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行为

养老行为（精选3篇）

养老行为 篇1

目前, 我国已经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养老金已经成为社会保障关注的重点, 也是影响劳动力供给, 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 同时养老金也是企业福利的重要形式, 对员工的退休年龄有重要的影响。超过了一定的年龄, 员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 但员工的工资并没有相应的下降。如果雇主可以自由的解雇生产率下降的员工, 那就没有必要用养老金来刺激退休了。同时美国法律没有强制退休的规定, 养老金计划成为雇主刺激退休的重要方法。本文将讨论作为企业福利的企业年金 (pension) 计划如何影响员工的退休行为。

个人的退休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养老金势必是因素之一, 养老金除了直接影响退休行为之外, 还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不同的结果。一般而言, 养老金计划会使退休年龄提前。养老金的计划类型和覆盖率会直接影响退休, 但养老金计划通过与个人的偏好、性别、经济因素、婚姻、教育水平共同作用则会产生不同的退休行为。

一、不同的养老金计划类型

不同的养老金计划对退休行为的影响。养老金计划有两种基本模型, 即缴纳确定制 (DC) 和给付确定制 (DB) 。缴纳确定制是企业在每个支薪期, 向员工的养老金账户提供一定的保险费, 账户中的钱被投资于某类生息债券。当员工退休的时候, 账户中的基金一次性转移给员工, 或者按年向员工支付特定数量的费用直至员工死亡。给付确定制下, 无论基金中的数额有多大, 员工都得到确定的收益。雇主负责补充基金所有的不足, 也同时获得所有的收益。

在缴纳确定之下, 一个人的工作时间越长, 其基金的预期价值就越多, 其养老金的价值是随退休年龄而递增的, 这可能会导致员工退休年龄的退后。而在给付确定制下, 养老金福利与退休年龄的函数关系呈现出倒U的形状, 也就是说推迟退休会导致预期价值的减少。因此员工会选择在其价值最大化的那一年退休。

二、养老金覆盖率

在探讨养老金覆盖和退休年龄的关系时, 笔者采用了Mitchell&Fields (1984) 模型。V代表终身薪酬的现值, L代表退休期间的年限, T代表死亡年龄, R代表退休年龄, Y代表终身收入的现值, P代表养老金福利的现值, 工人按照效用U (V, L) 最大化的原则选择退休年龄, 时间约束是L=T-R, 预算约束是V=Y+P。研究的数据来源是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退休历史调查RHS (retirement history longitudinal survey) 。选取1969年 (起始调查年度) 58至63岁样本, 随后每隔两年调查一次直至1979年。采取的数据有三年的间隔期, 使不同年份变化的影响减少到最低。样本分析包含在私有部门工作很长时间的人。考虑下列工作是否被私人养老金覆盖:1969调查开始时的工作, 在此之前的工作, 最长时间的工作。养老金的影响因年龄和测量劳动力供给的尺度不同而不同, 为避免仅用一个尺度衡量, 四种标准被应用:个人是否不工作、是否全职工作 (每周多于35小时) 、是否职业工作 (持续十年以上) 、每周工作小时数。58至61岁男性、62至64岁男性、64岁以上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在四个尺度上的表现是不同的。研究表明, 养老金覆盖可能引起提前退休, 也可能引起推迟退休, 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综合影响而定。养老金覆盖带来50至64岁人更高的劳动力供给, 对62至64岁人的影响不大, 使65至69岁人劳动力供给减少。若假定养老金覆盖部门的总薪酬高于未被覆盖部门, 则对养老金覆盖部门的工人而言, 推迟进入养老金部门会导致中年以后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若两种工作的总薪酬一致, 劳动力供给则与进入养老金部门年龄无关。

三、个人对收入和闲暇的偏好

微观经济学中的收入-闲暇选择理论, 主要描述个体消费这在一定收入水平条件下, 如何分配工作和闲暇现实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养老金的分析中, 认为劳动者效用随着收入的增大而增大, 劳动者转而增加了对闲暇的偏好。因此, 获得养老金的员工会减少工作时间的供给, 选择提前退休。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 近几十年由于人们消费更多的闲暇, 这种可能的高产出被抵消了。在过去的30年里, 一种新的闲暇消费模式在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这种模式就是早退休——人们在远不至于因年老而不能工作之前就退休。早退休表示的是由于缩短了雇员的工作寿命而增加了闲暇的消费。

