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不确定性分析（通用12篇）
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篇1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企业所处财务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各种风险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企业生存环境呈现出复杂与多变的特点。评估与规避不确定环境中的不利因素;识别与把握其中蕴含的机会、及时有效调配财务资源是企业保持或提升竞争优势,持续创造价值的关键。问题是企业凭靠什么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呢?企业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或优势?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资源基础观(R esource-Based V eiew)(W ernerfelt,1984;Barney,1991)研究认为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来自企业专属性资源,但是,企业资源的静态性和刚性使得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够在快速变化、不可预测的环境中继续保持竞争优势,而有些原本成功的企业却衰败了,如雷曼兄弟,具有158年的历史,却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猝然破产。Teece、Pisano&Shuen(1997)提出了动态能力(D ynam ic Capabilities)观,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和重组内外部资源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其中,“动态”指的是与环境变化保持一致而更新企业的能力,“能力”强调的是整合和配置内部和外部资源的能力。动态能力理论从动态的角度回答了企业只有不断更新原本优势或培育新的优势才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随后,其他学者又从国际化、创业、技术创新、知识等角度对企业动态能力的内涵、构成进行了研究。从财务的角度直接研究动态能力的文献尚未见到,但是,有的学者对财务柔性进行了研究,如姜英冰(2002)认为企业应保持财务灵活性或柔性(financial flexibility),保持一定的闲置资金和剩余负债能力,以应对可能发生或无法预见的紧急情况。赵华和张鼎祖(2010)对财务柔性的本原属性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财务柔性是企业系统的一种适应财务环境的动态变化和系统的不确定性、有效管理财务风险的财务综合调控能力。吴树畅(2005)提出了相机财务(Contingency Finace)或称权变财务观,认为在财务状态评判与财务机会识别的条件下,企业通过调整财务政策、财务行为、公司治理、组织结构、财权配置以达到与环境不确定性的动态协调。动态能力与财务柔性、权变财务是何关系?动态能力在财务方面有何表现?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阐释和检验。本文在区分财务柔性、权变财务和动态财务能力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动态财务能力分析框架,并以“中联重科”为例进行了应用研究。
二、财务柔性、权变财务与动态财务能力
(一)财务柔性(financial flexibility)
柔性是处理“变化”和“不确定性”环境的能力,是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的一种能力体现。它是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为了适应不确定环境而逐渐积淀形成的,表现在企业治理、组织结构、技术、产品、财务和文化等方面,如企业治理结构、组织结构随时间和环境变化而演化;新技术或新产品的开发;资本结构的灵活性;企业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等。关于财务柔性的研究,邓明然(2004)认为:“企业的理财柔性是快速而经济地处理理财活动中环境变化或由环境变化引起的时时、处处不确定性的能力。这种能力由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组成”。赵华和张鼎祖(2010)认为财务系统柔性是系统在财务行为活动的决策中,为了主动适应财务动态环境变化和有效处理系统的不确定性,利用各种财务资源快速而经济处理相关财务事项,规范财务行为,协调财务关系,适应财务环境而实现财务目标的一种系统内在的综合能力。具体包括财务缓冲能力、财务适应能力、财务协调能力、财务创新能力。这两种观点都认为财务柔性是应对不确定环境的能力,不过,后者又提出了财务协调能力。财务柔性观对企业如何保持柔性以及应具备何种财务能力进行了阐释,但是,并未说明何时、何种状态何种能力更适合、更有效。如财务缓冲能力要求企业筹资时奉行保守的资本结构政策,但是,保守的资本结构意味着机会成本,企业应权衡利弊,根据不同的财务状态做出适应性的资本结构安排。
(二)权变财务(contingency finance)
现代财务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完美假设基础上,逻辑推演虽然无懈可击,但是,对现实的解释却是苍白的,企业面对的是高度竞争的商业市场和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经典财务理论与现实世界是脱节的。因此,吴树畅(2005)以不确定的环境作为财务研究的前置条件,提出了“contingency finance”(即“相机财务”或“权变财务”)的概念及分析框架,试图将复杂多变的财务环境模型化为财务状态,通过对所处财务状态的评判,企业可以判断所处的位势(position)及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机会,并据此调整财务战略与政策、选择财务行为、重构公司治理结构、组织结构和财权配置结构,以实现利益相关者财务目标。权变财务与财务柔性相比,具有相似之处,但是,权变财务将财务状态评判和机会识别作为财务战略和政策调整、行为选择和财务治理的前提,弥补了财务柔性的不足,可操作性更强。但是,权变财务和财务柔性的共同缺陷是无法克服资源专用性和能力刚性对柔性能力和权变能力的限制。
(三)动态财务能力(dynam ic finacial capacity)
动态能力是对资源基础观、核心竞争能力理论的推进和发展,它是改变能力的能力,该理论弥补了资源或能力刚性对企业动态适应环境解释的不足。财务作为一种综合性最强的价值管理活动,为了适应环境的不确定性,表现出一定的柔性和权变性,那么,使企业财务“变柔”或“权变”的能力则可称之为动态财务能力,它是驱动企业财务管理能力改进、提升以适应不确定财务管理环境的能力,是企业权变财务管理的本源性能力,也是企业保持财务柔性的能力。Teece等最初(1994)认为动态能力包括过程(Processes)、位势(Positions)与路径(Paths)三个方面,之后(1997),又将动态能力划分为机会感知能力和机会把握能力,最后(2007)提出了相对完善而具体的分析框架,认为动态能力包括机会感知、机会把握、战略重构三个维度。从财务的角度看,财务环境具有状态依存性(state-contingent),企业需要在及时正确评判财务状态、识别财务机会的基础上,科学配置财务资源,以实现风险收益的均衡和财务目标。因此,企业应具备动态财务能力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财务柔性、权变财务与动态财务能力都是企业管理不确定性时所表现出来的财务能力,财务柔性观解释了企业面对不确定性时为什么要具备柔性,应具备哪些柔性,但是,没有说明企业如何才能够具备柔性。权变财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务柔性观的缺陷,但是,仍然不能完全克服企业财务能力刚性对不确定环境权变的束缚。动态财务能力揭示了企业柔性或权变的动力源,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但是,动态财务能力包括哪些内容,其结构如何?这是战略财务领域值得研究的新命题。
三、动态财务能力的构建
(一)动态财务能力框架
企业财务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结果表现为财务状态。根据Teece的观点,动态能力包括机会感知、机会把握和战略重构三个维度,其中,机会感知和机会把握是建立在对财务状态评判的基础之上的,财务状态评判需要不断获得新的知识和信息,并根据经验和评估工具模型对企业的财务状态进行正确评估和判断。因此,动态财务能力的第一层次包括财务状态评判和财务机会创造与识别。财务状态评判是财务机会创造与识别的基础,通过对企业财务状态所处趋势阶段的判断,对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和机会进行评估,从而识别其中蕴含的机会。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对市场均衡状态、规则变动、技术创新或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判断识别财务机会。
动态财务能力的第二层次包括财务战略与财务政策调整,治理结构、组织结构与财权配置调整,财务资源整合等三个方面。在财务状态评判和财务机会创造与识别的基础之上,企业可以做出公司治理结构、组织结构和财权配置结构调整,公司战略与政策调整和内外财务资源整合的决策,从而使企业顺应财务状态的变化,把握可能存在的财务机会,创造价值,以实现财务战略目标。因此,动态财务能力第一层次能力是第二层次能力的基础,二者共同构成了动态财务能力框架(如图1所示)。
(二)动态财务能力内容
(1)财务状态评判
财务状态是指在内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企业财务系统的运行轨迹及其所处位势(position)。由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财务状态波动具有依存性特征,通过对财务状态变化过程的跟踪和观察,可以掌握财务状态的波动规律,并对其所处波峰或波谷、上行或下行、波动周期和频率等方面进行评判。从宏观角度看,财务状态表现为经济周期、行业周期、经济政策或规则、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等企业外部不确定因素综合作用的财务结果;从微观角度看,财务状态表现为土地、人力、技术、产品、资金、价格、成本、收益、税负、制度等企业内部不确定因素综合作用的财务结果;从综合角度看,财务状态表现为企业内部和外部不确定因素综合作用的财务结果。财务状态可以用财务指数及其他经济指数,如价格指数、各种金融指数衡量。财务状态运行区域可以用蓝色、黄色和红色分别代表安全、预警和危险等不同状态。如雷曼兄弟破产时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而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97%以上,财务状态处于红色区域,必须通过吸收外部资本改善资金状况才能渡过危机,但是,由于要价太高而失去重组再生的机会。三九集团经过近十年的规模扩张,企业财务状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财务治理结构仍然沿袭创业阶段集权式治理模式,最终导致决策失误、盲目投资、资金链断裂,财务状态处于红色区域,最终被华润集团重组得以复生。因此,财务状态评判是企业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的基础,是企业动态财务能力的重要表现。
(2)财务机会创造与识别
机会意味着收益或成本,正确识别机会、把握机会,机会将创造价值,否则,错失机会将导致机会成本。从创业的角度看,机会是企业通过对资源的创造性组合以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又能为自身带来超额利润的可能集。从竞争的角度看,一个行业内部的竞争状态取决于新进入者的竞争力、替代品的威胁、现有公司间的争夺以及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竞争状态的变化为不同市场竞争主体带来机会或威胁。从财务的角度看,机会意味着各种获利的可能,这些机会将为资源配置提供新选择。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企业创造、识别机会的能力有差异,机会对于每个企业来说又是不均等的。机会创造、识别能力强的企业能够及时把握机会,并创造新价值,竞争优势会不断得到强化;机会创造、识别能力弱的企业将失去机会,并逐渐失去竞争优势。机会创造、识别能力的强弱取决于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企业家的警觉、先验知识、信念、认知模式、价值取向以及创造性思维等不同因素。财务机会与资源配置、企业价值是密切相关的,只有拥有财务机会,企业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资源、重新配置资源,企业才具有净现值增长机会(N PV G O),企业价值才有可能提高。因此,财务机会创造与识别能力对企业的投资、融资、股利分配、企业价值等都有驱动影响,具有动态能力的特征。
(3)公司治理、组织结构与财权配置重构
