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力模型

执行力模型（共6篇）

执行力模型 篇1

0 引言

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已经逐渐好转, 煤矿死亡人数和百万吨死亡率都在逐年下降, 但是重大伤亡事故依然不断发生, 安全生产形势依旧不容乐观。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虽然我国颁发了关于煤矿安全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技术要求等, 但很多煤矿企业都没有真正的将其落实到实际的煤矿生产中, 执行力不够是造成煤矿安全事故不断发生的主要原因。 因此, 如何合理评定煤矿企业执行力, 从而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降低煤矿事故发生概率及事故的损失程度, 为制定科学的管理方案和监督措施提供依据,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法 (FAHP) 评价煤矿企业执行力的步骤

1.1 建立煤矿企业执行力评价指标体系和层次结构

煤矿企业执行力是指煤矿企业的各级组织及个对党和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 以及企业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措施贯彻执行的能力[1]。煤矿企业执行力是一个系统的概念, 涉及到煤矿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 它本身的构造也是十分复杂的。 根据对煤矿企业执行力的分析, 综合考虑评价的有效性和目的性, 考虑到人们的评价习惯和可操作性, 笔者构建了三层递阶层次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 该评价体系由煤矿企业执行流程、煤矿企业执行技能、煤矿企业执行意愿三大类指标组成, 每一大类指标又包括3 个具体的指标, 共9 个。煤矿企业执行力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 所示。

1.2 构建模糊互补判断矩阵

模糊互补判断矩阵R表示针对上一层某元素, 本层次与有关元素之间重要性的比较, 假定上一层次的元素C同下一层次中的元素a1, a2, …, an有联系, 则模糊一致判断矩阵可表示为:

rij的实际意义是:元素ai和元素aj相对于元素C进行比较时, ai和aj具有模糊关系“ …比…重要得多” 的隶属度。 根据这个判断尺度, 元素a1, a2, …, an相对于上一层元素C进行比较, 可得到如下的模糊判断矩阵:

具有如下性质:①rii=0.5, i=1, 2, … , n; ②rij=1-rji, i=1, 2, …, n;j=1, 2, …, n。

为了确定元素ai相对于aj对重要性, 需要建立一种0.1~0.9 的模糊判断尺度[2]。

在本文中, 笔者向河南省某大型煤矿企业的5 位专家发出《 煤矿企业执行力能力专家评分表》 , 专家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填写后, 形成模糊互补判断矩阵。 如以煤矿企业执行力为准则, 5 位专家给出的相对重要度矩阵为:

1.3 将模糊互补判断矩阵改造成模糊一致矩阵

这时可用根据公式和可以获得模糊一致性矩阵Ai (i为第i位专家) 。

1.4计算单层次指标相对权重

由于5位专家同时评分, 可以根据公式:并施之如下数学变换:得到模糊一致性矩阵并构成模糊一致性矩阵其中, 而且可以知道这个矩阵也是模糊一致性矩阵, 其中λ1=λ2=λ3=λ4=λ5=0.2。

根据公式可以得到矩阵中各指标相对权重ωi的值, 如表1所示。

其他各层次ωi的计算方法同上。

1.5计算综合权重

得出一组指标对其相邻上一层的相对权重后, 可结合各评价指标的从属关系, 计算出评价指标相对于总评价目标的综合权重,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ωij为下层指标的相对权重;ωi为其上层指标的相对权重;vij为下层评价指标的综合权重。

煤炭企业执行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权重可由上式计算得出, 具体如表2。

2 应用实例

作者选择了某煤业集团的一个矿作为评价对象, 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该矿的执行力进行评价。为了能够客观地评价该企业的执行力, 作者通过给该矿的矿级干部、中层干部和基层工作人员代表发放指标分值表, 让他们给影响煤矿企业执行力的9 个指标打分, 分值取值范围为[0, 10], 作者共发放60 份分值表, 收回58 份, 通过计算每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得到该矿执行力的9 个指标的值, 如表3 所示。

该矿执行力A=C·WT=8.041。

为了能够很好的说明煤矿企业执行力的水平, 作者设定当A[1, 0.9) , 说明煤矿企业的执行力强;当A[0.9, 0.8) , 说明煤矿企业执行较强;当A[0.8, 0.7) , 说明煤矿企业执行力一般;A[0.7, 0], 说明煤矿企业执行力弱。

该煤矿企业执行力的分值为8.041, 在区间[0.9, 0.8) 内, 说明该企业的执行力较强。

在调查中, 作者发现企业执行文化、执行团队和员工培训是导致该企业执行力水平处于较强等级的主要原因, 因此, 该企业应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采取措施提高执行力。

3 结束语

执行力很难被量化, 因此对其进行量化评价困难重重。 本文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方法, 通过将定性和定量结合起来, 专家评议和精确计算结合起来, 建立模糊层次分析评价模型, 为煤矿企业执行力的综合评价提供了一种比较系统、全面的方法, 该方法不仅可以运用到煤矿企业执行力的横向比较, 还可以运用到煤矿企业执行力的纵向比较。

摘要：本文在分析煤炭企业执行力的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建立了一套衡量煤炭企业执行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判模型, 并通过实例验证了采用此种方法的可行性, 以期为煤炭企业提高执行力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模糊层次分析法,煤矿企业,执行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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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模型 篇2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 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地同时, 各类生产事故频发, 人员和财产的损失让人触目惊心, 使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面临严峻挑战。究其原因, 一方面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当前安全生产的现状, 另一方面是企业管理者和作业者在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企业的管理制度和现场安全技术措施上差距较大, 执行力不够, 致使企业安全工作常常处于被动的局面。因此, 增强企业安全执行力的意识, 加大执行力度, 成为当前安全管理的一项迫切工作。

自2002年拉里·博西迪 (Larry Bossidy) 与拉姆·查兰 (Ram Charan) 所著的“Execution, The Discipline of Getting Things Done”一书在美国问世, 关于企业执行力的各种学说风起云涌, 执行力成为管理学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1]。近年来, 对企业安全执行力的研究刚刚起步。文献[2]从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角度探讨了提高安全政策执行力的途径。文献[3,4]以煤炭企业为例, 分别从安全文化和人员安全生产素质的角度探讨增强企业安全管理的执行力的途径。文献[5]探讨了企业安全管理执行力的贯彻途径, 提出安全管理执行力的影响因素, 并提出相应的建设对策。

综合近年来的研究, 对安全执行力的研究多是从经验的角度片面的从政府或企业的角度进行分析, 事实是, 企业安全执行力除了企业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外, 还受到企业所处地区的安全生态环境等外界宏观因素的影响, 需要全面、科学和系统的研究。解释结构模型法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 作为系统工程中结构建模方法的一种, 已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管理等领域[7,8,9]。本文拟运用ISM方法探讨安全执行力要素间的关系, 建立安全执行力层次结构模型, 为企业安全管理系统的研究和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2安全执行力的界定

2.1执行及执行力

关于执行及执行力的定义, 理论界莫衷一是。从本质上讲, 执行是一种根据现实采取行动的系统化方式, 是一个过程。人们试图从能力、流程、文化等不同的角度论述执行力的内涵, 但与执行是一个过程相比, 执行力首先是一种能力, 对于执行力目前较权威的说法是三种能力, 即企业执行战略的能力、不折不扣完成任务的能力, 以及部门之间良好协调的能力, 它具有三个层次:组织执行力、管理者执行力和一般员工执行力。对执行力的进一步理解, 我们可以把执行力看成是一个系统, 包含三个流程, 即人员流程, 是指用正确的人;战略流程, 是指做正确的事;运营流程, 是指把事做好。

