准水平0.8和0.2个百分点;中高收入层和高收入层居民的物价上涨5.0%和4.7%, 分别低于基准水平0.2和0.5个百分点。由此说明当前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下降, 对低收入层居民生活的不利影响要大于高收入层居民。这主要是低收入群体的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较大, 而目前食品价格涨幅较大, 导致低收入层居民消费支出明显增加, 生活压力骤然上升。
二、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层居民消费支出的长期影响
短期内, 物价上涨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那么从长期来看, 物价上涨将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理论上分析, 影响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因素复杂多样, 但综合起来不外乎外生冲击和内生推动。一方面, 消费价格波动引起消费者名义支出水平随之发生变化, 从而引致消费总量发生变动, 这可能是源于价格水平的变化而非实际消费需求变化。比如通货膨胀期间, 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度上升, 居民为了维持不变的生活水平, 必须支出比以前更多的货币, 从而导致名义消费水平的上升;反之, 在通货紧缩时期, 名义消费总量可能因此而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 消费支出的增长可能源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上升所引发的实际需求增加, 同样由于经济衰退也会导致居民收入减少而使需求水平下降。因而, 分析居民消费波动必须区分因物价波动所引起的名义变动和因收入变化所引起的实际需求变动这两种不同的变化类型。鉴于此, 本文将代表总体物价水平变动的CPI和反映居民收入水平变化的人均可支配收入Y纳入到消费支出模型中, 以分析长期物价变动对不同收入层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上式中, t代表年份, i代表收入层级;Cit、Yit分别表示广东省第t层收入户第年的人均消费性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CPIt表示广东省第t年的城镇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uit为随机误差项;为了使各年之间上述变量数据具有可比性, 采用1983年城镇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为100, 进行了调整。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的《广东统计年鉴》。对居民消费支出、收入、物价分别取对数, 以减少异方差。用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上述模型, 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见表2) 。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0%、5%、1%统计水平下显著。
1. 从影响方向上看, 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层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呈现类似U型变化。具体来看, 物价上涨对位于收入分布两端的低收入、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表现为正向影响, 对位于中间层次的中等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表现为负向影响。
2. 从影响程度上看, 物价上涨使低收入、中低收入以及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消费支出增加, 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群体实际消费支出减少。通过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 当物价水平上涨幅度为1%时, 低收入、中低收入及高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分别增加0.53%、0.46%和0.41%, 而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却分别减少0.04%和0.30%, 这表明物价上涨使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增长幅度要明显高于其他收入群体的支出增加幅度, 从而使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压力更为显著。
3. 从影响后果上看, 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效果是具有明显差异的。通过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物价上涨同时使中、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增加, 但其带来的影响效果和各自形成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通过对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结构的分析, 不难发现, 低收入层居民恩格尔系数很高, 消费支出中以食品、居住、医疗等生存性消费支出为主, 具有支出刚性, 在消费量上很难进行压缩。因此, 随着物价的上涨, 支出被动增加, 从而使其生活压力加大, 生活水平下降。当物价上涨时, 高收入群体为了确保自身的福利水平不下降, 必然会增加支出, 但由于这一群体的财富实力雄厚和抵御通胀的手段更为多样, 其应对物价上涨的能力远高于其他收入群体, 因此其消费支出的增加并不能对其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并且进一步通过对高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结构的分析, 不难发现, 享受和发展型消费是这一群体的典型特征, 当物价上涨时, 该群体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即期消费来替代储蓄这种未来消费, 增加的支出主要用于教育、娱乐这些带有人力资本投资性质的享受发展型消费, 这种消费方式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资产增值保值的投资模式。