由于财务状态的依存性和财务机会的时效性,为了适应财务状态、把握财务机会,企业往往需要重构公司治理结构、组织结构,重新配置财权结构,并藉此,引进新的资源或能力,以使公司治理结构、组织结构与财权配置结构与财务状态、财务机会保持动态一致。从企业的生命周期来看,企业的财务状态包括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由于业务结构和规模不同,企业所需要的资源或能力不同,各个阶段的股权结构及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也不同,在各个成长阶段的转折点,企业应相应重构财务治理结构,正确处理所有者与经营者、原股东与新股东之间的关系,以适应新的财务状态。如为了获得资金或管理能力的支持,引进新的股东进入董事会;随着企业层级结构的复杂和业务规模的增长,财务集权逐渐向分权演化。从投融资时机来看,企业需要按照法律或规制要求,重构公司治理结构、组织结构与财权配置结构,以满足企业投融资的条件限制或要求。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各国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对企业治理结构的限制或要求是不同的,企业要想进入该国或地区的资本市场,公司治理结构必须符合法律条件。从破产重整的角度看,债务重整、资产重组、股权重组等业务也要求企业首先要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重构。公司治理重构影响企业资源的获得与配置以及企业价值的提升,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决定了企业不同的动态财务能力。
(4)财务战略与财务政策调整
财务战略与财务政策是衔接财务状态与财务行为的中间环节,也是集团公司对分公司或子公司财务行为调控的重要工具。财务战略与财务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财务战略与财务政策要与财务状态、财务机会相适应,财务状态发生趋势性或阶段性变化或潜在财务机会发生了变化,财务战略与财务政策也应相应调整。同时,财务政策还要服从于财务战略,财务战略发生了变化,财务政策也应相应调整。根据风险偏好的不同,财务政策可以划分为保守型、稳健型和冒险型三种基本类型,企业可以根据财务状态的依存性和财务机会的时效性选择适应性的财务政策类型。财务政策的调整是建立在财务状态评判和财务机会识别基础之上的,只有正确评判财务状态、识别潜在的财务机会,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财务政策选择。财务政策调整会涉及到企业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博弈、共同决策的过程与结果体现了企业财务政策选择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取决于企业的财务治理结构,而且取决于决策者的经验、知识和信息的获取、意会能力。财务政策对财务行为具有指导作用,财务行为的选择结果决定了企业价值的大小。因此,财务战略与政策对财务行为和企业价值具有驱动作用(具体见图2)。
(5)财务资源整合
财务资源整合是指企业利用财务手段对企业拥有或支配的财务资源进行规模和结构的调整,以适应企业所处财务状态、把握潜在的财务机会,主要表现为资产组合、资本结构、现金流、收益结构的设计与优化等。通过内部财务资源结构的调整以实现内部财务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吸收股权、负债等形式扩大财务资源规模;通过收购或兼并等方式扩大财务边界,并通过内外财务资源规模和结构的调整,以实现企业价值的增长。财务资源整合有利于财务资源配置状况与财务状态的匹配、把握潜在的财务机会。财务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弱依赖于企业对财务状态的评判、财务机会的识别、以及现有竞争能力等多种因素,它是企业动态财务能力的重要体现。财务资源整合能力决定了企业对各种财务机会的把握程度,如当市场出现良好并购机会时,财务资源整合能力强的企业会优先抢占先机,财务资源整合弱的企业将丧失并购机会。从周期性因素来看,财务资源整合能力是企业适应不同周期阶段,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动态能力。
四、结论
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下,企业只有在正确评判财务状态、创造并识别财务机会的基础上,适时调整公司治理结构、组织结构、财权配置结构、公司战略与政策,有效整合财务资源,才能实现企业环境、行为与价值的三维动态协调,持续生存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姜英冰.2002.财务灵活性——资本结构安排的新角度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pp.68-71.
[2]赵华、张鼎祖.2010.企业财务柔性的本原属性研究.会计研究.6.pp.62-69.
[3]吴树畅.2005.相机财务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财务行为选择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2.
[4]邓明然.2004.企业理财系统柔性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5]Barney J.1991.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 petitiveAdvantage[J].Journal of M anagem ent.17(1):99-120.
[6]Teece,D.J.&Pisano,G.,1994.The Dynam ic Capabilities ofFirm:An Introduction[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3.pp.537-555.
[7]Teece,D.J.,Pisano,G.&Shuen,A.,1997.Dynam ic Capabilitiesand Strategic M anagem ent[J].Strategic M anagem ent Jour-nal,18(7),pp.509-533.
[8]Teece.,2007.Explicating Dynam ic Capabilities:The Natureand M icrofoundations of(Sustainable)Enterprise Perfor-m ance[J].Strategic M anagem ent Journal.28(4).pp.1319-1350.
[9]W ernerfelt,B.A.,1984.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Strategic M anagem ent Journal,5(2):171.
[10]Alfred D.Chandler,Jr.,1962.Strategy and Structure[M].M ITPress
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篇2
摘要：CVM作为一种计量和评价环境价值的方法,在国外发达国家其应用日益广泛和普遍,而在我国对CVM的研究案例很少且刚刚起步.作者通过案例利用CVM方法对森林资源的环境价值进行研究,并对运用CVM研究方法调查所得的WTP值进行了有效性分析,据此发现WTP值可以明显的显示出各特征因素与支付意愿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方向趋势上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调查的结果是有意义和有效的.作 者：曹建华 王红英 郭小鹏 CAO Jian-hua WANG Hong-ying GUO Xiao-peng 作者单位：曹建华,王红英,CAO Jian-hua,WANG Hong-ying(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江西,南昌,330045)
郭小鹏,GUO Xiao-peng(江西省遂川县林业局,江西,遂川,330045)
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篇3
一般对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会将关注点放在盈余管理研究上，然而，如今，由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程度加深，从而影响企业决策以及相关盈余管理。
环境不确定性现在主要方向在于研究环境不确定性对公司战略及经营活动的影响。在环境的约束下，企业管理者会不得不调整相关战略，来应对不确定性对企业决策和预算的影响。而且我们已知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时，管理人会更加关注外界环境变化，当然也包括对于政策的分析。同时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也会受到怀疑，这是企业的预算决策会显得无能为力，如果不能够对差异进行可靠的分析，在采用何种方式调整预算以及绩效评价方式将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而企业资源的配置方面，在环境不确定性时，公司多余资源的流向正确与否决定这企业的投资效率，也决定公司在整体环境下的适应能力。而当环境不确定性极大时，资金充裕有助于缓解环境不确定性的影響程度，能够更加灵活的面对不确定，也能够缓解不确定性对财务目标的影响，这里就要提到盈余管理，当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处于对财务目标的考虑将会调整盈余，提前确认。
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主要有：一方面有为取得IPO上市资格，避免亏损，避免被退市，粉饰财务报表来避免评级机构下调信用导致的股价下跌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还会由于避免监管部门干预，避免企业陷入不利的政府干预；另一方面有分红计划或者采用浮动薪酬的公司，管理人员为了个人私利，使得提前确认盈余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常用手段。在较少对盈余管理对投资效率进行影响的情况下，在认清盈余管理对资源配置产生的影响后，排出盈余管理可能误导外部投资者的判断和决策的风险，以及对企业内部决策造成的影响，才能够更好的提高投资效率。
同时由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影响了企业获得信息的有效程度，增加了企业投资的成本，导致管理者风险回避，投资效率低下。
总之首先从理论分析了盈余管理程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为后文的实证部分提供理论支持。然后进行实证研究，首先介绍了盈余管理程度和企业投资效率这两个变量的衡量方法，并结合本文实际情况和需求选取本文的研究方法，选取样本，并提出相关的假设：
假设1：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信息不对称，加大股东监督难度，管理层通过无效率投资的可能性提高，投资效率下降。
假设2：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越低
假设3：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情况下，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公司，其投资效率较低，但呈两极分化状态。
最后通过比较总体样本，环境不确定程度不同的样本之间作对比分析，来考察程度不同的样本间，盈余管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和会计管理制度，以及建立并完善信息披露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
国外学者对投资效率和盈余管理相关问题较早就开始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在我国虽然研究起步晚，但该内容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因此，至此也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国内外的已有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为本论文的顺利展开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
1.本文并不是着眼于企业盈余管理的外部市场反应，也不是着眼于盈余管理管理的方法手段和动机，而是把焦点集中在企业盈余管理对企业内部投资决策的影响。
2.本文研究盈余管理对投资偏离度的影响，并同时研究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它不仅可以揭示盈余管理性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内部机制，同时也揭示了在不同程度的环境不确定下，盈余管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关于研究方法可能产生的缺点：
1、模型的选择方面。本论文选择的是修正的琼斯模型，Jones模型是国外最成熟且广泛应用的用于研究盈余管理的模型，但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环境具有特殊性，且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晚，相对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发展也比较滞后，所以 Jones 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本文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所选用的方法虽然都是参照国外学者成熟的测度模型，但此测度方法仍然比较粗略，可能存在遗漏的变量，考虑的因素仍然不够全面，需要在以后继续发掘有可能影响这两个指标的其它因素。
以上方面都可能对本文的研究产生一定影响及局限。
参考文献：
[1]李明辉.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6 年的数据研究[J].金融研究，2009，（2）：149～168.
