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律师

法律援助律师（精选12篇）

法律援助律师 篇1

从根本上来讲, 法律援助制度设立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上的法律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衡量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 可以通过衡量其是否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来进行科学的判断, 另外也可以通过衡量司法人权的保障机制的完善程度来进行判断, 这样才能够充分了解到社会政治文明与法律文明的发展程度。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上, 针对法律援助的基本内涵、需要进行援助的具体对象、实施法律援助的方案等有很多种定义, 本文主要从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两个角度来讨论, 根据《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等的具体规定, 分别论述了各自的责任与义务, 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基于法律援助视角的政府责任

《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 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 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落实过程中, 政府承担着主要的责任, 将法律援助工作落到实处, 帮助更多的人解决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不仅体现了我国人权观念的进步, 同时还体现着我国的社会法律制度在不断完善。我国宪法在第四次修订过程中也突出强调了国家要尊重和保护人权, 从根本上说, 法律援助行为就必须是由政府发起的,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家的意志, 体现着国家具有充分的权利来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体现着国家对社会法制建设的监督与完善。政府承担法律援助的必要性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政府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和落实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不仅要用实际行动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同时也要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必要的保证。在社会的整体构成中, 中产阶级始终占据着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也为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一股非常稳定的力量作为支撑力, 使两极分化的矛盾得到有效的缓解。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直是最需要国家、社会给予更多帮助和关怀的群体, 也是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 只有稳定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让他们对社会的法制建设充满了信心, 才能不断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第二, 国家尊重、保护公民人权的具体内容中也包括了进行法律援助的部分, 当前的政府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新的管理理念之下, 政府应该是代表国家相关的行政管理机构来履行其职责的, 综合体现了国家具有的权力、义务。从本质内涵上说, 政府通常是权力机构与义务责任机构的统一体。政府不仅需要按照国家的意愿去行使相应的权力, 同时还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到损害, 可以说, 政府对公民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就是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所有合法权利, 为了发扬宪法中的精神, 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政府就应该有为公民排忧解难的责任。当公民遭遇法律纠纷的时候, 可以向相关的司法部门进行起诉, 在一些刑事追诉的案例中, 要求获得比较公正的判决, 同时公民还有为自家的权利进行辩护的权利, 以上的内容也都作为政府应该为公民承担的责任。

第三, 实施法律援助是国家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并不断寻求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途径。追求司法过程的公正性与公平性, 同时也是诉讼所要追求的具体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 为了保证司法的公正性, 就要首先保证立法的公正性和执法的公平性, 国家制定的法律要与社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 可以很有效地解决实际的问题, 这样, 在司法的过程中, 只要司法人员按照相关的程序与步骤去执行, 做出公正的判决, 就可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应有的保护。司法过程中的程序法尤其关键, 其内容既应当包括保障控辩双方当事人享有同等的权利, 履行相应的义务, 也应当包括扶弱助贫, 故应在制度上保障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有权得到法律援助。由此看来, 在法律援助工作展开的过程中, 政府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可以说政府在法律援助中充当主体的作用。政府在承担法律援助的过程中, 不仅仅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帮助, 同时为国家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基于法律援助视角的律师义务

享有权利总是与承担义务相伴而行, 法律援助既然是政府责任, 那政府责任的具体承担者就应当是由政府出资的有关单位、个人来承担。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要不断发挥出现有法律资源的调节作用, 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国办所的智能, 不断完善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的制度体系, 建立素质优良的律师人才队伍, 从事法律援助的工作, 推进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进程。

首先在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国办所的应有职能。现阶段, 我国的律师事务所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国家出资创办的律师事务所, 二是基于合作制的律师事务所, 三是合伙人创办的律师事务所。从现状来看,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数量最多, 这种结构形式也是比较高级的, 很多新创办的律师事务所都是合伙制, 这样就有利于资金的分配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 同时还有利于业务的灵活管理。以往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应该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同时也要对国家出资创办的律师事务所进行改革, 促进其更能适应律师业界发展的趋势。根据现阶段大力推广的公职律师相关试点工作, 结合法律援助的实际情况, 把国家出资创办的律师事务所全部改为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机构, 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法律援助工作。

其次要不断改革与完善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与体系的落实。现阶段, 我国有很多的城市已经在试行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该制度最早是在北京和广州试行的, 随后深圳、重庆等城市也建立与完善了法律援助公职律师体系, 并建立了素质较高的援助律师队伍。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的内涵就是在法律援助事业中具有公职的律师, 有一定的编制, 比没有公职的律师的岗位要稳定很多, 同时享受的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薪金待遇标准, 在为国家机关或者是军队、国有企业进行法律服务的时候, 律师不再收取相应的费用, 提供的都是免费的服务, 同时这些公职律师也不能面向社会从事收费的律师服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公职律师在从业的时候必须持有相应的律师执业证, 享有的是公务员的待遇水平。在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推广的过程中, 公职律师一般都是以律师的职业身份来完成政府部门安排的工作, 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在此过程中, 不能借助身份的便利条件来开展对外收费律师工作。通常来看, 公职律师的收入还是比较稳定的, 相对于一般的律师较低一些, 所以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 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的作用, 还可以有效节省办案的成本费用。此外, 需要法律援助案件的类型和范围也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作为专业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 在参与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可以有效提高案件的办理效率, 从而也可以大大加强办理案件的具体效果。

再次要不断发挥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积极作用, 共同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的进程。如果国家按照具体情况需要指定国办所律师以及公职律师以外的律师事务所和相关律师担当起法律援助义务工作的时候, 那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该承担其相应的义务, 同时国家应依据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制定的收费标准付给律师事务所相应的费用, 还要经过审核。在法律援助的过程中,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还能够以团体的名义向法律组织进行申请实施法律援助, 也可以根据实际的发展情况来决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相关部门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力度。通过律师协会、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等部门的法律合作, 对法律援助工作做出一定贡献的先进事务所、律师以各种形式的表彰, 不仅可以大范围地弘扬扶贫济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良好社会风气, 同时还可以通过该种方式对律师事务所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最后要充分发挥律师协会对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领导与监督作用。律师协会是律师行业的自律性管理组织, 如果条件比较成熟, 还可以通过制定行业规定、规范、公约等为律师在法律援助发挥作用提供一个操作平台。律师协会可以依据广大律师的意愿, 约定律师从事免费、减费法律援助活动的方式、数量等等。当然这样做的前提应当是律师协会具有了更加独立、广泛的活动空间, 规章或者决议的通过更能体现广大律师的真实意愿, 否则, 由律师协会来要求律师为法律援助提供义务服务与国家法律强制律师承担目前这种形式 (即律师仅在办理完毕法律援助案件后获得数量有限的办案补贴) 的法律援助义务在本质上可能并无太大区别。

三、结语

综上所述, 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和具体实施过程中, 政府承担着重要的领导与监督责任, 律师也肩负着相应的义务, 两者的关系密切, 总体上来说, 律师法律援助义务的实际履行要以政府的责任为依托, 政府在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体系的过程中, 也离不开律师的参与。现阶段, 国办所以及很多的公职律师都和国家有着资金或者人事上的往来, 因而律师可以代替政府担当起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项目, 因此在实践的过程中, 要不断发挥国办所以及公职律师在法律援助中的具体作用, 就可以很好地调节政府责任和律师义务之间的关系, 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是通过国家的干预, 设立专门为一些在经济上存在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或者少收费的法律帮助制度。基于法律援助视角的政府承担了相应的援助责任, 而律师承担着相应的法律援助义务, 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 具有不可分割性。文章在现实的基础上论述了政府的责任和律师的义务, 以期能够为今后的实践提供些许理论基础。

关键词：法律援助视角,政府,律师,责任,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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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樊勇.律师责任制度刍议[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 (4) .

法律援助律师 篇2

一、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协助工会组织开展对企业职工和工会干部的法治宣传教育，每年至少在所在企业举办2次法治讲座，主动积极参加工会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二、参与预防企业劳资纠纷。企业工会组织应为工作律师提供固定办公场所，律师定期在企业坐班，了解企业劳动关系状况，发现劳动关系矛盾隐患应及时向企业工会报告并提出工作建议。

三、为企业职工提供法律服务。按照工会要求，受理职工诉求，办理侵害职工劳动权益的案件，为职工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文书、参与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代理等形式的法律援助或服务。

四、参与工会信访接待。企业发生涉及职工权益的突发性、群体性和集体上访事件时进行第三方介入。帮助引导职工以理性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协调劳动关系矛盾。

五、帮助开展集体协商工作。为企业审查集体合同，条件适合的可以兼任集体协商指导员，在企业集体协商中提供专业意见。

六、帮助工会进行法治化建设，为企业工会决策和日常工作提供法律意见。

试谈法律价值与律师实务 篇3

关键词：法律价值；律师实务；影响

现代律师作为一种职业，它与古代的讼师、状师不同，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他们是专职的法律服务人员，从对法律知识掌握的程度方面而言要比其他人知道的更多也更深入。但是律师在工作中也常常碰到这种情况，针对某一案子，如果依据现行法律进行判断的话诉讼请求是行的通的。往往是经过数次的审理后，却有了不同的结果。这又是为什么呢？是法官决断不公吗？笔者认为，这要考虑到法律的价值问题。律师办案的过程中要考虑法律价值对本案的影响。本文将对“法律价值对律师实务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法律价值的涵义

在研究法律价值对律师实务的影响之前，我们要先知道法律价值是什么。我们首先从“价值”入手。价值包括两方面的含义：①主体与客体间的价值。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价值表示的是客体对于主体需求的一种满足状况，它属于经济领域中使用价值的范畴，在现代经济学中通常被称为“效用”。②主体与主体间的价值。主体与主体关系中的价值表示的是个人的一种偏好。

理解了价值的含义，那么什么又是法律价值呢？法律价值并不是法律的效用，它指的是法律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人们对于规则的制定、解释及其适用范围而形成的一系列价值层面的共识或者说共同的偏好。从法律的形式、目的、程序三个方面着手，可将法律价值分为三类：①形式价值。包括各项法律对任何主体都平等适用、规则的普遍性、稳定性等等。②目的价值。也就是某条法律的目的，包括维护自由、效率、公平、正义等等。③程序价值。指的是在法律施行的过程中各主体平等参与、保证公平公正及效率等等。本文所涉及的法律价值主要指的是第二个方面的价值即其目的价值。

从法律的目的价值方面来看，法律是人类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它本身并不具备什么价值，它是价值的一种载体，而法律所被人类赋予的价值是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不是永恒不变。因为每个国家、每个时代会面临不同的问题，那么法律的侧重点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也是不尽相同的。那么对于我国当代的法律而言，其目的价值是促使社会各个层面的稳定、健康、有序、和谐的发展。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维护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健康有序发展；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③对公民的违法行为给予相应的处罚及制裁。第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从宏观角度来说的，可以称之为公权，第二个方面的表现是从个体角度来说的，我们称之为私权。

