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特征（共9篇）
转型特征 篇1
对于农户不同类型的分析和判断，是进一步研究农户借贷行为的基础和前提。由于影响农户的借贷因素有很多，包括农户的土地经营面积、家庭的有形资产、农户家庭经营类型、农户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数量、户主的政治面貌和担任的职务、户主的文化程度、户主的年龄和性别以及农户所在的村庄的情况，等等。本文主要根据实际情况，从农户的家庭兼业类型、农户的纯收入来区分农户的类别，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文章主要是对河南省宁陵县5个村庄150个农户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了农户的借贷特征并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一、不同家庭兼业类型
1. 总体情况概述
从农户兼业类型来看，根据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笔者把农户分为纯农业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非农户。在所调查的150个样本农户中，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兼业户占据了主体，属于纯农业户的有21户，占总数的13.82%;属于农业兼业户的有49户，占总数的31.3%;属于非农业兼业户的有52户,占总数的33.74%;属于非农业户的有28户，占总数的19.11%。
绝大多数农户的生活费用支出高于其生产经营费用支出，只有少部分的高收入农户其主要支出是生产费用支出。在调查走访过程中间，笔者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户的贷款用途与家庭支出用途一致。该县农户的整体生活成本很高，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的生活成本都高于其生产经营成本，而非农业户的大部分支出是在生产费用上。同时，除了非农业户以外，其他农户的教育文化支出负担很重，基本占到了15%左右的水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部分农民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
2. 不同户型农户的借贷行为分析
借贷发生率差异较小。所有农户的借贷发生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农户的借贷发生率与非农化程度成负相关。非农化程度越低的农户，借贷发生率越高。其中，纯农户的借贷发生率最高，这表明纯农户为了解决基本生活费用和小额的生产费用而发生的借贷频率较高，说明纯农户在基本的生活和生产方面还是经常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而非农户的借贷发生率最低[1]。
借贷规模分布：纯农户与农业兼业户的借贷规模分布呈偏态分布。借贷规模在1 000—5 000元的分布达到40%左右。随着借贷规模的扩大和缩小，借贷规模分布率显著下降。所以，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主要需求小额借贷，也就是额度在5 000元以下，这体现了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借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付日常的小额生活费用支出和生产支出。非农业兼业户与非农户的借贷规模在1 000—5 000元以及10000—50 000元形成两个借贷高峰，并且后者大于前者。形成的原因在于这两类农户的家庭经营结构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不同，特别是非农户，借贷资金多用于非农业投资和从事资本需求较高的非农产业。其中，非农户对于大额借贷的需求最强，10 000元以上的借贷占到55%左右。同时，由于农户分化的不彻底性，1 000—5 000元的借贷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活支出，而10 000—50 000元的大额借贷主要用于非农业。由此可见，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借贷水平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农户借贷规模的差异上。
3. 借贷来源行为分析
所有兼业类型农户借贷来源倾向都小于1，这说明所有类型的农户均是更多的倾向于非正式借贷，其中，农业兼业户最倾向于正式借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来源分析，非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纯农户。从中可以看出，正规金融机构对于非农户的支持是非常有力的。同时，非正式借贷也是呈现出相似的特征，即从非农户到纯农户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同样体现在有息借贷中，但是，无息借贷的选择性不太强，没有体现出具体的差别[2]。
4. 借贷用途行为分析
借贷用途倾向：纯农户和非农业兼业户的生活性借贷要高于生产性借贷，农业兼业户和非农户的借贷是生产性高于生活性。在生产性资金的投向上，纯农户更多地倾向于农业生产，尤其是其中一部分低收入的纯农户，仅靠农业收入维持生活，没有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生产性借贷资金更多的是投入到简单的农业生产中，同时，也有一少部分纯农户把借贷资金投入到大棚蔬菜、反季节水果种植的高效农业，而其他类型的农户借贷资金的非农化倾向较强。
农户借贷用途规模：所有类型的农户生产性借贷规模的差异都要大于生活性借贷规模的差异。由于农户大部分都没有负债消费的意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户的生活性借贷更多的是为了应付生活急需，而并不愿意借入大额的资金用于消费。从生产性借贷方面来看，农户借贷的规模用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差异较小，规模差异主要体现在非农业生产方面。同时，不管是生活性借贷还是生产性借贷，非农户都是大额资金的需求者;与之相对应的是纯农户，生产性和生活性的借贷额度都是5 000元以下的小额贷款。不同点是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中大多数农户将贷款用在种植和养殖上，将贷款用在服务业上的农户比例很低。与此相反，非农户中有近60%的农户将贷款用在了服务业上，将贷款用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上的农户很少。
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的缺乏，同时信用社等机构的惜贷现象，农户的完全满足程度较低。在利率评价方面，大部分农户可以接受目前的利率水平。
二、不同纯收入户型
1. 概述
根据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划分，笔者把农户分为五个收入等级：A级，家庭年收入小于5 000元;B级，年收入在5000元到10 000元之间;C级，年收入在10 000元到30 000元之间;D级，年收入在30 000元到50 000元之间;E级，年收入大于50 000元。收入等级越高的农户，其越是远离农业生产，其中，低收入农户中，纯农户所占比例最高，高收入农户中，非农户所占比重最大。
2. 借贷行为分析
农户的纯收入水平与农户的借贷水平呈正相关，其中纯收入在50 000元以上的农户，与其他农户的借贷水平差距较大。就借贷发生率来说，纯收入小于零和纯收入在1 000—5000元的农户借贷发生率最高，而纯收入在10 000—50 000元之间的农户的借贷发生率比较低。从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户由于“小富即安”的心理不愿意发生借贷，而贫困户和高收入农户的借贷虽然不同，但借贷发生率却是比较高，同时，纯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大额借贷规模分布率也越高[3]。
3. 借贷来源分析
纯收入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正式借贷，尤其是纯收入在50万元以上的农户更加明显，同时，纯收入较低和较高的农户借贷更多的来自于有息借贷，而中等收入获得的无息借贷较多。另一方面，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农户借贷水平最高，纯收入为负的农户借贷水平次之。在正式借贷和非正式借贷中，农户的纯收入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还款能力的大小是获得正式和非正式借贷授信的主要依据[4]。农户的借贷发生率与农户的纯收入水平基本呈现负相关，也就是纯收入为负的农户借贷发生率最高，但纯收入5万元以上的农户借贷发生率却高于其他收入水平的农户。就借贷规模来说，最富裕的农户和收不抵支的农户借贷规模最大，其他都是小额贷款，这说明，不管是正规金融机构还是非正规机构，对于农户的借贷水平都与其纯收入有关。
4. 借贷用途差异
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在借贷用途倾向方面的差异很大。纯收入在1 000—50 000元的农户借贷资金更倾向于生活性，而纯收入在1 000元以下和50 000元以上的农户借贷资金更多地倾向于生产性，纯收入为负的农户借贷倾向于生产性也很强。在生产性借贷方面，纯收入水平与生产性投资的非农化倾向成正相关，也就是纯收入为负的农户倾向于农业生产性借贷，而纯收入大于零的农户的生产性借贷倾向于非农业。生活性的借贷水平在不同农户之间的差异不太显著，但生产性的借贷水平差异较大，尤其是非农业生产性的借贷差距较大。在借贷发生率方面，生活性借贷发生率以及生产性借贷发生率都与农户的纯收入水平成反比，需要指出的是，低收入农户的生活性借贷和农业生产性借贷发生率都比较高，而高收入农户只有非农业生产的借贷发生率较高。
从文章内容分析可见，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户金融需求满足上存在的问题，需要重新构建农村金融体系。应遵循适度竞争、需求方激励、适度竞争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借贷行为的特征，建立多样化的金融组织、提供多种类的金融产品，利用多渠道有效解决农户借贷问题。
参考文献
[1]史清华,陈凯.欠发达地区农民借贷行为的实证行为分析——山西745户农民家庭借贷行为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02(3).