2.2安全执行力

安全生产中的根本问题是“严不起来, 落实不下去”。从管理流程的角度出发, 执行是一项系统工程, 任何企业决策和经营的过程都是一个戴明环, 对高危企业而言, 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落实本质安全生产, 企业安全执行力应是戴明环中的一个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从一个企业安全制度落实来看, 规章制度的落实存在“折扣定律”[4], 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从集团公司、厂 (矿) 、车间 (区队) 、班组到每名员工, 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层层打折扣, 从而造成安全制度不能全部贯彻落实, 其根源在于执行力不足。在对企业安全执行力保证体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对安全执行力的概念进行界定是极为必要的, 它是安全执行力保证体系的构建的前提和基础。结合理论界对执行力的理解, 企业安全执行力可定义为, 在正确的企业战略指引下, 通过配置和协调各种有效资源, 企业管理者和各级员工及组织综合反映出的对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技术标准, 以及企业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措施贯彻执行的能力和完成的程度。

其形式化的描述如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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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为安全执行力, 表示推动客体有效运行所需要的最小安全执行力, 为执行主体的各项安全执行力的矢量合;λi为执行难度因子, i=1, 2, …, N;W为执行客体的工作量;X为执行客体状态变化速率;ε为执行客体的环境扰动。

3主要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ISM) 分析

解释结构模型 (ISM) [11]是定性表示系统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本质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关联情况的模型。利用解释结构模型可以系统认识、准确把握复杂问题, 是对问题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安全管理是一个包含多种影响因素的复杂系统, 影响企业安全执行力的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层次关系, 这些因素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 形成十分复杂的递阶因素链。应用解释结构模型 (ISM) 进行分析, 可以从众多影响因素以及复杂的因素链中, 找出影响企业安全执行力的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中层间接影响因素和深层根本影响因素。

安全执行力的影响因素是指那些影响企业管理者和各级员工及组织最大限度获得安全等级的执行能力及完成程度的主要因素。由于安全效益的潜在性、间接性、滞后性、综合性等特点, 企业决策和管理者对其还有着片面的认识, 故安全执行力的影响因素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基于安全执行力的特征, 经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检索和分析, 利用Delphi法量化出10个影响企业安全执行力的主要因素, 再加上包含这10个主要影响因素的关键问题——安全执行力, 确定了建立解释结构模型的11个因素, 并将这11个因素分别设为:社会对安全认知水平 (S1) 、政府安全立法和监管力度 (S2) 、安全战略决策能力 (S3) 、安全管理执行能力 (S4) 、职工安全生产持续提升能力 (S5) 、企业安全管理机制 (S6) 、安全科技保障能力 (S7) 、安全生产投入 (S8) 、企业安全文化 (S9) 、生产作业环境 (S10) 、安全执行力 (S11) 。

3.1确定各因素的关联性

为了分析这些因素对安全执行力的影响, 建立解释结构模型, 首先要弄清这些影响因素两两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高危企业安全管理的实际特征和行业内相关专家的观点, 确定各因素间的逻辑关系, 并进一步得出各因素的关联矩阵A, A= (rij) 13×13。

A的元素定义为则

3.2生成可达矩阵

对矩阵 (A+I) 进行幂运算, 直至满足M= (A+I) r+1= (A+I) r≠…≠ (A+I) 2≠ (A+I) 1。通过计算求得r=3和可达矩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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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划分各因素的等级关系

根据可达矩阵M, 按照解释结构模型方法对安全执行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级间划分。可达矩阵M的各个可达集R (Si) 、前因集A (Si) 以及可达集和前因集的交集R (Si) ∩A (Si) 的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由表1数据可以分析得出安全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第1级节点:L1={11};在可达矩阵中划去S11所对应的行和列, 分析得出安全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第2级节点:L2={4, 5, 6, 7, 10};继续在可达矩阵中划去S4、S5、S6、S7和S10所对应的行和列, 分析得出安全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第3级节点:L3={8, 9};同理可分析出安全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第4级节点、第5级节点和第6级节点:L4={3}, L5={2}, L6={1} (第2～6级可达集R (Si) 和前因集A (Si) 表略) 。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建立安全执行力主要影响因素得解释结构模型, 如图1所示。

3.4主要影响因素的关系结构分析

由图1可知, 安全执行力是一个具有6级的多级递阶结构。第一级是安全管理中的关键问题:安全执行力 (S11) , 第二级影响因素有职工安全生产持续提升能力 (S5) 、安全管理执行能力 (S4) 、企业安全管理机制 (S6) 、安全科技保障能力 (S7) 和生产作业环境 (S10) , 第三级影响因素有企业安全文化 (S9) 和安全生产投入 (S8) , 第四级影响因素是安全战略决策能力 (S3) , 第五级影响因素是政府安全立法和监管力度 (S2) , 第六级影响因素是社会对安全认知水平 (S1) 。

(1) 第一级与第二级因素的关系分析。

对安全执行力 (S11) 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有职工安全生产持续提升能力 (S5) 、安全管理执行能力 (S4) 、企业安全管理机制 (S6) 、安全科技保障能力 (S7) 和生产作业环境 (S10) 。不同行业生产中事故演化的机理不同, 在高危行业中由于生产作业环境中危险源分布较广且危险等级高使得高危行业发生事故的概率和后果远高于一般行业, 高危的生产作业环境对人、物提出更高的要求, 也直接影响安全执行力的水平。物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的基础条件, 其本质化安全程度越高事故发生的概率就越低, 提高企业的安全科技保障能力可以极大的改善物的不安全状态。职工安全生产持续提升能力 (S5) 、安全管理执行能力 (S4) 和企业安全管理机制 (S6) 形成一个强连通块, 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健全的安全管理机制, 包括安全奖惩激励机制、教育培训机制、危险源辨识与控制机制、安全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安全生产标准化等, 对安全管理执行能力和职工安全生产持续提升能力的作用不言而喻。反过来安全管理者和生产作业者的安全综合素养又影响企业安全管理机制的有效运行。三者对安全执行力的影响通过安全的具体实施者 (职工) 的安全生产持续提升能力反映出来。所以第二级因素是安全执行力的表层直接影响因素。目前普遍的认识是, 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因素为人、物、环境和管理, 一、二级因素之间的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个结论。

(2) 第二级与第三级因素的关系分析。

对安全科技保障能力 (S7) 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是企业的安全生产投入 (S8) 。没有充足的安全技术和资金的投入, 无法形成安全科技保障能力, 物的本质化安全难以满足。第三级中的企业安全文化 (S9) 对第二级中的职工安全生产持续提升能力 (S5) 、安全管理执行能力 (S4) 以及企业安全管理机制 (S6) 都有直接影响。企业安全文化应该成为企业安全生产中最为稳定的元素, 安全文化的刚性是保证企业安全生产从强制走向自发的重要途径[12]。第三级因素通过第二级因素对安全执行力产生影响, 所以第三级因素是安全执行力的中层间接影响因素。

(3) 第三级与第四级因素的关系分析。

第四级中的安全战略决策能力 (S3) 对第三级中的所有因素产生直接影响。企业安全战略决策者的安全价值观、安全创新能力等因素决定企业的安全文化氛围和安全资金投入, 是安全执行力的深层根本影响因素。

(4) 第四、五、六级因素的关系分析。

政府安全立法和监管力度 (S2) 第五级中唯一的因素, 对第三级企业的安全战略决策能力 (S3) 产生直接影响, 通过健全安全立法和安全监管可以有效的威慑企业安全战略决策者, 促使其自身提高安全战略决策能力, 进而影响企业的安全执行力。第六级的因素是社会对安全认知水平 (S1) , 社会整体的安全认知水平决定社会普遍的安全需求, 影响国家权利机关的安全政策。政府安全立法和监管力度 (S2) 和社会对安全认知水平 (S1) 是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 由于我国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从我国近年来重特大事故的地域分布特点可以看出, 政府安全立法和监管力度 (S2) 和社会对安全认知水平 (S1) 反映出的安全生态环境也存在地域的差异。政府安全立法和监管力度 (S2) 和社会对安全认知水平 (S1) 也是企业安全执行力的深层根本影响因素, 其影响是基础性的、深远的。