[2]孙铮，王跃堂.资源配置与盈余操控之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1999，（4）：4-9.
[3]王跃堂，王亮亮，贡彩萍.所得税改革、盈余管理及其经济后果[J].经济研究，2009，（3）：86-98.
[4]张菊香.基于动机视角的盈余管理文献综述[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7，（11）：59-65.
[5]申慧慧，于 鹏，吴联生.国有股权、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效率[J].经济研究，2012，（7）：87-107.
作者简介：
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篇4
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路径形成问题研究, 最著名的就是Grossman和Krueger (1995) 提出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简称EKC) 假说[1]。即随着一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生态环境具有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进的一般性规律。EKC假说一经提出, 就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比如Selden T, Song D. (1994) [2]和Dasgupta et al (2002) [3]等学者的研究都支持这一假说, 即对于大多数影响生态环境的污染物而言, EKC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呈现倒U型特征。
然而, 并不是所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服从EKC假说。比如Shafic, N.and Bandyopadhyay (1992) [4]的研究表明, 废水、废物与人均收入呈现单调上升关系, 并没有出现EKC的倒U型特征。Hannes Egli (2001) [5]用德国的数据研究表明, EKC的倒U型特征并不存在。同样, Kathleen M.day (2001) [6]用加拿大的数据也得出类似结论。张晓 (1999) [7]用中国的数据验证出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呈现较弱的EKC特征。 (2004) [8]用中国1991～2001年的数据研究显示, 中国水污染状况仍然处于持续恶化中。马树才 (2006) [9]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等指标变量作了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后得出, 中国经济增长与废水排放之间并不存在EKC倒U型特征, 工业废气和固体排放则呈N型, 总体结论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环境污染变化并没有出现传统EKC的倒U型特征。
从理论上看, 经济系统中环境污染路径形成问题研究, 大部分是基于各种方法对历史经验数据的归纳和总结, 而对于某些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为什么有时出现EKC的倒U型特征, 有时又会背离这一规律, 现有文献显然不能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从现实上看,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以能源和环境的更快速度损耗为代价的, 环境污染问题非常突出。政府也采取了诸如增加治理投入、产业结构调整、高污染项目限批和绿色信贷等很多具体措施, 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和法律惩戒机制, 普通消费者生态环境求偿权力孱弱, 环境意识较差, 企业的污染排放成本相对较低, 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和环境保护不能完全协调, 中央政府调控政策的时滞和执行效果不佳等等, 这些都导致了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措施的低效及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
基于此, 本文不仅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路径的不确定性及其成因, 而且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适应性问题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借此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路径特征进行重新认识。
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适应性评价
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的路径状态并不必然遵循先恶化后改善的一般规律。这是因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假说是我们对已有的经济增长实践进行的经验总结。作为一种研究经验的总结, 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实践具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差别的存在不能保证环境污染路径状态特征存在同一规律, 而这种偏差主要来源于研究样本的分类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所导致。
(1) 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假说的观点所采用的数据类型基本是截面数据, 其研究方法默认各国 (地区) 经济系统的环境污染路径是相同的。然而, 不同区域的经济系统所经历的发展状态并不相同, 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形成也不必然存在完全一致的演化路径。尤其是随着时间序列变量的引入和高级计量方法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被采用, 人们发现, 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并不必然遵循传统EKC的倒U型特征。比如Hannes Egli (2001) [5]和Kathleen M.day (2001) [6]的研究结论都不支持这一假说。由于选择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作研究样本得出的结论相悖, 一些学者尝试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比如Groot (2001) [10]对中国30个省区的污染排放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进行研究,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即中国EKC是否存在, 取决于污染物种类选择和所选变量类型。Dinda (2004) [11]也极力支持Groot (2001) 的这一研究结论, 并认为只有同时具备时序维度和截面维度特征的环境EKC才是可信的, 尤其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由多省份 (区域) 构成的经济系统而言, 单单强调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环境污染变化, 得出结论的信度可能会下降。彭水军等 (2006) [12]对中国除西藏外的30个地区1996～2002数据研究表明, 其所选择的六类污染物变化与人均GDP关系有很大差异, 有的呈N型, 有的呈倒U型。可以看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假说只适应于截面数据, 而对于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 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污染强度的变化趋势并不满足这一假说。
(2) 即便是同类的样本数据, 由于研究方法选择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尽相同。比如同样是对17个OECD国家的主要污染物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Stern (1998) [13]通过一般计量回归方法研究后得出, 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超过临界值后继续增长, 而Panayotou (2000) [14]由于引入了动态计量方法, 其研究结论却显著支持二氧化硫排放符合EKC的倒U型特征。同样是研究方法的差异, 赵细康 (2005) [15]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总量废水排放、人均废水排放、总量废气排放与人均废气排放四项指标都呈现出正U型特征, 而这显然与张晓 (1999) 和包群等 (2005) 研究认为大多污染排放物与人均收入呈倒U型特征的观点相悖。
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不论是基于研究数据选择类别的不同, 还是基于研究方法的不同,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特征并不总是成立的。这就说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特定的适应性, 而并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路径所必须经历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路径变化充满着不确定性。
2 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路径不确定性的原因分析
经济增长中总是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 这已经成为事实。但是人们更为关心的是污染的路径依赖特征, 即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状态变化的趋势。本文研究认为, 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的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经济的投入和产出结构、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
2.1 经济投入和产出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污染产生很大影响。首先, 从投入结构看, 不同的资源投入会有不同的产出。如果经济增长依赖于较初级的自然资源和禀赋, 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必然相对较重。比如中国的煤炭资源大省山西, 由于这种特殊的资源投入结构, 山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工业三废之一的固体废弃物排放尤其突出。同样, 经济的产出结构也影响环境污染的强度, 产出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的等级, 和第三产业相比, 如果区域经济系统内的产出主要是由一些重化工业所产生, 则必然会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工业化的进程中一定会带来更严重的污染, 如果经济系统中的产出结构是基于技术先进的制造系统, 遵循循环经济理念, 摒弃某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 则区域经济系统内的环境污染水平必将获得不断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 经济系统内的投入和产出结构的差异, 是环境污染路径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2.2 污染治理投入水平及效率影响环境污染路径的不确定性