[2]苏群,张爱阳.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基于农户借贷行为的分析[J].农村经济,2005,(4).
[3]朱宏军,郭玉亮.转型期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及特征分析[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2).
[4]宋圭武.农户行为研究若干问题述评[J].农业技术经济,2002,(3).
转型特征 篇2
略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念的概念界定入手,较详细地探讨和描述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的基本特征和变革趋势.作者把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总的状况概括为“多元并存,新旧交替”八个字,并对之做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证.
作 者：杨学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北京,100102刊 名：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ZHOU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00123(1)分类号：B018关键词：社会转型 价值观念 特征 趋向
转型特征 篇3
关键词：经济转型；结构性特征；经济转型风险；效率；提升路径
就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来判断，中国经济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不会平坦，中国经济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中国工业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脚步，但工业时期的经济结构也构建了现在的城市化增长减速的通道，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收敛一致性的问题和存在的风险等因素也可能是造成经济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方式由资本驱动模式转变为资本效率驱动模式，是我们要探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中国经济也在不断发上变化，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是体现在城市建设上，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改革是经济转形的基础，因此需要推进城市化结构，中国城市化阶段结构性特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口结构转型。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据数据统计中国的非农部门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比率由以往的47.03%增长到现在的63.43%，城市人口对非农就业支撑率虽由82.1%降低到目前的72.3%，但比例仍不可忽视，城市化率由以往的33%增长到目前的50%，专家预测在未来会增长到58%。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在1985年～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10.1%，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8.54%，在2008年～2012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3%，劳动生产率增长率8.86%，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有小幅度的上升，但GDP增长率却下降了0.8%，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结构转型与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总人口的变动这三个因素相关联。根据蔡昉的研究，人口红利是中国持续30年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快速提高的关键，一旦人口结构有了变动，人口红利消失，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人口红利消失直接导致潜在增长速度下降。②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1985年～2012年间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维持不变，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稳定，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涨。中国现阶段资本驱动模式与于日本高增长时期的情景十分相似，会出现工业资本被迫流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致使对国内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急剧降低。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依靠国外的技术设备进行投资，会缩小劳动生产率的改进空间，出现投资减速放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尽管城市化不断推进，经济结构服务化在迅速发展，也不能保证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能超过以往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快速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压制未来经济的增长速度。③收入分配调整。中国是依赖资本驱动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弹性与投资回报率成正相关，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转型，城市化建设要以增进国民福利为最终目标，逐渐将资本弹性向下逆转，与工业化阶段相比，城市化阶段的收入分配要在人力资本上加大投资力度，分配政策要向劳动力倾斜。④城市化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高速阶段和成熟城市增长的稳速阶段。经济转型期间资本驱动模式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进入一个成熟阶段后，制造业投资成本低于高速阶段的成本，从而放弃成长逐渐被发展起来服务业取代，这是第二产业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的原因。二是虽然服务业扩大了规模，但是无法与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繁荣景象相比。比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有拉动经济发展的效果，但不具有长期增长的效果。纵览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发展历史，服务业发展的高速增长都是昙花一现，成熟城市增长的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所投资的增长率处于一个下滑增长并维持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水平上的景象是常见的。⑤资本效率递减。资本深化速度降低和资本回报率的减少会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了避免劳动生产率的过快下降，需要社会进行有质量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性投资，抑制资本效率过快下降或促使其上升，是城市化阶段经济政策的重要条件。⑥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狭窄。通过技术的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可以看出，产出的资本弹性基本稳定地维持在0.6，技术进步的速度值也稳定在2.5%。整体而言，技术进步在GDP增长率的份额大约为1/4。这表明了在资本驱动增长模式下，投资增长挤压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如果无法改变现有资本驱动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过于狭窄，投资减速，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降低。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面临的风险
中国经济由资本驱动增长的工业阶段向造成效率驱动增长的城市化阶段发展，蕴含了经济过快减速的风险。①收入格局再调整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增长曲线弹性参数逆转和向发达经济增长阶段的收敛是抑制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此消彼长相关联，收入分配比率向人力资本倾斜，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投资能力减弱，导致经济过快收敛。②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收入分配格局在调整带来的居民收入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企业和润空间的缩小和再投资能力的减弱，但不可能维持投资的高增长速度，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的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③杠杆率持续拉升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过度无效投资的存在引发生产效率低、赚钱能力低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的存在挤占着生产资源，严重影响着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和生产更新的步伐。大量的低效率企业的存在，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有持续拉高杠杆率的作用，一旦出现经济减速，低效率企业的借贷受到阻碍，会极大地加剧经济持续减速。④产业结构服务化调整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中国第三产业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提升生产效率的空间会逐渐变小。实现工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均衡发展和抑制持续几十年的部门生产率失衡态势持续扩大，是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下要面临的问题。
三、中国经济转型结构效率提升路径中国经济由工业化阶段高增长向城市化阶段发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因人口转型、服务经济发展、城市化等经济增长供给面因素的变化导致的企业利润空间缩小和投资增速下降，以及因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导致增长曲线弹性参数变化引起的经济增速下降等情况。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路径向发达经济阶段的收敛造成的结构性减速是无法避免的。应对经济增长减速造成宏观风险，我们需要在制度和政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借助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技术进步和改革等有利因素，改善供给效率，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率。①深化改革。深化改革首先要跳出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重新定位政府行为和方式，实现动员型经济转型。在新模式下，政府运用和充分发挥其行政力量完善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有限的资源，切实解决以往的以“低价工业化”开创经济高增长路径，用大量资金推动城市化进程，扩张城市建设，推动了我国整体城市化大发展趋势遗留下来的诸多严重问题。其次是要完善竞争性市场。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不断改进、完善和发展，如今已有初步模型，尤其是商品市场更是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的市场准入程度还未完全放开，投资主体也并未实现多元化。因此，国家和政府还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在此基础上给予所有经济主体公正平等的市场待遇，规范竞争性市场环境，提高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改善经济增长减速的发展问题。②提高资本效率。过度无效投资，杠杆率持续拉升等问题带来低效率企业的风险累积，在推进经济转型的市场环境下累积风险会成为阻碍经济高速增长的绊脚石，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价格资本不足以成为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支撑。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增长必须要清楚低效率的企业，要深度调整产业组织结构，即用生产性的服务部门为突破口打破行政分割和行政垄断，用中小型企业支撑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平衡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还要将制造业部门拉出高投资驱动、低成本制造的国际市场竞争的模式中，让制造业的增长模式转变为高技术，高效率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以便我国的制造业实现自主创新，高效率，低成本，高回报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整体的经济持续增长。③政府部门要积极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我国的高标准、攀比性强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的建设破坏了社会保障网络覆盖面的空间上的扩展，加剧了政府部门的财政投入和管理风险，阻碍和破坏了政府的行为，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在建立完善社会网络保障体系时要统一标准量力而行。提高国民收入和国民的收入分配比率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前提，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保障，但大量资源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会导致经济陷入低水平的增长状态，加剧国家经济风险，损害经济增长导致社会不稳。我国的经济水平日渐提高，国门退国家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的要求也逐渐提高，我国目前建设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要求，我国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的覆盖面不够宽，保障标准不统一，城乡地区分割，差距明显，社保支出数目增长过快，对保障标准的攀比较强，给财政部门造成困难，因此政府部门要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
结语
试析浙江民营经济转型路径及特征 篇4
一、产业转型路径及特征
(一) 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
2011年, 浙江省生产总值为32 000亿元, 其中, 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 581亿元、16 404亿元和14 015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4.9∶51.3∶43.8, 而2005年三次产业结构为6.7∶53.4∶39.9。可见, 第三产业以更快的速度得到了发展, 而且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增强。
