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文化发展

我国政治文化发展（通用12篇）

我国政治文化发展 篇1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就是在西方社会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的政治、经济团体和其他各个领域的社会团体摆脱宗教束缚的过程, 是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阿尔蒙德在1956年的《比较政治系统》中就提出了“政治文化世俗化”的说法, 明确地将政治文化世俗化视为衡量政治文化发长的制度, 将政治的世俗化视为政治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

一、中国具备政治文化世俗化发展基础

首先, 市场经济为培养公民“自由”、“平等”、“法制”意识提供了肥沃土壤。美国政治学者科恩曾说:“严重贫困的群众, 根本无法获知参加公共事务的足够信息, 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 进行有效率的组织, 并接触他们的代表。”马克思也指出:“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 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的基础。”过二十多年的改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 有力地促进自由、平等、法制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这一发展过程促进了我国向公民社会的发展。

其二、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其政治体系活动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同群众同甘共苦, 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由此从政治制度上提供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制度基础。

其三、我国经济体制打破了传统以公有制为主要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 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 集体经济、私人经济、混合经济和外企经济相结合的多种经济体制。各个不同的阶层和团体为了维护本团体的利益, 都不同层度的想通过参与政治的输入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用并使之扩大。

最后, 新时期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科技, 文化和出版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提高了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水平, 直接推动了我国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发展。

二、中国公民政治文化世俗化中的冲突

在现实中国公民政治文化世俗化的过程中, 仍存在冲突即不协调的一面, 这种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是广大公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活动不太关心, 或即使参与了政治也提不出多少期望和要求, 形成一种政治冷漠。1996年8月, 吉林总工会对全省100个企业近万名工人进行主人翁地位的调查时, “28.1%的人认为自己已经沦为雇佣劳动者, 18.1%的工人认为自己在企业中已经没有地位, 近一半的工人认为自己在企业中丧失了主人翁的地位”。虽然我国部分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萌发, 具有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的诉求, 但是政治体系却对这些政治输入作出有效反映, 出现输入多于输出的严重反差, 直接导致了公民主人翁地位的丧失, 对政治文化热情的减少, 责任感和能力感的降低。

其二, 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 具有一定的政治知识、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可是在他们看来, 自己政治输出的影响力极其微弱极。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提供的调查资料表明, 对政治的戒惧心理还一定程度地存在, 有43.11%的公民对“对谈论政治问题, 我很谨慎”的观点表示赞同, 有相当数量 (约73.79%) 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 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意”、“基本同意”、“我不反对”。究其原因, 在这部分人当中, 有50.95%的公民担心随便谈论政治问题会挨整, 有65.60%的人担心会被他人利用。

其三, 教育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作用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一项对广州市和哈尔滨市中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 两市中学生政治知识政治社会化的程度, 总的来说比较高。政治知识的三个组成部分的政治社会化效果呈现重要性知识、权利类知识、制度类知识不均衡的状况。详见表l、表2、表3。

以上图表来自于:《关于哈尔滨和广州两市中学生政治认知社会化情况的调查和建议》李元书http://www.hrbexperts.gov.cn/baogao/2003/03.12.htm

三、如何促进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首先,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 努力的方向主要是尽量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干预, 切断权力渗透、控制市场的渠道, 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第二, 实行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教育制度的创新。对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进行大变革, 与时俱进, 实现从革命党的政治动员式的教育向执政党的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转变。第三, 搞好基层民主建设, 使基层民主的实践 (包括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 成为培养合格公民的大学校。

我国的公民文化的世俗化不是在中国传统经济和政治根基上自然生长出来的, 尚处在生长、发育的初级阶段, 因此要提倡力行、提倡社会运动, 需要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世俗化的变化。市场经济、政治制度、和经济教育的发展促进了这一过程的进行。但是, 我国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发展过程却表现出许多缺陷。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自己的论述。

关键词：政治文化世俗化

参考文献

[1]李传柱:《改革开放与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新发展》中共中央党校。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上) 》,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3]李传柱:《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中国农村研究网, 2006年04月02日。

我国政治文化发展 篇2

胡锦涛在重要讲话中谈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不仅对推进我国民主政治顺利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内涵深刻的指导性意见，而且还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基本状况和基本要求作了精辟论述。

首先，对推进我国民主政治顺利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内涵深刻的指导性意见

。比如，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努力与我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在发展社会民主问题上，明确提出要“拓宽民主渠道”；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问题上，提出要“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在扩大基层民主问题上，强调要“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在依法治国问题上，强调要“弘扬法治精神”；在党内民主问题上，强调要“坚持党员主体地位”，等等。

其次，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基本状况和基本要求作了精辟论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上，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状况上，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随着整个改革发展进程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上，深刻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我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两条基本要求，高屋建瓴，言简意赅，内涵丰富。

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 篇3

记者：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谈到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做出了不断的探索，那么，能否概括地评价一下我国当前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状况？

房宁：好的。经过不懈地奋斗和探索，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选择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的发展道路，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初步掌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中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未来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有许多风险需要防范，有许多未知需要探索。我们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继续认真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未来。

记者：那么，当前在我国研究民主政治与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哪些重要课题？

房宁：民主制度属于国家的上层建筑，民主政治产生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从根本上讲，民主政治不是社会观念的产物而是源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今天，在中国研究民主政治与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搞清楚建设与改革的实现必要性，搞清楚是什么样的现实因素在推动着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我们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

记者：您关于这一课题的主要见解是什么？

房宁：我认为，回答这一现实课题要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要看到权利意识增长对民主政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民主观念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普遍增长，这中间也包括了公共权利意识的增长。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促使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改变，人民群众中不同的阶级、阶层、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改变。权利意识增长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新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大量出现。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城乡矛盾以及地区差距导致的矛盾，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重要的社会矛盾。

在我国政治体制之下，各种社会矛盾有向政权聚集的现象，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点。我国社会制度的突出优点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这个优点的另一面则是：各种社会矛盾诉求也易于向党和政府集中。这种由多种社会矛盾集中转化而来的矛盾，可称为“官民矛盾”。我国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各种社会矛盾比较分散，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不断深入，各种社会矛盾向“官民矛盾”轉化现象逐步出现。1998年，是我国社会矛盾发展的一个“拐点”，即多种社会矛盾出现了较为明显地向“官民矛盾”集中转化的趋势，其标志是我国行政诉讼案件的激增。权利意识的增长、社会矛盾的增加以及向政权集中的趋势，构成了新时期政治参与的动因，要求我国的政治体制做出回应，形成制度供给的需求，产生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

其二，要认识到市场经济对于民主政治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革，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发生的重大变革深刻影响到了政治体制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直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开展和深化。市场经济因素对我国政治体制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发展有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权利意识以及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产生民主政治的制度需求；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因素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会产生消极作用。这种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因素导致社会分化，消解经济平等，而经济平等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逐步暴露出来，富有的阶层与普通人民群众在利益诉求以及政治参与意图、能力等许多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区别与差异。二是市场经济因素对权力产生腐蚀作用。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商品经济为权力的腐化提供了直接的诱因，而货币交换是腐败的具体条件。从我国历史上看，白银的货币化是推动明清两代官场腐败贪污盛行的直接原因。

市场经济要求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政治体制也要规范市场经济、制约市场经济中的消极因素，这就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又一方面的客观需要。这些需要主要表现在降低行政成本和遏制腐败两个方面。

以往我国的政治体制以及行政体制是适应于计划经济需要而形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制以及行政体制需要改革与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四轮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前期以简政放权为主，后期以降低行政成本为主。我国国情和基本政治制度决定，国家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动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形成后，政府依然肩负着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能。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使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济体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隐忧，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国各级政府肩负着大量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在有效治理的同时，行政工作成本不断上升。长期以来地方公共支出的大量依靠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有的地方政府开支的一半要靠自己的“创收”。这样的局面终非长久之计。地方政府过重的财政负担与政府职能有关，要减轻政府负担、降低行政成本，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改革。要创造条件，通过采取减少行政层级、剥离部分政府职责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行政成本是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推动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最现实的原因。

反腐倡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另一个重大课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的重要特征，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前提是党没有特殊利益，党的各级干部必须是廉洁无私的。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政治前提。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论上的前提不能自动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各级干部生活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党组织和党的干部有产生特殊利益的可能，腐败现象的持续蔓延就是其突出的表现。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必须不间断地进行反腐败斗争，必须通过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来强化监督和权力制约，以保持党组织及各级干部的廉洁。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党和政府的自身建设，建立健全监督体系一直是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今后这方面的工作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也是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现实原因。

我国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路径 篇4

1 发挥执政党对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的领导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在党;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 关键也在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 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首先, 各级党委要重视搞好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建设, 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克服重经济建设轻政治文化建设的不良倾向, 树立执政为民理念, 落实执政为民职责, 建立有效的领导机制、工作机制, 认真研究和解决政治文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其次, 必须切实重视和加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 执政党要坚持民主化原则, 形成和谐的党群关系, 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带头维护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民主权利, 做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

