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消费者（精选8篇）
医疗消费者 篇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丽来源于健康,对健康与美的追求是人的基本权利。即便是在经济困难的时期,这种需求也一直存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美容的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医疗美容市场不断得到拓展,我国的医疗美容行业也开始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近日《中国医疗美容》走进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秘书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院长赵振民教授,就我国医疗美容行业现状、发展特点等问题对其进行了专访。
《中国医疗美容》:医疗美容行业作为新型的经济产业链,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掀起了一股热潮,对于医疗美容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及前景,您如何看待?
赵振民:在我国,医疗美容行业发展的空间很大,前景也很广阔,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引导政策、准入和监管法规及行业自律维权等措施。比如:2002年卫生部颁布了《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19号),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的通知,在此期间《医疗美容机构、美容医疗科室基本标准》、《医疗美容服务项目管理办法》、《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培训规范》、《医疗美容机构评价标准体系》等一系列文件法规相继出台。另外,国家一级社团法人组织——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也在2009年正式成立,2010年卫生部和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共同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医疗美容行业监管工作会议暨医疗美容行业发展高峰论坛,201 1年卫生部医管司(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协助)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医疗美容机构的督导检查。今年,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也成立了口腔医疗整形美容分会,还有另外三个分会(修复重建外科分会、微创与皮肤整形美容分会、民营医疗美容机构分会)已获得卫生部、民政部批准,即将正式成立。
第二、我国的经济发展为医疗美容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居民消费类型和行为会发生重大转变,服务业和高端消费品产业将会得到快速发展。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300美元,就是在此期间,我国的医疗美容行业的发展也得到了更大的提高。
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美容的新技术、新方法、新产品、新设备的不断出现,创造着新的市场需求,推动着行业的持续发展。比如:生物技术、光学技术、化学技术、电磁技术、新材料等,医疗美容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第四、随着以人为本和健康中国的执政理念在社会建设中的深入贯彻,关注民生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任务。也促使医疗美容市场的逐步规范、专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品质的不断提升。求美就医者的信赖程度也随之不断提升、对医疗美容的需求呈不断上升趋势。
《中国医疗美容》:求美者现在对医疗美容的需求不断上升,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遇,我们的行业结构本身有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发生?
赵振民:我国医疗美容行业的结构不断优化、服务品质不断提升、服务容量不断扩大。说的具体点,可以体现为:
第一、行业结构一规范化。随着政府支持重视和行业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及求美就医者愈加理性,医疗美容行业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重视依法经营、规范管理、诚信服务。
第二、行业结构一品牌化。由于竞争加剧,医疗美容机构越来越注重品牌建设。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将成为核心竞争力之一,没有品牌竞争力的机构将会自动退出行业。
第三、行业结构一专业化、标准化、精品化。医疗美容机构已经从过去的粗放式服务向服务方式的专业化、服务技术的标准化和精品化、服务品质的精细化转变。
第四、行业结构一规模化。如何快速实现规模化是核心竞争的要点,连锁化经营成为医疗美容行业的发展趋势,通过规模化连锁经营,打通资本市场,获得持续增长。
第五、行业结构一综合化。综合一体化服务是另一个发展趋势,实力雄厚的医疗美容机构将提供融健康管理,美容、健身、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以多样化经营来提高自身竞争优势,获得横向壮大。
《中国医疗美容》: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它呈现出那些发展特点?
赵振民:医疗美容行业发展特点可以归结成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行业特点一发展速度快。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级医院纷纷成立整形美容,整形美容已经普及到县区一级,迎来我国整形美容大繁荣时期。
第二、行业特点一模式转变快。2005年以后,随着社会资本的大量涌入,本着希望“做大做强”,一些大规模的医疗美容机构纷纷成立,民营医疗机构成为行业的主体之一。2008年我国整形美容行业进入了“大升级”时代,集约化,大规模的医疗美容机构不断建立,服务容量扩大,服务项目不断增加,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
第三、国内美容整形事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民营医疗美容机构的崛起,为美容整形行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打破了国有美容医疗机构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丰富了医疗美容市场,为广大的求美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第四、行业特点——发展前景好。一方面经济的轻微震荡,政府的严管,行业的自律维权,以及市场竞争的自然规律会加速行业洗牌,这样的调整会推动行业走向成熟和稳定;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逐步被更多人接受并普及,表现出低龄化、男性参与、综合整形、多次整形等特征。同时我国的医疗美容服务已经开始向着普通人群、大众化服务转变,让更多的人民享受医疗美容行业发展的成果。
《中国医疗美容》:可否对我国医疗美容行业当前整体情况进行一个评价?
赵振民:目前,我国的医疗美容行业能够向广大人民提供安全、优质、便捷、舒适的医疗美容服务,我国的医疗美容临床技术水平完全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医疗美容服务需求,我国医疗美容行业的明天会发展的更好更快、更强更大。
《中国医疗美容》:最后,对于关心和支持我们行业健康发展的广大求美者,您有什么宝贵的建议?