按照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 到2015年, 浙江省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48%左右, 届时第三产业将超过第二产业, 形成“三二一”产业结构。同时, 传统优势制造业改造提升的力度将会加强。按照浙江省既定目标, 今后几年将大力发展汽车、装备、医药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优势产业, 择优发展石化、船舶、钢铁等现代临港工业, 着力引进和组织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关联强、附加值高的重大项目。有选择地改造提升纺织、轻工、建材、有色金属等传统行业,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加快转移过度依赖资源环境的加工制造环节。这将有力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 促进浙江由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转变。
(二) 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得到重点培育与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 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 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 谁能领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谁就能在今后的产业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浙江省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领先地区, 势必会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大工夫。今后几年, 浙江省将会重点培育发展生物、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经济、新能源汽车和核电关联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了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已经制定规划和具体实施措施, 引导人才、技术、资金、土地等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集聚, 将实施一批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 建设一批国家级产业基地, 形成若干个千亿产值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 海洋经济将成为浙江新的经济增长点
浙江是资源小省,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先发优势, 主要靠民营经济的市场机制优势和低成本、高出口的竞争优势。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 传统产业优势和上升空间正在萎缩。但浙江省海洋资源丰富, 产业基础良好, 区位优势突出, 具有发展海洋经济得天独厚的资源的条件。2011年2月, 浙江省制定的《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复, 标志着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成为国家战略。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 将成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 浙江将打造以海洋新兴产业、海洋服务业、临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海洋渔业为核心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构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金融和信息支撑系统“三位一体”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 完善以综合交通网、能源保障网、水资源利用网、高速信息网和海洋防灾减灾网为平台的沿海基础设施网络。到2015年, 海洋生产总值接近7 000亿元, 占全国海洋经济的比重提高到15%, 三次产业结构为6:41:53。这将有力地拉动浙江经济在高起点上的持续快速增长。
二、企业转型路径及特征
(一) 自主创新和品牌打造成为企业转型重点
首先,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将成为企业追求的一个目标。近年来, 浙江民营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在汽车、船泊、装备制造, 电子、通讯、信息技术、医药、轻工、纺织等产业上创造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高市场占有率的知名品牌产品, 生产效率和效益也因此不断提高。但是总体而言, 浙江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为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不少企业增设了研发部门, 增大了研发资金投入, 加大了创新人才培养与引进的力度, 进行了人力资源和技术力量的重新整合, 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激励企业创新的鼓励政策, 在全省范围内已形成了浓厚的企业创新文化氛围与促进创新的良好环境。
其次, 打造自主品牌将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突破口。长期以来, 浙江大量中小民营企业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和贴牌商品生产, 由于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 在企业生产价值分配中便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造成了企业付出与回报的严重脱节, 出现了许多中小企业产值不断提高而收入增加无几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许多中小企业改变了发展战略, 不再以拿到订单增加产值为目标, 而是通过规范化程序千方百计地打造自主品牌。许多民营企业的知识保护意识也不断增强, 加强了诸如商标注册、专利申请、侵权维护等方面的工作。而一些已经有自主品牌和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则在维护品牌声誉、打造著名品牌和品牌国际化方面狠下工夫。
再次, 引进技术再创新和跟踪技术创新将成为中小企业创新重点。浙江众多中小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有限, 因此, 会把引进技术再创新作为现阶段创新重点, 即在引进和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经过分析、改进和再创新, 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而在创新方式上会更多的采取跟踪型技术创新, 密切关注和及时跟踪相关核心技术的国内外发展趋势, 以最快的速度跟进并根据自身特点加以改进与创新, 以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当然, 对于已经具有一定创新能力和实力的民营企业, 则会在集成创新和产业链创新方面有更大作为。
(二) 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式趋向多样化
首先, 对外贸易结构将发生变化。近年来, 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不断加剧, 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民营企业传统的贸易方式的贸易结构受到了严峻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 民营企业一是会努力优化贸易商品结构, 由OEM (代加工) 向OBM (自主品牌制造) 转型, 以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竞争力和附加值。二是贸易地区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会在稳定与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贸易合作伙伴基础上, 扩大对亚洲、拉美、东欧、大洋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 以分散贸易风险, 增强抵御各种外部风险的能力。三是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高新技术及设备的进口会增加, 贸易顺差会有所缩小。
其次, 对外投资方式多样化。一是在海外设立营销公司, 作为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窗口和桥梁, 带动境外投资。二是直接在境外投资办厂, 有些还设立了以技术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研发机构, 如浙江康莱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在美国设立“康莱特美国药物研发中心”, 为提升中药抗癌在西方国家的认知度, 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开发和临床应用。三是并购境外企业, 如万向集团先后收购了美国舍勒公司、美国洛克福特公司、LT公司和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公司等企业, 加速了万向集团的国际化进程;又如, 杭州华立集团利用美国纳斯达克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成功收购飞利浦半导体公司的CDMA核心芯片设计部门, 成为国内移动通信领域的第一家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国公司, 并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 实现了国际化与资本、技术的有效结合, 这充分体现了浙江省大企业集团的跨国经营扩张态势。四是加强与外资企业进行技术和知识联盟, 形成高技术产业链上下游配套设施。
(三) 企业并购和产业集聚加快
浙江民营企业众多, 民间资本丰富, 但总体呈低、小、散的特征。2010年5月,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 鼓励民营资本进入一些原本垄断的新兴行业。但所有对民营新资本开放的行业, 都有一定的资本及产业规模的门槛, 零散的小产业资本一般难以进入。这势必迫使浙江民营企业加快企业并购步伐, 通过合纵联横来进行企业和资源的整合。联横指通过企业强强联合和强弱并购的方式, 扩大企业规模和实力, 在此过程中一批规模小、利润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被淘汰。合纵指打通产品研发、生产组织、市场营销、售后服务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 产业集聚会加剧。浙江省区域块状经济的产业链会向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 逐步形成现代产业集群。浙江省已规划并确定, 在“十二五”期间, 要在原来块状产业集聚基础上, 特别打造14个产业集群园区:杭州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 萧山化纤纺织产业集群, 余杭家纺产业集群, 宁波服装产业集群, 慈溪家电产业集群, 乐清工业电气产业集群, 瑞安汽摩配产业集群, 绍兴县纺织产业集群, 嵊州领带产业集群, 海宁皮革产业集群, 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 金华汽车和零部件产业集群, 永康五金产业集群和义乌饰品产业集群。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促使它们成为从粗放型的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示范区, 这将带动省内更多区域块状经济向现代集群转型升级。
三、市场转型路径及特征
(一) 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相融合
一是在有形市场中引入电子商务,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有利条件, 极大地拓展了专业市场的时空范围, 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支付方式, 在有形市场的基础上形成了没有空间边界和时间限制的无形市场, 企业等交易者可以在任何时间通过电子网络平台进行交易。二是专业市场高级化, 由传统专业市场的单一的商品交易功能向交易、金融、物流、现代会展等领域延伸, 形成集多功能为一身的市场综合体。三是市场营销方式创新, 在传统的专业市场内直销方式的基础上, 推行连锁经营、仓储式批发、销售代理及商品配送等方式, 形成多元化销售网络。四是建立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2011年3月, 国务院发文批复《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这个改革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 即统筹发展有形和无形两类市场, 统筹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 推行内外贸易一体化, 义乌有望建立国家级小商品国际贸易区以及非洲产品展销中心等进口商品展贸专区和进口商品免税区。
(二) 网上商品市场异军突起
网上交易具有突破时间、空间限制, 对土地、营业场所、工作人员等生产要素依赖少, 交易便捷、运营成本低等优势, 成为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市场。为了有效引导网上商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浙江省颁布了《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 推出了“规范网络经济健康发展”八项举措, 加快了网上商品市场的有序发展。出现了淘宝网、网盛生意宝等著名的网上交易平台, 成立了浙江网商联盟。
由于网上市场一般均采用会员制, 通过网上竞价交易或网上商谈、第三方支付、第三方物流的方式完成整个交易过程, 吸收了国际最先进流通业态的元素, 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如浙江钢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通过与工行、农行、招行等8家银行开通结算, 实现了网上支付, 保证了交易资金的安全和结算支付的高效。该市场还在浙江、上海、江苏、河北、广东、广西等地建立了28个仓库, 大大提高了物流配送的效率。
(三) 浙江省外的浙商市场蓬勃发展
近十多年来, 浙江专业市场不断向省外拓展, 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到乌鲁木齐、拉萨、呼和浩特、哈尔滨等城市涌现了一大批像温州服装城、义乌小商品市场、浙江建材城等以浙商投资、浙货经营为主的商品专业市场。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0年6月底, 浙商在省外、国外开办的市场有2 000余家, 年销售额达10 000亿元以上, 每年带动浙江商品销售约3 000多亿元;浙商在省外的市场经营户达400多万人。
省外、境外的浙商专业市场的发展趋势, 不仅表现出地域延伸、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的特点, 而且逐步向高级化转型。一是反哺浙江经济的作用增强, 如通过省外专业市场营销网络, 促进了浙江本土商品的外销, 将浙江市场与浙江制造结合了起来。通过省外专业市场这一窗口与平台的展示与传导, 扩大了浙江名牌商品的知名度, 增强了浙江优势产业的辐射力。通过专业市场汇集的国内外市场信息, 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浙江本土, 加强了浙江企业对国内外市场信息的了解。二是省内外市场对接与创新增强, 目前的省外市场不仅仅是省内市场模式的翻版, 而是根据当地消费习惯和需求特点, 引入新的经营模式和营销方法。三是加强市场合作与联动, 如成立省外或境外浙江市场联盟, 促进省内外市场信息共享、资金和资源互通, 加强与当地政府部门及相关部门的沟通, 等等。
摘要：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浙江民营经济原有的先发优势正逐步淡化, 唯有加速经济转型, 才能保持领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今后几年, 浙江产业结构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海洋经济的发展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转型重点是自主创新和品牌打造, 企业并购重组及国际化经营将增强, 方式趋向多样化;市场转型则将呈现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相融合、网上商品市场异军突起、省外的浙商市场蓬勃发展等特点。
关键词：民营经济,产业转型,企业转型,市场转型,浙江省
参考文献
[1]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N].浙江日报, 2011-04-10.
