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新闻人（通用11篇）
网络新闻人 篇1
传播学的经典理论——“把关人”理论, 在网络传媒的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传统的传播机制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漏斗”模式, 信息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 只有那些经过筛选的部分才能通过“漏口”传播给受众, 而政府部门、记者、编辑等人就是处于“信息漏口”的“把关人”, 整个信息的传播呈现出“线性”特征。传统媒体中的“把关人”地位的取得与以上这种信息传播方式是分不开的, 传统媒介在信息获取和信息传播上有特殊的权力, 使得“把关人”能够掌握比一般大众更多、更原始的信息, 并且拥有对信息进行修改加工、决定信息的发布时机和发布方式的特权。
然而网络新闻传播环境大大降低了发布、传播信息的门槛。网络作为一种开放型系统, 它的“网状”结构使个人只需具备一台可上网的电脑, 就能很容易地获取信息和进行信息传播活动。信息资源的极大丰富、网络传播的及时迅速和双向互动等都使用户拥有极大的主动权, 而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记者、编辑设置好的内容。
因此, 在网络新闻传播的“把关人”研究中, 出现了各种看法和意见, 以下是笔者总结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在网络新闻传播中不再存在或不再需要“把关人”。因为网络的海量性降低了“把关”的必要性, 网络的即时性又降低了“把关”的可行性, “把关人”似乎不可能也不需要再存在。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网络新闻传播中, 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仍然存在, 但地位和作用大为削弱, 而网民已经成为网络传播的主要把关人, 即受众为自己把关。
还有一种得到认同比较多的观点是在网络新闻传播中“把关人”形式更加多样化, 作用更加重要。在网络新闻传播中, 目前常见的把关人有政府、网站决策者、经营者, 网络新闻编辑、网络论坛管理员、版主、主持人, 还包括“意见领袖”和每个网民。而网络上信息数量巨大而质量相对低下, 缺乏深刻性、权威性和可信性的现实, 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需要“把关人”来为自己指引和处理信息, 网络“把关人”的作用更加重要。
以上几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其相同的地方在于都认为甚至强调网络传播环境给新闻的把关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这固然是事实, 然而笔者认为, 目前网络新闻最应该引起重视的现实问题, 恰恰是因太过强调这种把关难度而导致了“把关人”, 尤其是网络新闻编辑自己放松了对新闻“把关”的要求。网络新闻出现的种种弊端, 不能不说与此有着很大的关系。
网络编辑是网络新闻传播中最直接、最重要的“把关人”
从网络新闻传播机构来看。无论是从覆盖范围还是从传播效果上考虑, 当前国内从事网络新闻传播的主要还是如下两种媒体:一种是传统媒体上网, 如由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 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等;一种是近几年兴起的商业网站, 如新浪网和搜狐网等。前一种网站的新闻内容基本上来自传统媒体, 由网络新闻编辑对传统媒体的新闻进行一定的修改加工后发布到网站上。而根据我国的有关政策, 后一种商业网站目前还没有单独采集新闻的权力, 它们的信息来源一般是对间接信息的转载和加工, 主要有三个新闻来源:一是转载传统媒体的信息资源, 二是编译来自外国新闻网站的新闻, 三是从网民的帖子中寻找和发现新闻。无论哪一种来源, 都需要网络新闻编辑对信息进行选取和加工。由于受众对这些有较好声誉和影响力的网络媒体认同度较高, 这两种媒体成为他们选择新闻的最主要来源, 于是这些媒体的网络新闻编辑自然就成为网络新闻到受众之间最直接、最重要的把关人。
从网络新闻传播“把关”的特点看。网络新闻传播中把关难度加大而把关程序减少, 传统媒体的新闻一般有记者、编辑、责编、总编的多层把关, 而网络新闻由于网络即时性的特点一般只有网络编辑进行单层把关, 他们要从海量的信息中迅速判断和挑选好的新闻, 随时随地进行跟进和关注, 用最快的速度把信息发布和传播出去, 这就更加凸显了网络新闻编辑把关的直接性和重要性。
网络新闻编辑在“把关”上出现的问题
网络新闻编辑在“把关”中过分注重满足受众的阅读喜好而导致新闻低俗化。心理学家研究成果表明, 受众的本我是趋向“享乐”与“刺激”的, 他们喜好“新奇”、“娱乐”的传播内容。网络新闻编辑意识到网络传媒要在众多的媒体中脱颖而出, 就必须注意受众的这一内在需求, 通过满足网民的阅读喜好来获得支持。但是, 在具体操作中, 往往过分迎合网民的这种心理而使新闻低俗化。
前面说过当前国内从事网络新闻传播的媒体主要是传统媒体上网的网站和商业网站, 前一种网站在建立初期只是传统媒介内容的电子化, 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并借鉴了商业网站的一些做法, 新闻慢慢出现了适应网络传播的变化, 网络新闻编辑会注意使网上登载的新闻比传统媒体的更“软”, 更具趣味性和通俗性, 其中不排除有的新闻有“庸俗化”嫌疑。而商业网站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 一开始便以受众喜好作为新闻的把关标准, 追求点击率的结果导致了新闻的煽情化、媚俗化倾向严重, 更为严重的是黄色内容充斥网络媒体。
网络新闻编辑在“把关”中忽视新闻的真实性而导致假新闻的泛滥。虽然假新闻并不是由网络传播造成的, 但网络这种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 对于假新闻的泛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监管难, 令假新闻滋生蔓延。考察网络上的假新闻, 我们可以发现除去某些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蓄意造假之外, 大部分都是在满足受众非理性的猎奇心理。网络新闻编辑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客观上信息的海量和迅速无法很好地考察每一条新闻的真实性, 但另一方面也常常是因为主观上在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
另外还有一种“部分虚假”的新闻, 主要表现为标题虚张声势、容易产生歧义、玩弄文字, 或是拼凑图片、张冠李戴, 与新闻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并无多大关系。这些做法目前在网络新闻中很常见, 甚至成为提高点击率的有力途径, 但它们在客观上造成了新闻部分的虚假, 严格来说也是“假新闻”。很多时候网络新闻编辑不但没有在“把关”中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自己反倒成为制造者和推波助澜者。
出现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
网络新闻编辑的“把关”受到经济因素的强烈诱惑。北美批判传播学学者发现了“文化商品”和“阅听人商品”:在后工业社会的条件下, 阅听人实际已成为一种商品, 大众媒介其实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 (卖方) , 而广告商则是买主。对于网络新闻来讲, 目前受众还很少能接受付费形式, 因此网站在新闻选择上往往偏好那些能获得更多的“眼球”的信息, 引起网民的注意, 然后再将这些网民的注意力“打包”卖给广告商获取利润。正是出于经济效益的渴求, 网络新闻编辑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自己的新闻能让受众产生“阅听”愿望, 而受众的喜好往往是不够理性不够严肃的, 这就导致网络新闻编辑在“把关”中有意无意地放宽了手中的标准。
网络新闻编辑的“把关”缺少规范性。目前我国的新闻网站从业人员相对较少, 还没有形成像传统媒体那样规范的组织, 把关人的环境相对宽松。相比传统媒体较完善的约束机制而言, 政府对网络的管理也相对宽松, 网络传媒本身缺乏强有力的职业自律, 受众对网络新闻也普遍采取较为宽泛的标准和尺度, 表现出比对传统媒体更大的宽容, 这些都造成了网络新闻编辑缺乏高度的责任意识, 在心理上就放松了对“把关”的要求。一项对“互联网与传统媒介信息可信度比较”的研究结果表明:传统信源正是受到来自职业的与社会的双重压力才得以向社会提供精确的、不带有偏见的信息, 而互联网上的信息则很少受到这些标准和压力的限制。 (1)
