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精神

翻译精神（精选4篇）

翻译精神 篇1

自从1900 年弗洛伊德发表其著作【梦的解析】以来, 精神分析就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大数情况下精神分析用于治疗心理疾病, 但今年越来越多的其他领域也开始引进精神分析理论, 比如文学批评和我们的主题——翻译。

1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主要包括无意识理论、人格结构理论、和梦的解析及心理驱动力概念等内容。在此文中, 我们主要探讨翻译与无意识理论和人格结构理论的关联。

无意识理论是整个精神分析的基础, 始终贯穿着整个弗洛伊德的各种理论。它把人意思分为4 个层面: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和意识两个互相为反面, 前者的表现是冷静理智而又虚弱无力而后者表现尽管是盲目混乱的但是却强势果断具有决定能力。 然而, 弗洛伊德还指出, 这三个层面都不是独自存在的而是相互交错相互依赖、相互可转换的。而后在20 世纪20 年代, 弗洛伊德在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再次提出人格结构理论, 他将人格同样划分为3 个层面:即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就是完全无意识的, 体现的是人的内心原始欲望。超我是人精神的道德层面, 指导我们行动往好的方向走。而自我就是处在本我和超我中间的层面, 它起到一个调控作用:让人在超我控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本我的欲望。

2 翻译和精神分析的相似点

Shapiro曾说“在翻译过程中, 我的自我和人格不可以避免的会参与其中, 但是为了忠实于原文本, 我必须尽量要隐藏我自己” (Venuti, 1992: 78) 。张兴旺 (2003) 则认为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 文学就是一场“白日梦”, 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翻译。因为译者在翻译选定的原文文本的过程中, 总是在尽力实现他们的白日梦。翻译和精神分析一直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本文将主要阐述精神分析理论与翻译的4个相似点。

2.1 相同的任务:从无意识到意识的转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治疗方法。心理治疗师通过对患者催眠然后依据患者在催眠过程中无意识的话语和平时所说的幻想和零碎的只言片语, 了解患者的问题和病因从而得出治疗方案。这个过程中, 治疗师对患者的分析首先需要突破患者的心理防御然后对患者的内心反映出来的无意识特征进行归类。这种精神分析治疗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分析患者的无意识是如何造成他们的精神问题的。所以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把患者的一系列无意识表象组合成有意识的东西, 从而帮助患者了解自身症状的根由, 达到治愈的效果。

而翻译的任务也是从无意识到意识的转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认为, 主体是在存在于自我 (自我的欲望) 和他的言语 (意识) 两者之间的。译者的任务就是为这两者搭建一座桥梁, 因为译者只有了解了原文文本及其相关文本的联系, 才能相应的决定翻译策略。翻译中的无意识包括影响翻译过程而又不是原文文本本身所带的所有因素, (Berman, 2000) 比如文章的潜在文本。文本的产生本来就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 比如出版商的要求, 读者的偏好, 译者自身的翻译目的和作者本身写作的背景和目的等。正如目的论所阐述的那样, 译者想要翻译好, 就需要把上述因素考虑清楚。 (Vermeer, 1989: 221) 如果将翻译比作一次精神分析, 那么与原文相关的文本, 比如作者的其他文本及不同作者但与原文息息相关的文本就是原文的“童年时期”, 就是潜意识的层面。对这些代表着原文“童年时期”的材料的研究能帮助译者确定作者的写作目的然后选取合适的翻译方法。这个过程就像是精神分析的方法, 治疗师需要对患者的童年事件进行分析, 即使这些事件已经被患者忘记可是依然对患者现在的人格构成产生了影响。

2.2 相似的过程:主体去中心化

精神分析的过程中, 治疗师必须要懂得聆听患者的无意识语言。无意识层面的东西往往对意识层面有着重大的影响。 (Freud, 1927: 9) 精神分析的过程中, 治疗师不仅仅需要懂得如何翻译, 解释患者的无意识层面,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将患者的语言行为去中心化——将患者以为他自己知道的事情去中心化, 从而他才能真正了解一直隐藏在他无意识层面的引起病患的事情。只有将意识层面的东西去中心化, 无意识层面的事件才能被发现。

