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背景（精选12篇）
社会文化背景 篇1
1900年, 逃往西安的清朝统治集团面对危机四伏的统治危机, 被逼无奈, 极不情愿地发布变法上谕, 指出“大抵法积则敝, 法敝则更”、“法令不更, 锢习不破, 欲求振作, 当议更张”, 并且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 各就现在情形, 参酌中西政要, 举凡朝章国故, 吏治民生, 学校科举、军政财政, 当因当革, 当省当并, 或取诸人, 或求诸己, 如何而国势始兴, 如何而人才始出, 如何而度支始裕, 如何而武备始修, 各举所知, 各抒己见, 通限两个月, 详悉条议以闻。”[1]卷476根据这一上谕,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 首先提出变法奏折, 提出“禁累讼、省文法、省刑责、重众证、修监羁、教工艺、恤相验、改罚锾、派专官, 制定矿律、路律、商律和交涉刑律等”, 综合起来即是改革旧的审判制度和监狱制度, 制定中国自己的矿山法、铁路法、商法和交涉刑法, 这些主张符合以慈禧那拉氏为首的晚清统治集团的变法宗旨, 得到了“事多可行, 即当遵照所陈, 随时设法、择要举行”[1]卷486的指示。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 , 朝廷再次下诏, 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 “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 保送数员来京, 听候简派, 开馆纂修, 请旨审定颁行”[1]卷495, 从此拉开了清末法制改革的序幕。根据该谕旨, 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很快连衔保举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法律改革工作。同年, 朝廷即正式任命沈家本、伍廷芳担任修订法律大臣, 开始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清末法制改革运动。
虽然清末法制改革是晚清统治集团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统治权而做的最后挣扎, 法律改革运动最后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寿终正寝,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清末法制改革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从新的视角重新反思和评价其在中国法制变迁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是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关注的重点[2]232。清末法制改革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 , 正是这种内外交困、中西冲突的复杂历史背景, 成就了清末法制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清末法制改革的历史背景进行专门性研究。历史背景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系统, 包括社会、文化、政治、法制等各个方面, 本文即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清末法制改革的背景进行相关研究。
一、清末法制改革社会背景———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局面
19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动荡不安、矛盾激剧的历史时期。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阶段里, 上演着一幕一幕的相对独立但又极其雷同的蚕食渗透中国的社会悲情剧。走向末日的中华大清帝国还在继续着传统的农业经济——官僚政治模式的运作方式, 自顾自地做着天朝大国辉煌如昔的美梦。而其实这时所谓的中华大清帝国已经远远不是进行扩张、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了[3]3。外国列强蚕食渗透甚至侵略中国的步伐一刻也未曾停止过。有资料为证, 在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不到15年, 就有1857-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 又过了十年左右, 发生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和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的事件;又不到十年, 爆发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九年以后, 日本在1894-1895年大败中国, 紧接着是1898年争夺租借地和1900年的义和团之役[3]3。各个列强国家不约而同地挥戈指向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 经过实践证明, 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曾经的强盛帝国, 只是封闭的传统给人神秘莫测的错觉罢了, 在时代的轨道上中国落后是不争的事实。1840-1842年鸦片战争的直接结果是英国迫使清朝廷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而实质上该条约成为列强打开中国紧闭大门的敲门砖, 从此清帝国的闭关锁国状态开始瓦解了。陆续随之而来的若干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不断地扩大没有原则的底线:通商口岸从1842年的5个增加到1911年的大约50个;缔约列强各国的侨民及其财产、贸易和工业都逐步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船只在中国水域航行的范围, 从沿海的炮舰扩大到行驶于主要河流的商轮上;不但在中国海关, 甚至在某些内地税卡、邮局和盐务官署都雇用了外国官员;传教士的活动渗入到每一个省份和文教卫生部门。还有许多其他的特征, 如1900年以后外国在北京驻军, 1911年以后海关收入先拨作偿付外债和赔款之用。这一切都表明了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特殊影响[3]543。可想而知, 随着外国列强的不断涌入, 中国社会平静的格局也被打破。在这个中国领土和主权受到严重侵犯的历史时期中, 社会危机不断加重, 老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堪称内忧外患并举, 中国经历着社会剧烈转型的动荡与不安。
二、清末法制改革文化背景———激烈碰撞的文化冲突局面
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说, 19纪的中国展现了激烈碰撞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局面。正如中国近代史学家李剑农所指:“此次的战争 (指鸦片战争) , 表面上是因禁止鸦片问题而起, 是中英两国的战争, 然而就战争的真正意义说, 可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因为中西人士对于国家政治及一切社会生活的观念完全不同, 所以才生出许多不易解决的纠纷问题来。此前的通商交际, 形式上虽然久已接触, 根本的思想观念上, 还是隔着一条鸿沟。”[4]45李剑农先生对鸦片战争背后的文化根源的分析十分深刻, 并且从具体方面列举来证明中西文化冲突的激烈与不可调和:首先, 国际社会的观念不同。欧洲自1648年《卫斯特发里亚合约》以后逐步确立了平等的国际社会观念;而中国自进入有史时期便已构成天下统于一尊的观念。其次, 经济生活的观念不同。欧洲以重商主义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 更视国际贸易为国民经济生活的命脉;中国则长久存在着重农轻商的偏见, 对含有破坏华夷界限的危险性的国际贸易更是避之不及。最后, 法律的观念不同。英国的法源、法律责任主体与充足证据的观念与传统中国的“朕即国家”、连坐责任等观念, 显然是截然有别的。正由于上述种种针锋相对的思想观念, 构成了连续不断的冲突事实, 遂终至于以炮火相见, 留给中国莫大的耻辱和伤痕[4]45。可见, 清末法制改革之前的中国面临着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 而且这种冲突不断升级, 始终无法解决, 最终导致兵戎相见。见识过外国列强本事的中国人在当时还是以中国为世界文化之宗, 不承认西洋夷人有什么可称为文化的, 不承认西洋炮火的威力是文化的威力, 只认为此次的屈辱为“蛮夷猾夏”, 如旧历史上偶然间发生的事情。而在西方人士, 则把所谓远东文明国家的实力看穿, 所谓远东的文化, 只有空洞的虚名而已, 趁火打劫的思想逐步增长, 中国可能永无宁日了[4]45。
另外, 基督教传教活动也成为19世纪中国永久的记忆。从表面上来看, 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获得利益, 而是要给予利益。但实际上在19世纪所有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 传教士却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因为他们不能容忍中国文化, 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文化, 使中国人民皈依基督教[3]590。最后, 到20世纪初期, 义和团对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的大屠杀使得多年以来中外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发展到了极点, 同时也表达了一个古老的文明对威胁自身的外来势力予以抵抗的坚强决心[3]。
综上所述, 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局面和激烈碰撞的文化冲突局面是清末法制改革历史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现状无情地告诉中国人民一个残酷的事实, 即中国的落后与失败, 几千年来积累的中国骄傲与尊严也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面对危机, 晚清统治集团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 因此就有了“同治中兴”的努力和维新运动的抗争, 虽然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但其不可抹杀的积极意义是值得强调的, 即愈发表明变革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必要与紧迫。
参考文献
[1]清·德宗实录[M].
[2]公丕祥.中国的法制现代化[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11) .
[3] (美) 费正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2) .