网络新闻编辑自身的“把关”素质不高。一般说来, 传统大众媒体的新闻编辑普遍都接受过良好的职业教育, 具有较高的职业水准,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他们把关的质量, 而网络媒体是一种非常依赖技术的新兴媒体, 网络编辑需要掌握比较复杂的技术, 如发布文字、图片、影音等内容, 制作网页, 操作专业系统等, 而我国的新闻教育还远未跟得上实际的需要, 因此网络新闻编辑往往由计算机专业背景的人员转行而来, 这就为他们的“把关”素质埋下了隐患。
综上所述, 虽然网络传播环境对传统的新闻“把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但是网络新闻编辑如果能够具有较高的自律意识和职业水平, 能够处理好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新闻质量与受众喜好之间的关系, 是可以改善目前网络新闻传播中的很多问题的, 这一点希望引起网络新闻编辑、相关研究者和教育者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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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海鹰、腾谦:《网络传播概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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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宏:《网络启示:后传播时代的到来》, 《现代传播》, 2000 (6)
网络新闻人 篇2
越是没落的时代越是充满种种吊诡之处，就说晚清吧，一方面政治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官员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另一方面其时的报刊又非常胆大，不时发表让人血脉贲张的文字。
1911年初创刊于武汉的《大江报》就是一份胆气冲天的报纸。1911年7月26日，《大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作者是奇谈（黄侃）。文章不长，抄录如后：“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痛巨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黄侃的评论意思非常明白：清政府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唯有“极烈之改革”（实际上就是革命）才能改变危局。文章刊出后，湖北当局极为惊慌，8月1日，他们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查封大江报馆，“永禁发行”，逮捕《大江报》主事者詹大壮、何海鸣。
湖北当政者“留意”《大江报》已不是一日两日，《大江报》是由《大江白话报》改造而来的，它一问世就表现出了鲜明的批判色彩。比如它抨击清政府的军官“视兵士如奴隶，动辄以鞭挞从事”，镇统“吞蚀军费百万有奇”，标统、协统“花天酒地，广置姬妾”；它讽刺主张将铁路路权收归国有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奉命接收商办铁路的总督端方、参与出卖路权的郑孝胥等人，号召民众进行抵制；它指斥清廷颁发的宪法大纲是“摧抑民气之怪物”，主张进行激烈革命„„湖北当政者早就想“收拾”它一下，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现在真是天遂“官”愿了。
《大江报》没有向污浊的强权低头。刘青松《天朝的天窗》一书载：报馆被封第二天，《大江报》同人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寻求声援，电文曰：“各报馆鉴：敝报昨夕被封禁、拘总理，乞申公论”。在法庭上，报社负责人詹大悲尽显英雄本色，他说：“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警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对“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他这样批驳：“试问政府近年外交，均用和平手段，如片马永租外人，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反美其名词曰和平解决！”他又责问法官，“试问立宪的诏旨是和平而来，抑是因乱而来？”法庭执意追查《大乱者中国之妙药也》的作者，詹大悲说：“此稿经我过目，不能问作稿之人„„一切责任均归我负。”
接到通电，全国其他报刊群情激愤，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白话日报》等发表专论，力挺《大江报》。《民立报》则两次发表于右任的文章，指出“《大江报》之在武汉，所谓有声有色者也。乃官场既封禁其报，又严拿其主笔。噫嘻！‘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我为之哭！”9月2日，《武汉白话新报》发表《大江报被封一月之哀辞》，对《大江报》表示支持。包括报界公会在内的汉口众多团体则举行各种集会，表达对《大江报》的同情和对湖北当政者的愤慨。极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当局的态度发生改变，他们原似对詹大悲等人“从重置典”，后来只好从轻判处罚金800元。
晚清政权如此凶残，当年的新闻从业者为何敢义无反顾地与当政者对抗？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的专制王朝，发展到1911年那个时候，既丧失了政权的合法性，也丧失了起码的号召力，不仅老百姓对这个政权特别绝望，一些有点见识的官员也不再听命于它，这从庚子事变时的“东南互保”和辛亥革命时的各省独立即可看出来。报纸是舆论的急先锋，其从业者对当时的人心世态非常了解。他们知道即使自己跟当政者对着干，当政者也不敢将他们怎么样，权力的无耻迫害行为太多，只会激起公众更多的不满，从而将政权一步推向火山口。
远在深山新闻人 篇3
这本书的作者周克冰，我以往并不相识。从什么时候起，我看到一张新闻业务小报《新闻桥》（四开四版半月刊）。这刊物上面每期都有一篇周克冰同志的两千来字的文章，首先是它清新活泼的文笔吸引了我，读起来如泉水般清澈。文章往往从一个小问题着手，从一个缺口插进去，引发出许多有趣的事实和议论，从小看大，作者从一个小问题阐发了一些大道理，实在难得。读这种短文比读那些结结巴巴的大文章要流畅得多、得益良多。
渐渐地周克冰同志与我交了朋友。我才知道他早已不是一个小伙子，而是五十大几的中年人了。别看他躲在吉林省吉林市《江城日报》编辑部的小角落里，他的眼睛却观察着全国全世界的新闻界。最近我才知道，那张《新闻桥》小报每期都还有几篇周克冰同志的化名文章，可见他用力之勤，开拓之深且广。他写的都不是新闻业务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新闻工作中的根本性问题。但他写起来似乎毫不费力，不摆架子，顺手拈来，涉笔成趣--这就是功夫。这些化名文章，你稍加注意，就能感到是周克冰同志写的。一个人的文章，不署真名而能显露其作者，说明它有一种风格，这很不容易。
中国这个封建社会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什么都讲等级。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县级……人也有等级，部级、厅局级、处级……不是有"局级庙宇、处级方丈、科级和尚"的笑话吗？记者自然也分级别。其实呢，地方报纸的记者未必比中央级报纸的记者写得差。只不过地处边缘，不大为人们熟悉罢了。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开始同地市级报纸有所接触，参加过他们的多次活动。我发现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才，于深山之中而不为人知晓。如果他们俯瞰全国，仰望世界，加之深入实际，潜心研究，是一定会从山沟里飞出几只凤凰的。
我们从前在山沟里办报，地穷人少，干部奇缺，编辑记者大多为中学水平，其知识结构远不如今天的地市级报纸工作人员，而我们那时出版的却是独当一面的大区报纸，也曾犯过一些政治错误，但叱咤风云，山河变色，一群小知识分子办出一张大报来。今天的地方报纸编辑记者，其政治文化水平远胜于当年农村战争条件下的革命报纸编辑部。只是时代变了，对人的要求更高了，才使得有些宝贵人才埋没于边远地区，有待于识马者去发现千里马，当然更要期望于这些埋在深山中的宝玉奋发图强、翱翔而出。
即时网络时代下反观专业新闻人 篇4