译者的角色就很像一个精神分析的治疗师:译者必须将译本去中心化, 让读者察觉译文和原文的删减增加等改变, 这样读者才能很好地体会到自己阅读不是原作而是译本。而翻译本身就是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去中心的过程:将原文从原文语言、原文文化, 原文作者等因素中去中心化。译者要翻译原文, 生成一个新的文本首先就必须原文意义从原文中提取脱离出来, 才能重新构建新的文本。正如Berman (2000) 所说“所有的翻译一定是对意义的还原”, 而还原的前一步, 必须是解构去中心化。

2.3 共同的目标:结果的言语化

翻译可以被看成是将原文文本通过译者这个“过滤器”生产一个目的文本的过程。换而言之, 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根据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把他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进行言语话, 掺杂进目的文本中。将自己的理解, 进行言语话, 生产目的文本, 这是译者的基本工作和目标。

精神分析同样也是一个言语化的过程, 只是角度不同。根据Jacobson’s division (1959) 对翻译的分类, 翻译有3个类别: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精神分析的过程至少占有2种翻译:最明显的是符际翻译——通过对患者的各种无意识表现 (如抵抗, 失言等) 的分析将其转换成我们能理解的语言, 自我层面的、意识层面的语言;第二种是语内翻译——治疗师需要对治疗过程中患者的各种症状进行诠释。

这种言语化当然不是漫无目的的, 精神分析中将无意识的表现和症状言语化的目的是为了治疗患者, 而翻译的言语话的言语化的目的则是为了“治愈”目的语读者——让目的语读者了解原文文本及译者的翻译情况等。

2.4 类似特征:构建乌托邦

精神分析和翻译一样, 都是一种持续的活动。换言之, 两种活动各自的界限和目标在某一点上融合在了一起, 这样一来在进行精神分析及翻译的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很难说在何时一个活动结束了另一个活动开始了。 的确, 它们都有短期的, 可实现的目标:在精神分析活动中短期可实现的目标是治愈患者, 而在翻译的活动中这种目标则是目的语译本的产生。然而却不能说精神分析及翻译活动完全完美地实现了它们的本身任务及目标。事实是正好相反, 不管是精神分析还是翻译, 这两种活动都无法完美, 也并不能被完整的完成或者实现。用存在主义者萨特的理论来说, “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项目”, 所以只要主体本身存在, 那么增加人类对于自身理解 (与目标同时) 的精神分析过程就将一直持续。正如Ortega (1937) 曾经提出的那句话一样“人类的任务是不可完成的。”人类的命运——他的特权和荣誉——永远达不到他所设想的那样, 只能持续作为一种愿望, 一种憧憬存在。正如一个永远的乌托邦。翻译也是一样, 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活动。译者永远也完不成百分百地把原作的意义、言语、文化、意境等一切因素完整的翻译成目标语的目标, 只能无限的朝着这个目标靠近。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 翻译是乌托邦式的, 不完整的, 未完成式的。 (Simon, 1996:165) 不完整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会有必要的流失。未完成是从翻译者的角度来说的, 每一次当她返回去重新看原文及译文的时候她都会认为有必要也可以再调整译文, 使得译文更加贴近译者心目中完美的译文。而且译文本身从内在上讲就是可以被重复翻译的, 重复思考的。 (von Flotow, 1997: 49) 翻译, 如果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解释, 就是一种持续的愿望。翻译的过程中, 不管是在原文与译文之间, 还是在我们的翻译目标及愿望与现实之间, 在意思、形式、内涵、双关、文化、风格以及其他语言给我们带来的限制等因素相互交织的结合之间, 都一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 (隐形的和/或显性的) 张力。因此, 文本是一种持续的欲望, 因为它永远都不会被完全支配, 被完全翻译。如果声称对一个文本成功的, 完整的, 全面地完成了它的翻译等于是在扼杀这个文本——扼杀它的可能性, 它的潜力;同样地, 如果声称一个人已经完整地完成了自我认知的旅程也就是在很多不同的层面上宣告了他的死亡。因此, 翻译和精神分析都是一个永恒的过程, 永不终止。但是相反地, 它们都可以持续不断地被重复理解、改进、重读、重写 (von Flotow, 1997: 24) 。