[4]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1840-1926) [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社会文化背景 篇2
总体原则：以右为尊 、以远为上、面朝大门为尊
右高左低：當两人并排就座时，通常以右为上座，这是因为中餐上菜时多以顺时针为上菜方向，居右者因此比居左者优先受到照顾。
中座为尊：三人一同就餐时，居中坐者在位次上要高于在其两侧就座之人。
面门为上：倘若用餐时，有人面對正门而坐，为上坐。观景为佳：用餐时室内外有优美的景致或演出，此时观赏角度最佳处为上座。
临墙为好：稳居之中以靠墙之位为上座，靠过道之位为下座。
临画为上：以背邻主要画幅的那张座椅为主座。
座位的安排
圆桌正对大门的为首席，上位左右手边的位置，则以离首席的距离来看，越靠近首席位置越尊，相同距离则右侧尊于左侧。
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首席 。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
餐桌座序礼仪
座位的安排
宴会
1桌以上，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右边依次2、4、6席, 左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
管家
提前在门外位置接待迎客，并为来宾引位。
位次礼仪
社会文化背景 篇3
以“谪仙”称呼李白，确实是贺知章的一个精彩的艺术创造。这一极富想象力的名词，准确而又形象地概括了李白为人为文的特征，得到李白本人、同时代人（如魏万、杜甫）以及后世的认可，并且在流传过程中其内涵不断被丰富和深化。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看似脱口而出的称号的产生，其实与当时社会的文化风尚密切相关。设想在另一种时代氛围中，李白得到的也许会是另一个称号了。
据我看，探讨“谪仙”称号产生的原因，应当考虑到以下几种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作用。
首先，道教关于仙人谪世观念的触发。
在道教传说中有许多仙人贬谪人间的故事。例如：
紫阳自王屋九年功毕复返天台，于江陵遇董凝阳，知亦受道于刘师。及相访于太华，得遇海蟾，同拜钟、吕二师。谓曰：子本紫微天宫，号九皇真人，因校勘劫之籍不勤，遂与同事三人并谪人间，今垣中可见者六星，潜耀者三，子为紫阳真人，汝南黄仲尚书为紫元真人，维扬于敬伯为紫华真人，今子与于，及一时被遣官吏皆复归清都，惟冕仲沉沦宦海，子可往使觉悟，庶几返原。（《神仙传》）
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也……公语房曰：“我仙人也，昔处天曹，以公事不勤见责，因谪人间耳。” （《神仙传》）
帝好长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宫……时东方朔从殿东厢朱鸟牖中窥母，母谓帝曰：“此窥牖儿尝三来盗吾此桃。昔为太上仙官，令到方丈，擅弄雷电，激波扬风，阴阳错迁，致令鲛鲸陆行，崩山坏境，海水暴竭，黄马宿渊。于是九源仙丈乃言于太上，遂谪人间。（《汉武内传》）
萼绿华者，女仙也……绿华云：“我本姓杨。”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罗郁也，宿命时，曾为其师母毒杀乳妇玄洲。以先罪未灭，故暂谪降臭浊，以偿其过。（《真诰》）
杜兰香者……谓其父曰：“我仙女杜兰香也，有过谪于人间。玄期有限，今去矣。”（《集仙录》）
黄观福者，雅州百丈县民之女也……忽有彩云仙乐，引卫甚多，与女子三人，下其庭中，谓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过，谪在人间。年限既毕，复归天上。”（《集仙传》）
初盛唐时期道教盛行，道教的仙人谪世观念也由此广泛传播，为人们熟知。毫无疑问，道家的谪世观念以及这些众多的谪世仙人的传说对李白“谪仙”称号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当时社会以仙喻人风气的诱引。
阅读初盛唐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在崇道风尚的影响下，当时流行把人比作神仙的风气。包括了李白、贺知章在内的“酒中八仙”是人们很熟悉的。其他如：
元嘉少聪俊。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口诵经史，目数群羊，兼成四十字诗，一时而就，足书五言一绝：六事齐举。代号“神仙童子”。（张鷟《朝野佥载》）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刘餗《隋唐嘉话》）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文中子通之弟也。年十五游长安，谒杨素，一坐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辛文房《唐才子传》）
（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畅当忘形尔汝。尝共诣旗亭，有梨园名部继至……之涣曰：“田舍奴，吾岂妄哉！”诸伶竟不谕其故，拜曰：“肉眼不识神仙。”（辛文房《唐才子传》）
（陆）羽嗜茶,造妙理,著《茶经》三卷,言茶之源、之法、之具,时号茶仙,天下益知饮茶矣。（辛文房《唐才子传》）
这种现象在诗中更有充分反映。举例如下：
熏炉御史出神仙，云鞍羽盖下芝田。（上官仪《和太尉戏赠高阳公》）
俨若神仙去，纷从霄汉回。（沈佺期 《和韦舍人早朝》）
终愧神仙友,来接野人舟。（陈子昂《江上暂别萧四刘三旋欣接遇》）
应是神仙子，相期汗漫游。（孟浩然 《送元公之鄂渚，寻观主张骖鸾》）
上士既开天，中朝为得贤。青云方羽翼，画省比神仙。（储光羲《贻主客吕郎中》）
舟轻水复急，别望杳如仙。（储光羲《洛潭送人觐省》）
先生谷神者，甲子焉能计。自说轩辕师，于今几千岁。（李颀《谒张果先生》）
大罗天上神仙客,濯锦江头花柳春。（王维《送王尊师归蜀中拜扫》 ）
念昔同携手，风期不暂捐。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王维《哭祖六自虚》）
公门世绪昌，才子冠裴王。……神仙余气色，列宿动辉光。（卢象《赠张均员外 》）
即此遇神仙，吾欣知损益。（高适《钜鹿赠李少府》）
神仙吏姓梅，人吏待君来。（岑参《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卫荆州》）
青袍美少年，黄绶一神仙。（岑参《送楚丘麴少府赴官 》）
皎皎鸾凤姿。 飘飘神仙气。 梅生亦何事。 来作南昌尉。（李白《赠瑕丘王少府》）
令弟字延陵，凤毛出天姿。清英神仙骨，芬馥茝兰蕤。（ 李白《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
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数，流落意无穷。（杜甫 《敬简王明府》）
在这样的风气中，贺知章把李白比作仙人，应该说是很自然的。
最后，有关文献典籍的提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有些文献典籍中，已经有了“谪仙”的说法。如《列仙传·瑕丘仲》：
瑕丘仲者，宁人也。卖药于宁百余年，人以为寿矣。地动舍坏，仲及里中数十家屋临水，皆败。仲死，民人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药卖之。仲披裘而从，诣之取药。弃仲者惧，叩头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后为夫余胡王驿使，复来至宁。北方人谓之谪仙人焉。
再如《水经注》卷十三《漯水注》引《魏土地记》：
大宁城西二十里有小宁城，昔邑人班丘仲居水侧，卖药于宁百余年，人以为寿。后地动宅坏，仲与里中数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弃于延水中，收其药卖之，仲被裘从而诘之，此人失怖，叩头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后为夫余王驿使来宁，此方人谓之谪仙也。
“瑕”、“班”字形接近，两书所指显然为一人。又《南齐书·高逸传》载：
永明中，会稽钟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养鼠数十头，呼来即来，遣去便去。言语狂易，时谓之“谪仙”。不知所终。
贺知章以“谪仙”称呼李白，应该受到这些材料的影响。没有这些典籍中的“谪仙”一词，李白的“谪仙”称号也可能产生，但是有了它们，就获得了一个最直接的推动。因此这些记载是不容忽视的。
贺知章对这些记载应当非常熟悉。一、《南齐书》在唐代是官方史书，《水经注》和《列仙传》都是常见典籍，以贺知章之博洽，不可能没有读过它们。二、贺知章本人崇道，又有隐逸思想，晚年还出家为道人；他对类似瑕丘仲的仙人传说、对史书中的隐逸者一定都比较留意；而且《南齐书》中的蔡某是会稽人，与他同乡，家乡前代的高逸之士他更是不可能不注意到。因此，当他想出以“谪仙”一词称呼李白时，以上的记载无疑给了他重要的提示。
当然，这些记载本身简单而又平凡，在当时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实在微不足道。只是因为前两种情况，是那样的时代风气映照了它们，显现了它们的价值，使李白的文和人与它们联系到了一起；它们一旦和李白发生了关系，便获得了新鲜的、持久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受到了时代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一称呼虽然出自贺知章之口，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初盛唐社会思想文化风尚的产物。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社会背景 篇4
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既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周佛海等在白区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文化围剿。同时又是一场中国共产党捍卫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政治斗争。这场论战的发生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或者说中国的“国情”) 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 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社会性质的认识都是模糊不确定的, 而最初指明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的, 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1912年7月, 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指出, 当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 农业的, 半封建国家”。[2]1916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有名的著作中, 又把中国列入半殖民地国家 (或者叫做半独立国) 。“列宁认为这样的国家是一种典型的中间形式, 过渡的国家, 帝国主义的争夺, 使这些国家正在变成殖民地”。[3]列宁在这两篇文章中分别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这两个方面概括当时中国的国情, 还没有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作为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确定的词汇。因而具体考察和界定中国社会性质这样的历史重任就必然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 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4]当时中共中央大多是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 分别地阐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种种情况, 而没有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结合起来, 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 但发展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范围的论战, 还是在大革命失败后。
一、大革命的失败要求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社会性质。
