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济改革

公有制经济改革（精选12篇）

公有制经济改革 篇1

本刊讯为期两天的2014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前不久在北京闭幕。会议明确, 今年将继续深化投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财税金融等9个领域改革, 把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向前进。

一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精简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 推进投资领域法制化建设。进一步改善民间投资环境, 推出一批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参与的示范性项目。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促进社会资本积极参与铁路建设。

二是推进资源性产品等价格改革, 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放开一批具备竞争条件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完善和扩大居民生活阶梯价格制度, 探索建立主要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

三是深化财税金融改革。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规范政府举债融资制度, 推进营改增试点、消费税、资源税、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等税制改革。继续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 有序放宽金融机构市场准入,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四是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 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加快推进电力、油气、盐业等重点行业改革。

五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重点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市场监管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六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相关改革。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改革试点。

七是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扩大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 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 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体制机制, 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八是推进社会事业相关改革。深化教育、医药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住房保障、收入分配等领域改革, 统筹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改革, 努力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九是健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体制。抓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研究和先行示范区建设, 加大主体功能区制度实施力度, 狠抓节能减排制度建设, 推进环境治理体制创新,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说:“无论在长期方案设计方面, 还是在解决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和问题方面, 都要大胆闯、大胆试, 勇于担当, 真抓实干, 加快改革举措落地, 努力以改革成效取信于民。”

会议要求, 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 凝聚起最广泛的共识,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狠抓贯彻落实, 确保完成2014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

公有制经济改革 篇2

课标要求：1：概述从赫鲁晓夫改革到戈尔巴乔夫的基本历程。

2：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重点难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异同。学习任务:

1：赫鲁晓夫的额改革的背景，内容，评价。

2：勃列日涅夫改革的背景，内容，结果。

3：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背景，内容，结果。

4：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异同

（理科选用）

国企改革是当前经济改革的命脉 篇3

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比成熟的市场化国家复杂得多，因为是不定型的渐变、转轨。我们还需比他们多考虑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平衡问题。事情很复杂。现在经济系统的执行力很差，多凭“文件主义”。我听说一个地市的金融办，一年下发和转发省里、中央各部门的文件多达1000份，金融办最多就几个人，一年下发文件1000份。一年365天，可以想见，他们还能干什么事。靠文件、靠口号、靠书本知识，根本指导不了中国复杂的改革开放实践。

但现在又不是讲领袖、讲英雄的时代。怎么办？靠制度建设。建议在内部建立决策的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制度。如果不允许反思和议论是非常危险的。短期如何防止经济由减速迅速滑向“失速”？

失速是个不容易定量的概念。我认为，相对于社会动荡而言，GDP跌到6%未必会失速，跌到6.5%未必又不是失速。关键看政策制度的配套安排，看人们的预期。

对于失速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有充分的估计与准备，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说了几年的“调整”已被耽误了不少时间，短期内能否马上找到特别有效的圆满的政策措施是关键，不要估计过高，当然工作还是应该尽力。

现在的财政、货币政策是积极的。新的增长点在方向上、文件中应该说也找到了，任务也布置了，但是微观情况仍然相当不好。市场预期非常不稳定。怎么办？现象表现为金融，是资源配置有问题，但我认为本质上不是金融问题，本质上是实体经济中的结构和改革问题。当前的资金量是松的，但是松不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因为地方大量的债务压力和有些地方平台的庞氏骗局以及一些大国企的产能过剩吸走了大量资金。现在的问题是“八个瓶子七个盖儿”，盖来盖去缺少一个盖儿。怎么办，要打破一个瓶子。僵尸企业、资不抵债的企业该破的要破。新增长的动力靠的是企业家精神，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资源的没有动力，如地方平台和国企，有动力的没有资源，如中小企业和民企。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当前中国经济的命脉、关键是什么？就是要加快国企改革。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转型调整”和“市场出清”在经济学上几乎是同义词。

具体怎么办？改革的内容涉及很多，国务院也做了大量的布置。我在此仅讲5点意见。

一、对地方平台的不良资产要赶紧剥离，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不要再拖累它们新的投资。要打破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让矛盾暴露出来。不要再加重金融市场的扭曲行为。可以按照市价或者溢价打折剥离不良资产，让银行先承担一块损失，“出表”。然后，这块继续在市场上经营，最终损失原则可以先定下来，由中央、地方、银行共同承担。中央可以先承诺承担一块，剥离的事就可以赶紧办起来了。

二、用时间换空间的压力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紧迫，我们要特别重视大量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收购兼并，这是大头，从总量上讲这远远比抓创新、抓新业态重要，这是经济增长的大头。我们要打破常规，大刀阔斧改革。财政和银行应该尽快安排一批专项资金搞收购兼并，特别要支持民营企业对竞争类国企的收购兼并，加快传统行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的国退民进。要明确制度，防止秋后算账。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国企改革已经成为当前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命脉。金融是核心，但不是当前中国整个改革的关键。

三、基于中国潜在增长和国力的情况，这几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第一步可以扩大到3%。加大有效、精准化的投资力度，除目前的城市地下网管投资之外，应大力增加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公共服务的投资，学校、医院、养老、健康保健、旅游等。国庆长假时中国流动旅行人口达7.4亿人次，你想想多少人在坐火车、坐飞机、吃、玩。政府债务压力大，中国的老百姓消费欲望没减弱。另外，我们还应进一步深挖减税的潜力。