那么新媒体技术、社交平台是否解构了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呢?“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是否实现了话语权由大众传媒组织到公民个体的完全下放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
新闻依托事实存在, 这一点不以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伦理规范和信息技术手段而转移。新闻专业主义是伴随新闻的生产过程而产生的, 只要社会对新闻的基本诉求 (依托事实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新闻专业主义便仍具备可供分析的效用。
而新闻事实, 参考浙江大学吴飞教授与复旦大学黄旦教授的观点, 笔者认为大体可分为三个呈递进关系的层级。
第一层级, 简言之为单纯复述层级。这一层级指向的是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已经显露并展现为动态事件的表象事实, 如2015年2月台湾复兴航空失事的事件、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录制现场的情况。反应并再现这一层级事实的难度较小, 只要处于现场, 具备基本的观察能力、叙事能力与表达能力, 并且身边配有能够进行录音、拍照、摄像等功能的简易记录工具 (如手机) 便可。“拍客”随手记录与转发的事实便是这一层级事实的典型代表。
第二层级, 简言之为技术捕捉层级。这一层级指向的是在上一层级的表象事实的基础上, 对事件内在因素进行深入调查和访问、采用专业采访拍摄工具才能获取并记录的事实。这一层级的事实与报道者的知识储备和专业素养以及对信息进行挖掘与呈现时所采用的技术有关。例如, 排查台湾复兴航空失事的原因, 需要搜索黑匣子以调取监控录像, 对坠毁路线进行分析, 进而判断失事原因是技术原因还是人工操作失误等等。如果不具备灾难报道的专业素质、不配备专业的信息拍摄和呈现设备, 仅靠一般公众的口头描述是很难进行报道的。
第三层级, 简言之为政治准入层级。这一层级指向的是更为隐藏的事实, 往往关系到国家的顶层设计、政治环境甚至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 如徐才厚、周永康等“大老虎”频繁落马的事件, 独立记者后藤健二惨遭ISIS杀害的事件, 法德俄对乌克兰危机的协商与会谈的具体内容等等。仅仅具备第二层级中的知识储备与技术手段是不够的, 此类事件的报道要聚焦于事件背后的社会发展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局势, 对其进行采访报道需要“准入权”。例如, 若报道“薄王事件”一类的新闻, 因为涉及更隐蔽的权力斗争, 一般民众或许根本无法获得王立军出逃美领事馆的信息。再如, 对于就乌克兰问题进行的法德俄协商解决过程中德国总理默克尔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的电话内容也非一般记者可以得知, 更遑论普通民众。
普通民众或者所谓的公民记者参与新闻生产活动时往往局限于第一层级。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因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广泛而大量的不同种类的事实, 因而有机会成为某些具体事件的亲历者或目击者, 从而完成对这些事件的简单记录与传播。但是对于第二、三层级的新闻, 则往往要依靠专业化、组织化程度更高的传媒组织或个人完成。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随手转发传播正能量”的年代, 传播者并非都是新闻的直接生产者。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傅景华 (Fu King-wa) 在201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就是最好例证。研究人员在对新浪微博上的所有账号和发布的所有信息进行测算分析后发现——真正提供原创新闻的账号仅占注册账号的5%左右, 而这部分账号的所有者真实身份多半为专业的媒体人。这类媒体人大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网络大V。例如, 自媒体视频脱口秀《罗辑思维》的主讲人“罗胖”, 就是曾任CCTV《商务电视》《经济与法》《对话》制片人的资深媒体人罗振宇。他们往往为了摆脱传统媒体对于新闻报道的局限而投身新媒体以实现专业追求。
最后, 新闻的生产是否完全可以依赖“众筹”呢?的确, 人人都是新闻线人, 都为新闻事件的进一步突破和议题的设置添火添热, 民意倒逼官意早已不是新鲜事, 织围巾不如织“围脖”也早已成为政府从业人员和国家主流媒体的共识。然而一般公民由于缺少专业训练, 没有行业性组织对其进行职业操守的约束, 也没有专业报道工具等配套设施, 往往难以提供精确和有深度的报道。更有甚者, 甚至还会利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开放性提供虚假信息、扰乱正常的舆论秩序。
因此, 虽然“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已经不存在技术障碍, 但新闻场域的专业门槛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消融。在即时性网络传播大行其道的时代, 重提新闻专业主义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张丽丽.从Web2.0到Web3.0——看互联网泡沫消长[J].图书情报工作, 2008 (12) .
[2]方兴东, 张静, 张笑容.即时网络时代的传播机制与网络治理[J].现代传播, 2011 (5) .
[3]黄旦.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2 (2) .
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篇5
(一)“要热情”
作为一个报人,王芸生始终充满激情。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动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 王芸生自己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说:“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王芸生的这种热情更多是表现他的爱国情感的。当初能进入《大公报》,王芸生就是凭借着年轻人的那股浓烈的爱国之情与张季鸾笔战而得到赏识,之后在《大公报》的几十年,世人都能深切地体会到他的爱国情怀。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的《大公报》送检。《大公报》拒绝,于限期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社评《不投降论》,表达了大公报人对国家的诚挚感情:“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1941年12月,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购置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当天蒋介石就罢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丑闻则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
1943年2月2日,他读了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通讯,心情激荡,挥毫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社评:“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此文一出,人们争相传阅,蒋介石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三天后,《大公报》的发行量从每天六万份猛增到十万份。
1943年3月,王芸生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力,在重庆发起“爱、恨、悔”运动,以《大公报》为阵地,以文章为武器,来振作人心,改造社会,以挽救日甚一日的颓风。“我们要爱,爱国,爱族,爱人,爱事,爱理;凡我所爱的,生死以之,爱护到底!我们要恨,恨敌人,恨汉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损人利己,对人无同情,对国无热爱,贪赃枉法,以及做事不尽职的人!我们要悔,要忏悔自己,上自各位领袖,下至庶民,人人都要低首于自己的良心面前,忏悔三天,省察自己的言行,检视自己的内心,痛切忏悔自己的大小一切的过失!”
