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

民主转型（通用4篇）

民主转型 篇1

一、第一次转型:民主城邦

在达尔看来, 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的希腊人开启了达尔认为的第一次的民主转型:即从少数人统治的思想和实践到多数人统治的思想和实践。 (1)

当时的城邦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各样的非民主统治者的支配,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统治开始转变为由大量自由的成年男子以公民资格直接参与统治的体制。这样, 一种可能的政治体制的新视角脱胎于这一经验及其与此相关的思想。在这一体制中, 一个拥有主权的人民不仅有资格统治自我, 而且享有各种为此而必需的资源和制度。

为了更好的理解民主的第一次转型, 必须先了解城邦的本质、民主的本质及其局限性。

社会性的存在是我们的本质, 如果提出了对城邦生活的分享, 没有人能够提高或者发挥将人与兽区分开来的美德和品质。正义是具有增进共同利益趋势的事物, 因此一个好的城邦必须是公正的, 而城邦也必须旨在培养追求共同善的公民。由此达尔认为在最优良的城邦中, 公民必须是徳, 公正和幸福兼备。

要想成为最优良的城邦必须是一个民主的城邦, 在这样的城邦中每个公民都各司其职, 公民中的各自善无须与他人的善完全一致, 同时, 公民之间的差别一定不能过大, 这样说是为了防止一个民主城邦一分为二。除了上述民主城邦的要求外, 民主制还不许具有适度的规模。

通过对民主第一次转型的论述, 达尔也对于这种民主观进行了归纳并指出了其局限性。

对于这种民主观, 有两点必须提及:第一, 做为一种理想化的秩序观, 它不能与现实的希腊政治生活相混淆, 第二, 人们不能在现代世界中判断那种观点的相关性。

在希腊人的观点中, 应该存在着六种要求以满足民主的秩序。

第一, 公民利益必须和谐, 普遍善也不会与个人的目标或利益相矛盾。

第二, 公民利益和普遍善必须具有高度的同质性。

第三, 公民团体必须要少于伯里克里时代雅典人的四至五万人的规模。

第四, 公民们必须能够召开公民大会并直接决定法律以及政治的决策。

第五, 公民参与不应只限于公民大会也应包括对城邦管理的参与。

第六, 从理想意义上说, 城市国家依然保持了充分的自主性。

城邦社会的局限性在达尔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关于雅典城邦时代的证据只是零星的存在, 这些证据主要提供了关于雅典人的信息, 而这只不过是数百个民主城邦的其中之一。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并不能说明所有的公民都有机会参加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少数人代表大多数参加的公民大会。从现代民主的视野看, 希腊民主在城邦内部和城邦外部都具有排他性。在城邦内部, 大批的成年人, 妇女, 外邦人以及奴隶不具有公民资格因此也就丧失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在城邦外部, 希腊人眼中的民主只是存在于同一个城邦的成员之中, 而不是普遍的存在于各城邦之中, 这对于城邦的统一起到了消弱的作用。希腊民主的局限性也体现在城邦的小规模上, 这就使得当其面对强大的军事力量时无法做出抵御。

二、第二次转型:多元政体

达尔认为民主的第二次转型带来的才是真正的现代民主政治, 即多元政体。但是现代民主的思想同时也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包括共和主义传统, 代议制政府的发展以及政治平等的逻辑。

达尔所指的共和主义传统来源于亚里士多德所批判的希腊民主。共和主义分享了希腊民主思想的六个假设:人类必须共同生活在一个政治联合体之中以实现人类的潜能;一个好人必定是一个好公民;一个优良的政体必须是由好公民所组成的联合体;一个好公民应具有公民美德的品质;所有人的善的倾向是追寻公共事务中的美德;一个优良的政体应该是能够促进公民美德的政体。

共和主义同希腊民主一样认为最佳的政体是公民在譬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民之间应该没有相互依附的关系等方面应该是平等的政体。

由此可见, 共和主义不仅是希腊民主理想和时间的重申, 也在其他方面提供了一个许多希腊人理解的民主的替代方案。

共和主义强调公民美德同时也认为公民美德可能会腐化, 这也是公民美德的一个缺陷。依照共和主义的观点, 公民美德的威胁是由派系和政治冲突所产生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在公民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组织, 无论是少数的, 多数的还是独裁或者君主制的, 这些实体都会有着自己的利益。因此共和主义旨在设计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能平衡不同利益的制度, 它提供了一种民主制, 贵族制以及君主制的混合政府形式。

希腊人反对大型政治体系的适当的设想, 而且从未建立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体系。 (2) 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大, 每个罗马人都变成好公民已经变的困难, 那些去罗马参加公民大会的遥远地区的罗马人无法亲身参加, 这样平等的政治参与就变成了空谈, 因此公民大会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代议制”机构。

在现实的实践中, 代议制是作为一种中世纪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政府制定发展起来的。代议制与民主的结合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转型产生了重要的后果, 如人民政府几乎可以扩大到包括大量人口的区域;在狭隘的城邦限制中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可以由一个能够制定法律法规的政府在更广大的疆域内得到解决。