四、认真反思去年股市和汇市波动中的教训，以全球视角充分认识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对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一定要慎而又慎，做到不赶时间，不赶任务，实事求是，水到渠成。我们要利用好当前资本账户仍然部分管制的时机，在抓紧解决好大量僵尸企业和一些庞氏骗局的基础上，加快降息步伐。降的速度应该是一步降到位，迅速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全社会的负债率。但前提就是资本项下的部分管制，僵尸企业要出清。

五、当前中国产能问题严重，但中国这么大，又是一个内部差异很大的大国，我们应该对不同地区实行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不要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要在控制好重复建设的前提下，把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给沿海地区的土地、招商引资等优惠政策，允许在中西部地区继续实行，防止更多的低端制造业继续外流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这有助于稳定当前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当然前提是在尽可能控制重复建设的情况下。

（文章節选自本书序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经济：观察与谏言》

推荐指数：★★★★

作者：夏斌

出版：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

夏斌：现任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南开大学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读懂中国改革4：关键五年2016 - 2020》

作者：吴敬琏、厉以宁等

出版：中信出版社

本书汇聚了中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精英学者、权威人士，立足“十三五”规划，把脉当下时局，全面解读当下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深入剖析未来走向，阐述未来的增长点和发展空间，从供给侧改革、创新、新科技革命、人口红利、共享经济等不同的领域，指出未来投资决策的正确方向。

《重构增长秩序》

作者：张文魁

出版：中信出版社

公有制经济改革 篇4

《辞海》中对改革的定义为:改革即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部分, 常见的如技术改革、文字改革、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等。刘永佶在其所著《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对改革做过如下论述:改革是实在的活生生的人所构成的不同社会阶级、社会势力之间的一种斗争形式, 是新势力发展壮大并抑制和克服旧势力的过程。它表现为制度、体制、结构及其机制、经济管理、对外经济关系等多层次的变革。改革是有阶级性、方向性的。劳动社会主义所倡导之改革是向前进的, 它的方向便是人性的升华。读完该书, 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对立的改革观:一是由新的、集合了现代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劳动社会主义引导的社会变革;二是旧势力代表人物所倡导的改革, 内涵在于维护旧势力, 增强旧势力。

以上所提之改革观, 第一种能真正体现人性的升华和发展, 是当代中国所需之改革;第二种改革企图改掉那些有利于劳动者的法律和规章, 削弱乃至消除劳动者权力。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是新的改革观与其作斗争的过程, 这种旧的改革观所引导的“改革”在短期内也可能取得一定的经济增长成绩但是不能发展经济, 更不能促使公有制向高一阶段的转化。这种改革的结果只能是使少数既得利益者在获得更大利益的同时, 为进一步巩固其势力而削弱劳动者权力, 从而导致劳动者素质技能的进一步下降, 进而淡化和消磨劳动者主体意识。

中国初级公有制的局限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相对低下, 其缺陷则是虽对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有所原则规定, 但并没有完全落实于权力体系上。所有这些不仅是劳动者较低劳动素质技能的表现, 也是残存的行政集权体制作用的结果。中国的改革, 是劳动者提高其社会地位和素质技能总要求的集合, 也是人性升华的大趋势。初级公有制的局限和缺陷, 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突破和克服, 其要点在于明确和强化劳动者的劳动力和对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其社会责任感和劳动主动性。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再次证明, 只有第一种改革观才是真正的劳动社会主义的改革观。劳动者是中国的社会主体, 这是中国革命过去所取得的一切伟大成果, 也是当前中国改革的根据所在。中国的强盛和发展, 就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 而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 唯一的途径就是确立其社会主体地位。

二、确立并保证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 抑制与克服官僚资本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从行政集权制对公有制经济的约束, 到官僚资本的再生并成为危害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相对立的矛盾方面, 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正如刘永佶在书中所言: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主要障碍, 不是来自美国的资本垄断与“和平演变”, 而是来自中国国内的官僚资本。这是中国历史传统下来的官文化在不得不保留的行政集权体制中作用的体现, 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原因。

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作为中国经济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 其本质性的要素, 一是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二是行政集权所滋生的“公仆变主人”。发展公有制经济, 主体内容就是在确立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提高其素质技能, 但这并不等于官僚资本自然而然的被抑制和克服。这里, 必然也必须有劳动社会主义势力对官僚资本的主动进攻。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在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和素质技能的同时, 将抑制和克服官僚资本作为主要对象。民主法制此时就成为劳动社会主义势力与官僚资本斗争的战场也是主要武器。民主法制不仅是一种关于政治体制的理论界定, 更是现实的由经济政治矛盾的斗争而形成的制衡社会关系的制度和体制, 它必须有厚实的社会基础。劳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在当今中国是具备这个社会基础的, 但要实行起来却也有相当的困难。

