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基础

公有制基础（共11篇）

公有制基础 篇1

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着巨大的外部利润, 各地农村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 在不触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自发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诱致性土地制度变迁。比如, 两田制、土地股份合作制、反租倒包和“四荒”拍卖等。在理论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改革思路和制度设计方案。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一是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 实行土地国有化;二是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 实行土地私有;三是改革现行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 实行农村土地复合产权制度等。

那么用哪种方案是最优选择呢?人类历史的无数实践已经证明制度变迁必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1、新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的财富?2、社会为制度变迁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只有能最大程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最大程度减少社会动荡, 或者增加的财富减去社会付出的代价最大化的制度变迁才是最优的制度变迁。按照以上标准, 农村土地国有化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农地国有化我国政府是最容易接受的。制度变迁必须顾及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现实。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一个最大的政治现实。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是马克思经典理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不允许农村土地私有的, 即使土地私有最能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这就是意识形态刚性的表现。

农地国有化既不会给农民利益造成损失也不会影响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在农地集体所有制下, 农民所获得的是有期限的有诸多限制的土地使用权;在国家所有制下, 农民所获得的是农地永久使用权即永佃权, 所以农地国有化只会增加农民的利益而不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由于土地仍然属于国家所有, 所以国家完全可以根据公共利益和国家城市化建设的需要而征用农民的土地, 这在法理上并不存在任何困难。所以一般来说也不会影响国家建设。

实行土地的国家所有制不能一刀切, 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分步实现:

第一步, 维持农村土地社区内平均分配, 鼓励土地流转

农民可以把自己分得的土地以出租、转包、入股的形式流转给其他的农民。转出土地的农民可以得到一定的收入 (由于土地的地理位置、肥沃程度不同而不同) , 作为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转入土地的农民由于扩大了规模, 分摊了固定资产和人力成本而使单位产品的成本降低;又由于总产量的扩大, 从而使利润增加。

在这个过程中, 扩大土地耕作面积的农民把“租金”交给了应该得到“社会保障”的人。

如果土地的流转规模达到一定水平, 农民个人之间的流转费用就会增加, 或者由于流转不及时而耽误生产。

土地进入流转达到一定规模时 (比如60%) , 将土地收归国有, 地租的收取者由农民变成了国家, 地租关系由多个主体对应多个主体变为一个主体对多个主体的关系。同时, 国家承担起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将地租收入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

第二步, 实行土地国有制下的租赁制

首先, 以乡镇为单位, 对该乡镇的土地出租。以乡镇农业经营管理站为单位, 对该乡镇的农业用地进行管理。村里没有政府机构, 当然也不能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村一级的管理水平也不能胜任土地管理的职能。

其次, 租期以5年为宜。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 生产结构变化明显, 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 劳动力转移呈加速态势, 从事农业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差距还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 永佃制不适应农业发展。也许有人认为, 这样会影响农民的“投资热情”, 其实, 农民根本无资可投。对于经营20亩地的农民来说, 水利无法投资, 科技无能投资。 (当然, 四荒地的主要功能是保护环境, 期限要长。)

一促进土地流转的途径

为了加强对农地流转的管理, 我国已经制定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农业部发布2005年1月19日) 。稳步地推进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 加快小农经济改造的步伐, 已是历史的大势所趋。目前农民承包地流转主要有转包、转让、出租、入股等4种形式。2004年成都市就开始了乡一级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试点工作 (第一个试点是金堂县栖贤乡) , 到2006年成都已经建立了市、县、乡三级联网的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机构。借鉴成都的经验,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都要加强农地流转服务或管理的职能。乡镇一级要设置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在具体实施中, 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一是, 土地流转双方协商达成初步意向后, 要到所在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进行登记、审查、确认和公证, 并签订合约。二是, 有供地意向的农户先向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提出流出申请, 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张榜公布信息 (逐步过渡到乡镇及县市的有关信息网上公布) , 寻找有扩大经营意向的农户, 并由后者提出流入申请, 经审查确认后签约。乡镇将两种情况统计数据汇总逐级上报, 补贴资金通过县乡财税管理信息系统, 由农村金融部门或邮政储蓄进行社会化发放, 直接打入农民“一折通”账户, 并在村内张榜公布。

配套措施。第一, 农地的流转要有社区内部优先的原则。第二, 单个农户租入土地要有上限。第三, 对租用农地的农户要有严格的资格限定, 要求其户主或家庭成员必须能正常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而不允许仅仅从事管理活动。第四, 农地流转过程中不得改变其农业用途。第五, 支持工商企业参与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 但不提倡直接租入农民土地, 即使租入也不享受政府补贴。第六, 为了防止共谋行为的发生, 农民私下流转不享受补贴。第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文本格式由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二土地流转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是一种以土地使用权的让渡作为主要内容, 土地需求者以有偿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机制。建立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机制, 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 要使农民成为土地流转的决策者。农民自己有权决定土地使用权是否转, 何时转, 何时收回, 用市场机制制定流转价格对土地流转做出补偿。所以, 首先要稳定和完善土地的承包权, 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搞好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促进土地长期收益权。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这就为土地流转以及如何流转确定了法律依据和政策原则。

第二, 应在农村与城镇建立各种层次与规模的农村土地产权市场, 为农户之间土地产权的交易提供信息、渠道与场所, 并使之规范化。公有制条件下商品化的实质是使用权商品化。通过地租、地价等经济杠杆刺激土地流转和要素配置, 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为培育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提供一种长期自由作用的机制, 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一种合理、高效的制度, 为人们转让土地产权提供必要的行为规范通过强化公有产权, 可以废除实际上的永佃制。利用地租率和租期变动可以促进兼业农户放弃土地, 用投标竞争的方式可以扩大土地的使用规模,

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 有利于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产权, 消除行政方式调整的随意性, 使农民形成对土地的合理预期, 以调动农民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同时, 通过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 使农民对土地投资得到相应补偿, 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投资效益, 而市场化的土地流转制度有利于农村土地的合理流动与适当集中, 实行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第三, 完善农民的“退出机制”

农民出打也不愿意放弃承包地, 原因就在于农民把土地当做是保险金, 在大多数农村地区, 土地仍是农民获得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依托。农民一旦离开土地, 倘若生老病死或者失去兼职的工作, 他们就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长期以来, 我国倾向于以农补工, 现在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要采取种种措施来完善农民的退出机制。

要逐步将农村的社会保障由依靠承包的土地转变为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应该有步骤、有重点地将在城市已经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广到农村。目前, 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城市的生活标准, 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循序渐进, 最初的社会保障标准可能比城市的标准低, 但应该满足农民在农村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要采取“因地制宜, 量力而行, 形式多样, 农民自愿”的原则, 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地兴办养老、医疗生育、伤残等保险。途径是先通过建立“承包地+个人账户”的双重社会保障制度, 积累社会保障基金, 在积累一定的资金后, 承包地的保障功能逐步退出, 即将“承包地+个人账户”的双重保障体制向单纯的“个人账户”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化, 还土地以正常的生产要素性质, 尽可能地发挥土地的经济功能, 使土地的流动依靠市场的力量, 而不是行政的手段。这样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 从而为农民提供较为完善的退出机制。

第四, 我国实行土地规模经营的渐进性

一般而言, 实行较大规模经营主要取决于以下条件: (1) 劳地比的降低。所谓劳地比的降低, 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 每一农业劳动力平均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增加。这是扩大农地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要降低劳地比, 一是要增加可耕地面积, 二是要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前者只有在有荒可开、有地可造的地方才是现实的;后者则是通过农业劳动力自身数量的减少和在非农部门的就业的增加而实现的。农村人口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这是长期以来我国土地制度积淀下来的问题, 还要通过对于农村土地制度的设计来减缓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 从而减少农村劳动力数量 (将在下面章节将做出详细论述) 。 (2) 土地的流转制度。是否通畅的农业土地流转, 对于土地的规模经营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 农业经营者素质的提高。 (4)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健全。较大规模经营的成功与否,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的水平。 (5)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必然要求扩大土地经营面积。

简言之, 农户小规模经营由利大于弊走向弊大于利是渐进的, 实行较大规模经营的各项条件的具备和完善是渐进的, 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农业的较大规模经营的进程也有着渐进性。但是不能以其是渐进的, 就对之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在土地制度的设计上, 应该力求在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基础上, 对于土地的规模经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第25届大会上, 着重探讨了农户规模、农业制度和市场政策对农业增效的重要性。

三取得资格的成年农民租赁土地

在土地流转比例较小的时候, 就是农民外出打工少, 农业收入是家庭主要收入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要使农民成为土地流转的决策者。农民自己有权决定土地使用权是否流转, 何时流转, 何时收回, 用市场机制确定流转价格。所以, 首先要稳定和完善土地的承包权, 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搞好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促进农民的土地长期收益权。

土地流转达到40%~60%左右时, 国家首先对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青年进行培训, 然后, 通过体力、智力、财力的综合考察, 决定土地的租赁者。每个家庭的租赁面积应视当地土地的自然禀赋与社会经济、人口条件而定。

这一任务应由农业管理部门来完成。国外的经验已经证明, 当农业生产单位 (家庭) 的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 农业经营者的综合素质会明显提高, 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管理和农业政策的落实。

四失去土地农民的生活保障——租赁费+财政补贴

由于实行国家所有制下的土地租赁制, 失地农民的转租收入变成了国家财政收入, 如果国家把这一部分收入, 再加少许补贴, 农民的社会保障完全能够实现。而切,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人数会在土地国有化后的2~3年内迅速下降。因为, 除了老弱病残, 有能力的人们不会坐享“社会保障”。