再次, 针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层矛盾和阶层分化现象, 执政党必须担当起利益整合的责任, 形成和谐的阶层关系,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服务。

2 培养公民积极参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意识

我们在强调执政党对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领导作用的同时, 也不可忽视培养公民参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因为社会公众是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原动力。培养公民参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意识应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 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水平和能力。应对公民加强教育, 使公民了解政治参与的重要性, 并通过学习政治参与的相关技能, 从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其次, 扩大公民参与渠道。要提高公民主体意识, 不仅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更为重要的是要扩大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具体来说, 扩大公民参与渠道, 不仅要加强政府的电子化建设, 还要加强政府的信访工作、调查研究等传统参与制度, 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与此同时, 执政党还要注重培育新的群众性政治参与组织, 积极支持新的社会阶层组建自己的团体组织。

再次, 完善政府回应机制。对公民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 应予以珍惜和扶持, 培养其良好的政治情感。只有健全政府回应机制, 对公民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做出主动的、积极的回应, 才能持续地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3 吸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和西方民主政治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摒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本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痕迹,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和谐政治文化的根基。为了构建和谐政治文化, 我们要协调好以下关系:一是吸收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利于和谐的内容;二是克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弊端。

和谐政治文化构建过程中还必须解决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关系。我们要以开放、自信的心态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在反封建专制统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其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治观念、人权理论以及自由意识等都是我们构建和谐政治文化所必需的, 我们需要吸收和借鉴它们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政治文化结构。但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文化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 归根结底是用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所以我们要理性地借鉴西方政治文化, 防止西方民主政治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演变。

4 不断加强改革和创新, 构建和谐政治文化

在社会政治发展前进的道路上, 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 和谐社会建设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条件、社会环境、思想基础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环境、任务、内容、形式、对象等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的政治文化体制, 以革除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不相适应的体制性弊端[2]。

首先, 不断创新政治文化的理论和内容。我国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和谐政治文化建设必须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但是仅仅靠这些理论和内容还是不够的, 和谐政治文化建设还必须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和精华, 不断丰富和发展和谐政治文化的内容。在当前尤其要把爱国主义思想和爱党、爱家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 把爱民思想和亲民、安民思想结合起来, 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 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 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维护公平与正义的执政党, 使新形势下和谐政治文化的理论和内容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创新。

其次, 不断整合和创新政治文化形式, 多渠道、多形式地推进和谐政治文化建设。除了印发文件、资料, 出版书籍, 媒体宣传, 领导讲话等已有的政治文化宣传、教育形式外, 还要积极拓宽视野, 在宣传、教育形式上创新。要努力在既高扬主旋律, 主题突出鲜明, 又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喜闻乐见上下功夫, 进一步推进政治的社会化。也可以通过不断整合传统文化、民族和民间文化、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等一切可以整合利用的有效形式为我所用, 不断丰富、创新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宣传、教育形式。

再次, 要不断拓宽宣传教育渠道和对象范围, 以进一步提高和谐政治文化的社会效果。除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监督管理外, 在具体工作中还应不断拓宽宣传教育的渠道和范围, 采取多种有效的形式, 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到社会最基层的群众中去, 不断打牢党的执政思想和执政基础, 排除各种消极、腐朽文化的侵蚀, 以保持和谐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3]。

摘要：和谐政治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影响因素, 也是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构建我国和谐政治文化对促进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和谐文化的构建路径作了深入阐述。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政治文化,构建

参考文献

[1]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20.

[2]李艳中, 罗曼菲.和谐政治文化的透视与演绎路径[J].惠州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10) :33.

我国政治文化发展 篇5

打开电视，我们看到的新闻绝大多数都是某高级官员来到某地视察，某某主席应邀出访某国，各级政府强调三农问题„„政治，与我们的生活可谓息息相关。几个月前，在温家宝总理考察深圳的讲话中，释放出一个鲜明而强烈的信号：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

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的重要举措，是彰显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定决心的重要举措，更是顺应民心、民意，实现人民意志的重要举措。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党和人民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人民今天所享有的民主权利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是来之不易、非常宝贵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实现公平正义，使人们有安全感、有信心等各个方面的同时，我国的政治体制还存在很多弊端，我们确实还需要做长期而艰巨的努力，任重而道远。

影响人民切实实现当家作主权利的主要障碍，是存在弊端的原有政治体制。这些弊端，就是邓小平同志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的，一是官僚主义严重。邓小平列举了官僚主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二十多种突出表现，并指出官僚主义“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已成为社会主义的“祸害”。二是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必然造成官僚主义，损害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等。如“文化大革命”，尤其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必然产生严重的后果，给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危害和灾难。三是家长制作风比较盛行。主要表现在党内重大问题决策上搞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崇拜也一度盛行。致使党的组织原则以及党和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四是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建国以后，我国一直没有妥善解决领导干部退休离职的问题。各级领导干部，除了犯错误的以外，实际上都是终身制。因此，人民群众名义上是当家作主，实际上失去了对领导干部实施监督

和罢免的权利，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当官做老爷，严重脱离群众，甚至随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五是存在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领导干部的管理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使领导干部特权现象得以不断滋长，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不少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其集中表现是“以权谋私”，谈到去年的杭州保时捷撞车案和今年的“我爸是李刚”案真是让人义愤填膺，这些都是特权现象引起的。

而这些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就是说，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而且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新体制取代旧体制的革命，具有质的突破性，而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计划经济阶段，以及现在的官方市场经济阶段，估计以后会进入完全市场经济阶段。经济制度的变化是很明显的，这也是政府强调的重点。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经历了从左到右的转变，而政治制度却几乎在原地踏步。这是政府强调“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结果，中国经济实现持继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国门打开了，温饱解决了。大伙正努力向小康奔去时，却发现我们有病没有办法治了，为什么?看病太贵了!我们没有办法去上学了?为什么?学费太贵了!我们没有办法买房子来住，只能租房住了，为什么?房价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体制近六十年没有改变造成的，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变之后，政治体制还保持原样，才出现了这种结果。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性、艰巨性、风险性更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经过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洗礼和民主法制建设实践的锻炼，我们广大的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的觉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他们对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这种民意的积聚与表达，具有十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是中国的发展受到世界民主化潮流的影响。民主化是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13亿多人民发展民主的壮丽进军，一定能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新的不朽篇章。

二是深化经济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要求。应对经济危机愈来愈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主要是政治体制存在弊端的牵扯、迟滞。因此，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破除障碍、开辟通道。

三是实现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必由之路、致胜之道。时下，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一是分配不公，一是腐败严重。而要有效治理这两大顽疾，唯有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四是改革想要取得成功，改革过程中的程序必须公正，改革必须以人为本、公众参与成果共享、规则先行、透明公平等原则为必要条件，只有政治体制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条件。同时，这也能更好地实现人民各项权利，为反腐倡廉工作作出一定的贡献。

五是政治体制如果不进一步发展，我国也难以取得国际认同，更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的复兴和赶超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并不是不认同中国的民众，而是不认同我国政府的集权体制和管理制度，处于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考虑，我们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把我国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我国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途径就是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

六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会更有利于中国民众的综合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斗争日趋激烈，这种经济上的斗争必然演变为人才素质上的竞争，这也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反映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以及国民素质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当然这是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完善。当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对人才的需求就一步加大，人才流动也更加频繁，当前的政治体制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政治上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从而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

我国政治文化发展 篇6

关键词：网络政治文化安全挑战及对策

21世纪是个网络的世纪，随着网络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网络已成为我国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但由于网络本身的特性及我国在网络信息技术领域的相对落后，网络也对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提出了重大挑战，如何利用互联网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维护我国政治文化的安全就成为一个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政治文化安全的内涵

政治文化安全是指一个主权国家防止异质政治文化对本国主流政治文化生活的渗透和侵蚀，保护本国人民的主流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政治制度不被重塑和同化，它是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是在1956年，由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其所著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每个政治体系都具体表现为一个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特定的模式便是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1978年他在《比较政治学》一书中又对政治文化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

就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其政治文化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所有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都是混合的，不过每个政治体系中各种政治文化所占的相对地位和混合程度各有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我们将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为主流政治文化。主流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设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我国，这个主流政治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它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关系着我国政治生活的丰富和谐、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政治发展的方向，因而维护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网络对我国主流政治文化安全的挑战

1、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推行信息霸权，威胁了我国政治文化的安全

互联网发源于美国，主要技术指标和规则都是以美国为主导制定的，美国凭借其技术上的优势地位，就可以控制强大的国际传播网，垄断国际新闻发布渠道和几乎整个世界舆论。据统计，负责全球域名管理的13个根服务器有10个在美国，在全球互联网业务中，有90%在美国发起、或通过，世界80%的网上信息由美国提供，互联网上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网络站点中，有94个在美国境内。通过强大的信息控制力，美国成为网络世界最大的信息生产国，在网络空间话语权的争夺中占尽优势，掌控着国际互联网的话语权，引领着国际政治舆论的总体方向，也造成了我国对美国网络信息的过分依赖。