三、明确代表中国劳动者提高社会地位和素质技能强烈要求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法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前所述, 劳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在当今中国虽具备一定社会基础, 但实行起来绝非易事。对于当前的劳动社会主义者来说, 对付官僚资本能够采取也是必须采取的方式便是完善民主法制;在确保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同时, 对官僚资本进行抑制和克服实质就是现代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如刘永佶在书中所说“是一场真正的利益和势力的较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 篇5

我国现有收入分配制度分析

摘要：

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制度不同于传统的按劳分配．在同一社会制度下，无论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应当实行相同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应注重效率。再分配应注重公平。但目前还存在许多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关键词：

按劳分配；制度；分配问题凸显；成因错综复杂

一、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收入分配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剩余价值按资分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按劳分配；而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或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则既不能完全按资分配，也不能完全按劳分配。公有制为主体我国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认识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以及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条件下按劳分配的涵义。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曾经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才从无到有，逐步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中将出现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并存的现象。这样，以公有制为前提的按劳分配在所有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显然我们不可能还按马克思所提出的按劳分配理论指导今天的实践，而必须重新定义。目前某些西方国家在协调劳资关系、激励劳动者积极/ 5

性方面的一些举措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方面实行职工持股制度，另一方面实行利润分享制。就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来说，主要的分配渠道是按劳分配，另一小部分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分配：就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其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同时也可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非劳动收入。由此可见，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尚且能让劳动者分享利润，更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无论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应当实行相同的基本分配制度。当然，劳资双方按什么比例分享剩余价值以及采取什么形式进行分配，这是分配制度如何执行或者说分配原则如何实现的问题。

二、现有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既要尽快行动、见到实效，又要着眼长远、统筹谋划。当前，尤其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成因错综复杂，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一下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普惠性不够，导致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伴生、交织；二是改革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诸多可以避免和难以避免的问题，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叠加。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既要尽快行动、见到实效，又要着眼长远、统筹谋划。当前，尤其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劳动者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虚位的因而是残缺的，他既不能通过“用手投票”约束使用者，也不能“用脚投票”转让所有权，因此资产的收益性对劳动者来讲是不具备或不完整的。在我国目前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在要素市场中自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的非熟练、非技术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更是被压低到极限，并且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处于被资本剥夺的境地。现行的工资制度，工资水平偏低，工资增长机制僵硬，缺乏制度性保障，致使工资外收入膨胀，助长国

有单位职工收入的不规范；工资结构设置不合理，岗位绩效工资和年工资比重过低，不能体现合理的工资级差，缺乏激励和约束作用。在我国，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引发的对公平分配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由来已久，对分配不公的原因亦有多种解释。随着改革实践和相关研究的日渐深入，收入分配的相关制度性原因愈加显露。

三、社会上分配问题的成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干部职工实行统一工资制,农民实行工分制,平均主义盛行,个人收入差别很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分配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明确参与分配,社会上收入差距明显拉开。由于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个私经济获得了发展,新的财产关系开始出现,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并开始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自2000年末起，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1998—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多处在七上八下的状态。全国的经济结构不均衡不断突出，尤其是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呈现出哑铃结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7年，20%的高收入户占全国居民收入的34%，而20%的低收入户占全部收入的11%。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扩大，199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282,1998—2000年分别是0.456、0.457、0.458。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动在财富分享方面的一种反映，我们应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长过程和大格局中来研究和把握。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突出表现为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看，其成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竞争带来收入分配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所拥有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存在差异，把握机会、利用资源的能力有所不同，必然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如果缺乏法规制度的调整和制约，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就会出现企业利润侵蚀劳动工资的问题。

改革不到位导致收入分配问题。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立刻就带来一个完美的体制，也不可能使所有人均等受益。目前，不仅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尚未完成，直接制约了合理收入分配关系的形成，其他方面改革不平衡、不到位的情况也在深刻影响着收入分配。此外，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曾不同程度存在的泛市场化问题，也对收入分配带来不良影响。

收入调节机制还不能有效缓解收入分配问题。在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旧的收入分配制度被打破，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还不成熟、不健全。在分配领域，税收制度“提低、扩中、调高”作用发挥还不明显，公共财政体制需要继续完善，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还不够浓厚，企业回报社会的责任意识仍需加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执行不到位，就难以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加剧收入分配问题。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存在比较多的制度和法律漏洞，为少数人捞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通过完善法制、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取缔和打击。

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普惠性不够，导致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伴生、交织；二是改革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诸多可以避免和难以避免的问题，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叠加。

四、改革是唯一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得到了长足地发展。自1980年到2002年，我国的GDP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年均增长速度为9.5%。然而，与此同时也伴随着极其明显的地区间的不平衡，尤其反映在区域间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之间的反差相当突出，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更需要我们改革旧有的分配制度体系，也缓解东西部地区的贫富差距。

温家宝总理曾2010年在“两会”召开前夕对网民说过“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因为分配不公，会招致民怨沸腾，“危及到社会稳定以致政权巩固”。在接下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用了相当段落阐述了改革收入分配