从各国环境治理的实践看, 污染治理投入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手段之一。污染治理投入是改善环境污染水平的直接动因, 它能够有效地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三废”问题。污染治理投入水平越高, 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污染强度越低。但是这种关系的前提是要求污染治理投入是有效率的, 而现实中的情况经常是污染治理投入水平本身就不高, 而且有限的投入效率也存在问题。个别企业和地方政府往往将环保投入看成是“门面”工程或项目, 投入的环保设备及处理技术本身已经落后, 污染治理作用相当有限, 由于成本问题, 有些企业甚至干脆不去使用已经投入的设备, 而是选择贿赂当地政府环境职能部门等不法手段, 偷偷进行污染排放。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污染治理投入水平及效率将会显著影响环境污染强度和水平, 在一段可观察的时间内, 这种影响将通过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路径状态表现出来。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治理投入水平及效率高, 则无疑会提前将环境污染强度和水平降下来, 表现出来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短期拐点的出现, 这时我们会发现经济发展过程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假说。而如果污染治理水平或效率不高, 那么短期内由于我们看不到拐点的出现, 就容易通过事实验证得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假说不成立的结论。
2.3 环境政策因素及执行力度影响了环境污染路径的不确定性
环境政策对环境污染状态变化也产生重要影响。环境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对经济长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所采取的规制政策。一般而言, 保持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都是政府的显性目标, 但二者很难同时兼顾。对于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经济增长似乎相对更重要一些, 因此, 政府为了增加社会物质财富, 提高就业水平, 会自然地放松对环境污染的管制政策, 这将使GDP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业绩的考核目标。而最终的结果必然会出现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强度的加深, 即经济增长是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的。此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很难再现。当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民众福利的社会问题时, 中央或地方政府也许会调整政策目标, 既保经济增长又要降低环境污染水平, 并采取一系列节能减排的行政政策和措施, 限制高污染、高耗能项目, 同时政府还将使用“绿色信贷”等经济调控政策, 鼓励低污染的环保和高新技术项目。政府实施环境政策的结果将使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强度和水平下降。环境政策的这种调整模式会促进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问题的改善, 从而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变化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路径有时也取决于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而且环境政策的最终实施效果对环境污染状态的影响更为重要。
3 研究结论与启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假说是我们对已有经济增长实践进行的经验总结。作为一种研究经验的总结, 由于研究样本的分类和研究方法选择的不同, 得出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的状态路径并不必然遵循先恶化后改善的一般规律, 这显然是对传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验理论的一种挑战。本文研究结论认为, 特定经济系统中环境污染的路径特征并不具有某种确定性的规律, 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经济的投入和产出结构、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
本文的研究使我们意识到,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并不是所有经济系统中环境污染状态所必需遵循的一般路径, 尤其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度、低质量的增长模式而言, 不能奢望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时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出现自动改善。经济系统中环境污染的路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该从这种不确定性的背后识别出导致环境污染强度加重的关键因素, 进而有效地控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基于此, 没有识别关键因素之前, 我们不能主观地将中国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恶化简单归咎于经济结构或环境政策执行等某一具体问题。这就表明全国“一刀切”式的环境政策并不能对任何区域的环境污染治理都显著有效。只有识别出影响环境污染的关键可控因素, 据此提出科学合理的治理对策, 才是我们环境政策制定的逻辑基础。
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篇5
今年环境的剧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石油的高位运行和快速波动，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等诸多不确定性，让人们不禁更加怀疑全面预算管理的作用，企业开展预算的时候，会听到更多的抱怨。
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不确定性的持续增长，也已经成为当代商业世界的基本特征。正如美国前财长鲁宾说了一句话：“关于市场，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这句“名言”说出了大多数商界人士的切身感受。
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已经显得过于迟缓、低效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信息技术的新的管理理念和模式。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与经济发展正使周围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飞速膨胀，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给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变化带来的是更高的不确定性，节奏越来越快，情况越来越复杂，前景也越来越难以预料。如今，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在一个新产品的开发周期以月甚至以周计算的时代，企业真正需要的是懂得如何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
使组织有效的营运，是管理者面临的主要任务。不确定性存在，唯一要求我们做的是要对“不确定性进行管理”，
全面预算管理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有效工具。
首先，要求我们要预测，即对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变量及结果不确定性的判断。这是我们经营的前提。
其次，确定经营计划，即根据预测结果提出的对策方案，是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基本目标和导向依据。
第三，实施预算管理，即以经营计划为基础，以责任会计制和经济责任制为基本管理工具，对公司实施目标化和责任化管理。预算编制结果是用以指导公司年度经营、财务评价和绩效考核的依据。
企业制订完预算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企业做完预算以后，如何动态地响应环境的变化，这才是为什么要实施全面预算的原因。
全面预算管理不只是集中几个月的时间制订预算，预算的指标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强调企业的整体性和系统地响应环境的变化。它打破传统部门和职能管理的界线，将企业视为一个整体，在战略目标的指导下，强化企业内部综合协调管理;让所有业务单位、职能部门和子公司的目标与企业的整体目标趋同，提高企业整体的运营效率。
只有实施了全面预算管理，才能更好地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提高了企业的整合性，制订了各单位和部门的目标，各单位/部门的目标经过事先的规划、确认，各单位/部门的功能紧密配合衔接。
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提高了效率性，在制订年度全面预算的过程中，各单位/部门的负责人对企业和部门的状况预先分析与评估，如机会、风险、长处、弱点、客户群、产品特性、竞争优势、产品价格等。对一些不确定的重大问题，拟定了方案，资源的取得也预先做了准备，提升了日后经营管理的效率。
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强化了控制性，全面预算作为检验经营业绩和定期经营检讨的基准。
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加快了沟通，因为完整的全面预算，涉及公司的各个组成部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制订的过程中，增进公司各单位、部门间的沟通，提升协同与参与;是企业对内、对外沟通的有效工具。
因此说，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与市场相衔接，与公司的内部管理、内部组织和运行机制相衔接的管理机制。
不确定环境下如何决策 篇6
对于现实存在的不确定，在决策时试图获得最佳方案，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可能伴随着出现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毕竟从过程的角度看，任何决策都是阶段性的，与心中理想比，永远不够好，与此前状况比，可能已有很大的改善。所以，面对不确定，前景看不清，采取小处着手做法，积少成多，微改革、微进步、微创新，应该当作是一种常态来对待。也正是通过这种不断探索、试错前进，或许可蓄发起有助于更大突破的潜能与力量。
模糊规避