此外, 回归结果中, 中等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而发生轻度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群体主要是工薪阶层, 收入来源固定和单一, 抵御物价上涨风险的手段和能力不及高收入群体。当物价持续上涨时, 该收入群体就会不断压缩除食品外的其他消费, 纷纷改变消费方式、降低消费档次, 在食品、衣着、日用品等日常消费品选择上更趋向于经济实惠的替代品, 而不得不将节省下来的收入冒着财富缩水的风险以货币形式存入银行, 以应对医疗、教育等未来这些不确定性支出。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采用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相结合的方法, 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研究预测了物价上涨对广东城镇居民不同收入层消费支出的影响。通过分析,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从短期看, 物价上涨使城镇不同收入层居民的消费支出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 但低收入层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幅度最大, 普遍高于其他收入层居民。 (2) 从长期看, 物价上涨对城镇不同收入层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尽相同, 其中使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支出增加, 而使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支出减少。 (3) 无论是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 物价上涨对低收入户的影响最大, 其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其他收入群体的支出增长幅度。
因此, 为了控制物价过快上涨, 减轻物价上涨给低收入群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 建立农副产品生产和供给的稳定机制, 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当前, 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推动物价持续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 而低收入群体也正是由于食品消费所占比重较大而受物价影响较大。因此, 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粮、油、肉、蛋、水产品等主要食品的生产, 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要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尤其是要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提高单产水平, 发挥公共财政支持畜禽产品、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规模化生产的作用。进一步从资金、税收、保险、疫病防治等多方面扶持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户, 给予农产品生产者必要的优惠措施, 使生产者有利可图, 必要时可动用政府储备政策和收购政策来调节农产品供给, 保障生产者利益, 缓解供需矛盾, 稳定价格。特别是针对当前猪肉、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 政府可以择机调用储备肉、储备粮增加市场供应, 以平抑物价。对于蔬菜、水产品、肉类等鲜活类商品, 要注意提高直销比例, 减少从批发到零售的中间环节, 降低流通费用, 以保障生产环节、市场流通环节的健康运行。
2. 对低收入群体实行物价补贴, 多举措联手, 切实提高其收入水平。
物价上涨对低收入层次居民日常消费影响最大, 依靠居民自身能力来消化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是不现实的, 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帮助;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来帮助其抵御物价上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讲, 要继续完善和落实广东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落实最低工资制度, 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根据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的要求, 适时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优抚待遇标准等, 切实保障最低收入层次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3. 加强物价的监测和监管, 维护市场价格稳定。
首先, 要健全各种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监测制度, 进一步完善日常价格监测和应急监测制度, 加强对猪肉、粮食、蔬菜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监测力度。其次, 继续重视和支持发挥国家调查队系统在价格监测上的优势, 加强对经济形势、价格总水平走势、重要商品价格走势以及市场供求变化情况的分析预测。最后, 要健全各项法律法规, 防止和禁止各种搭车涨价、哄抬物价、擅自涨价的不法行为以及制假造假扰乱市场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违法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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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体 篇10
