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弱作用（共7篇）
削弱作用 篇1
内部审计在揭发财务舞弊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由内部审计人员发现的财务舞弊案件不在少数。美国世界通信公司的财务舞弊案件就是由其前任审计经理辛西娅·库伯发现并逐步侦查,确定了其公司内部采用财务舞弊手段进行的38.52亿美金数额的财务造假,随即通知了外部审计毕马威(毕马威当时新近接替安达信成为公司的外部审计)。我国康芝药业系创业板上市公司,2013年4月其前任审计部负责人揭发公司2011-2012年度存在虚增利润、业绩造假、违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虚构交易、隐瞒关联公司等重大违法行为。
一、舞弊和舞弊三角理论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在1993年发布的《内部审计实务标准》中指出,舞弊包含一系列故意的不正当和非法欺骗行为,这种行为是由一个组织外部或内部的人来进行的。我国《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6号——舞弊的预防、检查与报告》(以下简称《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6号》)中所称的舞弊,是指组织内、外人员采用欺骗等违法违规手段,损害或谋取组织经济利益,同时可能为个人带来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舞弊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原因。对于舞弊成因的分析,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创始人,曾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Albrecht教授提出了著名的舞弊三角理论。该理论认为舞弊产生有三个因素,即压力、机会和借口。压力因素,是舞弊者的一种行为动机。机会因素,是指企业舞弊行为能够被掩盖起来不被发现而逃避惩罚的可能性。舞弊之所以存在,客观上是因为存在舞弊的机会,即内部控制存在漏洞。例如,如果存在一个实施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环境,那么被审计单位发生舞弊的概率就会大增。借口因素,是指舞弊者舞弊的合适理由。舞弊者的道德、品质、价值观,会促使其主动犯错,并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借口,使之合理化。产生舞弊的这三个因素之间并不是缺一不可的关系,在任何一种情形下,被审计单位都有可能发生舞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舞弊审计准则SAS No.99中就详细描述了舞弊环境存在的上述三个特征因素,并要求审计人员从这三个方面关注舞弊风险因素。
二、内部审计在舞弊防范中的职能
我国《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6号》规定,建立、健全并有效实施控制,预防、发现及纠正舞弊行为的主要责任在组织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承担协助管理层预防、发现、纠正舞弊行为的职能。防止舞弊的最有效方法是建立健全组织内部控制制度;而保证内部控制系统的恰当性和有效性是内审部门行使该职能的主要手段。
尽管现代内部控制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防止财务报告舞弊,但是,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始终是内部控制的一项基本目标。AICPA(1949)、COSO(1994)、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欧洲中央银行(ECB)以及中国所制定的相关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都将保证财务报表的真实可靠作为内部控制的一项基本目标。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应该能够合理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反之,薄弱的内部控制提供了会计舞弊的机会。
保证内部控制系统的恰当性和有效性,协助健全组织内部控制并予以执行是内审预防舞弊的主要手段。莫茨和夏拉夫在《审计理论结构》中将“令人满意的内部控制系统的存在能排除舞弊行为的或然性”作为审计的一项假设。现代制度基础审计正是基于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减少财务报告舞弊这一前提之上的。因此,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和实施,要能使舞弊行为露出马脚,以防范舞弊。内部审计人员在审查和评价内部控制时,要对可能诱发舞弊的内控缺陷点发表意见,并督促企业修改内部控制程序。
三、通过舞弊审计削弱内部舞弊者的动机
舞弊审计对舞弊具有明显的防范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舞弊审计的双重作用:其一,合理设计、认真实施的舞弊审计程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舞弊行为,从而增大舞弊被揭露的风险,减少了舞弊的机会因素;其二,舞弊审计结束后往往伴随着纪律或法律行动,因而舞弊审计的存在能对组织内舞弊者的作弊动机形成威慑机制。
专门的舞弊审计有两种:一是反馈性舞弊审计,或称为舞弊审核,是指依据法律、犯罪学以及各种雇员舞弊的知识,设计相应的审核程序以证实或解除舞弊怀疑的过程。这种审计一般是经批准就已识别的舞弊怀疑开展调查,确认舞弊事实并出具审计意见。例如,依据检举信息开展舞弊审计。二是前馈性舞弊审计,是指在并未发现舞弊迹象的情况下进行的审计,通常涉及对企业舞弊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在舞弊审计中,内部审计人员应作为信息的收集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业已发生的事件上,寻找与舞弊行为有关的证据,并确定其具体细节、损失的金额及问题的影响范围,而不能事先预计或测算。在舞弊审计过程中,应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审查各种货币资金的真实性、合规性和合法性,关注是否存在多头开户、截留收益和转移收益现象等。例如在对某企业几年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时,发现未分配利润连续几年的数据没有钩稽关系,通过跟踪审计,调查每年留存收益的结构和去向。
2.审查实物资产是否存在虚列和虚增、虚减的现象。例如在对某小企业的审计中发现,仓库存货账面余额巨大,而企业的单位产品价值量相当微小。发现疑点后实施跟踪审计,查明真实情况,以证实是否存在舞弊。
3.审查各种往来账户的真实性、合规性和合法性,审查账户使用的正确性,特别是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关注是否存在利用往来账户转移和调节收益现象。例如,其他应付款账户余额中往往有很多非真实债务。为了应付上级考核,企业有可能隐藏部分利润以备来年之需。如某个部门在财务部门监控之外调用某笔资金,财务部门为了轧平账务而使用该科目。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某些负债的确认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又如,其他应收款账户也可能存在非真实合规的债权。常见的有累年未消化的费用长期挂账、企业资金向外拆借挂账、出资人资金不到位挂账等等。对上述情形,内部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
4.审查财务成本费用账户、权益账户的正确性,审查核算依据、计价和变化的正确性和合理合法性。例如,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多拨工程款、虚报当年投资完成额,事后再将款项从施工单位退回小金库等等。
综上所述,通过设置科学的内部审计程序,关注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和实务中的异常现象,监督企业内部各机构的正常运行,从而可以达到防范舞弊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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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继军,张旺峰.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与管理者舞弊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1(08):141-154.