五租赁制的结果分析

1 租赁制与农产品成本

在国家所有制下的租赁制, 比起平均分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来, 规模会逐步扩大2倍、3倍、5倍甚至10倍, 逐步与国际水平接轨。如果要达到法国的水平 (实际上, 法国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 , 需要扩大48倍。由于规模的扩大, 固定成本在农产品中的分摊比例缩小, 因而降低了农产品的成本。由于租赁地的集中, 使作业、管理成本降低。比如浇水, 在租赁的情况下是一片土地;而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 每户要挪动抽水机5~7次才能浇遍所耕种的土地。同时, 由于规模的扩大, 农产品商品数量的增加, 农户利润的增加会大于规模的增加。

2租赁制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经济是国家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 经营农业的农户有2亿多, 由于各农户的人力、智力、财力不同, 落实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非常漫长。在租赁制的情况下, 国家通过限制租赁权和政策优惠, 有利于实现国家农业政策, 较快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使整个国民经济更协调发展, 农业经济也能更快地发展。

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 农产品的商品率的提高, 使农户的“经济性”将会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 也就是说, 农户的“企业性质”越来越突出, 盈利能力增强, 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差距会逐渐缩小。

公有制基础 篇2

民主建设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它的发展程度同一定的经济文化状况相关联。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仍不够完备，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丰富和 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社会主义自由解决了资本主义自由无法解决的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实际行使自由权利的问题。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政权在人民手中，这是最大的政治自由；公有制为主体，从经济基础上铲除了金钱对自由的束缚。与此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人们在思想上获得了空前自由。

人权作为权利的一般表现形式，是社会的产物。人权的基础是生命的生存和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人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组织扶贫开发，解决了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它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对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高度重视。人权是具体的、相对的，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历史传统、文化结构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由于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比较落后，我们现在建设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的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民主、自由、人权，核心是民主。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发展，都要通过国家政权，依赖国家政 权。只有人民掌握政权，巩固和发展政权，人民才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民主、自由和权利。总之，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本质上优于和高于资本主义，在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方面不受资本和金钱的束缚。但如同社会主义本质的充分实现需要一个过程一样，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充分实现也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逐步创造条件，同时需要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具体实现形式，以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当家作主。

还有另一答案：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所享有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高形态的民主，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它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获得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的民主。它公开承认自身的阶级性，认为统治阶级的民主就意味着对于被统治者的专政，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民主建设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它的发展程度同一定的经济文化状况相关联。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仍不够完备，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丰富和 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社会主义自由解决了资本主义自由无法解决的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实际行使自由权利的问题。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政权在人民手中，这是最大的政治自由；公有制为主体，从经济基础上铲除了金钱对自由的束缚。与此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人们在思想上获得了空前自由。

人权作为权利的一般表现形式，是社会的产物。人权的基础是生命的生存和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人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组织扶贫开发，解决了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它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对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高度重视。人权是具体的、相对的，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历史传统、文化结构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由于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比较落后，我们现在建设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的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互补性研究 篇3

[关键词] 公有制 私有制 互补性

在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公有制也有私有制， 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公有制私有制不可分，探究其内在的必然性，是处理好二者关系所必须的。尤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国有企业改革至今仍在攻坚，无疑是在公有制私有制关系问题上把握不准。其实公有制经济也要私有制经营，这才是改革的出路。当然私有制企业也要有公有的成分，其经营状况才更好。探究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应当是经济哲学的核心内容。

作为世界历史上出现至今仍存的两种所有制形式，其客观现实性是任何人不可改变的。在现实社会中，资本主义国家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公有制也有私有制， 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公有制私有制不可分，探究其内在的必然性，是处理好二者关系所必须的。尤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国有企业改革至今仍在攻坚，无疑是在公有制私有制关系问题上把握不准。其实公有制经济也要私有制经营，这才是改革的出路。当然私有制企业也要有公有的成分，其经营状况才更好。探究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应当是经济哲学的核心内容。

一、公有制与私有制作为人的意识的互补性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公有制与私有制在人类社会中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到人的意识中就有公有意识和私有意识的存在，所以现在的人是公有意识和私有意识的复合体、矛盾体。公有制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头脑中的公有意识，是社会倡导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现实基础，对个人形成科学的、进步的、积极上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私有制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头脑中的私有意识，导致人形成私有思维、私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由于人自身的客观本能需求，至人的私有意识更加根深蒂固。私有意识是人个体存在的需要，公有意识是人种群存在的需要，两者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具有互补性。人的两面性并且现在私有意识是占上风的，这一认识应当是我们思考问题的现实人的基础，解决任何社会问题都不应该忽视这一点。

二、公有制与私有制作为手段的互补性

根据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如何做到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积极作用，是人类长期的课题。就所有制形式来说，公有制、私有制是人类的创造，对生产力的发展都曾经、正在起积极作用，恐怕未来也会如此，就看人类怎么认识并使用，不能贸然的彻底否定公有制、私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二者的互补性突出。

1.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内在机制的互补性。 公有制经济适应于大规模经营、高度工业化社会化、全局性整体性的经营行业和部门，对小规模、个体劳动、局部性个体性的经营行业和部门实行公有制，会极大地扼杀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严重阻碍经济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与经济上的一大二公有直接关系。非公有制经济有一种内在的机制,适应于不同水平、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既适应生产力的不发达阶段,也适应生产力的发达阶段;既适应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部门和行业,也适应于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部门和行业。其内在机制包括:一是个体劳动方式的存在是个体私营经济存在的直接原因。劳动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中间环节,其作用是既为所有制关系培植占有者,又为所有者规定占有对象，劳动方式有大小之别,小规模的就是个体劳动的方式，正是这种以个人或家庭成员为主的个体劳动方式,决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二是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环境是私营经济存在的社会基础,而私营企业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天然素质，因此,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和发展与市场经济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就必然存在着非公有制经济,只有在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才能长久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只有在非公有制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长久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三是应从产业性质的角度探讨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问题。由于一国生产力的载体是产业,生产力的结构状况具体表现为一国的产业结构状况,不同经济成分在不同产业中的优化配置以实现所有制结构优化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统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前提,就是存在多元的所有者主体;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如果社会上不存在多个所有者主体,就没有相互交换各自所生产的产品的必要,也就不存在真正的的市场经济。

2.实行公有制在社会公平分配、社会责任承担方面优势明显，阻力不大，但在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力方面动力不足。公有制也有两面性，其负面作用也应看到，由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国家或集体只能通过人来控制公有财产，而其所有者没有对财产的实际控制权。在私有观念主导人的思想的状态下，一方面，公有财产会成为直接控制者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手段，也助长他们私人欲望的膨胀；另一方面，真正的所有者对公有财产失去了实际的控制权，甚至沦为实际控制者的雇佣者，而实际控制者，甚至比资本家更黑，因为他们扳着不疼的牙，有可能在不可预测的任期内，尽力捞取私利。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而私有制的长处我们也应当看到。私有制下，经济效益与所有者的利益直接挂钩，顺应了人的需求规律，能充分调动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积极性，充分挖掘其潜力。从社会与个体全面分析，两者有互补性。“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们经济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3.公有制的宏观效益比较好，私有制的微观效益比较好，两者结合整体效益最好。从社会角度看非公有经济，一方面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具有生产上的盲目性、经营上的投机性、逐利上的自发性、分配上的剥削性以及贫富两极分化等消极作用而从社会角度看公有经济，一方面，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主要是经济组织内部发展动力不足、出现大锅饭等；另一方面，能遏制微观市场主体生产上的盲目性、经营上的投机性、逐利上的自发性、分配上的剥削性以及贫富两极分化等消极作用。要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益，需要两种效益共同得到提高。

4.从企业经营角度来说，公有制的私营模式、私有制的公营模式应是科学的经营模式。公有制的优势显而易见，但公有制经济是需要经营的，而经营者一定是人，而现实的人都是私心占优势的人，无论谁来经营都不能摆脱这种现实，顺应他，对公有经济实行私营模式，是不错的选择，是能发挥公有制的优势和经营者优势的最好模式。公有制与私有制不是绝对不可以结合的,事实上,公有制总体上可以体现私人利益,而私有制总体上也可以出现某种形式与程度的公有成分，在公有、私有问题上可能还存在某种中间状况,对大公来说带有私的性质,对小私来说又带有公的性质。股份制是集体每一成员因投入份额不等的资产所形成的共有资产,它兼有私有制和公有制的优点而克服了两者的缺点,是亦公亦私、非公非私的所有制形态

三、探讨公有制与私有制互补性的对我国改革思路的启发

1.在认识上，对私有制，肯定私有制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它的消极作用。肯定它的消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否定它的积极作用。避免两种现象的出现，一种是片面强调私营制的积极作用,主张不加限制,任其发展;另一种是片面强调其消极作用,主张多加限制,暂时利用。

2.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说，应保证公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而所有制结构是一个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量或比重问题。公有制为主体主要表现在：第一,从宏观上讲,就全国和整个国民经济而言,主要体现在公有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种优势从量上看不是绝对数而是相对数,相对于其他经济成分来说占优势,并不要求其在所有行业中占绝对优势，只要能凭借其主要行业的优势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起导向作用就可视为公有制为主体。第二,从宏观上讲,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排斥在某些行业和某些环节的公有制的非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应是导向型。最后,从微观上讲,公有制经济适当让出一些地盘,只要不影响其主导作用的发挥,就不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问题时,确实有个质和量的关系问题，但这个量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量,而是相对量，如果单纯强调数量,不注重质量,那种没有质量和效益的数量越多,比重越高,国家背的包袱就越多,越重,这不仅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运动的低效率,而且事实上国家管不了也管不好如此庞大的国有企业,还使政府陷入对数量越来越多的亏损企业的解救的困境中，而且最终会损害公有制。相反,公有制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提高了,整体控制力和导向作用加强了,其数量和比重减少一些,甚至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超过50%,也不会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所以,从实际出发,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存在人为的适度问题,而应放手发展按邓小平指出的生产力标准去衡量客观社会生产力,坚持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经济成分,包括私营企业,就要坚定不移地快速发展,凡是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经济成分,包括公有制经济,就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