1 治疗现状和个体化治疗的意义
1.1 治疗现状
长期以来, 高血压病的药物治疗多按照阶梯方案为主, 不过多考虑个体特异性, 而是一味的机械、千篇一律首先利尿剂或β受体阻滞剂[2], 患者易出现诸如乏力、电解质紊乱、血糖血脂异常、多汗、性功能障碍等不良反应。另一方面, 将单一的利尿剂或β受体阻滞剂作为一线治疗方案, 效果并不可靠, 患者失去顺从性, 停止治疗。在β受体阻滞剂治疗中, 心动过缓发生率高, 防范与处置较为被动, 同时有研究资料表明, 阿替洛尔可能增加脑卒中的风险, 不宜再将该类药物作为高血压病治疗的一线药物。
循证医学的出现是临床医学的重大进步, 给疾病治疗的药物选择有了直接的证据。这在高血压病患者中有了可靠的药物选择证据, 一方面在保护患者靶器官的角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在另一方面, 具有保护靶器官作用的降压药物多为新的抗高血压药物或进口制剂, 如钙离子拮抗剂 (CCB)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 的长效制剂、新一代β受体阻滞剂、20世纪90年代上市的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 (ARB) , 价格相对偏高。加之, 我国自1997年实施医疗体制改革十余年来, 由于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医院随市场经济运作并受其影响, 以药养医成为医院正常运行的必须路径。在这种状况下, 医生必须接受“激励机制”“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在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案时, 既要考虑实际疗效又要体现绩效, 导致治疗费用偏高, 一年治疗费用在4000～5000元之间的患者已不在少数, 让证据治疗学变成了一把双刃剑。
1.2 个体化治疗的意义
高血压病在既往的治疗过程中历经了多种方案。阶梯治疗主张在第一阶梯 (轻、中度高血压) 给予噻嗪类利尿剂或β受体阻滞剂, 第二阶梯给予2种药物联合使用, 如果无效则可加第三种或第四种药物 (即第三或第四阶梯) 。
阶梯疗法应用最为普遍, 缺点是机械呆板、缺乏人性化。按肾素水平分型治疗方法中, 由于肾素分型存在着明显局限性且患者肾素分型互变不定, 无法选择相对固定的药物, 无法推广。
实施个体化治疗, 就是打破既往机械的阶梯方法, 根据患者年龄、血压分级、危险分层情况、有无并发症合并症、个体特异性、经济状况, 结合循证医学证据, 灵活制定适合个体的降压方案, 有效控制血压减少并发症和减少心脑血管病发生率与病死率。
2 基本方案
40岁以下的患者, 除非高血压为2级以上, 否则以消除危险分层因素为主 (如减轻体质量, BMI控制在25以下) 。40岁以上的患者, 无合并症的1级的高血压, 经3～6个月采取饮食调节、运动、控制体质量无效的, 可根据动态血压监测和个体情况单选一种降压药;2级高血压两种药物联用, 从小剂量用药开始;3级高血压起始即三种药联用早已形成共识, 从小剂量用药开始, 除非有禁忌症, 否则应包括一种利尿剂[3]。
3 不同人群治疗
3.1 经济条件不同患者的药物治疗
经济条件较好的患者, 应该按照循证医学的证据选择ⅠA证据的药物[1], 如高血压伴左室肥厚, 蛋白尿、心脏左室射血分数<45%的慢性心力衰竭、2型糖尿病可选择开搏通治疗。不能耐受ACEI的患者可换成ARB类。发生心肌梗死的可选用ACEI+新一代β受体阻滞剂;CCB可有效减少高血压患者脑卒中的发生, 本类药适合已发生脑卒中或有家族史的患者。
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 可供选用的物美价廉的降压药药源相对比较充足, 品种也比较齐全, 尤其在基层极易获得。这类患者首先是保证得到药物治疗, 只要按照医嘱坚持服药, 绝大多数患者的血压能够控制, 从而减轻靶器官的进一步损害, 或者降低本类患者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率和死亡危险。
3.2 青壮年患者的药物治疗
青壮年正值人的一生中最能体现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时期, 该年龄段的患者高血压病程相对不长, 并发症也较少。因此, 治疗的目的应以减少并发症为主, 选择降压药要考虑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选择CCB或ARB类较为合适。即使选择ACEI或β受体阻滞剂、利尿剂, 最好交替使用, 不宜长期固定以克服不利影响, 提高患者的顺应性。青壮年社会活动频繁、各种应酬较多, 还要注重对该类高血压人群生活方式的指导。
3.3 老年患者的药物治疗
老年患者多数已有并发症或合并其他病变, 药物选择不仅要考虑对靶器官的保护作用, 同时还要兼顾合并症的治疗。有的老年患者食欲差或者胃肠吸收功能下降, 出现低钾血症、低钠血症, 或者已有肾功能衰竭, 故排钾保钾利尿剂要审慎应用, 最好小剂量与其他类降压药联合应用, 不宜单剂量首选或长期应用。ACEI、β受体阻滞剂、CCB和ARB类对大多数老年患者是有益的。老年患者血压的控制水平要视其并发症和合并症情况, 若合并有2型糖尿病、慢性心力衰竭、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肌病、慢性肾功能衰竭等, 血压要严格控制在130/80mmHg以内。无明显并发症、合并症的, 患者又无明显自觉症状, 即使血压在150/85mmHg左右也是可以的, 不必一律都要求降到130/80mmHg以下。
制定适合有关个体的降压方案, 充分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和经济条件, 使每个患者都能积极参与、接受合理治疗, 将血压控制在理想目标, 有利于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摘要：高血压病的治疗应根据患者年龄、血压分级、分层情况、有无并发症、合并症、个体特异性及经济状况, 制定灵活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有效控制血压,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高血压病,个体化治疗
参考文献
[1]朱宁, 李长育.高血压病的个体化治疗[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07, 27 (17) :1349-1351.