信息是政治、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的载体，失去信息传播的优势和主动权，在信息流动中，就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信息发布者的信息渗透。而信息的发布者并不是中立无偏见的计算机，而是计算机后面的人，在“客观”的表象下，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倾向，自己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在信息报道上总是有倾向性的。如美国的CNN，在我国“7.23动车事故”后，一个月内用了五条新闻追踪报道，题目分别是“中国高速列车相撞”、“中国动车事故的处理引起愤怒的反应”、“中国动车追尾事故引起狂怒”、“中国总理视察动车出事地点”、“中国推迟新铁路工程”，负面新闻占了上风。而对事故发生后，我国相关政府官员对公众做出了诚恳道歉，并责令有关部门彻查事件始末。在拯救事故中的伤亡人员时，温州百姓们的竭力帮助和真心付出，涌现出一幕幕感人的事迹，则都只字未提。

由于掌控着国际互联网的话语权，人们一旦进入网络空间，实际上就进入了美国设计的文化环境之中。大量打着美国烙印符号的新闻、影视、广告、网络游戏等，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时刻影响着我国网络受众者尤其是青少年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从而逐步屏蔽其原有的价值观念，不断地去适应网络媒体所倡导的各种文化理念。这种文化渗透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它不会在短时期内明显表露出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将会极大地影响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安全。

2、网络削弱了政府对媒体舆论的控制力，冲击了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

大众传媒是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为在社会中确立主流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国家一般都要通过一定的政治控制机制，掌控大众传媒，控制舆论导向，向社会公众宣传、教育和灌输主流政治文化。在网络时代之前，由于人们了解信息的渠道只能是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很容易做到这一点。政府部门只要以“把关人”和“守门人”的身份，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的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就可以有效防止危害政治系统安全的信息散布，对舆论的导向进行引导和监控。

但网络却改变了这一切，互联网的开放性和管理方式的非中心性、离散性决定了其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是完全自由和相当程度上不受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的。今天的中国，除了原有的传统媒体外，还有320万个网站，各类新闻站点、专业信息站点、公司站点、机构组织站点、个人网页、微信微博等都可以发布或传送新闻信息，海外更是有无数的网站供网民浏览。网络传播对我国传统的传播格局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公众对信息的获取由原来相对封闭的状态进入了开放的状态。尽管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但要想如同监控传统媒体那样监控网络信息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各种政治学说会利用网络广泛传播自己的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造成对主流政治文化传播的冲击。

nlc202309030143

3、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网络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给我国主流政治文化建设带来极大挑战

互联网以其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渗透方式及巨大的信息量成为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首选工具。苏东剧变以后，中国就成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和目标，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曾十分露骨地说：“中国将随着信息流通而民主化，只要中共想在经济上竞争，就不能不让国际互联网和全球化的风潮进入中国大陆，随着信息的流通，民主就会到来。”

为此，美国大力在世界推行“互联网自由”，不断指责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政策。2010年作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公司借黑客攻击问题对中国进行指责，抨击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并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谷歌事件”一周后，希拉里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发表“互联网自由与全球言论自由的未来”演讲，提出了“互联网自由”概念，宣称“公开的形式与不受国家主权约束的信息自由流动，是值得大力倡导的价值观”，并对中国进行指责。2011年5月16日，美国政府发布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其核心原则是：“基本自由、隐私和信息流动自由”。关于基本自由，美国政府认为，这一概念是指通过任何媒介和不分国界地寻求、接受以及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能力。美国将从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出发，引导符合美国利益的“基本自由”。

可见美国“互联网自由”战略的核心就是网络连接自由，其本质就是“美国式”民主自由价值观在信息时代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其目的就是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战略意图。它标志着美国政府对互联网应用的定位已经超越技术层面，使之成为在网络空间推广美国民主、进行政治渗透的工具与平台。对我国的主流政治文化安全提出严峻挑战。

4、网络对人们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热情的消解，增加了我国主流政治文化建设的复杂性网络以其丰富的消费资源助长了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的流行，对主流政治文化建设形成了一定冲击。互联网作为信息多媒体工具，具有强大的消费和娱乐功能，据2013年12月份我国第33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在我国网民搜索行为中，搜索音乐和视频的占60.1%，饮食娱乐等生活类信息的占48.3%，产品购物类信息占37.9%，游戏占36.8%。由此可见，网络以其强大的消费和娱乐功成为了消费文化的重要载体，极大地刺激了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的流行和发展。人们痴迷于网络的虚拟技术和手段，体会着虚拟世界中财富、权力、爱情和暴力等的满足。长此以往，网络文化的消费性、娱乐性、虚拟性将会导致人们的文化品位下降，过分注意时尚、流行、休闲和消遣的心态，淡化对整体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意义的关怀，淡化对社会与国家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道德沦落、精神空虚的现象，使文化失去了历史的深度和厚度。因此网络从感性的层次上分解了人们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热情，使人们对政治生活和政治权利漠不关心，政治观念淡化，增加了主流政治文化建设的难度。

三、维护我国主流政治文化安全的对策

1、将网络空间战略提升至国家核心战略的高度

网络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整体利益，因此世界主要大国都纷纷制定自己的网络空间战略，特别是美国。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国家军事战略》中屡次强调网络安全与网络战的重要性，2009年出台了《网络空间政策评估》，2011年5月和7月又相继出台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足见其对互联网的高度重视和称霸网络空间的强大决心。中国在信息领域起步较晚，又尚未完全掌握互联网核心技术，处处受制于人，若对网络空间的战略地位判断不足，极易在未来的网络空间权力博弈中处处被动，疲于应对。因此，我们必须从核心战略的高度重视互联网，建立完善的网络空间保障机制，加大对网络建设的投资力度，将网络发展视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长远大计，方能在未来的网络空间权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创建网上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网络传播信息获取快、传播快、更新快，超越时空限制和传播成本低的特点，使网络在政治文化的宣传和教育中具有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因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通过网站建设进行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宣传、教育和传播。我国政府和各种科研机构虽然也建立了一些这样的网站，但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方面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要加强我国先进政治文化宣传和教育网站的建设，特别是要提高此类网站的质量。网站在加强内容的时效性、权威性、群众性建设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多媒体、双向互动的特点，广泛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要特别注重网民在网络中的主体地位。在网页的设计上要有创意，要富于想象力、吸引力，把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融于一体，把网站办成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民族精神的精品网站。

3、加快网络技术开发，增强信息防卫能力，掌握信息监控权

近年来，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网络技术的借鉴应用阶段，网络领域的核心技术对美国的依存度很高，网络安全防范能力比较薄弱，对互联网的监控能力有限。因此，面对西方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入侵和渗透，要维护我国的政治文化安全，就必须加快网络技术的研发，拓展对外来有害信息的防卫能力，掌握网上信息的监控权。为此一要加大对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以及安全防御体系的研发力度，加大对网络安全技术和产品研发的资金投入，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和应用的跟踪研究，鼓励我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与创新，早日实现技术自主，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二要加快研制、开发和安装先进的过滤软件，加强对网上信息的鉴别、控制、审查和筛选，及时发现和剔除有害信息的侵入和干扰，削弱网上非法行为以及西方国家网上的政治意识形态渗透。

4、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创新，提高我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在信息网络化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对立和竞争更加直接，更加激烈，在这种激烈的斗争和竞争中，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要想占领网上思想文化阵地，为老百姓所自觉接受，就必须不断创新，挖掘和弘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加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并以自己文化中有利于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理念昭示自己的文化风采：吸纳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丰富营养，借鉴其它民族文化的先进成果，锻造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品质，确立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客观性、真理性，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5、加强新闻网站的建设，掌握网上舆论斗争的主动权

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传播速度更快，信息容量更大，覆盖面更广，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全球交互性。谁掌握了网络新闻宣传这个当今世界思想舆论阵地的制高点，谁就赢得了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主动权。面对国际网络文化博弈的严峻形势，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支持重点新闻网站加快发展，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站和特色网站，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

1996年1月1日，我国在网上建立了中央对外宣传信息平台，并在美国建立了镜像节点，接着，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新闻报刊上网，我国的新闻网站建设开始起步，2000年，中央又决定建设重点新闻网站。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设起了以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中国日报网站、央视网、中青网和中国经济网8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24家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为核心，以依法取得登载新闻资质的商业网站为基础的互联网新闻传播体系，成为我国新闻信息传播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网络媒体相比，我国的新闻网站无论是在影响力、新闻的传播量还是在页面的访问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全球具有较大影响的媒体，如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等新闻网站，无论从访问量到访问人数方面均可称上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新闻网站”，造成了在国际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的“西强我弱”的格局，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我国新闻网站，尤其是重点新闻网站的建设。强化精品意识，着力打造名牌栏目，以专题、专栏等形式，集中展示富有特色的新闻信息内容，办出特色，办出权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网上信息内容优势，进而转化为影响力和竞争力优势。