4结论

本文以企业安全执行力为研究对象, 在对安全执行力的内涵界定的基础上, 采用解释结构模型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通过严密推理和计算, 得到了最终的解释结构模型, 该模型为6级递阶结构的模型。通过分析安全执行力主要影响因素的关系结构, 得到安全执行力的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中层间接影响因素和深层根本影响因素。企业的安全战略决策能力、政府安全立法和监管力度、社会对安全认知水平作为根本的影响因素, 其影响是基础性的、深远的。分清各主要影响因素的作用层次以及相互关系, 对于深入把握安全执行力的形成、发展和演化机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制定企业安全执行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在对安全执行力的内涵界定的基础上, 运用系统工程理论, 对构成安全执行力的10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化处理, 建立了安全执行力的6级多层递阶解释结构模型。通过分析安全执行力主要影响因素的关系结构, 得到安全执行力的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中层间接影响因素和深层根本影响因素。企业的安全战略决策能力、政府安全立法和监管力度、社会对安全认知水平作为根本的影响因素, 其影响是基础性的。结果表明, 多层递阶解释结构模型从整体角度准确地揭示了安全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的结构, 对于深入把握安全执行力的形成、发展和演化机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是实现安全管理知识提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安全管理,安全执行力,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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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模型 篇3

我国从2004年开始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全面推行粮食生产补贴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中前三者为种粮补贴:一是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2005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亿元资金、各粮食主产省均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40%的资金用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二是良种补贴。将补贴作物范围扩大到大豆、小麦、玉米、水稻四大粮食作物。三是农机补贴。从2004年开始, 国家对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换大型农机具给予一定补贴。

2006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外公布, 要求继续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和农民实行的“三减免、三补贴”和退耕还林补贴等政策, 以及适应农业生产和市场变化的需要, 建立和完善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保护体系。2006年, 粮食主产区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 其他地区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 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增加测土配方施肥补贴, 继续实施保护性耕作示范工程和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试点等。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良种补贴55.7亿元、农机具补贴12亿元;改进补贴政策和方式, 进一步完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办法, 探索建立粮食综合补贴机制。2008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 使年农资综合直补资金额达到638亿元。

现行政策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 增加农民种粮补贴。对农民发放每亩最低不少于10元的粮食直接补贴标准上, 2009年各省也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2009年5月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中要求启动实施马铃薯原种补贴, 对马铃薯原种生产每亩补贴100元。

第二, 增加良种补贴。在2008年对早稻、中稻、晚稻和小麦每亩良种补贴10元、15元、15元和10元。

第三, 大幅增加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在2008年中央安排40亿元资金, 对水稻插秧机、水稻直播机补贴50%, 深松机和旋耕施肥播种机补贴40%, 农业机械单机补贴额上限为5万元的标准上, 2009年中央安排100亿元资金, 对购置农业机械补贴。要将先进适用、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服务到位的农机具纳入补贴目录。

二、影响因素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

首先, 我们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得到:

图1中S和D分别代表我国国内的供给和需求曲线, 国内粮食市场价格P0, 国内的局部均衡为E。

从粮食生产方面看,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影响:

一是增强了种粮农民的预期 (见图1) 。政府为了扩大粮食生产, 实施了补贴, 实际相当于供给曲线右移。这样, 政府向国内粮食生产者保证的价格为P1, P1-P0为单位农产品生产补贴额。种粮补贴的实施使我国粮食的供给曲线S平移到S’, 即生产者补贴的存在使粮食生产者在同等条件下愿意提供更多粮食。这样, 随着生产面积的不断扩大无疑将导致政府补贴额的不断增加, 国内局部均衡价格 (E’) 下降, 消费价格 (P2) 下降, 最终消费者和生产者获益。

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持续投入劳动力等, 最终在达到均衡后, 将出现相反趋势。因此, 种粮补贴额度要控制在一定限制内。但就目前我国补贴情况看, 我们正处于达到均衡前期, 补贴力度有待加强。

二是不断扩大的补贴相当于提高了农民的退出成本, 或者说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机会收益, 从而刺激了更多农民生产粮食。

以种粮补贴政策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经过对资料的分析, 考虑到影响粮食生产的变量, 一般来说可以归结为常规投入因素 (土地、劳动、资本) 、技术因素、制度因素以及自然条件因素等。影响粮食产出量和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为:生产成本、播种面积和是否有补贴 (直补和良种补贴) 。其中生产成本由六个因子组成:种子投入量、化肥投入量、农药使用量、劳动力投入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机械投入量。

数据说明:农户所使用的种子数量包括自用种子和购买的种子, 为排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故采用所采用的种子数量而非金额合计;劳动力投入为每户劳动力投入人数和投入天数的乘积;化肥的使用数量以千克为单位, 为避免价格因素的影响未采用使用化肥的金额合计;农药的使用数量以千克为单位, 为避免价格因素的影响未采用使用农药的金额合计;劳动力的素质以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衡量, 为方便起见采用户主的受教育年限;鉴于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是以机械种类为依据, 故采用机械投入量。

基于上述补贴效应分析, 影响因素模型旨在分析在前期生产中。

前提:以播种面积为计量单位;劳动力、种子、化肥、农药投入成本小于补贴额。

假定当受劳动力教育程度因子不变时, 图2中字母对应以下分析步骤:

一是国家给予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 农民种植积极性增加, a导致劳动力投入量增加, 粮食产出增加, 农民农业收入增加;二是国家给予补贴, 农民种植积极性增加, 会寻求更多的耕地 (包括以前已放弃的耕地) , b导致播种面积增加, c从而种子投入量增加, 由此e化肥和d农药投入量增加, 产量增加, 农民农业收入增加;三是国家给予补贴导致的播种面积增加也会因为耕地需要而f导致劳动力投入量增加, 产量增加, 收入增加;四是国家给予补贴导致的播种面积增加会g导致机械投入量增加, 产量增加, 收入增加;五是当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因子改变, 其增高时:h会导致机械使用量增加, j从而劳动力投入量减少, 产量增加, 收入增加;户主会采用转基因等高技术农作物种子, k会导致农药使用量减少, 产量增加, 收入增加。

最后得出结论:在以播种面积为发放补贴的计量单位, 假定劳动力、种子、化肥、农药的投入成本均小于补贴额, 国家发放种粮补贴, 通过另外两者影响因素的波动, 最终将导致粮食产出增加, 农民农业收入增加。

但是, 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农产品产量将会大幅增加, 但由于大多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都很小, 需求弹性一般小于供给弹性, 农民从增长中获得的净收入往往不足以弥补由于价格降低所造成的净收入损失。

以上是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下形成的理论分析。

现实情况与理论分析有差别之处:

第一, 我国现行的补贴政策是以播种面积为计量, 但实际上此处的播种面积是指2006年减免农业税之前登记的计税面积。现行播种面积远大于记录的计税面积, 即农民种植面积大于收到补贴的面积。

第二, 国家现行政策对良种补贴, 而普通作物则没有;测土配方化肥也有一定补贴, 但是化肥和农药的价格上升远大于补贴;劳动力投入量的增大, 意味着一部分的非农收入减少, 所以间接造成劳动力成本增加。通过这三者分析可知, 种粮补贴的额度相对于生产成本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造成实际中很多地方农民增收不明显。

第三, 就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因子而言, 我国目前对农民教育成本投入较低, 从而第五项分析情况存在少数性。而在实际中, 就大豆市场而言, 我国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始终不能使得大豆市场价格低于进口大豆价格, 使得进口大豆占据我国主要市场份额, 究其原因就是农产品中的科技因素太少。

第四, 在补贴依据上, 现行的以播种面积为补贴计量单位是否合理:如果继续以播种面积为计量单位, 其一是农民可以倾向于种经济收益高的作物, 从而是将对粮食的补贴扩大为对整个农业的补贴;其二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 各种情况的分析最终都是产出增加, 在此时再以播种面积为计量单位很显然是不合适的, 此时应该以产量为主要补贴因素。而考虑到市场价格, 包括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 很显然, 为了确保农民收入增加应该是综合产量和粮食收购价格因素重新制定新的计量单位。