[2]李目, 陈能亮.高血压病治疗进展[J].中国医学创新, 2008, 7 (2) 9.
不同群体 篇11
在深圳市守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关爱协会牵头之下，全国287个城市的6205名心智障碍者家长8月1日上午9时联合给全国人大法工委寄去一份立法建议书，主要涉及《民法总则》草案监护制度，就心智障碍者监护问题提出四点建议。他们希望废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概念，细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的能力界定，根据心智障碍群体自主权设立不同程度的监护权等。
深圳心智障碍人数超20万
患唐氏综合征的陈×民1996年到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当年签订终身托养服务，监护人是其父母。
陈×民没语言表达能力，不开心或生气时会走到无人处独自掉泪，喜欢用肢体语言与别人沟通，前几年在托养中心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洗碗、叠衣服等。
他父母是大学教授，有时间就会来看望，逢年过节接他回去。每次到托养中心探望，他父母总是担忧：“我们越来越老，总有一天要先离世，以后陈×民怎么办？”
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2013年，陈×民年迈的父亲去世，2015年母亲离世。虽然有一个姐姐，但她有自己的家庭，无力照顾弟弟。
已经55岁的他虽是终身托养，每天可在托养机构接受服务，但因父母相继离世，正面临“生病谁能为其承担医疗费？”“谁能为其在监护人栏签字？”等诸多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深圳现有心智障碍（包括自闭症、脑瘫、智障和唐氏综合征）人数已经超过20万。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全国心智障碍人数达2520万。
6000余家长联名提出建议
深圳市守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关爱协会一直致力于推动、促进与心智障碍者相关的服务和权益发展，增强公众对心智障碍者认知、接纳，促进心智障碍者家庭互助精神及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完善。
7月5日，全国人大就《民法总则》草案面向公众征求意见，关于监护制度内容备受心智障碍者家长们关注。深圳市守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关爱协会相关负责人说：“30年一遇的立法参与，我们盼望能为孩子以后的监护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形成法律。”
于是，深圳市守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关爱协会会长廖艳晖、秘书长张凤琼与衡平机构负责人黄雪涛律师就《民法总则》草案中监护制度进行探讨，希望能够根据心智障碍群体自主权而设立不同程度的监护权。
该協会通过守望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盟核心机构向会员家长组织发出建议，根据当地情况更改建议书，呼吁家长参与表达意见，统一寄出建议书，希望全国人大法工委能听到家长们的声音。
截至7月31日23时，包括深圳248名家长在内的全国6205名心智障碍者家长表达了意见，最终形成《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监护制度的立法建议书》。
一名心智障碍者家长代表说：“希望让立法者听到心智障碍者家长的声音，知道我们真正的需求。”
提有效建议盼望立法修改
在建议书开头，心智障碍者家长们道出共同的心声：“我们的孩子被诊断为心智障碍者之后，围绕孩子从小到大的康复、教育、融合、就业等问题，我们不曾停歇，作为心智障碍者的监护人，我们承担着无限大的责任和义务。越来越多案例的发生，比如心智障碍者的父母突然离世，找不到照顾者或照顾场所等，生活被限制，生活品质没法保证，许多需要面对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反复思考，却心灰意冷。”
他们说，除面对残障本身，他们要面对更多社会歧视与不合理制度。单一监护关系，无限大的责任，让他们不得不采取限制孩子自由活动的做法，削弱原本就很少的尝试与犯错纠错机会，导致孩子融入社会机会越来越少、难度增加，社会更加隔离与歧视的恶性循环，“我们的孩子监护权无处托付，当我们步入老龄或离世，我们的孩子更孤立无援。”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提出有效、有力建议，进行立法修改！让家长不再担心自己不在了，孩子怎么办？”深圳市守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关爱协会负责人说。
焦点
四点建议聚焦心智障碍者监护权
深圳市守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关爱协会通过多次组织专家、律师、家长代表召开研讨会，最终就《民法总则》草案中监护制度提出四点建议：
A. 应承认成年心智障碍者作为权利主体，与其他成年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其真实的需求能够被理解，被社会接纳，并有机会承担责任。