制度的重要性。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也在之前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在２０１０年的工作中，政协将就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困难群众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以及相关的政府报告中，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既然是进行改革，我们就必须让所牵扯利益的各方广泛参与，必须给予利益相关者更多的知情权和表决权。例如，国有企业工资制度设计，应该有代表广大职工根本利益的工会组织介入其中。在确定国民经济预算时，全国人大要切实担负起责任。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今年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压，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些措施和办法个个一语中的，但要让它落地，则必须有法律的约束和严格的监督。如果由财政部门自行切割，很难保证把钱用在刀刃上。全国人大在立法监督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民意。至于哪些楼堂馆所、会议、庆典、论坛是慷纳税人之慨，行腐败之事，则必须加强舆论监督，充分调动网络、媒体等社会力量，公开信息，真正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参考文献：

[1]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合理性及制度路径.李太淼.中州学，2008

[2] 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与分配公平的认识.罗福群.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5

[3] 对我国现行分配制度的缺陷分析.李爽.人民网,2006

[4] 科学认识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任理轩.人民日报 2011

[5] 谁来主导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柏晶伟.中国经济时报 2010

[6] 研究宏观经济形势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刘国光 [J] 2003

[7] 宏观经济调控研究.李一鸣.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8] 体制转轨中的宏观经济调控研究.匡家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9] 关于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陆百甫.财经研究.2002

公有制经济改革 篇6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69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

全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全会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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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

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全會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全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牢牢把握方向，大胆实践探索，注重统筹协调，凝聚改革共识，落实领导责任，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切实做好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继续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桑弘羊经济思想与经济改革述评 篇7

一、桑弘羊及其经济思想的产生

1. 桑弘羊。

通过对西汉史学资料的追溯可知，桑弘羊是河南洛阳人，生于公元前155年，卒于公元前80年。桑弘羊出生于商人家庭，是汉武帝时期最为杰出的一名理财家以及著名的政治家。洛阳是历史上的一座文明古城，自从周公建造洛邑且作为东都以后，洛阳便逐渐地成为一大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由于洛阳地处天下之中，是南北东西各个国家的必经之路，非常适合及便于贸易往来，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洛阳商业的蓬勃发展，直至战国时期，商业便已经发展成为洛阳人的一大主要职业。桑弘羊不仅在商业发达的洛阳成长，并且还出身于商人家庭，其童年时代便受到社会环境以及家庭环境所带来的熏染及影响，在其十三岁时，桑弘羊便入宫伴读，其仕宦生涯由此开始。

在西汉初期，即将中央集权国家建立起来，并且实行郡县制于全国多地区，然而，从中央再到地方，以往旧的割据势力和贵族势力仍然保留着非常强大的力量，他们对各个地区的盐、铁等行业的生产加以把持，具备着“财过王者”的强大经济实力。与此同时，匈奴不断地入侵西汉，使得“赋税既竭，尚且不足以奉战士”、“府库益虚”。桑弘羊在其三十五岁的时候，孔仅、咸阳担任大农盐铁丞，因桑弘羊能“言利”，所以与二人齐名，而且还受到了汉武帝的高度信任。在桑弘羊四十岁的时候，孔仅被升职为大农令，由此桑弘羊也升职成大农中丞，并且对均输法加以创立[1]89。

公元前110年开始，桑弘羊任职治粟都尉，兼任大农令，对盐铁官营政策加以大力推行，掌握着天下的盐铁。到了公元前100年时，桑弘羊升为大司农，其权限由此得以不断扩大。公元前96年间，桑弘羊被贬职成搜粟都尉，但是仍然对大司农事务加以主持。公元前80年，爆发了“燕王之变”，桑弘羊以“谋反”之罪被灭门。桑弘羊在其在世期间，共从政六十二年，其与汉武帝时期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存在着密切联系。即便是桑弘羊的理财措施中有着诸多弊端存在，而其所实施的理财措施，则为国家统一的维护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 桑弘羊经济思想的产生。

可以说，无论何种思想均是由其先驱所传给的，并且以此为出发点为思想前提，桑弘羊继承商鞅和管仲思想情况也是这样的，其中涉及一脉相承的发展思想的继承性，还有着桑弘羊自身的思想特点，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其一，桑弘羊经济思想发展及继承了《管子》的经济思想精华。在西汉时期的盐铁会议中，桑弘羊言必称《管子》，在当时其不仅是具体运用《管子》经济思想的奠定代表，并且还进一步发展了《管子》经济思想。桑弘羊非常重视《管子》经济思想，更重要的是桑弘羊将该思想运用到了经济实践中。其二，治国理财主张———“商君相秦”给了桑弘羊极大的启示。桑弘羊非常注重对商鞅历史功绩的推崇，他认为是商鞅的变法才使得秦国“战胜攻取”、“兵休而国富，兵动而割地”。桑弘羊不仅效法《管子》，并且还效法商鞅，韩非将《管子》与《商君书》称作是“商管之法”，是对治国问题加以谈论的法典，蕴含着尤为丰富的利民富国的经济思想。桑弘羊大力倡导发展经济、利民富国的经济思想，正是对《管子》以及商鞅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且将该思想在各个方面诸如经济生活、社会政治中应用，并且按照具体生活需求加以更新、调整。更重要的是，桑弘羊作为汉代的富国名臣，其自身所作出的一系列经济实践，不但对《管子》、商鞅和其他先贤的经济思想精华加以继承，并且根据生活的需要在经济生活、社会政治中加以发展和创新，使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更加适应[2]123。