[2]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EB/OL].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2011-03.
[3]卓勇良.如何解读浙江省的产业结构[J].中国中小企业, 2010, (6) .
转型特征 篇5
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类型与基本特征
现阶段,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主要有农民专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股份合作社三种发展类型。农民专业协会是指主要从事专项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的农民, 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 以农产品和技术为纽带而组建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 为会员提供技术和运销服务, 是一种结构较为松散的合作经济组织, 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会团体法人。[1]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在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组成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在工商部门注册为合作社法人。[2]农民股份合作社是指从事生产经营的农户自愿采取资金、技术、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生产要素入股, 按照股份合作制原则组建经济实体, 在工商部门注册为合作社法人。[3]
不难看出, 上述三类组织的共同特点在于通过农户的自愿联合而使得各成员能够以较低成本就享受到该组织统一提供的生产加工、产品购销、技术、信息等多种服务, 并且可以整合各成员资源要素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经营。当然, 专业协会与合作社也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态, 合作社是市场经济体制下, 广大社会弱势群体为改善自身的市场竞争条件、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而自发产生的, [4]而专业协会可以看成是合作社的前身和初始形态, 在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上还有待进一步发展。由于以上三类经济组织建立的目的不同, 这就决定了他们有着各自的功能定位和组织形式, 因此, 它们在各自领域显现出不同的特征。
1.农民专业协会的基本特征
农民专业协会有如下特征。第一, 由于仅仅是建立在简单合作的基础上, 农民专业协会的组织形式更接近一个民间社团或者联合会, 通过围绕着农业生产的一个或几个环节来为协会成员提供一些专业服务, 虽然针对性较强, 但其组织结构松散、服务内容较为简单。第二, 农民专业协会是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会团体, 按照民政部门的有关规定, 协会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志愿性互益组织, 不能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因此, 农民只需向协会交纳少量的会费, 就可以获得由协会提供的技术、信息等公共服务。这些服务本身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特性, 农民通过农民专业协会以较低成本获得这些服务, 因而协会所产生的是“1+1>2”的协同效应。
农民专业协会也有其局限性。首先, 农民专业协会本身组织结构较为松散, 缺乏稳定性。该组织形式对协会成员约束力不强, 成员可以随时“零成本”退出, 协会的发展对成员本身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而且协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较强的外部性, 即使没有入会的周边农户也很容易“搭便车”享受到协会的服务, 从而更加使得协会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其次, 缺乏经济实体, 难以有效地组织成员对抗其他市场主体的竞争。协会本身只能从事一些非营利活动, 难以进入市场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最后, 农民专业协会的经济实力很弱。协会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成员定期交纳的少量会费, 这些费用最多也仅能够维持协会的日常事务开销, 如果要提供更加专业完善的技术服务, 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 这也构成了协会发展的一大障碍。
2.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特征
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首先,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具有市场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 以农产品市场为导向, 以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市场竞争为目的。其次,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 即未入社者不能享受到合作社的服务, 因此, 受益群体明确,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排他性。第三, 合作社社员为获得更多市场利益而自愿结合在一起, 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 有着较强的组织性和行为一致性。最后, 合作社社员实行“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 具有基本均衡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盈余也是按照惠顾额进行分配, 即所有社员“均权均利”, 对资源、权力和利益的平均分配有着其它经济组织难以达到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较稳定, 专业性较强, 内部成员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和较强的一致性, 然而, 这种组织架构也存在着发展瓶颈。虽然“一人一票”可以较好地保证农民利益, 但筹资能力受限, 成立经济实体的能力不强。合作社的资本实力薄弱, 流动资金普遍不足, 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滞后, 严重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5]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拥有一批具有优秀组织能力和丰富管理经验的“农民精英”, 但是由于其筹融资实力明显不足, 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3.农民股份合作社的基本特征
农民股份合作社是为平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公平和效率问题而逐渐发展而来的, 除了具有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似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外, 其最主要的创新之处是引入了股份制公司的筹资和管理方法。因此, 农民股份合作社的本质特征是实行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按惠顾额分配与按股份分配相结合的资源整合方式和利益联结机制。农民股份合作社尽量在“均权均利”和“同股同权”之间寻找平衡, 有限制性地让大股东具备更多话语权和收益权, 从而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然而, 股份合作社并没有照搬股份制公司的管理原则, 而是通过“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之间的折中调和, 既降低了大股东侵害小股东权益的可能性, 又体现了大股东的权益。
总体来看, 农民股份合作社组织结构比较稳定, 资本、劳动、土地等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 更进一步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有效缓解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筹资难题。然而, 由于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同时进入股份制合作社, 使得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异质性较强, 成员之间的利益一致性相对较差, 如果内部治理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没有理顺的话, 将会危害到合作社的稳定运行。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转型趋势及必然性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是在农民面临“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时自发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参与市场竞争, 必须遵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要能够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并具有承担其经济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因此, 市场竞争本身要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逐步实现从农民专业协会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股份合作社的重要转型。
1.《合作社法》的颁布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转型
《合作社法》的颁布, 一方面, 在政策层面、法律层面给予农民极大鼓舞, 使得合作社的经营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明确了社员的权、责、利, 使合作社的发展更加健康和规范;另一方面, 法律赋予合作社法人地位, 使得各农业专业协会能够有机会成为市场主体, 进行独立的经营活动, 可以更有效强化农民与市场的联结, 进而对于推进合作社的专业化、组织化和农业产业化奠定发展基础。在《合作社法》颁布后, 一些农民专业协会不断改造并到工商局登记为“合作社”, 按照法律规定, 取得法人资格, 逐渐开展更广泛的经济活动, 使得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主动权, 参与农业经营更加的活跃和积极。因此, 《合作社法》的颁布, 使得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协会顺利过渡到合作社, 同时也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市场竞争的现实需求。
2.农业支持政策转变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转型
以往“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业、就是扶持农民”的政策开始得到反思和矫正, 政府逐步将扶持农业和农民发展的重心从龙头企业转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此, 农业支持政策的转变促进了一批龙头企业转而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股份合作社, 企业与合作社在市场中相互制衡、博弈的局面慢慢打开。通过建立合作社, 农民分享到了更多的农产品利润, 进而形成了农产品市场新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这个格局下有了农民的话语权, 使得农民享受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在新的农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合作社在成立初期有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和有利条件, 加快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成立和转型。
3.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转型
现代农业是一种高投入、高回报的高级化农业发展形态, 新的农业发展方式需要经济实力强、组织化程度高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 农民专业协会甚至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难以满足其筹资和融资需求。因此, 必然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向筹融资功能更为强大的股份合作社转型。拥有与股份制企业相似融资方式的农民股份合作社能够充分调动股东的积极性, 形成非常有效经济手段激励机制。在预期收益可观的情况下, 合作社股东愿意追加投入以获得预期收益, 因此, 股份制合作社的融资能力和经营模式均迎合了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三、结语
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用先进的物质条件装备农业,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用先进的组织形式经营农业。显而易见, 面对这些发展要求时, 农民专业协会等传统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和局限, 已经难以胜任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任务。而在面对日益激烈的农产品市场竞争时, 农民专业合作社, 尤其是股份制合作社相对而言具有较为明显的组织、资金和人才优势。因此, 应当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加快推进农民专业协会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转型, 推进合作社成立合作社联社, 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更为广泛和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最终转型成为具有较强筹融资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并能有效保障农民利益的经济实体。
参考文献
[1]李瑜.中国农户经营组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Z].2006-10-31.