B. 废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概念，细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的能力界定；应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立法目的。
C. 《民法总则》草案就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应规定三种决策模式：独立决策、支持性自主决策、替代性决策，特别提到法律应清晰划分每个成年心智障碍者被限制的事项，以确保其有明晰自主决策权利。
如果法律一定要限制成年心智障碍者的行为能力，应确认人的能力是动态变化。需要定期评估体系，以便确定在什么时间内，对哪些事项进行限制，而且限制事项应列明。成年心智障碍者在完全独立决策、替代性决策之间，应增加支持性自主决策模式，使心智障碍者在生活决策中有权获得社会各类专业服务的支持与帮助，使心智障碍者有机会获取与决策有关信息，并在支持下表达意愿、做出决定。在支持性自主决策模式中，支持者对服务行为承担支持行为的过错责任。
D. 国家应该建立更加多元灵活的监督体系。“监护监督的功能，不应只在发生重大侵权、需要撤换时才发生作用，应该是对被监护人常设的保护与监督机制。”深圳市守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关爱协会相关负责人说，此建议可具体细化为法律应规定监护监督的定期调查报告制度，监督人应听取被监护人的意见，接受监督的人，包括监护人、专业支持者、服务者，监督及评估标准，应由利益相关人共同参与制定，对监护人的处理，除撤销监护人资格还应有其他处置方式，例如对被监督者提供支持引导改正，要求被监督人接受培训，作出赔偿，严重者，撤销其监护资格、重新指定监护人等。
nlc202309091156
个案
父亲患老年痴呆症 如何担当儿子监护人？
小吳，45岁，智力障碍伴脊柱侧弯，1997年托养在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2012年，小吴的父亲突然发病，经医治后诊断为老年痴呆症，其母没办法同时照顾小吴及其父亲，最后只好将小吴的父亲送进老人院。
此后，小吴的母亲开始焦虑：万一有一天自己不在的时候，儿子小吴怎么办呀？于是，她找慧灵机构负责人咨询是否可为儿子办理终身托养，但没想到的是，还没等慧灵答复如何解决，她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在自家浴室冲凉时突发心肌梗塞死亡。
小吴的姐姐常住美国，极少回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从美国回来找不到家里的任何东西，也不知道母亲对弟弟下半生有什么安排。
在处理好母亲的后事之后，到慧灵寻求帮忙：希望自己回美国之前，安排好弟弟小吴以后的生活。
麻烦的是，因为其父亲还在世，姐姐不是弟弟的第一监护人，很多事情她不能代替监护人办理。但她父亲是老年痴呆患者，自己都不能自理，怎么能出面办理她弟弟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她必须先去办理父亲因老人痴呆而没有完全民事能力、监护能力的证明，才可以成为弟弟的第一监护人。无奈，办理这些手续比较复杂，回美国的日程早已安排，没有办法延迟，最终她只好与慧灵协商：弟弟仍然在慧灵托养中心生活，服务费由她每月通过银行汇款，等下次回国后再办理弟弟长期托管及监护的事宜。
背景
民法总则拟将智障者纳入被监护人范围
全国人大7月5日发布《民法总则》草案，开始为期1个月的公众意见征求，8月5日截止。完善监护制度是《民法总则》草案的一大亮点，将智力障碍者、因疾病等原因丧失或部分丧失辨识认知能力的成年人也纳入被监护人范围，并对监护人范围作出调整。
草案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这意味着，有智力、精神健康障碍等情形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被纳入了法定监护人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作草案说明时指出，这将有利于保护这些人的人身财产权益，也有利于应对老龄化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说，目前的监护人范围主要是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但实践表明，其他一些群体也存在同样情况，如智障者，缺乏认识和判断能力，如果没有监护人的帮助和代理，一些民事行为就没法得到实现。
《民法总则》草案还赋予有监护意愿和能力的社会组织法定监护人资格，比如具备一定信誉、财产状况等相应条件的养老机构和慈善机构等，同时完善撤销监护制度，当监护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使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法院可根据有关人员和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本刊整理自《南方都市报》
不同群体 篇12
1 体育旅游经历情况分析