翻译和精神分析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两者存在共性。这不管是对翻译还是对精神分析都提供了新的学习研究视角。

翻译精神 篇2

论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建构精神-翻译学视角下的阐释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是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在对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理论的反思和颠覆中建立起来的.而源于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翻译观,也闪烁着反叛甚至否定传统的犀利锋芒.它的思想实质是反对二元对立,否定终极、超验的意义,挑战原作者与原作的权威地位,重塑译者的身份和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平等性.而在国内翻译理论界,对于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以及解构翻译观的解读,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了诸多的误解和分歧.不可否认,解构主义理论本身虽然有诸多的局限性,但其所蕴涵、倡导的解构精神,对于开拓研究视野、深入认识翻译的本质、建构更加科学理性的翻译理论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 者：王军平陈忠良 WANG Jun-ping CHEN Zhong-liang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外国语学院,山东,威海,264209刊 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10(2)分类号：H059关键词：翻译理论 德里达 解构主义 建构精神

翻译精神 篇3

一、戴乃迭翻译活动的阶段性及其成果

1.戴乃迭翻译活动的重要阶段。戴乃迭的译介活动最初开始于牛津大学时期,她与丈夫杨宪益共同翻译了《离骚》,根据她的回忆:“我们玩一样的翻译出了《离骚》,其实际上采用对偶的形式将中文翻译为英文。现在看来这种诗体不适合这种长诗的翻译。”据著名汉学家霍克斯评论,杨氏夫妇翻译的《离骚》与原作就如彩蛋与煎蛋饼那样的不同。同时,戴乃迭还翻译了《九歌》、《阿Q正传》等著名作品。20世纪40年代,戴乃迭、杨宪益夫妇归国后从事教育行业,在教书之余从事翻译工作,她主要翻译鲁迅先生的一些作品,并于1943年加入国立编译馆,她主要负责将中国历史典籍翻译为英文。由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了解不足,戴乃迭便率先翻译《资治通鉴》,她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老残游记》,其大部分为陶渊明的诗歌,同时还有温庭筠的一些词。新中国成立后,戴乃迭便被邀请加入外文出版社,并聘请其担任中国文学英译的编译工作。从此,戴乃迭的翻译活动正式走上职业化道路,她的译介活动主要以翻译为主,开始对外介绍中国文学。戴乃迭不但进行翻译工作,她还参与了编辑活动,她能独立阅读当代一些白话文,这为其现代文学翻译奠定了重要基础。她翻译的现代文学有《屈原》、《白毛女》、《三里湾》、《中国小说史略》等[1]70。对于戴乃迭的翻译,后人给出了高度评价,其独自翻译了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堪称翻译工作者的典范。