代议制与民主的结合还说明民主变迁本身也存在着问题。全新和复杂的政治制度取代了古来的民主观核心的主权机构;古老的一元论民主观念转变成了多元论政治体系, 在一元论民主中, 自治的政治联合体被认为是非法的, 在多元论中自治的政治联合体不仅被认为是合法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达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群人组成的民主政府依赖于人们的信仰, 人们根据各自的信仰组成了各自利益不同的团体或者联合体。在这样的团体或者联合体中成员认为自己拥有平等的资格进行统治, 而不是认为只有少数人拥有资格对大多数进行统治或对整个团体或者联合体进行统治。相反地, 他们相信基于平等的地位联合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有足够的资格与他人共同参与到统治联合体的过程中。

达尔将这一观念称之为强势的平等原则 (Strong Principle of Equality) (3)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强势的平等原则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 在很少或几乎不熟悉希腊民主, 共和主义传统, 或者18世纪代议制的发现的人们中间会产生对类似原则之物的信仰, 以及至少是不健全的民主过程的发展;第二, 强势的平等原则未必得到广泛的应用。

因此当一个全体或者联合体中的成员开始逐渐相信强势的平等原则差不多适应他们时, 那么逻辑和实践知识的律令就会强有力地引导他们在他们之间引入或多或少的民主过程。

三、第三次转型:未来民主的发展

达尔已经指出, 民主进程与其他可行的统治人民的方式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是优越的。首先, 它可以促进自由的发展, 而其他方式都不能;促进个人和集体自决形式的民主, 它鼓励并容许在道德自治水平上的自治;它促进更多其他和更特殊的自由, 这些民主内在于民主进程, 或者是其存在的必要前提, 或者因为那些支持民主进程思想和实践的人们也常常赞同其他自由的存在。其次, 民主进程促进人的发展, 不仅仅发展实践自决的能力、道德自治和为自己选择负责的能力。最后, 它是人们得以保护和促进与别人共享的利益和好处的最确定方式。

鉴于民主的思想与实践因为自由的价值、人的发展和人的共同利益而具有了合法性, 民主的思想与实践也预设了三种平等:所有人在道德上的根本平等;成年人有权自主决定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以及由此推出的公民的平等权, 因为这是由民主进程的标准规定的。 (4)

民主与某种平等的密切关系导致一个道德上的有利结论:如果自由、自我发展以及共同利益的发展就是好的结局, 如果人们在道德价值上是根本平等的, 那么得到这些好处的机会应该平均的分配给所有的人。从这方面来看, 民主进程就变成了仅仅是对分配正义的要求, 那么民主进程就不仅仅是因其是最终价值而具有合理性, 而且是因其作为分配正义的必要手段而具有合理性。

但是, 民主进程没有, 也不能作为一个脱离历史条件和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无内容的实体而存在。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都高度依赖既有的和即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然而, 对民主的设想做出的承诺如此大胆, 它时时引导我们放眼未来, 打破既有的制度和意识的限制。民主的第一次变迁打破了先前少数人统治的传统政府的限制, 不管这些政府是采用君主政体、贵族统治、寡头政治还是暴政的形式。民主的第一次转型还产生了新的制度和信仰, 这些制度和信仰支持在民主或共和制的城市国家里由多数人统治的政府。两千年以后, 民主的第二次转型通过主动把民主观念广泛地应用于民族国家而打破了先前制度和信仰的所有限制。结果, 多头政体取代了那些支持城市国家的共和主义或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和封建主义残余的旧制度和信仰。

如今, 民主的局限在可能的第三次转型已经初露端倪。民主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信心。但同时也发出了警告。因为, 民主的历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记录:超越既有的限制失败了, 短暂的突破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失败, 暂时的乌托邦式的雄心壮志之后是幻灭和绝望。以精确的理想来衡量, 任何现实中的民主的不足都如此明显, 如此巨大, 以至于理想和现实的明显矛盾不断的激励无穷的希望, 希望理想可能以某种形式变为现实。但是, 可行的解决方案经常被证明是难以琢磨的, 而且, 那些轻易就在想象中构筑起理想中的民主的人很快就发现, 在现实世界中建设民主要难得多, 甚至是不可能的。 (4)

牢记这些警告, 达尔将考虑可能产生第三次民主化转型的三个可能的变化:

1. 多头政体的条件在不同国家的变化可能导致多头政体数量上的变化。

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多头政体局限于条件特别适合的几个国家;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它可能扩大到涵盖了占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国家。

2. 政治生活规模的变化可能又一次根本改变了民主进程的界限和可能性。

3. 制度和意识的变化可能会促使有些现在实行多头政体的国家的政治生活更加民主一些。

比如, 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可能是公民政治资源和能力的进一步平等化造成的, 或者是民主化进程扩大到先前由非民主进程统治的重要机构造成的。

自1970年代以前, 罗伯特·达尔确有保守倾向, 但是从其对于政治参与的开闸和研究看来, 尤其就三种民主观及其对应的三次历史转型而言, 达尔实在不是一位维护现状的保守人士。

参考文献

[1]达尔.民主及其批判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1]达尔.民主及其批判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2]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2]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3]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3]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4]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4]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民主转型 篇2

