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处分权论文（共10篇）
学生处分权论文 篇1
摘要：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权是高等学校自主权的组成部分, 作为承担为社会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教育机构, 对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给予相应的处分, 是实现其教育目标的应有之义。2005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也以专章的形式对学生的权利做了阐明。在实施的近四年时间里, 学生的相关权益有了明确而进一步的保护, 然后由于对学生处分权的认识不足, 对其权利的滥用、程序的缺失等问题再一次的成为社会的焦点。为此, 本文对高校学生处分权问题进行重新的梳理, 以期实践中更加公正、合理地进行指导。
关键词：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权,法律关系,程序
随着学生权利意识不断的增长, 高校学生处分问题引发了大量诉讼。2005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专章的形式对学生的权利做了阐明。在实施的近四年时间里, 学生的相关权益有了明确而进一步的保护, 然后由于对学生处分权的认识不足, 对其权利的滥用、程序的缺失等问题再一次的成为社会的焦点。其谤因在于高校学生制度与公民受教育权的冲突, 其核心在于人们对高校学生处分权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茫然性与盲目性。
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权与学生合法权益的冲突与权衡
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规定了学校有权根据所列举的几种情形酌情给予学生相应处分, 这里的“情节严重”、“行为严重”、“后果严重”等等都属于高校在处分学生时的自由裁量权, 是在合法性的框架内与合理性相关的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到, 高校学生管理中的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满足积极行政的要求, 但如果完全任其自由行使而不受约束, 又极易被滥用而可能成为侵犯学生权利的根源。
2001年11月, 西南某高校学生张某与李某因在恋爱过程中发生性行为, 并导致女学生怀孕, 学校以“品质恶劣、道德败坏”、发生“不正当性行为”为由, 勒令将两学生退学。二人不服学校的处理决定, 以侵犯隐私权、名誉权为由将母校告上法庭。2004年8月, 成都某高校两名大学生上晚自习时, 因在教室里亲吻拥抱, 同样地也被校方定性为“非法性行为”并被勒令退学。
对于这些学生所犯的错误, 是否就已经严重到非得勒令退学不可的地步了?面对多种可供斟酌的违纪处分措施, 学校是否只能作出勒令退学的唯一选择?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 既应当处理学生的违纪行为, 也应当关注学生的将来, 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不当行为。更何况, 将因爱情发生性关系视为“品质恶劣、道德败坏”, 是用传统的性道德来审视现代男女关系。道德是一个流动的概念, 当今社会发展呈多元趋势, 不同人对道德有不同的看法, 判断是否触犯道德底线的标准是一种行为是否侵犯了他人的权益。相反地, 以道德名义揭露别人隐私的行为, 却恰恰被现代理论认为是不道德的。在高校对学生的惩戒与处罚是为了教育学生, 处分的措施应当与教育的目的性相适应, 仔细权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不能因小过而重罚, 罚过不相当, 责过失衡。 (1)
高等学校与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权
高等学校法律地位以及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是直接关系到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权的关键性因素。对这一问题的模糊是导致高校教育纠纷案件不断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传统的高等学校采取“政校合一”的管理模式。古代的太学, 其掌管之责就由政府负责教育行政事务的长官——祭酒兼任, 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京师大学堂。新中国成立后, 政府实行集中管理, 对高校直接控制, 高校只是政府机关的附庸。改革开放后, 1986年的《民法通则》初步确立了高校事业单位法人的法律地位。1995年的《教育法》, 尤其是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颁布后, 高校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才正式得到认可。
教育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 国家举办和发展教育事业并对其进行管理、指导是国家行使教育权的重要表现。高等学校是依照公法而设立的公务法人, 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目标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 具有一定的公权力和独立的管理机构及法律人格, 能够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 但教育法也同时规定, 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责任。因而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 以民事法律关系为辅的特殊的法律关系。这是我国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一种不可改变的形式。 (2)
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权的设定及其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
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权是指高等学校依据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对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给予校内惩戒与制裁的权力。 (3) 高等学校对学生处分权的行使, 是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我国的《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规定, 学校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 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权力;《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条中也规定, 高等学校有权“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 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
法治社会要求任何一种权力行使的行为, 包括法人对其成员的管理行为都应当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应当遵循合法与公正合理的要求。具体来讲, 高校应当基于学生违纪的性质、情节、后果等具体情况, 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选择合乎法定性要求的处分方式, 同时做到处分权行使的适度与合理性。
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权行使中的程序缺失与公正
长期以来, 我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高校做出学生处分决定一般都要经过层层审批, 然而这只是履行行政手续。真正法律意义上的程序意味着维护当事人的知情权、申辩权、申诉权以及事后权利救济。现有学生处分程序仅是一种行政审批性质的手续或一种权力的等级表达, 受处分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申诉权以及事后救济的程序性权利根本没有得到体现。
从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出发, 遵循法律的本质要求, 高等学校行使对学生处分权时, 在遵循公开、参与、公正、合理的原则基础上, 应符合以下程序要求: (1) 初查并上报有关部门。学生违纪, 其所在单位认为需处理时, 应初步核查事实, 并将初查有关情况上报主管部门。 (2) 通知本人并举行听证。学校应将有关情况通知拟处分学生本人, 对学生提出听证要求的, 应就此举行听证。 (3) 经认真研究讨论后形成最后处理意见, 并制作处分决定书。决定书应载明受处分学生的自然情况、违纪事实、相关证据、处分的种类及法律依据、提起法律救济的方式、途径及期限等。 (4) 送达受处分学生本人。学校的处分决定应在做出决定的一定期限内送达到受处分学生本人, 并应告知相应的救济权利和渠道。 (4) 高校在行使学生处分权时, 只有遵循严格而规范的法律程序规定, 才能保障该项权利的正确行使, 切实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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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抑或集权 篇2
关键词：财政分权指标；科技投入； 区域竞争
文章编号：2095-5960（2015）04-0034-07；中图分类号：F812.45；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自1995年中国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政府在科技教育方面的经费投入持续增长，尤其从2005年以后，科技研发财政经费的增速更加迅猛，从2005年的1354.9亿元提高到2013年的6184.9亿元。巨大的科技经费增量的同时，如何衡量科技经费的产出效率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把握不同省际的差异及其原因，对于未来我国提高科技经费投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讨论财政分权的文献主要考察了经济增长和分权的关系，而刻画单一事权和对应产出的文献较少，并且其中使用的各种不同的分权指标缺乏内在机理的说明。本文着眼于政府科技投入的分权指标——一个更加细分的事权。地方政府资助的科技项目，当然期望主要为地方的经济增长服务。虽然中央政府制定了多样化的数量和质量的考核指标，但仍然无法动摇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极其明确的利己目的。张军（2007）[1]分析了中国的分权有经济上分权和政治上集权的特征，政治上的集权对于官员考核具有异质性（经济上的考核相比而言具有更多的同质性），但是在一些细分的专业部门，特别是科技管理各部门，由于其指标不是复杂的总量指标，所以，对于地方主观的考察，会更加趋向于同质化。也就是说更加符合传统（第一代）分权理论的前提条件。
在这样非常专一的目标下，地方政府的投入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并且相对于中央政府科技投入而言，在一个狭义和清晰的创新指标作为目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否有更加好的成绩呢？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揭示三个主题：1.按照直接受益人平均的新分权指标体系的正确性；2.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必要程度和现有分权制度安排的效果；3.通过东中西部比较来观察科技发展是否存在强者恒强的趋势。
二、文献综述