2.戴乃迭译介活动的主要成果。沈从文的《边城》及《湘西散记》在戴乃迭的现代文学翻译中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湘西散记》收录了戴乃迭十多篇作品,其主要从《湘西》、《从文自传》等不同子集中选编出来的。戴乃迭翻译的解放区文学作品主要有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欧阳山的《三家巷》等。在17年文学作品翻译中,戴乃迭翻译梁斌的《红旗谱》是其代表作,当时在社会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被称作为一部描写农民革命的壮丽史诗。作品讲述的是从清末到抗战爆发前,冀中人民的苦难生活与斗争历程,再现了民主革命时期北方农民的斗争历史画面。新时期文学作品翻译方面,戴乃迭主要翻译有《沉重的翅膀》、《芙蓉镇》等作品。1955年,戴乃迭还翻译了由李广田整理的民间叙事诗《阿诗玛》,其是流传于民间的一种口头传唱的歌曲,讲述了撒尼人的风土人情及人文特色。该叙事诗被撒尼人称作为“民族歌曲”,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该作品的翻译也让世界体会到非凡的民族文学。20世纪80年代,中国曲艺海外演出增多,为了让更多的海外读者了解相声,戴乃迭翻译了《单口相声故事选》。在童话故事翻译方面,戴乃迭翻译了儿童文学家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这则故事讲述了好吃懒做的大林变成了一个寄生虫,最后饿死在金山里,而正直的小林成长为一个很有出息的孩子。这则故事批判了旧社会的黑暗及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2]63。

二、戴乃迭的翻译思想及其特色

1.戴乃迭的“异化”翻译思想。20世纪80年代,戴乃迭的翻译主要围绕其生平轶事及其作品评价来展开翻译的。戴乃迭长达半个世纪的翻译活动主要针对古典及当代文学开展的,一生都在为传输中国文化而奉献。所以,戴乃迭的翻译作品无论是从内容还是精神方面都非常贴近原著,有着“不隐善、不做作”的文化立场。在她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工作中,都在尽力传达真实的中国文化,同时她还以独特的翻译特色,彰显了长期在西方话语影响下真实的中国文化。自从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思想以来,这三个字成为戴乃迭翻译事业的真实写照。她在《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体会》中提到“:信达雅三个字是我翻译的原则,总的原则就是忠实于原作,不要夹杂任何其他的东西。”戴乃迭在从事中国古代及现代文学各种作品翻译时,她都将“信”放在中国文化的核心,所以她被称作翻译了中国的人。戴乃迭在翻译策略上主张弘扬中国文化,将忠实列为第一要义。她在涉及文化负荷词翻译的时候,便采取了异化的手法,更易于读者理解,在翻译句法上还是以直译为主,同时还采用脚注、尾注的形式。戴乃迭认为作品的翻译可以多一些异国的情调,在具体操作时可以表现为对文化词的异化翻译。例如,她翻译《红楼梦》时便采用文化异化的形式,尽量避免对原文的变动。戴乃迭强调翻译时不能有过多的解释,如《红楼梦》第一回有句“世人都晓神仙好”,她便将神仙翻译为“immortals”,因为神仙是道教的观念,追求的是长生不老。所以,戴乃迭这种一方面保持原作的要义,一方面还追求易懂的翻译思想,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种了解中国的有效途径。

2.戴乃迭翻译作品的美学意蕴。文学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是文艺的再创造,其不但要发挥译者的创造性,而且还应完全忠实于原作,正如一个演员需要以自己的生活及修养来演示剧中的人物形象,其创造出来的人物必须符合剧本的意图。文学翻译的主要工作便是将原作的精神、形象忠实地翻译出来,同时创造性的翻译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翻译的美学思想就是要求译者在表达时,通过译入语的语言艺术,再现原作的语言美、情感美及形象美等。戴乃迭对《边城》的翻译有着对原作美学的艺术再现。《边城》是以湘西为背景,描写有湘西的风土人情及婚恋观念等,最能体现小说美学的是人物的语言,人物之间的对话很多都是采用俗语,其不但有着较强的表现力,而且还能给人以亲切的感觉,让读者体会到浓郁的湘西风情。湘西民风强悍,常用豹子赞誉一个男人,同时“锦鸡”在当地人看来有着美好的意思,这都体现着当地人的审美情操。戴乃迭在翻译过程中常采用意译,对原文的意象给予保留,通过明喻暗示该俗语的含义。这样的翻译看来有“不忠”的嫌疑,但细细品味反而觉得翻译的很好,其译文避轻就重,言辞简洁,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意义上,都保留了原文的艺术特征。在翻译中,戴乃迭还充分意识到原作中“一”所蕴含的美学内涵,力求形似,更追求神似,她在句式上较好保留了原文“蝉联”的修辞手法[3]104。