赵振民:医疗美容业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通的服务,一种大众化服务,我们的医疗美容服务机构也在不断增多。对于求美者而言,做医疗美容手术,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判断一家机构是否正规,具体可以在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的网站上查询,看看这家机构是否登记备案。如果是卫生行政部门审核通过,批准经营的,无论是民营的还是公立的医疗美容机构,基本都是可以满足求美者不同层次的求美需求的。
另外,为你进行手术的医生是否有资质,所使用的产品材料是否合格?大家也都可以主动登录相关的网站去查询。在手术前先了解好相关的信息,做好功课,以避免不必要的手术风险。
赵振民: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秘书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曾承担和参加了国家级、省部级、院校级、院所级科研项目10多项,多次荣获医疗科学技术奖项。专业特长:整形美容外科、口腔颌面外科。
医疗消费者 篇2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用于健身消费，加强对定点健身场馆的管理，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促进全民健身条例》和《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以下对象：
（一）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上一医疗保险末余额达到本市上一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百分之五的社会保障卡持卡人（以下简称“持卡人”）；
（二）全市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定点健身场馆（以下简称“定点健身场馆”）。
第三条 市文体旅游局会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本办法采用大数据技术监控、审核定点场馆、经济处罚等措施，对持卡人健身消费行为和定点健身场馆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 刷卡健身消费
第四条 持卡人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上一医疗保险末余额达到本市上一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百分之五的，可以将余额的百分之十用于本人在定点健身场馆进行规定项目和范围内的健身消费。消费时使用本人的社会保障卡刷卡记账。
健身消费规定项目和范围由市文体旅游局制定，并可以适时调整。
第五条 持卡人健身消费额度信息通过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健身消费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医健信息系统”）记录。医健信息系统数据与社会医疗保险系统数据实时关联，同步更新。
持卡人可登录医健信息系统或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网站，查询本人的健身消费和余额情况。
第六条
在每一个医疗保险的首十个工作日内，持卡人的健身消费限额由医健信息系统根据其社会保障卡账户余额自动生成。持卡人在该首次刷卡健身消费前，需登录医健信息系统提交健身消费额度申请，一个医疗保险只可申请一次，跨需要重新申请。健身消费额度生成之后，持卡人未刷卡健身消费的，不扣减持卡人社会保险个人账户余额。
第七条 持卡人可在市文体旅游局的官网上查找定点健身场馆信息，按官网上公布的定点健身场馆经营的健身服务项目进行刷卡健身消费。
第八条 刷卡健身消费不得用于非健身项目。一天消费不超过一次，一次不超过一百元。违反本办法规定刷卡健身消费的持卡人，半年内不得使用社会保障卡用于健身消费；违反医疗保险有关规定被市社会保险机构暂定记账期间，持卡人的社会保障卡不得用于健身消费。
第三章 定点健身场馆
第九条 本办法所称定点健身场馆，是指向市文体旅游局提出申请并经确认后，双方签订服务协议，为持卡人提供刷卡健身消费服务的健身场所。
第十条 定点健身场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合法的独立法人资格，经营范围包括体育健身项目服务；
（二）具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相关的体育设施、信息化基础设备、专业人才和服务功能。综合性健身场地面积不低于1000平方米，单项性健身场地面积不低于500平方米，具有6名以上专门的教练人员或社会体育指导员；
（三）符合《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定点健身场馆评定项目及量化评分标准表》的评分规定；
（四）须提供配套让利优惠举措。
根据深圳市实际情况，对定点健身场馆的确认采取自愿申请、明确标准、择优确定的政策。
第十一条 申请成为定点健身场馆的，应当向市文体旅游局提交以下材料：
（一）《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定点健身场馆申请书》；
（二）健身场馆《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三）健身场馆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按《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定点健身场馆评定项目及量化评分标准表》所作的自评结果及相关证明材料；
（五）专门教练人员或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资格证书、聘用合同书及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六）所经营健身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以及配套让利优惠承诺；
（七）近三年健身场馆和服务项目的月度财务报表。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无法获取相关信息的，需提交原件查验。
第十二条 市文体旅游局按照下列程序确认定点健身场馆：
（一）每年第一、三季度首5个工作日，申请单位根据市文体旅游局官网发布的申报指引进行网上申报，填报相关表格，提供相关材料；
（二）市文体旅游局在接收材料10个工作日内对网上申报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给予受理编号；不符合要求的予以退回；材料不齐或者材料不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充的材料；申请人应当自收到补充材料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补充，逾期不补充的视为撤回申请。
（三）受理后30个工作日内，市文体旅游局根据《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定点健身场馆评定项目及量化评分标准表》对申请单位的健身场所进行现场考察并评分。
（四）对评分优秀的申请单位，在市文体旅游局官方网站上向公众予以公示，公示期为7日。公示期内未收到举报或收到举报但经核查不影响评分结果的，认定为定点健身场馆，并在市文体旅游局官方网站上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 经认定的定点健身场馆，由市文体旅游局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其颁发《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定点健身场馆证书》，并与其签订服务协议。
服务协议终止或解除的，该场所应当及时交回证书。第十四条 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健身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服务质量要求及监督办法，财务结算办法，医健信息系统终端、密钥安装及费用结算，违约行为及责任，协议变更、解除的条件和程序，以及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它内容。
第十五条 持卡人在定点健身场馆刷卡产生的健身消费费用，按照本办法规定和协议约定由各定点健身场馆与市社保局按月结算。各定点健身场馆应于次月10日前及时将截止上月末核对无误的健身费用数据上传至医健信息系统，由市文体旅游局审核后申请费用结算，市社保局根据健身消费管理信息系统生成的月度财务报表向定点健身场馆拨付款项。
第十六条 定点健身场馆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严格执行本办法和社会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履行服务协议；
（二）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定点健身场馆证书》；
（三）在经营场所张贴持卡人刷卡健身消费服务项目明细，设置醒目的投诉、举报和咨询电话；
（四）对刷卡健身消费的，刷卡消费价格为原价的85%以下；
（五）安装医健信息系统终端并支付相关费用；
（六）不得提供违反服务协议的消费内容或套现；
（七）保存刷卡健身消费的消费数据、刷卡记录、费用清单等至少2年；
（八）定期上报财务数据。
第十七条 定点消费健身场所不再具备定点条件时，该场所应当在30日内书面报告市文体旅游局做出暂停或取消定点的决定。
定点健身场馆的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在变更前向市文体旅游局报告，并自变更完成之日起30日内持书面变更申请和有关变更批准文件，到市文体旅游局办理信息变更手续。
第十八条 定点健身场馆被暂停定点的，如需恢复定点，应当在暂停期满前10个工作日内向市文体旅游局提交恢复定点申请书、违规整改情况报告以及改进措施报告。市文体旅游局自收到以上材料之日起进行核查，对于整改后符合要求的，在20个工作日内恢复定点。
第十九条 被暂停定点的健身消费场所逾期不提出恢复定点申请的，可取消其定点。
第二十条 定点健身场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市文体旅游局取消其定点，解除服务协议：
（一）出现不符合定点条件的情况，未按规定向市文体旅游局报告的；
（二）被限期整改，期满仍不符合要求的；