3.私有制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等一系列作用,有其长期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整个制度仍在不断变革和有活力，我们应当给予重新认识和制定正确的政策，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其内涵及表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发生着变化。公有制和私有制没有天生的好坏之分，它们的好坏只由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当时要求所决定的,适应生产力水平要求的公有制好,不适应生产力水平要求的公有制就不好,反过来也一样。基于生产力发展要求来说,所有制没有高级与低级之分,只有适应不适应之分。就同一历史阶段来说,只要不是人为强制,一定的所有制的出现只能服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因而,所有制,特别是某种性质的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只有适应与不适应之分,而无高级与低级之分。即使有高低之分,也只能以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适应特定的国情和区情为衡量标准。所有制的结构是变动不定的而不是固化的，竞争决定所有制格局的变动,机制不顺,缺乏竞争力的所有制形式将在竞争中被淘汰,新的有竞争力的所有制形式将在竞争中被创造,如此交替反复,促进着所有制形式完善并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一定的国情特点的所有制结构。同一所有制具有容它性与排它性特点，各种所有制因其属性与存在形式不同而各具特点。正确地认识这些特点,对于不同领域重点发展，发挥不同所有制及其优势有重要指导、操作意义。

4.公有制经济与私营经济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二者统一的基础是“资本”。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私营经济本来就是资本的运作方式，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也采取了资本运作方式。江泽民认为：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集体资产以资本的形式运营；公有资本是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形式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公有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经营都具有必然性，而且，由于国际私有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长期性， 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将长期共存，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

现代公有制的层次结构 篇4

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引入占有的层次这个概念。人类对生活与生产资料的占有是有层次结构的。任何事物, 只要有历史, 就会有历史的积淀、形成层次结构。不同的领域会出现不同的层次结构, 形成了变化无穷的大千世界。在人类对自然界的占有中, 出现了那些层次呢?让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加以说明。

一、生活的占有

人的生活是对自己身外之物的占有, 是人类占有自然物的第一个层次。这个问题看起来非常明确, 吃、穿、住等等都是如此。吃是占有食物、穿是占有衣服、住是占有房屋, 这些都是占有我们身体之外的东西。甚至呼吸空气也是对空气的占有、行走在道路上也是对道路的占有。道路虽然是公共的, 也不能排除个人对它的占有。如果有两个人同时要在一条路线上行走, 那就会争执起来, 只有这时, 才会意识到个人占有的存在。所以, 占有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 却常常是一种无意识的、习以为常的占有。现在, 学术上对占有的起源争论不休[2], 就是没有看到生活的占有——它是一切占有方式的起源。当然, 这里说的不是法学上的占有而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占有, 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生活的占有是人的生物属性所决定的。生物自从它出现以后, 形成了和无机物相对立的生物体, 出现了和物理、化学等其它运动形式不同的运动方式。生物以自身的代谢和复制, 不停地同化它周围的物质, 使它们成为自己身体的组成部分和身体所需要的能量, 从而占有了自然物。当然, 也需要消耗、异化它们来维持自己的新陈代谢。但是同化总是要大于异化, 才能保证生命的进行。开始, 这种占有是建立在蛋白质、核酸链条组成的分子代谢的基础上, 是直接吸收“原始汤”中的营养物质, 形成有结构的生物体:从原生质体、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 出现了组织和器官的分化。一方面增加了生物的体积, 也就增加了占有的规模。植物和动物的分化:植物是以固定的方式占有营养物, 吸收着土地中的无机物、水分, 利用光合作用合成自己所需要的有机物质。动物则是以运动的方式占有自然物:食用植物及其果实、食用比自己弱小的动物等等。

生物的占有方式既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草原上的草是群体的、牛羊等动物是群体的, 水中的鱼、空中的鸟是群体的, 接近于人类的猴更是群体的了。当然, 不同的生物, 群体性是有差异的。群体既是生物繁衍的结果, 也它们生活的需要。所以从生物开始, 群体和个体就是统一的:大自然是它们共同的“生活资料”, 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自然的“公有制”;但是具体到每一个生物, 则又是个体的。生物的本性就是群体与个体的统一, 虽然在这种统一中存在着矛盾和斗争。

人的生活延续着这种性质的占有。虽然人类与动物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 但是生活的占有仍然是生命的基础。对于人类社会来说, 群体性是社会的起源, 与动物相比, 人是群体性更强的动物。人类的生活占有孕育了母权制社会[3], 女性在生活中往往发挥主导作用。现代的家庭生活也往往如此, 这是历史遗留给们的初级占有层次。

生物起源于40亿年以前, 在生物的进化中, 是生活的占有方式在发挥作用。

二、人类特有的占有方式:劳动 (工作) 的占有

人与生物不同的特点, 是能够使用工具来进行劳动, 占有的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生活的占有进化到劳动的占有, 是人类占有自然物的第二个层次。劳动的占有, 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他说道:“个人的生产行为最初难道不是限于占有现成的、自然界本身业已为消费者准备好的东西来再生产他自身的躯体吗?即使在那些只须找到、发现这些东西的地方, 也很快就要求个人做出努力、付出劳动 (如狩猎、捕鱼、游牧) , 要求主体生产出 (也就是发展) 某些才能”[4]。他还说:“劳动过程, ……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 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 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因此, 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而转移, 倒不如说, 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5]

劳动占有的时代是原始公有制社会, 那时人类刚刚学会使用工具, 占有的对象也仅仅限于自然存在的、可供直接消费的东西, 如野果、鱼虾等等。但是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和进化, 劳动所占有的东西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使用和制造工具、打猎和耕作土地等, 需要群体的协作与配合;保卫自己的家园更需要有组织的军事行动, 这些必然加强集体行为。没有群体、个人就更加难以生存。这样, 人类群体也就从动物群体演化为氏族、部落。“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 (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 , 或者也可以说群体, 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和占有再生产这种生活自身并使之物化的活动 (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 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 “每一个单个的人, 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肢体, 作为共同体的成员, 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4]。所以原始公有制, 并非是排除了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 而是体现为劳动或者工作中的个人占有、使用中的个人占有。这时候人的群体性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人类在这种自发的公有制社会中获得了新的生活、新的发展, 逐渐成为自然界的佼佼者, 成为自然界的主导力量。

劳动占有的时代, 据目前的考古研究, 已经上推到200多万年以前。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而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还不到一万年。人类对自己这段历史的认识目前还是模糊的、肤浅的。人们甚至还没有认识到劳动、进而由劳动所衍生的各种各样的工作, 也是直接或者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方式, 使用权也曾经是支配与统治着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基础力量。现在我们一说到劳动或者工作, 就是讲它的创造性、服务性, 但是对它占有性却视而不见。我们乐于欣赏文艺作品所描述的以权谋私、权力之间的斗争与较量, 却看不到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工作占有;我们忙于考古研究, 却没有看到一个古老的范畴、一个低级的占有层次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劳动或者工作, 同任何事物一样, 也具有自己的二重性:它既是创造财富的手段、也是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方式。

三、劳动 (工作) 中的个人占有导致私有制的发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原始公有制的独到之处, 在于不仅看到了原始社会是公有制、也看到了这种公有制中的个人占有。由此才科学地认识了原始公有制的本质, 并说明了它的发展和演化规律。

原始社会的生产, 随着人类智慧的提高, 生产工具的改进, 分工的加强, 生产力逐渐发展起来。首先是男子在生产中的作用比妇女重要, 他们通过劳动创造并占有了财富、占有了已经作为财富来源的生产资料。这必然使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 并产生了把财富留给自己子女的愿望。这与原始的婚姻状态发生了矛盾, 使以母权制为基础的家庭逐渐演变为父权制:“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 并且是男子之手, 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7]。所以, 正是男子的劳动占有, 逐渐打破了母权制社会, 出现了个体家庭, 从而向私有制迈出了第一步。以后, 各种形式的劳动: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等, 使财富在男子所主导的个体家庭中积累起来, 形成了和氏族、和公社相抗衡的力量, 产生了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各种形式的工作:组织、管理、领导的工作, 战争作为保卫、扩张占有范围的工作等等, 也都是以自己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 占有了公共权力和社会财富, 是私有制产生的政治基础。对这种政治利益的巩固、继承、合法化、制度化, 就产生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 最终使私有制成为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社会制度[8]。

所以, 私有制是怎样产生的呢?一句话:劳动 (工作) 中的个人占有导致了私有制的发生。当然, 这段历史是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 是近五千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至少在五千年以前, 还没私有制的发生, 大禹治水之前的尧、舜时代还是原始公有制社会。五千年以来的发展历史, 当它浓缩、抽象为一个现实的逻辑的时候就是如此。这样, 私有制, 不再以劳动或者工作作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而是以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作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了。它源于劳动 (工作) 的占有, 却又高于它、支配和驾驭着它。与此相适应, 群体的形式也不再是氏族或者部落, 而是社会、国家了。这就出现了第三个层次的占有——法律的占有。具体到个人就是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权。

四、法律占有——个人所有权的发展

法律的占有是新出现的、更加高级的占有层次。它的发展又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占有方式最初形成奴隶制社会, 其后的发展是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都是以统治和压迫为基础的私有制社会。

私有制社会是人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相悖逆的时代。个人的作用、个人的权力、个人的欲望被过多地夸大与膨胀起来。好像个人可以独立于社会之外、可以任意支配和摆布这个社会。这是一切统治者、剥削者最终被推翻、被抛弃的原因;与此同时, 也使人类社会背上了“私有制”的恶名。私有制社会处在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旋窝之中, 形成了人类五千年来的苦难史。怎样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 成为考验人类智慧的难题。人的个体性的突出, 使西方经济学从鲁滨逊式的个人出发、或者从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出发去研究社会, 得出了私有制永恒的结论。人的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被置于脑后, 集体主义精神被否定, 使社会科学脱离实际。实际上人的群体性在历史的发展中已经升华为和动物不同的高尚品质, 是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基本因素, 是不可以否定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才科学地认识到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总之, 人类对自然的占有经历并积累了三个层次:生活的占有, 劳动 (工作) 的占有, 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与此相适应, 群体形式也出现了三个层次:动物群体, 氏族、部落, 社会、国家。每一个占有层次都是与相应的群体层次相适应的, 现代的群体形式是国家与社会, 它的个人占有方式应该是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权。这就来到了马克思的“社会个人所有制”的命题上。

五、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能不能被取消?