大革命失败后, 革命运动转入低潮。人们开始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 即革命的对象问题, 而革命的对象是由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性质决定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由此展开。历史学家何干之在1937年曾对这次论争的历史背景作过切实的分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估计, 是1927年大革命以后的事情。从那次革命以后, 国内的社会政治各方面的情势都起了剧烈的蜕变, 同时思想界也发生了尖锐的分化。为清检过去革命运动的经历, 确定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路线, 关心中国前途的人, 不得不重新细密地考虑提到大家面前的各种重大问题, 如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对象是什么?革命的动力和逆动力是什么?各社会阶层在革命过程中的矛盾与关系怎样?怎样配置中国各种社会力量执行民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要在实践上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社会党的性质。……1928年以后, 轰动一时, 在中国思想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的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论战, 是在这客观的要求下揭了幕的。”[5]
二、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问题的分歧, 推动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早在大革命时期, 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部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分歧。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多数派”认为, 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6], 军阀、官僚的封建残余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结合。”[7]而以托洛斯基、狄拉克为首的“少数派”则认为,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而在1928年后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时期, 封建势力成为微乎其微的残余, 中国的资本主义将得到和平发展, 所以当前中国并不存在革命局势, 无产阶级只能等待条件成熟, 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化, 直接导致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发生。
苏联党内与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问题产生的分歧使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了分化。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明确了“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的入侵下社会性质的变化, 但是, 大会坚持中国仍然处于一个过渡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性质是具有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双重性质, 而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 而不是其他”。[8]但是, 决议并没有统一全党的认识, 陈独秀等人拥护托洛斯基的观点, 在中国形成了托陈取消派, 反对六大决议对中国问题的估计。使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在中共党内爆发。
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重大结论被更多的国人所接受, 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这次论战, 使我们明确了中国的社会性质, 在此理论基础上, 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方针政策,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开创了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新纪元。
摘要：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既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周佛海等在白区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文化围剿。同时又是一场中国共产党捍卫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政治斗争。这场论战的发生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本文将主要对论战的缘起进行阐释。
关键词：社会性质论战,背景
参考文献
[1]、[4]、毛泽东选集 (2)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33.610.
[2]、列宁全集 (21)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429.
[3]、周子东, 等.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M].上海:知识出版社, 1987:3.
[5]、吴雁南, 等.中国近代思潮 (1840—1949) (3) [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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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社会背景 篇5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快科技教育发展；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位列中央对未来五年科学发展的十大方略之首，体现了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那么，现在为什么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与三种宏观背景密切相关:一是时代背景，二是中国现实背景，三是知识背景。
一、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是顺应时代背景需要的结果。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也是顺应时代背景需要的结果。或者说，建设新农村，就是要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顺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时代潮流。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处在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不断延续和深入的大背景之中。现代化让我们生活在一种混合状态中：既不能跟着大众文化的趋势走，又对我们的私人生活十分依恋。现代化既是一种持续过程，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农村发展是这一过程和趋势的必然要求，传统专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实质就是向现代化的转变。中国必须顺应这一时代潮流，与时具进，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
市场化是自由市场机制在经济领域中的主导作用不断确立和巩固的过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可以视为市场化过程的重要步骤，也可以看做是市场化过程的结果。但是，市场体制对于现代经济活动来说，是一项不断推广、影响越来越大的经济制度。所以，市场化无论是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经济生活之中。
与现代化、市场化一起，全球化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伴随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扩展，经济、社会与文化联系已经越来越多地扩展到全球领域。不论人们是否愿意接受，但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事实。那么，中国众多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分散经营的农村，该以何种方式来适应这一大背景的变迁呢？从纯粹理想型的角度来看，建设新农村似乎就能和新时代特征相一致。
二、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阶段后的客观要求。
（一）、基于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在农业的大力支持下甚至可以说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已经取得很大成就。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达2.6万亿元，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
（二）、基于巩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
加快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不仅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是全社会的普遍共识，而且是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挑战和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继续通过改革找出路、通过创新促发展，积极建立起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体制机制，使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基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
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举步维艰、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重重、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任务艰巨，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果这些问题和矛盾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重大举措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讲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体现了农村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为什么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2005年末，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83元为贫困人口的标准计算，农村贫困人口为2365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684-944元为低收入的标准计算，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067万人。以上两项加起来就是6432万人。另外全国还有两千多万人，随时可能因疾病、天灾、子女教育等原因从小康、温饱返贫。我们原来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步点在东部，落脚点在西部”，现在应该改变一下，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步点在城市和郊区，落脚点在农村。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四）、基于缓解农村发展的资源、市场、体制三大制约，缩小日渐拉大的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向城市集中，耕地在过去7年中减少了1亿亩，人均下降到1.2亩,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1/3，而农村人口却没有减少多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7∶1扩大到3.23∶1；农村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已经向国民经济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因此，中央审时度势的提出，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缓解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的需要。