削弱作用 篇2
钢梁上翼缘通常是铺压型钢板再浇捣混凝土, 故翼缘削弱型节点的研究应考虑楼板的参与组合作用。本文采用着重研究楼板参数的改变对其性能的影响。利用大型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1,2]对其进行数值模拟。
为了能更好的表述考虑组合楼板组合作用的翼缘削弱型节点的受力性能, 节点中其它参数保持不变, 仅改变楼板参数。本文对四种节点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这四种模型分别是:普通纯钢节点A、带翼缘削弱的纯钢节点B、普通组合型节点C、带组合板的翼缘削弱型节点D。其中带组合板的翼缘削弱型节点D的有限元模型如图1-1所示:
2 组合楼板参数对节点性能的影响
翼缘削弱型组合节点与翼缘削弱型纯钢节点受力性能的差异, 主要因为上部楼板的参与, 而使得整个组合板中和轴的位置上移。影响其性能的参数包括混凝土板的有效宽度、厚度、配筋率, 压型钢板的厚度等, 而对中和轴的位置影响较大的是混凝土板的厚度和配筋率, 本文分别就其对节点性能的影响进行分析。
2.1 混凝土板配筋率对翼缘削弱型组合节点性能的影响
2.1.1 配筋率对翼缘削弱型组合节点弯矩-转角曲线的影响
在混凝土板板宽、板厚和压型钢板的厚度一定的情况下, 选取板配筋率分别为0.5%、1%、1.5%、2%和2.5%五种情况进行分析。图1-2给出了正弯矩区和负弯矩区的相应弯矩-转角曲线。
从图1-2可以看出, 随着配筋率的增大, 节点的承载力也在提高, 但是提高的幅度很小, 尤其在配筋率较低时。梁端弯矩值的比较如表1-1所示。正负弯矩区随着配筋率的提高, 承载力提高的幅度差别不大。这种变化规律与普通组合节点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3]。而承载力提高的原因有所差别, 正弯矩区承载力的提高主要是混凝土受压所造成的, 而负弯矩区主要是所配钢筋的影响。
从延性角度来说, 不同配筋率下的翼缘削弱型节点表现出良好的延性, 节点塑性转角均在0.03以上。但是节点的延性却随着配筋率的提高而降低, 在配筋率较小时, 降低较少, 但配筋率超过2%时, 忽然降低很多。因此, 综合考虑延性和承载力的要求, 配筋率最好不要超过2%。
总的来说, 配筋率虽然对节点的承载力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影响不大。因此综合考虑延性和正弯矩区混凝土的受压作用, 在进行翼缘削弱组合节点设计时, 应该恰当地选择配筋率。
2.1.2 配筋率对节点沿梁长度方向Von Mises应力的影响
配筋率对节点沿梁长度方向Von Mises应力的影响如图1-3所示。4个图中的5条曲线接近重合, 说明配筋率对翼缘削弱型节点应力分布的影响不大。
2.2 混凝土板厚的影响
2.2.1 板厚对弯矩-转角曲线的影响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混凝土板的厚度将决定板中配筋的高度, 从而影响负弯矩区整个组合截面中和轴的位置, 同时正弯矩区的承载力也会随混凝土的受压区高度不同而变化。混凝土板的配筋率值固定为1.08%, 板厚分别取80mm, 100mm, 125mm和150mm, 得到的弯矩-转角曲线如图1-4。
在正负弯矩区, 考虑混凝土板的组合作用之后, 节点的承载力均大大提高, 具体数值见表1-2。从表中可以看出, 随着板厚的增加, 承载力在逐渐的提高, 但增加的幅度在板厚较小时较大, 板厚较大时相对较小。对于负弯矩区而言, 此时, 节点的初始线刚度和屈服后的刚度随着板厚的增加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节点的延性却随着板厚的增加而降低, 当混凝土板厚增加到一定数值时, 节点的转动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 从而影响翼缘削弱性能的发挥。这对翼缘削弱型节点来说是不利的, 故板厚的选取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当然, 还要考虑到建筑净空和混凝土楼板自重的影响, 设计中应采用适当的混凝土楼板厚度。文中楼板选取100mm左右延性和承载力效果最好。
2.2.2 不同板厚时梁翼缘沿梁长度方向的Von Mises应力分布
为了考察在塑性阶段, 板厚对翼缘削弱组合应力分布的影响, 统一取负弯矩区节点塑性转角达到0.03rad时的应力值, 见图1-5。
在负弯矩区的下翼缘, 如图1-5 c) 所示, 不同板厚的几条曲线几乎重合, 并且都在翼缘削弱处的应力呈现一条水平线, 说明各种板厚条件下, 翼缘削弱处已经完全屈服, 形成塑性较。而各种板厚的梁端应力差别不大, 均为210左右, 尚未达到屈服强度, 说明翼缘削弱处首先屈服使得梁端应力集中得到有效转移, 板厚对其影响不大。无论板厚如何, 在负弯矩区下翼缘, 翼缘削弱处都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
而在正弯矩区的下翼缘以及负弯矩区的上翼缘, 如图1-5 d) 和a) 所示, 在翼缘削弱处也已经有一个很长的屈服段, 但是还没有在削弱位置完全屈服;越过屈服段, 应力降低较快, 有明显的下降平台;在沿梁长方向越过削弱处, 板厚越小应力值越大, 材料越能发挥其作用。
而在正弯矩区的上翼缘, 如图1-5 b) 所示, 板厚为50mm时, 在翼缘削弱处开始有一段梁端进入了屈服阶段, 板厚80mm时, 在翼缘削弱最大处刚刚开始屈服, 而其它板厚还没有进入屈服阶段。而且板厚越大, 应力最大值越小, 说明当板厚较大时, 在正弯矩区上翼缘, 翼缘削弱完全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总之, 无论板厚多大, 翼缘削弱都能在负弯矩区下翼缘充分发挥其屈服耗能的作用。但是在其它梁段, 尤其是在正弯矩区上翼缘, 混凝土板厚度越大, 越难在翼缘削弱处屈服, 不能发挥翼缘削弱的作用。并且在其它梁段已经进入塑性耗能阶段时, 还处于弹性阶段, 材料性能得不到充分下发挥。所以在翼缘削弱型组合节点中, 虽然混凝土板厚增加, 可以增大节点的承载力, 但是如果增加的板厚过大, 易造成翼缘削弱型节点的削弱性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造成材料不必要的浪费, 故板厚取值要适中。