无产阶级革命, 提出了消灭私有制, 建立公有制的伟大理想。在革命成功以后, 取消了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 实行了传统公有制, 以为这是建立公有制的需要, 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需要。但是取消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的结果又如何呢?从占有的层次而言, 取消了高级的占有层次, 低级的占有层次——劳动或者工作中的个人占有就会大行其道。于是发生了经济体制的僵化和不正之风的泛滥。虽然是公有制, 但是和原始公有制处在同一个层次上。它的发展必然导致私有制的发生——这既是一个历史的规律、也是一个现实的逻辑。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的建立、到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 是这个规律在发挥作用。

劳动 (工作) 的占有性, 在不同的社会都有不同的表现。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统治阶级的工作占有, 皇帝和官僚的以权谋私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它决定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兴亡周期律”。所以, 凡是历史的东西, 是不可以完全排除在现实之外的。劳动或者工作的占有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 不可能被“消灭”, 只能是逐渐消除它们的劣根性, 发挥它们的创造性与服务性。“所有权”的出现, 支配与驾驭了劳动 (工作) 的占有, 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定”了它、而不是取消它。就象劳动的占有不可能取消生活的占有、而只是支配和驾驭着它一样。所以, “消灭私有制”, 也不应该取消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 恰恰相反, 而是否定资本主义的所有权, 消除它那剥削与压迫的劣根性, 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以公共的层次、国家与社会的层次, 支配和驾驭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这时候, “资本主义所有权规律”被否定了, 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个人所有权规律”, 是与原始公有制有本质不同的现代公有制。

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把传统公有制误认为现代公有制, 只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旋窝, 不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六、现代公有制——“公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统一

改革开发以来,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 突破了传统公有制的束缚, 重新把生产资料交给人民大众 (例如土地承包) 。符合了马克思的“社会个人所有制”理论, 使生产得到快速发展, 是传统公有制所不能企及的。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科学地预见到现代公有制应该以“个人所有权”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使用权为基础。是“公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统一。在这里, 国家将摆脱私有制的恶名, 成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公共机关;个人也享有了现代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所有权, 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当然, 现代公有制不仅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应该符合社会的经济规律, 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 否定了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 导致了传统公有制。所以要实现现代公有制, 就必须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形成劳、资共享的剩余价值分配理论[9]。才能建立现代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推陈出新。资本主义的进步、社会主义的改革, 人类的共同富裕是社会发展的大方向。这样, 无产阶级革命会在新的意义上得到肯定——它是通向现代公有制的一个历史的阶梯;资本主义的改革和改良也会得到科学的评价——它是不自觉地在向现代公有制前进;而邓小平理论则是现代公有制的雏形[10]。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它们的发展都会走向以现代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既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也符合科学的经济规律。人类只有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的磨难和传统公有制的困惑之后, 才能得出这个结论。这个结论不是任何个人的愿望, 而是时代的产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48卷) .21.

[2]刘智慧.占有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83-92.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1972.14-16.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草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46卷上) .492.

[5]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23卷) .201-202.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草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46卷上) .472.

[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1972.71.

[8]王孟山.马克思、恩格斯公有制理论研究.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 2009, (9上) :126-130.

[9]王孟山.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导致传统公有制的更新——现代公有制.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 2009, (6上) :120-126.

“新公有制”将取代传统雇佣模式 篇5

然而，就本质而言，加薪并不是知识社会背景下企业持续发展的最好办法，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在通涨时代的普遍性加薪，将使员工本身发生巨大变化。更高的收入保障，使未来的员工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培训。同时，企业的普遍发展，也将为其提供比现在更好的发展机会，随着中国企业更新换代的完成，未来员工也必然从劳动型向智力型转变，知识资本在未来企业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社会变革的加剧，以及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使企业的社会责任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知识型员工的增多，人们对新型企业与新型雇佣关系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

知识社会的发展使现代企业的资本雇佣劳动模式受到了历史性挑战。知识资本的崛起以及在经济中的主流地位，使得资本雇佣劳动的现代企业模式正在逐步淡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微软等知识型企业的员工持股制，和以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的股份合作制为代表的“新公有制”。以员工持股之产权革命为基础的后现代雇佣模式变革，已经颠覆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定义。

“新公有制”的核心，其实是一种利益共享。2007年的世界打工皇帝伊拉尼，其回报达4亿美元之巨，足以抵得上一个中型企业的全部资产。近年来，国内一些富有远见的企业，已经致力于实现利益共享。张近东号称要造1000个千万富翁，今年5月股市高峰期，苏宁的一位女性股东即套现6亿余元人民币；在蒙牛，牛根生“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理念深入人心；美的成功实现MBO，为众多中高层管理者打开了财富之门。

在通涨时代，企业更要突破小范围的利益共享，纵使是目前为很多企业所追求的MBO，也未能解决多数员工特别是一般员工的利益共享问题。在未来时代，企业增加的利润，很有可能在企业内部通过一种类似的“帕累托累进”，在新增利润中，更多的利润将向一般员工倾斜，最终形成广泛领域的“新公有制”。

同时，知识型雇员越来越占据企业的主导地位，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智慧对企业的发展举足轻重，因而形成与货币资本鼎足而立的态势。知识型雇员超越了工作谋生这一层次，并且具有高度的个性，不迷信权威的特点和强烈的自我实现愿望，使他们对资方的依赖性较弱，因此受制于资方的程度大大降低。未来的管理模式，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历史反思 篇6

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初, 马克思恩格斯就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方面, 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两级分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 实现社会公正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必然要求消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私有制。另一方面,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么, 能否一下子废除私有制, 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呢?马克思明确指出:“不, 不能, 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实行财产公有制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 并且只有创造了所必须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理论是以唯物史观为依据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没有生产力的大力发展, 强行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 必然导致贫穷和极端贫困的普遍化。

此外, 马克思恩格斯还对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一, 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 把生产资料变成国家财产将是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首先要做的事, 无论是社会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是作为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其二, “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是公有制的又一实现形式。在对待小土地私有变为公有制的问题上, 马克思认为:“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把分为小块的土地转为公共占有。”[2]这种公共占有是公有性质的。可见, 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可以区分的。其三, 自负盈亏是一种有效的经营管理形式。统负盈亏不是国家所有制必然采取的形式, 它应当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具体国情相适应。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公有制企业应“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独立经营即意味着国有企业必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由此可见,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是多样化的, 只要是有效的实现形式, 都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用。

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公有制的认识和实践历程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公有制的实践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发展, 而是偏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从最初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到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国家对公有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运而生。苏联社会主义政权诞生后,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进行社会建设, 由于当时苏联根本不具备消灭私有制建立单一公有制的社会条件, 苏联不得不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表现为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并存, 因此极大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然而,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 它随着列宁的去世而中止了。斯大林执政后, 在苏联开展大规模的公有化运动, 建立起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可否认, 这种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 因此极大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并最终导致苏维埃制度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新中国成立初期, 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中国实行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 重视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没有也不可能突破苏联模式,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最终被单一的公有制取代, 并在1957年到1978年不断强化。

实践证明, 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不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 因此极大的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成为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 我国提出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的所有制格局。这样, 我国原来单一的公有制结构逐步被打破。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 不仅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得到加强, 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针对社会上提出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江泽民指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为了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促进我国经济的更快发展, 绝不是要削弱或者取消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更不是要实行经济私有化”[3]。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精辟的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要大胆的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第一, 明确提出我国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 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 全面论述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及其主体地位, 突破了单纯的资产数量论;第四, 明确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4]至此, 我国正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五大以来, 我们一方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对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通过多种措施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30多年来, 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随着公有制经济的不断改革和完善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历史反思

今天, 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所有制进行的科学探索及论断, 总结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在所有制问题上走过的路, 对指导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有着重要的意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但前提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生产资料极度丰富。显然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应当与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生产力呈现多层次的特点, 因此, 现阶段既可以有公有制, 也可以有私有制, 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的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应该处理好公有经济的质和量、重要行业和非重要行业、全局和局部地区的关系。在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 国家仍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国有经济竞争力和控制力得到增强的前提下, 国有经济的比重的多少并不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造成明显的影响。毫不动摇的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营造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 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在价格、税收、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歧视。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我们应该摒弃把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完全等同起来的思想, 应该认识到, 一切反应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大胆利用。在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中, 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加大国有企业的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摘要：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中国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而出现, 相反是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的结果。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从本国国情出发发展社会主义。本文在深刻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设想的基础上, 总结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在所有制问题上走过的路, 对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关键词：公有制,现代化,公有制实现形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 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 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M].人民出版社, 199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人民出版社, 200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有制的创新 篇7