二、法律价值的意义

本文所涉及的法律价值，包括两方面研究意义：

1.法律价值的现实意义

前文中我们提到法律意义的前两种表现可以分别用公权和私权来表示，那么在法律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这两种权利会发生冲突吗？从哲学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两种权利在部分法律适用方面可能会存在一些冲突，这该如何解决呢？此时就要考虑到法律价值，特别是法律的目的价值。从宏观角度看，当矛盾产生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公共利益，即私权要服从公权（主要指社会公共利益），但在实际生活中，不能武断的一概而论，要从具体的法律适用方面入手，结合法律的目的价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我们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几年“依法治国”基本国策的推行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法律问题上还存在分歧。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我国的法律也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来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主体应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此从现实角度讲，研究法律价值对司法实务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2.法律价值对律师实务的指导意义

探究这一问题之前，先来了解一些律师这一职业及其实务所包含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对“律师”这一职业有明确的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当然从工作性质、业务范围、服务对象等不同角度律师这一职业也有不同的具体名称，但我们可以看出，律师这一职业主要维护的是“私权”，那么律师维护私权的过程就是法律价值实现的过程，律师实务即律师所从事的业务内容，那么将法律的价值理念贯穿于律师执业工作的整个过程就是律师实务的重要内容。而且只有如此，律师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

将法律价值的理念贯穿于律师实务中，不仅能够使律师在更高层次上理解立法的初衷，而且能够促进律师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准确的掌握案件性质及该案件与社会各方面的关联程度，从而找到更确切的依据、提出更好的应对方案。从客观上看，它是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维持了现有社会关系状态的稳定。

我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我们国家的性质即可看出我国当代的律师是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在关于“三农”问题上，党中央提出要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那么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也应有服务此大局的意识。这就是当前法律价值的一个体现。

三、法律价值对律师实务的影响

一般而言，严格依照法律办事是实现法律价值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但是，也存在某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回顾一下几年前较著名的“采光权”案子。具体经过是这样的：某房产开发公司在为一派出所修建楼梯，拒不执行市规划局下达的停工通知，强行遮挡了朱某家的窗户，并安装了铁栅栏。朱某认为此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告上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法院一审判决房产公司和派出所一次性赔偿朱某经济损失3万元。朱某认为该判决虽然确认了侵权事实，但未达到自己的诉讼请求，于是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被告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原告合法民事权益，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论理应排除妨碍、消除影响。但是考虑到该工程是便利周边群众报警和公安干警出警，为维护周边社会治安工作的需要，即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并非出于狭隘的部门利益。若拆除该楼梯，势必会影响公安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公众利益，及不必要的财产损失。为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法律规定上看，朱某的合理诉讼请求应得到满足。但是为什么二审依然维持原判呢？从法律价值角度上看，这个判决是对的。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只能损害朱某的个人利益，这是私权服从公权的典型案例。该案的判决是符合法律价值的。

通过对这个案子的解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法律价值对案件审理的重要影响。如果律师能够很好的掌握并运用法律价值的思维，一部分纠纷就会得到很好的化解，这是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体现。毕竟律师的工作、服务过程也是法律价值体现社会价值的形式。有人会提到，律师把法律价值的理念引入业务的办理过程，会不会时百姓对我国的法治失去信心？其实，可以说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首先，国家已经从立法技术的角度上着手尽量避免这种公私权益冲突情况的存在。其次，就现代社会而言，私权和公权的冲突毕竟是极少数的。第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成员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整体的利益。所以，法律应用、执行程序上的公正是实现实体公平的基础。因此，法律价值理念和思维的应用可以促使百姓更好地理解法律的目的价值。

四、小结

法律是为人类服务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侧重点是不同的，而唯一不变的是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共同福利、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其他价值的调节和处理都应从属和服从于它。这就要求各位执业律师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能够把具体的业务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去研究。因此，充分认识法律价值、培养法律价值理念和思维，能够使律师在各种实务中更好的理解法律，把握案情，为当事人更好的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把律师的实务工作才能服从大局，更好的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黄桂林.公权与私权孰大[J].贵州日报，2005年09期

[2]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P10

[3]刘民.试论法律价值的冲突及其解决[J].法治与社会，2009年03期

作者简介：

徐瑛（1972年10月～），女，河北省黄骅市人，法律本科，研究方向：律师实务。

律师如何做好法律谈判业务 篇4

近来, 不断有律师因为执业中的不当行为被委托人起诉、被吊销执业证书、甚至被处以刑罚。笔者认为, 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 又恰逢司法改革时期, 律师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做好法律谈判业务:

一、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亚里士多德将“法律”定义为“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影响的理性”, 这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一切法律工作者都必需具有的品格, 而律师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一切手段、方法为当事人赢得诉讼, 在社会道德、法律伦理、职业道德间寻求平衡, 从而对于理性的要求则更高。

律师职业道德是指律师职业所应遵循的道德及律师执业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准则。律师的职业道德不同于社会道德, 在律师的职业道德中有些内容要求会高于对一般社会道德, 有些要求则会低于一般社会道德。比如, 为了当事人的权益, 律师需要为众人眼中所谓的“坏人”辩护。我们祈祷有罪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律师则需要用更客观公正的眼光来对待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律师为当事人利益考虑, 坚持保密原则, 为委托人服务。

当然, 想做好法律谈判业务, 在职业道德方面当然要求律师有正确的执业观、价值观。艾伦·德肖维茨说“法律不是一个完美的专业, 不牺牲某些原则往往难以取得成功”。而对于律师而言, 更需要进行利益的衡量, 做出不违理性的抉择。“对于法制而言, 最大的价值不是效率而是公正, 不是利益而是信赖, 所以律师行业一定要与一般商业活动划清界限”。在正确执业观、价值观的引领下, 律师谈判业务才能走得更远。

二、业务能力方面

律师属于法律服务型行业, 具有高度的专业性, 律师也应该具有专业的业务意识:

首先, 时刻保持委托人意识。律师在工作时首先要明确的就是自己在为谁服务, 为委托人服务———这一律师执业的基本理念, 能让律师找到工作基准, 在法律的框架之下, 最大限度地实现委托人的利益。

其次, 要有目标意识。律师在明白自己的服务对象之后, 需要明白委托人希望达成怎样的目标, 得到多大的利益或者权利实现。特别是当事人的诉求在法律上具体表现为什么或者有无意义, 需要律师运用专业思维将目标明确, 方可实现委托人利益。

最后, 当然, 在委托人意识及目标意识的基础之上需要律师有过硬的业务知识, 对国内法律、法规的运用规则有较熟练的掌握, 善于利用法律, 同时善于把握对指导案例的研究运用, 用专业的思维对委托人的诉求、理由及程序方面的选择加以确定, 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

三、切忌过度承诺

实践中, 不乏有律师为了揽案源或者扩大影响力, 往往会对委托人夸下海口, 过度承诺, “这个案子保证赢”“这个案子保证拿到巨额赔偿”。律师在为委托人服务时应保持法律理性, 切忌过度承诺。过度承诺一方面会面临“食言”的风险而招致委托人的不满, 另一方面, 若事先过度承诺会加大自身负担, 而在重压之下便会做出一些成为自己污点的非理性行为, 在证据收集或者庭审中难免进行暗箱操作, 将自己推至达摩克里斯之剑———《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以及《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之下, 由刑事辩护人变为刑事被告人。

四、提高风险意识

当今社会是风险社会, 而律师行业更是面临诸多风险, 就需要律师提高自身的风险意识及风险预见能力, 将风险控制在最低。

首先, 在委托人方面, 需要做到审慎注意, 如对于委托人提供的某些材料证据不能收取原件, 也不能做出过度承诺, 对委托人的诉求要理性分析不能全盘答应, 做到理性与合理性兼顾, 最大程度降低来自委托人方面的风险。

其次, 在刑事辩护中, 要严格依照程序, 同时对公安、检察机关予以尊重。同时, 在会见当事人、调查举证方面要谨慎行事, 自己独立完成有困难时, 可以向公检法等机关求助, 兼顾法律伦理与职业道德, 避免自己由刑事辩护人变为刑事被告人, 不越《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半步。

第三, 给予对方尊重, 在目前律师面临的执业风险中, 一部分来自对方当事人, 律师要时刻谨记尊重对方, 摆证据、讲法理, 坚持“有理不在声高”, 给对方以尊重以赢得尊重, 以避免来自对方当事人的风险。

五、做一个好人

上述所述的均是律师做好谈判业务需要具备的硬性条件, 而“做一个好人”则是软实力要求———坚定的品格内核。

艾伦·德肖维茨曾说过最让他喜欢的一次推荐是来自一名在押犯, 他没能让此人上诉成功, 但此在押犯认为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所以将他推荐给其他客户。艾伦·德肖维茨能成为美国的大案律师, 其成功当然仰赖于其软实力———勤恳、尊重、正直等等。这种软实力体现的是一种过程中的法律服务态度及服务质量, 和结果不同, 是个人内在品格的闪现。正如“小胜靠智, 大胜靠德”, 律师行业更需要好的品格, 这种端正的品格植根于内心, 能在面临各种利益冲突时做出最适当的平衡。

正如伟大的犹太法师希勒尔所言“如果我不为自己, 谁会为了我, 但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 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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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季卫东.法律秩序的构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实习律师参与法律援助之我见 篇5

刘钰律师

[内容摘要]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是律师的法律义务。本文从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历史概况、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法律渊源、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青年律师应当积极参与法律援助以及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存在的弊端等几个方面，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多视角论述了本文作者对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见解。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目前最直接的法律依据是国务院2003年7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法律援助条例》第六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是律师法定的义务。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保障制度。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间，由于贫富差距、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原因，社会上存在一些弱势群体，他们没有能力化解自身遇到的社会问题，对社会弱势的公平正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社会需要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一、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历史概况

1、法律援助起源于十五世纪的英国。这一制度开始于律师们自发地对穷人提供免费服务的慈善和道义行为，后来逐步演化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国家保障制度[1]。但不论是律师们自发的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帮助还是后来的国家立法规定的法律援助，律师都是法律援助的具体提供者。

2、中国古代没有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息讼、厌讼，帮助别人进行诉讼的人被称为“讼师、讼棍”。春秋末期郑国的邓析堪称中国律师的鼻祖，他教授学生法律知识，帮助别人打官司，但他最终被统治者处死。在邓析子之后直到清朝末期，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律师制度，也没有法律援助制度，更谈不上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活动。

3、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物质条件对社会的文明程度、对社会弱势的关注程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原始社会，1

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维护更多依赖于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善，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对同类的关怀程度逐步增多。在对资源的争取、给予、取得的冲突中，人们的权利观念逐渐形成。权利观念的进步与权利能力天然不平等性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能力较差者需要能力较强者的帮助。律师作为私权的代表，参与法律援助，对社会弱势提供法律方面的援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4、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实践被制定成国家法律。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经过一定社会实践的积累，最终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因为法律不过是把社会重复的行为固定下来，并最终成为普遍性的规则。中国在1996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规定了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同年3月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也有关于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规定。

5、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创举。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国家的公权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同时私权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到后来的商鞅变法，公权力已经很强大，私权的空间更小。此后中国社会呈封闭性发展，文化领域也因为“独尊儒术”而视野狭窄，自然科学严重萎缩，社会缺乏自然科学的理性支持。老百姓几乎没有权利意识，社会以义务为本位。义务本位的社会既无权利可言，也就无需律师参与那些权利能力较差者的援助。中国目前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法律规定是一次历史性的创举。