从苏北五城市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在参加过的体育旅游项目的调查中发现, 主要项目有运动会、体育休闲游、登山、远足、活动参与游、民族体育活动、野营、游泳、垂钓、攀岩等, 参与或者观看运动会, 群体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卡方检验P>0.05) ;攀岩与垂钓在不同文化程度群体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P<0.05) 。调查结果显示, 参与人数较多的体育运动项目有运动会、登山, 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具有显著性差异。并且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 反映出一个基本特征就是, 大多数体育旅游项目的参与人数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呈上升趋势, 有的项目如垂钓、攀岩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群的参与情况明显低于大专或本科学历;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对远足运动的参与, 随着学历的提高而逐渐减少。
2 体育旅游动机情况分析
根据心理学原理, 动机 (motive) 是在目标或者对象的引导下, 激发和维持个体活动的内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它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中习得的准则、态度、文化、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 它导致一个人具有特定的动机模式, 通过多种渠道对旅游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动机要求活动, 活动能促使个体达到他们的目标。调查显示, 旅游者的文化程度与参与体育旅游的愿望、出游动机及其关联。总的来说, 文化程度越高, 参与体育旅游的愿望越强烈, 愿意以体育活动为目的进行体育旅游的出游愿望越高。
旅游动机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行为, 旅游者由于爱好、追求、文化、身体状况、余暇时间及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旅游动机。调查显示, 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体进行体育旅游的价值取向还是基本一致的, 排序都是娱乐、休闲、舒缓压力、健身、时尚、冒险刺激、丰富人生经历、磨练意志等。高中和中专以下文化程度人群的体育旅游动机主要是娱乐、休闲、时尚;研究生以上学历人群的旅游动机主要是休闲、娱乐、冒险刺激, 并且相对其他群体来说, 休闲、冒险刺激指数较高;大专和大学本科群体进行体育旅游的动机主要是娱乐、休闲和健身。总的来说,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 人们进行体育旅游的休闲动机呈上升趋势。这种潜在的旅游动机, 可以使人们的身体得到修养, 身心得到宁静, 可以消除紧张与疲劳, 丰富、改变、创造人的精神素质, 获得更高的成就, 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3 体育旅游认知情况分析
认知 (cognition) 指人类认识客观事物, 获得知识的活动。体育旅游认知是人们对体育旅游知识、项目等情况的认识和了解, 是参与体育旅游的思想准备和知识储备。人们对体育旅游的认知度高低直接关系到他们对体育旅游参与的热情。若对体育旅游认知模糊, 那他参与的体育旅游活动将是盲目或潜意识的;若在参与体育旅游活动之前, 事先对体育旅游有较为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人们就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身心发展需求, 有选择性地主动参与其中, 从而达到一种新的体验, 并充分领略到体验的乐趣。调查显示, 通过对不同文化程度群体体育旅游概念、作用的认知情况进行调查和卡方检验, 结果p<0.01, 说明不同文化群体对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的认知都有着显著的差异。在所调查的1610份有效问卷中, 清楚体育旅游概念的人群占32.6%, 了解体育旅游作用的人群占33.8%。
另外,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 不同群体对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的认知逐渐提高, 研究生以上群体最高, 这类人群对于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的认知相对较高分别达45.8%和50.6%。这表明体育旅游的概念及作用的认知度与被调查对象所受的教育程度有关,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 由于有较高的文化内涵, 使他们在休闲方式的选择上有较高的认知, 这类人群普遍乐于追求健康、时尚的休闲方式, 对于新鲜事物也比较容易接受。但是,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大多数对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不太了解, 特别是高中和中专以下文化程度人群, 不清楚体育旅游概念的高达75.5%, 不了解体育旅游作用的高达71.4%, 说明文化程度越低, 对于体育旅游的认知度也相对较低。
4 体育旅游需求情况分析