[3]王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分析[J].农村经济, 2005, (09) .
[4]苑鹏.试论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条件[J].农村经济管理, 2006, (08) .
转型特征 篇6
一、世界和中国视阈下的就业形势探析
当前, 我国就业规模持续扩大, 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就业结构更加合理, 就业形式日益灵活, 就业渠道更加多元;就业质量进一步提升, 劳动者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当前, 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 多个国际组织认为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不好的。世界各国政府都把就业放在突出位置。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要靠发展, 增加就业的根本在于经济发展。目前, 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但也存在很大压力和隐忧。就业是民生之本, 有了就业才有收入, 民生才会逐步改善, 社会才会安定。稳增长主要就是为了保就业。近年来, 在经济增速放缓形势下, 就业不降反增, 每年城镇新增就业1300多万人, 主要就业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亮点。这主要得益于我国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大力发展新经济, 保持了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 全力以赴确保就业局势稳定, 是一项长远的重大任务。一方面, 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有所减少, 但总量仍然居世界之首。未来几年, 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将长期存在, 结构性矛盾会更加凸显。目前, 我国每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大约有2500万人, 除考虑自然减员腾出的岗位, 要保持城镇失业水平不上升, 每年城镇新增就业规模不能低于1000万人, 这是稳定就业的底线。另一方面,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 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 必然会影响和反映到就业上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但需要就业的人数不减, 就业工作难度更大、要求更高, 必须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促进就业稳定增加。2017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肯定超过2016年的765万。还有500多万中职毕业生需要就业, 军队退役人员的安置必须保证, 还要给农民工就业留出一定空间。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过程中, 会对就业形成一定冲击。一些旧产能行业中的工人可能会面临暂时性失业的挑战, 产业结构升级对工作技能和知识构成会提出新要求, 不让摩擦性失业转变成结构性失业任务艰巨。对此, 中国政府提出把人员安置作为处置“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的重中之重、通过富有人文关怀的培训、转岗、社保政策托底等细致扎实的工作, 既解决失业人员的生活困难, 又帮助其提升再就业能力, 有力维护社会稳定。
就业既是经济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业是经济的“晴雨表”, 是社会的“稳定器”。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保持新增就业基本稳定十分重要, 非常艰巨。虽然现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但我国就业领域将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 面临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的新挑战, 但潜在风险不可低估。占全国投资60%以上的民间投资增长明显放缓, 特别是服务业投资放缓, 其对就业的影响不可低估。要密切关注、紧紧盯住就业形势的新变化。这种新变化的重要表现就是我国就业在经济转型中也面临着自身的转型问题。针对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就业领域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的新形势。目前我国经济在加快转型、产业结构在加快调整, 这对增加就业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推进经济转型、结构调整过程中, 要努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使就业总量不断增加。同时, 要积极推进就业转型, 降低结构性失业风险。
(一) 供给不减, 需求下降, 劳动力供需总量矛盾依然存在。我国劳动力总量和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从供给看, “十三五”期末, 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仍将保持在9亿人左右。“十三五”时期年均需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在1500万人。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 “十三五”时期每年还会有近300万的农业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从需求看, 受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影响, 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 加之技术进步和“机器换人”, 生产方式变革和劳动生产率提高, 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要运用“互联网+就业”新模式, 在更广阔领域实现就业供需对接。
(二) 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一是人岗不匹配问题。一段时期内, 人岗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仍将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 “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一方面,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 高层次人才和技能人才短缺问题会更加突出。而企业效益下滑也使工资增长、福利提升受到影响, 在劳动者预期不变的情况下, 一线普通工人和服务员特别是苦、脏、累、险岗位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 招工难问题仍将持续。另一方面, 一些低技能劳动者和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特别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大, 势必造成一大批职工转岗就业, 其中不少人年龄偏大, 技能和经验趋同, 转业转岗能力差, 就业难问题将更加突出, 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或将增多。二是结构调整中的职工安置任务繁重。“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攻坚期。目前, 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工作已全面推进, 如果再考虑到其他过剩产能行业的经营困难企业及“僵尸企业”出清, 职工安置任务更加繁重。特别是在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等去产能重点地区, 受产业结构单一、再就业门路狭窄等因素制约, 失业人员再就业面临更大困难。
(三) 大学生等青年就业任务艰巨。青年就业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十三五”时期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持续增加, 年均达到770万人左右。目前市场上适合的岗位还不充足, 企业招聘意愿有所下降, 加之高校毕业生教育结构、就业观念与市场需求脱节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同时, 新生代农民工比重大幅增加, 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技能素质总体不高, 但对就业岗位有更高的要求, 对融入城市有更强的诉求, 一旦经济下滑出现大规模失业, 他们很难回到农村。
二、清晰认识、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就业的宏观转型特征
从宏观上看, 我国就业工作呈现出转型发展的新特征。
(一) 由传统产业就业为主向服务业就业为主转型。现在重化工业、建筑业等行业就业岗位减少, 纺织业、房地产业等就业需求下降, 这些传统行业的就业能保持基本稳定已很不容易, 增加就业就更为困难, 而服务业用工需求大幅度增加。这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相吻合。这几年, 我国就业弹性系数增大, 经济增长带动就业效应增加, 就是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果, 其中主要是服务业快速发展。2015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50.5%, 首次占据“半壁江山”, 成为就业最大的“容纳器”。随着农业和工业就业人数的减少, 服务业需要吸纳的就业人数随之增加。要进一步采取措施, 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 不断提高服务业的就业容量。扩大就业、推动就业转型, 必须发挥好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作用。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 这在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如此, 千万不要小看中小微企业, 他们生产效率高, 在就业方面发挥着主渠道作用。民营经济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 扩大就业必须推动民营经济继续加快发展。民营企业多是中小企业, 量大面广, 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5年与2006年相比, 国有企业减少就业人员900多万, 而民营企业增加7000多万, 其中2015年比2014年增加1323万。2015年1300多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主要是依托民营经济发展增加的。
在经济转型中实现就业转型, 这是就业工作者必须做好的一篇大文章。让“放、管、服”和“双创”这些有利于就业的措施更大地发挥作用, 让服务业、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得到更快发展, 创造更大的就业空间, 这才是真正的改革红利。特别要大力发展新经济, 尤其是电子商务, 通过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加快成长, 带动网络就业创业, 创造更多适合高素质年轻群体的就业岗位。
(二) 由就业为主向就业创业相结合转型。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以创业带动就业、将就业与创业结合起来, 本身就是一种就业转型。近两年, 我国通过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特别是商事制度改革, 平均每天新增4万户市场主体, 其中新增企业1万多户, 经济发展拉动就业能力的不断增强, 成为带动就业的主要力量。今后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 落实鼓励支持“双创”和“互联网+”发展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创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 特别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就业方式的出现, 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更多人就业。
(三) 由体力型劳动就业为主向智力和技能型劳动就业为主转型。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是发展的根本力量。当前, 推动转型发展, 就要使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和创新。现在人力资源的概念与过去有所不同, 过去主要指劳动力的数量和体能, 现在主要指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 包括知识、智力和职业技能等。从就业情况看, 目前一般的体力型劳动力是不缺的, 但智力和技能型劳动力比较紧缺。各行业人员需求中最缺的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方面的人才。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经济发展, 今后智力和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将会不断增加。要把扩大就业的立足点更多放在加快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智力和技能水平上来。
三、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有效措施
大学生就业是永恒的课题, 更是世界性难题。当前,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也面临不少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总体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量和增速双降, 劳动力市场供求紧张局面相对缓解,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结构性失业提供了一定缓冲;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更加完善, 服务体系基本确立, 组织协调机制不断健全。
(一) 把落实好积极的就业政策作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最大利器”。落实好积极的就业政策, 既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同时, 政府在引导市场创造就业岗位方面也要尽可能创造条件。这就要求加大对灵活就业等非正规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政策支持, 做好各项政策的衔接、协调和配合, 使就业创业者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要强化重大规划对促进就业的引导作用, 完善促进就业的宏观政策。发挥中央投资计划稳增长、保就业的杠杆效应, 加大对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支持力度, 增加就业岗位。切实加强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发挥创业担保贷款作用, 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带动就业。完善创新创业扶持政策, 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发挥创新创业促就业的倍增效应, 以创新创业拓展就业新空间。把促进创新创业与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更好结合起来, 发展就业新形态, 形成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效应。坚持创新驱动。结合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 在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中拓宽就业空间, 实现产业转型与就业提升协同发展。