（三）名称、经营场所、营业执照等信息发生变更，未按规定向市文体旅游局报告及办理变更手续的；
（四）采取虚构、篡改申请材料等不正当手段成为定点健身场馆的；
（五）服务协议期限内因违规被暂停定点两次的；
（六）为冒用他人社会保障卡的持卡人提供健身消费的；
（七）为通过健身项目费用抵扣非健身项目费用或套取个人账户的持卡人提供便利的；
（八）其他情节严重的违法违规情况。
定点健身场馆有上述
（四）、（五）、（六）、（七）、（八）情形之一的，自解除服务协议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申请定点健身场馆；违规严重的根据服务协议的约定，扣回违约金。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服务协议有效期不超过36个月，期满可续签。
在服务协议有效期期间新增约定事项，双方应当签订补充协议。
四、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于 年 月 日之日起实施。第二十三条 《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定点健身场馆评定项目及量化评分标准表》和《社会医疗保险定点健身场馆服务协议》于每年的一、三季度前由市文体旅游局制定并在市文体旅游局官网上发布。
医疗消费者 篇3
对此，笔者所在的西南民族大学“医疗改革背景下大学生医疗消费行为、意愿与就医对策指导研究”项目组，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2年4月对四川省三所高校（包括民族院校、理工院校和医科院校）大一到大三的学生进行了匿名调查，共发放问卷390份，回收有效问卷375份，有效率96.2%。被调查的375名学生中，男生占47.5%，女生占52.5%；大一学生占33.6%，大二学生占33.1%，大三学生占33.3%；年龄段为19～23岁，平均年龄20.80±1.157岁。
调查结果与分析
实践表明，大学生生病后主要是在校医院就诊，因此本调查主要是对大学生是否选择校医院就诊进行分析。其中，医疗消费意愿定义为大学生在患一些不太严重的疾病（感冒咳嗽、头痛发热、胃肠不适、普通外伤等）后希望采取的就医方式是否为首选校医院。
结果发现，医疗消费意愿为首选校医院的占28.5%，不首选校医院而是希望采取其他处理方式（去校外医院、自行购药、不管等）的占71.5%，可见大多数学生在生病后并不希望首选校医院就诊。其中，男生中不愿意首选校医院的占64.6%，女生中不愿意首选校医院的占77.7%。
在大学生对校医院医疗服务水平的评价方面，35.7%学生认为医务人员素质低，60.8%的学生认为医疗水平低，23.5%的学生认为药品质量差，27.5%的学生认为就诊等待时间长，29.3%的学生认为校医院有其他问题（药品费用高、医疗设备落后等），20.8%的学生认为自己或同学曾被校医院错误诊疗。可见，校医院目前在以上几个方面仍然暴露出许多不足，其他的一些相关研究也表明高校校医院一直存在医疗设备陈旧、卫生技术人员水平低、治疗效果不佳、药品价格高、服务质量差以及医务人员素质低、态度差等一系列的问题。通过卡方检验可知，认为校医院医疗水平低（χ2=5.010，P=0.025）、自己或同学曾被校医院错误诊疗（χ2=6.086，P=0.014）两个因素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认为校医院医疗水平低和认为自己或同学曾被校医院错误诊疗的学生更愿意首选校外医院就诊，这两个因素其实都反映了医疗水平低下的问题，可见校医院的医疗水平对学生的医疗消费意愿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学生对校医院的总体满意度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的人数比例分别是1.4%、10.9%、33.3%、37.6%和16.8%。满意度为“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的共占了87.7%，可见学生对校医院的总体满意度非常低。
在学生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方面，“非常了解”“了解一点”“不太了解”“不了解”的比例分别是5.3%、25.9%、46.1%和22.7%，“不太了解”和“不了解”的比例共占了68.8%。此外，在学生对学校开展基本医疗保险知识宣传情况的认可程度方面，认为经常开展宣传的仅占0.5%，认为偶尔开展宣传的占57.1%，其余42.4%的学生认为学校从不开展宣传。由此可见，目前高校对开展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知识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加强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对引导大学生的医疗消费意愿可起到重要作用。
在医疗消费行为中，主要通过学生一学期实际去校医院的平均次数进行分析，其中，没去过的占36.8%，去过1次的占38.1%，去过2次的占13.6%，去过3～5次的占9.3%，去过5次以上的占2.1%，总计去过1次以上的占63.2%。结果显示，医疗消费意愿为首选去校医院的学生中实际一学期多次去校医院的人数比例更大，在107名首选就医方式为去校医院的学生中，只有1.9%没去过校医院，45.8%去过1次，27.1%去过2次，19.6%去过3～5次，5.6%去过5次以上，总计有98.1%的学生一学期去过校医院平均1次以上，从而充分肯定了大学生医疗消费意愿对实际医疗消费行为的重要影响。而在医疗消费意愿为首选不去校医院的268名学生中，仍有35.1%去过1次，8.2%去过2次，5.2%去过3～5次，0.7%去过5次以上，总计有49.2%的学生一学期去过校医院平均1次以上，究其原因可能是校医院距离近，对学生就医而言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势，这在其他相关研究中已得到证实。
综上，在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这一新医保制度实施的背景下，大学生的医疗消费现状并不乐观。多数大学生并不愿意首选校医院就诊，但由于校医院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又使得很多学生只能在校医院就诊。大学生对校医院的总体满意度普遍较低，很多学生对校医院的医务人员素质、医疗水平、药品质量、就诊效率、药品费用以及医疗设备等方面存在不满，尤其是校医院的医疗水平会严重影响大学生的医疗消费意愿。
此外，高校对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不够重视，尤其不重视其宣传教育工作，至使很多学生对这一新制度不了解，而越是不了解该制度的学生，越不愿意去校医院就诊。而医疗消费意愿又会对医疗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校医院的建设和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开展都会对大学生的医疗消费行为、意愿产生重要影响。
对策与建议
重视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加强宣传教育 虽然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已有三年多，但很多相关研究表明，这一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普遍反映大学生对这一新制度的了解程度低、满意程度低、参保意愿低、参保率低。虽然目前一部分高校为了提高学生参保率，采取了强制参保的措施，即在学生入学收取学费时就代扣了参保费用，轻而易举地使参保率达到了100%的目标，但这种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医疗保障问题。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和高校对学生就医的定点医院、就诊转诊程序等内容都有明确规定，比如规定校医院为学生的门诊首诊医院，如果不是危重或急诊抢救，学生未经校医院转诊就自行到校外医院就诊将无法报销门诊费用；或者虽经校医院门诊医师同意转诊，但未转到指定医院，自行确定医院的学生也无法报销门诊费用；还有部分学生虽被学校代扣了参保费，但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参保，更不知道门诊或是住院费用还可以报销。由于大学生患大病、重病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主要还是在门诊就诊，不知道自己已购买医疗保险或是不清楚就诊转诊等程序的学生将会因为不恰当的医疗消费方式而没能享受到医疗保险带来的权益，从而会产生对医疗保险的偏见，认为医疗保险买了也没用。因此，只有加强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大学生自身的参保意识，让学生熟悉医保制度中的每一个政策、每一个环节，才能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医疗消费行为和意愿，使大学生抛弃只要生病就去大医院、大药店等错误的观念，从而使大学生能真正合理地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带来的权益。
重视校医院的软硬件建设，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由于校医院在高校中普遍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校医院无论是从机构设置还是软硬件建设上，始终停滞不前。在本研究的实地调查中发现，校医院主要是科级及以下级别的部门，由后勤或其他处级单位代管，而高校的其他部门基本都是处级单位。因此，在机构设置和地位上，校医院就已经“低人一等”。再加上高校始终以教学、科研为主，校医院的工作被放在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有的高校领导甚至认为学校周边有大医院，校医院这个机构设有就行，无须大力投入。由此可见，如果高校尤其是校领导不能够纠正自身的理念，正视校医院工作在学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校医院的发展、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大学生在校医院就诊满意度的提高、大学生医疗消费观念的转变等等，都无从谈起。
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篇4