一、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公有制的内涵得到了拓展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公有制“是指单一的社会所有制。它是由整个社会通过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公开的和直接的占有予以实现”, 是“全体人民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劳动条件实行无差别的共同占有”[1]。马克思恩格斯对公有制的这种界定是有历史前提的, 那就是, 生产力高度发达及在此基础上商品货币关系自然退出历史舞台。现实社会主义由于离这一历史前提的距离尚远, 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必然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公有制的内涵有很大差别, 即使现在的全民所有制 (国有制) 也不可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公有制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解放思想, 对公有制进行了重新理解, 拓展了公有制的内涵, 促进了公有制与现实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相适应。

具体而言, 我们对公有制的内涵作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新理解和拓展:首先, 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不可能由全民直接占有和经营管理, 只能由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民履行所有者职责; (1) 其次, 不是由全体人民, 而是由部分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 也是公有制, 即集体所有制; (2) 最后, 由于马克思设想的公有制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直接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 因此, 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公有制下, 任何社会成员不可能凭借生产资料获取经济剩余, 只能实行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对这一点需要重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劳动者联合所有制”中, 生产资料在实物形式上由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 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 但其价值形态上却可以分割, 劳动者拥有价值形态上生产资料的终极所有权, 并凭借这一所有权享有所有者的权利, 包括获取经济剩余。这种所有制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也不是小私有制, 而是一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公有制[1]。这种新型公有制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和类型, 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公有制内涵, 深化了人们对公有制内涵的认识。

二、根据中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的实际, 调整了公有经济的范围

传统公有制的一大弊端是公有化的范围过大, 严重脱离中国现实生产力水平。公有制的存在范围应由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决定, 并最终为生产力发展服务。只有在公有制经济能够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时, 它才会有强大的、现实的生命力。因此公有制的数量和规模不应当脱离客观经济实际, 而主观地、先验地加以扩大。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对现有的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 使公有制的数量和范围都大大收缩, 其重点是调整了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 收缩了国有经济的战线, 国有经济不再“四面出击”, 主要是控制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

三、根据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低且层次

多样的实际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创立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质上是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结合的“混合所有制” (当然, 公有制经济在其中居于主体地位) , 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一大二公三纯”的基

(1) 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国家作为出资人代表享有出资人的权利, 履行出资人的职责, 但国家一般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本经济制度。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基本经济制度是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起来的, 但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逐步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调整和改革, 创立了“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目前中国不仅有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而且有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等经济成分, 形成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与市场经济天然耦合, 而且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极大刺激和推动了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促使公有制经济不断改革和完善存在形式与实现形式, 从而使公有制经济适应了中国生产力的状况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激发了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四、适应生产力状况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丰富了公有制的存在形式 (公有制形式)

过去我们对公有制存在形式的理解过于简单化, 认为只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是公有制, 并且认为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最高形式, 集体所有制是一种过渡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丰富和发展了公有制形式。首先, 我们根据生产力标准纠正了对集体所有制的错误认识, 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高下之分, 它们都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 只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就是合适的所有制。终于, 我们让“集体所有制”名实相副, 纠正了过去将集体所有制当成“二国有 (国营) ”的错误做法, 使得集体所有制经济真正成为部分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其次, 除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 我们还创造了公有制存在的新形式, 丰富了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一是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部分也是公有制的重要存在形式;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公有制形式:“社会公众所有制”, 又可称为“劳动者联合所有制”[1]。例如, 目前中国有几十家基金公司, 它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本, 这些基金由千百万普通劳动者认购组成;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还出现了一些由劳动者出资形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这些公司或企业既不是私营企业, 也不是传统的集体企业, 更不是国有企业, 它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社会公众所有制或劳动者联合所有制。这种新公有制形式的特点是, 一方面资本或生产资料作为一个整体, 由公共占有而不是私人占有, 因而其不是私有制, 另一方面资本或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权是属于劳动者个人而不是属于国家或集体等共同体, 因而其不是传统的公有制。那么, 它的性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公共占有与个人所有相统一的新型公有制形式, 这种新型公有制很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2]。

五、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我们创造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过去我们把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看做是所有制的唯一内容, 把复杂的所有制关系简单化了, 没有区分所有制关系中包含着的诸多权能和利益关系, 没有对它们的分离和组合进行全面地分析, 更没有适应生产力变化要求对所有制的权能和利益关系进行适当地调整, 最后, 没有采取灵活多样的所有制实现形式。结果是, 我们虽然形式上坚持了公有制, 但导致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产权虚置, 企业的激励和约束双弱化, 活力严重不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 中国自觉将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 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 推动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 这样, 我们既坚持了公有制, 又使公有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和收益等几种职能的分离和组合形式, 包括资产的经营方式和资产的组织方式两个方面。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不同于所有制本身, 它是经常变化和形式多样的, 不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既反映了某种所有制的本质要求, 也反映了这种所有制相对应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而在自身范围内所进行的调整。同理, 公有制实现形式是指公有资产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和收益几种职能的分离和组合形式, 包括公有资产的经营方式和公有资产的组织方式两个方面,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3]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逐步探索创造了多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如, 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这些实现形式的实质是采取多种形式分离组合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和收益等几种职能, 例如,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承包制, 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股份制等。

中国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主要是国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如前所述的新型公有制形式本身就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而形成的, 它们不存在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困难, 真正的难点是找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制实现形式。主张放弃国有制实行私有化的主张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局限于传统的国有制实现形式又没有出路, 这就迫使我们必需做到:既坚持国有制, 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又积极探索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耦合的实现形式。这要求我们把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与其实现形式区别开来, 将国有企业市场化,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核心是现代产权制度) 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现代产权制度的一大特征是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开, 这为我们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又创造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企业实现形式提供了思路: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完全可以不变, 但国有企业的公有财产也可以实现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开。一方面, 国有企业的终极所有者是全民, 由社会主义国家代行所有制职能, 这样可以保证产权的全民所有性质;另一方面, 按照“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求, 改革国有企业, 把国有制企业真正改造成具有独立法人财产权的、所有者人格化的法人实体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主体。这样, 我们既避免了私有化, 坚持了公有制, 又实现了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

参考文献

[1]张兴茂, 李保民.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147-181.

[2]金富.构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有制形式[J].经济经纬, 2003, (2) .

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一个创新视角 篇8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实行按劳分配

一般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就是按要素分配,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就是按要素边际生产力分配。 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资本边际生产力相对劳动要高出很多,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则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

作为一种开创性的伟大实践,我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效率与公平双赢的结果。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实践证明,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效率非经市场经济难以达到。 如果市场经济与按劳分配可以很好地结合,加之在我国目前特定政治体制下政府的作用相对较强,如果能够很好地克服自由放任的市场在分配方面的弱点,那么实现效率与公平双赢的可能性更大。

归纳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实行按劳分配的观点,否定论者的主要证据为:现阶段并不具备“单一的公有制”、“产品经济”、“计划经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等“马克思条件”; 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衡量尺度存在差异,货币工资收入与劳动量之间难以等同;现阶段实践中越来越多地采取按要素分配的方式;“按劳分配”只是一种发展趋势,当前尚不能进行实践运用。 肯定论者认为:应区别按劳分配的本质与其实现形式,按劳分配的本质是反对剥削,反对平均主义,其实现形式应与一定社会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与按劳分配原则具有共同性,不必苛求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的原则与现实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主体是公有企业,需要努力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而非否定这一原则。

形成上述双方矛盾观点的根本缘由在于是否按照马克思理想按劳分配模式分析现实问题。 凡坚持理想分配模式者,自然会得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按劳分配的结论;反之,亦然。

图1所示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分配方式,而我国当前在生产力条件、所有制特征等方面与马克思所设想的情况差异较大(见图2)。 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由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同,我国解目前仅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分配方式相应不同。

从上述差异出发,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按劳分配相应区分为探索型按劳分配模式与理想型按劳分配模式。 前者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按劳分配的一种探索,而后者则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施的理想分配模式。 我国目前并不具备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条件,当然也就不可能实施理想型按劳分配模式, 但可以实施探索型按劳分配模式,即坚持反对剥削、反对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本质,而突破马克思的理想分配模式。 如此,则既坚持了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思想,又为创新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开辟了道路。 这与马克思“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1“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因为坚持按劳分配的本质、探索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本来就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二、按劳分配的比例范围是否等同于公有制的比例范围

如前所述,当前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目前条件下能否实行按劳分配,而对于按劳分配的比例范围等同于公有制的比例范围则要么予以明确肯定, 要么作为隐含的共识性假定前提而不予讨论。 因此,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也不过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直接推论。 但这种看法却无法解释与客观现实的矛盾。 一方面,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的分配原则与居民贫富差距事实相矛盾。 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来,我国一直采取“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但这一原则实施多年来的结果却是国内居民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的冰冷事实。 并且即使是1956年我国确立计划经济体制、实施“按劳分配”原则的阶段,也只是城市内部、 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较低,而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则较大。 据测算,1979年, 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为2.5, 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均值约为2.2),远大于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均值约为1.5),[3]显然并未实现 “按劳分配”的目标。 另一方面,据统计,目前我国实际上已经形成“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的所有制结构。[4]全社会总资产中,2010年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为26.9%,远低于非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5]从就业方面看则更是如此,城镇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人员的比例已从1978年的0.2%增加到2007年的75.7%。[6]显然,如果将按劳分配的比例范围与公有制等同,则难以解释上述现实矛盾。

上述“等同论”的主要理论依据在于马克思对分配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经典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1]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中就指出: “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 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 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7]后来,在 《哥达纲领批判 》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1]

而对于分配关系与生产条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 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 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 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 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8]显然,这一说法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情况。

但是,如同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落后国家进行实践那样,我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创新也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完全一致。 就分配关系与生产条件的关系而言,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目前我国实施的既非单一公有制,也非单一私有制,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所有制结构。 显然,马克思没有考虑到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情况下的分配方式,这就给理论创新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