根据局“召开民主生活会，把转型发展推向新高潮”的工作安排，下面，我把我对企业转型的一些认识，和本单位发展转型的方向、具体措施等做个发言，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国家经济产业结构变化、00行业三大板块结构调整的大形势下，在省公司“实现三大转变、打牢五大基础、提升五大效能”科学发展总体思路指引下，在市场环境变化的推动下，加快企业转型发展的步伐，是实现“量收”向“效益”、从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从粗放型发展向精细型发展的转变，实现发展速度、规模、质量、与效益的有机统一，实现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的助推器。对于我们分局的来说，贯彻局“以转型促发展“的工作思路，一是坚持局“做好后台支撑“的指导思想，把用车部门当作客户，以委办相关单位说好为标准，积极主动做好局委办支撑服务。二是坚持局”拓宽经营思路“的指导思想，以开源节流为中心，开发适合分局运作的业务，以客户满意为服务标准，提升客户服务水平，高效的完成局下达的营收任务。

随着近年来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渠道资源与社会渠道资源整合和有效搭配，分局的经营运作能力明显提高。根据经营状况逐步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流程规划和奖惩制度，整体管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但是，从近期的运作中出现的状况来看，我们发现我们在服务理念普及的力度与强度上不够。因缺乏以客户为主导和全员全局性的服务意识，致使各层面仅仅停留在被动服务状态，并未形成以客户为主导的，主动服务的服务理念。这种不规范的客户服务是缺乏竞争力的，将直接导致客户流丢。究其原因在于：

全网服务意识缺乏。作为以00网络资源为依托进行第三方00经营的对外窗口，高品质的全网服务素质是业务合作得以延续发展、业务顺利拓展、效益提升的源泉。在全程全网的实际生产工作中，细致的客户服务并未贯穿始终，在各个接触客户的层面，从最初引入项目的营销和业务运作规划层面、到班组生产、操作及查询辅助、结算层面，即使是每天直接与客户进行交流的客服层面也只是就问题而解决问题，甚至出现了项目接入初期重视、运作起来后次要、旺季忙起来忽视的状态。这种没有全网意识不能全程跟进，服务水平一时却难以提高。

全局服务观念淡薄。每一个业务项目接入之初，我们都设计了项目运作方案，包含项目运作流程、人员配备、部门职责，以及服务质量评定标准等，这既是对客户的承诺，也是内部运作的需要。但是随着业务运作日常化，服务的关注常常落在客户投诉的一些问题上，忽略了全面性的整体服务。同时由于内部对服务工作的定义及范围理解上出现偏差，例如将全局性的服务工作下意识地分解为对外的客服工作及内部生产作业工作；又如把需要全体人员共同努力关注的项目却认为是业务经理一个人的业务，或信息员的工作，于是全局性的服务被诸如受理客户投诉、反馈信息等具体的服务行为所取代，服务工作范围被缩小了。全局服务意识缺乏，导致服务系统性不强，随着业务量的不断扩大，投诉也越来越多, 运作难度却越来越大了。

后台支撑部门服务边缘化。后台支撑部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客户服务上的价值，在观念上将自己的工作屏蔽在客户服务工作之外，认为客户服务与自己无关。但是事实上后台支撑部门的工作效率直接影响着前台的服务水平，如生产作业设备的及时供给与维修与否直接影响到作业能否顺利进行，渠道结算的顺利与否直接影响渠道的服务质量等。

客户服务是一项严谨的工作，需要以细致、认真呵护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客户。认识到现时分局经营运作服务的薄弱环节，面对市场竞争和风险的加剧，我们要提升客户服务水平，进行服务的全面转型升级：

提高认识，树立全员全局服务意识。

一是要管理层重视，充分认识到服务的重要性，切实把服务工作放在突出位臵来抓。管理层要勤到班组生产一线调查了解，多回访客户，情况不明就无法正确决策，就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指导处理，也无法推广新经验，提高运作效率。管理人员重视服务，定期与客户、生产人员沟通，定期对业务运作的各个环节进行验视，不仅能及时了解客户需求、掌握项目运作情况，更能从全局上出发指导员工如何进行开展具体的服务工作。二是全员要认识到强化服务的重要性，培养全员始终如

一、全程的服务意识。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效益，00经营要通过服务实现效益。强化服务，不仅可以保有效益，还可以实现服务增值，引导企业摆脱低层次的市场竞争，经营模式由

粗放型经济向效益经济转变。因此在思想观念上，向员工灌输“服务就是发展、就是经营”的道理，让员工明白服务好，不但能留住客户，更能发展客户，不仅能直接为企业创造收入，更是与个人的薪酬水平息息相关。三是强化服务的全员全局意识。向全体员工灌输“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让员工认识到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以客户为中心“这个服务理念进行运作的，认识到服务工作不仅是客户服务部门的事，不仅仅是某一二个人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全员全局性的工作。