现实中，涉及模糊规避的例子很多。例如，在选择供货商时，如果一家供货及时稳定但要价较高，另一家供货时有不稳而要价较低，该如何选择？在这里，人们做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一般说来，如果供货商的产品、交货期具有不确定性，肯定会给客户带来不便或造成损失；客户选择更为稳定的供应商合作，可以规避可能引起的风险损失。
针对是否存在上帝这一不确定性事件，早在17世纪，哲学家兼数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就提出，过基督徒的生活是值得的。他通过类似表1的逻辑表明，如果上帝存在而人们不信，则会受到严重惩罚；如果上帝不存在而人们相信，则只是生活稍有不便。所以，相较而言，对于上帝是否存在模糊信念的人来说，选择信上帝的方案更为稳妥。他据此判定，许多人起初信仰上帝可能是基于理性的模糊规避考虑，后来借助于潜心诚意的基督徒生活，逐渐转变成了真心相信上帝，而忘记了当初的理性考虑。
通常情况下，对于模糊事件，人们会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框架或理论来解释其中幻想存在的所谓规律性，从而在无意中夸大人类意图和行动的作用。例如，人们习惯于以非此即彼的方式理解模糊情况，将其看成是要么确定出现或确定不出现的事件，在事务繁多、身体疲劳致使大脑无暇仔细考虑时，情况就更是如此。结果为了便于操作，人们会专断地将一切都做简单化处理，把问题极端化为非黑即白、非对即错，没有中间过渡状态；按照自己熟悉的、知道怎样处理的框架将人和事物归类；故意搁置问题，拖延决策时间。
措施对策
面对不确定性环境，决策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底线原则，这就需要综合考虑决策可能的风险成本、成功可能及或然性、可能获益。此时要更关注失败是否可以承受，而非成功多么令人心动。管理不是赌博，不是下注之后的被动等待，而是做出成本投入的承诺、接受可能存在的风险后，竭尽全力采取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张瑞敏曾谈到，市场千变万化，政策、环境因素又不可控，企业家必须得有一定的坚持。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海尔圈下地开始建设工业园；但不久政策有变，所有银行都不贷款。当时工业园预计要投资15亿元，仅挖地基就投入了2亿，但海尔账面上只有8000万。万一失败，后果将不可想象；但就在最危急的时候，张瑞敏也没有怀疑做得不对，而是坚持下来。后来中国发展股市，青岛海尔在上海上市，筹到了4亿资金，盘活了僵局。
对于不确定性，人们不应只听本能呼唤而采取被动规避做法，而需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迎接并利用它。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看似科学或不那么科学的实践做法，例如，市场通过期货价格等引导预期，以增加未来确定性；古人以烧牛骨、龟壳等看似迷信的占卜算卦方法，决定是否出门狩猎、下海捕鱼等活动，以对付不可预测性所带来的决策压力。这些看似非理性做法，实际上却真正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智慧。例如，在决定狩猎方向时，采取更具随机性的占卜法可消除依赖经验或权威决策可能出现的路径依赖，更有利于生态平衡与捕猎效果优化；渔民在出海前通过烧盐听声的方法来决定未来行动，实际上则是在利用大气湿度与未来气象状况的内在联系进行天气预报。
总之，从决策逻辑看，面对不确定变化，考虑到社会互动性，若以变化应变化，也许更易使得最终事态发展与可能结果完全超出人们的可能预期，在客观上起着进一步加剧波动振荡的作用。所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变化，最有效的对策是以不变应万变，例如，既不要受市场偶发的需求剧增所诱惑，马上加大投资扩大产能，也不要因市场一时状况变糟而放弃，迅速进行大裁员以收缩战线。这就是，更多地采取短期看似吃亏而长期有益的战略措施，加强自律，面对诱惑不冒进，遭遇逆境不放弃；小步前进，持之以恒，不断改进，在总结积累经验基础上重视创新突破；坚守底线，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关注实效以求可持续盈利与发展。对此，吉姆·柯林斯与莫顿·汉森在其《选择卓越》（Great by Chioce）一书中，通过对于乱局生存现实案例的剖析，给出了相似的结论。
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篇7
在青龙县山区, 因土地紧张, 当地居民建房时选择“开山”的方式, 即在山脚选一块向阳的地方, 将山坡坡脚开挖一部分, 人工造一块平地建房。以前机械施工不发达多采用人工削坡的方式, 为了容易施工, 一般选择在第四系较厚的山坡坡脚开挖, 因此形成了较多的土质崩塌隐患点。
居民根据经验, 同时也为了安全, 建房开挖的山坡, 多选择表观土质多为密实-较密实的碎石土, 一般坡洪积堆积物较多, 分层不明显, 有时出现薄层夹层, 但是层与层之间分界线不明显, 相与咬合紧密, 因此在稳定性分析时作为单层土体 (均质) 进行建模分析。
在青龙县朱杖子乡根据野外现场调查, 村民开挖山脚形成的临空面多近直立, 坡高一般小于8m (房屋一般高5.5m) , 坡度多大于65°, 因土层密实, 透水性差, 而且土层内部一般没有软弱夹层, 临空面一般不出露基岩, 坡面一般无泉眼出现。稳定性分析时采用厚层土体进行建模分析。在雨季, 因临空面的存在, 坡顶靠近临空面的位置易出现小型张拉裂缝, 而雨水的灌入进一步加剧张拉裂缝的发育, 最终的结果是临空面上部发生土体滑塌。因无明显的软弱结构面存在, 而且破裂面多为垂直方向, 因此定性为崩塌。发生崩塌时, 顶部塌落的范围水平方向多在1m以内, 少数达到1.5-2.0m, 规模较小, 但是现场调查临空面与居民房屋多紧邻, 一般小于2.0m, 因此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
2 稳定性分析
土质崩塌稳定性分析中, 破裂面的寻找多按滑坡的稳定性分析时滑面的寻找方法。本次稳定性分析用的是理正边坡稳定性分析软件, 在建模时选取的模型为“等厚土层土坡稳定性分析”;滑面 (破裂面) 选取为“自动搜索最危险滑裂面”方式;滑裂面形状选取两种方式进行分析, 圆弧滑动法和直线滑动法;圆弧滑动法计算时采用的是瑞典条分法。本次分析对象坡体 (崩塌体) 的高度较小, 一般小于8m, 土层较简单, 根据勘查取得的坡体参数进行建模分析:
(1) 圆弧滑动法分析结果
最不利滑动面:
滑动圆心= (-6.600, 10.480) (m)
滑动半径=12.385 (m)
滑动安全系数=1.039
最危险滑动面距坡顶前缘2.42m
(2) 直线滑动法分析结果
计算结果:
最不利破裂面:
定位高度:0.000 (m)
破裂面仰角:52.000 (度)
安全系数=1.071
最不利破裂面距坡顶前缘2.61m
3 结论
均质土层崩塌稳定性分析中, 采用自动搜索最危险滑裂面方式, 滑裂形状选取为圆弧形或是直线形, 对最终滑裂面的位置影响较小, 但是圆弧滑动法分析时安全系数较低, 直线滑动法分析时安全系数较高, 一般采用圆弧滑动法分析结果进行崩塌体的稳定性评价。
参考文献
[1]张艳春, 刘亚军.青龙满族自治县吕家沟村泥石流勘查报告[R].河北省地矿局秦皇岛资源环境勘查院, 2012.
[2]胡厚田.崩塌与落石[M].中国铁道出版社, 1989年.
[3]殷跃平.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崩塌与落石[M].地质出版社, 2010年.
[4]武强, 刘伏昌, 李铎.矿山环境研究理论与实践[M].地质出版社5, 2005年.
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篇8
核电自诞生之日起,其安全性、可靠性与可用性就倍受瞩目。由于核电厂规模较大,工艺系统十分复杂,同时由于运行疲劳、人因失误、多重事件等原因,核电厂存在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发生严重事故。尽管核电厂发生严重事故的概率极低,但是一旦发生,就有可能导致堆芯熔化,并造成放射性裂变产物的大量释放。这不仅威胁到安全壳的完整性,甚至对环境产生放射性污染。例如,美国三哩岛核电厂事故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重事故研究一直是核安全领域的重点课题。
严重事故发生后,安全壳内的环境条件直接影响到各种缓解设备的运行情况,而缓解设备的可运行状况将影响事故后果。因此确定严重事故下安全壳内的环境极为重要。传统的方法根据工程经验和定性分析,确定将导致最严重的安全壳环境的序列进行分析。然后取某一特定时间(如,1天、3天)下,安全壳最恶劣的环境参数作为严重事故下所需设备的环境条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缓解设备在不同的严重事故的各个阶段都需要使用。比如快速卸压系统在LLOCA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并且在其他序列下封头失效后也不再需要,因此如果采用LLOCA下的环境参数作为快速卸压阀系统的环境条件,就并不合适。因此依此确定的环境参数虽然有可能包络所有的情况,但是经济性太差。
为了能合理且保守的确定严重事故下安全壳内的环境条件,可以通过以下两步完成,首先分阶段确定不同设备的使用情况,然而采用概率的方法确定不同阶段下安全壳内的环境条件。本文仅分析第二步的工作。
按照概率方法确定安全壳的环境条件,需要对核电厂所有的严重事故序列进行分析。但核电厂有可能导致严重事故的序列众多,因此要对每一个序列逐个进行分析计算是不太可能。所以本文采取工程判断、国际经验和概率安全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所需分析的严重事故序列。从而得到严重事故发生后,各时间段安全壳环境的概率分布情况。但本文仅分析事故发生后1天时的安全壳环境的概率分布情况。
2 分析序列的确定
核电厂1级PSA(内部事件,功率运行)总共分析了多类始发事件,其中导致堆芯损伤(CD)的序列共有约400个。为了尽可能涵盖核电厂有可能发生的严重事故,因此选取总CDF贡献超过95%的50个序列。
基于国际经验和工程判断再增加以下6个严重事故典型性序列:
1)SBO:辅助给水失效;
2)SGTR:辅助给水和安注失效;
3)SLOCA:安注失效;
4)SLOCA:安注有效,安注再循环失效;
5)LLOCA:安注失效;
6)LLOCA:安注有效,安注再循环失效。
但即使对的总CDF贡献超过95%的序列逐个进行分析,其分析工程量依然过大。为此,将这些序列根据进程的相似性归并为12个。
3 严重事故序列分析及结果
本节对由上节方法所确定的12个序列采用计算机进行计算分析,得到不同时间的安全壳各房间的温度和压力。虽然分析没有涵盖全部范围,但是考虑到范围已经很广,因此假设没有分析的区间,其各种分布与所分析的部分相同。
分析表明,在堆芯注水和安全壳喷淋无效的情况下,发生严重事故后1天时安全壳压力低于0.202MPa的可能性为50%,低于0.211MPa的可能性为90%,低于0.236MPa的可能性为95%。在堆芯注水和安全壳喷淋无效的情况下,发生严重事故后1天时设备室温度低于132℃的可能性为50%,低于140.8℃的可能性为90%,低于141.9℃的可能性为95%。在堆芯注水和安全壳喷淋无效的情况下,发生严重事故后1天时环廊温度低于118.5℃的可能性为50%,低于124.1℃的可能性为90%,低于126.2℃的可能性为95%。其在堆芯注水和安全壳喷淋无效的情况下,发生严重事故后1天时大厅温度低于125.2℃的可能性为50%,低于132.6℃的可能性为90%,低于134.7℃的可能性为95%。在堆芯注水和安全壳喷淋无效的情况下,发生严重事故后1天时中子测量室温度低于96.7℃的可能性为50%,低于112.9℃的可能性为90%,低于114.4℃的可能性为95%。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仅考虑1级PSA(内部事件,功率运行),在堆腔注水和安全壳喷淋无效的情况下,安全壳压力和各主要房间的温度。若只考虑包络50%的严重事故序列后果,则安全壳压力、设备室温度、环廊温度、大厅温度和中子测量室温度比各极限条件分别低0.38bar、14.7℃、11.5℃、13.8℃和21.3℃。若考虑包络90%的严重事故序列后果,则安全壳压力、设备室温度、环廊温度、大厅温度和中子测量室温度比各极限条件分别低0.29bar、6.2℃、5.9℃、6.4℃和5.1℃。若考虑包络95%的严重事故序列后果,则安全壳压力、设备室温度、环廊温度、大厅温度和中子测量室温度比各极限条件分别低0.04bar、5.1℃、3.8℃、4.3℃和3.6℃。
虽然采用本分析方法比传统分析方法所需的工作量增加很多,但是对设备要求有所降低。因此,这种分析方法还是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摘要：本文采用概率方法确定严重事故下安全壳内的环境条件。从而降低了对严重事故下所需设备的要求,使得设备的设计和采购更灵活,并具有一定的经济性。
关键词：概率,严重事故,环境条件
参考文献
[1]林诚格,赵瑞昌,刘志弢.安全壳在事故情况下的完整性分析[J].核科学与工程,2010(2).