二、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核心———重商理论

桑弘羊是我国古代积极倡导重商理论的典型代表，其认为“利在势居，不在力耕；富在术数，不在劳身”、“足民何必井田，富国何必用本农”。桑弘羊认为农业并不是致富的唯一本源，要想将财利加以取得，其关键就在于术数，重点就在于“势居”，也就是只要将商业的不等价交换运用起来，便能够将城市的优越空间条件利用起来，便能够实现发财致富，并且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虽然桑弘羊非常注重商业，但是其并非对工农业的重要性持否定态度，提出了农工商并举的新经济主张，即“农商交易，以利本末”。桑弘羊说：“商不出，则宝货决；工不出，作为农用乏。宝货绝，则财用匮；农用乏，则谷不殖。”他认为虽然经济的根本是农业，但是农业与商业以及手工业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三者是互相促进、互相依赖的。只有对手工业加以大力发展，才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社会财富，才能够为农业生产出大量优质的生产工具，只有大力地、重点地发展商业，才可以充分地利用其物资流通，推动封建经济及农业的蓬勃发展，促进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要想真正地实现强兵富国，就应当“通有无之用，开本末之途”，并且使“农工商均各取所欲”。在农工商并利思想上，桑弘羊重新创造了先秦后以农为本的思想，其重商理论是对《管子》、商鞅等学说的发展及继承。

三、桑弘羊的经济改革

从重商的经济核心思想出发，桑弘羊提出了诸多经济改革措施，在西汉政府濒临财政绝境时，他并非是采用开征新税抑或是增加田赋的方法来将财政危机解决，而是积极倡导统一铸造货币，推行酒类、铁类、盐类专卖，创办平准、均输制度等经济改革措施，将处于流通以及生产过程中的经济权益加以集中，以此实现朝廷财政收入增加的目的，达到“足军旅之费，佐百姓之急”的成效。铸钱的铜以及铁、盐等均是山海资源，需要增加征税于这些山海资源，共涉及两类办法，其一是收税法，也就是放任民间酤酒、冶铁、煮盐、铸钱，朝廷征收税收于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其二是专卖法，也就是国家将山海自然资源加以垄断，实行官营专卖于酒类、铁类以及盐类。专卖是最巧妙的“夺之于无形”的一种征税方法，而桑弘羊则正是对该方法予以采用，即在三个方面———酒类、铁类、盐类等，大力推行实施国家专卖政策[3]67。

首先，酒专卖。酒专卖的实施办法与其他专卖的办法有着较大区别，其主要是由政府将酒类生产垄断，而交由私商予以销售，严禁民间私自酿造，而是由政府自行酿酒，这被称作是“酒榷”。总的来说，酒类专卖制度总共实行了十八年，直至盐铁会议后备撤销，更改成酒类征税，大约每升酒需要征收四钱的税费。征取酒税以及实施酒专卖是西汉政府非常重要的一项财政收入。其次，铁专卖。桑弘羊主张直接控制铁生产，如果民间有擅自冶铁者，便将其器物没收，并且对刑罚“钛左趾”加以实行。但凡生产铁的县区，全部设置专门的铁官，主要负责铁器的销售、制造以及铸铁。农民如果需要铁器，应当在铁官处购买。最早的铁工业始于民营，秦代时期便已经出现了铁官，主要负责管理的是贩卖铁器商人及铁业工匠的征税。西汉政府借助于实施铁专卖，能够得到比对商人收税以及铁器手工工匠收税更高的收入。再次，盐专卖。从公元前117年开始，孔仅以及东郭咸阳便首先将盐专卖实施开来，其具体的措施是产盐区人民出资煮盐，所采用的生产工具尤其是煮盐所使用的“牢盆”则是官府部门所供给，政府作价收购其产品，并且加以统一销售。如果出现私自煮盐及私自售盐的情况，不仅需要将其器物没收，而且还要给予其左足戴六斤重钛之罪[4]112。

桑弘羊倡导将价格当成是轻重关系平衡的工具，由封建政府来运用和管理。为了有效地稳定京师物价，桑弘羊设立了平准机构于京师，该机构掌握着庞大的运输队伍以及巨大的商品。当某种京师物价出现上涨后，便贱价抛售。由此可知，桑弘羊当时已经认识到稳定市场物价对社会稳定及财政收入的作用。另外，均输法的推行与创立是桑弘羊运用商业经济原则，以其商人的独特天赋改革税赋体制的成功尝试。为了便于远方纳贡，桑弘羊便将改革加以实行，也就是创建了均输法，不仅有效地免除了郡国输送贡物的烦难，而且还防止了贡品入京后的损失。与此同时，均输法的实施，还将百姓的负担纳贡赋税大大减轻。

参考文献

[1]魏忠.桑弘羊与柯尔培尔重商思想之比较研究[J].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8, 3 (5) .

[2]芦蕊.桑弘羊与亚当·斯密经济思想之比较研究[J].新西部, 2011, 3 (8) .

[3]古丽娜.桑弘羊与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比较研究[J].学理论, 2012, 4 (1) .