通过对相关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的城镇地区,拥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其日常生活过程中家庭总的消费支出要高于没有医疗保险家庭百分之六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在城镇地区的设定与实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的提升。其次,在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调查分析后发现,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提出对居民该家庭消费行为和支出数据的影响较小;对城镇地区居民的就诊观念的行为基本不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此外,在调查分析医疗保险对非医疗家庭消费的影响后发现,在控制好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等其他变量情况后,参与城镇医疗保险的家庭在此方面的支出相对较高,所以,医疗保险对家庭在此方面的消费支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政策制度方面的建议
2.1完善基层医疗保险机制
就医疗保险这一社会保障机制本身来看,其覆盖面积的增加,在激发城镇家庭消费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所以,我国政府部门应该要加强该项制度体系的建设,确保该社保体系可以实现全民覆盖,从而使城镇中的所有居民和人员都可以享受到医疗保险。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医疗保险机制的管理和负责范围可以覆盖到所有有资格获得社会保障的城镇居民,我国相关政府部门需要不断的完善相关管理机制的建设。就目前来看,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这一工作上投入的资金数量相对较少。对此,政府部门首先应该要增加财政投入,在自己所能够支配的总资金额中划分出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险工作的发展基金,从而提升其在基层医疗保险工作中的资金投入和基层社会保障的服务水平,缩小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进而为城镇中收入较低的人群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其次,施行城镇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情况公开管理监督机制,定期向人民群众和相关媒体公布基金的最新使用情况,方便公众共同监督,一旦发现违法使用行为,则要立即举报。
2.2提升城镇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增加城镇居民的经济收入,不仅能够提升其家庭消费水平,还可以推动城镇社会经济的快速。因此,我国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完善相关就业机制的力度,通过增加城镇就业资金投入总量,促进一些劳动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企业在我国城镇地区的发展,拓宽城镇居民获得经济收入和就业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还需要根据不同地区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色,制定和落实相关就业政策制度,通过设置一些带有公益性的工作岗位,对城镇居民本身的就业和再就业能力进行培训,帮助一些就业困难的人民群众快速就业。此外,各地区政府部门应该立足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各项要求,结合其地区发展特色,制定出合理的工资增长方案,以现有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状态为基础,适当的优化调整当前我国城镇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确保相关扶持政策能力被落实,并积极鼓励城镇地区居民自主创业。
2.3转变城镇地区居民的消费观念
要想从根本上促进城镇家庭消费,转变居民自身的消费理念,大力向居民推广多样化的消费方式,引导消费者接受和使用新消费手段,适当进行超前消费十分必要。因此,我国城镇地区的政府部门应该要不断的完善个人信用和诚信制度建立起完善的信贷消费服务体系,强化宣传城镇医疗保险的力度,逐渐向城镇居民普及相关知识,从而确保其在形成社保意识的前提下,提升其消费水平。
结束语
基本医疗保险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城镇地区的居民家庭消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城镇居民整体的家庭消费水平,为扩大我国内需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因此,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在我国城地区的覆盖范围,极大对该医疗保险优势的宣传力度,转变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势在必行。
摘要：伴随近些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转变,使得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依靠促进国内消费来扩大内部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自身经济水平的提升。社会保障作为一种能够促进消费的有效手段,本文以社保中的医疗保险为例,就其对城镇居民基本家庭消费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家庭消费
参考文献
[1]臧文斌,刘国恩,徐菲等.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2,07(07):75-85.
[2]文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5,09(03):10-11.
医疗消费者 篇5
一、研究医疗消费行为政策效应的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在这些成绩的背后, 我们也发现卫生费用的急剧上涨成为其中不和谐的音符。有研究表明, 过去三十年, 我国农民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近20倍, 但所负担的医疗费用却增长了133倍, 我国居民“看病贵”问题突出。[1]这直接影响到我国卫生事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也作为一个焦点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持续关注。许多研究对其发生原因进行了分析, 既有人口社会经济因素, 也有体制、机制、观念和政策因素。为了解决这一国际性难题, 结合世界各国经验发现, 与其他消费领域的消费行为不同的是, 国家政策是影响医疗消费行为的关键因素。
建立合理的医疗卫生政策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及社会满意度,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要而积极的实际意义。就医疗消费行为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而言, 一方面, 医疗卫生政策的建立会制约医疗卫生资源与各方面利益的重新分配, 从而影响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医疗消费行为;另一方面, 居民医疗消费行为既能反映出医疗卫生政策的实际成效, 也能影响到我国医疗卫生政策的顺利进行。[2]
二、新医改政策与医疗消费紧密相关的内容分析
医药卫生事业关系亿万人民的健康, 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 是重大民生问题。如何控制医疗消费中费用的过快增长以及不合理医疗费用的发生, 目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国际性难题。在我国, 这个问题也作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引起了政府多年的高度关注。为建立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 我国于2009年4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 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2009-2011年) 》。这标志着酝酿已久、全社会翘首以待的新医改政策终于面世正式公布。[3]该政策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重要信息:
(一) 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解决“看病贵”问题
未来3年, 国家将使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 (主要指城镇非就业人群) 医保和新农合三大公立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2010年, 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 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 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两项医保的最高报销水平 (即“封顶线”) 已经锁定, 为人均收入的6倍。加大对尚未纳入医保人群的关注, 如国家将增加投入重点解决国有关闭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等职工和退休人员, 以及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 (包括农民工) 的医保问题;大学生也被纳入医保。从这一点来看, 国家需更多的关注尚未纳入医保的弱势人群, 有了医保, 还担心看病贵的问题吗?