6、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是经济社会进步的表现。法律援助制度以及律师参与法律援助与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邓小平“92南巡”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而市场经济以市场自由、市场平等作为两个基本的支柱，这必然带来私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放。私权的解放，与权利能力的不平等性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私权需要法律帮助。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是社会进步、文明和发达的表现。

二、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法律渊源

1、宪法是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权利泉源。虽然我国宪法中没有关于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直接规定，但在实质意义上，《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关于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制度的权利泉源。

《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条款规定的平等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因为这种平等是把公民的认知水平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考察得出的结论。然而，由于地域、户籍管理、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公民个体之间在权利能力上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要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必须对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援助。所以，《宪法》第三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是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权利泉源。

2、法律中规定了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内容 在国家立法层面上，中国还没有一部关于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专门法律。但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有一些关于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规定，此外，《律师法》、《残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对律师参与法律援助都有一些规定。

在行政立法方面，国务院2003年7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这部法规对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业务范围、受援对象、参与方式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法律援助实践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好。

三、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和《刑诉法》等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在受援对象、业务范围等事项都规定了一定的条件限制。

1、受援对象主要是经济困难人群，以及遭遇特定案件的人群。

在民事领域，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首先是经济困难人群。《法律援助条例》第10条规定；“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但是，也有一些社会团体，比如各级妇联，对遭遇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她遭遇家庭暴力，而不考虑妇女的经济状况。

在刑诉领域，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包括能力欠缺者或者一些特定案件的当事人。能力欠缺的嫌疑犯、被告人，比如盲聋哑人、未成年人，如果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话，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都应当为其指定辩护律师，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对于一些特定

3的案件，比如，共同犯罪案件、可能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相关办案单位也应当为其指定辩护律师。此外，在一些特定情形下，律师是“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2、业务范围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公民有13种事项，没有委托代理人或辩护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或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相关规定很明确，在此不赘述。

此外，律师也可以参与行政法以及公证事项等领域的法律援助。

四、青年律师应积极参与法律援助

1、青年律师要认识到参与法律援助能够体现律师职业的最高价值。现行《律师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根据本条，律师的职业价值有三个层次。最基本的价值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做尽职尽责的律师；中间价值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做法律方面的专家；最高价值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社会实践的积极参加者。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帮助社会弱势获得公平正义，体现了律师职业的最高价值。

2、青年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可以锻炼自己的执业技能。律师法律实务技能的养成需要很多的实践机会，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就会有更多的机会锻炼自己的专业技能。别人的经验不一定对自己有用，律师执业需要积累自己的办案经验。所以，青年律师应当积极参与法律援助的社会实践，谨慎认真办好每一个案件，积累经验，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3、青年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是对自己执业水平的宣传。青年律师成长为成功律师，这中间有一个很长的距离需要弥合，弥合的过程不仅仅需要积累经验，锻炼自己的执业技能，同时还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可。青年律师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展现自己渊博的知识、专业的法律服务、勤勉的工作态度，可以培养潜在的客户，获得社会的认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自己。

4、青年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有助于未来的执业定位。律师是私权的维护者，青年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弱势，帮助那些贫穷的、文化水平低的弱势群体维权他们的合法权益。这些实践有助于青年律师全面深入的了解

4社会生活，对自己的执业有较客观的定位，朝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于青年律师的成长至关重要。

5、青年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是律师进行普法宣传的一种方式。按照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观点，社会弱势的权益受保障的程度代表了社会文明的程度，社会对弱势人群的公平正义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所以，青年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帮助社会弱势维护合法权益，宣传了法律，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存在的弊端

1、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位阶较低。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在立法层面上，《法律援助条例》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是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法律位阶较低。1999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草拟了《法律援助法（示范法草案）》，旨在供立法机关参考并推动各地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列入立法规划[2]。把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制定成法律，法律援助活动就会有更好的法治保障。制定高位阶的法律援助法律，才能更好的保障律师参与法律援助。

2、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办案效果较差。一般来说，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活动，都会忠诚勤勉，尽职尽责的办好当事人的法律事项，向指派单位或者组织及时送交案卷材料，便于指派单位评卷。但是，还有少数律师，因为法律援助案件不收费，办案不积极、不努力，结案后也不及时送交案卷材料，导致办案效果较差。

3、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经费不足。中国目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相对不发达，社会公用服务经费相对短缺，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经费较少。虽然，国家在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上已经增加过几次，呈递增趋势，但相比于不断上涨的物价、生活消费性支出，办案经费显得相对不足。

六、结束语

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贫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事业。律师参与法律援助，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文明的程度。当代中国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是一种创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飞跃性进步。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是律师的职业义务，也是实现律师职业价值的最高体

5现，在保障人权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发展、文明和进步的表现，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法律援助制度的历史及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伊春市司法局网站

http://xl.ycssfj.gov.cn/yjdc/ShowArticle.asp?ArticleID=422

[2] 《法律援助制度的几个问题》，作者：刘根菊

文章来源：法律教育网

法律援助律师 篇6

被“老赖”工厂扫地出门，

残疾女工靠法律讨回补偿金

陈宜1969年出生于江苏省泗洪县上塘镇，她小时候患了小儿麻痹，且因家庭贫困，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虽然身有残疾，但她生性好强，遇事爱较真儿，而且胆子大。21岁那年，陈宜和邻村青年赵正前结婚。赵正前心地善良，对她十分疼爱。第二年，他们的女儿来到人世，虽然日子清贫，但家里并不缺少欢乐。

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005年春节后，陈宜随丈夫来到南京打工。稳定后，他们把女儿接到南京上学。2007年8月，女儿考入南京一所中专学校读书。陈宜和丈夫在同一家食品厂工作，他们的收入除了供女儿上学外，还有一些剩余，陈宜很看重这份工作。

然而，正当陈宜憧憬着以后的美好生活时，2010年10月21日，她接到了厂方下发的劳动终止通知书。厂方解聘她的理由是：合同到期，不再续聘。一夜之间，陈宜成了无业人员，她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和她一样被解聘的还有11名工友。陈宜把工友们召集起来商量对策，她说：“我从报纸上看到过，工厂辞退工人要提前一个月通知，还要有一定的经济补偿，我们没有一个人提前接到过厂方的通知，厂方这样做是不人道的，也是违法的，我们不能任他们欺负！”听了陈宜的话，有的工友赞同，有的却情绪低落地说：“厂方明摆着就是欺负咱们，可咱们凭什么和工厂大老板去斗？还是认命吧！”陈宜对工友的这种态度很生气，掷地有声地说：“你们认命，我不认命！我就不相信这世上没有说理的地方。”

随后的一天，陈宜带着几个工友找到了工厂负责人，就工厂无故解聘她们讨说法。工厂负责人根本没把她们几个女工放在眼里，冷冷地说：“用不用你们是厂里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说完，就把她们赶了出来。

从工厂出来，几个工友默然无语，有的还哭了起来。陈宜鼓励她们：“哭有什么用？不是还有法律吗？我们用法律讨回公道！”一个工友附和道：“对，咱们无权无势，但还有法律。陈姐，你就带着我们讨公道吧！”陈宜坚定地说：“好，人多力量大，咱们谁都不要退缩！”

之后，陈宜买来《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两本小册子，认真研读起来。她文化不高，有些条文看不懂，就跑了多家律师事务所咨询。很快，她不但弄清了维权的途径，还知道厂方应该支付给她和工友们一笔经济补偿金。

有法律撑腰，陈宜和几个工友再次来到厂里，依据《劳动合同法》有关条文，向厂里讨要经济补偿金。没想到工厂负责人不屑地说：“厂里聘有专业律师，你们想打官司，我们奉陪。看谁能耗过谁！”那位负责人的话彻底激发了陈宜的斗志。

2010年11月28日，陈宜和几个工友一起来到江苏省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工作人员肯定了她们敢于维权的精神，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建议她们到南京市或江宁区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为了写好投诉材料，准确地反映自己的诉求，在好心人的指点下，陈宜来到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寻求帮助。法律援助志愿者王瑞海老师接待了她。听了陈宜的情况，王瑞海对她说：“那家食品厂可以和你们解除劳动合同，但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并且要多付劳动者一个月的工资。按照工作年限，厂方还要每干满一年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你在工厂干了5年，至少可以得到将近1万元的经济补偿。”王瑞海的话让陈宜心里亮堂了许多，很快，她代表工友们向南京市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递交了投诉材料。

陈宜等人的举动，终于让厂方坐不住了。厂方派人悄悄找到陈宜，承诺给她9000元补偿，让她不要再带头告状了。9000元足够女儿一年的学费了！说陈宜不动心是假的，但她转念一想，自己得到了好处，其他工友怎么办？最终，她拒绝了厂方的请求。

在劳动部门的督促下，食品厂最终同意对陈宜等被解聘的员工进行经济补偿，但他们提出：经济补偿金不按实发工资算，而是要除掉缴纳的保险金后再算。陈宜不同意这个算法，搬出相关法律条文据理力争。面对这个强硬而又有理有据的女人，厂方只得同意根据陈宜的算法进行补偿。2011年春节前，在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办公室，陈宜和工友们终于战胜了傲慢的厂方，拿到了补偿金。

农家女变身“法律控”，

为工友勇当“维权先锋”

一个乡下来的残疾妇女，靠坚韧和智慧打败了财大气粗的老赖工厂，这个消息很快在当地传开了。南京市江宁区私营企业很多，一些黑心工厂欺负农民工法律观念淡薄，平时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克扣工人工资，恶意辞退怀孕女工等。一些不愿受气的农民工听说陈宜讨回公道的事情后，纷纷找上门来，恳求陈宜帮他们讨公道。为了不辜负工友们的信任，陈宜变成了“法律控”，每天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相关法律知识，不懂的地方就找律师求教。

2011年6月23日，一位神情憔悴的年轻男子陪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找到陈宜，说他妻子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已有7个月身孕。春节前，他妻子身体不适，到医院看病耽搁了两天，厂方便以违反规定为由，把他妻子辞退了。其实厂方的真实目的是怕他妻子生育后耽误工作，还要多付工资。对于厂方的做法，陈宜非常气愤，《劳动法》明文规定：女工怀孕、哺乳期间，不得任意辞退或变相辞退。这家工厂这样做既不人道，又侵犯了女工的合法权益。她不能袖手旁观。

第二天，陈宜带着那对夫妻到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工作人员看到陈宜，疑惑地问：“你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陈宜笑着说：“我的事情是解决了，可工友受了欺负，我想帮帮他们！”看了陈宜递上来的材料，又听怀孕女工讲了事情的经过，工作人员很是气愤：“这是一桩典型的践踏劳动法的恶性事件，我们一定得管！”

随后，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向那家服装厂下达了整改通知。厂方对自己的违法事实心知肚明，只好乖乖赔付了那位怀孕女工的经济补偿金。再次成功维权，陈宜深感法律力量的强大，学习法律的劲头更足了。很快，她就拜南京市协作者发展中心资深律师王瑞海为师。在王老师的指导下，陈宜有计划地学习法律知识，尤其是劳动法方面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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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8日，陈宜家里来了10多位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在一家塑胶厂上班，厂里不仅经常要求工人加班，还不给加班费，更没有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一位叫李东强的农民工带着十几位工友和厂里交涉，没想到厂方态度蛮横，根本不予理睬。为了杀鸡给猴看，厂方采取种种手段强迫李东强等人辞职。“被辞职”后，李东强咽不下这口气，他听说江宁区有位农民工大姐不但自己维权成功，还帮农民工维权，于是就带着工友上门求助。