试分析我国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篇7

一、区域发展的背景

1. 对外开放是渐进空间。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对区域的发展是逐步推进的, 在党中央的带领下, 最开始提出建立经济特区, 以政策优势带动这些城市快速发展。在这轮区域发展大潮中, 全部以东南沿海城市为主, 在试点成功后, 才开始了向内地延伸。所以, 通过多年的发展, 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只以沿海为主逐步开始向全国推进, 在实践上和政策上都有了极大的转变。

2. 政治上是集权、经济上是分权。

在新中国成立后, 行政体制以中央集权为主, 同时在发展中协调好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而在1978年以后, 中央为了激发全国的改革动力, 调动地方政府参与发展的积极性, 在不断的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着适时的调整, 由原来的高度集权逐步转向经济上分权。而所谓的经济分权, 实际上就是上级政府给下级政府划分经济发展权利。从整个国家形式来看, 国内的经济分权比重还是比较大的。

二、区域发展的事实

1. 各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在1978年以后, 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一直很快, 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壮大, 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后就全国各地区来说, 这种快速增长也不是只集中了少数区域, 而是所有的省份都保持了高水平的增长, 从全球的角度来说, 国内各个地区经济增长都受到了世人的瞩目, 通过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 最大限度的弥补了国内和国外经济上的差距。

2. 省级贸易比重越来越大。

通过对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各个省份基本上都保持了贸易比重的上升, 甚至还有一种继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可以把国内的区域发展概括为, 1978年以来, 区域发展速度较快, 区域矛盾也十分突出。区域发展的表现则可以概括为, 从全局上看, 不同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而区域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依然较大, 特别是东西部的发展差距依然受到高度关注。

三、中国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在1978年以来, 中国的区域发展大致表现为区域发展快速、区域矛盾较多。当下, 作为对区域发展的重大调整, 呼吁区域协调发展的声音很多。国内的区域发展在逻辑上是一种的, 存在政治经济学解释。之所以定义为政治经济学上的解释, 主要是因为在国内, 政治经济是相辅相成的, 地方是为中央负责的。国内的政治体制是属于任命制, 决定了地方的奋斗方向, 这样一来, 地方政府就是失去了持续发展地方经济的动力。但是, 自从改革开放后, 中央始终坚持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不放。全国各地区的发展都被极大的激活了。在整个区域的发展过程中, 中央通过政策支持、财政鼓励等多种方式, 将地方官员和政府紧密的和经济捆绑在了一起, 所在地区和政府都是利益的共同创造者, 不断的推行经济体制改革, 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各区域的发展活力被极大的激活, 区域经济增长快速, 整个经济开始快速腾飞。

就未来来说, 从国内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角度看, 还有以下问题值得社会继续关注。 (1)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实践, 整个国家的区域发展模型已经几乎固定。地方官员对经济的发展依然是有很强的约束力的,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是很难从外面轻易的获得资源的, 资源对经济的发展在未来会非常明显, 而地方官员为了发展区域经济, 几乎都采取进京要钱要政策, 这就是当前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2) 在未来如何协调发展。当前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已经走了最鼎盛时期, 都西部地区才刚刚起来, 如何用东部沿海的经验引导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也是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之一。

四、总结

综上所述, 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过程中, 经济总量上去了,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可区域矛盾依旧十分突出, 资源环境的矛盾也很尖锐。虽然当前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可在未来依旧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关注, 比如如何协调发展, 如何解决资源紧张等等, 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依旧很大。

参考文献

[1]林冠.统筹发展视角下的区域发展与政府行为[D].华中师范大学, 2012.

[2]胡敬斌.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D].吉林大学, 2013.

[3]吕志奎.反思中国区域公共政策研究——缘起、现状与路向[A].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首届青年中国公共行政学者论坛: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 2007:19.

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思路 篇8

1、当前时期下, 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思路不明确。当前时期, 在我国政治经济学该选择怎样的发展方向的问题上, 经济学界发生了矛盾;对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方向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方向一直是相关经济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其主要争论的焦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无限制的传播西方经济学, 二是有限的传播西方经济学。

首先, 对于支持无限制使用西方经济学的学者来说, 他们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满足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也没有起到主导作用, 同时对当前出现的经济状况以及经济问题根本无法进行详细的说明, 那么就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落后, 没有根本作用了, 而西方经济文化可以满足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那么他们就觉得既然西方经济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因此就应该取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完全的用西方经济学文化的理论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行指导。

另外, 有的经济学者认为, 中国政治经济学只所以落后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需求, 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因, 而是受前苏联的主观主义影响所致, 所以, 当前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 不过在恢复其政治经济学过程中还应和经济运行及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从不同层面结合在一起, 另外, 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联系起来, 改造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理论, 从而实现了有限的传播西方经济学, 这样一来, 既能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被推翻, 又能充分的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部分, 可以说,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及改革起到一举两得的好处。

事实证明, 西方经济学文化确实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带来了不小的帮助, 因此, 我国应该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从中吸取经验, 不过, 也不能无限制的使用西方经济学, 因为, 西方与我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其环境不同, 事物的本质也不尽相同, 另外, 西方经济学也不是特别的全面, 同样存在着危机及变革, 所以, 不能一味的使用西方经济学。

对于有限的传播西方经济学这个方法, 笔者认为是可行的, 因为其政治经济方向是适合我国政治经济学的需要的。我国政治经济学在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经验, 合理的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结合, 改造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理论。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 中国政治经济学不能完全使用西方的经济学, 也不能胡乱的运用一些西方经济学内容;那么,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思路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2、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思路的主体性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思路问题上, 首先要考虑的是其主体性, 其主要本质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经济指的就是人的经济, 在经济活动中出现的矛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由于他们对经济利益的看法不同, 对经济矛盾的立场与主体部分的看法也不相同, 从而会得出不同的理论规定, 因此经济学者们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 首先得考虑其主体性, 这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的必要条件。

3、新形势下,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思路。当前时期,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思路不能完全的取决于西方经济学, 也不能盲目的运用西方经济学内容, 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要地位, 以西方经济学为辅助地位, 从我国劳动者的地位以及利益与意识指出目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存在的矛盾。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在继承我国传统的思想时应借鉴吸收西方的思想理念, 依照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 研究新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 使其改变与主义之间统一的方法。因此,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思路应该以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与素质技能的提高为主要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可知, 在变革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思路时, 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 不能完全的使用西方经济学, 要合理的采用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有利的西方经济学内容, 同时, 也要不断的探索我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廖乐焕.马克思的人本质思想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J].兰州学刊, 2007, (1)

[2]、江俊文.创建中国现代经济学探析[J].川北教育学院学报, 1997, (3)

[3]、程长羽.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思考[J].特区经济, 2007, (9) , 9月

[4]、龚新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J].塔里木农垦大学学报, 1999, (9)

[5]、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6]、谷书堂.政治经济学的困境与出路--_我们需要一部《中国转型经济学》[J].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2)

我国政治文化发展 篇9

关键词：思政教育,传统文化,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资源意义和伦理价值, 是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然而, 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考量, 在现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定发展阶段,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重视。我们应该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来促进我国当代的思想政治建设。

一、我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的资源价值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和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 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传承, 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有别于西方的“智性文化”, 注重道德教化, 形成了一种“趋善求治的”、以伦理为特色的“德性文化”。这种伦理型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建构了成熟的道德价值体系, 形成了丰富而系统的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乃至宇宙伦理, 并相应地确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道德教育理论, 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价值与伦理价值。

1. 传统文化具有丰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价值。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 已成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丰厚的思想资源。传统文化的人生目标是治国平天下, 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最终目标, 始终放在首位。只有以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为己任, 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才能以其信念激发他们对本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 使他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提高自己的学习文化水平, 报效祖国。

2. 传统文化具有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

“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的精神, 为倡导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提供了可贵的精神动力。“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 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易经》对这一精神作了经典性的表述, 提出“天地之德日生”。“富有之谓大业, 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即人们应该效法天体之意志, 刚健有为、生生不息、不断奋进。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挫折都要不屈不挠、顽强奋进。

3. 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和谐仁爱思想价值。“

“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精神, 为建设和谐人际关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和”即矛盾的协调和谐统一, 包括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在当代时期, 人际关系因不同因素的影响在不断地变化, 倡导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和团结关系仍是我们在交往中的重要行为准则和重要前提, 是和谐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4. 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开拓创新、勤俭节约的思想价值。

“穷则思变、革故鼎新”的精神, 为开展创新教育提供了充足的精神财富。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为开展艰苦创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二、传统文化在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从本质上说, 思想政治教育的真谛在于为整个民族和国家构筑一个思想的支点和灵魂的休养生息之所。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努力探索, 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 作为一种产生于欧洲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但它不是直接为我们提供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需要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 马克思主义要想真正被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成为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还必须符合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历史传统和思维习惯。因此, 在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我们只有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诠释和解读马克思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带上浓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它才有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从而真正地深入人心。客观地说, 从1938年10月14日,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号召以来, 我们党已经开始确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那就是由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基本内容的“批判继承”。并且, 这一原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上升到党的决议和国家文化艺术、思想教育之基本政策的高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界开始认真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问题, 并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方针、政策, 以期在分析、批判和抛弃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成份的基础上, 识别、汲取并消化其精华来为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服务。