结论。随着配筋率和混凝土板厚的的增大, 节点的承载力都在逐渐的提高, 板厚与配筋率相比影响相对较大。而节点的延性却随板厚和配筋率的增大而逐渐降低, 尤其是当混凝土的板厚增大到一定程度时, 严重限制了节点的转动, 进而影响了翼缘削弱功能的发挥。故对混凝土板厚和配筋率的选取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摘要：参数改变对带楼板的翼缘削弱型梁柱节点的性能影响。研究了组合楼板配筋率、混凝土板厚度的改变对其承载力、翼缘削弱功能发挥的影响状况。
关键词：翼缘削弱,配筋率,板厚,承载力
参考文献
[1]祝效华, 余志华.ANSYS高级工程有限元分析范例精选[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72～75
[2]刘涛, 杨凤鹏.精通ANSYS.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49～255
网络语言中性别差异的削弱 篇3
美国语言学家Elaine Chaika (1982) 曾把语言形象地比作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 无论在哪个时代, 人们都可以从中窥视出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 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网络语言的出现反映了这一巨大变化。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络语言, 是指网民在网络交际互动时使用的交往语言或称网络交际语言。现在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兴的语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人们的生活。性别差异问题早在17世纪便引起人们的注意, 20世纪70年代初国外一些著名学者对语言中性别差异与性别歧视现象的根源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 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国外的这方面研究, 我通过对网络交际语言的观察发现, 在网络交际语言中性别差异正在逐渐削弱, 针对这一现象, 我从语用及会话等方面论述性别差异在网络语言中削弱, 并分析影响性别差异削弱的因素。
二、网络语言中性别差异的削弱的体现
由于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影响, 语言中的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 在网络语言中性别差异正在逐渐削弱, 因此我从会话的角度来描写网络语言中性别差异的削弱的体现。
(一) 在词汇层面的体现
过去的调查显示, 女性言语的感情色彩重于男性。她们更喜欢使用感叹词 (如“呀”) 、语气词 (如“啊”) 、叹词、夸张词等, 善于使用语言的表现手段和描绘手段, 她们的言语较男性更多地使用形容词和副词的最高级, 女性喜欢用一些没有实在意义的、夸张的形容词, 如“美妙的、很好的、出色的”[1]等, 在称谓上女性比男性更喜欢用尊称, 并且用“他”、“她”和“它”把不同性别的事物区分开来, 男性似乎比女性更爱使用昵称词语来称呼地位相同或较低的异性。
在新的网络语言中, 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和男性都不再使用“啊”、“吧”、“呀”等感叹词或各种形容词、副词, 而是使用各种QQ表情、数字、标点符号等, 如“●”表示开心, “:———”表示吐舌头的鬼脸, “‘O’”表示惊讶, “‘!’”表示赞许, 等等。[2]在称谓上也改变了对“我”的称呼, 常称为“偶”, 也不再仔细区分“它”、“他”和“她”的称呼, 常称为“ta”, 对男性称为“帅哥”, 对女性则称“靓女”等。从这些网络语言中, 人们并没有明显地看到语言的性别差异。
(二) 句式的选择
据过去资料显示, 女性说话更委婉, 更礼貌, 表现在句式上更多地使用疑问句、情态动词等, 这种句型的使用体现出女性交流时缺乏自行、事事不敢断言的特点。与女性相反, 男性说话的语气更直接, 更生硬, 表现在句式上更多地使用陈述句、祈使句等。例如, 英语中要表达“关窗”这个意思时, 男性常说:“Close the window.”或“Please close the window.”, 而女性更倾向于说“Would you close the window?”。[3]
在网络语言中, 女性与男性对句式的选择趋同于一致, 常用陈述句表达自己的意见, 或用祈使句强调语气, 如, “偶木油虾米太远大的理想 (我没有太远大的理想) ”, “小心偶给泥彩色笔 (小心我给你颜色瞧瞧) ”。用一些小短句加符号表达观点, 如“你是??? (你是谁?) ”。用表情符号、数字、标点、缩略语等, 如“886 (再见) , BTW (by the way, 顺便说一句) , 3KS (thanks) ”, 等等。
(三) 在会话结构上的体现
1. 话轮交替。
对话语言指的是通过话轮交替而组成的言语形式 (或类型) 。话轮交替是在对话中说话人和听话人进行角色互换的现象。在以往的有关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中都会提到, 性别因素对话轮交替有影响[5]。支持话轮交替的机制是一套依次选用的规则, 它是仅对会话发挥作用的一种局部支配系统。受支配的最小单位就是话轮 (a turn) , 它表现为角色互换过程中说话人每一次说出的话语。一般说来, 话轮的交替应遵循“你一言我一语”的规则, 体现为“S-H-S-H...”型的链式结构。塞克斯等提出的模式包括“话轮构造成分”和“话轮分配成分”, 话轮构造成分主要说明说话时一个轮次可由不同单位类型体现, 如句、小句、短语或词等结构, 说话人开始说话是可选其中一个单位作为一个轮次。一个单位完成后构成一个说话轮次转换点。
话轮分配成分都区分三类:由现说话人选点下一个说话人, 由下一个说话人自行选择, 由当前说话人继续说话。[6]要维持这个过程的正常进行, 就需要谈话双方的合作与协调。网络交际也蕴含着话轮转换, 而男性与女性的话轮结构也非常复杂。与面对面交际不同, 网络交际不能借助于诸如眼神、手势、语音、语调等非语言手段的辅助, 再加上网上聊天的参与者可能互不相识, 彼此的兴趣和信息都不了解[7]。因此在初始者中男性与女性一般都占了一半的话轮, 通常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
例1.在下面的对话中, A是男性, B是女性。
1A:问题1%%1A:Hello!