四、性别

性别对退休行为往往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养老金如何通过性别来影响退休行为呢?在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 在DB计划下男性工作超过60和65岁、女性工作超过55岁的可能性低于在DC计划下。事实证明, 与男性相比在DB计划下选择在55-59岁之间退休的女性在D C计划下会更倾向于工作超过60岁。也就是说在DC计划下, 女性更倾向于推迟退休。为什么呢?一般而言女性退休前的工资水平低于男性, 同时女性的退休金的替代率也低于男性, 而在DC计划下没有对推迟退休的隐形惩罚, 退休越迟退休金就越高, 在这种情况下, 女性的替代效应要大于男性, 因此女性在DC计划下更倾向于推迟退休。

五、经济状况

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个人的实际养老金收入和工作总收入收入将会减少。如果养老金不随着通货膨胀而调整, 60岁时7%的通货膨胀率将会导致其有生之年养老金价值44%的减少, 14%的膨胀率将会减少62%的价值。养老金的减少将会促使推迟退休。工作收入的减少对工作时间既有正效应也有负的效应。养老金与工作收入的效应相累加, 可能会推迟退休。

参考文献

[1]、爱德华·拉齐尔.人事管理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王倩, 王元月, 马驰骋.养老保险影响退休行为的理论模型研究.中国管理科学, 2006年第14卷

养老行为 篇2

纵观中国5000年的悠久文化、民族习惯和传统美德, 我国的传统养老方式主要依托于家庭进行, 国家只对鳏寡孤独者承担养老的补充责任。这样的责任模式从奴隶社会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但是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广泛推行造成的少子现象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造成的小家庭独立与工作迁徙等因素制约, 当代我国这样的养老模式已经发生巨变, 家庭已经难以独自承担养老这样沉重的负担了, 需要社会以及国家的多重承担。

在全世界, 养老的核心不外乎三项主要内容:身体照顾、物质支持以及精神慰藉。在我国漫长的传统养老模式中, 此三项内容均在大家族和大家庭中实现, 国家只对微量存在的鳏寡孤独者承担照顾责任。然而目前, 我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 但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的现状和前景却相当不乐观, 尤其是高比例的农村老人, 依然如千百年来一样要靠子女赡养。

在当代的中国社会, 养老责任主要通过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及国家养老三种主要方式实现。其中居家养老指养老依托家庭, 通过子女、聘请护工等方式进行, 养老资金要么来源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或养老保险金, 要么来源于子女的供给。居家养老属于传统的养老方式, 是私力养老方式, 也是我国目前主要养老方式。社区养老则是我国当下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第二中主要方式。该种养老方式是指养老依托社区, 由政府根据社区老龄化服务需要的实际, 通过福利院、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医院、文化体育活动站 (包括图书馆、体育健身及娱乐活动室) 等养老设施及经过专业照管训练的护工实现养老的方式, 或通过政府商业运作, 由专业商主体与政府签订养老协议, 根据协议依托社区实现养老的方式。该种养老的资金来源同居家养老基本相同, 其养老性质仍属私力养老, 只不过此种养老体现了政府介入的色彩。而国家养老则体现了浓重的公立养老特点, 体现为养老设施由国家建设, 护工有国家或集体安排, 资金由国家或集体提供, 具体体现为城市或农村的福利院、养老院模式或五保户制度。该种模式或制度自新中国建立即已萌芽并逐步得以确立, 只不过此种养老的覆盖面比较窄, 仅限于老龄鳏寡孤独且无独立生活来源者, 作为居家或社区养老补充形式。