[2]李京喜,黄高峰,曹学武.核电厂严重事故下安全壳通风导致放射性后果的快速评价[J].原子能科学技术,2010(7).
[3]申森.CANDU堆核电厂严重事故分析研究[J].核动力工程,2003(S2).
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篇9
一、大气环保设施工作原理
1. 石灰石-石膏法脱硫系统工作原理
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工艺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技术最成熟的脱硫技术。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系统 (即脱硫岛或称FGD系统) 是一个完整的工艺系统, 一般分成以下几个分系统:烟气系统、SO2吸收系统、脱硫剂制备系统、石膏脱水系统、废水处理系统、事故浆液系统和辅助系统等。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工艺采用价廉易得的石灰石作为脱硫吸收剂, 石灰石经破碎磨细成粉状与水混合搅拌制成吸收浆液, 也可直接用湿式球磨机将20 mm左右的石灰石磨制成吸收浆液。在吸收塔内, 吸收浆液与烟气接触混合, 烟气中的SO2与浆液中的碳酸钙以及鼓入的氧化空气进行化学反应而被脱除, 最终反应产物为脱硫石膏。系统中的石膏浆液经排出泵抽出打入石膏脱水系统, 脱水后回收成品石膏, 同时借此维持吸收塔内浆液密度。脱硫后的烟气经除雾器除去夹带的细小液滴排入烟囱。脱硫系统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2. 静电除尘器工作原理
静电除尘器是利用高压电源产生的强电场使气体分离, 即通过产生电晕放电, 进而使悬浮尘粒荷电, 并在电场力的作用下, 将悬浮尘粒从气体中分离出来的除尘装置。接地金属圆管称为收尘极, 与直流高压电源输出端相连的金属线称为电晕极。电晕极置于圆管的中心, 靠下端的重锤张紧。在两个曲率半径相差较大的电晕极和收尘极之间施加足够高的直流电压, 两极之间便产生极不均匀的强电场, 电晕极附近的电场强度最高, 使电晕极周围的气体电离, 即产生电晕放电, 电压越高, 电晕放电越强烈。在电晕区气体分离生成大量自由电子和正离子, 在电晕外区 (低场强区) 由于自由电子动能的降低, 不足以使气体发生碰撞电离而附着在气体分子上形成大量负离子。当含尘气体从除尘器下部进气管被引入电场后, 电晕区的正离子和电晕外区的负离子与尘粒碰撞并附着其上, 实现了尘粒的荷电。荷电尘粒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向电极性相反的电极运动, 并沉积在电极表面, 当电极表面上的粉尘沉积到一定厚度后, 通过机械振打等手段将电极上的粉尘捕集下来, 从下部灰斗排出, 而净化后的气体从除尘器上部出气管排出, 从而达到净化含尘气体的目的。静电除尘器的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 静电除尘器结构透视如图3所示。
二、大气环保设施运行效果及其在非正常工况下的运行效果
1. 石灰石-石膏法脱硫系统脱硫效率及其在非正常工况下的脱硫效率
根据环发[2002]26号《燃煤二氧化硫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中规定:电厂锅炉烟气脱硫的技术路线是“大容量机组 (≥200 MW) 的电厂锅炉建设烟气脱硫设施时, 宜优先考虑采用湿式石灰石-石膏法工艺, 脱硫率应保证在90%以上……”。正常工况下, 湿式石灰石-石膏法工艺的设计脱硫效率可达到95%以上[3]。
与此同时, 环境保护部于2010年2月颁布的环境保护技术文件《燃煤电厂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 (HJ-BAT-001) 也指出:石灰石-石膏法脱硫技术适应性强, 对煤种、负荷变化均具有较强的适应性;适用于大容量机组和高浓度SO2的烟气脱硫。在钙硫物质的量比在1.02~1.05, 循环液p H值在5.0~6.0时, 脱硫效率一般可达95%以上[4]。
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环办[2010]91号《关于火电企业脱硫设施旁路烟道挡板实施铅封的通知》, 要求所有新建燃煤机组不得设置脱硫旁路烟道。因此在不设置脱硫旁路烟道的情况下, 脱硫系统中喷淋系统及循环泵发生故障时, 需停运电厂进行检修。
因此, 在电厂的环评报告中不考虑脱硫系统非正常工况下的大气环境影响 (在现有已通过国家环保部环境评估中心审查的电厂环评报告中均不考虑脱硫系统发生故障情况下的环境影响) [5]。
2. 静电除尘器的除尘效果及其在非正常工况下的除尘效率
多电场的电除尘器, 虽然每个电场的结构和收尘面积相同, 但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每个电场通道的气流分布、烟尘浓度、烟尘粒径、漏风率不一样, 导致每个电场的除尘效率有所不同。根据电除尘器捕捉烟尘的机理, 一般情况下电厂含尘烟气流经电除尘器时, 沿烟气流向烟尘浓度逐渐降低, 粉尘粒度也逐渐变细。在电除尘器每个电场均运行正常情况下, 一电场所收集灰的粒度相对较大, 灰量也多, 占全部收集灰量约80%, 然后按电场序号迅速递减, 三、四电场收集的灰量仅占全部灰量约4%。双室四电场的除尘效率一般为99.6%~99.8%[2]。
现有电厂大部分为双室四电场静电除尘器, 影响静电除尘器除尘效率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除尘器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如极板、极线变形造成极间距不均匀、电除尘器内气流分布不均匀、设备漏风等因素, 造成除尘效率降低。
(2) 烟气性质的影响。如烟尘浓度增加、烟气中的水分过大、粉尘比电阻过高等因素, 造成除尘效率降低。
(3) 运行操作因素的影响。振打强度不够或振打故障、灰斗卸灰方式不合理、电晕线肥大、阴阳极热膨胀不均及引风机调节造成烟气分布不均等因素, 造成除尘效率降低。
(4) 静电除尘器设备检修, 造成除尘效率降低。
除尘器内部结构的不合理、烟气性质的影响、运行操作因素的影响均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 通过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处理, 不会对除尘效果产生大的影响。但在除尘器设备检修时对除尘器的除尘效果将产生明显影响, 一般双室四电场的设备检修时最多停运2个电场。双室四电场最低保证除尘效率为99.6%, 当只有两个电场运行时, 其除尘效率将降低至96%, 附加脱硫除尘效率为50%, 合计为98%。
3. 运行实例
以某热电厂工程的污染物源强、地形参数及气象数据为依据, 利用EIAPro A2008 VER1.1大气环评专业辅助软件, 计算非正常工况下二氧化硫及烟尘的大气环境影响。
(1) 源强
根据拟建设项目设计数据, 环境空气污染源强数据见表1。
由表1中数据可知, 拟建项目的二氧化硫排放浓度为78.9 mg/m3, 烟尘排放浓度为28.5 mg/m3, 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中SO2排放浓度小于100 mg/m3、烟尘排放浓度小于30mg/m3的要求[1]。
非正常工况下二氧化硫及烟尘排放情况, 即静电除尘器部分失效 (二电场运行) 。除尘效率为98%的情况下污染物排放情况, 本工程非正常工况下废气排放情况, 见表2。
由表2数据可知, 在除尘效率为98%的情况下, 锅炉烟尘排放浓度为683.7 mg/m3, 超标倍数为21.8, 远远超过《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中烟尘排放浓度小于30 mg/m3的要求。
(2)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
将污染物的源强数据、地形参数及气象条件输入EIAPro A2008软件中,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HJ2.2-2008) 的要求, 计算出全年逐时小时气象条件下,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的最大地面小时浓度和评级范围内最大地面小时浓度。
注:污染物小时、日均落地浓度预测时均不考虑SO2扩散中的衰减、NO2的化学反应的影响。
(1) 预测参数
预测模式采用AERMOD, 以拟建项目烟囱为原点 (0, 0) , 预测各计算点 (环境空气关心点、网格点和区域最大地面浓度点) 污染物 (SO2、NO2、PM10) 的地面浓度值。模式计算时选取的参数见表3。
本工程大气污染物预测模式参数选取见表4。
本工程地面气象资料以新疆气象科技服务中心提供的距离本工程最近的吉木萨尔县气象站2008年全年逐日逐时地面风向、风速、干球温度和逐日定时地云量 (总云量、低云量) 为基础, 对云量进行插值逐时并转换为8分制云量数据。以整理后的逐日逐时的风向、风速、干球温度和云量数据为本次预测的气象条件。
本工程高空气象探测数据由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环境质量模拟重点实验室提供评价区域内的采用中尺度数值模式 (MM5) 模拟的50 km内的格点气象资料。高空探测数据为评价区域内2008年全年每天8时、20时两次的高空探测数据, 主要包括:探空数据层数、气压、离地高度、干球温度等气象数据。MM5模拟高空气象资料的格点参数见表5。
(2) 环境空气污染物浓度预测结果
a.非正常工况下最大地面小时浓度
非正常工况排放时, 典型小时气象条件下将评价范围内的所有网格点的P M10、SO2的1 h预测值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序, 见表6。
由表6可知, 非正常工况排放时, 典型小时气象条件下本工程PM10最大地面小时浓度在二电场工况下低于二级标准限值 (由于标准中无PM10小时浓度限值, 按照日均浓度的3倍计算, 小时浓度限值取0.45 mg/m3) , 最大小时浓度值为0.1492 mg/m3, 占相应标准的33.16%。
b.关心点最大地面小时浓度
非正常工况排放时, 典型小时气象条件下各关心点污染物最大地面浓度预测见表7。
由表7可知, 非正常工况排放时, 典型小时气象条件下各关心点PM10在二电场工况下最大地面浓度均低于二级标准限值 (由于标准中无PM10小时浓度限值, 按照日均浓度的3倍计算, 小时浓度限值取0.45mg/m3) , 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监测点浓度低于一级标准限值 (小时浓度限值取0.15 mg/m3) 。两电场工况下关心点中PM10最大地面小时浓度出现在五彩湾服务区, 最大小时浓度值为0.028 229 mg/m3, 占二级标准 (0.45 mg/m3) 的6.27%。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PM10小时浓度为0.026 534 mg/m3, 占一级标准 (0.15 mg/m3) 的17.69%。
综上所述, 发生非正常工况排放时, PM10对区域的空气影响较正常工况时有所增加, 占标率较高, 因此必须加强脱硫及除尘设备的日常检查和维修, 避免事故排放的发生。
三、结论
综上所述, 在电厂的除尘及脱硫系统非正常工况下的大气环境影响分析中, 除尘系统发生故障, 其最低除尘效率为98%;脱硫系统由于不设置旁路烟道, 不考虑非正常工况下的大气环境影响。从运行实例可以看出, 发生非正常工况排放时, PM10地面最大小时浓度及各关心点的污染物最大地面小时浓度较正常工况有明显的增加, 因此必须加强脱硫及除尘设备的日常检查和维修, 避免事故排放的发生。
PM10对区域的空气影响较正常工况时有所增加, 占标率较高, 因此必须加强脱硫及除尘设备的日常检查和维修, 避免事故排放的发生。本次科标性对其他项目的非正常工况污染物源强确定及大气环境影响预测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1]GB13223-2001,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S].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1.