2B:回答1 2B:Hi!
3A:问题2 3A:哪?
4B:回答2 4B:BJ, U? (北京, 你呢?)
以上的对话是第一次交谈的双方, 由4个话轮组成, 男女各占一半话轮, 每个话轮只有一个词构成, 且充分利用了字母的缩写, 以节省时间。但如果碰到不熟悉的话题或者是不想跟陌生人聊过于私人的话题, 可能某一方会打断对方的提问转换到另一个话题上。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话轮体系被破坏, 话轮同时也变得更加复杂。
例2:
1A:问题1 1A:BJ, U? (北京, 你呢?)
2B:回答1 2B:上海。
3A:问题2 3A:U喜欢What?
4B:问题3 4B:U在家?
5A:回答3 5A:木油。
这种打断在网络交际中常发生, 但并不会被当作是不礼貌的行为, 而在面对面的交际中打断说话者常常被当作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并且会危害发话者的面子。在这段话中由5个话轮组成, 但由于A的第三个问题, B不愿意回答, 因此她转变了话题。在网络交际中, 如果双方不愿意回答某个问题,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能直接打断现在正在谈论的话题而转换到另一个话题继续交谈, 这并不会影响交际的持续。
2. 邻近配对。
塞克斯等提出“邻近配对”理论, 两个形式和内容紧密联系着的话轮构成了“邻近配对”, 由两个交际者分别说出, 先说的话轮是引发语, 后说的话轮是应答语, 且引发语和应答语之间有一定的配合关系, 形成相应的配合类型。[8]同时邻近配对可进一步划分为第一配对部和第二配对部。两个配对部之间进行切换的位置, 也就是说话人和听话人进行角色互换。邻近配对具有以下特点, 每次交换设计两个语段;两个语段相互邻近;两个语段有两个说话人分别说出;邻近配对的第一部分制约第二部分。通常“问—答”、“给予—接受/拒绝”、“问候—问候”、“埋怨—申辩”、“陈述—确认”、“请示—指示”等都属于邻近配对。在例1中的对话有两个相邻对组成, 分别是1A和2B (问候—问候) 、3A和4B (问—答)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 在男女交际中, 双方都在两个邻对中占据了同样重要的位置, 都是一个引发语和一个应答语, 从中并没有看出什么性别差异。
例3:
1A:问题1? 1A:哪?
2B:回答1 2B:BJ。
3A:问题2? 3A:U在家?
4B:回答2, 问题3? 4B:木油, U?