像王芸生这样的社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当年他所写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一文,虽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周恩来对王芸生文章的评价却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李纯青对王芸生的评价是:“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富有热情和充满朝气的人。
(二)“要平常化”
1936年5月8日,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新闻事业与国难》的演讲中说,新闻“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这番话代表了他作为一个独立报人朴实而坚定的追求。在那些风云变幻的岁月中,身处艰难处境的王芸生不忘新闻事业的根本,用平常的心态、平常的笔触和平常的写作思路来书写不平常的事件、时局和政客。从前文提到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我们就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貌。在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王芸生用异乎寻常的平常心态去真实、客观叙述中日六十年的外交史及中国六十年来的屈辱史,“贡献国人以正确的史实”是其目的,在平常、客观的娓娓叙述中,引发国人深刻的思考。特别是在抗战期间,王芸生依照“平常化”原则写的很多抗日报道,使《大公报》,也包括他个人的影响和声誉达到了顶峰。纵观王芸生的文章,我们看不到标新立异、故弄玄虚,有的仅仅是质朴无华、客观实在。唯有这样,才会赢得读者的信赖,赢得报纸良好的声誉。
(三)要勇敢
在追求真实的同时,王芸生还要求报人要勇敢。他认识到新闻记者最需要仗义执言,敢说真话,最忌讳趋炎附势,阿谀奉迎。1944年,已经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芸生在燕京大学的演讲中曾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王芸生对新闻记者的这种要求体现了职业报人的理念。在他看来,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发表言论,记者都不应受到权势和任何外界的影响,“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可以无愧为一个新闻记者了。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王芸生的这些思想,对当今报人来说,仍是可遵循的原则,也是作为一个职业报人的追求。王芸生本人就是“敢言”的典范。作为《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他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敢言政治,反映民声,使报纸成为民众的喉舌。
(四)始终坚持言论自由独立
早在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之前,他就已经确立了“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的新闻思想。虽然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共产党,但早已登报声明退党。“我们是靠做报吃口饭的人,在政治上没有派别,纯凭国民的良知,来谈谈这个大问题。”进入《大公报》之后,他深受张季鸾的“四不方针”的影响,对“四不”方针一直奉若神明。正因如此,王芸生才会是一个非国非共的中间派,也才会从一个纯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来对待国共两党。王芸生曾经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为了保持独立的言论,王芸生不为名利所诱惑,始终坚守自己内心的阵地。一位国民党要员想在《大公报》登一篇文章,派人往他家送厚礼,家人不明真相收下了,他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写信要求把礼拿回。陈诚邀他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处处长,他回答:“我服从司马迁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言下之意他头上戴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陈诚表示不要他办公,举荐一个副处长即可,他还是不答应。陈又送给他一个设计委员的聘书,不用办公,每月可拿三百元津贴,被他当场退回。张治中做部长时也给他送了聘书,照样被他退回。在他看来“不做蒋家官,不拿蒋家钱” ,才能保住自己独立思考、自主发言的地位。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都知道,蒋委员长每日必读《大公报》,办公室、客厅和卫生间各放一份,以备随时翻阅。因此,许多军政要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总希望在《大公报》上露露脸,不少要员甚至亲自带上红包登门拜访王芸生,但无一例外遭到严辞拒绝。戴笠派人送的重礼,甚至被扔出了家门。
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对国民党政治腐败的厌恶,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抵触,对国民党压制新闻自由的批驳,等等,经常可见诸于王芸生的文章当中。就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发表《莫失尽人心》和《为江浙人民呼吁》这样的社评,揭露、抨击国民党官员借接收之机大肆劫夺的行径。随着和平化为泡影,内战烽烟四起,1946年后他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社评,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陈布雷为此公开声明“我在精神上和王芸生绝交。”甚至还有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大骂王芸生“响应共党匪徒”的“武装叛乱”。
而王芸生对共产党的批评指责也会出现于报端。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两次和王芸生等大公报人见面。胡政之以个人名义在报社宴请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时,口无遮拦的王芸生直言要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10月25日,他发表《为交通着急》社评,批评共产党。11月20日,又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1946年4月16日,他在《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于18日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而且,在对自由精神的思索与实践方面,王芸生秉承张季鸾的独立精神,并在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上看得更远。抗战刚一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得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1947年6月5日,王芸生发表《逮捕记者与检查新闻》社评,“从6月1日天未亮的时候起,本报连续遭遇三件不幸:一、重庆本报八位记者曾敏之等被捕;二、本报驻广州特派员陈凡被捕;三、天津自6月1日又行新闻检查,本报津版特受苛遇,凡属专电特稿大半检扣。这固然是大公报的不幸,其实更是国家的不幸。……民主政治的起码条件,是尊重人权,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并尊重舆论。……尤其是捕记者,检查新闻,显然是与保障自由尊重舆论背道而弛 。”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勒令停刊,王芸生挺身而出,不仅写下了《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评,“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接着,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联名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这是《大公报》文人议政传统陨落之前最后一轮辉煌的跋涉。国民党《中央日报》为此连续发表《在野党的特权》、《三查王芸生》等文,污蔑、攻击他是新华社的“应声虫”。王芸生并不畏惧,发表《答南京中央日报两点》予以反驳。同年,王芸生在复旦同学会上对国民党政府的压制新闻自由有一段精彩的演讲:“……因为当前政治环境注定报纸、杂志不能进步,现在政府对报纸的钳制不仅打胎,简直是避孕”,“现在做报的是在空气、阳光均感不足的条件下存在,要拯救报纸,就是要自由、民主。不自由就受空气配给了”。