二、民商法主体的合同主体角色

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 部分养老内容已经可以通过市场运行机制实现。像前述中的“身体照顾、精神慰藉”等内容可以通过订立民事合同方式在民商事主体间实现。比如时下在一些地区实行的时间储蓄这种养老行为模式, 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就是一种民事服务合同行为。在此种合同中, 一方主体是国家 (民政法律部门) , 另一方主体就是为老龄人群提供身体照顾、精神慰藉打给你养老服务的年轻人、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一点的老年人。根据合同, 年轻人等服务人群提供养老服务, 由国家作为民事主体记录器养老服务的类型、内容及时间的长度, 并将此种服务内容向存储金钱一样进行储蓄, 称为“时间储蓄”, 待将来年老需要是到银行提取, 由国家提供等效的服务。

第二, 对于有子女、有独立生活来源的老年人, 基于出国、异地工作等原因, 无法或不愿履行养老义务的情形, 国家也完全可以作为民事主体同其签订替代养老民事协议, 由其提供养老资金, 由国家替代履行养老义务。

另外, 经济法主体的调控、引导角色。

养老, 国家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 因此其民商事主体身份有限。但是国家自己本身做不了或者做不好的事情, 通过市场运作机制交给依法设立的其他民商事主体却完全取得相当不错的效果。例如前述中的由于出国、异地工作等原因无法或不愿旅行养老义务的情形就是如此。国家与转移养老义务的子女签订替代养老民事协议后, 可以与具备养老资质的市场商事主体签订养老行政服务合同, 通过合同确定养老的权责, 实现养老的市场化运作。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种养老行政服务合同中, 国家既是合同主体, 同时也肩负养老行为质量监督的经济法主体职能, 从而保证养老的社会效果。国家也可以就上述养老事宜组织招标投标, 由中标商主体履行养老职能, 而国家则完全蜕变为经济法主体, 对养老商主体的行为进行微观监督与宏观引导、调控。

最后, 司法主体的救济角色。

由于价值观的巨大变化, 基于养老而发生的各种类型的纠纷、侵权, 甚至是刑事犯罪, 这样的现象在当代中国时有发生, 亟需国家通过司法审判等诉讼行为定纷止争, 维护老年人的基本人权与合法权益, 恢复被破坏了的社会正义, 保持社会和谐、秩序状态。我国司法主体的救济角色功能必将随着老龄化高潮的到来,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多元化而迅速体现出来。

三、我国新型养老制度的滥觞

新型替代养老制度的形成, 将对我国现行养老体系具有重要影响。

养老组织退化、子女不愿或无力给予老人养老, 在这样的前提下, 亟需新型替代养老制度承担重任。从国家层面上看, 在养老问题上, 国家在道德层面过于强调孝道, 把本该由国家和社会承担的重负让子女单薄的臂膀承担, 造成国家新型替代养老制度的滥觞。长此以往, 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公平正义的体现, 都会起到反作用的。

四、我国福利国家发展目标所担负的养老责任及其局限性

1. 福利国家的内涵

国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伴随私有制、阶级而产生, 国家通过法律确认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是必定要运用一切国家手段干预社会利益空间, 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夺。因此, 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社会产品不能满足所有人需要的条件下, 国家必然被视为恶的东西。但进入20世纪, 随着信息技术的全球普及, 生产力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爆炸性的发展, 由此是西方发达国家有能力为其社会成员提供所需的尽可能多的社会产品。再者,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及战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及学生运动也使得西方统治阶级开始转变统治观念, 通过公务员制度、公司股权制度、废除种族歧视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缓解矛盾。应当说, 二战后至今, 通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 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社会效果。

2. 我国福利国家的发展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共同福利国家目标,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其总的发发展设计中提出了在全社会首先解决温饱问题、然后实现小康及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三步走的具体道路。作为高水平福利国家发展目标的“共同富裕”其中自然应当包括老龄人养老问题的合理安排及其实现等内容。

3. 我国福利国家养老的局限性

尽管我国社会正按照政治文明、经济文明、文化文明、社会文明及生态文明五个文明目标全力、全方位向当代文明国家推进, 发展中也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不容否认的是, 我国在发展中还存在着大量制约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 影响甚至阻碍社会发展:

⑴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与农民工现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 总人口为4亿。按照人口延续的基本规律,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4亿人口的基数配置与生产力基于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基本适应。但是由于生产工具严重落后, 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领导集体不得以在劳动者要素上做文章, 忽视了合理发展人口的科学理论导致20世纪50、60年代人口达到了高峰, 这样的人口发展造成我国人口发展膨胀、失调;21世纪, 官方人口总量数据达13亿多, 至21世纪中期人口老龄化高峰期预计将达2亿多。

我国在20世纪70、80年代通过计划生育国策强制抑制人口繁衍, 推行适龄夫妻“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应当说, 鼓励生育与限制生育的政策都是人口发展的畸形政策:鼓励生育政策造成人口发展的失衡, 对于人口失衡无奈又采取限制的政策进一步造成了家庭结构的失衡, 即导致了我国普遍存在的4个老人、1对夫妻与1个子女的4-2-1的家庭人口结构模式。

4-2-1的家庭结构模式及其变化与城市异地就业、农民工现象对我国养老模式的影响是颠覆性的, 表现为空巢、留守妇女与留守儿童现象日益严重,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正渐行渐远。

⑵经济因素

养老需要资金投入, 毋庸置疑, 且此种资金用量巨大。粗略估算一下, 我国当下有老年人1.3-1.4亿之巨, 以每人每月3000元、一年3.6万元资金的保守用量计算, 当前的养老资金需用量为4.68万亿。至21世纪中期, 随着老龄人口攀升至2亿多的高峰, 养老资金需用量将升至7.2万亿之巨。这样如此巨大的养老资金用量从何种渠道获得?依靠国家财政破款解决?依靠老龄这个人收入解决?依靠有赡养义务的子女提供?依靠社会捐款爱心救助?综合分析一下便可得知, 单独依靠任何一种方式解决都是不可能的。

其一, 国家财政无力提供足额养老资金用量。我国目前实现了低水平的共同富裕目标, 但这样的共同富裕只解决了共同温饱问题, 尚未达到共同小康程度。严重的两级分化出现使得小康变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 而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所需要财政支持, 除去优先保证教育、国家防务等资金需要, 最终二次分配给一般国民财富总量有限, 难以满足较高质量的养老水平资金的实际需要。

其二, 部分老龄人无力提供养老资金。

我国目前无固定职业、收入及保险的老龄居民由于大多没有养老资金来源, 也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又不属于鳏寡孤独而由国家承担养老责任的群体, 因此其晚年生活状况凄凉。由于该群体处于社会末端且数量庞大, 因此其养老问题属于我国福利国家养老顶层法律设计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不容被忽视。

⑶文化传统因素

“养儿防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也是我国孝道文化的核心内容。但是这样的传统文化观念在改革开放促进我国生产力高速发展、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条件下, 却由于子女小家庭经济独立、异地或出国打工、工作及独生子女尊老教育的严重缺失等因素使其遭受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子女的价值观更多注重自己的小家庭效率价值的实现而不再关心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不仅如此, 当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甚至还畸形化出现“啃老一族”, 不但不能养老, 长此以往, 反而会出现“防儿养老”的怪象。

⑷国防、教育、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因素的影响

尽管我国的GDP发展速度很快, 我国的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 但是我国财政收入的大蛋糕分配给每一个人的社会保障份额仍然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分配前国家还必须先拿出一大部分用来保证国家的防务足够强大、教育足够发达、老少边穷地区能过得到发展。

摘要：纵观中国5000年的悠久文化、民族习惯和传统美德, 我国的传统养老方式主要依托于家庭进行, 国家只对鳏寡孤独者承担养老的补充责任。这样的责任模式从奴隶社会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关键词：养老,安排

参考文献

[1]陈友华.居家养老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人口学刊, 2012 (4)

[2]景天魁.创建和发展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体系.苏州大学学报, 2015 (1)