李东强等人的遭遇，让陈宜想到了自己被工厂解雇的经历，她爽快地接受了李东强等人的求助，并带着他们到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在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的协调下，厂方同意补缴李东强等人的社会保险，补发带薪休假补助金，但双方在经济补偿金、加班费方面有很大争议。劳动监察部门建议李东强等人申请劳动仲裁。

为了写好劳动仲裁申请书，陈宜找到王瑞海老师求教，王老师和志愿者们帮助她制订了应对策略，手把手地教她写好劳动仲裁申请书。接下来，陈宜带着李东强等人向江宁区劳动仲裁处递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2011年11月中旬，他们却接到了劳动仲裁部门的通知：对于李东强等人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讨公道受挫，李东强等人非常沮丧，陈宜安慰他们：“别怕，还有法律为我们撑腰呢！”李东强等人又燃起了希望，决定把这家工厂告上法庭。打官司要有起诉书，在王瑞海老师的帮助下，陈宜又开始学写起诉书。她把起诉书格式、用语、法律术语都搞清楚后，花了三天时间，终于写出了一份正式的起诉书。

2011年11月25日，陈宜和李东强等人来到江宁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法院受理了该案，定好了具体开庭日期。没想到起诉书递交后的第三天，陈宜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对方用阴冷的语调恐吓她多为读书的女儿考虑考虑，不要多管闲事。明白了对方的意图，陈宜不卑不亢地说：“我知道你打电话的目的，请你转告厂方，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几个可怜的农民工，你们亏不亏心！告诉你们，这件事我不但要管，还要管到底！”对方想不到陈宜这么强硬，威胁了她几句就把电话挂了。

两年为民工讨薪30万，

农家女成了“维权大律师”

放下电话，陈宜还是为女儿的安全担心。李东强等工友得知陈宜的担忧后，和工友轮流在其女儿放学的路上保护她。工友们的举动让陈宜很感动，决定以最大的努力帮他们讨回公道。

就在这时，赵正前对妻子有了不满。陈宜自从离开那家工厂后，一直靠打零工贴补家用，她当过洗碗工，干过保洁员，还看过公厕。但这些工作也因工友们求助太多，干了没多长时间就辞职了。这样，一家人仅靠丈夫每月不到2000元的工资生活，这让赵正前的压力很大，他劝妻子还是面对现实，多为家里想想。对丈夫的难处以及家里的状况，陈宜当然清楚，她内疚地对丈夫说：“家里的事情辛苦你了，面对这么多求助的工友，我怎能拒绝他们呢？我以后会为家里多做些事情，减轻你的负担。”让陈宜欣慰的是，此时女儿坚定地站在她这边，利用空闲时间发传单、跑推销，到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收入1000多元，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

2012年2月7日，是法院开庭的日子，陈宜和李东强等十多位委托人一大早就赶到了法院。陈宜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识过法庭的威严，一想到自己作为公民代理人即将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她既激动又忐忑。为了给陈宜打气，王瑞海老师陪同她出庭。

上午9点，庭审开始，审判长明确法庭纪律后，进入法庭调查环节，由双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进行陈述、举证、质证。法庭的威严、肃穆，让陈宜既激动又紧张，王瑞海笑着向她示意，她才镇静下来。轮到陈宜陈述时，她有条不紊，叙事清楚，逻辑性强，连对方律师都暗暗佩服这个对手不一般。

进行到法庭举证阶段，审判长询问陈宜：“委托人自己辞职，为什么要向公司索取补偿金？”陈宜回答道：“因为委托人有过举报公司不遵守劳动法的行为，公司对他们打击报复，采取了任意延长加班时间、克扣工资、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等手段，逼迫委托人辞职。”审判长接着问：“代理人，你说公司对委托人采取了种种逼迫手段，有何证据？”对此，陈宜早有准备，她把李东强等人保留的工资条、加班通知等证据递交法庭，并请李东强以前的工友到庭作证。由于准备充分，陈宜一方占据了上风。

庭审进行到最后阶段，在宣判前，审判长征询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在合议庭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双方均表示同意。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调解，厂方最后同意按李东强等人的要求进行补偿，并签了补偿协议。

第一次上法庭就胜诉，走出法院大门，李东强等人兴奋地将陈宜抬了起来。王瑞海对陈宜竖起大拇指称赞道：“你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女人，在法庭上打败了厂方高薪聘请的专业律师，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这是法律的胜利，希望你能坚持下去！”王老师的一席话说得陈宜热泪盈眶。

再次帮工友打赢维权官司，陈宜的名字在当地务工人员中口口相传。此后，每天向她求助的电话响个不停：“大姐，我每天加班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老板不给我工资还不准我请假，你说我该怎么办？”“大姐，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陈宜总会耐心地给予回复。

2012年6月中旬，一对神情凄苦的老年夫妇找到陈宜哭诉，说他们的女儿被厂方强行辞退，没给一分钱的补偿不说，还羞辱了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女儿一时想不开，就喝农药自杀了。他们想请陈宜想想办法，为他们的女儿讨个公道……

送走那对老夫妇后，陈宜非常难过，让她感到羞愧的是，她的法律知识还很欠缺，对一些事情爱莫能助。只有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才能帮助更多的农民工。在王瑞海老师的鼓励下，陈宜到南京市协作者发展中心，成了一名法律援助志愿者。她和王瑞海老师等志愿者一起定期为农民工举办维权讲座，向农民工普及劳动法知识。截至2012年10月底，陈宜一共受理了90多名民工10余起劳动纠纷案件，共为他们讨回30多万元的经济补偿金。

虽然未能通过司法考试，陈宜只能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上法庭为农民工维权，但她在南京当地许多农民工心中，早已是大家信赖的“维权大律师”。接受采访时陈宜坦言，她会在帮助民工维权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编辑：刘波〕

法律援助律师 篇7

奥运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 也是一场“法律盛宴”。

记者从北京市司法局获悉, 共有15000名律师全方位地参与到了服务奥运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

“从最初踏入陌生领域摸着石头过河, 到融会贯通中外法律迈入佳境, 6年来, 中国律师用实践证明, 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 完全可以实现‘法制奥运’, 中国的律师队伍一样能为奥运会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副部长刘岩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8年前就已起步, 首位参与奥运申办律师“很专业”

据透露, 北京律师参与奥运服务可以追溯至2000年, 而第一位直接参与奥运申办工作的北京律师名叫战宁。

2000年3月, 战宁所在的律所正式接受北京奥申委委托担任其法律顾问。

2001年2月, 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来北京市考察申办情况, 战宁代表北京奥申委向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进行了英文陈述, 就如何有效保护奥运标志、口号, 如何避免奥运会期间隐性推销和维护国际奥委会权益等等一系列问题做出陈述。陈述完毕, 面对评估委员会中四五位律师身份人员的提问, 战宁也是从容应答。

评估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当时对战宁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和你的团队很专业。”

首个法律顾问机构, 从“老虎吃天”到渐入佳境

“在北京奥运会之前, 我国的历次大型运动会组委会均未设立专门法律顾问机构。”刘岩告诉记者, 2002年4月, 北京奥组委开始“沙场点兵”, 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法律顾问机构。

一时间, 应征者云集, 上百家一流的中国和外国律师事务所根据征集书的要求提交了项目建议书。

“从大名单到小名单, 经过一轮一轮的筛选和反复比较, 最终, 美国的美富律师事务所和我国的金杜律师事务所脱颖而出, 开始同台合作与竞争。”刘岩介绍说。

奥运会法律事务是个复杂而独特的体系, 在此之前, 中国几乎所有的律师事务所对奥运会法律事务的认知都是“零”。

“2002年8月29日, 在和北京奥组委正式签约的短暂喜悦后, 我们就进入了有些茫然的状态。”金杜所律师宁宣凤坦言, 那一阵子, 对于奥运会法律事务, 可以说是“老虎吃天无处下爪”, 因为以前根本没有涉猎过。

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恶补!迅速熟悉奥运会法律事务, 掌握有关方面的政策法规。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渐入佳境, 这些律师们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随着经验的逐渐积累, 中国法律顾问机构与美国法律顾问机构的业务量由最开始的“二八开”变为了如今的“八二开”。这让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对手惊叹不已。

“北京奥运会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体育盛会, 由此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金杜所律师汪蕊告诉记者, 单凭一两个律师, 即使是天才, 也无法面对和应付。据统计, 6年来, 该所共有上百位在知识产权保护、外商投资、房地产、诉讼仲裁和体育行业方面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律师, 为北京奥组委提供过法律服务。

一份长长的项目清单记载了中国律师的努力:2002年, 参与北京奥运会市场开发计划协议的谈判与修改;2003年, 参与北京奥运会会徽应征方案的评选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2004年, 起草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协议;2005年, 参与奥运会吉祥物商标注册保护工作……

据刘岩介绍, “所有法律方面急、难、险、重的工作”都交给了中国法律顾问来完成。刘岩认为, 这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

刘岩举例说, 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任何一届奥运会中涉及法律关系最复杂、涉及法律主客体最多的工作。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需要北京奥组委与多个国家 (地区) 的组织和个人订立与知识产权转让、许可使用有关的协议, 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商标和专利等知识产权的注册和备案工作。从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到吉祥物, 再到口号等各项创意方案, 中国法律顾问机构充分参与了从商标检索到提供建议、从筛选候选方案到公开信息的审阅等各项工作, 为北京奥组委提供了知识产权注册和保护方面的专业法律论证服务。

从北京奥运会筹备到奥运会的运行, 几乎没有不涉及合同业务的领域。据宁宣凤介绍, 6年来, 中国法律顾问机构已经为北京奥组委提供了上万工作小时的法律服务, 起草、审查和修改的各类中英文法律文件逾千份, 截至目前, 这些法律服务毫无瑕疵。

“从知识产权、广播电视到工程建设、市场开发, 所有的工作最终都以合同的形式来固定下来。如果有半点闪失, 带来的损失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刘岩证实说, 北京奥组委迄今没有发生一起重大的诉讼案件。

奥运立法咨询顾问团, 精英律师构筑奥运法律框架

2001年, 北京申奥成功后, 北京市律师协会成立了奥运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集中了法律领域的精英律师, 专门针对涉及奥运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

2004年5月, 北京市律师协会奥运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赴韩国首尔进行考察, 从奥运立法和奥组委法律部两方面进行学习, 并在此基础上回国完成了《奥运法律框架———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关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报告, 内容涉及奥林匹克标志保护问题、奥运经济法律问题、电视转播权等10个方面。5个月后, 北京律协向奥组委提交了这份研究成果。

2005年, 北京市律师协会奥运与文体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赴澳大利亚考察奥运赞助与奥林匹克标志的法律保护, 探讨了律师在奥运赞助和奥林匹克标志保护中的作用, 回国后从建立法律志愿团、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法律宣传教育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工作建议。