当然, 2007年中央为了更好地发挥补贴资金作用, 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 适当调整完善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政策目标和导向, 在充分考虑全年预计农资价格变动可能对种粮农民发生的增支影响的同时, 政策重点鼓励多产粮、多调粮、产好粮。新增资金分配, 直接与粮食产量、商品量和优质稻生声挂钩, 产粮越多、粮食商品量越大、优质稻生产多, 得到的补贴就越多, 以充分调动各地政府和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三、解决对策

2006年农业税完全取消后粮食直补并为收支一条线的方式, 因为补贴粮食价格是增加粮食生产的收益, 通过其他形式的补贴, 可能是补贴粮食生产的成本, 降低成本也就是相应地增加了粮食生产的收益, 无论采取哪种补贴方式, 都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所以我们为了这个目的, 在稳定粮食产量持续增加的前提下, 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降低种粮成本的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补贴, 将来还可以探讨建立“休耕”和“轮耕”等补贴。

第二, 补贴时间:在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出台的情况下, 这些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直接补贴力争在春耕之前兑付到农民手中。而粮食价格补贴的标准, 在第二年的春耕之前, 与种子、化肥、农药等其他农业生产资料补贴一起发放, 在补贴通知书中写明粮食价格补贴、种子补贴、化肥农药等补贴项目。农机具的补贴在农民购买农机具时兑付。

第三, 补贴依据:综合各方面因素, 以当年粮食产量和市场收购价格为计量单位是较为稳妥的。由于我国地理地形复杂, 如果要让每一户农民受实惠, 就要考虑建立补贴依据体系, 按不同地区、地形、气候、产量制定详细的补贴依据。

第四, 科技强农:一方面是加大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成本, 另一方面是给予高科技作物种植补贴和加大农业现代化建设。

第五, 补贴额度:根据本文效应分析, 只要在达到均衡之前, 我国应大力增加补贴额度, 这样才能避免因为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和生产成本增加而带来的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当前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DB/OL].中国农业信息网, 2009-05-10.

[2]、穆月英.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理论及实证分析[M].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

[3]、张洁丽.关于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 2006.

[4]、刘俊杰.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D].西南大学, 2008.

执行力模型 篇4

1 并行程序的计算时间设计

在计算机数据通信的并行程序设计中, 确定并行计算程序的计算时间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因为在并行程序的运行中, 不同的处理器之间需要实现数据通信的同步进行, 以保证数据通信的实时性。而要达到这种同步传输要求, 就必须要正确精准的计算并行程序的计算时间。通常认为并行程序的计算时间是由同步时间、通信时间和聚合操作时间组成。基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计算机并行程序的执行模型, 因而在此重点分析并行操作时间中的同步时间和聚合操作时间。

同步时间是不同计算机进程间的同步计算时间, 在实现点对点的通信过程中, n个节点要实现同步要经过logn步通信, 在第k步通信中, 进程i发送给消息给进程 (i+2k) %n, 并接收从进程 (i-2k+n) %n发来的消息。其同步操作的性能是由点对点通信的性能和所使用的算法以及通信拓扑结构共同决定的。而聚合时间也是指点对点通信的实现时间。这些聚合操作的性能也是由点对点通信的性能和其算法所使用的通信拓扑结构来决定的。因而可以说, 同步时间和聚合操作时间都可以认为是点对点通信时间, 因此在并行程序的执行模型设计中, 应当重点优化点对点通信时间的设计。

2 并行计算程序的数据通信过程

在并行程序的执行模块设计中, 我们可以将数据通信过程中的所有环节分为三个阶段, 即数据准备阶段、通信准备阶段和数据传输阶段。其各自的设计内容分别如下所示:

2.1 数据准备阶段

该阶段所包含的主要执行环节有数据筛选、数据压缩、发送空间或接收空间的申请、数据在内存间的拷贝过程等几个环节。在并行计算程序的数据通信优化设计中, 数据筛选环节可以通过对所需要传输的数据库进行筛选, 去掉冗余部分, 再巧妙设计数据传输顺序来实现数据通信的优化效果。数据压缩环节中, 需要重点对压缩速度与压缩强度进行优化设计, 以达到提高数据通信效率的目的。发送空间或接收空间的申请环节中, 可以通过减少系统内存申请函数的调用频率来实现数据通信的优化。而数据内存间的拷贝环节中, 则可以通过尽量减少拷贝次数来避免出现重复作业, 从而提高数据通信系统的运行速度。

2.2 通信准备阶段

通信准备过程包含了套接字的初始化以及设置过程, 通信信道以及通信拓扑的建立过程, 通信信道以及通信拓扑的管理等。

程序在进行通信之前需要对通信信道进行初始化, 这在不同的网络设备/网络协议下其过程和操作也不一样, 例如在以太网TCP/IP环境下, 就需要首先建立套接字, 并设置套接字的各种属性 (发送/接收的buffe:大小, 是否禁用Nagle算法以及是否非阻塞模式等) 。另外上文已经提到, MPI程序中经过TCP三路握手之后并不代表这个信道已经建立好了, 因为在MPI程序中是使用进程编号值而不是IP地址或主机名来标示每个进程, 因此监听在端口上的接收方只知道对方的IP地址或主机名, 并不知道对方的进程编号, 因此通信发起的一方还需要再发送其进程编号给接收方。

此外, 通信信道的管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 因为程序在运行时, 其通信拓扑会随着其通信操作的不同而变化, 因此每个进程都有可能会与其它任意结点进行直接通信, 在大规模并行系统上每个结点潜在的通信对象就会高达数万甚至数十万, 因此如何高效的管理这些结点也是并行计算的研究内容之一。

2.3 数据传输阶段

数据传输过程的性能牵涉到系统的I/O多路复用的效率, readv/writev函数的效率, 网卡驱动/内核的效率, 网络协议, 路由协议以及网络设备硬件等性能。因为牵涉到许多软件、硬件以及软硬件之间的交互, 因此整个数据传输过程是极其复杂和难以预测的。

I/O多路复用的效率严重影响着整个传输的效率, 在同时管理多个网络连接的时候, I/0多路复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网络连接的延迟, MPICH2实现中的连接状态机能高效运行的前提便是其poll函数能快速的响应各套接字的状态变化。在不同的平台上, 系统的I/O多路复用函数也不一样, 当然其效率也各有差别, 选择一个高效的I/0多路复用函数也是MPI实现的前提保障, 例如Open MPI中, 使用了epoll而不是poll来提高管理大量套接字的响应时间, 是考虑了在结点数目巨大, 每个结点需要管理很多套接字时, epoll的效率要远远高于poll的效率。

另外, ready/writev函数的效率以及内核的效率也毋庸置疑的影响着传输的效率。进程在内核态与用户态之间过度的交替必然导致传输效率的低下, 网卡的驱动程序也是影响着整个传输的重要因素。需要一些策略来进行拼包处理, 否则必然导致整个机器性能的下降。这些策略以及实现都是由网卡驱动和系统内核来实现的, 这也是影响数据传输性能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之, 计算机并行程序的数据通信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较高复杂性的系统, 在其数据通信的优化过程中, 首先需要注重对其并行时间的合理设计和计算, 以保证点与点之间的通信效率。另外还要分别从数据准备阶段、通信准备阶段和数据传输阶段等整个数据通信的全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出发, 积极找出提高数据通信效率和可靠性的优化方法, 以此来综合提升数据通信优化的并行程序执行效果。当然, 面向数据通信的并行程序执行模型设计优化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本文只是简单研究了其中的一部分问题, 还有很多实质性问题需要在具体案例中进行针对性分析, 因此数据通信的优化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吕海.多核处理器芯片计算平台中并行程序性能优化的研究[D].北京:北京工业大学, 2012.

[2]胡悦.并行计算时间与存储空间关系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 2011.