在Blank，David M.，George J. Stigler（1957）开始对政府科技投入的绩效做了评估的努力之后[2]，随着政府投入策略越来越显著，这方面的文献也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政府科技投入作为解释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的分析（Martinez-Vazquez，McNab，2002）；[3] 第二，政府科技投入对于企业科技投入的作用系数以及机理研究（Zvi Griliches ，1979）；第三，以税收来实现的政府科技投入的效果评估（Warda，1999；[4]Jacek Zhu，[5]Pingfang等，2006；蒋建军、齐建国，2007[6]）；第四，政府R&D投入的综合绩效评估（李涛、黄纯纯，2008；[7]解茹玉，2009；[8]马少强，2011[9]）。第一类研究实际是集中于测度生产函数中广义技术的贡献，这个广义技术，实际上不能区分除了资本和人力资源以外其他所有影响产出的因素，所以和狭义（或者说精确）的技术创新的贡献率概念还有很大差别。早在1979年Zvi Griliches就指出这种在生产函数中对于资本人力的补充的广义技术的分解是困难的，这种思路的研究试图通过计量实证，讨论政府R&D投入对于企业R&D投入是促进抑或挤出，在机理的说明上比较牵强。第三个关于税收优惠的问题，国外研究较多，虽然国内学者做了些工作，但是由于中国的数据难以取得，所以贡献寥寥。
张五常（2008）总结和归纳了对于分权的正面评价：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和对于地方异质性的处理，在激励和资源配置方面作用明显，这种被称作“县域竞争”的治理模式促进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而负面的评价在于：第一，区域分割导致科技投入作为一个准公共品有被挤出的问题（李涛、黄纯纯，2008）；第二，区域不平等的加剧（解茹玉，2009）；第三，信息不对称被分权强化，从而使得上级的监督更加不易（马少强，2011）；第四，中国式分权，只是在中央监督层面对于地方的放宽，而地方层面仍然是集中，那么行政色彩浓厚的政府诱导型波动就会是一个惯例，这点和Ti Bout（1956）及Musgrave（1959）[10]等对于分权的定义是有区别的。关于分权讨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主要集中于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和分权的关系。而纵向部门中的分权，由于更多地吸纳下级参与者意见，更加趋近于国外文献讨论的“联邦分权”。在科技投入参与者中，科技部及下属各地的厅局、中科院及分院、大型学校和大中型企业还有正在壮大的国家投资公司（或产业引导基金），大致可以形成一个“联邦体制”，并且由于主体增加，R&D投资目的也越来越有多元化、市场化的倾向。这种状况使得对于政府科技投入的分析，能够接近于理想的理论假设条件；第五，无论是第一代分权理论还是走得很远的第二代分权理论，Duc Hong Vo（2009）[11]认为都需要扎实的实证来检验。
通过文献梳理看出，对于政府R&D投入的正向作用，基本还是肯定意见居多，但是对于政府R&D投入的合意比例和绩效评估有很多分歧。对于政府投入决策机制的分析，也没有精确的模型。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分解政府作用这个外生变量，来观察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率。以期通过不同初始禀赋的省份科技投入效率的比较，寻求产出效率改进的逻辑。
三、指标构建、数据与计量模型
（一）指标构建
对于分权指标的更加精细化的设定，一直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如何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构建合理的指标划分方法，周业安、章泉（2005）[12]，张晏、龚六堂（2005）[13]等都有详细地讨论。在总量讨论中有时候使用支出收入的对应指标来分析分权，但是在单项支出中，无法确认对应收入，所以用单独的支出来代表事权划分的比例。本文基于直接受益人群人均值而不是总量或者总人口平均（基于科技支出的使用者的具体指向，用科技人员群体作为人数平均的基础具有更加现实的逻辑）构建了六个指标，科技人员和“科学家”（中高级职称）都具有左右政府科技投入的作用，所以，用科技人员和“科学家”作为省级政府科技分权指标的分母，更加具体和有指向性。同时为了进一步确认指标的稳健性，又使用了几个常规指标作为参考。
试图用这两个人均分权指标来分析各个省级区域科技分权的效果和投入的倾向性（对于专利的增长如果是指向明确的，那么可以认为至少财政对于科技的投入是短期目标明晰的，长期的影响由于缺少长时间序列的数据，所以超出了本文实证分析的范畴）。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8年—2013年），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则选取了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各省（依照惯例不包括西藏和海南）的财政科技投入没有在年鉴中列出，用科研院所大中型企业和大专院校的科技经费筹集中的财政筹集作为各省的科技财政投入（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投入）。依据以上两个代替指标算出的各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和各省财政科技总投入的比例（加总各个省的这两个数据）从2008年到2013年分别为0.34，0.34，0.42，0.36，0.34，0.38。而同期的科技统计年鉴中给出的全国总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和总的（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分别为：0.368，0.374，0.355，0.368，0.394，0.4。两者比例基本接近，由此，我们认为拆分的各省省级地方政府科技财政投入是逼近事实的。观察到2008-2013年的全国科技活动内部支出经费中，劳务费对总内部支出的比值为43.5%（均值），固定资产构建费占内部支出的比值为56.5%（均值），所以我们使用了PIC权重44%，PII权重56%的价格调整指数构建。（朱平芳等2003年提出的科技投入价格调整方法，是用PII权重45%，PIC权重55%[13]），本文计算使用软件为stata12和eviews6.0版本。
（三）变量和计量模型
本文以专利数量为被解释变量，应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基本形式，并加入了控制变量：
6个分权指标df1-6作为自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各省份专利数zl，控制变量常用GDP作为大的经济环境的刻画，经济环境的改善和增长不仅能够直接指向进一步的科技投入，而且社会的综合环境包括不限于教育生活状况制度环境等也会间接促进技术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被大量文献作为外部科技冲击的指标变量，所以这里也用来作为控制变量。在直接投入中，分列地方政府科技投入df，，各省份非财政的科技投入用qt表示。下标i为省份，t为年份。所有变量取对数，以计算增长率。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整和协整
为避免伪回归和偏误，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使用LLC检验并且为了避免LLC检验要求每个个体的自回归西湖都相等的缺点，联合使用IPS检验，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都表明除了GDP以外的其他变量都通过了零阶单位根检验。
由于有非单整变量的存在，所以要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使用Kao（1998）提出的ADF检验。以下是具体结果（以分权指标1为例，其他分权指标结果基本相似），见表3：
（二）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
由于中国各个省份具有禀赋的差异性，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是稳健的方法。虽然以hausman检验结果来判断是否使用随机效应有争议（Allison，2009），我们仍然给出了hausman检验的结果（篇幅原因，没有给出随机效应实证结果），亦表明不支持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可能存在自相关及异方差问题，采用了分省层面聚类调整标准误的方法（Petersen，2009）。
计量结果（表4）表明六个分权指标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在使用同样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中，使用前两个分权指标的拟合度为0.738和0.791，明显高于后面四个模型拟合度（0.461，0.491，0.417，0.578）。在六个分权指标中，说明这两个以技术人员或者“科学家”为分母的人均指标明显好于按照总人口平均的分权指标，也好于不按照人口计算的分权指标，由此可以认为，这种划分事权的指标，既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也有实证上的说服力。也就是说，基于纵向部门层面（而不是按照省级地域划分）的分权指标应该按照具体受益者人均值而不是总人口平均来测度。
为了考察滞后因素的作用，我们在基本回归模型中加入各变量的滞后项，包括滞后一期和二期，对于系数不显著的（滞后）变量进行删除（限于篇幅，不列示结果，需要可向作者索取）。表5为使用六个分权指标的六个模型在选取了合适的控制变量滞后期后的实证结果。
表5的结果，我们采用了分权指标1和分权指标2及滞后项，地方政府滞后一期的投入增长，可以增加58% （e0.459-1=58%）的科技成果增长。而GDP滞后二期的增长，则对于科技成果增长有更加显著的效果。外商直接投资则表现为一个负面的影响。在使用其他非人均分权指标的模型3、4、5、6中，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滞后一期的增长对于科技产出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样的结论显然不是能让人信服的，也说明了使用人均分权指标的正确性。
五、区域因素的分解
继续进行传统意义上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分别回归，用上面的计量模型，使用科技分权指标1作为因变量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成三个样本组分别进行回归，发现东部和中部拟合良好，而西部样本大部分系数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在东、中部的基础上加入重庆、四川和陕西，我们发现没有模型系数的显著差异，说明重庆、四川、陕西等和其他西部省份没有同质性，而和东、中部大样本具有同质性（重庆、四川和陕西是历史上的教育科研资源集中地，所以，在科技领域，从一般经济地理角度划分的西部在R&D研发的地理划分上并不合适）。按区域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专利和地方政府投入和地方政府自主权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滞后期最显著在滞后一期（地方政府投入）和当期（分权），有人计算的地方政府投入对于专利产出的显著性最强的在滞后5年（朱平芳，2005），可能的原因除了样本不同之外（上海和全国），还有可能是数据截取区间不同（朱平芳数据稍早），越到后来，某些技术的发展加速越快，“干中学”起到了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分权指标设定的不同。
用GDP来刻画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大环境，可能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是滞后二期，不能完全地说根据三年前的GDP增长来决定三年后的财政投入，可以设想GDP增长引致诸如教育，人才引进方面的措施的增加和落实，使得创新有更好的土壤（中部滞后二期GDP增长影响了专利产出0.98，东部为0.5）。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国内专利的产出系数没有统计显著性，外资应该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通过人员流失或者外包等形式形成知识保护框架下的外溢性，这和其他文献的分析结果一致，长期内，我们还是乐于假设有外资带来的技术对于国内创新的正面作用，这样考察长时期内的知识外溢没有长时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支持（2008年以前数据的统计口径和2008年以后不一致）。