5A:回答3 5A:在。
相邻对按时间顺序衔接称为顺接, 答话者在回答之后又转而成为被动的说话者, 说出引发语, 使原先的主动方成为被动方, 称为转接。如例3所示, 1和2是标准的顺接, 4是转接点, 形成转接话轮对3、4和5。从转接和顺接来看, 男女双方都有可能提出问题, 让对方回答, 打乱原来的问答顺序, 话题的控制也不是一直掌握在男性手上, 当女性对这话题不感兴趣时可以提出新的问题, 改变原来的话题。因此, 从会话结构来看, 在网络语言中性别差异远远没有原来那么明显, 这也就说明了性别差异在网络语言中逐渐削弱。
三、影响网络语言中性别差异的因素
作为一种语言的社会变体, 男女在语言方面的差异一直客观存在着。但随着科技的发展, 女性地位的提高, 语言的性别差异正在逐渐地削弱, 针对网络语言这种现象, 下面具体地对影响网络语言中性别差异削弱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 女权运动
女权运动诞生于新生的资产阶级妇女, 它同法国工业革命和美国的废奴运动息息相关。“结构主义的最后一场运动, 解构主义的最初一场运动”的“五月风暴”为女性主义者对既成传统进行解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随后, 对有关女性偏见的批评又同其他反主流的思潮汇集在一起, 形成一股对整个政治、文化进行反思的倾向, 并且开始渗透到社会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女权运动引起整个社会关注性别歧视问题, 社会开始关注女性的地位问题, 改变了自封建社会以来人们看待人类文化和其他事物所持有的男性视角。在之后的社会发展中, 女性逐渐被看做是单独的个体, 被赋予更重要的职务, 女性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 在社会上也逐渐得到重视。同时女性地位变化体现在男女双方的对话中就是原有的语言性别特征逐渐削弱, 特别是在网络语言上体现了这一趋势。
(二) 权势理论
在礼貌体系中交际双方都会使用一套相对规则的面子或礼貌策略。构成礼貌体系有三个主要因素:权势、距离和强加程度。“权势 (P) ”指在等级框架中交际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地位距离或垂直距离。当交际参与者之间存在很小的或不存在等级距离时, 称为负权势 (-P) ;当交际参与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等级距离称为正权势 (+P) 。交际参与者之间的“距离 (D) ”不同于“权势 (P) ”差距, “距离”最容易体现在平等关系或负权势关系中。在交际情景中, 最常见的礼貌体系主要有三种, 即尊敬礼貌体系、一致性礼貌体系、等级礼貌体系。它们的主要基础是交际参与者之间是否存在权势差异以及他们之间的距离。一致性礼貌体系是指在交际参与者的关系是对称的 (-P) , 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 相互之间距离很小 (-D) 。在网络交际中,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不知道彼此的文化、家庭背景、年龄、职业和性别等, 而且双方都持着通过交流成为朋友的信念, 因此双方都使用一致性礼貌原则, 双方的关系是对称的且都处于平等的社会地位 (-P) , 使用积极关联的礼貌策略 (-D) 交谈。同时由于女权运动后女性地位的上升, 女性不再完全地依附于男性, 在心理上, 女性也不会屈居于男性之下, 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聊天, 因此, 反映在网络语言中就是性别差异的削弱。
(三) 交际效率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信息流通速度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网民”, 参与到网络交际中, 导致操作系统语言和网络交际语言的广泛使用。所谓交际效率是说在交际过程中所采用的交际方式是以使听话者易于理解和掌握为基础的。交际效率高的交际是易于听话者理解的交际。所以怎样使听话者易于理解, 成为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选择恰当的交际方式的主要因素。[7]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人们在网上聊天时, 为节省时间, 常常做出包含信息较少的回答, 同时上网是需要计费的, 人们为了省时、省力、省钱, 也常作出包含信息较少的回答。因此交际双方不会将太多的注意放在语言上, 用的语言也是既简单又易理解, 在男女交际中也不会因为双方的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
四、结语
在网络普及的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网络语言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适应了社会发展有了生命力。从网络语言所反映出来的性别差异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应当采取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方法, 以便更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的实质及根源。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 女性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 在社会上也逐渐得到重视, 同时体现在男女双方的对话中就是原有的语言性别特征逐渐削弱, 这一趋势在网络语言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网络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和语言习惯。网络语言作为汉语语言在网络环境下的一种语言变体, 也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对网络语言的观察发现, 在网络交际语言中性别差异正在逐渐削弱, 本文从会话角度论述性别差异在网络语言中削弱, 并分析影响性别差异削弱的因素。
关键词：网络语言,性别差异,削弱,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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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作用 篇4
2011年9月15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华盛顿研究机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演讲时警告说, 债务压力正在扼杀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势头。她呼吁各国政府采取可行计划降低负债率并扩大就业。