(一)“等同论”两个必要条件与现实不相一致

分析“等同论”,不难发现其成立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公有制内部已经实现了按劳分配,所以公有制的范围就是按劳分配的范围;二是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代表着按劳分配的比重。 实际上,这两方面的假设条件与现实均存在较大差距。

先看“等同论”的第一个隐含假定:公有制内部已经实现了按劳分配。 需要明确的是,即使单一的公有制也不能保证就能够实施按劳分配。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全社会一大二公,但实施的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分配,而非“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 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原则只能通过各个公有企业而非全社会这一层次实行,但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事实证明我国目前在公有企业层次、从而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尚未实现按劳分配。

一是不同公有企业之间劳动者收入差距较大, 广泛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这主要体现在行业收入差距上。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2011年收入最高的国有金融业员工, 其年平均工资为81009元,是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员工平均工资46206元的1.86倍,是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员工平均工资19469元的4.16倍。 从两大类公有制经济来看也是如此,2011年,城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43483元、28791元,前者是后者的1.51倍。 当然这种差距也可能来自员工教育年限、年龄等因素导致的合理差距,但实证计量研究表明,国有部门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及其行业的垄断性质,是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9]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在不同公有企业之间尚未实现按劳分配。

二是公有企业内部尚未实现按劳分配。 主要体现在高管工资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太大,并且这种收入差距并非基于其经营业绩与投入。 特别是对于国有垄断企业内部太大的收入差距,多数员工认为是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 同时,公有企业内部还广泛存在以身份而非贡献分配的情况,所谓有编制的正式职工与聘用的合同工之间收入差距很大,一样的付出两样的待遇,这更是与按劳分配的宗旨背道而驰。

此外, 由于政府在收入调控方面也不尽如人意,从而我国目前在再分配环节也没有达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要求。 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再分配机制在提高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再分配机制一直存在“逆向调节”,虽然近几年这种趋势开始有所转变,但作用有限。 对城乡之间来说,再分配收入的逆向调节作用远大于再分配支出的正向调节作用,再分配机制总体上扩大了城乡差距。[10]

再看“等同论”的第二个隐含假定: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代表着按劳分配的比重。 按劳分配的比重问题是一个新鲜的课题, 但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也是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公有制比重的一个深层缘由。 之所以强调按劳分配,目的还是在激励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平等,这也是社会主义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计量按劳分配的比重,目前还是一道有待解决的难题。

对此,我们还是要在遵循按劳分配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创新分析思路。 按劳分配的目的在于兼顾效率与平等,并且考虑到是在生产力较发达基础上实施单一公有制,所以应该是平等优先、兼顾效率的一种分配制度。 基于按劳分配对平等的强调,我们也可以借用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对此进行大致的衡量。 表1比较了典型国家20世纪90年代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中很难发现公有制促进平等分配的直接证据。

(单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2~200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而专门研究公平与发展问题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则显示了另外的结果。 根据该报告的第二章《国内的不公平:个体与群体》,撒哈拉以南非洲、 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为世界最高,欧洲、中亚、南亚及高收入经济体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11]而同期以国有经济GDP占比为例,世界平均水平约为10%,工业化国家不到6%,非洲国家最高;国有经济占非农产出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约为13%,工业化国家不到7%,最不发达国家约为17%,非洲国家达到近22%。 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规模大于工业化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 低收入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高于中等收入国家。 从区域看,非洲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最大,亚洲国家次之,拉美国家的国有经济规模最小。[12]

由上可见,从世界范围看,平等分配更可能是经济发展程度而非公有制比重的结果。 公有制与平等分配的关系其实是混乱的:非洲的数据似乎表明二者存在相反的关系, 而拉美的数据则正好相反。 因此,如果不存在公有制经济比重与平等分配程度一致发展的规律,则很难说明以平等为宗旨的按劳分配的比重会与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相一致。

(二)公有制——按劳分配比重模型分析

这里不妨进一步分析按劳分配比重与公有制比重相同的条件:除公有制内部实现按劳分配之外, 一是非公经济内部(假定一定时空内)存在一个标准的分配状况数值;二是一定比例的公有制经济加入其中并不改变这一整体分配状况数值。 在此情形下,例如原先非公经济内的基尼系数为0.30,现在25%进行公有化,公有制经济内实行按劳分配,并且公有化后并不改变整体经济基尼系数为0.30的分配状况数值,则可以认为25%的公有制等同于25% 的按劳分配。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极小的所谓“刃锋模式”。 现实中,在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单一公有制过渡过程中, 上述条件很难满足, 普遍存在的是图3中按劳分配比重与公有制比重不一致的情形。

如图所示, 在过渡期存在两种不一致情形:一是按劳分配比重大于公有制比重,二者关系曲线位于45°线之上,对应于一定的公有制比重数值,按劳分配比重从而社会的分配平等程度要高于公有制比重,其高出部分被归结为“规范效应”的作用。 二是按劳分配比重小于公有制比重,是由于“失范效应”所致。 在上述第二种情形中,又可出现一种早熟型单一公有制情形,就是指在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及经济发展水平都未达到过渡阶段时,违反规律地人为强行过渡,即使达到单一公有制,也并不能在全社会真正实现按劳分配,这种情形即是上世纪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情况。

上述第一种情形可称为平等型市场经济,在该情形下,运行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使经济信息得以很好地显示、 对企业以及人力资源构成有效的激励,政府的合理作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部分,公有制经济内部按劳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良好运行对非公经济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等等,这些因素形成分配的“规范效应”,使得按劳分配比重从而社会的分配平等程度要高于公有制比重。 上述第二种情形可称为不平等型市场经济, 在该情形下,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的信息显示和激励功能有限;政府能力有限甚至腐败盛行,垄断、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公有制经济内部尚未实现按劳分配、甚至其本身成为全社会分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公有制比重高的经济体的分配不平等程度甚至高于公有制比重低的经济体,此种经济发展方式从分配角度可以归结为不平等型经济发展模式。 而早熟型单一公有制形式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时进行强行过渡,由于条件不成熟,即使在形式上达到了单一公有制,也难以在内容上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

三、如何认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那么如何看待现实经济中民营经济比重较大的事实? 如何保证两类经济共同繁荣发展呢?

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 宏观方面,世界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在极其落后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以政府力量代替基本不存在的市场机制,公有经济对该阶段的经济发展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在市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政府更应逐步退出市场,公有经济也要逐步退缩至市场失灵等较为狭窄的领域。 微观方面,产权理论以及大量跨国实证研究更多地证明了公有经济的低效率而非相反。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以渐进式增量改革为特征,从所有制方面看也是一个非公经济比重不断增大以至于在就业、GDP等方面事实上成为经济主体的过程。 因此,在新形势下,应该对公有制主体地位赋予新的内涵,以更好实现理论、政策与实际经济发展的结合,推动理论创新与经济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结合民营经济比重不断增大的事实,我们认为,应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阶段而非局部阶段来看待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今后一段时期应将两类经济融合发展作为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重要实现形式。 如图4所示,在初级阶段的实践中,我国经历了由“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向两类经济融合发展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转变过程。 之所以进行这种转变,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适应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既快又好地提高生产力水平。 当生产力比较发达之后,为了更好地解决分配不公平问题,再逐渐加大公有经济比重,形成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 与此同时,通过实践逐渐探索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有效实现形式,为过渡到按劳分配方式做准备。

由此可见,局部阶段两类经济融合发展为主体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不矛盾。 前一段时期未能很好控制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宏观调控因素所致,所有制结构变迁因素是次要的, 也是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并且是为了效率而不得不在平等方面做出的牺牲。 只有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之后,经济社会条件要求以公有经济为主体,才能顺应现实发展,实现逐步过渡,并且在成熟实践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逐步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四、坚持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简短的结论

平等与效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目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义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这一要求的集中体现,按劳分配作为一种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分配制度也很好地表达了对平等与效率的追求。

但现阶段公有制是否能够促进平等与效率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相关。 但世界上公有制比重高的经济体分配不平等程度甚至高于比重低的经济体,国内国有垄断及国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对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等事实以及国内外公有经济低效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皆使我们难以得出以公有制为主体能够促进平等与效率的结论。

公有制基础 篇9

一、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

在中国经济领域中, 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 而非公有制经济则表现出强有力的发展态势。据李成瑞的测算, 在第二、三产业中, 2001—2004年, 公有制资本的比重平均每年减少3.23个百分点, 共减少了9.7个百分点。公私经济实收资本比重之比也由2001年的65.7∶34.3下降为2004年的56∶44[1]。而据有关资料统计, 在全国总资产中, 公有制资产比重自1985年以来不断下降, 2005年, 公有制资产比重只占到全国总资产的48.8%, 与非公有制资产比重之比约为49∶51。产业方面, 全国总资产中, 公有资产也仅仅在只占全国总资产14%的农业和运输与邮电业占有优势, 在其他比重占全国总资产86%的第二、三产业中, 公有资产已经丧失了优势地位, 尤其是在对国民经济发展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制造业中, 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更低[2]。尽管由于统计资料和方式的不同, 各种统计和测算结果之间会有一定的出入, 但公有制资产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 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也正因为这样, 引发了人们关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争议与困惑。

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争议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早些时候并没有什么争议, 大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一大二公三纯”也曾在建国初期大行其道。争议的出现是伴随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导向,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而起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下降, 而且其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停止回升的迹象, 引发了人们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种种争议与困惑。是否还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成了争议的焦点。如李长征认为公有制“必然低效率”是“产权神话”的谬说, 公有制也可以有着和非公有制经济一样的高效率[3]。宗寒则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共同构成中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 这两者相互促进, 缺一不可。所以, 我们必须像党中央一再强调的那样, 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毫不动摇地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4]等。这类观点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中国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相反的观点也比较多, 如崔伟华撰文指出, “而当今时代, 却是家庭所有制和股份制这两种共有制形式的天下。”[5]以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胡承槐则更为明确的提出, “现在是该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提法的时候了”[6]。这类观点认为没必要再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些争议出现的实质是对当前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现实的一种思考, 若能得出一定的结论, 是有利于澄清人们的困惑的。可以说, 争议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 在于公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下降, 且按照相关统计和测算, 出现了在数量上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因为在传统的观念里, 大家普遍比较接受, 既然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那么公有资产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反过来说, 如果现在公有制经济还在国民经济中占有50%以上的比重, 上述的争议也就不会如此显性化。