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发挥了显著的效应，但是不意味着越发达就对于短期科技创新（如果认为大多数专利是相当于一些更加重大的创新来说短期化的成果）的支持力度越大，中部地区政府滞后一期投入取得了对于专利产出0.81的显著性高于东部地区的0.65，是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部地区由于有尽快赶超或接近发达地区的冲动从而对于短期效应的重视。而西部没有很好的表现，我们简单分析可能是基础太过于薄弱或者人才流失。分权的影响在当期（东部0.66中部1.03），和一般的常识可能不一致，因为专利还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的过程，但是，由于解释变量是专利差分，所以，是否可以理解地方政府极其迅速的反应？在一些使用包络分析（DEA）或者随机前沿方法讨论科技效率的文献中（刘玲利、李建华，2008[14]；方爱平、李虹，2013[15]），无论是用新产品产值，还是专利申请量和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都发现了东部地区某些发达省份（直辖市）的财政科技投入的低效率，这个低效率和本文实证结果具有一致性，可能有三个原因，一个是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可能重视其他指标，比如基础性的研究，另外一个是，可能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投入确实太多了。最后就是由于缺乏数据，我们没有进行“有效专利”的统计，因为根据有效专利的概念，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有效专利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份，所以单纯以专利申请作为变量，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根据前面叙述我们找不到更加好的变量。
六、结论和建议
综合前述对财政投入对科技进步、技术效率的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分权指标设定，应该考虑具体的直接受益人群，特别地，科技分权不能用简单的人均财政支出作为指标，更加不适合用总量指标。其次，地方政府在短期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是明显的，特别是中部地区表现出了急迫的业绩意识，这种倾向至少在短期内是值得鼓励的。再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作用不如中部，可能是把钱用到了中长期研究项目上，所以没有理由怀疑地方政府对于信息的掌握和做出的判断，科技财政支出的地方自主权，值得增加。最后，虽然缺乏知识产权以参股入股方式交易的数据从而不能进行实证分析，但可以想象交易机制对于科技创新的正面作用。
在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财政支出结构对科技效率有很大的影响，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能够推动我国生产方式转变，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是我国政府亟须完善的重中之重。 首先，除了少数几个西部省份或者民族地区，大多数省份表现出了对于财政科技资金的比较有效地利用。因此从短期科技成果发展的角度，可以多向地方政府做放权的倾斜，给地方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也希望能在新一轮改税体制改革即将进行之际，设计方案进一步提高地方财政的积极性以及财政科技投入的效率。其次，注重逐渐降低地区之间的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差异性。从分析可知，西部地区，可能是处于资金扶持没有到达一个底线标准的阶段，所以其产出效应不明显。西部地区也有一些很有特色的研究院所和大中型企业，对于他们的科技支持应该加大，从而让他们走上可能的中部地区的科技发展路径上来。再次，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要加快科技创新体制的改革，培养大量的创新人才。基于本文财政分权以科技人员人数作为分母的合理性，那么财政科技投入和科技人员数量的关系非常紧密。在西部地区，可以遵循科技研发资金配置的内在规律，壮大和增加有特色的科研机构和人员队伍，从而多渠道增加科技财政资金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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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处分权论文 篇3
一、高校行使学生处分权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学生处分权是高校根据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针对在校学生违纪行为施予的否定性的制裁和惩戒,是一种必要的行政管理手段,同时国家赋予高校的管理自主权越来越大,高校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性。基于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管理与服从的不对等的特殊法律关系,处分权作为学校对学生进行管理和教育的权力,是一种公权力,来源于政府与学校之间的行政权力的再分配,必须根据公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来行使,性质上与民事权利的私权性有根本不同。一个公共权力机关不能做想做的任何事情,它只能合理地、最大善意地行事,只能为了公共利益的合法目的行事。这一公共属性,关系到高校怎样来行使这一权力,这一权力应受到什么样的监督与控制,以及发生纠纷和争议后的解决途径。如果高校超越法律来行使权力,或者违背法律的规定,或者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那么它的自由裁量性就要大打折扣,应受到政府干预或导致司法审查的介入,这样行政自由裁量和依法行政之间才能达到平衡。明确了高校的处分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后,该行为就像行政处罚行为一样可以适用行政法上的原则和制度,但我国目前关于高校处分学生的制度规范存在诸多问题,学生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和救济。[1]我国的教育立法在学生处分制度方面的有限性或者不完备,导致学校一定程度的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加上学校的法治观念和依法管理意识还比较薄弱,易造成学校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增大,出现学校侵权和违法行为,使学生在此种法律关系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
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处理环节是诸项管理制度中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有关学生处分处理过程中存在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无“法”可依。我国的法律和相关教育法规对学生处分的规定有限,而且有些内容模糊、陈旧,出现新情况就靠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通知和意见来弥补。(2)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规范性文件必须得以严格遵守,否则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如果对某一校规的适用不具有普遍性,对同一种违纪行为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势必造成不公平,引起学生的不满。(3)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主要表现为制度规定、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缺乏公开性。“法布于众”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如果学生根本不知道校方有这么一个规定存在,校方就据此做出决定,显然是不合常理的。(4)缺乏严格的程序性。很多学校在处分学生时不遵守程序,这往往留下草率的印象,即使校方做出的决定是慎重的。[2]
二、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1. 相关法律规范的滞后和缺失。
我国高等教育立法从整体上看,内容相对陈旧,立法观念落后。《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等规范于上世纪90年代初实施,是公权力为本位的背景下立法的产物,偏重于管理,忽视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其次,教育法律法规宣言性和原则性条款较多,操作性差,程序性规范少,可诉性弱。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这种缺失导致学生权利得不到法律救济,其实体权利难以保障。此外,高校管理学生的规范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有机体系,高校处分的法律文件很多属于规章,是立法法规定的最低级别的法的渊源,某些教育规章存在与上位法冲突的问题,导致实践中行为主体没有统一明确的实体规范而引起法律适用上的混乱。
2. 高校的校规与法律法规相抵触。
高校行使处分权所自行制定的一些自治规则,是内部管理规定,不属于法的范畴,可视为法律规范的具体实施细则。不同高校各自情况不一样,各高校为其声誉、生存及发展着想,高校管理者从严格要求、严肃学风的角度出发,制定比法律规范更严格的校纪校规,且这些制度明显偏重于管理和约束,学生的权利体现太少,形成了对法律法规的越位,导致了实体的不公正。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与高位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这是立法理论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学校无权对学生做出比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更重的处分规定。学校提高对学生的要求,是对学生的一种不利规定,一经制定就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造成对学生合法权利的侵害,违背法治社会的原则和精神。
3. 实施处分的行政行为在法律程序上有待完善。
就大多数高校而言,对学生操行方面的违纪由学生处提出处理意见,考试方面的违纪或作弊由教务处提出处分意见,并由主管领导批准,即形成处分决定,中间既没有告诉学生处分的理由与依据,也没有允许学生就事实进行陈述和申辩的程序,甚至连处分决定的送达都没有。诚然,一个处分决定的出台往往经过了层层审批,然而这只是一种行政审批性质的手续或一种权力的等级表达,并非真正法律意义上的程序。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意味着当事人的知情权、辩护权、申辩权和事后的救济权的落实。通过正当程序可控制管理过程,使权力运行符合法治的规范。
4. 学生的权利救济措施不到位。
作为与高校学生处分权相对应的权利救济制度不完善,只有《教育法》第42条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这一规定将学生处分的救济方式限定在申诉范围内,也就是将学生处分制定性为高校内部管理制度,排除了权利救济的司法手段,此规定显然违背了法治原则。该条款“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利,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的规定,进一步昭示了除学生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关系外,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其他关系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事前的救济不到位,事后的救济也没有保障,这其实已构成对学生权利的侵害。
三、高校在处分中需要对学生哪些权利给予维护
高校在处分行为中需要维护的学生权利,包括处分对象的自身权利及处分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