进入2011年后, 全球各地区增长速度均有所减缓, 眼下正处于“严重的经济焦虑时期”, 而发达国家复苏道路尤为坎坷。拉加德认为, 如果不采取集体和大胆的行动, 发达经济体将面临滑入衰退的风险。她说, 不稳定因素笼罩着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欧洲的银行以及美国的家庭。乏力的增长和疲弱的资产负债表——无论是政府的、金融机构的, 还是家庭的——正在彼此施加负面影响, 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信心危机, 抑制了需求、投资和就业。这是一种正在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 而“政治上的举棋不定和政治体系的机能障碍”使之继续恶化。
拉加德指出, 在很多发达经济体逆风艰难前行的同时, 新兴市场正在经历合理的增长。但是, 这些国家极易受到其他地区经济混乱的影响, 包括商品价格的波动和随着产生的社会成本。
生猪补栏热后期猪价上涨动力削弱 篇5
在结束了连气儿四年的价格低迷之后, 去年以来猪肉价格持续走高, 黄师长教师在郑州市做猪肉零售生意已有17年, 他透露表现目下当今猪肉的价格比起去年是跳着高的往上窜。
黄师长教师说:“活猪, 我们去年批发杀好的成品才八块多一斤, 目下当今14 了。 原来活猪4 块多, 目下当今活猪10 块多了。 翻倍了是否是。”
猪肉价格高涨, 饲料价格低迷, 猪粮比价早已突破9: 1, 进入红色预警区, 养殖户收益自然可观。 据了解, 目前一头肥猪出栏基本可以赚四到五百元左右。 安徽省歙县拓宇生猪负责人汪银红就是, 2013 年整体是亏的, 2014 年整体也是亏的, 一年养到头都是亏的, 2015 年就入手下手赚了。 目下当今是最高的时候了, 毛猪都卖到十块多了, 可以讲是最好的行情。
于是不少地方的养殖户入手下手大规模补栏, 以求猪仔们赶上这波好行情。 在山东淄博, 仔猪养殖场负责人张秀荣忙的不亦乐乎, 受生猪价格居高不下影响, 养殖户补栏积极性高涨, 仔猪价格也水长船高, 她说, 这个价格是千载难逢的价格。 这样的价格养殖户还有利润, 以前养殖户都是赔钱的, 这样对养殖户来说还是平衡点, 还能挣点钱, 前几年都是赔本的价格。
而张秀荣眼中千载难逢的价格, 却挡不住养殖户们4 天内就抢光了自己刚出栏的700 多头仔猪。 而在洛阳市某村, 全村有几十户都在发展仔猪养殖, 由于母猪脱销, 他们利用自家的肉猪配种。 一位村民说, 目下当今家里几头母猪都怀了小猪仔, 年底每头小猪能赚一千块。
“ 半年大概一个猪就卖一千四五, 光喂粮食, 一个猪都得五百多嘛。 这不用花这笔钱了嘛, 一年能达到30~40 头, 这就是滚雪球, 慢慢越滚越多。” 村民说。
养殖户补栏积极性提高对于抑制猪价继续大幅上涨至关重要。 卓创资讯分析师张莉莉分析, 产能恢复较快, 市场供应充足, 后期继续上涨的动力有所削弱。 根据仔猪生长周期, 今年5~7 月份国内猪肉价格将维持高位运行, 9 月份前后入手下手平稳。
张莉莉分析, 根据生猪的生长周期5~6 个月, 9 月份前后猪源紧张的场合排场会有所缓解, 届时猪价也会有小幅回调, 但是空间较小, 从供需两个方面讲, 预计这波行情会持续到明年3 月份的水平。
但与此同时, 补栏过热、 价格大起之后转向大落的隐患逐步增加。 日前, 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马有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表现, 据定点监测, 4 月份生猪存栏连气儿2 个月环比增长, 能繁母猪存栏连气儿36 个月下降后首次环比增加, 同比降幅也快速收窄, 表明生猪产能已经触底回升, 进入逐步增长通道, 市场供应也将逐步增加。 而据对484 个种猪场定点监测, 今年1~4 月二元母猪累计销量同比增长35.8%, 4 月份二元母猪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9.8%。 综合这些数据, 可以看出当前补栏出现了过热迹象。 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分析, 养殖户疯狂补栏的行为可能导致供大于需, 进而进入下一轮猪价下跌周期。 母猪越卖越火爆, 养猪人自留母猪入手下手增加, 也就意味着明年可能就是暴跌。 几个月小猪生下来还需要几个月才能长成, 补栏进入疯狂状态, 影响也是负面的。
削弱作用 篇6
传统阅读的文化功能在于阅读过程中促使读者充分展开想象。凭借想象力, 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才能被还原, 才能转化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 作者所追求的意境也才能被读者所理解。同样在其他课堂中, 过分运用多媒体追求真实形象性, 不仅无法体现教师应有的教学基本功, 而且严重忽略了学生学习心理的状态, 扼杀了学生丰富的想象力。长此以往, 学生主体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会被严重地抑制、削减乃至剥夺。
深度思考:重新释放学生的想象力空间
没有一种教学方式能解决一切教育难题, 多媒体的教学方式也是如此。多媒体教学仅仅是现代教学的组成部分, 不等于课堂的全部, 无法单独承担培养学生想象力这个重任。但毋庸讳言, 现代教育中很多教学内容的传递无法摒弃对多媒体的利用。正因为如此, 我们更应对多媒体如何促进学生的想象力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方振政张杰
1. 拉开与真实的距离, 释放学生想象的空间
真实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标准化。一个真实的视频有可能让学生“在头脑中做实验”的潜在意识荡然无存。教师一般不容易察觉到这样的后果。在学校里, 学生接受统一的教育方式和思维训练, 于是就出现“雪化了只能变成水, 绝不能出现春天”的笑谈——学生的“奇思妙想”常常因偏离“标准答案”而被定性为“异端”。多媒体本身就是为了改变传统学习方式对学生的束缚和压抑, 因而更应该适当拉开与真实的距离, 避免产生压制学生想象力的问题。多媒体要体现抽象的本质, 允许学生在自己的“头脑实验室”里进行对象加工, 充分利用释放出来的想象空间, 形成基于自身的对文本的独特理解。
2.提供文字表象支持, 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学生想象力是以自身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要让学生看有所思、思有所得, 就必须让学生用自己的知识经验、情感观念等, 重新组织和建构言语对象, 将自身的生活表象置于与文本、与教师的多重对话关系之中。当学生缺乏基本的生活表象时, 无论文字描写得多么细腻、多么有意境, 所激发学生想象的空间都是极其有限的。
头脑中表象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想象活动的进程和结果。表象越丰富, 想象越开阔、越深刻、越生动逼真;表象越贫乏, 想象越狭窄、越肤浅, 有时甚至完全失真。若缺乏表象, 就无法取得“头脑实验室”的钥匙。学生通过阅读文本, 探索、研究、理解、发现文章作者对这个世界某个方面的感受与思考, 而学生之所以能够去主动探究, 正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一些自身初步的朴素认识。就课堂教学而言, 遇到学生表象不足以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化描述发生关联时, 就需要设法补充相应的表象。这时的最佳手段就是运用多媒体将事物的信息从视听双重感官通道输入学生大脑, 为文字提供表象的基础支持, 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以这样的表象为素材进行想象, 自然会更全面、更深刻、更具体。当学生头脑中的表象日益丰富起来的时候, 学生对文字的领悟与思考水平就会提升, 想象力也会被更进一步地激发出来。
定位聚焦:运用类思想设计多媒体课件