养老行为 篇3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传统养老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生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郭秀亮、范作雄(1997)认为,农村顺利推行社会保障有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可靠而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二,农民较为强烈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参与意识。基于这两点认识,他们指出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目前我国学者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农民的参保意愿进行研究,通过实证调研,分析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如乐章(2005)以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保险参加意愿与保险水平选择两个层面,发现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需求非常迫切,且其养老保险参与意向受到个人、家庭、社区等多层面因素的影响。肖云等(2006)通过对全国上百个县的青年农民进行调研后发现,在出资比例合理的前提下,青年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社会养老保险,并且只要政府提高个人账户中的国家和集体资助的部分,投保人数还会有较大的增加。孔祥智等(2007)以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MNL模型对我国东南部地区农民的养老意愿进行的研究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状态等个体特征对农民养老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各家庭特征对农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并不明显;不同地区的农民养老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吴罗发(2008)以江西省为案例,分析了中部地区农民的参保意愿,认为农民的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和有关机构的引导与宣传。

2009年,政府组织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工作。对试点工作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同地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差别对当地农民是否参加新农保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农户自身特点和地区政策差异两方面讨论影响农民参保行为的因素,进而提出本文的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含义。

2 研究假说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假说

2.1.1 不同农户特征对农民参保行为有影响。

(1)受访者特征对其是否参加新农保有影响。(1)性别。一般而言,受访者男女性别的生理特征差异会带来就业能力的差别,女性就业能力比男性弱,需要更多的保障,可能对养老保险需求更高。(2)年龄。年龄大的受访者可能由于思想观念保守以及缺乏就业技能,需要更多的养老保障,其参保可能性更高。(3)受教育程度。一般认为,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保意识越高,对养老保险的需求越高。(4)从事的职业。若受访者从事的是不稳定无保障的职业,则参保可能性越大。(2)家庭基本情况对农民是否参加新农保有影响。(1)孩子个数。受访者孩子越多,养老保障越稳固,对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小。(2)儿子个数。农村讲求养儿防老,受访者儿子越多,对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小。(3)家庭收入。家庭收入越高,农民越有资金投入到养老保险,参保可能性越大。(4)土地面积。土地作为财产一部分和收入来源之一,受访者拥有土地面积越多,生活越有保障,参保意愿越低。

2.1.2 地区差异对于对农民参保行为有影响:

(1)政策差异对农民是否参加新农保有影响。相比无高龄养老补贴政策的地区,在发放高龄养老补贴的地区,农民所获补贴更高,参保意愿更强烈。(2)文化观念差异对农民是否参加新农保有影响。(1)对养老问题认识的差异。不同地区对养老问题认识不同,农民对养老问题越担忧,越意识到养老保险重要性的地区,参保率越高。(2)对养老保险的期望的差异。不同地区对养老保险宣传不同,导致农民对养老保险期望不同,农民对养老保险期望越高,参保意愿越高。(3)对养儿防老思想的认识的差异。某一地区养儿防老思想越深厚,农民养老越依靠儿子而不是养老保险,参保意愿也会越低。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笔者于2011年2月在安徽、江苏、福建三地的农户调查。选择这三个省份作为调查地点的理由是,安徽省、福建省、江苏省在养老保险政策、地理风俗、养老保险推广力度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为更好地体现政策差异,笔者选择了安徽省铜陵市、福建省福鼎市、江苏省阜宁县做样本县。在每个样本县选择四个镇,在每个样本镇选择三个村,在每个样本村抽取20户进行调查,最终共获得有效问卷614份,包含614位农民的信息。调查以入户问卷的形式进行,问卷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等;(2)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家庭总收入、孩子个数、家中60岁以上老人数目等;(3)养老意识与观念,包括养老风险意识、对养老保险的期望和养儿防老思想;(4)政策因素,包括高龄养老补贴的影响;(5)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信息了解渠道及程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总结在表1中。

3 实证分析

3.1 农户参保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构建农民参保行为影响因素模型,重点观测年龄、家中60岁以上老人数、地区虚拟变量这几个变量的作用。由于因变量是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选择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的具体形式为:logit(P)=β0+β1x1+…+βmxm

以X=(x1,x2,……,xm)为自变量向量,m为变量个数;Y为因变量,农民未参加新农保,Y取0,农民参加新农保,Y取1。令Y取1的概率估计值p=P(Y=1/X)。