(二) 深入实施大学生就业促进和创业引领计划。落实好积极的就业政策, 要突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高校毕业生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的主体。关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情况, 深入实施大学生就业促进和创业引领计划, 引导高校毕业生转变观念, 更多地到中小城市、城乡基层就业创业。结合各类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
转型特征 篇7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刘易斯转折点
近年来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2004年后我国南部沿海地区和内地一些传统劳务输出地区纷纷出现缺工现象,并且这些问题正在逐渐影响我国城乡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的转折点、特征与对策,对我国经济顺利转型以及经济未来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于1954年提出了经典的二元经济模型[1,2],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G and J.Fei,1961)[3,4]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扩展,合称其为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即城市中的现代部门和农村中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三个阶段、两个转折点。在第一个阶段,传统部门比较落后,发展缓慢,且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现代部门发展迅速,且可以在不影响传统部门的情况下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当现代部门扩张到一定的水平,继续吸收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开始影响传统部门的发展时,经济中出现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劳动力短缺点)。进入第二阶段,称为刘易斯转折时期,此时农业部门开始加速发展,两个部门在劳动力方面存在竞争关系,最终两部门工资水平趋于一致,经济越过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商业化点),进入第三阶段,二元结构消失。
高铁梅,东北财经大学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模拟、经济周期波动分析与预测方法;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项目,目前正在主持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1项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
本文从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分配差距等角度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论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阶段性变化。
一、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拐点的测定
1. 我国农业劳动力市场在2006年前后出现结构变化
图1显示中国农业从业人数在2004年后出现大幅下降的局面,而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2005年之后开始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由于政府实施减免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出等各项惠农政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农村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也意味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因此现代部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也要有相应的提高,否则农民将不会选择外出打工。图1中不断上升的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以及不断下降的农村从业人员说明我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状况。
本文建立了我国农业总产出曲线模型,并根据估计结果计算了我国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由中国农业劳动边际产出表(表1)中可以看出,在2006年之前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均为负值,在2006年后转为正值,说明继续转移劳动力开始影响农业总产出,即中国经济已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劳动力短缺点),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初步判断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已在2006年前后出现。
2. 劳动密集型行业通过大幅增加工资来吸引足够的工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就业的扩大十分迅速,继续大规模吸收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发生着改变。由于农民工一般为非熟练工人,大多数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劳动力供给问题。
本文建立了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力供给曲线模型,由图2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制造业在2003年后,建筑业在2004年后劳动力供给曲线斜率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即劳动力供给曲线明显的向上倾斜,说明劳动密集型行业通过大幅增加工资来吸引足够的工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也迅速发展,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转移的增速出现了下降。2004年后劳动力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劳动力供给的增加需要靠增加工资来支撑。进一步说明2005年后我国劳动力市场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劳动力短缺点),我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劳动力进入有限供给阶段。
3. 全国和城镇的基尼系数显示我国已越过库茨涅茨曲线的转折点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1955)[5]在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等》中,依据推测和经验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关系的倒U形曲线假说。库兹涅茨利用各国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时,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的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呈颠倒过来的U形。库兹涅茨设计了两个部门,一个是农业部门,另一个是非农业部门,并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结构变化对收入差距变化产生的影响。这种分法实际上相当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即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因此从理论上看,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转折点应该出现在同一时期。
单位:万元(1978年不变价)
为了验证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计算了中国城镇、农村和全国的基尼系数(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全国和城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的总体趋势都是在2005年前扩大,在2005年后开始缩小,即在2005年最高分别达到为0.421,0.354,但是200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却上升到0.445,2009年又下降到0.384。农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虽然2005年后有所下降,但是2008年后又持续上升,2009年农村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56。总体上我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2006年开始有缩小的趋势,全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即总体的收入差距也有所下降,2009年降到0.4以下。
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提高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家庭收入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居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报酬也有较大提高,促使中国城镇以及全国的基尼系数出现下降的趋势,这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现的时期基本一致。近年来城镇和农村由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始争夺劳动力,这也恰恰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刘易斯转折期间。虽然总体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所下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仍很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依然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
三、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结构变迁阶段的特点
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结构变迁阶段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挑战,将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6]。其特点如下:
1. 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已进入有限供给阶段,因此劳动力供给价格在快速提高。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将进而推动消费品价格上升,这样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低通胀、高增长态势将不可持续,通货膨胀率将上升。
2. 劳动力工资和酬金的上升提高了投资和生产的成本,降低了企业利润,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后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下降。
3. 劳动力收入的提高改善了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兴起。消费上升会导致储蓄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将逐步由投资转向消费。
4. 我国经济越过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转折点后,收入分配将更趋于合理。
5. 从长期看,由于低劳动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呈逐步递减趋势,FDI将会有所减少。
综上所述,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结构变迁阶段面临的负面影响是存在高通胀低增长的风险;但是面临的正面影响更多,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后,由于经济内生增长的激励,消费带动内需扩大的经济增长将有效的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持续,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将会缩小。
四、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结构变迁阶段的对策建议
中国劳动力市场进入结构变迁阶段,标志着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行不通了,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我国农业边际生产率虽然大于零,但是仍很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过程还没有结束。所以政府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同时,推进农业现代化,应增加对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机械化的资金补贴规模,提高农业技术和农机的使用率,鼓励农民组建专业合作社,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进一步挤出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部门。
2. 在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各级政府必须加强教育工作和人力资本的培训,避免出现劳动力价格上去了,即工资上涨,但部分劳动力的质量却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而陷入结构性失业。
3. 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使劳动力工资由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决定。政府应进一步促进企业工会职能转变,充分发挥企业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农民工与城镇工人同工同酬,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4.建立市场自由进出机制,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逐步淘汰落后企业,支持自主创新、高效率、低能耗和低污染企业的发展,进而提高工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
5.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还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应加大实施缩小城镇、农村和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调整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分配结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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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uznets,Simon.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1955,45(1):1-28.