明晰权责，加大服务质量管控力度。

一是，建立项目负责人制，对业务服务质量进行全面监控。项目经理全面掌握项目运作动态，进行日常客户关系维护、对帐结算，信用评估等，对项目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突发状况，及时发现迅速解决，从全局的角度对服务质量进行监控。二是，明晰分局内部各个工种岗位的职责及作业标准，将服务质量具体化、指标化，将服务质量标准落实到员工的作业标准中。如限定信息员信息反馈的时限、完善装卸人员作业标准，完善司机终端服务的行为准则等等，围绕“以客户为中心”这个服务理念，让每一个员工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自己作业的标准是什么。三是，进一步明晰奖惩制度。结合分局现有的服务质量指标，做好奖惩的兑现工作，做到公平公正，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优化流程，健全服务运作体系。

一流的流程培养一流的员工，一流的员工铸造一流的企业。以满足客户需求、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为中心的流程体系是落实以客户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关键。优化流程，一是要细化流程设计，指导员工作业。积极开展流程再造，删除现有流程中的冗余,制定详细的运作流程及作业规范。细化作业流程设计，细化到诸如在提货时怎样装车，发什么地方的应该放在什么样的位臵，便于发运时可以跳过分拣流程，缩短时限，节约成本。二是要完善流程设计中各个环节的作业标准。完善信息反馈服务标准、上门提货服务标准、装卸标准、运输配送标准等服务标准，将客户的服务要求细化到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三是，强化流程的执行力度。一流的流程设计，员工不能照章执行，就没有存在的实际意义。完善分局现有的监管制度，完善奖惩制度，加强对员工的作业监管。

强抓落实，扎实推进服务转型

从执政党到议会民主党的转型之痛 篇3

执政党体制能开启快速工业化，稳定引导社会发展，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执政党体制又必须以不同形式和路径向扩大政治参与转变。我们应当基于中国经验，积极吸收借鉴各国政治发展和转型的经验与教训，以史为鉴，引导中国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台湾实行民主转型已20多年，自外部观察，台湾稳定的两党竞争格局已经形成，民主转型之初的参与混乱已经过去，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感日益明显，一个新生的公民社会也已经出现。但以长时段观察，台湾转型之后的弊端也十分明显，诸如媒体乱象、蓝绿恶斗、族群撕裂迄今并无改变。更为糟糕的是，民主政治导致行政效能下降、重大决策难以达成共识，经济发展绩效不彰，已从20年前位于亚洲四小龙之首，退居四小龙之末。

观察台湾的政治转型，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是政党转型。国民党从一个执政的威权型政党，在民主政治条件下逐步向议会型民主政党转变，其间的遭遇和调适，以及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台湾民主政治成熟与否的重要参考点。与此同时，国民党从一个执掌政权及全部党政军经济资源的政党，经历2000年丢失政权，并于2008年重新夺回政权，这中间的政党调适、组织再造、职能变迁，对于面临政治体制改革压力的大陆而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2012年5月底，笔者带着上述问题造访了台湾国民党中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他们曾经担任国民党面对政党轮替前后的党内重要角色，亲身经历了台湾政治和政党的转型。其中包括曾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的李建荣，历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新闻局长”的程建人，历任国民党基隆市、台北市党部主委的郝龙斌、台北市长竞选总部总干事的潘家森，历任台北市副市长、文化局长的国民党新生代政治家李永萍，曾在民进党担任要职后因陈水扁贪腐事件转而投向国民党、对两党都有深刻观察的郑丽文，以及曾任《中国时报》总编辑、现任《旺报》社长的黄清龙等人。我们谈到了七个方面的问题，既关注国民党转型中党机器的运行情况，如党内竞争与协调机制、“中央”和地方基层党组织、党的文宣系统，以及人才选拔培养机制等，也关注转型中的党与资本的关系、党与政权的关系、党机器与选举的关系等问题。

竞争与党内利益冲突

在威权时期，国民党通过提名地方政治精英参选党议员，并为其提供竞选经费和配票，以保障其顺利当选，将地方精英纳入到政治统治之中，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

但是，随着民主政治转型，尤其是2000年政权轮替之后，国民党党产资源的萎缩、党机器的弱化，使得党不再拥有权威和能力提名议员，同时也不能以政治资源的给予来换取他们对党的忠诚。参加选举的人主要依靠自身实力赢得选举，他们往往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和资金来源。而且，在2000年新的提名制度中，国民党将民意调查纳入正式提名机制，并占有70%的比重，强化了参选人作为民意代表的分量。对于那些参选国会议员的人来说，党的标签更多是为了增加选民对其本人的认同；而对于参选地方议员的人来说，选民“选人重于选党”，政党的标签作用明显减弱。

因此，国民党与其“议员”（民意代表）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从前的“侍从关系”。议员往往把选区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民意为借口不支持党中央的决策；或只顾自身的政治前途与党唱反调，阻碍党的政策主张的形成与执行。这些造成了党内意见不一致，个人意志与党意志发生冲突，使得党内凝聚力减弱，执政效能下降。不仅如此，民意代表的问政、对“总统”和行政官员的质询和抵制，再加上媒体的传播和放大，往往使官威扫地，公权力被大大削弱。