对处分对象的自身权利的保护是对学校权力的一个重要限制,学生权利一般指公法权利和私权。学校应注意保护的公法权利主要包括宪法权利(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受教育权。宪法权利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几类。基本权利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最主要、最基本,又不可缺少的权利。私权即民法权利,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两种。财产权是指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人身权是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总和。人格权是指主体依法所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以上任何一种权利除法律特殊规定外都是不容侵犯的。学校的规范制度未经法律允许不得强制性地排除学生的上述权利,对学生的处分也必须在法定限度内以尊重学生权利为前提进行。
从处分程序上讲,学生的程序性权利主要有:一是知情权。高校应当将处分决定送达学生,学生有权了解或被告知自己所受处分有关的所有情况,包括处分的理由、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是陈述申辩权。高校对学生进行处分时,应该给学生一个就重要事实表达意见和辩护的机会。学校应当认真听取当事学生的陈述和申辩,并充分考虑其合理的要求和意见。这样做能尽量避免错误的发生,也能增加处分决定的可接受性,确保公正性。三是救济权。“无救济即无处罚”,高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的同时,应当为学生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途径,允许学生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诉和诉讼。[3]
四、高校如何在处分行为中维护学生权利
在法治观念渐入人心的当今社会,高校行使对学生的处分权时,只有通过保证处分程序正当、畅通学生救济渠道、完善高校内部的听证制度和申诉制度、加强管理队伍建设、贯彻依法治教的理念等措施,才能保证该项权力的正确行使,切实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利。
1. 保证处分程序正当,畅通学生救济渠道。
高校在处分学生过程中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实施处分权的程序进行了全面的规定,规定了听取陈述和申辩程序,并规定了处理决定程序以实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高校实施处分的程序是:(1)学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并没有对听证进行具体规定,但听证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程序,不少高校在实践中都采用了这一程序。(2)依据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高校的校长主持校长办公会议或者校务会议,处理、决定对学生的纪律处分问题。学校对学生作出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应当由校长会议研究决定。(3)学校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应当出具处分决定书,送交本人。学校对学生出具的处分决定书应当包括处分和处分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学生可以提出申诉及申诉的期限。对学生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书报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4)对学生的处分材料,学校应当真实完整地归入学校文书档案和本人档案。被开除学籍的学生,由学校发给学习证明。学生按学校规定期限离校,档案、户口退回其家庭户籍所在地。[4]
校处分权行使的任何不当都会损害学生的权利,若学生就自己权利被侵害而无法获得救济,则学生的权利不过是虚有其名罢了。畅通学生救济的渠道,是保障学生权利充分实现的重要手段。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于受处分的学生规定了两条救济途径:(1)校内救济。做这一规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是为了监督学校在处分或处理学生过程中依法办事。实践证明,学生申诉制度的建立,保障了学生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利,加强了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推进了学校依法民主管理的进程。(2)行政救济。学生如果对学校的复查决定有异议,可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
2. 完善高校听证制度,保障学生申诉权利。
高校在处分违纪学生的时候,多是凭自己单方面掌握的事实和理由,依据学校的规章制度就直接作出决定,而没有听取当事学生的申辩意见。这样的处分程序没有学生的参与,本身体现不了学生的意愿,无论从程序上和结果上都很难保证公正和合理。为使高校管理趋于民主化、公正化,应将听证制度规定为处分行为的正当程序,听证的含义即听取双方意见。借鉴《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制度,学生应在学校告知后提出听证申请,学校审查决定听证后,应当事先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有关事项;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及说明其他有关事项,调查人员提出证据及当事人具体的违纪事实、进行处分的建议,当事人就针对指控事实有关问题进行申辩和质证,主办调查人员与学生进行辩论,主持人宣布结束之前,当事学生有做出最后陈述的权利;同时对听证会中出示的证据材料、学生的陈述、主办调查情况及辩论等全部过程制作笔录,笔录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听证制度在学生处分过程中的重用作用,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保证了处分程序和处分决定的合理性。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依据《教育法》通过专章明确了大学生的权利和义务,突出了大学生对所受处分的陈述权、申辩权和救济权。因此,在学生处分过程中进行听证,能够听取当事学生的陈述和申辩,可以更加有效、更大范围地利用这种手段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听证过程是一个思想碰撞、内心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充分陈述自己对处分决定的意见和看法。对于学生提出的意见,合理的,可以吸收到最终的处分决定当中,不合理的,管理者也能根据法律及规章制度予以解释。因此,听证过程能使学生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自觉地加以改正。相反,单方面的、生硬的一纸处分决定只能压制学生的行为,并不能从思想上教育和疏导学生。听证过程也同时使旁听的学生受到了生动的教育,通过学校和学生双方的辩论,对违纪行为、规章制度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种身临其境的教育过程所产生的效果是单纯地阅读规章制度所不能比拟的。[5]
根据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1、62条规定,各高校已基本上成立了申诉委员会,建立了申诉制度。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申诉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方式,有诉讼上的申诉和非诉讼上的申诉。在此所讲的申诉主要是针对高校学生处分的救济而言,是一种非诉讼上的申诉。从操作层面来看,将申诉作为高校学生处分的救济方式,既有利于有效地化解纠纷,又有利于学校的管理,因为申诉方式主要是在教育系统内部解决问题,便于调解纠纷和维护学校的稳定;既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又能体现“依法
大学生心理危机与审美人格塑造
姚裕萍
(浙江工业大学软件学院,浙江杭州
摘要:当代大学生心理危机的产生有极为深刻的美学根源,对心理危机进行干预和防御要从根本入手,重视建构大学生的审美人格,全面提升其精神素质。其中,大学美育在构建大学生审美人格中具有独特的功能。
关键词:心理危机审美人格美育干预
在着力构建和谐教育的今天,从心理学界到教育学界,对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都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逐渐认识到:要想有效干预当代大学生心理危机,仅把重点放在心理咨询和矫治心理疾病上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必须从根本上寻找深层次原因,建构大学生审美人格,全面提升其精神素质。大学美育在构建大学生审美人格中具有独特的功能。
一、大学生“非美”心理状态剖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现代社会对美的疏离使大学生出现种种心理困扰和心理失衡,这种种困扰和失衡的心理“非美”状态又导致大学生人格扭曲和缺失,从而产生心理危机。
1.焦虑心理。
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科技日益发达,工具理性不断发展的社会。它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本身的异化。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写道:“今天,最大的压力都转嫁给了年轻人。小小年纪他就受到各种压力:上学时要考取好的分数,要进名牌大学,要选择一个职业。在各个阶段他都要被鉴定评级。这种鉴定现在成了一张他终生都要携带的身份证。”[2]而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新形势下,许多大学生面临“一毕业就失业”的窘境。巨大的生存危机使大学生感到非常焦虑,人格的相对平衡状态被打破。
2.自闭心理。
这类性格往往多见于一些贫困的大学生。由于家境困难,进入大学后,他们强烈感受到了与他人之间的差距,常会因贫困、经济拮据感到自卑,又羞于接受他人的帮助。即使得到别人理解和帮助,也从此扛上沉重的心理负担,总觉得亏欠同学
治校”的管理理念,因为申诉方式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又依法维护学生的权利。与诉讼方式相比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申诉是一种更合理、更有效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方式。[6]
3. 加强管理队伍建设,贯彻依法治教理念。
目前在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大环境下,不断加强高校管理工作人员的法制教育,特别是教育法制教育,提高高校管理教师法律素质,也是大势所趋。管理教师法律素质培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需要教师自觉主动地学习法律知识。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学校要加强组织培训工作。而培训内容既包括国家法律体系构成的基本知识和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知识,还包括教师职业法规知识和有关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今后教师培训工作中法律观念、法律知识、依法管理能力应成为教师培训的一项重要而长期的工作内容。另外培训要结合实际,要把实际管理当中有关常见的、易犯的错误行为和做法融入培训内容当中,这样既有针对性,又能增加培训的生动性和有效
人情,觉得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同时,他们又非常重视和敏感于社会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与态度,因而不愿与同学交往,或在交往中沉默寡言。慢慢的就自觉地将自己封闭起来,远离人群,形成自闭心理和孤僻性格。一旦遭受挫折和打击,他们的不良情绪得不到宣泄和释放,就容易导致心情郁闷,严重的甚至会引起自杀。