对国民党批评也好,对共产党指责也罢,虽然王芸生身上有很多那个时代所赋予的思想局限性,特别是他对共产党的一些批评指责,往往有很大的误会、曲解,甚至谬说的成分在里面,但他毕竟只是一位站在中间立场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始终是一个自由独立的民间爱国人士。而且,他也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他自信“我的报自然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生活史料,我的文章也不至太对不起我的国家。”作为一个大时代的产儿,他亲历了这个时代的风雨血火,他炽热的文字因此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见证之一。他以其热情、无私、远见献身于新闻自由事业,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从1929年到1949年,他在《大公报》的二十年,将是后世有志于言论报国的人们永远的话题。
美国人出现“新闻疲劳” 篇6
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很多18~34岁的年轻人因被大量标题新闻和简讯“轰炸”, 无法及时接触深度报道而患上“新闻疲劳”。
2007年,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人种学研究公司研究人员对美国、英国和印度6个大城市的多名18~34岁的男女进行了调查, 旨在设计出符合年轻人口味的新闻发布模式。结果显示, 与年龄较长的人喜欢从电视和报纸上获取新闻不同, 如今年轻人更喜欢通过网络这种快捷方式获取新闻。这类新闻最开始往往以标题快讯的形式出现, 之后以简短新闻形式更新, 最后才按不同媒体所需汇总出体裁各异的新闻故事。
调查还发现, 年轻人渴望获取对某一新闻事件及时的深度报道, 但由于他们在浏览新闻网站时往往被快讯和简讯形成的信息海洋“淹没”, 所以很难如愿。“我们的观察和分析表明, 消费者的新闻‘配餐’因事实和标题新闻过量而显得不均衡, 新闻工作者应努力使读者更容易获取深度新闻报道。”参与研究的人类学家布林科夫说。
新闻人职业伦理的发展 篇7
一、我国古代道德伦理思想对当代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影响
我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新闻职业道德思想的因素, 新闻职业道德继承了古代伦理道德中优秀、合理的成份。先秦诸子十分重视的“诚”、“信”、“实”、“公”, 这些都是现代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先驱。所谓“诚”, 即传播信息要真实, 不虚假。孔子云:“道听途说, 德之弃也 (《论语阳货篇》) ”。“信”, 即宣传者要守信用。荀子云:“知之曰知之, 不知曰不知, 内不自以诬, 外不自以欺”, “实”, 就是要注重事实。墨子云:“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 必以众人耳目之实, 察知有与无为议者, 诚惑闻之见之, 则必以为有, 莫闻莫见, 则必以为无。”“公”即客观、公正。孔子云:“巧言令色, 鲜矣仁 (《论语学而篇》) ”, “巧言乱德 (《论语卫灵公篇》) ”, 儒学重视的诚、仁、忠、信、义等伦理思想, 都是今天中国新闻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诸子的思想为中国现代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起了一个很好的奠基作用。
二、中国近代新闻职业道德的发展情况
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到近代才开始纳入到新闻学研究的范畴。这一时期, 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发展也较快, 许多人开始直接讨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1815年, 历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马六甲, 标志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诞生, 新闻职业道德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出现而应运而生。1859年, 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洪仁玕在其施政纲领《资政新篇》的“关于太平天国之办报条陈”中论及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品德问题, 提出新闻官必须是“性品诚实不可阿者”。1876年, 我国早期报业先驱王韬发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的论文, 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1919年, 徐宝磺在《新闻学》中把“提倡道德”作为报纸的六大职务之一被提出来。1923年, “吾国新闻界泰斗”邵飘萍在我国第一本新闻采访学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中, 把“品性”作为记者资格的第一要素, 认为:“所谓品性者, 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1933年, 郭步陶在出版的《编辑与评论》一书中指出:“品格”应是养成编辑者最重要的第一元素。1934年, 任白涛在《综合新闻学》中以“新闻职业道德”为题, 进一步又用专章论述新闻职业道德, 这是我国报人、学者第一个用专门的章节论述新闻职业道德的书籍。
三、新中国成立后新闻职业道德的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 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新闻职业道德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基础。1950年7月范长江在华东新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提出的“四个信条”, 这是新中国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雏形。在党的关怀和重视下, 新闻事业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最得力助手。由于建国以来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因此新闻队伍虽历经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 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优良职业道德传统仍脉络相承。社会主义新中国颁布的第一个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条例是1991年1月19日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讨论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这标志着我国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此《准则》在1994年与1997年两次修订后更为完备。作为对《准则》的补充和完善, 相关部门陆续制定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工作守则或规范措施。如《中央电视台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 (1993年6月7日颁布) 等。这些守则和措施是我国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们对于我国新闻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 讨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的文章也屡见不鲜, 如黄瑚的《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系统地讲授了现代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的基本原理, 包括新闻工作与新闻职业道德、社会主义新闻职业道德的主要规范、社会主义新闻职业道德的评价等。蓝鸿文主编的《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是迄今为止出版的所有新闻伦理学著作中, 对新闻道德自律信条搜集得最为完备的书籍。可以说到了20世纪末, 我国的新闻职业道德理念已经非常成型。■
摘要：新闻职业道德是调整新闻界与社会普通大众之间、新闻媒体之间、新闻从业者个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准则。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各国的新闻传播界都很关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 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理念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并且都与其所处的文化有关。本文主要是分析中国当代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理念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理念,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陆世鸿:《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1947.
[3]蓝鸿文:《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1.
[4]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史料[M].开明书局.1951:41.