2012年5月的“美牛案”便是很好的例证。面对民进党立法委员对通过美国牛肉进口案的阻挠，马英九亲口下达党纪命令，规定国民党立委不得有其他意见，要求无论如何，美牛案要在本会期通过。但是由于国民党立委很多出自养殖业极多的农村，他们的选民都反对美国牛肉进口，如果支持“党中央”，就会得罪自己的选民，因此他们只是消极服从，并没有人愿意与民进党发生冲突。台湾媒体将这次立法院美牛大战中“国民党立法委员”的士气涣散，视为马英九成为“跛脚总统”的开始。

基层组织的瓦解

政党轮替之前，国民党在各政府机关、各行业、各企业中都有党组织，以党领政，党国体系相对完备，并保证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层到基层皆能完整贯彻党的意志。政党轮替后，迫于反对党和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从军队、媒体、行业、企业中撤出，大量党组织被迫取消或自动解散，党组织只在四个层级保留：中央—县市—区—里。在都会区，里以下的党组织已经不存在实体性组织，在县区，乡以下党组织也大多瓦解。与此同时，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严格的组织生活基本消失了。党的活动大多转换为联谊会形式，组织的约束力和效率大幅度减弱。

2000年丢掉政权后，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组织了国民党改造工作，其内容大致包括：（1）大幅度精简人员，国民党专职党工从2000多人骤减为500多人，从县市党部到乡镇党部，大批党工失业，一个乡里只保留一位专职党工；（2）精简组织层级，取消省党部，党中央的大量一级单位（比如妇女、青工、海外部门）降为二级单位；（3）设立国策基金会，安置大批失去工作的国民党政务官，同时组织他们研究国策和政策，一方面借以支持“立法会“国民党议员与民进党争斗，一方面为下一轮选举执政储备人才。

党产的萎缩与金钱政治的影响增大

面对政权交替，国民党的几千亿党产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党产中有一部分是由后来的经济发展而来，但主要被民进党攻击的是二战之后国民政府来台接收时所承接的公家财产以及后来一党专政时期占有或垄断的巨额资产。一直以来，民进党都将党产问题作为攻击国民党的重要手段。有人戏称，国民党的党产是民进党的提款机。

在民进党的施压下，国民党卖掉了大部分党产。缺乏党产的国民党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有能力与资本力量博弈，逐渐成为资本家影响渗透的对象。缺乏党产，也使国民党无力再凭借财力和资源动员地方派系，而失去地方派系基础的国民党，越来越依赖资本家的政治献金来进行政治动员。目前，国民党的经费主要来自三块，一块是党费，所占比例很小，一块是竞选中的财政补助，平均每年可获6亿—7亿台币，再有就是政治献金了。因此，在未来的政治局势中，金钱政治的影响势必越来越大，资本将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导致政党执政自主性的弱化。

文宣功能的转变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党的文化宣传事业拥有庞大的资源和管道。国民党控制着仅有的三家电视台（中视、华视、台视），党报《中央日报》是主要的平面媒体，中央通讯社是党的喉舌，党还控制着最大的广播电台、书局和电影公司等。政权交替之后，立法院通过了党政军退出媒体的条例，国民党只保留了《中央日报》和《中华日报》。到了马英九执政时期，连《中央日报》也因长期亏损被关闭了，仅有网站还在。台南地区的地方性媒体《中华日报》成为国民党拥有的唯一党内媒体。原先党的文宣文化机构几乎全部国营化了。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文宣主要为选举服务。连战担任党主席时期，在短短四年中曾换了五任宣传部长，可见国民党文宣工作的转型面临很大压力。因为党不再管控媒体、主导舆论，又处于在野党位置，需要更加积极地与媒体合作。2000年末，台湾的电视媒体开辟了政论类节目，成为两党政策宣讲和选战辩论的重要舞台。连战组建了工作小组专门负责为每位参加政论节目的党代表搜集舆论和资料，国民党“中央政策会”也常常邀集党内人才定期召开会议，为各种辩论出谋划策、设置议题。在选战中，文宣制定各种策略为党赢得更多选票，在这种情况下，文宣对党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往往不再重要，而越来越受制于选民的现实诉求，被民意所左右。

干部培训选拔机制严重弱化

在民主转型后，政务官系统已经从传统的党内推荐转向由社会管道输送。原先党的人才培训机构，比如“革命实践研究院”（类似于中央党校）都已精简，有的连校址都已卖掉，训练只能到外面借场地进行。过去的培训多则半年，少则一个月，现在则仅有一天。作为党的后备军的团系统也式微了，已经蜕变成为青年或青少年的联谊活动。

党在选拔、推荐人才上的作用也大大减弱了。过去党有能力推荐人才，将地方精英有效纳入统治体系之中。但在民选政治条件下，党不再有资源和能力推荐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参选人主要依靠自身实力，党也不能再根据对党的忠诚度来提拔人选，参选者也不再凭借与党的关系和忠诚度当选。

因此，过去的组织系统和培养人才机制已经严重弱化了，不能再支撑党的人才体系，党和国家的主要干部很多来自社会输送。因为民主政治的胜选者要拥有广泛的人脉和金钱，没钱没势的优异者很难进入，因此也很难做到选贤任能，反而容易导致党内凝聚力差、个人意志与党的意志不相协调。