三、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使命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 读史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 数学使人缜密, 而逻辑则使人善辩。一部《中华上下五千年》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悠悠数千年文明的浩瀚与悠远, 更告诉我们五千年生息不止、光照千秋的中华文脉的强劲与坚韧。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的历史在深沉的反思中揭开了新的一页。经过五十多年艰辛探索, 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起点;五十多年来, 我们还始终在探索中取得进步, 明白了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极端之重要, 为实实在在地将新世纪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工作推向新高峰夯实了基础。

1. 推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化人”本性的复归。

从根本上说, 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本性较之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建立起来的、与计划经济时代相适应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本性来说, 在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结合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选择来说, 只有坚持民族的尺度, 以传统道德文化发展为主线, 通过思想道德教育途径为社会成员所广泛接受和遵循, 并进而形成体现思想道德教育与传统文化密切整合的“文化化人”和“文化育德”的优良传统, 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化人”本性的复归。

2. 建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当代我国的重要思想政治教育。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推动新时期的思想教育文化选择的体现, 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因为, 民族精神是贯穿于特定民族传统文化的孕育、产生、发展和完善全过程的基本线索, 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灵魂, 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无知、无情的人, 不可能承担起接续并光大民族基本精神的神圣职责, 也就不可能形成表征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内在统一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如楼宇烈先生所说:“我们要做到我有一颗中国心,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的……一个对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了解的人, 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自信心和尊重的人, 是很难让他生起爱国心的。”

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强调,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代领导集体都极为重视并时时加以关注和指导的核心问题。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 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过“民族精神”的概念, 但在他的许多著作或讲话中, 都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作了充分的阐述。他的基本观点, 根据有关学者的归纳, 可以概括为“革命斗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勇于创造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结合国内外形势的风云变幻, 对于弘扬中华民族基本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坚持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 对于新时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工作进行了更为细致而周详的论述, 并展开了一系列富于时代特色的新探索。当前, 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梦”, 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中的核心就是要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建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533.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534.

我国政治文化发展 篇10

一、我国孝道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诠释

1、我国孝道文化的含义、实质、特征

(1)我国孝道文化的含义

养老是指为老年人提供的家庭或社会中的,满足其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需求,而孝道文化则是养老文化中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孝道文化”是指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敬父母,赡养父母,生育后代等的一种价值观念与思维范畴。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传统的孝道文化内涵也是极为丰富。而我国的孝道文化主要是以“孝”作为核心,以“善”为其灵魂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它其中蕴含着大量丰富而实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因子,肩负着以尊老爱老敬老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

(2)我国孝道文化的实质

我国的孝道文化实质上是生养后人与培育子女的一种双向互动和双向糅合。孝道文化是以“孝”为其基础的一种敬老爱老养老的价值理念与思想观念。它必须有资源禀赋和养老金的两个方面。老年人的养老资源提供包括商品、服务和精神资源等等;资源禀赋的养老方式是提供和支持模式,为老年人提供为其所需要的资源要素与倾听他们的内心需求,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

(3)我国孝道文化的特征

我国的孝道文化丰富多彩,其中主要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即“尊老崇老”和“血缘血亲”。

①尊老崇老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对于很多年轻人或孩子来说,老年人或父母还是占据了较高的主导地位,享有较高的权力,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享有享受着优惠待遇。尊老崇老文化在社会结构上主要表现为“差序格局”,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尊卑幼序。在一个传统家族中,老年人带有绝对的权威与绝对的言语权,对后辈人有着毋庸置疑的地位。在社会中,比如在大街上或者是公交车上大多数人只要是碰见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老人需要帮助时只要是自己力所能及的都会主动的给予帮助。

②血缘血亲

儒家为中国人用血缘血亲从纵横两个方面编织出“家国同构”的社会关系。在血缘亲族中,以父辈为中心,上源追溯至祖宗,下至兄长姐妹,旁延至叔伯,形成了家族的血缘关系网络。在社会中,中国人常根据血缘关系来处理其他非血缘关系,体现出极大的差异化。比如家里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关系的密切度比没有血缘关系的要高,就算是很久没有见面但是有着血溶于水的那种斩不断的亲情在那里的。

2、思想政治教育的含义与特点

(1)思想政治教育的含义

所谓“思想”是行为人的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意识,它是相对于客观事物的一种主体性精神行为,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人脑中的反应。同时,思想又可被理解一个人的品质与心态。马克思认为:思想是相对于客观外部现实的主观能动性的反应,它包括人们对世界、社会、人生的最根本的看法与最基本的做法。“政治”可以说是人的一种本能,是在社会生活中对行为人的一种准则与约束,是人们做人做事的一种底线,人们经常将“思想”与“政治”连在一起,合称为“思想政治”。这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思想是政治的前提与保障,政治是思想的外化与表现形式。在优秀思想的指导下,成就美好的德行,演化成良好的政治;而也折射出来人们的很多思想观念,例如,美行与善念,恶行与恶念。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主体为达到某种教育目标,运用一定的方式方法、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影响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在社会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社会进步、国家富强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它广泛存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对于生活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生命是人类体征的全过程,是自然与社会生活的统一。在人类文明前进的道路中,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文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野蛮、纯粹的本能行动变成了行动的社会意义。

(2)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它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点点滴滴都渗透与其中,其特点是教育方式的潜移默化性和教育对象与目标的多样性。狭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由教育活动的施教者与受教者组成(亦即教师与学生),施教者用深入浅出的教育行为或语言对受教者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活动的受教者用一定的方式或行为反馈给施教者,具有多样的教育方式与手段。其特点是二者之间是双向交流,双向互动的。最终都以促进自身与社会的发展为目的。与此同时,狭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对人思想上的宽慰与行为上的约束。

二、我国孝道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人的态度,必须根植于情感。如果你能够更加容易地被连接到情感的世界当中,就能很轻易的和人们情感进行交融和理解。以国为家、用善作魂、为勤为本、以俭养德、用诚立身、一孝当先、以和为贵,这是我们核心价值观与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体现。简明,容易记住,但也有深刻的意义。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孝道文化中也内蕴非常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理念。

1、个人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勤俭、孝德

以“孝”为核心的中国孝道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以国为家、用善作魂、为勤为本、以俭养德、用诚立身、一孝当先、以和为贵,这都是我们需要做到的。“善良、勤劳、节俭、孝顺”是希望,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的道德修养。中华儒学传播千年,很久以前在《礼记·大学》中就有提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们讲的是要了解外在的东西,注重内在自我的修养;正确面对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情绪,降低自己的邪念,减少本身的贪婪,引导自己向着平和、明智的方向走。儒家强调“物我关系”与“人际关系”,为人要善良诚实,努力断恶养善、完善自我,从而达到“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的结果。在“梦娃醒”的广告中我也读到了我们的期望:孝顺、诚信、善良、勤劳、节俭,这些都植根于我们的思想教育情感生活。这次以“梦娃”作为主角来讲述这一主题,更是希望这些教育能让孩子们从小就耳熟能详这些基本的美德。在生活中,作为子女,我们应该孝顺、善良、善于反省,通过不断地反省,不断地追求,你才能不断的超越昨天的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去发展。朋友带给我们的是生活上的希望,我们应“乐他”,胸襟开阔、明德。当遇到困难挫折时,我们就要学会与别人分享快乐,用笑声、笑脸去影响他人,幸福是相对的,它完全取决于心境,要活得自在、阳光。

2、社会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互爱、平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互爱、平等的重要体现。以“血缘”、“地缘”来确定亲疏远近的时代几乎不复存在了。在现在提倡平等自由的年代,想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深的植入到人们的心目当中,我们更需要一些有针对性、思想性、指导性的道德规范来引导。随着网络、科技发达的今天,制作一些具有较高社会道德涵养的动画视频显得尤为重要。对于那些智慧刚刚开启的学前儿童来说,这也是一把最好的开启他们心智的钥匙,是培德树人的好视频。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道德教育的心灵洗礼。

当然,高社会道德涵养的动画视频不仅对于孩子的有很好的教育作用,而且相对于工作繁忙的成年人来说也有很好的效果。快节奏的生活让他们基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地在精神上接受一次彻底的洗礼。将互爱、平等作为一份特殊的精神洗礼奉献予社会。将“国是家、善作魂、勤为本、俭养德、诚立身、孝当先、和为贵”等优秀的中华美德融化于心。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高社会道德涵养的动画视频,不仅能够丰富老年生活,也让接受了思想洗礼的晚年,更明亮和美丽。在行为方面会有较好的自控能力。为晚辈当爱家爱国、敬老慈幼、平等待人,遵守行为;为长辈应与人为善、爱慈幼尊,共创一个互爱平等和谐的社会。