电视新闻人如何克服“本领恐慌” 篇8
“本领恐慌”是指面对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和新目标的挑战, 担心自身素质不适应, 缺乏知识和技能而产生的惶恐不安的情绪。直白地说, “本领恐慌”就是知识恐慌、能力恐慌。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 传媒行业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数字化洗礼。这种情势之下, 传统媒体会产生一种学习掌握新媒体技术、自觉运用新媒体渠道的内生动力, 这就是融媒体产生的背景和动因, 也是传统媒体需要面对的新课题。然而融媒体发展没有经验可循, 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迷茫与未知, 成为当下不少电视人产生“本领恐慌”的主要原因。
媒介融合正处于如火如荼的进程之中, 业界正在经历从观望到质疑再到适应的过程。任何改革都不会轻轻松松, 而决定改革成败的最关键的因素, 也是最有活力的因素, 仍然是人的因素。因此, 当下的电视新闻人需克服融媒体时代的“本领恐慌”, 自我革新, 树立新理念。
一、具备重构新媒体、重塑融媒体的本领
融媒体发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开办了新闻网站, 开设了官方微博、微信, 建立了客户端。传播手段上多元化, 也并不等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实现了深度融合发展。所谓深度融合发展, 是要对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进行重新解构与认识, 然后加以利用, 拉长传统媒体的短板, 实现融媒体重塑。今年3月, 张家港电视台《张家港新闻》对栏目的公众微信平台进行全面升级, 不再仅仅是对当天新闻信息进行简要发布, 而是专门成立了由4位记者组成的微信小组, 对每天的微信内容和活动进行深度策划。先后开展“首届港城萌娃大赛”、“父亲节晒微笑”、“就业我帮您”等活动, 逐渐形成了微信线上推广、电视栏目线下跟进互动的良性运作模式, 取得了1+1>2的效果。三个月时间, 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微信粉丝量从原来的不足千人提高到了10万人以上, 占到全市总人口的8%。由于有栏目的扶持, 《张家港新闻》公众微信平台影响力日益扩大, 成长起来的微信平台也在反哺栏目。例如, 目前每天的微信爆料有效信息在10条左右, 这些新闻线索不但丰富了日常电视节目的内容, 也让《张家港新闻》这一时政类综合新闻节目走进百姓生活, 更接地气。此外, 《张家港新闻》即将推出的子栏目《朋友圈》也是基于微信公众平台而形成的一个汇聚和发布、讨论微信话题的融媒体节目形式。
二、具备自我创新、生产新内容的本领
融媒体发展要求传统媒体的采编人员能够充分认识新媒体传播技术的特点, 生产出适应这些特点的内容。为此, 传统媒体的采编人员需要改进、调整传统写作习惯, 既要坚持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也要在形式上更贴近新媒体的技术特点。今年6月2日, 张家港迎来了入夏以来的首场大雨, 24小时内降水量达到219.6毫米, 达到历史极值。当天的电视节目, 在头条报道了与降雨有关的新闻, 除了关注大雨造成的影响, 也报道了各部门抢险工作动态。尽管报道非常扎实详尽, 但如果把这条电视新闻全部照搬到微信平台上却很难形成吸引力。为此, 微信编辑组对这条新闻进行重新编辑, 用更加形象生动的方式对大雨的影响进行描述, 重新设计了标题《115个沙洲湖昨天砸向港城, 2万只鸡被淹死》。这样的标题不但直观地反映大雨之大, 也更生动地反映了大雨给百姓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 当天头条点击量达到26000, 占到总粉丝量的近三分之一。之所以这条信息会得到大量的关注, 除了选题具有吸引力, 微信改编功不可没。可见, 由于传统电视新闻与新媒体传播方式有本质的不同 (一个是一对多线型传播, 一个则是多对多的碎片化传播) 。因此, 即便是同一个新闻题材, 当从电视屏幕上走到手机屏幕上, 其报道的切入点、信息选择, 都需要进行重新加工和改编。如此, 才能提高信息的到达率, 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三、具备运用新媒体渠道树品牌的本领
品牌是传统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是媒体的软实力。新媒体的互动性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 传统媒体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渠道优势, 拓展品牌的影响力。今年4月, 一位大葱种植户向《张家港新闻》栏目微信平台反映今年大葱滞销, 栏目组迅速策划, 报道了爆料人大葱滞销的情况, 还走访多个种植基地, 采访当前大葱种植和销售方面的现状, 并深入分析大葱滞销的原因, 为种植户提供相关建议。这条信息也在微信平台上发布, 并发起“爱心向前‘葱’”公益行动, 向社会广泛征集爱心人士, 帮助葱农销售大葱, 首批参与活动的5家爱心企业从困难葱农那里购买了1500公斤大葱, 解了葱农的燃眉之急。这一活动的成功运营是一次有益尝试, 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专业性与新媒体的互动性进行有效整合, 形成合力, 提升了栏目的社会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 改变了以往受众对于《张家港新闻》这档时政类新闻栏目的刻板印象, 树立了栏目的公益品牌形象。融媒体时代, 传统电视媒体需要思考如何借助新媒体平台走大众路线, 让节目更有温度, 俘获观众的心。
新闻人应具备的素养 篇9
一、专注新闻事业, 坚定职业理想
新闻记者是新闻人的代表和核心力量, 记者到底是做什么的?原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詹国枢曾经说过, 放平心态来想, 记者就是一个记录者, 就是记录我们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 和街上骑自行车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什么区别, 记者的服务对象是眼睛馋了想看新闻的人, 这些人想看什么我们就在媒体上报什么、播出什么, 满足他们的新闻欲。记者的工作实际是服务工作。这样的定义, 虽然有些降低“身价”, 远离了一般人眼中新闻业的“高大上”印象, 但真正的新闻人, 是懂得其中朴实、贴切含义的。新闻媒体确实就是服务, 为大众服务,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新闻贴近大众才有生命力, 新闻从业者特别是记者也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 采集鲜活引人关注的事件, 报道时代的变迁。想从事新闻业的人不能被所谓的光环所误导, 要有把新闻当成事业来追求的理想和信念, 衣带渐宽终不悔, 这样才能有所成就。
当然, 从目前来看, 大部分新闻从业人员的收入处于中等水平, 但新闻业的价值不能简单地用金钱来衡量。一些新闻单位具有公益属性。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旦说, “一个真正具备职业化素养的人, 有一些事情并不只是为了金钱的目的才做的。”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新闻人的收入是三份“工资”, 第一份是物质工资;第二份是情感工资;第三份是精神工资, 是一种信仰, 相信新闻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而且不会让人生枯燥。
纵观国内新闻界前辈, 如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穆青等, 那些为新闻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大多是情系民族命运、胸怀报国理想、热爱新闻事业的人, 他们通过新闻, 寄托着对国家民族的情感, 表达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切。范长江曾说过, “一个记者, 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 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铁肩担道义, 辣手著文章, 是中国新闻界历来的优秀传统, 是新闻人的理想抱负,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当下, 新闻人也是时代的建设者, 通过反映百姓呼声, 疏导舆论热点, 反映社会公平与正义, 传递社会正能量, 担当着新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二、打牢基本功底, 不断提“素”升“级”