执行力模型 篇5

1 研究问题的理论框架与方法

劳资关系的不和谐一直是阻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社保纠纷也一直是导致劳资关系不和谐的重要方面。作为分配社会资源以维护政治稳定的政府机关在执行社保纠纷处理政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诸多因素, 从实际出发, 灵活运用政策, 才能使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才能有效减少社保纠纷。由于前人对此研究不多, 加之劳资关系日益恶化的现象普遍存在, 探寻如何更好地执行社保纠纷处理政策更是迫在眉睫。

史密斯模型是美国学者T.B.史密斯 (T.B.Smith) 在其《政策执行过程》一文中, 首次提出的一个分析政策执行因素的理论模型。史密斯认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变量: (1) 理想化的政策, 即合法、合理、可行的政策方案。具体包括政策的形式、类型、渊源、范围, 以及社会对政策的认识。 (2) 执行机关, 通常指政府中具体负责政策执行的机构。包括权力结构, 人事配备及其工作态度, 领导模式和技巧, 以及执行人员的情况。 (3) 目标群体, 即政策对象, 泛指由于特定的政策决定而必须调整其行为的群体。包括他们的组织或制度化程度、对领导的认知程度以及先前的政策经验。 (4) 环境因素, 即与政策生存空间相关联的因素, 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历史环境等等, 它是政策执行的路径依赖和影响因素。

本文仅以社保纠纷处理案例中的一个较为典型的创新维权案例为分析对象, 从史密斯模型提供的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关、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方面进行剖析, 为读者展示多样化的社保纠纷政策执行方式, 为更好执行社保纠纷处理政策提供借鉴。案例主要来源于重庆市江北区社保局内部纠纷登记, 该区社保局年度审计稽查工作总结等。由于社保纠纷案的复杂性, 笔者选取了对案例进行实地研究和个别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和文献搜集为次要研究方法。个别访谈的对象主要是纠纷中的政策执行者、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经办人员。文献的选择主要参考两个标准, 一是与社保纠纷相关的统计、记录、论文、著作等, 二是与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相关论文著作和有关政策执行影响因素分析的论文著作。

2 案例背景与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分析

重庆市远航工贸公司原在重庆江北区刘家台, 后搬至重庆渝北区空港工业园区, 公司现有职工133人, 其社会保险关系一直保留在江北区。2008年底, 因金融危机影响, 公司解除了张平等六名职工的合同。张平等6名职工不服, 同时向渝北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单位未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 渝北区劳动监察大队立案受理并多次督促, 但公司一直拖欠, 拒不缴纳。2009年1月, 该案移交江北区社保局执行。在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第158号文件的指导下, 该区社保局执行人员认真分析案情, 找准矛盾焦点, 制定了“创新方法、化解矛盾、协调关系、依法维权”的工作思路和一套较为详细的工作方案。

基于史密斯的理论模型, 我们对这一案例作了分析。

2.1 对理想化的政策的分析研究

一直以来, 重庆市处理社保纠纷都是以《劳动法》以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作为执法依据。关于社保, 《劳动法》第九章仅规定了如国家应当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诸多原则性意见, 稍显具体的只有第九章第七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应缴纳的五种社会保险。《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也并未就社保纠纷处理作单独说明。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 社保纠纷的新问题层出不穷, 尤其是作为执法主要参照标准的《劳动法》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笼统性已经无法解决社保纠纷中出现的众多具体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 重庆市中小企业也在不断发展。中小企业因其经营规模较小, 管理方式和经营过程又时常出现漏洞, 在处理劳资关系上, 它们大多数都没有雄厚的资金来维持劳资关系的稳定和谐, 因而劳资关系尤其紧张。再者, 内地与沿海地区相比, 在社保纠纷惩罚机制上尚存不足。不象沿海地区那样对拒交社保的企业惩罚较重, 从某种意义上助长了这些企业的不良行为。

根据这一新情况的出现, 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按照《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民法》、《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 于2005年颁发了第158号文件, 即《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用人单位不按规定进行社会保险登记不如实申报参保人员和缴费工资的处理意见》。该文件严格该政策以贯彻实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 规范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目的, 规定了政策执行中的不同情况, 具有合理性和可执行性。根据调查, 94%的社保工作人员对该政策持赞同态度, 认为该政策对于更好地处理社保纠纷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82%的人认为政府从2005年来对若干社保纠纷案例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这也表明了该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及必要性和可执行性。

2.2 对目标群体的分析研究

执行人员通过调查和走访初步了解了案情大致情况, 分析了目标对象为两方面, 即职工方面的情况和远航工贸公司方面的情况。

职工的情况如下:其一, 组织制度化程度低。几名职工分别为重庆云阳县、开县、忠县、奉节和四川广安、宜宾的农民, 他们之间无血缘关系, 在远航公司工作地点也不同, 因此平日基本无联系, 遇到被单位提前解聘且不缴纳保险金的情况, 由于对企业经办人员和政策执行机关的不信任, 六人均采取暴力手段, 在社保局和企业都险些酿成流血冲突;其二, 文化水平低。六人均为农村打工人员, 对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法律几乎一无所知, 很难自觉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遇到劳资纠纷则意气用事, 易使矛盾激化;其三、对政府执行力的不信任。认为政府和企业不会从群众利益出发, 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政府会袒护企业, 政策执行没有力度, 再加之有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执行政策时态度较为强势和高傲, 更增加了这种不信任感。

远航工贸公司的情况如下:公司创办者张某出身农村, 未受过高等教育, 创业时间不长, 因教育缺陷以及经验不足, 使张某的法律意识薄弱;由于远航工贸公司只是一家小型私营企业, 资金全被投入公司运作, 由于金融危机影响以及管理不善, 公司濒临破产。

2.3 对执行机关的分析研究

该区社保局设有综合科、基金监督科、单位参保管理科、个人参保管理科、待遇审核科、机关事业和农村养老保险科、基金财务科七个科室。各个科室职权职责分明, 并有综合科协调, 因此可以说该区社保局在机构制度的设置上比较到位。其中基金监督科负责监督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依法进行社会保险登记、变更、注销;督促单位依法参保, 如实申报缴费基数,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受理有关社会保险基金方面的举报和投诉;负责对单位参保人数、缴费基数的真实性进行稽核;监督本局业务部门依照有关政策规定, 办理有关业务;负责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资格验证;负责违规支付基金的追收及其信息数据的处理。

该案例中的两名执行人员分别为中共党员和农工民主党员。二人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 坚持为人民群众服务。在工作实践上二人均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其中一人从2004年开始负责处理社保纠纷, 另一人具有法学本科的专业素养和行政管理本科的双学位, 从2007年开始进入该社保局并负责处理社保纠纷。对于此案, 二人表示印象很深刻, 并于当年将此案作为该区创新维权案例典范上报。

2.4 对环境因素的分析研究

重庆市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强化政府职能, 加强国家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为民维权成了政治环境里的重要内容。在此大环境下, 执行人员认为处理该事件的前提应该是增强信任才能缓解双方矛盾。他们用党性作担保, 写下三方保证书, 承诺为几名职工维权到底, 稳定职工情绪后, 执行人员又给他们耐心讲解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刑法》等法律法规, 让他们相信政府相信法律, 还给六名职工展示了2005年以来的维权成果, 最终六名职工平静下来, 积极配合执行人员维权。

对于公司, 执行人员没有用以前“与用人单位经办人员交涉”的老方法, 而是首先找到了张某, 为张某讲解了相关法律政策。为了使第158号文件在该案中能够被一次性彻底执行, 考虑到公司运营困难的实际情况, 从保护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鼓励社会人士创业的目的出发, 执行人员积极为远航公司申请减免滞纳金, 最终张某同意并迅速为六名职工一次性缴纳了滞纳金, 这一维权案得到了圆满解决。

3 结论及建议

对于以上案例, 我们可以得出社保纠纷处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相关启示: (1) 执行人员要仔细理解政策, 严格执行政策, 要有承担责任的勇气和处理复杂问题的魄力和灵活性。 (2) 人性化执行政策显得格外重要,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参照史密斯模型, 执行人员分析出远航职工对公司及其不信任, 劳资双方矛盾尖锐, 缓和矛盾就成了开展工作的重要一环。而远航公司领导层法制意识薄弱, 需要执行人员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 加之金融危机的影响, 企业经营困难, 支付养老保险确实有一定难度, 在政策执行中如果一味生搬硬套, 会事倍功半, 如果进行人性化执法, 在矛盾双方层面思考问题, 就会减少矛盾,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兼顾效率和公平原则, 政策执行中, 难免会遇到双方地位明显不等的纠纷。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 是否能平衡好各方利益关系, 是衡量其执行力的重要考核标准。怎样兼顾效率和公平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政府如果选择效率优先的原则, 政策执行过程可能会显得激进仓促;如果选择公平优先原则, 政策执行过程会相对柔和灵活, 就会有效缓解许多社会矛盾。因此执行人员的方式选择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的主导价值观。政府的主导价值观应该是公平的, 其目的是为了保障普通劳动者的权利。在笔者看来, 执行人员应该根据主导价值观选择自己的执行方式。处理社保纠纷, 在尽量平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向普通劳动者倾斜, 这样才能有效的执行政策, 才能更好地处理这类似的纠纷案, 维护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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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姜国宾.政策执行中政策失败的原因与解决对策[J].广州行政学院学报, 2009-2, (1) .