2006年1月, 北京市律师协会组成奥运与城市管理立法咨询顾问团, 吸纳律协30个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作为顾问团成员, 30个专业委员会所属的900多名专家型律师成为顾问团班底。随后, 顾问团就《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奥运城市环境建设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意见 (讨论稿) 》提出了3个需要注意的基本问题和11条具体修改意见, 并就清除小广告、违法停车非现场处理、拆除违法建筑、保护性救助、流浪乞讨等9大问题逐条提出法律意见和建议。

2007年, 经过半年反复修改和完善, 顾问团律师起草了《奥运期间外国运动员和外国观众在中国停留期间法律指南》。

合作伙伴赞助计划, 中国律师首次打破欧美律所垄断

据悉, 国际奥委会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开始启用合作伙伴赞助计划, 其法律框架由一系列复杂的法律文件构成, 内容涉及瑞士法律、美国法律和两届奥运会主办地法律等多个国家的法律。由于参与该合作伙伴计划的赞助企业都是世界知名大公司, 国际奥委会合作伙伴赞助计划的法律服务多年来一直由欧美律师事务所垄断。

记者在采访北京市司法局时获悉: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赞助计划包括一揽子赞助计划, 其主要内容为赞助企业向2008北京奥运会提供赞助的同时, 享有使用2008年奥运会、中国奥委会和中国奥运代表团品牌进行市场开发的权利。该计划营销期长达5年。

中国联想是中国第一次、也是惟一一个加入第六期全球合作伙伴的中国公司。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主持律师身分向中国联想提供了法律服务。这家律所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参与了相关重大问题的谈判和中英文法律文件的起草、修改工作, 为赞助企业、国际奥委会、北京奥组委之间的良好沟通搭建起桥梁。这是中国律师事务所第一次在如此级别的国际盛事上成功地为赞助企业提供高端法律服务。

扛起奥运“法律大旗”, 律师更多的努力令人不忘

说起服务奥运的律师们, 还有许多事值得一提。

拔地而起的奥运场馆建筑向世界展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建筑魅力。

鸟巢、水立方、奥运村初建时遇到的拆迁问题, 有赖于北京市恒德律师事务所为此提供的全方位法律服务。律师们运用专业法律知识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两个月内妥善迁走3000户, 没有发生一起信访事件。

2006年8月, 北京市律师协会接受北京奥组委委托, 开始分批在北京律师范围里招募法律专业人员担任北京奥组委前期志愿者。志愿者每批70人, 工作时间为半年, 除了要满足奥组委规定的志愿者条件外, 他们要具备一定的知识产权法律执业经验和充足的服务时间。

这批前期志愿者的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侵权信息的线索进行搜集和稽查;二是要配合奥组委进行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宣传工作。

记者从北京市司法局获知, 至2008年8月8日之前, 全市将有350名律师加入奥运会志愿者行列。余文生律师是一名奥运志愿者, 他说, 他经常随身携带数码摄像机, 在行走中注意观察, 一发现侵权线索就及时上报。

2007年11月8日,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驰被任命为国际体育仲裁院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庭仲裁员。

国际体育仲裁院从其270位常任仲裁员中挑选并任命12位仲裁员及两位主席组成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庭。刘驰律师为该临时仲裁庭中3位亚洲仲裁员之一, 也是惟一的一位中国籍国际体育仲裁员。据悉, 这是该仲裁庭首次任命中国律师为仲裁员。

距离奥运会开幕150天之日, 北京市律师协会向全市15000名律师发出倡议, 号召全市律师“共同行动起来, 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发扬无私奉献精神, 饱含热情, 全方位地参与服务奥运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与此同时, “北京律师奥运法律服务机动小组”成立, 25名专业律师经过郑重挑选成为机动小组成员。他们在民法、刑法、行政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等众多法律领域各有专长, 且精通英、德、韩、日语等国际语言;他们将在奥运期间接受北京市司法局的指挥与协调, 负责做好突发事件涉及法律事务方面的应急管理, 凭着律师的职责有效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积极妥善地化解各类复杂问题, 从而确保对奥运会期间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必要的反应。

“在全世界苛刻、挑剔的眼光中, 中国律师用最优质、最高效的法律服务, 扛起了为北京奥运服务的‘法律大旗’!”北京奥组委中国法律顾问机构律师宁宣凤的语气中充满着自豪。

法律援助律师 篇8

一、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一) 法律援助中心任务重, 在编人员缺口大

2012年上半年同安区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207件, 其中民事诉讼与仲裁1179件, 民事非诉讼案件5件, 刑事辩护16件, 司法鉴定援助7件。民事案件主要类型为劳动争议和人身损害赔偿。其中劳动争议案件就有1126件, 占全部援助案件总数的93.29%。另外, 上半年中心共接受来电231个, 来访573件 (1583人次) , 代写法律文书2363份。但是同安法律援助中心总编制人员只有8人。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案件的增加既是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认可, 同时也给地方法律援助造成很大的压力, 法律援助的人员保障机制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建立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有利于减轻法律援助中心的压力。

(二) 律师值班制度有利于改变律师公众形象不高的现状

建立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有利于改善律师在公众心中的形象, 展现律师作为社会精英的社会责任感;同时, 建立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 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律师群体的专业优势, 树立律师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 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美丽中国的作用。

(三) 律师值班制度, 提高法律援助质量, 保障公民权益

建立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 为公众现场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 一方面提高了法律服务的质量, 另一方面通过为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也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建立的可行性

(一) 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建立的法律依据

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27条到29分别规定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不接受指派以及违反法律援助义务情形的认定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二十七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 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 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第二十八条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

1. 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

2.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有前款第 (二) 项违法行为的, 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违法所得的财物, 可以并处所收财物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 按照律师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二) 建设和适用法律服务大厅

同安区为提高法律援助的群众了解度与援助面, 建设并使用了法律服务大厅, 提高了知名度与方便度, 受到群众的好评。同时, 良好的办公环境与设备也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硬件基础。

(三) 开辟123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

同安区于1999年就正式开通了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 并与厦门市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联动, 面前全区各镇均安装了电话号码尾数冠于148的法律服务专用电话, 形成了市、区、镇三级上下贯通。2012年上半年中心共接待来电231个。专线的开通为法律律师值班制度的建成提供了有效的咨询来源。

(四) 律师专业水平高, 职业道德高尚

同安法律援助中心对口的律师事务所与律师都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全区共有对口事务所5间, 对口律师31人。

三、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的运行机制

(一) 编排律师参与“区法律服务大厅”值班安排表, 明确值班时间、值班地点、值班职责以及不到位的责任

(二) 整合律师资源、定期定岗安排值班

精心部署, 科学、合理整合社会法律人才资源, 切实做好法律服务大厅的律师值班工作。中心加强组织协调, 定期定岗安排全区的执业律师参与义务接听、解答、接待群众的来电来访工作, 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优势, 大大提高解答咨询和解决问题的效率和质量, 努力满足群众多方位的法律服务需求, 使每一位咨询、求援、求助的群众高兴而来, 满意而归。

(三) 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 直接向值班人员指派案件

统筹规划, 把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与值班律师挂钩, 直接向当天值班人员指派援助案件, 充分调动法律服务人员参与服务大厅值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努力实现法律援助机构与社会律师在服务中互惠、在互惠中服务。

四、结语

我国的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制度虽然起步晚, 但是它法治国家的建设中有着重要。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值班制度是贯彻落实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 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该项制度应该在运行的过程中逐渐得以改善推广, 使其成为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和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项重要制度。

参考文献

[1]李天忠, 徐琼.构建我国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制度[J].中国司法, 2011 (11) .

[2]王淑华, 张艳红.探索中国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J].中国司法, 2009 (05) .

[3]法学会同安分会司法局活动组.外来人口法律援助案件的特点、问题及对策探讨[Z].2010-7-30.

法律援助律师 篇9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法律风险也迅速增加。法律风险引发的诉讼、仲裁、行政处罚等事项，消耗了企业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甚至使企业错失发展良机。有效防范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既是加强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迅速发展的有利保障。尤其是对于高新科技企业，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风险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由于企业发生的法律风险具有广泛性，形式具有多样性，且相互关联，因此必须通过内部的强化管理、制度建设，外部由律师提供专业的法律风险防范服务，增强控制法律风险的主动性，提高防范能力。

目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更多的企业尤其是跨国集团、大型国有企业等，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更加多元、分散，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更加复杂，衍生了大量的法律服务项目。律师作为专业法律服务人才，在企业防范法律风险中的作用已得到业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但是，由于企业对律师的专业服务要求更高，律师凭个人的能力已无法满足企业对法律服务的要求。

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律师所)针对上述情况，秉承“诚信、卓越、合作、责任”的服务理念，由精通公司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税法、劳动法、金融法、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专家律师，组成了为企业提供防范法律风险服务的律师团队，以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为主、事后补救为辅的原则，全面实施和搭建多层级法律风险管理体系，为企业实施发展战略提供法律保障。

盈科律师所在长期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为企业在防范法律风险过程中提供专业、高效、一站式服务;根据企业的需求，研发了新型的法律服务项目，即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对企业的法律风险实行全面、规范、动态的管理;在法律风险的评估、预测、管理、控制、防范等方面构建了系统的法律制度，提高企业对法律风险的控制能力，降低法律风险损失，为企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帮助企业员工增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人是企业的核心要素，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每个岗位的员工都会遇到各种类型的法律风险，如医药、食品等生产企业的质检人员未尽职，任由不合格产品流向市场，给企业带来了巨额的经济赔偿和商誉受损的法律风险。因此，企业要想避免重大损失，就应增强员工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法律风险防范意识。盈科律师所可定期走进企业，培训不同岗位的员工，或帮助企业组建法律风险控制委员会等机构，增强员工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企业在设立和经营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企业在设立过程中，发起人应明确是否对拟设立的企业进行了充分的法律设计，是否完全履行了设立企业的义务，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律资格。如果企业在设立之初有瑕疵，必将为以后的经营管理带来损失。一个专业的法律设计方案可把损失降到最低。如在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中，公司法授权企业约定的内容是否有法律风险，企业的股权结构是否合理，法人治理结构是否完备，监督控制机制是否健全，高管人员之间的权力如何制衡等，如果这些问题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未经过法律设计，内部很有可能出现争端，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

企业在合同订立和履行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考虑更多的是合同利益而非合同风险。所有的企业都是在与各类不同的主体不断地交易中获取利益。合同在企业经营中的广泛应用，决定了在合同订立和履行中存在法律风险，特别是对违约责任的分析和违约条款的设计，对防范合同法律风险至关重要。近年来，虽然许多企业已重视合同的订立，在要约、承诺过程中聘请律师参与起草合同文本，但是对一些商务合同，履行才是真正重要的环节。盈科律师所从专业技术角度，提醒企业保存好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的来往函件、备忘录、会谈纪要、传真、电子数据等宝贵证据，千方百计减少或化解合同风险。

企业并购的法律风险防范

随着“十二五”规划启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增长方式日渐成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企业而言，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其中，作为企业发展的路径之一的并购重组则显得尤为必要，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企业首选的发展战略。资料显示，并购重组失败率高达70%。而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对并购重组过程中潜在的法律风险防范不够。因此，企业在并购重组中，制定科学的文化整合、人力资源整合对策尤为重要。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尤其是当外资、民资参与时，通常会出现产权界定不清、暗箱操作、待遇和债权债务纠纷、国有资产流失和民族品牌丢失等问题。国有企业在并购重组中涉及的法律风险更繁杂、影响更大，如果稍有不慎便会陷于困境而难以自拔。只有聘请专业律师介入，方可使企业在未来的并购中更顺利，可有效地防范法律风险。