新闻媒体属于文化创意产业, 是文化的载体, 如果新闻人的文化深度不够, 自然难以胜任新闻工作。因此, 新闻人是需要终身学习的, 知识和能力在实践积累中不断提升, 这也是新闻职业的魅力所在。新闻人应该保持强烈的求知欲。首先是学好语文, 特别是古文, 增强文字功底;其次是学好业务, 理论与实践不断结合;还要当好杂家, 培养自己广泛阅读、收储信息的习惯, 积累知识, 拥有宽广的知识和人脉积累, 熟谙国家政策, 对某些行业有比较深的了解和造诣。以上这些都称得上是新闻人的基本功底, 扎实深厚了, 工作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新闻记者必须做个有心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常说的一句话是“记住出门跌个跤, 起来也要抓把土”, 意即在“没有新闻的角落”, 学会发现新闻、挖掘新闻。媒体人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热心关注被“习惯”忽视的社会问题, 对热点焦点新闻资源要充分利用, 深入挖掘, 刨根问底, 把问题弄清楚, 满足大众的需求, 促进社会服务的完善和进步。
时下已进入全媒体时代, 媒介环境的整体变迁带来新闻传播内容、渠道、方式以及传播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并使其呈现出诸多全新特质, 这些都对媒体人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媒体人不再是为一个单一的媒体服务, 而是为媒体集团内的多个媒体平台服务。记者采集回的信息, 要既能为报纸供稿, 又能为广播电视制作节目, 还能为网站、手机媒体提供稿件和图片等, 媒体人要努力适应形势变化, 学习掌握多媒体技术, 具备搜集、发送、处理各式文本、照片、图表、动画、视音频等资料的能力, 不断提高素质, 升级大脑“内存”。
三、加强道德修养, 树立良好形象
新闻工作是受人尊重的职业, 也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职业, 这决定了新闻人的职业道德较之于普通公民的道德, 有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如果缺乏新闻职业道德, 就失去了新闻工作者最根本的基础。新闻媒体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监督的权力, 是一种公权力, 任何时候都不容被滥用、被玷污, 新闻工作者需要“道德的血液”来滋养自己。有道德的记者, 笔下才能有浩然正气, 每个新闻人都要牢记厚德载物的古训, 努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位哲人说过, “在道德的力量中, 真实是最具有震撼力的。”面对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 各种诱惑, 新闻工作者不能违背良心写报道、作文章, 为了经济利益做出违背道德甚至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中国记协名誉主席邵华泽曾告诫:新闻工作者也是公众人物, 天天要和读者、观众见面, 新闻工作者在关注社会的同时, 社会也在关注着新闻工作者, 希望从业人员加强道德修养和价值观修炼, 在全社会树立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党和政府通过媒体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一个好的新闻人, 心里要装着人民群众, “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社会效益优先,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方法论, 把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心声统一起来, 打造出符合时代的新闻佳作。
摘要：新闻业作为一个备受社会关注并被大众寄予厚望的行业, 近年来蓬勃兴起, 并吸引了大量从业者。职业新闻人应具备哪些素养?这既是新闻人从业的门槛, 也是做好新闻事业的主要衡量标尺。
关键词：新闻人,素养
参考文献
[1]尹靓.《全媒体时代新闻人应具备的媒介素养》.青年记者, 2012年1月下.
[2]邢发亮.《新闻工作者应具有建设者心态》.红旗文稿, 2014年第4期.
何力：传统新闻人的互联网大冒险 篇10
获奖理由
他是中国传媒市场化20年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他的职业履历，就是一份财经媒体25年来在市场大潮中求新、求变的说明书。2014年，他带着新生的“界面”，老兵归来。他在移动互联的新平台上，继续做高品质原创新闻的坚守者，同时也成为自媒体共享互联的召集人。他以亲身经历诠释了，潮起潮落中的新闻人，转身永远精彩。
何力已经想不起，自己是在哪一个确切的时刻，萌生投身互联网之志的。
“其实我几乎没有自我选择，都是被时代裹挟着向前走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多家知名财经媒体的总编辑，转型为界面（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CEO，现在的何力，在两个小时的采访里，不断抛出专业的互联网用语：“界面目前每天更新100篇左右的原创新闻，一个UV（独立访客）大约能带来10个PV（点击量）。”
他带领的脱胎于传统媒体的团队，也在艰难而卓有成效地向真正的互联网企业转型。2014年末，界面推出了“自媒体联盟”计划。他希望将界面打造成一个类似天猫的平台。“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家又一家的店铺，但卖的是新闻和原创内容。”
这与传播学者喻国明的观点不谋而合。喻国明称，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其基本要求就是开放。一切试图“粗暴简单地植入”互联网因素的媒介转型逻辑，都是错误的，未来的方向，是“平台性媒介”。
被时代裹挟着向前走的何力，同样也在以一己之力，寻找着、推动着媒体转型的时代大潮。
几度触网
何力第一次亲身感到互联网的革命性力量，是在2005年。
当年，任《经济观察报》总编辑的他去美国参加培训，参观了彭博社等新闻机构，已经能明显地感受到互联网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即过。
真正付诸行动，已是2009年。其时，他已出任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第一财经周刊》的总编辑。他和公司董事长高韵斐希望，能对公司架构做一个改革，将公司所属的日报、周刊、电视、广播和网站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平台，所有记者都为这个平台供稿，编辑则负责将稿件从不同渠道分发出去。
这一类似互联网媒体架构的扁平化改革只进行了短短数月。不久后，何力离职，去了《财经》。据他所知，后来的改革并不如人意。
2011年初，他创办《全球商业经典》杂志，出任总编辑。杂志的投资方是万达集团，设定的目标读者是商业界精英。虽然运用了新媒体的宣传造势手段，这仍是一家典型的传统媒体，投射着他的文人情怀。他曾希望，这将是他创办的最后一本杂志。
两年半后，他离开了这家杂志。之后有媒体爆料，杂志在三年内烧掉了4500万。
不久后，他在《第一财经周刊》时的同事华威向他提议，做一个财经与金融信息服务的新媒体项目。针对投资者，创建一个信息服务网站，类似彭博新闻。他几经思考，同意加入。
2013年夏天，他开始再创业。这一年，他51岁，进入传媒行业24年。
原创新闻互联网平台的时代到来
2013年初秋，何力凭着自己的人脉关系，四处寻找投资。卓尔传媒集团成为最早的投资方。
他也去见了老领导高韵斐。10月29日，他接到了高的电话，询问项目进展。头一天，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宣布重组，整合为上海报业集团，高出任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这之后，事情发展之快，出乎何力的意料。
上海报业集团决定主导并投资，成为了项目的控股股东。至2014年春夏，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联想弘毅、小米科技和奇虎360相继决定投资入股。先期投资约为9000多万人民币。
2014年9月，界面（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何力出任公司CEO，华威任总裁。公司业务主要由华威负责，何力则主要负责对外事务，包括融资、宣传和政府关系等。
为了和上海报业集团旗下主打政经新闻的澎湃新闻网站相区分，界面定位成专门针对城市公司人群的商业新闻、信息平台。除新闻外，也提供大公司招聘信息，撰写上市公司分析报告，从事高端电商等。