就中国社会现实背景而言，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经济与社会在快速增长和转型的同时，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乡隔离的格局越来越突出和固化。近些年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缓解，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通过政策倾斜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全面提高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
（2）、相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另一方面的重要途。
“三农”问题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问题，但是，现实情况则是，尽管为解决此问题而有较多惠农政策出台，而问题没有实质的改变。进入21世纪，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旨在以此作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策略。过去我们强调“三农”问题的解决应在“三农”之外，所以要推进城市化以减少农民。毫无疑问，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但限于我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即使城市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有着一定的知识背景。
某种意义行说，它是学术或知识话语转换为政策话语的结果。从有关农村建设的学术或知识传统来看，早在193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就已提出乡村建设理论，并为这一实践而艰苦地工作。如梁漱溟提出，中国的发展要靠乡村建设运动，培养乡村的力量，促进组织，形成自治，认为“新制度之运用实有资与新习惯”，倡导通过教育和训练，让人民养成政治新习惯。宴阳初认为，中国问题关键在农村，“中国之所以贫弱，主要的原因是‘忘本’，‘本’是什么？‘本’就是‘民’，民为邦本„„”农村建设就是固本工作。为推进农村建设，他们组织平民教育促进会，以河北省安定县翟城村为试点，推进乡村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实践。
早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是建立在认为乡村是落后的因而是改造的对象这一基本之上，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乡村建设，主要内容实际上就是教育。
当今学术界，学者在对“三农”问题的探索中，试图对传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资源加以动员和再利用，认为“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村内生力量的衰落，而中国又不可能走完全城市化道路，于是，他们主张通过新的乡村建设，来提高农村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活水平。而且，他们在早期乡村建设的实验点定县翟城村，恢复了乡村建设学院，试图延续乡村建设运动，提出“实际上我们仅仅是改良主义者，和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是主张社会改良的。
在以上所述背景之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毋庸置疑，将成为我们规划未来五年农村发展战略的一个新路线图。
一、背景第一、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历史的机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必然要求。依据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参照国际经验，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在工农和城乡关系调整的转折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初步具备；第二、我国总体进入小康社会，但城乡之间反差拉大，“三农”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迫切要求。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幅提高。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依然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农业面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和市场约束、体制障碍等严重问题，成为三次产业中效益最低的产业、国民经济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一个很难解决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将直接严重地影响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影响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影响和谐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重点、科学发展观的着眼点、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结合起来，不仅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和迫切要求，而且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应对之策，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长久之计；第三、近年来，党中央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明确回答了新时期为什么要重视“三农”、怎样重视“三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和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一贯高度重视“三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和政策的集成、完善和发展；第四、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始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伴随。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中央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随后不久便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无论是在盲目冒进的“大跃进”时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阶段，党和国家一直不断地号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现阶段党中央再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提到全党面前，是在几十年现代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坚持党在农村一贯的奋斗目标，是坚持党始终不渝的农村工作方向。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予“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老题目以崭新的内容。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下推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进”，重点在“建设”，核心是“社会主义”，亮点是“新”；第五、无论欧洲，还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有一个新农村建设的过程，而且有着各自的特点。韩国农村建设经历了新乡村运动、到农村地区综合开发、再到农村定居生活圈开发三个阶段。起初“新农村运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援助的，不太具有可持续性，随之开展了农村地区综合开发战略。其出发点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其落脚点就是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推动农村基础建设，稳定农村社会。韩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而且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以国家投资为主导，实施了一系列的地区开发项目，带动农民改变农村面貌、建设新农村，对我们颇有启发。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农村建设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这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参考。
二、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证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如果我们忽视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切身利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我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无法落实。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更加自觉、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尽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工农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我们要深刻汲取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我们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因此，我们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体育商业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篇6
[关键词] 现代体育 商业化 社会因素 背景
一、影响体育发展的社会因素
现代体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交通通讯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现代体育发展的总体环境。
1.工业化。工业化是指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及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中就业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比例持续上升的过程。工业化始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最先受到工业革命影响的是纺织业。纺织机械的诞生带来了服装、鞋、皮革制品生产的惊人的变化，同时生产出来的新产品也给体育领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即生产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体育装备的质量，而且促进了体育用品的大小、形状、重量的标准化。纵观现代体育的发展史,工业革命开始之后，新技术、新材料和最新科技成果运用于体育领域的事例举不胜举，如，撑杆跳高的撑杆的变化、球的变化、运动服的变化。以及场地设施的变化和信息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体育的发展。