运用SPSS14.0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模型估计及检验结果见表2。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本文所重点关注的三个变量——年龄、家中60岁以上老人数、地区虚拟变量这几个变量对农民是否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均与假说中的判断相符。年龄在1%水平上显著,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农民年龄越大,参保的可能性越高。一方面,如假说所示,年龄大的受访者可能由于思想观念保守以及缺乏就业技能,需要更多的养老保障,其参保可能性更高。另一方面,由于政策规定60岁以后才能领取养老金,年轻人的缴费时间更长,面临的政策变化风险更多,通货膨胀风险更高,所以年轻人更加不愿意参保。家中60岁以上老人数对农民参保行为有正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这是因为在江苏和安徽两个地区实施高龄养老补贴政策,子女入保,家中60岁以上老人每月免费享受60元补贴,以家庭为单位,家中有60岁以上老人的家庭在相同缴费基础上相当于提高了补贴额度,老人越多,拿的补贴越多,子女参保概率更高。这两个变量的估计结果验证了上文假说。

地区虚拟变量对转入土地面积有显著的影响,即相对于安徽省,江苏省农民参保概率低,而福建省参保概率高。相对于安徽省,江苏省农民参保概率低的原因如前文所言,这两个省都实施了高龄养老保险政策,但江苏省是半强制性的补贴政策,要求年满16周岁、未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具有当地农业户籍、与父母同村居住的儿子、儿媳、未结婚女儿以及招婿的女儿和入赘女婿都参保缴费,对于子女较多家庭,增大了缴费基数,使得每年补贴缴费比相对下降。而安徽省则颁布了可选择方案,B方案为一次性缴纳1500元,其中年龄达到60周岁上的,每超过1周岁递减150元,70周岁以上人员不缴费;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参保缴费后,基础养老金增加12元。C方案为一次性补缴15年(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其中年龄每超过1周岁递减150元,但最高递减不得超过1500元,递减额相应扣减个人账户;基础养老金增加35元。替代方案使得60岁以上老人可以参保,扩大了参保人群,同时相对于原方案缩短了收回缴费成本时间,增加了补贴额度。在江苏省,子女较多的家庭子女不愿参保,而在安徽省,这样的家庭会选择为家中老人参保,子女不参保。在我们的样本中,确实有许多60岁以上老年人选择C方案参保。而对家中有60岁以上老人子女较少的家庭,参保人群中所占比例较高的为40岁到60岁人群。到60岁领取养老金时,以最低标准计算,他们累计需缴金额大约为1500元。参保使他们为自己积累养老金的同时,也能为父母取得高龄养老补贴,所以在安徽省这部分人还是会参加养老保险。而福建省由于对60岁以上老人实施免费补贴,按照我们的假说理应低于安徽、江苏两省,福建省相对其他两省参保率高的原因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不同政策地区农户参保行为影响因素差异性分析中详细分析。

其他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中,对今后养老问题的认识对农民参保行为有负向影响可解释为,越不担心养老问题,越不关注养老保险,对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越低。对于了解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渠道这个因素,听取主要部门宣传获取信息的农民明显参保概率更高,主要因为相关部门面临着达成参保率指标压力,在宣传的过程中会注重强调新农保政策中对农民有益的部分,从而增大了农民的参保意愿。

3.2 不同政策地区农户参保行为影响因素差异性分析

基于全样本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补贴政策地区农民参保率有显著差异。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补贴政策下,各地区之间影响农民参保行为的显著因素之间的差异性,本研究按样本农户所在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不同,将样本地区划分为无高龄养老补贴区、单一高龄养老补贴区,可选择高龄养老补贴区。对三类地区分别按照前述数据处理方法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显著变量的类型和标准回归系数来看,不同补贴政策地区影响农民参保行为因素存在一定的异同点。共同点是,在三个地区,影响农民参保行为因素都有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不同点是,影响方向与程度之间存在着差别,并且其他影响农民参保行为显著因素均不同。