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与调和

2008年，国民党重新赢得大选，夺回政权。一般而言，每逢“总统”换人，便会有近万个职位需要重新分配。政党政治的要诀在于，赢得政权，政党“分赃”。这对于政党精英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政治动力。但由于台湾民主不是原发性民主，而是引入外部民主制度，在权力分配上便面临着观念、利益以及其他方面的冲突。

马英九上台，当时靠的一是陈水扁贪腐，民众痛恨；二是个人形象清廉，基本未依靠党的机器，这使马英九对国民党组织的依赖程度不深。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传统利益盘根错节，官僚化的国民党各利益集团尾大不掉，马英九极欲甩掉包袱。更为重要的是，马英九本人深受西方政治理念影响，上任后坚持要做超越党派的“全民总统”，希望以此化解族群对立，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

马英九的“全民总统”理念导致他大量延聘专家型人才和体制内的事务官，而置大量拥护他并在选战中出力的党内精英不顾，使他们不能进入国家政权体系，由此造成党与国的矛盾，并进一步打压了国民党内精英效忠追随党的积极性，使得国民党组织进一步受到削弱。

自2009年以后，随着马英九个人声望的下降，一系列选战的压力（台湾每四年有三次重要选举：“总统”选举、“立法会”选举、县市长选举），马英九不得不重任国民党主席（总统、主席一肩挑），重新依靠党的机器为其选战提供支持，并同时通过党机器来统一“立法会”国民党议员以及地方派系的意志，以利于执政。然而，由于党内精英通过选战进入政权的管道仍然不畅通，同时也由于马英九在整合国民党内各派系时缺乏办法和手段，国民党的组织效能仍然在大幅减弱。

向“选举机器”转型的国民党

在访谈中，笔者发现，所有国民党的受访人关注重点都是选举，按他们的说法，“没有政权，一切都免谈”，但一旦提到国民党正在蜕变为一个选举机器时，所有受访者又都心有不甘，不希望国民党仅沦为一部选举机器。笔者认为，这深刻地反映了国民党作为一个传统的“革命党”在民主政治条件下自身定位的窘境。

以台北市党部为例，党组织的全部工作几乎都是选战，每逢选举，才有组织活动，没有选举，什么事都没有。一般而言，选举有政见发表会、造势活动、催票、拜票等多个环节，每逢选举，市党部就会召集各种联谊会，向党员介绍选情和党的主张，并分派造势活动各个区、里的动员人数，造势活动后，再通过信件、短信等方式向选民表达政见，选举前通过电话进行催票，选后再陪选举人逐一拜票。关于选举，国民党已经操作得相当熟练，但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其他功能，却都在迅速弱化。

比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及宣传，党组织培养选拔人才的机制，党制定长期战略并加以实施的能力，以及党动员群众实现共同目标的功能，都在民主选战的强大压力下逐一消失，选票成为唯一支配性因素，民意的短期诉求压倒政党的政治主张。在今天的台湾，政治行为短期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多年的选举民主竞争，台湾早期的政治参与热情已经消退，民众的政治冷漠感正在出现，政治在民主的旗号之下已经逐渐蜕变为少数精英的游戏，政党已经不能代表人民，“代表性断裂”等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弊端也已经开始在台湾出现。这种局面，恐怕是政治转型之初的台湾人所未能料及的。

民主转型 篇4

在传播学的经典之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中, 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爱森斯坦教授认为, 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传播, 作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座高峰, 对人类生存发展、人类社会、人的心理具有长效的影响。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15世纪中叶。一个名叫古登堡的人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 相对于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 古登堡印刷术汲取了纺织机、蒸汽机等当时先进的技术手段, 首次实现了印刷品的大规模批量生产, 他的发明导致了一次传媒革命, 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古登堡的发明在欧洲得到非常快的普及。在50年中用这种新方法就已经印刷了3万种印刷物, 共1200多万份印刷品。当时最直接的成果是实现了《圣经》的大量印制, 这使得《圣经》不再是少数高级神职人员才有资格阅读和解释的垄断物, 导致了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字产品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为知识精英阶层所拥有, 思想的传播更为迅捷。宗教控制的削弱、知识的传播使文艺复兴运动向更深远发展, 西欧各国实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

再让我们把视线投向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印刷技术的变革使得印刷成本进一步降低以及报纸经营模式的转变, 便士报出现了。便士报于19世纪30年代由《纽约太阳报》带头兴起, 它以货币的最小单位为报纸的售卖价, 每份报纸只卖一个便士, 而此前纽约所有的报纸售价都在6美分左右。由此, 美国的普通工人也能很容易地买得起一份报纸, 知识和信息不再是贵族精英独享, 很快这种便士报便风靡全球, 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得普通民众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 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无线电的发明是人类传播史上的第四次革命, 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电讯传播时代。再让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30—50年代的世界。当法西斯签署投降书时, 全世界几乎是同时得知这一消息的, 而传播这一消息的传播媒介是广播。广播、电视在这一时期兴起, 并在今后的半个世纪成为主流传播媒介。广播、电视的出现, 使信息的传播更加方便、迅捷, 广播使得消息的传播更加及时, 电视则使信息的传递更加具体、真实, 更重要的是很多不识字的人也能分享信息。大量的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实现民主社会的转型的。

最后, 我们回到20多年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我们进入了一个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时代, 也有人称之为信息时代, 在这一时代, 一项又一项新技术被运用, 从Internet到BBS、从个人PC到手机、从社交网站到微博和微信的瞬间普及, 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发表观点, 各种形式的互动成为可能, 信息源、信息的解读、观点的提出不再被大众传播机构所垄断。西方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运动爆发, 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 多名领导人先后下台, 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而新媒体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传播技术变革是社会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吗?