三“、一颗心只为中国跳动”的翻译精神

1.“爱国与自信”的翻译精神。翻译家的精神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意识及思维活动,译者的精神是其翻译策略及选择动因的重要基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戴乃迭便以翻译为主,向国外读者介绍了100多种中国名著,其中很多堪称翻译作品的典范,这都与其对国家文化的了解与热爱有着很大的关系。陈源先生曾说“:20世纪以来的翻译家大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从事这项工作。”正是这颗赤子之心,戴乃迭几乎付出了其后半生。牛津大学毕业后,她放弃了在哈佛大学工作的机会,毅然选择回到硝烟弥漫的中国工作,她曾说“:毕业后我会回到中国,这一点从未怀疑过。”一位采访过她的记者说“:戴乃迭的一颗心只为中国跳动,如果加上杨宪益的话,应是两颗心只为中国跳动。”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中,戴乃迭倾尽毕生精力将中国传统及现代文学近千万字翻译成英文,同时她还将许多国外优秀的作品传入中国,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一度成为中国文学走向的标尺与窗口。另外,自信也体现在戴乃迭的翻译实践中,她曾说“: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的语言工具,不同地区的人,其思想感情是可以互通的,即什么都是可以翻译的。”[4]82她还敢于选择一些文字晦涩且没有前人翻译过的名著拿来翻译,这种自信与勇气是很值得学习的。

2.翻译工作上的“敬业与奉献”。戴乃迭曾因在文学及历史学上的成就及对中外文学翻译上的重大贡献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及翻译文化成就奖,这些成就与荣誉正是其敬业精神的具体体现。在翻译历史题材作品时,她总会对作家本身及创作背景进行介绍,以帮助读者走进该作品,这也是翻译工作者难得的学术习惯。为了让国外读者更好理解中文作品的内涵,她总是先精通原文,使得其译作更为生动、传神,如她翻译的《红楼梦》便轰动了当时的中国文坛,享誉海内外。戴乃迭的奉献精神还体现为其对名利的淡薄,有人曾问她“:除了工资,你另外还收稿费么?”她回答道“:我在办公的时间翻译,已经拿了工资,怎么还会拿稿费呢?”面对上千万字的译作,戴乃迭却表示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也不要留下什么。戴乃迭去世前,家中书架上几乎找不到其翻译出版的图书,同时其收藏的古玩字画等全部捐献给故宫。可以说,戴乃迭堪称中国版的普罗米修斯,其拳拳爱国、甘于奉献的精神值得后来者学习。

参考文献

[1]付智茜.对戴乃迭翻译思想的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2).

[2]常庆安.戴乃迭的翻译特色与翻译思想[J].大学英语,2013(3).

[3]朱波.翻译家精神研究[J].上海翻译,2014(2).

翻译精神 篇4

尽管译者们在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就想要消除语言和文化间存在的差异, 但是译者往往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让这些差异越发增多。韦努蒂认为我们应该去研究这些差异, 但不能抱着消除它们的想法。无意识与翻译活动紧密相关, 韦努蒂通过探讨“译者无意识的各种层面”, 将译者作为精神分析的对象, 对译本进行心理学意义上的语篇分析和症状诊断。