(二) 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治药价虚高“顽疾”
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调整管理机制和供应保障体系。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报销目录。基本药物的“定点生产”改为“实行公开招标采购”;“统一制定零售价”修改为“国家制定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 在指导价格内, 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招标情况确定本地区的统一采购价格”, 即国家不再制定统一的基本药物零售价格;在基本药物使用上, 由“全部使用”改为“全部配备和使用”, 尊重医生和患者的用药选择权。“全部配用和使用”和“实行公开招标采购”, 不仅形成了高品质、高质量的市场竞争模式, 也使行业的集中度会有所提升, 形成一种类似于现代农业发展的模式, 大机器化, 大农场主的生产。使产品、市场在量、质上有了保证, 使市场价格在竞争调节中有效的发展。有效的遏制和减少医药安全事故的再现。
(三) 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解决结构性看病难的问题重点加强县级医院 (含中医院) 、乡镇卫生院、边远地区村卫生
室和困难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加快农村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 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全面覆盖,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着力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平和质量。国家3年内中央重点支持2000所左右县级医院 (含中医院) 建设, 使每个县至少有一所县级医疗机构基本达到标准化水平, 完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标准。
(四) 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保证社会公平
健全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逐步扩大国家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范围, 向城乡居民提供疾病防控、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提高经费标准, 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从2009年开始, 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 有效预防控制重大疾病;落实城乡公共卫生机构经费保障机制。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人员经费、发展建设、公用经费和业务经费由政府预算全额安排, 服务性收入上缴财政专户或纳入预算管理。
(五)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破解“以药养医”
公立医院改革今年开始试点, 2011年逐步推开。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监管机制, 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 规范诊疗行为, 明显缩短病人等候时间, 实现检查结果互认。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 探索公立医院门诊药房改制为零售药店等医药分开的有效途径;政事分开、管办分开;鼓励民营资本创办非营利医院。
三、新医改政策对医疗消费行为的影响
近30年来, 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各行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形成了新的格局, 使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然而, 我国居民医疗卫生体制却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2009年4月, 我国酝酿多年的新医改政策终于出炉, 这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一)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提高了医疗消费的可及性
新医改政策强调了要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其总体框架就是:一方面, 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 建立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的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另一方面, 推进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改革, 加大对存量医疗资源的整合力度, 整体再造现行医疗服务体系。同时,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引进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 建立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个性化和特殊化需求的市场化运营的医疗服务体系。从新医改政策的内容看来, 它立足于我国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少、筹资水平低、服务提供以公立机构为主、管理监督水平不高的现状, 以直接提供服务的方式保障我国城市或者农村居民的医疗消费达到较高的可及性;同时, 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提高居民抵抗重大疾病风险的能力;另外, 由商业医疗保险提供补充保险。这样做不仅仅是解决医疗消费过程中“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 而且为全体人民在医疗消费过程中提供了整体的、连续的、无缝隙的健康保障。
(二) 医疗卫生服务费用的降低提高了医疗消费的可得性
新医改政策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4]即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看作是一种公共产品, 这标志着政府职能向服务者的进一步转变。事实上, 如何使最低收入阶层也能获得基本医疗卫生保障, 使医疗保障制度成为一种惠及全民、人人受益的公共产品, 是政府职能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向服务者进一步转变的关键。新医改, 给我们一个积极信号, 透露出了政府为民办实事、解决医疗制度难题的决心。回归公益性, 政府必然要在财政上重点支持公共卫生事业、农村医疗事业、城市社区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 这是政府通过增加投入弥补过去“市场化”、“商业化”带来的制度缺陷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表现。由于医疗卫生政策中, 公益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消费者在每一次医疗消费过程中的经济负担比例。因此, 新医改政策对公益性的强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 解决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得性。另外, 新医改中关于完善检验检疫体系, 构建以信息化引领的现代物流体系, 加快对生产流通全过程的流程实施再造, 实现生产流通的高效率、高效益、低成本和无风险等一系列举措, 也将使得人民群众医疗消费行为中产生的费用有一个较大的下降空间。
(三) 新医改政策提高了医疗消费者的效率和效益
新医改政策中关于建立健全专业的、高效的政府监督管理体系从一个侧面保证了医疗消费者今后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得医疗卫生服务产品。新医改政策的内容反映出, 在加强政府对提供全覆盖的基本健康和医疗公共服务财政责任的同时, 改善公共服务供给范围和供给方式, 分离政府作为公共服务购买者、供给者、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的职能, 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 通过竞争性机制, 提高健康和医疗消费按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5]
2009年被称为“医改元年”。一年间, 医改政策出台之密集、政府投入之巨大, 前所未有。不过, 在一系列政策和投入对医疗消费行为产生成效的同时, 仍然面临着很大的质疑, 在新医改方案实施一周年的时候, 戏剧性地上演了药价加价率1300倍的芦笋片事件。因此, 随着新医改政策的进一步实施, 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还需付出努力加强监管和监督,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在医疗消费过程中的可及性、可得性、公平性和效益性, 使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 13亿人病有所医的梦想真正得到实现。
摘要：医改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如何用中国式方法破解难题, 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2009年被称为“医改元年”, 在刚过去的一年里, 医改政策对我国人民群众的医疗消费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提高了医疗消费的可及性、可得性和效率性。
关键词：新医改政策,医疗消费,政策效应
参考文献
[1]李艳杰.新医改下的中国医药市场潜力[J].市场研究, 2009, (10) :23-26.
[2]易丹辉.北京市居民医疗消费行为及意愿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4.
[3]王霞.新医改方案凸显“公益性”原则[J].中国医药导报, 2009, 6 (12) :3-4.
[4]于静静.新医改:回归医疗公益性[J].农村·农业·农民, 2010, (01) :21.
医疗消费者 篇6
一、城乡居民医疗消费水平及其差异性