2.城市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的社会过程。城市生活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表现为生活丰富而复杂。在城市中，由于人们主要从事的是工业生产，人们劳动和生活的节奏必须与机器运行的节奏一致，时间是按小时、刻、分来计算的，并且要严格遵守。这使得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产生紧张感和精神上的疲劳，这意味着城市生活需要用某种方式缓解各种压力，所以休闲娱乐的必要性也就突显出来了。也就是说城市化一方面为商业化的观赏性体育提出了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作为休闲娱乐的前提条件，即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
3.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在18世纪初之前交通手段非常落后，向异地移动的主要形式就是徒步或骑马。19世纪初，由RobertFulton制造的蒸汽动力船是当时速度最快的运输手段，但行驶速度只有每小时8公里。铁路的出现大大加快了运输速度，也为运动员和观众到很远的地方参加或观看比赛提供了便利的条件。20世纪发明的内燃机可以说是交通手段的质的变革，汽车本身不仅成为一个体育项目，而且是具有参与需求、休闲时间和经济能力的人们去滑雪场、海边、网球场以及比赛现场的有效的交通手段。飞机更是跨越地区移动的高效率的交通工具，为国际性体育比赛的普及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世纪30年代、19世纪40年代发明了电报系统，被形容为“伟大的时间与空间的消灭者”，它是第一个使远距离点对点传播成为可能的发明物，是现代信息高速公路的先驱。1850年前后通过电信传送体育消息已很普遍，19世纪电话的发明对报纸和新闻业产生了极大影响，体育新闻开始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此后相继出现的收音机、电视把体育真正推向了大众化。尤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与体育建立了共生关系，创造出巨大的利润。
二、体育商业化的背景因素
众所周知，大多数的现代体育项目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率先操纵了体育商品化的过程，使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以合理性为前提的资本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体育逐渐被称为现代社会中的“摇钱树”，其表现如下：一是职业体育赛事的观众大幅度增加；二是大众体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余暇时间的增多和城市规模的发展，为以城市为中心的体育的商品化奠定了客观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这种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新的资本积累模式。体育从个人的角度是一种休闲活动的内容，而在公共领域,却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商品化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意味着体育开始与社会的构成因素、社会规则和社会关系、政治和经济等发生多层面的复合性关系，逐渐在外在形态分化的过程中，成为无法从单一的角度把握其意义的交叉重叠的社会制度。所以体育以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开始在阶级构成和再生产的过程、阶级分化，以及在阶级系统内的特定职业的地位变化等方面承担着再生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2.新的消费理念。在新的消费理念的支配下，人们的消费行为不单纯是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像波得里亚所指出的那样，商品的交换是由赋予商品的意义和价值所决定的，现在的消费不是满足某种匮乏，而是表现社会地位或差别的行为。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创造出了与体育相关的消费文化，引导和刺激了大众对体育商品的消费欲望，并在体育大众化的过程中，使人们消费相应的体育产品。从而，在持续不断的产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体育的商品化，体育从较为松散的体系向更加组织化、更具竞争性、更加强调合理性的产业形态发展。
3.媒体的催化作用。现代媒体以其特有的功能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理念交织在一起，把现代体育编入到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传媒的介入，即促进了体育的大众化，也为各种利益群体参与、融入体育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商业性和政治性集团牢牢地把握和充分地利用了电视转播体育赛事的影像表现机会。因此观众对体育的喜爱程度反映在对媒体所传播的体育的关心程度上，媒体在传播体育的过程中获取了自身的利益，推进了体育的商品化。时至今日，体育报道已成为各种报纸不可缺少的内容，同时，随着电视和收音机的普及，体育走向了大众化和国际化，真正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正实现了体育的商品化。
参考文献:
[1]庞元正: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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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骐译月约瑟夫.R.多米尼克著:大众传播动力学-数字时代的媒介(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6
中原文化背景下社区生态文化建设 篇7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可以促进社区和谐科学发展。人们在工业文明时期取得了伟大辉煌的成就, 正是由于生态文明是人们进行理性思索的结果、尤其是对于传统的工业文明理性思索的结果。但是, 也经历了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 主要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比例不平衡等问题。这些困难和危机的解决, 需要人们要寻找新的健康发展道路, 走上生态文明良性发展的道路。社区生态文明的建设可以树立生态伦理的观念和一些公平和谐的处世观念, 可以使社区内部树立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的观念。
1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现状和问题分析
1.1 社区群众的生态意识需要加强。
从人们生态意识方面来研究, 社区人们的公众生态意识有待提高, 尤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通过具体的调查研究, 发现现代的一些人们具有节约冷漠症的症状。例如:在办公室里的人们对办公室里的空调、电灯等经常开着不关灭而熟视无睹、很漠然。生态文明建设即包含生态伦理素养、生态环境科普知识教育的生态精神文明, 又包含建构生态政治制度的生态政治文明以及生态物质文明等。
从消费观进行分析, 人们生活刚刚富裕、好起来, 不宜改变传统观念, 包括自己享受、自己消费的传统观念, 这样往往会导致高物质消费的泛滥。人们的环境意识、生态伦理观念、道德观念、生态文化的教育, 人们的普遍环保意识不强, 所以有待于不断地提高。
1.2 公众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方面参与度不强。
人们比较关心关注资源环境的保护、民生问题与生态的建设。人们虽然关注但实际参与程度不高。人们的参与一般是在社区居委会的指导下, 想单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志不容易实现, 还有一些人们不知到怎样才能参与生态建设与资源环境保护。
2 改善社区生态文化环境建设的策略和措施
2.1 加强社区生态文化环境建设, 营造和谐健康居住环境。
第一是完善社区内的活动场地或活动室。加大投入资金和人员对社区文化阵地建设, 增添锻炼的健身器和活动体育设备。
第二是加强人文资源的建设。括文化组织管理团队、文化艺术团队、群众文体骨干。为确保社区文化发展建设的广泛性、普及性, 社区要强化区内文体骨干分子对社区居民的文化业务指导和宣传, 吸收区内喜欢并热爱文体的人加入社区文化建设团体, 发挥作用, 奉献余热。
2.2 加强社区生态文化环境建设, 创造优美居住环境。
第一是进行社区生态环境建设可以创造出优美的居住环境。注重建设具有一定文化氛围的人居环境。在设计上规划有序, 设计新颖, 为小区的居民带来舒适、健康、环保、高效、美观的居住环境。环境建设卫生、清洁、整齐、美观,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第二是注重建设一个安全和谐的社区环境。在小区建立区巡防治安队, 做到工作有组织、有安排、有计划、有保障, 遏制了违法犯罪, 为小区居民生活安宁增加了可靠的保障。
2.3 加强生态环境宣传增强生态文明意识。
利用多种方式广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 切实加强人们的生态意识、忧患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 树立社区全民的生态文明观、道德伦理观、人生价值观使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
坚持从生态意识文明、生态法制文明、生态行为文明三个方面进行宣传教育, 引导社区居民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利用广场的人气聚集的优势, 开展各种文艺演出、诗歌朗诵等以“树文明新风”为主题的文化活动。
2.4 优美环境与人文社区潜移默化互相影响。
第一, 利用各类社区教育阵地, 积极发挥审美教育作用。社区居民意识到社区家园和环境对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有很大的意义, 逐渐自愿地积极地参与社区活动。
第二, 有效发挥居委会管理组织的协调沟通作用。具体落实社区文化发展的措施, 使各项措施和政策更加贴近居民, 贴近人们的现生活、满足需要, 快速地有效地解决实际现实困难。
2.5 创造社区文化与享受社区文化相结合。
首先, 积极发挥业余文化艺术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他们力所能及地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为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大众的通俗的作品。
其次, 努力实现居民享受文化的权利。创建面积小而精致的文化场所、多而全的体育设施。人们不用出社区就能享受到文化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给大家带来的便利。形成平和心态、和谐氛围和健康文化环境。
3 结语
在中原文化影响下, 加强都市社区生态文化环境建设, 积极开展创建生态文化社区建设的活动, 是推动经济文化繁荣、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社区生态文化环境建设充分发挥了基层组织的作用, 把社区生态文化宣传和教育作为建设工作中的重点, 建设更加和谐的都市社区生态文化环境, 让人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里处理好各种关系, 走健康持续稳步发展之路。
摘要：在中原文化影响下, 加强都市社区生态文化环境建设, 积极开展创建生态文化社区建设的活动, 是推动经济文化繁荣、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社区生态文化环境建设充分发挥了基层组织的作用, 把社区生态文化建设、宣传和教育作为重点, 进一步建设更加和谐的都市社区生态文化环境, 有助于人们系统科学地了解人和自然的联系, 人们在改造社会和自然的活动中, 受到理性的约束和道德的约束, 能够更好地、自觉地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能够持续科学健康发展。
情景交际与文化背景 篇8
我们进行语言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学习、研究语言本身, 还是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大家知道, 语言具有社会交际功能, 是一种交际工具。英语教学的目的是要在打好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 进行认真严格的听、说、读、写训练的基础上, 培养听、说、读、写的交际能力。这一教学目的被明确写进了国家教委颁布的英语教学大纲。
几十年来, 我国的英语教学走过不少弯路。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的英语教学只是偏重语言形式 (语音、语法、词义) 的讲解传授, 培养出不少的学生, 他们精通语法规则, 却只会认读, 不会听说, 没有真正具备交际能力。改革开放以后, 国外先进的语言教学理论与教学手段得以引进, 我国的英语教学水平提高得很快, 尤其是明确提出了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二、交际能力与交际文化