3.偏激心理。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使大学生产生普遍的情绪焦虑和心理变异。当大学生面对自身的迷茫、压抑而无力解脱,当他们追求完整的需要无法满足,便会油然而生对人生意义的拷问。挫折感转化为丧失感和自卑感,孤独感转化为抑郁感和空虚感,现代社会竞争意识转化为妒忌、偏执、偏激等负性情绪,进而转化为对自我和社会的不满和敌意。一些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自以为见惯了社会上各种世态炎凉,由此产生心理的不平衡,觉得世事不公平,容易养成愤世嫉俗或玩世不恭的人生观。而一些个性不良的学生看问题容易走极端,心理偏激,在与他人发生冲突时,容易采取过激的行为。
4. 抑郁心理。
抑郁是指大学生学业、就业、恋爱或生活受挫、家庭中出现重大变故等消极因素刺激后,心理无法承受而出现的不良情绪反应。通常表现为对日常活动兴趣显著减退,感到生活无意义,对前途悲观失望,遇事往坏处想,精神不振,自我评价下降,不愿主动与别人交往。严重的心理抑郁将产生自杀的念头。我国有学者报告,在自杀未遂的大学生中,有35%—79%可被诊断为抑郁性心理问题,可见心理抑郁已经成为一个危害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5. 自卑心理。
大学生的自卑心理主要表现在能力、自身价值等方面低估自己,并且认为自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因而终日忧虑不安乃至自暴自弃。生理有缺陷、相貌不佳、才不如人、家庭困难等都可导致大学生的自卑心理。一般的大学生个体或多或少在自身某个方面都体验过自卑这种消极情绪,但只要通过积极的自我调节手段就能减轻或消除自卑心理。如果沉湎于强烈的自卑之中不能自拔,心理很容易失去平衡。
性,增强教师的权利意识及对学生维权行为的指导性。
摘要：我国高校在行使学生处分权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致使高校学生管理权过度膨胀,学生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相关法律规范的滞后和缺失、高校的校规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实施处分的行政行为在法律程序上有待完善、学生的权利救济措施不到位等。高校在处分行为中需要对学生的自身权利及处分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进行维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高校需要通过保证处分程序正当、畅通学生救济渠道、完善高校内部的听证制度和申诉制度、加强管理队伍建设、贯彻依法治教的理念等措施加强处分中的学生权利维护工作。
关键词：高校,学生处分权,问题,原因,维护
参考文献
[1]朱孝鸿.高校处分学生的法律问题探讨[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S1).
[2]吴克禄,詹晖.论高校学生处分的法治化和规范化[J].江苏高教,2004,(4).
[3]姜丽丽,王亚鹏.高校学生纪律处分法治价值分析[J].理论界,2007,(1).
[4]曾伟,周克军.高等学校对学生施行纪律处分的法律分析[J].理论界,2006,(11).
[5]蔡虎昌.高校建立学生处分听证制度的作用及意义[J].辽宁教育研究,2006,(12).
经济改革与地方分权 篇4
亚当·赫什
（美国进步中心资深经济学家，主要研究美国、中国及全球经济中的增长与不平等问题）
去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的经济治理议程，并宣布成立上海自由贸易区，这为中国新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希望。对于国家长期参与及控制经济活动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三中全会决议承诺将予以清理。这些问题包括，国家向国有企业提供效率低下的资助；金融体系的操纵与所有权问题；扭曲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的价格干预机制；环境恶化和严重腐败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
对此，外界普遍予以积极评价。此次改革标志着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里程碑式的转变，也意味着中国将调整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向。
不过，在观察人士关注这一改革议程积极面的同时，也在考察其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中国的改革将主要针对其非市场经济部门，那么，它会给全球经济领域的商业蓝图带来何种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发展迅速，随着自主能力的提高以及众多跨国投资商把生产迁移至中国沿海地区，中国很快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然而，尽管投资、出口及增长飙升，中国经济却日渐转向以国家为中心的方向。中国经济非市场化因素的加深如此明显，以至于出现“国进民退”的说法。
如今，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改革计划是雄心勃勃的，但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第二大经济体而言，变革绝非易事——即便这一改革把达到议程目标的时间设定为2020年。
经济改革将触动各种利益并遭遇结构性障碍。在地方政府层面，既得利益者希望维持现状。而此次经济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将工业和商业经营活动中大量的监管和审批权下放到这一层面。
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的重要性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按资产、产出或出口量计算，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数量远远多于国资委为中央政府管理的117个企业及其附属公司。往往在中外合资公司中，地方企业占据中国出口额和制造业产值中非常可观的份额。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不断提升的工业发展的支持，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出口发展的最强劲的决定因素。在接二连三的企业结构重组之前，这些公司的效率同私企和在华外企不相上下。
地方政府变戏法似地为经济发展筹集资源的能力，在通过地方财政平台借贷的庞大资产负债上可见一斑，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工业发展以及明星企业的打造都有赖于地方财政平台提供的资金。这些投资的驱动力反映出地方官员之间为使本地区成为发展龙头而展开的相互竞争。这种财务杠杆的自发扩张与中国为应对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国内刺激计划相呼应。最新统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维持在17.9万亿元人民币，按照当前的汇率计算接近3万亿美元。
目前着手的改革旨在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关键的监管和行政审批权，这对于政府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竞争中能否做到中立至关重要。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去年取消或向下一级政府下放了416项以往需经国务院审批的监管项目。另外，还有200项将在2014年余下的时间内完成取消或下放。
这些举措意味着，地方政府官员在保留了扶持当地企业的财政手段的同时，还将获得监管和自由裁量的权力，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与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提出的一些目标发生矛盾，其中包括“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并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的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最近对众多公共事务专家、公职人员和中国商界领袖的调查显示，减少实施中的各种法规的数目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规章制度的数目本身其实无关紧要，因为取消的监管要求往往会重新整合在其他的法规中，其作用并未消失。
财政分权绩效评析 篇5
我国先后经历了统收统支的财政集中体制、财政包干制之后进入财政分权阶段并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垂直的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的制度。中央政府将相对经济增长指标作为衡量地方政府绩效的关键性指标, 并依此建立了针对地方政府的绩效激励机制:在高度集权的垂直政治管理体制下, 中央政府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和其相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挂钩, 通过相对经济增长指标来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 然后利用自身在政治上的权威来对地方政府进行奖励和惩罚。这样, 地方政府官员就会为了各自的政治升迁而努力的围绕地方的经济增长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就是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下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 这与西方国家的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分权模式成功的地方在于一个“向上负责”的政治体制与财政分权的结合。
二、财政分权下的政府行为及结果
财政分权制度施行的十余年来在我国的经济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 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 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GDP而相互通过税收、公共服务等手段进行经济竞争, 引发了一系列经济扭曲, 并导致宏观上的经济问题。
1. 地方保护主义猖狂。
地方政府选择的保护性策略和掠夺型策略, 在垂直化行政管理架构和资源流动性的限制下会增大地区间的交易成本, 导致地区间要素及产品的流动受限, 产生价格扭曲, 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从而损害经济增长。
2. 通货膨胀加剧。
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优惠政策、税收减免以及压低银行信贷资金成本的方式进行引资甚至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 在这种优惠政策下, 产生对要素的超额需求, 导致投资过度, 进而引发通货膨胀。且在以GDP考核政绩的畸形激励制度下, 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高GDP而增加财政支出, 增加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 并超过了实际货币需求量, 加剧通胀。
3. 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地方政府在政治业绩压力下并没有坚持财政分权设立的初衷即增加转移支付、发展农业、教育和科学事业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为基础教育和公用设施能够提升居民福利, 但不是招商引资和GDP竞争的重点, 地方政府不得不将重心转移至“做大蛋糕”而不是“分好蛋糕”, 从而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大。
财政分权将政府财权上移、事权下移, 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匹配。地方政府在财权小、财力不足的情况下, 为满足公共供给以及改善投资环境等的巨额花费要努力扩收。政府选择的扩大巨额预算外收入规模的做法会加重居民的负担且预算外支出的规模效应递减。