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防范

知识产权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其蕴含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极大。因此，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重要。但高科技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知识产权还未引起大多数企业足够的重视，在知识产权领域稍有不慎，就会带来巨大损失甚至毁灭性灾难。如果企业不懂法、不守法，那么无论是侵权还是被侵权，都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盈科律师所的知识产权专业律师会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律风险防范

防范人力资源管理的风险，已逐渐成为企业的难题，因为不恰当的处理方式往往会导致发生劳动争议，影响企业的经营。从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看，招聘、培训、使用、淘汰等每个环节都有法律风险隐患。第一，在招聘过程中要涉及录用条件、入职审查、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等问题。比如，对应聘者入职审查不慎重，应聘者可能与其原单位的竞业限制期尚未结束，如果招聘这名应聘者，就可能招致其原单位的索赔诉讼。第二，在培训过程中，往往涉及服务期的劳动纠纷。比如，由于双方对培训费用和服务期限约定不明确，因此导致员工中途离职时发生纠纷。第三，在使用员工过程中，经常涉及岗位调整、工资调整、工作地点调整、内部承包、工伤、社保、“跳槽”和同业竞争等，从而发生劳动纠纷。第四，在淘汰员工时，经常发生工作交接、商业秘密泄露、竞业竞争等劳动纠纷。因此，企业构建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要从上述四个方面着手，并从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救济三个层面进行策划。事前预防，应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对各个环节的法律文书进行设计，只有事先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才能在事后发生纠纷时有据可依;事中监控，特别要注意如果在履行各种合同、执行各种制度中发生偏差，会产生纠纷;事后救济，特别要注重救济方案的策划和法律风险的防范。

企业财务税收的法律风险防范

企业在税务筹划之前，第一，应充分了解与税务有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由于税法的法律层级较低、变动较大，因此法律风险也较大。企业应及时了解税法的动态变化，相应调整纳税筹划，否则一旦税务筹划失败，很容易被视为偷税漏税，得不偿失。第二，税务筹划要有针对性，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采取企业分立、合并、对外投资、折旧计算、费用分摊等方法，使筹划方案切实可行。盈科律师所的专业律师，可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税务法律专业服务。

法律援助律师 篇10

由于我国律师行业恢复重建只有约30年的历史, 加上我国又缺乏深厚的法治传统, 如何进一步开拓律师法律服务领域, 让律师法律服务深入渗透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等各个方面,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显然, 提高法律服务质量, 让社会各阶层、各领域都能从律师法律服务中感受到“物有所值”, 是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根本举措。也就是说, 只有律师法律服务能够真正为社会“增值” (包括减少损失) , 而且所“增”之“值”还要大于社会预期, 并且为社会所认可, 律师行业的发展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

但是, 由于具体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千差万别, 缺乏相对规范、相对固定、相对明确的服务内容、服务程序和质量标准, 律师法律服务质量难以精确量化, 人们往往只从法律服务的结果来判定律师法律服务质量, 这就造成社会对律师法律服务缺乏清晰全面的认识, 甚至由此产生误解, 引发不少矛盾纠纷。例如打官司, 官司打赢了, 当事人 (客户) 可能认为是自己占理的结果, 与律师法律服务无关;官司打输了, 当事人 (客户) 又可能认为是律师服务不到位, 责任在律师。由于律师法律服务质量难以判定, 律师法律服务的价值也就不能在当事人 (客户) 那里充分体现出来。扩而大之, 这就影响了整个社会对律师法律服务的认识和评价, 以至于网络上有人把律师看作是“只收钱不办事”的“黑律师”, 甚至呼吁取消律师制度。

另一方面, 由于缺乏一个客观公正评价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的标准, 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 律师与律师之间, 律师与其他法律服务行业 (例如基层法律服务所、工商行政事务代理人、专利代理人等等) 之间的法律服务质量往往难以确定, 体现不出律师法律服务的价值优势, 致使不少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从提升法律服务质量上去努力, 不从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上去努力, 却在找关系、靠人脉、小动作、做假事以及降低价格等方面下工夫, 有的律师甚至把自己等同于其他法律服务人, 导致律师法律服务缺乏竞争优势, 法律服务市场秩序混乱, 低端、低价恶性竞争激烈, 缺乏拓展高端法律服务事务的动力, 也严重影响了律师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要改变这种状况, 促进律师行业进一步发展, 需要从法律、行政、行业等多方面采取措施, 进一步改善律师执业环境, 加强律师执业保障, 改进律师行业管理, 提升律师队伍素质, 而推进律师法律服务工作标准化, 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举措。

律师法律服务工作标准化,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律师法律服务本身的标准化, 例如从承揽案件开始, 到如何诚信告知, 如何勤勉尽责, 如何调查走访, 一直到如何将案卷材料整理归档等, 都应当有一套标准化的程序和要求, 有一套评价各项具体工作质量的标准。二是律师行业标准化, 包括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标准化, 例如管理体系的标准化、工作流程的标准化、工作职责的标准化、工作结果的标准化、工作评价的标准化等等。

律师法律服务标准化的意义和作用

1.可以规范律师法律服务工作

所谓标准, 是根据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 在协商的基础上, 对经济、技术和管理等活动中具有多样性的、相关性特征的重复事物, 以特定的程序和形式颁发的统一规定。律师法律服务工作没有标准, 法律服务的一些具体工作就可能出现可做可不做, 可做得多也可做得少, 可认真做也可不认真做的现象。例如律师担任村 (居) 法律顾问, 有的律师经常前往, 了解情况, 向群众提供咨询服务, 给予群众帮助等;有的律师则相反, 很少前往, 即使有人打电话来请, 也可能找借口推辞。当事人 (客户) 花了钱请了律师, 却不知律师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更不知道这些具体工作是怎么做的, 心中必然存在疑惑。这是造成目前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律师行业存在偏见的重要原因。

同时, 由于没有一个客观评价律师法律服务的标准,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往往不是围绕法律服务质量展开, 而是看谁的人脉广、谁的关系多、谁的收费低, 导致恶性竞争。为了生存, 律师行业违规、违纪现象有增无减, 不规范作业比比皆是。

通过律师法律服务工作标准化, 用相关的标准来规范律师的具体工作, 什么样的业务要办哪些具体的事, 哪些具体的事必须做, 哪些具体的事可以做, 哪些具体的事不能做, 必须做和可以做的事要办到什么样的程度, 每办一样具体的事要有什么结果, 等等, 都给予明确的规定。这样, 一是律师在提供具体的法律服务过程中, 操作起来有章可循;二是当事人 (客户) 能够按照标准来把握律师法律服务工作, 并用标准要求律师;三是可以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注意力集中到如何使自己的工作达标以及如何更好地满足标准上来;四是社会特别是当事人 (客户) 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进行评价时有了具体的标准, 在选择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时有了切实有效的标准;五是律师管理部门可以用标准去评价、考核律师和律师事务所, 促进律师行业的分类管理, 提升管理水平。重庆市出台的“阳光执业九条措施”, 虽然还不能说就是一种标准, 但却包含了标准的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标准的作用。通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 这“九条措施”在规范律师行业诚信执业上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可以突显律师法律服务的价值

服务实际上也是一种产品, 是在服务提供者和当事人 (客户) 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 这样的结果通常是无形的。由于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及其结果是无形的, 难以像一般产品那样进行检测和价值评估, 因此律师法律服务的价值往往被人为缩小, 甚至被一些人故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了克服服务产品的这种固有的“弱势”, 更需要制定相关的标准来突显其价值。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制定各种行业的服务质量标准, 扩展服务质量标准的范围, 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近年来, 我国已经制定和推行了相当多的服务质量标准, 服务质量国家标准的数量正在急剧上升。

与其他服务业相比, 律师法律服务所需要的知识更多, 所包含的智力更高, 其价值也就更高。问题在于, 这样的价值往往不能显示出来, 不被当事人 (客户) 所认知。例如律师作为当事人 (客户) 的辩护人参与打官司, 且不说官司输了, 就是赢了官司, 一些当事人 (客户) 可能也会认为, 不过就花了一点时间在法庭上说了那么一些话而已, 就要收那么多钱, 律师的钱太好赚了。造成当事人 (客户) 这种认识的原因之一, 就是律师法律服务没有标准, 当事人 (客户) 不知道、不了解律师在法庭之外所进行的工作, 所做的准备。有的律师把自己在法庭之外所做的工作告知当事人 (客户) , 把准备的相关材料交给当事人 (客户) 看, 往往让当事人 (客户) 大吃一惊:原来律师这碗饭也不好吃啊!这说明, 要突显律师法律服务的价值, 不仅要按相关标准去做, 还要和当事人 (客户) 进行有效沟通。

制定并严格执行律师法律服务的相关标准, 对于突显律师法律服务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让社会, 特别是当事人 (客户) 了解律师法律服务工作的内容、程序、要求、质量标准, 从而更好地理解律师工作;二是可以体现律师法律服务的专业价值, 没有相关的知识背景和工作经验, 就不能满足标准的要求, 也就不能从事相关的法律服务工作;三是可以对同一法律服务事项进行定性的或定量的评价, 按照标准的规定, 从服务手段、服务内容、服务程序、服务结果等多个方面进行打分, 从而摆脱律师法律服务给人都是差不多的印象;四是可以引导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按照标准的要求, 去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开展差异化的法律服务, 用更加优质的服务去为当事人 (客户) 创造更高的价值。

3.可以促进律师法律服务的专业化

律师法律服务的价值体现在其专业性上, 这是律师法律服务区别于其他法律服务的地方。没有专业性, 就谈不上律师法律服务的存在价值, 也体现不出律师法律服务的独特价值。可以说, 律师的专业性就是律师服务的价值所在, 没有专业性, 律师法律服务就难以存在。

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服务标准, 目前律师的竞争主要还靠人脉关系而不是专业服务, 竞争还滞留在价格上而不是集中在专业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上。这样, 律师与其他法律服务就难以有根本的区别。同时, 律师与律师之间, 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 业务相同, 服务水平相当, 对法律服务市场资源的占有是平面化、无层次、地域分割式的, 没有形成按服务能力、业务类型、业务难易程度、服务质量高低进行纵向的分配或分布, 市场竞争只能靠人脉关系。社会, 包括当事人 (客户) 对律师的评价, 往往不是其专业水平, 而是其社会关系, 和法官、政府官员的关系。这样, 法律服务行业就可能始终陷于低端无序的恶性竞争之中, 一方面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律师法律服务的需求, 另一方面又影响律师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要改变法律服务市场无序竞争、低端竞争、低价竞争的现状, 一条重要的路径就是从律师法律服务的标准化入手, 通过提升专业化水平, 增强律师法律服务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知道, 标准化是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之上的, 没有专业化, 就没有标准化, 没有专业化, 标准化也就失去了意义。通过制定和推行律师法律服务标准, 规范律师行业的法律服务产品, 彰显律师行业法律服务的专业品质, 突显律师行业法律服务的质量和价值, 可以与其他法律服务划清界限, 构建一道进入律师法律服务市场的标准壁垒 (也可以说是技术壁垒) 。同时, 通过这样的专业化和标准化, 也可以促进律师行业内部的重新分化和重新组合。每个律师、每个律师事务所都可以对照相关标准, 按照自己的专业优势和相关的长处, 以及自身在法律服务市场中所处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的发展阶段, 正确为自己定位, 规划发展方针、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 并采取相应措施, 确保发展目标的实现。这样, 不同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就会有不同的专业分工、不同的服务方向、不同的服务水平、不同的服务方式, 就可以形成各得其所、各取所需的市场发展秩序, 就可以改变目前同质化严重、差异化不明显、专业性不突出的局面。