什么是交际能力?它的内涵是什么呢?交际能力是一个语言学术语, 它是针对语言能力而言的。语言能力通常是指语言规则内在化的体系, 即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规则体系;而交际能力的概念不仅包括语言能力, 还包括语言运用, 说通俗一点就是能否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看来要完成某一门语言的交际能力的培养, 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的文化进行了解与学习, 因为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文化是一个涵义极广的概念。《辞海》里对“文化”是这样定义的:从广义上说,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但为便于区分, 人们习惯上将文化分为两类, 把社会、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技成就等称为知识文化;把社会习俗、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及行为准则等称为交际文化或常识文化。本文着重探讨的是交际文化。
虽然, 人类文化中有着许许多多共性的东西, 但也不可否认,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差异, 尤其是在交际文化方面, 中西方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这给学习者学习与正确使用英语带来一定的困难。有时对同一个词汇, 对同一个称呼, 对同一个手势, 对同一句话, 英美人的理解与中国人的理解就大不一样。所以英语教学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就开始接触中西方两种交际文化差异这个难题。例如, 中西方对数字“九”的文化对比分析:
在我国, 人们之所以把“九”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数”和最富有神奇色彩的数字, 是因为“九”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 (symbolic meaning) , 在我国可以说历时最久, 涉及面也最广。“九”作为数, 不同于一般数字, 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一种神秘的数字, 它起初是龙形 (或蛇形) 图腾化的文字, 继而演化出“神圣”之意, 于是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为了表示自己神圣的权力为天赐神赋, 便竭力把自己同“九”联系在一起。如天分九层, 极言其高, 天证/诞日为正月初九, 天子祭天一年九次。更有趣的是连皇宫建筑都与“九”有关。例如, 北京城有九门, 门上饰有九路钉 (即每扇门的门钉纵横各九排) 。汉语词汇中也常用“九”来形容帝王将相的称谓, 如“九五之尊” (imperia throne) ;称官位仅次于皇帝的王爷为“九千岁”等。
三、要注意识别和了解中西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
交际文化涉及面非常广, 从日常见面问候、称赞、致谢、道歉到了解掌握委婉语、禁忌语乃至体态语言等, 所以在中学英语教学中, 我们要在培养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同时, 更多地让学生识别和了解英汉两种交际文化的差异。
如中国人见到老师总是称呼:“老师, 您早。”但在中学英语课堂上用“Good morning, Teacher.”就不太正确, 因为在英语里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 一般不用作称呼, 应改为“Good morning, Sir.”或“Good morning, Madame.”。
如“小张、小李”在汉语里是很亲切的称呼, 而用“小米勒”称呼一位英国青年却是不礼貌的;用汉语称呼“张老、李老、老人家”, 中国老人听得心里美滋滋的, 很自然地接受年轻人对他们的尊敬和照顾。可是英美老人对此却不习惯。几年前一个美国退休教师讲学团来我系讲学十天, 我们的接待工作热情周到。有一位老先生临别对我说:“I have been spoiled these days.”因为在美国, 个人均讲究独立, 老人也不例外, 否则他的自尊心将受到伤害。
又如, 我见到我系年轻的外籍教师, 称赞他“You speak very good Chinese.”时, 他总是笑着回答:“Oh, thank you!”其实他只会说一点极简单的汉语;而当笔者称赞中国学生“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时, 他不管心里多高兴, 嘴里却说:“No, no, My English is not good enough.”其实他英语说得真是不错, 但在中国谦虚是美德。然而如果这样回答英国老师的赞扬, 就不太得体了, 因为在这种场合他总是希望得到“Thank you.”这样一类肯定的答复。
禁忌语和体态语言也属于交际文化范畴。如我国电影的“金鸡奖”, 先译成Golden Cock Prize, 谁料到cock一词除“公鸡”外, 还有“雄性器官”的意思, 在英语里属于禁忌语, 后改译为Golden Rooster Prize。又如伸出食指和中指, 中国人表示“二”, 可美国人表示V (胜利) ;我们用大拇指和食指表示“八”, 可我们的“八”字造型在美国人的眼里却是“二”, 就这个“二”和“八”, 在中美交往中闹出过不少笑话。
英汉交际文化上的差异很多, 这里只信手拈来几个例子, 不一一赘述。
四、关于中学英语交际文化教学的几点建议
1. 要明确中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 时刻不忘培养学生的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这个根本目标。
2.《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 (1990) 对英语交际文化的教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即教学大纲的附表一——功能意念项目简表。英语教师要充分意识到这个附表的重要意义, 努力完成教学任务。
3. 教师要理智地对待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在介绍一种文化内容时, 要持中立态度, 不要轻易说别人的如何不好, 我们的如何好。反之亦然。
社会文化背景 篇9
关键词：社会转型,文化,人格,交互作用
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 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制等方面的整合, 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 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给人以特色的心理组织[1]。文化又称社会文化, 是一个涵义十分广泛的概念, 一般指某一共同生活方式的体系, 它包括一定社会的行为模式、生活习惯、道德准则、价值取向、宗教艺术、礼俗等许多方面[2]。关于文化与人格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 至今人们已基本达成一致共识:个体人格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或本质, 它的形成和发展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相联系, 特定人格往往是特定文化的必然结果。而人格在不断内化社会文化的同时, 不断外化和再现社会文化, 从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3,4,5,6]。然而, 在当前社会快速变革转型的社会宏观环境下, 文化与人格是否仍然遵循着双向作用的关系?文化的转型与变革又对人格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无疑是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社会转型期文化在个体人格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 我国的文化转型在整个世界现代文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迅猛发展。一切最新的文化因子都对我国现存的文化转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现代文明的许多文化特征, 也都在我国目前正在转型、变化、生成的社会文化上打下了它们的印记[7]。这一亘古未有的变革冲击着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使人类的心理生活和行为模式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和强烈的震撼。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都注意到了现代社会的骤然巨变对人类的心理生活的强烈影响。他们将这种由于内在的文化积累或外在的文化移入引起的急剧的变迁对人的心理生活的冲击与震动称作“文化震荡”[8]。文化震荡的时代对人格及人的社会行为的影响是多重的。一般认为, 在社会文化的“震荡”中通常出现三种不同的人格取向[9]:进取型、守旧型和反社会型。这三种类型的人受社会文化因素和特定的心理因素的制约, 表现出不同的心理与行为反应。另外, 在新旧文化或本族文化与他族文化的碰撞、选择、冲突下, 也可能导致人格分裂呈多变双重化, 出现“边际人” (或称“过渡人”、“边缘人”) [10]。同时, 也出现了所谓的“代沟”。虽然在文化转型前也存在代际之间的隔阂与冲突, 但“变革越迅速、越彻底, 代沟越明显、越激烈”[11]。“每个时代都呼唤出它所需要的一代人, 它不仅为他们提供新的冲动, 新的需要, 为一代人的形成准备条件, 同时也规定了他们发展的界限”[12]。由此可见, 就像克罗贝尔 (kroeber) 说过的:“文化对每个人塑造的力量很大。”[13]转型期的文化对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经文化浸染的是不能成为人的, 人是文化中的人, 人不能摆脱文化而存在。
二、人格对文化转型与变革的影响
当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的确立和实行, 社会转型进一步加速, 个体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是, 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事实, 在文化不断扩展了个体的生存境界的同时, 人类个体中“可持续发展战略”、“能源危机”、“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新观念在不断涌现, 并能日渐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就是以环保为中心, 以无公害、无污染为目标的“绿色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波澜壮阔地涌起。在我国, 许多产品、广告, 也都以“绿色”来招徕顾客;保护森林、保护绿地、保护野生动植物, 已经有了立法;以生态、环境为中心思想的文艺创作也已从纪实报告的体裁范围内走出, 迈向更为广阔的创作想象空间[7], 此外, “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经济一体化”、“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八荣八耻”等更深层的、更新的观念和意识也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形成, 这些新的观念、意识引导或支配个体去探索、去否定、去验证, 从而不断地为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可以说,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 人类创造并影响着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这与21世纪早期McCrae[14]及卡丁纳和杜宝娅等人[15]的观点“基本人格结构、人格特质能够创造和影响次级制度 (文化) ”是一致的。由此可见, 人类个体在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是消极被动的, 他们通过自身的社会交往活动、心智活动在不断地接受原有文化、内化原有文化的过程中, 不断影响社会, 改变环境, 创造和发展社会文化, 也正因为如此, 文化才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得到传承与发展。
三、正确对待文化与人格的关系, 加速社会转型
综上可知, 社会转型背景下, 文化与人格也是在双向运动中共同发展的。文化扩展了个体的生存境界, 塑造了个体的人格, 而个体的人格也为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那么, 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文化与人格的关系, 加速社会转型?