执行力模型 篇6

本文以上海市长宁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政策评估为案例进行研究，提出了政府公共政策实施后，对其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内容，评价的主体、评价的主要对象、评价的方式和途径等。本文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公共政策评估的逻辑模型;(2)设计政策评估的指标体系;(3)对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政策评估的案例研究。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区卫生服务“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位一体功能，创新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和运行管理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根据区域实际情况，于2005年9月开始正式实施了“三医联动”、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综合改革试点。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工作与运行，长宁改革已经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与成效，本课题组在过去已有的调研和跟踪观察的基础上，对本次改革的试点情况作一个相对全面的政策评估。

二、政策目标与政策实施：一个效果评价模型设计

（一）改革的政策目标

长宁区的医疗卫生改革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加强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和基本医疗工作，有效利用卫生资源，坚持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和“看病难”等问题，推进社区卫生服务的综合改革和全面发展。具体来说，改革的目标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1)保障群众基本医疗，减少医药费用浪费，杜绝不合理检查，切实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2)完善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和支付办法，年度医疗保险基金费用发生数控制在核定的预算经费内;(3)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六位一体”功能，凸现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使社区居民得到综合、连续、价廉、便捷、优质的社区卫生服务。

综观长宁区“三医联动”与社区卫生服务的综合改革模式，其改革目标具有几个基本的特征。

首先，改革的政策目标方向性明确。长宁区“三医联动”改革凸现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与综合性，以达到减轻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无论是改革政策的方案设计，还是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都要以是否有助于顺应和实现这一目标为准则。

其次，改革的政策目标具有一定可度量性，即改革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能否实现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都可以一系列的可操作化指标来加以度量，如表示机构服务质量与效率评价指标的“次均费用”，以及公众满意度测评指标。改革目标的可测量性决定了长宁医疗卫生改革目标是否可以实现相应的绩效管理的程度。只有通过这样的长期绩效目标管理，才能稳定地提升和改进卫生服务机构的效率以及服务的公平性。

最后，改革目标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挑战性。长宁医疗卫生改革的现实性在于：一方面，社会群众由于“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对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呼声以及压力日益强烈;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对推进医疗卫生改革具有坚定的决心和信念，因此，顺应民意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就为长宁区的改革目标提供了可靠的现实性基础。但是，长宁的医疗卫生改革也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与风险性，因为这次改革不仅涉及政府、医疗机构、公众乃至医保机构和药品流通部门等多方关系的重构，而且受到传统医疗卫生体系的历史惯性、民众期望模式的改变以及改革配套性的制约。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观念与组织行为方式的转变, 以及社会公众对此服务模式转变的态度评价和可接受性。无论哪一环节出现问题, 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六位一体”服务的综合性与公益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或者公众对此不理解或难以接受, 都有可能致使改革失败。

（二）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模型

一般而言，对社区医疗卫生改革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评估，是需要付出大量智力与体力的努力。我们需要检查每一个细节部分或相关环节的关键行为，但并不是一次或几次就能够准确捕捉到卫生改革对社区卫生和居民健康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及其程度。考虑到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政策实施的策略与方式都会对本研究评估工作提出巨大的方法上的挑战。为此，必须对本次评估研究的逻辑结构与组织工作做进一步的说明。

为了对社区卫生服务“三医联动”综合改革评估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基础，我们将其中的研究逻辑进一步简化为表1所示。从政策过程来看，本研究的评估对象是涉及卫生改革的政策目标、政策设计与实施及政策效果等三个最基本的环节。而从政策改革的方向性来看，改革的最终政策目标是加强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和基本医疗工作，有效利用卫生资源，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和“看病难”等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政策设计与实施的方向性就是要通过“六位一体”的模式来改进社区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其方向性的效果最终是要改善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但具体来看，改革的直接政策目标是要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制度能力，与之相对应的政策设计与实施是重新构造相应的卫生体制与组织架构、团队与服务模式、质量控制与管理、收入补偿机制以及权力与责任分配等;其实际追求的政策效果则可以通过以下指标加以度量, 如病人流向;居民的认知、利用与满意度;费用控制;配置效率;社会公平;常见病、慢性病发病率等。

由于改革的政策过程与衡量政策效果的指标之间存在十分复杂的关系，有必要对评估的体系进行分解以便更清楚地展现出社区卫生服务改革评估研究的逻辑结构。为此，我们将评估的体系大致分为政策目标过程评估、组织机构与公众满意度评估、改革政策实施的成效评估三个部分。其中，政策目标过程评估更多地从政府的视角观察政策的目标与政策设计以及实施之间的逻辑关系;而组织机构与公众满意度评估则分别从社区卫生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不同的角度评价社区卫生服务供给能力的改进(“六位一体”)状况、团队与服务模式和员工激励程度以及公众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水平。最后，直接从改革的成效角度进行综合评价，如病人流向;居民满意的社会效益;费用控制;配置效率;社会公平;常见病、慢性病发病率等。限于篇幅，本文以下经检验部分则仅仅以政策效果评价为例，而不涉及政策目标与设计过程的评估。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调研说明

评估工作主要是根据政策目标和政策产出，开展专题性调查，整理和使用以往的相关数据资料，对社区卫生服务综合配套改革及其结果作出评估。本研究采用的是2006年10月对上海市长宁区的两个街道随机抽样入户调查数据。该项调查样本为1010份，回收的有效样本为1007份。调查对象为上海户籍居民家庭，所有家庭成员均为非沪籍人口的外来户家庭不属于调查的对象。

三、长宁社区医疗卫生改革的政策效果评价

（一）政策目标与执行过程评价

1.改革目标管理模式比较清晰。从过去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考核模式向现在的以居民满意度为核心转变。无论是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层管理者，还是普通的医护人员，无论是街道居委会干部，还是普通的居民代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原来的街道医院不一样了，不再以追求盈利为目标，而是要以服务社区居民和居民满意度为工作目标了。虽然一些居民并不清楚这是政府在为居民购买公共卫生服务，而是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免费或无偿为居民提供服务，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的目标模式转变已经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只是还需要向更多的居民宣传。

2.改革目标的实施和配套政策体系比较完善。改革总目标能够被分解成为具体的子目标，并且能够通过相应的方案被落实和传递。如保障群众基本医疗，凸现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减少医药费用浪费;完善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和支付办法;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六位一体”功能;这些改革目标不仅清晰明确，而且都配套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具有较高的可实施性和操作性。

3.改革方案具有比较高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从机构内部看，无论是管理层(部门科长和全科团队队长)，还是普通全科医生和护士，都对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较高的热情，对医院向全科团队的倾斜表示理解;从机构外部来看，反响也是十分积极的，社区群众和街道对改革持欢迎和配合的态度，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试点和运行，很多群众对医院改革给予了“较好”的热情评价。