公有制经济改革 篇8

82岁的吴敬琏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经济最敏锐的触觉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及胆量。吴敬琏多次被推向风口浪尖, 甚至常常被误读。但他并没有退缩, 而是一直在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 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探究。

吴敬琏近日表示, 2012年将是实现“十二五”规划的“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包括“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年头。吴敬琏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 要注意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是要解决腐败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 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推进改革, 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改革, 实现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他认为,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压力逐年增加, 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靠政府投资拉动, 带来的问题是国富民穷, 劳动者未富先老。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 靠党政机关主要领导拍板, 而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由企业来决定。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体系。

他指出, 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 “一是因为垄断, 另一个就是没有法治。在依靠人治的情况之下, 监管者自由裁量权过大, 市场就不容易形成统一的规则, 还容易导致设租寻租等腐败问题, 市场就运行不好。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政府和国有大企业, 牵扯到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 国有企业是不是应该拥有行政垄断权。”

公有制经济改革 篇9

一、国有经济改革关键在于理论创新和突破

国有经济改革, 首先解决的不在于方法, 而在于改革原因、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式, 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就取决于理论创新。科学的理论不仅成为国有经济改革的有力理论支撑, 而且在不断地转变为改革的设计和实践。

近年来, 对于国有经济的社会属性、职能定位、运行方式以及一系列管理原则等方面, 我们在理论上已经基本有了一个实事求是的界定和较准确具体的阐述, 各方面的认识也正在逐步的统一。因此, 改革的步伐近来正在逐步加快, 成效也非常显著。然而, 要更加有效地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 在国有企业中真正建立起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对于有关所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更深层次、更具体或更敏感的理论问题, 必须有进一步的突破和创新。

二、国有经济改革与理论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说, 国有经济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可以把直接指导国有经济改革的经济理论简单概括为:所有制理论、国有经济功能理论、控制力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等几个重要理论。

从以上几个理论要说明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看, 它们之间应该是互为条件的, 而且应该表现为逐层递进的关系, 从前到后每个理论分别可以作为下一个理论的基础。但要强调的是, 在实践中, 它们之间未必表现为一种绝对的先后关系, 如我们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而控制力理论是在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但从现在来看, 控制力理论已经影响到了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 已经成为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理论基础。而且, 以前我们的改革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 一些理论往往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 但每一个重大理论的创新都会反过来再次影响实践, 成为实践的指导原则, 保证实践的有序进行。所以, 从现在来看, 我们可以将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大致看作是与理论创新同步的过程。

因此, 国有经济改革的逻辑思路完全可以结合理论创新的逻辑加以更加明确的说明。

首先国有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 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处于基础层面和居于核心地位的改革。由于原有的所有制理论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因此, 首先要突破传统的所有制理论, 所有制理论不创新那么其他改革都将无法开展;

其次, 所有制理论决定了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 受所有制理论创新的影响, 国有经济的功能重新定位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 以此来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而不是面面俱到。而明晰了国有经济的功能, 也就决定了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

再次, 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也就是通过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 把原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 改变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因此, 必须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和“抓大放小”的战略调整, 通过控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实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从而提出了国有经济控制力理论;

第四, 为了更好地实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从微观层面来看, 必须实现微观主体的再造, 即需要运用现代产权理论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 实现政企分开。通过股份制改造, 不仅可以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 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 而且, 通过国有资本的独资和控股形式可以保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更重要的是股份制具有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 从而可以更好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最后,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投资主体多元化, 即要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 这需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式, 从而也符合了公有制创新理论所要求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从目前情况来看, 以股份制改造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己经成为公有制的最重要实现途径。

总的来说, 国有经济改革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最后终于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为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我们现在的国有经济改革, 完全是由这条战略指导思想即改革思路决定的。而且, 通过以上分析, 也可以说我们己经找到了一条逻辑清晰的、科学的国有经济改革思路。

参考文献

[1]宋涛.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的实践和问题[J].《经济评论》.1996年第2期[1]宋涛.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的实践和问题[J].《经济评论》.1996年第2期

[2]袁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J].《求是》.1996年第11期[2]袁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J].《求是》.1996年第11期

[3]张卓元.国有企业改革—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J], 《新视野》, 1999年第4期[3]张卓元.国有企业改革—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J], 《新视野》, 1999年第4期

[4]周叔莲.国有企业改革仍需克服思想障碍.《发展导报》.2001年3月2日第3版[4]周叔莲.国有企业改革仍需克服思想障碍.《发展导报》.2001年3月2日第3版

[5]许经勇.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形式[[J].《理论与改革》, 1998年第1期[5]许经勇.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形式[[J].《理论与改革》, 1998年第1期

浅谈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 篇10

我国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主要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到一起, 这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下发展市场经济, 这是以前根本不存在的, 是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一项创新举措, 从逻辑上讲经济的发展方向虽然发生改变, 但是还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 两者相互结合, 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还分为很多类, 其中以经济创新发展领域为主的经济体制除了扩大再生产之外, 还必须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规律, 各个体制之间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同时也存在着矛盾性, 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生产、交换、消费等多种放下, 各个经济体制都有所结合与对立的方面, 都必须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淘汰。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 也许有些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却没有对经济体制进行创新发展, 当然这也是一种特殊情况, 对于我国就必须要坚持以经济体制作为制度保障, 否则就不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了, 市场经济要与特色经济体制相互协调发展, 这才是我国特殊社会主义的根本所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于经济条件需求也就逐渐增大, 尤其是我国当前经济水平的发展现状, 对于我国经济领域中的投资、金融、市场分配等都有所抑制, 所以想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必须首先要解决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 要对现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深化机制创新, 要从起点和形式上进行挖掘, 要形成完善的特色经济体制。