4.可以促进律师行业管理水平的提升

经过30多年的实践, 目前律师行业的管理, 包括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行业的行政管理、律师协会对律师行业的行业管理以及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 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 由于律师法律服务缺乏相应的标准, 在管理工作中存在规划不具体、指导不明确、评价缺标准、考核难问责等问题。以律师培训为例, 培训内容通常集中在知识领域, 理论讲得多, 缺乏操作性, 因而往往得不到律师的认可。一些律师, 特别是年青律师最需要的是对具体的律师法律服务事项如何操作的培训, 而由于没有权威的、具体的技术标准, 这方面的培训很欠缺。

制定和推行律师法律服务标准, 可以大大促进律师行业的管理水平。一是可以将标准作为培训教材, 使培训教育更有针对性, 这对提升律师, 特别是年青律师的执业能力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二是有利于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行业的管理, 在制订律师行业发展规划、指导律师行业运作时, 有了具体的标尺, 可以更切合实际, 也容易得到律师行业的积极响应;三是通过组织制定律师法律服务标准, 有利于提升律师协会的地位和作用, 对律师协会加强行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四是有了法律服务标准, 可以按照标准来要求律师, 并对律师进行考核, 从而大大简化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负担, 提升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水平。

同时, 在律师行业推行标准化建设, 也包括推行律师行业管理标准化。管理标准化是管理制度化的最高形式, 可以运用到律师工作的各个方面,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通过管理标准化, 可以明确律师行业管理人员和广大律师的职责和权限, 可以对律师行业的相关活动用标准来进行规范, 形成相应的模式, 明确责任, 减少差错, 还可以信息共享, 简化程序,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增加委托人的满意度, 促进律师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目前, 重庆市律师行业正在实施“建设内陆法律服务业高地”的战略。提高律师行业的管理水平, 特别是提高律师事务所内部的管理水平, 对于完成这一战略目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重庆市现有律师事务所500多家, 既有从业人员上百人的大所, 也有个人律师事务所。但不管是大所还是小所, 都存在着一个管理问题, 都需要提高管理水平, 实施管理标准化。

法律援助律师 篇11

1989年12月的一天，北国重镇哈尔滨街头，冷风如刀，呵气成冰。一个面容憔悴的女子走出车站，看着来去匆匆的人流，一时有些茫然。

这位女子便是李亚兰，时年26岁，来自黑龙江东部的一个小山村。因为兄妹多，家里穷，她读到初二便辍了学，跟着父母在田里劳作。李亚兰骨子里有股不屈从命运的犟劲儿，虽然不得不在家务农，却总不忘看书学习。有一次，李亚兰又在劳动间隙看起了书，一个邻居讥笑她：庄稼人就得有庄稼人的样子，干着活儿还看闲书，难道丑小鸭将来还能变成白天鹅？李亚兰看了邻居一眼，未作辩解，心里却暗暗发誓：“谁说庄稼人一辈子就只能是庄稼人，我就是要跟命运斗一斗！”

但李亚兰还是没能逃脱农村女子早早嫁人的结局。婚后，为过上好日子，她勤快能干，丈夫却喜欢以酒会友，为了喝酒的事情，夫妻俩吵过好多次，后来丈夫对她动了手，而且下手一次比一次狠。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两年，她终于忍不下去了，决定换种活法。于是，她揣上不多的体己钱，一个人来到省城闯天下。

凭着吃苦耐劳，李亚兰先是在一家高校食堂当保洁工，后来又到一个家具厂给家具刷油漆。在那里，她认识了大她两岁的工友王姐，王姐有三个孩子，丈夫给人打零工，夫妻俩靠打工在都市里艰难地生活着。

打从认识王姐开始，李亚兰就发现她身上的伤没断过。原来，王姐的丈夫脾气暴，一不合他的心意就动手打人，喝醉酒了下手更狠。3月的一天，王姐又一次鼻青脸肿地来上班，眼睛肿成了一条缝。更让李亚兰气愤的是，王姐的无名指被丈夫掰得变了形，再也无法自然弯曲，造成了伤残。这次被打，让王姐伤透了心，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绝望。在李亚兰的劝告下，她决定与丈夫离婚。

然而，当王姐提出离婚时，她的丈夫却坚决不同意，并恫吓她如果坚持离婚，就杀了她全家。王姐生性柔弱，一时失去了主张。李亚兰义愤填膺，决定给王姐讨个公道。于是，她陪着王姐来到省妇联权益部，向娘家人求援。省妇联工作人员听了王姐的遭遇，指派维权援助中心的张律师帮王姐打这场离婚官司。

因为王姐性格内向不擅言辞，很多事情都是李亚兰和张律师进行沟通，在携手处理这件离婚官司的过程中，张律师对伶牙俐齿、文字功底也不错的李亚兰很是欣赏，他开玩笑说：“小李，我发现你很有做律师的潜质，如果你当了律师，恐怕我就没饭吃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句玩笑话一下子激发了李亚兰想做律师的决心。她想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她认真地对张律师说：“张大哥，我以后想读些法律方面的书，你就做我的老师吧！如果可以，咱们真的可以做同行呢！”

张律师看李亚兰认真了，就给她开列了一些法律入门的书目，让她读完这些书再说。张律师的意图很明显，做律师必须要有专业的功底，你还是把这些书读懂，再说做律师的事情吧！

李亚兰按照张律师开列的书目，用辛苦攒下的血汗钱买来相关法律书籍，发奋攻读。白天打工忙，她就晚上读，宿舍里熄灯后，她就打着手电趴在被窝里读。一些法律术语对她来说晦涩难懂，她就去请教张律师。王姐的离婚官司打了半年，最终如愿离了婚，李亚兰也啃了五部法律书籍，她还跟着张律师学起了写上诉状，居然写得有模有样。

1991年，李亚兰得知一所高校开办了法律学习班，便去报了名，缴完费用后，身上仅剩下几角钱，那所高校离她的住处有十几站路，如果坐公交，她就连买馒头的钱都没有了。李亚兰用剩下的钱买了两个馒头，吃了馒头就有劲走路了，她边看书边往自己的住处赶。十几站路，走了两个多小时，李亚兰也背诵默记了十几个法条。打那以后，李亚兰养成了边走路边背法条的习惯。

1992年，李亚兰凭借刻苦自学，考取了司法助理员，第二年又取得法律大专文凭。1994年，李亚兰正式取得律师资格。

为弱势姐妹讨公道扳倒大老板，“维权女侠”名声不胫而走

由于婚姻案件涉及到很多繁琐细致的工作，律师为此付出的精力比其他案件更多，收入却很少，通常大部分律师都尽量回避这一业务。李亚兰则偏偏选择了许多律师不愿受理的婚姻案件，在她看来，帮助弱势姐妹是她的职责所在。

1996年春天，一位姓姚的中年妇女找到李亚兰，她还未开口，泪水便溢了出来——

姚女士是一位下岗女工，又患了癌症，丈夫是一位颇有实力的股份制企业老板。姚女士本该得到丈夫更多的关心和呵护，没想到他此时却提出了离婚，姚女士问他为什么离婚，丈夫不耐烦地说：“没什么理由，就是不想和你过下去了！”丈夫的态度让姚女士感到绝望，她决定找律师对丈夫提起诉讼。然而，跑了几家律师事务所，那些律师听说她起诉的是一位有钱有势的老板，在社会上又有一定的知名度，都不愿接这个案件。抱着一线希望，姚女士找到了李亚兰。

李亚兰克服了重重困难，历尽艰辛，终于摸清了姚女士丈夫的情况，调查的结果让她深感震惊：姚女士的丈夫除了他们夫妻共住的房屋外，还另有别墅、住宅车库、私企工厂，这些都以他亲属的名义注册，这说明他早已背着姚女士转移了财产。除此之外，男方还包有二奶，不但在二奶的老家举行了婚礼，还生有一个男孩，并为二奶母子购有豪宅。每逢春节，丈夫安排姚女士到外地观光旅游，他则驱车带着二奶母子回女方老家过年团聚。这一切，姚女士完全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怀着对姚女士深深的同情，李亚兰决心为这个被欺骗、被侮辱、被伤害的不幸女人讨回公理和道义。

当姚女士的丈夫得知李亚兰对他进行调查后，授意自己的律师和李亚兰进行“联系沟通”，当提出的条件被李亚兰严辞拒绝后，他有些坐不住了，亲自打电话给李亚兰：“李律师，我尊重你的为人，我的企业需要律师，想请你过来，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李亚兰郑重地说：“请不要拿法律當儿戏，作为一个律师，我有自己的原则和良知，你还是想一想怎么对待你的结发妻子吧！”

对方看到李亚兰不为所动，并得知李亚兰已取得他非婚生子以及转移财产的证据后，恼羞成怒地威胁道：“我不知道你这样做是为名还是为钱，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对方赤裸裸的威胁并没有吓倒李亚兰，她平静地说：“你想干什么随你的便，我作为律师，讲事实，凭良心，维护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我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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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最后以男方的失败而告终。姚女士事后以丰厚酬金相赠，李亚兰却只要自己的那一份合理报酬。而经过这一场官司，李亚兰“维权女侠”的名声不胫而走。

李亚兰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许多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的姐妹都来找她鸣冤。2007年2月的一天，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找到李亚兰，涕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这位姓王的大妈时年64岁，1971年和刘某结婚，替刘某抚养了养女张霞（化名），二人共同生活20年后，王大妈与刘某离婚。刘某再婚后又离婚，1996年与王大妈又共同生活了10年。2006年刘某去世后，留下一处房产。王大妈没想到的是，她倾尽心血抚养的养女张霞到法院起诉她，要求继承王大妈与养父同居期间的财产及房产。大庆市某区法院受理后，一审未支持王大妈所主张的诉争财产及房产系其与刘某共同财产的主张，仅判令张霞支付王大妈一万余元补偿款。王大妈不服一审判决，通过打听，远赴省城找到了李亚兰求助。

李亚兰认为这起案件比较典型，当时的社会普遍存在法律意识薄弱的现象，老年弱势妇女在为家庭付出大半生艰辛后，其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维护，李亚兰遂决定做王大妈的二审代理律师。

二审开庭那天，李亚兰在法庭上动情地劝说张霞：“你还年轻，有能力、有精力去创造财富，而你的养母已经是70多岁的老年人了，和你相比，她更需要诉争之房。何况养母对你付出了很多，你要理解老人那种无助和期盼……”

李亚兰的话打动了张霞和主审法官，二审法院根据此案的实际情况，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后來的审判结果让王大妈十分满意，并在李亚兰的协调下，和养女一笑泯恩仇。