[2]金国淼.除尘设备[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2.
[3]郭东明.脱硫工程技术与设备[M].北京:化工工业出版社, 2007.
[4]梁坤, 孙燕青.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技术问题及脱硫效率探讨[J].内蒙古石油化工, 2010, 36 (3) :95～96.
环境不确定性与成本管理质量 篇10
1 环境不确定性对成本管理质量的影响
1.1 环境多变降低效率效果
当前,在外部环境不可预测下,成本管理存在着环境多变降低效率效果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变化迅速难以应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一个动态环境,各构成要素并非一成不变,像外汇汇率、市场利率、服务价格、产品需求等要素变动迅速,而优惠政策、政治格局、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要素变化缓慢。环境因素的迅速变化让企业“措手不及”,缺少充足的时间去开展成本调整、成本核算、成本分析等工作,成本管理质量大幅下降。第二,变化频繁加重负担。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部分公司应对能力较强,反应迅速,能及时地根据环境变化对成本管理做出相应的调整,但部分环境因素变化相当频繁,例如汇率的上下波动、价格的不断变化、需求的与时俱进,导致企业在做出应对措施后又面临再一次的变化,成本管理工作接踵而至,效率效果受到严重影响。
1.2 预见性低加大了控制难度
其一,环境变化难以预见。像季节气候、技术革新、客户需求等外部环境因素,能够通过有效的预测机制预见,但市场供应关系、外汇汇率兑换、法律法规约束等变化是难以预见的,而且这种变化一般是不能扭转的。难以预见的环境变化使企业在开展成本规划、成本核算、成本控制和业绩评价时,不能有效预测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导致成本管理质量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其二,缺失健全的环境预测机制。虽然优惠政策变化、市场利率波动、地区政局动荡等因素难以预见,但并不意味着不能预见,例如客户消费心理、产品技术创新、原料成本费用的未来发展趋势,就可以通过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有效预测。然而,多数企业缺失完善的环境预测机制,实地调研不到位,数据分析不科学,预测指标不合理,导致建立的环境预测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1.3 因素复杂影响成本管理
首先,成本规划缺乏可行性。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技术环境,环境要素繁杂众多,部分企业在评估环境时顾此失彼,忽略了影响成本管理的关键因素,导致成本管理重点确定错误,成本控制战略规划不详,核算精度标准设立不当,成本规划缺乏一定的可行性。其次,成本核算不精准。企业需要将各种耗费按照一定的对象进行分配和归集,为成本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但由于原料价格、人工成本、会计制度等多要素的综合影响,企业经常遇到核算方法不合适、成本分配不合理、费用归集不到位等问题,无法为成本管理提供真实的成本资料。最后,成本控制不到位。企业开展成本控制,需要对各种影响成本的因素和条件采取预防和调节措施,但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各种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企业根本无法控制所有因素,纠正偏差、批量采购、定额控制等程序执行不力,成本控制达不到预期效果。
1.4 内部变化增加不确定性
内部环境是有利于保证企业正常运行并实现战略目标的内部条件和内部氛围的总和,由企业文化、物质基础、组织结构、企业家精神四方面要素构成,与外部环境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虽然相比外部环境的复杂和多变而言,企业内部环境构成要素较简单稳定,能够有效预见内部变化,不确定性较低,但这只是针对经营业务单一、员工结构稳定、组织框架简单的部分企业。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大多数企业的经营业务、员工结构、组织框架等要素并不是静止不动,内部环境也处于不稳定状态,内外环境的双重变化势必会加大成本管理难度,例如:财务人员的突然离职加上劳务市场的人才短缺,导致成本管理缺失执行主体,相关工作衔接不上,成本管理质量必然大幅度下降。
2 基于环境不确定性提高成本管理质量的对策
2.1 增强企业应对能力,优化管理效率效果
为了提高成本管理质量,必须加强环境不确定性管理,增强企业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提高成本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其一,立足国际宏观环境,时刻注意外部环境动态,重点关注市场利率、优惠政策、政治格局等不可逆转性的变化,提高企业对宏观环境的觉察力,以便及时适应环境变化并做出相应决策。其二,建立健全财务管理体系,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设置财务部门和财会岗位,优化成本管理环境,增强企业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应对能力,从而提高成本管理质量。
2.2 健全风险预警机制,提高环境可预见性
健全风险预警机制,提高环境可预测性,有效保障成本管理质量,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针对性地监测环境。为了有效预见环境变化,企业应当设置环境监测岗位,制定环境因素的预见性等级,对不同等级环境因素采取不同监测措施,尽可能地预测外部环境变化。另一方面,健全环境预测机制。根据企业自身实际情况,科学设立预测指标,合理开展实地调研,获取可靠原始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后续统计分析,为成本管理质量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支撑。
2.3 加强成本动因分析,合理控制外部因素
首先,根据产品技术、行业特征、客户群体等情况,按照环境变化对企业的影响程度,对各环境要素进行重要性评估,从低到高依次将环境要素纳入成本规划,确定成本管理重点,制定详细的控制战略,设立精准的核算标准。其次,深入了解分步法、分批法、品种法、分类法以及作业成本法,谨慎选择成本核算方法,合理分配成本费用,依照动因归集费用,确保成本核算能为成本管理提供真实的成本资料。最后,严格执行成本规划,实施动态监督管理,及时发现成本差异,有效实行纠偏措施,达到管理预期效果,促进成本管理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2.4 控制内部环境变化,助力企业成本管理
内部环境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是制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必须控制内部环境变化,营造稳定的组织环境,降低环境不确定性,为成本管理质量的提升创造动力。在内部环境这样一个有机整体中,企业需重点控制作为内部硬环境的组织结构和物质基础,完善人力资源管理,防止企业员工流失,确保成本管理执行主体的稳定;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在不同阶段应关注不同的内部环境要素,发展期重点控制资源配置和人才流动,成熟期则控制费用支出和组织框架,降低内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而提高成本管理质量。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环境不确定性对成本管理质量的负作用逐渐显现,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本文基于环境不确定性,以复杂性和动态性两个维度为中心,从应对能力、预警机制、动因分析、内部环境四个方面,加强企业成本管理,提高成本管理质量,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限于笔者理论和实务的局限,所探讨的环境不确定性与成本管理质量难免有所偏颇,希望能够对相关企业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苗雨君.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6(1).