三、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的种种问题, 中央政府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并相应的发展条件鼓励地方政府进行发展型政府的转变。
首先为了控制地方融资风险的进一步扩大应限制地方政府的借款规模、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并严格控制其过度融资, 与此同时有步骤地开放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并建立相应风险管理机制。其次是中央政府应监督地方进行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 加大在转移支付、农业、教育和科学事业等方面的支出。另外, 为了有效的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要改变目前对于地方政府过于单一的经济增长评价指标, 引入更为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政绩考核时, 更多地参考辖区居民的意见, 防止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改善一些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 加大反腐败力度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 既要不断整合各种要素资源, 更要从体制与机制入手, 不断规范地区征税行为, 完善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方式, 从而使经济能够在一个协调有序的竞争框架下发展。
摘要：1994年以来我国进行了财税体制改革, 确定了我国垂直的政治集权制与经济分权制相结合的财税制度即财政分权。财政分权制改变了中央对地方的激励机制, 减少了政府与群众的信息不对称并在其施行的十余年里在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 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在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下地方政府为了做成“漂亮的业绩”而相互竞争, 产生地方保护、市场割据等一系列经济扭曲。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说明并试图找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财政分权,政府行为,通货膨胀,地方融资
参考文献
[1]范子英、张军,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J].管理世界, 2009 (7) .[1]范子英、张军,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J].管理世界, 2009 (7) .
[2]刘小勇、李真, 财政分权与地区市场分割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 2008 (2) .[2]刘小勇、李真, 财政分权与地区市场分割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 2008 (2) .
浅谈地方分权 篇6
关键词：中央集权,地方分权,资源配置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 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建国以来都无法避免这个分权的实践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的变迁简述
1949年,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 面临着一个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问题:必须寻求一种适合中国的基本制度。这就是政制问题, 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权。这也是本文要主要讨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毛泽东本来在1945年到1949年准备接掌全国政权的时候所作的政治行政思考, 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 但后来过分强调阶级斗争, 导致不论国家权力的纵向分割还是横向制衡, 都没有能够规范化制度化。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文件, 但因为没有经过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之间往复的商讨和理性的妥协, 因而对权力的制约效果有限。“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成了权力运作的基本准则, 分权被打入资产阶级思想的冷宫。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一方面取决于党政关系和政治形势的发展, 另一方面, 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但在改革开放以前, 前者的作用一直居于主要方面。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主要取决于后者。
初创时期 (1949-51) :建国初, 地方行政建制尚未成形。既在省以上设立大行政区, 又在县与乡之间加上区一级政府。
规范时期 (1952—55) :在经济恢复时期以后, 规范化的意识开始出现。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先改为行政委员会, 后取消了这一机构。第一部地方政府组织法正式颁布实行, 中央地方关系明显趋向于中央集权。
放权时期 (1956—59) :在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下, 地方自主性下降。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 倾向于向地方适当放权, 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集权时期 (1959—61) :由于权力下放过猛、过多、过散, 中央政府对地方失控, 全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陷入无序状态。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面, 中央在59年上半年, 开始调整, 收权。加上“大跃进”运动的失败, 需要全国统一协调, 因此从60年起, 中央进行大收权。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建立六个中央局, 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构, 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又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状况。
党集权时期 (1961—65) 。各大区在设立党的中央局后, 没有建立相应的政府机构, 导致党政不分。1964年, 毛泽东提出, 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从此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政府行政关系完全被党内的组织关系所取代。
失范时期 (1966-76) 。这一时期, 国家行政的运转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为了使经济形势好转, 不能不采取下放权力的措施。但是过快的大规模的权力下放, 使经济生活陷入混乱。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 中央逐步收回了大军区对省、市、自治区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权力, 1973年,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 又有计划地收回了一些管理权, 加强中央对经济生活的集中统一领导。
调整时期 (1977—79) 。文革结束后, 为了扭转经济上的混乱局面, 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 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向地方下放权力的思想。
改革时期 (1980--) 。
1、下放权力:
改革一级立法体制, 明确规定我国的两级立法体制, 扩大了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另外通过地市合并, 市管县的改革, 扩大城市的行政管理范围和经济管理权力。
2、回收规范权力:
这一时期新体制的全面确立跟不上经济的发展, 导致在中央向企业和地方放权以后, 出现了地方势力扩大, 中央权力缩小, 权威流失的现象。中央因控制资源有限, 对社会的宏观调控能力削弱。为了摆脱这一局面, 中央在分税制的基础上确立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95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 市场经济开始成为调节国民经济发展的杠杆, 并直接影响中央地方关系。此后, 中央又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 尤其在金融方面, 采取了严格的集权措施。
可以说改革开放到如今,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在被不断地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到目前为止依然还为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 还是处于摸索阶段。
二、我眼中的地方分权
从上面的简述可以看出, 建国以前, 凡是统一的年代, 皆是中央集权强化, 地方权力弱化, 凡是分裂年代, 皆是中央集权弱化, 地方权力强化。而建国以后,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基本处于“一放就乱, 一统即死”的怪圈中。我认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和部门关系。
财政关系
在我看来, 之所以造成这样情况, 主要原因在于对财政权的分配。地方一旦获得较独立的收税权力, 那么经济便会自立, 那么地方就会变强势, 同样的, 中央因财力问题也无法开展全国性领导。反之, 地方则自主性不足。实际上1990年代全面推行的分税制改革, , 从财政上来说, 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能够各谋其利。地方政府的税收就是地方可支配财力资源, 可以使地方有能力办理地方的各种事务。中央政府有征收国税的权力, 那是中央政府得以处理全国性事务的财力基础。
故而, 当前的财政制度有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当然也有改进的余地, 我觉得最应该改进的地方是地方财政的加快透明化, 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 以保障地方财政的合理使用, 而不是浪费在公车等问题上。
部门关系
财政分权激励与经济增长 篇7
关键词：财政激励,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增长代价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平均约10%的GDP增长。惊叹之余, 不禁思考这种高增长能否持续, 持续多久?而要解答这个问题, 必须探讨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 过去高速增长的源泉是什么, 增长的后遗症是否会阻碍今后的发展。
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都认为财政分权会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并把它作为财政分权理论的基石之一, 即Tiebout机制 (Tiebout Mechanism) 。后来, Broton (1986) 、Case&Rose (1993、Qian&Roland (1998) 、Dustman&Thisse (2001) 、Cail&Treisman (2006) 以及张维迎 (1998) 等学者都支持这个观点。