为遭暴力少女维权受辱住院，当选人大代表誓为弱者代言

李亚兰最关注的还是婚姻中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尤其是那些处于家庭暴力中的农村女性。

2012年9月10日上午，17岁少女小丽被“丈夫”殴打致轻伤，住进黑龙江兰西县人民医院，小丽的不幸遭遇经媒体报道后，引起极大反响，黑龙江省妇联指派李亚兰为小丽依法维权。李亚兰赶赴兰西，找到了住院的小丽，很快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小丽8岁那年，父母感情不和分手，小丽跟随父亲生活，3岁的弟弟归其母亲抚养。2011年10月，小丽的母亲看到女儿虽然只有17岁，却出落得婷婷玉立，好吃懒做的她打起了女儿的主意。她将女儿以98000元以及价值8000元“三金”的彩礼嫁给了同村王某20岁的智障儿子阿庆，并连哄带骗地将小丽送到王某的家中。

涉事不深的小丽还不懂“结婚”的真正含义，而王家的痴呆儿子阿庆也不懂得什么是“同房”。半年过去了，王家看小丽的肚子还没有“动静”，就起了疑心。经过观察他们发现了：原来小丽晚上睡觉不脱衣服。恼怒之下，王家人对小丽大打出手，阿庆也来助阵殴打“妻子”，小丽被打得浑身是伤后逃出王家，半路被追上来的“丈夫”又一顿拳打脚踢，被路人拉开后送进医院。

李亚兰决定从两个方面切实维护小丽的合法权益。一方面，小丽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法定结婚年龄，没有领取结婚证，按照法律规定，这种民俗式的结婚仪式根本不受法律保护，小丽与阿庆的婚姻属无效婚姻，双方应立即自动解除这种非法同居关系。另一方面，小丽在王家生活期间，因不同意与“丈夫”同房，遭到了家人及阿庆的殴打和辱骂，这是家庭暴力行为，受害者有权请求精神损失赔偿。李亚兰就这两方面在兰西县妇联的协助下试图通过协商解决，但经过数次努力都没有效果，遂决定通过诉讼来为小丽维权。

2012年12月9日开庭当天，李亚兰来到兰西县法院。刚进院子，不知从哪里冲出五六名中年男女，领头的是阿庆的母亲孙某，指着她破口大骂，言语不堪入耳。因受不了孙某等人的漫骂与撕扯，李亚兰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由于孙某等的过激行为，导致这次庭审没能如期进行。

12月23日，兰西县法院再次开庭，李亚兰如期而至。法庭上，王家依然气焰嚣张，就连小丽的母亲也作证为王家开脱责任。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李亚兰做了情理、法理交融，措辞严厉而得当的陈述，说得在场的许多人都哭了，阿庆的母亲孙某也低下了头。最后，王家表示放弃返还彩礼的反诉，答应让阿庆与小丽解除同居关系，小丽最终也得到了应有的赔偿。

案件虽然结束了，李亚兰对小丽的帮助却没有停止。2013年春节后，她把小丽接到省城，帮她联系了一家美容美发学校，学校不但免除了小丽的学费，还给她提供食宿，小丽盼望已久的新生活终于到来了，她最感激的是带给她第二次生命的妈妈——李亚兰。

一晃22年过去了，李亚兰到底受理了多少场婚姻纠纷案件，见证了多少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已难以统计。她也从当初一名青涩的年轻律师成长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有意思的是，她手下的律师清一色的都是娘子军。多年来，李亚兰率领她的团队持之以恒地开展法律援助，为她赢得了“维权大律师”的美誉。

李亚兰甘于奉献、同情弱者的职业品格赢得了社会的肯定，她先后荣获“全国首届优秀律师”“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黑龙江省十大女杰”等称号。2013年年初，李亚兰又光荣当选为全国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她就修改刑法，严惩性侵女童犯罪提交了议案。2015年全国“两会”，李亚兰将就家庭暴力等问题再次提交议案，身为律师，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用法律之剑为女同胞们筑起一道坚固的保护墙。

责编/毕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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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律师 篇12

一、律师法律援助职业趋向的价值界定与国际比较

1. 律师在法律援助中的主体地位无可替代。

律师法律援助主体地位是法律所决定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对律师在公诉人出庭公诉案件中的三种情况应给予法律上的援助作了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中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积极支持律师行使辩护职能所开展的法律援助工作, 为其提供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及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等方面的便利条件等。可见律师作为法律援助的主体地位是法律所决定并赋予的。同时, 律师作为当代法治社会中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的重要标志, 具有维护社会成员个体利益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双重职能。在针锋相对的诉讼过程中, 律师的介入, 更是维护了法律的正确实施, 对完善国家的司法制度,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以上职业使命的顺利实现, 必然要求肯定和加强律师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和职业的独立性, 也由此奠定了法律援助是律师执业的一个重要方向。

2. 律师在法律援助中职业趋向的专业化。

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制度中, 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职业视角, 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义务而非主动性的职业选择。在统计调查数据和案件分类上, 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职业方向, 还没有进入律师职业选择的主流视角。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职业选择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从事专业的法律援助工作, 将法律援助作为专业性的职业方向。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 对欧美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英国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提供者主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 是与法律服务委员会签订法律服务合约的律师事务所, 这类主体承担了法律援助中的大部分工作。特别是在《接近正义法》施行后, 将全新的法律援助合同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 以便于进一步规范法律援助活动, 保证服务质量。只有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 并与之签订法律援助合同的律师事务所, 才能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服务[1]。通过这一做法, 从政府层面到律所层面, 对法律援助服务的重视和投入, 就使很多律师将法律援助作为职业方向, 成为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因为在成为专业性法律援助律师后, 不但在经济利益上能够得到保障, 其职业价值也得到了肯定与尊重。第二类, 是法律服务委员会直接雇佣的公设辩护人, 也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服务委员会同样会对公设辩护人进行严格质量控制, 设定一定的质量保证标准, 并且要求其受法律服务委员会规定的行为规则的制约, 以帮助其提供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这一法律援助服务形式的存在, 也使得这一类律师会将法律援助作为职业趋向[2]。与法律援助委员会对法律援助案件的高标准、高质量要求相对应的, 是其同样为法律援助服务提供了高薪酬, 法律援助服务不再是免费和低报酬的代名词, 运用市场的经济手段来引导律师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其职业专项。

参照英国经验可以发现, 律师在将法律援助服务作为职业趋向时, 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一个是对律师职业价值的判定与尊重, 另一个便是具有法律援助服务的良好外部环境。只要具备以上两方面条件, 必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职业律师投身到法律援助服务中, 进而实现法律援助服务的专业化。

二、法律援助服务的职业化发展与路径优化

法制社会的深入发展, 要求法律援助事业在广度与质量上的突破, 随着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实现律师从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路径优化:

1. 逐步完善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体系, 为律师从事法律援助服务提供立法依据。

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援助工作之所以能得到比较快速的发展, 与这些国家非常注重制定并不断修改有关法律援助的立法密切相关。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立法, 明确了政府所承担的法律援助义务。阐明了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和职责、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条件、程序及资金来源, 使法律援助活动更加符合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法治精神的内在需要。

2. 适度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 为律师从事法律援助服务提供职业空间。

较之英美发达国家, 中国以各地方政府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 显得门槛过高, 再加上法律援助事项范围的限制, 使真正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家庭和人口数在全国家庭数和人口数中所占比例较低, 这就使得法律援助案件没有能够形成规模化效应, 制约了律师的执业动力与职业热情。因此, 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 应适当调高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和扩大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 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受惠于法律援助, 并提高法律援助律师的职业空间与范围。

3. 进一步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和职责, 为律师从事法律援助服务提供机构保障。

西方发达国家从建立和发展法律援助开始, 一直十分强调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责任, 设立专门的机构从事法律援助工作。而中国各地已经建立起来的法律援助机构除了一小部分属于政府行政机构外, 大多为财政拨款的仅具有事业性质的单位。这些机构不仅性质不一, 法律地位也不明确, 这种状况不利于体现政府对法律援助所应承担的责任。为了彻底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 应通过立法, 进一步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和职责, 明确其法律地位, 使现有法律援助机构能够更好地代表各级政府行使法律援助职能, 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职责, 为律师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政策支持。

4. 建立一支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 为律师从事法律援助服务提供专业支持。

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的建立与壮大, 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法律援助服务的办案效率和质量, 也更好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发挥法律援助制度的整体制度功能, 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目前, 中国对于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其性质地位不明确。而且, 专职律师的数量偏少, 职业动力缺乏。因此, 在现行法律框架之内, 适当灵活地采取措施, 赋予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应有的法律地位, 为其执业创造一个宽松良好的条件, 使其能够更好地履行法律援助服务职责。

5. 构建契约化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 为律师从事法律援助服务提供职业动力。

英国成功的法律援助实践表明, 契约化的法律援助模式有助于规范法律援助行为, 保证法律服务质量, 并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效率。在中国, 传统的行政化法律援助模式占据支配地位。由类行政化的法律援助机构行使管理权, 律师则通过接受指令完成任务, 表现为一种公法上的强制性义务[3]。这种模式显然难以激发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热情, 也就无法保证援助质量。在法律援助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要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援助服务, 就必须以契约模式引入高效优质的法律援助主体。此类合同宜采用竞标的方式, 由中标的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援助中心订立合同, 设置必要的条款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律师事务所应保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量的法律援助案件, 法律援助中心则负责支付其合理的援助费用[4]。契约式模式的引入, 明确了法律援助服务主体的权利义务, 责任范畴, 充分尊重法律援助律师的平等地位, 充分实现其经济利益, 能够有效激发律师的执业动力。

6. 加大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力度, 为律师从事法律援助服务提供外部激励。

法律援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与全面优化, 除了健全的制度支持和机构保障外,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充足的财政投入。欧美各国多年来一直不惜斥巨资支持法律援助工作, 并对法律援助经费不设上限, 不受财政预算的限制, 还随着援助业务量的增加, 逐年增加法律援助经费投入, 以保证这项法律制度的顺利运行。中国各级政府尽管近几年来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投人, 但保障水平仍很低, 仍然跟不上工作发展的步伐, 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培训等事项所需的大量经费支持, 还很难落实到位。综上, 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经费投入, 保障法律援助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提高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为律师对法律援助服务的职业选择提供外部激励。

7. 充分发挥律师协会作用, 为律师从事法律援助服务提供创新指引。

律协作为律师管理与自治的重要机构, 发挥着管理、协调与沟通的多重职责, 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同时, 律协也应当在律师从事法律援助服务中为其提供创新性的职业引导。因此法律援助的创新与发展, 同样离不开律师协会。作为援助工作的管理部门应主动协调律师协会, 通报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情况, 并根据法律援助在各个时期特点的变化、工作要求的更新、新增加的援助项目、新法律问题的出现等, 对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专业指导和业务培训, 让律师及时掌握法律援助工作的新法规、新要求、新变化, 使律师跟上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思路与步伐, 为律师选择法律援助服务作为职业方向提供职业引导。

参考文献

[1]Neil Rickman.Reform of Legal Aid in England and Wales[J].Fiscal Studies, 1999, (3) :275.

[2]桑宁, 蒋建峰.英国刑事法律援助质量控制体系及启示[J].中国司法, 2007, (1) :87.

[3]张雪峰, 李海明.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态势及其构建[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5)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