不确定环境中的应对之道 篇11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去年净利润同比下滑16.88％，今年一季度同比下滑25.81％，但环比却出现450％的增幅，这意味着国家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已经产生了积极成效。
悲观者认为，经过半年多的连续上涨，多数个股股价已经充分反应了当前的政策预期及流动性充裕状况，股指的上涨阻力增大。创业板推出和IPO开闸的预期升温，都将极大地制约今后行情的发展。
乐观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的复苏迹象，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开始显效。1-4月快速扩张的信贷，将有相当部分转化为二、三季度的新增投资，最近国务院决定降低大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这都意味着政府正在进一步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在良好的宏观大背景下，虽然短期市场因反弹幅度较大面临一定的估值压力，但大市值蓝筹品种整体在本轮反弹中涨幅并不大，仍具备估值吸引力，未来行情仍有持续空间。
其实，本轮行情的运行，体现出政策预期与资金推动相互交织的鲜明特征。从中期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消化过剩产能和产业升级的问题，是外需向内需转化的问题。
一季度，我国重点商品出口总额2803.2亿美元，同比降20.27％。同时国内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相对上年同期有所下滑，购买能力明显下降。去年以来一直备受关注的“去库存化”，充分反映了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企业库存削减之后，不代表经济企稳就会到来。
结合市场来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上市公司业绩和经济资金面发生大变的可能性都不大，期待经济步入高增长、股市进入业绩和资金双轮驱动的黄金时期或许过早。但政府的扩张政策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资金面对股市的支持应该还会持续，资金面和业绩双双衰退的阶段也已经过去。
因此，市场很可能会随着经济复苏进入新的不确定时期而经历反复的震荡。今年的市场仍会是资金而非业绩驱动的行情，未来政策刺激的热点可能会成为未来行情中的突出表现者。
如果2009年4月份经济数据低于市场预期，则出台新的经济政策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加大。政府下一步计划集中刺激的消费领域将是两个层面：居民个人消费和国家消费。
从居民个人消费角度看，中国的老百姓具备潜在的巨大购买力。截至2008年底，全国居民储蓄超过21万亿元人民币。同时，由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消费需求是足够的。中国老百姓有购买需要，同时又具备购买力，不消费的根源在于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太高。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医疗、养老、教育都成为需要巨大花费的领域。释放内需的治本之源是首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就要求首先启动国家消费——完善社保体系，这也是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但社保体系的完善非朝夕之功，需要长期不间断的推动改革。
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篇12
一、环境不确定性概述
对于环境的不确定性, 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为环境的最主要的特征。其中, Ducan (1972) 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是衡量组织所处环境的重要变量, 对于解释组织状态具有重要作用。Miles和Snow (1978) 则提出环境不确定性来源于企业对其所处环境的不可知性, 而这种不可知性对企业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Priera (2002) 则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 环境不确定性是指企业对所面临环境中的不可预知的变化因素。综上所述,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而影响的产生根源于环境的不可预知性, 环境不确定性是解释组织所处运营环境特征的重要因素。Govindarajan (1984) 指出, 由于企业的竞争对手、客户和相关监管部门等组织环境影响主体行为无法精准预料, 企业运营环境始终存在不确定性。
二、财务柔性概述
对于财务柔性的概念, 国内外学者的看法差异较大。国外学者中, Heath (1978) 较早提出财务柔性是指企业采取措施以解除其所需现金支出超过现金流入窘境的一种能力。Higgins (1992) 则认为, 企业柔性财务是指企业能为企业运营提供低成本资金的能力。Graham和Harvey (2001) 提出, 财务柔性是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能为企业扩张提供财务支持或缩减企业运营所需承担的资金利息偿付义务的能力。最具代表性的当属Deangelo等 (2007) 提出的观点, 财务柔性是使得企业能够更方便进入资本市场以满足未来出乎意料的盈余下降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遇出现时所引发的资金需求。
国内学者对企业财务柔性的研究则主要分成两个视角, 一个视角同国外学者看法大致相同, 如姜英冰 (2002) 、葛家樹和占美松 (2008) 以及曾爱民 (2011) 等提出的观点主要侧重于企业财务对于企业运营资金的需求满足和供给上。另一个视角则主要从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企业财务战略活动的整体出发, 侧重于以整体观来探究企业财务活动的系统柔性。如赵华 (2010) 则认为企业财务柔性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为实现其财务战略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活动。
三、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财务柔性的关系
环境资源论认为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根源于企业对于关键环境资源的控制缺乏, 而对关键环境资源的控制缺乏将会加剧信息不对称性, 且该风险并不能被分散 (Easley, 2004) 。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财务柔性关系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企业财务管理风险
企业都是处在一定的战略环境中的, 其发展离不开对企业内部和外部资源的综合利用与优化配置。企业的内部资源尚且可控, 外部资源 (包括外部环境资源) 却充满着不可控因素,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作为企业整体经营系统的子系统的财务系统, 也同样面临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管理风险。首先, 从财务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 由于缺乏对外部环境的精准预测, 环境的不可测性加大了企业经营决策制定的难度, 企业只有被动地通过频繁更改财务计划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势必增加企业财务管理的风险程度。其次, 从信息的不对称性来说, 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了财务管理所需的信息不对称, 由此企业所作的财务管理决策可能并不能适应企业运营所需, 由此带来更大的经营风险。最后, 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债权人搜集被投资企业财务状况信息的成本, 而信息评估者可能因环境的不确定性而给出更为保守的评估, 既不利于投资者的决策, 也不利于企业发展融资。
(二) 财务柔性是企业在环境不确定性下的必然选择
无论从企业经营决策制定需求, 还是从信息传递和企业融资需求来看, 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确实会使企业财务管理的风险增高。面对错综复杂的财务管理环境, 如何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节奏, 保证企业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及时获得低成本的资金筹集才是制胜之关键。财务柔性正是企业面对经济发展形势严峻、不确定环境因素倍增、企业财务管理决策日益艰难的重要选择。良好的财务柔性可以使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兼具灵活与抗风险性, 使企业能在变化多端的环境中迅速且低成本地进行财务调整和财务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可见, 面对财务管理风险剧增的形势, 企业需要建立以财务柔性为核心的财务管理体系, 财务柔性是企业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和积极应对的必然选择。
四、基于财务柔性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构建
(一) 增强企业财务管理的战略柔性
财务战略管理是既定企业战略在财务管理领域的具体应用和延伸, 是对企业资源进行长远性和全局性的规划和配置。在环境不确定性剧增的情况下, 企业需要在财务战略的抉择、实施与控制、以及计量和评价中更多地考虑战略的灵活性和应变性, 增加柔性财务资源。
(二) 制定适当现金持有比率
广义的现金是指包括库存现款和变现能力强的各种银行存款及流通证券等, 现金因其流动性强, 其持有量是作为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和应变能力重要指标。制定适当的现金持有比率, 有利于快速组织现金流量及流速以应对偶然发生的资金需求和投资需求, 提高企业的财务柔性。
(三) 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关系, 是企业一定时期筹资组合的结果。资本结构一般可分为债务成本和股权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优化资本结构是指通过优化长期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的比例和结构, 在财务稳健的前提下, 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企业资金使用成本, 充分利用财务杠杆, 提高企业资金收益率。当前处于整个经济不景气时期, 企业的债务状况往往不为立项, 企业应当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形势、市场竞争强度和环境的不确定性, 调整和优化其资本结构, 适当调整负债水平, 资产保持适当的流动, 提高资产的弹性和柔性, 以使企业价值实现最大化的目标。
(四) 完善资产配置机制
资产配置是企业投资的重要环节, 对于投资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 完善资产配置机制对于企业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非系统性风险, 消除投资者非必要的投资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实施动态资产配置, 根据资本市场的具体情况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 增加资产配置的灵活性, 加大投资结构调整的弹性, 根据不同环境因素制定实施差异性的投资战略, 以提高企业的财务柔性, 可有效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
五、结束语
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加剧使得企业财务管理面临巨大挑战, 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的不确定性定然就为负面因素。相反, 若能够有效掌握企业所处环境中不确定性带来的信息, 反而能够促使合理利用财务柔性储备为企业扩张或抓住投资机会提供财务支持, 增强企业的面对机会的快速反应能力。构建以企业财务柔性为核心的财务管理体系能够优化财务资源的配置, 加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构建以企业财务柔性为核心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已然成为企业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摘要：我国经济形势的错综复杂加剧了企业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 能否积极适应并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已成为事关企业生死的重要挑战。该文在回顾环境不确定性和财务柔性研究情况的基础上, 深入探究企业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与财务柔性的关系, 最后提出构建以财务柔性为核心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 以此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力。
关键词：环境不确定性,财务柔性,财务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曾爱民, 张纯, 魏志华.金融危机冲击、财务柔性储备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 2013, 04:107-120.
[2]赵华, 张鼎祖.企业财务柔性的本原属性研究[J].会计研究, 2010, 06:62-6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