二、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和多元化是并存的

目前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 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成为现今经济的一种趋势, 世界经济贸易不再受地域、文化的限制, 尤其是在特色经济领域, 商品的交换方式、经营模式都开始发生转变, 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化制度与经济已经快速融为一体, 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济全球化不再是单一的, 它是与多元化并存的, 在多元化经济中占据着一定地位, 特色经济与其他经济种类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它体现了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 很多情况下, 一些商品不能以其自身的商品价值来衡量, 主要是看人们对于商品精神方面的追求与认同, 商品更多时候只是一个载体而已, 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 也在促进着经济消费。所以说特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未来国际化经济的一种趋势, 人们必须要加强对特色经济的意识和认同, 否则就会被市场经济所淘汰。

三、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在我国刚刚改革开放时期, 社会经济体制主要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生产方式上也较为单一, 全民实行公有制发展, 人们的积极性无法充分调动起来, 在农村与城市开展不同的合作经济体制, 农村主要是以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多种形式开展, 而城市就主要以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多种形式开展合作经济, 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 无论是个体经济、私有经济、还是公有经济, 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会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护, 国家会对各个经济体制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 同时也会有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监督, 这样就会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健全。而文化创意生产的个体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更为突出, 已经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

为了适应经济市场的不断发展趋势, 增强对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就必须要实现投资主义多元化发展, 要让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进行融合, 实行混合经济所有制发展制度, 要实行多元化股份制度, 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健全, 表现形式多样化发展。

在特色经济体制与多种经济体制并存的今天, 特色经济体制要避免与其他经济体制进行碰撞、冲击, 要多种经济体制共同发展, 相互协调, 进一步增强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四、创新市场经济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

随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改革, 也必须要加强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政府要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要建立政府职责体系, 发展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让经济与政府职能相互协调发展, 实现政府的快速转型, 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体系, 从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对于公共活动的需求越来越多, 政府对此要进行调整和安排, 不见得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必须要由政府进行组织安排, 可以由一些非政府和非国有经济组织来承担, 进行合理分工和合作, 满足其共同精神需求, 提高工作效率。

虽然公共活动可以由非政府和非国有经济组织来安排, 但是并不代表着政府部门可以不对公共服务进行支出, 而且政府部门对此还要加大支出, 要尽量给予主办单位活动场所的安排, 要给予举办方一些政府补贴和政策优惠, 要根据当地居民的精神需求进行合理安排, 政府要作为群众精神需求的主要支持者。

参考文献

[1]林省行政管理学会“加强体制机制创新, 建设服务型政府”研讨会论文集[C].吉林政报·理论专刊, 2008.

经济改革出现新拐点 篇11

经济发展出现新拐点

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变化着的三个主要因素：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缺乏越过陷阱的能力；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的缩减，拐点趋势毋庸置疑；三是经济结构需要调整，长期管制难以为继。另一个因素是，要素价格被管制、被低估，比如：汇率、利率、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发展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应当总结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凝聚市场发展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社会改革要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建立市场机制。如果规则混乱了，游戏做不下去了，结果就很糟糕了。

第二个经验是，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对经济增长模式，有人说要依靠消费、内需，有人说要依靠政府主导经济，也有人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些都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个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中国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设计的互动。财政、税收、价格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基层的创新要有充分体现，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第四个经验是，兼顾短期周期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就是处理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实际上，处理好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相互关系，十分重要。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从体制上讲，重点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要从主导经济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政府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指导和纠正。财政、税收和价格，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分市场和非市场体制的主要标志。

新拐点的七大新现象

现象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常态。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从高速逐步回落已成为共识。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潜在生产能力，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率，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实际潜在生产能力水平，需要重新确定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实现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指标，可以采用“十二五规划”中的7%。

现象之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失衡所造成。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实现，取决于主要经济体内部的再平衡。国际上，将GDP的4%作为判定经济体失衡的标准。2011年，中国GDP指标降至2.8%，2012年可能会更低。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放开、外部需求回升等综合因素，目标应当不超过2.5%。

现象之三：扩大内需、提高消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格局，势必发生改变，内需将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构成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高达50%，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堆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问题。消费的提高，主要受制于就业、居民收入和储蓄率偏高三个问题，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和社保的支出、降低居民和企业税费等措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0%。

现象之四：发展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是43%，这个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47%，过去10年服务业平均每年增长1%，在未来五年中可以达到50%。

现象之五：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就业人口、资本投入和生产率三个独立变量中，生产率的提高为最根本。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必须，而且具备提升空间。在未来五年中，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若干个百分点，需要具体量化。

现象之六：绿色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能耗、材耗高，污染重。中国主要产业的能耗、材耗指标，比发达国家、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的污染，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碳排放量到2035-2045年达到峰值，将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0%。