1. 首先, 正确利用积极社会文化导向, 不断健全、优化自身人格。
在文化的转型与变革中, 一些新的文化因子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规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人们的意识和观念, 然而受一些负面文化的影响, 人们之间亲近与疏远、真诚与虚假都仿佛隔了一层面纱, 变得难以捉摸, 情感的尴尬、心理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导致出现了反社会型、“边际人”等人格类型, 这些类型的人对于当今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 要想促进社会转型更快更好地发展, 我们必须学会避免或是减弱文化导向的负面影响, 善于利用积极社会文化导向, 不断健全、不断优化自身的人格。
2. 加强文化与人格关系研究, 增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浅析文化背景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篇10
1 文化背景的含义
文化背景是指一个民族在自己的社会历史活动中形成的独特风格与传统习惯, 是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信仰, 习惯, 制度, 目标和技术的总的模式, 是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
2 文化因素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文化因素对语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论文化因素对交际的影响。
2.1 词汇方面
每一种语言的词汇, 特别是基本词汇和成语, 均与其文化密切相关。例如英语中就有许多词汇和成语与汉语词汇和成语有着难以对应的差异。其中表示亲属关系的词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英语中, grandfather和grandmother分别指“ (外) 祖父”、“ (外) 祖母”。在汉语文化中, 亲情关系远近分明, 座次有序, 对西方文化像英语中的这种不分亲疏, 一视同仁是难以接受, 难以理解的。
每种语言都有其惯用的成语, 其结构固定, 含义精辟, 是语言的精华, 最具有该民族的文化意蕴。英语也不例外, 例如:有关饮食习俗的成语, 英国人喜欢饮茶且对此颇为考究。他们有饮午茶的习惯并常请朋友来家聊天, Be someone’s cup of tea (一个人所喜爱的事物) 即由此而来。此外,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使得不断涌现的科技新术语。如果不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技术的发展, 就不能深入地理解带有科技词汇的日常用语, 在日常交流中就会感到极大的不便。如:cybernetics (控制论) 、clone (克隆) 、genetics (遗传学) 、video-phone (可视电话) 等等。
2.2 礼仪, 习俗方面
按照西方的习惯, 当他人夸你的英语讲得好时, 你应该用“Thank you”回答, 以示对方赞扬的接受。同时你的认同和感谢也是对他人的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以及鼓励之意的肯定和感激。按照汉语文化习惯, 对上述赞美的回答可能是“哪里, 哪里, 我讲得还很不好。”这实际上是汉语文化中以谦虚为美的道德准则的体现。然而, 这正好造成了中西两种文化交际的冲突。你的谦虚会被西方人看作是极大的无礼, 会使对方感到难堪, 进而使交际气氛变得冷竣。再如, 汉语文化背景下的人闲聊的时候常喜欢询问对方一些私人问题 (private questio ns) , 以示对对方的关心。但在英美等西方文化中这是忌讳的, 特别在初次交往或双方都不甚了解的情况下, 问及这方面的问题会被认为是粗鲁, 没有修养。诸如英语中的“How old are you?”、“How much money do you earn?”、“Are you married?”、“Do you have a kid?”等问题都涉及个人隐私, 在多数情况下都属于交际的禁忌区域。
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不仅限于语言本身所传达的语意, 还在于语言以外的更多的文化的含义。在交际中如果你的语言运用恰当, 符合该语言的交际习惯, 就会有助于交流的顺利进行, 更能接近交际双方情感上的距离。反之, 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别人的感情, 降低了自己的人格, 损毁了自己的形象。
2.3 表达方式方面
表达方式方面指包括惯用语, 谚语, 俚语和格言等语言和文化成分。在这方面, 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往往有较大的差异。例如:英语中的“dog”, 汉语的“狗”, 由于狗在两种文化中的地位和形象不同, 所以在两种语言的习语中就表达了不同的人格和价值观。汉语中常用狗比喻那些不受欢迎的人, 多含贬义, 如:“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等等。这些表达方式中的狗与西方文化, 尤其是英美文化中的狗, 在天性和含义上截然不同。西方人常强调狗的某些好的品质, 如忠实, 可靠, 勇敢, 聪明等。因为狗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Man’s best friend” (人类最好的朋友) 。再如汉语中的“乌龟”用于比喻人时, 多含有贬义, 如“缩头乌龟”, 俗语“乌龟王八蛋”是恶劣的代名词, 但西方文化中龟只是行动缓慢的动物而已。偶尔用来作为长寿, 尊重的象征。
2.4 禁忌与委婉方面
汉语文化中对排泄的场所——厕所似乎没有很大的忌讳, 因而没有英语中那么多词汇和表达方式来委婉指代。例如, 在西方大部分这类场所的标志都是“W·C”, 但在英语口语中, 在不同场合, 不同阶层, 不同文化水平和修养的人中, 表达方式就千差万别了。如“bathroom”, “lavatory”, “restroom”, “washroom”, “toilet”, “comfort station”, “powder room”等。另有用区分男女性别的人名来指代的, 如“Jane”指女厕, “John”指男厕。再如对老年人的称呼上, 汉语文化中, 年纪大的人往往喜欢他人对其年龄, 辈分, 资历等的认可, 因此, 对年长者常有“老大爷”、“老奶奶”、“老同志”、“老首长”等称呼。这些称呼中的“老”字包含的不仅仅是“老年”的意思, 还有尊敬的含义。而西方文化中的老年人往往不愿别人说自己老, 更不愿别人用带“老”字的称呼来称呼自己。因为在西方人看来, 人老了就没有能力了, 就失去了骄傲的资本了。所以, 英语中对年纪大的人表达上几乎见不到表示老的“old”一词, 而有不少的委婉语, 如“gold e bb na gg e r (金色年华的人) , ”、“s e ni o r citizen” (资深的公民) 等来指代。禁忌与委婉的出现, 实际上表明了一种文化的审美观与价值观。在交际中, 正确了解交际语的禁忌和委婉, 以避免交际双方在审美观和价值观方面发生冲突, 对于交际的气氛的融洽是很有帮助的。
3 重视文化背景的学习, 提高交际能力
文化因素对语言交际的保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文化背景相近的民族, 在使用对方的语言进行交际时, 虽各自的语言的语法, 词汇, 语音等不同, 但对对方的语言的学习应用却能很快变得得心应手。而文化差异较大的民族间的语言交际则困难较大。东西文化中社会价值, 习俗, 审美情趣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也就给语言学习者增加了语言学习的困难。因此, 对于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来讲, 不仅要培养语言能力, 而且要注意了解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化背景。瑞士著名翻译家简.赫伯特指出:“要学好一种语言, 必须受到这种语言的精神熏陶。“这里所谓的精神熏陶应包括与该语言文化相关的各种因素, 对文化背景的了解可以通过阅读, 视听, 交谈获得, 但最全面真实, 直观, 快捷的了解方法还是置身于这种语言的文化氛围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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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7]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地域文化和社会背景对翻译的影响 篇11
摘要：翻译是一个获取信息的过程，也是一项文化交流活动，社会历史背景与地域文化差异都会影响翻译的准确性。本文初步分析了影响翻译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并提出了克服这些影响的方法。
关键词：翻译 地域文化 社会背景
在英语教学中，笔者发现学生的翻译作业经常出现文不对题、言不达意的问题，有时还闹出笑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本原因就是学生不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人文历史。语言文字是思想文化的外壳，思想文化是语言文字的内核，翻译工作表面上是文字语言活动，但其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交流。因此，了解说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地域人文景观的程度，将直接影响翻译的准确性。
一、地域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中西方国家因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环境不同，地域景观、人文景观各具特色，由此生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思维方式。因此在翻译中，译者必须结合这些因素和特点，才能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意图。如在翻译李白“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这句诗时，译者就不能简单地翻译成“And this is the way it is always with human joy，Ten thousand things run for ever like water toward the East.”这种翻译是直译的一种方式，虽然译出了诗句的词意，但不符合西方文化的意境。
语言，是在特定地域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如用汉语形容事物大量的产生和迅速发展，经常用“雨后春笋”这个成语，但是在英文中常常用“蘑菇”来比喻，因为英国不出产竹子，所以对应的习语是“like mushrooms（像蘑菇一样）”，用以形容事物发展的速度与大量的产生。
又如涉及牛、马的翻译，也不能按照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语意进行直译，因为中西方国家对牛、马的审美观是不同的，而且受地域条件和环境不同，中西方采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自古以来，中国人习惯用牛耕地， 农民与耕牛朝夕相处，所以中国人对牛有着深厚的情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耕牛是勤劳的象征，人们常把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喻为“老黄牛”;而英国主要以马耕地，马在英美文化中是吃苦耐劳的象征。因此，在涉及牛、马时，译者应根据西方地域的文化特点，运用替换原喻体的方法进行翻译，使其做到形不似而神似。
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在翻译时译者必须注意不同国家、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不同的表达内涵的言语形式、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和感受。
二、社会背景对翻译的影响
任何一种语言、文化都是人们在特定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中形成的，是由特定的社会发展历程与社会遗产沉淀组成的。在翻译时，译者必须深入、全面地了解语言文字材料所形成的历史背景、时代特征，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出作者的意思和特有的历史感情色彩。
如“Cowboy”这个词语，在汉语中被译为“牛仔”的意思，所以许多人把“He runs a bussiness as a cowboy.”翻译成“他像牛仔一样管理着企业。”其实，这种直译是不恰当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他管理企业的态度不是很实在，缺乏实践的经验，工作的时候也大大咧咧。”因为“Cowboy”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吃苦耐劳、不畏强暴、喜欢冒险刺激，放荡不羁，个性张扬的性格，具有独立、自由、叛逆、粗犷、豪迈精神”。又如汉语中的“鸿门宴”是指加害客人的宴会，应该译为“Hong men feast with a trap for the invited”，但是如果不了解中国楚汉相争时期的历史背景，就很可能直译成“Hong Men Feast”。这种译法，只会让西方人感到莫名其妙，不能确切地理解其含义。
三、结束语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是直接传递社会文化信息的渠道，必然要受到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深远影响。脱离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语言是不可能存在的。翻译要想恰到好处地表达原文的含义，译者不但要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同时还要熟悉两种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具有深厚的跨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1]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2]平洪，张国杨.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郭健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公司，2003.