在无高龄养老补贴地区福建省,抽样结果显示参保率达到85.8%,在没有半强制性补贴的情况下远远高于其他两省。我们的调查显示,至抽样截止时间,福鼎市的宣传力度远高于其他市县,并且在宣传中会注重强调新农保政策中对农民有益的部分,从而增大了农民的参保意愿。可以看到,在福建省对养老保险的期望变量显著,并且系数为正,说明参保人员对养老保险的期望很高。这种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政府宣传。同时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这个变量系数为正,说明参保人群对新农保了解程度较低,主要是因为政府宣传及参照他人行为选择参保。存在少部分的未参保人群,主要是福鼎历来有出外闯荡传统,这些人在新农保宣传期间不在当地,未参保,所以家庭年均收入一项系数为负。同时土地面积和孩子个数两个变量对福建省农民参保行为也有负的显著影响,农民拥有土地越多,孩子越多,参保概率越低。这可以用当地靠土地养老,养儿防老的思想比较深厚来解释。

对比其他两个地区而言,江苏阜宁县宣传力度较弱,宣传也较能实事求是,所以随着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加深,参保概率反而下降。深入了解新农保的人发现政府每人每年仅30元补贴(不考虑高龄养老补贴),要收回缴费1500元成本,需十三年,而60元的高龄养老补贴可以由自己的孩子缴费获得,无需自己参保。考虑到这一点,一些农民不愿参保。参保者大部分是因为60元的高龄养老补贴以及跟风邻里行为而参保。

在实施高龄养老保险的地区阜宁县和铜陵市,年龄及家中60岁以上老人数均为显著变量。在可选择高龄补贴地区铜陵县,由于高龄养老补贴替代方案的出现,使得大批60岁以上老年人参保一些人甚至借钱参保,所以年龄变量显著程度更高。三个地区中阜宁县的参保率最低,因为其不是国家示范地区,达标压力较小,宣传力度不够,一度实行将缴费标准定位每人每年500元,对低收入家庭是不小负担,所以家庭年均收入为正。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了调查地区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后,农民参保行为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根据主要农民参保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显著变量按贡献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地区变量(主要体现在补贴政策的不同)、了解新农保信息的渠道、年龄、家中60岁以上老年人数、对今后养老问题的认识以及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地区变量为最显著因素,说明现阶段,在我国农民参与养老保险意识比较浅薄的情况下,要提高农民的参保率,提高补贴水平是主要途径。

研究还表明,在影响因素差异性分析中,虽然福建省没有实行高龄养老补贴依然能获得很高的参保率,其原因在于政府宣传力度较大,农民参与养老保险意识较高。所以要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宣传工作也至关重要。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要继续加大补贴力度,在补贴数额相似的情况下,改强制性补贴为直接补贴更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参保积极性。但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在于提高参保率,而是向农民灌输保险意识。所以,单纯的靠提高补贴力度,一是政府财政无力承担,其次对提高农民养老意识作用不大。所以仍需加强政府的宣传工作,政府宣传的努力程度不仅可以左右参保率,也能从根本上让参与养老保险意识扎根农村。

摘要：利用江苏、安徽、福建三省三县的农户调查数据,以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行为的因素,比较了不同地区不同补贴政策对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因素、年龄、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对农民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具有显著影响。在发放高龄养老补贴的地区,年龄越大的人群,参保率越高,直接补贴比强制性补贴效果好;在未实施高龄养老保险地区,政府的宣传力度对农民参保行为影响较大。

关键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因素,参保行为,比较分析

参考文献

[1]乐章,现行制度安排下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参与意向[J].中国人口科学,2004(05).

[2]吴罗发,中部地区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分析——以江西省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8(04).

[3]肖云、文莉,青年农民社会养老意愿与农村养老保险持续发展研究——以对481位青年农民的调研为例[J].人口与经济,2006,(05).

[4]孔祥智、涂圣伟,我国现阶段农民养老意愿探讨—基于福建省永安、邵武、光泽三县(市)抽样调查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03).

[5]魏建、宋微,影响我国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因素及对策研究[J].理论学刊,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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