三、中国公有制仍占主体地位

对公有制是否还是主体地位的争议, 事实告诉我们, 中国公有制仍占主体地位,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其主体地位。

(一) 公有制主体地位体现的关键应是其主导作用和控制力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事物的发展是质与量的统一, 数量的存在是事物发展的前提, 但数量不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 决定事物根本面貌的是质, 质才是事物的本质性规定。没有质的规定性, 数量再多也不能决定事物的发展前途和方向。所以, 看公有制是否还占有主体地位, 主要是要考量公有资本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

虽然按照相关测算, 公有制经济不仅资产所占比重下降, 而且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在下降。2005年, 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只有39%, 剩下的61%是非公有制经济[7]。但公有制经济始终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据统计, 2004年, 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城市公共交通业、烟草制品业、新闻出版业、邮政业、金融保险业、地质勘察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国有经济仍然具有绝对优势, 国家资本所占比重均在70%以上[8]。2006年,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1%, 但实现利润占44.9%, 上交税金占56.7%[9]。大型或特大型企业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主导作用。2008中国企业500强中,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了总数的66.2%, 有331家;实现的营业收入占全部收入的83.1%, 共18.2万亿元;实现的利润总额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86.6%, 达到1.2万亿元。而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只占总数的19.6%, 共98家, 实现营业收入只占全部企业的9.2%, 总计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只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7.7%, 共1 055.6亿元。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仍占据明显主导地位[10]。2009中国企业500强中, 排在前40名的全部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排名位置明显靠后, 排在最前的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也只排在了第44位, 显示民营企业实力相对较弱, 无法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11]。另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分析, 2008年, 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收入利润率为6.56%, 盈利水平是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最高的[12]。而且, 据调查, 在中国, 能够成活10年以上的私营企业只占24.8%, 六至十年的占了42.3%, 低于5年的占了32.9%[13]。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 非公有制经济比重的上升其实是一个不断变换的过程, 成活时间的不持续, 使得非公有制即使所占比重再高, 也不可能主导和控制国民经济发展, 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些都充分说明公有制经济至今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充分的主导作用。

(二) 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实现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社会主义国家, 公有制应该占主体地位。但在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 某一时期公有制经济在资本总量上即使未占绝对优势, 也只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动态表现, 就如同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样, 公有制资本的比重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围绕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数量比重上下波动, 并不存在一个绝对唯一的数量比重。只要国有经济还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 对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还拥有充分的控制力, 并不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且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应更多地依赖于公有资产转化为公有资本的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随着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 公有资产的存量与增量是会经常发展变化的。我们完全可以在保持公有制对国民经济发展控制力的情况下, 依据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发展的阶段, 适时适度地调整公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但随着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快速下降引起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削弱及其所引发并逐步突显的反面后果, 如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经济地位的下降, 居民的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 社会矛盾的突现, 民族经济从而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遇到障碍, 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混乱等, 尽管这些只是前进道路上的暂时曲折, 我们却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通过统一思想、完善法制、挽回流失的公有资产、促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紧密结合等措施, 振兴公有制经济。

公有制基础 篇10

关键词：公有制；股份制；性质

中图分类号：F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12-0022-04

在有关公有制的理论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只注意从财产(或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上研究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认为财产为社会(国家或集体)所有就是公有制。财产为个人所有就是私有制。近些年来一些人提出股份制也具有公有性。也是从股份制的股份由许多人提供而不是个人提供的角度得出这一结论的。这些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的真正目的。社会财产(或生产资料)以何种形式为社会占有并不是私有与公有的根本区别，判断私有与公有的关键是看这种占有是否适应了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以某种社会形式占有财产(或生产资料)，这种形式实现的既可能是社会目标，也可能是个人或某些利益集团的目标，这说明具体占有(或实现)形式与公有制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因此，需要分析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与实现目标之间的矛盾，找出二者融合与统一的模式。

一、公有制目标与实现形式

实行公有制，将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者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设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社会模式的主要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之前的公有制虽然在形式上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有相似之处，但没有社会主义整体目标的追求，因此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区别。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追求的是社会主义整体目标，财产所有可以有各种形式，但判定这些形式是否具有公有性的关键是看其是否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目标。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就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公有制消除了竞争，不以获利为目标，可以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第二，实行公有制可以使劳动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劳动既不同于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也不同于雇佣劳动，而是转变为自主联合劳动。由于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实行直接结合，劳动者之间本质上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第三，消除了剥削，实现财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分配。公有制的这三个目标承载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追求，既有经济发展的要求，又有社会进步、人的全面解放的要求；既有政治目标。也有经济目标。但从根本上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种更加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政治目标只是经济目标的必有之义，政治目标不是首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认为公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却有不尽相同的论述。既论述过社会所有制。也谈过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说过，“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恩格斯也提出，社会主义要实现“由社会占有全都生产资料”。马克思还讲过，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设想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个人劳动联合制，但是社会占有和新的个人所有制在社会实践中需要具体的实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比较明确表述过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国有制，因为在国家没有消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公有制最为典型的只能是国有制，其它形式的公有制如集体所有制和合作制等只能是公有制一种不充分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恩格斯还进一步将此表述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坚持国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国家里，国家所有制可以较为充分地体现公有制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最终可以向全民所有制或真正的社会所有制发展，但国家所有制本身不等于全民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而是全民所有制从产生到发展成熟过程中一个必经阶段。在实践中虽然也采用过全民所有制的称呼，但全民所有制在历史与现实中存在过的具体形式就是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回归为国家所有制形式不过是一个“正名”过程。

在国家所有制之外，社会主义实践中还产生了其它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如集体所有制、合作制、工人自治、股份合作制乃至股份制。这些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生产资料或社会财产不归个人所有，而是由全体或部分社会成员所掌握。因此被称为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与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是相通的，许多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后往往演化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工人自治或股份合作制都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在本组织范围内的直接结合，工人不仅是劳动者而且还是所有者，因而这些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公有制性质的认可。由国家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企业。其股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或国家所有，因此许多研究者也将其作为公有制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说明，公有制各种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是公有产权制度演变的结果。在现实中不存在某种固定和绝对的公有制形式，也不能人为地设计公有制实现形式。一些研究者按照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社会所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的思想，人为设计了一些所谓能够体现马克思思想的公有制形式，这些形式只能存在于研究者的思维中，在实践中根本不可能长期存在。

二、公有制目标与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

公有制超越了私有制从个人私利出发的目标，而是以整个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为目标，但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公有制与具体实现形式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矛盾。

首先，公有制内涵与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公有制要求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资料不为某个具体组织占有、控制而偏离公有制目标。但在现实社会中，社会生产活动是在一定组织中进行的，生产资料必然会由某个具体的社会组织占有与使用，公有制必须落实到某种具体的组织形式，马克思所讲的未来社会个

人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在现实中必须要有—种具体的实现形式。但具体的实现形式只可能在一定程度和某一方面体现公有制内涵，不可能完全体现公有制要求。每一种具体形式都很难完全体现公有制的三个目标，这就可能出现在名称上是公有制。而实际上却是异化为非公有制。因为三个目标本身也存在着矛盾性，难以在一个具体形式上同时实现三个目标。如发展生产力必然要求具体形式以经济目标为主，而劳动者成为主人则是主要是一个政治目标，财富的社会分配既有政治目标也有经济目标，是由生产方式而不是简单地由所有制决定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旦出现，就可能偏离公有制根本目标和要求。以社会占有程度或公有成分最高的国家所有制为例，虽然国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社会，但国家所有制受到国家性质、各级政府具体目标和政治家自身目标的影响，国有制与公有制目标也不能完全融合。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国家所有制，不过，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是私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目标，但总体上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这说明，国有制并不是完全的公有制，国有制可以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但也只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国有制本身还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问题。国有制企业有的处于公共产品领域，有的处在市场竞争领域，所处的领域不同，承担的目标也不一样。在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在经济目标之外如果过多地融入政治目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将被削弱，最终无法与其它形式的企业进行竞争。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国有制存在这样的矛盾，公有化程度低的公有制的其它实现形式与公有制内涵之间的矛盾就更加突出。现在一些研究者将股份制直接说成是公有制或新型公有制，他们没有注意到股份制与公有制所追求的三个目标存在矛盾。股份制是资本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股份制企业中每份股份应该是平等的，不管这个股份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的。股份制企业的目标应该体现所有股东的共同意志，是为了实现股份资本共同利益而存在的。股份制企业的直接目标是经济目标，要实现社会政治目标需要通过社会途径，需要环境和相应的制度保障。脱离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说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是对公有制与私有制区分的混淆。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但股份制与公有制目标之间的矛盾不能忽视。

其次，公有制统一性与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矛盾。社会主义要求所有的公有制组织只能有一个目标，都是为了实现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解放。整个社会的公有制组织在实现运行必须和严格的条件和环境约束，即实行计划体制。在统一的计划约束下，各种组织的目标才能融入社会目标。这就要求公有制组织只能是单一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实行计划。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曾经追求过“一大二公”不是没有原因的，对单一的公有制组织形式可以进行有效地管理。如果每种实现形式都有着自己的财产或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对财产或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不同，最终收益的使用不同，这些多样化的具体形式将使社会经济生活过于复杂，社会计划无法实施，也就不可能进行全面管理。