1、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医疗消费水平及比较
本文选取生活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支出、转移性收入三项指标来衡量和比较湖北省城乡居民的医疗消费水平。
通过表1中生活消费支出的城乡比较可知, 2001年, 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9倍, 三年间, 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的差距逐年拉大, 到2003年扩大到3.3倍。2004年至2006年, 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差距开始逐年递减, 但到2007年又有所回升。总体而言, 2001年至2007年, 湖北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5%和14.6%, 但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平均是农村居民的2.97倍, 表明城乡差距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缓解, 但依然比较显著。
转移性收入并没有起到缓解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差距的作用。2001年, 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的13.5倍, 此后至2003年, 该差距迅速扩大到26.7倍。2003年以后, 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差距才开始逐年缓慢递减, 到2007年为23.6倍, 仍然远远高于六年前的水平, 城乡差距依然较大。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 城乡居民的支付能力的差异虽然有所缓解, 但是仍然非常悬殊。支付能力的差异必然导致医疗保健支出的差别。如表1所示, 2001年, 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76倍, 至2004年迅速扩大到4.17倍。2004年以后, 医疗保健支出的城乡差距每年有所缓解, 2007年, 上述倍数下降到2.94倍, 但仍然高于2001年的水平。七年间, 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9.5%, 而农村居民仅为17.3%, 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城镇居民。可见, 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而且这一差距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很好的缓解。
分析表1中的数据还可以发现, 2001年至2007年, 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平均占生活消费支出的6.57%, 该数值在农村为5.54%, 说明城乡居民在医疗保健需求方面的差异并不大。由此可以推断, 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水平存在的巨大差异主要并不是由医疗保健需求的差别引起的, 而是由通过生活消费水平、转移性收入水平及各自增长率的差别表现出来的支付能力的差别导致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出, 由于受到支付能力的限制, 广大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地满足。
2、城镇居民内部不同收入群体的医疗消费水平及比较
由于缺乏农村居民内部不同收入群体的医疗保健支出的数据, 本文只分析城镇居民内部不同收入群体的医疗消费水平及其差异性。
从表2中可以看到,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的绝对数也不断上升。分析表2中比例的变化可知, 2006年至2007年, 最低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医疗保健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皆有所提高, 其中最低收入户提高了近2.5个百分点。三类中等收入户的该比例则有所下降, 主要原因是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较大导致生活消费支出的大幅提升。最高收入户的该比例则下降了3个百分点, 其原因在于生活消费支出增加而医疗保健支出下降。
尽管如此, 通过比较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户的生活消费支出与医疗保健支出,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2006年城镇最低收入户的生活消费支出和医疗消费支出分别为最高收入户的22.9%和13.6%, 城镇内部差距显著, 而且城镇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户在医疗保健支出上的差距大于在生活消费支出上的差距。2007年, 上述两个比例上升至24.3%和27.2%, 虽然城镇内部差距仍然比较显著, 但已经有所缓解, 而且医疗保健支出差距的缩小速度大大高于生活消费支出。显然, 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健需求收到了支付能力的制约, 一旦支付能力提高, 医疗保健支出会大幅增加。
进一步分析两项支出的增长幅度可知, 2006年至2007年, 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最快的是中等偏下户, 其次是低收入户, 再次是最低收入户, 分别为23.2%、22.5%和19.8%。而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幅度最快的是最低收入户, 其次是高收入户, 再次是低收入户, 分别为52.3%、22.9%和21.3%。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幅度与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并不一致, 特别是最低收入户, 在生活消费支出以19.8%的速度增长时, 其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幅度高达52.3%。这些数据再次证明, 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健需求为较低的支付能力所限制, 从而导致城镇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医疗消费的巨大差异。
总之, 湖北省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在城乡之间和城镇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都非常显著, 而且, 这些差距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有效地缓解。
二、城乡居民医疗消费水平的差异性产生的原因
如前所述, 医疗保健需求的差异并不是造成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差异的主要原因。对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是居民的支付能力。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支付能力的较大差异导致了城乡居民在医疗保健支出上的鸿沟。农村居民较低的收入水平和较弱的支付能力不仅制约了其医疗保健方面的有效需求, 也使得城乡居民医疗消费水平的差距得以产生并不断扩大。转移性支付并没有使这种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城镇居民内部不同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的差异导致了城镇居民内部医疗保健支出的差距。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健需求受到了支付能力的限制, 城镇居民内部医疗消费水平的差距也因此而扩大。
除了居民的支付能力以外, 卫生资源也能够影响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因为卫生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配置情况是城乡居民进行医疗消费的前提, 并从一定程度上限制或者刺激城乡居民的医疗消费。下面, 我们将从卫生机构、卫生机构床位和卫生服务人员三个角度对湖北省城乡卫生资源能力及其分布状况进行研究。
1、卫生机构数量及分布
卫生事业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专业卫生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医学培训机构和其他卫生事业机构五类。其中, 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医院、门诊部所、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卫生院又分为街道卫生院和乡镇卫生院, 后者负责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等综合服务, 并承担对村卫生室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 本文将其作为农村卫生机构的代表。在城市, 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发展时间较短、代表性不强, 故选取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作为城市卫生机构的代表。
2007年, 湖北省共有县级行政区101个, 乡镇数为944个, 通过表3的纵向比较可知, 平均每个县拥有5.74所医院, 每个乡镇拥有1.23所卫生院, 城乡卫生机构分布不够均匀, 城市居民卫生机构的可及性明显高于广大农村居民。
比较表3中的历年数据可知:七年来, 湖北省卫生机构总数的变化趋势大致呈“U”形, 2002年至2004年间, 卫生机构总数持续下降, 平均每年下降5个百分点;2004年以后, 卫生机构总数以6.5%的年均增长率迅速回升, 到2007年达到最高值。在卫生机构总数波动较大的情况下, 县及县以上医院几乎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年均增长率约为2%。然而, 乡镇卫生院却在波动中不断减少, 平均每年下降1.8个百分点。可见, 从卫生机构的数量上来看, 湖北省农村卫生资源不断萎缩, 卫生资源呈现出向城市流动的趋势。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地衡量农村卫生资源的萎缩对农村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程度, 但可以肯定的是, 卫生资源的减少或多或少会对其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