转型特征 篇8
国内旅游目的地营销研究以概念研究、目的地形象研究、目的地营销主体研究、目的地的营销传播工具研究以及传播信息技术和营销案例研究为重点领域。其中, 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与营销主体研究亦是国外旅游目的地营销分析的重点 (高静, 2008) 。就营销主体而言, 国内以企业主导向目的地政府主导 (王国新, 2006) 转变, 即国内旅游目的地营销由政府部门负责。这与国外旅游目的地营销主体日渐多元化的趋势不同 (高静, 2007) 。有鉴于此, 文中主要梳理政府主体相关的旅游营销研究文献, 以期明晰政府主导型旅游目的地营销活动的主要特征、影响因素及转型创新的方向, 为该领域工作潜力的发掘提供参考。需要指出的是, 信息技术的引进与主导渠道的转变是诸多影响因素中尤为关键一种, 甚至被认为是主导旅游目的地营销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事实上,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营销信息技术的分析相对较多 (魏婧, 2008) 。因此, 对于信息技术导致的政府主导型旅游目的地营销从技术平台到信息发布源类型的观点整理将构成转型创新部分的主要内容。
2 我国政府主导型旅游目的地营销特征及影响因素
政府旅游营销主要是对旅游目的地进行营销 (银淑华, 2007) , 是国内旅游目的地营销的主导方式 (王桂霞, 2005;高静, 2008) 。从我国确立世界旅游大国建设向世界旅游强国建设转变起, 地区之间旅游客源市场竞争持续升级。营销是影响旅游目的地的客源市场竞争力的要件之一。其主导方从企业转变为目的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 (王国新, 2006) 。关于旅游目的地营销管理中的政府职能与企业职能之间的区别, 银淑华 (2007) 曾给出界定, 其指出政府旅游营销管理的主要职能在于营销旅游目的地, 旅游企业营销管理的职能是营销其自有的旅游产品。
在此背景下, 围绕政府主管部门的旅游目的地营销工作特征、有关问题及配套制度设计, 国内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以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地方政府主管部门采取的旅游发展提振措施为研究对象, 周永博 (2009) 将其归纳为依托“旅游券”的降价促销式短期导向旅游营销, 指出此类营销效果囿于破解市场剧变造成的旅游业短期困境, 若要取得更好的效果需要将价格主导的降价促销手段与特色节事活动策划、游客服务体验管理、多媒体广告宣传以及旅游目的地形象口碑管理等工作结合起来。相较于周永博 (2009) 从无锡地方调研数据给出的经验建议, 有学者尝试从国家政府主管部门专项工作的考察中寻求启发。宋慧林 (2015) 以中国国家旅游局驻外旅游办事处年度工作报告为样本, 借助扎根理论发现政府旅游公共营销模式对营销动因、政府专门机构的市场调研能力及其外部网络之间的协同能力, 以及环境政策干预等不同影响因素的反应显著, 同时对上述影响因素的介入特点予以区分。与此同时, 旅游目的地营销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则进一步拓展了关注领域。通过比较中美旅游目的地营销模式和营销要点, 章尚正 (2005) 将我国旅游目的地营销需要重点借鉴的领域归纳为8个方面, 即提高专业化、加大投入、强化网络建设、重视战略调整和游客市场调查, 目的地整体服务质量提升、培训及教育的改进、专业营销机构建设以及加大跨地区协作力度。
3 信息技术与政府主导型旅游目的地营销的转型创新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促使网络营销系统成为旅游目的地推广和营销的重要平台和媒介。事实上, 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 网络营销已经成为国内旅游目的地营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 有学者以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构建的旅游网络营销平台为考察对象, 展开了一系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其中, 李君轶 (2010) 对国内省级旅游官网为代表的旅游目的地网络营销系统进行研究, 其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启发性。李君轶 (2010) 以游客需求为导向, 构建了由4个一级一指标和44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旅游目的地营销评价指标体系, 以此为依据对国内31个省级辖区旅游官方网站进行测评, 由此得出两项判断, 即旅游官网主要满足基本旅游信息需求, 在交互、技术及交易等营销衍生功能方面对游客的需求考虑不足。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促使网络营销系统成为旅游目的地推广和营销的重要平台和媒介, 随之而来的营销模式创新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有学者基于营销模式中的体验式营销、定制式营销、品牌营销以及文化营销, 将旅游营销创新模式归纳为体验旅游营销模式、定制式旅游营销模式、品牌旅游营销模式、文化旅游营销模式和综合型旅游营销模式 (李颖, 2010) 。此外, 伴随网络营销技术的兴起, 信息传播来源的变化亦成为旅游营销模式创新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学者的关注。邵隽 (2012) 将旅游信息来源区分为商业来源与社会来源两个类别。其中商业来源信息包括旅游目的地、企业或组织发布的广告等促销资料, 社会来源信息即个体与个体之间传播的信息, 体现为文化或亚文化、社会阶层、参照群体、家庭和意见领袖。后者被认为是更客观、更精确和更可信的信息类型, 在旅游产品购买和决策中更为人们所依赖。
上述社会来源信息主要以自媒体技术为支撑, 即互联网技术和W eb2.0应用发展所催生的一种媒体形式。自媒体推动社会来源旅游信息传播规模日益庞大, 在促进社会化媒体发展的同时也为旅游营销创新指明了新的方向。鉴于自媒体将传播者与受众融为一体的特点, 国内学者探讨了相关领域或主体应用自媒体改造旅游营销的可行性及路径。以旅游景点为例, 唐书转 (2013) 认为自媒体营销藉由自身与景区的内在联系, 实现与游客更为主动和方便的互动等特点, 是破解景区营销手段单一、竞争力不足, 提高营销效果的有效途径。方田红 (2012) 则侧重于分析自媒体技术与口碑营销模式整合对市场主体的影响, 认为WEB2.0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口碑营销的传播方式, “多对多”传播型是新时期口碑营销模式的突出特点, 由此推论正负面自媒体口碑、基于自媒体平台的旅游信息交流社区以及新媒体的舆论领袖等现象应视为重要的管理领域予以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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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特征 篇9
现代社会, 互联网成为人们表达意见、实现社会参与的重要空间, 它使人类思维半径加宽, 深度加大, 精确度加深。这种思维方式变化的一个集中体现即是网络语言的变迁,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网络热词的产生。网络热词, 折射出一定时期内网民普遍关注的社会事件和现象, 反映了网民对现实社会的观点与立场。某种程度上, 网络热词已经成为民意表达的符号, 体现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及其背后的公民意识。
网络热词是民意表达的外化表现
网上产生并流行的热词常与社会热点事件相关, 是网民情感和意见的表达。以互动百科发布的2010年十大网络热词为例, “涨时代”是网民对2010年物价疯涨现象的感慨, “蒜你狠”、“苹什么”、“糖高宗”等, 生动形象地说明物价疯涨对百姓心理底线的挑战。“炫父”指炫耀父辈的权势和能力, 以为凭此能搞定一切的社会现象, 该词源于一起校园车祸案中肇事者“我爸是李刚”的叫嚣, 表达出网民对这种骄横行径的集体不满。3Q战争意指360与腾讯的纷争, 由于QQ和360在各自领域垄断性的覆盖率, 多数网民被迫卷入这场互联网战役, 两家公司对用户的绑架行为最终引发网民的声讨浪潮。
“西毕生”、“恨爹不成刚”、“一个艰难的决定”等热词, 高度浓缩且形象、精准, 可以感染多数网民, 形成网络民意。而网络的普及、网民群体的扩大又反过来推动热词的形成和传播。网友乐此不疲地创造并使用热词, 既是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聚焦, 也是“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对民生热点的关注、对不良现象的批评”, 属于网络民意表达的方式之一。
网民个体意见表达的思维特征
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 都是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思维形成并积累起来的。网络热词是网民表达个人意见的载体, 热词的产生和发展在微观上即是一种复杂的思维过程, 它不仅具备思维的一般特征, 也有着自身的特色。