现象之七：改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成为中国的严重社会现象，涉及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比例偏低、垄断行业、大量寻租行为等问题。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国外机构估计中国基尼系数为0.47-0.52，超出了0.45的警戒线。

拐点之后如何平稳发展

为了实现经济出现拐点之后的平稳发展，中央政府需要设立特定的约束条件，实施改革的基础保障和可承受能力。这些条件包括，第一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三者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改革中应当把握社会对通胀和就业的容忍度或承受力。从短期来讲，三者只能兼顾不能兼得；从长远来讲，结构调整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失衡的结构不可能持续，会使失业、通胀变为内生的结构性问题。第二，财政的良好状况和可持续性、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是实施改革的基础条件。第三，改革涉及财政、税收、价格之间，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的关系。

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放缓，代价将是失业，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就业压力趋于放缓，失业率指标应当为4.5-5.5%。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通胀的压力，考虑到要素价格改革和劳动工资上涨引起的PPI上升、大宗商品进口产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适宜的控制指标为4%左右。

财政健康和金融稳定。财政和金融是改革的两个重点领域，健康、稳定的财政状况，是改革的基本保障。财政状况的指标，主要是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中央+地方财政）占GDP的比例，指标分别是3%和50%。金融业的指标，主要是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不良率。前者已有国际和国内监管指标，后者控制在2.5%以下。

在财政政策上，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税种和分配比例；加大公共产品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将比例从30%提高10个百分点；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和基金性收入；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将资产和收益作为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源；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人大要監督政府财政收入的平衡和效益，审议对国家资产负债的影响。

对于税收改革，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提高资源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比例从35%降至25%；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公有制经济改革 篇12

关键词：经济区划改革,经济发展模式,有机结合,经济发展

一、中国经济区划改革

自建国以来, 我国的经济区划改革实现了历史性的演变, 但是在经济区划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 经济区划的历史演变

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期, 在国家战略层面上,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经济区划经历了多个划分阶段。“四级”经济区划分法、“五级”经济区划分法、内地与沿海经济区划分法、三线经济区划分法、十大经济区划分法等都是我国经济区划的方法。

改革开放后, 经济区划逐渐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 围绕经济区划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八大综合经济区划分法、六大经济区划分法、“三大经济地带”和“三级经济区网络”划分法、“都市圈区域”划分法等都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政策对地区经济进行划分的方法。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区划主要依据着1999年的“四大块”和“三大块”经济区域划分法, 当时国家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将我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2005年又构建了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块”新经济区域。

(二) 经济区划改革问题

在经济区划改革中也出现许多的问题, 包括表现为经济区划和行政区划相混淆、省-市-县-乡的条块分割, 责任权利不清、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经济区划根据的是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规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特征上的相似程度以及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 或者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任务分工, 对国土进行的战略性区划。[1]现阶段的经济区划改革要统筹考虑, 在分析地区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 实现集中优势地区合力带动劣势地区发展, 在立足全局的基础上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缩小地区贫富差距, 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

经济发展模式有着众多的分类:从政府管理和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来说, 可以分为计划经济、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从资本的所有权来看, 经济发展模式又可分为公有资本推动模式、民营资本推动模式和外来资本推动模式;区域经济组织模式、区域经济产业模式和区域空间开发模式也都是经济发展模式。我国较为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2]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于地区经济区划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经济发展中, 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 实现区域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

三、经济区划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

经济区划改革与经济发展模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两者之间的联合能够实现地区间经济的高效协调和稳定发展。选择适当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实现经济区域间资源的高效利用;合理的经济区划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调节地区经济发展结构, 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 发挥经济区划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动作用

合理的经济区划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经济区划改革要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资源水平, 集中优势经济地区合理带动劣势地区集中发展。

经济区划要坚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地区经济发展又十分不平衡, “老、少、边、穷”地区在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水平上还比较落后, 在经济区划中要把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结合起来, 注意增强不发达地区的资源开发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二) 发挥经济模式转变对经济区划的作用

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坚持生态原则和社会原则, 实现国家经济的统一性与地区经济的特殊性有机结合, 发展地区经济专业化, 扩大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能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充分各地区环境容量和资源结构特点, 建立健全与当地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的产业结构, 实现地区产业结构和地方优势资源配置相结合, 确保地区资源的合理有效开发与利用。

此外,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注重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加强自主创新, 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促使地区经济和生态环境都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三) 统筹全局, 减小社会经济差距,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经济区划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都要统筹全局, 立足整体。经济区划改革要充分认识到各地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 加强地区间的经济合作, 营造整体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 各地区互相弥补经济发展劣势, 实现整体经济的共同提升;[3]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着眼于减小社会经济差距, 富裕地区要带动贫困地区, 调动各经济地区的积极性, 致力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不断地增加地区经济财富, 完善地区规划, 早日实现地区间共同富裕的目标。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经济区划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理念逐渐走向完善。经济区划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 经济区划改革要与经济发展模式相互协调, 不断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要立足全局, 致力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朱峻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及路径选择[J].中国国情国力, 2012 (9) :36-37.

[2]郭熙保.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变[J].当代财经, 2012 (3) :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