一、语言剩余的提出

韦努蒂以Lecercle提出的语言“剩余”的概念来建立自己求异翻译理论的基础。在Lecercle看来, 语言剩余可以被认为是“被语法规则抑制或者排除在外, 以玩笑、语误、语法错误或者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 译者可能无意识地误解了源文本中的一个词项或句法结构, 而这个错误所反映出的意义就是译者对原文本有所抑制的理解。以Bass对Derrida的一篇文章中第四句翻译为例。原文是“Quand elle reinstitute un corps, elle est poesie.”它相近的英文翻译应该是:“When it[translation]reinstitutes a body, it[translation]is poetry.”“corps”前的 “un”是不定冠词, 但Bass译成了“that”, 明显就是指文章前三句中出现的源文本物质性。由“un”到“that”的转换是错误的, 因为Derrida英文译本中第一句说明源文本的物质性不能重建。Bass在翻译中的错误就是对Derrida法语文本的误读, 他通过创造出与原文相似的结构改变了句法, 却传达了Derrida的观点完全相反的想法, 也体现了译者无意识的含蓄性的欲望。韦努蒂介绍了以下几种情况下语言剩余的释放。

二、精神分析学视角下的翻译质量诊断

1.无意识与发音。译者在翻译时会因为发音方面的相似性而释放语言剩余。以Walsh对智利诗人Neruda的一首西班牙语诗歌“En Ti La Tierra”的译本“In You The Earth”为例。Walsh译本中大部分都是遵循英文标准语的准则的, 然而韦努蒂发现了一处例外。Walsh将原文的“rosa”译成了相当古老的诗歌用语“roselet”, 原文中“Pequena/rosa, rosa/pequena”由于西班牙语形容词摆放位置的灵活性给人如歌曲般有节奏的感觉, 可Walsh译文中的“roselet”虽与原文发音相近, 却给人太过古老、不自然的感觉。Walsh承认语言间是有差异的, 可译文应力求透明。但他并未意识到这些差异使透明性只能成为一种空想。

2.无意识与政治立场。韦努蒂以Neruda的西班牙语诗歌“En Ti La Tierra”的译文为例体现了政治立场与译者无意识的关联。与原西班牙文本有所背离的地方体现在Walsh译文中“the sky’s most spacious eyes.”此处对原文“extenso”的翻译“spacious”显得不同寻常, 一般会译作“wide”或者“vast”。韦努蒂认为这可以看做是对一首在公共场合会诵读的赞美诗“America the Beautiful”开头“O beautiful for spacious skies”的共鸣。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 这种共鸣体现了译者无意识的欲望, 还带有政治方面的隐含意义。Walsh希望Neruda这样的左派诗人既能接受他保守的意识, 又能支持美国的霸权地位。Walsh的译本实际上影射了冷战时期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颇深的矛盾。

3.无意识与错误的同源词。由于字音或者字形上的相似性, 译者很容易产生关于同源词的语误, 这种语误的产生常和译者的背景有关。若经验丰富的译者犯此类错误, 那可能就会表明他们对源文本含蓄性的评价。韦努蒂以Dino Buzzati的一个故事“The Bogeyman”的译文为例。韦努蒂对原文最后一段中的“superstite fantasia”翻译成了“superstitious fantasies”, 而“superstite”实际的意思是“surviving”。译者在这儿犯了一个同源词的错误。Buzzati意图对这位工程师的指责即“魔鬼是愚蠢的迷信”进行质疑, 可译文却以同意这一指责作为结尾。译者这个错误就是潜意识中释放的语言剩余, 这成为了对Buzzati的故事带有批评性的评论。从该语误中我们可以看出译者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能指因而抑制了原文中一个关键的能指, 同时译文所产生的矛盾又体现了译者对自己的抑制。

三、结语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往往会不自觉地挑战源文本作者作为原创者的地位, 他们的译作中所释放出的无意识的语言剩余就会体现出他们所抑制住的这一欲望。基于对这种文化心理的精神诊断, 韦努蒂主张将对文化差异的各种无意识转变为有意识, 尊重文化差异。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就是, 译者需要以高度的责任心把文化差异表现出来, 以此体现译者在文化精神上的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沈志中.精神分析中之翻译问题[J].中国精神分析年会 (专刊) , 2004.:114-122.

[2]李奕, 刘源甫.翻译心理学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