4.组织机构和管理形态建立并运行起来。组织结构由原来的“三科一室”(办公室、医疗康复科、预防保健科和后勤保障科)转变为5个系统，即全科团队服务系统、全科团队支持系统、病房系统、医技系统和管理系统。以“全科服务团队”为核心的新型社区卫生服务组织和管理模式开始运作，访谈显示，组织运行比较良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混乱。管理的平台和团队支持系统的效率改善给访谈者留下深刻印象。

5.改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1)一部分医生和群众对“全科医生”角色的认知和观念没有转变。本来全科医生应该发挥合理的“导医”作用，却总想看所有的病，又想把所有的病都看好。而也有一些人觉得全科医生的标准与理念难以实施：现在的全科医生中除了中医具有全科的优势以外，传统的内外科很难真正做到全科的要求，原来所在科室的诊疗习惯难以将全科的概念融入其中。(2)认为改革成功有很大难度：全科团队的服务内容离改革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对团队个体的访谈中，大多提及改革还需要时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改革硬件和软件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生普遍认为，硬件上下设到社区的服务点需要的硬件设施还有待健全，软件上团队医生能提供的服务也参差不齐，虽然改革期望整合预防和医疗的多重功能，但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医生对改革的质疑也集中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革目标的实现上。(3)有的医生对激励机制存在忧虑。例如，激励考核的主观性难以控制，全科医生担心责任风险可能会增加，而一般的医护人员则可能会担心考核激励机制内在的不公平倾向。

（二）公众利用与满意度

1. 选择率

(1) 患病率与就诊率

对于被访者是否患有慢性病的问题，其中，445人患有慢性病，占45.1%，没有患病的有542人，占总人数的54.9%。过去两周内，249人曾经有过身体不适，占25.3%，有734人没有感到身体不适，占74.7%，大部分人在两周内身体健康。过去两周内，曾经去看过病的有239人，占26.1%，没有去看过病的有675人，占73.9%，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慢性病患者没有明显不适症状但仍然去医院复诊或拿药。

(2) 已签约率和愿意签约率

知道社区卫生有签约服务的有369人，占37.5%，不知道的有614人，占62.5%。知道签约服务优惠内容的有245人，占总人数的26.5%，不知道的有681人，占73.5%，显然社区卫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还有待提高。被访者中，已签约的有149人，只占总人数的16.2%，没有签约的共768人，占83.8%，目前的签约率还比较低。目前没有签约的被访者中，246人愿意接受签约服务，占37.3%，126人不愿意接受签约服务，另外287人还未决定，占43.6%。

2. 便捷、合理与有效性

(1) 便捷性

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便捷程度，居民选择最多的是“很满意”，占了43.1%，其次认为“比较满意”的占38.4%，认为“一般”的居民占16.7%，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共占1.8%。

(2) 有效性

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有效性，居民大多认为“比较满意”，占42.3%，其次是“很满意”，占34.7%，认为“一般”的占21%，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共占2.1%。

(3) 收费合理性

关于收费价格，有40.6%的居民认为“很满意”，其次有37.8%的人认为“比较满意”，19.5%的人认为“一般”，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2.1%。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便捷性、有效性以及收费价格等方面，都是持认同和较满意的态度。

(4) “乱开药”与“乱检查”现象

从表3中，我们看到，47.1%的人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肯定没有”出现对其“乱开药”的现象或嫌疑，有28.7%的人认为“大体上没有”出现上述情况，有19.8%的人“不清楚”，有2.8%的人觉得“或许有的”，有1.6%的人认为“肯定有”上述情况。

而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没有给你‘乱检查化验’的现象或嫌疑”，有44.8%的人选“肯定没有”，28.4%的人选“大体上没有”，20.5%的人选“不清楚”，4.2%的人认为“或许有的”，2.1%的人认为“肯定有”。

3. 居民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率

(1) 满意度比较高的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在医护态度、就医环境和实际诊疗时间等方面基本能够满足居民的需求，因而满意度较高：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居民中，对于这三项评价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加和比率分别为74.6%、68%和67.1%，是满意率最高的前三名，这可以看作是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比较优势。此外，问卷中所列出的10项中，选择“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率超过50%的项目还有排队等候时间(64.9%)、健康教育(61.8%)、预防保健(60.6%)、医疗技术(58.2%)、上门服务(54.2%)和医疗设备(52.5%)。此处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展并非面临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经常抱怨的发展困境，即认为“医疗设备不如三级医院因而很难提高患者满意度”，通过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对于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患者而言，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患者对其医疗设备还是比较满意的。

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居民对于问卷中列出的10项服务评价指标的满意度总体是较高的：选择“不满意”和“很不满意”两个选项的问卷在除“健康教育”之外的其他9项评价指标中均占较低的比率：最高比率为1.4(排队等候时间-不满意)，最低比率为0。

(2) 不满意的服务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对“健康教育”这一服务项目有160人“很不满意”，占总数的19.7%，虽然绝对数不是很高，但相对其他9项指标较低的不满意率而言，该项的不满意率如此之高是值得关注的。

在调查的10个项目中，唯一满意率没超过50%的是“转诊机制”，对于该项选择“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加和比率为39.2%，而有高达42.7%的被调查者选择“不清楚”，同时，选择“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人也很少，只有4个人。可见，社区卫生服务在建立完善的“转诊机制”方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3) 公众“不清楚”的服务项目

选择“不清楚”占较高比率的项目都是未来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可以加强的项目，通过加强对居民的宣传，使其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有所了解，这些项目包括：健康教育(21.6%选“不清楚”)、上门服务(30.1%)和预防保健(20.9%)。

4. 忠诚率

对于已经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居民，有694人仍然会继续使用社区卫生服务，占使用过该服务的被调查者总数的86.1%，有2.4%的居民明确表示今后不会继续使用社区卫生服务，而有11.5%的被调查者不确定是否会继续使用，这类人群中有一部分可以发展成为社区卫生服务的“忠诚消费者”。

对于从未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居民，有627人表示今后会考虑使用社区卫生服务，占从未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被调查者的82.1%，有4.7%的居民明确表示不会考虑使用社区卫生服务。与上面的数据比较可以发现，一旦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拒绝继续使用的比率要低于从未使用过该服务的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拒绝率。

（三）政策实施的综合评估：经济与社会效益

1. 经济效益评价

(1）门诊次均费用明显下降

改革通过机制创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以药养医，以药养防”的补偿机制，以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政策导向取代过去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导向机制。通过实施“医保预付”和“收支两条线”，从源头上彻底切断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使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医疗服务行为趋向合理，不合理用药和不合理检查得到了有效控制。社区卫生服务的门诊次均医疗费用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

从社区就诊的三大主要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和胃肠炎，可以清楚地显示出，从2003年以来，这三大疾病的门诊次均费用一直在上升，2006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拐点，两种疾病的次均治疗费用均有明显下降。不仅有效扭转了医疗费用“节节攀高”的快速增长势头，而且医疗费用下降到近年来的历史最低点。

从总体上看，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的次均费用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长宁区的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下降幅度在11.33%～23.71%之间，全区的社区卫生服务门诊次均费用从改革前的137.93元下降到改革后的116.20元，平均每次节省了21.73元。改革一年以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量达到1, 752, 045人次，由此可以估算，由于门诊次均费用的降低，全年节省门诊治疗总费用达到了22, 512, 752元。

(2）医保费用快速增长的有效控制

控制医疗保险费用的快速增长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导致医疗费用增长的因素非常复杂，有人口老龄化、健康需求提高以及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和医学科技进步等合理因素，也有医疗机构趋利行为，导致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检查等不合理因素。但由于医疗市场上，医生的“垄断地位和垄断特权”，医生对医疗费用拥有最终和最大的决定权，使得医疗费用的控制政策存在很大变数。为了实现和强化社区卫生服务公益性，本次改革采用“医保预付”和“收支两条线”，不仅从源头上彻底切断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而且探索了社区卫生服务医生从医疗服务供给者向“守门人”的转变。第一次通过利益机制的调整，以医疗控制转变医生的利益意愿和利益行为，取得明显的成效，医保总费用的快速增长得到有效控制。这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成绩。