2、卫生机构床位数
从表4中可以看出, 全省总床位数和千人床位数基本上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这表明全省卫生机构的硬件设施在逐步增加, 提供卫生服务的能力逐步提升。但比较城乡数据可知, 这种增加并不是城乡同步增加:县及县以上医院床位数基本上以年均3%的速度逐年递增, 而乡镇卫生院床位数却呈现波动下降趋势。2007年, 县及县以上医院拥有的床位数是乡镇卫生院的三倍以上。每千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所拥有的床位数之间的差距基本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扩大, 2007年, 每千城镇人口拥有的床位数是每千农业人口床位数的近四倍。
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 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与每千农业人口床位数的变化趋势并非完全同步。如2004年至2006年, 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与每千农业人口床位数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 这可以由农村人口数量的变化来解释。但是, 比较七年间农村人口与乡镇卫生院床位数的变化幅度还是可以发现存在的问题:2001年至2007年,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 湖北省农村人口由3349.5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59.2%) 减少到3174.3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55.7%) , 年均递减率约为0.87%。农村人口的减少直接造成乡镇卫生院服务需求量的减少, 但是乡镇卫生院床位数的年均递减率却达到1.96%, 其递减速度远远超过了农村人口的减少速度。这说明从床位数的角度看, 2001年至2007年, 湖北省农村人均卫生资源的可及性呈现下降趋势。
3、卫生服务人员
卫生服务人员的数量及构成是反映卫生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也是影响城乡居民医疗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表5中可以看出, 2001至2002年, 全省卫生人员总数由2.9万人骤降到2.5万人, 乡镇卫生人员的大量流失是其原因之一。从2002年到2007年, 全省卫生人员总数以年均2%的速度逐年增加, 2007年达到近2.8万人;其中, 卫生技术人员数量逐年递增, 年均增长率达到2.1%。全省卫生技术人员占卫生人员的比例由2001年的79.4%提高到2007年的81.6%。
在全省卫生人员持续增长的情况下, 乡镇卫生人员数以及其中的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却都在波动中趋于下降。2001年至2007年, 乡镇卫生员数减少了近13.6%, 其中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减少了近30%。可以推断, 只有在城市卫生人员以相近的速度递增时, 才能保证全省卫生人员总数的持续增长。由此可见, 乡镇卫生员的流失不仅导致农村卫生资源进一步匮乏, 也使得城乡卫生资源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加。
由上述分析可见, 2001年至2007年, 湖北省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总体上不断提高, 不论是卫生机构数量, 还是卫生机构拥有的硬件设施———床位和软件设施———人员, 都有所增加。这种提高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居民的医疗消费。但是, 这种上升的态势主要集中在城市, 农村的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表现在农村卫生机构的倒闭、床位的减少和卫生人员的流失, 这不仅使得城乡卫生资源能力的鸿沟日益显著, 也是抑制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需求和造成城乡居民医疗消费水平的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 除了居民支付能力的差异以及卫生资源的数量、质量和配置状况以外, 还有很多因素会对城乡居民的医疗消费水平产生影响。比如, 医疗发展理念的落后、医疗保障制度供给的差异、政府对城乡卫生事业的投入的不足与失衡等等, 前人的研究已经很充分, 在此不再一一陈述。
三、缩小城乡居民医疗消费水平的差异性的对策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 要缩小城乡居民医疗消费水平的差异性、提高医疗消费的公平性, 我们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 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提高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通过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并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相关的生活补助制度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完善政府财政转移性支付制度, 增加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 优化转移性支付的结构, 使转移性支付真正起到缩小城乡差距和城镇内部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提高居民医疗消费水平公平性的作用。
其次, 提高卫生资源能力, 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保证政府的卫生投入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流向城镇基层社区和农村基层卫生组织, 从而防止农村卫生机构的萎缩;提高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的待遇水平, 并对长期在城乡基层工作的卫生技术人员在职称晋升、业务培训上给予政策优惠, 从而减少农村卫生人员的流失、提高农村卫生人员的业务素质。
此外, 还要完善城乡医疗保障制度, 特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提高新农合的补助标准;建立和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保障弱势群体的医疗保健需求;加快医疗保障制度城乡统筹的步伐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城镇内部医疗保障享受水平的差距。
摘要：本文以湖北省为例, 分析该省2001-2007年间城乡居民医疗消费水平的差异性及其变化趋势, 并研究其产生原因和应对措施。
关键词：湖北,城乡居民,医疗消费,差异性
注释
医疗消费者 篇7
安森美半导体顺应这一发展趋势, 为中国消费类医疗市场提供多种价值, 使医疗技术开发人员能够以高性能硅方案克服他们独特的设计挑战。
首先, 安森美半导体针对中国消费类医疗市场提供丰富的产品阵容, 涵盖助听器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系统、定制混合信号专用集成电路 (ASIC) 、分立元件, 以及有助于实现系统微型化的先进混合工艺封装。其次, 安森美半导体拥有丰富的医疗专知、技术和经验, 包括30多年的定制硅芯片经验 (含高可靠性的植体应用) 、自1970年代初已服务助听器行业、丰富的知识产权 (IP) 阵容、完全认证及强固的开发流程及技术精湛的系统架构师。第三, 安森美半导体提供医疗市场要求的品质、可靠性和承诺。安森美半导体提供长远的工艺及产品, 配合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还提供可追踪能力及长期数据保留、批量验收测试 (LAT) 、可靠性及失效分析实验室、ISO 13485医疗系统品质认证。
医疗消费者 篇8
关键词：大笔医疗支出,消费缩减策略,影响因素
一、引言
近年来城乡居民医疗支出不断上涨, 医疗支出成为家庭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医疗保险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补偿疾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 如果经济损失得不到很好的补偿, 家庭可能就要缩减消费应对。
国内外学者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黄小平等 (2011) 指出, 影响农村居民医疗消费的主要因素有收入水平、政府卫生投入状况、居民年龄结构以及家庭风险分担机制等。林相森等 (2008) 采用半参数方法实证分析得出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居住地点和收入水平对个人医疗需求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根据消费理论, 医疗保险可以减少消费者对医疗支出的未来不确定性, 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 促进消费。甘犁等 (2010) 的研究表明,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使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最少显著增加5.4%。
总的来看, 现有研究很少涉及医疗支出对消费的影响以及导致的策略选择。与以往研究不同, 本文以家庭需要支付大笔医疗费用为背景, 通过厦门市居民的电话调查数据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 分别从是否缩减家庭消费、是否缩减生存资料消费来考察家庭在需要支付大笔医疗费用时的非医疗消费缩减策略及其影响因素。从缩减策略的选择研究大笔医疗支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进而为基本医保更好地发挥保障作用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电话调查取得的厦门市居民医疗保险情况的数据进行分析, 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医疗保险情况、家庭医疗收支情况和被调查者基本情况。调查与分析都是以家庭为单位, 微观数据在样本总量、指标类别等方面有着宏观加总数据不可比拟的优势。整理相关变量及数据后, 获得有效样本3108个。在3108个样本家庭中, 有2020户家庭在面对大笔医疗支出时会缩减消费, 占样本总量的64.99%。总计有49.55%的家庭选择缩减衣食住行4方面生存资料消费, 选择较多的缩减策略依次是娱乐教育消费、烟酒及用品消费、衣着消费和食品消费。