第三，实现形式自身目标与社会目标的背离。由于每一种实现形式的具体组织都有自身目标，在允许各个组织相互竞争的情况下，这种自身目标还会进一步强化。由此必然出现组织目标与公有制社会目标的背离现象。这说明，要想全面实现公有制的社会目标，应该取消公有制具体形式的自身个性和追求，但这样做在现实中又会阻碍这些组织的发展。如集体所有制，虽然从占有形式上说不归个人所有，但是集体目标既不同于个人目标，也与社会全体成员的目标不一致。如果认可每一个公有制组织对于自身占有的生产资料有支配权和收益分享权，这些所谓的公有制组织也会演化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性质的企业，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区别也就模糊了。国家参股的股份公司也是企业法人，有自身独立的法人地位，可以对法人财产进行处置，追求的目标是整个股份资本的收益。股份制企业在市场中与其他企业相互竞争，不能用所有制归属来进行区分，这些企业的目标与社会目标会出现背离。

三、公有制目标与实现形式的统一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马克思并没有一味地推崇公有制，而是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手段。只有在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人类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时候才能实行全面的公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和追求。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不能唯公有制论，一说公有制就是好的，也不能说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体现社会主义性质。不管公有制何种形式，公有制的社会目标与实现形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无法回避的现实。

为了克服公有制目标与具体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全面公有制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即在生产力发达的前提下实行计划体制和产品经济。计划体制就是为了解决各种实现形式主体自身目标与社会目标背离的矛盾，使各种组织不再追求自身利益而出现过度竞争和浪费。产品经济使人的劳动产品不需要经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社会化，根除了组织追求自身目标的可能性，提供了产品实现社会分配的可能性，使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既不能全面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也无法彻底实行计划体制和产品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在相当长时间里需要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对公有制实现形式进行扬弃。正如私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断扬弃自己的形式一样，公有制也需要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扬弃自己的形式。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乃至股份制。都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这些形式与公有制根本目标之间既有矛盾，也有部分融合之处。为了社会主义整体目标，国家所有制是最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国家所有制可以充分发挥国家的社会职能，运用国家政治权力和掌握的生产资料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但并不是说国家所有制越多越好，国有制组织要围绕公有制的三大目标展开。在公共产品领域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在市场竞争领域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为目标，可进可退。要将国有制组织纳入社会主义整体目标的要求中来，才能充分发挥国有制的公有制性质。集体所有制或合作制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集体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成果的共同分享，可以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存在和发展。股份制作为资本社会化的组织形式，集中了大量社会资本，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开展，收益又按股份多少实现了社会成果的分享，使个人与社会加强了沟通与联系。虽然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出发点是个人利益，但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发展，增进了个人与社会联系。虽然不能简单地说股份制就是公有制，但这种形式也可以看作是公有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一种实现形式，国家参股的股份制企业更是国有制形式的一种扬弃。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大量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目标的公有制企业影响下，股份制企业甚至资本家企业都可以围绕社会主义整体目标发挥作用，在更大范围内可以为公有制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这些都说明。在坚持公有制追求的目标下，公有制的各种实现形式可以与目标实现融合与统一。人为设定公有制的标准形式，既违背了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对经济组织形式的客观要求，又无法真正实现公有制目标。因此，可以容许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有不同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允许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对公有制实现形式进行扬弃。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演进为股份制，国有企业也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只有这样，才能使公有制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真正实现公有制目标。

公有制基础 篇11

一、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观点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 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在他们看来, 公有制、非商品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位一体, 是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定。

二、西方学者的观点

西方学者冯.米塞斯提出:一个理性的经济组织, 在没有自由市场的前提下, 从逻辑上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可能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的。因为西方学者的基本命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由于私有产权的消灭, 就不会有真正独立的企业, 而市场机制是以独立的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企业经济活动的自然协调方式。既然没有独立的私有产权和企业, 从而就不会有合理的市场机制, 进而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哈耶克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说道:高度集中的, 否定竞争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 限制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 因而对于充分灵活地满足丰富和多变的社会需求来说, 集中决策必然是低效率的。而社会主义学者兰格等人则认为,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虽然由于私有制的不复存在而不会有自由竞争的市场, 没有市场活动的真正主体, 即独立的企业。在那里, 基本的生产资料属于社会所有, 不存在企业独立的产权和独立的利益;价格由中央部门规定, 但这种计划价格的决定过程是根据对市场的模拟、经反复试验实现的。因而社会主义经济同样可以取得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中国学者的观点

中国学者胡永明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取决于公有产权实现形式本身的改革。市场机制协调资源配置之所以有效, 就在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可以自动地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 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条件必须是企业的决策权独立和利益独立, 否则, 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而独立的决策权和独立的利益又是由独立的产权决定和制约的, 是独立的产权派生出来的。产权独立意味着企业可以自由地支配资产, 自由地转让、出售资产和享受资产收益。产权独立是企业决策权独立和利益独立的基础, 是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必要条件。没有独立的产权, 就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企业决策权和独立的利益, 而产权独立所决定的企业决策权独立和利益独立又是市场主体形式从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这里应该明确的是, 产权独立并不是意味着就是私有企业中的私有产权。私有企业也无疑是产权独立、自负盈亏的, 从而很自然地形成了市场竞争机制。胡永明认为, 私有产权只是产权独立的一种形式, 在公有制条件下, 通过公有产权实现形式的改革, 同样可以实现企业产权的独立。现代西方的公司制度中财产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借鉴。在现代公司制度中, 企业法人并不是企业财产的最终所有者, 但它却掌握了企业的产权, 可以自主支配和转移资产。国有制企业也可以按照最终所有权和法人产权分离、产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 建立独立的法人产权制度, 实现政企职责分开, 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而在企业之间建立起竞争机制。企业独立的法人产权制度的建立, 使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衔接起来, 找到了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 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的问题。

四、我国市场经济的实情

长期以来, 由于受传统社会经济学的影响, 人们总是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不可兼容的两极, 认为, 计划机制, 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调控机制, 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要求。市场机制则只是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其特有的调节作用, 以弥补计划机制的功能欠缺, 目的在于使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得以健康发展。其实,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 无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 单一的计划调节或单一的市场机制都不能有效地解决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协调运行问题。资本主义有计划, 社会主义有市场, 从世界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 没有哪一个国家实行完全市场调节的经济或纯粹由计划调节的经济, 都存在着两者在某种程度或某种形式上的结合。

邓小平同志经过长期的实践, 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的这一论述, 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 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决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别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至今,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完善,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并非不可兼容的。我国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正趋于和谐发展。

五、几点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处在特定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若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必要的改革。

(一) 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必然趋势

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程看, 一方面, 纯粹的公有制和统制经济是根本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科学规律的, 政府权力和经济活动结合在一起难以避免腐败和经济绩效低下情形的出现, 它确实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不适合资源集约化使用的需要, 不能满足人类个性解放和创造力充分释放的要求;另一方面, 只要谈到以公有制为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政府对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偏袒与或多或少的行政干预以及对其它经济形式的限制, 进而导致公有制强权的形成并进一步影响到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再者, 在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中, 政府实质上也采取了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承认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格局存在的局面。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看,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一国的经济运行已经远远地越出了国内市场的范围, 国际大市场已经成为各国多种经济形式竞争与发展的平台, 那种封闭式的、狭隘的经济运行模式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唾弃, 而且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我国对市场经济的定位必须满足新时期国家经济向高层次发展的需要,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 清除那种陈旧的与经济发展格格不入的传统理念, 促进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与共同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在现阶段, 必须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和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实际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 从根本上改变行政统治经济的方式, 使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市场环境公平化, 以利于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与共同发展的关系通过市场来展开, 社会公共需要和个体需要通过市场来满足。

(二) 严格规范政府的行为

建立市场经济, 改变旧式行政统制经济模式的关键是正确地处理政府与各种经济形式的关系问题。政府部门不应该直接参与经济运行过程, 国家必须对各类市场主体给于平等的国民待遇, 允许公有制企业和非公经济企业以平等的地位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按市场法则自由进入和退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对于一个真正的完全市场化的国家而言, 在充分实现资本高度社会化的时期, 只有那种适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竞争力强大的经济实体才可能生存下去, 而政府则根据市场规律导引经济实体的投资行为和生产行为, 显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同时政府还通过税收和投资行为来显示国家对经济实体的服务和调节关系, 在第二次分配过程中政府尤其应该发挥对收入均等化的促进作用, 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 力争促成公平和效率的相对平衡, 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科学合谐平衡的发展。

(三) 规范公有制与其它所有制经济形式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 政府应该持一种公平的态度, 既要尊重市场运行法则, 鼓励多种经济形式的并存与共同发展, 而不是根据政治偏好有倾向、有偏见地保护或限制哪一种经济形式。又要防止政府官员运用其所掌握的利益分配权以及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力来干预经济, 避免政治官僚与企业主管 (部分公有资产和私有资本的代理人) 通过相互勾结而直接参与企业的运营过程来盘剥经济资本。

(四) 要实现国有企业的市场化, 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

国有企业一度作为国家行政权力附属物的现实状况存在了很久, 国有企业内部确实缺乏制度的制衡与约束机制, 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及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经济实体, 具有创造性和竞争力。一是要在确立企业产权、实行国有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彻底分离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改革, 实行以股份制经济为代表形式的公有制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 不断强化公有经济的所有权强度约束力, 努力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按照科学方案对公有制经济进行改制、改组和改造, 使其具有更大的开放性, 包容性、多样性, 并进行公有制经济内部的制度创新, 组织创新, 使公有制和先进的技术, 管理方式、组织方式、优良的制度结合在一起, 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要加大对侵害国有资产行为的惩处力度, 对那些侵权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以增强公有资产的绝对排斥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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