二、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与经济增长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 在一个多层次结构的政府体系中, 各个层次的政府都致力于实现本辖区内的福利最大化。该理论主要解决地方政府在本辖区提供的公共品来满足居民偏好的问题。而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 具有信息成本优势, 居民根据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质量情况进行“用脚投票”, 选择他们的居住权 (Tiebout, 1956) 。通过Tiebout机制, 资源达到优化配置, 促进经济增长。但在中国, 由于户籍限制、城乡分离等因素, 居民难以进行“用脚投票”, 而且也有学者得出1992年以前,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成反向关系的结论。黄佩华 (1991) 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 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基于上述分析,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难以解释1990年代中期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与经济增长
1990年代中期以后,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得到发展。该理论以公共选择为视角, 认为公共部门的职责不是在于尽力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而是追求自身预算最大化。政府会通过损害社会福利来增加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作为最大的垄断机构, 政府的行为要想得到控制, 就要在政府内部进行分权, 利用各级政府竞争来创造出一种类似于市场的预算约束机制 (Brerrnan and Buchanan, 1980) 。
基于中国和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的比较, 钱颖一、Weingast等人把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激励、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 形成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即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假说 (Qian and Roland, 1998;Jin, 2005) 。这是从政府体制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 “中国地方政府的强激励有两个基本原因, 第一个是行政分权, 中央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把很多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 使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第二个是以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 中央把很多财权下放到地方, 而且实施财政包干, 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与中央政府分享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越高, 地方的留存就越多, 其中预算外收入则属于100%的留存。正是这两方面的激励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有那么高的热情去维护市场, 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所以该假说也被表述为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Jin等 (2005) 通过对1982-199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分税制之前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 从而支持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主要结论。
但是, 周黎安 (2005) 认为, 财政分权构成地方政府内部激励源泉值得怀疑, 因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向下授权随时可以收回。即使在分税制改革之前, 中央也经常对财政包干进行事后调整, 出现鞭打快牛的现象 (Ma, 1997) 。再者, 该假说强调的维护市场的功能在中国并不成立, 目前中国治理地方官员的激励模式在深层次上与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有着内在的矛盾。
四、经济增长代价的解释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 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日益扩大。OECD (2006) 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衡量省际人均财政支出和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从1995年到2003年分别从0.16上升至0.21、从0.22上升至0.35。根据 (张波, 2006) 总结, 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 (乔宝云, 2002) 。
近年地价房价屡创新高, 愈演愈烈的房屋强制拆迁, 人民财产遭公权力破坏也有财政分权的伏笔。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 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从而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分税制改革促使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 造成人民的福利下降 (陈抗等, 2003) 。通过对中央转移支付的地区分布研究表明, 转移支付往往更有利于发达省市, 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Wong等, 2000) 。
五、结束语
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增长, 可以从财政分权激励角度得到一部分的解读, 虽然理论亦有其缺点。更为人所关注的是, 该理论对增长产生的副作用。也许财政分权激励机制更是一把双刃剑, 改革有得也有失, 所以, 我们要以辩证的思维来监控该机制的后果, 并且与时俱进, 进行适时适当对其进行改革。否则, 之前积累的成果将沾满越来越多的痛苦。
参考文献
[1]张波.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税务与经济, 2006, ⑶.
[2]陶然, 陆曦等, 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J].经济研究, 2009, ⑺.
财政分权对西部教育影响研究 篇8
关于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在国内的经验研究并不多。大多都关注分权对某一类公共支出水平或绩效的影响。Estache (1994) 的跨国研究发现, 分权会增加政府的基础建设支出。乔宝云等人 (2005) 研究了中国分权对小学义务教育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对教育提升吴相应作用的结论。但傅勇和张晏 (2007) 研究发现, 中国的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的结构产生扭曲的作用, 导致文化教育的支出不足。此前的文章都从全国的角度出发, 本文利用西部各省面板数据, 研究财政分权对西部教育 (高中) 的影响。一个待检验的假说是:西部地区由于其自身经济水平和地方政府官员对晋身的重视, 会导致财政分权对教育的影响水平为负, 各地方政府间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进行的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会对教育等公共支出产生“挤出”效应。我们以各省份的FDI (郑磊, 2008) 数据作为地方政府竞争的描述。从而得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公共支出产生的挤出效应导致经济增长对教育的贡献为负。
二、数据与实证
在自变量的选取上, 我们取EDU表示西部各省份高中在校学生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之所以选取在校学生人数占全国的比重在于西部地区的青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的比例任然高居不下。许多初中毕业就选择外出务工而非继续学习。
显然, 财政分权 (FD) 是本文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之一。财政分权作为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安排从一个角度上表征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的大小, 财政越分权, 地方政府的自由度就越大, 就越有可能按激励方向改变财政支出的结构。分权指标的选取存在一定的争议, 基于本文研究的目的, 这里采用 (傅勇和张晏, 2007) 的指标, 即采取预算内本级政府财政支出指标, 并且, 为为控制政府支出规模与人口数量之间可能存在的正向关系, 我们进一步对该指标进行人均化, 即FD=各省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预算内人均总财政支出。该指标可以看着是实际分权程度的一种度量。由于中国财政分权的特殊性, 地方政府可能不会过多地强调教育支出, 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支出可能会出现绝对下降, 本文预期财政分权对教育的影响是负面的。影响财政支出的另一重要渠道是竞争, 地方政府的竞争程度会影响生产性支出的偏向。而没有竞争激励的政府对公共支出的偏向可能不同, 各地方政府也存在一些子国家同一税收政策之外越权制定地区性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现象, 运用财政竞争手段吸引FDI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竞争行为。基于这些考虑和数据的可得性, 我们采用 (郑磊, 2008) 的方法, 以各省份FDI占全国的比重即FDIshare来衡量地方政府竞争度。另外, 竞争和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一方面政府竞争在分权不同的地区支出结构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 另一方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可能随着政府竞争强度的增加而发生变化。为了捕捉这种机制, 我们有必要借助二者的交互项 (FD*FDIshare) 。有关FD和FDIshare的三项是我们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我们还增加了刻画政策影响的虚拟变量ND。ND对2000年以后个省份赋值1, 其余为0, 用来分析2000年起中国全面推广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ε代表教育的其余影响因素。
为了检验前文假说, 我们对如下回归模型经行估计:
我们使用的是1995年~2006年中国西部11个省级行政区 (1997年后重庆的数据纳入四川) 共132个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在上述回归模型中, 下表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观测值。