心理学研究认为, 需求 (demand) 是指人体内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对维持发展生命所必须的客观条件的反应。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体育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群以各种形式喜欢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旅游活动, 以达到休闲、健身、娱乐、探险等目的。但由于人们文化程度的不同, 对体育旅游的项目需求也各有差别。调查显示:高中和中专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对体育旅游需求的项目依次为体育休闲游、野营、登山、垂钓、参与或者观看运动会、活动参与游、民族体育活动等;大学文化程度人群选择不同旅游需求的项目前三位分别是体育休闲游、登山、野营;研究生以上学历文化程度人群选择体育旅游需求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登山、体育休闲游、远足、野营、游泳、攀岩等。
调查显示,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对于体育旅游项目需求在心理倾向性上有一定差异, 在各类文化程度人群中, 参与体育休闲运动的人数最多, 占55.3%, 参与攀岩运动的人数最少, 占8.2%。说明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之间旅游需求有一定差异, 但不明显;人们对于危险项目普遍具有一定的恐惧心理。
5 影响参与体育旅游的因素情况分析
调查显示, 苏北五市不同文化程度群体没参加过体育旅游的人群高达1060人, 占有效问卷人数的65.8%, 通过对这些人群不能参加体育旅游的诸因素中, 没有兴趣、受经济限制和对体育旅游认知度不高是主要的原因。心理学认为, 兴趣是对事物喜好或关切的情绪, 是从事某项活动的意识倾向性与选择性。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及主体条件各不相同, 导致兴趣的不同,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余暇时间的增多, 人们应根据自身条件的特点, 培养对体育旅游的兴趣, 不但锻炼了身体, 而且陶冶了情操。
通过数据分析显示, 高中和中专以下文化程度人群受兴趣和经济条件影响的因素比较大, 占50.4%, 研究生文化程度以上学历大多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以及对体育旅游知识不太了解。
6 结论
体育旅游是旅游者离开生活居住地进行的以旅游和体育活动为目的, 以休闲、健身、娱乐、探险为主要动机, 以观看、欣赏、参与体育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旅游活动。通过对苏北五城市不同文化程度群体体育旅游文化特征研究, 可以看出不同文化程度群体参与过体育旅游的人群相对较少, 参与过体育旅游的不同文化程度人群, 随着学历的提高参加的人数逐渐增多。有些体育旅游项目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 如体育休闲游、野营、登山等;有些项目随着学历的提高参与的人数逐渐减少, 如远足、攀岩等。无论那一种文化程度群体对于体育旅游的认知度都较低,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 对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的认知逐渐提高。因此, 要想提高人们对体育旅游的认知, 一方面要扩大宣传,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 提供方便快捷的认知渠道, 另一方面, 通过积极有效的措施转变人们的体育旅游观念, 增加人们对体育旅游知识的了解。通过对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体育旅游需求情况的调查, 差异性并不十分明显, 人们对于危险项目普遍具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因此, 应针对各群体开发休闲娱乐类项目为主, 并适当开发一些刺激类项目如漂流、滑翔、高山滑道、森林探险等。
另外, 通过对影响苏北地区体育旅游的因素分析, 建议应逐步开发不同档次的特色体育旅游产品, 以满足不同经济收入水平人群能够有能力体验体育旅游活动;注重旅游品牌效应, 提高服务水平, 加强安全防范措施, 消除人们对于危险性体育旅游项目的恐惧心理, 科学有效地整合旅游资源与体育资源, 使更多的旅游爱好者和体育爱好者去关注体育旅游活动的开展, 并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来。
摘要：以苏北地区不同文化程度群体为研究对象, 运用问卷调查、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 分析了苏北地区五城市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体育旅游经历、旅游动机、体育旅游认知、体育旅游需求以及影响参与体育旅游的因素等特征, 对于打造苏北地区体育旅游品牌、提升旅游竞争力、开发体育旅游市场和产品, 提供理论依据, 并能满足人们缓减压力, 释放自我的需求, 促进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苏北地区,体育旅游,休闲体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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