黄河武术的自然文化背景 篇12
所谓地理环境,包括宇宙的、地质的、气象的、水文的、人文的、生物的等等条件,是围绕着人群充满各种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质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产和生存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在古代中国气候状况大致是以温暖为主,四个温暖期基本上在1400年之前,这对黄河流域的农业、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力的,即使有四个寒冷期的不时侵袭,但无碍黄河流域温暖气候的总趋势。
据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河南省北部)一带种稻是阳历三月下种,比现在大概要早1个月左右。在唐代时,国都长安(陕西省西安附近)还有梅树和柑橘的种植。黄河中游的森林覆盖率在春秋战国时期为53%,秦汉时期为42%,唐宋时为32%,解放前期下降到38%左右,但黄河中游地区仍属绿洲地带。
从以上情况来看,黄河流域的气候植被非常适合于人类生存和繁衍。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认为:“离开了人类创造活动的一定地理环境中的气候、地理、土壤、水分、植被、动物群以及矿产、能源等自然条件,离开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生态环境,一切文化创造活动都失掉客观基础”。发展自己的文化同时,人类社会组织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所以人类社会缺乏来自其他物种的竞争——生态放松现象。这一大自然恩惠,使得人类能够“从容”的发展其文化,尤其是随着历史的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技术进步,自然地理屏障不断地克服,从而这种“放松现象”越加明显。故旧石器时期黄河流域优越的地理环境蓝使田人、北京人能在这里采集狩猎。至新石器时期,在黄河中游两岸广阔的土地上有发展起来了仰韶文化。在大汶口文化结束之后,山东龙山文化又开始了。
夏、周、商三代的青铜文化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其中心在黄河流域。第二文明时期的几个主要朝代秦、汉、唐、宋、明、清均定都黄河流域,创造了一代又一代的辉煌夺目的封建文化。中华文化从诞生之日起,绝非自我禁锢的的系统。它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为中介,方构成气象恢弘的中华文化,这种稳定系统关键来自于中华文化系统的土壤——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大河环境。
2 黄河流域文化造就了“黄河人群”
任何文化模式不但可以表现在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也同时表现在人群和社会风尚上的生活习惯、个性特征、行为方式上。由于黄河流域处于亚洲大陆腹地,东临茫茫大海,西北临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是一面临海,三面为自然屏障,然而内部回旋余地开阔,形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加上适宜的气候,丰富的物产使这片土地上的人群是男耕女织,各居一隅,人各自给,从而造就了“黄河人群”的心理性格是忠厚、质朴、内向。又由于黄河流域经常性的泛滥成灾,因此,这里的人群又具有一种天然的忧患意识和共同抗拒自然灾害的群体意识。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的耕种,因此,中华文化的系列特征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也使黄河人群崇尚忠厚、质朴,少走极端,推崇诚实可靠,注重自然节奏等典型的农业民族性格。为争夺这片适于生存的生态地理环境,黄河流域始终不断的刀光剑影,有农民反抗暴力的起义,有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有民族纠纷的干戈。战斗的实践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军事家以及武术家。
3 “黄河文化”是“黄河武术”重要的背景
由于中华武术的绝大部分流派都起源于黄河流域,故我们认为这些流派的武术为“黄河武术”。佐证之一有:少林拳起源于河南,太极拳起源于河南,形意拳发源于山西,八极拳源于河北沧县,劈挂拳、翻子拳、戳脚均发源于河北,山东武术名家李半天擅长脚法,红拳则是山西汉中的“特产”。“黄河武术”可谓异彩纷呈。这一局面无疑与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人文和“黄河人群”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黄河武术”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少林武术就是其中的代表。嵩山为神州五岳之中,交通方便,文化昌旺,经济发达,佛教盛行。在少林寺出家修行习武者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始终没有脱离这个大环境。少林寺僧曾经帮助唐王李世民征讨王世充而名声远扬,至明代少林寺僧普遍习武。其实,少林寺只是武术的集散地而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自成一派,其特点为刚健有力,符合黄河流域人群体魄魁梧、臂力过人的特点;朴实无华符合黄河流域传统的农业经济培养出的人群性格;利于技击符合黄河流域长期为战乱所困,官方及民间大力总结战争经验,并以套路形式操练士兵而逐渐形成的寓技击与套路之中的特点。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朝代都定都于黄河流域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促进了该流域的经济高度发展。以唐朝为例,李氏灭隋建立了繁荣强大的唐朝,自兴盛至衰亡,经历290年,这对“黄河武术”来说得到了一个充分发展时机,加上统治者的重视,如武则天创立的武举制度,开辟了以武取士的仕途。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朝,对武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武举所考试的内容,成为广大武举应试者的习武内容,武举所考核的标准,也成为他们所练武的要求,这不仅鼓励了练武的风气,也使习武的内容和标准有了规范,为日后的套路内容奠定了基础。到了南宋,商品经济更为活跃,市民阶层也随之日益壮大。他们除物质生活的要求以外,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扩大。这时武术“套子”即套路开始了发展。当时除“使拳”外,还有“舞剑、舞刀、使棒”等多种套路的演练项目。军队除了规定练武的内容,还重视通过比赛方式来促进武术的发展。
黄河流域文化的高度发展,使“黄河武术”的理论异常丰富,如《纪效新书》《手臂录》《对打要谱》《太极拳经》《耕余剩技》等指导着武术,使其有了较为强大的生命力。诸如形意拳以五行学说为理论依据,八卦掌以一掌表示一卦,共八掌,每掌又化为八掌,八掌又可变为六十四掌,以易经八卦学说来示其变化无穷的境界。正是由于这些古典的先进理论的指导才使各流派的拳种更加有活力。黄河流域的社会风气也促进着“黄河武术”的发展。例如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中,出现了许多剑客之士,使剑术向着专门化的方向发展。魏晋时讲风度,重审美,习武时也不失风雅之气,实际所习练的已不是用于征战杀人的军事武术了。然而这却使其以一个相对独立的形态进一步从军事武术中分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