采用Eviews4.0软件, 我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上面的模型估计中我们可以发现, 财政分权度的系数显著为负, 财政分权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高中学生比例数就会减少0.94个百分点。而Arze del Granado (2003) 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则相应的高中比例数应有所增加, 值所以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 首先,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 原来完全由政府包揽的教育投入负担逐渐转移给居民个人,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不慢, 但由于基础差, 人均收入不高, 而且恩格尔系数过高, 教育支出费用导致很多初中毕业生无法进一步上学。而且现在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收入在总的经费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有明显的上升。其次, 相对于其他公共支出来说,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具有更低的收入弹性。
三、结论与政策讨论
本文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讨论了西部地区高中教育落后的根源, 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 在支出结构上造就了地方政府“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严重扭曲, 而竞争对公共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分权程度。尽管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的经济、教育等都在迅速的成长, 但我们也同时应注意到西部教育仍旧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如何更好的实施西部大开发, 教育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之一。
摘要：本文基于西部各省份面板数据, 验证了验证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西部高中教育的影响。研究发现, 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机制导致地方之间展开标尺竞争, 这种竞争和财政分权结合在一起, 共同西部高中教育产生显著的负影响。缓解西部教育落后必须转变现有的地方财政制度组合。尤其是转移支付的问题。
关键词：财政分权,政府竞争,西部教育,转移支付
参考文献
[1]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财贸经济, 2006年第2期
[2]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6期
[3]郑磊: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科学, 2008年第1期
李宁: 分权与集权之惑 篇9
在2011年上半年的一波高管离职潮后，李宁有限公司的人事危机并未结束。近日，副总裁兼CPO（首席产品官）徐懋淳、政府及对外公共事务部总监张小岩亦獲确认离职。而业界更普遍认为，李宁业绩不佳引发的余震还会继续。 人人都在诟病李宁公司品牌重塑的不成功，但是，无论是产品定位不清，还是未能妥善处理与经销商的关系，抑或是销量下滑，这些外在表现出来的种种不尽如人意，其根源则在于李宁公司内部管理的混乱。 曾经在李宁开始全新的品牌重塑之初，除CEO张志勇之外，还有四位高管，即已经辞职的CMO首席品牌官方世伟、COO首席运营官郭建新、CPO首席产品官徐懋淳、CFO首席财务官钟奕祺等。五位高管各管一摊，甚至在换标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张志勇还将自己分管的公共事务部和信息技术系统划归CFO钟奕祺。这样的内部架构看起来很合理，每个人各管一个领域，统一向CEO汇报。 但是，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张志勇在CMO的职位下设立了一个崭新的职能部门——BI(Brand Initiative，品牌战略规划部)。BI的设立旨在解决李宁品牌和产品的规划问题，不仅要全程管控品牌的生命周期，还要统合公司的品牌战略、运动营销战略和产品战略，而因为涉及品牌、运动营销及产品规划，下辖篮球、跑步、女子、运动生活、都市轻运动、羽毛球等六大业务品类，BI部门空降的5位高级总监分别领衔五大品类（羽毛球为后加入），其与COO、CPO的辖权多有交叉。BI等设立之后，原本归属COO统筹的产品规划被两位空降的CMO、CPO及5位高级总监分流。 看似权力得到了有效的分散和制衡，但是这样导致了一个部门的职能与首席运营官职能的重合。由此引发的权利纠纷、责权不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李宁公司的运作。 现在，一个个高管，无论是情愿或者是不情愿，都相继离职，公司内部CXO（如CEO、COO、CMO等）级别的高管，除了张志勇外，已经悉数调换。这给了张志勇重新梳理李宁管理架构的机会。如今，我们看到，曾经任职于宝胜国际的卢宁成为新的COO，按照新的职能分配，COO卢宁将“统筹李宁品牌销售总部与各销售大区、产品及供应链三大业务板块”。同时，鞋产品总经理和服装/配件产品总经理，亦“向首席运营官汇报，统筹产品规划、设计开发及生产管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曾经的分权再次走向集权，但是，品牌战略规划部——BI部门的改革方案却依然没有出台。这个部门毫无疑问将会成为李宁公司内部框架中的一个顽疾。 从曾经的“五驾马车”分权，到如今的“中央集权”，张志勇对李宁公司整体框架的梳理还在继续。无论分权还是集权，都各有利弊。高层集权式管理在参与市场竞争时，会明显削弱企业的反应速度与市场竞争能力。可分权又极容易失控，甚至会出现组织分裂、各自为政等管理问题。从目前张志勇对BI部门的调整来看，他还是没有下定决心让李宁走向何方。这样的徘徊不前、战略游移，毫无疑问会减慢李宁公司的复苏步伐，李宁能否在外兵压境之际，扛起中国民族品牌的大旗，实在是令人担忧。
中美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比较研究 篇10
在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模式选择方面, 随着各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配置也日益优化, 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的理论也不断丰富和发展。
在高度集权模式下, 中央立法权是国家最高立法权力, 一切立法权都为中央政权所有, 地方立法必须尊重和维护中央立法权。中央政权所制定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生效, 地方政府不具有立法权。
在有地方分权的集权模式下, 中央立法占主导和支配性地位, 地方立法权要接受中央的指导与监督。地方立法事项范围小, 被中央立法权控制, 以中国为代表的单一制国家往往采用此种模式。
在以地方分权为主, 中央集权为辅模式下, 国家立法权主要由地方政权行使, 中央政权的立法权受限。以美国为代表的联邦制国家多采用此模式, 中央权力来源于地方的让与。中央的立法权限于军事、外交、关税、货币制度等。其他涉及地方事务的立法权一般归地方所有。
还有一种划分为中央地方立法均权, 强调应当以权力的性质为对象, 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立法职能之间的分工与协调。
二、美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探究
美国属于典型的中央与地方均权主义的立法模式, 这种模式是建立在“有限联邦政府论”的基础之上。在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和自由主义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下, 宪法规定联邦和州在各自领域内享有最高立法权, 地方权力来自宪法授予, 美国立法权纵向划分为:
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至第四条以明示的方式列举了联邦的立法权。联邦的立法权限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国防和外交等方面的政治权力, 全国性经济事务及公共事业的管理, 向全国征税和资金调度的权力, 制定保护基本人权相关法律的权力, 上述权力引申出的相关权力。
美国在法律上并没有对州的权力进行特别规定, 美国州权的大小是根据联邦权力的大小而相应伸缩的。美国宪法第十条也明确了, 未赋予联邦的权力, 由各州保留或由人民行使。
三、中美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的比较
在美国, 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分权被宪法明文规定, 地方的立法权有宪法的保障, 是一种“固有权”, 地方立法权由宪法授予, 不依附于中央立法权。而中国中央立法权占主导地位, 地方的立法权力来自于中央的授予, 可以被中央撤销或改变。
美国联邦与地方构成了一套双重的立法体系, 美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各成体系, 我国的立法体制是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立法等级和效力位阶十分明晰, 高级别的立法权可以控制低级别的立法权。
美国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之间是一种分权制衡、竞争合作、互相协调的关系。而我国中央和地方立法之间的关系大体表现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并不需要过多依赖于立法协调机制。
美国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冲突由独立于两者之间的联邦最高法院以司法裁决的方式解决。而中国立法冲突的解决是一种体制内的解决方式, 通常由共同上一级裁决或共同协商处理, 不会交付第三方的司法机关裁决。
四、我国现行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体制的困境及对美国经验的反思与借鉴
(一) 人大立法系统的不足
从我国现实的立法分权现状而言, 我国中央立法在制度上的集权并没有被得到全面贯彻。法律上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拥有最高的立法效力和立法权威, 在中央立法中占主导地位。但在立法实践中全国人大系统的立法能力十分有限。美国国会议员实质上遵循的是“精英化”的原则, 只有具备相应素质并竞选获胜才有议员资格。因此全国人大代表的职业化、专业化是重点改革方向。
(二) 部门本位立法
我国中央立法主要是靠国务院及组成部门实现的, 我国中央立法权逐步演化为政府分权和部门分权。而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又是由各部门具体落实的, 使得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有不同的利益考量, 这种局面导致了“部门利益法制化”。美国中央立法之间、地方立法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矛盾是交由中立的第三方解决的, 即以司法途径解决。
(三) 地方立法的形式化
地方立法的困境是地方立法的形式化, 中央已有的规定被重复立法, 十分保守和被动, 这也是我国集权体制的必然结果之一。相较与美国成熟的地方立法体系, 地方立法的创造性缺失。究其根源, 在于美国的国家权力的划分体制, 不仅是立法权力, 美国的地方拥有广泛的财政和经济权力, 从根本上保证了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 拥有充足的立法资源, 而且来自中央的强权与压力较小。
五、总结
如上所述可知, 我国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分权在制度设计上属于中央集权为主, 地方分权为辅的模式。但实际上我国的立法分权体制在运行层面既没有做到充分的“集权”, 又没有做到必要的“分权”。有必要重新审视在我国现行的体制, 实现中央和地方立法分权关系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封丽霞.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法治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任进.和谐社会视野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