在多媒体教学中, 影响学生想象力的因素是多重的。怎样在培养学生想象力和使用多媒体课件之间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是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策略应该是按分析矛盾的方法, 来重新审视多媒体课件设计思想的定位。
文本本身是一个极其丰富、复杂的世界, 比如, 文本自身具有的结构开放性、文本意蕴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等。每个人在阅读时, 实际上是在进行文本意义的再次建构。这就是阅读想象力的本质。学生对课文的解读或许幼稚、浅薄, 但却是鲜活的、富有原创性的。多媒体课件应与文本一样, 给学生提供一个抽象开放的模板, 赋予学生想象的空间。基于类思想设计的多媒体课件可以完成这样的使命。
类就是对一个事物抽象出来的结果。从广义上来说, 一种数据类型就是一种类别,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房子、汽车、人和水果等等。这些都是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总称。
对象是类集合中的一个具体实例。例如人是一个类, 而每个具体的人则是这个类中的一个对象。一个名为小明的人就是人这个类中的具体对象。类是创建对象的关键。对象通过自身的属性、行为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 构成了这个复杂的世界。一般而言, 对象由属性、方法和事件构成。当我们在描述一个对象的特征时, 就是在描述该对象的属性。对象的每一个属性都对应了对象的一个特定面, 比如一个手机有品牌、颜色、体积、重量以及待机时间等属性。学生独特的想象力就是根据提供的抽象模板产生具体的形象, 并赋予基于自身经验的各种属性。
精心实施:精心设计、合理使用基于类思想的多媒体课件
基于类思想设计的多媒体需要精心设计、合理使用。一般需要遵循以下设计原则和使用原则。
1.“非真实”原则
当确立类思想为设计指导思想时, 一定要把握“非真实”这个主要的特性, 注意课件、学生、文章这三者彼此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特点要突出、轮廓粗线勾勒的抽象模板设计方法, 要做到形似。
2. 匹配平衡原则
在设计类集合中的对象时, 要对对象的属性、方法等有一番细致把握, 即在设计的时候制作者本身要对作品有深刻的理解, 要实现对事实一定意义上的匹配, 实现画面各对象的平衡。围绕故事, 登场的人物、背景、自然现象、时间, 以及与之呼应的音乐, 均要表现出制作人给予课件的生命感, 要做到神似。
3. 先前铺垫原则
课件潜在优势的充分发挥要依赖使用者的正确使用。以类为指导思想设计的课件应起到在学生“头脑实验室”与文字之间架设桥梁的作用。学生在接触多媒体之前, 应对文字提供的表象予以分析。只有这样, 多媒体课件才能触发学生的兴趣点, 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拓展其想象力空间。
削弱作用 篇7
关键词：经济带哑铃现象,高速公路网,DEA评价法
一、引言
高速公路是区域公路运输网络的主要动脉, 也是现代化公路基础设施的重要标志。以高速、安全、土地利用效率高、通行能力强为主要特征的高速公路的出现, 是面上运输网络布局得以优化、在限定时间内到达或往返区域内任意地点的“小时或数小时交通圈”规划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从交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来看, 高速公路对沿线区域的经济影响乃至社会、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深远而巨大的。若将高速公路的规划建设与沿线区域的经济开发以及产业建设同步进行, 势必取得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高速公路犹如一柄双刃剑, 在给沿线地区经济飞速发展提供现代文明的同时, 也为地处高速公路中间地段的区域设下了一个难解的方程式——“哑铃效应”, 即高速公路经济带“两头热中间冷”的经济断裂现象。在推行高速公路网络化建设后, 哑铃现象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因此, 本文有必要结合高速公路网的经济特性, 定量分析高速公路网在有效缓解单一高速公路经济带哑铃现象上的重大作用。
目前国内外对高速公路网经济效益评价的方法有很多, 主要有专家评价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有无对比法和DEA评价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 等。本研究通过将高速公路网络化后的社会效益与单条高速公路社会效益进行对比, 选取DEA评价法定量评价高速公路网对经济带哑铃现象的削弱作用。
二、高速公路网对哑铃现象削弱的理论分析
单一高速公路产生的哑铃现象给沿线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高速公路网络化之前, 连接高速公路两端的城市由于人口、技术和经济总量等方面的接近和产业上的互补性, 在高速公路的带动下, 资金、人才的频繁流动和产业链条的进一步紧密, 使两端城市形成了经济互动和竞争, 资金与人才也得以进一步凝聚。而中间沿线城市所需的资金和人才并没有依据逐级分流的形式得到增加, 而是被越过进入另一个增长极城市, 使得沿线地区经济发展越发不均衡。
而高速公路网络化建设大力推进之后, 其独特的“点→线→网→面”的交错经济辐射特性, 极大地提高了城市的各要素的集聚与扩散, 带动了城市群的形成, 从而较大程度克服了以往单一高速公路的“带”经济区域的负面影响。
对于高速公路网来说, 其内各条高速公路的经济辐射区域纵横交错, 能有效避免增长极城市的产生, 从而带动高速公路网周边区域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同时, 高速公路网能带动周边区域产业发展空间的扩展以及产业布局模式的优化与升级, 在推进生产要素加速流通和资源更加合理配置的基础上, 使区域经济更好地融入市场竞争, 进而促进区域产业层次的提高, 使得区域产业结构向着更加合理、高效的方向发展。
三、高速公路网对哑铃现象削弱作用的DEA评价
1. DEA评价法及其运用步骤。
DEA评价法是一个对于多投入、多产出的多个决策单元的评价方法, 这种评价方法主要是基于相对概率, 根据多指标的投入和产出对相同类型的多指数单位 (部门或企业) 的相对有效性或效益进行评价。DEA可以用来比较提供类似服务的多个类似服务单位间的效率, 有效避开了每个服务的标准成本计算。
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 运用DEA评价法评价高速公路网的社会经济效益,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1) 在评价中DEA评价法以单元的输入和输出权重为变量, 与层次分析法等方法相比, 避开了确定权重的主观性, 这使得评价结果具有更强的客观性; (2) 对高速公路网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涉及多个输入和输出指标, 并且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而运用DEA评价法不需要确定输入输出指标之间的关系式; (3) DEA评价法分析得出的结果既可以反映各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 也可以反映输入指标的利用效率, 可以为高速公路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更加充分、全面的决策参考。