在探讨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民主转型的关系之前, 我们首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英、美等国民主社会的起源、发展及成熟并非是在传播科技很先进的前提之下进行的, 而很多当代新权威主义国家在进入了信息社会、拥有了先进的传播技术手段后却为何并未实现民主转型?

要搞清楚这一问题, 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哪些原因导致了社会民主转型, 或者说社会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有哪些。对于这一问题, 在当代政治转型研究中, 存在两种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方法, 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 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 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即认为经济发展、文化模式、阶级结构或现代化进程等结构与功能因素决定了社会转型。另一种是发生学方法, 它不是将政治转型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而是优先考虑政治转型事件和过程本身, 把政治转型视为具体环境中的各种政治行为、政治精英集团为了自己利益而进行竞争、冲突、协调、合作等的活动。它把注意力从结构与功能问题转向政治精英战略选择、不确定的关系、政权更替的顺序等, 主要涉及政治行为者的主观方面。在最近的研究中, 一些学者试图将两者结合, 即客观条件提供了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民主转型的实现有待于政治行为者的现实选择。

不论从哪种方法出发, 其实我们都不难发现传播技术的发展在社会民主转型中的作用。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的话,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等因素都与传播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 对此, 在下文我们还将具体展开论述。从发生学的方法出发, 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必然基于当时的传播手段及动员能力。我们可以从下图来理解这之间的关系:

即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欧美等民主国家的出现、发展与成熟也是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变革同步进行的。早期西方国家的民主也只是部分人享有的权利, 如美国的黑人和妇女也是在广播、电视媒介出现后才拥有相应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正是因为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信息和知识逐步向大众普及, 从而推动民众的民主意识,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人们更便捷地传递信息, 促进了民主自由思想的解放, 实现了社会的民主转型。因此, 传播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 虽然不一定是社会民主转型的充分条件, 但却是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

二、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民主转型是如何相互发生影响的?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这涉及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对于这二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传播学界有颇多争论, 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媒介决定论和发展传播学。

媒介决定论以传播技术变革的历史作为人类文明的中心, 以传播媒介作为人类文明划分的标志, 认为“一种文明的占支配地位的传播技术是那个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中心”[2]。

媒介决定论强调媒介技术在决定传播内容上的作用, 其中最精辟的论断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 他认为“任何媒介 (即人的任何延伸) 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 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任何一种延伸 (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 , 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3]。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 传播工具和技术属于生产力的一部分, 具有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如印刷术“导致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大众市场的产生, 普遍的断文识字和教育的普及。由于印刷一再重复相同的语言鼓励人们开创延伸性社会能量的新形式”[3]。但另一方面, 由于媒介是人创造和使用的, 人如何利用和控制媒介, 媒介的社会占有结构、所有制关系如何, 反过来也规定着媒介活动的特点和作用性质。“就媒介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对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而言, 媒介内容 (明确的信息) 对传播本身的影响远不如媒介技术对传播的影响。”[4]媒介决定论还认为媒介偏向决定社会偏向、媒介形态决定社会形态与社会心理。麦克卢汉将技术视为人的延伸, 他关注技术对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的改变, 强调媒介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后果。他把传播媒介看作社会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尤其在个体层面上。媒介决定论肯定了传播技术的变革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从更长远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其逻辑是成立的。但在不同阶段, 传播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受到社会发展制约。在技术发展初级阶段, 社会会根据其需要对技术的发展进行取舍, 如我国的广播比电话的普及要早半个世纪, 虽然这两项技术几乎同时诞生, 其主要原因便是广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电话所不具备的强大动员功能。在传播技术的使用过程中, 社会又会对其功能进行有选择的使用, 如在某些新权威主义国家, 大众传播媒介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 而其他功能被部分或完全抑制。

发展传播学主要是研究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发展传播学认为传播手段能有效推进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信息传播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 消除这种信息不平衡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因此, 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播手段有效地改变贫困落后的现状, 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或许可以这么认识二者关系: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是双向互动的。

信息传播的载体是媒介, 媒体是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 而信息源自社会中发生的客观事实, 社会变革中不同的客观事实决定了不同信息的传播。媒介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 媒介的发展是和社会变革同时进行的, 二者密切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传播技术的变革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改变社会, 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甚至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 社会又会通过各种手段对传播技术进行制约与调控。概括而言, 人们通过媒介来传递各种信息, 这一行为必然推动社会的变革;而社会的变革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的进步, 进而推动着媒介的进一步发展。在社会民主转型时期, 二者之间呈现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与张力。新传播技术对社会各方面潜移默化的改变, 民主转型阻碍力量对新传播技术的控制, 各种社会力量对于这种控制的反控制……这一切的交替角力将伴随着各种社会事件的发生与传播呈现出一幅五彩斑斓的图景, 并最终推动社会实现民主转型。