按照2005年出台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分为三类。第一类，由新闻单位设立，可登载的新闻信息不限于本单位。第二类，由非新闻单位设立，只能转载新闻信息。第三类，由新闻单位设立，只能登载本单位已播发的新闻信息。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属于第二类。隶属于上海报业集团的界面，理论上则属于第一类。根据2014年的最新规定，还可以发放记者证。
何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十年，互联网新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使读者能更便捷地获取海量新闻，但并没有大幅度提升原创新闻报道的水平。陈彤离开新浪，意味着传统新闻门户网站的时代走向结束，基于社会化传播大潮的新一代原创新闻互联网平台的时代即将到来。
“自媒体联盟”
2014年9月22日凌晨，界面网站公测。上线语里写道：“我们把服务放在新闻之前。”
何力和团队一起，守在电脑前，看着后台访问数据的更新。他原先设想，会有瞬间而至的大规模访问量。但这一夜，数据爬升缓慢，距离他们的期待值很远。
“以前媒体人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这个巷子太深了。是会有人来，但来的速度太慢了，互联网时代，不允许这么慢。”何力说。
团队决定，调整公司的定位，打造两个不同的社区，一个社区针对投资者，另一个社区则吸引公司白领。
界面的核心用户，是城市公司人群。他们工作和生活在城市，是H&M、ZARA、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星巴克等连锁品牌的主要消费群体。因此，界面将快速消费行业新闻放在了突出位置，以更贴近读者。100多人的采编队伍中，消费组是大组，仅驻上海的记者便有10人左右。
公测的数据显示，80%的流量都来自移动互联端。“除了半夜流量比较小，界面其余时间的流量很均匀，没有最高点。也就是说，读者的时间是碎片化的，他们随时随刻都有可能打开手机，登陆界面。”何力解释说。
根据这一特点，界面每篇稿子的长度定为800字到1000字，标题、导语、关键词都有着鲜明的互联网特色。
2014年11月，界面推出了“自媒体联盟”计划，希望能吸引具备独立原创能力的自媒体加入。
界面的第五封《致用户》中写道：“我们不可能生产所有好的新闻和内容，我们不可能不依靠外部传播的力量，你不可抵挡互联网的真正强大之处，没有人可以独立支撑起垄断型优势。”
何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媒体运营者在这个平台上获得的广告收入，界面甚至可以不分成。界面更在意的，是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看的内容，以及让更多的白领看到界面。
自媒体联盟召集令发出后，几周内，就有2000多个微信公众号汇集到界面，覆盖财经、科技、生活、地产、汽车等20多个领域，包括吴晓波频道、中国三明治、郎club等。
界面希望，通过自己的编辑优势，加上自媒体联盟的资源，最终实现每日生产优质内容1000条。
媒体人何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一名CEO。言谈间，他对界面的未来充满期待。他希望，如果政策条件具备，公司能尽快上市。
但有些事情是没有变的。比如，采访的过程中，他就接到了五六条来自主管部门的短信。此外，界面有一个“长篇”栏目，专门做特稿。与短平快的千字日常新闻不同，这个栏目慢工出细活，主要在周末向喜欢深度阅读的用户推送。
对性价比的问题，他只是微微一笑。“从一定意义上，长篇文章体现着我们的社会责任。一家媒体内，总要有一个部门做这样的事情吧。”
何力
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1989年进入《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1月起，历任《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和社长、《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财经》杂志主编、《全球商业经典》杂志总编辑和“界面”CEO。
改制下党报新闻人必备的素质 篇11
要有强烈的竞争思想
我们党报新闻人, 必须放弃“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等、靠、要的思想, 必须强化竞争意识, 具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要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有创新精神。要突破长期的那种习惯性的采编老作法老套路的“重复性劳动”, 进行创造性采编活动。在大的原则下, 对新闻价值不断地剖析、探索。因为新闻事实中含有各种显性、隐性信息与价值。新闻价值转化成社会效果, 不全等同的。必须在尊重新闻规律的前提下, 发挥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 深入挖掘, 使新闻事实中蕴含的各种显性和隐性信息与价值得以充分的展示, 发掘出独特的新闻事实, 独特的视角, 独特的观点, 形成独特的创意, 出新品精品, 才能在竞争中取胜。普通新闻是缺乏传播力和竞争力的。
一定要加强编辑能力。编辑是新闻的再造与升华。我们不但研究新闻, 还必须研究与新闻相关的种种问题, 因为新闻与社会的联系是很密切的, 有许许多多的新课题和不断变化着的多种因素对新闻产生影响, 为此我们必须不断研究新闻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及边缘深入学科, 这样才能在新闻的内容和形式诸方面赢得读者欢迎。而且一定让新闻稿件的文字表达充分, 编辑恰当, 版面、标题设计得精巧美观、大方醒目。报道的时间要强调“第一次”报道;报道的时机, 要选择社会最需要的时候。这样才能将人们最关心、最想知道的新闻采编出来, 奉献给读者, 才能获取社会效益, 广告经济效益和发行量, 使报业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要强化合作能力
在今后激烈竞争的新闻舞台上, 合作能力是新世纪对新闻人的一个高要求。西方有位学者说:21世纪的人最应具备的是合作能力。和过去相比, 21世纪是世界联系最广泛、最多的一个世纪。因此能否具备很强的合作能力是衡量一个新闻人重要标准。新闻是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报纸等各种媒体, 是媒介是桥梁, 能促使各种信息沟通, 可带动各个阶层思想、观念的碰撞, 各种文化交流、融汇, 进行社会各种资源整合, 形成新层面的统一和谐, 互动共蠃, 创造出新的经济价值。这些往往取决于新闻人的合作能力的大小。作为新世纪的新闻人, 特别是党报记者, 在知识快速更新, 竞争激烈的时代大潮中, 更应该具备合作能力, 成为社会活动家。放下过去的架子, 深入受众, 贴近受众, 有自己思想, 有博大胸怀, 能为大多数人着想, 这样才能与人勾通好, 从事好多边合作, 真正起到桥梁、媒介作用, 互动共蠃, 创造出新的经济价值, 使宣传价值、经济价值和报纸发行量三蠃!才能使我们在推向市场的改革大潮中, 抓住历史机遇, 阔步发展。
要提高信息利用水平和判断能力
新闻是选择的艺术, 是及时判断的艺术。新世纪的新闻人面对先进的传输技术, 获得的信息量大增。缺少的不是信息, 而主要是如何利用好信息资源。很好很及时地对大量信息判断、选择, 如何通过诸多看似缺少联系的信息和一些分散零乱、无形的事实进行充分调动和集中, 进行综合分析, 使隐性的信息与新闻价值得以发拙, 从中找出更多更有价值新闻来, 成为显新闻, 形成宣传态势。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说:“信息利用水平应是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今天的记者尤其需要具有人文、经济、历史等知识背景和分析能力。
要强化自觉的法律意识
一定程度上讲,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随着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强化和社会的进步, 法制已在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保护和制约作用。因此, 今天的新闻人必须应有强烈的法律意识, 必须学法、知法、懂法、用法, 只有这样才能在纷纭复杂、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掌握报道的主动权, 保护好新闻单位和自己应有的权益。今天, 状告记者、新闻单位的案例日益增多, 这表明我们新闻人的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很有必要提高和增强。