在“亲亲”、“尊尊”、“君君”、“臣臣”、“子子”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孝道文化中的“爱”也是现出了一种等级与层次之分。而在西方文化中的“博爱”思想则有显著区别。“博”讲究的是广度与深度。西方文化中的“博爱”则是一种无差别、无等级、无层次之爱。有时也以自我为中心,与他人之间形成间隙。而“互爱”讲的是互敬互重、互体互谅,建于一切平等的基础上,无层次等级之差别。两个毫不相关的人见面,在互爱的氛围下,也能成为“一家人”。

3、国家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富强、文明

富强,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人们安居乐业的根本。而我国的孝道文化则是以物质经济为前提来满足老年人的一种精神需求的价值观念。一种和谐家庭关系的出现,一则反映了国家的富强盛世;二则反映了人们需要生活在太平盛世才能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国是大家,家是小国,国亦家,家亦国,没家难以有国。难以想象,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中,还能出现这样和谐的家庭关系。

文明,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之富强,政治之民主,文化之文明,社会之和谐都是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体现,都是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之魂。古语有云:谦和乡里,青砖黛瓦,毋怀险谲;见善须行,父慈子孝,毋轻斗争。这些都内蕴思想政治教育中“文明”的思想。我国孝道文化崇尚敬慈爱幼、长幼有序,努力铸造一个追远报助合作,人与人文明和谐相处的友好氛围。

三、充分利用我国孝道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途径

1、多元化理念与多层次目标相结合的途径

我国的传统孝道文化主要以地缘血缘等因素来确认亲疏远近,而在一个家庭中又主要呈现为尊老崇老敬老等单一化特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启迪催生了终生学习的思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方式、手段、内容也在不断朝着多元化、多层次的目标变化着。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得按照我们这个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来改造自己,只有自己的发展与社会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只有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结合起来,你才能够被社会所认可,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在传承优秀孝道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紧随时代的潮流,坚持多元化的理念,满足多层次的目标。只有这样,我国孝道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才会凸显。

2、批判性继承与创设式发展相结合的途径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孝道文化中不断地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创设式的发展,它既不能“照着讲”,也不能“接着讲”,要及时与国内外各种优秀的思想进行交流与沟通,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来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东西。要对在孝道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否定之否定式发展。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和谐,实现创设式发展,彰显孝道文化内蕴的思想政治教育沁入人心的独特魅力。

3、家庭与社会相结合的途径

“爱老尊老敬老养老”这不仅仅是家庭的义务。我们可以以家庭养老为主,解决家庭养老问题。同时,社会也可以出台一些政策,支持社会养老事业,提倡文化养老,最后实现家庭与社会的“大同”。

以家庭养老为主,解决家庭养老问题。中华民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讲究大爱广爱博爱。虽然儒家思想中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如:宣传愚忠愚孝、三纲五常等,但也有好的方面,如讲信用、重孝悌等。注重家庭家风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父母与子女间是一种纯粹的血缘关系,充满着丰富的感情色彩。父母喜欢孩子,孩子孝顺父母,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美德,也是一种社会和谐的产物,是个人的内在需要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人都是种趋利性和寻亲性动物,爱人都是从爱自己亲人开始的,然后去爱他人,最后是共存共荣共赢,和睦相处。社会出台一些政策,支持社会养老事业,提倡文化养老。这里的政策主要包括惩处性政策与奖励性措施。“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礼记·大传》)所以说血缘血亲是坚韧的群族纽带。将社会与家庭相结合,将大环境与小环境相糅合。

参考文献

[1]哈尔·肯迪格,等.世界家庭养老探析[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

[2]李建新.转型期中国养老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穆光宗.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

[4]高成鸯.中华尊老文化探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85.

[5]姚远.对家庭养老概念的再认识[J].人口研究,2001(5).

我国政治文化发展 篇11

关键词：政治文化；文化整合；档案事业

Abstract：Tak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Thought of Cultural Philosophy as the mainline， this paper analyzes ancient political culture who regards "Great Unification "， "Rule of Man” and "Rule of Rite " as its characters from three aspects： integration of values， Specification and Structure， and then illuminates the effect on Chinese ancient Archives， evaluates the value and distress to modern Archives from those three political culture.

Keywords：Political Culture； Cultural Function； Archives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我国社会形成了独特而又稳定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根植于以封建伦理秩序为基础的政治理念，如“人治”“礼治”，并借助于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而演变为一种长久制约我国社会主体观念与行为的社会文化。“大一统”“人治”“礼治”这三种政治文化虽各自发挥其功能，但三者又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并共同打造了森严、固化和专制的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秩序。由此，笔者选择从文化哲学理论中的文化整合功能入手，通过对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剖析，从价值观、行为规范与社会结构等多个角度梳理其对我国古代乃至当下档案事业发展的影响。

1 “大一统”文化思想整合我国古代档案价值观

文化来源于社会主体及其从事的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价值观也随着文化的积累与演进而不断地整合与被整合。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组织与个人，因其各自经历的活动与文化积累不同，其文化价值取向相对多样且分散。只有通过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整合，才能让松散无序的社会个体价值观整合为一种让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所共同接受的观念与行为准则，这就是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思想。

在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各种形式中，“大一统”文化价值观的整合功能表现最为明显和实效。这是因为我国古代社会经济体制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该经济体制的分散性与私有性导致社会公众价值观念呈现出分散且多样的形态，而出于对政治统治长久与稳定的需要，统治阶级需要通过一种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统一社会价值观约束社会主体与组织的行为。“大一统”思想最早出自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其原始意义为消灭对手，由帝王一人统治天下，后被统治阶级引申为皇权威慑力的象征。这种政治思想服务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诉求，借助儒家思想的包装与宣传，使之成为封建社会时期主流的社会政治思想。“大一统”不仅是疆域、资源与人口的统一，更是社会个体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社会实践行为的规制与整合。在此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封建君主专制和官僚体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使民众的个人利益与权利受到压制与束缚，但它将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有效地整合起来，从而构成了整个国家认同的政治和社会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大一统”思想还表现在我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封闭与排异，这种表现并不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是对外来文化全盘抵制的保守思想，而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固有文化形态的稳定性，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保持千余年而未发生本质变化的原因之一。

殷商后期，我国真正意义的档案工作开始形成，它随着“大一统”政治文化思想的渗透与推广，成为统治阶级把控朝纲和牵制民众的重要工具。“大一统”文化对档案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资源的统一，即政府形成的所有档案都归当权者所有，所有档案都要向中央移交，并集中管理，特别是涉及到土地、人口、资源、兵役和赋税等方面的档案更需要定期向中央档案机构移交。国家垄断社会核心信息资源一方面用于牵制地方资源的配置，另一方面通过对地方政治与经济的掌控，巩固其管理的统一性。其二，管理的统一，即各地各部门形成的档案资源移交到中央档案机构集中保管，通过设置严密和繁琐的管理制度统一管理所有档案。我国历朝所设置的中央档案库，如石渠阁、后湖黄册库和皇史宬等都属于集中管理档案资源的专门机构，资源的统一衍生出管理的统一，管理的统一维护了档案资源的利己性，便于政府对资源的进一步优化与使用。其三，利用的统一，因档案资源归统治阶级所有，任何档案的利用行为都需要得到皇帝的应允，并在利用程序的监控下有限地开展，这决定了我国古代社会档案价值实现的封闭性与单一性。“大一统”思想构建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治理秩序，它对我国档案事业的影响是根深蒂固、难以僭越的。需指出的是恰恰得益于档案资源的高度统一及国家修史行为的养成，我国古代社会才有了可供追溯的完整历史，这为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构建与传承奠定了基础。

当下我国档案管理体制实行的是集中制管理体制。从字面意思来看，集中制与“大一统”思想差别不大，都是将档案集中到政府指定的机构，由其负责集中管理与利用。但集中制是建立在现代意义的管理体制基础上，其管理主体的属性与封建社会时期政府的集权性是完全相悖的；其管理的目的并不在于维护管理阶层的集权统治，而是最大限度的集中档案资源，通过规范的手段开展社会利用；其服务对象也并不仅仅局限在政府机构，而是整个社会组织与个人。但囿于历史惯性的思维，档案机构极易受到“大一统”思想的误导而出现只集中保管、不提供利用，只追求数量、不追求质量，只看重效率不注重效果的行为倾向，而这都需要档案机构摒弃“大一统”之弊，树立现代性的档案管理价值观，进而激发档案事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2 “人治”文化思想构筑档案事业基本架构