注:表1中“不缩减生存资料”表示缩减的是烟酒及用品消费、家庭设备及维修消费和娱乐教育消费。
表1是对调查样本家庭的汇总描述信息。数据显示, 一个家庭平均有3~4人, 选择缩减消费的家庭人数要多于不缩减的家庭。平均基本医保覆盖率为84.58%, 选择缩减消费的家庭基本医保覆盖率要低于不缩减的家庭, 而在缩减的家庭中, 会缩减生存资料消费的家庭基本医保覆盖率也要低于缩减其他消费的家庭。在缩减和不缩减的家庭中, 农村户口所占比例分别为27.48%和22.24%, 显然在缩减消费的家庭中农村户口所占比例较大。选择缩减消费的家庭中, 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所占比例明显大于不缩减的家庭, 同样在缩减生存资料的家庭中有慢性病患者家庭所占比例也较大。如果把年收入相对较低的3万元以下和3万~5万元归为低收入, 其余为高收入家庭, 那么在缩减消费的家庭中低收入家庭所占比例较大, 在会缩减生存资料的家庭中, 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已经超过50%。在缩减消费的家庭中, 2010年的净医疗费用小于1000元的家庭所占比例小于不缩减的家庭, 而净医疗费用大于1000元的家庭所占比例均大于不缩减的家庭。在缩减生存资料的家庭中也有类似的特征, 净医疗费用小于3000元的家庭所占比例小于缩减其他消费的家庭, 而净医疗费用大于3000元的家庭所占比例均大于缩减其他消费的家庭。
根据应变量的不同, 把研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研究大笔医疗支出是否影响家庭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第二步研究对于缩减消费的家庭来说, 大笔医疗支出是否影响生存资料 (衣、食、住、行) 消费及影响因素。根据研究目的和变量特征, 结合各变量的单因素分析和逐步回归结果, 设立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logit (Sji) =βj0+βj1HSi+βj3PICi+βj3CHRi+βj4Ri+βj5ITi+ajNMEi+θjIi+εji
其中, j=1、2, S1代表是否缩减消费, S2代表是否缩减基本生存资料消费。εi表示随机扰动项。各变量描述及赋值见表2。
三、实证分析
(一) 大笔医疗支出是否缩减家庭消费
因变量为是否缩减消费, 利用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 结果如表3所示。
首先观察反映家庭基本情况的因素。家庭人数对是否缩减消费没有显著影响, 收入水平低的家庭更可能缩减消费。有无慢性病患者在95%显著水平下对是否缩减有显著影响, 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缩减消费的概率是没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的1.598倍, 更倾向于缩减消费。户口对缩减有显著影响, 与城镇户口相比, 农村户口选择缩减消费的可能性更大, 可见大笔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
注:①***、**和*分别表示参数在1%、5%和10%显著水平显著。②参照组分别为基本医保覆盖率小于50%、家庭年收入3万元以下、净医疗费用为1000元以下、家庭中过去一年及有人住院治疗、家庭中没有慢性病患者和农村户口。
其次观察反映家庭医疗和医保情况的因素。基本医保覆盖率显著影响是否缩减消费的策略选择, 覆盖率低于50%的家庭倾向于缩减消费, 而覆盖率高于50%的家庭缩减消费的概率仅为低覆盖率家庭的69.2%。2010年中家人有无住院治疗这一因素对决策有显著影响, 曾经住院治疗的家庭显然更趋向于选择缩减消费, 其概率是没有住院治疗家庭的1.533倍。虽然净医疗费用在3000~5000元水平上拟合系数不显著, 但是结果显示在其他水平上都比基准水平趋向于缩减消费, 因此净医疗费用高倾向于缩减非医疗消费。
(二) 大笔医疗支出是否缩减生存资料消费
因变量为是否缩减生存资料消费, 利用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 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 家庭人数、家庭年收入和有无慢性病患者都对是否缩减生存资料有显著影响。人数较多的家庭倾向于缩减非生存资料消费。以3万元以下为基准, 收入水平高的家庭相对来说不会缩减生存资料消费, 而且系数显示收入越高, 缩减生存资料消费的概率越小。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缩减生存资料消费的概率是没有慢性病患者家庭的1.53倍。基本医保覆盖率对是否缩减生存资料有显著影响, 基本医保覆盖率低的家庭倾向于缩减生存资料消费。对于净医疗费用, 以1000元以下为基准, 2个显著影响的水平 (3000~5000元及1万元以上) 表明, 净医疗费用高则倾向于缩减生存资料消费。与上一步分析不同, 有无住院治疗和户口不显著影响生存资料消费。
注:①***、**和*分别表示参数在1%、5%和10%显著水平显著。②参照组分别为基本医保覆盖率小于50%、家庭年收入3万元以下、净医疗费用为1000元以下、家庭中过去一年及有人住院治疗、家庭中没有慢性病患者和农村户口。
四、结论与建议
结果表明当家庭需要支付大笔医疗费用时, 超过50%的家庭会选择缩减非医疗消费, 影响缩减策略的因素主要有家庭人数、基本医保覆盖率、收入水平、净医疗费用、是否住院治疗、有无慢性病患者和户口。
家庭人数在选择缩减的家庭中对是否缩减生存资料消费有显著影响, 人数越多缩减非生存资料消费的概率越大, 而对是否缩减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生存资料是每个人必需的, 人数对是否缩减生存资料有影响, 而其他消费如烟酒及用品不会涉及每个人, 则人数对是否缩减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基本医保覆盖率对缩减策略有显著影响, 无论是对非医疗消费还是生存资料消费, 基本医保覆盖率低的家庭都倾向于缩减。正如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基本医疗保险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保障, 可以带动家庭消费, 体现了医疗保险在一定程度上的保障作用, 减少消费者面对医疗支出的未来不确定性。
家庭年收入对缩减策略同样有显著影响, 收入越高越不会缩减非医疗消费或生存资料消费。高收入水平家庭的经济保障要优于低收入水平家庭, 大笔医疗支出对其消费的影响就较小。
2010年家庭的净医疗费用越高, 选择缩减的概率越大。过去的医疗费用增加了家庭支出, 因此再次遇到大笔医疗支出时家庭可能需要缩减消费才能应对。
2010年家人有住院治疗则倾向缩减消费, 但是在缩减消费的家庭中有无住院治疗不影响生存资料消费缩减与否的选择。
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缩减消费的概率和缩减生存资料消费的概率都比没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大, 原因可能是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时常都会有医疗支出, 考虑到不断的支出需求以及对未来医疗支出的可预见性, 更可能选择缩减。
城镇户口缩减消费的概率是农村户口的71.4%, 但是户口不显著影响生存资料消费的缩减。原因可能是自2010年厦门市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以来, 城镇和农村户口虽然还没有实现无差异化, 但是城乡居民在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方面已经越来越平等。
可见, 大笔医疗支出会对家庭消费产生影响, 特别是对于收入低, 基本医保覆盖率低, 净医疗费用高, 以及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通过研究结果, 对减轻医疗支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 加快推进全民医保制度的实施, 重点把基本医保覆盖率较低家庭中的未参保居民纳入到医保体系中, 特别是对于一些人数较多的家庭, 使医保的保障作用惠及更多居民。其次, 多关注低收入家庭, 给予特别补助。大笔医疗支出很可能影响低收入家庭的生存资料消费, 因此要给予更多补助, 如可以使低收入群体通过申请减少或免除缴费的形式参保, 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医保补助标准等。最后, 可以推出多层次医保方案供参保人自由选择。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存在差异, 比如过去净医疗费用较高或是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会更加依赖于医疗保险, 因此可以在同一医保制度下设计出补偿比例不同的多层次方案, 供居民选择。
参考文献
[1]Fang KN, Dai Y, Shia BC, et al.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medical expenditure and coping strategy:Evidence fromTaiwan[J].2012.
[2]Wagstaff A, Pradhan M.Health Insurance Impacts onHealth and Nonmedical Consumption in a DevelopingCountry[J].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2005 (3563) .
[3]黄小平, 刘海.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J].消费经济, 2011 (4) .
[4]林相森, 艾春荣.我国居民医疗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有序probit模型的半参数估计[J].统计研究, 2008 (11) .
[5]甘犁, 刘国恩, 马双.基本医疗保险对促进家庭消费的影响[J].经济研究, 2010 (S1) .
[6]臧文斌, 刘国恩, 徐菲, 等.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J].经济研究, 2012 (7) .
[7]王济川, 郭志刚.Logistic回归模型——方法与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8]齐良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减贫、增收和再分配效果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