三、传播技术变革深层次推动社会民主转型

如果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 社会民主转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等各个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播技术变革对于社会各方面会有推动作用, 因此传播技术变革对于社会转型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间接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来实现的。

传播技术的变革本质上是使人类相互交流过程中越来越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障碍, 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 这使得人类的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 一方面随着传播技术的变革经济活动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各个国家必须按照相对一致的经济规则来行事, 而这样的经济规则往往建立在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基础之上, 因此这有助于社会民主观念的传播扩散;另一方面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 社会个体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注重自身利益的维护, 新权威主义国家在不得不融入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 就会面对着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问题, 这无疑是社会民主转型的内在动力之一。

传播技术变革对政治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舆论的形成与发展会因为传播技术变革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这在目前这一轮以数字技术、计算机、互联网为特征的传播技术变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特网、微博、QQ等各种传播手段的运用使得信息传播的渠道更为多元且不再被垄断, 人人都能发布信息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网络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战场, 而这样的变化使得执政当局面临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全体公民可以以便捷迅速的方式发布消息, 并附以图片和文字来明确其信息的可信度, 一张随手拍摄的图片可能会最终引出一个腐败的政府官员, 一条瞬间转发的微信消息可能会引发新政策的出台, 这样的例子如今已不再新鲜。二是传播技术的变革使得政治精英们的意见能更迅捷地交流碰撞, 并为广大民众所认知和理解, 当国家领导人亲赴灾区的图像出现在电视上, 这无疑会增强大众应对灾难的信心, 并感受到从上至下的关怀, 有助于整个社会形成社会发展上的认同, 在新权威主义国家则会有助于社会形成对社会民主转型的认同。

人类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如果说传统文化的载体是竹简、书籍等文字为主的形态的话, 进入20世纪, 广播、电视、电影显然改变和重新塑造了文化, 进入网络社会后, 互联网成为文化交流传播最大的平台。传播技术的变革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大众教育成为可能, 教育技术经历视觉教育、视听教育、视听传播的发展轨迹, 即借助视听媒体辅助和传播教学的模式以及其他资源以促进学习, 网络课堂更是可以随时随地个性化地安排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进度, 这些技术的运用无疑使得现代社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传播技术的变革使普通公民能方便快捷地获取知识、学习文化。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民主制度的引进, 更是国民在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 更是文化的转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的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 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 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 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5]

传播技术的变革使得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信息渠道的畅通、瞬间直达, 使得各国在处理内部事务时不仅要权衡自身利益得失, 还要考虑对国际舆论的影响。闭关锁国的发展方式早已被科学技术的进步打破, 传统媒体是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 而网络则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双向交流, 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网络使得地球村的概念更加具体明晰, 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与联结更加紧密, 并通过各种信息的发布与比照前所未有地互相影响与促进, 各国对于国民民主权利的侵犯必然会招致他国的指责和批评, 如美国每年会发布别国的人权报告, 我国近些年也发布了美国人权报告, 对其民主现状作出批评。各国对于国内民主活动的镇压不仅仅会招致其他国家的批评和制裁, 甚至会招致别国的武力干涉。“阿拉伯之春”运动中, 正是由于新权威主义政权对民主运动的镇压被广泛地在各种媒体上传播, 使得国内反对派与国外势力里应外合实现了社会的民主转型。

传播技术变革在深层次上改变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等各方面的结构和格局, 使得社会民主转型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四、结论

如果没有大众传播技术的出现和普及, 就不会有民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传播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推动了社会民主的发展, 即使在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 新传播技术的发展也正推动着其民主向更纵深的方向发展。但传播技术并不一定直接对应着某种社会形态, 它是在对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的诸多方面的深层推动下, 潜移默化地推动社会民主的转型。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 如果把历史比喻为一辆前进的列车的话, 那么人们在印刷媒介时代乘坐的或许是一辆马车, 机械电子媒介时代乘坐的或许是一辆汽车, 而进入数字信息时代乘坐的则或许是一辆高铁。不同的传播技术就好比推动列车前进的不同引擎, 在当今这个高铁时代, 社会转型的速度将更快更难以阻挡。

摘要：传播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推动了社会民主的发展, 但传播技术并不一定直接对应着某种社会形态, 它是在对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的诸多方面的深层推动下, 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社会民主的转型。本文先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回顾了传播技术变革对于社会民主转型的影响, 然后探讨传播技术变革是否为社会民主转型的必然条件, 阐述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再从横向角度分析了传播技术变革如何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从而推动社会的民主转型。

关键词：传播技术,媒介,变革,社会发展,民主转型

参考文献

[1]约翰·基思.民主与传播媒介[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1992 (3) .中译本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民主的再思考[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272.

[2]E·M·罗杰斯.传播学史, 一种传记的方法[M].殷晓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511.

[3]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26.

[4]布里恩·温斯顿.技术发展的原因及其对传播内容的影响[J].来丰, 编译.新闻大学, 2001 (冬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