价值观对主体行为的塑造与约束是一种内化的手段，而外化的手段则需要社会规范的制定与执行。通过对不同社会结构和文化表征的整合，分散的、多样化的行为规范逐渐趋于系统化、协调一致化，这使得整个社会组织和个人渐渐被纳入到国家规定的轨道体系中，并开启同一化的社会行为模式，这就是规范整合。在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人治”文化的规范整合功能表现得最为明显。“人治”文化的核心是封建皇帝制，以及由此促生的一整套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体系，并辅之以封建官僚体系及其选官用官机制。殷商后期开始，我国社会开始从“神权”时代向“人权”时代转型，以皇帝为核心的皇权至上思想逐渐成为统治阶级驾驭万民、治理国家的核心思想，由此构建的中央集权体制为皇权至高无上与稳固提供了保障。在中央集权体制的映射与约束下，朝野重臣和普通百姓无不体现出极强的思想凝固性与行为规范性。对于我国古代档案事业来讲，规范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档案形成与管理的规范性，但也同时在档案保管与利用方面渗透着“人治”文化的强制性与约束性。这主要表现为：其一，鉴于皇帝的权威性与官僚体制的层级性，文书档案的形成被划分为若干种形式，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品阶的官员依据其自身官职的大小依次一律使用相应的文书种类和档案移交形式，以此彰显政治制度严谨性与权威性，进一步巩固皇权的至高无上。其二，制定严格的文书与档案工作制度，保证文书制作与处理、档案移交与保管的严密性。历代王朝极其重视文书与档案工作制度规范的制定，目的在于利用强有力的制度规范保证文书与档案工作对统治阶级的尊重与专属性，扩大皇帝对这一重要管理利器的控制幅度，提高中央对地方的实际管制与社会治理的效度。其三，控制档案的利用范围，规范档案利用的通道。我国整个古代社会的档案利用只专属于统治阶级，任何形式与名义的档案利用归根结底都指向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统治阶级利用档案的相对集中性，严格控制档案利用群体；另一方面制定严苛的档案利用制度与法规，约束普通百姓对档案的利用，营造社会对档案的敬畏氛围。规范整合的出发点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是对皇帝权威性的维护。这种文化功能的弊端十分明显，即规范整合限制了社会管理阶层与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通过严苛的政治制度严格束缚社会主体的文化思想与多样化的文化行为。虽然规范整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完整与安全，保证档案利用的相对独立性，但完全封闭且僵化思维的社会档案认知与行为都是对档案与档案工作社会属性的漠视与否定。

由古代社会传承下来的规范整合思想对当代档案工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我国古代档案工作受迫于统治阶级的权威而呈现出封闭性的特点。这种档案价值认知深埋于社会主体观念之中，使得现代档案事业发展难以摆脱“官方”色彩而真正融入社会；其次，过于规范与严苛的档案工作制度从古传承至今，虽能有效保障档案工作的规范性与效率的提升，但冗繁的档案整理程序与僵化的档案利用服务方式束缚了档案事业向社会转型的步伐；再次，受古代档案用于官方且完全对外封闭思想的影响，我国档案的社会开放范围与幅度相对保守，对档案社会开放的论证与鉴别工作易受此思想影响而难以放开手脚。现代意义上的“人治”思想不再是利用档案牵制与控制人的思想与行为，而是要以社会主体为档案事业开展的核心，从社会主体的利用需求去规范档案工作流程，从社会主体的行为指向去设计多样化的档案价值实现路径，这才是规范整合作用于当代档案工作的文化精髓。

3 “礼治”文化思想拓展档案功能的实现空间

价值观整合为社会个体塑造了支配其行为的观念导向，规范整合为社会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构建了制度与行为规范体系，而结构整合则恰恰在两者基础上将社会各种制度、约定和规范整合形成了严密而又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结构。它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主体的价值导向与实践行为。“礼治”文化是结构整合下的产物，它的核心是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源自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父系家长制，即按照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并建立世袭统治的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将社会各个阶层、官宦臣子和家族群体牢牢控制在以皇权为核心的结构框架内，使我国整个古代社会政治体系在此基础上协调运作，并行不悖。“礼”源自氏族社会末期的祭祀仪式。《说文解字》中提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2]西周时期，“礼”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后被引申为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受“礼治”文化影响，我国古代政治体系在宗法制度的牵引下呈现出极其严密且封闭的特点。作为政治活动的产物，档案及档案工作自然也会受此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谱牒档案是社会文化结构整合的产物。“礼治”文化借由儒家的思想，将“仁”植入到对其的解释中。随着儒家思想在古代社会中文化统治地位的确立，以仁释礼、将“礼治”确立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精神信仰，将礼的强制规定与仁的自我要求融为一体，进而浓缩为影响社会主体行为的道德规范。正是在如此强势的道德约束下，我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依托于宗法制度的政治格局，宗法关系与政治行政混溶不分。谱牒档案建立在我国宗法制度对祖上辈分与宗亲关系价值认知基础上，通过古代官员选拔机制而得以普及。它彰显了封建社会的门第与世家辈分关系的结构约制对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其二，对封建王权的畏惧与崇敬衍生了对皇帝工作与生活的记注制度。史官记注制度源自于西周时期，经过数以千年的演化已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史官记注制度为后世王朝留下了大量可供参考与反思的政治策略，也为史学家编修国史和评价皇帝言行得失提供了史实依据。如汉代时期开始编修的皇帝起居注是专门记录皇帝言行的记录物，而后成为历朝史官记录皇帝言行的常备工具。其三，为前朝修史彰显封建王朝更替的敬祖之心。为前朝修史是每一新朝之初必行之事，这种行为一方面表现出新朝始皇帝对前朝覆灭因果联系的诉求，另一方面则彰显统治阶级对祖宗前辈的敬畏之心。“数典不忘祖，制史以为国”成为历朝开国皇帝在对待前朝历史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利用历史文献以修史的传统得以形成并传承。社会结构整合框定了档案除保留备考之外的社会功能，虽然我国古代编史修志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传承历史，但是其形成了攒史、编史与修史的思想与技法，为我国近现代档案工作社会功能与结构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我国古代“礼治”文化将社会结构规划为层次明晰且难以逾越的道德壁垒，封建礼教的残酷虽压抑了古代社会公众的思想开放与价值认同，但是却造就了我国连续不断的断代历史及众多周边史料汇编文献，也奠定了我国古代档案工作非政治之工具的基调。我国现代档案事业的积淀一部分来自于民国时期现代意义政府管理的构建，另一部分则来自于礼治文化熏陶下形成史料编纂思想的积淀。前者延伸了档案管理工具的功能，使其真正成为政府行政办公的信息传递与参考的工具，后者传承了档案治史的文化功能，借助社会主体文化需求与档案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提升而使档案信息内容融入社会文化传播之中。需要强调的是基于古代“礼治”文化思想的道德壁垒是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唯一支撑的精神支柱，其非理性的内因是时代的需要，而现代社会对社会实践活动的记录则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其内因是社会主体作为文化个体的价值追求与文化寄托。“礼”的精髓犹在，“治”的显性趋于收敛，这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核心要件与必然要求。

我国政治文化发展 篇12

一、三者作为一种教育实践存在的问题

关于美国通识教育与我国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各自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十分全面而系统了。1994年, 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素质教育概念。文化素质教育在我国以52所高校成为“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而启动于1995年, 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年轻的教育形式。学术界普遍的共识是, 文化素质教育和美国通识教育或许不是同一个概念, 但二者至少从理念到目的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自1829年帕卡德 (A. S. Packard) 首次在北美评论上使用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以来, 其理论与实践探索已有漫长的历史。我国文化素质教育十分注重从美国通识教育中借鉴经验, 并于2000年启动了生机勃勃的“通识教育阶段”[1]。2001年北京大学开办元培计划实验班, 通识教育真正进入我国, 2005年复旦大学成立以推行通识教育为目的的复旦学院, 激烈的组织形式变革开始出现。积极借鉴, 大胆尝试, 并结合我国实际推陈出新, 是我国大学追求卓越的必由之路。然而, 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和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实施的瓶颈, 我们期待的效果似乎并不容乐观。

美国通识教育与我国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都遇到了难题。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一向是中美两国大学关注的焦点。事实上, “哈佛‘核心课程’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在理念上最完满体现通识教育精神的一种实施方式”[2]。然而, 20世纪70年代的哈佛核心课程, 从实施到现在, 又陷入了与红皮书课程同样的尴尬境地, 并没有能够提供较高深的通识教育。2004年, 哈佛开始承认该方法失败, 从而策划新的通识课程。新通识课程因实质上并无创新, 被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和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斯坦利·凯茨 (Stanlye N. Katz) 戏称为“核心课程第二”。他指出:“对于那些在其他学院长期研究通识教育的人来说, 哈佛改革并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因为它以传统的方式定义通识教育, 采取的改革措施也都是大家熟悉的。”[3]哈佛通识教育改革的历程表明, “研究型大学的通识教育将继续在专业化占主导地位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3]。事实上, 在专业化占主导地位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的还有我国的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对三者进行整合, 而仅从三者各自孤立发展的角度探索, 似乎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笔者试图从三者整合的角度解决问题。首先, 要分析的是, 三者在实践中各自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其次, 三者所各自面临的问题是否有深层次的、长期的、共同的重要原因, 以及这个或这些原因是什么。最后, 要解决的是, 三者是否以及如何可以实现何种程度的借鉴与整合, 以应对共同的重要挑战。