间接性和概括性。对思维的定义虽在表述上略有差异, 但大都持“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一说。思维的间接性指思维活动常“借助一定的媒介和一定的知识经验对客观事物进行间接的反映”。网民通过热词表情达意时, 通常不是直陈社会弊端, 而是借由相关事件中的典型词语间接反映观点与倾向。如“躲猫猫”、“俯卧撑”、“压力差”等, 都折射出网民对于相关事件或现象的不满与思索, 以及对社会弊端的无奈调侃。网络热词是网民对社会事件关键词的浓缩与提炼, 是对社会现象核心意义的总结, 具有概括性。“恨爹不成刚”代表普通民众对“官二代”享有各种优待现象的不满;“给力”可以用到任何表示赞扬的场合;“压力山大”则概括了现代白领面对的各类困境与挑战。
针砭时弊, 目的性强。思维是“有目的的”, 总是“指向于解决某个任务”。网民创造热词的目的首先在于总结社会热点事件或现象, 其次为引发关注, 进而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形成舆论影响现实。具体说来, 当某个新闻事件或某种社会现象出现时, 网友为便于描述和交流, 需要一个代号指称这一事件或现象。这种需要转化为个体的思维任务, 网民分析并抓住问题的核心, 总结出一个具有概括性的、简练的词语, 并运用到网络中。当该词在实际的网络交流中被认可, 乃至在现实社会中被广泛使用时, 我们可以认为网络热词就此形成, 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多数网友的意见或倾向。在此过程中, 通过对热词有意识地创造、使用, 网民意见在网络上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引发传统媒体关注, 而这种关注可能改变政府决策或民众社会行为。
个性化和社会化兼有。从宏观上讲, 随着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思维的主体, 即人自身也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网络平台的便捷、平等、自由使人们利用网络生产、传播、交流信息越发灵活, 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和思维水平随之得到充分发挥。任何个人都可能参与热词的创造和传播, 借用个性化的表达, 通过互联网扩散, 形成对某一事件或现象的共同意见和统一称谓, 原本个性化的描述也因此有了网民共享的意义空间。典型的如“神马都是浮云”, 该词本是天涯社区网友蓉荣在帖子《感谢小月月这样一个极品的朋友给我带来了这样一个悲情的国庆, 深度八做留恋》中的惯用语, 随着“小月月”的爆红及“拜月教”的兴起, “神马都是浮云”备受网友热捧。
隐喻式批判。现实社会中, 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分配不均、公权力滥用等, 都会诱发民众的不满甚至愤怒。罗兰·巴特说:“活在我们这个矛盾已达极限的时代, 何妨任讽刺、挖苦成为真理的代言。”在网络环境下, 政治、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使网友无法通过激烈的言辞表达, 只能转而借由简洁俏皮、调侃戏谑的词语表现适度的无奈和愤怒, 用一个个幽默的隐喻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批判。如“被自杀”、“被就业”等。“被自杀”一词来自一些案件报道如“俯卧撑”、“鞋带吊死”等, 其中警方关于受害人死因的结论无法令人信服, 热词便成为网民表达不满的工具。“被就业”则是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出现的。有高校毕业生在网上发帖庆祝“被就业”, 称自己早已就业却毫不知情, 就业协议书上的签章名是一个从未听说的公司。近年来, 很多高校为提高就业率“帮助”学生就业, “被就业”是深受其害的网友对现实的讽刺和挖苦, 也是一种隐喻。
多样性和娱乐化。网民是最具创意和活力的语言群体, 有着个性张扬、追新求异的心理特征, 网络热词中的民意表达因而也有了多样性的思维特征。仅从来源上说, 就有源于方言的如“给力”、“帅锅”;源于汉语谐音的如“鸭梨”、“神马”、“杯具”;源于社会热点事件的如“蒜你狠”、“姜你军”、“羊羔体”;英语音译如3Q (Thank you谢谢你) 、IC (I see我知道了) 等等。网络热词的丰富多样也体现出网络民意表达娱乐化的思维特征。“躲猫猫”、“楼脆脆”、“打酱油”、“俯卧撑”等, 将原本严肃甚至悲哀的事件或现象通过充满戏剧元素的词语表达出来, 戏谑的口吻反映了网民的娱乐心理。更有甚者, “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别迷恋哥, 哥只是个传说”等热词本身并无实在意义, 却可以风靡网络, 表明多数网友仅仅想通过这种象征性符号, 在空虚无聊中寻求刺激、互相娱乐而已。
网民群体意见表达的社会心理审视
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互动空间和环境, 网络社会群体随之形成, 并有着交往空间大、更具亲和性、成员自由度大等特征。在网络空间中, 网民个体已经被社会化了, 成员为取得各自在网络世界的社会地位, 实现群体归属, 必然会自觉遵循群体规范, 模仿群体主流行为, 从而获得其他成员的认同, 求得自身的安宁。
网民群体社会角色认知:具有独立思想和观点的网络公民集合。社会角色是“在社会系统中与一定社会位置相关联的符合社会要求的一套个人行为模式”, 也可以理解为“个体在社会群体中被赋予的身份及该身份应发挥的功能”。网络社会具有数字化、去中心化等特点, 网络身份的认同过程也随之改变。在互联网中, 网民可以自由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扮演什么角色。不同时段或场合, 这种身份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甚至互相冲突。这种情况下, 网民预设情境也随之改变为:上网时任何人都可能遇到, 要用一种“可能的、可行的、冲突性小的行为方式进行交往”。如此一来, 网络认同兼容的可能性反而增高, 逐渐形成客观对话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 因为没有面对面人情的压力, 网友可以自在地表达意见, 让不同的立场与观点彼此交锋。网络空间日益具备公共领域的特点, 网民可以针对共同关注的社会事件或现象公开讨论, 产生对事件或现象的一致描述 (即网络热词) , 形成共同的意见或倾向。这里, 网民群体逐渐进化为具有独立思想、个性和观点的网络公民集合。
网民群体意见表达的社会动机:交往与自我实现。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也称动机论) 认为, 驱使人类行为的动力是人的基本需要, 这些需要可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反观网络社会群体上网交流的目的, 大体分为两种:一是把网上交流当做工具, 为某种目的而与网上的符号和人沟通;二是把网上沟通本身当做目的, 即享受网络沟通给人带来的愉快和充实之感。对照马斯洛的动机论可以发现, 网民群体通过热词进行交流和意见表达的动机主要有归属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0年12月, 40岁以下的网民占网民总数的81.6%, 网民群体趋于年轻化。他们不再满足于默默无闻的生活方式, 而勇于展示个性, 彰显自我。网络热词个性化、前瞻性的表达特点契合网民的生活态度, 满足了网民群体的自我实现需求。同时, 热词以其丰富的意涵, 准确精练地诠释出相互交织、渗透的诸多复杂情绪, 被网民广泛运用到网络交往中, 在网络民意表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网络热词折射民意表达的心理动力:从众。从群体心理角度来看, 网络热词的广泛传播是借助网络社会群体中的从众心理实现的。群体施加压力使个体从众有两种形式:信息性压力和群体规范压力。目前, 网络是人们接收和交流信息最重要的途径, 对网络热词的创造、使用和传播成为网民辨别同类人群的主要标志。为了避免遭受信息压力, 网民群体积极参与“全民造词运动”, 网络热词随之不断涌现。
此外, 群体成员相互交流彼此影响, 会形成一套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与评判标准。群体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指出, 个体在群体中会有意无意地将群体的行为方式强加于己, 力求与群体保持一致。唯有如此, 个体才能感到自己确实属于某个群体。基于群体心理的推动, 新颖且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一旦出现, 便会迅速成为在线交流的新范式, 逐步被网络社会群体成员接纳, 成为网络热词。经过时间的发酵, 网络热词将逐步走出虚拟空间, 进入主流话语体系, 塑造出独特的社会文化景观。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人群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其突出的外化表现即是网络热词大行其道。本文借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 从网民个人和网民群体两个层面出发, 探讨转型期民意表达的思维特征。
关键词：网络热词,思维,转型期,民意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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