改革采用医疗保险基金实施区域预算包干预付制，即以2004年对本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保险基金实际支付数为基准，按照本年度合理增长幅度确定预付总量。2004年向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支付的医疗保险基金为15, 309.7万元，2005年度医保总费用增长率为16.53%，实际支付的费用增长率为14.98%，2006年实施医保预付制，全年医保资金拨付实施在2004年核定总金额的基础上按7%的比率预付全年医保资金，即实际拨付金额为16, 381.38万元。如果2006年仍然按改革前一年医保实际支付的增长率(14.98%)增长，则2006年的医保总费用将达到20, 240万元。由此，改革所带来的医保总费用的节省达到3, 859万元。

(3）病人就诊的合理分流

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提高卫生资源配置效率，是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促进城市卫生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改革通过两方面来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使得病人就诊合理分流。一是政策引导机制。通过社会医疗保险不同医疗机构的报销比例，以及社区卫生服务的减免政策，来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二是服务引导机制。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经济、安全、有效、适宜和便捷的服务，来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并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的特点和优势，树立医患诚信，建立稳定医患关系，大大缓和医患关系的紧张，构建以“家庭伙伴式”为核心的新型医患关系。评估调查数据表明，通过一年来的改革实践，不仅是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程度提高了，而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竞争力明显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利用已经超过了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利用，占整个门诊医疗服务的40.8%，上升到首位。在基本医疗市场竞争中，社区卫生服务竞争力提高了4.6个百分点，而三级医疗机构下降了5.4个百分点，实现了引导病人合理分流的政策目标，优化了卫生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对长宁区居民健康状况与医疗机构利用调查和长宁区卫生服务统计报表资料，推算全年门诊医疗总人次数为4, 294, 228人次。其中，社区卫生服务的门诊人次数为1, 752, 045人次，二级医疗机构服务的门诊人次数为1, 202, 384人次，三级医疗机构服务的门诊人次数为1, 339, 799人次。对长宁区居民健康状况与医疗机构利用调查资料显示，改革一年来，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医疗服务向社区卫生服务的下沉率为12.9%。即过去在三级医疗机构就诊的病人，其中有12.9%的病人转向到社区卫生服务就诊。由此，估算全年三级医疗机构总的门诊下沉人次数为173, 120人次。根据长宁区卫生局提供的资料估算，二、三级医疗机构的门诊的次均医疗费用为187元，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次均医疗费用为116元。由此，推算改革一年来因居民就诊合理分流而节省的医疗费用为12, 291, 528元。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单位是百分数 (%) , 即每一选项占同行或列的百分比。

(4）慢性病的有效防治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服务模式在目前的国情下，是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最重要的可行路径。长宁社区卫生服务综合配套改革，不仅从社区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和体制上彻底切断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而且通过政策价值体系的重构，从追求“经济效益”的政策价值取向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率”的政策价值取向，即从过去看一个病得到最大的经济利润，转变为花最少钱看好一个病，改变过去“重医轻防”的服务格局。同时，由于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尤其是公共预防保健经费投入增加，社区居民的慢性病防治得到有效开展。建立了完善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综合干预的预防模式。高血压管理的覆盖率从2004年的17.82%上升到2005年的35.64%;高血压的控制率由2004年的66.16%上升到2005年的79.18%。2004年，全区并未将糖尿病管理纳入工作范围之内，但到了2005年，仅仙霞、江苏和北新泾三个街道就实现了对1562名糖尿病病人的管理。

作为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网点的社区卫生服务，由于其便捷性、连续性、综合性和个性化服务的特点和优势，对诊断明确的慢性病，通过社区服务的早期检测，定期观察，合理用药，按时足量服药，以及行为生活方式指导等综合干预，可以用比二、三级医疗机构低很多的费用治疗或控制病情。

以实施高血压慢性病管理为例，根据长宁区卫生局相关部门测算，一名高血压患者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次均费用为106元左右，而在区内二级医疗机构的高血压病门诊次均费用为150元左右，后者比前者高出了44元。一个高血压病人一年的门诊总次数大约在24次。由此，可以估算一个高血压病人，在社区卫生服务控制的费用比在二、三级医院控制的费用，全年约节省1056元。根据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社区高血压管理系统”所提供的数据，长宁区2005年的高血压实际管理人数为16, 840人。根据2006年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报的各中心高血压管理覆盖率的数据可以看出，改革启动后的一年比前一年的管理覆盖率各中心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可以由此推断，改革一年来所实现的高血压管理的总人数要大于2005年的实际管理人数。按照保守的估计，以16, 840人来代替改革实施一年来所实现的对高血压病人的规范管理人数，那么按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二级医院在高血压病人的就诊费用上的差额，可以计算出，通过社区卫生干预控制高血压病情要比二级医疗机构的治疗节省费用达17, 783, 040元。

2. 社会效益评价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断推进，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日益提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在过去的20多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28倍，而医疗费用增长却高达100倍以上。其中，一个备受社会指责和无法容忍的因素，就是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导致“乱开药，乱检查”。长宁社区卫生服务综合配套改革不仅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趋势，使医疗费用增长控制在一个合理可承受的范围，而且切实减轻了群众的疾病医疗负担。这表现在：一是社区卫生服务门诊次均费用明显下降;二是居民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提高而减轻疾病负担;三是慢性病得到有效控制而节省医疗费用;四是预防保健公共卫生服务的增强，降低了疾病的发病率和因早期发现而降低疾病的严重程度。由于每个人都存在健康需求，长宁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几乎给每个家庭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实惠，也由此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来自于居民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有55.6%的社区居民表示今后在生病就诊时会首先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于曾经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人群，有98.3%的人表示今后会继续使用社区卫生服务;对于从未使用过社区卫生服务的人群，有71.7%的人表示今后会考虑使用社区卫生服务。75.8%的社区居民认为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乱开药”的现象，73.2%的社区居民认为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乱检查化验”的现象，这与目前社会评价中，90%以上的群众认为医疗机构存在“乱开药、乱检查”现象，构成了强烈反差。

96.9%的居民认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体现了政府为民谋利;有85.8%的居民认为社区卫生服务近几年的发展给“自己”带来了实惠和好处;88.9%的居民认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对于增进社会和谐与缓和“看病贵，看病难”具有明显的效用;97.3%的居民认为社区卫生服务的最大受益者是低收入者、老人、儿童、妇女。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成效，可以用“5个有”来概括——“看病矛盾有缓解，为民政府有认可，发展共享有体现，社会公平有提高，和谐社会有促进”。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长宁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促进了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程度，减轻了群众疾病医疗服务负担，有效缓解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提高了党和政府的亲和力，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

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长宁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区政府投入了2000万元，对应的其中几项经济收益为：次均费用下降节约2251万元，病人合理分流节约1229万元，医保增长得到合理控制而节约3859万元。高血压慢性病的社区综合防治节约1778万元，合计产生的经济收益为9117万元。投入产出比为1∶4.56，具有极高的投资收益率。需要说明的是，评估中经济收益的计算是不完全的，仅仅是可计算经济收益中的一部分。如在直接经济收益中，目前长宁社区卫生服务已经普遍开展的糖尿病的经济收益，没有计算其中。此外，长宁社区卫生服务改革，还将产生远期经济收益，包括因预防保健公共卫生服务加强而使得社区居民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因改革的观察时间较短，目前尚无法计算。此外，经济收益也没有考虑因健康水平提高而产生的间接经济收益，以及社会效益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成本。

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政策评估机制，不仅是检验过去改革成效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推进和完善政府工作的重要基础。长宁区政府非常重视“评估”的“指挥棒”作用，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尤其强调以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依据。为此，建立以专业化评估为主、民主化评估为辅的综合性评估机制。专业化的满意度评估机制，通过科学的评估方法，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客观、科学、全面地反映改革进程和改革结果，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改革成效，把握改革方向，把握改革重点。本研究证明，科学严谨的第三方政策评估可以起到改革成效的“显示器”和政策完善的“导向器”作用，为政府不断有序推进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提供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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