王霞对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面临问题的总结是宏观、深刻而全面的。“其一, 改革实质上并无创新;其二, 知识领域的急速扩张限制了通识教育的可能性;其三, 研究型大学对科研的倾斜使通识教育改革难以成功;其四, 人文科学和软社会科学的弱势地位阻碍了通识教育的发展。”[3]李曼丽等人对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存在问题的概括视角则是具体的, 然而同样是深邃的。“其一, 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的种类分布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其二, 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容过于偏向应用型和专业化;其三, 课程领域的划分普遍缺乏明确的标准。”[6]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的重智育轻德育、重业务素质轻思想政治素质的倾向, 是思想政治教育长期以来难以克服的重大挑战。同样, 在专业化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待遇偏低和人才流失现象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参差不齐, 很难保障。可见, 通识教育课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质量不高是三者普遍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课程体系是三者实现的核心, 教师又是课程质量的关键, 在专业化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 重科研轻教学、重专业而边缘化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并没有好转的乐观理由。对专门人才需求的压力越来越大, 专业化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大, 构成三者深层次的、长期的、共同的重要挑战。在探讨专业化占主导地位的道路上, 三者如何前进这一课题是比较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

二、三者作为一种教育理念的比较

要实现对美国通识教育与我国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三者的优势整合, 首先就要阐释清楚三者作为一种教育理念的关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融和, 以指导三者在教育实践中的渗透和互补。

1.美国通识教育与我国文化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的关系。

1998年, 教育部高教司《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 文化素质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体现, 它不是一种教育模式或分类。必须将文化素质教育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全过程, 进而实现教育的整体优化。“这种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学生学会正确做人和做事的根基, 但主要不是在方法、技术、招式的层面上, 而是在态度、精神、灵魂和品格上……general education或‘普通教育’, 其目的是要培养‘负责人的公民’、‘有教养的人’, 或简单地‘使人成为人’;其核心是要树立主导人们行为的正确态度、精神、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 而不是‘识’。”[7]可见, 这两种教育理念是基本匹配的, 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另外, 这两种教育理念所关注的都不仅仅止于知识的传授, 而在于更深层次的知识、能力的内化, 使之成为“素质”。“仅仅是机械记忆而没有消化利用的知识, 不能成其为素质……素质教育是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8]核心课程没有“要求消化特定数量的知识信息, 而是努力把获取知识的主要方法介绍给学生”[9]。当然, 两者存在不少不一致的地方。素质教育对应的是应试教育, 强调的重点在于人文素质和实践能力;通识教育对应专才教育, 强调的是自由传统和人文传统的传递, 更为虚化和带有永恒主义色彩。但是这并不能使两者产生实质上的区别, 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至于两者是否能等同, 王义遒论文《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关系的再认识》、李曼丽著作《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对此都有深入的论述。然而此处并不要求两种教育理念如此程度地契合。

2.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独特的一种教育观念, 是我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早已超越了一般的教育理念的意义和所能涵盖的范围。作为一种一般高等教育理念,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对大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 使他们形成符合我国社会所需要的思想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教育则是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 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包含于人才素质, 而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则统一于素质教育。人才素质不仅包括思想政治素质、文化素质, 还包括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素质教育就是通过教育使大学生在这几个方面形成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其中, 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 是人才素质的灵魂;文化素质是基础, 是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形成和提高的重要条件。这就是说, 思想政治教育要渗透于文化教育、业务教育, 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文化素质教育要对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 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统一于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要贯穿于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全过程。文化素质教育要吸取通识教育的优点, 结合我国国情和学校特色, 将“通识教育”中国化, 以更好地起到基础性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助中国化的“通识教育”渗透于文化素质教育和业务教育, 更有效地起到主导作用。

三、三者关系的再认识与整合

我们看到, 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理念, 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而作为教育实践, 则面临着专业化占主导地位的道路上如何前进的共同课题。同时, 对三者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并进行整合是将素质教育贯穿于三者的必然要求。

1.进行教育理念创新, 形成融合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于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理念。它们在教育实践中存在激烈的资源冲突, 正是由于它们作为教育理念的正确关系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从短视的经验主义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 一些教师认为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妨碍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因而不愿从事这些教育;一些学生则认为这些教育挤占了专业学习的时间而不利于自身目的的实现。教育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和如何思考的责任被传授具体知识的迫切需求压垮, 学生则完全看不到信息社会环境的变化日趋复杂、日趋迅速, 知识生产呈几何级增加对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的要求, 而盲目追求狭隘的专业知识, 使自己丧失了适应社会、转变职业的能力。专业教育如果被正确地教授, 必然应当是素质教育, 而素质教育必然包含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从人的全面发展、个体与社会关系、知识的性质三个中心, 谨慎地衡量各种教育理念, 而不是从狭隘、短视的功利取向衡量教育的价值, 结合我国的社会需求和文化传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理念, 是进行教育改革的前提。

2.进行组织形式创新,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模式。在正确的素质教育理念尚未得到清晰的阐述和达成普遍的共识之前, 三者与专业教育资源竞争的紧张态势将会长期存在。为此, 在继续探索利用传统的院系进行这些教育的新方法时, 也需要从新的视角探索如何整合三者的教育资源以实现有限资源的共享和高效利用。陈立思在研究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管理时指出, 不少外国学者对于我国思想政治工作有党政工团的严密系统、坚强的政治后盾和庞大的专职队伍, 而不用寄希望于“各自为战”羡艳不已, 我们正应该珍惜本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 通过先进有效的管理, 把它充分地调动和利用起来[10]。 (1) 要探索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进行支撑的有效途径。同时, 利用文化素质教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在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同时,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通过文化素质教育探索实现隐性渗透的有效途径。 (2) 探索利用高校内部、校际甚至更大范围内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 甚至可以尝试以组织变革的形式探索有效整合资源的方式,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带动文化素质教育。 (3)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素质教育资源的整合, 探索对教学型教师的待遇和发展前途进行有效解决的途径, 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4) 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庞大的组织机构, 将素质教育理念延伸到社会中去, 实现完满意义上的“通识教育”。

3.进行课程体系创新,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应当依据大学自身的教育资源、办学定位和发展趋势有所差异地进行设计。但是, 同类型、同区域的大学之间文化素质教育总是会有共通的地方, 实现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师培训的共同设计、共同研究、共同享有, 而不是各自为政地重复探索课程体系是更为科学的。更为重要的是, 我国的文化素质教育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教育理念, 而是和思想政治教育统一于素质教育。构建一个贯穿素质教育精神和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或者说通过这种构建尝试探索出一种有效的实施途径, 是必不可少的。否则, 寄希望于“各自为政”, 而不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素质教育精神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统率就会落空。 (1) 各级教育部门要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 组织力量, 摸索出一系列符合各类型院校、各区域院校实际的文化素质课及教学方法, 并对教师进行培训是可行的。因为文化素质教育并不是要授予学生全面系统的专业知识体系, 而是要授予学生这一专业的方法和进行重要课题的讨论。为此, 讲授断代史甚至卢沟桥事变就比传授通史概论更为有效, 而并不需要更多的系统化知识。让教师能够得到更直接、更具体、更有效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培训, 是值得尝试的努力。期望通过这样的课程体系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素质教育问题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 构建这样的课程体系至少可以让因缺乏资源而导致普遍存在因人设岗、课程应用化、概论化、缺乏逻辑联系的单科类院校多少有所受益, 并进而积累有益的经验以指导、推行更广泛、更深化的革新。 (2) 各级教育部门可以尝试制定指导性的课程标准和内容为标准, 以此为基础, 各大学可以创造性地进行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 促进课程体系的科学发展。如果某位教师试图教授卢沟桥事变, 那么他该如何选取适当的历史、政治、地理内容来完成教育目标?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不是包罗万象的, 而是要通过教育使学生学会将知识和能力内化, 使之成为学会做事和做人的根本。教育部门所制定的课程标准, 要有意识地探索、阐明、细化相关原则, 方便教学过程中教育目标的贯彻和落实。

摘要：美国通识教育与我国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两国依据本国社会需要、历史传统和教育实践而创造出来的符合本国实际的教育形式。在专业化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 三者作为教育实践存在如何深化通识教育的问题。应进行理念、组织和课程创新, 以达到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的目的。

关键词：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参考文献

[1]骆少明, 刘淼.2009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报告[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3.

[2]李曼丽.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实践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0, (1) :47.

[3][4][5]王霞.由哈佛核心课程改革透视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的困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6, (6) :111, 125, 111-112.

[6]李曼丽.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现状调查分析——以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四所院校为例[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1, (2) :131.

[7]王义遒.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关系的再认识[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9, (3) :100-103.

[8]袁贵仁.素质教育:21世纪教育教学改革的旗帜[J].中国教育学刊, 2001, (5) :2.

[9]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李曼丽,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