因此, 可选择DEA评价法作为对高速公路网削弱哑铃现象定量评价的研究方法。运用DEA评价法针对高速公路网对哑铃现象的削弱作用进行定量评价, 首先必须根据高速公路网的特性, 建立有效的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然后基于各评价指标的历史数据根据构建的DEA系统模型进行系统分析与评价。
2. 高速公路网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DEA评价法对高速公路网对哑铃现象削弱作用的评价, 主要是对影响高速公路网系统目标的功能、经济和社会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其中功能方面主要是综合考虑影响高速公路网服务水平的因素;而经济方面主要是考虑与高速公路网的建设与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些因素;社会方面主要分析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对人们的生活水平、区域之间的协调均衡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等方面的诸多影响。分析评价过程中, 选择典型指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将高速公路网系统指标进行聚类, 然后于每一类中运用相关系数选取典型的指标。其具体的操作如下:
假设反映事物同一个侧面或聚类后同一类有n个指标, 分别为 (P1, P2, …, Pn) , 相关系数矩阵R= (rij) n×n, 那么每个指数和其他指标的n-1个指标的决定系数的均值为:
由于可以粗略反映Pi与其他n-1个指标的相关程度, 因此只需比较的大小。若有则可以选取Pk作为 (P1, P2, …, Pn) 的典型指标, 然后根据需要将余下的n-1个指标重复以上的过程, 继续选取典型指标。
上面步骤选取的典型指标经过进一步筛选就构成了指标体系。通过筛选, 建立的区域高速公路网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 基于DEA的高速公路网哑铃现象削弱评价。
本研究是基于高速公路网对哑铃现象的削弱作用, 运用DEA评价法根据上面建立的高速公路网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历史数据进行定量评价的。因此, 相应指标的历史数据的获得与选取在接下来的定量评价中显得尤为重要。自2003年我国大力推进高速公路网络化建设以来, 国内已形成了不少的高速公路网区域, 但考虑到项目研究所需数据的获得难度与获取渠道问题, 研究主要以湖北省区域高速公路网的相应指标数据为基础, 基于DEA评价法就高速公路网对经济带哑铃现象的削弱效益进行定量评价。
研究选取的评价期为1996~2009年, 共14个评价单元。在运用DEA评价模型对系统进行评价时, 一般认为参考集元素大于输入输出评价指标的总和。考虑到使用DEA评价法对评价指标数量的限制, 在此采用上述方法对已经初选的区域高速公路网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精选, 同时结合湖北省高速公路网建设发展的实际情况来选取最终指标, 并运用DEA模型对湖北省高速公路网对经济带哑铃现象的削弱作用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
具体的评价指标数据如表2所示。其中:p1为投资额 (单位:亿元) ;p2为货运量的比重 (%) ;q1为地区GDP的增长率;q2为城镇化率 (%) ;q3为实际利用外资额 (亿美元) ;q4为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q5为区域非均衡系数;q6为应急响应节约时间 (小时) 。
以表2的指标数据为基础, 运用软件lingo13.0求解上述线性规划模型, 则得到湖北省高速公路网社会经济效益的评价结果, 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 在1996~2009年, 湖北省高速公路社会效益的评价值呈波动发展趋势。可以认为, 湖北省高速公路网建设带动社会经济效益的增加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 采用DEA模型计算出来的上述高速公路网社会效益评价值仅为相对值。从θ的变化趋势来看, 截至1999年, 是高速公路网络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在此期间, 湖北省建成了高速公路网的基本骨架, 东西、南北主框架基本完成, 以武汉为中心, 建成岱黄、宜黄、黄黄等高速公路。在形成高速公路网之前, 单条高速公路的建设在前期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社会经济效益并没有充分发挥。随着经济带哑铃现象的不断加剧, 2000~2002年间高速公路经济效益值又开始急剧下降。2003年以后, 由于高速公路的网络化逐步形成, 一方面公路的网络化直接带动了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高速公路网络化大大削弱了由单条高速公路所引起的经济带哑铃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湖北省区域内城市的均衡、协调发展。
因此, 从2003~2009年这一期间来看, 湖北省高速公路网的经济效益值实现飞跃之后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这说明随着高速公路网逐渐规模化, 高速公路网络化的规模化效应引领并带动了湖北省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这一阶段, 湖北省高速公路网以相对较少的投入获得了经济社会系统的较大产出, 促进了湖北省全省经济的迅速发展。
综上, 选取对于评价多输入多输出系统具有较好适应性的DEA评价法作为高速公路网对经济带哑铃现象削弱作用定量评价的方法, 能够比较清楚地得出高速公路网对单一高速公路产生的经济带哑铃现象削弱的一般规律。因此, 进一步加强高速公路网络化建设是引领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社会经济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结语
本文基于DEA评价法, 通过构建高速公路网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对高速公路网削弱哑铃现象进行了系统定量评价。研究表明, 高速公路网削弱哑铃现象后使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明显改善, 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当然, 高速公路网对经济带哑铃现象的削弱作用除了运用上述DEA评价方法, 还可以综合运用其他方法进行分析与评价, 这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
参考文献
[1].王广振等.高速公路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财务与管理, 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